作者：曹顺庆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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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文化与文论(30)试读：
传播符号学理论
走向符号学：新闻学研究的拓展与深化
蒋晓丽摘要：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新闻传播的生态与格局，也使传统新闻理论的解释力和预见力大大降低。在此语境下，寻求突破与创新是新闻学研究必须有的一种态度。从符号学视野来看，新闻的生产、传播与收受，其本质是一系列符号化过程。鉴于此，走向符号学，有助于新闻学研究获得拓展与深化。
关键词：符号学 新闻学 传播 能指游戏一、现实语境：新媒体技术发展与传统新闻理论解释力降低
我们所熟知的传统新闻学研究，是一门以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新闻现象为对象，以报纸、广播、电视等专业化新闻机构的新闻实践为中心，以探索新闻及新闻业产生、发展的特殊规律，新闻事业与人类社会的关系，以及专业新闻机构与职业新闻人如何真实、客观、全面地“反映”新闻事实的职业理念等为内容的学科。从20世纪80年代起一直延续到今天，在以报纸、广播、电视等为主导的大众传媒格局中，在新闻传播实践主要以专业化、规模化的新闻传播机构为主体的传媒语境下，这一学科定位具有相当的解释力与说服力。
然而，随着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与移动通信技术的大力发展，随着新兴媒体的广泛使用，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今天的新闻传媒格局与新闻传播生态都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媒体受到的剧烈冲击，我们每个人都能切实感知到：新兴媒体已经非常广泛而且深刻地嵌入到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各种网络新闻APP以及移动社交媒体新闻的推送方式已经极大地改变了我们接收新闻信息的方式，各种公民新闻的手段与样态，已经严重冲击到了新闻机构专业化新闻生产的地位，进而也使得专业化新闻机构与专业新闻人生存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受到挑战，近几年来涌现的专业新闻人离职潮就是这种冲击的最有力证明。这是新闻传播学发展至今不得不面临的现实困境。
而就新闻传播学学科来说，用复旦大学黄旦教授在《重造新闻学——网络化关系的视角》一文中的表述就是：“一直显得底气不足而且步履蹒跚。且不说似乎一直面对有学无学的质疑，甚至不得不为这无聊的伪命题做种种辩护，就足以显出对于自己合法性地位的紧张。”就研究路径来说，新闻传播学研究陷入了某种程度的“学术内卷化”状态，用华中科技大学吴廷俊教授的话来说就是：在当下，学术研究不能提供新的知识，无法产生新的边际效应，只是在不断重复自己和别人……做新闻学研究的人大多都只停留在一个规定的历史情景中发问，在原有的知识体系里围绕着自己或前人的工作转圈圈，处于对已有的研究思路、研究路径的高度依赖与自我锁定状态之中，研究成果虽有“量的增长”但却遭遇“质的停滞”，进入一个“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境地，亟须进行“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开拓。不仅如此，浙江大学李思屈教授也曾谈到过，在新闻传播研究中，“经典的传播研究范式，如议程设置、使用与满足、知沟、扩散等，在面对上述丰富而复杂的传播现象时，早已缺乏足够的解释力与预见力……一些耗资巨大的实证研究过程烦琐，而结论却是一些常识性的东西，看似创新却难掩理论的贫乏和精神的苍白”。更何况，我也在拙文《从“客体之真”到“符号之真”：论新闻求真的符号学转向》中探讨过，如今占据新闻传播学统治地位的是从西方引进的“客观新闻学”，而客观新闻学所寻求的“客体之真”，有着诸多无法克服的困境，因此也造成了新闻传播学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应然与实然混淆不分的局面。这些，都是新闻传播学科发展一直以来不得不面对的理论困境。
那么，面对上述现实语境与理论研究困境，新闻传播学到底该走向何方？新闻传播研究该如何进行理论创新，重建自信，再添活力？二、同源共性：作为一种符号化产物的新闻
符号学，顾名思义，是一门关于符号的科学。广义的符号学是研究符号表意的人文科学。狭义的符号学，也即如今引起重大反响的，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以法国和意大利为中心并逐步兴盛至欧洲各国，以胡塞尔的现象学、索绪尔的结构主义、皮尔斯的实用主义为源头的科学。由于人是符号的动物，整个人化的世界，都浸泡在符号里，符号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人类的心灵与符号作用不可分离，人类文明建立在符号与符号系统上，人对外在世界，甚至对自身的认识与理解，都是通过符号获得，而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都免不了对人的精神、思想与意义的追问，因此，符号学也是一门用于对人类社会的一切符号现象进行分析的学科，一门被四川大学赵毅衡教授称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共同的方法论”“公分母”“数学”的工具学科。
不难看出，符号学本身就有着传播的基因。早在1964年发表的《符号学原理》中，巴尔特就阐述道，“大众传播的发展会使得人们空前关注“意指”这一广泛领域，此情势必然会使得符号学呼之欲出”。《结构主义与符号学》一书的作者霍克斯也认为，“从长远看来，两者（指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理论）都应包括在第三个很大的学科内，它简单地叫做传播学（communication）”。而作为传播学渊源之一的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也指出，“社会不仅是由于传递、由于传播而得以存在，而且完全可以说是在传递、传播之中存在着”，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符号互动论”。可见，传播学毫无疑问是与符号学血缘最为亲近的学科之一。因此，在传播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正如李思屈教授所言，“无论传播技术如何发展，传播现象怎样纷繁复杂，人与符号的互动都是传播行为的基本结构”。
作为一种重要而又特殊的传播现象，新闻与符号学之间的同源共性关系可以表现在新闻传播的层层符号化过程中。我们知道，传统的新闻学理论对新闻的主流界说有三种——以邵飘萍等为代表的“事实说”，以陆定一等为代表的“报道说”以及以宁树藩等为代表的“信息说”，分别对应着新闻的“本源形态”“传播形态”与“收受形态”，新闻要素中的“新闻事实”“新闻人”“新闻受众”，以及新闻发展历史中的前新闻业时代、新闻业时代以及后新闻业时代。然而，这种将新闻传播分离为三个环节的做法，对今天的开放、连续、动态、融合的新闻传播来说，是不适切的。相反，从符号学的视野来看，新闻传播自客观实在世界的“事实”被当事人或目击者感知为“新闻事实”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进入到人的符号化过程中；而后通过新闻人的认知、理解与写作将“新闻事实”转化为“新闻文本”，历经二度符号化；最后再在新闻受众对“新闻文本”接收与解释的过程中实现三度符号化。正是在这层层的符号化过程中，新闻传播才实现了从客观实在世界的“事实”，向本源形态、传播形态以及收受形态的“新闻”的转化。此外，除“事实”之外的人的语言、评价等，其作为新闻传播之重要构成部分，本身就是二次甚至多次符号化的产物。由此观之，新闻的本质就是外在客观世界的事件被人符号化后的产物。在符号学与新闻学之间，有着天然的一致性与相通性，走向符号学，与其说是对新闻学的又一次再造，不如说是新闻学对自身本原的一次回归。三、交叉融合：新闻符号学研究的“是什么”、“为什么”与“怎么做”
那么，对新闻进行符号学的跨学科交叉融合研究，其研究特点是什么，研究价值何在，研究内容主要可以包含哪些，该秉持什么样的研究立场，等等问题，需要我们逐一思考。
什么是新闻符号学研究？简单说来，就是一种以符号学的视野来审视新闻，以一套符号学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新闻的取向。其最重要的特点，借李玮在《新闻符号学》一书中的说法即是：摒弃客观新闻学将新闻视为对客观现实实践的一种简单“反映”的做法，而是立足于“符号”“符号化”“文本”“意义”几个符号学基本概念，以“新闻文本”为核心对象，将新闻视为一种意义生产实践，将新闻文本视为一种符号表意系统，来探寻新闻从其文本生产、传播、收受过程中传播者、新闻文本、收受者之间价值意义共建的符号学机制。
为什么要进行新闻符号学研究？其直接原因，如笔者在一篇文章中所阐述的那样，是缘于对传统占据主导的“客观新闻学”所遭遇的多重困境（传播主体认知的有限性与多样性困境、传播符号的片面化困境、传播受众的认同困境、新闻传媒机构的属性与功能困境、道德伦理困境、法律困境以及外在语境变化困境）的克服与超越。至于其终极价值，则如李思屈教授在阐述传播符号学时所言：“传播符号学的精神逻辑起点是对意义及其生成方式的思考，展开为对传播正义的现实关切。传播正义论强调对普适价值和最高正义原则的关切，同时保持对文化多元性和利益多元性的关注。以平等对话、充分交流、利益整合基础上的整体正义，替代以控制论为基础的经典传播理论。”换言之，对新闻进行符号学研究，其直接目的在于找寻到一种能够化解传统新闻学矛盾与困境的方法，其最终价值则在于能够构建一种有利于平等、多元、正义地进行新闻传播的观念。
在符号学的几个分支中，与新闻学研究具有更好适切性的是哪些？我们知道，符号学至今已经发展出四个特色明显的分支：以索绪尔、巴尔特等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符号学；以皮尔斯、莫里斯等为代表的有科学主义倾向的逻辑符号学；以卡西尔、苏珊·朗格等为代表的哲学艺术符号学；以福柯、葛兰西、洛特曼等为代表的文化符号学。其中，前两个分支侧重于符号本身以及符号学基本原理，后两个分支侧重于人类社会历史中的艺术审美与思想形态。就现有的新闻符号学研究文献看来，除了哲学艺术符号学这一偏向有意味的形式审美分析路径之外，其他三个分支都有不同程度的涉及。围绕索绪尔的能指、所指与巴尔特的意指、神话来进行微观、具体的新闻文本表意过程分析的研究，数量最为庞大。结合社会文化语境来进行新闻传播的话语权力分析以及意识形态批判的研究，在对不平等的国际传播秩序所产生的话语霸权与文化殖民的探讨中最为常见。而借助于皮尔斯的以理据性为依托的“像似符”来研究新闻，则集中体现于视觉转向后的当代媒介社会：“皮尔斯对符号类型的划分，使社会文化学界，尤其是现代传媒领域受惠颇深。现代媒体途径的多元化发展，使得电视、互联网甚至广告、手机，都成为当代最新型的媒介传达手段，视觉媒介便成为主流媒介形式。所谓当代社会的‘视觉转向’，其实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下产生的。因此，社会文化学界十分偏重以皮尔斯的‘像似符’概念来分析社会文化对象。”
新闻符号学研究内容主要有哪些？四川省社科院李晖曾试图对新闻符号学研究的范畴进行框定，包含：“（新闻）一般符号学”研究、“新闻符号学基本概念”研究、“新闻意识形态学”研究、“新闻叙事学”研究、“新闻修辞学”研究、“新闻形式分析和内容分析”六大组成部分。西北大学李玮认为，新闻符号学研究的重心在于以符号学的理论与方法探析新闻文本的表意机制与策略。基于此，她在《新闻符号学》一书中探讨了新闻文本的符号意指机制、双轴运作机制、符号衍义机制、伴随文本机制以及异项标出机制。不难发现，李晖的范畴划分（包括每一部类的内涵、部类之间的关系）不够明晰，李玮的理解则可能造成窄化新闻符号学研究的后果。实际上，在新闻学与符号学的交叉研究上，我们不仅要借用符号学的工具性，更要重视符号学的本体性。对新闻的符号学研究，不仅要以符号学的理论与方法来解析新闻传播实践与问题，同时也要以新闻传播领域的特殊性来反哺符号学。在我看来，具体来说，新闻符号学研究的内容大致可以包括：（1）从社会语境与学术需求方面入手，探讨新闻符号学研究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其价值意义或可能带来的问题陷阱；（2）立足于不同类型的新闻文本，对新闻话语的内部结构进行较为微观的叙述学分析、话语分析、修辞分析；（3）立足于不同的国家、社会、文化，对新闻生产、传播与收受过程进行较为宏观的认知、交往、权力与意识形态分析；（4）基于与其他符号学应用门类的对比，发掘新闻学对符号学的反哺与贡献。
新闻符号学研究到底应该秉持什么样的思想立场与价值判断？在南京大学丁和根教授看来，传播符号学的本质就是批判性的。他说，传播符号学在中国大陆的产生，切合了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与消费文化的日渐盛行与传媒呈现出的越来越明显的商业化与泛娱乐化的现实语境，以及传播学在观念与方法上向批判学派靠近的内在动力与学术需求。因此，“从文化符号学尤其是话语分析的角度切入大众传播研究，将使我国传播学的研究状况增添批判学派的学术背景，使技术分析和文化批判的不同方向获得相互补益的效果”。而李思屈教授却指出，基于“内容生产与符号消费的地位日益突出、意义的生产与符号的消费在传媒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的现实语境，“当代传播符号学”应从“批判”的研究范式转换到“积极回应”现实语境的“建构”研究范式，力争使得传播符号学研究能进入到传媒产业发展的前沿，对当前传媒产业的新业态、受众的消费方式和深层消费动因出现的新变化进行深入研究。其实，在进行新闻符号学研究时，该建设还是需批判，非此即彼、厚此薄彼都不是一个好的态度。或者说，还有另外一种更可取的态度，客观中立地去弄清新闻传播领域中的符号学规则与规律，使研究结论既可以满足新闻生产者与新闻收受者的建设性目的，也可以为他们批判性地抵制不平等的话语霸权与文化殖民提供理论武器。四、危险地带：新闻符号学研究需要警醒的问题
虽然符号学视野能够为新闻学带来一种新的研究思路，能够为传统新闻学的困境提出一些解决之策，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对符号、符号化与符号学的某些属性保持警醒。
赵毅衡教授告诉我们，在符号表意过程中，元语言是文本完成意义表达的关键。而任何具体的符号解释，都会受制于文本自身携带的元语言（文本自身标明的东西，如文本体裁能激发解释者的不同解释期待，指导解释者以不同的解释方式去接收）、社会文化的语境元语言（在符号使用过程中，由于文本与社会的种种关系而引出的社会文化语境对信息解释者的信息处理方式的挤压，即作为外部条件的语境产生意义），以及解释者自身的能力元语言（指来自于解释者个体的社会成长经历和人生阅历，包括他所有的经济地位与社会实践，他记忆积累成的文化修养，他过去的所有解释活动经验积累以及他的感情和信仰等）三种元语言。也即是说，即便是面对同一符号文本，表意和解释语境的改变，以及符号解释者的不同，都会造成文本解释结果的不同。这就使得文本解释成为一个充满了主观性与偶然性的行为。既然如此，当我们用符号学理论与方法来进行新闻文本分析时，我们又该如何去保证我们的分析不是由于我们过于强势的元语言——符号学而导致的主观化片面化的选择，不是一种通过简化的理念性的强化来拒绝事实和现象的多样性的行为呢？如何能够证明我们的结论不是一种独断、武断的存在？
不仅如此，正如赵斌在《社会分析与符号解读：如何看待晚期资本主义中的流行文化》一文中所阐述的那样，符号学先天具有一种能指游戏倾向。“比起严谨沉重，有时甚至出力不讨好的社会学分析，聪明机敏的符号学解读则显得轻松、惬意和诙谐，往往能带给阅读者文字上的惊喜和愉悦。卸掉了历史包袱和社会内涵，符号从此获得了独立和自由。它们被人为地分裂成能指和所指，两者可以在不经意之间任意组合并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符号学家们成了语言魔术师，他们使用的道具就是没有历史深度的、自由自在的象征符号。盛产时装、香槟酒和小资产阶级的法国并非偶然地成了符号学的圣地，法国学者巴尔特和鲍德里亚先后成为世界级符号学大师。在有着深厚的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传统的英语世界，一些文化研究者们也赶了一回时髦，将法国人的游戏当真了。因此，社会文化现象统统被拿来当成符号解读了。这时，问题就严重了。放弃了严肃的社会学分析，将被分裂为能指和所指的符号拿来摆积木游戏，结果肯定是社会现象的严重误读。”很显然，这种能指游戏倾向其实质就是能指的膨胀，必然导致一种越来越脱离经验世界的、关注话语与符号远多于关注经验现象本身的行为。这种“如若‘走火入魔’‘玩物丧志’，将严肃的社会历史问题都归结为轻松有趣的文本分析，那么确实有可能导致传播研究也在‘文化的脂肪上瘙痒’，而远离严肃的社会实践”，对新闻文本这一与外在客观世界有着特定指称关系的纪实性表意文本来说，是非常危险的。
鉴于此，正如我为《新闻符号学》一书作序时所提到的，新闻符号学研究，如何能够做到在解决传统新闻困境问题的同时紧守新闻文本的“纪实性”本质，如何扮演好“新闻学的先锋、符号学的后卫”这一角色，就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作者简介：
蒋晓丽，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精神符号学导论
李思屈摘要：目前学术界的符号学研究，实际上包含了各种不同内容和类型的研究。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对具体符号现象和符号内容解读的符号论研究，以及探讨符号逻辑及其一般规律的符号学研究。本文从符号学的内在规定性及当代精神危机的现实考虑，独标精神符号学研究。本文描述了精神符号学的内涵与特征，归纳了精神符号学的三大研究领域和精神符号学未来发展的三大路径。
关键词：符号学 精神 中国智慧一、精神符号学的内涵与特征
精神的危机是比社会危机、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更隐蔽，危害也更深远的危机。精神符号学的提出，是对20世纪以来世界性精神危机的一种学术回应。
不论人们对符号学有多少不同的定义，但在符号学是“研究意义的学科”这一点上是非常一致的。不过，一般在使用“意义”这个词的时候，却往往没有明确分辨它是“指称”性意义还是价值性意义。当我们说狗是什么、树是什么、什么叫首都，即对任何事物下定义时，我们偏重的是指称性的意义，即“意思”“含义”；而当我们说人除了要活着，还必须活得有意义时，“意义”这个词偏重的是精神价值性。偏重指称性意义的符号学研究，其范围既包括人类的符号过程，也包括动物指号、物理指号和植物指号。而偏重价值性意义的符号学研究，就是本文所指的精神符号学研究。
人创造符号首先是为了指称和表意的实用目的，其首要的作用是能够明确地指称事物、表达意愿。但人类创造的符号世界并不仅仅是客观现实世界的一种概念式映射，不仅仅是现实世界的镜像反映，而是在此同时创造了一个精神的世界。作为世界映射和镜像反映的符号行为在其生命的实用功利方面与动物、植物的符号行为并无本质的不同，而作为精神世界表征的符号行为则为人类所特有。卡西尔说过，人是“符号的动物”，亦即能利用符号去创造文化的动物；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动物只能对“信号”（signs）作出条件反射，只有人才能够把这些“信号”改造成为有意义的“符号”（symbols）。显然，只有在精神符号学的意义上，我们才能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而在一般的指称和符号指涉意义上，人与动物是没有本质区别的。
精神（spirits）与文化（culture）、与意识具有联系，但也有重要区别。精神符号学是研究人类精神发展和意义生成的学科，侧重于符号的精神价值性内容及逻辑。它既区别于以索绪尔二元论为基础的实在论符号学，也区别于探讨特定类别符号文化内涵的各类文化符号论，还区别于皮尔斯作为广义逻辑学的符号学，它重点关注的是人类精神现象中的符号作用。
对于人类精神呈现的具体形态的研究，构成了宗教、艺术和哲学研究的主体，其研究成果充塞了各地的人文图书馆，其中也有许多讨论精神内容的符号呈现的“文化符号论”成果。然而，对人类精神运动及其价值生成规律进行的主题性全面研究却并不多见。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按照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研究精神现象，是迄今为止人类学术史上精神研究的巅峰之作。在黑格尔以前，人们对精神现象的研究，大都局限于历史现象的精神论，讲古希腊人的精神状态和对精神的认识怎么样，中世纪人又怎么样，近代人又怎么样，精神研究变成一种历史描述，停留在历史学或心理学意义上的材料收集和分析，没有上升到逻辑的层次。席勒描述说，古代人的诗是朴素的，近代人的诗是感伤的；古代人比较感性，近代人比较理性，进而提出理性和感性的统一。这种历史的描述是对一定历史现象的总结，能够发现其中的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但其中并没有必然的逻辑关联，停留在经验界看问题，没有上升到纯粹逻辑的层次。
黑格尔在纯粹的逻辑层次上来整理历史发展阶段。在扬弃了历史的偶然性之后，精神现象得到了全面的逻辑整理，揭示了精神的历史发展中具有必然性的逻辑结构，这使他的《精神现象学》成为精神研究的一座丰碑。
对人类“心灵的永恒结构”的纯粹逻辑追求，是现代符号学诞生的重要动力。符号学的出现，表现了人文学科不满足于对个别材料的收集和整理归类，是建构具有内在逻辑的“人的物理学”的重要努力。
精神符号学是在新历史条件下对符号学“初心”的回归，它关注符号的内在逻辑，强调基础学理建设，走皮尔斯的逻辑研究路线，从而区别于一般的文化符号论。精神符号学也需要研究符号个案，但并不把个案作为个别经验进行材料堆积，而首要关注的是符号与精神发展的逻辑关系，是人类精神发展与符号演变之间共同的、必然的逻辑结构。精神符号学也需要从历史的、民族的和地区的经验材料中去发现，但并不以对历史的记载和整理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它把历史保持于视野之内，但关注的重心是精神与符号本身的逻辑关系和必然的结构。这样的追求，是个别的符号论走向统一的符号学的前提条件。
在研究对象上，精神符号学把注意力集中于人类精神演化与交往领域，而不是宽泛地研究各类符号，这又与皮尔斯注重一般化的形式研究相区别。必然逻辑结构的追求，需要从最具体的经验材料研究来完成。这一从具体到抽象、从历史到逻辑的过程，不仅是精神学完成自己、发展自己的重要方式，也是它回应时代精神的重要方式。
精神的演化与交往历史，也就是精神的传播史。因此，精神符号学与传播符号学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交集。符号存在于传播，精神承载于符号。正如不存在没有符号的传播一样，也不存在离开传播的人类精神。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系统地讨论了精神的演化历史和逻辑，但他却严重忽视了精神的具体存在方式——传播及其符号的重要性。精神不能抽象地存在，也不能独立地存在而没有起码的传播过程。传播关系到一种精神形态的命运，因此，精神的传播，对于精神的存在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讲到精神符号学与传播符号学的交集，需要注意目前的传播研究（communication studies）已经形成了两种传统：一是关注一般信息传播的传播学研究，这就是我们常常在期刊上看到的新闻传播符号学；二是关注精神传播与人际交往的研究，精神符号与传播符号学的交集主要是第二种。彼得斯的《交流的无奈》，主题看起来是“传播”，然而此传播不同于彼传播，他讲的并不是一般的大众传播学的信息传播，而是心灵的传播、精神的传播。正是由于不明白这种区别，一些传播学人士才会认为彼得斯《交流的无奈》这本书的主题本身就很奇怪：一本研究交流的书，却公开声称交流是不可能的。彼得斯认为“交流（communication）是两颗脑袋借精细无误的符号手段产生的接触”，他是从“心灵共享”这一精神符号学的层次来看传播的，因此才得出人类永远不可能像天使一样交流的结论。彼得斯认为，“这是一个悲惨的事实，但又是幸运的事实”。二、精神符号学的研究范围
现实是精神的符号，历史是动态的精神。人类在其发展过程中，历史地展开为生产工具符号、宗教符号、概念符号和媒体符号。可见，由人类精神演化的符号形态是十分丰富的，因此精神符号学的研究范围也十分广泛。但就已经形成的学科领域和研究主题来看，目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精神符号学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如下三个方面：（一）精神与思想观念、社会思潮的传播与接受
符号是意义的路标，标示了精神的社会历史运动。精神与思想观念、社会思潮的传播与接受是直接的社会精神现象，从这种现象出发，逐步追踪，按照其逻辑秩序逐步发展，达到严密的逻辑体系。
从古希腊、中世纪一直到文艺复兴，西方人的精神以超越性为特征，神话和上帝是其关键符号。“神圣”“永恒”“宗教”“爱”“美”等一大批丰富的符号充盈天际。按照黑格尔的描述，那个时期“人们曾经拥有天空遍布着丰富的思想和图像。对于一切存在者来说，意义都在于光线，万物是通过光线才与天空联系起来的。顺着光线的指引，目光不是停留在这一个当前存在，而超越了它，飘向那个位于彼岸世界的当前存在”。这是一个神圣的精神世界。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体现的时代精神则是去神圣化，以丰富的自然符号和人间符号掏空了上帝这一中心符号。启蒙运动以后，“上帝”仍然存在，然而只是作为一个空洞的能指存在，失去了过去的精神的光芒，再也不能照亮尘世，不能清理社会生活中的昏暗和混乱。取而代之的是世俗的“科技”和“经济”, “科技”和“经济”作为中心符号取代了“上帝”的地位，随之派生的符号簇群基本上是扎根于世俗经验的。
从中世纪的仰望星空、看轻现实生活，到启蒙运动以后强调“知识就是力量”，强调世俗生活，时代精神的这一转换，并不是靠几个理论家的宣传就能实现的，而是通过生产工具符号、宗教符号、概念符号和媒体符号等广泛的领域中的变革来实现的；其精神发展的逻辑，同时也是符号演论的逻辑。在启蒙作为一个时代精神运动已经过去200多年的今天，科技与经济等符号的神圣性已经不亚于当年的上帝，时代精神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了根本性的倒转：人们过于执着于世俗事物，被日益泛滥的世俗符号所包围，时代精神需要花费同样大的气力来突破物质的压迫，使自己超越于尘世之上。现实中，精神已显示极端贫乏，整个时代就如同沙漠旅行者渴望获得一口饮水那样，急切地盼望能够对神圣事物获得哪怕贫瘠的感受来聊以自慰，为此，一些人甚至不惜服用精神的替代品。
重新振奋精神成为时代的要求，符号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它的价值在于其现实关切和现实指涉，它必须积极回应这一时代要求。通过考察社会观念和思潮的复杂运动及符号呈现，推动新一轮的符号革命而成为新时代精神的助产士，把人们的感官从世俗之维提升到精神之维，是精神符号学的重要使命。（二）精神符号与宗教、艺术世界的构建
宗教与艺术是人类精神世界的两种重要符号表现。关于宗教与艺术的符号学研究，已经有丰富的成果。不过现有的成果大多属于符号论，而成体系的符号学研究仍然不多。大多数研究者满足于借用符号学的现有成果来解释宗教和艺术，目的在于给现存的宗教、艺术研究带来新的视角，而不是发现新的符号规律和逻辑体系，也不是追寻精神符号的逻辑结构。
关于宗教的符号学研究，怀特海是具有鲜明精神符号学特征的一个代表。他在《宗教的形成》中指出，宗教主要是人内在生命的一门艺术和一套理论，而并非主要是一桩社会事实。怀特海指出：“宗教是一种净化人心的信仰力量。正因为如此，首要的宗教美德便是诚，一种渗透人心的诚。”怀特海不限于具体宗教符号的解释，而根据西方宗教的历史，对宗教发展的三阶结构进行了归纳，即“从空无之上帝过渡到作为敌方之上帝，从作为敌方之上帝过渡到作为同伴之上帝”。更为可喜的是，怀特海还独具慧眼地对宗教的仪式进行了专题探讨。
我们知道，符号是静态的仪式，仪式是动态的符号。符号的情感能量其实就是仪式中被唤起的情感能量的一种积淀。怀特海在《宗教的形成》第三节《仪式和情感》中指出，仪式是激发情感的刺激物，根据它所激发的情感的不同性质，一种习惯性的仪式或则会转化为宗教，或则会转化为戏剧。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人中，奥林匹克运动会带有宗教的色彩，阿提卡的酒神节也总是以一场喜剧结束。同样，在近代世界，圣日（Holy Day）和假日（holiday）是同源概念。怀特海的这些论断，在符号学原理上与当代的符号互动理论（IRs）相通，而精神符号学的特征则比符号互动理论（IRs）更为鲜明。
艺术符号学的研究成果相对丰富，似乎更有实现精神符号学目标的坚实基础。从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提出“有意味的形式” （significant form）起，艺术符号学就逐渐形成了一种通达精神符号学的路径。李泽厚先生在其《美的历程》一书中，从中国审美经验的观察中提炼出一条“审美积淀”的逻辑发展线索，并以逻辑与历史相结合的方式描述了仰韶、马家窑的几何纹样是如何由动物形象的写实而逐渐变为抽象化、符号化的。在这里，艺术符号的从再现（模拟）到表现（抽象化）、由写实到写意的发展进程，也正是一个由内容到形式的积淀过程，从而形成了人类不同于动物性的感官愉快“新感性”。段炼先生近年继续沿着他的“蕴意结构”研究思路，以图像符号的诠释的认知呼应认识论，以符号学以及相关的图像学、叙事学、传播学等诠释方法呼应方法论，以“蕴意结构”概念呼应本体论，在研究的立意上已具备精神符号学的大气象，这一研究取向如能结合具体时代精神的发展脉络加以深化，应当有望获得重要成果。（三）大众传播与传播正义论
当前，传播学与符号学的交叉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界的一个重要发展动向。但是，如果缺少精神符号学的维度，传播符号学仍然可能退化为一种宣传技巧学，传播符号或话语的研究也有可能变成否认任何是非标准和客观真理的诡辩术。鉴于此，大众传播与传播正义论应该成为精神符号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是由于感觉到传播符号学退化的危险日益增加，我们曾经专门强调了传播符号学学理逻辑和精神逻辑的统一，指出“人文社会科学不仅有其学理逻辑，而且还有其理论展开的精神逻辑”。学理逻辑是人文社会科学面向“事实世界”的逻辑维度，精神逻辑则是它面向价值世界的精神维度。当我们说“人是符号的动物”时，我们实际是在说“人是意义的动物”。对意义问题的关注使符号学先天具有超越性，这也是符号学者西比奥克一再强调生命、符号与社会负责的内在关联的原因。
传播符号学的精神逻辑起点是对意义及其生成方式的思考，展开为对传播正义的现实关切。传播正义论强调对普世价值和最高正义原则的关切，同时保持对文化多元性和利益多元性的关注。以平等对话、充分交流、利益整合为基础的整体正义，是对目前流行的以控制论为基础的经典传播理论进行必要的补充。
可以期望，学理逻辑与精神逻辑相统一的传播正义论研究，将会在抽象理论落地为现实关切的意义上，与西方当前方兴未艾的“符号伦理学”发生交汇。三、精神符号学的路径与发展趋势
在现有的符号学研究中，指向精神符号学的研究进路主要有三条：一是从总体符号学到伦理符号学的路径；二是从中国传统的符号学思想中去探索人类共同的精神结构和符号逻辑；三是通过对大众日常的符号、仪式的实证研究，发现时代精神的运动方式。（一）从总体符号学到伦理符号学
从总体符号学到伦理符号学的路径，从符号在自然和人类意识中的普遍性出发，以溯因推理的方式达到人是“伦理的动物”这一现实，从而揭示人类精神活动与符号的关系。西方的符号学在近百年发展中，走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大圆圈。20世纪初，在被称为“符号学之父”的索绪尔最初设定的符号学里，符号还仅仅是一种人类文化现象，一种社会心理现象，而且其学理思考方式主要是语言学范式的借用。在此意义上，一些人口里“人是符号的动物”这句话，其实不过是“人是文化的存在”这句话的另一种说法。到60年代，符号学的发展开始逆转。西比奥克把符号学的范围扩大到动物的生命世界，把“动物指号过程”与“人类指号过程”放到同样的逻辑平面上。1981年，马丁·克朗蓬在《符号学刊》上发表了《植物符号学》一文，在此基础上，西比奥克进一步提出了“生物符号学”的概念，符号学的疆界被扩大到整个生命世界。在这一被称为“总体符号学”的进程中，西方符号学把自己的思想源头上溯到1632年葡萄牙学者约翰·班索特的《论符号》，梳理出一条“班索特—洛克—皮尔斯”的符号学传统线索，即不把人类语言和话语行为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而把指号过程视为一个更宏大和更具根本性的过程，这一过程甚至也包括了物理世界的自然指号过程，在此，人类的指号不过是自然指号过程的一部分。然而，就在这一符号自然化在逻辑上几近完成的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西方符号学却又再次发生逆转，指向极具人文色彩的伦理符号学研究，从而完成了我所谓的否定之否定的大圆圈。
在总体符号学基础上形成的伦理符号学，被称为“地球指号过程的最前沿”，使符号学具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盛大气象，给我们带来在学科贯通基础上重新理解人类精神现象的希望。但是，从现有的成果来看，实现这一希望，还有十分漫长的路要走。
这一伦理符号学的进路，在中国的符号学界也得到一定探索。赵毅衡在其《符号伦理学视野中的标出性》一文中，基于符号学的三元关系，把伦理价值分为正项、中项和异项，并以中项的存在，解释了二元对立永远不对称的效应。这一研究，在逻辑上简洁明快地解释了伦理现象，充满了符号学智慧，是落实伦理符号学设想的一个具体成果。刘利刚的《进入消费的“身体叙述”：一个符号伦理学分析》一文，从符号伦理学视角观察广告符号现象，虽然只是一种视角选取的转换，但反映了中国符号学界对国际学术前沿的关注。（二）中国传统符号学智慧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藏着丰富、深邃而且十分系统的符号学思想资源。例如，古老的《周易》中就有一套完备的非语言符号体系，而其传、辞，则是关于这套符号体系的内在逻辑、编码方式和意义生成方式的全面阐述。作为人类最古老的符号学，《周易》不仅比西方提前3000年进入了广义符号学或总体符号学，而且，也提前3000年进入了“伦理符号学”。就其形式体系的完整、严密和丰富而言，《周易》远非西方符号学的二元论、三元论或格雷玛斯方阵所能望其项背；而就其涵盖宇宙的总体性、经天纬地的价值观和伦理符号学推导而言，更不是当代西方符号学所能企及的。在产生的时间上，《周易》符号学思想比西方符号学思想早了近3000年，而在学理上、解释能力上和应用价值上，西方符号学比《周易》符号学思想落后的程度也当以世纪论。《易经·系辞下传》说：“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说明，在《周易》中，天文、地理与人文是内在统一的，人类、动物、植物和物质世界具有共同的伦理基础，同处在一个完整的符号体系中，服从同样一套符号逻辑结构，按同样的规律运行。《周易》是中国传统符号学思想的一个典型代表，其特点是天道的自然性与天命的伦理性的高度统一。
遗憾的是，这一博大精深的符号学传统至今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整个符号学界，包括中国的符号学界对它还缺乏起码的了解。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周易》符号学建立于完全不同于西方的话语系统之上，造成了当代理解的困难。不只是西方研究者感到难以理解，已经习惯于西方话语体系的中国学人也搞不明白，尽管这些都是自家传统。这一局面必须得到改变。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无论是从符号学角度来研究《周易》，还是用西方符号学的观点来解释《周易》，或者对照西方符号学理论彰显《周易》符号思想的特征，现有的研究大多是在西方符号学背景下来谈论东方符号学思想，尚未形成东西方符号学思想平等的创新性对话。2003年，李幼蒸先生提出了中国古典的“仁学”与现代符号学结合的命题，认为中国以及世界人文科学现代化发展中的一种重要的推动力就是古典仁学和现代符号学的有机结合，仁学和符号学的互动关系研究属于新仁学内涵的一个重要部分，它也是新仁学走向世界学术主流的重要渠道之一。李幼蒸先生的观点，表现了中国符号学在21世纪的自觉意识。
2015年8月，我在特克斯天山易经文化周（“世界周易论坛”）上，作了题为《周易与东方符号学思想》的大会发言，针对上述情况，从“道”与“逻各斯”之别来辩证东西方符号学思想框架的异同，以言、象、意、道为元素的符号模式（DIMT模式），以期推动与西方后现代符号学，包括西方“符号伦理学”对话格局的形成。两年前，我曾针对中国人关于传播符号学局限于意识形态批判的刻板印象，描述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传播符号学发展的三种趋势或曰重要动向，即（1）传播学与符号学形成交集；（2）东方智慧出现复苏；（3）传播符号学与应用性学科和自然科学的科际融合，并判定这三种趋势和动向，对未来传播符号学发展可能产生重要影响。现在看来，以《周易》符号学思想挖掘为基础的东方符号学体系建立，将是实现东西方符号学在后现代条件下平等对话、共同探索人类精神发展的最有特色、最有希望的一条发展路径。（三）日常生活中的精神符号实证研究
精神缺失最严重的地方，往往就是新的精神生长的地方。社会精神危机的解决之道仍然在于社会。中国素有“失礼而求诸野”的传统。礼是什么？礼就是一种精神秩序的仪式和象征，在特定的礼乐仪式中，特定的人类精神得到培养。
在旧的精神秩序崩坏到无以复加的时代，礼作为一种精神存在的符号，就生长于民间，存在于普通人的人情来往之间。因此，观察日常的人情往来，选择其中的创造性仪式进行实证研究，也可望成为一条有效的研究进路。
例如，目前正在浙江农村兴起的“文化礼堂”建设运动，就可以成为观察当代精神培养、生成和符号互动的窗口。浙江农村文化礼堂最初的兴起，纯粹是出于中国农民在一个精神空虚的时代对精神生活的需求，是农村的民间人士在传统宗庙、祠堂的文化废墟上建设当代精神的自发性努力。在政府的支持下，目前浙江农村文化礼堂已经有4000个左右，散布于各地。各地礼堂以建设精神家园为目的，根据当地的物质环境、文化生活习惯，建立并不断完善简单实用的礼仪活动和符号表征。如浙江东恒村“三礼一歌”活动的“进村礼”“进门礼”和“进学礼”，把中国传统的精神和当代的真实生活连接起来，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种精神“自生长”的原生态格局。如果研究者能够对这类形成中的文化礼仪进行长时段的实证研究，可望为精神符号学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这一研究进路的难点，就是要克服目前实证研究缺乏学理探讨，满足于数据、材料堆积和夸耀的风气，真正以符号学对“永恒心灵结构”的追求，力求经验材料与逻辑发展统一。
最后，我想借黑格尔先生的一句名言来结束本文：“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充满创造力的时代，一个向着新时期过渡的时代。精神已经与这个延绵至今的世界决裂……精神从未止息，而处在一个不断前进的运动中。……充斥于现在世界里的各种轻率和无聊，以及对于某种未知事物的模模糊糊的预感等等，都是另外什么东西在前来的征兆。”
这些另外东西前来的“征兆”，就是新时代的精神符号。迎接它们的，将是新兴的精神符号学。
作者简介：
李思屈，本名李杰。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院长。主要从事传播符号学、文化产业学研究。
从漂浮的能指到符号的资本——论符号学的方法论演变
陈卫星摘要：从索绪尔的语言学革命开始，由符号差异产生意义的符号学方法论经历了整个人文学科的语言学转向的狂欢。今天的人们面对越来越丰富多彩的符号世界，布尔迪厄的反思社会学把语言现象看作一种符号权力的载体，社会学与语言学的连接由此转化为符号学方法论的递进。
关键词：符号 差异 权力
一般认为，法语的符号学（sémiologie）这一专有名词的原创来自法国词典学家、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埃米尔·利特雷（Émile Maximilien Paul Littré,1801—1881）。作为研究符号（signes，亦被译为记号）的科学，最初的意义是指在医学上研究症候（symptômes），即表现为各种症状的临床符号。在经验性的观察中，症状学发现这些可见的症状与人体机能失调相关，联系着人体器官病变。“符号”从专业知识系统最初的结构成分延续至今，对“符号”的识别和判断仍然是临床医学实践中最重要的内容。
符号学在后来蔚为大观，乃至在半个世纪前成为全球人文学科的领航学科之一，这显然与瑞士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的创造性挪用分不开。正是在其著名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当中，符号学逐渐被定义为一种从符号开始研究传播的系统科学，“一门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它将构成社会心理学的一部分，因而也是普通心理学的一部分；我们管它叫符号学（sémiologie，来自希腊语semeion ‘符号’）”，从而把对语言的本质研究扩展到研究语言和其他符号系统的共有特征。
在法语语境的符号学发展中，符号学又可以分为传播符号学和意义符号学，前者包括语言在内的具有传播功能的符号结构，如从广告、海报到交通标识，实际上包括所有社会运行的编码系统。在这个意义上说，对传播学研究范围的泛化乃至突破学科范围的瓶颈，符号学的介入具有不能低估的意义。因为，所有在人的行为如仪式、程序、景观环境中具有实体特征的姿势、声音、外在空间和行为方式的对象性标识都成为符号学的研究对象。而意义符号学则伴随着大众文化的普遍化，聚焦一种共同文化的语言学阐释来分享、来解析所有再现体系的能指的力量。戏剧、艺术、影视、漫画、演出、广告和今天无所不在的新兴媒体文化等创造性活动的表现性元素，都可以被意义符号学从系统、结构、符码等角度来进行语言分析。
有史以来，人们的生活实践和生产实践就包含着创造和使用符号来进行相互认知，来把握外界并产生互动，由此产生与传播相关的问题如信息、语言、符码、常规、再现、阐释、意义、支配、行动、互动、调解的置换。今天的人们面对着无所遁逃的信息传播，即有意无意地产生越来越相互交叉的传播主体之间的关系性行为，使各种相关主体在信息的关系（事件、行为、背景）维度上不停地谈判和协商。“如果我们把符号学作为新闻传播学的领头羊，至关重要的无疑是领会‘语言学转向’，但同时也很重要的是要找到出口，有节制地消费这一范式。”换句话说，当人们从语言学转向中找到新的认知世界的方法论时，很快发现语言中心论的局限，萌生用新的方法论来予以完善的焦虑。
如果像罗兰·巴尔特那样认为语言学包括符号学，认为只有得到命名的事物才是有意义的，就不得不面对符号学的方法论断裂：从能指的角度来说，美国符号学家皮尔斯所提出的符号分类在根本上质疑是否可以用一种同质化的方式来命名事物；从所指的角度而言，语用学的逻辑更强调一种陈述（enonce）的意义建构无法回避陈述行为（enonciation）的环境要素的支撑和支持功效。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开始对索绪尔的符号学产生方法论的质疑。一方面，如果仅仅是从语言学出发，把各种混杂的信息种类作为一种逻各斯或一种语言理性的分析对象，难免把产生事物的逻辑与事物的逻辑本身相混淆，成为一种封闭性质的同语反复。另一方面，仅仅关注语言文本的解码，容易把所有事物看作是一种语言活动的结果。此外还有第三种意见：一个符号并不意味着它在表面上所代表或所关联的事物——对一种表意符号的符号学分析，最终可能需要语言符号学和其他学术方法的结合。
在这个分析框架中，最后一点可能最为重要，因为这体现出结构主义之后的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相结合的发展趋势，从而让我们在语言学和社会学之间进行连接（articulation），有力地把握语言表述与社会现实的关系，阻遏意义消费对意义生产的吞噬，阻击那些有意无意地通过符号应用来弱化、淡化甚至迷失语言与现实的社会关系的倾向。
正是从上述推论和假设出发，从结构主义时代的语言符号学开始，人们对符号学的方法论更新不能回避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后来提出的反思社会学以及符号权力的生成和应用。
当年符号学的风生水起，起点之处有一种学科跨越的创新勇气，今天符号学研究的学术创新，仍然需要打破学科的画地为牢，把静态的符号指称分析延伸到动态的主体结构分析，以便能够产生越来越多的符号学介入或嵌入的可能性，为符号学的发展寻求新的视野与动力。这是本文探讨符号学方法论更新性转向的预设逻辑。一、符号差异的由来
作为现代符号学的创始人之一，索绪尔认为符号学的主要对象“是以符号任意性为基础的全体系统”。因为在他对符号的分类中，存在着两类符号，即以任意性为特征的符号（signe）和以理据性为特征的象征（symbole）。这与另一个符号学创始人——美国符号学家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的符号分类有所不同，后者把符号主要分为具有临近性特征的指示符号（index）、具有相似性特征的肖似符号（icon）和具有任意性特征的象征符号（symbol）。显然，皮尔斯的“symbol”等于索绪尔的“signe”，两人都把任意符号作为符号学研究的主要对象。
在索绪尔看来，符号保持了能指和所指的关系的自然性，从而让语言本身成为一种具有内部秩序的形式系统。“索绪尔的主要使命是确立记号的任意性，证明语言作为一个价值系统，既不是凭借内容亦非凭借经验，而是凭借纯粹的差异建立起来的。”
作为一种方法论，索绪尔的语言学所指称的语言本身是封闭的，符号本身并不创造任何一个事物，而只能增补一个有声音意象（能指）的概念（所指），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是任意性的。因为“完全任意的符号比其它符号更能实现符号方式的理想，这就是为什么语言这种最复杂、最广泛的表达系统，同时也是最富有特点的表达系统”。每个所指符号所对应的经验层面的事情和事件越来越少，反而在结构意义上产生相对立或相区别的关系。无论是皮尔斯还是索绪尔，符号学的第一个姿态就是搁置现实或悬置参照物（référent）而编织出符码或一个能指结构。
随着皮尔斯的符号学概念的推广，人们开始提出一种在语言学摇篮之外开放的另一种能指体系：肖似符号（icone，亦被译为像符），指示符号（indice，亦被译为指符），既不能被简单地纳入语言学的词语分析范围，也与能指和所指的区分不兼容。由此对能指逻辑本身提出了一个问题，即能指如何纳入指示符号的功能？那些刺激性的、痕迹性的感知和情绪能否成为符号学的合理构成？
从更大的范围来考察，人们如何在符号域和生态域以及文化和自然之间平衡符号学的文化差异？索绪尔意义上的一个符码或一个所指，习惯于把关系界定在信息发出者和信息接受者之间。皮尔斯的符号学系统囊括了很多自然现象的编码和解码，包括一个环境、一种解读常规或建构阐释者的符码。通过符号、对象和阐释者的三元关系的确立，在一种相对单项/向性质的信息传播中，对信息的回应是可以被归纳的。在皮尔斯的符号学所展示的开放的信息世界中，由于同时存在着对符号的关系和对对象的关系，信息的回荡、回应和回旋是不可控的。由此产生的符号差异可以成为一种动态结构，对象的日新月异驱动着符号的无限生成，从而标志着阐释者的千差万别。这样的符号学认知结构几乎可以是今天新兴媒体时代的信息框架，并再次印证符号学的认知功能其实是源于人类学所提示的交换过程。
作为结构主义理论的主要创始人，法国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首先开创在人类学和结构主义理论基础上运用符号学原理的先例。从人类学的考察出发，婚姻基础上的亲属制度有较大的社会内涵，它不仅包括合作群体的组织，而且也包括权利、财产、知识、传统观念和期望的传递，它在个人和群体之间形成传播，信息被纳入符码化的过程。在1958年出版的《结构人类学》一书中，列维-斯特劳斯对此予以总结：“不要把社会或文化简化成语言，我们可以引发这场‘哥白尼式的革命’（豪德里柯特与格拉奈这样认为），就是根据一种传播理论来阐释整个社会。从今天开始，这种尝试在三个水平上是可行的：因为亲缘规则和婚礼可以保证在群体之间交流妇女，这如同经济规则可以保证物质资料和服务的交换。而语言学规则则保证信息的交换。”他认为，这三种传播形式同时表明三者之间的交换性关系，比如婚姻关系伴随着经济上的给予，而语言可以在所有水平上干预，这就为在这三者之间寻找同质性提供了合法的理由。
在人类学中所提示的交换过程中，交换不是自然的，也不仅仅是物质的或物理的，而是一种使用过程中的符号功能，所有的社会运行要依从符号转换。在这个过程当中，符码先于信息，因为信息不是一种经验的表达，而是在经验的差异化过程中使用符码的可能性和限制。那么，如何处置那些新事物的编码？因为在符码的实践性应用中，显然存在着固定的惯例、礼仪和习俗。而信息要产生一种新的意义，就需要生成一个尚未被符码预见到并予以包容的信息。其结果是，能指的使用越来越趋于所指的不充分。因为每个信息发出者所感知的或意识到的与他人的信息的差异，使得能指的膨胀成为一种信息竞争的符号学特征。
既然是一种向其他人展示的未知的、新的和神秘的信息，那么吸收异质要素的努力旨在给无意识以意义，意义就来自于无意义，因为能指的充斥带来相互的抵消，即“象征价值零度”。在人类学的语境中，人把握能指的能力往往超过对所指的寻觅。这就是列维-斯特劳斯提出的“漂浮的能指”（signifiant flottant）。这种人类学的拟态在今天的新兴媒体的常态化实践应用中，已经被证明是标志信息权力转移的基本参数。从语境参数的变化来看，西方语境的学术左派借用这个概念来为想象的社会抗争和街头的公民运动扬威壮胆；而在非西方的语境中，这一概念更是借助新兴媒体的灵活身段来演绎不断翻新的符号游击战。总之，在事物的真实关系中，人们不停地抽取和加热符码、常规和阐释系统，通过一种媒介化的操作方式来维持从事件到神话的符号学传播机制。
随着社会信息化进程的加速，信息传播的自发性和自治性具有技术上的可操作性，能指的外在性不但成为新常态，而且具有双重意义。一个意义是寻求、建构或维持共同体式的话语竞争，从而把符号学与政治效果挂钩；另一个意义是个人经验的个性叙事，使得能指的较量通过对已有神话的祛魅而力图使活的经验被陈列为新的神话。品牌神话的物化效果已经不再是批判的对象，而是虚拟化存在的标志和隐隐约约的话语憧憬，虽然品牌周期可能更短，但其样式、内涵和品质都因为更加丰富多彩而自由奔放。这在审美心理上是一种精神解脱，在信息格局中是一种空间分割，在娱乐状态中是一种游戏机制。为什么传统媒体需要周期性的改版？因为任何事物一旦形成常规，无疑会异化它的自发性或它的本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双微”（微博、微信）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确有理由为延续信息的大众化而感到自豪。二、符号权力的姿态
当符号学家还在津津乐道于文本分析的内部循环时，20世纪90年代初期，法国学者德布雷在《普通媒介学教程》中指出，符号学的应用不是让符号学从属于社会心理学，“而符号学的实际应用却走上相反的道路。这些应用将社会生活转移到符号中间，使社会心理学成为语言学的一个附属。被符号化的世界是一个静止的、微薄的和苍白的世界，在同步切面的无时间性当中漂浮着语言的幻影和语义的幽灵，所有都是先按照‘二元格式’重新誊写。这样一来，什么都可以成为能指系统，所有社会历史实践向语言规则的转变都变成一个游戏”。媒介学的观点强调一定历史时期的信息技术对当时的传播方式的影响，当然不认同由一种超越社会行动主体的文本主义的参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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