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映芳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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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治理研究(第三卷)试读：
【特约专访】
后郊区化与郊区治理的中国观察——尼古拉斯·菲尔普斯教授专访Nicholas Phelps（英国）卢婷婷受访者简介：尼古拉斯·菲尔普斯（Nicholas Phelps）是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UCL）巴特莱特规划学院城市与区域发展首席教授。他的研究主要包括全球郊区化、城市边缘的规划与治理、跨国公司经济的发展与地理组织，尤其关注亚洲区域的城市发展。他也是英国科学院、英国经济与社会研究理事会下设科研项目的主持人。他的学术著作和论文非常丰富，先后在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Urban Studies, Political Geography, Environment and P lanning C等国际顶尖期刊发表论文。他的最新著作包括Interp laces：An Economic Geography of the Inter-urban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es, Sequel to Suburbia：Glimpses of America's Post-Suburban Future,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Suburbanization：A Post-Suburban World等。
特约访谈人：卢婷婷，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2010年赴英国留学，2016年获伦敦大学学院巴特莱特规划学院城市规划学博士，2017年进入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公共经济与社会政策系任教。研究领域包括城市规划、城市治理、住房政策等，尤其关注中国郊区化背景下门禁社区的发展机制、规划治理。“政治、规划和观念意识这几个因素很重要，它们连接了郊区化和后郊区化。每个郊区社区都承载着自己的问题和矛盾，这些问题和矛盾需要有与之相对应的规划和政策来解决，这就是后郊区化。”
卢婷婷：菲尔普斯教授，您好。您是一位地理学家，您的研究一直非常关注亚洲的城市与区域发展，尤其是经济地理和城市地理研究两个方向。从2007年起，您和吴缚龙教授就“中国城市后郊区化（post-suburbanisation）发展的治理”这一课题进行深度研究。课题取得丰硕的成果，包括From suburbia to post-suburbia in China：Aspect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Beijing and Shanghai global city regions和（Post）suburban development and state entrepreneurialism in Beijing's outer suburbs等论文，启发了城市规划、地理学等领域非常多的学者和学生。您对后郊区化的研究也在美国、英国、阿根廷、日本、菲律宾等国家一直在进行。我想许多读者对后郊区化这个概念还有些陌生，您可否先解析，后郊区化的研究与先前边缘城市（edge city）的研究的最大区别是什么？
菲尔普斯：首先谢谢《城市治理研究》的邀请。边缘城市的研究重心通常在北美或者欧洲，尤其有一部分学者认为边缘城市是美国特有的现象。你读Joel Garreau的作品时就会发现，这个概念的界定标准是基于美国经验的。似乎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认识，就是边缘城市是由城市道路和基础设施发展驱动的。另有一部分学者则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边缘城市的研究应该更开放、更多地接纳国际经验。比如我和Marco Bontje，主要通过实证的方法来研究欧洲的边缘城市。与此同时，还有一部分学者把边缘城市解读为后郊区化的指示器。比如，历史学家Jon Teaford就把他的书名定为《后郊区：边缘城市的治理与政治机制》（Post-suburbia：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the Edge Cities），并且明确指出了边缘城市与后郊区的必然联系。他在书里提出了后郊区研究所具有的普遍性和在世界范围的通用性。
我的理解是，如果把后郊区理解为郊区之后的产物，那么边缘城市自然而然就是后郊区研究图景的一部分。后郊区这个“标签”有其重要性，因为它的用法与边缘城市有很大不同。第一，后郊区常用来描述区域规模上的城市化。这一地理的视角也使后郊区概念很适合中国。第二，后郊区也常用来代表城市化的一个新阶段。有些定义认为这是一个与以城郊住宅为主的郊区化进程彻底切割开的阶段。我不太满意这样的定义，因为后郊区关注的是内郊区衰落和外郊区生长。第三，我希望用后郊区这个概念来研究郊区社区转型背后的政治与规划。目前，多数郊区社区的主功能是居住而非就业，这些郊区社区转型需要大量并且精细的规划和治理调整。转型的需求不仅来自城市管理者，也来自社区居民本身。
这里我想再一次提到乔恩·蒂福德（Jon Teaford）这个名字，我引用过他的很多作品，他是第一个关注郊区社区在政治、规划、消费主义意识观方面出现微妙转型的评论者。他指出，居住郊区具有内在局限性，而且这些内在局限性从规划建设之初就存在。比如，纯粹居住用途的居住社区该如何解决教育、安保、消防等公共服务问题？现实中，地方政府常采用的办法是向郊区社区的居民征收高额地方税、房产税。但是，郊区居民深深排斥这种做法。事实上，我认为是郊区社区对于自身利益的保护，是郊区居民和政治家对于解决税收问题的需求，真正引发了郊区社区的转型。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一些郊区社区正处在转型困境中，一些新的郊区社区从建设之初就面临问题。这些郊区社区亟待新型的治理政策和规划。
我认为“后郊区化”这个概念最有趣的地方在于关注政策、规划、观念的转变，强调多方交流来推进郊区转变。也正是这个特质，让“后郊区化”成为一个全球研究通用的概念。我倾向于用这个概念来分析郊区政策、规划和观念，它比边缘城市更适合对比性研究。
卢婷婷：从您的解析中可以看到，后郊区化在北美、欧洲和亚洲都已经出现，您认为是什么原因吸引学界关注后郊区化？后郊区化的国际研究为什么重要？
菲尔普斯：郊区建设模式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和限制。后郊区的研究至少可以为其提供一些解决办法。当前的郊区建设主要依赖于大量的土地耗费，但是土地是一种稀有资源，这是当前郊区建设模式的首要问题。其次，郊区生活产生了大量的能源消费，并不是环境上可持续的。已经有大量研究证明，城市中心的能源耗费和汽车通勤郊区的能源耗费是不相上下的。最后，规划、地理、社会学的学者们已经开始关注城市更新，认为城市中心的衰落需要通过持续的更新来应对；但是，学界尚缺乏针对郊区更新的研究，这就是第三个问题。
在美国的内郊区和日本的外郊区，人口减少和经济发展转向等问题非常明显。从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到，郊区更新的挑战已经形成。我认为“后郊区化”的概念为研究这些问题和挑战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研究者可以通过后郊区化的分析框架，去辨识在郊区更新实践中，政治家、郊区居民和其他相关利益者分别如何认识和应对这些郊区问题。很显然，这些分析需要落实到特定的国情、地区、甚至是郊区社区的特定的发展周期中去。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许多国家已经出现了重返城市的现象，尤其是刚刚提到的美国和日本，这个重返城市的运动必然会影响已经建成的郊区。我还没有在中国观察到这个现象。中国的城市建设范式仍然是大规模的郊区化，但是我认为提前思考“郊区化之后是什么”是很重要的。郊区可以在短暂的时间内承载巨大的转变，郊区是我们可以一瞥城市转型的重要场所。
卢婷婷：已经有建筑学、城市规划、社会学、地理学的研究关注后郊区化，一些研究比较偏重空间形态。在您看来，目前的研究有哪些不足之处？
菲尔普斯：目前针对郊区翻新（suburban retrofitting）和修复（suburban repairing）的研究主要来自建筑师和城市设计师。这部分研究虽然没有贴上“后郊区化”这个标签，但其研究内容已经包含了后郊区化。学界曾经针对修复郊区土地、郊区建筑和郊区形态提出过许多观点，但大多是基于单体建筑和单体场地翻新的论证，较少涉及郊区空间再造的政策枷锁、财政局限和观念束缚。建筑师和城市设计师也常常对郊区翻新持有非常乐观的态度。
我认为这中间有两个问题尚缺乏思考。第一个是崇尚新的建筑和新的公共设施。它们确实美观，且带动了大量商业机遇，可现实的难题是建设的资金从哪里来？人们到底想要什么样的建筑和公共设施？Robert Fishman的研究认为，当人们产生空间认知时，就会本能的渴望低密度生活场所。这一点常被许多建筑师和城市设计师忽略。第二个问题是许多建筑师和城市设计师崇尚回到过去。这是很困难的，就像把飞出来的精灵放回瓶子里一样。现在社会具有极高程度的个体移动性和虚拟移动性，人们很难回归旧时的生活方式。建筑师和城市设计师所追求的一些元素，尤其是新古典主义式的建筑、步行友好的城市形态，这些元素在近一个世纪的城市化过程中已经很少见了。有一部分建筑师和设计师提出了一个解决之道，就是开发一个基于旧时生活方式的郊区项目（lifestyle communities），项目整体追求新古典主义和步行友好。然而，无论是去那里居住还是工作，人们都不可避免地需要使用私人汽车和高速公路。类似于这样的思考角度是比较狭窄的。这些角度的不足之处就是忽略了郊区化之后的挑战。
已经有不少学者用后郊区化来思考区域规模上的郊区化和新时代背景下的郊区化。在这里，我想再一次强调政治、规划和观念意识这几个因素很重要。他们连接了郊区化和后郊区化。每个郊区社区都承载着自己的问题和矛盾，这些问题和矛盾需要有与之相对应的规划和政策来解决，这就是后郊区化。同时也需注意，后郊区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规划和政策可能会带来新的问题。“郊区建设的治理应该从初始阶段起，治理的重心应该是城市扩张的成本与效益。”
卢婷婷：当前城市研究越来越重视来自他处（elsewhere）的经验，关注由普通城市（ordinary cities）产生的对比（comparative urbanism）。那么从对比研究的角度来看，不同地区的后郊区化模式存在一致性吗？如果不是，那么您认为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后郊区化模式的多样性？可否请您根据在北京亦庄、江苏昆山和上海松江的调研结果，谈谈中国后郊区化模式的特征？
菲尔普斯：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也许都出现过一些后郊区化的实验。但这些后郊区化各有千秋，可以认为，后郊区化的一个常见主题就是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来自郊区社区逐步、微妙的转型，来自政治家对社区的重塑，来自投票者也来自领导者。在我看来，中国的后郊区化就展现了自己的特点。首先，大多数的郊区社区是以一个城镇整体或者一个外围城市的规模来规划建设的。这一点明显有别于美国和英国等欧洲国家。从根本上看，这些郊区社区就是新城，规划了不同的土地使用性质，配置了不同的就业，建设了城镇中心，以此达到新城自我供给的目的。在东亚地区比较常看到这种郊区社区。这些国家的郊区建设具备更全面的规划，更综合的功能，甚至在初期规划阶段就体现了后郊区的特质。由此，他们明显区别于欧美国家常见的属性单一的居住郊区。
我看到的中国后郊区化第二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土地使用权出让系统，它使中国的后郊区化有别于英美国家。对于后者来说，后郊区化的主要矛盾是土地完全私有化带来的地方税不足问题。而中国的城市仍然处于大规模郊区化的过程中。可能有些学者认为研究中国的后郊区化为时尚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赞成这样的观点，但是，我认为后郊区化是中国郊区发展进程的一部分，而且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后郊区化正在显著且快速地发生。
第三，我们看到许多后郊区的元素在这里反复出现，这些元素与我们通常认为的西方城市建设有明显不同。举个例子，芝加哥学派（Chicago School）认为城市的结构如同树的年轮，由经典的建筑表达着经典的城市语言。反观中国，城市建设如此迅速，在“年轮”结构里发生着新的城市建设实验，出现了许多新的碎片结构。我们看到不同的后郊区元素雨后春笋般出现，比如，集中性住房、城镇中心、高档的门禁社区、规划完善的工业园和产业园、商场综合体、休闲设施等。
我认为中国当前的郊区化进程正愈加复杂化，而且可以把这个过程归纳为后郊区化。吴缚龙教授和我一起研究过北京和上海的后郊区化。把其中的案例与美国进行比较，会发现后者表现出经典的城市特性，而前者则表现出更多的混合性。如果把中国的后郊区和俄罗斯相比，其特点则表现为精细规划和向市场发展。从形态上看，俄罗斯的后郊区具有“大爆炸效应”（big bang effect）。这是因为俄罗斯的后郊区建设多是由政治关联驱动，而不是由市场机制驱动。因此，你可能会看到许多非功能性的土地利用和土地并置，也可能会看到社区被新的建设割裂开。
卢婷婷：中国的郊区化和后郊区化研究的确较多围绕土地等政策因素，认为是以土地为中心的增长制度牵引郊区化发展。同时，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在郊区建设过程中也起到决定性作用。这与美国以郊区生活方式为主导因素的郊区化有很大差异。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菲尔普斯：中国的后郊区化具有规划性，同时也出现了更多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刚刚提到了俄罗斯的后郊区化，在我的研究里发现俄罗斯的这个过程非常重视权衡政府间的竞争。因为地方政府缺乏建设城市基础设施的资金来源，所以需要依赖区域政府的投资。以莫斯科州（Moscow Oblast）为例，外郊地区倘若要建设基础设施，就需要以支持州长作为一种政治回报。因此，开发建设怎么安排、政策怎么提供支持，都体现了莫斯科州区域层面的政治。
另外，还需要注意中国土地所有权系统的特殊性。美国的土地是私有化的，通常人们可以在私人土地上建设自己所想要的。理论上，在中国，地方政府通过土地使用权租赁系统来对城市进行治理。我认为郊区建设的治理应该从初始阶段起，治理的重心应该是城市扩张的成本与效益。美国政府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对地方财政支出缺乏控制力。美国的中心城市在逐渐衰败，留在中心城市的通常是贫困人口，其基础设施建设也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外郊区的建设也同样面临困境，一旦需要建设大型基础设施，地方政府就面临寻找资金的问题。这就是美国后郊区化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在中国，土地使用权出让系统为地方税收提供了来源，如果地方政府能对地方税进行仔细的再循环，能精细规划并将其用于修复基础设施，比如说公共交通，中国很有可能能建设不一样的郊区。“一些新城建设几乎是模仿西方的，即强调功能和场地分隔、私家车通行。这样的新城建设让人喜忧参半。”
卢婷婷：您在近些年的田野调研中，有没有发现中国郊区化／后郊区化的一些空间特征，包括公共设施、交通、住房等方面？您能从城市规划的角度对此提一些建议吗？
菲尔普斯：我看到当前中国的郊区化已经出现了两个明显特征。一个是多元素的混合性，我在这里发现的元素比其他国家的郊区要更多。另一个特征是我之前提过的，中国的郊区更具规划性。而且能预见，中国未来的郊区和后郊区建设都会从初始阶段就强调规划的作用，郊区空间会有大规模的转型。这跟英美国家是不一样的情况。美国的郊区翻新非常昂贵，论证规划的成本效益也非常困难。在英国伦敦，高密度的公共交通是在人口聚集之前就已经建设好的，这种方法就像是一个赌博。美国则相反，你得先证明自己有土地所有权，再证明建设一个低密度、人口规模小的郊区的方式、理由和可行性。
我们在中国调研时发现，在后郊区化初期，地方税收主要被用在大型公共交通建设上。中国的新城通常希望有较高的公共交通可达性，比如在上海的外郊区，我可以看到很多高品质的、交通驱动的新城，他们依托于地铁站的分布。但是有一个问题让我很好奇，就是在新城，地铁的站与站之间相隔非常远，在这些区间内分布着商业中心、文化中心、镇中心等，那么人们要怎样去往这些公共设施呢？这种模式的新城建设几乎是模仿西方的，即强调功能和场地分隔、私家车通行。这样的新城建设让人喜忧参半。
Chris Webster曾经表示中国极有潜力走一条不一样的城市化道路。中国仍在快速发展，这个过程将持续数十年。有一些声音认为中国的郊区因为大量依赖私人汽车从而出现了“美国化”的趋势，我不认同这一点。我看到当前中国对共享单车的推广，已经使得共享单车的使用比其他国家显著得多。但是需要承认中国的郊区也有一些隐约存在的问题：首先，在外郊区，居民去地铁站的距离通常非常远；其次，新城虽然规划了很多功能，但是新城的自我供给能力仍然有限；最后，新城的中心节点、社会文化活动和公共交通之间的衔接性不够。
所以，我认为后郊区化的重点应该放在：第一，将地方税收用于服务公众；第二，发展和维护公共设施；第三，使郊区新城有更强的自我供给能力；第四，使各功能之间有更好的连接性。我想再一次以伦敦为例，伦敦在城市规模上明显不同于中国的城市，但是伦敦的郊区有非常高密度的铁路网，带来高度的连通性。这样的郊区模式不会在美国出现，但我认为有可能在中国出现。“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地方政府能不能将这部分地方税收用到该用之处，尤其是改善城中村、农民工宿舍的住房条件和社区环境上。这个问题是郊区政治和治理意识的核心。”
卢婷婷：中国的郊区已经出现了非常多样化的居住飞地，包括农民工聚集的非正规住房、低技术职工居住的工厂宿舍、高收入居民为主的门禁社区等。这些碎片化的居住飞地给郊区的社会、经济、环境等多方面带来不同的影响。当前的郊区社区建设推崇“高大上”，导致低收入居住被排斥甚至拆迁，而昂贵的、美观的门禁社区像孤岛一样散落在郊区。这样的郊区治理，包括碎片化的社区和公共服务，影响着郊区的有机生长和可持续发展。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菲尔普斯：其实你可以认为很多地区的发展都有这种情况。以拉丁美洲的城市为例，郊区一方面有非常高端的门禁社区，另一方面有贫困潦倒的边缘社区。思考这种居住飞地混合的模式需要联系各自的国情和发展起点。在中国，门禁是一种市场手段，甚至被住房开发商用来表现文化整体性。可以肯定的是，门禁社区并不是一个陌生的现象，而且可能并不是一件坏事。地方政府能够从门禁社区的土地出让中收获高额的地方税，同时却不需要为门禁社区提供公共服务。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地方政府能不能将这部分地方税收用到该用之处，尤其是改善城中村、农民工宿舍的住房条件和社区环境上。这个问题是郊区政治和治理意识的核心。如果同样的情况发生在美国，我认为美国的地方政府不会对这个问题感兴趣。
中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调再分配（redistribution）。在国家层面，发达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会进行再分配。在郊区建设层面也将进行再分配。从这个角度上看，当前的居住不平衡是可以缓解的。城市是一个整体，很难做到像乌托邦一样完全的公正和公平，我们会在学术论文里研究社会公正和公平，但现在我们在讨论现实情况。中国城市对居住不平等的问题可能并不陌生，比如提及城中村大家就会联想到那里的消防、治安问题。这个情况在拉美国家也有出现，许多贫困社区甚至完全没有公共设施，公共服务的可达性也被完全切断。
沉淀下来思考，会发现核心问题是如何使用规划收益（planning gain）。中国郊区目前通过土地使用权租赁系统来获取规划收益，这与其他国家不同。比如，在印尼的郊区也有很多门禁社区和碎片化的建设，但这些是私人开发项目，开发商并不需要负责改善或者建设城市基础设施。英国的规划系统也有很多缺陷，我们希望开发商来支付城市建设的所有开支，这是非常困难的，这也是许多国家面临的普遍问题。开发商们都知道，拥有土地就等同于拥有一个有利的位置。在中国，国家或者村集体拥有土地，这意味着政府和村集体可以控制土地价值的运作，可以从土地利用性质转变的过程中获取规划收益。
卢婷婷：我想再追问一个关于郊区发展的社会影响问题。最近有关郊区治理的政策存在许多争议，比如北京和上海作为特大城市，似乎更希望吸引精英人才来居住，收紧了对低技能劳动者的接收口径。我们知道郊区通常为低技能劳动者提供了便宜的住所，是他们的落脚之处，但现在的郊区治理却希望清理这些非正规空间（informality）。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菲尔普斯：这些低租金的住房和非正规的空间不是真正的问题，把这些都拆除才是真正的问题。城市滚轮的运转，需要依靠低技能劳动者。对于他们来说，要在城市中生存就需要有低成本的住房来居住，有实惠便捷的交通去工作。所以，城市应当为低技能劳动者提供这些功能。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而且鲜少有研究，尤其是针对全球城市的研究鲜少涉及这个问题。当前，许多全球城市已经表现出越来越相似的趋势，北京、上海在某些方面开始变得像伦敦和巴黎。这些城市有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过高的土地价格和过高的住房价格，驱赶了城市的多样性。这些城市的核心地区逐渐变成了国际投资者、富豪们的居住地，而不再是普通劳动者的容身之所。可是，是后者在为城市提供着不可或缺的服务。
我们需要持续关注政策是如何影响城市经济的。我认为需要推进城市内部的连接性，因为高效的通勤可以为城市居住问题提供一些解决办法。虽然大量研究表明人通勤的承受时间最长是45分钟，但是现实问题要严重得多。比如在东京，很大一部分人通勤单程时间超过1个小时，这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在伦敦，我自己的通勤单程时间是90分钟，而且有很多人像我一样。造成这种现象，房价是最大的原因。所以，我们逐渐看到了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分隔，看到跨国工作的人群。现实中，面对这种现象，大部分地方政府并不想采取任何治理措施。相比之下，地方政府更希望促进城市核心区发展，塑造城市的形象，而不是关注如何培育多元化经济、如何维持发展的多元化。再一次以伦敦为例，伦敦的一个显著问题就是城市几乎完全依靠金融服务业。现在英国启动脱欧了，我们将很快看见这个问题对伦敦的影响。我提到这个，是因为这也可能成为北京和上海的问题，因为金融服务业在这两个城市的经济中占很大比重。我认为地方政府需要创造性地思考城市的宜居性（liveability），而不是仅仅关注城市的竞争性（competivity）。城市需要更宜居，或者说城市需要在治理下变得更宜居。这个治理的核心应该是住房、交通的花费，公共设施和公共绿地的供给等，而不是经济增长。“大都市带的研究在美国并不普及，似乎更适合应用于中国和印度的城市研究，作为一个有意义的城市单元——一个规划单元、分析单元、治理单元。另外，我建议针对区域范围的研究可以更加大胆一些。”
卢婷婷：最后，我想请您谈一谈后郊区化研究的未来方向。您认为中国城市的后郊区化能从英美城市经验中学习什么？
菲尔普斯：我认为中国和其他国家可以从美国城市不成功的部分里吸取教训。中国还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需要学会如何更好地规划和使用地方税收。我认为可能最明智的办法，就是把地方税收用于提高外郊区的交通衔接性，建立完善的城市网络，以应对未来转型的需求。可以预见，与美国相比，中国的郊区密度更高、土地利用也更复杂。所以当前的一个重点就是把路网、轨道等基础设施建设用地预留好。美国的城市现在面临最多的问题就是没有预留公共设施用地，地方政府需要为此付出高额的财政支出。英国也遭遇同样的困境。从中，我总结的一点经验就是要从建设初始阶段就规划好核心基础设施，否则，修复核心基础设施就会成为地方政府将要面对的最大难题。比如，美国的郊区化是基于私人汽车的使用规划建设的，这给现在的城市带来很多棘手的难题。反观欧洲，城市对私人汽车的依赖性相对较低，这可能是中国可以学习的一个经验。那么中国应该怎么做？我想，一个可能的方法就是建设和修复公共交通，创建多元交通模式。
美国大致有三种典型郊区。第一种是大都市圈通勤社区，强调步行友好，比如费城；第二种是中西部的工业化城市，城市中心规模较大，公共交通密度高，郊区也有相对较多的公共交通系统，比如芝加哥；第三种是南部的阳光地带（sunbelt cities），这些郊区完全依赖私人汽车，比如洛杉矶、迈阿密、菲尼克斯等。我很期待中国的城市模式。东部的城市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处于领先位置，这些城市将来会演化成不同发展模式吗？中国的城市化还没有触顶，新的实验还在发生，我期待将来能看到新的城市发展模式出现，也期待看到政府对城市发展的引导。
卢婷婷：经过最近在上海和杭州的郊区田野调研，您能为正在做中国郊区化和后郊区化研究的人提一些建议和指导方向吗？
菲尔普斯：几乎可以认为，郊区化是每位城市研究者的共同兴趣。不论大家有没有使用“后郊区化”这个标签，我都建议去看一看中国城市的外郊区。另外也有学者发现在印度出现相似的后郊区化，虽然印度的社会政治背景与中国完全不同。也许这种对比研究会非常有趣，因为这是世界上两大高速发展的经济体。他们各自有巨型城市，这些巨型城市的边缘正日新月异地进行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而且他们各自的政府都在复审自己的政策，检阅区域范围的发展。这些巨型城市就是戈特曼（Jean Gottmann）提出的大都市带（megalopolis）。我建议，如果研究北京、上海、杭州这些巨型城市，不仅需要关注城市的外郊区，还需要关注区域范围上城市化所形成的廊道。我第一次来中国时，有一个印象就是从浦东机场到南京，两个多小时的车程几乎没有离开过城市。所以，中国城市化的廊道非常长，延绵不断，而且这个趋势很有可能会继续。中国和印度的城市化规模更大、进展更迅速、人口密度更高，这个背景使得大都市带具有了新的研究可能性。大都市带的研究在美国并不普及，似乎更适合应用于中国和印度的城市研究，作为一个有意义的城市单元——一个规划单元、分析单元、治理单元。
另外，我建议针对区域范围的研究可以更加大胆一些。从当前的研究已经看到，在一个区域内，不同的城市在重复相同的经济功能，彼此出现竞争。我认为这种重复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复的经济功能是不可持续的，他不利于经济多元化发展，不利于地方税收效用的提高。当前，还没有一个国家的区域治理系统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比如，美国的地方政府治理碎片化，欧洲的城市边界静态化，都无法反馈城市经济发展。但是，中国城市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可以高效地并置土地、调整治理的边界。从理论上，中国下一步可以思考，需不需要有区域层面的政府来制定区域范围的决策。当前学界已经有一部分针对区域规划的研究，区域规划也在许多国家实行。但实际上，区域治理非常复杂，还没有一个国家的系统表现得特别好。原因有两点：第一，很难划定区域成员组织范围；第二，地方政府对区域治理容易有争议。区域规划在中国已经出现，但这些规划还不具备高度有效性。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愈加明显，这可能会造成资源浪费。比如许多城市都提出要建设金融服务中心。我们知道目前世界上有三大国际金融服务中心，包括纽约、伦敦和东京。由于英国脱欧，法兰克福和巴黎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性将会增强。而在中国，北京、上海、广州都希望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还有不少城市也提出了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愿景，这有些难以想象。每个城市都有自己发展的需求，所以城市管理者需要创造性地思考，如何将这个城市的经济与其他城市经济区分开。通过区域范围的治理和规划，能够鼓励创造性思考，调整地方之间过多的竞争。【“家庭生活问题与社会政策”专题讨论】编者按：
近年来，涉及家庭生活的各种问题受到社会各方的普遍关注。在此背景下，我们于2017年12月8日组织召开了“城市化与城市发展背景下的家庭问题研究”专题研讨会。与会学者们就如何认识当下中国家庭问题、目前存在问题的实际状况及其形成机制，以及社会和国家在解决家庭生活危机、支持家庭发展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等问题，展开了认真的讨论。此处发表的是部分学者提交的讨论文章。我们希望这样的讨论能有助于学术界相关研究的深入，并有效地推进中国家庭政策的逐步完善。如何认识今天的家庭危机？——国家—家庭关系的视角陈映芳
作者陈映芳，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上海）一、关于“家庭危机”
今天我们这个圆桌会议的核心议题，是有关家庭的，包括家庭的权利，以及家庭关系和家庭生活的状况，家庭政策如何完善等。在2017年的秋冬季节，中国的城市，特别是几个超大城市，发生了一些社会事件。这些事件看似各有问题的症结所在，但它们同时让人们感受到了与家庭相关的焦虑。在这里，我想用“家庭危机”一词，来描述当今中国社会中家庭的实际状况，以及人们对于家庭生活安全的普遍担忧。
在这之前，2017年6月，中国社会学会家庭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家庭与性别研究室与宁波大学法学院共同召开了一个题为“传统与变革：跨学科视野下的家庭和家庭研究”的学术论坛，家庭研究以前在学界比较边缘化，研究的学者并不多。但让人稍感意外的是，这次全国各地来了一大批学者。据组织方介绍，有一百几十名学者自发报名，提交论文，最后经压缩，将会议限制在了80多人的规模。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对家庭问题的关注，以及学界对此的反映。
不过，在学理层面，如何将有关家庭生活的各种问题，界定为“家庭危机”，这是需斟酌的。在家庭科学，“家庭危机”（family crisis，family in crisis）概念最初主要是伴随着家庭压力（family stress）理论进入人们视野的。早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一些社会科学研究者就开始将物理学、工程学的“压力”概念引入社会科学，用以研究外在强迫力量对个体可能构成的威胁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心理的、生活的负担，和各种危害、困境。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一些学者将压力概念用于家庭研究。家庭压力理论不仅关注家庭中的个体，而且将家庭视为一个有机的社会系统——外部社会的变动，包括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人际关系等的变化等，不可避免地对家庭形成压力。家庭压力理论的代表性学者Boss，P．认为，家庭压力本质上是一种稳定的家庭系统的改变。如果变化是可预期的，或被期待的，那它可能是正面的。相反，当家庭受到的压力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是不确定、不被期待的，那它就可能是负面的。而家庭危机，在一些学者看来，它是因压力而形成的决定性的转折点，危机本身蕴含着变化的各种可能性（复杂性及双面效果性，即既可能导致某一家庭遭受严重创伤，也可能为一个家庭提供成长的机会）。也有的学者将那些不被期待的压力及其后果理解为家庭危机（Lavee，1999；Price et al．，2015）。换句话说，家庭危机主要被理解为具体家庭在面临各种相关因素变化时，可能发生的负面的转变过程。这一理论也由此衍生出了应对（coping）、家庭韧性（family resilience），以及包括危机管理、资源管理在内的“家庭压力管理”的一整套概念和理论。与这些理论相关联，今天在各国政府机构及社会团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由社会心理学、社会工作等为专业化背景的家庭压力／家庭危机管理的援助机构。可以认为，有关家庭压力、家庭危机的理论，对于促进今天各国家庭政策、家庭支援体制的建立，具有切实的意义。
不过，这样一种家庭危机理论及相关的应对体制，一方面可能受到来自个体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建构论等的家庭观的质疑。另一方面，即使站在维护家庭价值的立场上，如何从更为综合、宏观的角度，去理解并应对家庭压力及家庭危机，这是需要研究者不断拓展的课题。此外，涉及与家庭生活相关的社会问题，在世界各国及各种学科中，它们实际上已经被分解到了诸如“人口问题”“生育率低下／少子化”“高龄化／独居老人”“晚婚／不婚”“孤独／无缘”等各种不同的问题类别中。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社会问题类别的“家庭危机”，它是否还有其无可替代的意义空间？也就是说，这一问题类别的建构，在现实中是否具有保护公民生活的意义？同时在学术层面它是否有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社会变动逻辑的可能性？这些亦是有待学者思考的问题。二、“东亚的家庭危机”：有关国家—家庭关系的政治经济学
这几十年来，有关婚姻／家庭生活的各种问题，成为各国学术界和政府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我们不难理解，家庭系统的种种变化，因为直接影响到人口结构、劳动力供给等关系到民族繁衍和国家经济实力等重大问题，导致在原本以个体价值和自由主义为现代性主要特征的西方各国，家庭价值开始复兴，政府也纷纷推出由国家支持家庭生活、家庭发展的各种家庭政策。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家庭主义历来被视为重要文化传统，甚至被尊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东亚各国，如今家庭危机不仅较西方社会更形突出，而且在国家—家庭关系的调整方面，也遇到了比西方更复杂的问题。
以生育状况为例，2015年的一个统计数据显示，在全球被统计的224个国家／地区中，东亚诸国的生育率，除中国排名第186位、日本排名第211位外，还包揽了全球最低的前五名。部分排名情况如表1所示。表1 东亚部分国家／地区生育率统计排名
此外，不少调查统计的数据也表明，在日本、韩国等国社会中，年轻人的晚婚、不婚，老年人的独居等现象，已经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以至家庭系统的崩溃趋势成为这些社会的普遍担忧。
这样一些情况多少说明了，对于社会变动过程中家庭系统的负面转变，东亚社会的传统家庭价值观的防御功能是有限的。换言之，对东亚社会的家庭危机状况的说明，需要有另外的角度。在有关韩国社会状况的研究中，不少学者注意到国家发展过程中家庭伦理和家庭功能被过度压榨的问题，包括对家庭实施剥削的福利制度，以性别偏见为基础的工业化，家庭化的产业治理，对教育的过度追求等。这其中，韩国社会学者张庆燮不仅敏锐地从国家与家庭关系的角度出发，解释了为何在一个有着家族主义深厚传统的国家，家庭会陷入种种困境。同时他还自觉地将韩国的家庭问题，理解为一个“东亚的”问题——他将其称为“东亚暧昧的家庭危机”（Chang，2014：37-62）。在此之前，他已经提出有“被压缩的现代化”的概念，作为解释东亚各国家庭危机及社会危机的分析工具：作为一种追赶型的现代化，亚洲国家实际上将西方国家两个阶段的过程（即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现代化过程，以及个体化、风险社会、全球化社会的过程），压缩成了一个阶段，这是一个在时空上被极度浓缩的过程，诸多的社会危机由此产生（Chang，2014）。
韩国学者的这一观点，在日本得到了家庭社会学家落合惠美子的热情呼应，后者对“压缩的现代化”的理论作了论证和补充，并依据具体数据，更为细致地对东亚各国作了类型区分：她将韩国等东亚国家的现代化定义为“被压缩的现代化”，而将日本的现代化定义为“半压缩的现代化”。以此为框架，她对日本的家庭危机的深刻背景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其中涉及了家庭作为私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分离，以及女性被限于家庭私领域，家庭成为国家的下位单位等问题（Ochiai，2010；落合惠美子，2013）。在韩国、日本学者这些充满批判性和反思性的研究中，国家在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家庭意识形态、家庭制度实施操作和利用的功利性，得到了充分的揭示。
在具有家族主义传统的东亚各国，家庭系统为什么会陷入似乎比西方社会更为尴尬的境地？从国家与家庭的关系变动逻辑来分析，我们不难看到，在东亚各国，民族主义和现代国家的兴起，多曾以对传统家族主义的批判和对家庭制度的再造作为重要手段。在此过程中，家庭不仅在价值地位秩序中跌落于国家之下，在现实中，也难以避免成为国家治理的手段的命运。三、问题的要害和复杂性
如前所述，由国家支持家庭的“家庭政策”制度，是目前世界各国应对家庭危机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
而在东亚各国，“家庭政策”的推进，与当初压缩型的现代化历程有着颇为相似的特征——它表现为由国家主导的、追赶型的过程。面对人口危机（及其经济风险和社会风险）的来临，各国政府开始为家庭重新赋予价值。如新加坡，为了应对生育率的急速下降问题，2004年，甫刚上任的总理李显龙即在国庆演说中，提出了家庭第一的价值观，把“家庭价值”视为政策重点，要为新加坡打造“友善家庭的环境”。几乎是在同一时期，2004年10月，在中国台湾地区，社会福利推动委员会第8次委员会议通过了政府将拟制系列的家庭政策群的《家庭政策》决议草案，此草案对家庭价值以及国家—家庭关系作了意味深长的再认知（以下根据2015年修正稿）：
家庭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核心，对个人发展与社会稳定有其重要的意义与功能。虽然现代社会制度更趋多元，许多新兴的社会服务机构（制）形成，并填补了家庭的部分功能，尤其是在教育、托育与养护方面，但这些发展并未取代家庭作为社会福利需求满足最基本处所的地位。中国传统文化的家庭形态，主要立基于三代同堂的主干家庭形式，透过内部成员的互相帮助、支持及分担照顾责任，甚至扩大至氏族宗亲家族网络的资源援助，构成社会福利的基石。惟因人口结构与社会发展的变迁、就业环境不稳定或家庭解组等现象，家庭已无法一如往昔得以自身（或氏族）力量正常发挥功能，家庭能量正在减弱，且有严重弱化趋势，值得正视。
有鉴于此，各界遂有制订家庭政策的呼吁。…… 93年制订家庭政策的核心思想，乃基于支持家庭的理念，而非无限制地侵入或管制家庭。国家与社会应认知家庭在变迁中，已无法退回到传统农业社会的家庭规模、组成与功能展现；同时，也深信家庭的稳定，仍是国家与社会稳定与发展最坚实的基础；而家庭所面对的问题与需求，亟需国家与社会给予协助。
从中我们不难注意到，政府对家庭价值的再建构，依然被复杂地缠绕于对国家—家庭关系的再确认之中。但无论如何，这个草案点明了问题的要害所在：“家庭”在教育、托育与养护等方面已经无法承担亚洲传统家庭所承担的功能，不管是为了家庭本身，还是为了民族国家和全社会的利益，国家都必须确立起支持家庭的理念，建立起家庭政策的体系来。
但是，家庭观的调整，甚至家庭政策的启动，并不意味着家庭的状况即可能得到快速的改变。如果说东亚各国／地区家庭危机的形成，是“被压缩的现代化”或“半压缩的现代化”的伴生物，具有时空结构的规定性，那么，它的改变，也必然受到现实社会结构的限制。以韩国的家庭福利体制为例，有调查结果显示，实际状况的变化，明显滞后于民众福利观的改变——相比于1981年，2010年的韩国人已经极少希望由家庭成员来承担赡养老人的责任，在这方面他们的观念与同时期的日本人、美国人并没有什么区别。但现实中（2010年），韩国仍有一半多的老人在接受子女的经济援助，这个数字超出了日本和美国的40多个百分点（金香男，2000）。这个调查数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东亚各国，老年人同样处于个体化的社会进程中，他们对依托于市场的经济生活自立，以及依托于公民—国家关系的社会保障，抱有与西方社会中的老人相似的愿望。但现实中他们仍难以摆脱家庭福利体制的束缚，以及对子女养老的依赖。联想到中国的情形，我们不难理解，既有的家庭福利体制不仅以国家和社会对老人社会支持的不足为背景，还包括了福利体制对父母自我养老能力的过度榨取——父母的自我赡养资源被各种有形和无形的制度要求用以对子女（包括成年子女）的教育、购房、成家等支出，乃至被用以对孙辈抚育／教育及基本生活的援助，以致他们老后在经济上只能依靠子女的回馈。
另一方面，当我们试图以“东亚”为视角和分析框架，来认识各国面临的家庭危机时，我们又必须对“东亚”内部的差异性有足够的认识。联系到今天中国的家庭状况，我们同样可以认为，“高度压缩的现代化”，正是导致中国家庭价值跌落、国家与家庭之间关系急剧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些也构成了家庭福利主义成为国家倡导的意识形态，家庭本身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等现状的深刻背景。但是，中国还存在着与其他各国不尽相同的问题——中国目前具有国家功利主义特色的福利制度，已经镶嵌于一整套社会体制之中，这其中包括了身份化、地方化、等级化的公民社会权供给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而这些制度会成为维护家庭福利体制的屏障，事实上它们也会阻碍中国应对家庭危机的新政策的出台。除了和东亚各国一样，政府希望更多地开发利用家庭的保障／福利功能和经济消费功能，中国的地方政府同时还将“家庭”视为经济发展的负面要素——为了减少社会权支付的总额，城市政府倾向于对家庭采取不友好的政策，尤其是对迁移者的家庭。
不仅如此，由于中国目前已经建立起一套精致的国内移民制度，这使得“人口危机”这一驱动世界各国，特别是当前东亚各国政府推进家庭政策的最重要的变量，在中国也可能面临失效的风险。地方政府，特别是一、二线城市的政府，在人力资源竞争中，会根据经济理性原则，通过市民权供给政策的调节，对各类不同类型的“人口”实施区别化的吸纳或排斥，由此来缓解人口危机，实现城市利益的最大化。在这样的逻辑下，民族国家的整体利益可能被分解，社会危机也可能在时空上被转移和转嫁——以牺牲未来的代价，来确保当下；以牺牲大部分区域及其社会的代价，来维护某些区域及某些群体的利益。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要缓解已经出现的家庭危机、人口危机，仅靠开放生育限制政策，是远远不够的。由国家对家庭生活及家庭发展提供援助的“家庭政策”的出台，已经迫在眉睫。与此同时，国家还需要对国民社会权的供给体制，实施重大的变革。参考文献
［1］金香男，2000，《韓国における老人扶養の変化と老人扶養政策》，《同志社社会学研究》第4期。
［2］落合惠美子，2013，《親密圏と公共圏の再編成——アジア近代の問い》，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社。
［3］Chang, Kyung-Sup, 2014, "Individualization without Individualism: Compressed Modernity and Obfuscated Family Crisis in East Asia",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timate and the Public in Asian Modernity, Asian Studies.
［4］Chang, Kyung-sup, 2014, South Korea Under Compressed Modernity: Familial Political Economy in Transition, Taylor & Francis.
［5］Lavee, Yoav, 1999, "Stress Processes in Families and Couples", G.W. Peterson and K.R. Bush (eds.) , Handbook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6］Ochiai, Emiko, 2010 "Reconstruction of Intimate and Public Spheres in Asian Modernity: Familialism and Beyond." Journal of Intimate and Public Spheres. 0（Pilot Issue）.半城市化与农民工家庭的脆弱性问题熊易寒
作者熊易寒，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一、留守现象的体制根源
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的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学术界的研究也相对充分。然而，人们往往没有注意到，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问题都是派生性问题，而非原生性问题。以往的学术研究往往将农民工当作个体或群体（阶层）来研究，而忽视了农民工的“家庭属性”。
从个体的角度研究农民工，关注的是他们的社会融入、收入不平等、维权等；从群体或阶层的角度研究农民工，关注的是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社会资本、集体行动、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但实际上，农民工还有一个非常主要的身份维度，即他们是一个家庭成员，作为配偶、父母和子女，他们所享有的家庭福利和肩负的家庭责任。
当前中国留守儿童数量在6 100万人以上，留守妇女约4 700万人，留守老人约5 000万人。之所以如此，一部分是出于经济上的原因，大部分农民工收入不高，工作和住所不是十分稳定；另一部分则是由于半城市化的模式，流动会导致农民工及其子女的一部分权利丧失，譬如孩子很难进入城市的公办学校，无法在城市参加中考和高考。
有人认为，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问题是农民工“理性选择”的结果。的确是“理性选择”，人们的绝大多数决策都包含了“理性”的计算，但理性还是非理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所处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安排。当迁徙是自由的，个人的权利和福利不会因流动而遭受损失，这种情况下，举家迁徙是理性的；而当迁徙是受限制的，为了兼顾不同的利益，让一部分家庭成员“留守”也是理性的。我们不能因为这种选择是“理性”的，就认为这是“自愿”的，是符合农民工自身利益的“最优选”；事实上，这只不过是人们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下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在这种情境下，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案。
也有人认为，留守现象与中国的家庭文化相关。中国人有一套“吃苦”的话语。与家庭分离，是一种“苦”，为了让家人过上好的生活，有更好的未来，“吃苦”是值得的。美国社会学家李静君研究非洲的中资企业发现，中资企业的外派员工（在当地通常属于管理层），与欧美乃至印度企业管理者的待遇相差甚远。中国管理人员都住在集体宿舍，外出都是乘坐大巴集体出行、购物，在赞比亚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家人则留在国内；而印度、欧洲的管理者都有自己的公寓，与家人同住，拥有私家车，他们无法理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认为那是囚犯式的生活。对此，中国员工的解释是，我们这样“吃苦”都是为了家庭，为了多挣钱，让孩子上更好的学校，过更好的生活。而西方人则认为，中国人压根不重视家庭，如果他们重视家庭的话，为什么不把家人带在身边呢？农民工外出务工的逻辑与之相似，在外“打工”是苦日子，一个人吃苦就好了，让家人留在老家。从物质生活的角度看，打工的确是苦日子，农民工的居住条件通常要比老家差很多，劳动强度也更大（农业劳动带有季节性，而打工者的加班加点是常态）；从权利的角度看，打工者更可能遭受不公正的待遇，有时候不公来自资方，有时候不公来自城市管理者，有时候不公来自城乡二元体制。
在笔者看来，之所以会出现留守问题，首先是户籍制度与半城市化模式。户籍制度限制了人们的自由迁徙，加大了农民工举家迁徙的成本和代价。半城市化模式把农民工当作劳动力、消费者或者一个生产要素，而不是移民或公民，在经济层面加以吸纳，在政治和社会层面加以排斥。大部分的农民工并不是举家迁徙的，与家人处于长期的分居状态，这才有了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的问题。
其次是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体制。沈原等学者指出，“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制度”的基本特征是将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的完整过程分解开来。其中，“更新”部分，如赡养父母、养育子嗣以及相关的教育、医疗、住宅等安排，交由他们在乡村地区的老家去完成，城镇和工厂只负担这些农民工个人劳动力日常“维持”的成本。农民工家庭不得不“适应”这种体制对于劳动者的需求。
最后才是生活成本与“吃苦”文化。经济条件达到一定程度才会举家迁移，先是配偶团聚，然后是子女随迁。中国文化并非不重视家庭团聚的价值，但确实存在“吃苦”文化，崇尚为家庭福利做出个人牺牲，“独自外出”以获得更高的收入被视为家庭责任感的表现。二、农民工家庭的脆弱性
家庭的分离不仅仅损害了农民工的个体和集体权益，也大大加剧了农民工家庭的脆弱性。
首先，两地分居损害了夫妻关系，分居会造成生理上和情感上的伤害。
随着人口的大规模流动，中国的跨地域婚姻越来越常见。以往的婚姻市场都是地方性的，本村本乡本县的人进行通婚，而现在出现越来越多的跨市跨省婚姻。如果夫妻双方都具有相对稳定的职业和收入，在同一个城市共同生活，这样的跨地域婚姻跟本地人通婚没有什么实质性差异，最多有一些文化差异问题；但对于农民工来说，这样的跨地域婚姻往往比较脆弱。首先，很多农民工都是早婚早育，夫妻双方的心智和情感都还不成熟，不少母亲甚至是在未达到适婚年龄意外怀孕的，这样的家庭往往是仓促组合的，有些甚至没有合法登记，只是按照乡俗“摆过酒”而已；其次，不少年轻妈妈在怀孕生产之后就留在了男方的家里，而年轻的爸爸为了养家，不得不继续在外地打工，于是产生了两地分居的问题；如果男方家庭比较贫困，再加上婆媳关系、妯娌关系紧张，女方在当地人生地不熟，甚至语言不通，娘家远在天边，身边没有可以倾诉和依赖的对象，夫妻关系就更难维系。正所谓“贫贱夫妻百事哀”。以上两条是农民工跨地域婚姻不稳定的主要原因。
当然，不幸的家庭往往各有其不幸。家庭暴力、性格不合、父母反对、婚外情都可能导致婚姻关系的破裂，而且这也并非跨地域婚姻的专利，本地婚姻同样面临类似的考验。但据我的观察，在跨地域婚姻中，女方更可能离家出走——由于在当地没有发达的社会关系网络，女性离婚或出走的顾虑较少，可以选择回到老家或去外地打工，开启一段新的生活，甚至可以隐瞒这段婚史。孩子通常就留给祖父母抚养或照看，父亲继续在外打工，如果单身，家里就无人履行母职；如果再娶，又会涉及更加复杂的家庭关系，继母与孩子的关系、同父异母兄弟姐妹的关系。无论是哪种情况，这种家庭中的孩子都要比同龄人承受更多的心灵创伤。
流动让农民可以摆脱土地的束缚，让他们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和发展机遇；但与此同时，流动与贫困的结合也让婚姻关系变得更加脆弱。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我们都可以观察到大量的“临时夫妻”。“临时夫妻”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分居的已婚男女背着配偶非法同居。一些打工者与配偶两地分居，在城市又有生理和情感的需要，于是组成临时家庭；绝大多数情况下，双方都知道对方的家庭情况，约定绝不破坏对方的家庭生活；也有个别情况是其中一方隐瞒自己的婚史，与他人同居甚至重婚。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这种“临时夫妻”一旦被发现，往往就意味着家庭危机乃至婚姻的破裂。上海作家叶辛的小说《问世间情》刻画了农民工“临时夫妻”的尴尬处境。小说中的许多情节并非完全虚构，叶辛在上海一家民营企业进行了长时间的蹲点，采访了不少农民工，从中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艺术加工。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