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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25 17:4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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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时刻关注》编委会

出版社:中国铁道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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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宝流失之谜

国宝流失之谜试读:

前言

中华文明薪火相传五千年,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不仅创造了令世人叹为观止的文明成果,而且每一个华丽的时代都有着极其鲜明的特色,并留下辉煌的杰作。那些属于逝去历史的“时代符号”,尽管历经沧桑,却依然有极个别的“幸运儿”顽强地存在,后人尊称它们为“国宝”。这些偶而露峥嵘的国宝“不眠不息”,在某个历史瞬间忽然问世,引起无数人的尊崇和膜拜。但是,还是有许多国之瑰宝面世后命运多舛,颠沛流离,或者消失不见。比如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皿天全方罍、圆明园十二铜兽首、《兰亭集序》真迹、敦煌莫高窟藏经,还有被末代皇帝溥仪私自带出皇宫的众多国宝等。

那些散落在中国民间的国宝,早晚会有一天出现在国人面前;即便是消亡于历史的岁月长河中,也是新旧事物更替、无可奈何之事,尽管遗憾,却也让人理解。然而,伴随着朝代更替,战火纷飞,中国国宝最大的劫难却是来自人类自身的贪婪和无知的破坏,尤其是近代中国国力衰退,被世界列强无情掠夺,导致无数国宝遭遇劫难,或流失于海外,或隐没于寻常人家,或从人们的视线里彻底消失,无迹可寻。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新统计:分散于世界各地的2000多家博物馆收藏了中国160多万件流失的绝世珍品,除此之外,国外民间的收藏数量估计是馆藏的10倍。如何让更多如珍珠般散落在异国他乡的珍贵文物重新回到祖国怀抱,为延续我们的文化和历史提供见证,是国人长期以来难以释怀的情结,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期盼。

然而,在现实中,我们追索流失文物却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存在着众多的难题。这同样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当今对非正常手段流失海外的文物如何“回家”,目前大致三种途径:回购、讨还和捐赠。前几年,曾有华人重金回购圆明园铜兽首并捐赠国家之事,这引起了中国民众和媒体的广泛关注。那高得离谱的拍卖数额,尽管可以认为是价值连城,但也显而易见,国际上有人利用中国今天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华人企业家的爱国热情,频频将抢劫得来的流失海外本来就属于中国的国宝进行拍卖,以西方的“文明”方式再一次抢夺中国人的财富。华人企业家购回流失的中国文物并捐赠给祖国的爱国热情值得肯定和敬佩,但无疑又给一些文物投机商提供了热卖的市场。

不管怎样,我们关注流失国宝,可以知晓这些珍稀国宝的前世今生,推断它们现在何方,及时总结经验,汲取教训,为共同推动中国流失国宝的早日回归做出努力。本书将重点介绍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国宝,回顾它们的传奇历程,发掘其最新的考古结果,从迷乱的蛛丝马迹中,找寻国宝最后的踪迹……第一章大国之痛——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流失之谜

人类是从哪里来的?人类又是怎样进化繁衍的?从古至今,人们从来没有停止对自身生命起源的探索。直到1929年12月2日,人类重新认识自身历史的大门,被悄然推开。全球第一颗完整的猿人头盖骨化石惊世而出,沉睡在地下50万年的人类祖先之魂,从此被“唤醒”。但仅仅过了12年,这件承载着人类生命烙印的中国国宝,却在战火纷飞的中国大地上神秘失踪,至今下落不明!我们的国宝——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到底在哪里?龙骨之谜

1929年,席卷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突然爆发,工厂倒闭,老板跳楼,无数产业工人失业,许多国家陷入旷日持久的应对国民生计的苦恼中。这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却给中国带来了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由于各国列强忙于解决本国的老大难问题,无暇旁顾,中国的经济、民生、工矿企业,乃至学术研究等领域都迎来了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

民国时期,中国考古界也捷报频出,成果显赫,随着大量古文物的出土,中华文明再一次吸引住世界学术界的目光,同时也让中国考古界的众多人士声名显赫,1927年毕于北京大学地质系的裴文中就是其中一员。这位后来被世人称为“史前考古学家、古生物学家”的年轻学者,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北京周口店的一次看似寻常的考古工作会给世界文明探索带来那么大的震撼。周口店的考古发掘主持单位是中国地质调查所和协和医学院。时年25岁的裴文中参加了周口店的发掘工作,并负责现场指挥。他精力充沛,给整个发掘现场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1929年初冬,北京周口店地区颇为寒冷,呼啸的北风卷着凌乱的雪花在荒山野岭中肆意驰骋。野外的考古工作并没有因为气温骤降停止不前,反而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周口店地区因为经常发现一些奇怪的骨头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注意。

根据历史资料得知,大约在北宋时代,周口店一带就有出产“龙骨”。当时的人们把“龙骨”当作天赐的良药,把它研磨成粉末敷在伤口上,据说就可以止痛和利于愈合。因为此地盛产“龙骨”,所以人们就把这里的一座山称为“龙骨山”。到了近世,经过古生物学家的研究,认为所谓的“龙骨”不过是古生物的骨骼化石。

1926年,有一位学者在周口店意外发现了属于早期人类的两颗牙齿。同年10月,北京科学界报道这一重要发现时,立即轰动了国内外。后来考古界决定把这两颗牙齿的主人,就命名为“北京人”,以后又定名为“北京中国猿人”。这样,所谓“龙骨”的谜就彻底揭开了。这不是天赐神物的骨骼,而是人类祖先和与他们同时代的动物的化石。这就吸引了不少古生物学家和考古学家来到周口店地区,进行发掘和考察。

1929年12月2日,裴文中等人已经在龙骨山考古多日,还没有特别的发现。中途曾经有人建议,把发掘的地点重新调整,但是裴文中没有接受,他坚持认为,前期的考古已经带来希望,下面的堆土层一定会有新的发现。此时洞穴内挖掘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小,剩下的堆积物也逐日变少,眼看接近洞底,好像不会再出现什么奇迹了,工人们估计不久便可收工休息了。正在此时,裴文中发现主洞与裂隙交叉的地方突然出现一个小洞。他细看了一下,认为这可能是猿人行走的通道,决定向小洞挖掘,并亲自做探险的开路先锋。他在腰上系好绳子,让洞口外的工友用力拉着,自己带着手电筒沿洞壁徐徐滑下。

裴文中在他的《周口店洞穴层采掘记》一书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我们若从山顶望下去。见猿人洞洞口之深,峭立的绝壁,已有些令我们害怕。其实这都是我们一寸一尺移去的,土和石都是我们一筐一筐地抬出去的。现在看来猿人洞很深很大(最近更因雨水冲击及悬崖落石,不能下去了),当我们初开的时候,只是仅能容人的小孔,并且一部分尚为砂土所填满,仅有一个薄隙。当洞口方露出的时候,我们不知深浅,于是我同一个工人一同下去,腰上用绳子系好了,上边用许多人拉着绳子。我觉得我既负这开掘的责任,就应当身先士卒,正如打仗一样,将官若退缩不前,这样的仗最好不必打,打也必败。

刚在洞底站稳脚跟,手电筒照射过去,裴文中不禁惊呆了,白骨遍地散布着,几乎全是哺乳动物的骨骼化石,简直像是有意识保存下来的一座化石宝库!裴文中随后爬出洞外,向在场的考古人员做了简单的介绍,大家听后也感到格外兴奋,很快制订出下一步的发掘计划。裴文中决定把挖掘工作继续下去。

到下午四点,洞外天色渐渐暗下来,洞里阴冷异常,但人们依旧在昏黄的油灯光照下聚精会神地工作。众人一件件整理着各类动物化石,都是一些寻常的动物骨骼,文物意义不大,现场土层可以看出用火的痕迹,这就表明这里曾有古人类生活,如果能出土一两件古人类化石,那这次的考古发掘就圆满了。嘿,是头盖骨

然而,发掘现场依然没有令人惊喜的文物出土。裴文中的手指已经冻得有些僵硬了,他把手伸进衣襟里,暖了一会手继续工作。突然,一个骨头出现在裴文中脚下的泥土中,他仔细清理其周边的土,这块骨头一点点露出来,这似乎不是哪种野生动物的骨头,他在内心里反复搜索相关知识,一时间找不到线索。随着更多的土被清理掉,一个头盖骨模样的物体出现了,电光石火之间,裴文中脑海里突然蹦出一个念头,他高兴地喊叫起来:“嘿,是猿人头盖骨!”

大家围拢过来,只见这个头盖骨,一半已露出地面,另一半还埋在硬土里。人们兴奋极了,目不转睛地盯着。这时天色越来越黑了,众人又冷又乏,但大家的心情已经急不可耐。裴文中想了一下,决定休息片刻,让大家浮躁的心稳下来,再把这个头盖骨化石完全出土。现在大家都饥寒交迫,不如先吃点食物再接着干活。众人搓了搓手上的泥土,拿出早已硬邦邦、冷冰冰的馒头,就着行军水壶里的凉水,简单地吃上几口。大家还开玩笑说,古时候这个猿人的晚餐都吃上火烤的食物了,咱们现在反倒成了蛮荒人了。

晚餐很快结束,大家耐心地看着裴文中一点点发掘。泥土被刷子一点点拂去,进度很慢。裴文中回忆:“……那时天色已晚,若加细工作起来,我怕到晚上也掘不出来。其实他已经在山中过了不知几多日夜,并不在乎多过一夜;但是我不放心,脑筋中不知辗转了多少次,结果决定取出来,用撬棍撬出。结果呢,头盖骨一部分因震动而破碎了;这样结果,己使我很后悔,然已悔之不及。但是这个机会,却使我知道中国猿人头盖骨的厚度,我们现在的人,头盖骨很薄,而猿人头骨异常地厚。若说猿人是人,真冤枉!从这一点看来,他真不像人。”

头盖骨终于出土了,大家凝视着这个头盖骨化石,很长时间没有人说话。当夜的考古工作不再进行,裴文中捧着这个头盖骨化石回到宿营地,众人皆不肯散去,担心这个头盖骨有闪失。裴文中安排了守夜人员,大家轮流值班。帐篷外北风劲吹,守夜的人裹着棉被,借着昏暗的烛光边看书,边警醒地注意着木箱里的头盖骨,这一夜大家都没睡好。

第二天天一亮,裴文中就派专人进城,把这个大喜讯报告给北京城里的地质调查所。12月6日,裴文中亲自坐着汽车,用他自己的两床被子和褥子、毡子,包着这稀世珍宝护送到城里。调查所的专家们根据对发掘现场文化沉积物的研究,他们推算出:北京人生活在距今70万年至20万年之间。他们的平均脑量达1088毫升(现代人脑量为1400毫升);据推算北京人身高为156厘米(男),150厘米(女),这已经有些接近现代人的身高。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发现,为进化论学说,提供了最直接、最坚实的根据,同时它也将人类自身历史整整提前了50万年。

关于北京人头盖骨的研究报告一经公布,立刻在世界学术界引起轰动,各国学者拿着北京人头盖骨照片反复端详,痴迷的程度简直难以形容。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有数百位世界知名学者向中华民国政府提出入境请求,并和中国地质研究所以及协和医学院取得联系,希望能一起研究北京人头盖骨。

这些人中既有真正的大学问家,也有学术界的投机者。北京人遗址及化石的发现,是世界古人类学研究史上的大事。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个古人类遗址像周口店北京人遗址这样拥有如此众多的古人类、古文化、古动物化石和其它资料。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就成为世界科学界众所瞩目的稀世瑰宝。“北京人”虽然不一定是最早的人类,但作为从猿到人的中间环节的代表,被称为“古人类全部历史中最有意义最动人的发现”,因此,北京人头盖骨的珍贵程度可想而知。但是,也正由于这样,它也成为一些投机商和帝国主义者所觊觎的对象。北京人头盖骨的离合命运也就自此注定了……背靠美国好乘凉

时光荏苒,7年的时光一晃就过去了,裴文中已经32岁了。他已成为中国古人类学的重要创始人之一,他的一些著作也轰动了中外学术界,成为中国古人类学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这几年里,中国学者不畏国际学术权威,坚持自己的研究方向,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在简陋的工作环境下,对北京人头盖骨进行了认真负责的研究,取得了很多考古发现。

1936年,在裴文中的另一位搭档、中国考古学家贾兰坡的主持下,又有3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和一个完整的人类下颌骨,相继在周口店被挖掘出来。到1937年,北京猿人化石共出土完整的头盖骨5具、较完整的头盖骨化石1个、头骨碎片12件、下颔骨15件、牙齿157枚及断裂的股骨等,分属40多个男女老幼个体。考古学者同时还发现10万件石器材料及用火的灰烟遗址和烧石、烧骨等,由此推断,北京猿人制造出颇具特色的旧石器文化,并对中国华北地区旧石器文化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北京人还是最早使用火的古人类,并能捕猎大型动物。

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模型

就在周口店考古发掘工作进入黄金时期的时候,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华北大部分地区相继沦陷,考古工作被迫停止。为安全起见,出土5个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被存放进了美属北京协和医院,由中美学者共同创建的“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负责保管。然而,日本人在太平洋地区不断掀起战争,势力范围不断扩大,并不时地向美国挑衅。有识之士认为,一旦日美爆发战争,美属北京协和医院注定会被日军占领,届时北京人头盖骨的命运可就难以预料了。随着太平洋战事越来越激烈,蔓延的硝烟,对国宝的威胁已经越来越明显。到1941年,在当时被日军占领的北平,日军开始占领中立国美国驻北平的一些普通机构。存放和保管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北平协和医院虽属美国知名财产,但看来也难以幸免。在这种情况下,新生代研究室决定为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找一个更为安全的存放地点。

当时有三种处理方案。第一,把化石运往抗战的后方重庆,但在战争环境下,长途运送安全难以保证;第二,在北平就地掩埋,但在沦陷区安全同样无法保证;第三,运往美国保存。从当时的情况看,第三种处理方案是最好的选择。“鉴于美日关系日趋紧张,美国正与中国站在一条战线共同抗日,我们不得不考虑在北平新生代研究室的科学标本的安全问题。我们准备同意将它们用船运往美国,委托某个学术研究机关,在中国抗战期间替我们暂为保管。”

这是一封求助信,信件的日期是1941年1月10日,写这封信的人是时任国民党中央行政秘书长的翁文灏,这封信被同时发给协和医学院院长胡顿、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魏敦瑞以及美国驻中国大使詹森。信中所提到的“北平新生代研究室的科学标本”,正是当时保存在协和医院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阐明自己希望转移北京人头盖骨的意思。但是,根据先前达成的协议,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周口店发掘工作,其发掘出的实物必须留在中国,不得出口。北京人头盖骨堪称人类瑰宝,中国国宝要出境避难,这可是非同小可啊,各方面都不敢贸然行事。美国方面也担心在运输途中出现不可预料的风险,因此婉言拒绝了。

胡顿在给翁文灏的回信中写道:“企图将这批化石转移出北京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将它们运出中国或日本占领区很易遭到被没收的危险。考虑到‘头盖骨’的安全,我和魏敦瑞都认为不要转移和无法转移。最好放在保险柜再将保险柜放入学校地下室的保险库。”

翁文灏等中方人员的努力并没有因为美国方面的拒绝而停止,他们一再申请,美方官员和科学家一再婉拒,往来切磋数月时间。直到1941年11月,经翁文灏的一再协调,最后又经过蒋介石同意,重庆国民党政府明确表态,允许“头盖骨”出境。1941年12月初,重庆国民党政府和美国政府方面终于达成一致意见:头盖骨化石由美国领事馆安排,带出中国,暂存美国,等战后再归还中国。

据现有公布的档案资料记载:“头盖骨”随后的转移由美国海军陆战队护卫,乘北平到秦皇岛的专列到达秦皇岛港,在那里登船直达美国。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这5个“北京人”头盖骨化石连同那些散碎化石在内的全部人类学研究资料,在转移到美国的运送途中,竟然在中国境内神秘失踪。堂堂国宝,移送途中,到底遭遇了些什么?我们不妨透过历史迷雾,重新梳理一下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最后的那段行程。两个大木箱

当时的北平,早已沦陷。日寇铁蹄之下,危机四伏,协和医院早已是日军重点监控的目标。把如此珍贵的国宝带出北京,远渡重洋,确实很困难!这就不能不提到一位名叫胡承志的人。1941年,胡承志时年24岁,是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魏敦瑞的助手,同时也是一名专门制作化石模型的资深技师。当时在转移头盖骨之前,魏敦瑞特别授意胡承志给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制作了相同大小的模型,并寄去了美国,模型的完美程度简直可以乱真。

做好了模型之后,胡承志开始着手进行头盖骨化石的装箱工作。现有资料表明,胡承志就是最后一个见到和摸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人,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在转移前的全部装箱工作,都是由他来亲手完成的。

根据胡承志的回忆,他先将骨骼用擦显微镜镜头的细棉纸包好,再用软纸包着,然后再裹以洁白的医用吸水棉花,又用粉莲纸包上,然后再用医用细纱布层层包在外面,装入小箱,再用吸水棉花填满,小木箱内周围六面用具有弹性的黄色瓦楞纸数层填充,最后再装入大木箱内,大木箱内的缝隙用木丝填满。可以说,箱子做好了防撞击的处理。

对于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丢失,胡承志非常痛心,在他当年向国民政府提交的一份遗失报告中,他详尽描述了装载化石的经过,包括装化石所用的两只大箱子的形态,甚至几十年后,这位技师还能凭记忆画出清晰的箱子草图。根据胡承志的描述:(该)二木箱均为白木箱,一为四十八寸长、十一寸高、廿二寸宽,一为四十五寸长、十一寸高、二十寸宽。为了避免招人耳目,两只箱子上只是做了简单记号:Case1和Case2。

按照中美协商和美国公使馆的安排,这两只箱子会被标上美军军医威廉·弗利的名字,以私人行李的名义,从北平前门火车站装车,直发秦皇岛,之后搭载计划于12月8日停靠进港的中美间定期航班——“哈里逊总统”号客轮,前往美国。

1941年12月5日凌晨,一列火车驶出北平。火车上有一个美国人,他就是即将离华赴美的海军陆战队退伍军医弗利,两箱化石就是被混装在他的27箱行李中送上火车的。在秦皇岛火车站,弗利的助手戴维斯负责接收了这批特殊的行李。火车到站后,戴维斯去取了那些行李,一共有27箱,全都装到了一辆卡车上。回到霍尔姆斯兵营驻地,戴维斯把这些箱子都放在了自己的房间里。此时,“哈里逊总统”轮船还在海上航行,弗利只好耐心等待客轮的到来。

然而,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了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军迅速占领了美国在华的许多机构,驻在秦皇岛山海关一带的日军也突袭了美军,美军霍尔姆斯兵营的海军陆战队的人员很快成为日军的俘虏。包括“北京人”头盖骨在内的物资和行李,也就在此时失去踪迹。战火纷飞的岁月,两只装有中国国宝的木箱,就这样神秘地失踪了。步步惊心

所有相关人士都理所当然地认为,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必然是落在了日本侵略者手中。然而,令人想不到的是,日本人也同样在积极寻找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对追寻北京人头盖骨的事情格外卖力,几乎所有参与发掘工作的人员都受到日本人的审查。

日本对名扬四海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早就垂涎三尺,据说日本天皇本人就是一位超级的古生物化石迷。“七七事变”之后,日本方面就曾经派人到北京打探过相关的情报。“珍珠港”事件当日,日本人就占领了原先保存和研究化石的所在地——北平协和医院。也许日本人在医院没有得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就抓捕了裴文中先生,日军军官对他进行了长时间的审讯。裴文中在狱中被关了48天,在日本宪兵队,日军追问裴文中“北京人头盖骨”的下落,裴文中表示不知道。日本人就严刑拷打,灌辣椒水,并威胁枪毙,还让裴文中写遗书……

一个叫锭者繁晴的日本特高课(日本间谍组织)人员被从满洲紧急派遣到北平,负责追踪北京人头盖骨的下落,他根据线索,首先提审了裴文中。“我们大日本帝国很敬重裴先生,‘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是全人类的财产,我们大日本帝国很希望与先生合作,共同研究头盖骨化石,我们给您准备了最好的研究室和丰厚的报酬,希望我们合作愉快……”“我毫无此意,最近身体欠佳,正想就此回老家种地,你的好意恐难接受!”“不要紧,相信我们的诚意一定会打动裴先生的。我很想知道,头盖骨化石现在在哪里?你们用我们不得知的方式转移走了这些珍贵化石,你们太狡猾了,这是不相信我们大日本帝国。我只是想知道化石现在的情况。”“我在西城上班,协和在东城。两者相距甚远,那时发生了什么我无从知道。”“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标本到底存放在什么地方?”“应该在协和解剖系的地下室。”“具体负责的是谁?”“协和医院是美国人管理的,具体是谁负责,我不清楚。”“那么,最后经手化石的人是谁?”“应该是美国人。”“您最后看到是什么时候?”“大约是美日开战前的一个月,我因为要找一块标本研究,到过地下室,之后再也没去过那里。”

日本人从裴文中嘴里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裴文中始终就是这几句话,最后只好将其释放。锭者繁晴马不停蹄,在几天之内,走访调查了协和医学院几十个和“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研究、保存相关的人员。他还根据线索亲自到天津的瑞士仓库,翻开了全部可以检查的箱子、行李,核查了能够找到的所有线索,结果还是一无所得。奇怪的是,他恰恰没有去秦皇岛核查,莫非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就不曾运往秦皇岛?这是一个疑问,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线索。日本人的情报历来做得很出色,他们不去秦皇岛只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们很清楚头盖骨化石根本没有运往秦皇岛;另一个原因则是日本人已经在秦皇岛得到了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为了掩盖事实,刻意不让锭者繁晴去秦皇岛调查。

北平协和医学院

北京猿人复原像

1943年,无颜回国的锭者繁晴,在北平的一间小公寓里剖腹自杀了!这可奇怪了,锭者繁晴是日本方面派出的王牌侦探,因为完不成上级交代的任务,竟然不惜走上黄泉路,莫非,日本人真的不知道北京人头盖骨的下落?还是日本人上演了一出“贼喊捉贼”的闹剧,将锭者繁晴作为一个迷魂药抛给世人扰乱历史?

此后的几年间日军一直在搜寻失落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甚至想重启周口店的考古发掘。中华民国政府的调查人员也在寻找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他们曾经发现过一张秘密绘制的草图,在这张图上,不仅列出了和北京人头盖骨有关的关键地点,还分析了头盖骨可能的去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张图上还用英文标出了几个关键人物,其中就包括裴文中和胡承志。这张中英文草图究竟是何人绘制,目前已经不可考,但证据表明当时日本密探就是根据这张图来搜查“北京人”头盖骨的去向的。一团谜雾

日本人在找,中国人在找,美国人也在找,自从北京人头盖骨神秘丢失的那一刻起,有关头盖骨下落的线索就层出不穷。每一条线索,都在历史的回溯中,显得更加扑朔迷离。

1945年,“二战”结束,日本战败。作为战胜国,中国在战后派出了使团赴日本,参与受降等有关事宜,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先生作为使团高级顾问,负责在日本考察和索回被掠走的中国文物,而重中之重,就是查询和找回“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作为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发现以及保管、丢失事件的重要知情人,裴文中也及时写出了一份详细报告,指明头骨的下落。在这份报告中,裴文中提供了这些信息:“民国34年(1945年)11月14日,中央社东京专电:盟军最高总部称‘前为日军窃夺并运至东京之北京人骨骼现已发现’。民国35年(1946年)1月1日,北平《英文时事新闻》载有路透社电:‘东京帝国大学已将此无价之骨骼标本运赴盟军总部。’”

裴文中引用的各大通讯社发出的言之凿凿的新闻,让人们不难看到两个方面的内容:一、北京人头盖骨的确是被日本侵略者劫走了;二、日本方面已经将头盖骨上交盟军。这也许印证了一点:日本谍报人员寻找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行为就是一个花招。

1946年3月,在东京,李济见到了驻日美国海军司令斯脱特。但是,斯脱特司令的回答却使李济十分失望:盟军司令部已经就中国政府此前的要求,根据报端的信息查问过东京帝国大学。回答是,没有任何根据证明“北京人”头盖骨在东京或者在日本!对于报纸上的新闻,盟军含糊其辞,难以自圆其说,最后推脱为大概是记者们胡乱写的,他们将严惩假新闻的始作俑者等等!不管中国人信不信,反正美国人信了。盟军总部随即向中国使团发出了公函,告知了这一情况,还作出了“一旦得到有关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新情况,立即转告”的承诺。

原本白纸黑字的官方通讯社电讯,到了最后却变成了一团迷雾。这是日本人在捣鬼,还是美国人在掩盖?但是,李济确实在日本找到了与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相关的部分石器。后来又有中国科学家到日本寻找,却遭到日本政府阻挠。种种迹象表明,日本人故意侵占、隐瞒化石存放地点的嫌疑最大。从美国政府“二战”后包庇日军731部队战犯的事实似乎也可以推断,日美也许就北京人头盖骨化石达成了某种协议和默契。

日本外务省民间财产局,是“二战”后归还被侵略国物资的执行部门。在一份发给盟军总部民间财产管理组的报告上,日本外务省民间财产局表示,头盖骨化石并没有在日本被发现。他们同时还表示,1941年12月在秦皇岛及其周围驻扎的日本部队的相关资料已经丢失,该部队人员姓名和现在的地址不详。这样一来,中国方面通过调查驻扎部队来寻找北京人头盖骨的线索,就此中断了。

从1946年4月30日,中国驻日代表团向盟军提交寻找申请算起,到1948年9月18日,盟军总部给出官方权威的调查备忘录,经历了整整两年半的时间,但一无所获。在备忘录中,美军做出的追查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承诺,再也没有下文。

在找寻不到北京人头骨化石的情况下,中国又把目光投向了周口店,希望会有新的发现弥补丢失的遗憾。而此时的周口店龙骨山已是长草没膝,荆棘丛生,到处是日军暴行留下的累累伤痕,当年的办公房屋荡然无存,满山的树木也被砍伐殆尽。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

再次发掘周口店的计划很快批了下来。1948年9月27日,中断了12年的发掘工作重新开始。古人类学家贾兰坡和技工们先把1937年回填的土重新挖掘出来,在挖土过程中,他们获得了三颗牙齿,这是当时唯一在中国人手中的北京人化石的真实标本。此后,又陆续进行了几次发掘,又获得了两颗北京人牙齿和其他动物化石。可是,再也没有发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人们的希望落空了。我的行李被动过了

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在何方?假如按照日本人的说辞,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根本没有进入日本本土,莫非,它还在中国?那两个大箱子会在哪里呢?装载有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木箱,上面写的是一个美军军医的名字,那么就从这里再次展开调查吧!

威廉·弗利,“二战”时期美国的军医,头盖骨出境的押运人,他是整个事件链条中最关键的人物。后来,他是这样回忆的:“12月8日,我在秦皇岛被日军逮捕,一周后被释放回天津租界,之后,我收到了从秦皇岛战俘营寄回的行李。我打开自己的行李,发现被人动过。这让我感到毛骨悚然。第二天,我就把其中的两只箱子送到天津的百利洋行和巴斯德研究所,而另两只则交给我平时最信任的两位中国人。”

弗利的回忆中有两条线索,头盖骨可能有两个去向,一个是在天津百利洋行和巴斯德研究所,另一个是在两位中国人手里。根据弗利提供的这些线索,调查人员询问了百利洋行天津分行和巴斯德研究所的所有老职员,得到的回答却惊人的一致:“提箱?什么提箱?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什么美国军医。”

侵华日军占领天津

至于弗利所提到的那两位中国朋友也找到了,两人本是夫妻,之后劳燕分飞。女的去了上海,男的去了四川,断了来往,但两人的叙述倒是相当吻合:当年,弗利托付给了他们两个箱子,其中一箱是医疗器械,另一箱是私人衣物和一些古董瓷器,外加500美元。绝没有任何化石,乃至与骨头相似的东西。在当时不可能互相通气的情况下,两个人叙说一致,可靠性应该不容怀疑,结论是:箱子里装的根本不是“北京人”头盖骨。

虽然从弗利的回忆中,没有找到太有价值的线索。他提到的天津百利洋行和巴斯德研究所,为什么那里的职员说没见过他,到底是弗利记错了,还是职员根本不是当事人,不知情。总之,弗利的线索就这么多。不过也可以分析出这么两个结果:一是弗利行李中的头盖骨化石在他被俘期间被日本人拿走了;二是头盖骨化石根本就没有随弗利同行。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会不会根本就没去秦皇岛?因为在民间早就有过传闻:美国公使馆跟日本人玩了一出“调包计”,表面上,所有的化石被送上专列押往秦皇岛,但暗地里,北京人头盖骨却被秘密送往天津,准备从天津出海。否则,怎么解释锭者繁晴将天津的瑞士仓库翻了个底朝天的行为。但是,这个推断也难以证明就是真的,到底是谁在幕后操纵了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命运呢?尼克松的礼物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学者对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追踪没有停止,但仍一无所获。

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首次访华,开启了中美关系史上新的一页。除了在政治方面表示友好,经济层面寻求沟通以外,尼克松一行还向中方提供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日本“阿波丸”号沉没在中国海域的具体方位和装载货物的清单。美方还表示,希望和中国政府合作打捞“阿波丸”号。

在关于“阿波丸”号的档案中,有这样一张资料,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在资料上记载着:‘阿波丸’号装有金锭40吨,白金12吨,未加工的宝石15万克拉,美、英、香港货币数捆,工艺品40箱,锡3000吨,钨2000吨,铝2000吨,钛800吨,橡胶2000吨。这些都是在战争期间,日本从中国偷运出去的。根据美国专家对以上情报的考证与推测,已经神秘失踪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有可能就在这艘叫做“阿波丸”的船上!“阿波丸”号图画“二战”期间,随着美日战争的强度升级,双方都抓获了对方的一些俘虏。为改善战俘境遇,1944年,美国和日本达成一个对日占区人员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协议。

救援计划提出后,“阿波丸”号日本商船进入双方视野。这艘船于1943年3月5日下水,名义上是商船,但却是按照军事性能及要求打造的,无论从规模、性质、性能来讲,都是真正意义上的军事船舰。建成后的“阿波丸”全长5084英尺,总吨位11429吨,最高时速20节。在与它同类型的4艘商船都被改造成轻型航母后,它却隶属日本邮船公司,先后6次往返于日本-新加坡航线,为陆军运送给养。在这期间,它曾受到炸弹的爆破和美军鱼雷的攻击,但依然完成了任务,因此被日本军方誉为“不沉之舰”。

日美双方决定把它改装成运送救援物资的运输船,“阿波丸”在前往东南亚的航行中,获得了绝对安全保证。为了万无一失,双方约定:“阿波丸”拆除船头的高射炮和舰首炮,撤走士兵,在船体画上绿色十字,以便识别。

对于海上力量消耗殆尽的日本来说,“阿波丸”是他们的王牌运输船,日本政府并不甘心仅仅用它运送救援物资,这为以后“阿波丸”的灾难埋下了祸根。它在获得美国所谓安全通行证的前提下,出发前私装了6000吨弹药和其他战争物资,从一开始就违背了双方的协议。“阿波丸”号是1945年2月17日从日本门司港起航的,于2月22日抵达香港,据说有货物上下。3月2日,抵达新加坡,3月10日,“阿波丸”进入苏门答腊,到达航程终点。

在“阿波丸”南下的同时,美军展开北上攻势。航行的每一天,它都和攻击日本本土的美国飞机擦身而过。凭着一纸承诺,“阿波丸”成为太平洋上唯一一艘可以安全行驶的日本巨轮,也是日本在太平洋上进行物资、人员运输的唯一希望。

此时新加坡、雅加达等日控区已是四面楚歌,因此日本驻东南亚的高官将领、富商以及家属争抢着想登上这条船,最后这艘原设计装载236名乘客的货轮竟然挤上了2009人!其中包括日本驻缅甸最高长官小乡宦一郎、日本驻东南亚秘密部队总参谋长岩桥一男等要员及家属。

令人不解的是,“阿波丸”一到东南亚就进入严格保密状态。只有在夜色降临时,在日本宪兵监视下,才把货物运到船舱里。满载着神秘货物和众多乘客,3月28日,“阿波丸”离开新加坡,踏上回国的航程。沉默的知情人

1945年4月1日23时,“皇后鱼”号潜艇发动攻击,3分钟后“阿波丸”沉没。当时有很多日本人浮上水面,但他们拒绝美国潜水艇援救,与船偕亡。2008人从此沉入深深的海底,里面有罪行累累的战犯,有高级专业技术人员,还有老人、妇女和婴儿,成为太平洋历史上最大的海难!

被吊起的“阿波丸”号沉船船首部分

根据拉福林艇长的航海日志显示:在22点发现目标至23点攻击目标的这一个小时时间里,“皇后鱼”号曾数次向目标发出警告,但对方不予理睬,仍旧以18节左右的高航速逃窜。而更让人大惑不解的是:在4发鱼雷的攻击下,万吨级轮船“阿波丸”号在片刻时间沉没,前后历时不过3分钟,甚至连“SOS”的紧急呼号都没有来得及发出;2009人中,只有1人生还,其余的人均拒绝救助,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这次沉船事件中唯一的幸存者叫下田勘太郎,是“阿波丸”号上的酒吧管理员,有他获救后接受问讯的一段录音记录。“我在甲板上一直看着士兵在装运。当时的气氛是异常紧张,严密防备……装货直到天亮才结束。满载货物的‘阿波丸’号的吃水线大大下降,看上去就像驱逐舰一样。我想这也是‘阿波丸’号被美国潜水艇击沉的一个原因。”

对于这次攻击,在美军军事法庭上,拉福林辩解说:当时由于浓雾笼罩,能见度几乎为零,据声呐显示的信号判断,这是一艘军舰。此外,9个小时前“海狐”刚攻击过敌方运输船,因此他以为是日军要进行报复。日方则认为,“阿波丸”是按照规定路线行驶的,这是一次蓄意的攻击行为,应该赔偿日方一切损失。最后,美国政府承认对击沉“阿波丸”负有责任。对于赔偿问题,美国政府希望在战争结束后以战胜国身份再解决,以取得更多主动权。

1945年4月,美军开始冲绳岛战役,日本南大门被打开。8月10日,也就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前5天,日本政府向美国提出索赔要求:赔偿现金72万美元,向日本赔偿同类船只以替代“阿波丸”。在讨价还价声里,随着原子弹的两声巨响,“二战”结束。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投向日本的两颗原子弹

战败的日本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然而1949年4月14日,日本首相吉田茂却代表日本政府在协议书上签字,宣布正式放弃因“阿波丸”号被击沉而产生的各项要求。日方不但放弃了索赔权利,并自己出钱抚恤死难者家属。拉福林则因“阿波丸”违约装载战略物资而免予起诉,后来他成为海军司令。“阿波丸”事件中唯一的幸存者下田勘一郎,始终对那天夜里所发生的真相保持沉默。关于“阿波丸”事件的调查,从此很少被双方政府提起,而民间探求“阿波丸”之谜的呼声却从未停止过。“阿波丸”是如何沉没的?它究竟装载了什么?日方为什么突然宣布放弃索赔要求?谜底或许就在牛山岛附近几十米深的蓝色水下。不可思议的巧合

拉福林的报告提到,攻击“阿波丸”的鱼雷是从艇尾的鱼雷发射管发射的,这意味着如果“皇后鱼”号从后面追赶“阿波丸”的话,需要掉转艇身才能攻击,这合乎逻辑吗?“皇后鱼”号潜艇是“二战”期间美军群狼战术中最凶猛的头狼。以它多次作战的丰富经验,怎么会发生判断上的失误呢?“阿波丸”事件,远没有文件上看起来那么简单。让我们再次回到1945年4月1日的午夜。“阿波丸”上,滨田船长向盟军汇报航程。客舱里,大家正在为新生婴儿庆祝,忙碌一天的厨师下田勘一郎走到甲板上想透口气。就在这时,攻击发生了。据他回忆:“阿波丸”一离开新加坡,就有美军飞机低空飞行,第二天美军潜艇开始跟踪。如果他的话属实,拉福林的解释不足以令人信服。“二战”期间,美军潜艇执行任务都是由情报部门统一提供情报,舰长独立指挥。1945年3月10日,“皇后鱼”号和僚艇“海狐”号执行前往台湾海峡的攻击巡逻任务。然而半个月里它没有攻击任何船只,直到4月1日,“海狐”号在牛山海域攻击了一艘日本运输船只。随后,“皇后鱼”号潜艇对“阿波丸”进行攻击。难道这一切都是巧合吗?

在前一次航行中,“阿波丸”曾被美军潜艇鱼雷击中前舱,依然带伤完成任务。但这一次,4颗鱼雷令它在短短3分钟内沉没,巨大的差异令人怀疑。

日本原陆军中将稻田正纯是当时负责“阿波丸”在东南亚地区运送货物和乘客的最高长官。1973年3月,他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阿波丸”从日本驶往新加坡时,可能配备了自爆装置!如果他的说法可信,那么“阿波丸”沉没极可能是自爆行为。为这一说法提供旁证的是拉福林报告中对于落水者拒绝营救的描述。如果不是为了掩藏不可告人的秘密,他们又为什么拒绝美军营救呢?

我们先不过多探讨这个原因,看看打捞“阿波丸”的情况究竟会怎样?

1977年5月1日,根据中国政府的批示,由中国海军和专业打捞船队等组成的联合打捞组在福建平潭牛山海域70米水深的地方,确定并找到了“阿波丸”号,初步打捞出的物品就很出人意外。除了资料记载的橡胶、锡锭等物品准确相符外,人们发现了伪满洲国内阁总理大臣郑孝胥去世时,分赠给后人的文物“圆砚”,以及郑孝胥之子郑禹的印鉴。郑禹,是郑孝胥的次子,伪满时期曾担任沈阳市市长。根据情报记载,登上“阿波丸”号的2009名乘客都是日本人,为什么会有中国东北“伪满洲国”行政要员手中的文物,这是不是表明,这艘船上的文物来源很复杂。从这一点可以推论,中国北方的文物,确确实实在战时流落到了日本人手中,最后上了日本的船只。那么,经过层层保护装箱后的国宝、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会不会也在这些文物当中呢?“阿波丸”号上的日本人尸骨

在这次打捞作业中,捞起锡锭、橡胶、水银、铌钽、云母、光化玻璃等物资共5418吨,总价值5000多万元人民币。另外还打捞起日本人的尸骨368具,由中国上海市红十字会交还给日本红十字会。

不过,打捞过程中没有发现黄金的存放处,也没有找到一两黄金。这在目前还是个迷,引起了外界的不少猜测。

如果当时船上当真装载有如此众多的财富和秘密,那么日本人是决不会让它落在美国人手里的。“阿波丸”号在受到攻击仅三分钟后就告沉没,而且没有发出任何求救信号,“阿波丸”号的沉没是否另有蹊跷?“阿波丸”号到底是怎么沉没的?只想安静地大事化小

在中国交通部门和海军潜水员对“阿波丸”号反复探摸之后,一致的猜测是:“阿波丸”号沉没的原因除了鱼雷击中外,应该还有其他的因素。

根据实地探摸,美军的两枚鱼雷击中的地方在船体的后半段,爆炸点的创口显而易见。依照常理,“阿波丸”号应该在此处断裂;然而事实上,“阿波丸”号是在船首处断开的,而且整整齐齐地断为两截,令人费解。举例来说,一座桥梁,炸弹只有放置在桥体受力最集中的部位,此处爆炸才能引得整体断裂。“阿波丸”的情形正是如此。这样看来,“阿波丸”一定是在船首处受到爆炸力,而事实表明,鱼雷并没有击中船首。那么,只能大胆推测,在“阿波丸”号上,事先就放置了炸弹,而且炸弹的位置是经过高级技术人员精心测算确定的。

那么,在日本的众议院会议上,执政的自民党议员,竟然提出了《关于日本放弃要求对阿波丸事件赔偿的决议案》,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议案马上就获得了通过。不惜2008条生命的代价,日本,在试图掩盖些什么?

打捞“阿波丸”号的潜水员

从事件发生至今,对于“阿波丸”号往返航程中装载的货物清单、乘务员和乘客名单,日本政府从未提供过任何信息。为此,中国调查人员曾经走访过日本几个相关政府部门,但所得到的答复都是:这是绝密文件,谁也不能查看。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阿波丸”号的死难者家属同样探求了半个多世纪。但是,在日本,“阿波丸”号是一个禁止讨论和研究的话题,所有关于它的档案都是绝密。种种做法让人不得不怀疑,“阿波丸”号在运送救援物资的归途中,确实装了不可公开的东西。“二战”已经结束这么多年,即便是当时运载了军事物资,现在也不应该隐瞒了,除非隐藏了比军事物资更神秘的东西,那会是什么呢?

只可惜,由于当时中国的技术条件和潜水员的体能所限,打捞工作于1980年停止。在打捞上来的物品中,没有发现传言中的40吨黄金和北京人头盖骨。不过,据打捞组的成员表示,捞上来的,应该只是沉船物品中的一小部分。受当时深潜技术和深水除泥技术的限制,约1万立方米的淤泥掩埋着金库、驾驶台、客房及船员舱室和机舱。无价的珍宝也许仍静躺在海底,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也有可能就在其中。

不过,根据事实推断,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在“阿波丸”号上的传闻似乎也不可信。如果日本人早已得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何必要等到1945年才运回日本呢?何况这还是一艘从新加坡绕道过来的船只,风险很大。而且也没有必要将头盖骨化石舍近求远转运回日本,不合情理。日本老兵的忏悔

1980年秋,美国人类学家夏皮罗博士踏上了中国大地,在北京稍作停留,就直奔天津,因为他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档案库中查到:北京人头盖骨,当年似乎在天津的美军兵营中停放过。因为有一个美国老兵回忆说,曾目睹有人将两个大木箱埋在兵营的地下。在天津博物馆负责人陪同下,夏皮罗来到军营旧址,夏博士拿出随身携带的照片仔细辨认,验证了自己站立的这个地方,就是当年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军营。

然而,40年过去了,天津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年的军营已经成为了医科大学的卫生学校。夏皮罗认为当年有可能存放“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六号楼,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坍塌,之后被夷为平地改成操场。据陆战队员回忆说,六号楼的地下室是“木板地面”,但是学校负责人介绍,在清理大楼废墟时连地基都挖开了,根本没有木板结构。这条线索也就此中断。

天津没有,那北京呢?一旦有了调包计的推论,那各种情况就都有可能。多年来,中国学者们寻访过当年设在北京的美国公使馆旧址、协和医院,甚至周口店龙骨山原址,但都没有什么发现。直到20世纪90年代,一名当年参加了侵华战争的日本老兵,在弥留之际,透露出了一段神秘的忏悔:头盖骨化石,就藏在北京城的中心。

这个日军老兵说他当年是日本“731”部队的上尉军医,在中国期间奉命在协和医学院进行细菌武器的秘密研究。日军侵占北平不久,就截获了“北京人”化石,并将化石继续放在协和医学院保存和进行研究,这位老兵,被指定为护卫保管“北京人”头盖骨的负责人。

日军老兵说,1945年日本失败后,他奉命迅速处理“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由于形势紧迫,这些东西已经没有运往日本的可能。取舍之间,老兵决定在北平找一个僻静之处,先将化石掩埋,留待日后再作打算。在一天黑夜,他把一箱化石掩埋在了协和医学院正东大约两公里,一个有着许多松柏古树的地方,为了方便日后识别,他还在埋藏地点旁的一棵松树干上,用军刀刮下一块长约1米、宽约20厘米的树皮。

侵略中国的日本兵

人们根据这名老兵的回忆进行实地考察,只有日坛公园符合“僻静、有许多古树”的条件特征。而更令人兴奋的是:在日坛神道北侧不远的地方,人们的确找到了一棵被刮过树皮的松树,而且痕迹老旧。经过协商,中科院最终与北京日坛公园管理处达成了协议,在1996年6月3日上午正式发掘。挖掘过程非常低调,现场四周都用塑料布围裹起来。但是,挖掘成果令人失望:下挖近三米,没有发现任何埋藏物,所以决定停止发掘寻找。

青春不再,日月穿梭,和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有关的一些老人相继去世,多次调查无功而返,种种线索看似有迹可循,往往稍稍深入就戛然而止,令人神伤!多年来,寻找北京人头盖骨一直停留在民间操作和学者呼吁的层面。但由于牵涉到日本、美国等国外政府和相关人士,所以单纯靠民间的努力,很难取得进展。

据悉,对于“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是否在世这个问题,有关专家多年来基本持三种态度,一种认为化石还在世;另一种认为化石已经毁于战火;再一种就是对化石的去向态度模糊,认为无法推测。

认为头骨化石还在世,就是因为化石包装得相当考究。即使没有多少文化素养的人看到,也不会轻易将其扔掉或毁坏。北京人头盖骨在内的化石当时包了整整6层,而且由内到外相当仔细,即使装到两个没有特殊标志的木箱里,相信就是当时一般的日本兵发现也会上报的。但是,当时战争非常残酷、战事频繁,如果是金银珠宝书画,倒还可能保存下来,难说日军有如此高的辨别能力。头骨化石毁于战火也极有可能,如今来看,找到化石的希望应该比较渺茫。又有学者认为,“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应该在从北平到秦皇岛的运送船只“哈里逊总统”号上,实际上“哈里逊总统”号一直没有驶到目的地秦皇岛港去接应美国海军陆战队,它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开航以后,一直被一艘日本军舰追逐,最后,在上海以东长江口附近被日军击沉。

失踪的5个北京人头骨化石

此外,还有一则消息,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可能在“里斯本丸”号沉船上。据有关资料记载:1942年10月2日凌晨,装载着700多名日军官兵以及1800多名英国被俘人员和财物的“里斯本丸”号运输船,途经浙江舟山附近海域时被鱼雷击沉,船上所载大量文物和奇珍异宝随之葬身海底。后来,附近渔民救起英军官兵384人,而据获救的英国战俘回忆,船上载有大批被日军掠夺的黄金财宝和文物,还可能有“北京人头盖骨”化石。这些传闻其实不可信,因为从地点、航行路线上判断也不可能。头盖骨不可能在“里斯本丸”沉船上,英军战俘的说法值得怀疑。停车场地下的秘密

2012年3月25日,一个“二战”时期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理查德·鲍恩突然爆出猛料,他说北京人头盖骨可能埋藏在中国秦皇岛的地下。鲍恩透露了最后看见北京人头盖骨的经过。他在美军设在秦皇岛的霍尔康姆营地参加了一场战斗,美军在挖掩体时把一些木板箱当成了机枪垫,上面又堆满泥土防弹。他认为,战斗结束后,北京人头盖骨可能又被埋在了原地。研究人员根据鲍恩的回忆,前往秦皇岛进行了调查,并找到了鲍恩所说的“霍尔康姆营地”,它现在已变成了一个建在闹市区的停车场。但是,民间并没有流传出挖掘这个停车场的传闻,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时候不会轻易挖掘,如果挖掘了下面什么都没有,附带的经济损失由谁承担呢?不过有研究人员认为,鲍恩可能是最后一个见到北京人头盖骨的人,在诸多关于北京人头盖骨的回忆中,鲍恩的叙述可能是“最可信”的。

至此,我们可以归纳一下北京人头盖骨失踪前后可能的全部路线图。头盖骨最初从协和医学院B楼魏敦瑞办公室的保险柜中被取出,被装在两个木箱中,送到协和医学院博文办公室,随后被暂存在协和医学院F楼4号保管室,然后被送往美海军陆战队专列离开北京。随后这里的路线就有了分离,在美国军医弗利一方的线索里有三个可能的去向:瑞士人在天津开的仓库,法租界上的巴斯德研究所或者是弗利的中国朋友处。在另一方向上,都和日本人有关了,第一个是装有头盖骨的箱子被日军获得,之后被运到日本;第二个是毁于战火;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头盖骨现在还藏在中国某处。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可能性被否定,然而,人们也期待着更多新的线索。

北京猿人生活方式想象图

北京人头盖骨的遗失是人类考古学历史上的“世界奇案”之一,也是中国国宝中最令人心痛的遗失。为了揭开我们最古老的祖先的生活景象,一代又一代的人类学家们在不懈地努力,而那些能够为我们破译更多人类密码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仍然在茫茫世间等待我们的追寻。第二章无头骑士——皿方罍流失之谜

1922年,一件隐匿多时的国宝突然惊现湖南漆家河的泥地里,面世不久,这件国宝就身首异处,被不同人分别占有,从此阴差阳错两分离,各自飘零惨兮兮!直到1989年,中国学者马承源与此件国宝的器身在日本不期而遇,此后,历经艰辛,这件国宝终于回归祖国,头身相聚。这件国宝的遭遇充满了传奇色彩,一波三折,道不尽的哀愁……阳光下的问候

日本列岛地处中国东部的海洋上,由于历史和地理位置的缘故,中国对日本文化影响颇深。“二战”期间,日军侵略中国,无数中国国宝被日本人掠夺,藏于日本官方或者民间,这个数量恐怕以几百万计数。改革开放后,中日民间交往频繁,中日文博界之间也经常举办交流会。为了尽可能多地了解日本收藏界的情况,许多中国考古界的老专家不顾年事已高,经常来往于两国间进行文化互动,为推动国宝回归尽一份薄力。

中国青铜器权威专家马承源就是这样一位令国人尊敬的长者。他有着“中国青铜文物鉴定第一人”的美誉。他的专著《中国青铜器研究》、《中国青铜器》都开创了全新的中国青铜器分期体系,在世界青铜器研究史上留下了重要一笔。在行内,一件青铜器物的价值和真伪如果用“马承源来看过了……”这句话做开头或者结尾,那么,这件器物的身份就会呈现天壤之别。

研究青铜器让马承源付出了一生的心血,也让他在世界文博界享有盛誉。马承源,曾任上海博物馆馆长,他对上海文博界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众所周知,上海并非出土青铜器之地,但马承源却凭借着一双慧眼和收纳天下的气度,为上海博物馆收集了数以万计的珍贵青铜器文物。上海博物馆获得国内文物库藏“半壁江山”和青铜器藏品“世界第一”的美名,是和马承源分不开的。没有他,就没有今天傲视天下、拥有国际一流水准的上博新馆和博物馆里人头攒动的壮观景象,此言并非夸张……

1992年,日本东京举办了一次学术交流会,年过六旬的马承源先生会后礼貌地谢绝了记者采访,悄悄乘车离开。他这次要拜访东京新田商事株式会社负责人,同时也是著名青铜器收藏家的新田栋一先生。这个新田栋一,出生在中国台湾,“二战”后移居日本,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通。他能说一口地道的闽南话和不太标准的普通话,有些生活习惯还保留着闽南习俗。在台湾的时候,他就对中国古玩格外喜爱,尤其是对青铜器青睐有加,一有机会接触到好的中国青铜器,他必定会想方设法得到,即使花大价钱也在所不惜。在他看来,那不仅仅是个人的痴迷,更是自己研究中国文化的一种动力来源。

新田栋一的家是一栋独栋别墅,位于幽静的富人区。他的个人藏品整整占据了别墅的一层楼,其种类之全,档次之高绝不亚于一个小型的博物馆。年近七旬的新田栋一早早就在家人的参扶下等候在路边,马承源乘坐的车一到,他立刻迎上去热情问候。马承源一笑,略略寒暄几句,就提出先看藏品。

新田前边引路,两个人走进了藏品陈列室。一进门,马承源内心就忍不住哀叹昔日国力的羸弱,只见众多的中国国宝赫然陈列在室内,让人心痛。两个人边看藏品边点评,互相交换着意见。突然,马承源的目光里闪过一尊披拂着阳光的青铜方罍,那种迷离的光芒恰好从从落地窗照射进来,直直地落在那尊方罍上,身披霞光的方罍似乎在问候马承源。“哎呦!这个有来头!”马承源心中深感震惊,他似乎突然间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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