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庆祥,黄相怀 等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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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的世界贡献(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第二辑)试读：
出版说明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理论武器，加强和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深入推进，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迫切需要我们紧密结合我国国情和时代特征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发展真理，研究新情况，分析新矛盾，解决新问题，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时代变迁呼唤理论创新，实践发展推动理论创新。当代中国的学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学者，要想适应时代要求乃至引领思想潮流，就必须始终以高度的理论自觉与理论自信，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生机和活力，使马克思主义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为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组织策划了“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丛书。作为一个开放性的论库，该套丛书计划在若干年内集中推出一批国内外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高端学术著作，通过大批马克思主义研究性著作的出版，回应时代变化提出的新挑战，抓住实践发展提出的新课题，推进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促进国内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
我们希望“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的出版，能够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为推动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教学做出更大贡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前言中国道路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珍贵礼物
全面深入探讨中国道路的世界贡献，是本研究团队多年的共同夙愿。近年来，研究团队的成员围绕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发表了多篇有分量的研究成果。我在2014年发表的《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一文中指出：“讲中国道路，必须把它放在世界历史变迁的大背景当中，把握社会历史变迁中力量转移和结构转型。”同样也在2014年，本书第二作者黄相怀在《中国道路破解了一系列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难题》一文中指出：“从来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像中国这样战胜如此众多的艰难险阻，把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13亿多人口的大国带入快速现代化的发展轨道。中国道路是破解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难题的成功实践。”这些前期理论成果，为写好本书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当然，直接促成本书诞生的，是我于2016年在《北京日报》上发表的《中国道路对世界的四大总体性贡献—对梁漱溟之问的回答》一文。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中国道路，这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珍贵礼物。”我在文中还指出，中国道路对于世界至少有四大总体性贡献，即生存性贡献、发展性贡献、文化性贡献以及和平性贡献。文章的发表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也引起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注目，由此便有了对于本书的策划与实施。
本书是“中国道路的世界贡献”研究团队共同研究的成果。它既注重对中国道路的理论阐释尤其是哲学理解，又注重分析研究中国道路的世界贡献或世界意义。本书的最大特色，是坚持政治话语、学理话语和世界话语相统一，坚持历史、理论和现实相统一，坚持“用学术讲政治”。
导言“中国道路能为世界贡献什么”，综合了韩庆祥、黄相怀的研究成果，同时部分地吸收了其他成员的成果，主要由黄相怀负责完成修改定稿工作。第一章“中国道路的历史背景”，主要由齐惠负责完成。第二章“中国道路的理论阐释”，综合了韩庆祥、黄相怀和刘晨光的研究成果，主要由刘晨光完成修改定稿工作。第三章“中国道路的生存性贡献”，主要由张永负责完成。第四章“中国道路的发展性贡献”，主要由张开、王声啸负责完成。第五章“中国道路的制度性贡献”，主要由王若磊负责完成。第六章“中国道路的文化性贡献”，综合了张城、刘晨光和王培洲的研究成果，主要由张城负责完成修改定稿工作。第七章“中国道路的和平性贡献”，主要由韩爱勇负责完成。结语“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主要基于韩庆祥、黄相怀的研究成果并由黄相怀完成修改定稿工作。
向世界讲述中国道路的世界贡献，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全面正确深入地向世界阐释中国道路，要求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准。因此，作为在中共中央党校工作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们秉持“用学术讲政治”的理念，力求基于政治的要求、按照学术的标准来研究中国道路的世界贡献。当然，我们所做的这项研究工作还是初步的，还需要更多的研究者加入进来，在中国大地上做中国人自己的学问，向世界展现“学术的中国”“理论的中国”“思想的中国”。
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这四个“走出来”，形象而深刻地概括了中国道路的历史渊源，同时，也揭示和阐明了中国道路的内在特质。这种特质就是中国道路能为世界做出巨大贡献的内在依据，就是坚定道路自信的内在依据。可以说，中国道路内在地蕴含着中国对于世界的贡献。超大的规模和众多的人口，必然决定了中国之于世界的生存性贡献；由较为贫困落后的状态过渡到发展起来后的状态，必然决定了中国之于世界的发展性贡献；动员资源的力量、相对良性有序的国家和社会治理，必然决定了中国之于世界的制度性贡献；悠久深厚的文明传承和文化创新，必然决定了中国之于世界的文化性贡献；以普惠而非对抗的方式参与到世界发展中，必然决定了中国之于世界的和平性贡献。一句话，世界贡献既是中国道路的“溢出效应”，又是深深植根于中国道路自身特质之中的。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就是中国道路的世界贡献，这种贡献具体体现为本书所讲的五种贡献。
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从整体发展水平上说，中国还是拖世界后腿的国家，而今中国正在为世界发展做出重大贡献，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变化啊！改革开放之初，从学术水平上说，中国的国家形象主要由西方的媒体舆论和学术成果塑造，而今中国的国家形象正在自觉地为中国人自己所书写且被世界瞩目，这又是一个多么巨大的变化啊！正如中国道路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珍贵礼物一样，我们把这本书当作中国学者贡献给世界的一份礼物。愿世界各国人民能够从这两样礼物中感受到中国人民的一个共同想法—中国将越来越好，世界将越来越好！韩庆祥导言中国道路能为世界贡献什么
六十多年前，先辈就希望中国对世界做出贡献。梁漱溟曾问：“中国以什么贡献给世界？”六十多年后，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中国道路，这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珍贵礼物。习近平同志对中国道路的独特优势给予高度重视，强调中国道路不断发展，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因而要坚定道路自信。
我们党的文献对中国道路已从政治层面做了全面界定。在此基础上，还可从学理上对其哲学精髓、核心要义加以提升，可概括为“一主二合三基”。“一主”，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二合”，就是中国道路体现着一系列基本的矛盾双方的结合、协调，如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则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相结合、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效率与公平相结合等；“三基”，是指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要注重三种基本目标、三种基本力量和三种基本机制。三种基本目标，就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三种基本力量，就是党政主导力量、市场配置力量和人民主体的力量；三种基本机制，就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平衡机制和治理机制。这种“一主二合三基”，既着力于解决生存、发展问题，又着力于解决文化问题，还着力于解决世界和平问题，当然也体现出制度优势。从总体上讲，这样的中国道路能为世界做出“生存性贡献”“发展性贡献”“制度性贡献”“文化性贡献”和“和平性贡献”。正是由于这些贡献，中国道路便具有了十分重要的世界意义。一、中国道路的生存性贡献
中国道路使中国主要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了自己的生存问题，即它解决了占世界总人口约四分之一的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这是生存性贡献。
改革开放之初，占世界总人口约四分之一的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是首要问题；不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中国甚至整个世界都难以安定。解决不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就意味着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然重新开始必需品的争夺，也就是说，陈腐的东西就会死灰复燃。由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一切历史的第一前提。因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就必须能够生活，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吃、喝、住、穿是人的第一需要，满足这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生产是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由此，恩格斯指出，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中国道路的最本质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追求的根本目标之一是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本质和宗旨的具体体现，就是首先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挨饿问题）。为此，中国共产党人在20世纪80年代党的十三大上，提出了“三步走”战略：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在20世纪90年代党的十五大上，我们党又根据变化了的实际，提出了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三步走”设想：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十九大指出，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比原来构想的提前了15年。这是多么了不起的贡献！历史和实践证明，中国道路不仅使中国人靠自己的力量真正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而且中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19%的人口。这对整个世界是一种巨大的生存性贡献。二、中国道路的发展性贡献
中国道路使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从总体上达到了小康，这既有利于拓宽世界在中国的市场，为世界发展创造机会，也有利于世界共享中国发展成果，这是发展性贡献。
这种发展性贡献与中国道路直接相关。
中国道路表明，中国共产党可以发展中国。中国共产党具有独特优势：一是在决策正确的情况下，可以有效动员、组织国家一切资源和力量办成大事。二是注重基于中国基本国情、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来解决中国问题，处理各种复杂的矛盾关系。三是注重学习，善于总结经验教训、自我纠错、自我更新和开拓创新。它积极学习世界各个国家一切文明的有益成果，如“市场经济”“国家治理”“社会组织”等。这既可激发经济发展活力，也可促进社会和谐，还可使中国共产党不断克服自身的局限，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四是它既一脉相承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政治立场，同时又与时俱进地适应新时代、新环境进行开拓创新。五是它努力反映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和趋势，不断确定具有动员和凝聚作用的战略目标，具有战略定力。显然，这些独特优势不仅能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而且能极大推进中国发展。某些人较多看到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所谓“弊端”，却忽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独特优势，这需要澄清。
中国道路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发展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具有独特优势：它注重从客观实际出发，立足中国基本国情，具有实践基础，不浮漂；它注重“一元主导”，坚持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原则，具有正确导向，不改旗；它注重“二基结合”，强调改革发展历史进程中基本的矛盾双方的结合、协调，具有可持续性，不摇摆；它注重“自主创新”，实施创新驱动，具有动力作用，不懈怠；它注重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能有效解决改革发展进程中的问题，蕴含着治国理政的政治智慧，不僵化；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注重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把发展看作硬道理，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为推进中国发展的根本路径，集中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使中国人民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使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不折腾；它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战略目标，把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总体方略，不迷失。显然，这些独特优势能极大促进中国发展。
中国道路表明，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并追赶西方发展水平的根本动力和重要法宝。发展中国家所要实现的现代化目标很宏伟远大。然而，实现这种目标却遇到了种种体制机制弊端和陈旧落后的思想观念之阻碍。只有不断改革这些体制机制和破除这些思想观念，国家才能顺利走上现代化发展之路。因此，自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积极推进改革，推动了中国发展，终于在2010年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道路表明，正确把握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对解决发展问题尤为重要。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时候，发展就是硬道理，需要利用市场经济和市场机制的力量，其中动力机制尤为重要。要发展就必须进行改革，即破除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建立良好的治理机制，这时，转变政府职能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力量就显得十分重要。在改革发展过程中，尤其是相对发展起来以后，社会进入矛盾多发期，稳定问题会凸显出来。这时，通过建立平衡机制并发挥其作用，同时积极调动社会力量，就显得相对突出。所以，在实现现代化进程中，需要正确把握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充分发挥好动力机制、平衡机制和治理机制的作用，并使三种机制达到协调、优化，从而获得快速发展。实际上，中国提出的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相结合的理论及其后来的实践，是对当今世界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寻求经济发展道路的重要贡献。
中国道路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中国发展本身就是对世界的一种发展性贡献。中国的发展，既为整个世界贡献了诸多低成本的日常生活消费品和高技术含量的中国制造产品，如在世界许多国家，我们都可以看到由中国生产的日常生活消费品，中国的高铁走出去也是为世界所做的贡献；又拓宽了世界在中国的市场发展空间；也为发达国家的资本获取利润提供了机会；还能使一些国家共享中国发展的成果。中国实施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可以使沿带沿路、沿途沿线的国家从中受益。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如果继续保持这个势头，中国将为世界提供巨大市场。因而，把中国发展的事情做好，就是对世界发展的最大贡献。三、中国道路的制度性贡献
短短数十载，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而这样的成就是在应对国内、国际诸多困难及挑战下取得的，来之不易，也就更能彰显其制度的品质与力量。中国幅员辽阔但地区差异巨大、发展极不平衡，人口众多、资源紧张，文化悠久、历史负担重，民族多样、民族文化差异较大。因此，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中国国家治理局面更加错综复杂。就国际形势而言，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共赢空间不断被压缩。这使得中国自身的发展轨迹和逻辑也一再受到干扰、挑战和威胁，但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又不得不与国际社会合作，融入其中，在狭窄空间中闪转腾挪、纵横捭阖。就世界大势而言，现代社会相对于传统农业社会更加复杂、变迁更加剧烈迅速，面临不可回避也无法逆转的观念多元和技术进步日新月异的挑战，中国必须在“时空压缩”的条件下、在观念多元的撕扯下追赶工业化、信息化的步伐，其难度可想而知。在这样的复杂局面下，中国国家治理取得的成就更来之不易，而这长久、稳定、令人瞩目的发展必然离不开其背后制度的力量。
虽说制度必须符合国情，任何国家均需找到契合本国实际情况之制度，否则制度不会发生效用；然则任何具有生命力和发挥良性作用的制度，必然都有其普遍的意义和价值。中国制度也不例外。即便不能说所有具体的制度细节都有普遍意义，但中国成就彰显出的制度抓力和品质，在观念层面上，至少对诸多发展中国家，或者一些试图摆脱发展困境、谋求稳定与增长的国家有一定程度的借鉴价值。宏观上，中国道路的制度性贡献，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丰富了世界发展模式和政治制度的多样性
中国制度的首要价值，是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不照搬照抄，根据自己的现实建章立制，进而证明了非西方自由民主模式也能带来成功的治理。二战及冷战后，长时间以来模仿西方是“唯一正道”，西方也大力推销其制度，自以为至此已走向了“历史的终结”。然而，一方面，照搬照抄移植其制度的国家大都未能走向稳定富强，反而社会分裂动荡，经济疲软，贫富差距拉大，在中东、非洲、南美洲等地几乎鲜有成功案例；另一方面，西方大国自身也增长乏力、社会分化、民粹主义盛行，逐渐显出衰退迹象。这一发展轨迹警醒诸国，西方制度不具有普遍性，不一定带来良善治理；而制度选择应适合本国实际，一国应根据自己的情况，包括人口规模、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历史传统、文化习俗、根本制度、民族宗教状况、周边国际环境等，还要根据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以及发展阶段和发展的阶段性目标建章立制。事实上，制度及其效用往往与其“嵌入”的社会背景相关。制度要生根、生效，就必须适应、契合“先在”的文化习俗、历史传统和制度背景等。后者的影响潜移默化且根深蒂固，会产生巨大的文化和制度惯性，并反过来塑造其中的制度：一来在“生产端”会影响制度的设计及建构，新生制度由其塑造并需与之契合；二来在“产出端”会制约制度的落实和效果的发挥。此时，中国迥异于西方、自主建立的一套适合于自身状况的制度带来的良好的效果，一来打破了必须模仿、照搬西方模式才能成功的迷思，二来证明了制度只有符合本国实际、因地制宜才能发挥效用，三来丰富了世界治理模式的多样性，既增强了其他国家走自主发展道路的信心，又为其他国家建构其发展道路与制度提供了借鉴。（二）建立了一套后发国家的追赶型治理制度与发展模式
中国制度的本质特征，是建构了一套权威的治国理政制度体系，在政治参与与政治稳定之间保持动态平衡，在保持政治开放性和可参与性的同时，能够保证政治决策及其落实的权威，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推动社会朝政治目标发展。对所有发展中国家而言，其面对的首要问题是发展和追赶。任何制度的建构都要依据、围绕其目标和重心，不能本末倒置，不能封闭僵化，制度不能过于超前，超越自己的发展阶段。利益多元条件下的政治参与是道义目标，但不能过于激进，破坏追赶和发展所需的稳定的秩序环境和团结的共识状态。巴西就是典型的例子。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问题，需要靠一套有权威的制度来推进。这些国家需要权威力排众议，在分歧下寻求最大公约数，在此基础上做出重大决策，并坚定推进决策执行。任何明智、清醒、审慎之人都应该有此种历史感和现实感。拥有稳定的政治权威、完善精密的行政体系、强劲有力的执行手段、审时度势的宏观调控能力，统筹各方、超越分歧、负重前行，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在多项选择和相互牵扯的目标之间选取最重要、最迫切的目标并使之实现，是发展中国家建构制度所需考虑的首要问题。（三）保持了能够及时回应变化和挑战的制度弹性与可调适性
中国制度的关键经验在于，其能够保持制度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根据战略目标和核心矛盾的变化主动适应、自我调适，防止僵化封闭，在变与不变、动与不动之间保持平衡。任何制度如果过于僵化，脱离了早已经变化了的现实，而不是适应现实的要求和重心的转移，那就必然束缚发展的进程，减缓发展的步伐。中国发展的一条经验是，中国制度并不故步自封，而是不断自我革新、自我调适，不断去适应发展了的现实，进而迸发出巨大的活力。相反，很多国家制度僵化，未能适应现实变化，造成了制度与现实脱节的政治衰败的窘境。这种自我调适也体现在制度的回应性上，通过不断回应民众诉求和突出问题来自我调适和改进。现代社会新问题、新热点、新争议层出不穷，制度不可能全知全能，而是要不断自我改进、自我调适。有学者指出：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政府必须不只是可以由民众控制，不只可以增进公众的利益，而且还必须能对民众进行回应。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政府必须存在能让被代表者表达其意愿的机制，同时这个政府还必须对他们的意愿进行回应，除非政府有很好的理由去违背他们的意愿。这里不需要存在持续的回应行为，但必须持续存在可以进行回应的条件，并时刻准备回应。具有代表性的政府是那种当民众具有某种意愿时，它就能够予以回应的政府。制度从来都不是靠纯粹理性建构的言辞中的“城邦”，特别是在发展日新月异的现代复杂社会，自然理性试错、不断纠正、缓慢建构、逐渐改进的过程才相对合理。想当然的制度革命和“休克疗法”，不仅成本更高、代价更大，而且文化和制度中的惯性并不会使之带来新生，而更可能造成倒退。这一点已被人类经验反复证明。四、中国道路的文化性贡献
中国道路向世界展示的贵和尚中、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的“仁义”“和合”文化更具世界道义性，更具世界魅力，这是文化性贡献。
这种文化性贡献与中国道路相关。中国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开创出来的，它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具有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基因。
中国道路表明，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生命力，具有指导意义。自从苏联解体后，有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对马克思主义失去信心。实际上，失去生命力的那种马克思主义，是被僵化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这样的马克思主义不仅没有过时，而且焕发出勃勃生机；它既增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也在理论上提高了中国意识形态的世界影响力和吸引力。这是中国道路对“意识形态”的一种文化性贡献。
中国道路表明，世界人类文明具有多样性，而中国道路所蕴含的“仁义”“和合”的本质、本位文明是不同于西方文明的一种新的文明类型。西方许多学者极力维护西方文明在世界上唯我独尊的地位，认为西方国家所推行的普世价值可以成为普遍性的文明规范，因而极力为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之合理性提供理论基础，蔑视非西方世界的文明。他们往往用西方话语体系解读中国，不愿承认中国道路及其成功。他们竭力寻找中国发生危机的根源，认为中国政治体制不具备自我革新、自我调整的机制和能力。中国道路的成功，确证世界文明具有多样性，确证中国的“仁义”“和合”文化及文明更具有道义性。中国道路所蕴含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既尊重个人平等发展，又注重社会和谐，也强调国家主权，还注重世界和谐，它强调“协和万邦”“世界大同”“休戚与共”，认为“独善其身”并不可取，“兼济天下”才是合理的自然秩序。显然，中国道路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标准来评判各种政体的表现，更具正当性、道义性、合理性。这是不同于西方文明的一种新的文明类型，这种新型文明是多彩、平等和包容的。这是中国道路对“世界文明”的一种文化性贡献。
中国道路表明，世界上的发展道路具有多样性，各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因而它破除了对世界发展单一道路的迷信，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启示：应依照本国国情探索自身的发展道路。以坚持尊重历史发展规律和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相统一的哲学方法来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是最根本的。中国道路是从中国客观实际出发认识中国国情而开辟的发展道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与实践发展的逻辑：在中国搞社会主义，没有现成公式可以遵循，也没有既有模式可以照搬，必须走自己的路。由此，必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并“立足中国国情”进行实践探索；要把握中国国情，就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从客观实际出发认识中国国情，我们党得出一个对中国道路具有“总依据”意义的重大论断，即我国社会主义依然处在初级阶段；在这一阶段，其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就既要利用“市场经济”，又要力求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达到全面协调和统筹兼顾，还要实行“改革开放”。可见，中国道路有其历史必然性。这条发展道路也体现中国人民的主体需求和价值追求，体现注重民生、民富、民和、民主的民本精神，注重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有其价值合理性。实践证明，注重发展与和谐相统一的中国道路具有鲜明优势，是促进中国发展的根本原因。这一中国道路因具有哲学基础且又蕴含“和而不同”的文化基因，因而是对确证“道路多样性”的一种文化性贡献。五、中国道路的和平性贡献
中国道路使世界力量结构发生变化，促进力量转移，进而重塑世界新格局，促进世界多极平衡，利于维护世界和平，这对解构“国强必霸”的逻辑是一种和平性贡献。
西方发达国家所倡导的发展道路具有三个理论支柱：强调个人权利和自由的自由主义，认为最好的制度是尊重个人自由的制度；以西方文明为中心的西方中心论，认为西方文明是真正的文明，西方标准就是世界标准，非西方世界应向西方标准看齐；两极对立的世界观，认为国家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符合自然秩序。显然，这种道路蕴含的是“两极对立”的世界观，蕴含着“对立”“冲突”，甚至发动“战争”的基因，因而不利于世界和平。这就是当今世界不够安定、不太和平的深层原因之一。中国道路既尊重个人权利、自由、平等和全面发展，又注重社会和谐，也强调国家富强，注重正确处理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人之间以及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中国道路的世界表达，就是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既强调世界多极制约、世界大同、协和万邦、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反对单极独霸，又注重建构当今世界和平发展新秩序。就是说，中国道路强调世界是多极的而不是单极的，是合作共赢的而不是单极独霸的，是拒绝“国强必霸”的逻辑并反对围堵打压别国的。显然，中国道路有利于世界合作共赢、和平发展。这种中国道路对整个世界就是一种和平性贡献。
中国和平发展影响到全球各个地区，不仅涉及一些世界性大国，也涉及亚、非、拉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不仅关乎世界金融、贸易和安全，也关乎国际机构和组织，包括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二十国集团和八国集团等。中国和平发展已成为国际关系议事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和平性贡献主要在于：在中国和平发展的影响下，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两极世界瓦解的背景下建立单极世界的企图受阻，中国因素越来越有效地抑制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中国和平发展的一个重要努力是推动改革国际金融体系，这对巩固世界和地区安全且使更多国家成为国际政治进程的参与者发挥着积极作用；在人文领域，中国大力加强“软实力”建设，在全球努力塑造一个积极的中国形象。六、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一）中国道路打破了对西方路径的依赖，既能加快中国发展又保持了自身独立性
走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道难题。二战以后，在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之外，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是仿照西方模式进行的。
西方为发展中国家指出的现代化路径，以20世纪20—30年代形成的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该理论的基本主张是“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1989年，在美国政府和西方金融界的推动下，形成了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十项政策主张，后来被称为“华盛顿共识”，其核心内容与新自由主义一脉相承。然而，这一所谓“共识”自20世纪90年代在拉美推行以来，拉美国家连续发生经济和金融危机，面临严重的经济衰退、两极分化和尖锐的社会矛盾。苏东剧变后，新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一度令东欧陷入严重的经济衰退。可以说，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泛滥，令广大发展中国家饱尝苦果。
中国道路，是一条成长于资本主义体系之外、从根本上摆脱对西方路径依赖的现代化道路。当中国向世人展示了完全不同于西方设定的发展路径和辉煌成就时，世界开始注目东方。
中国道路，与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有根本区别。从制度前提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政治制度，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共同发展。从指导思想看，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高度重视宏观调控，强调发挥计划与市场两个手段的长处。从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看，学者们包括许多西方学者在内的研究表明，中国道路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不仅拥有一个“大政府”，而且拥有一个“好政府”。所有这一切，与新自由主义以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推行私有制为基本的政治经济前提、主张政府不干预经济的“小政府”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此外，中国道路还有一些鲜明特点，如出口导向型政策、高储蓄率和投资率、重视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等等。这些特征，共同构成了中国道路的主要内涵。
林毅夫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国家在本质上较为接近。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条件的相似性。能够解决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困难，把握发展机遇，推动中国较好较快地实现现代化的理论，对于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发展中、转型中国家来说，必然要比发达国家创造的理论更具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事实证明，恰恰是与西方所推崇的发展模式相区别的中国道路，最有力地推动了本国的发展，中华民族以昂扬的姿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会变为现实。中国道路向世界昭示，每个国家都应当根据本国的具体国情来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道路向世界昭示，社会主义制度、强有力的政府、混合经济、宏观调控，同样可以成为现代化的成功元素。在未来，中国模式将进一步打破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的迷思。（二）中国道路能够有效克服“后发劣势”
人们普遍认为，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道路上，可以利用发达国家已经研发出来的先进科学技术，可以借鉴现代化的成熟知识和经验，有开放的国际市场，有丰富的人口和资源红利。一些国家根据这些“后发优势”制定了“赶超战略”，在一定范围内取得了成功。但是，总体来看，“后发优势”更多体现在现代化的起步时期，当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优势”就会缩水，反倒是“后发劣势”越来越明显，严重阻碍其现代化进程。
一是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建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是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确立的，带有明显的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残余。在现代化道路上，西方国家绝不会轻易给后来者提供平起平坐和公平竞争的机会。在政治领域，西方大国推行强权政治，干涉他国内政，插手地区冲突。在经济领域，西方发达国家力图维护国际生产体系中不合理的国际分工、国际贸易体系中的不等价交换和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不平等地位。这是世界南北差距问题的根源所在，也是制约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因素。
二是资源、环境、科技、人才等发展要素约束加大。在发达国家现代化历史上，它们从发展中国家掠夺能源和原材料，从未考虑环境保护的义务。同时，其科技、人才力量在世界上的绝对优势地位，亦成为其现代化进程的有力推手。而当发展中国家启动现代化时，这些发展要素和西方国家相比则几乎全处于绝对劣势。虽然中东和拉美一些国家有比较丰富的石油，但其资源构成比较单一，不可能再像当年的“日不落帝国”那样集天下资源为己用。更多的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则不得不面对能源日益短缺的局面、保护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两难。在科技领域，西方国家严格限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先进和关键技术，设置不合理的商业惯例条款，索取高额的技术转让费用。发展中国家在科教方面的普遍落后，使得许多本国的尖端人才为寻求更好的科研环境而向发达国家单向流动，这就使其人才匮乏的情况更加严重。
三是资金缺乏导致发展动力不足。从世界范围来看，发展中国家普遍缺乏发展所必需的资金。一方面，在国际金融危机前，全球资本主要流向发达国家。2008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的1.77万亿美元中，1.1万亿美元投向了发达国家。国际金融危机后，这种局面有所改变，但2011年，流入发达经济体的投资仍然超过发展中国家。而在流入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中，分布又极不均衡。另一方面，一些发展中国家取得独立后，国家财力长期不足。受制于资金不足，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与公共设施建设长期滞后，而这又反过来导致其投资环境较差，影响了国际资本的流入。
中国道路是最有效打破这三大“后发劣势”的现实选择。
首先，中国道路是一条和平发展之路，能够有力推动世界新秩序的构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反对霸权主义，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一方面合理运用国际规则，另一方面又必须改变那些不合理的国际规则。2015年，中国同欧盟关于光伏产品的一系列谈判，充分表明中国有改变不合理的国际贸易体系的愿望和实力。可以说，中国越是发展，发展中国家打破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机会就越大、筹码就越足。
其次，中国道路能够有效集合全社会的力量，更有力地打破发展瓶颈。在中国，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一开始就是国家战略层面的认识，是实践中的“国家行动”，对破除发展要素约束的有效程度要远远大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是发展中国家的先行者。在科技和人才方面，中国的体制能够集中力量在一些重点和尖端科技上实现攻关，更好地培养国家所需的应用型人才。神舟飞船的上天、改革开放以来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就是这种优势的直接体现。
最后，中国重视储蓄的民族传统和强大的国家财力，能够有效解决发展中国家资金不足的难题。中国人素有崇尚节俭、重视储蓄的传统，国民储蓄率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一直居世界前列，这对缓解发展资金不足、推动经济起飞有巨大的作用。此外，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税收的激增，以及中国政府对土地等最重要资源的掌控，使中国拥有雄厚的国家财力。这就使中国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办成其他国家很难办成的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三）中国道路一定程度上破解了发展的两难命题
一是“发展”与“稳定”的两难。稳定是发展的前提。但是，对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的发展往往伴随政治动荡，政治动荡又反制经济增长。这种“发展”与“稳定”难以兼容的局面，源于现代化所引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系统性变化对传统社会结构和观念造成的强大冲击。阿拉伯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频频遭遇宗教冲突、社会动荡，其现代化进程被严重干扰或打断，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
二是“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的两难。从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来看，对外开放是一把双刃剑，开放的代价，往往是丧失独立自主的发展权利。西方国家以巨额投资、经济援助为诱饵，使众多发展中国家纷纷向西方资本敞开大门，按照西方游戏规则行事，成为资本主义链条上的被动一环。拉美国家经济长期依赖外资，这样一旦外资撤走，本国经济就面临崩溃。
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才真正找到了一条同时保持经济快速发展和国内政治稳定的独立自主发展道路。
中国道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有统一的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这是中国在快速发展的同时能够保持政治稳定的根本原因。与诸多发展中国家党派林立、攻讦不止，以及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纷繁芜杂相比，中国始终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为经济社会稳定发展提供了“定海神针”。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政治局面，使中国共产党既能广纳各党派、各群体的智慧，又能保持政策的稳定性与连续性。走中国道路是在全党全民族思想认识高度统一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在改革开放的问题上达成了最广泛的全民共识。
中国强大的国有经济和宏观调控能力，能够有效防止发达国家控制本国经济命脉，保持政治经济发展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发展中国家经济抗风险能力低，与其本国民族经济薄弱，特别是国家直接掌控的重要经济部门相对弱小有直接的关系。中国国有经济牢牢掌握着能源、交通、金融等重要工业和服务业，国民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资源—土地资源一直坚持全民所有。这一方面有利于宏观调控，另一方面也能够有效防止发达国家利用自身的资本优势控制本国经济的要害部门。因此，中国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有实实在在的制度支撑。 第一章 中国道路的历史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曾讲：“世界的今天是从世界的昨天发展而来的。今天世界遇到的很多事情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的很多事情也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所以说，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中断历史的国家，历史对于中国政治发展来讲尤为重要，它是中国政治生命力的源泉所在。从政治史的角度看，中国有数千年连绵不断的“平天下”的传统，这种传统在秩序构建、国家治理、民生发展、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深度、广度和力度都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对世界文明具有原创性的贡献。我们的眼光要超越西方，不能总拿西方概念模式肢解中国政治发展。
传承“平天下”这一政治传统的使命历史地落在中国共产党肩上，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也不断证明中国共产党正在继承这一“平天下”的政治传统并与时俱进地赋予其新的更丰富的内涵，这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并长期执政的根本依凭。在此基础上，中国政治更应该发展出“特色”与“自我”，唯有如此，才能认识到中国的崛起和复兴不仅是中国人民的福祉所在，也是世界和平所系。
中国“平天下”的政治传统内涵丰富，它涉及政治价值、政治制度、政治运作、政治文化、政治教育、政治认知、政治生活等方方面面，各种因素共同构成一个庞大的复杂共同体。简单地说，“平天下”的政治传统以先秦儒家学说为主旨，辅以道法百家，以民为本的政治理念落实在政治实践中形成了：以大一统的郡县制为根本政治格局，在政治运作上以选贤任能的官治和治官为枢纽，在文化教育上以核心价值观的树立为凝聚，三者之间相互作用、互为因果，以实现“大同世界”为政治终极目标。第一节 政治格局：大一统的政治体制
中国政治与西方政治最大的差异在于，中国早在公元前3世纪就建立起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体。在此之后绵延数千年的发展中，虽分合不断，但大一统的政治传统始终没有断绝，直到今天中国形成的仍然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既是对历史的传承，也是由中国政治发展的兴衰规律所决定的，更是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绩。大一统的政治体制不能简单地用西方政体类型学的标准来套用，它既是一种文化传统，也是一种制度模式，还是一种国家的生存和发展状态，蕴含着中国政治发展的道统。当代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帕斯奎诺提出，应当用更加复杂的政体类型学来分析和研究当今中国政治制度—这一研究会在具有惰性的西方知识界掀起巨浪。一、大一统政治体制的形成“大一统”一词最早见于《公羊传》。孔子作《春秋》，微言大义，开篇为“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云：“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大”解作“尊”“贵”，“统”解作“始”，是以“大一统”之义应释为“尊一始”，这是它最初的含义。先秦诸子大多有大一统的思想，认为人类社会中的大一统是符合天道的。在秦及以后两千多年的政治实践中，大一统包括了王道一统、治权一统、政令一统、文化一统、民族一统等等，用我们今天的话来简单概括就是国家民族的统一，在国家结构形式上实行单一制。国家民族统一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承不辍、历久弥新的根本保障。
中国政治发端处，以“天下”为对象，所谓“天下”即人类全体，“平天下”的目标即以大一统为旨归。先秦虽有百家争鸣，但殊途同归，都认为由乱而治的路径就是走向大一统。儒家基于“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礼记·坊记》）的认识，呼吁四海为一；法家也看到“道无双，故曰一”（《韩非子·扬权》），李斯明确提出“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史记·李斯列传》）；道家更以自然为宗，主张“抱一为天下式”（《道德经·第二十二章》）；墨家提倡兼爱、尚同，主张“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义”（《墨子·尚同》）；《吕氏春秋·谨听》指出“乱莫大于无天子”。诸此不一而足，都反映了要求统一的迫切愿望。此外，中国的山川、湖泽、地势等方面的差异和连通，各地物产的殊宜和丰歉，以及区域性自然灾害的影响和应对等等，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统一管理和协调，而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存在要以大一统的政体为前提和基础。从反面事实看，如果中央衰微，地方诸侯割据、各自为政，必然战争杀伐不断、社会动荡不安。如孟子描述战国时期的政治状况：“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公元前293年，秦将白起打败韩魏联军于伊阙，斩敌首24万。公元前279年，秦攻楚，“水溃城东北角，百姓随水流，死于城东者数十万，城东皆臭，因名其陂曰臭池”（《水经注·沔水》）。公元前260年，秦赵长平之战中，秦军坑杀40万赵兵，动员所有能动员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战争，民不聊生，饿殍遍野。
经历了礼崩乐坏、战争杀伐的春秋战国后，周朝共主与诸侯的封建模式被破坏了，再次实现统一的是秦王嬴政。秦始皇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一扫六合、统一天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秦始皇建立的大一统政体相对于周朝的“封建的一统”，可称为“郡县的一统”，其具体措施包括：创建皇帝制度，设立三公九卿；地方上废除分封制，代以郡县制；实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其中，统一文字的意义更为深远。我们至今仍然可以读懂孔子时代的文字，无论是书籍还是话语体系，依然可以从古代文化典籍中汲取养分，这不能不说是获益于秦朝大一统的政治遗产。这一点，西方人也看得透彻：“如果没有秦的改革，可以想象，几种地区性的不同文字可能会长期存在下去。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不能设想中国的政治统一能够长期维持。在造成政治统一和文化统一的一切文化力量中，文字的一致性（与方言的多样性正好形成对比）几乎肯定是最有影响的因素。”可以说，秦王朝开创了全新的大一统时代，并由此奠定了此后中国社会两千余年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即由“封建的一统”变为“郡县的一统”，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钱穆先生赞道：能创建优良的政治制度来完成其大一统之局面，且能维持此大一统之局面历数千年之久而不败，直到今天，我们拥有这样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家，举世莫匹，这是中国历史之结晶，是中国历史之无上成绩。
无论是汉民族为主体的政权，还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都把“六合同风，九州共贯”（《汉书·王吉传》）、“天下为一家”（《礼记·礼运》）作为治乱的基础和目标。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中国政治虽然有分有合，但总体上说，统一是常态，分裂为变态，中国社会常于和平统一中得到进展，在分裂变乱中则见倒退。历代的仁人志士，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人民的安定，精忠报国，矢志不渝，使我中华民族虽历经磨难，始终绵延长久，卓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二、大一统政治体制对中国政治的意义
大一统政体最核心的体现是中央集权，但中央集权不是中央集中所有权力，地方没有独立性，也不是中央权力集中在君主一人手中，实行个人独裁。从制度安排的角度看，中央集权是一个庞大的制度系统，主要是指中央作为政权的唯一来源，在一系列体制内外的各种分权制衡中进行最终的权力控制，从而形成统一的政治认同，树立最高的政治权威。第一，中央决策层的分权制衡。中央决策依据涉及内容实行分层决策。从决策机构与形式看，有御前会议、宰相会议、百官会议、内侍参与等，决策事项不同，参加人员的范围、官职大小也不同。中国自秦汉以来，中央最高首脑为皇帝，是国家的主权者与象征，“揽权不必亲细务”；而宰相作为政府首脑，负责实际的政务。其制度设置的理性主要体现在：皇帝世袭，为全国共同拥戴的首领，不能因负政治责任而轻易更换；而宰相有任期制，负实际行政责任，并因此而进退。在政治实践中，虽然皇帝与宰相之间的权限划分较为模糊，常常出现权力的交错与冲突，但正是这种权力之间的制衡关系，限制了一人决策的独裁政治。第二，双重双轨制的信息收集。正确决策，主要依赖于对信息及时、准确、全面的掌握了解。随着政治控制的分化和复杂化，官僚政治的信息需求也日益多样化，形成双重双轨制的信息收集渠道：一套是由皇帝—宰相—官僚组成的正式权力结构和政务系统的信息渠道，另一套是围绕着皇帝的近侍、内朝官、刺史、厂卫等隐性系统的信息渠道，两者既相互辅助，也相互监督，共同服务于中央决策系统。总之，根据决策目标，统治者总是积极“创制或扶植用以动员资源和贯彻政策的各种机构”。第三，体制内强有力的纠错制度。有决策就可能有失误，甚至错误，传统政治体制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在体制内设置了纠错制度。针对皇帝的过失，设有拾遗、补阙、记注、经筵等官员，这些官员与皇帝最为接近，其职责是以规劝、提意见的方式预防或纠正皇帝的过失；还有一类重要的官职设在朝廷，专门执掌封驳、监察、弹劾的权力，负责纠察宰相和百官的失误。在中国古代政治中，没有西方式反对党活动，但纠错制度的存在确保了体制内能听到不同声音，特别是反对意见的制度化，对预防、减少决策失误起到关键作用。
另外，中央集权要由社会管理中的分权来实现。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政治统治一直保持着高度的中央集权，而社会管理却高度分散，社会管理主要由地方精英负责。第一，地方精英在社会管理中具有自主性。地方精英是指一种凭借非正式权力控制地方事务的力量集团。在地方上，很多有关公共福祉的事情，像赈灾、治水、修路、福利、教育等，政府不能或不便履行其职责时，就由当地的地方精英（士绅）来负责。甚至涉及政府主要职能的诉讼，也会因为士绅的介入由公堂转入民间。地方精英在社会事务管理中具有自主性，这一方面体现在士绅与家乡的关联是永久性的，他们有责任捍卫和促进本地区社会福利，这种责任感和归属感是异地为官的地方官吏所不具有的；另一方面，士绅绝不是一个孤立的势力，“一个县官并不怕得罪绅士，怕得罪的是支持在绅士后面的强有力的政府的官吏”，士绅可以影响地方官的施政行为，而中央权威是二者博弈与共存最终的依凭。第二，地方精英在社会管理中具有政治整合能力。中国传统的治理结构是政权整合绅权、绅权整合民众。在传统乡村社会，士绅多是有声望并且有钱有势的人，是乡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载体，比异地为官的地方官员与百姓更亲近。瞿同祖认为，中国士绅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他们是唯一能合法地代表当地社群与官吏共商地方事务参与政治过程的集团，这一特权从未扩展到其他任何社群和组织。”第三，地方精英与地方官吏在社会管理中的冲突与合作。在传统社会，地方精英系统和官僚系统是社会管理的左膀右臂，缺一不可，二者既有冲突也有合作。冲突的一面表现为：官吏要控制士绅，防范他们影响和冲击政治统治；士绅则在一定程度上借助民众的力量，以民众的代表者自居，同官府博弈。合作的一面表现为：官吏依靠士绅来管理社会，用他们的社会力量来加强政治统治；士绅则依赖官府来维护他们的地位，借用官府的政治力量来加强他们对民众的威慑力，并享有法律规定的特权。从一定意义上讲，士绅和地方官吏同属于一个集团，尽管有非正式权力和正式权力的差别，但他们的权力或影响力直接源于传统的政治秩序，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体制相辅相成。
大一统体现了中国政治的特质，无论是在观念上还是在体制上都与西方有绝大的不同。西方与中国东周大致同时期的是古希腊，它有许多各自为政的城邦，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具有统一的中央政府的国家。后来建立大一统政府的是罗马帝国，时间相当于中国的汉代，但罗马帝国在公元395年分裂了，之后再也没有统一过。罗马帝国崩溃，欧洲进入了中古时期的“封建社会”，之后兴起了英、法、德、意等民族国家，没有再建立起一个统一的罗马帝国。而中国虽然汉代以后出现了分裂时期，但唐、宋、元、明、清等主体朝代国家都是统一的，直至今天，我们仍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钱穆先生曾精辟地指出：中国政治是一个“一统”的政治，而西方政治则是“多统”的政治，确切地说，对中国历史来讲，政治一统是常态，多统是变态；西洋史上多统是常态，一统是异态。更进一步地讲，中国历史上在多统时期，还有它一种一统的精神；西方史上虽在一统时期，也还有它多统的本质。梁启超先生在实地考察了欧洲各国后，进行了中西政治的比较研究，指出其中的差异性：“欧洲幅员，不当我半，而大小国数十。二千年来，统一运动虽间起，卒无成效。德法夹莱茵河而国，世为仇雠，糜烂其民而战，若草芥然。巴尔干区区半岛，不当我一大郡，而建国四五，无岁无战。我国则秦汉以降，以统一为常轨，而分裂为变态，虽曰干戈涂炭之苦所不免乎，然视彼固有间矣。”
统一的大格局一直维持到今天，这在有些西方人眼中是难以理解的。白鲁恂（Lucian Pye）出生在山东，一生致力于中国研究，他有一句著名的话经常在西方文献中被引用：“中国是一种文明，却假装为一个民族国家。”（China is a civilization pretending to be a nation-state.）在他和其他一些西方学者看来，中国维持统一的局面是件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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