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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26 00:5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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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阮义忠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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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成的梦(阮义忠谈艺录III)

未完成的梦(阮义忠谈艺录III)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未完成的梦(阮义忠谈艺录III)作者:阮义忠责任编辑:陈飞雪 邹滢关注微博:@数字译文微信公众号:数字译文联系我们:hi@shtph.com问题反馈:complain@shtph.com合作电话:021-53594508

Digital Lab是上海译文出版社数字业务的实验部门,成立于2014年3月。我们致力于将优质的资源送到读者手中。我们会不断努力,做体验更好、设计更好的电子书,加油!上海译文出版社|Digital Lab序:把梦做完

二十岁出头、在海军服役的那三年,我还真干了不少事儿。除了写过十首诗、几篇小说、一大堆情书,还利用通信做了一系列的海外画家采访。主要是当兵的日子太无聊,无论是驻防金门,或随着运补舰在海上漂泊。

我一直以为,这些在《幼狮文艺》连载了一年多(一九七二年九月开始)的访谈为个人工作记录,最多以后在回忆录提提。没想到,上海译文的两位编辑陈飞雪、邹滢认为它们填补了中国现代绘画史的一段空白,有出版价值。

总之,一切都是缘;想到这里就不得不感谢《生活月刊》。夏楠有次来信,说杂志要介绍丁雄泉,资料显示我曾访问过他,可否把稿子传去供他们参考。

结果,编辑部同仁大吃一惊,用了个“震”字来形容,认为那是罕见的妙问妙答。文章刊出后,反应非常好。这下子我才想到,其实其他几篇也都不错。那个时代的人有底气,说话做事都实实在在、不打高空。尽管篇数不多,但每位画家的生活经历、学习过程是多么不同,非常值得参考。不但能给爱画画的年轻人借镜,也可让大家知道,我也有过画家梦。

从小我就想当画家,尤其是初二那年读了欧文·斯通(Irving Stone)的《凡·高传》(Lust for Life,余光中翻译,台湾一九五七年版本译作“梵谷传”)。在世俗生活、精神世界受尽折磨的凡·高,把灵魂燃烧成一幅幅令人悸动的图像,让我每看几行就深吸一口气,每翻几页就止不住眼泪,仰望苍穹叹息。这是本向苦难灵魂致敬的书,告诉世人,凡受过苦的必有报偿,只要通过试炼,再低下的人都能升华为精神上的贵族。它跨越时空、地域、种族、文化,激发了一个十四岁的乡下少年,让我认定艺术就是往后的路,再苦也甘愿!

高中毕业,我如愿靠插画找到工作,踏出在社会上的第一步。当时,台北举办任何画展我都会去观摩,有空就钻进卖日文书和欧美书的两家书店翻画册,总想着哪天一定要去巴黎、纽约闯一闯。当时,只要拼命念书,并不难申请到海外学校的奖学金。可是爱画画的通常学科成绩都不好,要通过托福考试特别难,能去海外学习的少之又少。对生长在小岛的我们来说,只要能出去,哪怕是流浪、过着三餐不继的生活也值得,因为能开眼界、与世界接轨,在艺术殿堂中跟大师们的原作对话。

有一天,我在台湾省立博物馆看到一个新奇的版画展。谢理法、一个华人,把西方潮流完全吸收、消化后融在绘画当中,让我深觉,这是关在岛屿上的人绝对做不来的。透过高信疆的帮忙,我开始跟谢理法通信,想了解海外画家如何奋斗。谢理法非常支持我的工作,不但热心给我提供其他画家的地址,还请《中国时报》编辑把他的一篇长文稿费转给我,说航空邮资很贵,希望能对我稍作补贴。

我用最便宜的邮简,摊开来正反两面都可以写,折起来连邮票都不必贴就能寄了。为了省钱,字写得像蚂蚁那么小,密密麻麻地爬满纸面的每个角落。我尽可能打听,找到更多画家的地址后,便开始跟他们一一联络。有的信石沉大海,有的信得到热情回复,其中包括旅居法国的熊秉明、彭万墀、李明明,意大利的萧勤、霍刚,英国的林寿宇以及美国的丁雄泉、赵春翔、谢理法、陈锦芳、廖修平、蒋彝、庞曾瀛、蔡文颖。

跟这些前辈通信,还真是有如去了一趟海外。年青的我追求西方的一切,认为中国的东西都是落伍的。常年在异地奋斗的画家们看尽所有,却认为创作不从自己的文化出发,难有机会。无论如何求新求变,断不能离了根。

遗憾的是,最后我只完成了八位艺术家的访问。蔡文颖、刁大卫必须以英文通信,我没办法。蒋彝、熊秉明乐意受访,但得等他们任教的大学放假或特定日程才能答复。另几位虽已寄来资料,但我在退役后接触了摄影,又加上《幼狮文艺》认为丁雄泉的那篇访问过于前卫,不宜刊登,让我大感气馁,采访工作就这么搁下了。在《汉声》(ECHO)杂志没日没夜地忙,距离绘画愈来愈远,当画家这件事就成了未完成的梦。

本书中的画家我只见过丁雄泉、谢理法、廖修平和陈锦芳,其他四位从未谋面。前些日子到图书馆找资料,把《幼狮文艺》的旧杂志一页一页地影印,翻拍那些印刷质量欠佳的图片。读着看着,心中感慨无比。

记得读小学时,我就时常受到美术老师杨乾钟的鼓励。念头城初中时,因为跟美术老师顶嘴被记大过,加上之前旷课太多,只好退学转到冬山中学重念初二。由大陆来台的美术老师是杭州美专(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毕业的,总是不吝赞赏我、给我全校最高的成绩,作业却从不发还。毕业典礼那天去谢师,才发现他的宿舍墙壁贴满我的作业。那真是我在画画方面得到的最大肯定。老师给了我无比的信心,我却忘了他的姓名,真不应该!

考回头城高中后,三年六个学期的美术老师都是蓝荣贤。他当时才从“国立”艺专毕业,一点也没把我当学生,待我像哥儿们,找我去礁溪他家吃饭。他谈恋爱我当电灯泡。他开首次个展,居然请我这个高二学生帮画册写序。

到台北参加大学联考,考卷一发下来我便知无望,于是把上课偷画的一大叠素描捧去《幼狮文艺》找工作。从爱荷华大学写作工作坊返台的诗人痖弦才任主编,目不转睛地翻着我的画稿,怀疑地问:“这是你画的吗?”几天之后,我便在这本当时台湾最重要的文学刊物上班,发表了大量插图,成为众所瞩目的黑马。

席德进是第一位为我写画评的前辈。我们年龄差一大截,却彼此相知互重。后来我拍照,在《家庭月刊》发表一系列的台湾乡村摄影报道,离绘画的道路愈来愈远,跟他较少联络。一九七七年秋天路过忠孝东路,见阿波罗画廊正在展席德进的作品,看了大为感动,便给他写了封信。没料到席德进不但立刻回信,说我是真正了解他的人,还要我为他即将出版的画册《我画、我想、我说》作序。

除此之外,在《汉声》杂志工作时,我曾采访过同乡前辈蓝荫鼎,中文稿被翻成英文后并未留下来。后来在《雄狮美术》(何政广主编时期)、《台湾时报》副刊(陈冷主编时期)也写过几篇画家评论,均未保存。如今能看到的,除《联合报》副刊(平鑫涛主编时期)的《现代艺术的困境》,就是这些海外画家访问记了。

跟他们通信时,我才二十二三岁,这让他们大感吃惊,对我特别关心。谢理法先生赞助邮费,庞曾瀛先生再三叮嘱我上大学、将来去海外深造,说我若不这么做,就是浪费自己的才华。庞先生甚至开出条件,要补助我生活费,让我退役后好好念书,不得再工作。也不管我同不同意,他就寄了一张支票给一位台湾画家转交。我忐忑不安地领了一次就再也不去了,感觉那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承诺,若是达不到他的期许,该如何是好?

那个年代,那些人,那种慷慨提携后进的情怀……每每忆及,都让我感念不已。身在纽约的廖修平先生、陈锦芳先生叫我到他们台北、台南的家中取画作当纪念。赵春翔先生航空寄来一幅水墨画,叮咛我找师范大学附近的一家店裱褙。

丁雄泉先生首次来台便找我共聚,返美之前把身边剩的台币都留给我,说懒得换回美金,让我帮他吃两顿大餐。熊秉明先生虽没采访成,首次来台办展时也指名要见我。在餐桌上跟一伙人同时见面,但他的微笑让我知道,他读过并欣赏我所作的访问记。

让我念念不忘的,还有集画家、诗人、作家、书法家于一身的蒋彝先生。生于江西九江的他,享有“中国文化的国际使者”美誉,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便是将Coca Cola翻译为“可口可乐”。在海外功成名就,却四十余年不娶,于一九七〇年代返乡与发妻、家人团聚。

当时蒋先生年近七旬,在美国哥伦比亚任中国文学教授,不但赠书给二十二岁的毛头小伙,且以工整的毛笔小楷回信,对我多所鼓励,还告诉我,日后采访哪位画家可提哪些问题。用不着谋面,这份为人处事的谦和、严谨,已对年少轻狂的我起了相当的教育作用。

只可惜,蒋先生的墨宝,连同其他几位的邮简都因屡屡搬家而不知去向。就连那些珍贵的、被我用报纸层层包裹的一卷卷原作,也被每周来一次的清扫妇给当垃圾丢了。

蒋彝、熊秉明、丁雄泉、赵春翔诸位先生都已陆续过世。为了纪念那些没有完成的访问记、那些遗失的画作、邮简以及我那未完成的画家梦,我特地找出蒋彝一九五五年在哈佛大学的演讲全文《中国的画家》附录于后。藉此缅怀,并表达我对这群画家的感激与敬意。

如今的我早被贴上摄影家的标签,虽然我也写过许多文章、画过很多插图,而且自认这两项尝试的成绩不比拍照差。这辈子从小爱画画,既然三十岁到六十岁给了摄影,六十到七十岁勤于笔耕,干脆七十岁之后重拾画笔,并把之前的插图整理出版画册。

从小的画家梦,可能因为这本书的出版,在半个世纪之后让我把梦做完吗?二〇一五年六月每画一张画,就像自杀过一次丁雄泉访问记丁雄泉第二次访台,阮义忠于台北圆山饭店为其留影,1975年。

一度,丁雄泉可能在国际上与赵无极齐名,但是他作画速度太快、作品太多,尤其是水墨与版画,油画创作较少,以收藏家的角度来看,价值便比不上赵无极了。但丁雄泉的画作衍生品、卡片在欧美各国处处可见,甚至比一些西方大师还受欢迎。在某些人的心目中,他的地位相当高。

在我采访过的画家当中,近距离接触过的唯有丁雄泉。他首次来台时,我把他拉到《汉声》杂志办公室看陈耀圻导演、《汉声》制作的纪录片《七个节庆》。我和他、黄永松挤在小小的编辑部,把窗户用黑布遮起来,以十六毫米放映机投影在白墙上。看完后出门,他跟我讲了这么一句:“安东尼奥尼拍的中国太冷,你们拍的这部台湾却太热!”这就是丁雄泉,语不惊人死不休,句句正中要害。

他爱送人礼物,从纽约带来一瓶香水,说是要给我的女朋友。他还提议跟我互换手表,以资纪念。我可没答应,因为他戴的那只极其昂贵、号称世上最薄的机械手表,而我的芝柏表虽也算名牌,价格只及他的几分之几。

他是看中了我那只表的设计,根本不在乎价差。这就是他。只要是美的,从美食、美物到美女,他都要追求。跟他通信是件愉快的事儿,因为他总把心中话无拘无束地彻底表白。跟他在一起,大概所有人都会忘了矜持,禁不住放肆起来。也由于如此,他三次来台,身边的酒肉朋友愈来愈多,埋单的总是他。他数度邀我去夜店狂欢,我都兴趣缺缺,后来实话实说:“我很喜欢你,但围绕在你身边的人实在不敢领教。”他没生气,只是笑笑:“你还太年轻了!”

第一次处得很愉快,第二次很多场合我都没奉陪。第三次他来台开画展,我们应某杂志之邀对话。在展览现场见面时,他变得陌生,客气地对我说:“真没想到,你放弃画画,现在竟然成了鼎鼎大名的摄影家!”

丁雄泉很少跟人谈私事,对他的进一步了解,还是透过《生活月刊》的《家书》别册。在他于一九七〇年代给二哥月泉、三哥秋泉的信函中,吐露了深邃的眷恋。就是这些信让我明白,自号“采花大盗”的丁雄泉,在狂放不羁的外表下,藏着一颗纯真的心。

月泉、秋泉二位兄长:来了,来了,终于来了,每次接得家信一则是忧,一则是喜,

见到了仁泉大哥的来信,恍似一把火把我全身烧焦,眼泪隐隐地

在眼中要想大哭,但小孩、老婆都望着我,我不能哭,一哭就无

控制,或许会哭上三天。自从离开你们到现在还没哭过,心中积

了无数的泪,遭遇过太多的伤心事,化愤怒为力量,化悲哀为爱

情吧!母亲一定是去了,好在她老人家也是好福气。杜甫诗云“人

生七十古来稀”,年纪老些的人对死看得淡一些。丁雄泉把自己的肖像涂上蟑螂眼,再加上两撇长胡。事实上,他长得英俊潇洒、风流倜傥。

昨夜整夜失眠,我感觉到好像针刺,我尽量想法子使得自己平静,约朋友大吃一顿,想想快乐的事情。太悲把人刺激变成疯狂,当然我无法忘记母亲的一切,尤其在外,工作半夜回家,小孩老婆都已安睡,一个人孤零零坐在黑暗中想想往事,想想上海你们。有时极想要坐在母亲身旁,坐上三日三夜……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四日于纽约

在这里,也借《家书》的简介将他的生平略微呈现:丁雄泉,画家,诗人,一九二八年生于江苏无锡,成长于上

海。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有过短暂学习,但自认是一名自学的素

人画家。一九五二年移居巴黎,结识了眼镜蛇画派(Cobra

Group)成员,建立深厚的友谊。六年后移居纽约,与美国的波

普画派及抽象表现主义的艺术家们颇有渊源,然从未认为自己属

于任何艺术派别。移居美国后采用一些新媒材创作。作品典藏于

许多世界知名美术馆与基金会。发表过十三本诗集与画册。于二

〇一〇年五月十七日逝世于纽约。丁雄泉的信最多,因此被我单独保留在一个信封袋里,不像其他画家的单张邮简,因屡屡搬家而不知去向。丁雄泉的版画及复制品在欧美各国非常畅销,只要卖明信片的地方都可看到,摆在最抢眼之处。丁雄泉的第一封来信,字很大,一张写不了几句话。

我访问丁雄泉时,用的不是邮简,而是信纸。他书写像画符,每个字都又大又潦草,一个问题可以回答好几张纸。也因为如此,所有来信被我集中保留,单独放在一个大信封袋里。牛皮纸上写着“左营邮政7894–14号”。就是这几个字让我想起,当时的我是个小水兵,只能趁船舰靠岸时,专程到左营邮局取信。

在随着大海晃荡的船上,我一封又一封地给海外画家们写着信。日头无论是升是落,都会挂在水平线上,像个大红球。我眼睛追着光,心想,在地球的背面,有人正陪着我做画家梦。·······(丁雄泉访问记是我于一九七二年秋末开始与他接触,获得他的首肯后,于一九七三年四到七月的四个月期间,以密集航空邮件往来完成的。)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纽约城

义忠先生:接来信,知道你正在为《幼狮文艺》介绍海外画家做访问工

作,可惜我不同意。访问应该是真人面对面,像谈爱情一样方有

味,相谈时有不断的趣味及智能产生。像你这样提议的访问工作,

好像一把胡琴自拉自唱,令人坐井观天,读来也似老太婆念经或

老头子拉屎。好像已有数年了,有不少朋友要为我写介绍都被我婉拒,像

刘国松、席德进、秦松、何政广等人。原因不多,第一,所有介

绍文章都太公式化,读来乏味,而且又像是吹喇叭,肉麻当有趣。

我在海外,看到不少介绍文章。而这些文人画家都是些走江湖,

三脚猫。在读介绍文章时心中突然涌起荒凉之感。何况我又不是耶稣,并不愿意及喜欢人人爱我的图画,我的

画就是我的生活和精神。希望你原谅,我喜真人真言,痛恨假惺惺,就连美丽大小姐

也不要,若是她来一个假惺惺。

匆匆祝好丁雄泉*******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三日纽约城

义忠先生:又接来信,知道你也是画图的年轻人,很好,很好。我说的三脚猫不是你,是余光中。他也写些艺术评论介绍之

类,我看了心中觉得要吐三口痰。当然还有那些老太太型的画家

与酱油味精大师傅,都令人倒退三步。我对于牛郎织女的爱情也

是鼻子发霉三天。丁雄泉给我的最后一封信。

明年夏天东南亚一行,来台湾七日。偷偷摸摸去绿灯户来一个十八摸,月亮弯弯照九州岛,几家欢乐几家愁……

据说去中国大陆旅游,要来一遍最近十年来的自我介绍,这真是洋山芋搓皮,莲子掏心,也是叫人发冷三尺。

当然,我并不是胖女人装瘦,丑人作怪的骚腔。没有一个人能写介绍我的文章流畅似夏雨,轻得像天女散花,连接似七巧星。我自己也是写了许多诗,总觉得不容易写,读者看了还不是往垃圾箱一掷为快。

十五年来抽水马桶里洗笔,一江春水向东流,一大片爱情变成一片片花天酒地,自作自受好不快乐,他人事管他娘。

祝好丁雄泉*******

一九七三年元月十日纽约城

义忠先生:附上展览会目录一册,昨夜展览会开幕后和许多画家去中国

城大吃一顿,令人痛快一次。知道你大忙在和许多人接触及写访问,你所说的中国画家我

都认识,只是点点头而已,从无谈心,高谈阔论。原因,我不喜

欢他们的画,处女型、寡妇型、半吊子型、坐井观天之大情人,

小裁缝的妹妹也来一笔。你可告诉痖弦,将来我用丁雄泉的笔名写一篇采花大盗访问

记。我觉得请人抓痒还不如自己来洗菜,自己的花还是开在自己

的绿叶上,不是我拒绝你的提议,有许多微小又微妙的东西是不

能和人说的,只能像小溪一样的慢慢地流出来——写出来。总而言之,你不能写我的访问,一写出来非得罪上上下下数

十人之多,痖弦有没有这个胆量登出来?当然我也可以用不着辩

论、不管他人事的方式写,像唐伯虎一样。

祝好雄泉*******

一九七三年三月二日纽约城

义忠老弟:刚从南美巴西归来,眼见老父仙游回去。我又是红眼、肺炎、

牙痛、冷汗、噩梦,好像也要乘风归去的样子。奈何数位医生不

断地救,又慢慢地好起来。还好,只是四十五岁,要是五十四岁

也是一脚登天。你有没有过替死人换衣服,把一个人放进棺材的经验?我从

前写了很多关于死的诗,都是浪漫的。例如:我死后放一把火抛进抽水马桶请拉一把如今,吞了一座大火山,根本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你来信上提出的问题很有趣,但还不够特出和稀奇古怪,也

不大胆,更没有屈原的“天问”。你用不着把我当一个人,像一

阵春风就可以了。若是问题提得多和好,我愿意接受你的访问,

但不要提及当代活的中国画家,四海之内,皆醋瓶也。五十个问题像一首诗,像一座原始森林,像五千里路上的白

云,像五天的暴风雨。不论任何问题,都能答复。你到底有多少

想象力?有没有连贯性?问题里当有大树根、绿叶、鲜花、蝴蝶、

春天、轻风、太阳光,最后像一只苹果打在头上,得到最后的答

复。祝好丁雄泉*******

一九七三年四月十三日纽约城

义忠老弟握手:你最近两封信写得好极了,千帅、万鲜,又像初夏的阵雨把

你自己年轻的青春不断地暴露出来,像不像野猫叫春?我的第一本诗集(一九六一年)《我的粪及我的爱情》;第二本(一九六四年)《一分钱的生活》(瑞士出版),共印

两千一百本。内有六十一首诗,七十张石版画(十六个国家的名

画家,共有二十八个画家的作品),其中有一百本是精装手工纸,

每张石版画都有画家亲笔签名,现售价三千五百美金(美国国家

科学院也买一本收藏);第三本(一九六七年)《中国的月亮》;第四本(一九六九年)《酸辣汤》;第五本(一九七二年)《绿了芭蕉》;第六本(一九七四年)《早晨》;第七本(一九七四年)《游山玩水》;第八本(一九七四年)《统统都在我的脑袋里》;就要出版第九本(一九七四年)《红嘴》,在香港印,一首

诗长六十页,加上五彩版有七十二张之多,完全仿照电影杂志,

共计两百页(美女如云)。附上犹太国特派专栏文学家兼诗人阿骂死的采访特稿,你看

得懂犹太文?《纽约时报》有两次特访稿,也是全页。现在根本不记得一切电话号码,昨天做的事情差不多都忘

记,这样才能四大皆空。唯有这样,才能迎接万象更新不背臭包

袱。唯有这样,才能不恨他人也不吃醋。唯有这样旦如朝云,才

能暮如行雨。唯有这样浑浑噩噩,才能阳春白雪。唯有这样挥金

如土,才能扬长而去。好吧!把题目都踢过来,把吃过的空瓶隔海掷过来,把摸过

的奶奶香气也推过来,垃圾马桶一切都要,我胃口甚好又大,想

来必是春天了吧!雄泉·······

阮义忠:打从您画画到今天,您是怎么画过来的?

丁雄泉:乘飞机飞过来。

阮义忠:您在您的画中画些什么东西进去?

丁雄泉:吃喝嫖赌、酒色财气,样样都来。

喜怒哀乐、甜酸苦辣,样样都去。

阮义忠:您愿不愿意向任何人或特别的人解释您自己和您的艺术?

丁雄泉:和一个陌生的妓女做爱,就是解释我自己的裸体和我爱情的艺术。丁雄泉与其纽约画作,约1970年。

阮义忠:有没有因为一个女人和您的关系,而影响您的画风转变?

丁雄泉:绝对没有。我自己是一匹瀑布,女朋友、女姘头像蝴蝶、蜻蜓一样飞来飞去嘻嘻哈哈,我是一棵大树,开花春风得意笑口常开。女人就像小鸟,在我的肚皮上叽叽喳喳。

阮义忠:您会不会把爱情的感受拿来入画,或者把做爱的经验画出来?

丁雄泉:爱情不光是指男女之间的爱。我爱海洋,爱大蒜,爱春天,更爱美女,尤爱猪肚。酸辣汤加水饺是和三十岁妇女一样有劲。昨天看了一阵大雨,夜上又看大小姐出浴,今晨吃水饺,果然画出一张好画。走在马路上看见一些穿迷你裙的大小姐轻飘飘,我的马路就是一张画布,大小姐就是五颜六色的颜料飞来飞去。

阮义忠:从您开始画画已经画了多少画?卖了多少画?毁了多少画?留了多少画?有多少中国人买您的画?有没有得过什么奖?

丁雄泉:已画了两千多张,卖了三百多张,毁了一千多张。有两个中国人买过我的画。得过一个古根汉奖(一九七〇年,奖金一万美金《裸体美女画》)。

阮义忠:听说您还画裸体美女,又画中国画,也画抽象画,三种不同的主题不同形式的画,是不是真的,为什么?

丁雄泉:我的胃吃天上的鸽子,海中的黄鱼,地上的猪。

我的舌说法语、英语、国语。

我的身体和金发碧眼的女人、红发绿眼的女人、黑发黑眼的女人做爱。

你有没看见天上的虹也是红、黄、蓝。

阮义忠:您认为懂您的画的人越多越好,还是越少越好,还是根本没人喜欢最好?

丁雄泉:当然是根本没人喜欢最好。等将来我有足够的钱供养我一生的时候,我一面画一面撕掉,根本就是逢场作戏。好与坏根本是无聊的。为什么世人还没有批评这些风吹得美,那些雨下得不够巧?

阮义忠:您希望自己的画根本没人喜欢最好,那干吗没事开个展览,没事出个画集,是不是想骗钱?

丁雄泉:我是一棵大树,一年四季不断地开花,心里并不希望每人来看我的花。我并不是耶稣和妓女,要人人都来爱我。我开我的花,我画我的画。你喜不喜欢是你自己的事。

阮义忠:以今天的艺术潮流来看您的作品,您的地位是处在潮流之前,还是潮流之后?

丁雄泉:这问题太小孩子气。

潮流这名词用在投机人的身上才妙。对我来说是:昙花一现的树倒猢狲散。

阮义忠:如果有人说您的画是抄袭某某人的,您会不会生气,有多少人的画和您一样过或很接近过?

丁雄泉:我认为我自己是一座火山,一匹瀑布,一阵狂风。总是不断地激动,不断生长。你不能说这块云抄那块云,天上的云都是抄来抄去的,你所说的抄袭都是理智的人做的,像我非常情感的人是不做的。

你有没有看见过一只豹摹仿一只猪在马路上走路?

阮义忠:保罗·詹金斯(Paul Jenkins)和莫里斯·路易斯(Morris Louis)算不算您的同路人,山姆·弗朗西斯(Sam Francis)是不是你们的带路人,把你们四个人合起来展的话,您以为如何?

丁雄泉:薄颈根(Paul Jenkins)的画太油腔滑调了,像一个流鼻涕的卖油郎,油腻得像小飞仔的飞机头上涂满生发油,把蟑螂、蚊子一齐跌落千丈。

马律师路( Morris Louis)的画是妙想天开,太阳光高照的时候,突然数道鲜艳彩虹异路同归,一大片天空任由您呼吸。他是美国开国以来第一大师。

三方雪(Sam Francis),他可以说是半个宋朝人,静似皓月当空,他的眼睛比天还蓝,他的画常使人恍然大悟。他是美国第二个大师,也是全世界的画家中第一个能表现出“色即是空,空即色”的人。

我的画像天女散花,性交后一刹那的星光灿烂。像裸体人轻飘飘,像春风轻轻吹。飞呀飞,没有上帝飞呀飞,没有政府飞呀飞,没有敌人飞呀飞,不欠钱呀飞呀飞,不用护照飞呀飞,不要付房钱飞呀飞,快活死了。

若要四个人合展,我一脚把薄颈根踢掉。三方雪不能算带路人,因为我们不是跟班。他是从马跌死Matisse那边成长过来的,经过日本的绘画和中国哲学的影响,产生了中西合璧、由西到中。我也是中西合璧、由中到西,故我们的世界是十分相近的。假如我们四个人同乘一辆公共汽车,每人的呼吸是互相呼来吸去,所看见的风景也是大同小异。

真巧,现在正在美国作五大城市的博物馆巡回展览的“新鲜空气画派”,由毕次堡咖喱鸡博物馆(通译匹兹堡卡内基博物馆)主办,三个人每人十五张大画(三方雪,我,和一个美国女画家穷蜜姐儿Joan Mitchell),四十五张大画一路上开过去,像一大片树林跟着大山。春天的桃花,夏天的莲花,秋天的桂花,冬天的梅花,花天花地处处闻鸟叫,红黄蓝紫青,莺声燕语,大山中有飞瀑,飞瀑中有云雨。

此博物馆馆长主办的动机和你的意见十分相像,相隔一万里,是不是心心相印?

阮义忠:您的抽象画看起来像手淫射在墙上的精液,是不是打算一直这样画下去?

丁雄泉:手淫都是文人终身的玩意儿,冷冷的,静静的,理智的。我是一个强盗,自称采花大盗,热热的,动动的,情感的。画上的颜色多至数十种,完全像一个夏天的花园,红黄蓝白黑响遏行云。最近我的画都是轻飘飘在花丛里飞来飞去。

一个人的精液真是太少了,差不多和眼泪水一样少,手淫是一种温柔的技巧,我认为扬州八怪的画像手淫,像在人行道上看花园。想起了梅花画梅花;想起了坐在公共汽车上的小姐就手淫起来,与她在冰箱里蠢蠢欲动,飘飘欲仙,一切都是假的。

或许你说的是在这个“射”字上,我认为“射”字不够正确,我是“喷”。喷出万紫千红的花,我的胃是一个地下海,画图的时候总是跳进画里面,全身烫热,像一匹瀑布一气呵成,或像喷泉把甜酸苦辣(分了又合一起,合了后又分,像宇宙造星)一齐喷在蓝色天空。蓝色天空也、我的画布也、我的精神。

阮义忠:听说您心中越是不开心越是画好画,是不是真的?

丁雄泉:把心中的酸气、怒气、屁气像弹棉花一样弹出来,织成雨过天晴的世外桃源,怎么会不高兴?

阮义忠:您的画是不是一点也不受日新月异的美国社会干扰,纽约新鲜事天天有,对您是否都不管用?

丁雄泉:美国纽约的螳螂和老鼠比天上的星星还要多,多得摇头像电风扇。纽约每星期都有一些稀奇古怪的展览,我认为一点也不新鲜,都是挖空心思的老处女,弄一些碎石、枯柳来一个迷魂阵,装腔作势地包包小脚,用一些颜色涂涂地板。

新鲜就像一棵大树,春天来了樱花满开,雨过天晴太阳光在碧蓝的天空直射下来,把一切照得红红绿绿。说得更露骨一点,新鲜——一个生产后的母亲。

阮义忠:您画画前和画画后有什么不同?

丁雄泉:三十三次黑变白

我画画以前我是男人,我画画以后我是女人

我画画以前我是枕头,我画画以后我是孔雀开屏

我画画以前我是夏天,我画画以后我是春天

我画画以前我是老虎,我画画以后我是蝴蝶

我画画以前我是头发,我画画以后我是青草

我画画以前我是桃花,我画画以后我是花粉

我画画以前我热,我画画以后我昏倒

我画画以前我是夜晚,我画画以后我是白天

我画画以前我是地球,我画画以后我是太阳

我画画以前我是大山,我画画以后我是狂风

我画画以前我是冰箱,我画画以后我是火炉

我画画以前我是茶叶,我画画以后我是烫茶

我画画以前我是橘子,我画画以后我是橘子水

我画画以前我是钢,我画画以后我是桥

我画画以前我是木,我画画以后我是船

我画画以前我是酸,我画画以后我是甜

我画画以前我是树,我画画以后我是树林

我画画以前我是摩天大楼,我画画以后我是野花

我画画以前我是镜子,我画画以后我是天空

我画画以前我是冰,我画画以后我是雨

我画画以前我是冰淇淋,我画画以后我是云

我画画以前我是大海,我画画以后我是露水

我画画以前我是大火,我画画以后我是夕阳

我画画以前我是大河,我画画以后我是瀑布

我画画以前我是影子,我画画以后我是早晨

我画画以前我是牙齿,我画画以后我是蜜蜂

我画画以前我是烟囱,我画画以后我是浮烟

我画画以前我是火车头,我画画以后我是彩虹

我画画以前我是愤怒,我画画以后我是雷响

我画画以前我是蛋,我画画以后我是鸡

我画画以前我是烤鸭,我画画以后我是饭店

我画画以前我一千岁,我画画以后我是婴孩

我画画以前我及时行乐,我画画以后我乘风而去。

阮义忠:您打算什么时候开个回顾展,要您选地方,您选哪里?

丁雄泉:一想起回顾展就脸红,我一直往前飞,你有没有看过一架飞机开倒车?

选地方,当然是坟墓。可是我死后也不愿有坟墓,早在十年前我写在一首诗里——我死后一把火烧成灰,往抽水马桶一倒,一拉就是一江春水向东流。

我有一个女朋友的母亲也是画家,读了我的诗她要她的女儿把她烧成灰,倒在她夏天常去的海滩上,结果她死了,她变成灰,我还和她的女儿一起去海边游水,我们裸体躺在白沙上,我还开玩笑说:想不到你妈妈的胸脯这么软。

阮义忠:能不能谈谈您的诗,通常什么情感刺激了您,才会动笔写诗?

丁雄泉:自己是一座火山满盖白雪,不知在什么时候会突然爆发,把白雪喷上天变成白云。

上大饭店大吃一顿,甜酸苦辣一齐倒进胃里,又去厕所大解放,肚子空空如也轻得可以飞了,这时只要大叫就是好诗。

阮义忠:说起吃,怎样才算大大有劲?

丁雄泉:先来一碗百步追魂(毒蛇)的血胆,加上金门大曲混合的开胃酒。

炒蛇舌加韭菜

炒蜻蜓尾加杨柳

炒猪犀子加向日葵

炒象鼻加桂花

炒金鱼颊加桃花

红烧马屁股加冰糖

红烧老鼠奶加白雪

红烧蚂蚁加青椒

红烧雌老虎加醋

水果,冰冻爱情豆腐

阮义忠:有一天您的画没人要了,您的诗没人看了,再也没有人提起您了,落魄,潦倒,您打算怎样?

丁雄泉:你指的这类人,乃电影明星、政客、天主教神父、和尚、生意人,都是自以为人中龙凤,挤眉弄眼,千娇百媚的大忘八蛋。

我的画根本不要人看,我的诗也不要人看,根本没有人知道真的我。我自己一直感到非常落魄,非常潦倒。因为落魄,孤注一掷。因为潦倒,四大皆空。我的心好比天上的白云,与那些走在马路上的家伙根本没有什么关系!

阮义忠:一幅好画,一首好诗,有没个标准,在您看来什么样的作品才算好?

丁雄泉:没有标准。

好的画好的诗不是用冷眼旁观可得,马路上拆字先生写不出好诗,马路上的画像师画不出好画。“好”也没有什么稀奇,作品到了一种境界无分好坏,喜爱不喜爱也是你自己的事。

我讲自己的心得:先把大衣、汗衫、臭袜子一件一件脱掉,在大海里泡上一泡,再在大太阳下烧上一烧,再把你眼睛张开来望望蓝天,当你看蓝天自己也变成蓝天,那时候的白云就在你肚皮上飞来飞去。当你看大山,你自己也变成大山,老虎和梅花鹿在你的腋下奔来奔去。当你看大海,你也变成大海,鲸鱼、老鼠斑鱼、黄鱼、金鱼在你的嘴里游来游去。当你看到一棵大树,你自己就是一棵大树,从地中跳出来,樱桃、梅子、荔枝从你的手臂滑下来。

怎样才能变:就像天上的云雨,分与合,分了又合,合了又分。分是表现,把自己展成千千万万,合是吸收,叠结成网。这样分了又合,合了又分,把你周围的一切都合了去,就是太阳、月亮。马路上的小草、露水,狗尿、桂花也成了天作之合,或许早已合成了,你根本没有看见,对你没有什么关系而已。

阮义忠:一张好画又到底有什么好法?

丁雄泉:像一个好朋友,当你心里不开心的时候,它静静地陪着你,把天上的白云拉下来给你,把雨倒在你的杯子里,把彩虹推到你的屁股上,这样你的心花就朵朵开了。

阮义忠:有没有令您佩服的当代中国画家?为什么?中国人当不成好画家吗?

丁雄泉:据说好酒是不酸,有才气的人是不争风吃醋,中国五千年以来小气的人太多了,不是做皇帝乱杀人,就是做奴才乱磕头,碰一碰破口大骂,摸一摸饱以老拳。一动不如一静、一静不如一睡,睡吧!我们的老狮子,睡了五千年再来一个五千年。

阮义忠:如果耶稣也是个画家,你会不会入教受洗信上帝去?

丁雄泉:耶稣我从未见过,只是见到一些图片或教堂里的雕刻而已,在我的感觉上耶稣只是一根棒冰。

阮义忠:如果有人要为您立铜像的话,您希望立在什么地方?

丁雄泉:乖乖,不得了。最适当的地方是公共厕所的门口,在这个世界上唯一最真实的地方,大家都来这里脱裤子;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阮义忠:以您今天的艺术成就,如果以军阶表之,应该是什么阶级?少将、中将,还是上将?

丁雄泉:当然是小兵了,当了七星大将不如去死了算了,假如一定要活的话,那真俗不可耐的烂,像毕加索真是烂得像一只鸡,连骨头都烂出来了,假如他早死四十年,还可以说是个大画家。最后四十年的作品,像生了杨梅疮的肥女,像一块猪油贴在这里,搭在那里,像一只蟑螂一样地奔来奔去。我看了常把刚吸进去的新鲜空气都呕了出来。多可怕呀!一个百孔千疮的美人向你做媚眼。

阮义忠:您说毕加索这么烂,那普天之下有没有比他更烂的人,当代有几位画家您觉得不烂?

丁雄泉:一只过了九十天的老苹果早已烂了,一头牛过了九岁也是上气不接下气,毕加索若是樱花一朵,那真太美了。自从一九四○年以来,他一年不如一年,最后什么也没有,满画都是垃圾和技巧,俗又熟,像一堆臭黑的骨头。巴黎每年的五月沙龙就可看到每年当代画家最大最好的出品。不要说第一流的年轻画家比他好,他的画连第二流也比不过。讲颜色没有,气韵没有,境界没有,热情没有,虹彩没有,新鲜空气没有。大家都同意一个十九岁的女人和一个九十岁的女人,哪一个美丽。

阮义忠:这样说来,毕加索、达利、夏加尔三人由您来打分数,您给他们几分?

丁雄泉:毕加索一分达利半分夏加尔零分

阮义忠:那由你看来,石涛、八大、李白、杜甫哪一个最该死?

丁雄泉:世界上的人的精神、学问、爱情、理想,每每不同而四通八达千变万化。有一些人老是坐在那里,有一些人一辈子都在走,有些人跳,有些人奔,更有些人飞。

李白一直都在飞(黄河之水天上来),杜甫一生都在走,走来走去走不出大门(朱门酒肉臭),杜甫像一棵树生不出香蕉和橘子,只开一些没有香味的白花。李白是一朵白云,杜甫是一杯苦茶,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天差地远根本不能相比。

八大一生下来就是飞的鹤,腾云驾雾的得意忘形。石涛像一棵不开花的野草,在风中装腔作势,僵硬思索,重重叠叠。石涛一开始作画就搞趣味,搞趣味恰似抓痒,抓了一生还是蓬头垢面。

现在全世界的画家在搞趣味的,不知千千万万——喂!你这个屁股怎么画的?那座大山真是有趣得很。嗳!这种新花样还没人画过,快快画!快快开展览会,不要被人偷去了。一个伟大的诗人、画家、音乐家绝对不计较技巧,有比技巧更好的东西。当然还有些坐在家里描画的人,极像老太太打毛线。

我到现在一直还没看见过一张惊天动地的石涛,石涛的画张张假的,就是石涛自己画的真迹也像假的一样。假的画和假钞票一样,在有些国家里是要枪毙的。

阮义忠:您说伟大的诗人、画家、音乐家绝不讲技巧,有比技巧更好的东西,那这是什么?

丁雄泉:又要讲一座大山。

对诗人来说,一座大山常常下雨,但又岭上多白云,雨过天晴彩虹开。

对画家来说,一座大山满开红红红红红、黄黄黄黄黄、紫紫紫紫紫、青青青青青、白白白白白的花,蝴蝶千千万万。

对音乐家来说,一座大山瀑布千匹、莺声燕语,谑浪笑敖,一气呵成。

一座大山只有秃树枯草有什么用,不下雨,没有云。不开花,没有蝴蝶。没有瀑布,不洒脱。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一定是诗人、画家、音乐家合在一起。

阮义忠:您有没有自己一套很特殊的技巧?

丁雄泉:吐痰。

阮义忠:您有没有伟大的理想,假如给您无比的权力,您怎样改造世界?

丁雄泉:第一步是把全世界的钞票烧光。

阮义忠:假如现在给您一百万人,您要他们去做什么?去爱人?去打仗?

丁雄泉:把万里长城拆掉。

阮义忠:您有没讨厌的事?

丁雄泉:常常有太多的压力,我十分希望有九个身体,一个身体随便怎样总是不够的。

一个身体在东方吸气

一个身体在西方吐气

一个身体整日微醉

一个身体在月光下的云上做爱

一个身体裸体雨中草上飞

一个身体去银行兑现千万美金支票

一个身体与侠客大吃大喝

一个身体和蝴蝶随风飘流

一个身体和小孩一起哭

阮义忠:还有没有更令您生厌的事?

丁雄泉:有。

热眼看世界一切太冷

我要把天空漆成黄色,树漆成粉红,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人都漆成金色,共产主义国家的人都漆成红色,自由主义国家的人都漆成七色彩虹。把全世界的汽车都推到大海里,把全世界的冰箱都抛到大山顶上,让全世界的人都有机会吃到新鲜的水果。

阮义忠:你打算到几岁才不画画?

丁雄泉:我死了以后还是在画画,你信不信?

阮义忠:那你希望什么时候死?

丁雄泉:每次做完爱的一闪,总是希望马上死。

阮义忠:一定要您死,您选择哪一种死法?

丁雄泉: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

阮义忠:让您再活一遍,你打算怎么活法?

丁雄泉:天从人愿变成一条大鲸鱼一生不穿衣服,大大圆圆,光光滑滑,闪闪湿湿,在大海底下飘飘欲仙。只是做爱、做爱、做爱。

阮义忠:要是您有一天不能做爱了怎么办?

丁雄泉:作一颗灰尘躲在花蕊里。

阮义忠:您失恋过没有,失恋过几次,每次都是甩了女人,还是女人甩了您?失恋时您如何打发自己?

丁雄泉:我自己就是一个玩具,玩女人时也被她人玩,玩腻了就甩,不管谁甩谁。失恋?那是处女的玩意儿。

阮义忠:何谓爱?

丁雄泉:一脚把自己踢进冰箱里去立立,

一拳把自己揍到白云上去坐坐。

阮义忠:性呢?几个太太对您最适合?

丁雄泉:性是一个大工厂,不断制造“新的世界”。几个太太?我看一万也不多。

阮义忠:您对哪一型的女人最感兴趣?您认为哪处最性感?

丁雄泉:我爱的女人像地球一样外冷内热,我爱大奶奶小屁股,雪白雪白的皮肤,墨黑墨黑的长头发,湿湿的眼睛,有意无意的雾中看花。滑滑的大腿像两棵香蕉树。软软的唇像蝴蝶。舌像鱼。

金发美女拍拍照片是不错的。

阮义忠:和一个女人在一块最雅的是什么时候?最俗的是什么时候?您的画是雅是俗?您愿意自己是雅人还是俗人?

丁雄泉:最雅是痴笑上马桶,一面梳头一面唱歌,最俗是照镜装腔作势,哭着要钱。我的画一定雅又妖。

我的人雅更野。

阮义忠:女人是穿衣服好看还是裸体好看?

丁雄泉:穿了衣服的人始终是愁眉不展。

阮义忠:您爱不爱哭,印象中最深的一次,是大哭还是闷在被子里偷偷地哭,为什么?在什么时候?

丁雄泉:不爱哭,有一次切了三斤洋葱,听天由命地哭了一场。

阮义忠:您有没有自杀过,想不想自杀?

丁雄泉:每次我画一张画像自杀过一次,画成后从鬼门关回来,像初生的婴孩一样,一面哭,一面笑,对世界上的一切,再感到新鲜可爱。

阮义忠:您死了,希望别人怎么处理您的画?

丁雄泉:像秋天的叶子

一阵风也好

一把火也好

阮义忠:丁雄泉啊!听说正果并不好修,有人吃斋,有人戒欲,有人隐居,有人避世,有人以撒手西归而去印证,不知您要如何去得道,能否告之,大愿洗耳恭听。

丁雄泉: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1)忘,忘,忘,忘,忘,忘。(1) 原文有714个“忘”,现略。虽然我来自东方,我已背叛东方谢理法访问记谢理法在其纽约工作室从事铜版画制作,约1968年。

半年前,我在高雄服役。难得有假,每每利用礼拜六、礼拜天的一天半时间赶回台北。坐车的时间就去掉一大半,只能在西门町溜达一下,再不就专程找个朋友聊起天来。因为时间紧凑,来回又得坐上十几个钟头的火车,所以一到台北就忙个不停,生怕浪费一分半秒。除了看朋友和办办自己的事情外,什么天大的事也不会使我腾出这个宝贵的时间。

一九七一年十月,我接受一项特别训练,在左营上了一个整月的专门课程。虽是初秋,南部的天气仍是那股挥不掉的湿热,所以一到周末就飞也似地往台北跑。记得那次正碰到军校的学生放假,每节车厢都堵满人,差点就攀不上去,挂在车把上挤挤挨挨地到嘉义才挤进里头,人一累就站着打盹,就这么在车上度过一夜。

到了台北,太阳还没出来,雾霭和尘垢把街道和屋子涂了一层灰。看看腕表才五点多。人早已累成一团,只觉得这个早晨也跟我累上了。火车站前的圆环被计程车串成挂着粗俗金属项链乡下姑娘的胸口,喷水池哭哭啼啼的像受了多少委屈似的。我从中穿过,脖子被溅了几滴水。抹一把,手心湿腻的感觉才使我意识到一天又过了。车上没睡好,脑袋顶着靠窗玻璃,扭到了,颈子僵僵的。想想没什么地方好走,找朋友又太早,刨冰店还得敲门。干脆顺着馆前路到新公园看太极拳去,好杀杀睡意,也可消磨个把钟头,再按原计划把这难得的一天用上。在馆前路上,远远地就看到新公园的博物馆大门,横着一条红布上面打着白字。又有画展了。心想在这个地方开展览的,总有两把刷子。如果再是那些水墨山水说什么也不光顾。

天已经亮了,路灯还一盏盏的打着。它的光被吞没在另一个世界里,只等下个夜晚吧。白字躲在深红底下,一时看不出是什么字。走到襄阳路口正好是红灯,没什么车子就跨了过去,在公园的大门口,抬起头。“谢理法版画展”。陌生的名字,以前从未见过,报章杂志以及画友中也从没听过。版画,只知道廖修平精于此道,陈庭诗、李锡奇也有这方面的作品,其他就生疏了。再看进去,博物馆呈现一种疏懒的神态。没在这个时间跑到这里来过,只觉得这栋建筑老了半个世纪,只活在沉睡的时刻里。再看表,六点三刻。走进去拐向右侧,推开旋转铁栅门,进了新公园。一时疲倦又来,也懒得看太极拳了,就找了棵树下,在铁椅上坐下,伸起懒腰来。

等我被吱吱喳喳的吵闹声弄醒时,才知道自己不知不觉地睡着了。一看太阳已在博物馆的屋顶上,日晷仪就在前面,黑的部分就那么一点点,把手一抬,表停了。一时搞不清是什么时候。公园里七七八八的到处都是人,打着花伞的情人点缀在树下、路上、草边、花旁。我后头还有一伙人咔嚓咔嚓地拍起照来。一个箭步向公园出口走去。要先搞清楚现在的时间再说。

推出旋转门,博物馆门前的石阶,人进人出,很少是看画展的。我心急如火,左拐就要出去。走到门口的那两尊铜牛处,习惯地顺手摸过去。铜牛身上有一些顽皮孩子削去的锉痕(大概是换麦芽糖去的,如果是的话,那该是很早的事了。现在哪里找用麦芽糖收破烂的人),使我一时顿生艺术品就是被这些无知所破坏了那种怆然的感触。又想过来,难道我不是一样吗?对艺术的漠视岂不远胜于这种无知的破坏。一个画展有几个人真心的支持,有几个人真心的关怀。连自己是画画的都懒得去关心别人的画。我又摸了几把铜牛的肚腹,再回头看向博物馆,阳光将那半个世纪的苍老洗去。这座建筑又生气地坐在那里,用它的年迈来抵抗岁月,像是对着每个逛公园的打招呼。我往口袋掏出两枚铜币。进去再说,看看也好。

出博物馆时,我脑袋空空、毫无气力地一步垫一步踏着石阶走下去。在铜牛的前面我又停下来,左手又摸过去,沉甸甸的。我仔细地摸着那一锉锉的刀痕,惋惜着一件艺术品所遭受的破坏,心头直想说出:谢理法啊!你会不会像这两头牛一样,也被那无知、那漠视伤害到啊!

我无法说出谢理法的画给我多大的感动,只记得当初看凡·高传时,序言上作者斯通记叙他第一次看到凡·高作品的心情。那天我没去找预定要看的朋友,离开博物馆后到那家常坐的咖啡屋——天琴厅。泡在里头,掏出随身携带的记事本,第一句就记下这几个字:今天看到一个真正的画展,感动。

一个月的训练结束,我回到高雄的工作单位。一晃眼一九七二年的元旦到了,放了几天假,我又赶回台北。直到见了好友高信疆兄,才知道谢理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信疆兄主编《中国时报》“人间”副刊的海外专栏,一直都忙于和海外学人、画家联络。那天我们谈的话题还是兜着绘画的主题,谈到版画,我提到谢理法。就这样我与他有了文字上的交往,由信疆兄的介绍,我寄了一张贺年卡给他,之后我们就通起信来。因此我藉着信件请教他很多问题,由于他的作品和他的理论使我产生很大的兴趣,所以就兴起了访问他的念头。我将这个意思告诉他,他也欣然答应。由于他旅居纽约,我的访问就只有靠信件了。下面的访问记是以两封长信完成的,其中只稍微将前后次序予以调整,使讨论的问题更为充实,且能保持原有的书信风格。若讨论的方式有所偏失,那是笔者安排不当之故。

阮义忠:能否将您习画的经过详细地告诉我们,包括求学的过程,以及遭受的挫折。

谢理法:喜欢画画的人不一定就画一辈子的画,对画我从小就喜欢,可是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有人问我“你将来是不是想做画家”时,我想了好久答不出来。就是今天,在某些场合里必须表明我的身份时,我才说是画家。这种场合是到纽约以后才有的。不然我还是说:“我是学生。”所以要说学画的经过我就不知道该从哪一个阶段开始才是。而且到目前我还在继续中。如果进师大是我学画的开始,那么那位教我如何考进师大的王建柱老师,是我第一个指导先生了。

师大的四年当中,我学了些什么?现在实在想也想不起来。那时候的同班同学,现在有四位在师大任教,他们正在培育下一代的画家。如果师大四年没学到什么,那他们又凭什么去教人?记得二年级的时候,许多同学跟着李石樵先生的入室弟子去请教李先生。带回来很多李先生的见解,一时在我们的素描教室里起了很大的影响力,被称之为“石樵派”。我个人也获得很大的启示。许多以前视之为当然的观念,现在都发生了问题。比如:利用线与面在视觉上的功能,表达出画与观画人之间的空间距离和画内的空间层次、画中静物之间的距离。过去我只是想把远处的物象模糊,就推远过去,然后又把主体强调出来就算完成一幅好画。虽然从李先生处学来的是间接又间接的东西,但很快就帮助我了解了在画册上常常看到的立体派的绘画。听说后来李先生被学生们请到师大来教书,其实他的影响早就在艺术系生根了。

在基隆市同乡会中,我遇到艺术系的前辈林书尧兄。每次见面他就讲解许多艺术理论,因为他用的是日语,我所能了解的极为有限。其中引起我最大觉悟的是关于如何理解毕加索的地方。他教我如何从年代的角度去观察毕加索的演变过程,而找出一个画家在追求过程中的时空因素。这时我试过一些用形与色所构成的抽象画。这类型的画我画了很多,但我只把它们当作实验性的作品。把方的变成圆的,把红的变成黄的又变成蓝的。同样的构图在不同的画中,利用不同的色彩来观察比较;反之以同样的色彩在不同的构图中亦产生不同的效果。我把心得记成笔记,以为是很大的发现。在某一机会里向高我几班的校友提出来讨论,结果我才知道这些他早在日文书中读到过了,而且比我知道得还要详细得多。诸如此类,绕了大圈子之后才知道事倍功半的事,在师大期间是经常发生的。

还有,在师大三、四年级期间,我几乎没有画过两幅相同风格的画。那时我每看到一种风格,回来就学起来了。第二张画里又改变一点,渗进一些自己的见解。第三幅、第四幅的继续变下去,一直到新东西又吸引我去模仿。很奇怪,那时我就从没想到要研究一下或画一张印象派的画。而且最引我入胜的超现实绘画也一直到快毕业的时候才尝试过六幅左右,其中一幅在毕业展中展出来。这时我展出的画全是不同类型的,好像有两幅油画是仿立体派的,一幅是音乐系罗慧美小姐的画像(写实的),一幅是风景(海景),一幅是超现实。另一幅水彩画,画得非常写实的静物,是我当时最满意的作品。这些作品都是在孙多慈先生的画室里画成的。从二年级开始我就在她的画室里作画,一直到我出国的前一年才离开,这期间孙先生为我找了几个幼童来跟我学画,收入刚好能维持生活和买画具。记得是三年级的那年开始我发了三个誓:(一)不参加画展。(二)不和任何人讨论绘画。(三)不交女朋友。这三个誓一直守到毕业,到底是什么缘故我记不清楚了。但当时我的确是下了最大决心才这样做的,同时也改变了我后来的命运。第一就是使我和本省的前辈画家们远离了,当然是因为我不参加他们的画展(台阳、省展等),也不拿画去请教他们。因此对前辈画家们的观念和作画态度一无所知。其次就是摆开了儿女私情,造成了我晚婚的原因。毕业不久就能毫无牵挂地离开家乡,又能在巴黎为所欲为地摸索了四个年头。这期间是我一生中思潮最繁杂的时候。最近在台湾发表的所有文章,几乎都是那时候的笔记整理之后写出来的。

今天早上(笔者按:一九七二年四月十日)听了由台湾刚刚寄到的录音带,是我在台北开画展时,评论界所举行的座谈会的录音。顾先生(笔者按:顾献梁先生)指出我在巴黎的作品只有四幅,平均一年作一幅版画;而在纽约,只短短的三年就有五六十幅作品产生。这是他误以为我是版画家的缘故。其实我在这四年之间不知作了多少速写、素描和未完成的油画。还有,一九六六那一整年每个早上我都埋头作雕塑。留法前辈熊秉明先生每星期二来雕塑教室给我指导,他是个相当有智慧的人。所以这一年之间他为我打开了好几个结,使我认识了雕塑,也看清楚罗丹作品的全貌。别人都以为毕加索的《亚威农少女》是进入立体主义的关键,但我却以为他最早先的雕刻和剪贴式的素描才是引导进入立体主义的因素。这个因素也在我自己身上发生过作用,目前还一直影响我。

阮义忠:除了雕刻的研究和立体主义的启示,你还受到别的画派和画家的影响没有?

谢理法:我到了巴黎之后,有两个专题性的画展,给我相当深刻的印象。第一是巴黎现代美术馆的“光与运动特展”,出了一个专刊。说明人类对色、光的追求过程,由印象主义对光的新发现开始。其中也有舞台设计师、工程师、化妆师等参加,从他们工作中发现的对光与色的理论,真是视觉艺术发展的大观。这是一九六六年的事,同年在瑞士看到“太空幻想艺术特展”,包括小说、漫画、电影和造形美术。其中显示着:艺术家的幻想影响到百年后的科学发展,他们的作品刺激着科学家,扩大了科学家们的思考范围,将科学家们的假设形象化,替科学的发展定下预言。以上两者是不同路线的画展,但却以相近的形式展示出来。所展出的空间已经有全新的意义,他们在室内利用了暗房里的照明,使人觉得只有作品的存在而无空间的存在。而且具有相当尖锐的现代感觉。这种现代感是物与人性之间格格不入的地方。是一刹而过的光,是上下四方以玻璃架成的空间,是雪银色的人体,是要人从它中间穿过才能感受到的造形,是最精密的线之组合所产生的时间感觉。这些都是在我内心里已存在着却无法形象化的东西。而他们通通为我一道而尽,使我痛快了好些日子。但这次的激动却引发我内心的反抗。我开始抓住这个人性和物格格不入的冲突感觉,首先是放置人体于电话亭之内,外面放置穿透明衣物的人体。逐渐地简化成体躯和电话亭,最后演变成婴儿和玻璃箱。如果我取去了婴儿,则画面只有玻璃方块,内心里会像失去了一样极重要的东西一般地感到难过。这是从农业社会中长大而培养成的对生物的感情因素,不如西方人之能一了百了。农业社会的亲情是人与人之间建立情感交流的桥梁,亲情里包含有多量的道德和伦理传统,但经过工业文明的反射之后,就可看出其间存有的矛盾,这矛盾只是因为在道德观念的维护之下没能显现出来而已,并不是没有,而是看不到。这种矛盾所产生的冲突成了我以后系列性表现的题材。真是像把握了些什么似的,我认真地作画,也像是在解开内心的结,一步步地走下去。这时我内心里从未有过的愉快都在画中获得了,也一度曾感到这是我一辈子应该继续走下去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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