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礼(精)--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彭林译注

出版社：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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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礼(精)--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试读：

前言

先秦、汉初人好以篇首之字作为篇名或书名，《仪礼》十七篇的首篇为《士冠礼》，故又摘其篇首之字而名之为《士礼》。有的学者认为，《士礼》的名，当由内容而起，因为此书所记，以士的礼仪为主。

汉代《仪礼》的传本有大戴本、小戴本、刘向《别录》本等几种，都将《仪礼》十七篇分为冠昏、朝聘、丧祭、乡射等四类，但只有《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三篇的次序完全相同，其余各篇则不尽相同。几种传本的次序，以戴德本最为合理，此书以冠、昏、丧、祭、乡、射、朝、聘等八大纲为序排列各篇，《丧服》一篇相传为子夏所作，故列在最后。刘向《别录》本则以有关冠、昏、乡、射、朝、聘的十篇居先，有关丧、祭的七篇列后，可能是前十篇为吉礼，后七篇属凶礼，全书依吉、凶、人神为序。戴圣本所定次序最乱，似无条理可寻。郑玄注《仪礼》，鉴于二戴本“尊卑吉凶杂乱”，刘向《别录》本“尊卑吉凶次第伦序”，所以采用的是刘向《别录》本。1957年，甘肃武威磨嘴子6号汉墓出土一批西汉晚期抄写的《仪礼》竹、木简，共496支。据简的形制及内容，可以分为甲、乙、丙三种文本。甲本木简包括《士相见》、《服传》、《特牲》、《少牢》、《有司》、《燕礼》、《泰射》等七篇；乙本木简只有《服传》一篇；丙本为竹简，仅《丧服》一篇。从文字上看，丙本的《丧服》为单经本，甲本和乙本的《服传》为单传本，与今天所见经、传合一的文本不同，证明西汉时经文和传文是各自独立成书的。

据《汉书·艺文志》，汉代的《仪礼》有古文经和今文经两种，古文经是用先秦古文字书写的，今文经则是用汉代通行的隶书书写的。《汉书·艺文志》目录有“《礼古经》五十六卷，《经》七十篇”，前者为古文，后者为今文。所谓《礼古经》，出于鲁壁中，有五十六篇。“《经》七十篇”，指高堂生所传的十七篇《士礼》，“七十”乃“十七”之误倒。今文经只有十七篇，比古文经少三十九篇。今、古文《仪礼》都有的十七篇，内容基本相同，仅文字上有差异，因此，《仪礼》实际上无所谓今古文的问题。古文经多出的三十九篇不在当时通行的礼经之中，所以人们多不传习，后来渐渐失传，人们称之为“逸礼”。《周礼》、《礼记》的郑玄注，以及其他一些古书的注中，曾提及《天子巡狩礼》、《朝贡礼》、《烝尝礼》、《王居明堂礼》、《古大明堂礼》等篇名，王应麟认为就是三十九篇“逸礼”之属。元儒吴澄又将这些文字分类汇辑，附在《仪礼》各篇之后。有学者认为，三十九篇“逸礼”传授不明，又无师说，可能是子虚乌有之物。清人邵懿辰认为，后人所引及吴氏所辑，内容与十七篇所记不相类，文字也不古朴，可能是后人的伪作。

关于《仪礼》的作者与成书年代，学术界的看法一直有分歧。古文经学家认为出于周公，今文经学家认为出于孔子，古代学者大都踵此二说。如崔灵恩、陆德明、贾公彦、郑樵、朱熹、胡培翚等均持周公手作说。《礼记·明堂位》说：“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他们认定，周公所制之“礼”，就是《仪礼》、《周官》等书，是周公损益三代之制而成；《仪礼》词意简严，仪节详备，非周公不能作。司马迁、班固等则认为《仪礼》是孔子慨叹周室衰微，礼崩乐坏，乃追迹三代之礼而作。《礼记·杂记》记载，恤由死后，鲁哀公派孺悲到孔子处学习士丧礼，皮锡瑞《三礼通论》、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据此认为，这是孔子作《仪礼》的明证，进而推定其余十六篇也是孔子所作；此外，《仪礼》的文字风格与《论语》颇有相同处，内容也与孔子的礼学思想相一致，例如孔子很重视冠、昏、丧、祭、朝、聘、乡、射等八礼，而《仪礼》十七篇所记正是这八种礼仪。邵懿辰等断言，《仪礼》并非因秦火而残缺，而是孔子用以教弟子的原典，十七篇已足以总揽礼的大纲。清人崔述《丰镐考信录》则说：“今《士丧礼》未必即孔子之所书。”从周代金文以及《尚书》、《逸周书》、《国语》、《左传》、《毛诗》等文献看，周代已经出现某些比较程式化的礼仪，如冠礼、觐礼、聘礼、飨礼、丧礼等，仪节与《仪礼》所见有相同或相似之处。近人沈文倬先生认为，《仪礼》一书是公元前5世纪中期到前4世纪中期的一百多年中，由孔门弟子及后学陆续撰作的。其中有关丧礼的四篇内容相贯通，著成年代当相近，约在鲁哀公末年至鲁悼公初年，即周元王、定王之际。其说较为公允。《仪礼》十七篇，除《士相见礼》、《大射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等四篇之外，其余各篇之末都有“记”。一般认为，记是孔门七十子之徒所作。《丧服》一篇体例较为特殊，“经”与“记”均分章分节，其下又有“传”。传统的说法认为，“传”是孔子门人子夏所作。二、历代的《仪礼》研究

汉初最早传授《仪礼》的是高堂生。《史记·儒林列传》：“诸学多言礼，而高堂生最本。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一般认为，高堂生把《仪礼》传给萧奋，萧奋传给孟卿，孟卿传给后苍，后苍传给大戴（戴德）、小戴（戴圣）、庆普。此即所谓《礼》的五传弟子。宣帝时，博士后苍以《诗》、《礼》名世。据《汉书·儒林传》，后苍以《礼》授“沛闻人通汉子方、梁戴德延君、戴圣次君、沛庆普孝公。……由是《礼》有大戴、小戴、庆氏之学”。西汉政府设立的《易》、《诗》、《书》、《礼》、《春秋》“五经博士”，都是今文经学。《礼》大、小戴及庆氏三家也都是今文经学，其中，大、小戴列于学官。

最早为《仪礼》全书作注的是郑玄，在此之前，只有少数人为《仪礼》某篇作过注。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西）人，东汉经学大师。郑玄曾入太学从第五元先学《京氏易》、《公羊春秋》等今文经，后又师从东郡张恭祖学《周礼》、《左传》、《古文尚书》等古文经，最后师从扶风马融。游学十余年后，回归故里，聚徒讲学，弟子达数百千人。后因党锢之祸而被禁，遂潜心学术，遍注“五经”，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郑注《仪礼》的特点是：一、拋开门户之见，兼采今古文，博综众家，择义优者从之。从今文者，则在注内列出古文，如《士昏礼》“主人拂几授校”。郑注：“古文校为枝。”从古文者，则在注内列出今文。如《士相见礼》“若父，则游目”，郑注：“今文父为甫。”若今古文之字义均合于文意，则互换见之。当时，学者苦于家法繁冗难从，郑玄沟通今古文，学者读之，可不再舍此逐彼，因而靡然从之。二、郑注文字精审，要而不繁，如《仪礼》的《少牢馈食礼》全文共2979字，注仅2787字；《有司彻》全文共4790字，注仅3456字，十分难得。三、发明义例。四、去取谨慎。例如，《仪礼》的《丧服传》，郑玄确认有错简，但他决不轻易删改，而只是将自己的意见在注文中加以说明，以保存书的原貌。由于郑注的种种优长，使它很快取代了《仪礼》的其他注本，成为唯一的通行至今的注本。《后汉书》褒赞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是“三礼”的功臣。由于郑玄为《仪礼》、《周礼》、《礼记》作了出色的注，“三礼”由此成为显学。郑注的不足是：好事综合，以不同为同，好引谶纬之说。

晋初，“三礼”都立于学官，但王肃借助政治上的势力，与郑学争胜。泰始二年（266），依王说置七庙。郊庙之礼也用王肃说，不用郑义。晋元帝时，方准荀崧之请，设郑注《仪礼》博士。

南北朝时期，政权分立，学术也分化为“南学”和“北学”。南学重玄学，北学重经学；南学约简，北学深芜；学术风格有很大不同，“三礼”本是实学，非可空言，故学分南北，皇、熊立说虽异，而都在郑注的范围之中。刘宋雷次宗以精于礼学而著名于世，学术声望堪与郑玄相比，时人以“雷郑”并称。齐朝礼学也比较发达，最著名的学者是王俭和刘。王俭长于礼学，熟悉朝廷的各种礼仪，朝中每有关于礼仪的论辩，他都旁征博引，语折四座。刘则是私学中的大儒，所著文集，皆是《礼》义。

南朝是一个宗法色彩很浓的社会，门阀士族严辨宗法血统，重视宗法礼制的应用，政府注重礼仪典制的修订，礼书遂成为主要的理论依据。《仪礼·丧服传》对丧服的等级、样式以及服丧者的身份等都有严格规定，它标志着人们嫡庶亲疏和等级身份，几乎具有与法律等同的效应，尤受重视。雷次宗曾为皇太子等讲《丧服经》，晋宋南方诸儒，尤其热衷于《丧服传》的讨论，著述也很多，如王俭著有《古今丧服记》、《礼仪答问》等。晋袁准、陈铨各注《丧服经传》一卷，晋孔伦，宋裴松之、蔡超宗各撰《集注丧服经传》一卷或二卷。宋雷次宗撰《略注丧服经传》一卷，晋杜预撰《丧服要集》二卷，卫瓘撰《丧服仪》一卷，环济撰《丧服要略》一卷，蔡谟、贺循各撰《丧服谱》一卷，葛洪撰《丧服变除》一卷，孔衍撰《凶礼》一卷，贺循撰《丧服要记》十卷等。

梁朝的礼学在南朝中最盛。天监初，何佟之撰吉、凶、军、宾、嘉五礼，共一千余卷。天监七年（508），梁武帝为皇子的丧服问题召群臣廷议。据《南史·儒林传》，当时的著名学者何佟之、司马筠、崔灵恩、孔佥、沈峻、皇侃、沈洙、戚衮、郑灼、张崖、陆羽、沈德威、贺德基等都系统研习过“三礼”，或者就是博通“三礼”的专家。沈不害曾总著《五礼仪》。《仪礼》研究成就最高的学者是鲍泉。

北朝经学直接承袭汉代，其特点是重训诂，重实用。通礼学的著名经师有刘献之、张吾贵、徐遵明、卢景裕等。据《北史》，魏末大儒徐遵明师承多门而独树一帜，兼通群经，邃精“三礼”，授徒讲学，是北方最大的经师。当时尤为崇尚《诗》、《礼》、《春秋》，通“三礼”者，几乎都出其门下。徐遵明下传李铉，李铉又传刁柔、张买奴、刘昼、熊安生等，熊安生又传孙灵晖、郭仲坚、丁恃德等。徐氏后学都通《小戴礼》，兼通《周礼》、《仪礼》者，十有二三。沈重为南梁儒者，为梁武帝五经博士，博通于礼。熊安生专以“三礼”讲授，颇为周武帝所重。

南北朝之时，诸儒倡为义疏之学，其功不可没。南如崔灵恩《三礼义宗》三十卷。戚衮受“三礼”于刘文绍，官至江州刺史，撰有《三礼义记》，逢乱亡失。北如刘献之《三礼大义》四卷，李铉《三礼义疏》，沈重《仪礼义》三十五卷以及《仪礼音》等，皆有口碑。从汉魏六朝到唐，儒家的经典历经传抄，文字错误已经不少，对经义的说解各奉其是，不归于一，加之章句繁杂，不便阅读。为了维护儒学的正统地位，统一经学思想，唐太宗诏令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为《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左传》等五经作义疏，以资讲习，总名为《五经正义》，共一百八十卷，永徽四年（653），颁于天下。与此同时，贾公彦为《周礼》、《仪礼》作疏解，杨士勋和徐彦则分别为《公羊传》、《穀梁传》作疏解，此四书也列入官学。《五经正义》对六朝以来的义疏进行了归纳和总结，融合了南北经学家的种种长处，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自唐至宋，明经取士，都以此为定本。

贾公彦的《仪礼注疏》，是最早为《仪礼》全书作疏解的著作，但是所能依据的材料太少，《丧服》一篇所引章疏，尚有袁准、孔伦等十余家，其余各篇所引，只有南齐的黄庆、隋的李孟哲两家，详略十分悬殊，而黄、李二家之注疏漏之多，连贾氏自己都觉得不满。

唐以《易》、《诗》、《书》、“三礼”、“三传”备为“九经”，考课取士。按经文字数的多少，将“九经”分为三等：《礼记》、《左传》为大经，《毛诗》、《周礼》、《公羊》为中经，《周易》、《尚书》、《仪礼》、《穀梁》为小经。由于《礼记》的字数比《左传》少，所以，攻大经者竞相读《礼记》；中经与小经之中，《周礼》、《仪礼》、《公羊》、《穀梁》四经或文字艰深，或经义晦涩，难收速效，故鲜有攻读者，这是“三礼”之学中衰的重要原因。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王安石改革科举制度，宣布废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仪礼》在废罢之列，古代科举分房阅卷，此后再无《仪礼》之房，《仪礼》之学受到冷落，但仍有不少值得称道的著作。《仪礼》一书在宋代已经出现很多讹脱衍倒之处，由于诵习者少，很少有人问津。朱熹曾慨叹：《仪礼》人所罕读，难得善本。因而，《仪礼》经注的校勘，已经迫在眉睫。南宋乾道八年（1172），两浙转运判官直秘阁曾逮刊刻《仪礼郑氏注》十七卷，陆氏《释文》一卷，张淳为之校定《仪礼》文字的讹误，将所改字句，汇为《仪礼识误》三卷。其所引据的版本，有周广顺三年（953）及显德六年（959）刊行的监本，有汴京的巾箱本、杭州的细字本、严州的重刊巾箱本等，又参考陆德明《经典释文》和贾公彦《仪礼疏》，比较异同，再定取舍，至为详审。淳熙中（1174—1189），李如圭的《仪礼集释》三十卷全录郑玄注，“旁征博引，以为之释，多发贾公彦《疏》所未备”。李如圭依据当时尚可见到错误较少的古本，并注意吸收张淳《仪礼识误》的校勘成果，校正当时通行本的文句和字体的讹误，并附案语于下，是《仪礼》校勘的重要之作。李如圭另有《仪礼释宫》考订古代宫室之制，此书仿照《尔雅·释宫》的体例，条分胪序，各引经记注疏，参考证明，辨析详明，且多有新见。

魏了翁《仪礼要义》五十卷，以《仪礼》十七篇各为条目，而节取注疏录于下方，删其枝叶，分列纲目，条理井然，品节度数之辨，展卷即知，不再为词义所难，梳爬剔抉，极便于学者。虽所采不及他家之广，而郑、贾之精华，已备于此书，故名为“要义”。

朱熹《仪礼经传通解》，初名《仪礼集传集注》。此书以《仪礼》十七篇为经，而取《礼记》及诸经史杂书所载有关礼的记载，分类附于经文之下，并详列诸儒注疏之说。《仪礼》各篇，经文原不分节。为便于阅读，朱熹离析经文，按仪节分段，每节之末，均标明为某事，眉目清楚，极便读者。此书包括《家礼》五卷、《乡礼》三卷、《学礼》十一卷、《邦国礼》四卷，共二十三卷。二十四卷至二十七卷为《王朝礼》，内容多有缺失，为未定之稿。其后，朱熹门人黄榦续修《丧礼》十五卷，又其后，杨复续修《祭礼》十四卷，全书始成，共六十卷，对《仪礼》的传播颇有功。

宋代《仪礼》研究的另一个领域是礼图。后汉阮谌可能是最早作礼图的人之一，他受学于颍川綦母君，作礼图三卷，但其图大多不据礼经文意，所引汉代史事也往往与郑玄之注不合，而以綦母君之说为据。《唐书·艺文志》有夏侯伏朗《三礼图》十二卷，张镒《二礼图》九卷；《崇文总目》有梁正《三礼图》九卷。隋开皇中（581—600），礼部也曾奉敕修撰图礼。后周显德中（954—960），周世宗议修定礼典，由于年代久远，宗庙彝器大多失去原貌，随意制作，世宗乃命国子司业与太常博士，参定礼器法式，以供有司营造。聂崇义遂搜罗前朝三礼旧图，共得六种，重加考订，作《新定三礼图》二十卷，于宋建隆三年（962）上于朝，太祖览而嘉之，命儒学之本参议论定后，下诏颁行。此书分冕服图、宫室图、投壶图、射侯图、旌旗图、祭玉图、鼎俎图、丧服图等十六门。书中也有不少图并无来历，而是望文生义之作，宋代儒者对其评价并不很高，沈括《梦溪笔谈》、欧阳修《集古录》、赵彦卫《云麓漫钞》等都讥其好臆测古制。

杨复《仪礼图》十七卷，附《仪礼旁通图》一卷。此书全录《仪礼》十七篇经文，疏解文意，均以图示，共205幅。又按宫庙门、冕弁门、牲鼎礼器门等分类，作图205幅，称之为《仪礼旁通图》，附于书后。此书依经绘象，随事立图，读者可据此粗见古礼之梗概。但有些图或纵或横，方向不定，远近大小，全无规矩，令人端绪莫寻。

北宋礼仪长期沿用唐代《开元礼》。宋徽宗认为《开元礼》既失其本，又不合时宜，故定重行修订。徽宗亲自撰写《冠礼沿革》十一卷，交议礼局，作为重修五礼的标准。政和三年（1113），新修五礼完成，共二百二十卷，定名为《政和五礼新仪》。政和六年（1116），颁行天下。国子监还将民间常用的冠、婚、丧、祭之礼从《政和五礼新仪》中摘出单独印行，以便推广。同时，北宋开始出现家礼类著作。司马光有《书仪》五卷，朱熹《仪礼经传通解》有《家礼》六卷。这类著作影响到明清，如明代有黄佐的《泰泉乡礼》七卷，清有毛奇龄的《辩定祭礼通俗谱》五卷。

元、明两朝是《仪礼》之学的低谷期，著述稀少，水平不高。如熊朋来是以礼学著称的学者，然所著《五经说》，于古义古音多所抵牾，识见尚在宋人之下。熊氏如此，遑论其弟子。吴澄有《仪礼逸经传》二卷，此书拾掇逸经，以补《仪礼》之遗。此书颇有奋笔改经之处，为后人所诟病。汪克宽有《礼经补逸》九卷，此书取《周礼》、《仪礼》、大小戴《礼记》以及其他典籍有关礼的记载，以吉、凶、军、宾、嘉五礼统辖。此书考订不精，且杂列古制，少有断语，令读者莫知所从。元代敖继公的《仪礼集说》，声称“郑注疵多而醇少”，故处处与郑注立异，其书的影响，由元至明，再到清代前期，被其误导者，不知凡几。《仪礼》之学至明殆绝。《仪礼》为实学，非空词所可敷演，故理学家多避而不论。注其书者，寥寥数家，大抵影响揣摩，横生臆见。研究《仪礼》的学者只有季本、郝敬等数人。季本著有《读礼疑图》、《庙制考仪》等，以后世之情推论前代，多有牵合。郝敬著有《仪礼节解》等，其解经，好以私意穿凿，为识者所讥。

有清一代，是《仪礼》之学的极盛期，名家迭出，著述充盈，学术水平也远超前贤。清代的《仪礼》研究，始于顾炎武。康熙初，顾炎武以唐开成石经校明北监本“十三经”，而知《仪礼》一经脱误最多，在《九经误字》中详加胪列。稍后，张尔岐作《仪礼郑注句读》，附《监本正误》，石经正误二卷，详校《仪礼》经注之误。其后，研究《仪礼》的学者大多对《仪礼》作过校勘，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卢文弨《仪礼注疏详校》、浦镗《仪礼正字》、金曰追《仪礼经注疏正讹》、阮元《仪礼石经校勘记》及《仪礼注疏校勘记》等，严可均、冯登府等则继顾氏而起，再以唐石经与《仪礼》经注对勘，成绩又出顾氏之上。黄丕烈为清代著名版刻家，对《仪礼》单注本和单疏本也都作过详尽的校勘。由此，《仪礼》的经注疏基本恢复了原貌，为《仪礼》研究的深入，奠定了基础。

乾隆十三年（1748），敕撰《三礼义疏》，其中《仪礼义疏》四十八卷，此书大旨以敖书为本，参核诸家，以补舛漏。对今文古文同异，则全采郑注，而移附音切之下。所分章节，则多从朱子《仪礼经传通解》，而以杨复、敖继公之说互相参校。《释宫》则用朱子校定的李如圭本。《礼器》则用聂崇义《三礼图》本。礼节则用杨复《礼图》本，而刊正其讹谬。研究《仪礼》的学者相当多，主要的著作有：

李光坡《仪礼述注》十七卷，此书取郑注贾疏，总撮大义而节取其词，间取诸家异同之说附于后。但对注疏原文的删节，多有不当之处；采诸家之说，也有未审之处。

方苞《仪礼析疑》十七卷，其大旨在辨析《仪礼》的可疑之处。无可疑者一概不录。方氏博通“三礼”之学，晚年自谓治《仪礼》十一次，用力尤深。著有《仪礼析疑》十七卷，推尊程朱，贬抑郑玄。此书多有细心体认，合乎经义之处，就全书而言，瑜瑕互见。

万斯大也精于“三礼”之学，说礼之言，为书三百卷，著有《学礼质疑》、《周官辨非》、《仪礼商》、《礼记偶笺》等。万氏治礼，不拘汉宋，故有“信宋疑汉”之评。其《仪礼商》二卷，取《仪礼》十七篇为之说，颇有新义，而亦勇于信心，往往发前人所未发。万斯大、方苞兼通“三礼”，多信宋而疑汉，毛奇龄则不染宋学，而毛务与朱子立异，朱子信《仪礼》，而毛以《仪礼》为可疑，颇见敌忾之气。

吴廷华《仪礼章句》十七卷，其书以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过于墨守郑注，王文清《仪礼分节句读》以句读为主，笺注过于简略，因而折衷先儒，以补二书所未及。每篇之中，分其节次；每节之内，又析其句读。其训释多本郑贾笺疏，间采他说，于丧礼考订，尤为详审，但也有空凿之处，然其章分句释，笺疏明简，于经学不为无备。

沈彤《仪礼小疏》一卷，此书取《仪礼》士冠礼、士昏礼、公食大夫礼、丧服、士丧礼五篇作笺疏，各数十条，篇后为监本刊误。卷末附有《左右异尚考》一篇，考证精审，足正旧说之误。

盛世佐《仪礼集编》四十卷，此书汇辑古今说《仪礼》者197家，而断以己意，持论谨严、公允，无轻排郑、贾之弊。对杨复《仪礼图》的疏漏，逐条纠正。对各家谬说，辨析尤详。

清人对《仪礼》的研究向纵深发展，出现了许多专题研究的著作。如深衣之制，众说纷纭，聚讼不已，黄宗羲有《深衣考》一卷，详列朱熹、吴澄、朱右、黄润玉、王廷相等五家图说，各指其误，力图推出新说。江永《深衣考误》一卷，从训诂学的角度探究深衣之制，多有创获。又如宫室之制，旧说也互有歧异，难以考究，江永《仪礼释宫增注》一卷，对李如圭《仪礼释宫》详加推敲，多所发明补正，辨析入微，考证精密。任启运《宫室考》十三篇，为增李如圭《仪礼释宫》而作，细别为门、观、朝、庙、寝、塾、伫、等威、名物、明堂、方明、辟雍等类，融会贯通，条理秩然。胡匡衷《仪礼释宫》一卷，多建新义。毛奇龄《郊社禘祫问》一卷，就古代祭礼以答客难。任启运《肆献祼馈食礼》三卷，试图从注疏中钩稽索隐，以窥王礼，分祭统、吉蠲、朝践、正祭、绎祭等五篇，博综众家，融通为一，至为精密。关于朱熹礼学的著作则有李光坡《朱子礼纂》五卷，朱熹精于礼学，除《仪礼经传通解》之外，尚有大量论礼的言论散见于文集与《语类》之中，李氏乃广为搜集，萃于一书，分为总论、冠昏、丧、祭、杂仪等五目，极便于读者。

清代《仪礼》学兴盛的另一特点是，出现了辞书性的著作，最具代表性的是江永的《礼书纲目》、徐乾学的《读礼通考》和秦蕙田的《五礼通考》。

江永《礼书纲目》八十五卷。朱熹以晚年撰《仪礼经传通解》，未竟而殁，其后虽有黄榦、杨复相继纂续，仍颇有缺略，乃仿照朱书体例，参考群经，融会郑注，间出新说，对经义多所阐发，能补苴朱书之所未及。所解《考工记》二卷，尤为精审。

徐乾学《读礼通考》一百二十卷。以考论丧礼为主，分文献与历代沿革两类。前者仿照朱熹《仪礼经传通解》的体例，对《丧服》、《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四篇经文作考订；后者则以历代正史为主，参以《通典》、《开元礼》、《政和五礼》、《新仪》等书，探究典制递嬗之迹。立纲统目，分为丧期、丧服、丧仪节、葬考、丧具、变礼、丧制、庙制等八类。关于历代丧期的异同，列有详表；关于丧服、仪节、丧具等，则配有图，堪称详备。

秦蕙田《五礼通考》二百六十二卷。徐乾学《读礼通考》专为丧礼而作，而古礼有吉凶军宾嘉五大类，为补《读礼通考》之不足，秦氏乃沿用徐氏体例，网罗众说，以成一书。五礼之下，细分为七十五小目，极其赅博，是关于礼学的最为详备的资料汇编。

代表清代《仪礼》研究最高水平的著作，是胡培翚的《仪礼正义》。胡培翚，安徽绩溪人，自祖父胡匡衷起，一门四世皆致力于《仪礼》研究，渊源深长。胡培翚积四十年之功，作《仪礼正义》四十卷，是为《仪礼》研究集大成的著作。胡氏把自己的工作概括为四点：一、“补注”，即补充郑注之不足；二、“申注”，即申述郑注之义蕴；三、“附注”，与郑注相异而义又可通的说法，附而存之，以资研究；四、“订注”，即订正郑注的错误。此书不仅对以往《仪礼》研究的成果作了全面总结，解决了许多难点，而且新见迭出，使《仪礼》研究跃上了全新的台阶。时至今日，《仪礼正义》依然是《仪礼》研究的必读之书。三、怎样认识《仪礼》的价值《仪礼》是现存年代最早的礼学经典，其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首先，《仪礼》材料来源甚古，而且涉及面广，从冠、婚、飨、射，到朝、聘、丧、葬，无所不备，犹如一幅古代社会生活的长卷，因而是历史学家研究古代社会不可或缺的典籍。

其次，此书详尽地记述了古代宫室、车旗、服饰、饮食、丧葬之制，以及各种礼乐器的形制、组合方式等等，考古学家每每要用它与考古遗址及文物相印证、阐发。

第三，此书保存了相当丰富的上古语汇，文献学家、语言文字学家每每要依傍于它，从中发掘出有价值的材料。

第四，此书蕴含有大量有关古代宗法制度、伦理思想、生活方式、社会风尚等方面的资料，例如，有关丧服和丧礼的四篇文字，对宗法制的形态与细则作了最详尽最权威的阐述，是宗法制的理论形态，要深刻把握古代中国的特质，不能不求于此。

毋庸讳言，《仪礼》所记载的种种礼典，都早已从我国社会消失，对于不从事学术研究的读者是否还有一读的必要？它对于当代社会是否还有生命力可言？为了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对中国古礼作一些简要的说明。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殷、周则是其源头。殷代已经进入青铜时代，其物质文明的发达程度，令人惊叹。遗憾的是，殷人在意识形态方面却相对滞后，用鬼道统治人道，《礼记·表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可谓一语中的。今天所见的十几万片殷代甲骨多是贞卜之辞，便是明证。周人在继承了殷人青铜文化的同时，在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了质的飞跃，把人的一生和社会生活的一切，全部纳入了礼的范畴，在观念和制度层面形成了完整的体系，使社会从巫术走向礼治，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礼记·表记》用“周人尊礼”来概括周代文化的特点，极中肯綮。这是周人超越殷人之处，也是周人对中华文明的重大贡献。

从学术角度而言，礼学包括礼法和礼义两大要素。礼法，是指仪式的过程与物质形式，包括人物、仪节、礼器、服饰、辞令、场所等。礼法是供操作用的，具有严格的规定性，必须处处遵行，否则就不成其为礼。礼义，是指制作礼法的人文内涵，每一个细节的设计，背后无不寓有深义。礼义是礼法的灵魂，是礼的精神之所在，礼法是礼义的外在形式，是礼义的展现。没有礼义的礼典，是毫无意义的繁文缛节，近乎游戏。因此，古人十分重视礼义，《礼记·郊特牲》说：“礼之所尊，尊其义也；失其义，陈其数，祝史之事也。”孔子也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玉帛、钟鼓不过是行礼的器具，礼的可贵，在于它的深刻而又超前的礼义。礼器和仪节可以随时势的发展而有所损益嬗变，但作为礼的内核的礼义，却是历久弥新，生机依然。例如，被称为“冠礼”的成年礼，原本是氏族社会的成丁礼，儒家对这种旧俗进行改造，注入了新的人文精神，使之变成文明时代的成年教育仪式。到宋代，冠礼的礼法已有较多变化，但它强调成年男子对家庭、对社会的责任的礼义并没有改变。进入近代社会后，冠礼被废除了，天长日久，便出现了社会问题，相当多的青年人没有成年意识，对家庭、对社会没有责任感。于是，人们终于再次意识到古人设计和推广冠礼的远见卓识，于是不少有识之士转而到《仪礼》中寻找智慧。

再如，氏族时代曾经盛行昏时抢亲的习俗。进入到文明时代之后，抢婚的现象几乎消失，但社会上昏时成亲的传统依然流行。儒家对此悄然作了改革，将昏时解释为阴阳交会，将亲迎解释为阳往阴来，将婚姻大义诠释为结二姓之好，从而既保留了婚姻的外在习俗，却又将其升格为新时代的婚姻大典。《仪礼》中的《乡射礼》，记载了春秋时期，乃至西周时期的竞技运动的完整规程，将它与《礼记·射义》合读，可以发现，中国式竞技运动，不仅年代与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会相当，甚至更早，而且人文内涵更为鲜明。在体育运动日渐商业化的今天，重读《乡射礼》，对于正确理解体育运动的真谛，促进人的内外兼修，全面发展，极富启迪意义。《仪礼》中的《聘礼》，是迄今为止我国年代最早的成文的外交礼的法典，将它与《礼记·聘义》合读可知，中国式的外交礼仪，强调相交以德，鄙视金钱奥援，充满理性精神，证明自古相传的道德立国的理念，绝非虚言，对于我们观察当今的国际事务，提供了一把崭新的标尺。

凡此等等，不一而足。我们完全可以说，《仪礼》是一座亟待开发的富矿。

改革开放打破了闭关锁国的局面，使中国走向世界，颇具积极意义。但是，文化失衡的现象也由此出现，崇拜西方文化已成为一部分青年的心理定式。中国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建立富有民族特色的本位文化，否则，我们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强国。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吸引民众学习和研究传统典籍。正是有感于此，笔者不揣翦陋，注译《仪礼》，希望引起读者对古礼的兴趣。

本书的《仪礼》原文，以唐开成石经《仪礼》（张宗昌皕忍堂影刻本）为底本，以宋严州单注本《仪礼》（黄丕烈士礼居重刻本）、明徐氏仿宋单注本《仪礼》（叶德辉观古堂藏本）和宋景德官本《仪礼疏》（张敦仁刊本）为参校本，并参考了胡培翚《仪礼正义》所汇集的诸家校勘成果，反复校订而成。《仪礼》一书，自古以难读著称，韩愈是唐代古文大家，已直称“《仪礼》难读”，遑论他人。将《仪礼》译成现代汉语，困难很多，笔者深感学力不足，敬希读者诸君指正。彭林2011年冬日于北京

士冠礼第一

早在氏族时代就有成丁礼，氏族用各种方式测试成年男女的体质和生产、战争的技能，以确定能否成为氏族的正式成员。这种仪式流传到周代，经过儒家的改造，就成了士冠礼。儒家注重用礼仪推行教化，因而有各种人生礼仪，士冠礼则是成年教育礼。主持冠礼的不是家长，而是乡中有德行者。整个礼仪充满着对冠者的教诲和期望。冠礼之后的男子，从此成年，可以参加社交活动，社会也要用成人之礼来约束他。本篇可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是冠礼前的准备，包括筮日、戒宾、筮宾、约期等。第二部分是冠礼的过程。第三部分记冠礼的变礼及各种辞令。第四部分记冠礼的礼意。[1][2][3][4]

士冠礼。筮于庙门。主人玄冠朝服，缁带素，即位于[5][6][7][8][9]门东，西面。有司如主人服，即位于西方，东面，北上。[10][11][12][13]筮与席、所卦者，具馔于西塾，布席于门中，西阈外，[14][15][16]西面。筮人执策，抽上，兼执之、进受命于主人。宰自右[17][18][19]少退，赞命。筮人许诺，右还，即席坐，西面；卦者在左。[20]卒筮，书卦，执以示主人。主人受视，反之。筮人还，东面；旅[21][22][23]占，卒；进告吉。若不吉，则筮远日，如初仪。彻筮席[24][25]。宗人告事毕。【译文】

士冠礼。筮求冠礼吉日的仪式在父庙门前举行。主人头戴浅黑色的冠，身穿朝服，腰束黑色大带，系着白色的蔽膝，在门东即位，面朝西而立。有司们穿着和主人一样的服装，在门西即位，面朝东而立，以北为上位。占筮用的蓍草、蒲席和记卦爻的用具，陈放在门外西堂，在门中铺设蒲席，要在门橛以西，门限之外的地方，按面朝西的方向布设。筮人左手持蓍草筒下端，右手将上半截抽下，让左手兼持，走上前请命于主人：所筮为何事。宰站到主人的右边，再稍稍后退，在此协助主人传命。筮人受命后应诺，右旋，向北走到蒲席前坐下，面朝西，记卦爻者在其左侧。占筮完毕，筮人把所得之卦书写在版上给主人看。主人接过来过目后，退还筮人。筮人向西行，回到有司之位，面朝东而立；三位占人据所得之卦，顺序占问吉凶完毕，禀告主人某日吉利，如果此旬内没有吉日，就从此旬之外筮求，但要重复先前进受命于主人以后的仪式。吉日择定后，便撤去蓍草和蒲席。宗人向主人禀告筮日之仪完毕。（以上为占筮行冠礼的吉日。）[26][27][28]

主人戒宾。宾礼辞，许。主人再拜，宾答拜。主人退，宾拜送。【译文】

筮日完毕，主人亲至宾家的大门之外，通报行礼的日期，邀其前来观礼，宾谦辞后接受。主人行再拜之礼，表示感谢，宾答拜回礼。主人退归，宾拜而送之。（以上为邀请众宾。）[29][30]

前期三日，筮宾，如求日之仪。【译文】

冠期的前三天，主人从所通报的僚友中筮定一人，作为冠礼的正宾，其仪节与筮定冠期一样。（以上为筮求正宾。）[31]

乃宿宾。宾如主人服，出门左，西面再拜。主人东面答拜，乃宿宾；宾许。主人再拜，宾答拜。主人退，宾拜送。宿赞冠者一人[32]，亦如之。【译文】

于是主人专程前往邀请宾。宾穿着与主人一样的礼服，出门站在左边，面朝西以再拜之礼相迎。主人站在门右，面朝东答拜，并亲致邀请之辞，宾表示接受。主人再拜致谢，宾答拜回礼。主人退归，宾拜而送之。邀请赞冠者一位，仪式也是如此。（以上为邀请正宾和赞冠者。）[33][34][35]

厥明夕，为期于庙门之外。主人立于门东，兄弟在其南，[36]少退；西面，北上。有司皆如宿服，立于西方，东面，北上。摈[37][38]者请期，宰告曰：“质明行事。”告兄弟及有司。告事毕。摈者告期于宾之家。【译文】

宿宾次日的傍晚，在庙门之外举行约定冠礼时间的仪式。主人站在门的东边，将冠者的亲戚在主人南侧相次而立，但稍稍退后，表示不敢与主人并立；面朝西方，以站在北边者为尊。有司们身穿与主人宿宾时一样的朝服，站在门西边，面朝东，以站在北边者为尊。摈者请问明日举行冠礼的时间，宰转达主人的决定说：“天色初明时开始。”摈者通告在场的亲戚和有司。宗人禀告主人，约期仪式完毕。然后，摈者前往宾的家中，通报刚约定的时间。（以上为约定行冠礼的时间。）[39][40][41][42][43]

夙兴，设洗，直于东荣，南北以堂深。水在洗东，[44][45][46]陈服于房中西墉下，东领，北上。爵弁服：裳，纯衣[47][48][49][50][51]，缁带，。皮弁服：素积，缁带，素。玄端：[52][53]玄裳、黄裳、杂裳可也，缁带，爵。缁布冠，缺项，青组缨[54][55][56]属于缺。缁，广终幅，长六尺；皮弁笄，爵弁笄，缁组纮[57][58][59]，边；同箧，栉实于箪。蒲筵二，在南。侧尊一醴[60][61][62][63]，在服北；有篚实勺、觯、角柶，脯醢，南上。爵弁，[64][65][66]皮弁，缁布冠，各一匴，执以待于西坫南，南面，东上，宾升则东面。【译文】

冠日早起，先陈设冠礼所用的器服。洗放设在正对着堂东端屋翼的地方；洗与堂的距离，与堂的纵深相当。盛水器放在洗的东侧，将冠者的三套衣服，由北而南依次陈放在东房的西墙下，衣领都朝东，以放在北边者为尊。最北边是爵弁服：浅红色的裳，黄黑色的衣，黑色的大带，赤黄色的蔽膝。其次是皮弁服：用白缯制作、腰两侧有褶的裳，黑色的大带，白色的蔽膝。再往南是玄端服：与玄冠、缁布衣相配的裳可以有浅黑色、黄色、杂色等三种，依将冠者的身份等级而定，还有黑色的大带和雀色的蔽膝。冠饰有：戴缁布冠时用的“缺项”，用青丝带编成的缨系在它的两端。包发用的黑色的帛，宽度与帛的幅宽相等，为二尺二寸，长度则为六尺；戴皮弁用的笄，固定爵弁用的笄；颔下的冠带，中间为黑色，两侧有浅红色的边，皮弁、爵弁各有一根；以上六件饰物放在同一个箧中。梳篦放在箪内。蒲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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