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廉领袖毛泽东(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刘金田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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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廉领袖毛泽东试读：

01　农民的儿子

毛泽东是地地道道的农民的儿子。

毛氏家族原籍江西吉州府龙城县，先祖毛太华在元末时参加了朱元璋的队伍。明王朝建立后，他作为一个下级军官又跟随明朝大将傅友德、蓝玉前往云南作战。平定云南后，朱元璋命留下部分将士镇守云南，毛太华便是其中的一个。他在当地娶妻生子，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思念故土，请准告老还乡。1380年，毛太华举家移居湖南湘乡县。十多年后，他的两个儿子又迁居到湘潭县韶山冲。从此，毛氏家族便在韶山冲垦荒务农，繁衍生息。

从先祖毛太华算起，毛泽东是毛氏家族的第20代子孙。

毛泽东的祖父毛翼臣，名恩普，为人老实厚道。1878年与哥哥毛德臣分家，从祖居地韶山东茅塘搬到了韶山冲的上南岸，建了五间茅草屋。毛翼臣一生为贫穷所困，后来因生活所迫，连祖上留下的部分田产也都典当出去了，58岁时去世。这时毛泽东刚刚9岁。

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名贻昌，1870年生，上过几年私塾。他身材高大，体格健壮，曾因负债过多，16岁被迫到湘军中当兵，有些见识，17岁还乡后，开始当家理事。他为人精明，善持家务，勤于劳作，又兼做点小买卖，逐渐有了些积蓄，很快赎回了父亲典当出去的田产，新置了一些水田，还在原有房基上改建了十多间瓦房，就是现在的“毛泽东故居”，成为韶山冲比较富裕的一户中农。毛顺生善于经营，家里雇了一个长工，后来他又集中精力去做稻谷和猪牛生意，资本逐渐滚到两三千元，还自制了一种叫“毛义顺堂”的流通纸票。■毛泽东故居——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上屋场。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这里诞生。

毛顺生是一个性格刚烈、脾气暴躁的人，在家里尤其专制。为继续扩大家业，他带领全家勤奋劳动，省吃俭用，并要妻子和孩子们下地劳动。毛泽东长到6岁的时候，就像大多数穷苦人家的孩子一样开始帮助大人干活了。他起先在家里帮着扫地、放牛、挑水、喂猪。后来，白天和大人们一起到地里犁田、插秧、收谷子，所有的农活样样都干，样样在行；晚上帮父亲记账，因为这时候他已经是全家“最有学问”的人了。即使是这样，毛泽东吃的只有糙米饭和蔬菜。每月逢初一、十五，家里给雇工吃点鸡蛋和鱼之类（很少吃肉），他和母亲及弟弟是没有份的。

从小就耕种田地，从小就受了劳动锻炼，使毛泽东深深地知道中国农民群众生活的痛苦与要求，养成了简朴清廉的生活作风，并保持了一生。■1919年春，母亲文七妹因病来长沙医治，毛泽东与弟弟毛泽民（左二）、毛泽覃（左一）与母亲合影。（资料照片）

毛泽东的母亲姓文，湘乡县唐家坨（后改为棠佳阁）人。由于在家排行老七，人称文七妹。文家也以务农为业，家境小康。18岁和毛顺生结婚，先后生了五男二女，但有四个夭折了，最后只留下毛泽东、毛泽民、毛泽覃三兄弟。文氏虽然没有念过书，却是一位勤劳、善良、贤慧的农村妇女。她非常疼爱孩子，也极富同情心，乐于助人，认为人一生只有多做善事、积德行善、真诚互助才能获得好报。每遇荒年，邻近四乡逃难的人便增多了，不管是谁，只要走到毛泽东家的门口，文氏总是背着丈夫，把平时节衣缩食、精打细算节省下来的粮食接济这些受苦的乡亲们。她不仅自己这样去做，而且也鼓励自己的儿女们这样去做。在母亲的影响和支持下，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养成了乐于助人的品格。

父亲毛顺生为人却并不厚道。他靠勤劳起家，善于经营又积攒下一些钱，便一心想扩大田产。恰逢有一年闹灾荒，堂弟毛菊生家境贫寒，不得已欲将一家人赖以活命的七亩地出卖。毛顺生知道后便趁机买下这七亩地。毛泽东和他的母亲坚决反对他这种乘人之危的做法，况且又是对自己的同族兄弟。毛顺生则毫不理会，说这是用钱买地，管他兄弟不兄弟。毛泽东很不理解父亲的自私和冷酷无情，渐渐与父亲产生了矛盾。毛顺生做米生意，荒年却不肯将米平粜出去。毛泽东向父亲抗议说，这样做是非常不人道的，在荒年，宁可少赚钱或不赚钱也应把谷子平价粜出，还应该送一些谷子给没饭吃的穷人。为此父子二人发生了尖锐的矛盾。

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家分成两“党”。一个就是我父亲，是“执政党”；一个是“反对党”，由我、我母亲和弟弟组成，有时甚至连雇工也包括在内。

02　募捐钱款支持留法勤工俭学

1918年6月，毛泽东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了。

这时，毛泽东的恩师杨昌济已调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举家也迁到了北京。北京的一些社会名流蔡元培、李石曾等组织了华法教育会，搞起了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杨昌济十分关心毛泽东等人的前途，写信给毛泽东，希望他响应蔡元培等的号召，立即组织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

6月下旬，毛泽东同萧子升、萧三、周世钊、何叔衡、陈赞周、蔡和森、邹鼎丞、张昆弟、陈书农、李维汉等人一起参加了新民学会会议。会议讨论了会友毕业后的出路问题，一致同意会友应该“向外发展”。大家认为留法勤工俭学很有必要，应尽力进行，并推举蔡和森、萧子升专门负责。

6月25日，蔡和森到了北京，并经杨昌济介绍与李石曾、蔡元培接洽，认为留法勤工俭学“颇有可为”。蔡和森立即函告毛泽东、萧子升等从事邀集志愿留法的同志。蔡和森还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正谋网罗海内人才，杨昌济老师很希望毛泽东进北京大学，以打下“可大可久之基”。没过多久，蔡和森再次致信毛泽东，希望他尽快赴京。

8月19日，毛泽东同萧子升、罗学瓒、罗章龙、陈赞周等二十多名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到达北京。毛泽东一到北京，便同蔡和森一起，将主要精力投入赴法勤工俭学的准备工作中。

这时，湖南陆续到京准备赴法的青年已达五十多人，是全国之最。毛泽东等人发起这个活动时，“并未料到后来的种种困难”。到京后，“会友所受意外的攻击和困难实在不少，但到底没有一个人灰心的”。几经联系，华法教育会负责人先后在北京大学、保定育德中学、河北蠡县布里村、长辛店开办了留法预备班，接受湖南青年入学。毛泽东起草了一个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计划，交有关方面协调，还为他们筹措路费而四处奔走。

为解决赴法的路费问题，毛泽东经杨昌济介绍找到了教育总长章士钊。由于当时的环境限制，毛泽东并没有提及建立中国共产党以及发动革命运动的事情，只是说要筹款资助一批有志青年去欧洲勤工俭学。章士钊当即答应下来，但是时间紧迫，他当时手上也没有足够钱款。于是，章士钊亲自出面恳求湖南督军谭延闿给予这些建设国家和湖南的有为青年资助。谭延闿为表示自己的开明态度，拿出了2万元。毛泽东从章士钊处得到此资助后，便同蔡和森将这笔钱按每人1600元分给学会的会员们。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四十多年后，即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十分认真地提出要分期分批地用稿费归还章老当年的借款，十年还完2万。其实这是毛泽东变相地资助章士钊，毛泽东“欠”章士钊的“债”从1963年一直还到1973年7月章士钊去世。

毛泽东不知疲倦地为勤工俭学活动忙碌着，起初他暂住在鼓楼后豆腐池胡同9号杨昌济先生家中。和他一起的陈绍林、罗学瓒等都住在湖南一些县设在北京的会馆里。会馆分散在城内外，大家每天来回奔波，十分疲劳，学习和商量工作都很不方便。不久，他和蔡和森、萧子升、罗章龙等七个人搬进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7号。这是一个破旧的小院，一切都极其简陋。虽然开会、联系方便多了，但生活却清苦了许多。

毛泽东是这样回忆那段日子的：“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条件很差，可是在另一方面，古都的景色是鲜艳而又生动的，这对我是一个补偿。”“特别是晚上，七八个人挤在一起睡在一张通炕上，我们紧挨着睡在一个坑上，人多炕窄，只能骈足而卧。棉被又大，摊不开，只好合盖。正可谓‘隆然高炕，大被同眠’。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当我要翻身的时候，常常必须预先警告睡在两边的人。”■1918年8月，毛泽东从湖南来到北京，不知疲倦地为勤工俭学活动忙碌着；1919年3月，离京去上海送别留法的同学。图为毛泽东（左4）在北京陶然亭慈悲庵与邓中夏（左5）等人合影。（资料照片）

从1918年秋到1919年春，毛泽东在这里住了六七个月。

开始，他们在外面小馆子吃饭，因为饭费贵，生活上也不习惯，后来大家商议，自己做。为经济起见，他们改吃面，但是因为都是南方人，不会做面食而闹出了不少笑话，最后在房东的帮助下，总算吃到了馍和咸菜。

不久，冬天来了，北方的冬天对于这些南方青年来说显得格外寒冷。八个人仅有两件棉衣，只能出门时轮着穿。他们中数毛泽东最忙，常有一件棉大衣披在他身上。毛泽东穿着它，在寒冷和饥饿中为落实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之事四处奔波。

朋友们分赴各预备班学习以后，毛泽东留在北京。因当时教育部还有一个规定，中等师范毕业生不能马上考大学，先要服务几年。因此，毛泽东不能进大学，而北京的生活费对毛泽东来说太高了。10月间，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认识了当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李大钊安排他到图书馆当一名助理员。每天的工作除打扫外，便是在第二阅览室登记新到的报刊和前来阅览者的姓名，管理15种中外报纸。当时北大教授的月薪为二三百元，毛泽东每月薪金只有八元，仅够个人吃饭。

对于物质上的清贫，毛泽东丝毫不在意，他在意的是，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人才荟萃，又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校长蔡元培“循自由思想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各种思想、学术在这里争奇斗艳，新文化运动渐渐进入高潮。这种氛围是毛泽东在湖南根本无法接触到的，对他来说特别兴奋和刺激！他在这里读到许多过去从未读到过的书刊，接触到许多过去从未接触过的人物，特别是李大钊的言论和情谊给了毛泽东最直接的影响。而毛泽东在与李大钊的交谈中所表现出来的敏锐思想和非凡抱负给李大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大钊介绍毛泽东努力接受新思想，并介绍他参加了北大进步学生组织的新闻学研究会和北大哲学研究会。

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随蔡和森、萧子升等离开北京前往上海。17日，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启程了。毛泽东在码头挥手同蔡和森、萧子升告别，此时他的内心已有了新的想法。此后，留法已经成为很热烈的运动，长沙的报纸不断地鼓吹，教育界也大力推进，湖南的勤工俭学运动达到了高潮。毛泽东是完全有条件出去的，一些新民学会会员还来信恳邀毛泽东赴法。但毛泽东还是决定留在国内，以便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了解社会。

03　洗衣为生

1918年3月，皖系军阀张敬尧率北洋军进入湖南，担任督军兼省长。他主政湖南期间，横行霸道，作恶多端。湖南人民对他恨之入骨，认为“张毒不除，湖南无望”。

张敬尧极端仇视学生爱国运动。8月中旬，湖南学生联合会领导长沙群众焚烧日货，张敬尧即派军警包围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并胁迫学生联合会会长彭璜停止反日爱国运动。他们张贴布告，解散学联，查封了《湘江评论》，并闯入湘鄂印刷公司，将刚印出的《湘江评论》第5号没收。

由于事先得知张敬尧的举动，毛泽东随即布置学生联合会的职员离开，并将重要的文稿和学联的印信转移，因此未受大的损失。

就在张敬尧查封的当天晚上，毛泽东同留守的学生联合会的骨干在何叔衡处开会，决定了六条办法：一、各校学生暂不用学联名义；二、学联活动要秘密进行；三、将查封《湘江评论》的情况通告报界；四、要回乡学生宣传张敬尧的暴行；五、函达全国学联和各界联合会争取支援；六、积极准备“驱张”。

9月中旬，毛泽东在商业专门学校召集原学联骨干酝酿驱逐张敬尧的事宜，指出北洋军阀内讧是“驱张”的大好时机，湖南学生要做“驱张”运动的主力。他当即布置：尽可能策动教员和新闻界人士支援学生，同时，他还指派彭璜和商专代表李凤池等去上海，联络省外“驱张”力量。毛泽东还提出要为恢复学联做积极的准备工作。■1919年5月，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湘潭学友会合影。中排左三为毛泽东。（资料照片）

一个多月后，毛泽东同湖南教育界1272人联合署名发出公启，揭露张敬尧派其私党操纵改选并控制省教育会的内幕，反对张敬尧摧残教育事业。这个公启在翌年的2月20日《湖南》月刊上公开发表。

11月16日，毛泽东领导被张敬尧解散的湖南学生联合会骨干分子重建学联，并召开了成立大会。大会发表再组宣言，指斥张敬尧一类军阀“植党营私，交相为病，如昏如醉，倒行逆施，刮削民膏，牺牲民意，草菅民命，蹂躏民权”。当天，福州发生了日本暴徒持械殴打学生的“福州惨案”，湖南学联散发传单声援，并要求将长沙小吴门火车站查出来的日货立即焚毁。

12月2日，重新恢复的湖南学联联络长沙工人、学生、教职员、店员约万人，高举“民众联合”、“抵制日货”、“打倒奸商”的旗帜，在教育会坪举行第二次焚毁日货示威大会，遭到张敬尧军警的武力镇压。这一事件更加激怒了湖南人民。第二天，毛泽东即同新民学会会员和湖南学联骨干、积极分子在长沙白沙井开会，研究形势，讨论对策。第三天，毛泽东又出席了在楚怡小学召开的长沙各校教职员代表和学生代表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开展“驱张”运动，继续发动全省学校总罢课、游行演说。随后，又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组织“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天津、上海、汉口、常德、衡阳、广州等地扩大“驱张”宣传。

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开始了。毛泽东是这场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和主要领导人，这是他第一次独立组织的具有广泛影响的政治运动。■1919年11月16日，新民学会部分会员在长沙周南女校合影。后排左4为毛泽东。（资料照片）

12月18日，毛泽东亲率湖南“驱张”请愿团到北京。他主持“驱张”运动，使北京成为当时湖南“驱张”的大本营。为揭露张敬尧的罪恶和宣传“驱张”运动，毛泽东还同张百龄、罗宗翰等组织了平民通信社，并担任社长。每日发稿分送京、津、沪、汉各报，将张敬尧祸湘的罪恶及各地“驱张”运动的消息加以宣传。这个月下旬，毛泽东出席了有千人参加的湖南旅京各界公民大会，讨论“驱张”办法。大会要求与会的湘籍议员签字担保“驱张”。大会议决通电全国宣布张敬尧罪状并由国民公判等五项决议。月底，他同彭璜、张百龄等以湖南旅京公民名义，就张敬尧违禁运烟之事上书国务院，揭露张敬尧到湘后大开烟禁，并劝民种烟。他要求国务院“速呈明大总统，将湖南督军张敬尧明令罢职，提交法庭依律处办，以全国法而救湘民”。

1920年1月，毛泽东率“驱张”代表团又先后进行了多次请愿活动。提出“张督祸湘，罪大恶极。湘民痛苦，火热水深。张督一日不去湘，湘民一日无所托命”。他还作为请愿代表向北洋政府国务总理靳云鹏提出“驱张”要求。“驱张”运动取得一定的效果，使得张敬尧陷入四面楚歌之中。几个月后，在直皖战争爆发前夕，张敬尧不得不从长沙出走。“驱张”运动最终取得了完全胜利。毛泽东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在整个“驱张”运动中发挥着重要的领导作用。

当时，湖南学生联合会设在长沙的商业专门学校内，学生会的日常工作多为新民学会会员担任。毛泽东的住处离学校最近，所以他白天多在学校指导学联的工作，有时还住在学校。长沙的夏夜天气闷热，蚊子又多，毛泽东经常是一面揩汗一面为《湘江评论》撰稿。他“常常写到半夜之后，早晨一起来，来不及洗脸吃饭，就到教室教课”。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在撰稿的同时又充当编辑、校对，有时还要自己拿着印出的刊物到校外去推销。艰苦的编辑生涯并没有阻挡毛泽东革命热情，他以旺盛的精力投入到政治斗争中去。

1919年12月，毛泽东率领湖南的“驱张”代表团第二次来到北京。《新湘评论》编辑部在根据大量文献资料和访问记录写成的《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一书中，详细记叙了毛泽东在北京领导“驱张”运动中的情景：不知有多少个寒气袭人的夜晚，毛泽东坐在香案旁，在昏黄的灯光下，时而凝神沉思，时而奋笔疾书。他通过一件件稿件，把张敬尧祸湘的罪恶和各种“驱张”运动的消息传布到全国，教育和鼓舞了广大群众，推动了“驱张”运动的发展。

1920年4月，毛泽东从北京来到上海联络旅居上海的湖南人，要把“驱张”运动进行到底。毛泽东在上海期间，同往常一样，生活还是那样的艰苦朴素。他同四个“驱张”代表挤住在哈同路民厚南里29号，室内一张方桌吃饭兼办公之用。他们的生活很困难，五人轮流煮饭，常常是油盐蚕豆拌米煮饭，就是这样的清苦生活还得靠他们给人洗衣服维持着。■眼看驱张运动胜利在望，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上海。1920年5月8日，在半淞园为即将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举行送别会。左4为毛泽东。（资料照片）

毛泽东在上海时，与长沙的“驱张”人士保持了经常的通信联络。一些老的新民学会会员还记得，有一次楚怡小学校长出示毛泽东的一封信，信中谈到：给人洗衣服这活计并不苦，只是因为接活送活要搭电车，洗衣服所赚的钱又转耗在车费上了。

尽管生活如此艰辛，但毛泽东丝毫不介意。

04　安源行

中共党的一大确定工人运动作为当前工作的重点，毛泽东选择了安源作为工人运动的基地。

安源煤矿在萍乡县境内，在当时就是一个有30年历史的新式大企业了。全矿12000多名工人，每天出煤2000多吨，焦煤七八百吨。但安源路矿各方面的设备很差，常常发生倒塌、穿水、起火等严重事故。矿上流传着“早上有人下井去，不知晚上出不出”。死一个人，只给16块钱的安葬费。

工人的工资本来就少，经监工、包工头克扣，到手的所剩无几。

工人的生活条件更是苦不堪言。一丈宽、两丈深的房子里，竟住了50多个人。空气恶劣，地势低且潮湿，工人的洗澡池处在类似泥沟的地方。生了病，更谈不上治疗。

毛泽东在长沙搞工人运动的时候，就注意到了安源矿工的悲惨景况。

1921年11月中旬，在株（洲）萍（乡）铁道线上，出现了一位身着长衫、挟着一把红漆雨伞、带着简单行装的年轻人，他就是中共湖南支部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毛泽东。

毛泽东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为免引人注意，利用同乡毛紫云的关系，住进了安源八方井44号一个极为普通的民居。

第二天一早，毛泽东顾不得旅途的劳顿，换上短衫，提着油灯，要下井去。

通往煤矿的总平巷巷口，平日总有荷枪实弹的矿警把持。毛紫云怕出意外，指派了一位在井下干活的工友领着毛泽东出门。

毛泽东以毛紫云“客人”的身份通过巷口，来到井下。

看完大巷，毛泽东提出要看掌子面。

掌子面位于西平巷，是工人最集中的地方，环境十分恶劣，无任何安全设备，经常发生事故。领路的工人为安全起见，极力劝阻。说：“那里太危险，还是别去的好。”

毛泽东却笑着说：“你们工友们成年累月在那里干活都不怕，我进去一次怕什么？”

毛泽东来到掌子面时，工人们正在拼命地干活。

在昏暗而闪烁的煤灯下，毛泽东看到了奴隶般的“煤黑子”。他们一个个赤身裸体、瘦骨嶙峋，身上沾满了煤灰，汗水似一条条小溪，从头上往下流淌。有的弯腰曲背紧贴煤壁，有的匍匐在石头和煤块之中……他们浑身除了一双熬红了的眼睛外，从上到下都是黑黑的。

毛泽东亲切地喊了声：“工友们辛苦了！”

这一声亲切的问候，使在场的工友们都愣住了。当惯牛做惯马的工人们，从来没有人称他们为“工友”，也从来没有人问一声辛苦！大家站在那里纳闷，有几个工人问领路人：“这位先生是做什么的？”

领路的工人告诉大家：“这是从湖南来的毛润之先生。”

毛泽东招呼大家一起坐了下来。他看到工人们一个个赤身裸体，全身沾满煤灰，只是头上围条手巾，就关切地问：“你们为什么不穿衣服呀？”“穿什么衣服哟，”那位工人叹口气说，“劳工三身布，又当帽子又当裤。在井底我们用这块布当包头和矿帽，出井围在下身当遮羞布。”

毛泽东气愤地说：“你们替他们做工，吃不饱、穿不上衣服，还要挨打，真是太不讲理了！”

毛泽东又问：“你们在井下一天干多长时间？”“天没亮就下井，天黑才上去。”“一天能挣多少钱？”毛泽东又问。“八个毫子。这点钱只够吃猪狗食。”

面对这个可亲的先生，工友们的话匣子一下子打开了。工人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说：“我们像牛马一样干活，还经常挨洋人、把头的皮鞭子。”“真不是人过的日子。”“命苦啊……”“不是命苦。”毛泽东拍着一位老人的背说：“受苦不是命里注定的，而是洋人、老板、把头剥削我们。”“剥削？”工人对这个词很陌生。

毛泽东解释道：“比方说，你们一个人一天挖30筐煤，卖掉后，洋人、老板和工头都把钱拿走了，只给你们不到半筐煤的钱，这就是剥削。”

工友们头一回听到这种说法，感到很新奇又很有道理。

毛泽东进一步启发他们：“他们不劳动，为什么能吃好的、穿好的呢？就是因为剥削了工人的挖煤钱。”

工友们交头接耳，纷纷议论，似乎悟出了一点道理。“毛先生，我们的苦命能改变吗？”“能啊，”毛泽东把拳头握紧，“只要工友们团结起来。”“团结？”工人们还不理解。“对，团结。比如说吧，路上有一颗小石头，老板一脚就可以把它踢到边上去。如果把许多小石头掺进石灰、粘成一块大石头，就会像磐石。不要说小老板，就是大老板、洋人也搬不动了。只要我们捏成团，就比大石头更难对付了。”一席话，既生动又通俗，说得工友们豁然开朗。

离开了西平巷，毛泽东又来到东平巷。从早上8点到下午2点，毛泽东在井底下呆了6个小时。

傍晚，毛泽东走出矿井，又到洗煤台、修理处、翻砂房、水泵房等地考察，还特地访问了“工人餐宿处”。

这是一排排鸽子笼似的小房。房间里面挤放着一行行三层木床，床上臭虫成堆，气味熏人。就是这样的小房间，平均每间要住上80个工人。■1922年9月，安源路矿工人庆祝罢工胜利。（资料照片）

毛泽东爬上三层床，揭起油渣似的破被，打开饭盒，亲口尝了工人们吃的霉米饭。

经过一天的访问，毛泽东耳闻目睹了工人们的深重苦难，更加重视这个地方了。

毛泽东第二次、第三次来到安源是同年12月。安源路矿一些工人写信给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请求派人到安源帮助并指导工作。书记部派毛泽东、李立三和宋友生一同前往，住在老后街一个十分简陋的小店里。在这里投宿的，尽是逃荒谋生、挑炭糊口的苦劳力。

白天，毛泽东、李立三各处访问工人，晚上与一些工人座谈。毛泽东与工人们围坐在小方桌前，对这些劳苦大众嘘寒问暖，十分亲切地询问他们的生活情况，由浅入深地向他们讲述革命道理，就这样开展了革命活动。

很快，在毛泽东提出的“先办夜校、启发工人的觉悟，然后把他们组织起来”的意见指导下，李立三创办了安源第一所工人补习学校，有安源路矿工人学员60余人。通过传授文化知识、思想教育以及实际斗争的培养考察，吸收李涤生、周镜泉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2年2月，中国共产党在产业工人中的第一个支部——中共安源路矿支部成立，有党员6人，李立三任书记。

同年5月1日，安源路矿工人在党支部的领导下第一次举行盛大集会和游行，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宣告工人俱乐部成立。此后，安源路矿工人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一系列声势浩大的罢工，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改善了生活条件。

此后，毛泽东又四次前往安源，健全党组织，领导安源煤矿工人大罢工。

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是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中“绝无仅有”的成功范例，它充分显示了工人阶级组织起来的强大力量。强有力的工会组织对中国革命成功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毛泽东也在工人运动中得到历练，成长为一个老练的革命家。

05　修成“红双井”

1927年9月17日，毛泽东同苏先俊率秋收起义部队第三团辗转到达浏阳孙家塅，与卢德铭、余洒度率领的第一团会合。当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会议，讨论军事行动问题。会议决定退往湘南。会后，第一、三团分两路向文家市前进。

两天后，第一、三团和第二团余部会师文家市，这时部队只剩下1500多人了。晚上，毛泽东在里仁学校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讨论工农革命军的行动方向问题。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否定了余洒度等坚持的“取浏阳直攻长沙”的意见，在总指挥卢德铭等人的支持下，通过了毛泽东关于放弃进攻长沙的主张，决定转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求落脚点，以保存实力，再图发展。

9月21日，毛泽东同卢德铭、余洒度率领工农革命军，由文家市出发，沿罗霄山脉南下，向江西萍乡、莲花前进。当部队进抵萍乡县上栗市时，得知县城驻有敌军，遂转东向南，绕道芦溪进入莲花。

自文家市转兵以来，一路战斗频繁，伤员增加，有一些人掉队，少数士兵自行离队。再加上疟疾流行，病员增多，有的伤病员因缺医缺药，得不到及时救治死在路旁。而一些长官存在打骂士兵的旧军队习气，有的长官怕艰苦而离队自寻出路。部队仅剩下约1000人，军纪松弛。有的团、营出现官多兵少、枪多人少的情况，部队状况令人担忧。

9月29日，部队到达永新县三湾村。当地群众由于不了解工农革命军，大多躲到了山里。毛泽东要求各单位立即分头上山喊话，向群众做宣传。群众陆续回到村里。当晚，毛泽东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对部队进行改编。主要内容：一是整顿组织，将一个师缩编成一个团，称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陈浩为团长，下辖一营、三营、特务连和军官队、卫生队。改编时，官兵去留自愿，愿留则留，不愿留发给路费。二是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党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部队由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三是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规定军官不许打骂士兵，实行官兵平等，连、营、团三级建立士兵委员会，参加部队的管理。■秋收起义受挫后，毛泽东决定放弃攻打长沙的原定计划，率领起义部队沿罗霄山脉向井冈山进军，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图为毛泽东向部队作重要讲话的地点——文家市里仁学校。（资料照片）

改善官兵关系的措施贯彻到各个方面，也表现在物质待遇的变化上。秋收起义以前，军官每顿饭都是四菜一汤，和士兵的待遇相差悬殊。三湾改编后，官兵待遇完全一致，干部和士兵吃一样的饭菜，穿一样的衣服。通过这个了不起的改革，密切了官兵关系，为建立新型人民军队奠定了良好基础。■三湾村枫树坪。（资料照片）

与此同时，毛泽东开始强调践行全心全意为劳苦大众服务的宗旨，着手建立新型的军民关系。在三湾村，至今还流传着毛泽东修井台、疏泉眼的故事。

原来三湾钟家祠堂的前面，有两口深不满三尺的水井。全村上百口人都用这井里的水。有一天，炊事班一个战士到井边挑水，看水很浑浊，便转身到河里挑了担水回到厨房，进门时还嚷道：“这村里的井水好浑浊哟！”正巧，毛泽东从这里经过，他跟进厨房问：“井水怎么会浑浊呢？”“不晓得怎么搞的。”挑水的战士回答。“走，去看看。”毛泽东说着就带领战士们向水井走去。到那里一看，只见这两口井年久失修，井边杂草丛生，乱石成堆；井里几个水眼被睹，出不来多少泉水。祠堂沟里溢出的浊水，冲烂了井围，直往井里流。他们正在观察时，恰好来了一位挑水的老俵，毛泽东就迎上前去问：“老俵哥，两口井怎么弄成这个样子？”“没办法呀，兵慌马乱，谁还能顾得上修水井，有个安稳的日子过就不错啰！”

毛泽东点点头，把一个战士叫到身边，要他到老俵屋里去借几把铁铲和几副土箕来。工具借来后，毛泽东卷起衣袖和裤管，拿起一把铁铲，弯腰铲土，清修井围。战士们也跟着毛泽东干起来，一个个挖泥、搬石头、填浊水沟，干得热火朝天。等老俵们来到井边一看，两口井已修得又深又宽又牢固，井围的砖块砌得结结实实，井旁的杂草铲得光溜溜，几道浊水沟填得平整整。有位老俵给这两口井取了个名字，叫作“红双井”。

工农革命军不仅与当地百姓秋毫无犯，还善于做群众工作，关注广大群众最现实、最直接的利益问题，发动他们实行土地革命。1927年12月，毛泽东在总结茶陵战斗经验教训时，给部队规定了三大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和地方党组织。“三大任务”充分体现了我军的性质和宗旨，进一步划清了我军与旧军队的根本区别。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该注意的问题。”正是这种血肉相连的党群关系、生死与共的军民情怀，构筑了牢不可破的铜墙铁壁，才使弱小的红军打破了敌人对井冈山的“进剿”与“会剿”，使革命根据地一天天地发展壮大。

06　井冈山挑粮

1928年冬，坐镇南京的蒋介石对井冈山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军共匪”日益壮大感到寝食不安，电令江西军阀朱培德在井冈山周围建立据点和碉堡群，步步进逼，同时切断红军的一切经济来源，妄图将红军困死在井冈山上。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毛泽东发出了“保卫井冈山”的战斗号召。他指出，要打退敌人的进剿，眼下有两件急事要做：一是部署兵力，修筑完备的工事准备打仗；二是储足粮食，保证人人不饿肚子，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

时值冬季，一个轰轰烈烈的挑粮上山运动展开了。这可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从宁冈上山到大井、小井，往返几十里路程，全是崎岖的羊肠小道，还要翻过上千米高的黄洋界。别说肩膀上挑着粮担，就是空手走一趟也累得人喘不过气来。井冈山军民热烈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掀起了一个挑粮上山的热潮。毛泽东和朱德都身体力行地加入了挑粮的行列。

这天，金鸡刚刚啼鸣，井冈山还笼罩着夜色，毛泽东就起了床。警卫员也连忙起身，他说：“朱军长同我说过了，你这几天晚上会多，每次都开到半夜，今天就不要去挑粮了。”

毛泽东打趣地笑了笑说：“那个朱军长啊，天天扁担不离肩，哪天少得了他？你莫听他那一套。”

说完，毛泽东拿起装粮的布袋，顶着凛冽的寒风出了门。警卫员眼看着拦不住，也跟了出去……■位于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和屹立于高山之巅的红军雕像。（刘卫摄）

到大陇后，挑粮的人挤得水泄不通，管理员忙得不可开交。挑粮的人看到毛委员亲自来挑粮，顿时热情高涨，在原有挑粮量的基础上有的要加20斤，有的要加15斤，原来准备三天运的粮，一下子就去了一半。说来好笑，那时缺乏米袋，大家挑粮的工具五花八门，有的人甚至将裤筒扎起来装米，然后放在肩上往回背。

毛泽东装了满满一袋粮，在前面走，警卫员紧紧跟随着他。

上黄洋界了，山高坡陡。走了一会儿，毛泽东和大家一起在苍劲挺拔的大槲树下放下粮担，歇歇肩。他和大家一样，从腰上解下饭袋，开始享用别有风味的午餐。饭袋里装的是红米饭和辣椒炒南瓜，他用手抓着辣椒和冷饭吃。

饭后，毛泽东与挑粮队员聊天。他说，我们为什么要背粮？是为了对付敌人的“进剿”。现在大家多流汗，将来就可以少流血，敌人的“进剿”就会被我们打破。

毛泽东又问大家累不累。挑粮队员们异口同声答：“不累，还能再背一趟。”毛泽东听了很高兴，说，大家讲不累是假的，累还是累的。但是，为了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了赢得更大的胜利，我们就是要不怕累、不怕苦。今天挑粮是为革命，明天我们还要挑起全中国和全世界革命的重担子。■这是参加井冈山斗争的部分同志1938年在延安的合影。前排左起：宋裕和、谭冠三、谭政、滕代远、萧克、林彪、毛泽东、高自立、何长工、曾玉、欧阳毅；2排左3起：谢汉文、江华、朱良才、吴溉之、李寿轩，左12龙克夫，左14刘型，左15陈伯钧，左16张令彬；3排左2曹里怀。（资料照片）

毛泽东又问大家：“站在这里，能看到什么地方？”一位战士说：“可以看到江西和湖南。”毛泽东亲切地教导大家：站得高，才能看得远。干革命就是要登高望远，不仅要看到江西和湖南，还要看到全中国、全世界。

有个小战士问：“毛委员，我们什么时候能胜利呢？”

毛泽东深沉地说：我们井冈山河里的水，慢慢地流，终究会流到海里；一根火柴点燃一茅草，蔓延开去，会把全山烧起来。我们革命的烈火，一定会从这井冈山烧遍全中国。

毛泽东的话，使军民们深受鼓舞。

休息了一会，又开始上路了。领头，依然是毛泽东背粮的矫健身影，挑粮的人们不甘落后，迈开大步，不停地追赶着……

在毛泽东的带领下，井冈山的男女老少都争着来参加挑粮运动，有力地粉碎了敌人的经济封锁。

07　一根灯芯点亮“星星之火”

1928年秋，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井冈山上物质生活非常艰难。就拿食油来说吧，吃饭很缺油，山下的油进不来，山上只出产一点茶油，官兵们吃的菜里只有一点油花，点灯用油更是节俭了。

为此，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做了一个规定：营以上单位晚上办公，一盏灯可以用三根灯芯，连以下只能用一根灯芯。每天，休息号一吹，战士驻地必须熄灯。

一天，夜色降临后，战士营房和干部驻地都按照规定的灯芯数点起了灯。可是，警卫员发现毛泽东屋里的光线很暗，便轻轻推门走进去，发现清油灯里只点着一根灯芯，毛泽东正伏在灯下聚精会神地写文章。警卫员便轻手轻脚地加了一根灯芯，顿时，屋里便亮了许多。

毛泽东抬起头，说道：“不用加，有一根灯芯够了。”

警卫员满有理地说：“不是规定营以上可以用三根灯芯吗？”

毛泽东用手把那根灯芯挑开，开导地说：“我每天少用两根灯芯，不是可以多节省一点灯油吗？”

后来，打土豪缴来一盏马灯，战士们把它送给毛泽东。可是，毛泽东只在开会和访贫问苦时才使用，办公时仍用一根灯芯。就是在只有一根灯芯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坚持学习、写作，谋划工农武装割据和根据地建设的大事，挥笔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光辉文献。《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原本是毛泽东1928年10月在井冈山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他本人非常重视这篇文献。延安整风时期，这个决议被收入毛泽东先后主持编辑的《六大以来》和《两条路线》，供党的高级干部阅读学习。1950年，毛泽东对决议的第一部分进行修改润色，然后拟题为《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作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开篇。

毛泽东自己如此重视这篇文献，是因为它第一次提出了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革命红色政权的思想，成为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中国革命新路的理论发端。

这篇文献，实际上是毛泽东对红军在井冈山斗争一年多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文献的背后，是毛泽东“上山”的心路历程。

对毛泽东来说，“上山”这条路是被迫的，也是艰难的。

八七会议解决了抓枪杆子的问题，但抓了枪杆子以后往哪去呢？最初的选择还是进攻城市。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在湖南发动了秋收起义，准备会攻长沙。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原来5000多人的队伍，只剩下1500余人。攻打长沙的计划严重受挫。12月，张太雷、叶挺在广州发动起义，结果也失败了。1927年到1928年底，中国共产党在各地领导了一百多次武装起义，基本上都失败了。

9月19日，以前敌委员会书记身份领导秋收起义的毛泽东，果断地把部队撤到浏阳文家市。这时，摆在毛泽东面前的严峻问题是：把剩下的人带到哪里去，才能生存下来？在讨论工农革命军去向问题的前委会议上，毛泽东说服大家放弃继续攻打长沙的计划，带着队伍转向敌人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农村和山区。

这是中国革命从攻打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的一个转折点，史称“文家市退兵”。

毛泽东带着秋收起义失败的队伍，到了井冈山，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1928年4月，朱德和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辗转来到井冈山。朱毛两军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在茅坪八角楼的这张书桌上，就着只有一根灯芯的小油灯，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等重要文章，为陷入困境和迷茫的中国革命指出了正确方向。（刘卫摄）

对许多共产党人来说，上山这条路走得很突然，思想一时转不过来。队伍在井冈山落下了脚，但队伍中不少人的心却落不下来。弱小的红军上山一年来，在极端复杂、恶劣的环境中奋斗，经常处于优势敌军的“会剿”当中，缺衣少食，不少人对于红色政权能否长期存在，表现出悲观的情绪，甚至发出红旗还能打多久的疑问。

一部分人认为，还是要继续执行中央攻打大城市的决定，停留在井冈山钻山沟无异于落草为寇，沦为绿林。还有一些人感到革命前途渺茫，认为南昌起义失败了，秋收起义失败了，广州起义也失败了，革命的前途在哪里，井冈山能够呆下去吗？

逆境中的毛泽东也在思考这些问题。思考后的结晶就沉淀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篇著名的文献之中。

毛泽东指出：一个国家，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之中，有一小块或者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存在，这确实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奇事”。这种奇事也只有在中国能够发生，它是由中国的具体国情决定的。

毛泽东是一个非常善于观察形势和总结经验的人。他根据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从五个方面回答了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并发展的原因。第一，中国的地方性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政策，造成了各派新旧军阀之间的矛盾以至连续不断的战争，给革命力量的发展以可乘之机；第二，大革命的影响还留在中国广大区域的工农兵群众之中；第三，由于引起中国革命的矛盾没有解决，全国革命形势在继续向前发展；第四，有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第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是一个要紧的条件。

那些产生悲观情绪的同志，就是因为没有看到中国的特点。毛泽东的高明也就体现在这个地方。他比别的同志更了解中国，更注重从实际出发。这是一条和只知道照搬马列本本的理论家不同的思路。

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并不了解这一切。他们不能理解《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提出的建立“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恰好在这个时候，中央派人送来了“六月来信”。这是毛泽东上井冈山以来收到的第一封中央信件。整整一年了，和中央失去了联系，现在终于接上头了。毛泽东满心欢喜，认为有必要向党中央系统汇报在井冈山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情况。

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井冈山只有一根灯芯的油灯下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就是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之中的《井冈山的斗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与《井冈山的斗争》的写作时间前后仅差50天，它们讲述的是同一件事情：“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问题。不同的是，前者主要是为了解决根据地干部战士的悲观情绪和认识问题，而后者则是为了向中央全面反映井冈山斗争的情况，争取得到中央的理解和支持。它们堪称是姊妹篇。《井冈山的斗争》比《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更系统地阐述了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在报告的最后，毛泽东充满自信地说：只要“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所以我们始终认为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创造和扩大，是十分必要和十分正确的”。■1928年10月和11月，毛泽东在井冈山相继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献，科学总结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经验，阐明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发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及条件，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光辉思想。（资料照片）

毛泽东的报告，由湖南省委代表袁德生从井冈山经安源赴上海，递交给中共中央。中共六大后担任政治局常委的周恩来对井冈山开创的“工农武装割据”局面高度重视。他在给贺龙等人的指示信中详细介绍了毛泽东、朱德的经验，明确指出“目前所应注意者，还不是占领什么大城市，而是在乡村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扩大游击区域”。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重大问题上，周恩来旗帜鲜明地和毛泽东、朱德站到了一起。

上山这条路，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

08　同喝野菜粥

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军的生活异常艰苦。红军官兵日常吃的是红米饭、南瓜汤，有时还要用山里的野菜来充饥；穿的是缝缝补补的粗布衣服，数九寒冬，还是只穿着两件单衣；从军长到伙夫，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

伙食是红米饭和南瓜汤，因为这两样是当时最常见也是最便宜的饭菜。南瓜汤里经常连盐都没有，红米饭也不能做得很稠，因为要节省粮食。有时候甚至连五分钱的伙食也保证不了，只能吃红糙米南瓜饭，一天还只能吃一顿或两顿。红糙米是很难下咽的，特别碜牙。南瓜汤实际就是白水煮南瓜，既没有盐也没有油。

尽管如此，战士们却没有什么抱怨，还自发地编出一曲动听的歌谣，至今传唱着：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好香，餐餐吃得精打光。干稻草，软又黄，暖暖和和入梦乡！……■毛泽东与红军警卫战士合影。（资料照片）

士兵们为什么没有怨言呢？因为毛泽东和战士吃一样的饭菜，从军长到师长，从团长到党代表没有人搞特殊化。

在生活上，毛泽东总是吃苦在先，享乐在后。他和士兵一样，同吃红米饭、南瓜汤；行军不坐轿子，不骑马；睡觉盖的是薄毯子，垫的是干稻草。

有一回，正赶上夏收之前，粮食特别缺。部队为了帮助群众度荒，改吃两稀一干，每次做饭，米里都掺上许多野菜。

毛泽东和战士们一样喝野菜粥，炊事员看不下去了，一天专门给毛泽东做了一碗白米饭。

吃饭的号声响了，毛泽东和战士们都来了，他忽然看到了桌上的白米饭，就端了起来，战士们看到都打心眼里高兴。可是，毛泽东并没有吃，而是端着米饭，走到伙房里问道：“今晚大家吃什么？”

炊事员还没来得及回答，毛泽东已经看到抬出去的一大桶野菜粥。他二话没说，几步赶上去，把白米饭倒在桶里，用饭勺轻轻地搅了搅，然后满满地舀了一碗，走到战士们中间，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

部队住宿和着装的条件也艰苦到了极点。井冈山的冬夜天气阴冷，潮气袭人，部队官兵都是单衣在身，晚上一个个冻得哆哆嗦嗦。由于房子很少，只能让伤病员挤进去住，其他人露宿在野外。没有被子，衣服又单薄，难以入睡。

战士们后来想了个办法，就是钻到稻草里面睡。有一次，毛泽东来到部队的宿营地，能听见打鼾声，却不见人的影子。值班的哨兵告诉他：都跑到稻草里去睡了。毛泽东大笑道：这是个办法哩，既能取暖睡觉，又可以隐蔽得很好，说不定敌人来了也发现不了我们呢！

毛泽东和大家一样也是两件单衣过冬，还要在大家入睡后，在饥寒交迫中写文章，思索中国革命的出路问题，披在身上御寒的也仅是一件薄薄的线毯。

09　伙食尾子

对于红军的生活和经济问题，毛泽东积极主张实行经济民主，调动大家想办法，人人出主意。他常说：众人拾柴火焰高。经济问题一定要有所突破，否则，工农武装割据就难以实现。毛泽东要求部队，一面打仗，一面筹饷，凡是党员，都必须想些办法，士兵委员会更要开动脑筋，帮助首长解决好部队的伙食问题。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不少连队里的士兵委员会管起了伙食。每到一地，只要是闲暇时间，士兵委员会就组织人积极筹饷，同时开源节流，采买货物时精打细算，一个铜板当两个铜板花。■1927年12月，毛泽东为工农革命军提出了三大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做群众工作。这是后来毛泽东给周以栗、谭震林的信，信中重申了红军的三大任务。（资料照片）

士兵委员会还实行账目公开，每月及时向士兵公布。一旦有了余额，就分给大家。士兵们称之为“分伙食尾子”。尽管数目很小，都是以毫厘计算的小钱，但士兵们极为高兴，每到月末就翘首以待。我军现在习惯把财务节余下来的钱叫伙食尾子，就来源于此。

尽管生活艰苦，红军队伍中始终保持官兵平等的优良作风，从没有什么特殊化。发零钱时，“两角即一律两角”。毛泽东也和大家一起吃五分钱的伙食，想尽一切办法节约伙食尾子作生活零用钱。■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军军需处规定的支出标准。（摄于井冈山茅坪革命旧址）

在民主政治清风的吹拂下，工农革命军里官兵一致，遇到难事大家一起群策群力，官兵们其乐融融。尽管条件艰苦，但部队士气高昂，歌声笑声不绝于耳。民主政治生活给弱小的红军部队带来了巨大的精神能量。从白军俘虏或反正过来的士兵感受最深，他们说：红军和白军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白军里死气沉沉，官兵之间相互戒备、相互提防，而红军士气高昂，官兵之间亲密无间。没想到红军里这么好。

当时，井冈山地区有一首人人会唱的歌谣：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官长士兵都一样，没有人来压迫人。

10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人们耳熟能详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从工农革命军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演变而来的，形成于土地革命时期。它最早是由毛泽东提出的。

1927年10月，毛泽东在江西永新三湾对他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进行了改编，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通过改编，意在建立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不同于旧式军队的工农革命武装。

当时的老百姓对旧式军队普遍存在很不好的印象，非常痛恨和害怕，在他们看来，军队就是抓壮丁，买东西不给钱，随意打骂老百姓。如何改变群众对工农革命军的看法，从而接近群众、发动群众，对毛泽东来说成为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当时的工农革命军刚刚改编过来，没有进行政治教育，思想政治觉悟不高，有些战士做了一些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毛泽东根据群众的反映，每天集合时都向官兵们讲话，要求沿途写大字标语宣传我军的纪律，提出说话要和气，买卖要公平，不打人、不骂人等等。由于毛泽东的教育，情况有所好转。但由于客观条件限制，物质的匮乏，战士们饥肠辘辘下白拿群众的红薯、鸡蛋的事时有发生。在打土豪的时候，有些官兵乱拿一气，有的甚至拿了贫农和普通商人的东西。有的战士素质不高，靠说服制止比较困难。

到了1927年10月下旬，即将要登上井冈山与王佐的部队会合前，毛泽东在遂川荆竹山的村边，向在大汾遭敌军突袭而一度被打散的部队讲话。他要求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搞好关系，和王佐部队搞好关系，做好群众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支持，根据地是建立不起来的。同时宣布了三项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打土豪款子要归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毛泽东还对为什么要规定三项纪律作了具体解释。

1928年1月4日，工农革命军攻占遂川县城，并在这里分兵做发动群众的工作，建立中共遂川县委和县工农兵政府。攻克遂川县城后，工农革命军在城里过了旧历年。由于敌人的造谣诽谤，很多老百姓不敢与工农革命军接触，县城里的店铺很多也都关着门。毛泽东命令部队以班排为单位活动，做好发动群众的工作，努力打开遂川的工作局面。部队打着“宣传队”的旗号开展宣传活动，还派人下乡领导贫苦农民打土豪。

由于部队分散活动，纪律方面很快出现了问题。有的战士夜宿借了老百姓的门板和稻草不归还；有的战士虽然还了门板但是弄错对象，睡过的地方也没有清理打扫干净；还有些人把商人、小贩的货物没收了，甚至把药店里的秤也拿了。毛泽东发现这些情况后，立刻进行了纠正，他指出：我们反对封建剥削，只能没收地主的财产，保护工商业利益。如地主兼商人，就只能没收封建剥削部分，商业部分，连一个红枣也不能动。如果有些特别坏的土豪必须没收他的商店的话，就一定要出布告，宣布他的罪状，并召集群众大会，将没收来的财物和粮食散发给群众，以提高他们的觉悟，敢于组织起来向旧势力作坚决斗争。

毛泽东进城后还不断找群众谈话，了解群众对部队的反映。通过调查研究，他决定制定一套切实可行的制度来改变这种局面。

1928年1月25日，毛泽东在遂川县城李家坪召开了全体革命军指战员大会，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他还特别解释说：“损坏老百姓的东西，一定要赔偿，虽说打破了旧缸赔新缸，新缸不如旧缸光，但是赔总比不赔好。”“六项注意”中的每一条都通俗易懂，要求又非常具体明确。当时任遂川县委书记的陈正人曾回忆说：“主席很强调六项注意，部队每到一地，都要严格检查六项注意的执行情况。”■1928年4月毛泽东正式颁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地方——沙田戏台旧址。该戏台是清代建筑，位于湖南省桂东县沙田圩万寿宫前坪。台前木柱上留有题联：“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新世界建设灿烂光明。”深深地打上了历史的烙印。（资料照片）

1928年3月30日，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到达桂东县沙田圩。烧杀行为和侵犯群众利益的行为还是时有发生。有的战士在打土豪的过程中动不动就烧了土豪的房子，有时还殃及到旁边的民宅。有的战士在没收土豪的财产时不分青红皂白，甚至把普通百姓娶媳妇的嫁妆也没收了。有的还乱抓人，把普通百姓也抓起来。

毛泽东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十分生气。

4月3日上午，在沙田圩的旧戏台前，毛泽东将工农革命军一团的全体指战员以及沙田一带的赤卫队员和少先队员集合起来，正式颁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毛泽东说：“烧房子这类事情行不通，烧了房子，老百姓都走了。现在要颁布几条纪律。第一条，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二条，不拿工农一点东西；第三条，一切缴获要归公。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这是毛泽东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以来第一次正式颁布工农革命军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红军战士写在包袱皮上的“六项注意”。（资料照片）

严格实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老百姓根据实际观察，逐渐改变了对工农革命军的印象，并编了一首歌谣：“沙田来了一支兵，说话和气讲公平。世上哪种军队好，要数工农革命军。”“三大纪律”在颁布实行的过程中一直不断调整和修改。起初是“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后来改为“不拿老百姓一个鸡蛋”，在沙田时改为“不拿工农一点东西”，到陕北时再次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1929年部队在向赣南闽西进军路途中行至赣粤边时，战士按照习惯在野外大便，在河里、沟里洗澡，引起当地群众的不满。毛泽东听到群众的反映后，立刻在“六项注意”中增加了两条：“洗澡避女人”和“大便找厕所”，后改为“院子打扫干净，挖卫生坑（厕所）”，于是变为“八项注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几经修改。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对内容作了统一的规定：三大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

从此，内容统一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以命令的形式固定下来，执行至今。

正是靠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的军队才变成了一支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具有铁的纪律的钢强队伍，才逐步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拥护，从而不断战胜敌人，发展壮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后来被编成歌曲四处传唱，产生了很好的影响。毛泽东出于对这首歌曲的喜爱，在晚年还指挥我军高级将领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1　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

新生苏维埃政权由于建立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不可避免地受到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势力的影响，当时的苏维埃共和国也存在着铺张浪费、贪污腐化、以权谋私、官僚主义、消极怠工等腐败现象。这些现象不仅破坏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而且增加了政府的开支，加剧了根据地经济的困难，给苏维埃政府和革命事业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为了维护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威信，毛泽东领导并积极参与了中央苏区的廉政建设。

1932年2月17日，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发布了第3号通令。《通令》要求：所有地方政府的预算、杂费等必须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工作人员一律裁减，甚至一张纸、一支笔都不要浪费，以免多耗经费。同时指出，我们要坚决地同那些浪费金钱、滥耗政府财政的人作斗争，我们要号召工农群众将那些人驱逐出苏维埃机关。苏区军民响应毛泽东和政府的号召，厉行节约，把财政开支减少到最低限度。如1933年11月中央苏区经费预算总计为3303145元，12月就降至2415057元，节省了888088元；1933年11月，中央政府各部预算总额为12032元，1934年3月增设了粮食部，预算总额反而减少到2831元，节省了9201元。

毛泽东还领导了一系列法律制度的建立。针对中央苏区的腐败现象，1932年7月，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发出第14号训令，规定：对苏维埃贪污腐化分子，各级政府一经查出，必须给以严厉的纪律上的制裁，谁要隐瞒、庇护和放松对这种分子的检查与揭发，谁也同样受到革命的斥责。1933年12月15日，毛泽东以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同副主席项英一道签发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训令明确规定：“贪污公款在五百元以上者，处以死刑；贪污公款在三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者处以二年以上五年以下的监禁；贪污公款一百元以上三百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上二年以下的监禁；贪污公款在一百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下的强迫劳动。”“凡挪用公款为私人营利者以贪污论罪。”“工作人员因玩忽职务而浪费公款，致使国家受到损失者，依其浪费程度处以警告、撤消职务以至一个月以上三年以下的监禁。”训令对贪污浪费行为的惩处是十分严厉的，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对建立廉洁政府的坚定决心。■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这是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在会议开幕日合影。右起：王稼祥、毛泽东、项英、邓发、朱德、任弼时、顾作霖。（资料照片）

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再次强调，“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毛泽东随后在苏区领导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贪污浪费斗争。他十分关心运动的发展，亲自过问许多大案要案的查处。当时一些重大案件，如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的贪污腐化案，中央总务厅苏大工程处主任左祥云的贪污案，瑞金县财政部会计科科长唐仁达侵吞公款、公债、谷票、公物案，雩都县苏维埃政府领导和工作人员挪用公款经商案，都是中央直接进行查处的。

其中左祥云案是个典型。左祥云原系中央总务厅下属的苏维埃大会工程处主任，因贪污公款246.7元的劣迹败露，妄图投敌。毛泽东亲自责令总务厅长赵宝成扣押左祥云候审，最后由苏维埃法庭终审判处枪决，其他涉案人员也一一受到惩处。

当时的瑞金县财政部会计科科长唐仁达，侵吞各军政机关交回的节余款、群众退回的公债款、谷票款、变卖公家的谷子款，并隐瞒地主罚款等，共折合大洋2000余元。人民委员会决定将唐仁达交最高法庭处以极刑，并没收其本人财产。同时将知情不报的瑞金县财政部部长蓝文勋撤职查办。又给予事先对此案毫无觉察、事后又不抓紧检查的瑞金县苏维埃主席杨世珠以警告处分。

中央苏区的反腐败斗争成果是显著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不仅打退了中央苏区存在的腐败现象，纯洁了组织，教育了广大干部和群众，使廉洁奉公、勤政为民的思想作风得以树立，同时也加强了苏区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干群关系和党群关系。当时苏区流传着这样一首民歌：“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

毛泽东的廉政建设思想通过在中央苏区的实践，得以初步形成，不仅成为毛泽东一生中反腐倡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12　照章缴纳食宿费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以主席毛泽东为首的各级机关工作人员一律不发薪俸，只能领取微薄的社会津贴，但是他们绝大多数都勤政为民、廉洁奉公、甘当人民公仆，受到了苏区人民的赞扬和爱戴。

在江西瑞金革命纪念馆里，保存着一册苏区时期的账本，记载着毛泽东廉洁自律的事迹。

1933年7月17日，毛泽东和时任江西军区参谋长的陈奇涵（当时叫陈奇寒）等4人，背着干粮袋子，去江西苏区长胜县铲田乡（当时称区）调查工作。毛泽东事先没有和当地干部打招呼，而是深入到村子中，直接找当地百姓了解情况。当地的区苏维埃政府主席钟赤牯听说毛主席来了，四处寻找，最后在军属许大娘家找到了。

钟赤牯急忙说：“毛主席你来为啥不事先打个招呼，让我们好有个准备呀！”毛泽东笑着拍拍钟赤牯的肩膀说：“我们又不是皇帝出宫，来个鸣锣开道，我们是来做群众调查的，说来就来，如果兴师动众，到哪去了解情况？打招呼不利工作，要不得，要不得！”

当天晚上，毛泽东等人住在区苏维埃政府一所破旧的祠堂里，晚餐也非常简单，就是山芋粥和红薯，外加一盆咸萝卜干。钟赤牯很想弄一些好菜来，但被毛泽东坚决制止了。

第二天一早，毛泽东要赶回瑞金的中央政府去。临走前，他对警卫员吴吉清说：“你按照规定去把伙食费和住宿费结一下。我们先走一步，你随后赶过来。”吴吉清按照毛泽东的吩咐，就去区财政部结账。到了区财政部，长工出身的财政部老部长听说毛泽东一行在祠堂里住了一宿，还要主动交食宿费，急得涨红了脸，说什么也不肯收。吴吉清推辞不过，最后只好收回了钱，赶上了毛泽东等人。■毛泽东在瑞金沙洲坝的旧居。1933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从瑞金叶坪迁驻沙洲坝。1934年1月22日至2月3日，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此召开，毛泽东继续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刘卫摄）

毛泽东上来就问：“食宿费结清了吗？”吴吉清吞吞吐吐地将事情的原委说了一遍。毛泽东听了之后非常生气，让吴吉清立刻返回去，把钱交上。

陈奇涵见离开铲田区苏维埃政府已经很远了，就主动说：“毛主席，你们先赶路吧。这件事情交给我来处理。”毛泽东考虑了一下，只好同意了。他紧握陈奇涵的手，叮嘱道：“老陈，这件事你一定要办妥，我们是领导干部，在执行财政纪律方面，更要严格遵守和作出表率啊，这样，人民才会拥护我们。”陈奇涵把这件事情记在心上，再次来到区苏维埃政府，代表毛泽东向财政部缴纳食宿费。■记载着毛泽东在江西长胜县铲田乡缴纳食宿费的账目。（资料照片）

区财政部的老部长得知了事情的原委，感叹不已，只好拿出用毛边纸制作的财政部账本，郑重地在账本上记上：“十捌（18）号，主席毛泽东住四（人）还大洋1元8角……”作为经手人，陈奇涵也端正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陈奇寒”。

解放后，铲田乡的老同志把这册账本作为珍贵的革命文物交给了江西瑞金革命纪念馆，成为毛泽东廉洁自律、以身作则的生动见证。

13　一件毛线衣

红军长征途中，1934年12月18日在黎平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最终接受毛泽东的意见，作出向贵州转兵的战略决策。黎平会议使中央红军赢得了主动，挥戈西指，不仅完全打乱了国民党军队的原有部署，而且连战连捷，部队的面貌为之一新。

当时贵州人民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一方面遭受国民党反动派苛捐杂税的盘剥，另一方面还忍受着当地土豪劣绅的压榨。当地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贵州和云南，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这是当地人民生活贫困的真实写照，冻死、饿死人的现象时有发生。

一天，红军部队路过剑河附近的一个村子。村外的路边，有战士发现一位老奶奶和她的孙子，衣着单薄，相互偎依着躺在地上，奄奄一息。战士们纷纷关心地询问。正在此时，毛泽东和他的警卫员路过这里，看到战士们围在一起，便走了过来，询问道：“这是怎么回事？”

有战士便把从老奶奶那里了解到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原来，老奶奶家一年的收成都被地主给霸占了，儿子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家中生活无望，便与儿媳妇分开讨饭。因为天气太寒冷，加上饥饿，一时头晕眼花，就跌倒在路边。听到战士的述说，毛泽东二话没说，立刻将自己身上的毛线衣脱了下来，给老奶奶的小孙子披在身上。接着，他又从行李中取出一条被单，还吩咐警卫战士把两条装满粮食的干粮袋也送给了老奶奶。当时寒冬腊月，红军在长征途中能够取暖的衣物很少。毛泽东虽然身为红军领袖，御寒的衣物也并不比战士多，这件毛线衣和被单对他来说是抗寒的重要保障。■位于贵州省黔东南的黎平会议旧址。1934年12月18日召开的黎平会议，第一次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的形式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为在遵义会议重新确立毛泽东在党和军队的核心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资料照片）

老奶奶见到眼前的情形，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对她来说，从来没有遇到不仅不搜刮抢掠反而主动送衣送粮的队伍。她含泪千恩万谢，直拉着小孙子给毛泽东磕头。

毛泽东慌忙拦住，亲切地对老奶奶说：“老人家，您记住，我们红军是穷苦老百姓的军队。”说完，他把老奶奶搀扶起来，帮老奶奶用手中的竹棍将米袋子穿好，让她和小孙子一起抬着走。“红军”，这是老奶奶第一次听到的名字，嘴里不停地念叨：“红军、红军……”毛泽东见状怕老奶奶没有听懂，又用当地的方言说道：“老奶奶，我们是红军，红军是干人（穷人）的队伍。”老奶奶怀着对红军的感激，和小孙子一起一步三回头地走了。

毛泽东注视着祖孙俩的背影，思索良久。身边的战士大多是穷苦百姓家的孩子，他们亲眼见到毛泽东对普通大众的关心爱护，也为此深深感动，更加坚信红军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

毛泽东神情十分激动，他转身对身边的战士们朗声说道：“同志们，我们从这位老奶奶家的遭遇中看到了什么？不仅这里，全中国像这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老百姓还有很多。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改变他们的命运，将他们从这样的生活中解救出来。这个任务是艰巨的，但也是十分光荣的！”■1936年7月在莫斯科出版的陈云化名“廉臣”撰写的介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单行本，以及新中国成立前在国内流传的三种单行本。（资料照片）

毛泽东给穷苦百姓送毛线衣的故事在贵州也很快流传开来。贵州当地后来一度流传着“红军到，干人笑”的民谣，反映了群众对红军的信任和爱戴，这是毛泽东和红军的领袖们用实际行动换来的。

时任中央军委纵队政委的陈云后来以廉臣的笔名发表了《随军西行见闻录》，对这件事进行了生动的记载：赤军由湖南转入贵州，此时确缴获不少。侯之担部至少一师人被缴械，并连失黎平、黄平、镇远三府城，尤其镇远为通湘西之商业重镇，赤军将各城市所存布匹购买一空。连战连进，此时赤军士气极旺，服装整洁。部队中都穿上了新军装。在湘南之疲劳状态，已一扫而空矣。当我等行经剑河县附近之某村落时，见路边有一老妇与一童子，身穿单衣，倒于路边，气息尚存。正询问间，赤军领袖毛泽东至，告以老妇所言。当时毛即时从身上脱下毛线衣一件及行李中取出被单一条，授予老妇，并命人给以白米一斗。老妇则连连道谢含笑而去。

14　把担架和马让给伤病员

在长征时，由于毛泽东大病初愈，组织上为他配备了一副担架和一匹马。但是，毛泽东总是将担架让给生病或受伤的战士，他的黄骠马也时常给他的秘书、警卫员和勤杂人员使用，自己用得很少。在翻越夹金山和过草地那样艰难的条件下，他仍然不顾路途艰险和自己的劳累，多次让出担架和马。

1935年6月8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出《为达到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任务的指示》，指出：“我军基本任务，是用一切努力，不顾一切困难，取得与四方面军直接会合。”为了实现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胜利会师，中央红军必须翻越海拔4900多米的夹金山。夹金山是一座终年积雪的大雪山，气候变化无常，空气稀薄，人迹罕至。

当时为了行军方便，部队在从云南到四川的路上一律实行轻装。由于正值南方的夏季，天气非常炎热，战士们的穿着十分单薄，毛泽东也和普通战士们一样身着单衣。

为了爬雪山，在上山之前，炊事员给每个人都喝了一碗热乎乎的辣椒水来御寒。6月14日早晨，毛泽东身穿夹衣夹裤，手持木棍，沿着前面部队走出的又陡又滑的雪路，向山顶攀登。

刚刚开始登山时，并不寒冷，战士们一路有说有笑，还唱起了欢快的歌曲。道路两旁的部队宣传员们也欢快地打着快板，说唱道：“翻山顶，看本领，比比哪个是英雄。”■这是红军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海拔4900多米的夹金山。（资料照片）

山势越来越险峻。当爬到半山腰的时候，脚下已经出现了积雪，衣着单薄的战士们开始感到手脚麻木，刺骨的寒风加上小雪粒刮在人的脸上、身上，一阵阵透心凉。因为有积雪，道路十分难走。其实雪山上本来没有路，战士们自己走出了一条羊肠小道，但道路十分湿滑，加之山势陡峭，稍有不慎就会跌下深谷。

毛泽东和战士们一起走在这条小道上。他将自己的黄骠马让给了伤病员，自己拄着一根木棍，与战士们一起行走。战士们都劝他骑着马走，节省体力，或者拽着马尾巴走。毛泽东却说：“马应该首先让给伤病员和身体弱的女同志，多有一个同志爬过雪山，就能为革命多保存一份力量！”

战士们在行走时，一不小心就会陷入没膝没腰的雪中，毛泽东见到后总会伸出宽大的手掌将他们拉出来，并提醒他们要紧贴着路边走，不要往外偏，以免出现危险。

走到半山，气候骤变，冰雹劈头打来。毛泽东亲切地嘱咐大家：“低着头走，不要往上看，也不要往山下看，千万不要撒开手！”一会儿，冰雹停止了，但近山顶的空气越来越稀薄。■1935年8月下旬，毛泽东等率领红军右路军穿过数百里荒无人烟的茫茫草地。（资料照片）

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是江西人，没有见过这种雪山，走起来十分吃力。毛泽东鼓励他说：“没走过你应该走走嘛。这对年轻人是很好的锻炼，很有乐趣嘛！”当狂风刮起，毛泽东紧紧拉着吴吉清的手，拽着他走。吴吉清惊讶地发现毛泽东好像一点都不畏寒冷，脸上甚至还泛着红光。

由于空气稀薄，一些体力弱的战士一坐下去就再也没有起来。毛泽东又对坐在雪地里休息的戴天福说：你坐在这里非常危险，来，我背着你走。吴吉清抢先把戴天福背起，在毛泽东帮扶下走向山顶。

经过一番艰难的攀爬，终于越过山顶。6月14日下午，毛泽东和红军到达懋功县达维镇，受到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的夹道欢迎。6月18日，毛泽东进入懋功县城，会见在这里迎候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政委李先念。

红一、四方面军的会师，是红军长征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大大增强了红军的力量，使集结在这个地区的红军兵力达到十多万人，为开创新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5年8月下旬，毛泽东率红军右路军离开松潘西部的毛儿盖，向荒无人烟的大草地进军。这儿是四川藏区的草原，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藏族群众实行了“坚壁清野”，所以当红军的大队人马经过时，粮草成为大问题。这给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红军的北上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后来回忆说：一当走进草地，情况就完全变了。天空像用锅底黑刷过的一般，没有太阳；眼前是一望无边的茫茫草原，看不见一棵树木，更没有一间房屋。如果一不留心，踏破了草皮，就会陷入如胶如漆的烂泥里，只要一陷进去，任你有天大的本事，也别想一个人拔出腿来。我因为性子急，走进草地不远就碰上了这种倒霉的事儿，幸好被主席那宽大有力的手一拉，才摆脱了危险。一上来，主席就对大家打趣地说：“别看他外表像个泥人，那泥里包着的可是钢铁！”几天来，他不仅把担架和马让给伤病员乘坐，而且每天在行军八九十里途中，还要坚持工作。一路上，他不是和指挥员、战士们谈心，了解部队的思想情况，就是向伤病员询问病情，鼓舞医务工作的同志想尽一切办法，加强医疗护理工作。并且一旦了解到伤病员因缺粮而造成的危难，主席就立刻指示副官处，利用中途休息的时间，杀掉几匹马，把马肉分送给各连队的伤病员。而他自己，每天和战士们一样吃着青稞野菜汤，不要一点马肉。

经过七天六夜的艰苦跋涉，被形容为“小鸟也飞不过”的险恶草地，终于被毛泽东率领的红军所征服。

15　为战士打雨伞

1935年5月，中央红军渡过乌江，顺利通过彝族聚居区，因为军情紧急，需要连夜向大渡河疾进。为了在大渡河架浮桥，中央军委作出指示，要求每个人必须随身携带两根毛竹。

毛泽东却主动要求扛了4根毛竹，比普通战士还多扛了两根。在行军的路上，当看到背负过重的战士和年龄大的炊事员行走比较困难时，又主动帮助他们背枪、背粮食。警卫战士们看到毛泽东背的东西太多，都于心不忍，纷纷要求毛泽东分两根毛竹给他们。毛泽东却坚决不同意，对战士们说：“执行命令，大家都有份，我有多少力气就使多少力气。你们背的东西也不轻嘛！”

当部队翻越一座大山时，狂风大作，又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道路变得泥泞难行起来。即便是不带行李行军，顶风冒雨已属不易，何况大家身上都背着行李和毛竹。毛泽东以身作则，身先士卒，他冒着风雨在泥泞的道路上奋力前行。战士们看到自己的领袖也与大家一起同甘共苦，情绪十分高涨。在毛泽东的鼓励下，战士们还开展了“强帮弱，大帮小，走不动的扶着走，让每个战友都安全到达大渡河”的活动。尽管是雨夜行军，十分危险，但是在毛泽东的带领下没有一个战士掉队。

就这样，战士们很快翻越了这座大山，进入山下的大森林。森林里古木参天，枝繁叶茂，尽管下着雨，树叶把一部分雨水挡在了外面。战士们很高兴地说：“这可省得我们打伞了！”■大渡河上的泸定铁索桥。（资料照片）

夜幕很快降临了。在茂密的森林中行军，加之又下着雨，没有干燥的柴火可以点火照明取暖，也没有老乡可以带路，部队很可能会迷失方向。毛泽东决定就在森林中宿营，等待天亮之后再继续行军。

毛泽东也与战士们一起放下背着的毛竹和行李，坐在大树下休息。警卫战士们为了让毛泽东能好好休息，商量着要分头去找可以歇脚的房子。毛泽东拦住他们说：“那还不是无的放矢！你们想想，这三十多里地路上都没有看到房子，在大森林里怎么可能有人家？”说完，他撑开了随身携带的一把破雨伞，招呼警卫战士们说：“来！我们也学战士们那样，围在这棵大树下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儿。”

警卫战士们全部都走过来围着毛泽东蹲下，他们是想用身体帮助毛泽东遮挡风雨，让他好好休息一下。雨还在下个不停，连夜行军，战士们都太累了，很快就相互依偎着睡着了，有的人还打起了呼噜。

一阵风刮过，警卫员吴吉清打了一个寒颤，惊醒了。一睁开眼，令他没想到的是，毛泽东正打着雨伞为战士们遮风避雨。他高举着伞，一会儿为这个战士遮一会，一会又为那个战士遮一会，不顾自己被雨水淋湿了的衣服。吴吉清看到这里，非常感动，低声对毛泽东说：“主席，这伞我来撑吧！我们年轻体壮，您怎么照顾起我们来了！”说完，他从毛泽东手中接过雨伞，撑在毛泽东的头上。

其他警卫战士也陆续醒来，看到这幅场景，都觉得很不好意思。有的说：“主席，您怎么倒照顾起我们来了，给我们打伞呢？”有的说：“主席您这样不注意自己的身体，我们有意见。”

毛主席笑着说：“好！我接受大家的意见。这也是互相帮助嘛，你们不是把我围在中间，为我挡风吗？大家抓紧时间休息吧，天亮了还要继续行军呢。”毛泽东和战士们一起围在树下继续休息。

毛泽东对普通战士始终像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无比关心，他平易近人的作风和对战士们的关怀也深深地印在他们的脑海里。警卫战士吴吉清后来在自己所写的《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一书中说道：“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和光辉形象，以及对我的亲切关怀和谆谆教导，鼓舞着我，使我永生不能忘怀。”

16　不搞吃红辣椒的特殊化

作为湖南人，毛泽东十分喜欢吃红辣椒，特别是家乡的辣椒。在江西瑞金的时候，为了使毛泽东吃到辣椒，贺子珍曾为他四处寻找。有一次，因为吃辣椒的事情，毛泽东还向贺子珍发了一次大火。当时正值盛夏，贺子珍好不容易找来辣椒，为毛泽东炒了一大碗。毛泽东一连吃了好几顿都舍不得全吃完。贺子珍端起碗一闻，发现辣椒已经有些变味了，于是便把剩下的都倒掉了。中午吃饭时，毛泽东到处都找不到辣椒，贺子珍告诉他已经倒掉了。毛泽东一听，立即火冒三丈，气得把饭盆都扔了。贺子珍十分委屈，生气地跑了出去，到晚上才回家。后来毛泽东知道是错怪了贺子珍后，便对她说：“你知道我喜欢吃辣椒，扔掉了怪可惜的。变味了，煮一下还可以吃呀！”由此可见，离了辣椒，毛泽东到了食不甘味的地步。

毛泽东还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不吃辣椒不革命，吃辣椒是革命派。即便是这样嗜辣如命的毛泽东，也能够在非常时刻舍弃自己的饮食爱好，绝对不会因此而不讲原则，搞特殊化。

1930年5月，毛泽东到江西寻乌搞调查研究。他白天开会、批文件、下乡找老乡聊天，晚上还要写文章，但是当地生活条件不好，每顿都是清水煮青菜，毛泽东吃的和普通战士都是一样的。由于缺少油水，过了一些日子，毛泽东瘦了不少。身边的警卫战士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十分着急。一天，警卫员吴吉清从炊事员那里打听到毛泽东十分喜欢吃辣椒，如果有辣椒的话，能够多吃些饭。于是四处奔波，挨家挨户地查找，终于在一户老乡家窗前发现了晒得红通通的干辣椒，这正是毛泽东喜欢吃的焙干的红辣椒。吴吉清大喜过望，使劲敲门，等老乡一出来，他就开门见山地说：“我们首长爱吃辣椒，不知你的辣椒能不能给我一点？”老乡听完之后，非常爽快地摘了一串鲜红的辣椒送给了吴吉清。吴吉清兴冲冲地跑回去，和炊事员一起炒了一盘香喷喷的辣椒。■长征后到达陕北的毛泽东和贺子珍。（资料照片）

吃饭的时间到了，吴吉清特意多加了一些饭，端上菜，乐呵呵地给毛泽东送过去。毛泽东正在聚精会神地批改文件，看到端上来的饭菜里多了一盘红辣椒，就问道：“这辣椒是哪里弄来的？”吴吉清得意地回答：“向老表要的。”毛泽东一听，站起来背着手来回走了几步，对他说：“参军后，连长给你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了没有？”吴吉清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直愣愣地回答说：“没有。”看到这幅情景，毛泽东和蔼地对吴吉清说：“吴吉清同志，这件事不能怪你，主要是我们对新战士宣传党的政策不够，教育还跟不上。一会儿告诉你们连长，叫司务长从我的伙食费里把辣椒钱给老乡送过去，还要给人家道歉。”后来吴吉清按照毛泽东的吩咐都一一照办了。■毛泽东和红军战士在长征途中吃过的部分野菜标本。（资料照片）

1935年长征途上，毛泽东带领红军过草地时，粮食缺乏，辣椒更是个宝。在分配食物时，身边的警卫员设法为酷爱吃辣子的毛泽东多领了20个红辣椒，毛泽东得知后，严令其如数退回。警卫员不以为然，毛泽东严肃指出：“我们是红军，作为领袖怎么能搞特殊？”警卫员没法，只好照办，将多领的辣椒如数退了回去。

毛泽东的清廉品格，在吃辣椒不搞特殊化这样的小事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对我们今天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仍然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

17　腊羊架子和马肉的故事

1935年6月2日，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红军主力全部渡过大渡河，之后进入了藏族聚居区。由于国民党的虚假宣传，很多藏族同胞都躲了起来。红军部队找不到粮食和食盐，几乎处于断粮的状态。■今日大渡河北岸安顺场渡口。（资料照片）

毛泽东和战士们一样，吃同样的伙食——青稞面或者麦粒混合着野菜熬成的汤。警卫战士看在眼里，难过在心里，总想变着法给毛泽东多找一点好吃的。

一天，警卫员吴吉清又端着这样的“饭菜”给毛泽东吃，脸上露出了为难的表情。毛泽东看出了吴吉清的心思，笑呵呵地对他说：“现在全军都在吃青稞混野菜，我们也要吃。你没听说盘古的时候，神农氏为了给人治病，尝过百草吗？我们今天为了北上抗日，也得吃点苦。吃苦是光荣的事，没有今天的苦，就没有明天的胜利。当然，这种苦只有我们才能吃得下去，因为我们深信革命一定能够成功。”

毛泽东这种以苦为乐的态度极大地感染了身边的战士们。他当时身体状况并不好，还在犯痢疾，幸亏发现得早，得到及时治疗，但身体还非常虚弱，需要更多的营养。战士们都想为他找一点有营养的东西补补身体。■1962年，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长征时的警卫员吴吉清。（资料照片）

一天，部队到了梭磨这个藏族小镇，住在一个喇嘛庙里。第二天，战士们在庙里四处翻找吃的，警卫员王七九找到了一副腊羊架子，他兴高采烈地对其他战士说：“找到好吃的了，给主席改善伙食吧！”其他战士也非常高兴，七嘴八舌议论怎么处理腊羊架子。毛泽东在另一间屋子听到动静，也走了过来。他问道：“你们在争论什么，这样热闹啊？”

王七九把找到腊羊架子的事情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听完后有些不悦，说：“原来是你违犯了群众纪律，在什么地方拿的，还送到什么地方去！”

王七九听了毛泽东的话，赶紧把腊羊架子放了回去。毛泽东对在场的战士们说：“我说过多少遍了，要你们遵守纪律。我知道，你们是想给我搞点好菜吃，可是在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万不可以这样做，特别是群众不在家的时候……”

当王七九送完腊羊架子回来，毛泽东又特意对他说：“王七九同志，以后再不要这样做，好吗？”王七九点点头，含着眼泪说：“我听主席的话！”

进入草地之后，毛泽东发现伤病员缺粮，立刻指示在中途休息的时候杀了几匹马，把马肉分给伤病员们吃，但他自己却坚持吃青稞混野菜汤，不要一点马肉。

副官处的同志非常担心毛泽东的身体，趁着他和医生谈话时，检查了警卫战士的粮袋子，发现里面只有很少的青稞麦，于是坚持要给毛泽东留下两指宽的一条马肉。警卫战士瞒着毛泽东悄悄收下了。

到了宿营地之后，做饭时，战士们拿出马肉，准备混在野葱和野菜中煮汤吃。毛泽东看到后，责备说：“你们又打埋伏了！”他知道警卫战士们的良苦用心，也没有过多地责备。但又吩咐道：“马肉不能全吃尽，要给戴天福同志留下一些。”

戴天福是警卫班中年龄最小的战士，在过大渡河时得了疟疾，后来又坚持着爬雪山、过草地，病情更加严重。毛泽东一直非常关心他。战士们安慰毛泽东说戴天福是病号，肯定能分到马肉，又劝说毛泽东把马肉吃了。但是毛泽东坚持说：“还是留下一些好，万一他分不到马肉，不就可以补救啦！”

正在这时，奉命照顾戴天福的卫生员钟福昌和担架员扛着空担架回来了。钟福昌向毛泽东汇报了戴天福已经牺牲的消息，并把用纸包好的一条两指宽的马肉交给毛泽东说：“戴天福同志临死的时候，让我把这块马肉一定要交给毛主席！他说，他没有什么牵挂的，只盼望革命成功，请您多保重身体。还让我转告吴吉清、黄亚堂、王七九以及警卫班的其他同志好好照顾您。”

毛泽东听了这番话，久久没有说出话来。半晌，他沉痛地对大家说：“成千上万的烈士，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地牺牲了。他们视死如归，任何艰难险阻都阻挡不住他们前进。这种精神一定会感动全国人民，感动世界人民，来支持我们的正义事业。而这种正义事业是必定要胜利的。”

说罢，他摘下帽子，战士们也都摘下帽子，为戴天福默哀。

18　依法处决黄克功

1937年10月，在延安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事件。

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因逼婚不成，在延河边枪杀了女方——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

黄克功十几岁就加入了红军，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屡建战功，是革命的功臣。被害者刘茜不到20岁，是七七事变后投奔到延安的爱国女青年。到延安后，她先在黄克功任队长的抗大六队学习，后来进了陕北公学。当时延安的女青年中流传着一句话：找对象要走“长征路线”，意思是，找男友或爱人，要找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刘茜也以这句话为准则，选中了黄克功。他们的恋爱关系很快确定了下来，并公开化了。两人相处久了，刘茜发现他们在生活情趣、习惯、爱好等方面相差甚远，于是向黄克功提出解除恋爱关系。

在一个月明星稀之夜，黄克功将刘茜约到两人过去经常约会的延河边，作最后的“谈判”。“谈判”失败后，黄克功竟拔枪威逼。逼婚未遂，他恼羞成怒，完全失去了理智，开枪把刘茜杀害了。

这起骇人听闻的事件发生后，人们议论纷纷。国民党也借此大做文章，说什么“延安出了桃色事件”，“红军因奸不成枪杀女学生”等等。

这件事很快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被激怒了，他拍案而起。还在陕甘宁边区成立时，毛泽东就打了预防针，多次指示，要把陕甘宁边区建成为抗日的及政治民主的模范区域，特别是强调要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发扬干部无私忘我和廉洁勤政的工作作风。黄克功杀人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告诉边区公安机关，对这一事件的制造者一定要严惩。■1937年，毛泽东在延安。（吴印咸摄）

在延安，当时围绕如何处理这一事件，也有许多议论。有的认为黄克功身为革命军人和共产党员，强迫未到婚龄的少女与自己结婚已属违法，在达不到目的时还下此毒手，是罪不可赦。但也有不少人替黄克功说情，认为黄克功对中国革命有功，现在杀人是违背了党和红军的宗旨，但是可以让他戴罪立功。

毛泽东对一位替黄克功求情的老部下严肃地说：“杀人偿命，古来有之。我们是人民政府，一定要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管是谁，不管他有多大权力，有多高职务、地位和功劳，只要他触犯了法律，没有任何理由和借口为他开脱，必须依法惩处。黄克功少年就加入了红军，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立下赫赫战功，这些都不假，但不能成为他可以随便杀人的理由，也不能成为赦免他的罪恶的理由。不要再替黄克功说情，不要影响边区执法部门对这一案件的正常判决。”

第二天，毛泽东立即指示边区政府要认真处理这一恶性事件，并亲自到抗大，与学校领导研究对这一事件的处理意见。毛泽东神色严肃地对参加会议的同志说：“我们的抗日救亡运动正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兴起，不少青年学生向往延安。我们正处在从全国各地吸引爱国青年学生到延安来学习，培养民族解放人才的时期，黄克功的所作所为，起了极大的破坏作用，一定要审判处决，严肃法纪。”

陕甘宁边区政府组成了以法院负责人雷经天为审判长的合议庭来审理此案。经审判后，依法判处黄克功死刑，立即执行。

黄克功听了这一审判后，立即向中央军委写了申诉信，要求看在他为党奋斗多年、出生入死的功劳上，予以从轻发落；并要求戴罪上战场，杀敌立功，在战场上牺牲。

毛泽东看了申诉信后，给雷经天亲笔写了一封信，并要他在对黄克功执行死刑前向群众宣读。原信是这样的：雷经天同志：你的及黄克功的信均收阅。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的自己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请你在公审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并宣布我这封信。对刘茜同志之家属，应给以安慰与抚恤。

10月11日，公审大会在庄严的气氛中举行。黄克功向法庭陈述了他的简历，坦白交待了他的犯罪经过。他没有为自己辩护，只是说“她破坏婚约是污辱革命军人”。

审判长问：“你有什么请求？”

黄克功说：“如果被判处死刑，希望给我一挺机关枪，由执法队督阵，死在与敌人的冲杀中。”

雷经天当众宣读了毛泽东的信。听完信，黄克功悔恨交加地低下了头，认罪伏法。

三个月后，在抗大的一次宴会上，毛泽东谈起此事，说：“这叫否定之否定。黄克功一粒子弹，否定了刘茜，违反了政策，破坏了群众影响；我们的一粒子弹，又否定了黄克功，坚持了政策，挽回了群众影响，而且使得群众更加拥护我们了。”

黄克功被开除出党并依法处决后，不仅在抗大，也在延安，而且在西安、太原等广大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也产生了强烈的反响。群众异口同声称赞：共产党、八路军不委罪于人，不枉法，公正无私，纪律严明，真是了不起。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先生曾这样评价：“它为将来的新中国建立了一个好的法律榜样。”■毛泽东关于处决黄克功问题致雷经天的信。（资料照片）

19　吃小米，爬大山，这就是革命

1937年1月，党中央迁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也一同迁来。

毛泽东十分重视这所大学。1937年3月5日，他亲笔题词，规定了抗大的教育方针：“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他还题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成为抗大的校风。

毛泽东工作十分紧张，但他还是经常到抗大去上课。每当抗大来的青年学生够上一二百人时，毛泽东总是要亲自去出席开学典礼。进步青年从国统区来到延安，早就做了吃苦受累的准备，因此不在乎抗大的学习条件艰苦，只是他们十分想听毛泽东讲授的课程，能够说上话就更荣幸了。

1937年夏，抗大第二期学员毕业，其中部分学员要到前线去。毛泽东来到他们中间作了很多指示。第三期学员也在，他们到校才十几天，是第一次见到毛泽东，非常兴奋。毛泽东热情地跟他们交谈：“你们来延安，很好，我们欢迎你们。”

大家鼓掌。毛泽东扬起手，指了指四周，笑着说：“你们别瞧不起延安城！这个清凉山，知道么，宋朝杨六郎还曾经在这里‘坚持抗战’呢！”

会场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了。■毛泽东题写的抗大教育方针和校风。（资料照片）“你们会不会吃小米呀？”毛泽东问起了学员。“会！”“会不会打草鞋？”“会！”

毛泽东很满意，笑着说：“好！能吃小米，会打草鞋，会爬山，才能算抗大的学生。”他略略提高声音，接着说：“你们是来革命的，要学习马列主义。要懂得，吃小米，爬大山，这就是革命，这就是马列主义！”

第三期学员没有辜负毛泽东的希望，他们学习不错。

毛泽东对抗大学员十分爱护，同时也要求很严格。

1938年春，有的青年刚来延安，吃不了苦，生活一段时间后，思想问题也反映出来了，甚至发牢骚讲怪话。学校领导把学员的思想动态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他决定召集一次全校师生大会，亲自做思想工作。

毛泽东这天讲了十多个思想问题。■1939年，毛泽东在抗大成立三周年纪念大会上讲话。（资料照片）

有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是“爬山主义”。

那时，抗大很重视爬山运动，出早操时常有爬山科目。有些学员身体弱，爬山常掉队，觉得脸上无光，想请假，又怕别人笑他们思想落后，心里不高兴，便发牢骚：“我们来延安，为的是学习马列主义，懂得怎么样闹革命，你们为什么老搞爬山主义呢？可不可以把马列主义增加点，把爬山主义减少点？”

毛泽东从作战的需要讲起。他说：“我军在华北的作战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山地是我们的依托，指战员都应该成为爬山的能手，做到动作迅速、敏捷。你们知道侵占华北的日军情况吗？他们穿着大皮鞋，爬山相当快，就是平时练出来的。我们的动作慢了就会吃亏。经常练习爬山，可以增强体质，提高战斗力，这是打仗的需要，不能看作是无关紧要的小事。”

毛泽东接下来结合红军长征的历史谈这个问题：“红军长征时，依靠爬山速度快，打了很多胜仗，甩掉了前堵后追的数十万敌人，胜利到达陕北。爬山是我军的拿手好戏，今天仍然应该重视，可不能把老传统丢了。至于身体弱的同学，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开始时掉队，不算丢面子。慢慢来，追上来，需要一段艰苦锻炼的过程。山还是要爬，不要说成是什么主义。”

另一个典型的问题是“劳动大学”。

当时延安的物质条件很差，生活十分艰苦。抗大的学生入校，并没有预备的房子住，要靠自己打窑洞，才有宿舍。口粮也是小米饭、山药蛋，每人每天五分钱菜金，包括吃的油、盐、菜，以及烧的柴、炭。粮食没有麻袋装，公家也没有运输工具，全靠学员自己将床单、毯子，甚至自己的长裤扎成米袋，去很远的地方背。这样一来，公差勤务很多，星期天、课余时间也难得休息，有的学员便说：“什么军政大学，干脆叫劳动大学，更加名副其实。”

毛泽东没有直接批评“劳动大学”这句话本身，而是批评了学员说这句话所要宣泄的那种情绪。他从劳动创造了人类、劳动创造了世界上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些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理论讲起，引申到抗日战争条件下的陕甘宁边区的实际情况上来。他说：“抗大不断扩大，学员数量成倍增加，学校要办，又经费缺乏，我们有什么办法呢，只有一个法宝，叫做‘艰苦奋斗’。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开赴前线作战，打了很多胜仗，开辟了广大的抗日根据地，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原来的红军战士，大都当了指挥员，后方机关、学校的马夫、伙夫、勤务兵、号兵一到前方都提为干部。抗大的学生数千人，编了几十个队，每个队已配备了一些必要的勤杂人员，不够用也不能再多配。你们吃的、穿的、住的、烧的、用的东西很多，大量的服务性工作由谁承担呢？可不可以调一些战斗部队回延安，代替抗大的学生担负这些日常的劳动？如果那样做，是增加抗战的力量呢，还是减少抗战力量？办抗大是为了抗战，减少抗战力量的事情，咱们能办不能办？”

其他的思想问题，比如“与工农兵结合”等，毛泽东也一一作了生动的论述。

毛泽东讲课并不强迫学员接受他的观点，而是说情况、摆道理，叫大家出主意、想办法，考虑如何解决。如果谁有不明白或怀疑的地方，可以将问题写在便条上，由值日员汇集起来，交给毛泽东，他随问随答。学员们听他的课，消化得特别快，遇有思想问题很快也就想通了。

1939年7月，抗大总校教职员工分批离开延安，挺进敌后办校。毛泽东最后一次在延安抗大总校讲话，要求大家务必坚持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抗战到底。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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