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连洁
出版社：河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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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与知识分子试读：
导论 知识分子问题的由来
一、知识分子概念的基本界定
知识分子应该属于一种社会范畴，知识分子的地位在中外历史上始终沉浮曲折，变化多端。然而，人类社会的每一点进步都是以知识的获得为前提的。作为知识代表的知识分子，其历史作用始终无法替代和抹杀，他们是社会思想、意识形态、价值取向、精神信仰的建构者和阐释者，在整个人类文明的演进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对其社会作用、社会价值的研究和评价关乎社会进步，特别对于向现代化转型的中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那么，到底谁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一般性概念又是怎样的呢？
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纷繁复杂，古今中外、各种流派、不同角度给出各自的定义和解释。
其实，知识分子概念是一个历史语境的概念，它的产生、发展和变化同具体的历史时代和社会背景相关连，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词源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一般认为，知识分子的概念最早出现在19世纪的俄国，它是由俄国作家彼得·博博雷金于19世纪60年代首先提出的。不过，有观点认为，最早提出知识分子概念的并非彼得·博博雷金，而是著名的俄[1]国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时间也不是19世纪60年代，而是1846年，当时的知识分子指有修养、举止风雅属于上流社会的，接受西方教育，具有西方知识背景的人。他们对当时落后的俄国的专制制度极为不满，对现行的秩序有着强烈的疏离感、背叛意识和批判精神。“这样一批与主流社会有疏离感、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特别是道德批判意识的[2]群体，当时被称为知识分子。”
另一个词源学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概念来源于法国。学术界公认的看法是法语中的“知识分子”一词——intellectual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概念的源头之一。1898年在法国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中首次使用，在这一事件中，法国作家左拉以一篇《我控诉》宣告现代知识分子的诞生。在知识分子的集体请愿中，他们不是仅仅为德雷福斯个人的清白而抗议，而是为捍卫社会整体的真理和正义而战斗。因此知识分子就指那些受过教育、具有批判意识和社会良知、用理性审视一切的人。
在现代汉语中，按照《辞海》的解释，知识分子是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如科技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教师、医生等。《哲学大辞典》的释义为：由脑力劳动者构成的社会阶层，包括工程技术人员、医生、教师、科学工作者、演员、律师、文艺工作者等等。
在实际生活中，知识分子本身以及其他社会阶层总是习惯于将知识分子看成是知识的载体、道德的化身、人格的典范、社会的精华。[1]参见：《经济与社会发展》第1卷第1期，2003年1月，王增进《关于“知识分子”词源的若干问题》。[2]参见：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第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
（二）西方语境下的知识分子
起源于西方的知识分子概念，在西方世界中亦有诸多的涵义。我们在此列举有代表性的一些观点，以示全貌。
1.葛兰西：传统与有机的知识分子。巴勒斯坦裔美国学者萨义德在其《知识分子论》中对知识分子概念的不同意义和代表作了区分和表述。他认为，20世纪关于知识分子的最具有代表性的表述首先来自葛兰西。葛兰西是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者、行动派、新闻从业人员、杰出的政治哲学家。他将知识分子划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传统的知识分子（traditional intellectuals），例如老师、教士、行政官员，这类人代代从事相同的工作；第二类是有机的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在葛兰西看来，这类人与阶级或企业直接相关，而这些阶级和企业运用知识分子来组织利益，赢得更多的权利，获取更多的控制。葛兰西对有机的知识分子有如下的说法：“资本主义的企业主在创造自己的同时，也创造出了工业技术人员、政治经济专家、新[1]文化的组织者、新法律系统的组织者等等。”
传统的知识分子相对于有机知识分子而言是独立的、自治的，超越于一切社会利益和集团之上的，代表着社会一般的普遍的真理和正义。有机的知识分子则是与一定的社会体制或利益集团存在着某些有机的联系。
然而在葛兰西看来，这两种类型是彼此相关联的。这同葛兰西界定知识分子概念的方法有关。葛兰西认为，不应根据知识分子本身的性质（如受过教育、具有知识、从事脑力劳动等）而应根据其社会职能来划分知识分子。他认为，工人与知识分子的差异不在于劳动性质的不同，因为任何人类劳动都不可能不包括“智力干预”，“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之间的差别，仅在于知识分子职业范畴直接的社会作用方面”。那么，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社会职能是什么呢？葛兰西认为，它包括社会领导和政治管理的任务，具体地说，就是联系各个不同的社会集团，特别是联系最重要的社会集团，组织、领导和管理上层建筑。然而，在葛兰西看来，知识分子阶层的形成虽然和某些社会集团有关，但不是“直接的关系”，知识分子阶层“在各种程度上是全社会‘中介’的结构，是上层建筑的综合，知识分子也就是上层建筑的‘活动家’”。这使得知识分子阶层就不属于某个或某几个社会集团，而属于整个社会。因而它应是相对于其他社会集团的独立阶层。同时，他特别强调，知识分子“必须从劳动活动形式上的实践，推进到科学的实践以及历史的人道主义世界观，没有这种世界观，就[2]仅仅是一个‘专家’，而不是一个‘领导者’”。
2.曼海姆：“自由漂浮”的知识分子。曼海姆在他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提出了知识分子是“自由漂浮的阶层”的理论。在他看来，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某一个社会集团可以比其他社会集团更深刻地认识历史和现实，从总体上把握真理。但他并不认为这种认识必然和阶级利益相联系，因为历史过程本身具有局限性，这种局限性限制了对立观点冲突的纠正，因而需要从把握整个历史进程的角度对各种不同的观点进行综合，而这个任务只有一个不从属于特殊利益集团的社会阶层——知识分子阶层，才能承担。
曼海姆认为，现代社会广泛的民主化进程使得知识分子能够从受国家机构的庇护及对它的依赖中解放出来，形成一个“自由漂浮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的共同特点不在利益，而在他们所受的教育。教育使本来属于不同阶层的他们超越了本阶级的利益，从而超越了本阶级的局限，成为不附属于任何阶级的利益或意识形态的漂流群体。这个群体所处的“边际性的社会地位”使它能够以一种怀疑的态度对待现代社会的政治和文化问题，通过“批判的对话”参与实践。因而，曼海姆认为，“这些不属于任何集团的知识分子是典型的起倡导作用的哲学家、理论家；他们可以为他们可能碰巧参加的政治事业寻求理论支持，但他们自己的社会地位又使他们不受任何事业的约束。不过[3]他们对一切政治和社会思潮都具有一种极其敏感的意识。”曼海姆更为强调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独特作用，特别是把对现实社会政治的怀疑和批判看成是知识分子的重要社会社会职能。在某种意义上，曼海姆所说的知识分子具有社会道德、良心和正义的监护人的意义。
3.齐格蒙·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鲍曼教授在他的《立法者与阐释者》一书中指出，西方的知识分子正经历着从现代的“立法人”到后现代的“解释人”的转变。“立法人”是指在现代条件下，国家权力与知识分子结合，知识分子的角色是创立权威知识和言论，仲裁纷争，对真假、美丑、善恶等问题具有最高发言权。正如国会议员们为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立法一样，知识分子则为国家的舆论、精神或思想“立法”。他们这种裁定舆论或意见是非的“立法”权威则来源于他们比非知识分子更能接近和掌握正确或客观知识。所谓“解释人”是指在后现代条件下，国家权力与知识分子分离，知识分子面对多元并存的生活方式、真理体系和价值体系，失去了以往真善美的代言人和意见纷争仲裁人的作用和自信，转而采取在各种不同的价值标准、知识系统和文化传统中寻求对话和沟通的策略。“立法人”退居为“阐释者”。
之所以会有这种变化，是因为“立法者”是与现代性相关联的，现代性的理性原则使得社会可以遵循正确的程序，获得正确的知识，而正确的知识导致有效的控制。知识分子自启蒙时代以来的理性建构同国家权力不谋而合，文化的征伐配合了政治的统一和国家权力的扩张和巩固，反过来加强了知识人的地位和作用，他们成为“立法者”。而当代西方社会“后现代主义”的出现导致后现代世界观的产生，即认为世界是各种秩序模式的同时共存。每一种模式都有存在的根基和合法性的根据，每一种模式都无权声称自己比他者高人一等。一切都是相对的，知识和价值也不例外。于是，对以往“一元论”的真理必然产生了怀疑。同时，国家权力与知识分子开始分离，权力机构和控制技术越来越依赖于专家而不是传统上作为“立法人”的知识分子了。而且，“工具理性”原则繁衍出来的市场原则，使得市场成为最高的“立法人”而非理性。在此情况下，知识分子作出了策略调整，放弃了万能的理性之剑，转而尊重多元、相对、个性，寻求同多种生活方式、意义体系或价值标准进行对话、沟通、理解和解释。正如鲍曼所言：“去同人们交谈，而不要同他们作战；去理解他们，而不要[4]把他们作异类打发或消灭……要么对话，要么灭亡。”
4.古德纳：文化资产阶级。美国社会学家古德纳在1979年出版了《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一书，他将知识分子归结在一个新阶级的名下，他们拥有共同的文化资本，分享共同的文化背景，也拥有同样的生产关系，并认为这个阶级正在成为社会中新的统治者。新阶级是专业化公共教育体系发展的结果，其自主性的基础就是教育体系所传播的专业知识或文化资本，新阶级的公共意识形态之一就是专业主义。通过这种意识形态，新阶级声明自己在技术上和道德上颠覆了旧阶级的权威。古德纳把新阶级定义为“文化资产阶级”。“新阶级的特权和权力，是以其个人对特殊文化、语言、技术以及从这些因素派生出的技能的控制为基础的……它私下占有了历史和集体创造的文化资本的优势。”新阶级区别于旧阶级的地方在于，新阶级“也是一个语言共同体，他们使用一种特殊的语言变体，一种精心设计的语言变体。他们的语言变体是以一种特殊文化倾向为特征的：这是一种审慎的、批判的话语文化”。批判的话语文化以评判为中心，是新[5]阶级的又一重要的意识形态。
5.福柯：从普遍到特殊的知识分子。福柯把知识分子社会功能的历史演进描述为一个从普遍到特殊的过程。所谓普遍的知识分子自认为是真理、正义等普遍价值的代言人、携带者，是全人类的意识与良心，也就是说，成为所有人的意识，代表所有的人在说话。普遍的知识分子一向以民众的代表自居，“向那些尚未看到真理的人以无法说出真理的人的名义道出了真理：意识和雄辩”。“普遍知识分子来自名人——法学家，并在作家身上得到最充分的体现，因为作家掌握着所有人都能从中认识自己的意义和价值。”福柯认为，知识分子普遍性的追求是虚妄的。在后现代境遇中，人们已经不再要求知识分子充当代他人发言的角色了。知识分子并不通过什么普遍的、范例性的形式发挥作用，而是在特定的领域（如医院、实验室、大学、家庭）发挥作用。在这里，他们遇到的是特殊的问题而非普遍的问题。这就是福柯的特殊的知识分子。福柯进一步认为，“知识分子的工作不是要改变他人的政治意愿，而是要通过自己专业领域的分析，一直不停地对设定为不言自明的公理提出疑问，动摇人们的心理习惯、他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拆解熟悉的和被认可的事物，重新审查规则和制度，在此基础上重新问题化（以此来实现他的知识分子使命），并参与政治意愿的形成（以完成他作为一个公民的角色）。”也就是说，与普遍的知识分子不同，特殊知识分子是在特定领域做批评性的工作，即审查性的工作，在批评、审查工作过程中，尽可能地悬置我们在检验和评估时提到的那些价值。福柯相信：一个知识分子，一个“职业的”知识分子，更容易在一些特定的领域中找到他所从事的活[6]动，以及他所寻找的现实。
6.雅各比、萨义德：公共知识分子。1987年，美国哲学家雅各比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中，最早提出了“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在他看来，以前的知识分子通常具有公共性，他们是为有教养的读者写作的。然而，在美国，20世纪20年代出生的一代，却成为了最后的知识分子。大学普及的时代来临之后，公共知识分子被科学专家、大学教授所替代，后者仅仅为专业读者写作，随着公共知识分子[7]的消亡，公共文化和公共生活因此也衰落了。
在此之后，法国哲学家利奥塔、布迪厄以及萨义德等进一步论述了这一概念，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应当立足专业，放眼天下，用自己的言行和创作参与社会生活，并呼吁富有社会责任感，勇于充当社会领导性作用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出现。
萨义德在他的《知识分子论》中引用班达的观点，他（班达）认为，知识分子是一小群才智出众、道德高超的哲学家——国王，他们构成人类的良心。他（班达）说，真正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活动本质上不是追求实用的目的，而是在艺术、科学或形而上学的思索中寻求乐趣，简言之，就是乐于寻求拥有非物质方面的利益，因此以某种方式说：‘我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语出《新约·约翰福音》第18[8]章36节）。萨义德认为，现实的考验使班达意识到，他的以上观点可能是一种“玄奥的题材”（萨义德语），真正的知识分子在受到形而上的热情以及正义、真理的超然无私的原则感召时，叱责腐败、保卫弱者、反抗不完美的或压迫的权威，这才是他们的本色。萨义德进一步分析说：“班达的作品基本上很保守，但在他战斗的修辞深处却能找到这种知识分子的形象：特立独行的人，能向权势说真话的人，耿直、雄辩、极为勇敢及愤怒的个人，对他而言，不管世间权势如何[9]庞大、壮观，都是可以批评、直截了当责难的。”萨义德明确表述自己的观点：“在我看来知识分子的主要职责就是从这些压力中寻求相对的独立。因而我把知识分子刻画成流亡者和边缘人，业余者，对[10]权势说真话的人。”
以上所列举虽然对西方语境下知识分子概念不能涵盖，但其主要的观点和脉络对把握知识分子的一般规范和历史演进提供了帮助，也有助于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理解。[1]参见：葛兰西：《狱中札记》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71，第4页。[2]参见：葛兰西，《狱中札记》，第421-422页，第424页，第423页；徐均尧，《知识分子和现代社会从葛兰西到新左派的思考》，选自《读书》光盘，1979-1998，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3]参见：曼海姆：《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论》，英文版，第126-127页。[4]参见：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第143页；王宁：《知识分子：从立法者到解释者》，选自《读书》光盘，1979-1998，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5]参见：艾尔文·古德纳：《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第23页，第32-33页。[6]参见：福柯：《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第205页，第443页，第441-442页，第147页。[7]参见：雅各比：《最后的知识分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8]参见：班达：《知识分子之背叛》，1928，New York：Norton，1969，第43页。[9]参见：萨义德：《知识分子论》，2002，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15页。[10]参见：萨义德：《知识分子论》，2002，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6页。
（三）国内学者对知识分子概念的界定
近年来，国内学者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趋于热化，原因在于，一方面，中国知识分子多年来起伏跌宕的命运，值得回味与反思的东西太多；另一方面，在现实条件下，知识分子又遇到了新的问题，同样，值得思考与研究的东西很多；重要的是，具备了研究这一问题的客观环境和条件。
国内学者的研究无论是从思想史的角度还是从社会学层面的分析，事实上都基于西方学者的观点。余英时先生（余先生作为华人学者，暂列此处）在研究中国知识分子起源过程中指出：“今天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知识分子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另一方面则努力推动这些价值的充分实现。这里所用的‘知识分子’一词在西方是具有特殊涵义的，并不是泛指一切有‘知识’的人。这种特殊涵义的‘知识分子’首先也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他可以是教师、新闻工作者、律师、艺术家、文学家、工程师、科学家或任何其他行业的脑力劳动者。但是如果他的全部兴趣始终限于职业范围之内，那么他仍然没有具备‘知识分子’的充足条件。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所以有人指出，‘知识分子’事实上具有一种宗教承当的精神。”余英时先生认为，“熟悉中国文化史的人不难看出：西方学人所刻画的‘知识分子’的[1]基本性格竟和中国的‘士’极为相似。”
许纪霖先生在余英时先生研究基础上，进一步认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定义实际上包含了必须具备的双重属性——超越性与介入性，即知识分子必须与整个社会保持一定的隔离状态，社会分工中应有一块只属于其本人的独立营地，但又必须关切和参与整个社会的公共事务，能够在超越个人功利的宏观立场上制定并支配舆论，成为社会良心。因此，他认为，“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也就是指那些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一群文化人。这是知识分子词源学上的原意。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与一般的技术专家、技术官僚[2]以及职业性学者是很不相同的。”
萧功秦先生也从思想史的角度研究知识分子问题。他认为，知识分子并不是脑力劳动者的同义语，而是指知识社会学意义上的那些可以称为人类价值的守护者的人们。有时人们也把这种“人类价值的守护者”称为人文知识分子，或“纯知识分子”，以区别于受过高等教育、仅仅以知识技能作为谋生手段的人们。萧功秦先生认为，这种纯知识分子有三个基本特点：第一，由于他有较多的知识，所以他比一般人更能敏锐地发现社会面临的困境与矛盾，并力求运用他的知识，对他所发现的问题与矛盾在学理层面上做出独立的判断与解释，并向世人提出他所认为合理的解决与选择。第二，知识分子具有学理上的抽象概括能力。知识分子所拥有的学理与知识资源，使他能在更为理性的层次上，对他所发现的文化与社会问题，做出整体性的概括性的解释。第三，知识分子更具有一种道德激情，更具体地说，知识分子具有一种超越感，他总是追求一种更为完满的社会理想，这种理想在现实生活中也许并不能实现，但他总是以这种他所认定的理想境界为尺度，来衡量自己所处的社会现实。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往往有一种终极关怀，有一种基于所理解的美好的目标的追求，而采取的道德立
[3]场。
陶东风在论述社会转型与知识分子问题时，界定了他的知识分子概念。他认为，如果将脑力劳动中那些从事实际的应用与操作的部分纳入到知识分子的范围内太过宽泛，知识分子应该主要是脑力劳动者中从事创造性劳动的那部分人，即活动于思想观念领域的探索者与创造者。这一特点决定了知识分子在社会功能上与其他社会阶层的区别。活动于观念层面的人，一般地说，有长于思考及批判的特点。因为，与实际工作者相比，他们较少接触社会的实际，这使得他们思维有较大的超越性，有较强烈的理想主义情怀；他们常常超出专业范围，思考人类社会的普遍问题，对于社会现实持批判态度。这个特点还导致知识分子较之其他社会阶层具有激进倾向。这种激进倾向一方面使他们成为社会现实的批判者，社会变革、社会发展的急先锋；但同时，也使得他们易于产生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冲动，只忠实于自己的理想与[4]信念而不考虑社会的现实条件。
郑也夫先生从社会学角度为知识分子命名。他说：“我们的理论定义是：知识分子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在其社会生活中，在其工作、交往和表达时，比其社会中多数成员更频繁地使用符号象征体系和‘一般性’的概念、范畴，即运用一种特殊的‘语言’。这种符号象征体系可以是文字，可以是计算机语言，也可以是自然科学中的‘公式语言’（如数学语言、物理学语言等等）。”“与上述理论定义相应的操作定义是：现今的知识分子是受过高等教育（大学、大专）以及具[5]有同等学力的人。”
以上，我们对西方学者以及国内学者的部分观点做了简要的介绍，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的观点，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下进行阐述的，而且他们都有各自独特的视角与定义方法。但无论方法如何、定义域大小，或角度如何不同，至少有两点，我们认为是共同的。首先，知识分子无疑是与知识相关联的。无论是知识的产生、发展或传播，都与知识分子相关，他们是知识的承载者。其次，与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相关联，从事人类的精神的生产和创造活动，他们是精神产品的创造者。正是这两个方面，构成知识分子最基本的特征，也是我们关于知识分子概念的要义。与此同时，我们特别需要强调的是，知识分子的概念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历史条件、不同的社会环境下其内涵是不尽相同的，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知识分子的概念和内涵还会发生变化。知识分子概念的相对性提醒我们在探讨知识分子问题时，要考虑到不同地域、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的差异，考虑到知识分子概念的时代特征，这也是本书立论的基本点之一。[1]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自序第2-3页。[2]参见：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第4页。[3]参见：萧功秦：《知识分子与观念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第126-129页。[4]参见：陶东风：《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上海三联书店，1999，导论第3页。[5]参见：郑也夫：《知识分子研究》，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第3-4页。
二、关于社会转型
（一）社会转型的一般性特征
社会转型（social transformation）是西方社会学借用“转型”（transformation）这一生物学概念来描述社会结构具有进化意义的转换和性变。台湾学者直接将“social transformation”译为“社会转型”，并指出：发展就是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一种社会转型与成长过程。
我国学术界对社会转型概念的界说分门别类，角度各异。主要有两种分类方法的界定基本上概括了社会转型的涵义。
首先，对社会转型有来自不同学科角度的界定。
从社会学层面对社会转型所作的描述性概括，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社会转型是包括任何一场质的意义上的社会整体性发展，即包括经济增长的人民生活、科技教育、社会保险、医疗保健、社会秩序等方面的社会全面发展，其中经济结构的转型是社会发展的本质内容；（2）社会转型还是“一种特殊的结构性变动”，既意味着经济结构的转换，也包括社会系统内部各个层面的变化，是一种全面的结构性过渡；（3）社会转型“是一个数量关系的分析概念”，需要通过积累过程、资源配置过程、人口变化及分配过程等方面的一系列相关变量的变动趋势得以说明。
从哲学层面对社会转型的概括包含着三种内涵：（1）社会转型是包括器物层面、制度规范层面、思想文化层面等各个社会领域的全方位变革。社会转型的基础是经济领域的转型。社会转型的核心是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变革与重建。（2）社会转型是社会发展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社会转型是社会基本矛盾演化的必然结果，体现着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时，社会发展规律是社会主体即人的活动规律，一切社会规律的运行和实现都离不开主体的活动，而主体的活动是有目的、有意识的。因而，社会转型是社会主体追求自己目的的结果。人类的文明程度越高，社会主体的主观能动作用对社会转型的影响也就越大。（3）社会转型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人的生存和发展状况的转变和社会结构关系的性变是社会转型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二者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因此，可以把社会转型定义为：“社会转型乃是代表着历史发展趋势的实践主体自觉推进社会变革的历史创造性活动。当社会生产力提出质向发展的新要求时，历史的实践主体按照确认的‘发展逻辑’，对原形社会的结构、体制进行全面、系统的自觉转变，以求实现社会演化的创新。”
其次，从范围上，对社会转型的界定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分。
广义的社会转型是以人类社会整体发展的序列尺度来定义，以社会生产力自身变革作系统分析。迄今为止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已经经历了两次重大的革命，即从原始社会末期到距今5000-6000年发生的农业革命；产生于18世纪初的近代工业革命；正在经历的第三次革命是信息革命。农业革命以手工生产为基础，工业革命以大机器生产为基础，信息革命以自动化生产为基础。与生产力这一历史发展相联系，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也经历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以及当代新技术革命所预示的新的未来文明（即信息文明）。生产力每经历一个历史形态，就必然伴随着一个文明的转型。即人类从获取“天然产品”的野蛮时代向手工业生产的农业文明转型，近代以来从农业文明向大机器生产的工业文明转型，以及现在西方发达社会初露端倪的从工业文明向自动化生产的所谓“后工业文明”（或称信息文明）的转型。
狭义的社会转型主要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在此期间，中国社会已经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从封闭型的社会转变为开放型的社会。
（二）本书对社会转型的界定
根据以上定义方法给出的关于社会转型的基本涵义，结合下面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论述，本书所讨论的社会转型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
1.非市场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
这里的非市场经济是指市场经济发生以前的社会经济形式。广义的非市场经济应该包括自然经济和产品经济形式。狭义的非市场经济特指我国实行了几十年的计划产品经济（我们往往称之为计划经济）。
如果按照资源配置的方式来分析，现代社会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计划配置方式，另一种是市场配置方式。计划配置方式是运用行政命令、指标分解、调拨等手段配置资源。市场配置方式是按照市场上的供求变动引起的价格变动引导资源的流向。资源配置以计划为主，这种经济被称为计划经济，这种体制就称为计划经济体制；资源配置以市场为主，这种经济被称为市场经济，这种体制就称为市场经济体制。
由非市场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意味着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根本改变。其核心特征是：在经济领域实现了向工业化、自动化、商品化的发展；在政治领域实现了从伦理社会向民主化、法制化的法理社会的转变；在社会生活领域正在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的转化、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转化、从同质单一性社会向异质多样性社会转化；在文化领域则实现了向世俗化、理性化的转变。
2.非知识经济时代向知识经济时代的转型
按照广义的社会转型的定义，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到未来的知识社会一共经历了三次大的社会转型：第一次社会转型是由原始社会向农业社会的变迁；第二次社会转型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第三次社会转型是由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转型。知识经济正是知识社会的基本特征。知识经济这一概念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DECD）于1996年率先提出，并将其明确定义为以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以科学技术为主的知识的生产、分配、使用（消费）为最重要因素的经济。知识经济致力于通过智力资源开发富有的自然资源来创造新财富，逐步代替工业经济依为命脉的、已经短缺的自然资源。因此，在知识经济中对智力资源——人才和知识的占有就比工业经济中对稀缺自然资源——土地和石油的占有更为重要。知识经济的主要特征表明知识经济相对于工业经济的优越性和必然性。因此，以知识经济为基本特征的知识经济社会必然成为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知识经济社会的到来表明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
了解了知识经济的内涵，对非知识经济的概念就比较容易理解了。这里非知识经济主要指以工业化、商品化为基本特征的工业经济或市场经济。如果说中国由非市场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是政治主体向经济主体的转变的话，那么，由非知识经济时代向知识经济时代的转型则意味着经济主体向知识主体的转变，意味着人对自然的依赖转向人对自身的更多的依赖。正如马克思所预示的扬弃了市场经济的、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理想目标的更高历史阶段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1]由个性”阶段。
3.与市场经济体制和知识经济时代相适应的社会、政治、法律的转型
如上所言，社会转型是以经济转型为基础的社会整体性的发展，包括各个层面和社会各领域的全方位变革。
以市场经济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结构、政治、法律体系。社会结构的转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的转化；（2）由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程度导致的同质社会向异质社会的转化；（3）以传统权威为基础的家长制向以法理权威为基础的科层制的社会管理方式的转化。政治、法律的转型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主要表现在：（1）由“人治”到法治的转变。法治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公正统治形式，体现的是市场经济的公平利益原则，法律的权威性又体现了对这种原则的神圣不可侵犯。（2）由专制走向民主的民主政治建设突出了政治转型的内容。民主政治体现的是商品交换所奉行的自由、平等原则和利益主体的分化、多元化，这必然要求政治生活的公开化、公正化、公平化，在健全民主和法制的前提下，切实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保障人民行使政治权利，即人民大众对政治的“参与”和“投入”。
知识经济时代是继市场经济社会之后更高级的社会发展阶段，其社会结构以及政治、法律形式的转型因而会具有更加丰富和更深程度的变化。比如，在政治领域，公民的自由化程度将不断增加，政治问题将跨越国界而逐步转向国际化甚至全球化。在社会领域，因追求知识必将导致一个学习型社会的来临，学习的社会化、终身化将得到普及。社会结构在不断分化的同时，彼此的联系与互动会进一步强化，一个真正网络化的社会将会诞生。
以上关于社会转型的基本概念和特征的论述是本书阐述知识分子问题的前提和基本条件，然而中国社会的转型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社会的一般样式，有其自身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这些特征将在下面的论述过程中涉及。[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4页。
（三）知识分子问题的由来
古今中外的历史表明，知识分子与政治之间始终有着不解之缘，知识分子问题也主要是同政治之间的关系问题。
在西方，古希腊的哲学家可以说是西方知识分子的原型，知识分子问题最初表现为政治与哲学的关系问题，柏拉图的理想是知识分子与政治合一的“哲学王”；后来表现为宗教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宗教最初作为知识分子反抗政治的方式，最后变成控制政治的方式，获得了权势；文艺复兴以来，知识分子成为旧政治体制的批判者和新政治体制的倡导者，发挥了相对独立的作用。
在中国，知识分子既是政治的附庸，又是政治的威胁。政治统治者所面临的知识分子问题是：如何使知识分子能够为巩固政权服务，如何防止心怀不满的知识分子对皇权的威胁。知识分子所面临的知识分子问题是：如何使自己的意见得到皇帝的赏识，如何能够成为统治机构中的一员，如何能够率直地发表见解，而又不遭到统治者的迫害。
因此，在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问题就归结为：知识分子能否在政治上取得优势地位。这一问题包含两个方面：其一，知识分子能否作为一个特权阶层存在；其二，知识分子如何在政治上作为特权阶层存在。传统知识问题隐涵着三个社会前提：1.社会等级化；2.对知识的掌握是一种特权；3.社会的等级以政治地位来界定，政治在社会各领域间具有统合和优势地位。
然而，随着社会的转型，传统知识分子问题所赖以存在的三个社会前提被消解。
1.由非市场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使得国家与社会分离，并且相互制约，这意味着政治在社会各领域间不再具有绝对的统合与优势地位。这对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所产生的影响，就是知识分子相对于政治生活的世俗化。这是从对上的社会地位而言。
2.由非知识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型，进一步消解了以知识作为社会等级划界的传统基础。这对知识分子生存状态所产生的影响就是知识分子的专业分化，不再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阶层来存在。这是从对下的社会地位而言。
3.随着与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相伴随的社会、政治、法律的转型，整个社会等级化的合法性被消解，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使得在法律、政治和社会地位上，平等成为基本的原则。
由于传统知识分子问题所赖以存在的社会前提被逐步消解，所以知识分子问题也必然随之发生转化。在市场经济体制、知识经济时代和社会政治法律的平等原则之下，知识分子问题转变为知识人才问题，即如何使各个领域中的知识人才更好地发挥作用。它也包含两个方面：其一，如何在社会各个领域加快知识的普及与更新；其二，如何使掌握更多知识的人在社会各个领域更好地发挥作用。这种知识分子问题存在的社会前提，就是上述所分析的三个方面，即：1.社会的非等级化；2.对知识的掌握不再是一种特权；3.社会各领域的分离，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制约。
由此，本书的基本逻辑是：通过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变化，来推论知识分子问题的变化。而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变化，又是当代社会转型的直接后果。所以，本书的基本线索是：社会转型导致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改变，而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改变使得知识分子的问题发生了改变。因此，用传统知识分子问题的框架来讨论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知识分子问题，这会误导关于知识分子（知识人才）的公共政策的制定。
第一章 市场经济体制下知识分子的世俗化
众所周知，目前中国正在经历由非市场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在市场经济建构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在各个方面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其中最主要的是市场化过程中社会世俗化的必然出现，作为社会实践主体——人的特殊群体——知识分子（之所以特殊，是因为，知识分子被视为是知识、思想、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的建构者、阐释者、传播者，一般而言，其知识、思想与价值观念在社会的各个层次中处于领先和引导的地位），首当其冲面临着考验，可以说，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的过程也是知识分子世俗化的过程。
那么，要了解知识分子世俗化的原因，首先应当回到前市场经济阶段去看看知识分子的生存方式。
一、非市场经济条件下知识分子的价值实现方式和评价方式
如果将中国传统的士人阶层算作知识分子的话，那么，我们将前市场经济时代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划分为三个阶段来考察。
（一）古代士人的安身立命方式
士人作为古代知识分子的专称，位居四民之首（士农工商）。“士志于道”表明知识分子的主要任务是基本精神价值的建立和维护，道是世界的普遍原则，是人类的精神理想。因而其知识类型基本上属于人文知识。而中国古代的伦理规范和理想信念又是以儒家的伦理哲学为根本内容的，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礼义心性之学，位居知识系统的核心。统治阶级以礼仪治理天下，社会的各个阶层也以礼仪规范人际关系及日常生活。因此，儒家的伦理哲学又成为古代政治权力的合法化依据。这使得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力处于极其密切的关系之中，其话语甚至直接可以作为政治权力的话语，一方面为政权提供合法化的依据，同时也在社会各个层面发挥其规范的作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既是知识分子个人修养的最高理想，也可以成为管理社会的基本信条。中国社会是以农业为本的小农经济，小农社会的特点就是伦理本位和泛道德主义，这使得在中国百姓中重义轻利、安贫乐道的价值观念有相当的市场，老百姓对于政治、文化非常重视，对知识分子十分尊重，而且将读书而官视为人生理想，从而改变命运，上升到社会的中心地位。
而科举制的延续，为知识分子由士而仕提供了保证。由隋唐开始的科举制度是古代选官的唯一方法，这里姑且不论其历史、现实意义，但就其对知识分子而言，它也成为知识分子以政治为目的的理想实现的唯一途径。古代的士人在社会上没有物质生活的根基，缺乏社会立足点，亦无自由活动的天地，其唯一的出路就是政治。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方式就是与权力的过于紧密和对政治的过分依附，甚至是同构。而这样的依附与同构是以知识分子自身独立性的丧失为代价的。
（二）近现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改写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也使得传统中国的礼义心性之学在面对西方工业文明的扩张面前不堪一击。面对日益危机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救亡图存的积极回应。
以林则徐、魏源等为代表的文人士大夫在深刻了解清王朝腐败、没落的同时，睁开眼睛看世界，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治国方略，他们的思想也成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洋务派借助“师夷”的理论，主张走中西结合之路，通过学习西方的军事、机械工业，用以强国、富国，客观上启动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然而，无论是徐、魏，还是洋务派的官僚型知识分子，他们都是在传统文化基本价值之内被迫接受西方文化的，徐、魏等人的主张未在根本上怀疑中国传统人文知识——儒家道德伦理的神圣价值与本体地位；洋务派是将维护王道作为其接受西学的宗旨，在无损于圣教的前提下引进西学以兴国，其目的仍然是为了捍卫儒学的正统地位。然而，在整个封建国家机器的固步自封和保守派的抵制下，这种封建体制加洋枪洋炮的理想终于破灭。
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中华民族面临更加严重的危机。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知识分子组织倡导了全方位向西方学习的救亡图存运动——戊戌维新运动。清政府先后颁布了一系列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的法令。在政治上，提出了“兴民权”、“开议院”、“君民共主”等思想，要求变封建专制制度为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在经济上，主张“以商立国”，强烈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在文化教育方面，废八股，提倡西学，建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学说和自然科学等等。同洋务时期相比较，虽然他们从批判传统文化观念入手将学习西方由器物层面推进到制度层面，但实质上，所有关于西学的宣传和吸纳都是借助传统文化的根基来进行的。不仅如此，他们对西方政治制度的理解仍然未能超越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表明其政治思想并没有与封建主义划清界限。
值得一提的是科举制度的废除。伴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脚步，庙堂拆毁、道统士微，一元化的强权话语体制受到挑战，沿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走到了尽头。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由士而仕、进居社会政治中心和权力中心的道路被封堵，传统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及其价值取向遭遇了空前的危机，士大夫的旧传统完全丧失了生命力，不足以再成为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根基。科举的废除，导致新式学堂的不断发展，为现代意义上知识分子队伍的壮大创造了条件。“君主立宪”失败后，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民主共和”的政体，然而，这仍然是昙花一现。这迫使中国的知识分子进行更深层次的文化思考，终于认识到，器物层面和制度层面都不是事物的根本，最重要的是精神文化层面的问题，只有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伦理道德，才能从根本上挽救中国。于是，激进的知识分子们从深入批判旧礼教、旧思想、旧文化出发，明确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文化救国、意识形态救国成为知识分子的共识。
林毓生在他的《中国意识的危机》中指出：“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同二十世纪初的第二代知识分子之间，尽管存在着许多差异，但这两代知识分子中大多数人专心致志的却是一个有共同特点的课题，那就是要振兴腐败没落的中国，只能从彻底改变中国人的世界观和完全重建中国人的思想意识着手。如果没有能适应现代化的新的世界观和新的思想意识，以前所实行的全部改革终将徒[1]劳无益，无济于事。”这恰恰概括了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特点，即，现代化的冲击所带来的中国文化与知识分子的认同危机。这种认同危机直接起源于中国传统文化所遭受的西方异质文化的强烈冲击。如上所述，儒家的伦理及政治哲学一直是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基石，也是中国知识分子与大众共同的认同基础，它为中国的专制统治提供合法化的基础，也为知识分子提供了安身立命的途径和精神文化的寄托，它使几千年中国的农业文明创造了辉煌的历史，它是中国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民族情结。而这套文明在近代面对西方现代性的挑战时却不堪一击。中国文化不但没有发展出与西方现代性相似的或可以抗衡的文化价值系统或文明形态，而且不能成功地回应西方现代性的挑战。这使得中国的文化建构和知识分子自身处于矛盾和悖论之中，此间激进与保守的冲突，如文化保守主义（或约文化民族主义）和全盘西化的激进的反传统的民族虚无主义为代表的完全相反的思想冲突都是此种矛盾和悖论的反映。“五四”后新文化阵营开始分化，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分道扬镳，而十月革命的胜利使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这使得处于彷徨、苦闷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看到了希望。共产主义不仅是一种理想信念，而且也是实践理论。它既与民族情感不发生冲突，又提供了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现成的答案，这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克服了认同危机和由此带来的内心紧张。（三）改革开放前30年知识分子的命运
在阐述解放后近30年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及其价值评价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回头从另一个角度重新回顾知识分子在近现代历史上的作用。
自新文化运动始，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危机的关键时刻以民主科学的旗帜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开启了中国近代以来规模最为宏大、内容最为深刻的思想解放和思想启蒙运动，如果说之前的知识分子是在意识形态、思想观念层面解决中国问题的话，那么，五四运动始，不仅在意识形态和思想领域，而且在实践层面积极投入，知识分子为中国新的国家和政治权威的重建立下汗马功劳。
这是因为，五四时代反映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作为高度一体化的整体的传统社会的全面解体。统治阶级解体表现在政治制度上是军阀割据，表现在意识形态上就是“五四”那种“打倒孔家店”的精神。在当时的中国，政治控制社会的力量降到了最低点，相反，社会自发力量极度扩张，这给作为民间社会重要成分的知识分子的兴起和发展创造了条件。然而，也正是从这个最低点开始，新的政治权威开始重新建立和组织，政治控制社会的力量和范围也就越来越大。在当时现实情况的压力下，知识分子面临三种趋向和选择：政治化、军事化、农村化。这里特别重要的是那些选择了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并按照列宁主义的政党模式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他们和中国最下层的农民阶级建立了血肉联系，从而把几千年在政治领域无足轻重的阶级纳入到政治领域中来，并使之成为一种重要的力量。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变化，它完全改变了政治运动和政治参与的格式，并且最终导致国民党的失败和共产党的成功。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时，对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知识分子在中国民主革命运动中是“首先觉悟的成分”，起着“先锋和桥梁的作用”，“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可能成功的”。他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两支军队，一支是手里拿枪的军队，一支是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2]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
然而，为民主革命和新中国国家权威建立作出特殊贡献的知识分子，在解放后的命运却曲折多变，遭受了很大的挫折。
回顾这一时期党和中央政府在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和方法上，首先有许多值得肯定的经验。建国初期，党和政府按照“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对知识分子实行了思想改造运动，在生活和工作上采取“统包”、“留用”政策，为知识分子尽快适应新中国的需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50年代中期提高地位，重新定位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60年代，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等等。然而，从1957年下半年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在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开始出现偏差。在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上采取双重标准，一方面，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从经济地位上看，知识分子是“不剥削人而又受人剥削的脑力劳动者”；另一方面，从世界观角度看待知识分子，认为他们由于家庭和所受教育的剥削阶级性质，应该归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范畴。从“劳动者”和“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意味着从“改造者”到“被改造者”的身份和地位的变化。于是，从1957年起，意识形态的斗争被夸大并逐步升级。在反右斗争扩大化过程中，知识分子成为重灾区，被划定的552877名“右派分子”中，知识分子占57%。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毛泽东同志对知识分子缺乏充分的理解和应有的信任，毛泽东及党中央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越来越严重的错误，最终成为引[3]发“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薄一波在谈到建国后知识分子政策为什么会出现反复时说：“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总是对知识分子感到不放心，甚至认为书读得越多越蠢，知识分子最无知。在‘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被斥为‘臭老九’。知识的贬值，知识分子的地位[4]的低下，可谓到了极点……”
中国知识分子历史悲剧的发生固然有许多原因，亦可以从多种角度进行剖析。这里，仅从我国国家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来做分析。
前面我们曾分析过，近代以来，伴随着政治的解体，社会同时走向解体。此后的近100年来，“中国一直缺乏能定型社会基本制度框架的社会力量，社会制度缺乏内在的稳定根据。最终结果是以整合危[5]机表现出来的总体性危机的形成和动荡不安的社会生活现实”。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建立了一个作为对总体性危机的反应的总体性社会。总体性社会是指社会分化程度低、分化速度缓慢、具有较强同质性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国家对经济以及各种社会资源实行全面的垄断，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三个中心高度重叠，国家政权对社会实行全面控制。总体性社会的三个基本构成要素是：第一，国家对大部分社会资源直接垄断。这里的资源不仅指生产资料，也包括如城市中的住房等生活资料、日常生活用品的供应，以及就业等机会资源。也就是说，国家不仅成为生产资料的垄断者，而且也是生活资料的发放者、权利和威望的配置者。第二，社会政治结构的横向分化程度很低，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意识形态中心高度重叠。意识形态是总体性的，政治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经济与其他政治生活是高度政治化的。第三，从纵向角度看，消灭了统治阶级，过去的‘国家—民间精英—民众’的三层结构变为‘国家—民众’的二层结构。在这种[6]结构中，精英的位置不再存在，国家直接面对民众。”在这样的同质性社会或曰总体性社会中，作为知识分子必然也会有相应的三种结果：第一，整个国家和社会资源的高度集中，使得每一个组织或群体除从国家获得所需资源外，没有任何获取资源的渠道。这就使得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不可避免的高度依赖国家，不可能有任何意义上的相对独立性，也就不可能有相对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意志。郑也夫在他的《知识分子研究》一书中，将当时老一代知识分子划分为六派：第一派是“失败的反对派”，代表人物有梁漱溟、马寅初、胡风、邓拓等右派，他们基本上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但，非死，即命运多戾，其结果没有脱离“失败”二字。第二派，消极的不合作者，陈寅恪、熊十力是代表，抱定自己的怀疑态度，躲进象牙塔。第三派，从积极的批判转变为放弃了思考。第四派，是从希望到失望，代表人物是老舍和巴金。第五派，政治上的蒙昧人。第六派，是机会主义者们。这六派知识分子无论哪一派，都是在这种体制前提下的必然表现，知识分子应有的作用和意义荡然无存。第二，社会的政治中心、意识形态中心、经济中心的重合为一，使得社会生活成为高度政治化的。这种“全能政治”使得政治权威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领域，政治权力深入到每一个角落，就会产生诸多的弊端，一方面，限制个人创造力的发展，限制社会群体在社会中应有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这种社会结构本身的不合理，缺乏应有的监督保障机制，没有相应的政治制度的制度化和法律化，所以没有及时降低和缩小政治控制社会的力量和范围，没有退离应该退离的领域，使得自由、民主、人权慢慢变成了追求眼前政治目的手段而不是长远的目的，使得政治权威恶性膨胀，于是有了“反右”、“大跃进”、“文革”的悲剧。第三，知识分子应该属于社会精英集团的一分子，而“国家—民间精英—民众”结构的改变，使得精英集团的位置失去了，知识分子应有的的社会地位和社会意义不再了，作为社会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建构者和阐释者的功能消失了。甚至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也基本上被政治领导甚至政治领袖所垄断，知识分子当然就变得无足轻重了。然而，政治领袖个人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如“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恰恰造成了十年灾难，给社会带来巨大的、无可挽回的损失。这也恰恰从反面强化了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和作用。
这样的国家社会结构必然使不合理的因素得以强化，使矛盾进一步激化，从而发生质变，导致新的更加合理的社会结构的出现。
由此，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前市场经济条件下知识分子的价值实现及其价值评价方式无论是在古代、近代还是现代，基本上是在政治的框架内进行的。对统治阶级而言，知识分子不过是政治目的实现的手段和工具，且始终是一种政治的威胁，因为，知识分子的价值同样是以政治的方式得以实现并以政治的方式得以确认。对知识分子而言，始终没有独立、自主、自由的身份、地位、话语方式，脱离了对政治的依附，就失去了赖以生活的社会资源而无法生存，因而其作用及价值的实现仍然要以政治的需要为准则，兴衰荣辱任由政治需要来决定。[1]参见：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2]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61页、第559页、第641页，第3卷，第847页。[3]参见：朱文显：《知识分子问题：从马克思到邓小平》，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第582页[4]参见：朱文显：《知识分子问题：从马克思到邓小平》，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第583页[5]参见：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第29页。[6]参见：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第31页。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知识分子的价值实现方式和评价方式
随着“文革”的结束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社会开始了由非市场经济时代向市场经济时代的转型。实行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代之以市场经济体制。而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转型，其重要的标志之一就是世俗化。世俗化不仅带来了诸如商业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消费主义等新的文化价值与生活方式以及大众文化的出现，而且使社会变革主体——人，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知识分子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地位和境遇，他们在市场化过程中，遭遇了全新的生存方式的体验，如果说非市场经济条件下，知识分子的价值实现及其评价是以政治的方式得以确认的话，那么，市场经济条件下，知识分子的作用则是以经济的方式体现并得到确认，再以服务经济的方式来体现和确认。知识分子从政治或准宗教的“神坛”走下，开始了其世俗化的过程。
（一）关于世俗化
世俗化（secularization），来源于西方学者的研究。世俗是与宗教相对应的，世俗化指的是“从社会的道德生活中排除宗教信仰、礼仪和共同感的过程”。在世俗化的社会里，日常生活与世俗社会制度都与宗教或准宗教的神圣价值与神圣礼仪相脱钩，其合法性来自世俗的意识形态与法律规范，而不是宗教伦理。即所谓的政教分离。在世俗社会中，“尽管宗教信仰继续赋予基本的社会价值以一种精神意[1]义，但社会道德问题都是公开地在世俗意识形态内详加讨论的。”可见，在西方，世俗化的核心是消解神圣化，宗教与世俗政治及人的日常生活脱钩。其中，作为宗教偶像崇拜之对立物的科学理性精神发挥了极大的作用。由于世俗化为世俗生活提供了新的合法化的依据，因此，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不再与一种神圣的精神价值相关联，人们不再到生活之外去寻找生活的合法化依据。社会活动的规范也脱离了宗教的源头，由法律取而代之；世俗政治与意识形态问题由大众参与讨论的而不是由教会垄断的。这样一来，宗教就不再是公共生活的普遍性的规范，而变成了个体的精神信仰。这是西方文化现代性的核心之一。
中国的世俗化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社会背景下的世俗化意义。这是因为中国从来都不是一个典型的宗教国家，所以，世俗化在中国必然有中国自身的特点。也就是说，它所消解的不是制度性宗教神权，而是准宗教性的、集政治权威与道德权威于一身的专制王权以及教条化的国家意识形态。尽管如此，中国社会的世俗化依然在许多方面与西方社会的世俗化是相似的。比如：健全世俗化的法律制度，肯定人的日常生活诉求，使世俗的经济、文化和政治从准宗教化的意识形态教条中解脱出来等等。这样一来，在世俗化的过程中，必然会凸显出大众对于日常生活幸福本身的强烈欲求，凸显出文化活动消解神圣化以后的多元化、商品化和消费化的趋势，以及相应的文化的消遣娱乐功能的强化，文化与艺术成为对人的世俗欲望的肯定。
中国的世俗化过程开始于80年代，到90年代，特别是1992年以后迅速加快，成为社会转型的伴生物，这种转型是全方位的，不限于技术或物质的领域，也不是计划到市场的单一经济层面的改革，而是涉及社会结构的各个方面，它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中国古代专制的王权统治、解放后30年的教条意识形态和个人迷信都是与现代化的文化诉求格格不入的。金耀基先生在他的《从传统到现代》一书中解释“世俗化”时认为：“传统的社会在基本上是一‘圣化’的社会，所谓圣化的社会，是指社会的行为是受宗教的启示、传统的教条、习俗的成规以及先知、真人的‘典则’所控制的。”“这里所谓的‘圣化’其实已经不是限于严格的宗教含义，比较适合于分析中国的问题。在一个‘圣化’的社会中，社会制度的合法化机制与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都带上了准宗教的特点，缺乏这种神圣资源（如‘天道’、‘圣人之道’）的生活被认为是邪恶的、大逆不道的或至少是无意义的；而世俗化则使得人的存在，人的日常生活与这种‘圣化’的精神资源之间的关系被解构或者被极大地削弱，人们不再需要寻求一种超越的神圣精神资源为其日常生活诉求（包括与物质生活相关的各种欲望、[2]享受、消遣、娱乐等等）进行‘辩护’。”从这个意义上看，世俗化的过程是人的解放的过程。
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世俗化问题的阐述，正是基于以上的意义而进行的。也就是说，中国知识分子的世俗化是从摆脱准宗教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开始的，他们以往的生存方式和价值实现是依附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因此，他们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或阶层，从未有过独立的身份和人格，价值的体现也是以政治为依据的。中国社会转型的实现是以经济为中心的社会生活方式的全面转轨，社会生活的中心不再是政治领域的阶级斗争而代之以经济建设和满足人民大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求。这样一来，依赖于政治而生存的知识分子不仅失去了原有的非独立的、但却是中心的地位，而且面临新的生存方式的选择。在新的社会框架内，知识分子以与经济和市场直接和间接的关系方式获得了独立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他们失去了准宗教的“神圣”的中心位置，却获得了世俗的独立的社会地位，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世俗化的全部意义。
然而，中国知识分子世俗化的过程却相当复杂，对世俗化的评价亦存在多种歧义，包括知识分子自身也是在与市场化、世俗化的对抗与结合中自觉与不自觉地实现的。[1]参见：亚当·库珀：《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第680页。[2]参见：陶东风，《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上海三联书店，1999，p179。
（二）初入市场的困惑——知识分子的边缘化
中国知识分子世俗化的过程开始于知识分子的边缘化，或者说知识分子的边缘化是其世俗化过程的标志。
学术界关于知识分子边缘化的提法和论说主要指市场经济浪潮在国内兴起后，人文知识分子面对随之而来的大众文化的兴起、精英文化的式微，其生存地位、话语权利不再居于中心的位置而走向边缘，与知识分子地位和价值相关联的是人文精神、道德理想和社会良知的缺失和弱化。然而，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不仅仅局限于人文知识分子，边缘化的涵义也是多种意义的。
回顾知识分子边缘化的历程，其实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知识分子整体边缘化的阶段。这一阶段开始于80年代的改革开放。以“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对外开放”等符号为标志的思想解放运动，实际上是经济体制向市场转型的思想准备阶段。
这一时期的初始阶段是知识分子春天的来临。“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等定位，对他们的社会作用、社会地位、社会角色及其阶级属性作出了重新评价，这也是针对知识分子整体而言的。
重获青春的知识分子对改革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支持。他们首先充当了思想解放的急先锋，关于真理标准、关于人道主义、关于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等讨论为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和随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起到了积极的思想启蒙作用。一时间，他们似乎回到了政治权力的中心，并成为大众所瞩目的对象，其社会影响和社会效果的确不同凡响。此间知识分子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社会关怀，对政治、社会、文化的批判凸显出知识分子的社会价值，他们似乎又一次回到了五四时期。
如果仔细分析知识分子支持改革的原因，就不难发现，逐渐与体制疏远开来的知识分子希望在现代化的旗帜下重建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利和话语方式；加之知识分子自身对西方社会熟知的背景，使他们坚信只有改革开放才是中国唯一的出路。这个阶段知识分子对改革的支持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怀和理想，然而，他们对改革可能对自身利益造成的影响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和清醒的判断。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的转型从思想意识形态层面进入到实践的层面。计划经济体制下造成的物质财富的极度匮乏，使得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增长变得十分迫切。于是，最先与市场结合的群体是当时处在社会边缘层的体力劳动者群体，更准确地说是非国营经济的农村，主要是乡镇企业，成为社会财富增长的源泉。而这一阶段的经济增长模式主要是通过开发当地的资源，即“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方式或将一亿农民转化为工人，对资本和劳动的投入成为乡镇企业致富的主要因素，而对知识和技术的需求成为次要的因素。这样一来，体力劳动者由于与市场的结合，使他们首先从市场上获得明显的利益。而处于社会核心层的知识、技术和管理层由于远离市场，而难以获得利益，于是出现了分配中的“脑体倒挂”现象。知识分子忽然发现自己为之呼吁奔走的市场改革，却反过来使得自身更加贫困，市场化的成果落到了他人的头上，自己反倒成为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遭受利益损失的群体。知识分子整体从政治思想文化中心地位（因而也是经济中心地位）一下子变成了经济地位低[1]下的边缘群体。
及至90年代，中国经济驶入快车道，整个社会加速市场化、世俗化。知识分子的边缘化进入第二个阶段，即人文知识分子的边缘化更加突出。
由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进入到实质性的阶段。市场已侵蚀到社会的核心群体中，产业结构也开始发生了变化，原来单纯依赖资本和劳力实现经济增长的方式无法适应新的市场需求，于是，知识和技术逐渐融入，市场开始向高档次产业发展，出现了知识技术层与市场结合的新局面。这时，体力劳动者层面由于无法和知识、技术、管理层相竞争，而处于明显的劣势，相反拥有相关知识和技术的知识分子却有了用武之地，他们在进入市场后，立即获得了利益。
首先进入市场的这些知识分子绝大多数为拥有实用科技知识的部分，相反，那些做基础研究，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却难以一下进入市场。在西方，市场经济发育比较完全的国家，这部分人的利益是通过国家的再分配给予补偿的。在我国由于市场经济的不完善，相应的制度不健全，这部分知识分子暂时还无法获得相应的补偿，这些难以进入市场的知识分子在经济利益上仍然处于边缘地位。
对于人文知识分子而言，经济地位的暂时落后，并非是最关键的。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入发展，知识分子逐渐意识到，政治与意识形态占据社会生活的中心甚至是全部的历史已经结束，经济上升为中心问题。这就意味着，一直生存在政治框架内，依附于政治而获得生存资源并以政治的方式实现自身价值的知识分子从此失去了生存的根据和理由。
本书在前面曾对非市场经济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及其价值实现方式作了分析。在传统中国社会中，中国文化以伦理为本位的特点决定了古代政治权利的合法化依据是儒家的伦理哲学而非物质经济，因此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礼义心性之学居于知识系统的核心，以此为本位的人文知识分子——古代士大夫就成为政治运作的实际掌握者和文化价值的维系者。与政治权利的同构，使之必然成为主流文化的中坚。近代以来知识分子曾经有过杰出表现，出现了新型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以对儒家意识形态的批判和颠覆为目标的文化批判者，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变成了“革命家”，[2]“是主流文化的颠覆者与占领者一身兼二任”。其结果是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那部分知识分子最终导致了新中国国家政权的建立。而解放后30年知识分子无法摆脱政治权利的“高度重视”——“被批判的是被重视的”，仍然居于中心的地位。改革开放后的解放和激情，使他们强化了仍然居于主流地位的信念。然而，这一次的转变是根本性的，以经济建设为主导的社会生活，使政治革命、思想观念的变革不再成为最根本的需要，甚至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采取“不争论”的态度，以防在人们的思想上产生歧异，从而干扰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此时的知识分子在社会意义上被彻底的边缘化了。他们没有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中心落入新的经济中心，而是一下子落入到一个真空的地带，失去了几千年来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又没能及时找到新的生存的根基，知识分子的集体“失语”及“人文精神危机”成为必然。
与此同时，市场化的变革直接导致了大众从生活方式到思想观念的急剧转型，整个社会文化的根基被撼动。蜂拥而起的大众文化冲击着精英文化并逐渐代替它而跃居主流文化的地位。以市场经济为原则的价值体系和生活理想代替了原有的革命的、理想主义的价值观。实用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等价值观甚嚣尘上。大众似乎更关心现实，更关心物质利益的满足，更需要娱乐消费和感官享乐，而对政治、理想、信仰、精神、灵魂等具有人文价值的超越现实的终极关怀失去了兴趣。文化市场的变化，又使社会各界反过来对知识分子的地位和社会作用的评价有了改变。以实用主义的眼光来看待知识分子时，具有实用的经济价值的科技知识分子获得大众的青睐，而人文知识分子顿时陷入萎靡和难堪的境地。然而，尴尬并没有结束。在同质社会解体的同时，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多元化，不仅传统与现代的观念冲突愈演愈烈，来自域外的西方后现代的观念对人文知识分子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他们认为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已经失去了他们存在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来自西方思想家的观点，如利奥塔的理论，认为，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赖以存在的根基是一套关于革命的神话和真理的神话的共同的元话语，它们在后现代多元的语境中，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靠意识形态进行整合的功能在当今的世俗社会中正在逐渐衰弱。知识分子“立法者”（鲍曼语）的身份也受到挑战，社会不再需要“立法者”，从这个意义上看，传统意义上作为“立法者”以构建元话语的知识分子真的没有存在的必要了。面对来自现代和后现代的观念的夹击，知识分子彻底失落了，他们从社会的文化话语中心又一次滑向了边缘。
被排挤出中心的边缘化退居，知识分子的表现和反应不尽相同。大致可以归结为四种类型：
第一种，自居边缘的一类。他们“远离经济、政治社会主流，甚至远离一切群体性规范，在审美性的自我感悟中把握人生价值意义”。[3]这些知识分子对自己所崇尚的人文主义与理念相当的执著，甚至怀有一种近乎审美的热情。理想与现实的不协调所产生的精神挫折感，使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难以找到精神上的平衡点，又不愿意与世俗“同流合污”，于是，只能回到自己内心的理念世界去保持纯洁。这主要是一小群避世的艺术家和思想家。
第二种，是“重返学术”的知识分子。这部分人文知识分子在极度失落的状态下，返身于象牙塔，远离经济、政治社会主流，不再专注于对社会、人生意义的追求，转而开始反思学术规范和学术史研究的价值体系，进行所谓“为学术而学术”的纯学术的专业化研究。
第三种，在文学创作界“民间”风潮和“新历史主义”文学流派的兴起。“民间”风潮是90年代以来出现在文学界的一种潮流或倾向，即把对社会现实的关注视角转移到广阔的民间生活，从中汲取精神的养分，并试图以民间生活视角为基点重新构筑人文学科价值体系和人文精神话语。“新历史主义”文学流派是文学界作家一度出现的集体性的创作视角的转向，即“把审美的视野由对纯艺术文本的形式[4]探索或生存现实转向了幽微而诡异的历史世界”。所谓“新历史”是对历史叙事的当下演绎，加入了创作者个人的主体感受和理解，体现的是现实的价值标准和审美尺度，这种注入了“个性”的“历史”在意义上又是针对现实的。这是人文知识分子借历史以逃避现实同时又满足自身精神追求的策略选择。
第四种，与市场相结合的知识分子。90年代后，伴随着市场向文化领域的扩张，消费文化的需求与日俱增，需要出版界、媒体、休闲杂志提供更多的文化消费品。“于是，在以媒体为中心的文化市场产生巨大需求的基础上，诞生了一群媒体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的[5]身份是多种多样的：作家、艺术家、技术专家、人文学者等等”。然而，他们与一般人文知识分子不同，他们与市场的关系极为密切，精通市场的游戏规则，他们所遵循的也不同于一般人文知识分子的人文价值原则，而是“隐蔽的市场逻辑，即使在诉诸批判的时候，也带[6]有暖昧的商业动机，以迎合市场追求刺激的激烈偏好”。
严格意义上讲，第四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与前面三种类型不尽相同，前面三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基本上是远离市场的，要么彻底回避，要么变换方式以求得仅存的意义追求。第四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从表面上看，他们似乎是针对于边缘化的境地而采取主动的救助方式，即没有逃避现实，也无遮遮掩掩的试探和观望，他们采取的是选择市场的方式，迎合了市场的需求，尽管在这背后也许是摸着石头过河，也许是无奈的选择，也许是主动的迎合。无论社会和大众如何评说这一群体，仅知识分子内部就对这些新近出现的新的类型的知识分子以及与此相关的市场文化、世俗潮流产生了强烈的反应，从而也引发了知识界关于人文精神的寻思和论争。
从1993年开始，以《上海文学》、《读书》等杂志为阵地，知识界开始了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这与国内当时的状况直接相关。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后，市场经济在中国加速发展。在文化界，商业化、世俗化的倾向日益加深，大众的消费文化也取代了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占据了文化市场的主流地位。在80年代，由于社会的变革主要集中在意识形态领域，知识分子一直处于社会和公众视线的中心。但在1992年之后，随着社会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深度发展，实践层面的变革成为主导，社会远离意识形态，以经济高速增长为主旨的市场化以及相对应的大众生活价值的世俗化成为社会生活的主要面貌。这必然导致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变化，大众文化的兴起，使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退居边缘。以启蒙领袖和精神导师自居的知识分子，与社会和大众的关系开始疏离，蔡翔在讨论中特别注意到这一点：“大众为一种自发的经济兴趣所左右，追求着官能的满足，拒绝了知识分子的‘谆谆教诲’，下课的钟声已经敲响，知识分子的‘导师’[7]身份已经自行消解。”知识分子由此也从中心走向了边缘。知识分子边缘化的同时，知识分子队伍中出现了新的变化，以王朔等人为代表的一批与市场相结合的新型文人的出现（如上所述的第四种类型，或称之为媒体知识分子），加重了对人文知识分子的刺激。于是，由此引发了知识分子关于认同危机、角色危机和处境危机的反思。
那么，人文精神到底是什么，自始至终没有给定一个明确的意义，参加讨论的知识人也是按照自己的逻辑和关注的问题阐述一己之见。人文精神在西方社会是资本主义初期针对宗教神权而提出的，其主旨是从天国、神圣走向人间，从神权走向人权，现代化、世俗化是其倡导的核心。显然，中国语境下的人文精神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定义，它的出现恰恰是针对市场化、世俗化引发的信仰危机、价值危机和道德危机而言的。这次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有一点是大家比较认可的，就是人文精神至少是包括这样的含义：即人文精神是关于人对自身命运的理解和把握，是以哲学真理为主要特征的智慧和终极关怀。正如袁进所叙述的那样：人文精神“是对‘人’的‘存在’的思考；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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