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翟玉忠
出版社：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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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策：读《管子》知天下财富试读：
导读
中国农业社会规模庞大的市场产生了复杂发展的经济理论，这就是以《管子》轻重十六篇为核心的轻重术。
在对市场本质的认识上，轻重术认为：市场能够自动组织，却不能自动实现均衡。市场调控的目标不是增长，而是均平。市场当以商品、货币为手段进行双向调节；千百年来，中国先哲主张一种公私相分，国家参与其中的市场经济。为了人与自然的平衡，按照自然的时序和生产能力组织经济生活。通过损有余补不足，实现社会整体动态平衡。
轻重术是经济学的“经”，具有历久弥新的特点，理论上能够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相媲美。
本书主体分为道与术两大部分：《思想篇——国家参与其中的中国古典经济思想》讲道。计划与市场、对外贸易、政商关系、分配关系、期货与平抑物价、放任与调控、竞争与合作……这些当代经济命题在中国古典经济思想中得到了深刻阐发，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环境迫使我们重新面对和发展这些理论，并从中汲取有益时代的经验教训。《谋略篇——中国古代经济“三十六计”》讲术。其中，《管子·轻重甲第八十》十二计、《管子·轻重乙第八十一》六计、《管子·轻重丁第八十三》十三计重在国内经济管理之术；《管子·轻重戊第八十四》五计讲对外经济战略。如果将中国民族医学称为“阴阳之术”，中国古典兵学称为“奇正之术”，那么中国古典经济理论则可称之为“轻重之术”。中国古典经济思想的三十六计，一言以蔽之，“轻重”而已。领悟“轻重”，便抓住了根本。现实中“轻重”变化无穷，足以得无限妙用。
本书付力于承载千年智慧，汇通中西学术。希望对经商与治国提供有益的参考。序一中国需要列国经济学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我想指出的是，中国需要列国经济学，需要各国竞争环境下的经济学。
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已经产生了系统而且丰富的经济学思想和理论，并在列国大争的环境下进行了相应实践。但随着秦汉的统一，一个中央集权大国的形成，列国经济学渐渐式微。《管子》中系统完整的经典经济思想被束之高阁，数千年来鲜为人所知晓。
两千多年来，中国一直以一个鲜有竞争对手的东方大国面貌而存在。因物产丰富、地域广袤，经济自成一体，国际往来不多，外部贸易对本国经济的影响微乎其微。因此，中国古代的经济学家根本不需要《管子》的经济智慧和理论。甚至到了清代，皇帝居然傲慢地认为天朝帝国物阜民丰，对外部贸易不屑一顾。
清代以前的中国，根本不考虑到外部世界寻求财富，这和贫穷的欧洲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五百多年以前，欧洲人考虑的是如何到外国寻求财富，如何赚取他国的财富，所以有哥伦布和麦哲伦漂洋过海，四处探险的壮举。当时的中国考虑的则是如何在内部发掘财富。正是这两种不同的心态，导致东西方在近五百年间实力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为什么中国与欧洲国家产生了不同的经济学思想呢？这还要从地理禀赋、国家形态去找原因。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欧洲小国林立，而中国是一个完整的统一大国。多个小国的经济交流，使用的是列国经济学；一个大国自成一体，奉行的是相对独立封闭的经济学。
等到中国被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了大门，被动地参加国际贸易时，一切都落后和被动了。
为什么中国会陷入这种境地呢？归根结底，中国丢掉了老祖宗早就擅长的列国经济学。
所幸，在经济思想领域“西风压倒东风”的时下中国，居然还有几个不盲目跟风、潜心研究自己历史文化的学者，翟玉忠先生就是其中一位。这些学者和当今某些崇圣的后儒们还有所不同，他们不是闭门只研究自己的老祖宗，而是同时研究着西方的理论和实践，站在世界的角度，以宽阔视野和博大胸怀对东西方不同经济体系的特点进行对比。他们融会东西、出入古今，而非孤芳自赏、闭门造车、自吹自擂，这是他们与某批新儒家学者很大的不同点。
与时下风头甚炽的个别国学派和国故派不同的是，翟玉忠先生这样的一批人，研究的是经济智慧，不故弄玄虚，不吓唬人，而是实实在在地搞东西方比较，发扬各家之长，摒弃各家之短。因此，在当前国内一片国学热的时候，我比较欣赏翟玉忠先生这些人的学风。我们必须恢复文化和心理上的自信，全力保护我国的物质财富和经济利益。
然而，中国古典经济思想一直以来被肢解、被矮化，甚至被某些“学者”视为小农经济时期的经济学。事情真的是这样的吗？我认为应当这样来看待：方法随着时代变迁是会过时的，但问题永远不会过时。就像太阳早晨升起晚上落下，周而复始一样，困扰人类的一些古老问题并没有变化，比如齐桓公问管子的那些问题，直到今天仍然是中国发展的头等大事。
在《管子·地数》一章里，桓公问管子：“吾欲守国财，而毋税于天下，而外因天下可乎？”桓公说：“我要保有国内资源，不被天下各国捞取，反而要外取于天下，可以吗？”管子回答：“可，夫水激而流渠，令疾而物重。先王理其号令之徐疾，内守国财，而外因天下矣。”这一段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想既利用外力，又保住本国财富不外流，那就要制定出好的方针政策和制度法令。
这就是列国经济学的主旨思想，即在竞争发展中，既要利用外国资源，使本国经济得到发展，又要保住本国资源和财富，不要轻易流失到外国。
我们目前在反思发展模式和发展思路，其实就是缺少齐桓公这一思想和管子的对策！
总的来说，今天从中国古典经济学中寻找的智慧主要有三点：
一是竞争之道，即列国经济学。尽量互利互惠。
二是平衡之道，即货币与实物的平衡。不爆发通货膨胀，保持物价稳定，不让外国货币狙击本国货币。
三是减少发展的不均衡，避免贫富差别，即管子的“富能夺，贫能予，乃可以为天下”。
明白了这三点，中国人在国际竞争的舞台上便有了主心骨，中国便有可能打赢今后的国际经济战争。
在我看来，今天的中国经济学界，最应搞明白的是列国经济学与封闭经济学的差异，二者的内涵和操作方法完全不一样。封闭经济学是一个局部总量平衡的经济学，易于调控，而列国经济学是没有宏观总量平衡的经济学，其操作手法与封闭经济学的方法完全不一样。就像当今世界，货币的总量完全没法控制，各国都在打货币战。这个时代中国人如果还按贵金属时代的思维方式去行事，必然吃亏。
作为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的重要课题成果，本书的出版将对广大有独立意识、独立人格的学者产生重要的启示。
这是我的祝愿，也是国民的殷盼！序二动态平衡 经世济民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高梁
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不乏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也不乏杰出的经济专家和治国能臣，在中国土地上产生过不止一部“国富论”，其中最重要的当属《管子》轻重十六篇，蕴含着中国古典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的基本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思想财富。
诚如翟玉忠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动态平衡思想一直是中国经济理论的核心。我们的祖先自觉地用“辨证施治”的眼光，观察复杂的社会经济运动，给出相应的政策药方。中国古典经济学的系统方法论，和偏重机械唯物论方法的西方经济学相比，自有其高明之处。当然，这不否认我们有必要学习当代西方经济学的诸多合理部分，但学习是为了根据实际国情，解决中国问题。
国家统制货币发行，控制大宗必需品价格，以稳定物价、平衡财政、抑制贫富差距。这是中国古代治国贤臣的基本主张。
唐代著名的理财家、史学家杜佑所作《通典·卷八·食货八·钱币上》曾引《管子·国蓄第七十三》中的话，从他的自注中，我们能清楚看到中国古典经济思想的持续影响力。上面说（括号内文字为杜佑自注）：
管子曰：“人君铸钱立币，人庶之通施也。（钱币无补于饥寒之用，人君所立，以均制财物，通交有无，使人之所求，各得其欲。）人有若干百千之数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利有所藏也。（人事谓常费也。言人之所有多少，各随其分而自足。君上不能均调其事，则豪富并藏财货，专擅其利，是故人之常费不给，以致匮乏。）然则人君非能分并财利而调人事也，则君虽自为铸币而无已，乃使人下相役耳，恶能以为理乎？”（言人君若不能权其利门，制其轻重，虽铸币无限极而与人，徒使豪富侵夺贫弱，终不能致理也。）
在一定程度上，上述政策思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曾得到充分发扬。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解放区政府控制了主要大宗商品和流通主渠道，实行“外贸统制”，作为独立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支柱。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即使没有黄金和外汇储备，解放区也能通过控制边币供应量，稳定币值，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也正是在这一前提下，新中国初创阶段，政府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能够一举取缔金融投机、遏制恶性通胀、迅速恢复生产，创造了世界经济史的奇迹。新中国杰出的经济领导者所提出的综合平衡思想，即“物质生产自身平衡、实体经济循环与货币循环平衡”，也就是工业化建设时期的动态平衡理论。
动态平衡，同样体现在制度安排和社会政策方面。过犹不及，凡事要讲“度”。商人牟利动机本是经济活力的基础，但如果放纵其唯利是图的本性，必然损害社会公益、扩大贫富鸿沟，所以要节制资本。由于经济活动日趋复杂，政府的宏观调控任务愈益繁重，但对微观活动干涉过分则压抑活力。如何把握好二者的边界和度，不能靠外来的或“钦定”的本本，而要根据具体条件与国家目标，灵活调整。
经济科学工作者的任务是经世济民，追求民富国强。科学研究的本质是探求真理，社会科学的真理本身应该是朴素的，易于为广大人民理解、有益于广大人民的。进一步研讨中国古典经济学的宝贵思想，对当代现实经济社会运动，有着独到的启发意义。
在此意义上，翟玉忠先生的这本书特别值得广大学人重视。思想篇国家参与其中的中国古典经济思想
计划与市场、对外贸易、政商关系、分配关系、期货与平抑物价、放任与调控、竞争与合作……这些当代经济命题其实在中国古典经济思想中得到了深刻阐发，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环境迫使我们重新面对和发展这些不朽的理论，并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教训。第一章轻重术本质是经济学之道
在人类文明史上，有一种不落的星辰——经，那是文明的胚胎，世界上各个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由此演化而来；在经济学领域，也有一种称之为经的东西，这就是轻重术，它是经济学之道。一、《管子》轻重术是复杂发展的政治经济学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把那些能够垂范千古的著作称为经。正是这些经典之作，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初基，其思想价值和实用价值能经受时间的风雨，历久而弥新。
除了代表周代文化元典的五经——《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在不同的领域内，都存在着经，比如医学中的《黄帝内经》、数学中的《九章算术》等。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也存在着类似的经，这就是轻重之术，其核心经典保存在成书于战国时代的《管子》轻重十六篇之中。
春秋战国，一个东亚大陆上各个诸侯国竞争的时代——不仅是流血千里的军事斗争，还包括经济上你死我活的惨烈竞争。
此时，人类智慧被时代血火激发到极致。在军事思想领域，出现了《孙子兵法》《吴子兵法》这样垂范千古的兵学作品；在经济思想领域，出现了伟大的中国古典经济理论——《管子》轻重诸篇。孙吴兵法光耀千秋，而轻重之术却沉入历史两千年无人问津。直到二十一世纪，向世界敞开大门的国人直面一个全球大争的时代，我们才重新发现它的真谛所在。
最早发现中国古典经济理论具有现代性的是梁启超。他在1909年所作的《管子传》中明确指出，《管子》的作者就已经有了宏观经济学概念。一百年前，梁启超（1873～1929年）在《管子传·第十一章·管子之经济政策》中评论说：“经济学之成为专门科学，自近代始也。前此非独吾国无之，即泰西亦无之。（虽稍有一二，不成为科学）自百余年前，英人有亚丹斯密（即亚当·斯密——笔者注）者起，天下始翕然知此之为重。然斯密之言经济也，以个人为本位，不以国家为本位，故其学说之益于人国者虽不少，而弊亦随之。晚近数十年来，始有起而纠其偏匡其缺者，谓人类之欲望，嬗进无已时；而一人之身，匪克备百工；非群萃州处通功易事，不足以互相给；故言经济者不能举个人而遗群，而群之进化，由家族而宗法而部落以达于今日之国家。国家者群体之最尊者也，是故善言经济者，必合全国民而盈虚消长之，此国民经济学所为可贵也。此义也，直至最近二三十年间，始大昌于天下。然吾国有人焉于二千年前导其先河者，则管子也。”
据西汉刘向的《管子叙录》，《管子》中《乘马》《轻重》《九府》诸书皆与经济政策直接相关。“乘马”指土地赋税制度，特别指军赋，《管子》经言中的《乘马第五》、轻重篇中的《巨乘马第六十七》《乘马数第六十九》和《问乘马第七十》（已佚）同属于《乘马》，其内容都是讲历代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地赋税，即《洪范》八政中的“食”。
在《管子》成书的年代，“轻重”一词为人广泛应用，是指政治经济中的各种辩证关系。一如中医之“阴阳”、兵法之“奇正”。轻重之术在实践中运用起来千变万化，奥妙无穷——《管子》中屡次提到“轻重之数”“轻重之策”和“轻重之家”。现存《轻重》书，包括《轻重甲》《轻重乙》《轻重丁》《轻重戊》《轻重己》，都是应用轻重术，平衡国内、国际经济关系的具体实例。《九府》是以《国蓄》篇为中心论述国家商业货币政策的九篇紧密联系的论文，借用西周“府”的概念，表示国家储备的重要性。同时，我们也能依稀看到，从西周至西汉，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因革损益的路径——从相对单纯的储备到利用储备的商品和货币，圆熟地以轻重之术调节市场，使之平衡稳定地发展。《九府》书包括《国准》《事语》《海王》《国蓄》《山国轨》《山权数》《山至数》《地数第》《揆度》诸篇。《国蓄》在《九府》书中的核心地位十分突出，巫宝三先生将其称为轻重各篇的“本论”。《国蓄》中的文字，不仅大量为《地数》《揆度》《山权数篇》《轻重甲》《乘马数》等篇引用，后世在论述商品货币问题时，也多直接引用《国蓄》。
在对市场本质的认识方面，同西方经济学一样，《管子》的作者认为市场是商品交换、资源配置的场所，是形成价格的机制。但同时认为，市场有自组织功能，却不具有自动实现均衡的功能，所以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去调节，以实现其动态平衡（不以增长为直接目标）。也就是说，市场中除了有“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还要有“看得见的手”起作用。至于如何调节市场，《管子》注重用商品和货币双向调节的方法，而不是如货币主义那样主要用货币调控市场。
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继承了十九世纪经典物理学的机械论观点和数理化结构，并逐步完成了去政治化和去伦理化的过程。直到二十世纪末期，人们才开始对这一过程进行理性地反思，经济学家开始批评“数学建模着迷”，过度数理化经济学与现实严重脱离的问题，并开始重建经济学的政治与伦理之维。在这种背景下，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新政治经济学兴起。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森·森通过对饥荒问题的研究，指出经济活动背后离不开伦理关系。
1997年，埃里克·D.贝因霍克在《混沌边缘的战略》一文中详尽阐述了经典物理学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关系。十九世纪末西方经济学家显然还没有意识到经济学系统不是经典物理学处理的静态均衡体系，他们错误地因袭了机械物理学的知识路线——这一路线在当时就已经出现了危机。埃里克·D.贝因霍克这样写道：“现代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由利昂·沃尔拉思、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和卡尔·门格创立的，由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世纪之交综合成为一套条理清晰的理论。为了使经济学更具科学性，沃尔拉思、杰文斯和门格借用了当时的领先学科——动力物理学的观点和数学结构。20年前，朱利叶斯·梅厄、詹姆斯·普雷斯科特·焦耳、赫尔曼·冯·赫姆霍尔兹和路德维希·奥古斯特已经在动力物理学方面取得了突破，这就为热力学开辟了道路。早期的经济学逐个等式地复制了十九世纪中期动力物理学的数学公式，并用隐喻的手法（并且错误地根据许多物理学家的看法）将其转化为经济学的概念。”
首先，经济系统不是经典物理学处理的封闭均衡体系，人类经济活动是与环境持续互动的结果，用“稀缺性假设”远远不能涵盖这种复杂的互动关系，反而刺激了人类对自然的掠夺。其次，经典物理学家的“粒子”也不同于经济生活中的“个体”，现实中理性经济人是不存在的；又由于社会经济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正反馈机制会将系统推向远离平衡的状态。因此，自由竞争机制会导致市场自动平衡和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观点失去了逻辑起点。
那么中国古典经济学如何宏观调控“不能自动均衡”的市场呢？关键是政府通过大量储备，牢牢控制住农业时代最主要的商品粮食和货币。《管子·国蓄第七十三》的作者以形象的语言写道：“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管子·轻重乙第八十一》几乎以相同的语言写道：“故五谷粟米者，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布者，民之通货也，先王善制其通货以御其司命。”
市场双向调节的具体方法是《管子·国蓄第七十三》讲“据有余而制不足”，当市场上物资不足时，把储备的东西卖出去，当市场上物资过剩时，把市场上的商品收购起来储备。物资有余，人们就肯低价卖出，政府则以低价收购；物资不足，人们就肯高价买进，政府应该以高价售出。用低价收购，用高价抛售，这样政府不仅取得了大量的财政收入，还使得市场得以稳定，防止了商人过度投机，可谓国与民、公与私两利。这是中国理财之术的关键，也是西方经济学所欠缺的。现代西方只能看着大资本垄断整个社会，将整个人类推向资源枯竭、生态崩溃的深渊。《管子·国蓄第七十三》上说：善治国者总是在民间物资不足时，把库存的东西供应出去；而在民间物资有余时，把市场上的商品收购起来。民间物资有余就肯于低价卖出，故君主应该以低价收购；民间物资不足就肯于高价买进，故君主应该以高价售出。用低价收购，用高价抛售，君主不但有十倍的盈利，而且物资财货的价格也可以得到调节。轻重之术的巨大利益，在于先用较高价格购取市场上廉价的商品，然后再用较市场低的价格销出这些平价物资。各种物资的余缺随季节有不同，注意调节则维持正常不变，失掉平衡那就价格腾贵了。人君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总是用平准措施来进行掌握。使拥有万户人口的都邑一定藏有万钟粮食和一干万贯的钱币；拥有千户人口的都邑一定藏有千钟粮食和一百万贯的钱币。春天用来供应春耕，夏天用来供应夏锄。一切农具、种子和粮食，都由国家供给。所以，富商大贾就无法对百姓巧取豪夺了。（原文：故善者委施于民之所不足，操事于民之所有余。夫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敛积之以轻，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十倍之利，而财之櫎可得而平也。凡轻重之大利，以重射轻，以贱泄平，万物之满虚随时，准平而不变，衡绝则重见。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使万室之都，必有万钟之藏，藏繦千万；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钟之藏，藏繦百万。春以奉耕，夏以奉芸。耒耜械器，种镶粮食，毕取赡于君。故大贾蓄家不得豪夺吾民矣。）二、规模庞大的经济形态是轻重术产生的基础
学富五车的钱穆先生（1895～1990年）在他的《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一书中明确指出：“中国文化传统既与西方不同，则中国社会状态亦自当与西方有异。今国人乃率据西方社会学来观察评论中国社会，则胥（音xū，全，都——笔者注）失之矣。如言西方为商业社会，中国为农业社会，不知中国社会之工商业积两三千年来，皆远胜于西方。直至近代西方科学发达，情况始变。而中国始终不能有资本主义之产生，则为中西双方文化之大相异处。国人又称中国为封建社会，则又大谬不然。中国社会两千年来，工商业皆极盛，何以终不产生资本主义，此乃一大问题，可自上层政治措施上论，亦可自下层社会情态上论。”
整体上，古代中国完全不似欧洲中世纪那样“自给自足”。比如一个中世纪欧洲庄园（村子），除了隶农和农奴，还有铁匠、木匠、车夫、磨坊主、兽医、酿酒师、理发师、牧师，能够完全与外界隔离而独立生存。这是一种地区性的专业化，几乎完全没有市场交换，也没有货币的使用，许多人一辈子都没有用过货币。由于缺乏工商活动，甚至国王和政府官员也必须搬到乡下的庄园巡回就食——将自己的地产分为若干庄园，带领家人、随从于每个庄园停留若干时间，把那里一年的收获物消耗完后，再转移到另一处就食。
美国中世纪史专家詹姆斯·W.汤普逊（1869～1942年）在其《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曾经这样描述12～13世纪的欧洲封建社会：“从经济和社会角度看，12～13世纪的社会是由俗界和僧界大封建土地贵族所组成。而教会是其中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当时不是‘货币经济’时代，而是‘自然经济’时代。在此时代中，有产阶级的生产几乎不超过其自身的需求，几乎不消费任何非本地生产的物品。市场权、税收权和铸币权进一步充实了封建领主的财源。这个富有的有产阶级除土地外还拥有另一类财产，即家用金银器皿、教会金银器皿、金条、窖藏金币和珠宝等。教会的这类财产特别丰厚。但是，它是闲置的财富，既不投入流通，也不用于生产。”
事实上，早在两千多年前的秦汉时期中国就有了庞大的经济体系。其产生，除了精耕农业产生的剩余产品，还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是依托于全国道路网形成了庞大的商品逐级集散机制，二是贱金属货币铜钱的大量使用，将社会上最大多数人口卷入到其中。
中国的农耕技术在周朝就已经十分发达。今天，从追述西周政制的《周礼》等古籍中，我们还能看到当时已经有了相当先进的耕作和选育种知识。战国时期，中国的农耕技术取得了进一步发展，比如成书于战国后期的《吕氏春秋》一书中有《上农》《任地》《辩土》及《审时》四篇“农书”，其内容包括如何选种、精耕细作、合作轮种、防止虫害、施肥等，足见当时耕作技术之发达。
秦汉时期，中国产生了集约化的精耕农业，大大提高了土地的产出，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历史学家许倬云在《汉代的精耕农业与市场经济》一文中论证指出：“汉代农夫显然已掌握集约耕作的技术和知识，可以合理有效地连续使用土地，而不需休耕……集约农作可利用妇女与儿童从事较为不劳累的工作，如除草、除虫、施肥之类。同时集约农作要求长期而继续的工作。是以集约农作既可减少季节性的劳力闲置，又可使次级劳动力也投入生产。一年多作更缩短了土地休闲的时间。然而，中国的北方究竟有相当长期的霜期。汉帝国的核心区域为关中与中原，冬季颇长，生长季节大受气候的影响而缩短。于是一岁之中，到底免不了有劳力需求分布季节性不均匀的现象。春耕秋获，最为忙碌。而冬季则不失为闲季……闲季中主要劳动力（男性）及全年中未完全使用的次要劳动力（女性及儿童）都可有相当的时间从事其他非农业性的工作。凡此多少吸收了一些季节性的闲置劳力。其成果不是农业活动的间接支援，即是生产可出售的货品。”
精耕农业和农舍手工业催生了规模庞大的市场性质的农业经济。许倬云继续写道：“上面讨论的农舍生产无疑会由近村贸易逐步发展为一个贸易市场网，其网络足以联系若干分散的聚落，使当地交易构成一种市场性质的农业经济。”
秦汉时期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高得惊人，《中国税务》杂志社综合研究组研究员王小强先生的结论是：汉代一般小农之家，其收入中有近三分之二来自市场交换。他近乎愤怒地抨击了将中国古代硬说成欧洲封建社会式自给自足经济的观点，他说：“两千多年前，‘标准小农在种粮食而不是经济作物的情况下’，三分之二‘都要进入市场流通领域’。如果考虑到不太‘标准小农’，再加上丝绸、棉花、茶叶、烟草、陶瓷、花卉、烧炭等产业，史料大量记载，成村、成乡、成地区，几乎100%的专业化商品生产，‘量变’足矣发生‘质变’了，怎么能和封建西欧不加分别，囫囵吞枣，愣说中国古代也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呢？”
中国自两千多年前就已经不是由彼此独立，自给自足的村落组成的“传统社会”，而是几乎将所有成员融入全国性市场网的农业性质的市场经济。与中国文字一样，这张无所不在的市场网是维系中国长期统一的重要力量。它历经千载，颠扑不破！
首先，依托于全国道路网形成了庞大的商品逐级集散机制。这个道路网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据《史记·货殖列传》，当时的全国道路网以长安与荥阳为两个中心，延四面八方展开。
秦汉时期的大都市，全都坐落于联络各地区的大小干道上。许倬云描述道：“汉代的大都市，全都在这一网络的干线道路上。由干线分叉，则是各地区性的道路网络，例如成都平原即有其以成都为中心，辐射四方的道路网。这些道路上的连接点或终点，即是郡、县所在的城市。在各地的城市，又各有其道路网，联系各处的乡聚。乡聚之下，又有分路岔道，通往大小农村……中国各地，经由市场网，有商品的集散与流通，市场网依附于道路网，以经济交换之功能，将中国凝聚成为一个难以分割的经济共同体，其整合的坚实，竟可超越政治权力的统合。”
中国秦汉经济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同样得益于金融上的创新，即贱金属货币铜钱的大量使用，这可能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纸币脱离金本位制以前最伟大的金融创新。
考古发掘和古籍记载都证实，战国时代已有大量铜制货币周流中国各地，铜币的使用一直持续到清代。李锦彰先生指出：“中国不仅最早只选用铜作为币材，而且从殷朝开始直到清朝中期的数千年漫长岁月中，金属铜一直持续不断地作为中华帝国的主要货币材料，这在世界货币史上是鲜有的。金、银、铁是在铜作为币材选择之后，作为辅助币材被使用的。黄金可能是进入铁器时代后，以它特有的稀缺性和充当储藏价值的适当性一直也作为货币使用，但一直没有像欧洲等世界其他民族或国家那样在相当长的时期将其作为货币主体。”
与古代西方商品交换多用金银不同，铜币可用于小额贸易，能够将包括乞丐在内的最大多数民众卷入全国性大市场中，这是中国经济体系得以长期繁荣的关键，也是西方市场经济长期不发达的“金融瓶颈”。不幸的是，正是因为中国人用铜钱，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他的《中国的宗教》一书中就断言中国货币经济不发达，这完全是出于坐拥书城的学者对现实世界的无知。1860年来华的英国传教士麦高温（John MacGowan）曾经深入考察过中国社会，他在1909年出版的《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中这样描述中国通货铜币：“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真正的流通货币是铜币。银两则被称为贵族货币，因为大宗买卖都是用银两来计算的，比如用于国家的税收、数额巨大的账目及土地的买卖等。在重大的政治交易中，涉及的金钱数额十分巨大，也只有银两才被作为双方认同的货币……铜币则只能算是平民货币了。它是穷苦人的伙伴，即使是乞丐，他的口袋里也会有几枚硬币。”
麦高温不是经济学家，但他却比马克斯·韦伯更懂得经济学，因为单纯大量使用重金属会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只要稍稍了解西方金融史的人都会明白这一点。王小强旁征博引，谈到西方金融上的落后时这样写道：“据此推断，西方古代用金币交换商品，属于少数上等人的business，属于‘以王公为中心的货币经济’。‘他们的货币实际上没有深入民间；即到近代，还有许多人终生没有见过一次金币’……‘第一个相对精确而又能保持重量的货币，就是1252年以后著名的佛罗伦萨金币’。后来英国皇室瞅着威尼斯发财眼热，三次引进金币，三次失败。‘由于穷人的全部家当加起来还值不了一块金币，他们极有可能一辈子也用不上这样的金币’。西方‘在技术意义上真正可靠的铸币只溯自17世纪末’。”
中国何曾有“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产剩余产品的精耕农业、农舍手工业、遍布全国的市场网、铜币的长期大量使用，使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就产生了规模庞大的经济体系，并在其基础上，产生了复杂发展的中国古典经济学——轻重术。三、轻重术仍然适用于当今时代
按照流行的线性进步史观，既然轻重术是农业时代的产物，它就会随着工业时代的到来被淘汰。这种简单看待现实的方式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现实是历史因革损益的结果，其中有“革”的因素在，也有“因”的因素在，事物的发展总是有因有革，有常有变的。在政治经济学领域，说到“常”，比如说市场的基本规律，管子时代与今天的市场规律并没有本质的不同；至于“革”，工业时代比农业时代的市场规模显然要大得多，也复杂得多。
所以，如果我们能看到轻重之术的合理内核，就会发现，轻重术是真正的政治经济学之“经”，它仍然适用于今天的信息化、智能化时代。
这里谨以轻重之术中的外贸理论（即中国古典外贸理论）为例，说明轻重之术实乃人类政治经济学之大道。
中国古典外贸理论的基本原则是“内守国财而外因天下”（语出《管子·地数第七十七》），核心观点是在保有国家财富的同时，也要学会从外部取得财富。与欧洲重商主义不同，这里的财富主要不是指奢侈品、贵金属和纸币，而是指重要的战略物资。
中国古典外贸理论由来久远。现存最完整的轻重之术经典，《管子》轻重十六篇中的“伊尹之谋”“纂茈之谋”等就是以案例来说明“内守国财而外因天下”的道理。“伊尹之谋”可以上溯到商朝初年。
而且从战国至汉朝，从古代的中国至当代的美国，中国古典外贸理论一直为决策者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应用着。
孔家多俊杰，从记录孔氏家族人物事迹的《孔丛子》中我们能明显看到这一点。《孔丛子·陈士义第十五》记述，战国末年，孔子八世孙孔谦（字子顺）在相魏期间曾作为使节出访赵国，当时赵孝成王在宴会上问子顺降北方游牧民族之计，孔谦的回答即是应用轻重之术，用通商的手段来诱降他们。赵孝成王担心通商会使自己的财货外流，子顺回答：如果我们是用无用的东西换取他们有用的东西，通商就是弱化北方游牧民族的办法。用子顺的话说就是：“夫与之市者，将以我无用之货取其有用之物，是故所以弱之之术也。”于是赵王追问：“什么是我们有用的东西，他们无用的东西呢？”子顺答道：“比如衣饰之物，如珍珠、美玉和各种丝织品；饮食之物，则有酒和各种美味商品。这是我们有的而他们认为有利可图的东西。北方游牧民族，有牛马、皮毛制品、弓箭等，这是他们富足而又轻易给人的东西。用我们有的来换取他们丰富的商品，那么他们的钱财就会浪费在衣食这样的消费品上，我们就会不战而屈人之兵。”（原文：魏王使相国修好邻国，遂连和于赵。赵王既宾之而燕，问子顺曰：“今寡人欲求北狄，不知其所以然。”答曰：“诱之以其所利而与之通市，则自至矣。”王曰：“寡人欲因而弱之，若与交市，分我国货散于夷狄，是强之也，可乎？”答曰：“夫与之市者，将以我无用之货取其有用之物，是故所以弱之之术也。”王曰：“何谓我之无用，彼之有用？”答曰：“衣服之物，则有珠玉五彩；饮食之物，则有酒醪五熟，此即我之所有而彼之所利者也。夷狄之货，唯牛马旃裘弓矢之器，是其所饶而轻以与人者也。以吾所有，易彼所饶，如斯不已。则夷狄之用将糜于衣食矣，殆可举棰而驱之，岂徒弱之而巳乎？”）
赵孝成王是否与北狄通商，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在汉朝初期，这一政策似乎被完整地实施了。在公元前81年的盐铁会议上，汉武帝时长期主持国家经济政策的桑弘羊将“内守国财而外因天下”的中国古典外贸理论精辟地概括为：“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轻我重。以末易其本，以虚荡其实。”认为这样就能：“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泄也。异物内流则国用饶，利不外泄则民用给矣。”
对于会上儒生片面强调农业作用的观点，桑弘羊以“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驳斥之。他指出：圣贤治家的方法不止是一种，使国家富裕的途径也非一个。从前，管仲筹策谋划辅助齐桓公成就了霸业，而纪氏由于只搞农业亡了国。如果为了一家人的生活必须从事农业，那么舜就不应该去制作陶器，伊尹也不应当去当厨师。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应该是天下人认为低贱的，他认为贵重；天下人所轻视的，他却重视。用工商业代替农业，用无用的东西换取有用的。现在从山林川泽取得的财富，实行均输法所获得的积累，是为了施用轻重之术来役使天下的诸侯。汝、汉一带的金子，各地进贡的丝织品，可以引诱外国人并换取胡、羌的珍贵财物。用我们两丈丝绸，就能得到匈奴的很多贵重物品，从而减少了他们的财物。这样，骡、驴、骆驼就可以成群结队地进到边塞之内，各种良马也都变成了我国的牲畜，鼠皮、貂皮、狐貉等各种贵重皮料，彩色的毡子，有花纹的毯子将充满皇宫里的仓库，璧玉、珊瑚、琉璃也都成了我国的宝贵物品。这样，外部的各种物品源源不断地运进来，而内地的财物不外流。外族的东西运进来，国家财用就充足，自己的财物不外流，人民家用就丰足。（原文：“贤圣治家非一宝，富国非一道。昔管仲以权谲霸，而纪氏以强本亡。使治家养生必于农，则舜不甄陶而伊尹不为庖。故善为国者，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轻我重。以末易其本，以虚荡其实。今山泽之财，均输之藏，所以御轻重而役诸侯也。汝、汉之金，纤微之贡，所以诱外国而钓胡、羌之宝也。夫中国一端之缦，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损敌国之用。是以骡驴馲驼，衔尾入塞，驒騱騵马，尽为我畜，鼲貂狐貉，采旃文罽，充于内府，而璧玉珊瑚琉璃，咸为国之宝。是则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泄也。异物内流则国用饶，利不外泄则民用给矣。”）
东汉以后，轻重术及其中的中国古典外贸理论长期为人所忽视。造成这种现象的首要原因，是汉以后儒家思想居主导地位的长期大统一环境。西汉以后“管商”之术在儒家独大的学术氛围里，尽乎成为贬义词。
中国古典经济思想成熟于春秋到秦汉长期的竞争环境，在汉武帝击垮匈奴后，中国周边的弱小民族显得过于落后，这使得《管子》轻重诸篇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用武之地。欧洲则不然，自古列国交锋，所以西方人注重经济竞争。梁启超明确地看到了这一点，他说：“我国自秦汉以后，为大一统之国者千余年，环列皆小蛮夷。其文物势力，不足与我相竞，故谋国者于对外政略，莫或措意焉。即有交涉，亦不过攻掠战争之事。若夫经济力之一消一长，能影响于一国之兴亡，此则秦汉以后之政治家外交家所未尝梦见也。欧洲则不然，彼自千年以来，皆列国并立，势均力敌，境壤相接，交通夙开，故其人之奋于商战也。”
最早对轻重之术发难的当属魏晋时代的著名学者傅玄。他在《傅子》一书中称：“《管子》书，过半是后之好事者所知，《轻重篇》尤鄙俗。”近代西方经济思想涌入后，在西方学术统治中国教育机构和学术机构的大背景下，轻重术作为失去应用价值的“古董”被纳入经济思想史。
倒是美国自二战以后，就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中国古典经济理论。在国际贸易领域“以我无用之货取其有用之物”“以虚荡其实”，真正做到了“内守国财而外因天下”。在人类早已从根本上脱离了以物易物的商业时代，这里的“虚”主要指的是纸币，而“实”则指各种商品。
二战以后，美国通过大量向世界市场注入美元，同时实施保护主义的贸易和投资政策，进而实现其“内守国财而外因天下”的战略目的。
美国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分校教授，独立金融和经济分析专家迈克尔·赫德森在《全球分裂：美国统治世界的经济战略》一书中，描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美国与德国的贸易关系时写道：“新形势对于德国来说尤其棘手。德国外向型的发展繁荣成果被美国国库吸走了。德国工业雇用了来自土耳其、希腊、南斯拉夫及其他地中海国家的数以百万计的移民。到1971年为止，希腊人口中大约有3%生活在德国，他们生产汽车和其他出口商品，为德国公司赚取利润和外汇。许多私人公司从外销中获利。然而当大众汽车和其他商品运往美国时，德国经济却遭受了损失。公司可以用其收到的美元与德国央行兑换马克，因而可以确保外销的利润，但是德国央行只能用这些美元购买美国短期国库券和债券。1970～1974年，当美元与马克相比贬值52%时，德国央行失去了其美元存款三分之一的价值，其主要原因是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侵蚀了美元34%的本国购买力。更糟糕的是，德国发现自己和日本、加拿大、瑞士一起为美国的国内外开支项目融资，包括东南亚战争和对以色列的军事支援，而他们是不愿支持美国的这些政策的。”
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纂茈之谋”的美国版本，美国正是用轻重之术宰制天下的。这则计谋大意是说：从前莱国擅长染色工艺，紫色的绢和紫青色的丝绦在莱国一纯只值一锱金子，而在周地则价值十斤黄金。莱国商人知道后，很快把紫绢收购一空。周国却拿出筹码（马）作为抵押，从莱国商人手里把紫绢收购起来，莱国商人只握有等于货币的筹码。因此莱国失掉了收集起来的紫绢，而只好用筹码收回钱币了。这则故事出《管子·轻重丁第八十三》，作者总结：“自故可因者因之，乘者乘之，此因天下以制天下。”
今天美国人手里没有“马”，他拥有的是同“马”本质一样的美元。第二章《管子》中的市场与调控一、市场能够自组织，却不能自动实现均衡
和现代西方经济学一样，中国古典经济学轻重术也认为市场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和价格确定机制。市场的首要功能就是商品交换的场所，它使人们通过交换有无，合理利用资源。《管子·问第二十四》上说：“而市者，天地之财具也，而万人之所和而利也，正是道也。”《管子·乘马第五》认为没有市场就不能解决国计民生问题，上面说：“无市则民乏矣。”因为市场会激起人们创造财富的精神动力，《管子·侈靡第三十五》上说：“市也者，劝也。劝者，所以起。”
中国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是价格形成的机制，市场管理一定要有计划，要努力防止大资本通过操纵市场获取暴利，那将是灾难性的。如果市场上物价较低，没有各种原因产生的暴利，对经济的正常发展就有利。所以，通过市场就能够知道一个国家的治乱兴衰。另外，先贤注意到市场并不具有直接生产功能，对一个社会来说，过度商品化显然是有害的。《管子·乘马第五》中有“务市事”一节，专门言此，上面说：“市者，货之准也。是故百货贱则百利不得，百利不得则百事治，百事治则百用节矣。是故事者生于虑，成于务，失于傲。不虑则不生，不务则不成，不傲则不失。故曰，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而不能为多寡。为之有道。”就是说，市场是商品供求状况的标志。各种货物价格低廉，各种商业就不能获得暴利；各种商业无暴利，各项事业就都能搞好；各项事业搞好了，各项需求就都能得到适度满足。所以，事情总是产生于谋虑，成功于努力，失败于骄傲轻心。不谋虑则不能产生，不努力则不能成功，不骄傲轻心则不致失败。因此，通过市场，可以通晓社会的治乱，可以通晓物资的多寡，只是不能通过它创造物资的多寡而已。市场是有规律可循的。
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假定市场会自动实现平衡不同，中国古典经济学轻重术强调市场具有自组织的功能，但却不能自动实现均衡，国家有培育、调控市场的责任。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不受干预的市场必然导致失衡，甚至是市场体系的萎缩和崩溃。熟谙金融市场的美国投资家乔治·索罗斯注意到，市场自我强化的趋势是一般规律，不是特例。谈到均衡概念的历史渊源及均衡理论的本质缺陷，他说：“再看看古典学派的经济学理论，其使用的均衡概念其实就是对牛顿物理学模仿的结果。在金融市场上，预期是起到关键作用的，如果认为市场会趋向均衡，那就是不符合现实的。理性预期理论更是离谱，认为营造了一个均衡成为常态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现实要服从于理论而不是理论去适应现实。”
如果国家不能调控市场，由于市场本身的正反馈功能，商业阶层必然垄断市场，导致贫富不均、社会结构失衡。这时仅靠发行货币的办法刺激经济不行，还要用政治手段调节分配。《管子·国蓄第七十三》的作者写道：“凡将治国，不懂得轻重之术，就不能组织经济控制民众。不能够调剂民利，就不能讲求管制经济来实现国家大治。”所以，一个万乘之国如果出现了万金的大商贾，一个千乘之国如果出现了千金的大商贾，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国家财利大量流失，这样臣子就不肯尽忠，战士也不肯效死了。年景有丰有歉，故粮价有贵有贱，号令有缓有急，故物价有高有低。
如果人君不能及时治理，富商就进出于市场，利用人民的困难，牟取百倍的厚利。相同的土地，强者善于掌握；相同的财产，智者善于收罗。往往是智者可以攫取十倍的高利，而愚者连本钱都捞不回来。如果人君不能及时调剂，民间财产就会出现百倍的差距。人太富了，利禄就驱使不动；太穷了，刑罚就威慑不住。法令的不能贯彻，万民的不能治理，是由于社会上贫富不均的缘故。而且君主经过计算度量，耕田垦地多少，本来是心中有数的。百姓口粮，也换算成每人一定亩数的土地。统计一下产粮和存粮本来是够吃够用的，然而人民仍有挨饿吃不上饭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粮食被囤积起来了。君主铸造发行的货币，是民间的交易手段，这也算好了每人需要几百几千的数目，然而仍有人用费不足，钱不够用，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钱财被积聚起来了。所以，一个君主，如不能散开囤积，调剂余缺，分散兼并的财利，调节人民的花费，即使加强农业，督促生产，而且自己在那里无休止地铸造货币，也只是造成人民互相奴役而已，哪里谈得上国家大治呢？（原文：凡将为国，不通于轻重，不可为笼以守民。不能调通民利，不可以语制为大治。是故万乘之国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有千金之贾，然者何也？国多失利，则臣不尽其忠，士不尽其死矣。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贾游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强者能守；分财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赓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调，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且君引錣量用，耕田发草，上得其数矣。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亩之数矣，计本量委则足矣。然而民有饥饿不食者何也？谷有所藏也。人君铸钱立币，民庶之通施也，人有若干百千之数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藏也。然则人君非能散积聚，钧羡不足，分并财利而调民事也，则君虽强本趣耕，而自为铸币而无已，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恶能以为治乎？）《管子·揆度第七十八》更明确地指出，国家要参与到市场经济中，这样才能“调民利”。今天有人看到国家干预经济，动不动就以“与民争利”为由大加反对。这些人实际上反对的是国家与“富民争利”，目的是让富人与“人民争利”，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
市场不能调控，经济失衡，必然导致政治失衡、阶级分化，一个阶级压迫、剥削另一个阶级。若国家经济由商业阶层垄断，就会出现一国二君二王，利出二孔三孔的情况，结果是国家的衰亡。《管子·轻重甲第八十》上有一则管子与齐桓公的对话，讲的就是这个道理。管仲说：“万乘之国如有万金的大商人，千乘之国如有千金的大商人，百乘之国如有百金的大商人，他们都不是君主所依靠的，而是君主所应抑制的对象。所以，为人君而不严格注意号令的运用，那就等于一个国家存在两个君主或两个国王了。”（原文：管子曰：“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百乘之国必有百金之贾，非君之所赖也，君之所与。故为人君而不审其号令，则中一国而二君二王也。”）《管子·国蓄第七十三》从经济、军事的角度，进一步指出了国家不能调控市场的危害：经济权益由国家统一掌握，这样的国家强大无敌；分两家掌握，军事力量将削弱一半；分三家掌握，就无力出兵作战；分四家掌握，其国家一定灭亡。先王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杜绝商人谋取高利，限制他们获利的途径。（原文：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半诎；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羡，隘其利途。）
综上所述，中国古典经济学轻重之术实际上是主张“两手并用”：一方面，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富民强国；另一方面，通过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及时防止市场失衡。反观一下在经济危机中挣扎的西方世界，我们就会看到，由于政治上有产阶层垄断国家政权，其衰亡的命运似乎很难扭转，因为当今世界上还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隘其利途”。
面对市场无法自动实现均衡的特点，既然国家要“调通民利”，调控市场，那么其调控目标是什么？
轻重之术市场调控的目标不是增长，而是均平。二、市场调控的目标不是增长，而是均平
上医医国，其次疾人。
中国学术大道一贯。如同中医调治疾病，力求使体内的阴阳达到平衡一样，轻重术调控市场的目标也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动态平衡，即百姓均平。中国古代政治学元典《黄帝四经·道法》所谓：“应化之道，平衡而止。”
从孔子到管子，先贤对百姓均平的孜孜以求，反映出均平是国人思维方式和价值体系的核心。孔子有一句流传极广的话：“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论语·季氏篇第十六》）
在中国人的哲学观念中，不是单向度的增长，平衡才是“好”的。美国物理学家卡普拉谈到中国哲学的阴阳概念时写道：“按照中国人的观点，道的所有表现都是由这些原始模型两极之间动态的相互作用产生的。这两极与自然和社会生活中许多对立的象征有关。对西方人来说，要理解这些对立面并非属于不同的范畴，而只是一个整体的极端，既重要又困难。没有任何事物只是阴或只是阳。一切自然现象都是这两极之间不断振荡的表现，所有的转变都是逐渐发生，持续不断发展。自然的秩序就是阴与阳之间的动态平衡……在中国文化中，阴阳从不涉及任何伦理价值。所谓‘好’，既非指阴也非指阳，而是指两者之间的动态平衡；而所谓‘坏’或有害，则是指失去平衡。”
在政治经济实践中，社会系统的均平是多维的。包括人与自然的平衡、社会各阶层的平衡、商品与货币的平衡、国内外物价的平衡等方方面面。轻重之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这个“心”，就是损有余补不足的天之道！
关于损有余补不足的哲学意义，《老子·第七十七章》阐述得最为清楚。上面说：“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文中将损有余补不足称为天之道，天道就如同拉弓射箭，抬得太高的就要让他低下些，抬得太低就举高它，以便保持平衡。这也是中医的核心理念，通过对体内有余和不足的调节，损有余而补不足，来实现人体的阴阳动态平衡。
中医原典《黄帝内经·素问·玉版论要篇第十五》记有一则黄帝与岐伯间的对话，讲“以平为期”的治疗原则。黄帝道：“诊察的方法怎样？”岐伯说：“必先度量病人的身形肥瘦，了解它的正气虚实，实证用泻法，虚症用补法。但必先去除血脉中的凝滞，而后调补气血的不足，不论治疗什么病都是以达到气血平衡为准则。”（原文：帝曰，以候奈何？岐伯曰，必先度其形之肥瘦，以调其气之虚实，实则泻之，虚则补之。必先去其血脉而后调之，无问其病，以平为期。）
损有余补不足用于治道，与中国古典经济学注重社会系统的差序有关。先贤认为人生来是不平等的，总会存在“有余”和“不足”，只有站在整体角度去调节才能实现社会系统的平衡。《盐铁论·轻重第十四》雄辩地指出了在社会政治经济失衡的条件下，国家行损益之道的重要性，上面说：池塘里有蕕獭，鱼类就不得安宁，国家有了豪强恶霸，百姓会吃尽苦头。所以，茂密的树林下没有繁盛的青草，大土块里长不出好禾苗。治理国家的方法，首先要肃清奸邪、铲除豪强，这样，百姓才能贫富均平、安居乐业。
张廷尉修改法令，用严法来治理天下，制裁奸商恶霸，消灭兼并土地的歹徒，使力强的不敢欺负力弱的，人多的不敢欺凌人少的。大夫君桑弘羊想方设法筹集国家费用，垄断天下盐铁等利益，排挤富商大贾的势力，用买官、赎罪的办法来削减有钱的人，补贴贫乏的人，从而使百姓贫富均平。所以用兵东征西讨，没有增加税收而费用仍然充足。损彼益此之道，聪明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而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原文：水有蕕獭而池鱼劳，国有强御而齐民消。故茂林之下无丰草，大块之间无美苗。夫理国之道，除秽锄豪，然后百姓均平，各安其宇。张廷尉论定律令，明法以绳天下，诛奸猾，绝并兼之徒。而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大夫君运筹策，建国用，笼天下盐铁诸利，以排富商大贾，买官赎罪，损有余，补不足，以齐黎民。是以兵革东西征伐，赋敛不增而用足。夫损益之事，贤者所睹，非众人之所知也。）
中国哲学重差序的观念可以上溯到中华文明的根——礼制。《礼记·曲礼上第一》说：“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礼记·乐记第十九》也说：“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礼义立，则贵贱等矣。”《管子·乘马第五》认为，正是因为社会差序的存在，一个社会才能完好地运行，但这种社会差序一定要公正。上面说，朝廷是义的体现。所以，朝廷爵位安排正确，人民才不会怨恨，人民没有怨恨，就不会作乱，然后，义才可以体现。如果安排不公正，就不可能体现。看来，一国之人不可能都尊贵，都尊贵了，事情不好办，还对国家不利。正因为事情不好办对国家不利，若没有少数人尊贵，人们是不能自己管理自己的。所以，分清爵位的高低，人们才知道先后的次序和贵贱的道理，管理起来也有规可循。（原文：朝者，义之理也。是故，爵位正而民不怨；民不怨则不乱，然后义可理。理不正，则不可以治，而不可不理也。故一国之人，不可以皆贵。皆贵，则事不成而国不利也。为事之不成，国之不利也，使无贵者，则民不能自理也。是故，辨于爵列之尊卑，则知先后之序，贵贱之义矣，为之有道。）
农业时代，粮食是最重要的生产生活资料，所以古人重视调节粮食价格，以实现各阶层利益均平。据《越绝书·越绝计倪内经第五》载，越王勾践曾问计然：“为何在丰收之年，仍会有贫困乞讨的人的人呢？”计然回答：“这是因为人的天性就不一样，正如同母异父之人，一举一动都不同一样，所以由于各种原因有些人会陷入贫困，关键在于维系社会各阶层利益的整体平衡。”于是计然提出了有名的平籴理论，就是开官市，使买入粮食的价格最高不能超过石米八十，最低不能低于石米三十。这样，社会上两个主要阶层农夫与商人的利益就均衡了。（原文：“越王曰：‘善。今岁比熟，尚有贫乞者，何也？’计倪（即计然——笔者注）对曰：‘是故不等，犹同母之人，异父之子，动作不同术，贫富故不等。如此者，积负于人，不能救其前后。志意侵下，作务日给，非有道术，又无上赐，贫乞故长久。’越王曰：‘善。大夫佚同、苦成，尝与孤议于会稽石室，孤非其言也。今大夫言独与孤比，请遂受教焉。’计倪曰：‘籴石二十则伤农，九十则病末。农伤则草木不辟，末病则货不出。故籴高不过八十，下不过三十，农末俱利矣。故古之治邦者本之，货物官市开而至。’”）
轻重之术实现百姓均平的方式多种多样，比如反对商人参政，自然资源国有，对富人收重税，财政转移支付等。《管子》对于人类生产生活必需的木材十分重视，主张森林国有，认为这是去兼并，实现百姓均平的重要方面。《管子·轻重甲第八十》引管子言曰：“故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山林、菹泽、草莱者，薪蒸之所出，牺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籍之，因此给之。”这是说，君主不能严格控制山林、沼泽和草地，就不能成就王业。因为山林、沼泽和草地是出产柴薪的地方，也是出产牛羊等祭祀用物的地方。所以，应当让百姓到那里去开发，去追捕渔猎，然后由政府作价卖给他们。
除了森林国营，《管子》还主张按纳税人的实际承受能力收取木材使用税，使富者纳税多，贫者纳税少，以求百姓均平。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古典经济学讲的平衡包括人类社会与自然间的平衡，这要求节制消费，取民有度。今天西方泛滥的消费主义看不到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已经到了威胁人类整体生存的地步，反观轻重术思想，我们不得不三思。《管子·权修第三》在强调人力、物力的有限性之后，警告统治者（财政上）节制消费，否则即使国家地大物博也极其危险。上面说：土地生产财富受时节的限制，人民花费劳力有疲倦的时候，但是人君的欲望则是无止境的。以“生财有时”的土地和“用力有倦”的人民来供养欲望无穷的君主，这中间若没有一个合理的限度，上下之间就会互相怨恨，于是臣杀其君、子杀其父的现象产生了。因此，对人民征收有度，消费又有节制的，国家虽小也一定安宁；对人民征收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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