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白益民
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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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团就是力量：“一带一路”与混合所有制启示录试读：
自序
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组装为主的制造业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正面临着产业升级的现实需求，企业抱团出海、产融结合成为一种新趋势。这并非只是针对制造业，“产业、商业、金融”相结合的三位一体结构需要被打造出来，在这些方面日本的商社财团体系非常值得借鉴。
中国目前的发展现状与日本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产业升级、海外扩张时期明显类似，而日本财团在战后的恢复重组以及高速发展期的融合扩张历程，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其最终形成“产商融结合”的财团体制，可以为中国国企改革、混合所有制的形成提供极大的借鉴作用。
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开始大举进军中国市场。在前作《三井帝国在行动》中，笔者翔实地剖析了日本如何布局中国、隐身发展、夺取商权，实现过剩产能的输出；而在本系列文集“财团商道”中，将从不同角度再度解析日本海外扩张的模式和做法，这将为中国“一带一路”的出海提供指导价值。
日本财团内企业通过交叉环形持股、人事流动和总经理会议等机制，最终形成利益共同体，并通过“产商融结合”模式，通过商业资本，消除了金融资本同产业资本间的分离和对立，为可持续发展和对外扩张提供了基础。
日本经济最终形成的是一种集体所有制形式，也属于公有制的一种，因此，日本有“从外看是资本主义，从内看是社会主义”的说法，在对外扩张中既可被资本主义国家认同，又可被为全国劳动者所接受，实际是一种“民有国营”的体制，这种制度也有利于其独立自主产业体系的形成。
所谓“民有国营”中，“民”即全民所有，日本的重要企业大都是上市公司，这些企业相当于日本的央企，其通过不断交叉持股，模糊了股权，既不归政府所有，也不归任何一家企业所有，更不受私人或外国财团的控制，属于真正的“国民企业”，而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国有企业。
如今中国民间已经形成了复星、明天、万向等类财团形态的企业集团，原有的国有资产也存在类似的体系，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时期仿造日本模式创办的中信、招商局、光大、华润等财团。
但是，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日本经济模式遭受质疑，中国国内对其逐渐由学习转为批判，随着旅欧留美回国学者的增多，自由化开始得到全面宣扬，打造独立产业链经济体系的进程被中断，当时建立起的市场经济却也并不健全。
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要求，随后“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概念被一再提出，国企民企融合成为新一轮改革的重头戏。混合所有制改革虽然可以打破过去国资国企中存在的种种束缚，但需切实保证国家经济主权掌握在自己手中，避免形成一打散就乱的局面，如不能切实保证这一点，将反倒为外国渗透或控制国民经济提供机会。
同时，粗放型的发展模式也让中国面临着能源、环境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在市场化达到一定程度后如何有计划性地实现转型，需要向日本学习。实际上，与美国不同，日本财团实行的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秩序的市场经济模式，更适合现行的中国经济体制。
中国央企出海面临着很大的风险和困境，而民营企业出去也往往是单打独斗，甚至反被纳入外资的体系当中。再看日本，通过财团体系在海外建立起“1.8个日本”（日本海外GDP是其本土的1.8倍），这套模式在其全球扩张中所发挥的作用，更加值得我们借鉴。
值得一提的是，我对日本财团商社的研究，得到了国资委研究中心楚序平主任的高度重视及肯定，并且受到研究中心企业改革研究处支东升处长的邀请，参与了“央企境外风险管理”等方面的专题研讨。2015年，在支东升处长的主持下，又成立了“一带一路国别风险和安保体系”课题研究组，我应邀成为课题组专家顾问，同诸多央企领导和专家学者进行了面对面的深入交流。
自2008年畅销书《三井帝国在行动》出版后，近六年来本人接受了上百家媒体的采访，发表文章三百余篇，涉及经济、商业、产业、能源等诸多领域，本次“财团商道系列文集”对这些散落在各处的文章进行了搜集分类。
在我的指导下，我的优秀学生兼助手杨履明对文章进行了系统整理编辑，分别围绕财团体制、商社模式、产业强国、能源暗战四个主题形成逻辑体系后，以四部文集的形式呈现出来，以飨读者，希望能为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经济产业健康发展、海外扩展与繁荣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在此感谢中国华信集团董事局主席叶简明先生对我的大力支持。自2011年始，我作为中国华信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有幸参与到中国华信的发展当中，并将学识和智慧奉献给这家肩负国家能源保障使命的集体所有制民营企业。
值得庆贺的是：2014年，中国华信集团以336亿美元的营业收入首次入围《财富》世界五百强，位列第349位；2015年，又以347亿美元的营收攀升至342位。并且，中国华信集团正以财团商社的模式践行“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和“混合所有制”的体制改革。我的研究成果能为中国华信集团的发展贡献力量，让我深感荣幸和自豪。
本系列四部文集收录了本人多年发表的文章，其中还得到了我的学生袁璐、彭正江、王维等在初期资料收集、整理和文章写作方面的帮助。这四部文集中还收录了许多媒体记者如梁志坚、林鹰、王缨、陈伟、张凌、严学锋、刘文波等对我的采访或撰写的与我相关的新闻稿，均为该系列文集的成书贡献了力量。白益民2015年8月18日
前言 中国经济需要向谁学习
日本经济的社会主义特色
单从宏观经济领域考察日本经济模式的本质有一定片面性，日本经济模式的真正优势和特点在微观经济领域，日本堪称“微观经济的王者”。日本经济体制保留着战时统治经济的属性，明显带有计划经济的色彩。有西方学者称日本经济体制“从外看是资本主义，从内看是社会主义”。
日本在战后实施经济管制和政企不分的国策，1946年8月，经济界成立了经济团体联合会（简称“经团联”，职能相当于中国的国资委），它是战前的日本经济联盟会及战中的重要产业协议会的延续，包括了所有的大型工业企业、金融企业和高技术企业。1948年2月，在已经存在的行业协会、地区企业协会的基础上，进一步成立了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简称“日经联”），绝大多数的中小企业也被联合。
2002年5月，大企业团体经团联与中小企业团体日经联合并，组建了新的经团联，会员总数1623个。其中，日本的主要企业1306个、行业协会（如日本钢铁联盟、日本自动车会等）性质的全国团体129个，地方性质的经济团体47个。
新组建的经团联初代会长乃时任丰田总裁奥田硕，副会长则是新日铁、三菱重工、住友商事、东芝、SONY等日本大公司的总裁；二、三代会长分别为佳能总裁御手洗富士夫和住友化学总裁米仓弘昌；2014年6月3日，东丽公司董事长榊原定征出任新一届经团联会长。
除了有全国性质的经济指导机构外，日本企业还建立了各式各样的集团，我们把这些集团划分为“横向企业集团”和“纵向集团企业”两种。“横向企业集团”是主要的集团企业为加强彼此的相互关系所组成的大型企业集团群，如三井、三菱、住友、富士（芙蓉）、三和、第一劝银这六大财团。“纵向集团企业”是一个在母公司一元化、垂直领导下活动的有机的事业集合体，如丰田、东芝这样的大型制造企业集团。
日本经济模式在高速发展时期采用的是类似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完整产业链构建，金融部门向重点产业低利融资。日本企业自有资本很少，大部分是来自银行的金融资本。日本资源匮乏，要靠出口换取资源。输入则严格限制，强制进口替代，积极导入技术。在整个产业上大集团协同作战，即协调统一发展，着力发展重化工业、装备业、电气电子等基干产业。
对内分权，对外联合
为什么日本在战后采用现在认为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却没有造成效率和效益的低下呢？这是充分竞争和外界压力的结果。
日本在经济上面临竞争和压力，采用资本主义式的计划经济增强企业竞争力，某种程度上和中国采用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构建自主工业体系的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处。区别在于，中国曾经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大财团”，绝对集权，导致僵化；而日本有六大财团，通过市场作用，既有竞争又有合作，形成“幕藩体制”，达到集权与分权的对立统一。
日本作为一个资源匮乏、国内市场狭小的国家，如果不能进入国际市场，无疑就是死路一条。虽然当时日本的经济竞争力非常有限，但是加入关贸总协定（WTO前身）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入关”后，为了应对国际垄断资本的巨大挑战，日本政府和经团联等机构积极推进了诸多保护本国产业、促进民族企业发展的计划和措施。就在1955年加入关贸总协定后的几年中，日本六大财团逐渐恢复和形成。
推动制造业的超常发展，综合商社作用不可估量。综合商社作为日本财团企业占领国际市场的先锋军，在整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演了一幕幕所向披靡的动人画面。日本的电器、电气产品和汽车席卷整个美国、欧洲市场时，综合商社便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正是从这一时间开始，日本采取“稳定股东工作”的措施，重新组建以主办银行和综合商社为核心的、聚集大型企业的、以相互持股和内部董事为特征的财团体系。与此同时，国家经济命脉真正掌握在这些财团企业内部培养起来的、高度忠诚的、具有责任感的、实践型的职业经理人手里。这种由财团机制建立起的日本模式，或由此形成的东亚模式，成为发展中国家在短期内迅速跻身经济强国并形成持续发展能力的成功范式。
任何企业的合并，其本质都是人员的融合，日本集团企业长期的军队化体制和共同的文化传承，大大降低了企业间融合的成本。力量聚集的同时并没有让企业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一直认为在中国企业做大很容易就做亡了，这一方面是中国企业做大的时候没有做到真正意义上的融合而产生统合力量，另一方面则是中国缺乏企业间融合的外部环境。
在日本，企业融合并形成新型财团时，有一个集金融、产业和商业的结合点——综合商社，它是企业之间的纽带。日本财团的本质就在于“财团”二字，“财”代表“金融”，“团”代表“商帮”。金融中的企业间相互持股被称为日本财团的“舰队护航体制”，而财团则是现代商帮的体现形式。“岂只一衣带水”
在东南亚经济危机以后，日本经济界提出了“中国大活用”“超制造业”“国际垂直分业体制”等构想。“中国大活用”是指实现中日两国关系产业互补。“超制造业”是指日本脱离制造工业，从事研发和部件制造，将组装放在中国完成。“国际垂直分业体制”则是指将生产一个产品所需要的多道工序垂直地安排到全球。如今这些构想已经全部实现。
中国经济发展与日本密不可分，主要因为三点：一是日本拥有优秀的技术实力和为确保技术优势而对研究开发的巨大投资；二是日本企业能向中国提供经济建设不可缺少的高质量产品；三是日本能向中国提供工业生产必不可少的大型生产设备。
中国的经济发展导致制造业对日本的材料和零部件的强有力的需求。中国钢铁产量虽然为世界第一，但是高级钢材却很少。高强度钢、电磁钢、表面处理钢这些具有高利润附加值的高级钢、特殊钢均被日本所垄断。中国生产汽车部件的机床年均工作时间高达3500小时，只有日本生产的机床能保证连续5年性能不变。在重工业的生产资料上，中国很依赖日本提供的大型设备。
中国高速铁路建设引进的是川崎重工的技术，机车原型是日本新干线E2-1000。中国向日本订购的60列火车中，有3列在日本完成，并完整交付中国；另有6组以散件形式付运，由中方负责组装；最后提供中国国内制造剩余的51列列车所需要的设备等知识产权，但一些高技术部件中国仍需进口。
中国这个崛起中的大国过多的对外依赖，会导致现代化的基础不牢靠，经济安全和国防安全也不牢靠。对外开放和自力更生，是可以并行不悖的。科技部资料显示，中国全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设备投资，有2/3依赖进口。如果将制造业分为产品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两部分，那么中国装备制造业占全部制造业的比重不到30%，远低于美（42%）、日（44%）、德（46%）。
从“宏观经济管理”向“微观经济管理”转变
中国作为一个全球新兴的制造业大国，世所公认，其未来趋势与地位，将可直追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及日本，但必须指出：制造业大国不等于经济大国，甚至中国目前是否已经是一个十足的制造业大国，也有商榷余地。
今天中国“全球（产品）制造业王国”的称誉，是建立在大量耗用原材料、大量耗用能源、大量耗用初级劳动力、大量进口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及大量牺牲环境及生态资源的基础之上的，近年来能源消费增长率大大超过经济增长率。
在电子信息产业，中国企业与国外企业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华为总裁任正非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欧美的专利如今已经占领了山顶，我们就要用专利把山脚围起来，让它们下山的时候绕不开我们的专利，然后用山脚的专利去换山顶的专利。”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累积了巨额财富，在完成原始积累后，应该把这些积累投入微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像大飞机、航母的建造是重新建造和培养中国制造业的契机。同时，这些大型建设项目应该尽量让有技术积累的民营企业参与进来，带动中国企业间的跨行业合作。
当审视我国微观经济领域时，一种巨大的危机感油然而生。近年来的中国企业百强中（销售额排名前100家），电力、能源、电信、银行、保险等国有垄断型企业占据了大半，而靠自然发展壮大的纯民营企业寥寥无几。很难想象在未来20年内，依靠低技术含量的低端资本来带动国民经济的发展，是一个稳步走向崛起中的大国之所为。
谁主沉浮：中国微观经济主体在哪里
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深入，政府逐渐退出了微观经济管理，取消对企业与银行的监管，并大幅减少国家配置资源的范围与程度。宏观经济调控、完善市场经济、对资本市场进行改革虽然很重要，但是不应该忽视微观经济领域，因为这是国家经济的基础。中国现在迫切需要研究日本经济模式，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多元化的思路。
日本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采取各种措施抵御外国投资者的竞争，保护民族工商业和民族资本的发展，对我们认识当前经济形势和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诸多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崛起中的中国民间企业，正越来越多地担负起微观经济的重要职能。日本财团与韩国财团的模式对整合和壮大中国民营企业有着很实际的借鉴意义；而以综合商社为纽带的微观经济管理模式有着更为巨大的借鉴意义。
20世纪90年代，在“走出去”战略下，中国学习日韩模式，做大做强中国企业曾成为一种主流趋势，其间出现了研究综合商社的高潮。这一时期出版了《日本综合商社》等大量专著。以“综合商社”为关键词，查维普中国期刊库，1991-2000年间相关的论文有250篇。
然而2001-2005年间，同样以“综合商社”为关键词查维普中国期刊库，相关的论文只有25篇。中国最大的网上书店当当网居然没有一本有关“综合商社”的专著出售，而关于三井物产这家日本头号综合商社的书仅有一部——《三井帝国启示录——探寻微观经济的王者》（2006年8月出版）。
中国的经济学家和经济领袖们是否注意到，隐藏在背后的以综合商社为主导的日本大财团正以准军事化的组织模式和行为方式部署它们的中国战略，并在全球扮演着微观经济管理角色。现在，当我们在“正面战场”（宏观经济）上防御美国的金融资本（对冲基金）时，却忽略了日本的商业“军团”（综合商社）正在悄悄地潜入我们的“后方基地”（微观经济）。
在改革中，由政府重点改革和扶持的银行体系承担起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的重任。那么，谁是中国微观经济管理的主体呢？要把它交给日本的综合商社吗？中国人自己的综合商社在哪里？原文发表于《中国财富》2007年6月期，作者：白益民、袁璐第一章日本财团在华攻略
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三井、三菱、安田等日本财团迅速挺进东北地区，利用中国的资源和劳动力将生产出的煤炭、机械、农作物、木材等销往欧洲，为财团发展积累了巨额财富，也为日本实行对外侵略扩张奠定了经济基础。
当我们还在为2010年中国GDP赶超日本而沾沾自喜时，日本财团正以围绕“全套完整产业链”而构造的组织结构，以主办银行、综合商社和制造企业“三位一体”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争夺原料、技术和市场。所谓“全球”，自然也包括中国。
在日本企业看似无关甚至激烈竞争的背后，却有着更多的共谋。从基础制造业、高科技产业到能源矿产，以三井为首的日本财团在中国展开了令人震惊的精妙布局，众多中国企业被日本财团层层“捆绑”，中国在诸多产业中已逐渐失去了核心主导权。
作者题注：
日本财团其实一百多年来，一直精心规划和实施着自己的“一带一路”计划，特别是近二十年在中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隐身布局。研究和学习其在中国的扩张与发展模式，可为中国当前“一带一路”的出海战略提供宝贵的经验与案例。
本章提要
三井财团成功地将上海宝钢纳入自己的“利益共同体”中，并将其打造成一部“超级提款机”，从而在铁矿石涨价、海运费上升和钢材物流布局中享用着一道道“美味大餐”。
日本是一个财团结构，是一套体系，日本的产业、商业和金融是配套的，所以我们看到“陆军”（制造业）登陆后，“海军”（商业）紧随过来，现在日本“空军”（金融）也开始进行有选择性的“轰炸”了。
日资在中国活动有很长时间，并不轻易下手，一般都是寻找合作伙伴，把上下游连接起来，然后再掌握整个盘子。一旦中国出现危机，它们就可以把合作伙伴的资源全部拿到手里。
从汽车配件产业版图看，中国的汽车配件市场早已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不但生产规模完败，而且合资企业的高科技，本土汽车企业掌握的也是寥寥无几。从日本大地震引发的全球“车荒”中，可以清楚看到日本在汽车配件产业中的地位。
日本物流企业的结构是金融、商业、产业资本相结合，这种模式的渗透力和组织力极强，一旦在中国形成网状结构，相互之间的结构就显得非常牢固。而财团间物流企业相互扩张、相互配合，也在挤压着中国物流企业的生存空间。“入世”这十多年，中国得到了什么？我们真的拿到了国外技术吗？我们真的完全进入国际市场了吗？我们实际上是在给人缝裤子缝鞋。在贸易环节的最低端，产业链的最低端，我们的劳动力实际上是被廉价地使用，资源却控制在人家手里。第一节 说出日本财团的“阳谋”
财团——“阳谋”的总导演
日本有六个著名的财团，即三菱、三井、住友、富士、三和、第一劝银。这些财团与银行、制造企业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各大成员企业间形成松散的联合体。这六大财团的前身是日本著名的四大财阀——安田、三井、住友、三菱，二战之后，这些财阀表面上分崩离析，实际上解散之后的各个企业之间以“经理会”的形式长期保持合作关系。
当我于1993年底进入三井物产（株）北京事务所工作时，正是日本陷入所谓的“失去的十年”之际，然而我经历的却是繁忙的工作、奢侈的花销和大量推进中的投资项目，并未体会到衰退的景象。1996年，在公司的东京总部研修时，白天看到的是井然有序的工作，晚上见到的是觥筹交错的生活，体会不到萧条的景象。为什么日本非常乐意接受人们大肆谈论它的不景气呢？其背后有着非常隐秘的战略目的。
我在《三井帝国在行动》一书里揭露了这个战略目的，那就是以综合商社为主导，以制造企业为武器，在财团的统一整合下掌控全球产业链各个环节的商业布局。
如此看来，索尼、东芝以及我们耳熟能详的松下电器、丰田汽车不过是财团推到消费者面前的品牌表演者而已。而真正主导日本经济的力量来自以三井最为著名的六大财团。六大财团同时也是构筑日本社会秩序的重要基础，是日本国民生活方式、组织方式以及儒家文化的集中体现。
日本财团通常是以横向联合的方式由三个核心部分组成：主办银行，综合商社，大型制造企业。以三井财团为例，樱花银行是其主办银行，三井物产是综合商社，而丰田汽车和东芝电器就是具有代表性的纵向发展的制造企业集团，通常称为“企业系列”。
另外，一些现代金融机构如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也通常被划归某一财团，但它们的独立性更强，很难说它们是财团的核心成员，却是作为财团核心的综合商社的主要股东。
这些企业之间通过交叉持股、互派董事交织成一个庞大的商业网络，它们的理想就是网罗住所有涉及行业的各个环节，当然，除了资本的关系之外，长久的合作使得它们好像一家人一样，当所有人都在批评日本商业文化重视人际关系而漠视规则的时候，没有人意识到正是长久稳定的协作关系构筑了日本庞大的海外商业帝国。
合纵连横的综合运用经过综合商社的统合，实现产业链各环节企业间相互环形持股，最终形成利益共同体
这种模式可概括为“左手”与“右手”掰腕的做法，通过综合商社这个参谋部让产业链上的全球企业不知不觉中被牢牢掌控在财团的双掌之中。
以钢铁行业为例，日本钢铁企业30多年来通过各种方式直接或者间接地参股巴西、澳大利亚等国家的铁矿，控制了钢铁产业的上游资源，从而挟制了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钢铁企业的发展。同时，在三井物产的推动下，三井财团旗下的新日铁和中国宝钢开展多方面合作，在实现宝钢经营多元化的同时，也给自己带来巨大的收益。
所以，即使铁矿石涨价，新日铁会受到一些损失，但控制了上游资源的三井财团却能从中渔利，也就实现了整个财团的利益最大化。
日本模式的强大力量，让人看到了继承儒家文化的企业之间如何团结协作、扩展海外版图，也看到了财团经济侵入的种种布局。这一场阳谋并不恐怖，或许会给亚洲国家带来新的启示。
这个启示或许就是，亚洲新兴国家是否该有一种自己的模式，一种不同于美国的模式，来创造利润，这种模式有强大的财力支撑，有信息通畅的商社作为先锋，有优秀的制造企业攻城略地。合纵连横、交相渗透，纵横捭阖、层层占据，这样的商业模式是否会让那些美国经济“传教士”们感到一丝寒意呢？
日本的优势所在
实际上我在三井物产工作了12年，我发现日本不是有什么阴谋，而是种“阳谋”。这就是它们常常是一个军团在作战，金融、商业和产业三位一体。而中国现在对经济制度的理解都是美国模式，也就是，金融和产业、商业分离。
这是因为东南亚经济危机以后，经济学家认为金融如果介入产业里是有风险的，而忽视了把资金撤走之后等于切断了产业链，本来金融之间相互持股，实际上是把一些公司串联起来，这些公司在产业链上有分工协作。日本实际上是这样的方式，财团通过商社和制造企业将产业链整合起来。
如果按照美国的经济制度设计的话，金融和商业各自为政，甚至互相争斗。商业想办法怎么获取商业利润，压迫产业利润，这不是一种共生的体制。理想的模式应该是，商业扶植产业做大，再从产业做大、做强的过程中也获得利益。
金融也是如此。从产业里撤出来之后，金融的想法就是消费心态，它的想法就是投入生产风险大，投入消费风险小。然而美国次贷危机告诉我们，投入消费的心态照样有风险。所以日本遵循的是将金融投入生产领域，通过生产的扩张，到全球市场扩大，占领市场，获取利润的模式。而美国更倾向于把金融作为牟利的手段，通过各种衍生工具牟利。
我当年供职的是三井粮油部门，辞职以后花了三年的时间把各个日本模式的案例搜寻出来捋一捋。也正是因为我有在三井物产工作的经历，所以能够把这些资料和事实找出来。
我是1993年底进入三井物产工作的，当时也是中国经济起飞的阶段。那段时间，日本企业开始大规模向东南亚扩张，日本企业的排名都是排在世界500强前10位。日本企业尤其看好有着10多亿人口的中国市场，其在东南亚的布局也主要针对中国市场，当然，同时也在中国市场潜心布局。
进入三井之后，我开始接触商业。当时三井的很多生意都是跟美国做，所以表面上看是在日本的商社里，实际上是全球的贸易公司。在这个环境中，既能体会到日本的经营，又能体会美国人做事的方式。比如有一个很重要的感受就是：日本人做事计划性很强，我印象最深的是1994年要跟中信合作，做大蟹岛的粮油方面的项目，日本人掌握的资料文件非常详尽而且成体系。可见，做这种贸易在日本已经很成熟了。我相信这种商业习惯是经过100多年沉淀下来的，是有继承性的，不像美国的公司没有太大的继承性，这些人干完就走了，来的人都是人才市场招聘的，都是商学院进来的人。在日本的大型公司里，继承性很强，基本上是师傅教徒弟，一点一点带出来的。
儒家文化的传承者
日本终身雇佣的优势就是比较稳定，可以长期积累，而不只是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老员工随着阅历的增加，职位也就一步一步升上去，它们在指导工作的时候就比较了解历史，根据历史经验再去推广，可能创新性不强，但是能够把很多积累的东西发挥到最大的力量。
日本的产品都体现了这一点。哪个产品是日本发明的？基本上都是美国人发明的。但是你会发现占领市场的却是日本人，占领一段时间再把这些产品转移到其他的国家，但是它要保留核心的技术不断升级，你跟不上它的升级。这种升级的能力也表明人员的稳定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改进、改良。
其实这就是东方文化积淀在里面。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无非讲究一些秩序，讲究晚辈要尊敬老一辈。汉朝为什么能持续几百年的基业，能够建立那么大的帝国？实际上可把一个国家看成大企业，而企业做大了也可以说是一个国家，你的文化要想长期沉淀下去，得用汉朝的一些制度文化。日本企业里基本上传承了中国汉朝、唐朝、宋朝的文化积淀，跟社会也是统一的，跟家庭观念也是统一的。
中国目前的情况就是社会已经基本美国化了，你想让企业回到传统经营文化是很难的，因为商业文化都是自由主义，整个社会也是这种状态，要求企业强调这个文化那个文化是很难做到的。我在三井发现日本的工作环境和中国的企业大相径庭；接触到的企业家经营的方式、思维方式、做事方式大不一样。而且有很多舆论说日本的这套是不行的，我当时也在反思，我在日本公司里也得考虑，如果都说日本不行我在这里工作是否有前途呢？
商社与制造业的联姻
1996年的时候，我因为有一单生意做得不错，有机会去东京总部研修，实际上，很少有外国人进入它们的核心机构学习的。
去了以后我看到它们总部的工作非常严密。1996年电脑在中国还不太普及，而在日本已经非常普遍了，强大的信息网络给三井的工作提供了便利条件。之后我又参观了一些制造工厂，发现日本企业在信息建设、自动化等方面已经非常完备了，领先中国企业很多。
最重要的是，也是在这个时候我发现日本的商社之间存在着表面竞争、实则合作的现象。比如三井做大宗贸易的时候，三菱商事、丸红商事这几家商社看似是竞争的，但实际上每个月负责人都要坐在一起共同探讨市场的变化。它们通过一段时间的竞争都有各自划分的客户群和地区，所以在竞争的过程中有时候有冲突，但是它们会进行协调，因为谁都不想得罪谁。
这让我发现，日本人是真正的商人，这和企业家是有区别的。企业家更关注企业的产品，然后视野慢慢放大再看外界。但是商人占的制高点就是市场的角度，然后再去观察商品，角度是不一样的。
比如丰田汽车公司就是这样，它受三井的影响是很大的，先从市场的角度不断把它的制造业做起来。而日产则是从技术出发来研发产品。日本人称呼这两家公司为“技术的日产”和“商人的丰田”。而商社的作用就是关注市场，把市场带给企业，企业根据市场情况配合运作。
很多学者都发现索尼和三井财团的关系密切，但不会说是财团的成员。实际上，索尼成为三井的成员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可能在20年前不够明显，随着现在的分工和竞争，索尼跟三井共同投资，两者关系变得越发密切，这个密切不是美国式的通过控股彼此联系。它的密切可能不是控股，可能是相互持股，可能共同投资。这是亲家的关系，两个儿女如果结婚了，两个亲家是不是就是一家人了？实际上就是这种关系。不光是一对儿女，我有十个儿子，他有十个女儿，不止一对在结亲，这个亲家就更紧密了。本书由提出“边际产业扩张论”的日本经济学家小岛清著，于1984年出版
商社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整合产业链。你会发现中国的经济体制是很零碎的，无法进行大生产。而日本的商社就把这些产业组织起来，通过贸易投资，把这些企业关联起来。本来这个企业和那个企业没有太大的关联，但是因为商社在里面投了10%，实际上通过商社就发生关系了。而且它们的投资不是单线的，有时候这儿投了一部分，那儿又投了一部分，它们之间又有投资关系，这样就成了网络。别看只投了10%，但是能够帮你把这个网织起来，而且有了网就有信息源，能够把这些信息揉到一起，从中发现商业机会。
实际上商社并不介入企业的经营当中，人家本来是这个行业的专家，我商社干吗要参与经营呢？利益分配就是商社从企业制造产品的销售中获取利润分成。有些厂家也有自己的制造业商社，也可以获得利润。如果在利润分配上有冲突就坐下来交涉，大家坐下来划分一下市场。比如NEC去占领中国市场，东芝就跑到越南去发展。开始可能到一个市场打，打到一定时候企业之间就会进行协调，这个协调并不一定商社出面，大企业之间也会坐下来协调。“哭穷”背后的财富
二战之后日本的财阀都被拆开了，实际上还是在彼此联系。
原来的财阀有点自上而下的控股关系，解散了以后就变成了财团，它们之间相互持股。你会发现三菱这个财团自上而下的结构还是非常明显，比三井要明显。三井感觉更松散一些，实际上只是表面松散，其实它们的协作很强。三菱的结构有点财阀的感觉，但也不是完全的财阀，因为有反垄断法的制约。所以，解散的只不过是当时家族的人，家族的人是资本方，不是实际经营者，经营者是经理人，经理人没解散，平常还有来往，最后又形成了财团，也正是这些经理人在操纵这些企业。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这种财团模式才真正成型的。当时亚洲经济危机对日本企业打击很大，商社相继退出了一些领域，并且开始把生产制造向国外转移。美国人认为控制一家企业就是要控股，但是日本人不这么想。它们通过商社控制资源的上游和市场。
宏观经济我们一般用GDP（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如果你看温州，温州的GDP增长在浙江是倒数的，但是你会感受到温州人在全国、全球不断扩张，这跟日本是一样的。日本本土的GDP虽然不增长，但是并不代表它没在全球扩张。日本的GDP上不去跟它的需求有关系，跟人口老龄化、产业外移等很多因素有关。
所以要衡量发达国家的时候，不要用GDP，应该用GNP。如果算GNP的话，日本肯定是两位数的增长，GNP是什么？在发展中国家GNP是GDP减去外资投资的部分，所以GNP是小于GDP的。但是如果在发达国家绝对是GNP大于GDP。你说日本人哭穷，其实它们心里也明白自己不穷，只不过是打消你的敌意。日本在全球扩张，如果它们整天耀武扬威的，肯定招人恨。中国人现在就招人恨，到处扩张。
中国若想发展自己的财团模式，现在最大的矛盾是中国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打内战，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都是民营企业占主导，国家资本退出，让民营企业自己做市场，让这些企业家发挥作用。
但是如果单纯靠民营企业慢慢积累也来不及，所以应当让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合作，才能发展好民族的产业。原文发表于《东方企业家》2008年12月总第237期，作者：陈伟第二节 日本财团与辛亥革命
乘虚而入的日本财团
中国的封建时代，恰似一场又一场盛装大戏，台上封侯拜相，台下落寞潦倒。等到锣鼓停声，改朝换代，一切贵贱穷富，皆归乌有。大清朝也不例外，这场戏足足演了267年，到了1911年，终于演不下去了。
彼时清廷与西方列强缔结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威信一落千丈。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在带来一定技术革新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腐败。宣统三年，作为“中央机关事务局”的内务府，其一年支银的预算高达1024万两，而在咸丰朝时仅为40万两，足足增加了24倍。
至于冒领公款、挥霍浪费甚至侵吞赈灾钱款等更是层出不穷。两广总督岑春煊巡视陆军学堂，光一次宴会就“动需洋酒千数百金”，为此还专门在衙门中设立“洋酒委员”一职。甚至连军队都大量参与走私贩私，号称世界八强的北洋海军，其内部的腐败也是造成甲午一战全军覆没的主要原因。
然而与此同时，甲午战争的另一方——日本，却借此机会迅速发展壮大。借国力强大之东风，以三井物产为代表的日本财团不断扩张势力范围，最主要的交易商品除稻米外还有煤炭，并出口到新加坡和我国的上海、香港、台湾等地。在政府主导之下，三井与各地炭坑缔结独家贩卖契约，其承办数量一直增加。另外，对应日本纺织业的兴隆，也扩大棉花与纺织机器的进口。
甲午战争的获胜为日本带来巨大利益。首先以2.3亿两的赔款金进行日本的金融改革，确立了金本位体制，拥有了能与欧美诸国竞争的经济实力。同时由于领有了台湾与澎湖岛等殖民地，以及取得中国承认朝鲜独立并开放朝鲜的四个港口，开始开拓与独占我国台湾及朝鲜市场。
这些，都成为日本资本主义确立的契机，亦成为三井物产发展事业的契机。三井物产随着收益增加和资金丰沛而开始金融活动，投资各种公司，并形成三井物产联合企业群。
独占东北 称霸上海
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日本取得了南满的殖民权益。日本势力扩及中国东北，取得了大连与旅顺的租借权，也接收俄国拥有权益的中东铁路（自旅顺至长春），还获得鸭绿江右岸一带的森林砍伐权、安东—奉天的铁路使用权以及铁路沿线驻兵权。
日本的财阀势力随着军阀势力踏入南满，三井物产亦随着日本势力进入我国东北地区，也开始开拓东北市场。三井系对南满大举投资，先后取得了鞍山铁矿和抚顺煤矿的开采权。
三井进入东北地区后，安田、三菱等财团的势力也尾随而来，安田在一年中的投资规模甚至一度超过三井的三年之和。图为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鞍山制铁所大孤山铁矿，而作为满铁中兴之祖的山本条太郎原是三井财团和政友会首脑
明治三十九年（1906），日本财团已经完成独占东北市场的准备，而开始棉布、武器、砂糖、面粉等的贩卖，以及大豆、豆饼、杂粮等的收购出口。当时在欧洲大豆是肥皂原料，豆饼为饲料，需求量颇大。
明治四十一年（1908），三井物产开始将大豆出口至欧洲，销售成绩非常好，获得成功。当时，在华日本财团的重要经办商品是煤炭、棉花、棉纱、棉布、蚕丝、砂糖、机械、金属器物、稻米、大豆、豆饼、木材……所经办的商品五花八门，这些重要项目都是让日本财团势力得以顺利发展的基础。
霸占东北市场的同时，以三井为代表的日本财团也开始把对华资本输出的方向集中到上海。上海附近产蚕丝、稻米、棉花。纺织业是当时上海的支柱产业，各国纷纷投资。
在寸土寸金的上海寻找厂址是最令人头痛的。于是，三井把目光转向了底子薄弱的中国民族资本家兴办的纱厂，虽然规模不大，但还算有厂房、有设备，只要盘过来，投入一些资本便会产生活力，可以和英美人竞争。
1903年，三井看上了位于上海市区的大纯纱厂。这家厂距离三井在上海的据点三井面制厂很近，便于管理。厂虽不是资金雄厚，却占有很大一块地方，有伸展余地。于是，三井便开始购入大纯的股票，大纯股很快成了上海的红头股，价格直线上升。
到1905年，三井成了大纯最大的股东。于是，三井便虚张声势，大量抛出股票。由于此时的大纯股正处于高价位，而三井作为大纯的第一大股东大抛股票，使其他握有大纯股票的股东对大纯丧失了信心，也一哄而上，猛抛大纯股。
于是，三井趁着自己营造的低价位，马上大批购入大纯股票，从而完成了对大纯纱厂的收购。“慷慨解囊”的政治投资
一方面，在经济领域大举投资，另一方面，日本也瞄准了中国另一个有利可图的领域——政治。
早在1895年，孙中山在秘密策划广州起义之际，便经英国人康德黎博士介绍，结识了日本人梅屋庄吉。这年3月1日，在梅屋的联络下，他来到日本驻香港领事馆，拜访中川恒次郎领事，以争取日本对起义的支持。
据中川提交日本政府的报告，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缺乏武器，需要步枪25000枝、手枪1000枝，欲求为之筹措”。
4月17日，中川恒次郎再次报告孙中山来访事宜：“其后，孙文仍时时来馆，提出务欲我国予以声援，但从来与我方并无关系。总之，孙文等所说的要在两广独立成立共和国，只不过是空中楼阁而已。”
可见当时日本对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并无太大兴趣，面对严重缺乏资金而四处求援的革命党人，也并无任何同情之心。然而，随着武昌起义一声炮响，革命形势一片大好，日本政府及其背后的金融势力终于按捺不住，立刻主动提出愿为新政府提供贷款。
南京临时政府刚刚成立之时，因西方势力不予支持，无法从各大银行获得贷款，经济上十分困窘。据胡汉民回忆，有一次安徽特使来南京请饷，竟发现“财政部”金库内仅有现洋10块。由此可见南京临时政府处境之艰难。
这期间南京临时政府还曾得到时任三井物产公司上海支店店长的藤濑政次郎等人的大力帮助，三井公司同意提供300万日元的武器贷款，但因受到日本政府官方某些人员干涉，这项借约没有生效。
而后，在秋山定辅、宫崎滔天等人的推动下，日本政府才开始伸出橄榄枝，并且出奇的“积极”和“主动”。日本方面派出宫崎滔天、山田纯三郎等人从中撮合，提出南京政府以苏省铁路公司、汉冶萍公司、招商局为担保向日本方面贷款的计划。
与此同时，日本大财阀阪谷芳郎也提出“帮助”中国筹建中央银行，条件是，南京政府向日本借款1000万日元，以阪谷芳郎为银行总监。集股成立后，资本金为日币1亿元，政府股份为3000万元，以官有财产为股份证券抵押，年利率6%。这个拟议中的银行，还有发行纸币的特权，特许有效期50年。孙中山与山田纯三郎，后者为孙中山与日本朝野的联络人，同三井关系密切
幸而此时，尚有一批头脑清醒的中国实权派人物及时揭穿日本的阴谋。大实业家张謇致信南京政府道：“凡他商业皆可与外人合资，惟铁厂则不可；铁厂容或可与他国合资，惟日人则万不可。日人处心积虑以谋我，非一日矣，然断断不能得志。盖（日本）全国三岛，无一铁矿，为日本一大憾事。民国政府建立伊始，纵不能有善良政策为国民所讴歌，亦何因区区数百万之借款，遗他日无穷之累，为万国所喧矣！”
此后随着中国政局动荡，日本财团密谋投资中国政治的计划亦无果而终，但清朝灭亡前后数年日本财团在中国东北地区建立的稳固经济势力，却成为该国日后发动侵华战争的基础。原文发表于《环球财经》2011年第11期，作者：白益民、王宇第三节 三井“蚕食”中国钢铁产业链
从建设宝钢入手布局
1977年1月下旬，冶金部明确在上海建设“上海宝山钢铁厂”（宝钢集团的前身），主要从日本新日本制铁株式会社（简称“新日铁”）引进技术装备。而新日铁也正是看准了中国钢铁企业要生产大量高档产品就必须进口设备和技术的现实，以提供生产设备和技术为先导进入了中国的钢铁行业。
纵观国内的大型钢厂，几乎都从新日铁引进过设备和技术，而宝钢几乎全部的生产设备和技术都引进自新日铁。2007年宝钢日报刊登的“宝钢新日铁友好合作30周年庆典活动”，宝钢集团公司董事长徐乐江、前董事长谢企华及新日铁社长三村明夫参加了活动
新日铁和三井物产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事实上，三井物产拥有新日铁商事（新日铁的商社）20.132%股权，而且拥有新日铁5%以上的股权。与此同时，新日铁又是三井物产的独立董事。在钢铁贸易方面，三井物产是新日铁最大的钢材代理贸易商。
新日铁虽然不是三井财团二木会（总经理会议）的成员，但实际上，它与三井物产以及三井财团其他成员之间存在相互持股、共同投资、贸易代理等实质联系，已经形成了利益共生关系，很显然它们已成为一家人。
宝钢不仅在“硬件”上与新日铁合作，在“软件”上也不例外。1998年11月，宝山钢铁公司联合重组上海冶金控股公司和上海梅山公司，成立宝钢集团有限公司。时任新成立的上海宝钢集团公司总经理的谢企华开始进行重组后的统一规划、统一经营、统一管理，花费8900万美元引进新日铁的管理软件。
因此，宝钢在对外宣传时，经常称自己将新日铁的管理经验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创新出了“集中一贯管理”模式。事实上，这在很大程度更方便了新日铁深入地了解宝钢的一举一动。
新日铁和三井物产相互配合，“帮助”宝钢不断扩张，只是它们“中国战略”的一部分。除了新日铁和三井物产这样的老面孔，三井财团的其他成员企业，如丰田集团等也参与到中国钢铁产业链中。
值得一提的是，三井物产并没有忘记提携其他的日本中小企业，共同在中国钢铁行业进行扩张。相对于为第一梯队提供的周到服务，三井物产对待第二梯队更像一般的业务客户，钢铁生产设备和铁矿石贸易是其中进行最多的业务。
俗话说，“不能把全部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三井财团在中国的合作伙伴自然不止宝钢一家，而且介入中国钢铁产业也并非始于宝钢的建设。
1974年，新中国第二次大规模成套技术设备引进开始，武汉钢铁公司（简称“武钢”）从新日铁引进冷轧硅钢生产成套设备，结束了中国不能生产冷轧硅钢片的历史。武钢项目的实际总投资达到创纪录的近27.7亿元，占整个第二次引进总投资的一成以上，仅次于用以解决穿衣问题的辽阳石油化纤项目。
时至1995年12月，三井物产作为三井财团的核心企业与武钢有了进一步合作，双方合资5000万元人民币，建成主营钢材深加工的合资企业武汉兴井钢材加工有限公司（简称“武汉兴井”），其使用的大型纵剪机组、包装缠纸机组等主体设备均从日本引进，年加工能力5万吨。武汉兴井的主要产品是硅钢片，客户集中在电机、变压器、大型发电机以及家用电器等行业。
其实，三井财团的新日铁和武钢历来就有硅钢生产的合作，而武汉兴井的建立，则巩固了二者的关系。
首钢作为另一家中国大型钢铁企业，与三井财团也有着合作关系。1994年12月13日，首钢总公司、电装（株）、丰田自动织机制作所和丰田通商合资29.5亿日元，在烟台建立了生产汽车空调的首钢电装有限公司，各方出资比例分别为50%、30%、15%和5%。电装（株）隶属于丰田集团，是与丰田汽车休戚与共的众多配套企业中的一员。事实上，丰田从创立之初，就与三井物产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并且是三井财团主要的成员企业之一。
统合中国汽车产业链
中国的汽车市场从2002年开始呈现出繁荣景象，汽车钢板的需求激增。然而，中国钢铁企业并没有生产这种钢材的能力。
2002年4月，丰田汽车决定在中国生产乘用车时，首先以较低廉的价格从宝钢采购车门用钢制部件，此后还考虑采购车身用的表面处理钢板。另外，丰田汽车还表示，将从以往的主要依赖日本本土供应钢板，转向从宝钢、武钢、鞍钢和邯钢4家钢企采购车用钢板。这些中国钢企都与三井物产有着不同程度的贸易与合作关系。
为了应对因中国汽车销量增长带来的钢板缺口，除丰田以外，其他日本汽车制造商，如本田、日产也都不同程度地表示将向中国本地钢企采购汽车板，以保证在中国的顺利发展。
对于日本汽车三巨头的表态，宝钢予以积极回应，表示旗下的五钢公司已经与日本大同特殊钢株式会社签订策略合作协定。根据协定，从2005年至2007年，五钢将替代大同特钢，为广州本田供应汽车用特殊钢。以此为契机，作为三井财团主力部队的新日铁开始与宝钢携手并进。
借助三井物产和新日铁的帮助，宝钢在中国汽车板市场上所向披靡。2005年，宝钢的代表产品冷轧汽车板全年销售172.6万吨，其国内市场份额由2004年的47.3%提升到了51.6%。一汽的载重汽车、小红旗轿车、捷达轿车、上海大众桑塔纳以及神龙、广州本田、风神汽车等都整车或大批量采用宝钢汽车板。其间，全面繁荣的中国汽车板市场也给深入其中的三井物产带来了无限的商机，宝井钢材加工配送公司忙得不亦乐乎。
如今，中国钢铁老大宝钢已经垄断了汽车钢板市场的半壁江山。然而，在汽车钢板市场独占鳌头的同时，自己又获得了多少利益呢？宝钢、新日铁和阿赛洛3家共同建成宝钢新日铁汽车板有限公司，主要生产设备及核心技术均来自新日铁，甚至部分钢板母材也一度从日本进口，宝钢其实并没有掌握多少话语权。由宝钢和三井物产共同投资成立的宝井钢材加工配送公司，分别于青岛、杭州、无锡、上海、天津、重庆等地成立
事实上，宝钢只是日本财团全球产业在中国利益链的一个分子。通过与宝钢的合作，新日铁为其他日本企业构建了一个利润通道，从丰田等汽车企业，到三井物产这样的综合商社，都成为最大的得利方。
汽车企业和钢企的协作，只是三井财团梳理钢铁产业链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把产业链组织起来，形成顺畅的利益链条，并不断加固强化这种联系，才是日本财团在经营当中始终贯穿的基本思想。
从三井财团在华钢铁行业合资企业的布局图中，可以很容易看出沿海地区，尤其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合资企业最为密集。除了三大经济圈，在武汉、长春这样的工业重镇，三井财团也建立了合资企业。由此，三井财团的一张隐形大网已经在中国市场悄然铺开。
中国车不能再当日本“殖民地”
从汽车配件产业版图看，中国的汽车配件市场早已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不但生产规模完败，而且合资企业的高科技，本土汽车零配件掌握得也是寥寥无几。日本很多产业因“3·11大地震”而受到不小的冲击。日本进口车、日系合资车，甚至包括一些欧系车、美系车，都受到零部件供应的影响，全球产生“车荒”。
日本在产业链上进行的是整体竞争，而不是品牌竞争。品牌竞争已经过时。几十年前索尼、松下、丰田进行品牌竞争，后来因美日贸易摩擦而受到美国保护措施的打击。此后，日本便不再硬碰硬地一定要把本土生产的汽车打进美国市场，而是在美国开始建立自己的合资企业、制造企业，甚至扶植当地的品牌。这套新产业竞争模式不仅是在汽车产业发挥作用，还被应用于电子产业。
过去十几年中，日本显示出衰退的表象，但实际上日本很多利益都藏在其他国家品牌的背后。日本在中国有四万多家企业，在全球更多。“日货”和“中国制造”的定义需要更新，中国品牌产品的核心零部件不是自己的，可以被称为“Madein China”（在中国制造），却是“Madeby Japan”（由日本创造）。人们应当醒悟，并不是日本依赖中国的市场，而是中国甚至欧美都在依赖日本的技术，特别是高端技术。
中国不能以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市场而沾沾自喜，更多应是从这次“车荒”事件中得到一些警示。以此为契机，中国能反省、重新借鉴日本综合商社和财团模式的成功经验，并指导中国下一步的经济发展。中国亟须做自己的综合商社、自己的财团，进行产业链的竞争，并打造中国独立自主的产业体系，争取在产业链上有更多的话语权。原文发表于《中国经营报》2009年11月21日，作者：白益民、闫荣伟第四节 三井财团双重包围 谋局中国
资源包围：从铁矿石到核原料
从东海油气田到钢铁矿，在日本财团的中国谋略中，资源包围是它们隐形的翅膀。
什么是资源包围呢？比如说宝钢，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铁矿石谈判一直谈不下来。而谈不下来的最大原因，就是我们的上游资源其实已经被外国资本控制了。
这些垄断巨头主要控制两大块，一部分是巴西，一部分是澳洲。澳洲背后是英美的资本在里头，而巴西背后主要是日本的资本。其实在巴西，日本已经进入淡水河谷，其中三井物产已经拥有了淡水河谷母公司12%的股份。
2001年4月，三井财团的樱花银行和住友财团的住友银行合并而成三井住友银行，标志着三井财团和住友财团的金融机构统合为三井住友金融集团。作为三井-住友这个新财团体系中的核心组织，三井物产、住友商事这两家综合商社始终承担着多元化和国际化的重任。
事实上，三井和住友是有所分工的，三井在铁矿、钢铁产业里布局很深，而住友则是从铜起家，而且在南美也有自己的镍矿。在全球的镍矿里头，很多现在正开采和生产加工镍的，基本上都跟三井、住友有很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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