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新加坡】吴俊刚
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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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政党的基层工作：议员如何联系选民试读：
总序“新加坡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丛书”
人类已迈入新世纪，中国正经历着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的意义久远的深刻变革。这场变革以“人民的福祉”为愿景，以“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总目标，以“制度创新”为主要特征，其深度、广度与难度，均超越中国两千余年封建历史长河中的任何一次改革，其对中华民族乃至世界文明的发展都有着无法估量的价值！
回首往事，在过去的100余年里，为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法治、公正与文明的现代化中国，我们的祖国经历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新中国的创立、“文化大革命”与改革开放；我们的人民进行着一次又一次不屈不挠的艰难的思想探索与体制重塑。直到20世纪末叶，中国人民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今天，坚冰已经打破，方向已经明了，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就是通过一个个具体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构，来铺就通向美好愿景的坚实大道。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重任是思想解放的话，时至今日，36年的改革开放事业，奠定了浓厚的思想解放的氛围与雄厚的经济基础，同时，也要求我们必须将改革引向“深水区”，进行深入而全面的“制度创新”，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正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早在2012年11月17日的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就指出“我们要坚持以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坚持和完善现有制度，从实际出发，及时制定一些新的制度，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举措，正是顺应了这一历史的必然。
毋庸置疑，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改革开放事业，既是一次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更是一个伟大的制度建设的过程。小平同志早在20世纪70年代，在系统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工作上的失误的原因时就深刻指出：“制度是决定因素。”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上也明确指出：“注重制度建设，是这次全会决定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自有人类历史以来就有制度的存在，制度文明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竞争的主要内容和标志。
随着党的十八大的召开，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对“依宪治国，依法治国”理念的强调，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世界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多元化的步伐进一步加快，更加要求我们深入了解和掌握国际社会的各种运行机制，及早具备卓有成效的、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这在很大程度上关系着改革开放事业的成败。
历史证明，一个国家不管历史多么漫长，文明多么悠久，不论在制度建设还是在其他各个领域，单方面依靠自然发展是远远不够的。在自我完善、自我创新的同时，必须借鉴和学习其他民族与国家的优秀经验。制度文明是人类智慧的共同结晶。只要我们本着为我所用的方针，对外国的东西进行认真的鉴别与分析，密切结合中国的特点，切实解决中国的问题，不邯郸学步、失其故步，是可以做到“洋为中用”的。
新加坡承中华文明之血脉，汲西方文化之养分，融现代法治之精神、民主之理念，营建了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不同阶层、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新加坡模式”的“和谐社会”。尽管新加坡是个小国，新加坡模式并不是尽善尽美，我们不可照搬照抄，但其结合了长期增长、政治稳定与传统价值的成长经验，是提升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的重要参考。新加坡经验是中国各级官员高度认可并认真学习的榜样，特别是其执政党人民行动党通过议会制度与政府行政制度，把“为民服务”的宗旨与“以民为本”的理念，有效地落实在执政能力上的经验，尤其值得中国共产党借鉴。
当前，建立一个高效、廉洁、公正的国家治理体系，正是中国共产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面临的艰巨任务。“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正是出于这种对民族与国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顶针智库”在世界未来发展基金会鼎力襄助下，历时有年，编纂了“新加坡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丛书”，于2015年初春时节付梓。该丛书的作者有新加坡的前国会议员、行政官员，也有新加坡研究领域的专家与学者。丛书既有作者大量的切身体会与经验，又有专业的理论深度与水平，对我国现阶段的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的改革，有着极强的实用性和操作性，希冀本丛书能够为探索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对策与方案，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借鉴。顶针智库刘鹏辉 博士2015年4月8日
长期执政靠什么
我去新加坡之前一直有一个疑问：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一党执政，但是每过五年社会上就有公开的选举，这究竟是一个民主体制还是一个集权体制？带着这样的疑问，我到新加坡访问了人民行动党中央委员会，终于揭开谜底，并找到了以下几个问题的答案：人民行动党是依靠什么长期执政，又是怎样长期执政的？今后是否会永久执政？一
新加坡有600多万人，人口虽然不算很多，但是一党长期执政，毕竟需要大量的执政资源、社会资源。我去之前心里想，这么一个拥有几万党员的执政党的党中央，怎么都得有一座大楼。去了一看只有一座三层小楼，还得从最靠边的门进去，拐好多弯才到了接待的地方。负责接待的老先生告诉我们，这就是人民行动党的党中央，一共有12个人，办公面积不到两百平方米，还是租的别人的地儿。这样一个执政50年，被外界认为高度有效、集权威权的领袖和政党，怎么就这么点儿人呢？它靠什么执政呢？
老先生是人民行动党的日常接待人员，相当于咱们副秘书长的日常值班。他说，人民行动党不是通过武装暴力夺权，也不是靠宫廷政变，而是通过选举上台的。也就是说，它从第一天获得政权，就是依托民意。李光耀开始就是一名律师，带领一帮律师从事工人运动、工会运动，后来通过参加选举，使自己的政党取得了执政地位。
另外，相比其他政党，人民行动党的创建者如李光耀等人，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李光耀夫妇都是学法律的，毕业于剑桥大学，其他创始人也大多在新加坡以外的地方受过很好的教育。这与历史上其他高度集权倾向体制国家的领导人非常不同，那些长期执政的领导人大多文化水平不高，从事武装斗争，要么是军人，要么是农民，要么是小知识分子。
新加坡的李光耀取得政权的起点是参加选举，创立的体制类似于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有一个虚君，虚君在新加坡就是总统。在选举中获得多数议席的政党可以组成政府，由政府管理社会，政府内阁所有部长都是由执政党党员担任的。也就是说，你要成为部长，前提是你要被选为议员，而议员必须是执政党党员。
李光耀当总理，包括现在李显龙当总理，都要经过这样的选举程序，所有的部长也都是打过选战的。五年一选，相当于每过五年人民就要对他们进行考试，考试及格了，人民行动党就得到了议会多数议席，那就继续执政。至于连续几届没有限制，可以一直执政。另外，如果总理让你做部长，只要选举成功你就可以做，如果选不上那你就退休。
有一天晚上，我跟一名在去年的选战中失败的人民行动党前议员交谈。在他那个集选区，人民行动党提出五个人参加竞选，反对党也提出五个人，如果赢了这五个人都当选，输了就都落选。他们去年在那个集选区惨败，没能当选，这在人民行动党内部算是一个重大挫折。之后他就不做部长了，出来到社会上工作。二
人民行动党人很少，大量选举工作怎么进行呢？
第一，不是靠军队。人民行动党没有军队，因为军队是国家的武装力量，而不是党的武装力量。新加坡军人是不能参加政党的，除非你是国防部长，人民行动党执政了要派你当部长，那么你可以参加政党，而部长以下的次长（就是比副部长更低的事务类公务员）都不能参加政党。这是沿用的英国体制。
第二，也不是靠企业。新加坡的淡马锡是政府的主权基金，相当于国有企业，也是最大的国有投资公司，与GIC（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是两个最大的政府基金，但它们不属于政党。这两个庞大的企业属于政府，是内阁管理的一部分，它们的部分盈余纳入国家储备金，同时由总统管理，而总统并不一定是人民行动党党员。所以，人民行动党的竞选不是靠企业或者金钱。
人民行动党没有军队，也没有企业，为什么每次选举都能赢呢？我发现，靠两点，这两点其实在中国经常讲到，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做得很好。
第一是密切联系民众。人民行动党内的议员、部长每周四或周五都要在自己的选区接待老百姓，从上午八点开始，有时候会接待到深夜一点。选区里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的事多了，但是这种接待一做就是50年。我有一个朋友是议员，我去看过他的接待，他真是跟每个人都熟，啥事都知道。每个选区就这么几万人，群众有什么事都找议员说，而议员就在竞选的时候拜托大家选他，靠他替大家办事。
据说李显龙也会来接待，这里有政党的一个小活动室。议员做接待时，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小事调解调解就可以解决，更多时候需要指导群众循着法律途径去解决，还有一些问题不一定能够解决，那就安慰他们，跟他们沟通，帮他们出主意。新加坡的议员一般在自己的选区有两万到三万人需要接待，每次接待都有八百多人。议员就摆一张桌子来聊，这个问题聊一会儿，那个问题聊一会儿，也靠这个来听取民意。
第二就是全心全意为选民服务。人民行动党办了两件重要的事，第一是办了专门照顾儿童的公益基金，在社区创办低收费的幼儿园。这种基金是大家捐钱办的，与政党的基金没关系，属于公益组织。
另外，人民行动党举办很多工会活动。在新加坡，工会是自由的独立组织。李光耀就是做工会起家的，他曾经对工会承诺：你们要的东西，一旦我执政都可以给你们。在这50年里，他践行了承诺，比如帮助工会支持工友充分就业，为工友提供生活保障等，与工会之间的互动一直很有信誉。工会里有一种平价卖场，就像咱们的合作社，那里的粮食、油等都是最便宜的，这也得到了人民行动党的支持。另外，工会还办了保险公司，为工友解决寿险、保险问题。人民行动党为工会办了这么多实事，工会可以让工人们投票给人民行动党，这是一种良性机制。
还有就是凭业绩。就像王石，他在万科没有什么股份，但是他做董事长快三十年了，董事会为什么选他呢？因为他有业绩，不断的业绩累积使人们更信赖他。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就是通过组织精英的团队和建立高效的政府，形成有效的制度体系。我们看到，那些竞选议员的人都是精英，当选后才能做部长。同时，新加坡有设计得很好的国家治理制度，人民行动党执政后又不断完善这些制度，这样下次选举时就很容易成功了。新加坡50年创造的业绩有：人均GDP全世界排第三，营商环境全世界排第一，新加坡政府还是全世界最廉洁的政府之一。人民行动党的这张成绩单，在它执政27年的时候大家就看到了，所以后来又让它执政23年。
所以说，一个政党的长期执政是可以不靠暴力、谎言、威胁和强制的。人民行动党会不会永久执政呢？新加坡的议员和部长说不会，比如最近这次补选，人民行动党又失败了，那就让别人上，作为反对党的工人党就很强势地来了。
人民行动党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在2011年的大选中得到的公众支持率却降到历史最低，所以他们非常有危机感。他们发现，现在的年轻人与执政的议员年龄差距很大，语言系统完全不一样，思维模式也不一样，这是造成现在支持率降低的原因。于是，崔宪来部长等人非常谦卑地去跟年轻人对话，倾听他们的意见，希望在下次选举中赢回年轻人的心。
他们不认为自己可以永久执政，而认为应该不断适应挑战，赢得选民的心，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长期执政。如果有一天人民行动党做得不够好，或者已经做得很好，很难更好了，而人们希望更好的愿望是不变的，有可能想换换口味，那么工人党就上去试试，人民行动党可能就下台了。三
再说说执政党的经费和待遇。党中央这12个人花多少钱呢？党中央一年的经费将近500万新元，包括房租、人员薪资，还有一笔预算就是接待，比如我们去了，给我们一瓶水喝，这都得纳入预算。那么钱从哪儿来呢？党费只有一点点，更多是靠议员、部长，他们捐出自己三分之一的收入，大概有两三百万新元，加上党费大概500万新元。党中央的部长都没有公车，从家到办公室得开自己的车。
做部长比一般人有没有更多的经济利益呢？没有。他们应该就是为选民服务。我以前也听说，新加坡部长的薪资是一两百万新元，所谓高薪养廉，但是要知道这是裸薪，以后是没有退休工资的，如果你不当部长了就一分钱都没有，另外也不会管你的用车和看病。这有点像明星拿片酬，片酬之外都靠自己打理。这样算来，部长们的薪资不算高。他们都是名校毕业的精英，比如同是剑桥毕业，在私人公司工作的同学一年拿一百万新元，当部长的话却只有七十万，这就叫机会成本。因为你是为社会大众服务，所以你要减少三分之一，从这个角度来讲，部长真是做奉献。再对比香港的公务员，虽然他们名义工资很低，但是退休以后的二三十年国家都会管。所以按劳动力市场的标准算，当新加坡的部长应该是市价的七折。如果以后不当部长了，他们可以去做公司，相当于咱们国企控股的那种，也可以在私人公司当董事，还可以自己去做生意。因为部长是裸薪，以后还得养活自己。
在新加坡的公务员体系中，部长以上的可以参加政党，而常任秘书（即相当于常务副部长）以下的公务员不参加政党。参照英国的体制，公务员、军人、警察中的事务类人员都不参加政党，只有政务类的部长、副部长参加政党。如果以后工人党竞选成功，可以把部长换成工人党党员。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入党程序不是多么严格。比如某次选举过后，发现某个年轻人不错，就会说服他参加人民行动党。他入党后就开始接受培养，通过一套很严格的面试体系，包括心理测试，最后一关就是代表人民行动党出来竞选，选上了就当部长，选不上就该干吗干吗。一些人年轻时被选中加入人民行动党，但是后来放弃政党，如果后来选上公务员了，可以再做一次审核。专业团队不需要什么倾向，就如公司员工不需要代表各自的股东，否则公司就乱套了；对于一个执行团队，事务类以下的全部是非党，属于职业技术官僚。
偶尔走进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党中央，我发现世界上的华人地区还有这么一个政党，通过选举掌握政权，通过吸纳民意来为选民服务，凭借精英团队和良好业绩长期执政，而且不以永久执政为目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让中国经济有了30多年的荣景，也很成功，但是在现在的社会转型中也面临很多挑战，面临未来中国社会如何整合社会政治资源，从而创设更好的国家治理形式的问题。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创造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可以带来很多参考，这也算是我这次旅行的意外收获。世界未来基金会冯仑2015年4月8日
自序
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在实行多党制议会民主的国度，政党要赢得执政权，必须先赢得多数选民的支持。因此，如何争取民心成了首要的课题。而一个政党一旦上台执政，除了必须拿出政绩，真正履行为民服务的承诺，建立选民的信心，尤须做好联系选民、与民沟通的工作，否则，推行政策可能遭遇阻力，甚或无法得到选民的谅解、接受而以失败告终，下一次大选来临时，也可能面对被推翻的厄运。联系选民和与民沟通，目的不只在于解释政策、说服选民，同时也在于了解民情、听取反馈，在地方上，更是消解民瘼之所需，并不是单纯的政治公关。只有实实在在、真心诚意为民服务，才能获取民心。
新加坡是实行多党制议会民主的国家，执政的人民行动党（简称行动党）从1959年首次上台后，至今已经连续执政超过半个世纪，这算是一个奇迹。仔细研究行动党的治理方法，人们也许会认识到，这并非偶然，而是有其特定的成功的因素。换句话说，即行动党在赢得民心方面有它独特的一套做法。
笔者以为，行动党能长期连续执政，除了有偶然的历史因素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绩斐然，而且始终能保持廉洁不贪，这是根本的或者说是宏观的因素。此外还有微观的一面，那就是执政党与民联系沟通的能力。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是执政党国会议员在地方上（选区里）的工作。如果说行动党是屹立于新加坡政坛半个世纪的一棵大树，那么，它的国会议员就像是大树四通八达、深入地底的根须，牢固地抓住基层，使大树根深蒂固，枝繁叶茂。
在新加坡，国会是立法机构，国会议员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参与立法过程，包括审查和辩论政府所提出的各种法案、参与各种政治民生课题的辩论，既发表个人的政见，也传达选民的心声，因此，议员也称人民代议士。但议员更繁重的工作是在各自的选区，因为新加坡的国会平均每月只开一两次会，每次也只开一两天，只有每年辩论财政预算案时，才会开上十来天，所以，议员的工作主要是在选区里。选区工作繁复多端，持续不断，是持久战，因此，议员必须铆足全力，才能照顾周全，并建立起稳固的群众基础。不过，新加坡议员这方面的工作迄今仍然较少获得一般人的全面认知。因此，如做比较深入的探讨，相信也可以梳理出一些值得参考的经验。这也就是本书尝试探究的课题：新加坡的议员如何深入基层，与选民联系，赢取民心？
对一个政党而言，其旗下的国会议员就是前线的战将，他们在所代表的选区层面上的工作表现好坏，不只直接影响到他本人下届大选的得票率以至胜败，也影响所属政党的总得票率和输赢。为了确保议员做好选区的工作，行动党研发出许多的机制，使议员必须兢兢业业，夕惕若厉，与民众声气相通，勤勤恳恳为民服务，赢得选民的信任，从而在民众心目中树立良好的形象。
这就是所谓的草根政治。贴近草根的做法，包括每周接见选民的活动、定期登门拜访选民（通称沿户访问），以及参与各种选区活动，与居民打成一片。每位执政党议员都会由掌管新加坡所有基层组织的人民协会委任为其选区里的基层组织的顾问，掌控这个深入基层的联系和沟通网络，让执政党议员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取得联系选民的效果。这些草根组织包括公民咨询委员会、民众联络所管理委员会、市镇理事会、居民委员会、社区发展理事会和党支部等。
行动党在执政初期，曾经和党内的左派势力进行过殊死的争斗，深知争取民心、稳固基层的重要性，也认识到要深耕基层，必须有适当的基层组织机制。它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逐渐建立起严密的基层组织网络，把众多的地方领袖如村长、民间团体和社团的领导人吸纳入这个网络中，为社区服务，也为议员效劳，客观上也形成了一道抵御反对党势力入侵基层的坚固防线。
总的来说，国会议员是人民行动党深耕基层的骨干成员。他们在基层工作的好坏影响党的统治基础。行动党既有一套遴选议员的标准和方法，同时也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确保议员具备服务群众的献身精神，并有助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本书将就以上纲要展开，详细介绍与分析，以期能让读者对新加坡议员联系群众和争取民心的做法有一个较全面的认识。本书主要以执政党议员为对象，但部分论述内容也包括了反对党议员。可以说，行动党议员长期以来所树立的为民服务的高标准，是反对党所难以逾越的，而这也迫使真正要与行动党候选人决一雌雄的反对党人，必须具备一定的优良素质以及为民服务的献身精神，提升总体议员的素质，使选民成为真正的赢家。第一章人民行动党的草根政治草根政治在民主政治中本来就占据异常重要的位置。从基层做起、获得广大民众支持上台执政的行动党自然更了解其重要性，因此过去数十年来，在基层工作上从来不敢有所懈怠。他们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创造出各种让执政党可以深入基层、深耕基层和巩固基层的机制，并逐渐发展出一个庞大绵密的基层组织网络系统。第一节行动党议员的草根性从群众中来的行动党
20世纪50年代，是反殖民统治风起云涌的年代，新加坡也不例外。反殖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而新加坡以及只隔一道短短的长堤的马来亚两地的年轻人，包括各行业工人和年仅十几岁的众多华文学校中学生，都卷入了反殖（反对英国殖民统治及争取独立）的时代大浪潮中。在新马两地，反殖运动还涉及左派亲共（更确切地说是亲共产中国）势力的崛起，这股势力以马来亚共产党为代表。投身反殖运动的另一群人，是以少数留学英国的精英为首的受英文教育者，也就是英校生。他们信奉的不是共产主义，而是当时英国工党倡导的民主社会主义。
所谓东是东，西是西，两者风马牛不相及。然而，在新加坡这个风起云涌的年代，东与西却不仅因为反殖而走到了一起，而且还结成权宜的政治同志，组建了人民行动党（简称行动党）。这是历史最折磨人的地方，以一个简单而共同的理想把众多的人拉在一起，然后又让他们彼此之间斗个你死我活，以致许多充满理想的年轻人，就在这股历史的洪流中葬送了青春，甚至赔上了性命。
行动党中的英文精英是最后的胜利者。他们当初是为了争取基层的支持而拉拢了左派的势力，结合工人和学生的力量，以反抗英国的殖民统治。因为基本上受华文教育的左派人士掌控了基层，几乎包括所有的职工会、学生会、文化艺术团体、乡村住民协会，也渗透到各所主要华文中学，在反殖运动中掀起了有声有色的工潮和学潮。这是英文精英所欠缺的政治资本，包括牢固的基层网络和动员群众的本事。
行动党的英文精英由此深深认识到动员和掌控基层的重要性。他们在1959年上台执政后，在开始阶段，也还必须持续同盘踞基层的左派势力斗争，并由此而衍生出各种动员、联系和组织基层群众的草根机制。在击垮左派势力后，行动党一枝独秀，长时间没有政治对手，其基层组织网络的严密建立，更使它的统治地位固若金汤。至今，行动党已连续不断执政超过半个世纪，缔造了民主国度罕见的一党连续执政的纪录。
原因何在？答案是，其中有历史的偶然，也有客观的必然。偶然，主要是指亲左派的势力在20世纪60年代走上了错误的政治路线。他们从行动党分裂出来，另组一个称为社会主义阵线（简称社阵）的政党，与行动党抗衡。他们原本在国会里有十几个议席，但却在1968年决定集体放弃议会斗争，走上街头，由此一失足成千古恨，不仅无法在接下去的历届大选中东山再起，也从此失去了民心，最后走进了历史。新加坡政治也从此东风偃旗息鼓，西风独领风骚。
这是一场决定历史走向的政治斗争，过程曲折，惊险万状，这方面的史料并不缺乏，读者不妨参考诸如《李光耀回忆录》《白衣人》之类的著作，以了解梗概，窥其一斑。这里要点出的，主要是以李光耀为首的行动党领导人，经历了殊死的斗争，犹如经受火的洗礼，不仅在政治上变得成熟，也形成了一套结合东西方的价值观和治理哲学。西的部分，主要是源自英国的议会民主和法治与秩序（Law and Order）。东的部分，来自他们昔日受华文教育的战友，虽然彼此后来反目成仇，但李光耀等人绝不会忘记，这些出身基层（多数是工运人士）的左派同志的革命与献身精神。他们为理想而斗争，甚至就在工会办事处里的冷板凳睡觉过夜而毫无怨言。受英文教育的精英要争取民心，又怎能不像他们那样廉洁、俭朴、有纪律，为了一个理想而坚韧奋斗，肯拼搏和肯牺牲！
20世纪50年代末，反殖斗争渐渐取得胜利后，新加坡内部政治便转向反亲英国殖民政府的资产阶级政党的腐败统治。反腐成了新政党行动党领导人的主要竞选口号。他们声称要比白色更白，因此，他们穿上了白衣白裤，被称为白衣人（The Men In White）。上台后的李光耀，更成立了贪污调查局，亲自指挥全面打击贪腐的行动。
从与左派的斗争中，李光耀等人也吸取了丰富的基层政治经验，深知要动员、组织和联系群众，就必须做好基层的工作，行动党从基层中来，必须回到基层中去。而行动党基层政治的成功，也是它能够长期执政的主要因素之一。新加坡有一个庞大的基层网络系统，行动党通过这个网络深入基层，而在每个选区层面上，直接掌控这些基层组织的就是国会议员。行动党遴选议员的标准
传统上，行动党的国会议员都具有很强的草根性，这是因为党领导层虽然几乎都是专业人士，却深知基层工作需要一批能与群众打成一片的议员来负责推动才行。因此，在遴选议员候选人的时候，也就特别注重他们的草根性。早期的议员，草根性尤其明显，很多是职工运动者，以及活跃于党支部的干部，如协助议员做基层工作的党支部秘书，只有少数是大学毕业生。
出身基层的议员，优点是能与群众有效沟通，而且能任劳任怨。但他们也有缺点，那就是学识方面有一定的局限。随着教育日益普及，选民教育水准日益提高，行动党领导层认识到，选民也期望他们的议员具有更好的资历，因此，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启动了党内的自我更新运动，在每一届大选中逐步引进学历较高的候选人。
更值得一提的是，行动党领导层也决定突破以往选才基本只限党员的框框，把延揽新候选人的网撒向党外。换言之，是在全国范围内物色人才，然后才把他们引介入党，代表行动党参选。来自各个专业领域的新候选人和议员因此逐渐增多。就出身背景来说，行动党议员传统上的草根性不免也因此被冲淡。
党领导层当然很了解这一点，因此，在选人的时候，也很注意人选的亲和力和沟通能力，并会从多方面搜集有关人选的“情报”，包括家庭状况、个性与脾气、工作与处事态度、所交的是哪些朋友、语言表达能力等等。党部也会要求每个人选提交一份“自白书”，坦率交代个人的出身背景，表达个人对政治的看法等等。除此之外，候选人初步选定后，还须经历实习的考验，被派到选区支部去，跟随在任议员学习，包括如何接见选民、访问选民等。这个实习过程其实也是个观察过程。有些人就因为本身无法适应基层工作而知难而退，有些则是在受观察中暴露了严重的弱点而遭除名。
行动党这样一个遴选议员人选的过程，当然不能做到百分百精确，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能减少选人不当的谬误。不过，这个精挑细选的客观结果是，中选的大多是各行各业中的年轻才俊，因此，也难免招致行动党已变得精英主义的批评。然而，面对越来越挑剔、要求越来越高的选民，包括行动党在内的任何政党其实已无法再走回过去的老路，专挑那些出身基层的人选，这时唯一能做的是给予精英必要的基层训练，确保他们具备与民众沟通的能力，一旦发现人选不符合要求，则应尽快替换。议员要戴几顶帽子？
新加坡国会议员的草根性，也表现在他们角色的多重性。首先，他们是国会这个立法机关的成员。其次，他们又是选民的代议士。作为代议士，工作之一自然是代表选民在国会里发声，表达选民的诉求，代议各种涉及国计民生的课题、政策与措施。除了参与国会的辩论，新加坡议员更加繁重的工作是照顾所代表的选区，为选区居民服务，尽可能设法改善选区里的各种设施，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促进选民的福利。
议员在从政之前，可能是在私企就业的员工、专业人士或老板，或是在公共部门服务的公务员。他们当上议员后，也可能进入内阁成为部长，或是担任其他的政治职务。所以，除了得扮演好在议会的角色，他们也必须照顾好自己的工作、专业或生意。当然，他们也不能忽略自己的家庭。
新加坡曾长期受英国统治，独立后也沿袭了英国的政治制度。英国实行内阁制，内阁必须经由国会诞生，也就是说，要进入内阁，必须先能在国会选举中当上议员。一般来说，在大选中赢得过半国会议席的政党即有权组织内阁执政，而内阁成员即从执政党的议员当中选出。这有别于美国的总统制。
议员一旦被委以政府职务，如担任部长、政务部长或政务次长，就得全职服务，不能再兼任其他工作，如果是有生意的，也必须放弃自己的生意或专业。比如一名议员本来的职业是医生，如果他被委任为部长，就得放弃医生的工作或诊所业务。但那些没有政治职务的议员，则可以继续从事自己的工作或专业，也可以继续做自己的生意。无论是担起了政治职务，还是继续发展自己的事业，议员的首要任务都是为民服务。因此，新加坡议员可以说都是一心多用、身兼数职的大忙人。
对执政党或政府而言，国会议员是基层的干部，在草根政治中举足轻重。每位议员都必须想方设法获取选民的认可。因此，他一旦当选，就必须鼓足干劲，竭诚工作，切实履行服务选民的职务，为选民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与此同时，他们也必须频繁地参与各种各样的选区活动，与居民接触、联系和沟通。新加坡议员就是通过这许多的选区活动，与选民建立密切的以至个人化的关系，深入群众，扎根基层。议员在国会里的表现固然重要，在选区里的工作也同样重要，甚至是更加重要。
人民行动党国会议员的选区工作是繁重的。一当上议员，其他的重任马上会接踵而至。其一，议员是党支部的当然主席；其二，主管全国基层组织的人民协会，也会委任议员为选区里所有基层组织的顾问（Advisor）；其三，议员也必须负责管理选区内的市镇理事会的运作，包括担任市镇会的主席或理事会成员。担任党支部主席，是掌控党在选区里的机器；掌管基层组织和市镇理事会，则是掌控争取民心的草根机器。议员就是通过这些主要的机制的运作，联系选民，扎根基层。
由此可见，议员要戴很多的帽子。这是人民行动党治理的一个传统。行动党议员职务和角色都是多样化的。除了议员的帽子，还有市镇理事会主席或理事的帽子，基层组织（包括公民咨询委员会、联络所管理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顾问的帽子。此外，议员也会受邀请担任一些民间团体的名誉顾问（通常只是一种荣衔）、一些职工会的顾问、一些体育团体的会长、副会长等等。因此，他们必须戴很多帽子。
市镇理事会是专门负责管理每个选区里的组屋区的机构。新加坡的人口有80%以上住在组屋区，组屋区的管理工作，如每天的打扫、垃圾清理、定期性维修等，过去是由建屋发展局管理的，但政府后来决定下放权力，把这些管理权交到各选区的国会议员手上。这么做是要达到一个政治目的：提醒选民，在大选时要负责任地投票和理智地选择候选人，因为，国会议员的素质，包括才能与德行，都将直接影响选区的发展。换言之，就选区的整体福利而言，议员和选民是命运共同体。
议员为什么必须担任选区里的基层组织顾问？前面说了，这是要掌控重要的草根机器，让政府的政策更容易贯彻实行，也能更好地掌握民众的脉搏。人民行动党在上台执政后不久，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成立了人民协会（People’s Association，简称人协）这个机构，负责在全岛各选区设立民众联络所，作为联系和组织民众的草根组织。后来，人协的权力扩大，成了管辖所有基层组织的中央机构。
这些基层组织包括每个选区的公民咨询委员会、联络所管理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所谓基层组织，顾名思义，就是要深入基层，建立民众基础的组织。政府是基层组织为政府组织的一部分，它们的功能在于协助政府有效地落实政策，并扮演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桥梁，包括向民众解释政策，以及向政府反馈民情。
值得注意的是，人民行动党政府只委任本党的国会议员担任基层组织的顾问，而绝不容许反对党议员染指这些草根组织。理由是，这些组织属于政府组织，反对党并不认同政府的政策，因此，不能担任基层组织的顾问。有些人认为，基层组织应该是中立的，谁当上议员，不管是执政党还是反对党的，照理都应成为基层组织的顾问，这是对新加坡基层组织成立的背景和功能认识不足的愚见。那么，当一个选区落入反对党手中时怎么办？一般来说，政府会委任落选的执政党候选人担任顾问，让他继续在选区里耕耘基层，培养实力，准备再战。与工会的共生关系
行动党的草根政治中，还有一个绝不能忽略的环节，那就是行动党和职工会的关系。行动党在20世纪50年代成立时，为了结合力量反对殖民统治，以李光耀为首的留学英国精英不得不拉拢以华文教育为主的左派势力，因为他们控制了整个新加坡的职工运动，也渗透到各所华文中学、校友会、乡村住民协会等组织。这种貌合神离的权益结合，最终演变成激烈的党内斗争。李光耀等人也就是从这个惊心动魄的斗争过程中，充分地认识到基层的重要性。各行各业的职工会，是当时主要的斗争舞台之一。
为了突破左派牢牢控制着的职工运动，李光耀等人想到了另起炉灶，成立新的职工总会来与左派的职工会对抗。起初，这犹如一场大卫和歌利亚之间的决斗，不过，长话短说，结果是李光耀这一边获胜，控制了职工运动，而且与之结成了所谓的“共生关系”，也就是说行动党和控制全国所有工会的全国职工总会（NTUC，简称职总）缔结了结义兄弟式的关系。由此可见行动党领导人对工会是如何的重视。
由于有这层特殊的关系，行动党在执政后也不忘处处照顾职工会，并给全国职总各种发展的便利，如成立各种合作社、经营超级市场、建设工人度假村等等。职总的秘书长也成了当然的内阁成员，起初职衔的中文名称是不管部长（Minister without Portfolio），后来改为特委部长，之后又改为总理公署部长。这种特殊的关系在其他国家是罕见的。
政治斗争的经验也告诉李光耀等人，行动党的议员们必须能和工会及工人打成一片，绝对不能脱离这一层群众关系。他们想到的办法，除了确保后座议员当中必须有一批出身工会的“工会议员”外，也规定所有非工会议员必须至少担任一到两个工会的顾问。所谓顾问，其实主要目的并不在于给工会提供指导，而是恰恰相反，是要所有的议员都能与工会和不同行业的工人建立一定的联系。
另一个做法，是挑选一些议员空降到职总，出任职总的要职，如副秘书长或助理秘书长等，这是给职总输送工会本身没有或难以在工人队伍中找到的专业人才，帮助职总各方面的发展。这些年来，行动党就是通过与职总的共生关系，建立了劳工与政府之间的利益共同体，这一来是促进工人的利益，二来是确保工会不必为了争取工人的利益而进行体制外的斗争，因此，新加坡也避免了许多国家常见的工人示威或罢工的行动。几乎所有的劳资纠纷也都通过劳工部（新加坡称人力部）的斡旋解决，只有少数必须提交给工业仲裁法庭处理。议员为什么要担任团体顾问？
除了职工会，议员为什么要担任各种民间团体、体育团体等的顾问或主要负责人？这和人民行动党当初和左派争夺基层的历史有关。20世纪50至60年代初期，左派势力牢控各种基层组织，包括各行业的职工会、农民协会、乡村住民协会、中学学生会、体育团体、文化艺术团体等等，因此，行动党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也必须在这些组织中和左派展开争夺战，并最终胜出。所以，行动党第一代领导人深知控制职工会等组织的重要性。行动党上台后，宣称和统领全国数以百计的各行业职工会的全国职工总会（简称职总）缔结共生的关系。除了职总的秘书长会被委任为内阁成员外，执政党也规定，所有属下议员都必须出任一两个职工会的顾问，从中学习和了解职工会的运作，并和工人建立联系。
新加坡的各主要体育团体，尤其是主要的球会，如乒乓球总会、羽毛球总会、篮球总会、藤球总会等，都由行动党议员出任会长。因为，体育团体也是具有群众基础的重要组织。和职工会一样，执政党这么做显然是要确保这些团体不再受到敌对政治势力的渗透。
就这样，每个行动党议员都会戴上很多顶帽子，也因此忙得不亦乐乎，但这也是他们和选民及广大群众建立情感联系的必经过程。那其他的民间团体为什么也都争相邀请行动党议员担任它们的顾问呢？一般来说，这是一种荣耀。新加坡华人社会有许许多多的民间组织，比如宗乡团体、文化团体、商联会、文化艺术团体等等，在它们的负责人心目中，有了议员做荣誉顾问，能提高团体的知名度和地位，当然，如果有什么问题，也容易找议员帮忙处理解决。笔者担任议员期间，就受邀担任过十几个团体的名誉顾问。当然，这些都是义务性质的，没有任何金钱酬劳。掌握多种语言的力量
新加坡是多元种族社会，也是多元语言社会，除了英语、华语、马来语和淡米尔（泰米尔）语这四种官方语言，还有许多华族方言，如福建话（闽南话）、广东话、潮州话、海南话、客家话、福州话等。老一辈选民有很多只懂得讲方言，不谙英语或华语，因此，议员要和他们直接沟通，就必须懂得讲他们的方言，或是他们本族的语言，如马来语。
20世纪50年代，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开始从政，在与民众沟通时，发现自己不会讲华族方言和华语，是一大障碍，于是就下定决心学华语和福建话。1979年政府推行多讲华语少说方言的运动后，他停止用方言演说，但始终没有间断对华语的学习。这种从基层活动中吸取的经验，促使行动党执政后，也很注重议员们的语言能力。
为了鼓励议员掌握官方语言，国会做了特别的安排，凡是要学习某一种官方语言的议员，都能获得国会发给的补习津贴。语言老师则由教育部安排，一对一教授。笔者就曾利用这一津贴学习马来语多年。华族议员中，有一些是英文源流学校出身的，华语很差，因此多学习华语。像笔者这一辈的新加坡人，由于从小就生活在多种语言和方言的社会，耳濡目染，通常都会讲好几种方言，因此，和老一辈选民沟通也能得心应手。
懂得讲少数民族的语言，是一个很重要的沟通与接触手段。时至今日，总理在每年的国庆群众大会上的演讲，仍然是三语并用，就是马来话、华语和英语。在选区的活动上，一般上议员也会照顾不同种族的需要，以多种语言发表演讲。淡米尔语比较少人会讲，但在印度族参与的活动上，非印族议员即使只是用淡米尔语和大家问好，也会博得热烈的掌声。第二节议员与党的草根机器党支部：行动党在每个选区的据点
人民行动党在每一个选区里都设有党支部，也即是党在每个选区里的据点，每个支部都会有一批隶属该支部的党员和干部。议员是当然的支部主席，并由主席委任适当的党员成立支部执委会。党支部的工作主要有几项：其一，是协助议员进行每星期至少一次的接见选民活动；其二，是在选区里选择适当地点开设并管理幼稚园（现在，行动党在各选区的幼稚园归党所设立的社区基金会负责统筹管辖，但支部仍需负责幼稚园的日常运作和管理，因此，每个支部也设有基金会支部委员会）；其三，是开展其他的选区工作，如沿户访问、与基层组织的联系等。
每周至少一次接见选民，是新加坡议员最基本的选区工作。所谓接见选民，就是让选民能直接面见议员，向议员寻求各种各样的帮助，或者是提供反馈。接见选民的工作从行动党1959年上台执政后就实行，显示党从基层中来，必须走回基层去，老老实实、勤勤恳恳为人民做事，为老百姓解决问题，凸显亲民的形象。这是行动党草根政治的一大特色。党为什么办起幼稚园？
党支部的干部和活跃的党员，除了协助议员的选区工作，如陪同议员做沿户访问和接见选民，也担负了另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开设和管理幼稚园。
党支部开设幼稚园，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行动党内部分裂，一批左派议员脱党，另组社会主义阵线（社阵），很多党支部执委和幼稚园教师也跟着出走加入社阵。行动党与社阵进行了激烈的政治斗争期。那个时候，社阵在基层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其中之一就是它为乡村居民的孩子们开设收费低廉的幼稚园，很受家长的欢迎。
为了争取民心，行动党也加紧在每个选区广设幼稚园，同样以最低廉的收费为穷苦居民的孩子提供学前教育。就这样，行动党幼稚园逐渐在所有选区出现。社阵失败后，行动党幼稚园更是一枝独秀。由于执政的方便，在组屋区开设幼稚园，也几乎被行动党所垄断。建屋局以津贴价出租组屋底层的空间建幼稚园，使每个选区的行动党支部都能经营收费低廉的幼稚园，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组屋区居民的孩子上行动党幼稚园，几乎成了不二选择。行动党幼稚园也成了学前教育的代名词，直到进入21世纪私人幼稚园逐渐兴起为止。即便如此，今天行动党幼稚园仍然是新加坡幼教的主要业者之一。
党支部直接开办幼稚园的做法，一直维持到国会里出现了反对党议员之后才有了改变。因为反对党议员也想以同样的条件向建屋局租用组屋底层空间来开设幼稚园，于是，行动党政府改变了游戏规则，规定政党都不能租用组屋底层空间办幼稚园。那执政党本身开设的幼稚园怎么办？办法是成立一个社区基金，称为行动党社区基金，并由这个注册为慈善团体的基金会接管所有的幼稚园。但每个选区的行动党社区基金仍然由议员主管，只不过，除了支部执委会，必须再成立一个选区的行动党基金执委会。
行动党社区基金管辖下的幼稚园，至今仍然是主要的幼稚园教育提供者之一。幼稚园一年一度的盛事，是为完成两年或三年学前教育的孩童举行毕业典礼。他们会穿上毕业礼袍，戴上方帽，并从担任毕业礼嘉宾的议员手中接过毕业证书，那是每个家长感到很光荣快慰的时刻，他们也会抢着和议员一起拍照留念。党支部还有中医服务
除了幼稚园，议员们也会根据本身的选区实际情况和需要，为居民提供一些特别的服务。笔者任布莱德岭区议员期间，为了帮助区内的老弱贫苦居民，于是想到找热心人士捐助，邀请一个中医药团体派出一名义务的中医师，配合每星期一晚上的接见选民时间，在党支部开设了一个小小的中医服务部。来看病的居民，只收取象征式的费用。这项服务，获得不少年长居民的欢迎。
不过，党支部为居民提供这样的服务毕竟是罕见的，比较常见的是提供法律咨询服务，也就是找一些义务律师，为居民提供免费的基本法律咨询。有些议员在党支部提供这样的服务，有的则选择在联络所进行。当年，笔者出任议员后不久，就接获两名选区内的年轻律师的来信，表示要义务为居民提供一般的法律咨询服务，笔者在与他们见面后，便拟定了时间表，让他们在联络所提供这一服务。这种由议员安排的选区层面上的法律咨询服务，现在已相当普遍。
2012年6月26日的《新明日报》就有一则律师加入社区义工行列的报道。报道引述西海岸集选区新任议员胡美霞在面簿的留言说，她很高兴郑月娥高级律师及她的律师团队，成为她负责的亚逸拉惹区（集选区中的一区）的义工，为居民提供免费法律咨询服务。胡美霞议员受访时说，郑月娥不但愿意帮忙，还叫律师行的其他律师也参与，令她喜出望外。她说，很多选民不知道自己的权益，需要法律咨询，因此她希望有律师能帮助居民。“第一次进行免费法律咨询时，郑月娥就帮助了不少居民，大家都很开心，有这么专业杰出的律师愿意提供帮助。”报道说，郑月娥曾帮一名中学男教师洗脱非礼男学生的罪嫌，还帮有机农场Bollywood Veggies的女业主爱慧星洗脱抵触建筑管制法令的指控。不久前，她代表本地娘惹糕点零售店Subway Niche，赢得被美国赛百味（Subway）指侵犯商标和盗用商誉的官司。
郑月娥告诉记者，她与胡美霞都是国际妇女论坛（简称IWF）的成员，胡美霞几个月前向她提及，一些居民面对法律困难，缺乏专业帮助，于是她主动询问如何能帮居民出一份力。郑月娥说，她到过胡美霞接见选民活动的现场，发现胡美霞态度很真诚积极，全心全意与居民互动，希望能帮助他们，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加上两人是好友，于是决定参与帮忙。她说：“律师行大部分律师会参与活动，每两星期轮流一次。”第三节访选区探民情选区访问靠脚力
党支部的另一重要工作，是帮助议员（即支部主席）安排部署沿户访问和巡视选区。所谓沿户访问，是从英文的House to House Visits翻译过来的，也就是家访，沿家挨户登门拜访选区里的居民。这可以说也是新加坡政治的一个特点。
任何政党的候选人在竞选期间必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竭尽所能，马不停蹄地在短短九天的竞选时间内，走访选区内的每一户人家，这就是所谓的拜票。在实行多党民主制的国家，政党候选人向选民拜票是不可或缺的，新加坡也不例外。比较不同的是，新加坡的每个选区范围都很小，大多数居民住在密集的高楼组屋，因此，一般的选民也都把候选人来访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事，如果候选人没亮相，就会引起他们的反感和非议。
1984年笔者被人民行动党确定为布莱德岭单选区的候选人后，在该年年底的竞选期间，首次尝到了沿户访问选民的滋味。当时，区内只有八座组屋，其余都是私人住宅，分布范围也较广，因此，沿家挨户走访也需要花上更多的时间。在前后九天的竞选期间，几乎就是从早到晚，马不停蹄，在党支部主要干部的陪同下，走遍整个选区，沿家敲门拜票。此外，也到区内的各种地方性团体会见它们的负责人，如庙宇、教堂、商联会、互助会、小贩协会等等。若不是年纪轻，精力充沛，肯定难以胜任。
这是竞选期间的访问。竞选过后，候选人当上了议员，仍然必须定时访问选民，而不是只等居民有事登门求助。每周定时接见选民，虽然是必要的工作，但毕竟是被动的，而向议员求助的选民也只占少数。因此，议员必须通过频繁的选区访问，主动出击，视察选区，多与民众接触，实地了解民情，了解哪些地方需要改善，哪些地方需要新的设施等等，只有这样才有办法直接接触到大多数的选民和居民。如果有人以为每周接见选民就够了，那是大错特错的想法。因为，大部分的居民无事不登三宝殿，他们一般平静生活，既不需要找议员帮忙，也甚少参与选区的活动，对这些安静或是沉默的大多数，唯有主动出访，才能与他们建立联系，并且从他们那里获得实际的反馈。
大多数的选区都有不同类型的住屋，一般来说，政府组屋占约70%至80%，其余则为独立式和半独立式洋房、排屋、私人公寓等，只有少数选区是私人住宅较多的。如传统上是个私人住宅区的实笼岗花园区（Serangoon Gardens），原本几乎清一色是有地的私宅区，近年来增加了一些组屋，但私宅仍占了约一半。
每个选区（单选区）的选民平均有三万人左右，居民则可能会有十几二十万。以过去的单选区布莱德岭区（Braddell Heights）为例，到了1990年实龙岗新镇落成时，单单组屋就有约100座，每座组屋平均有100户人家，除此之外，还有数以千计的私人住宅（包括有地住宅和私人公寓）。因此，要在每一次的竞选期间走遍千家万户确实是个极大的挑战，通常是每天都要从早上走到晚上，中间只做短暂的休息和用餐。沿户访问选民很消耗体力，但不能言倦。过去，有一名新候选人就曾在上上下下走访组屋居民后脚跟起了水泡，他把鞋子脱下，让记者拍照，结果引起了非议。
一般的议员在选举过后，通常会选择在每个周末轮流走访选区内的不同角落，这样的访问是不能停歇的，否则，一些居民便会在见面时口下不留情地抛出一句：“很久没有看到你啦！”意思是你偷懒了，没经常走访选区，访问居民。根据笔者个人的经验，选民有一种奇怪的心理，即使没有事情求助，也希望看到自己的议员经常在选区里走动，与民众打成一片。在他们看来，议员如果不这么做，就是不勤劳。因此，勤劳的议员几乎每个周末的时间都得耗在选区里。
议员沿户访问的方式很简单，一般是由几个人当先头部队，赶在议员前面敲门，告知屋主议员马上就到，让屋主有所准备。接着，议员会在一些支部党员和基层组织如居委会成员的陪同下会见屋主，向他们问好、寒暄，同时也会听取一些反馈。一般来说，居民都会礼貌地迎讶，偶尔也会碰上支持反对党的居民，不礼貌地当面大力关上大门表示不欢迎你。
访问选民虽然是议员必做的功课，但不管怎么勤劳，每个周末都出动，也会遗漏一些选民，这是因为有些人在你登门造访时举家外出或出国了，或是还在工作。为了证明曾经登门造访，议员们通常会留下预先印好的名片或纸条，“立此存照”，告知有关的居民，造访未遇，错过了与他们面谈的机会。
在2011年举行的大选中，行动党有史以来失去了一个集选区，那就是由前外交部部长杨荣文领军的阿裕尼集选区（Aljunied GRC）。虽然这次的败选原因不止一个，但一般认为，部长由于经常得出国，无法做到勤访选区，多少使居民产生了一些疏离感。
现在的选民和过去的大不相同。比如，布莱德岭区的前任议员李炯才曾长时间被派驻外国，分别担任过驻埃及、印尼大使，因此也就无法亲自照顾选区，日常的工作都交由党支部秘书去做，但这并不影响他在选民心目中的地位。另一位前议员张泰澄博士在20世纪70和80年代也长期担任驻西德的大使，只能偶尔回国到选区走走，但也能在每届大选中重新获选。那是行动党民望如日中天的时候，换成现在，不引起选民和网民的抨击和非议才怪。
2013年初，榜鹅东单选区（Punggol East）因原任议员（时任国会议长帕默，Michael Palmer）发生绯闻辞职而举行补选，行动党派出了一名年轻的外科医生许宝琨竞选，反对党工人党则派出一名资历普通犹如邻家女孩的候选人李丽连上阵。结果，李丽连竟然击败了许宝琨，令好些人大跌眼镜。
虽说这次补选有所谓的补选效应（也就是选民很放心，行动党已经执政，所以选多一名反对党议员不会影响大局，反倒可以对执政党起多一点制衡作用的心理），对行动党不利，但是，反对党候选人打出更加亲民和草根的竞选牌，看来也有一定的影响。虽然李丽连曾经征战榜鹅东，但她也不敢掉以轻心，在完成提名手续后就马上投入沿家挨户拜票的工作。她还准备了印有个人手机号码的传单分派给居民，让需要帮忙的选民能够直接联络她。
打从一开始就强调自己来自民众之中，跟其他职业妇女一样对生活费上涨、养育儿女费用高等问题持有相同顾虑的李丽连打出了草根牌，宣称自己对基层民众所面对的问题有切身体会，最适合代表他们在国会中发声。更重要的是，她也宣称要走访榜鹅东全部134座组屋的每一户家庭，通过面对面交流，加强选民对她的认识，全力争取每一张选票。根据报章的报道，她也真的在九天时间里做到了这点。反观行动党的候选人，由于是私人执业医生，有很多的病人，在竞选期间有时也不得不回到诊所给病人动手术，相形之下，不免失去了几分亲民的色彩。
访问选民拜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对政务繁忙的部长们而言，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除了尽量在人潮聚集或往来的地方如地铁站、巴刹、咖啡店等争取曝光机会、分发竞选传单之外，沿户访问选民的工作可能大部分就得靠支部的干部来代劳了。一“失手”成千古恨
访问选民看来很简单，实际上也需要有一定的技巧，而且言行举止也要特别小心。竞选期间，候选人到选区访问选民，一不小心，有时就会出乱子。1991年大选竞选期间，当时唯一的行动党女部长（社会发展部代部长）薛爱美到自己选区内的巴刹（菜市场）拜票，想不到却发生了“事故”。有人传出，说这位候选人在巴刹和卖鱼的小贩握手后，竟忙不迭地跑去洗手，反对党得到消息，马上刻意风传。结果，这位部长级候选人竟因此而落败。可见到巴刹和选民打交道，也要非常小心，即使沾上了满手的鱼腥味，也要表现得泰然自若，无动于衷，继续与摊贩握手问好，展示亲民形象。虽然，这名薛爱美后来解释，她之所以那么做，是因为他接下去要到别的地方访问，怕腥味妨碍和其他人握手，但这已无济于事。
事隔18年后，薛爱美应邀出席人民行动党妇女部20周年纪念的联欢会时，《行动报》记者乘机向她提起当年的那场“洗手风波”，薛爱美才透露，原来风波中的主角是一名猪肉贩，而不是大家18年来一直以为的鱼贩。她解释说，她握完手后赶紧去洗手，并非嫌弃对方的手肮脏，而是为了尊重下一个可能与她握手的人，因为那可能是一位穆斯林（伊斯兰教徒），她担心会冒犯到人家的宗教。
2009年8月出版的《行动报》的报道说，18年来，坊间一直盛传，薛爱美当年在巴剎拜票时，因握过一名鱼贩的手后立刻洗手，因而得罪许多选民，导致她在那届大选中落败，失去了武吉甘柏的议席。虽然是18年前的陈年旧事，薛爱美也离开政坛多年，但这起“洗手风波”至今仍不时被人提起。薛爱美感叹，当年媒体和总理为什么没有人开口问她洗手的原因，导致她错失了澄清误会的机会。“如果记者和总理有开口问我，我就会把原因告诉他们。我是迟至总理在大选群众大会上谈起这件事，才知道出事了。”她说，如果当年他们有开口问她，她就有机会解释清楚，事情或许就能化解了。不过，她强调，失去武吉甘柏选区，不单是“洗手风波”造成，其他原因包括选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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