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 理查德·布兰森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我就是风口试读：
中文版序
当我提笔思索应该为中文版写点儿什么的时候，我想到的是未来。在书中，我回顾了过去20年我所经历的商业运营、冒险经历、心碎时刻，以及机遇和挑战。我的人生就像过山车，前一秒还在创立公司，下一秒就和死神擦肩而过。
但本书更重要的内容是展望未来的20年，描绘我对明日世界的预想。比如，维珍超级高铁，我相信这项技术将改变未来的人类在地球上的生活方式和交通方式。再比如，我还想到了维珍银河和商业太空旅行的很多幕后故事，这些项目都将以令人震惊的方式改变我们的生活。
我相信随着更多创新项目的实现，维珍将继续在创新领域的前沿保持领先地位；当我们将目光投向新兴市场时，中国市场一定会成为拥有最多潜力和机遇的市场之一。我希望你们能在阅读此书的过程中享受到我写作时感受到的乐趣。我也希望能尽快去中国和读者们见面。理查德·布兰森2018年7月011999：带领维珍开始冒险
1998年，新年前夜，内克岛。
我在卧室里想着要列个紧急待办事项。虽然眼睛盯着面前这张空空的白纸，耳朵里却听到音乐声沿着沙滩小径传来，在大宅里反复回响，那是歌手王子（Prince）于1982年发行的单曲。这歌声提醒着我们，1998年即将结束，千禧年的最后一年——1999年，马上就要来了。
新年庆祝正当时，我的女儿霍莉正组织家人和朋友的欢庆活动。我坐在楼上就能听见妻子琼和朋友干杯的声音，还能听见小儿子——14岁的山姆在她身边奔跑嬉闹。在经历了之前几个星期的冒险之后，能听到家里这些熟悉的声音，我深感欣慰。
5天前，也就是节礼日那天，我才结束了最近一次热气球冒险之旅回到岛上。这次能活着回来算是我命大。1998年12月18日，史蒂夫·福塞特（Steve Fossett）和我从马拉喀什起飞，期望能打破环球热气球飞行的纪录。在那之后的几天交错着疯狂的冒险和外交，我们的热气球转向飞过利比亚领空，所以我们不得不动用关系取得许可；而当飞过尼泊尔边境时，我们又得想尽办法恢复之前被吊销的经过中国领空的许可证。最后，在快要飞过太平洋时，我们又被大风吹得逆行，于是不得不降落在夏威夷附近的海面。在那儿过了个圣诞节后，我第二天又飞回了内克岛。
回到安全的家庭港湾，当处于一年的结束也是一个千年即将结束的时刻，我不禁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作为一个创业者，我人生中的很多时间，都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创立了全球最大的独立唱片公司，又把它卖掉了；为了把维珍航空打造成全球最好的航空公司，顽强地和竞争对手抗争。维珍集团从只有几家小公司变成了拥有100多家企业的集团，我自己也从一个奋斗的嬉皮士成长为一个自豪的父亲和企业家。在这一时刻，我心里已然憧憬着新的项目，计划朝着更大的梦想前进。接下来的12个月，我们会建立9家不同的公司，着手把维珍打造成一个包罗万象的品牌。该重新开始仰望星空、畅想未来了。“你是怎么变成百万富翁的？”经常有人会问我这个问题。自从建立维珍航空以来，我的答案就从没变过：“先做一个亿万富翁，然后再创立一家航空公司。”
维珍航空最初的15年，交错着兴奋刺激、不断创新、艰难生存的各种传奇故事。在我们之前挑战行业巨头——英国航空的那些航空公司都失败了，但我们在竞争中争取到了一席之地。事实上，维珍航空与想靠“诡计运动”把维珍挤出航空业的英国航空对簿公堂，还打赢了一次英国历史上较大的诽谤诉讼。业内很多人也还记得这个活动的另外一个名字：芭芭拉行动。这个名字源自芭芭拉·卡特兰（Barbara Cartland）的小说里的处女（“维珍”的字面意思）。
挺过那段举步维艰的日子，我终于看到了维珍品牌发展壮大的机遇。很多专家会告诉你，要创立一个企业，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需要从最初的点子开始计划，然后做市场调研，接下来慢慢发展，最后成立公司。我一向对此嗤之以鼻。对我而言，任何听信这种观点的人，都应该尽快停止浪费时间。
当我还是个稚嫩少年的时候，我们的直邮唱片公司只用了几天时间就成立了；即使像维珍航空这样复杂的商业公司，从有了这个想法到第一架飞机起飞，也只用了短短几个星期。通常来说，我们喜欢快速反应：测试一个点子，看它能否成立；如果不行，马上换下一个再试。
当我的思路能从一个议题迅速切换到另一个议题的时候，这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状态。这样我能保持思维活跃，而且神奇的是，一个好的商业创意往往来自另外一个毫不相干的产业。当我从维珍航空的日常运营中抽身出来时，我开始集中精力思考维珍品牌的未来。结果你们也看到了，维珍的发展，远远超出我自己的预设。
即使以我们的标准来看，世纪交际的那段时间维珍也是前所未有的繁荣兴盛。我的首轮创业身份是唱片出品人，第二次创业成了航空公司创始人，现在我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我的第三轮创业：做一个环球企业家。其中的一些公司，比如维珍蓝（现在改名叫澳大利亚航空）、维珍金融、维珍酒业、维珍澳洲通讯等等，已经做得非常成功。还有一些诸如维珍服饰、维珍婚纱、维珍可乐、维珍伏特加和维珍美妆等公司，在数年后或许就不复存在了。但失败并不能阻止我的脚步。当我专心投入这些项目时简直乐趣无穷，而且我也从中吸取了很多深刻的教训。
有些企业仅仅是昙花一现，比如我们的维珍汽车公司，在最初几年还风生水起，转眼间就关门大吉。我们的商业模式是从欧洲，主要是荷兰和比利时进口汽车，然后在英国销售。但由于大型汽车制造企业的限制以及汇率的波动，这个模式很快就行不通了。在我们收购澳普瑞斯（Our Pvice）后将其V店（基于人与人之间信任关系，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社会化电商平台）重新打造成小型连锁唱片店，但从一开始就没有任何起色。维珍学子、维珍能源和维珍旅游商店等也同病相怜。那时候人们还在鼓吹互联网泡沫，但我们好像没有找对路子。由于我们的核心商业很稳定，所以这些小小的失败，也并未影响大局。我甚至还有了更多的时间来关心自己的家庭，有更多机会享受生活。我现在不再需要向别人证明自己，我已经全然接受和认识了自己。即使有些商业项目并未实现，我也有足够的信心去寻找下一个机会。
我们开始思索维珍的哪些核心产业可以继续扩张，但对我而言，我还需要花点儿时间来分析维珍品牌的灵活度，在哪些领域可以游刃有余地发挥优势，在哪些领域会受到限制。我们的核心优势就存在于我们在产品和服务上与众不同的领域和亟待外力改变的领域。那时候我们远没有现在的全局战略，但寻找正确方向的过程精彩纷呈。
借助出售维珍唱片获得的资金，以及在与英航大战中意外获得的口碑，维珍航空的声誉和盈利能力在持续增长。我决定借助资本的力量。1999年底，维珍航空的机队已经有了28架喷气式飞机，我们以6亿英镑现金的价格，向新加坡航空出售了维珍航空49%的股份。这样，我们不仅保证了对维珍航空的控股，还有了更多的机会投资新产业，以及提升维珍航空的客户体验。维珍航空已成为世界上第一家全机队提供座椅娱乐系统的航空公司，现在我们还成为空客A340-600宽体客机的第一批客户，并且成功地开拓了拉斯维加斯、圣卢西亚、德里、巴巴多斯、上海以及开普敦等航线。
当维珍航空成为第一家在商务舱提供平躺睡床的航空公司后，我越发享受自己的空中旅行了。类似的创新服务还包括乘客可以使用自己的手机，通过座椅上的对地电话系统来与地面通话，我在飞行途中就可以继续我的电话会议——这下我全天候都躲不开团队的夺命狂呼了。幸好，他们还设计了全世界第一个机上酒吧，能在3万英尺的高空和偶遇的朋友喝上两杯，再天马行空地聊聊天，简直棒极了！这些年来，我在机上酒吧里聆听过数百个商业计划，其中一些商业计划现在已经发展成非常成功的公司了。至于做一个云端月老，介绍两个在飞机上独酌的人互相认识，这简直是我人生的一大爱好。我还知道，至少有一首上榜金曲是创作者在机窗外翱翔的鸟儿们的陪伴下，在我们飞机的吧台上创作的。
1999年的一天，我清晨4点醒过来，得知英航在“大轮子”那儿遇到了一点儿麻烦。英航花大价钱赞助伦敦眼项目，但在最后时刻却遇到了技术问题。原计划在千禧年之前举行盛大的揭幕仪式，但那天却没能按计划将伦敦眼竖立起来。刚好我们在霍姆郡有一家飞艇公司，我马上给他们打了个电话。
我说：“我需要火速调用一艘飞艇，最快什么时候能飞到泰晤士河上？”
于是，当全球媒体齐聚在南岸等待揭幕仪式时，伦敦眼却软绵绵地平瘫在草地上，这时我们的飞艇从上空飞过，骄傲地扯出那句经典的标语：“英航不能让那家伙立起来！”在英航花了大价钱搞完活动后，第二天却是维珍登上了所有报纸的头条。飞艇照片见报的当天，恰逢英航股价跌到历史的最低点。
第二年，我们在豪华商务舱推出免费的机上按摩服务，又一次痛踩了英航的尾巴。在伦敦的希思罗机场外，我们竖起了一块巨大的海报板，上面写着“英航才不会给你按摩”。仅仅几个字，毫无保留地展示了我们的欢乐、大胆以及绝佳的服务。对我而言，这就是维珍的精髓。在这个行业里，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儿，让人们看到你的幽默和个性，他们反而会更欣赏你。这些年我学到了一个道理，普通的顾客其实比那些大企业认为的要聪明得多，而且更懂得欣赏玩笑。
在我创立航空公司伊始，英航的主席金爵士（Lord King）曾评价我——“玩摇滚太老了，玩航空太嫩了”。15年过去了，我现在到哪儿了？这不仅仅是我作为一个商人对自己的提问，也是我作为一名父亲的扪心自问。在维珍航空刚刚成立时，我的两个孩子一个还没出生，一个还很小；而现在，他们已经准备跨出离家自立的第一步了。
我们从来没想过要把孩子送进寄宿学校，毕竟当年我本人在那儿过得就挺惨。不过，在霍莉年满16岁时，家里还是严肃地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霍莉坚持要去寄宿学校，我们提出的妥协方案是她在牛津选一所学校，毕竟那儿离家不远，并且能给霍莉她想要的独立和自由。
给家里小孩选学校应该是一个深思熟虑的过程，但这次的情况是，我们误打误撞地做出了最佳选择。琼和我本来计划去视察一所我们在牛津为霍莉和山姆看好的学校，但殊不知我们开错了方向，到了另一所学校。
我们进去后发现那天根本不是学校的开放日，但我们遇到了学校的校长戴维·克里斯蒂（David Christie）。戴维不仅没有给我们指出原本该走的路线，反而坚持要带我们去参观一下他的学校。这次参观以及他本人的热情令我们印象深刻。这所学校原本只招收中学六年级的男生，但当时恰逢开始招收女生。这里一点儿也不保守，有一种开明的氛围，和我之前体验过的填鸭式学校教育完全不同。在我们离开的时候，两个孩子都喜欢上了圣爱德华兹学校。后来证明，这次偶遇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转折，包括霍莉后来结识并熟悉的一个名叫弗雷迪·安德鲁斯（Freddie Andrewes）的男孩子——他那时候正在圣爱德华兹念书。
当霍莉获得全校第一个校魁称号时，我简直自豪得要飞起来。后来，逐渐看到她开始结交新朋友，享受自己的人生，并渐渐成长为一位优雅的女性时，我深感欣慰。她已经开始学会反抗不平等，有一次她回到家抱怨说，在学校女孩子不能穿裤装，我便协助她起草了一封信给校长，要求男女学生得到平等的对待。这让我想起自己在斯托学校那会儿也干过类似的事儿，只不过我那次是为了全校学生争取不用系领带的权利。
作为校魁会有一些旧时遗留下来的搞笑权利，比如，可以在学校操场上放牧自己的羊。“霍莉，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我对餐桌对面的女儿说，“每次你碰到荒唐的规则，就一定要好好利用它！”“你是什么意思啊？”霍莉问。“我认为你应该买一只山羊。”“别犯傻了，爸爸。”她理智地拒绝我的提议。
霍莉2000年毕业前夕，我们一整晚伏在她的桌前，准备着她将要面对全校师生发表的演讲。我去现场听了她的演讲，欣喜地发现她的演讲技巧已经超越了她的老爸。虽然有一点儿害羞，但是她用清晰动听的声音，坚定而认真地说出每一句话。我不禁流下了骄傲的泪水——虽然这不是我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因此掉泪。
虽然把霍莉和山姆送去圣爱德华兹学校是个无比正确的决定，但对于父母而言，还是要花一些时间来习惯孩子们不在家的现实。因为我经常出差且工作繁忙，对于孩子不在身边这件事还算有点儿习惯了。但对琼来说，这是很大的折磨。最初的日子里，她天天都在哭——实在太思念她的宝贝儿们了。后来她就经常驱车去牛津，而且恰好赶在中午路过学校，把霍莉和山姆接出来吃个午饭。有几次他们一起吃过午饭后，我回到家里却什么食物都没有。还记得有一天傍晚我在厨房里一边在空空如也的橱柜里到处找吃的，一边对琼说：“你看啊，我知道孩子们已经不在家住了，但我们还是得吃饭啊！”“嗯，理查德，你又不是不知道玛莎超市在哪儿。”她回答。
说得也有道理。于是我开始频繁地去玛莎超市，但还好，她不久后又开始怜悯我了。
新年前夜，我在内克岛上，盯着面前这张白纸。我决心把它作为新的起点——要仰望星空，畅想未来。在之后的一年，我照着自己的决定前进，并且成立了一家公司，名副其实地开始畅想星空里的未来了。
我对宇宙的痴迷源于30年前。那是1969年7月20日，我两天前刚满19岁，和大部分刚庆祝完19岁生日的孩子一样，我还沉浸在生日派对的宿醉中。在我们位于夏姆利·格林的家里，我爸打开那台小小的黑白电视机，加入到了数百万观众队伍，观看从宇宙传回地面的神奇画面。在238 000英里的上空，阿波罗11号登陆月球。当尼尔·阿姆斯特朗（Neil Armstrong）轻轻说出那句不朽的“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时，我被深深地吸引了。不管这句话是不是他事先字斟句酌准备过的，这句话真的很鼓舞人心。
我当时就下定决心有一天要飞向太空。我想既然美国宇航局能成功登月，那么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应该能把想去太空的人都送上去。我对此坚信不疑。但随着阿波罗计划被画上句号，航天领域在之后的很多年也没有实现重大突破，宇宙飞行的梦想渐行渐远。无论如何，我仍然坚信这只是个时间问题，况且我胸中的热情还在熊熊燃烧。
1999年，我为实现自己的梦想跨出了小小的第一步。虽然这一年我在世界各地都有精彩的行程，但这次我从当时的家，跨过海德公园冰冷的草地，来到那座阴沉沉的官僚大楼，却是最激动人心的一段行程。我走进公司注册署，正式注册了一家新公司：维珍银河航天公司。（作为一个天生的乐观主义者，我还同时注册了维珍跨银河系航天公司！）我着实不知道如何建立一家航天公司——这可是前无古人的事儿，但我喜欢这个公司名字，并为这个想法激动不已。我觉得这是新千年一个很好的开端，我仰望着星空，想办法飞上去，而且还要飞回来。
这一切，都还有待将来继续实现。我的思绪回到新年前夜，到了和妻子共舞的时刻。我放下笔，把那张写满了各种可能性的待办事项清单留在桌上，下楼加入到庆祝的人群中。王子的歌声还在继续：我在着笔的时候是在做梦，如果我走得太快，你可以叫醒我。但人生就是一场派对，而派对终归是要结束的……02所见即所得
20世纪80年代，我是整个英国较早开始使用移动电话的人。但那时的电话和当时的霍莉差不多重，甚至大小也差不多。说它像砖头都对不起砖头这个词儿。不过，当移动电话变得越来越小，它们很快就流行起来，随之，它们也改变了我们的商业模式。我再也不会像以前一样，经常需要在某个时间等候在某个地方了，而是有了更多的时间和孩子们在户外活动，或者单纯地消失一会儿。作为一个讨厌成天待在办公桌前的人，我能预见到移动电话带来的自由和便利对劳动力造成的革命性影响。
维珍移动通信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99年。那天我正在荷兰公园旁边的家里回复一些信件，刚好公司的传播总监威尔·怀特霍恩（Will Whitehorn）走了进来，手里还挥着一张纸。“你知道吗，理查德，我们得奖了。”“真棒！什么奖？”我问。“其实，是我得了奖。”威尔把那张纸——他的电话账单放到我的面前。“因为我老给你打电话、给全国所有的记者打电话，所以我的话费账单额全英国最高，英国电信给我发了个奖杯。”
威尔的账单让我陷入了思考。这并不是说我应该少去找他的麻烦，而是为什么我们打了点儿电话就要付给英国电信公司那么多钱？我们为什么不自己成立一家电信公司呢？
1998年，全球移动电话的销量比上一年翻了一倍，达到1.629亿部——我们应该进入这个市场。但我和其他人一样，支付着高额的话费才能享受到移动电话带来的便利。电信公司那些冗长的合约里，规定着高昂的服务费，这渐渐成了我们不得不接受的霸王条款。因为移动电话的用处太大了，人们只能默默地被电信公司盘剥。
我认为这种局面亟需打破。当时维珍集团的业务已经很稳定了，加之维珍航空的合资计划带来了大笔现金资产，所以投资移动通信成了我一个不假思索的决定。我比较担心的一点是大规模的基础建设需要投资。不过这也正是我们非常规解决方案的切入点：我们不需要建设自己的基础网络，只需要借助现成的就好。1997年，我们与快车道公司签署了20年的合作协议，这家公司在《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评选中，荣登英国最可靠的私有通信网络榜榜首。很明显，许多新企业都是在电信行业诞生的，比如手机仓库等。我向史蒂芬·莫菲（Stephen Murphy）以及投资大亨高登·麦卡伦（Gordon McCallum）请教为什么他们还没有投资电信行业。他们其实早有准备，迅速地给我看了一份高盛关于MVNOs——移动虚拟网络运营商的可行性报告。那里面的术语简直多得令我头疼，不过一旦熟悉了那一堆简写术语后，下一步怎么走就很清楚了：我们应该说服电信网络运营商把一部分的营运时间和带宽租给我们，再加上我们的市场推广以及客户服务经验，这事儿应该就八九不离十了。
维珍对进军移动通信产业有兴趣的消息一经传出，上门洽谈合作的电信运营商和相关业务的创业者便络绎不绝：有设计手机的、有开发传呼机的等等。我遇到两个在英国无线电信工作的年轻人，汤姆·亚历山大（Tom Alexander）和乔伊·斯蒂尔（Joe Steel），他们在电信行业的经验非常丰富。在与英国无线电信的合作谈判胎死腹中后，我说服汤姆干脆和我们一起建立一家完全不同的移动通信公司。
我邀请汤姆到我当时住家的牛津郡基德灵顿共进午餐，我俩就像老派的创业者一样，在厨房的饭桌上琢磨出了一个方案。我们计划推出即打即付的服务，用户只需要为他们实际使用的服务付费。想要吸引的目标客户是准备购入第一部手机的年轻一代，也包括和维珍品牌一起成长的稍微年长的一代，他们可是受够之前运营商的气了。我们会在维珍大卖场销售我们的移动电话，那时我们在全球范围内有381家维珍大卖场，还有在伦敦皮卡迪利广场、迈阿密、格拉斯哥、斯特拉斯堡和冈山新开的旗舰店，这些店里可都挤满了可能购买我们产品的聪明客户。汤姆和乔伊于是决定离开英国电信无线，和来自维珍饮料的詹姆士·凯德（James Kydd）一起，成为维珍移动最早的三名员工。
现在就只剩下一个小问题了。这些年轻人啊，怎么说呢？太商务（聪明这个词总觉得不是很恰当）了。笔挺的西装、打着领带，这可真不是维珍的风格啊！“你们真的想每天早上都穿成这样去上班吗？”我问道，一边拽着汤姆的领带，“系着这玩意儿你怎么呼吸？”
他们在维珍移动工作的第一天，我们举办了一场特殊的入职仪式：我们把他们的西装和领带放一把火烧掉了，一边欢呼一边看着火焰吞噬衣物，我们的决定是正确的。现在我们只需要在移动通信产业里也放上这么一把火了。
当维珍移动的消息传出去，老三样的评论又来了：说我们过度评估了维珍品牌，进入了太多我们没有经验的行业，诸如此类。对此我毫不担心：我认为变化就是挑战，而且我就喜欢迎接挑战。不过在这一关头我们最需要的还是通信网络。一家接一家的网络运营商拒绝和我们合作，因为他们担心一旦我们进入市场，他们的损失将远远大于租借网络给我们得到的租金。这时，我们最后谈的一家合作对象是一对一电信（One 2 One），它同意将网络租给我们，用我们的品牌和市场来运营。1999年8月1日，我们两家成了各占一半股份的合伙人。但晴天霹雳一般，一对一电信被其母公司大东电信卖给了德国电信，并被重新命名为T移动（T-mobile）。得知这个消息之后的24小时我们简直心急如焚，因为德国电信好像想甩掉我们。于是我马上飞去德国和德国电信的CEO（首席执行官）罗恩·索默（Ron Sommer）见面。他说话直接而又精明。在和他聊了一个小时之后，我终于松了一口气，因为他理解了我们的愿景，也决定继续和我们合作。T移动和我们对等出资各4 250万英镑，这样维珍移动居然成了英国历史上初始资金最高的创业公司。在继续获得一亿英镑的银行贷款后，伦敦的分析师们开始对公司估值给出夸张的数字。其中有一个分析师给维珍移动的估值是13.6亿英镑——这时候我们连一个用户都没有呢！“他们真的说是十亿，而不是百万？”我不得不和威尔反复确认。
当我们公司举行开业仪式的时候，我知道我需要搞一次足以吸睛的活动。在一次航空公司的成立仪式上，我在希思罗机场当着媒体们的面，站在机翼上把凯特·莫斯（Kate Moss）抱着，还把她头朝下倒了过来。“理查德，我可没穿衬裤！”她尖叫起来。我没想到之前下了点儿雨，搞得我脚下有点儿打滑，抓不住飞机机翼的表面。有那么一瞬间我简直以为自己要把世界上最著名的模特摔到飞机下面了。还好我终于稳住了脚步，感觉那时候凯特也差不多原谅我了。
关于维珍移动的活动，我希望表现出我们是个毫无隐藏的公司，不会对用户收取任何隐形消费。那么，和7个热辣美女一起待在伦敦特拉法加广场上一个巨大的透明手机里怎么样？哦，对了，我们正好全都一丝不挂，除了有一些小小的橙色垫子挡住敏感的部位。“所见即所得。”我向围观的人们宣告，人群中爆发出大笑，大家都明白了我的意思。但警察却不大接受得了这种玩笑，于是我们只能一边用我们的小垫子遮羞，一边逃跑了。
有时候我们的冒险活动甚至让我自己都吓了一跳，比如维珍移动进军澳大利亚的时候。2000年11月，维珍移动在英国已经拥有了超过50万名用户，还斩获了年度最佳移动通信网络公司的大奖。（作为一家并没有自己网络的公司，获得这项大奖可真不赖了！）澳大利亚人很快就接受了我们的航空公司，所以我们决定趁热打铁，在澳大利亚建立我们的第二家移动通信公司。和在英国一样，我们找到一家现成的通信公司欧普拓斯（Optus），并与其合作，利用他们的基础建设、维珍的品牌和客户经验打造新公司。正如维珍移动在英国的开业仪式一样，我们想在澳大利亚也搞一个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话题的活动。
当他们到悉尼帕兹角的假日酒店接上我的时候，我就暗自感到有些不平常。市场总监珍·奥尔旺（Jean Oelwang）、彼得·贝克曼尼斯（Peter Beikmanis）和凯瑟琳·萨尔维（Catherine Salway）一起给我做简报。我原以为车开往港口，却发现车开出了城，往乡下去了。“我以为我们的成立仪式是在悉尼港旁边。”我说。“嗯，的确是的。”珍回答，但语气里有一丝紧张。
我注意到车上其他人偷偷交换了眼神，确信他们在背地里有什么计划。车停在了一片空地上，看上去一点儿也不像搞公司成立仪式的地方。接着我听到直升机螺旋桨转动发出的“突突突”的声音，这下谜底就揭开了。我顶着狂风，看着直升机降落在我们的汽车旁。“我大概知道你们的计划了。”我正准备爬进机舱，却被珍一把拉了出来。“理查德，其实我们应该早点儿告诉你的……”
她往后退了一步，让一名直升机上的工作人员把背带穿在我身上。“实际上你不用到直升机里面去，你会在它下面100英尺的地方飞着。”
这种事我以前可没干过。我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脏狠狠地锤击着我的胸腔，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工作人员让我平躺在地面上，当我趴在那松软的草坪上，感觉到有人把一根弹力绳套在我的腰上。
他们告诉我：“别动，低着头！”
我趴在地上，听见螺旋桨启动的声音。我正在思考自己目前的苦难能让维珍得到什么好处，忽悠一下，我就被拉到了半空中。在上升的过程中，我不受控制地一圈圈打转，于是我尽力调整成跳伞的姿势——四肢伸展开来。我脸上的表情一半是尴尬，另一半是惊恐。现在想起来，估计惊恐的成分多一点儿。
最后，我终于掌握了控制的技巧。飞机开始往前飞，我则被吊在下面100英尺的地方，飞速前进。这些年来，我经常梦到自己拍打着翅膀在空中飞翔。有时候是在内克岛上空翱翔，呼吸着空气里海洋的味道；有时候我飞向太空，低头俯视着像一颗淡蓝色小圆点的地球。不过，我最经常梦到的还是飞过牛津街上我们第一家维珍唱片店的旧址，梦里我深知如果停下来，自己就会被撞翻。于是我向下俯冲，撞掉了一个人的帽子，再被迅速拉升到半空中。
现在可能是我最接近梦中场景的时刻了，也是我人生中最热血贲张的时刻。我渐渐体会到一个技巧，通过控制手臂的高低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掌握前进的方向。快飞到城里的时候我已经开始享受起来，朝着地面上迷惑不解的人群挥挥手，感觉自己简直是彼得·潘附身。我心里想，这一定就是鸟类飞翔的感觉吧。
很快我就发现壮观的悉尼大桥迅速朝我逼近。我利用刚刚掌握的技巧放低手臂来调整方向，但这样做并不足以让我躲避过去。我朝着直升机大喊让他们飞得再高些，但一点儿用都没有，因为飞行员根本听不到我的声音。“飞高点儿！飞高点儿！”我大喊。
我确信只有撞上大桥这一条路了。想想可真是有意思，刚刚我还吊在绳子下面翱翔天际……“啪！”的一声，就正脸撞到悉尼的标志性建筑上，就像《乐一通》动画片里的歪心狼一样。
千钧一发之际，直升机猛地向上拉高，我这时才免于把自己永久性地粘在大桥上的命运。越过大桥时我连喘气都没来得及，这时飞机已经飞得低到让我能看清下面人群惊诧的表情。最后，我们终于在悉尼歌剧院旁边一个类似笼子的东西上降落下来。刚才经历的一切让我体内的肾上腺素爆表！笼子里有一群穿着我们所有竞争对手品牌颜色衣服的人——澳大利亚的移动通信市场可真是竞争激烈——这些人都带着手铐，象征着他们被牢牢套在类似沃达丰和澳大利亚电信公司的话费套餐合约里。他们还一边唱着：“放我们出去，给我们自由！”我启动了一些爆破装置，笼子四分五裂，“手机用户们”自由了。“我差点儿把小命都丢了。”我事后告诉珍。
她安慰我说：“幸好你没出事儿！我们可没给你买保险啊！”
维珍移动成了英国历史上成长最快的新兴电信公司，我们在2001年已经有了100万名用户，这对于一个才成立两年的公司来说，是个惊人的数字。
但是我想进一步资本化。2001年2月21日我去戛纳参加3GSM（全球移动通信系统）世界大会，并且宣布维珍移动将成为第一个全球虚拟网络的运营商。之后的几年，我们将在五大洲的10个国家建立独立的移动通信公司；和我们在英国的合作伙伴T移动一起，在北爱尔兰开始提供服务；与新加坡电信达成价值10亿美元的合资计划，以新加坡为起点，建立覆盖亚洲的运营机构——新加坡的第一家公司于2001年成立。
除了英国和澳大利亚之外，我们还计划了维珍移动南非公司、加拿大公司以及法国公司。但我最希望维珍品牌能够渗入的下一个市场是美国（确实是最有挑战性的）。我们先与斯普林特洽谈合作，正当一切准备就绪，因“9·11”事件的爆发导致市场萎缩，对方在最后一刻临阵退缩了。我给当时反对这个合作的斯普林特首席执行官比尔·埃思雷（Bill Esray）打电话。我承诺在今后几年投资1.87亿美元的大规模资金，以显示我们的诚意。我解释说，其实这项合作对斯普林特来说是划算的，我们可以让它原本古板的形象变得更适合新一代的年轻用户等等，但这些都没得到比尔的任何回应。
我最后坚称：“听我说，你们需要一个像维珍一样的品牌。现在，只有年轻的共和党人才会用你们的产品。”
这句话居然打动了他，比尔的态度缓和了下来。2001年10月，我们宣布了与斯普林特合资的新公司成立，在美国市场提供即打即付的服务。丹–舒曼出任首席执行官，我们开始策划美国公司的开业仪式。
9个月后，我又一次被吊在了空中，只不过这次是被一个巨大的吊车挂在了时代广场上空。当时我身下的广场挤满了记者和游客，只见我撕破身上的衣服扔向人群，只剩一个（巨大的！）手机恰好遮住我的敏感部位，左右两侧还有来自百老汇新剧《光猪六壮士》的六名猛男。“这次挺好玩，但我更喜欢英国那次的活动，那一次，和我一起演出的都是女孩儿，这次全是男的！”我之后告诉丹。
但我们传递出去的信息是一样的——给用户提供透明、简单的服务。所见即所得——在我们不走寻常路的广告协助下，我们的业务迅速增长。一转眼，维珍移动美国公司就成了最快赚到10亿美元营收的公司，而且仅仅才用了三年半时间。2009年，我们把业务以2.94亿英镑的价格卖给了斯普林特后，维珍移动美国公司继续发展，它至今仍然是我们在全球最大的移动通信公司。03啤酒杯垫背面写出来的公司
真正好的点子并不一定要有详细的财务预测和复杂的商业策划。有时候，它们就产生于啤酒杯垫的背面。有这样一个点子，最后变成了维珍集团里面发展最快的公司：维珍蓝航空公司。
这个点子来自于布雷特·戈弗雷（Brett Godfrey），他那时是我们的欧洲内陆航空公司——维珍快线的首席财务官。我一向喜欢从维珍内部发掘人才，鼓励他们在集团内部的其他公司挑战新的工作——布雷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开始注意到他是因为看到一封他写给新员工的信，此后我密切关注着他的发展，发现他与人相处的翩翩风度以及能从别人身上发掘优点的能力。他对航空企业产生决定性作用的小细节了如指掌；他明白公司管理层必须让员工见得到、找得着，所以他经常在公司里到处转悠，甚至挽起袖子和行李工一起边搬运行李边聊天，了解一线员工的困扰。所以，当维珍快线的首席执行官职位空缺出来的时候，我想到的第一个人选就是他。
但是，当我在那个周四晚上从牛津给他打电话邀请他出任这个职位的时候，他直接拒绝了我。
他解释说：“我真的很感谢你的赏识，但我现在有两个小孩，所以我和妻子决定回澳大利亚安家。”
我很失望，却接受他的理由。“我一直欣赏把家庭放在第一位的人。”我对他说。在祝福他一切顺利后，我说：“如果你计划在澳大利亚干点儿什么的话，记得告诉我，我们可以看看有没有合作的机会。”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他说：“既然你说到这个，我这几年一直有个想法，现在挺想说给你听听的。”
随时准备迎接机遇的人总能赢得我的好感：“好啊，你说说看。”“稍等，”我听到电话那边布雷特到处找他的笔记，并嘟囔着：“我记得当时写在了一个啤酒杯垫的背面……”
布雷特给我讲了他关于在澳大利亚建立廉价航空公司的计划。作为澳航员工的儿子，布雷特对澳大利亚的航空市场了如指掌。他告诉我，有一次他和另外一位澳大利亚航空专家——创立了谢拉德航空的罗伯·谢拉德（Rob Sherrard）一起喝啤酒，说起来布雷特的第一份会计工作就是罗伯给的。他俩讨论在欧洲和美国兴起的廉价航空，研究这个模式怎么才能被复制到澳大利亚市场。那时，因为缺乏竞争，澳洲的旅客总是被狠狠地敲诈着。安塞特航空公司对澳航完全不构成威胁，所以澳航根本不需要考虑提高服务质量和降价这些问题。因为搭乘飞机是在澳大利亚广袤领土上旅行的唯一方式，澳航知道他们处在一个卖家市场。布雷特和罗伯在啤酒杯垫后写出的方案，就是想让澳大利亚的乘客们不再只有澳航这一种选择。“不错，要么你写一个更详细的计划，我倒很愿意再看看。”我说。
第二天一早我就收到了布雷特的商业计划，我欣赏行动迅速的人。
如果让我选一个最能理解维珍生活方式的国家，那就是澳大利亚。我很喜欢去那里，而且早年在那儿度过了很长时间，带家人去沙滩或者在海上运动。那里的文化、气候和人们都让我着迷。
悉尼，一直在维珍航空的扩展计划上排在前几位。我发起活动，希望改变政府的单一目的地政策，因为这个政策让英航在伦敦到悉尼航线上独家垄断。当地政府也执意保护本土产业——澳航，他们不管这个决定是否会导致民众没有选择的余地、产品服务水平低下，以及旅游业盈利无法增长等问题。我屡败屡战、毫无进展——他们根本不想改变现状，更别说是为了一个搞音乐的邋遢英国佬。
1988年5月，在跟参议员加雷斯·埃文斯（Gareth Evans）一次徒劳的会议上，他明确表态，不会改变政策。散会后我很气愤，但又不愿退缩，于是我迅速给媒体发表声明，解释当前的状况。结尾我是这么写的：“如果允许维珍航空执飞这条航线，肯定会刺激市场需求，助力于旅游产业的发展，让小企业和探亲访友的普通民众得益。为了大家的利益，必须有竞争。幸运的是我只有37岁——只要我没从热气球上掉下来——我就有的是时间！”不过呢，我确实从热气球上掉下来过几次，好在我还能站在这儿给你们讲这些往事。
实际上我们最需要的是着手建立一家新的航空公司，因此布雷特的点子格外激动人心。第二天早上阅读他的商业计划时，我发现他的逻辑都是通的，前景很明朗，布雷特不仅热情高涨，而且极富感染力。谁说会计都没有想象力？有可能是那几杯啤酒加速了他们的创意产生。澳大利亚的双寡头航空市场，正等着维珍去“搅浑水”。我叫布雷特飞去澳大利亚弄清楚我尚存疑问的事项，特别是出票、飞行员、航站楼、航班时刻、高质量的机队以及员工等等。不到一个星期他就回来了，并带回了令我满意的答案。
但即使我很满意，我们仍然需要说服维珍的董事会。他们之前就拒绝过这个提案，布雷特承认在我感兴趣之前，他几乎要放弃这个计划。这让我坚定决心要取得成功，即使面对的是布雷特曾经面对过的心如止水的董事会成员。“先看看我们的优势，再看看不利的地方。那是个潜力巨大的市场，有风险，但在可控范围内。”我在董事会上说。
我的主要论点之一就在于我们的突然袭击。澳大利亚的航空企业们绝对想不到会出现维珍这样的竞争者，我们的全球品牌战略还在制订中，没人想到我们会出现在澳大利亚。一番舌战群儒后，我说服了他们。我当面告诉了布雷特这个好消息，我握着他的手，笑着说：“去他的，放手去干吧！”“如果你顶着一头紫色的头发，在肉铺累了一天之后还能笑对人生，那你就是我们要找的那种空乘……”
我们的空乘招聘广告可谓是不走寻常路。首先，我们并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悉尼这种显而易见的目标区域，而是投向了阳光海岸。除了珀斯，布里斯班是整个国家发展最快的市场，那里的海滩是热门的目的地，而且昆士兰政府也迫切希望通过推广新的航空公司，来促进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我们并不要求求职人员的相关从业经验，而是希望一般不会申请空乘工作的人来求职。维珍一向重视招募最优秀的人才，这一次，我希望新的航空公司与众不同的特点就是我们拥有最好的员工。我们并不想招聘那些有数年航空业经验的人——我们需要有新想法的新鲜血液。一个维珍的电信员工会和乘客开玩笑，而不只是机械地点头说：“是的，先生；不是，先生；三个行李已经满了，先生。”我讲过一个故事，一次遇到我们飞机延误，所有人都挤在登机口排队。有一个乘客插队到了登机柜台前，维珍的员工很有礼貌地要求他回去排队。他转头说：“你知道我是谁吗？”于是她拿起话筒呼叫：“23号门有一位年轻人需要帮助——他忘了自己是谁。”其他乘客顿时笑成一片。“看我不收拾你！”这个自命不凡的男子说。而我们的女员工一本正经地说：“先生，恐怕这件事儿，你也得先排队才行。”
这则招聘广告一炮而红，有12 000人递交了简历，愿意搬去昆士兰工作。
我们建立航空公司的预算仅有1 000万澳元。看上去是一大笔钱吧？但对比一下，美国的廉价航空捷蓝航空，启动预算是1.2亿美元。我希望这家航空公司能在互联网的使用上领先于航空界——开航6个月后，我们92%的订单都是网上售出的。现在看来这是航空公司的常态，不过在2000年，机票销售业务还是由商业街上的门店和度假指南小册子一统江山。我们吸引年轻的乘客，降低价钱，因为网上交易的成本要低很多。虽然运营成本很低，但我们的热情、主动和幽默弥补了资金不足的缺憾。我们决定把公司命名为“维珍蓝”，因为澳大利亚人习惯把红头发的人称作“蓝发小子”，我们调皮地选了这个名字。我觉得把红色的飞机命名为蓝发小子挺好玩的，另外，我也可以借机让布雷特和罗伯在2000年8月31日从布里斯班到悉尼的首航航班上，扮演音乐剧《蓝调兄弟》里的角色。
首航日逼近之际，我们宣布的机票价格震惊市场。从布里斯班到悉尼的单程机票，维珍蓝的价格比澳航的便宜50澳元。这样一来，他们的股价市值迅速下跌了20亿澳元。我激动地给布雷特打电话，但也担心如果首航被延期，我们可能就完蛋了。
我问：“赶得上首航的进度吧？我们可得尽全力保证按时起飞，否则眼前这一切都是白搭。”
布雷特信心满满，我们开始着手开航。随着订票的乘客越来越多，我们员工的队伍也壮大起来，从3月份的12人增加到8月份的350人。首航前一个月，我开始接到管理层关于超支的电话。财务担心我们快发不起工资了，但我直接忽略他们、继续投入，敦促布雷特加快扩展计划。正当布雷特绞尽脑汁筹钱发工资之际，我签下了6亿澳元购买10架波音737新飞机的长期投资。我的计划是趁热打铁，特别是当时全世界都盯着即将举办的悉尼奥运会。
我在董事电话会上力挺布雷特，我说：“在你们开口之前，我知道我们已经超预算了，但我保证这是值得的。”有些董事还心存疑虑，我继续施压：“我们可不能半途而废，这件事情要么全心投入，要么就彻底退出。难道我们要彻底退出吗？”
从一方面说，我们确实在冒很大的风险。我很了解澳大利亚航空市场吗？并不是。虽然从维珍航空身上我们积累了很多经验，但这是一个全新的市场，错综复杂且不可理喻。但我也深信我们能在澳大利亚成功，因为那里的大部分人都已经知道我们的品牌——在成立维珍蓝之前，维珍品牌在当地的认知率就已达到惊人的94%。除了品牌认知度，我们的价值观和愿景其实和澳大利亚人相当契合——虽然这么说显得有点儿陈词滥调，但澳大利亚人的确懂得如何享乐，维珍也是。他们努力干、尽力玩，而且不太把自己当回事儿，这和维珍在很多方面都不谋而合。
我们开航的市场需求是存在的，而且我们也下定决心要满足这个需求。尤其当我们的竞争对手们并没有准备好，我们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迅速开始蚕食他们的市场份额。我的直觉是对的：我们的客户爱我们，我们的员工热情高涨，这是我们最成功的一次创业。不到一年的时间，我们已经运送了100多万名乘客。
没过多久，澳大利亚本地的竞争对手就开始反击了，他们想把我们赶出这个市场。澳航也开辟了廉价的航空业务，并且通过亏本的低价和在我们运营成功的航线增加运力来打击我们的增长。在一条航线上投入超过乘客数量的运力就意味着两家航空公司都会亏钱，因为空着的座位也是有运营成本的。在商业世界，这种集中攻击的行为一般会被大公司用来逼迫小公司破产，因为前者更易在短期亏损的情况下维持经营。当对手破产后，大公司就会恢复原状，靠牺牲创新、竞争和乘客的利益来牟利。
至于安塞特航空，他们在苦苦挣扎。除了我们进入市场会给他们造成的影响之外，他们本身就急需更新老旧机队，以及让他们的服务水平更现代化。因此，大批的乘客弃安塞特而投维珍。同时，我们又成立了太平洋蓝航空公司并顺利进入新西兰市场，开通了从克莱斯特彻奇到布里斯班的航线。安塞特航空的股东新西兰航空，则以不同的方式想让我们消失。
2001年6月，我们刚运营了10个月，新西兰航空的CEO加里·图米（Gary Toomey）就开始宣扬他要收购维珍蓝。见过一面之后，加里请布雷特去皇家赌场酒店的中餐厅吃饭，毫无预兆地出价7 000万美元要收购我们。“你是说7 000万？美元？”布雷特问。“是的，我觉得我们出得起这个价。”加里回答。
这可真是出人意料的价钱。我们小小的公司，仅有5架飞机，市场份额约为4%。一年之间，我们从1 000万澳元的投资，增长到1.2亿澳元的市值。
布雷特找了个借口溜出来到卫生间给我打电话。我那时已经回到荷兰公园处理邮件。“7 000万美元？”我不禁坐直了身子，“7 000万？而不是700万？”
布雷特确认说：“7 000万。而且是美元，不是澳元。”
我思考了几秒钟，说：“拒绝他！这是个不可思议的出价——根本没人指望我们能赚到一分钱。但是我认为估价还是过低。”
但维珍集团的董事会并不像我这么坚决。可以理解，对短期内能收到这么高的投资回报他们肯定是不愿意错过的。唯一不确定的问题是：到底安塞特是怎么想的？他们是不是开始恐慌了？在管理层会议上，布雷特说他认为安塞特航空3年之内就会破产。所有的人都笑了。但是接下来，我们的利润持续上升，安塞特则不断裁员，澳航也在不断挤压其航线。我们拒绝收购后的2个月，他们再次非正式地联系我们，这次他们提出的方案是合资。这时澳航首席执行官杰夫·狄克逊（Geoff Dixon）又插了一脚：他告诉媒体澳航准备收购维珍蓝。不过我们马上就拒绝了。我们是来挑战巨兽的，可不是跟他们同流合污的。
而安塞特的情况就不同了，如果价钱合适，倒是可以与它合作的。我们在布里斯班的办公室里算了又算，发现还是对不上。如果维珍蓝退出竞争，安塞特每天的亏损可以减少约20万澳元，但我们觉得这也只是安塞特目前每天亏损额的1/5。所以这个估值也太低了。“之后安塞特肯定还会有大动作。”布雷特断定。
确实如此。9月初的一天，我正待离开办公室时接到一个电话，是新加坡航空的首席执行官张松光博士（Dr C. K. Cheong）打来的。
一阵寒暄之后，进入正题。其实，新加坡航空出资6亿英镑收购维珍航空49%的股份后，我们就已经是合作伙伴了。讽刺的是，我们用那笔钱的一部分来建立了维珍蓝——我们甚至还邀请新加坡航空以1 000万澳元的价格入股维珍蓝，不过他们拒绝了。但是，维珍航空并不是新加坡航空唯一持股的航空公司，他们还持有安塞特20%的股份，所以新加坡航空需要保护自己的投资。
张博士的建议则直截了当：他们准备收购维珍蓝，而且出价会远高于1 000万澳元。“理查德，我们已经是很多年的朋友了，”张博士说，“所以我现在正式提出一个非常慷慨的收购价——2.5亿澳元。”
这可比我预期的出价高多了。但是，这个出价不仅有时限，还附赠一则警告。“你只有24小时的时间做决定。”张博士直言不讳地开出大价钱是希望我们从竞争中退出，同时也威慑我说：“如果你拒绝，我保证新加坡政府会大幅投资安塞特，在半年内摧毁维珍蓝。”
在飞往澳大利亚的航班上我一夜没睡，辗转反侧考虑这件事。9月3日傍晚来临的时候，我简直无法控制自己的思绪。我回到维珍蓝的机组酒店——悉尼帕兹角假日酒店时，已是晚上10点。布雷特和他的管理层——罗伯·谢拉德、阿曼达·博尔格特（Amanda Bolger）以及大卫·赫特纳（David Huttner）——都坐在角落的桌子前等着我。
我们一起喝着啤酒讨论下一步计划。（布雷特）周围坐着他的员工们，他非常情绪化。虽然不得不承认那是一大笔钱，但他坚持说我们绝对不应该为了钱就把目前的一切抛弃。布雷特的团队认为维珍蓝的价值至少是安赛特出价的两倍。如果我们接受了这次收购，布雷特表示就不在这儿干了。
布雷特告诉我说：“如果这次收购成功，我就走！我没办法直视员工的眼睛，因为他们会认为我出卖了他们。”
其实劝我不要卖掉维珍蓝的不仅仅是布雷特他们。在谈判过程中，澳大利亚著名的主持人，现在已经是参议员的德林–欣奇（Derryn Hinch）也冒出来了。“如果我把公司卖了，你认为澳大利亚人会怎么想？”我问他。“他们会认为你是个骗人的蠢货。之后几百年你在澳大利亚干的任何事，都会让人想起你的这次背叛。”他对我可是直言不讳。
但答案并不像布雷特或者德林想的那么清晰。我考虑的不仅仅是维珍蓝，还有整个维珍集团。整个晚上我在酒店房间里踱来踱去，反复思考各种可能性。我简直累崩了。维珍集团如果拿到这笔钱，就可以用来重新投资，而且能变现相当于我们最初投资25倍的资金，这也完全符合商业逻辑。
但我不喜欢被人威胁，特别是被维珍的合作伙伴威胁！况且，这个收购提案背后感觉还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安赛特的母公司——新加坡航空，愿意出如此一大笔资金让我们这样一个小小的竞争者退出市场？他们真的会动用新加坡政府的力量来让我们破产？如果当真如此，那我们就像在和一家血库进行流血比赛——我们永远不可能赢。但他们出价的规模让人隐约感觉他们有些绝望。难道安赛特陷入的困境比我们所预计的更严重？甚至已经接近破产？他们这个2.5亿的出价，让我感觉主动权完全在我们手里。
第二天一大早我飞去了墨尔本机场。我们之前通知澳大利亚媒体说我会有重大新闻宣布，所以他们纷纷聚拢来了。当然来的也不光是媒体。因为收购案的流言已经满天飞了，所以很多我们的员工也聚集到了国内快线航站楼。房间里的气氛相当紧张，当我站上讲台的时候，感觉整个房间一下子安静了下来，局势一触即发。我看见房间后面靠墙站着的几个维珍蓝的空乘，他们看上去糟透了：一看就知道他们和我一样彻夜未眠。
我一边举起一张巨大的支票一边说：“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我在澳大利亚的时光非常愉快。好消息是我们的维珍蓝相当成功，我们在一年之内就赚到了初始投资的25倍。我手里正举着维珍蓝价值2.5亿澳元的支票……坏消息是我们在澳大利亚失去了竞争参与者的机会，我撤回英国去了。很遗憾我们今天出售了公司，这个出价让我们难以拒绝。”当镜头纷纷对准我的时候，我看到一名彭博新闻的记者朝着她的手机大声喊：“他卖了！他卖了！赶紧把新闻发出去！”这则新闻立马就上了美国新闻公司的网站直播，各大新闻社也纷纷发稿。房间后面，维珍蓝的姑娘们痛哭流涕。我觉得是应该结束她们的伤心时刻了。“哈，去他的吧，我只是在开玩笑！”我把那张支票撕成碎片抛向空中，“很抱歉，我的玩笑让一些不知情的员工们难过了。但是我们不会离开澳大利亚！”
房间后面，我们的员工们破涕为笑，我走过去拥抱了他们。但是对于房间里的其他人来说，这个消息则来得太迟了——之前的新闻已经全球满天飞了，他们全都忙着控制新闻的传播以挽回损失。
彭博社的那位记者正面如土色地朝着电话里喊：“他不卖了！把新闻撤了！”
我走过去向她道歉。“我会丢了工作的！你也太不负责任了。你害我发了不实的报道！”
我俯身亲吻她的脚，恳求她的谅解。疯狂的两天之后，这是个离奇的结局。
我们后来发现新加坡航空其实只是在虚张声势。他们手里已经没有筹码了，更别说新加坡政府那张同花顺大牌。第二天，他们就拒绝了以一块钱收购整个安赛特航空的提议，撤回了对安赛特的支持。在收购维珍蓝失败之后，他们清楚继续往安赛特投钱只是打水漂。又过了一天，澳航也拒绝了同样的收购案。安赛特的亏损远远超出我们想象——大约每周5 000万澳元——新西兰航空也要抢在被拖下水之前抛售股份。一周之后，安赛特宣布破产。
回想起来，我觉得大部分人都会接受那次收购。当然，维珍集团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