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历史原点(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肖伟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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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历史原点试读：

前言

1952年11月11日，在法国巴黎凯旋门广场举行的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的阅兵式上，从外务省条约局长位子上刚刚卸任的西村熊雄与邻座的丹麦驻法大使有过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

当丹麦大使问到日本对二战的感想时，西村这位媾和期间在外交一线冲锋陷阵、内心埋藏着谈判诸多秘密的外交高官在一番沉思之后才郑重答道：“那就是不要进行战争，特别是不能打败仗。”这一回答，让丹麦大使一脸错愕，无言以对。二十年后，西村又把这句话作为最后的一笔写入了记述旧金山媾和的日本外交史中。

西村微妙、冷峻的回答，具有历史启示意义。但是，这个与宪法第九条风格迥异、被作为最后定调评价写入了外交史的历史性言说，并没有引起世人关注，也没有成为探寻战后日本战略隐秘的历史藤蔓。实际上，战后日本有很多未曾大声言说的，被看做“塑造战后日本战略骨骼的政治家”、有战后宰相之称的吉田茂，眺望着战争废墟时在心中就反复默念着：一定要让日本变军事战败为外交战胜。

值得注意的是，战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问题，至今仍包裹着重重的战略、历史迷雾，光影交错，扑朔迷离。虽然，宪法第九条作为和平主义条款被写入战后宪法，但是，国家安全保障与再军备问题，却是战后日本政治最大的争论点。围绕宪法第九条、对美结盟、再军备等问题的对立、分歧，甚至超过了究竟应该走资本主义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社会制度选择。必须冷静地意识到，日本从战前军事国家向战后“和平通商国家”的转换并非是线性的，更不可能是断裂式的简单切换。可以肯定地说，战前日本与战后日本之间，不仅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历史联系、战略传承和某种历史“惯性”，而且在被占领条件下实施的战后改革必然会有很多的被动成分和不得已而为之的举措，必然隐藏着种种的水下操作、历史隐秘和以策略掩护战略的迂回、曲折的做法。

追溯历史，寻根溯源，探寻战后日本战略再出发的历史原点，在历史的考察中揭去日本战略的神秘面纱，以历史的真实还原战略的真实，在精神与文化的深层次把握战后日本不随形变的战略骨骼、战略真髓，揭示其独特的民族战略方式，这是本书期望揭开尘封的历史对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形成的历史原点进行考察的初衷与出发点。“国家安全”一词，最早出现于美国专栏作家李普曼1943年出版的《美国外交政策》一书中。直到二战结束后，国家安全才作为国际政治的术语，逐渐取代了军事事务、外交安全等陈旧概念而被广泛使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家安全战略是军事战略的历史升级版。它凸显了在战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军事力量呈现相对化趋向的影响下，国家安全竞争逐渐从军事领域向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社会意识形态、国家体制等领域渗透、扩散的历史性变化。

虽然，迄今为止，日本政府很少使用国家安全战略一词。但是，绝不能据此就认定战后日本没有形成国家安全战略的思考，忽视、漠视了这种“生死之地，存亡之道”的国之大事。实际上，战略未必是一种大声的言说。国之利器，不可示人，这很自然、很平常，何况对于国际战略条件和自身文化都非常特殊的战后日本。对战败、对被军事占领有着直接感受的日本，战后在国家战略思考、政策规划上确实有了更大的投入和更深入、更全面的思考，形成了从政治战略、外交战略层面对军事力量发展计划进行调控的决策机制变化，出现了更具政策统筹性的大战略思考、国家安全战略思考样式。1957年日本政府颁布的《国防基本方针》就是确凿无疑的历史证明、具体政治标志。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该方针的文字表述极为简练，不过寥寥二百余字，但是历经半个世纪这一方针迄今为止未改动一言一句。而对于这个标志着战后日本国家安全形成的历史性文件的解读、研究却很少，甚至存在着误读。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领域的研究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证上，都有待深入。实际上，对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认识、挖掘，必须对应着时代性变化，必须摆脱狭隘的军事战略思维，必须从多元政策统筹、多种力量综合并用的国家安全战略即大战略的角度展开，否则就难对其位、难解其味。

国家是一种制度的实体，也是一种精神与文化的实体。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战略方式的把握，既要“寻找决定性的物质因素”，也要“探讨起决定作用的精神因素。”文化、价值观念是制度之母，也是战略成长的精神风土，对战略具有深刻的塑造作用。正如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所宣称的：“我国的利益和目标是根据一些持久的价值观念确定的。”对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探寻，必须关注日本独特的文化因素，关注根深蒂固的精神观念，从文化与战略统一的视角进行观察。

战略来源于历史而又高于历史，历史与战略是辩证统一的。这是本书希望通过历史观察来探寻日本战略的理据。通过历史档案揭秘，以确凿的历史事实、外交文件、历史人物的证言揭示战略策划，把战略结论建立在一手资料、可靠的实证研究基础之上，这是本书在研究方法上区别于国际政治的理论探讨的一个特点。实际上，很多战略揭秘都必须通过历史解码、资料解密，依靠直接确证才能得以最后完成。

历史研究，一方面可以提供确凿的历史事实、直接证据；另一方面，则可以站在历史的高度形成更为开阔、更为深刻的俯视、鸟瞰。有历史感的社会科学，不仅能够帮助我们在大量日常事物的背后发现更为广阔的背景，而且还能够在诸多要因中发现那种更为深刻、更具广泛与持续影响的、根深蒂固且一以贯之的核心历史因素。历史的研究能够启示未来、告诉未来，具有战略启示性，根本原因在于历史的眼光往往是以百年为单位的。

本书考察是沿着日本从战败到旧金山媾和、独立再建的三个历史阶段展开的。其间，日本先后面临着如何面对战败的历史、如何面对战后国际格局、如何面对独立后再军备的三大阶段性课题与战略选择，并形成了由三大战略选择、三大支柱以及核心理念组成的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体系。最初的战略、历史选择、最根本的战略思考、核心理念，不仅是战略再构筑的历史原型所在，也是战略再出发的历史发端与原点之所在、更具生长元素和观察价值的根脉之所在。

面对战败，日本人表现出一种极为强劲的战略姿态，一种根深蒂固、压倒一切的民族信念，那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维护天皇制实现国体护持。对于这种不可动摇性，日本人自己的表述，就是“维护国体已经超越了道理和感情，是基于坚实的信仰”。

实际上，国体护持是日本从战前向战后转换的战略与历史轴线、最高战略。二战末期日本持续抵抗、拒不投降，战后竭尽一切手段争夺的最大战略焦点，就是天皇制。

战败前夜，近卫率先在奏折中提出宁可国土丧失一半、对英美早期终战，也要维护国体。在战败的第一时刻，日本就表明了宁可放弃一切也必须维护天皇制的民族信念，亮明了以国体护持超越战败的战略大旗。在战败过程中，日本统治者不惜把一场已经毫无希望的战争进行到底，甚至在德国投降、日本陷入绝对战略孤立时，仍然提出了带有民族剖腹意味的“一亿玉碎”口号。直到美国投下原子弹，日本政府也没有放弃维护国体，坚称对于《波茨坦公告》只是“在不包括要求改变天皇之国家统治大权的情况下予以接受”。

值得注意的是，国体问题一直延续到日本战败后，宪法第九条就是这场争夺的衍生物。实际上，主张“宪法第九条”出自日本人之手的“币原说”是一个历史“谎言。”大量史实表明，“宪法第九条”不过是麦克阿瑟和美国政府为推进对日占领而与日本统治者进行的一笔政治交易。日本政府接受宪法第九条，并非出自真实的理念，而是一种策略大于理念的被动性选择。在以吉田茂为代表的保守势力眼里，“宪法第九条”不过是为让天皇制摆脱战后危机、让日本重回国际社会而必须签署的一项“对外条约。”

虽然，在国内外和平主义势力压力下，战后日本宪法在具体的法律条文上对天皇的行政权力进行了限定，但是，日本保守势力却宣称，象征天皇制所改变的仅是政体而不是国体，皇国国体是超宪法的历史存在，不是一纸法律条文就可以改变的。1957年，日本政府颁布《国防基本方针》，以“爱国心”这种日本式表达，正式确认了皇国国体是日本国家安全的战略基础。

对于日本这种强劲的国体观念、不惜民族剖腹也不动摇的坚定行动，不能仅从文化传统和民族感情角度去解读，还必须看到其背后的巨大战略存在。在第二枚原子弹后，日本战败前最后的内阁会议对于维护天皇制的态度，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启示：“在对于皇室的大义名分问题上不能退让。日本民族只有永远置于皇室之下才能不灭亡。只要能保持国体任何的痛苦都必须忍受。为了不久之后的再兴一切都必须忍受。这是拯救日本的道路。”

把天皇制作为“拯救日本的道路”、作为超越危机的民族战略利器，这才是日本行动背后的战略目的之真谛。实际上，在日本近代历史的入口处，面对黑船来航、西力东渐的民族危机，日本吹响的第一声战略号角，就是借助天皇大权强化统治秩序、维护国家统一的“王政复古。”从日本明治维新后投身于万邦对峙的国际大竞技之际起，日本就将“一君万民”的国家理念、尊皇观念作为强化国家统治秩序、激扬民族主义精神、打造“日本丸号”强烈向心力的国家利器。值得注意的是，至今日本皇宫前的石碑上依然镌刻着“国体护持”四个大字。对于凝聚着日本坚硬的国家信念的这四个大字的真味，日本保守主义的思想代言人中西辉政的认识、感受、表述似乎更加“一语中的”：日本的命运就决定于天皇制这种“非常寻常的国家观念。”

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第二大战略支柱、历史原点，是长期以来被投以冷战光影、浓缩着日本“帝国精髓”的对美结盟。

长期以来，很多研究都以日美结盟与冷战大体同期，而把这一同盟看做是冷战体制的产物，看做是大美国主义与小日本主义的结合，认为日本对美结盟的核心目的是寻求美国的对日军事保护。这种认识没能把握日美结盟的历史事实和战略真髓，也无法对日美同盟跨世纪延续提出令人折服的解释。

从史实上看，战后日美结盟与冷战并不完全同步，日本并不是被动结盟而是主动迎前的。日本对美靠拢的战略契机并不是冷战的爆发而是自身的军事战败，其战略胎动是战败前出台的近卫奏折。在对美结盟问题上，日本多次走在美国对日政策转换之前，多次主动寻求对美结盟，多次寻机抓牢美国。而且，日本结盟的核心动机也并不是表面的军事安全、小国防卫而是为根本的国家利益、更大战略目标考虑。对于直接的军事安全，日本统治者曾经做出极为冷静的判断，认为冷战不会爆发为热战，苏联断然不会侵入日本，日本并不面临着现实的军事安全危机。

历史的细节往往能成为战略揭秘的钥匙。1945年8月27日，在战败的一片哀鸿声中，吉田茂在给好友来栖三郎的信中竟把战败看做是在处理手法上是“古今内外未曾有过的漂亮事”，并且由于兴奋难抑竟然写坏了好几张美术明信片。

吉田茂战败后的兴奋、亢奋，绝对是事出有因，也绝对值得关注。在吉田茂看来，日本虽然战败了，但却由此获得了对美亲善的历史性机遇，可重新回归到明治以来与英美协调取得辉煌业绩的外交大道。吉田茂常常引用曾任威尔逊总统顾问的豪斯大校的一句名言“没有外交感觉的民族迟早要衰落”来教育日本国民。在他看来，对英美亲善对日本是决定性的，是最大的历史、战略机遇，日本必须具有的外交感觉就是与英美保持协调。吉田茂在战略上、观念上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英美派。比吉田茂晚一年进入外务省的武者小路公共分析指出，吉田茂的历史观在于认定“英美是世界史中的主流。”“吉田茂对明治三十五年(1902年)1月缔结的日英同盟给予了高度评价。吉田茂的核心理念，就是日本应与世界主流的英美协调、联合，进而使日本成为亚洲圈的欧美型的近代国家。”日本近代史学家保坂正康指出：“吉田茂从二十八岁担任外交官起，这一历史观(英美世界的主流)就始终毫不动摇地存在着。正是从这种意义上，吉田茂被看做是确立近代日本骨骼的政治指导者。”

战前日本曾形成了机会主义的国际战略判断，认为盎格鲁撒克逊势力已经走向衰落，国际权力体系正在出现体制性更迭，加入轴心同盟是攫取世界霸权、走向国际权力中心的历史“末班车。”二战的历史结果，让日本的国际战略判断发生了大逆转，日本不得不承认以美国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势力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代表着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日本国际战略观念的转换，以吉田茂为代表的英美派上浮，已经在思想上打开了对美结盟的战略之门。实际上，日本国内的英美史观是日本对美结盟的思想渊源、战略根脉。

更值得关注的是，日本的战略血液中流淌着根深蒂固的结盟主义。战略未必是大声的言说，战略思想的利器更会深藏不露。实际上，日本近代史就是对外结盟史，日本在对外结盟上有很深的战略、历史积累。以吉田茂为首的日本保守势力，坚信结盟是日本根本的国家利益、日本外交的战略、历史大道。吉田茂反复强调借助与最强大国家结盟来扩展国家利益，对于日本不是一种权宜之计而是长期战略、历史经验，是明治以来日本不断取得辉煌业绩的国家战略精髓。即是所谓的“明治大道”、“帝国精髓。”

战后日本的结盟选择、论证，在思想上是结盟主义与中立主义、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历史交锋。战后日本著名的“二繁论争”就是一个真实的写照。吉田茂把以东大校长南原繁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倡导的中立主义讥讽为没有任何现实性的“曲世阿学”、抨击为空洞无物的理想主义。在日本统治者看来，选择中立虽然可以降低被卷入冷战的风险，但是却不能实现与强大国际力量的联结，不能让日本在国际大竞争中获得战略优势、战略主动，不能为日本拓展国家利益创造机遇。日本选择对美结盟，就是选择了与以英美为代表的海洋势力、海洋文明的联结，就是站在世界历史发展潮流的主流中。

战后日美结盟虽然被投以冷战的历史光影，但这一同盟不过是战前日英同盟战略逻辑、强权政治的历史“翻版”，其战略实质就是借助与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结盟以形成凌驾、压制、排斥一切竞争国家的战略优势，携手国际体制的主导力量抢占国际体系的制高点。

结盟主义是日本冷峻的现实主义立场、贯穿近代历史的外交战略传统，它被日本统治者奉为国家战略的“帝国精髓。”日本这种坚硬的国家战略骨骼并没有因为战败而断裂，只是被日本的战略精英更精确地调校为更加约简的战略公式：结盟的对手不能是弱者而必须是强者，与强制为伍才是结盟战略的真谛。日本对美结盟背后冷峻的战略思想与逻辑，才是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再构筑的外交战略、国际战略的战略、历史原点。

战后日本国家安全的第三大战略，存在于充满纷争、对立的再军备问题。

战后日本一再宣称奉行“和平通商国家”战略。

从表面上看，吉田内阁多次抵制美国要求日本大规模再军备的要求、压制国内积极再军备论，在再军备问题上极力保持“低姿态。”但是，无论是吉田茂，还是日本政府，都不是基于和平主义的立场反对再军备的。日本统治阶级从来就没有排斥、放弃过军事力量。正如高坂正尧指出的，吉田茂从来没有说过一句不要军事力量的话。

早在宪法修改之际，日本就采取了一系列的水下行动，通过“芦田修正”、“金森修正”，在宪法第九条中加入了“私货”，为日后的再军备预埋了“通道。”当时的日本保守势力，从来没有把宪法第九条、和平主义理想看做是战后日本稳定的政治基石。

实际上，战后日本再军备的低姿态、渐进路线背后，隐含着种种的策略考虑，也充满了复杂变数，绝不是认为军事力量无用、国家不需要军事力量、日本不再搞大规模的再军备了。这一点不可误读，也不容误读。

首先，狭隘的旧军人被视为“愚蠢的爱国者”，日本在战略力量构筑上已经显现出了多种力量综合统筹、多元因素综合考虑的大战略思考的端倪。日本已经不再把军事力量作为压倒一切的核心，已经开始从更广泛层面、从军事与经济的相互关系等方面筹划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战略力量发展了。以吉田茂为代表的统治阶层已经认识到：经济力量是国家实力的基础，军事力量不过是经济、技术实力的衍生物。战后曾经出任经济规划者的冲田三郎，在战败前的1945年春天的一段谈话清楚表明了这一点：“穿军装的军队不是唯一的军队。科学技术和西装革履下面的奋斗精神将是我们的地下军队。”

此外，战后日本并不是不要军事力量，而是要以更加健全的思考逐渐推动日本建立一支更加可靠的新型军备、更加出色的现代化军队；而是要把军事力量置于广泛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综合战略框架中，重视再军备的国力基础建设，重视外交战略与军事战略之间的关系，重视国际安全体制的时代变化，从多元因素的考虑出发规划再军备发展；力图使战后日本的再军备不仅拥有强大、高质量的武器装备，同时还要拥有一流的军事人才、健全的战略思考。

1952年8月4日，吉田茂以保安厅首任长官的身份在厅内干部会议上发表了一次非常重要的内部训示，历史性地记录了日本再军备背后的隐秘。“政府采取不再军备的方针，这是因为国力不允许。连一艘军舰也造不了的薄弱国力是不能建立军队的。但是，作为独立国家必然要维护国家安全，因此我们才寻求通过缔结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来自卫的途径，当然，作为独立国家必然会具有保卫国家的志向，如果国力允许的话，立刻就想拥有军队……如果要拥有新式军备的话，必须用现代化的、新的精神加以建设。必须是具有保卫日本国家与国民的精神却没有私心的军队。”

再者，包括冷战在内的国际政治、国际安全环境的态势，也是日本实施再军备的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在日本并不面临直接军事安全危机、而又无力问鼎国际权力的战后初期，日本把再军备看成了一张搭乘美国号的“乘车卷”，大规模再军备是美国对苏冷战的需要而不是日本的安全需要。在美苏对峙情况下，日本选择了潜心实力积累的韬光养晦策略，这是日本战后初期在军事上保持低姿态的国际战略考虑。吉田茂对政治心腹的一次秘密谈话生动记录了这一点：“重整军备的日子反正会来到的，在那以前，防务暂时让美国人去搞，有人说我们耍滑头，就让他们说去吧。宪法正好是最好的挡箭牌。”

强调必须构建现代化的新型军备，必须把军事力量建设置于强大的经济基础之上，必须把大规模的再军备置于国力壮大的历史延长线上，必须在军事力量建设中融入更综合的战略思考，必须构筑、强化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综合战略力量，这种策略性才是战后日本再军备的实质，才是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再构筑的大的历史原点、战略基点。

1957年，岸信介内阁颁布了《国防基本方针》，标志着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正式确立。该方针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是一个多种力量综合运用、多元政策统筹的战略规划体系。国内依靠皇国国体强化统治秩序和向心力、国际上依靠对美结盟抢占国际战略制高点、在军事力量建构上采取更具策略性的方针，推动战略体系从以军事为中心向多种力量综合运用、多元政策综合统筹的体系转变，这是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再构筑、再出发的战略、历史原点。

序章

本书研究的对象是战后初期的日本国家安全战略问题。具体研究的是从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到1957年确立《国防基本方针》这一期间内，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选择、构建及深层的战略理念问题。

本书以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形成的历史过程为纵向结构线索，以战略目标的选择、战略资源建构为结构要点和考察的重点。共分为四章。序章在探讨国家安全战略概念的基础上，确定论文的研究内容、研究角度和方法；概括本书的研究状况；分析本书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对本书选题研究的现实与理论价值进行评价。第一章集中对日本在战败前夜即已展开的战略行为——不惜一切代价维护皇国国体进行考察和分析，并对日本保存国体与宪法第九条之间的关联性进行了考察，以加深对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基点的把握。第二章集中探讨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选择之二，即对美结盟问题。这部分系统地运用了日本的外交文件，突出了对日美结盟的历史过程、特点的考察，揭示了日本对美结盟的战略理念、战略目的和日美安保体制的性质。第三章主要是围绕媾和后日本再军备的历史过程进行考察。在分析日本国内的再军备论争、美日围绕再军备的谈判、交涉的基础上，剖析战后日本再军备政策、观念，以揭示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选择之三的渐进军备背后的战略含义。在这一章的最后部分，还进一步围绕《国防基本方针》的颁布进行了考察，对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体系进行了分析。

一、研究角度与方法

在近代国家体系中，对于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安全、拓展国家利益，强制性的军事手段拥有绝对重要的地位。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技术水平的提高，工业力量对战争胜败的影响越来越大，军事力量的建设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复杂因素的影响。国家的经济规模、产业能力、技术水平、国家统治强度、政府的组织效能、战争动员能力等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大。此外，随着武器杀伤力的空前扩大，战争手段的运用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出现的具有大规模杀伤力的核武器，已经使大规模的核战争成为没有真正胜利者的相互毁灭。而且，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不断加深，政治思想渗透、意识形态冲击，经济、金融秩序的动荡等，也对国家安全构成了一系列的新挑战。

以深刻的时代变化为契机，人们围绕国家安全的战略思考、应对方式也开始逐渐摆脱以军事为中心的传统框架，逐步打破了以领土、主权为核心的安全观，开始从更深层次和多元因素的角度关注国家安全，寻求维护国家安全利益、扩大国家安全的战略基础。战后以来，逐步形成了从军事战略向多种政策综合统筹、多种力量综合运用的国家安全战略转变的历史趋向。

国家安全战略究竟具有何种具体含义和结构性特征，这是确定本书基本研究内容和结构框架必需解决的问题。为此，本书首先围绕国家安全战略的概念和特征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

美国战略史学家利德尔·哈特认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任务“在于调节和指导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运用所拥有的一切资源，来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

美国战略学家约翰·柯林斯认为：国家安全战略是“在所有一些可以想象的环境下，使用国家力量以求达到国家安全的目标”。

曾经担任防卫厅长官的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对国家安全战略也做过重要的概括。他认为：“国家的安全保障首先是以国民的统一意见与意志为基础，通过外交努力与经济合作、舆论工作、资源政策等其他(政策)综合统筹建立的。以自卫队为中心的防卫，只是综合统筹的安全保障政策中极少的一部分。只承担在最急迫的情况下，用于抑制侵略或击退侵略。”

日本战略专家伊藤宪一在《国家与战略》一书中提出：国家安全战略是“国家为了确保生存与繁荣的条件，而动员、运用本国与他国的一切可以利用的政治、经济、心理以及军事等力量的科学与艺术”。

1988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它的重点是怎样利用国家力量的各种重要因素——外交、宣传、经济和军事——来支持我们的国家利益和促进和平、安全和自由的目标，它分析的是对我们的利益所构成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重大威胁，它所讨论的是我们认为最适于对付这些威胁和帮助根据我们的积极的目标和理想而规划未来的战略”。

综合上述几种定义可以看出，国家安全战略实际上是在战后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对军事战略的一种历史性的拓展和深化。无论是在目标，还是手段上，乃至在战略观念和规划上，都远比军事战略更为深刻和复杂。实际上，无论从发展演变的进程，还是从目标、功能指向的内在联系上来看，国家安全战略都可以看做是对军事战略的历史升级。与军事战略相比较，国家安全战略主要有如下几个基本特征。

首先，在战略目标上，国家安全战略突破了以主权、领土为核心的传统军事战略的范畴，已经将目标从军事领域拓展到了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广泛的非军事领域，已经将更为广泛的内容纳入到国家安全的思考之中了。如“安全利益”、“生存与繁荣的条件”“自由的目标”等。其中，既有确保生存的条件因素，也包括了发展、繁荣，甚至是拓展、扩大优势的种种因素。而且不仅包括了传统的物质因素，同时还包括政治理念、国家制度和文化价值观念等非物质性因素。

国际政治学者布朗(Harold Brown)将国家安全的目标概括为一种广泛而多层次的能力：即保持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基于合理的条件维持它与世界其余部分的经济联系，防止外来力量打断它的特质、制度和统治，并且控制它的边界。现实主义学派的代表人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则将安全的含义进一步抽象为一种广泛的价值和一种相对关系，也即：“安全，在客观意义上，表明对所获得的价值不存在威胁，在主观意义上，表明不存在这样的价值会受到攻击的恐惧。”

以往军事战略的目标指向，主要是领土、主权和有形的国家利益，是最基本生存层面上的安全。这也可以看做是“存亡”意义上的。而国家安全战略寻求的则不仅局限于“生存”的最低条件，而是要寻求更高、更积极有利的生存空间与条件，是要在确保“存亡”不成问题的绝对目标的基础上寻求“安定”与“安全”。国家安全战略在战略目标上的拓展，反映了战后国际关系、国家利益的复杂化，也反映了人们对实现国家安全条件、机制认识的深化。

保罗·肯尼迪指出：“过去500年国际对抗的历史说明，只具有军事上的安全是绝对不够的。”战后的冷战便是突出的例证。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的冷战对立，不仅涉及军事领域，同时还包括了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经济利益等广泛内容。丘吉尔的富尔顿演说、杜鲁门宣言，都把捍卫“自由民主制度”作为旗帜。冷战不仅在地域上广泛扩散到全球各个角落，而且在争夺的内容与方式上也扩散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已经演变成为两种制度、两种体制、两种意识形态的长期对立与竞争。在冷战期间，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贸易制度、文化价值观念、国家制度等都被打上了战略的烙印，都被纳入到国家安全战略的思考之中。战略目标、指向空前拓展和深化，这是国家安全战略有别于军事战略的一个重要特征。

与目标的拓展相对应，国家安全战略在手段上，形成了多种手段综合并用、多种政策高度统筹的特征。将国家安全置于更为广泛的力量基础之上而不是单纯的军事力量之上，形成了更大的系统建构和更为复杂的政策统筹，这是国家安全战略有别于军事战略的第二个重要特征。

关于战略手段，利德尔·哈特强调“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所拥有的一切资源”；约翰·柯林斯使用的概念为“国家力量”；伊藤宪一则提出“动员、运用本国与他国的一切可以利用的政治、经济、心理以及军事等力量”；中曾根康弘提出了综合统筹的政策体系：国民意志、外交努力、经济合作、舆论工作、资源政策和以自卫队为中心的防卫力量；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所界定的则是“怎样利用国家力量的各种重要因素——外交、宣传、经济和军事”。

也就是说，国家安全战略，已经不再是以军事思考、军事力量的构建为中心了，而是把视野拓展到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个领域，把军事力量置于多种力量构成的综合框架中。国家安全战略的资源构建已经开始指向国家整体力量，它包括国家可以动用的一切力量。而且，不仅包括本国的力量，还包括合作国家的力量；不仅包括物质力量，还包括国家体制、制度、民族精神等。国家安全战略，力图从更高层面、更大系统建立起对国家整体战略资源的优化和整合方式，力图实现资源建构的最大化、最优化设计乃至可持续化发展。战略资源构建和运用是国家安全战略的关键问题，如何以最为经济、高效的方式吸纳更多的资源、建设更为强大的力量，形成战略优势，这是决定战略成功与失败的关键。

此外，国家安全战略具有比传统的军事战略更为深刻的战略思想、战略理念和战略艺术。因为国家安全战略，无论是在目标确定，还是在手段选择、资源利用、力量建设上都远比军事战略复杂、多样，这就使得其对目标和手段之间关系的“深思熟虑”更为复杂、深刻。军事战略是指“指导战争全局的计划和策略”、“筹划和指导战争全局的方略”，而国家安全战略则不仅要筹划战争，还要筹划战争的准备。既要确保国家的安全，同时还必须考虑国家的发展；既要确保当前又要兼顾长远；既要考虑战时又要考虑平时；既要考虑效果还要考虑投入的资源。要想实现这些目标，不通过科学的分析，没有深刻的理念、开阔的视野、宏观的思考、综合的判断、历史的智慧，不具有高超的领导艺术、决策水平、统筹运作、系统协调的能力，战略设计就根本无从谈起。国家安全战略不是对眼前、局部利益做出的机械反应，是基于时代的、历史的、发展的系统判断，基于战略理论、国家原理而做出的根本选择。恩格斯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进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中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过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实际上，战略选择不仅包含着物质利益因素，也包含着非物质性的思想因素。物质性因素与上层建筑中所包括的思想、理念和制度等存在着非常紧密的关系，战略与文化之间是紧密契合的。战略思想、战略理念、文化价值观念，是战略选择的基点和内在决定因素。忽视上述这些精神、观念性因素，单纯从物质利益的角度进行分析观察，往往会陷入机械唯物论的认识论。

基于上述分析，本书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探讨：战后日本围绕国家安全战略所做的重大选择；战后日本国家安全的战略理念；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战略力量建构方式；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整体战略规划。

本书在研究上主要采取实证研究与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具体地说，借助一手史料，开展实证性研究，着重考察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探索、形成的历史过程；借鉴国际政治、国家安全的理论研究，建立起战略分析的框架，对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选择和战略体系进行实证与理论相结合的分析。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书突出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证：(1)着重考察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形成的历史过程；(2)揭示日本做出的重大战略选择、多元因素影响和水下隐秘；(3)针对关键性问题展开多角度的考证，以揭示战后日本在特殊历史环境下的“以策略掩护战略”的行为特征。

此外，本书在研究中还借鉴国际政治的理论成果和分析方法，努力将实证考察与理论分析统一起来。在理论借鉴上，主要有以下两点：一、以理论研究为指导，如国家强度理论、军事与经济平衡理论，确立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研究框架。二、借鉴国家安全理论的一些研究方法、视角，寻找对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进行剖析的切入点，建立起对复杂现象进行归纳、梳理的理论线索，把历史研究与战略分析统一起来。

二、国内外的研究状况

就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研究而言，主要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就目前的研究状况而言，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关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历史研究已经起步；相关的研究，如有关再军备问题、日美安保体制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直接以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为研究对象的成果较少；贯通式的研究较多，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形成期的专题性研究是一个空白。

目前，在作者所知的范围内，已经出版的有关日本国家安全战略方面的专著共有四部。第一部是日本亚细亚大学校长、国际政治学教授卫藤沈吉和东京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山本吉宣共同撰写的《综合安全保障与未来的选择》(讲谈社，1991年版)。第二部是日本东京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田中明彦撰写的《安全保障——战后五十年的摸索》(读卖新闻社，1997年版)。第三部是本书作者在米庆余教授指导下完成的《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四部是美国康乃尔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彼得·J·卡赞斯坦(Peter J.Katzenstein)撰写的《文化规范与国家安全——战后日本警察与自卫队》(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这四部专著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都是针对日本整个战后时期的贯通式研究，而不是针对某个具体时期的专题性研究。其二在研究方法上，都是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多种政策综合统筹的角度探究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规划与决策的。其三，这四部专著在具体研究和角度上有一定的差异。《综合安全保障与未来的选择》，比较侧重于国家安全保障的政治、经济、军事的综合手段的考察。《安全保障——战后五十年的摸索》侧重于战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的演变过程。《文化规范与国家安全——战后日本警察与自卫队》则集中从文化、制度“规范”的理论角度审视、剖析日本国家安全的决策机制。《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是从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形成、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的角度展开的。从总体上来说，比较侧重于对历史过程的实证性考察。

从进一步研究的角度看，上述四部专著在以下两个方面还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首先，是在具体的实证方面存在缺欠。上述几部专著大体上都是把四五十年代作为一章来考察的。受篇幅等因素的限制，并没有全面展开具体的实证性研究，在史实认证和过程分析上，尚显得不够具体。没有勾勒出贯穿战前战后的战略、思想的历史脉络，没有形成对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整体把握。在对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些重要问题的认识上还有不足之处，有些历史事实也有待进一步澄清。因为战后日本是在战败被占领的特殊历史环境下重新起步的，战略选择的限制因素很多，很多情况下都不得不采用以策略掩护战略的迂回做法。实际上，战后日本国家安全领域至今还存在着一些有待进一步探究的历史迷雾，这不仅有赖于新的史料发现，同时也需要对已公布史料进行重新解读。

此外，在理论与实证的结合上也存在着不足。日本国家安全战略，是基于战后国际安全环境的现实变化和时代变迁而形成的，它融入了更高的目标规划和更加复杂战略的思考，力图将安全与发展统一起来，从长期利益、根本利益出发对各种政策和资源进行整合，所寻求的是通过系统决策和优化设计实现国家总体战略力量的最大化。在很多问题上都需要综合审视，必须从多元政策的统筹、从理论与实证结合上寻求解答。但是，在理论与实证两个层面开展交互性研究有很大难度，从具体选择中总结归纳综合的安全理念、抽象的战略本质，这需要具有综合的战略把握和透视。目前，对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整体把握上，还没有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认识。例如，对1957年日本颁布的《国防基本方针》的战略意义，就没有引起应有的关注。实际上，《国防基本方针》从公布至今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在此期间日本具体的军事防卫政策出现了很多变化和调整，但是《国防基本方针》却没有做过任何调整。这种表层结构的变化与深层结构相对稳定性的问题并没有引起应有的关注。这表明在对战后日本国家安全的战略原则、规划理念等深层问题的认识上还缺乏深入的探讨。

在论文方面，京都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中西宽在对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研究上取得了突出成果。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中西宽教授先后发表了《战后亚洲·太平洋的安全保障结构的探索与日本1949—1951年》(《年报近代日本研究-16，战后外交的形成》，山川出版社，1994年)、《吉田茂——杜勒斯会谈的再考证——未完结的安全保障对话》(京都大学法学会《法学论丛》第140卷1-2号，1996年)、《日本安全保障的经验——从国民生存权论到综合安全保障论》(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国际政治》第117号《安全保障的理论与政策》1998年3月)。

中西宽教授透过历史现象挖掘了日本国家安全保障的基本理念和战略理论框架，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取得了突破。但是，中西宽教授采用的是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侧重从一般历史现象、从不同时期的比较中抽象出结论，不太重视从具体的历史过程、事物之间的具体联系中进行归纳。

在战后日本国家安全问题的研究上，成果最为丰富的还要数日美同盟、日美安保体制的研究。已经出版的专著主要有：

室山正义著：《日美安保体制》(上、下册)(有裴阁，1992年版)；丰下楢彦著：《安保条约的形成——吉田外交与天皇外交》(岩波书店，1996年版)；西村熊雄著：《旧金山媾和条约·日美安保条约》(中央公论社，1999年版)；丰下楢彦编：《安保条约的理论——形成与展开》(柏书房，1999年版)；坂元一哉著：《日美同盟的纽带——安保条约与相互性的摸索》(有裴阁，2000年版)；外冈秀俊等著：《日美同盟半世纪——安保与密约》(朝日新闻社，2001年版)。

主要论文有：楠绫子：《占领下的日本的安全保障构想的形成》(神户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会编：《六甲台论集》，法学政治学编第45卷第3号)、岛田洋一：《日美韩关系与日本同盟政策——1945年-1951年》1-2(京都大学法学会：《法学论丛》第113卷第2号、第5号)；原杉久：《日美安保体制——持续与变化》(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国际政治》第115号，1997年5月)；土山实男：《日美同盟的国际政治理论》(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国际政治》第115号，1997年5月)。

此外，外交史、政治史的研究，也都涉及日美结盟、日美安保体制的研究。主要的研究成果有：西村熊雄：《旧金山媾和条约》(鹿岛和平研究所编：《日本外交史·27》，鹿岛和平研究所出版会，1971年版)；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中译本，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翻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王振锁著：《战后日本五十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冯昭奎等著：《战后日本外交1945-1995》(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于群著：《美国对日政策研究1945-1972》(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五百旗头真等著：《战后日本外交史》(有裴阁，1999年版)等。

上述研究著作、论文，从不同层面和角度，对日美同盟、安保体制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研究，不仅在实证研究上，而且在审视角度上，都对本书的研究产生了重要推动。不过，这些研究都没有沿着国家安全战略这一综合的角度推进。多数研究都没有注意战后日本对美结盟过程中采取主动、多次走在美国对日政策转变和冷战进程之前的特点，这导致了对日美结盟的战略动因、性质的认识不够准确。目前，大多数研究基本上还都是从冷战的角度探求日美结盟的原因，认为日美结盟与冷战大体“同步”进而认为日美同盟、日美安保体制是“冷战之子”、冷战结盟，这在方法上有一定的局限性。从具体的史料上来看，很多事实都表明日本主动对美靠拢并不完全是出于冷战的考虑，很多构想在冷战爆发前即已形成。简单地套用冷战思维分析日美同盟，不仅对冷战后日美安保体制“再定义”缺乏解释力，同时对这一同盟的本质、战略逻辑也缺乏认识。本书力图以具体的历史史实为依据并结合战略思想、战略逻辑的分析对这一同盟体制进行再考证。

关于战后日本再军备问题的研究，也是一个与本书的研究紧密相关的领域。主要研究著作有：秦郁彦著的《史录·日本再军备》(文艺春秋社，1976年)、大嶽秀夫著的《再军备与民族主义——保守、自由主义、社会主义者的防卫观》(中央公论社，1988年)；植村秀树著的《再军备与五五年体制》(木铎社，1995年)；NHK报道局自卫队采访调查小组编的《海上自卫是这样诞生的——从“Y文书”解读创立的秘密》(日本广播协会，2003年版)。主要论文包括：大嶽秀夫：《吉田内阁的再军备——从警察预备队的创设到保安厅的起步》(东北大学法学会《法学》第50卷第4号，1986年)；《吉田内阁时代的海军再建——从海上保安厅的创设到警察预备队的诞生》(东北大学法学会《法学》第51卷第5号，1986年)；波多野澄雄：《围绕再军备的政治力学——走向防卫力渐增的道路》(《年报近代日本研究-2，协调政策的局限——日美关系史1890-1960年》，山川出版社，1989年)；波多野澄雄：《吉田茂与再军备》(吉田茂纪念事业财团编：《人间吉田茂》中央公论社，1991年)、植村秀树：《池田-罗伯逊会谈与防卫力增强问题》(国际政治学会编：《国际政治》第105号《1950年代的国际政治》，1994年1月)；加藤洋子：《相互防卫援助协定网的展开——宪法第九条、经济优先路线以及出口管制》(《年报近代日本研究-16，战后外交的形成》，山川出版社，1994年)；吉次公介：《池田-罗伯逊会谈和独立后的日本外交》(《年报近代日本研究-16，战后外交的形成》，山川出版社，1994年)；楠精一郎：《右派社会党的安全保障政策》(《年报近代日本研究-16，战后外交的形成》，山川出版社，1994年)。

在上述这些研究中，成效最为突出的当属大嶽秀夫教授的研究。他的研究不仅具体揭示了日本再军备的历史过程，而且还从不同政治派别的争论中进一步挖掘了对战后日本再军备进程、决策产生重要影响的深层要因，勾勒了日本再军备的政治力学的基本构图。

战后日本安全保障(50年代前)的史料，现今大部分已经解密，这为深入的实证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条件。关于战后初期日本安全保障问题的研究，有三套史料非常重要。

第一套史料是由大嶽秀夫编纂的三卷本的《战后日本防卫问题资料集》(三一书房，1991年版)，这一史料被认为“填补了战后史资料的缝隙”，因为日本自卫队创建过程至今“依然有很多迷雾，从某种意义上说，防卫政策中当然也会包含着秘密部分”。此外，还有一点非常关键，就是这一史料是从广泛的政治、军事、外交的角度去展示防卫力量建构的复杂历史过程，而不是单纯从军事角度收录史料。该史料集以安全保障为线索，收录了从1947年新宪法制定到1955年防卫厅·自卫队创立期间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资料，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从“战争与和平这一国际政治的焦点、以宪法修改为表征的围绕是维持军国主义·天皇制还是坚持市民自由·民主主义这一国内政治体制的分歧点”这一广阔视角审视日本战后防卫问题的机会。目前，国内尚无系统运用这一史料集对日本国家安全问题进行集中研究的案例。

第二个重要史料，是日本外务省2002年秋季刊行的五卷本的《日本外交文书·关于和平条约缔结的调查记录》。这一史料集是由媾和谈判期间在外交一线冲锋陷阵的外务省条约局长西村熊雄收集、整理的。该史料囊括了旧金山媾和谈判准备、日美交涉期间日本政府拟定的全部文件和谈判资料，被外务省史料馆长评价为“研究战后日本外交史的一级史料”。该史料对于揭示战后日本在重回国际社会之际在国家安全保障上的真实构想，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价值。目前，日本学术界仅有坂元一哉和丰下楢彦部分地使用了该史料。他们二人的研究都集中在日美同盟问题上，不同于本书的国家安全战略的考察角度。

2003年4月，日本外务省将一份尘封了50年的外交文件——《日本外交的失误》解密公开。这份文件是吉田茂亲自下令完成的，是由外务省的中年骨干在1951年初日美媾和谈判前夕秘密起草完成的。吉田茂命令起草这份文件的主要目的，是在即将迎来对美谈判、决定战后日本外交战略根本方向的关键时刻通过审视过去、熟虑未来而建立起避免再度战败的战略基础。这份在半个世纪后才曝光的外交文件，是探究日本战后外交战略思想的重要史料。

三、研究价值

本书从国家安全战略的角度，针对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形成期进行专题性研究，这在国内外还都属于一种尝试。在实证研究，国家安全理论探讨，乃至现实思考上，都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从实证考察的角度看，本书利用近年新公布、发掘、整理的较为系统的史料，对战后日本安全的战略理念和战略选择等重要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考证，澄清一些模糊的历史认识，在实证研究上做了一定的努力。

第一点，针对战后日本和平主义理念问题进行考察。尽管世人不太相信日本能在战后彻底割断与战前军国主义的联系，但是面对战后宪法第九条的公然“宣称”、面对吉田内阁“抵制”美国要求日本大规模再军备的行动，面对日本冷战期间长期坚持的轻军备政策，学术界始终没能以确凿的历史证据和深入的分析，对战后日本是否形成了和平主义理念问题做出正面的解答。和平主义信念、战后宪法第九条，是否成为战后日本政治的基石，这不仅是政治、思想观念问题，也是战后国家安全战略规划的基点和原则的问题。本书以实证分析为基础，并结合辩证的分析，对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政治基础、深层理念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相应的分析结论。

第二点，是关于日美同盟的性质问题。日美同盟、安保体制一直是学术界比较关注的，研究的成果也非常丰富。但是，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以往的研究在对日美同盟、日美安保体制性质的认定上，在具体的实证考证上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本书以实证研究为基础，对日美结盟进行再考证，对已经实现跨世纪发展的日美同盟的本质和深层战略基础做出不同于前人的分析和把握。

从理论意义的角度来看，本书以国家安全理论为分析工具揭示和概括了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体系。受相关理论研究的影响，以往对日本安全问题的研究多数没有建立起国家安全战略的理论分析框架，基本上都是从日本再军备、日美安保体制等单一的角度展开的，没有形成对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整体考察。本书通过对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战略选择的系统考察，并结合日本政府颁布的政策文件——《国防基本方针》，总结、概括了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整体结构。

战略资源的构建方式问题，是国家安全战略研究的核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国家发展原理问题。在美国，按照由低到高的顺序，把战略划分三级。也即军事战略、国家安全战略、国家战略。军事战略主要解决的是运用战略资源克敌制胜，而国家安全战略则不仅要考虑资源的运用问题，更重要的还要考虑资源的建构问题，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上确立维护国家安全的物质与精神基础。而且，国家安全战略不仅要着眼当前还要兼顾未来、考虑长期，维持国家的良好发展态势，形成整体战略力量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安全与发展、近期与长远的统一，就必须处理好、平衡一系列的关系。特别是要处理好军事与经济之间的平衡问题。保罗·肯尼迪在对近代以来500年国际舞台上7个大国的兴衰史进行考察后提出，军事与经济的平衡问题是决定国家命运的一个关键。战后日本是如何处理上述战略关系，在国家战略构建上形成了怎样的特征，显现出了哪些具有民族特征的独特战略方式，这对战后日本进行战略分析、评估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从现实的角度看，本书具有一定的现实价值。对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研究，一方面可以为我国制定国家安全战略提供一个可供参考、借鉴的实例，另一方面也为我们把握冷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转型提供参考。

战后日本曾经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许多学者都从经济、文化等角度进行过深入探讨，也取得了非常具有建设意义的理论成果。从战略与经济之间的关系的角度探究战后日本迅速成长的原因也非常重要。本书探讨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总体特征、构建方式等，也希望有助于推进相关的研究。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而且是一个与中国在历史和现实上都有着复杂纠葛的大国，战争国家的历史劣迹、拒绝承认战争罪责的顽固、“中国威胁论”的叫嚣，更是发人深省的事实。冷战后，日本先后借“PKO”、安保再定义、国际反恐、伊拉克复兴支援等名义，大力推动自卫队走向海外。2004年7月，日本《防卫白皮书》公开宣称自卫队将从“存在”转向发挥“国际作用”。同年12月10日，日本又在新制定的《防卫计划大纲》中，将海外派遣提升为自卫队的基本任务。经历了渐进积累、羽翼丰满的自卫队正在形成从“内”到“外”、从“本土防守”向“国际政治运用”转型。日本国家安全战略将出现怎样的调整、日本将向何处去，这已经成为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本书关于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形成期的考察，期望为解答这一战略问题提供参考。

毫不避讳地说，日本是中国在未来发展进程中不可失察的国家，特别是面对处在经济长期低迷的历史徘徊期，伺机在钓鱼岛、东海油气田等问题上寻衅的日本。当然，这并非要对日本做军国主义复活之类的简单判读，更无意把日本看做中国的战略对手，但是，从战略信息上，中日之间在某种意义上还处于不对等的地位，中国了解日本远比日本了解中国少。戴季陶曾经感叹地说：“日本把中国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百次，而中国人不愿研究日本，这是精神上的闭关锁国。”当然，戴氏此语不无历史陈言之嫌，但是在某种意义上也并非毫无现实针对性。

从战后日本的重新回归国际社会的历史原点，从战略选择、战略理念的层面认识日本，廓清“一国和平主义”、“通商国家”、“渐进军备”等历史表象背后的隐秘，这种研究的价值，也许并不仅仅是学术性的，同时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性一面。

第一章 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第一大历史原点：保存国体

当褐色的蘑菇云在岛国日本的一端升腾的时候，日本这个在对外侵略战争中开始近代化急行军的民族终于迎来了战败的时刻。战败之际，日本究竟做出了怎样的战略选择，究竟把什么作为超越战败的战略支柱，这具有重要的战略与历史观察价值。因为一个民族在重要历史关头的重大选择与行为，往往会凸现这一民族独特的战略方式。

第一节 战败与“保存国体”

1945年初，随着日本侵略军在南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美军远程轰炸机已经开始从马里亚纳群岛起飞对日本本岛进行轰炸了，战败的阴影已经笼罩了整个日本。但是，面对日益恶化的战局，日本军部仍然痴迷于军事决战，甚至提出了孤注一掷的“本土决战”的主张。这使得作为日本最高统治者的天皇十分焦虑、不安，为了寻求新的战略转机，天皇把目光转向了在政治上具有特殊影响力的重臣。

据1月6日的《木户幸一日记》的记载，天皇对内大臣木户幸一说：“据报，美军企图在吕宋岛登陆，将要进攻林加延湾，菲律宾本岛的战况愈发严重，朕想就结局发展听一听重臣的意见，意下如何？”仅隔一周，天皇再次表示希望就不断恶化的战局询问重臣们的意见。在此之前，木户一直竭力避免内阁和军部以外的成员拜见天皇，目的是要在政治上保护天皇，避免天皇承担直接责任。但是，鉴于形势的急迫和天皇的反复催促，木户内大臣只得顺从了。

2月7日，天皇召见了平沼骐一男爵，9日召见了前首相广田弘毅，14日召见了前首相近卫文麿，19日召见了男爵若槻礼次郎和伯爵牧野伸显，23日召见了大将冈田启介，26日召见了现任首相东条英机大将。这就是在战败前夕举行的“七重臣晋见”。

在晋见中，重臣们对处理不利战局阐述的具体意见略有差异，但是并没有提出带有根本转折的意见，大多数仍主张继续作战。不过，从1934年以来曾三次出任首相的近卫，却在晋见中提出了一个让天皇都感到震惊的奏折，这就是史称的“近卫奏折”。

2月14日上午10时，近卫在御文库拜见了天皇，直接向天皇禀奏了一份长篇奏折。奏折在第一句话中便提出了当时任何人都不敢直言的“战败必至”的结论，并在强烈的危机意识下向天皇发出了紧急呼吁：“虽诚感遗憾，但是战败必至。……战败虽然将在我国国体上留下瑕疵，但是从迄今为止的英美舆论来看，尚未发展至变更我国国体(当然也有一部分过激的言论，此外将来的变化也难以逆料)，因此仅仅是战败国体尚不足忧。从维护国体的立场出发，与战败相比较，更让人感到忧虑的、最可怕的事态是伴随着战败可能出现的共产革命。臣细细思量，深感我国当今内外形势正急剧向着共产革命的方向发展。外则苏联正在异常扩张，而我国国民对苏联的图谋并未真正识别……从苏联最近对欧洲各国露骨的策动中，可以清楚看出，其最终也不会放弃世界革命的政策。在欧洲，苏联力图在周边各国建立苏维埃政权、至少是亲苏容共政权，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苏联的这种努力大多已经获得成功……伊朗由于未能顺应其对石油权力的要求，因而(伊朗)内阁被迫总辞职……而对待德国如同对待波兰一样，也企图以已经筹备的自由德国委员会为中心组织成立新政权，这也埋下了让英美感到异常棘手的种子。苏联在表面上好像对欧洲各国采取不干涉内政的立场，但实际上却极力干涉内政，强行将对方国家的内政牵引到亲苏方向。在东亚，苏联也表现出同样的意图，现在在延安正在以从莫斯科招来的冈野为中心组织成立了日本解放联盟，并且正在与朝鲜独立联盟、朝鲜义勇军、台湾先锋队等建立联系，并着手对日本进行宣传。从上述形势来看，臣认为苏联不久就将干涉日本的内政，这种危险极大……反观国内，臣认为酿成共产革命的所有条件都已经日臻成熟，生活窘困、劳动者的发言权增大、仇视英美、亲苏情绪高涨、军部内的一伙革新运动，乘机出现的新官僚运动、以及在背后操控的左翼分子在暗中活动等等。……如今战局告急，一亿玉碎的呼声却在不断高涨。臣认为如此主张者是所谓的右翼之流，而在背后鼓动、欲趁机陷国内于混乱最终实现革命目的则是共产分子。臣认为在高唱要彻底击溃英美的背后隐含的是日渐浓厚的亲苏情绪。军部中有一小撮人甚至主张，即使付出再大的牺牲，也要与苏联握手，还有人主张与延安合作。如上所述，国内外都在向着共产革命发展，所有条件都在日臻成熟，臣认为随着今后战局的不断恶化，这种形势将会急速蔓延。就战局前景来看，如果打开局面还存有一线希望，都可另当别论。但是，在战败必至的前提下，进行一场无望的战争，这只会落入共产党之彀。因此，从维护国体的立场出发，臣确信应尽早寻求结束战争。结束战争的最大障碍是在军部中存在着一伙人，满洲事变以来将时局拖入今日困境的，皆是由这伙人一手造成的……无论如何，也要彻底清除这一伙人，并且要改革军部，这是拯救日本、避免共产革命的先决条件和前提条件。故唯祈圣断。”

近卫奏折引起了天皇的高度关注。在近卫禀奏之后，天皇还特别赐座，并就其中最忧虑的问题进一步询问道：“……9日大本营幕僚长梅津参谋长有过一个上奏，从那次上奏看，卿的观点与大本营的意见恰恰相反，大本营的意见是，美国的战争方针是破坏日本国体、不让日本化为焦土誓不罢休，因此对美国媾和是绝对不能考虑的。”

近卫回奏道：“臣认为除了与美国媾和之外别无他途。臣认为即便是无条件投降，如果是美国的话，也不会变更日本国体、取消皇室。也许日本国土将会减少一半，但如能救国民于悲惨的战祸，维护国体，确保皇室之安泰，即便是这样的无条件投降我们也必须不辞为之。”

在战败前夜出台并直接向天皇禀奏的近卫奏折，是一份备受史学界关注的反映日本从战前向战后战略转换的重要文献。

值得注意的是，奏折在表面上虽然是以近卫个人的名义向天皇提出的，但是，实际上该奏折并不是由近卫个人完成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重要人物，这就是战后曾经两次出任外相、五次出任首相、对战后日本产生深刻历史影响的被称为战后宰相的吉田茂。据吉田茂回忆录的记载，近卫在向天皇禀奏的前一夜，是在吉田茂的私宅中度过的。当夜，近卫与吉田茂对奏折做了最后的修改、校正直到深夜。最后，吉田茂还应牧野伸显伯爵的要求特意将奏折文稿复写了一份。近卫在翌日完成上奏后，还在下午四时再度拜访吉田茂，二人围绕上奏、当前对美、对苏的战略取向等问题再次交换了看法。

从上述情况看，“近卫奏折”实际上更应该称为“近卫-吉田奏折”。由任期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做出对美开战决定的战前首相近卫和被称为战后宰相的吉田茂等人在战败前的最重要时刻共同完成的奏折，是非常富有战略与历史观察价值的。美国政治学者达瓦评论说：“就整体而言，上奏文表现出的态度一直延续到投降之后，构成了旧势力对形势的认识……以吉田茂为代表的旧势力巧妙地把投降前与投降后两个时期连接起来，因此，上奏文表现出的态度具有值得关注的价值。”

那么，近卫奏折究竟提出了怎样的战略动议，其中又包含着怎样一种“值得关注的”深刻的战略蕴涵呢？

近卫奏折直接的战略动议，是对“英美早期终战”。近卫奏折的第一句话，便大胆提出了当时任何人都不敢直言的“战败必至”的结论与判断，并“确信应尽早寻求结束战争”。近卫认为军部势力主张的“本土决战论”没有任何战略成算，处在盟国的联合包围下、在战略上已陷入孤立的日本根本没有任何的胜机，继续作战不仅将拼尽手中残余的一点“资本”，而且只能使日本遭受到更大的毁灭性打击，甚至会导致日本国家的彻底崩溃。

值得注意的是，近卫奏折“早期终战论”，不仅在具体的军事层面上否定了军部势力的“本土决战论”，更重要的是，其已经在战略层面上认识到企图依靠军事手段排斥英美在东亚、西南太平洋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战前战略已经彻底失败，已经认识到日本必须寻求国家战略的整体转型。

近卫奏折提出对英美投降实际上仅仅是一个外在的表征，其深层的战略动议是在战略上把对英美协调作为日本战后国际战略支点。哈佛大学的入江昭教授认为，“贯穿于上奏文的根本思想是吉田茂之流的国际政治论，主张日本应该加入到以英美为基调的资本主义国际关系体系的框架中”，“该文的意义，归根结底在于建议回归到20年代的日美关系中……是标志日本对外战略开始出现转折的划时代性文献。”

由早年主张“反对英美下的和平”、任期内做出对美开战决定的近卫提出尽早终战、对英美协调，是非常富于历史象征意义的，表明日本正在从排斥英美的亚洲门罗主义转向投靠英美、依托以英美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国际体制。应该指出的是，形成这种战略转换的最关键因素，是战败让日本统治者认识到以英美为代表的盎格鲁萨克逊势力是国际体制主导力量。战前日本统治者认为盎格鲁萨克逊主导的世界体制已经开始衰落，日本要想迅速实现扩张就必须搭上轴心同盟的末班车。但是，二战激烈的国际碰撞，以铁的事实表明日本的看法是根本的战略错误。在对英美决战面临彻底失败的情况下，日本开始重新回归到借助英美力量扩大国家利益的传统外交道路上来。

需要指出的是，近卫奏折与美、英、苏三国参加的雅尔塔会议几乎是同步展开的。近卫是在2月14日向天皇上奏的，雅尔塔会议举行的时间是2月4日至13日。在二战尚未结束，在反法西斯同盟与轴心同盟尚处在激烈的交战中，在美苏两个大国尚处在以协调为主、冷战尚未显形的阶段，近卫等人就提出了投靠英美的主张。这表明日本对美接近的外交战略取向早于冷战，也大大早于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必须注意到，在日美关系的演变中存在着某些超冷战的因素，不能将日美关系简单地看做是冷战的变量。而这种超冷战的因素，实际上是日本的内在的战略理念，即必须与强者为伍的现实主义力量原则，强权第一的战略逻辑。

在国内体制上，近卫奏折把皇国国体作为最大的战略支点和最根本的选择。值得注意的是，奏折把维护以天皇大权为核心的国体作为最高价值观念和战略指针，把保存皇国国体作为不能放弃的最后防线和战略支点。奏折的战略出发点、归结点都是维护国体，主张早期终战、对英美投降，都是以此为目标的。近卫甚至提出即使国土减少一半，也一定要维护国体、确保皇室的安泰。在近卫看来，最可怕的结局不是战败本身，而是导致国体崩溃的共产革命：“与战败相比较，更让人感到忧虑的、最可怕的事态是伴随着战败可能出现的共产革命。”不惜一切代价也要保存国体，这是近卫奏折在面临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做出的第一战略反应，也是最根本的战略选择。而且，这种意志、选择贯穿了从战前到战后的整个历史过程，是凸现日本保守主义国家观念、核心的政治、文化、战略价值观念的选择。

对于近卫奏折，日本和西方学者一般比较重视对英美协调的一面。实际上，奏折最值得关注的是维护国体，这是最具战略性、最具历史价值的因素。

如果将近卫奏折“维护国体”的选择放到日本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观察，就会发现皇国国体拥有巨大的战略力量，它是日本国家的政治基础、国家统治的核心，是日本对国民进行精神统治的工具。皇室对于日本不仅是历史的、文化的存在，同时也是政治、战略的存在，是一种精神、道德、信仰的存在，是日本民族精神的图腾和国家的化身。在日本统治者看来，天皇是日本国家的生命，是日本民族绝不能放弃的国家战略利器。天皇制是一种政治、精神的双重结构体系，承载着国家的政治运作和国民精神信仰的双重功能。

在近代历史的入口处，当面临着西力东渐、黑船来航的外来冲击时，日本吹响的第一声战略号角是恢复天皇大权的“王政复古。”借助天皇的传统精神权威、民族信仰消除幕府封建割据，推动维新变革，构建整合民族资源的中央集权国家，这成为日本的一种根本性应对。从明治维新，从日本第一次开国、第一次投身万邦对峙的近代国际大竞技之际起，日本就将天皇作为构建国家、激扬民族主义精神的战略利器。

日本政治学者丸山真男认为尊皇观念、一君万民的国家理念是明治维新这场决定民族历史命运的变革的关键。他说：“明治维新，是通过一君万民的理念，排除介于国民与国家政治秩序之间的障碍、打开民族主义发展轨道的划时代的变革。”“本来，一方面，同神国日本意识不可分的尊皇观念，贯穿近世，一脉相传。另一方面，因国内交通的发展、商品交换的普及而逐渐形成的国内市场等这种国家统一所需要的内部条件也在准备中。但是，促进这种内部条件的急剧形成、为作为宗教的乃至伦理情操的尊皇观念赋予一种政治性格提供开端的，实实在在就是直接面临的外国势力。”

明治维新的亲历者大隈重信，同样认为明治维新这场民族大运动完全“托福于万世一系的皇室”：“当今已经陷入沼泽，若国家仍维持封建之四分五裂，危险之至。所谓人穷则求助于天，今则无处可求。外部威胁、迫在眉睫，无应对之方。于是乎，托福于万世一系的皇室，以成为日本统一之基础……依据人文之发展，大义名分之声起。虽甚为微弱，然兹有国难，除此之外，别无他途。此一精神猛然而起，就产生了攘夷党、勤王党。勤王党、攘夷党结为一体，产生了尊王攘夷，终成一民族之大运动。”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国家建设，从表面上看，是一种全面西化的过程，是吸收、引进西方的政治、法律、经济制度的过程，但是这只是表层政治制度、政府机构的变革，在深层的国家观念、国家统治秩序中涌动的仍然是日本传统的精神信仰，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和独特的民族精神土壤中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尊皇观念、皇国国家观念。这种传统的政治价值观、民族信念才是赋予日本国家体制的思想、精神性格特征的根本要素。与法律、制度相比，民族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精神信仰更为深刻、更具有影响力量，因为“法与制度是一个国家历史与习惯的产物”。

近代思想启蒙家福泽谕吉，非常敏锐地意识到天皇拥有比外在的政治统治权更深、更广泛的内在的精神统治作用，是日本迎接风云际会的国际竞争的最大利器。在福泽谕吉看来，万民景仰的皇权、万世一系的皇室是民族的，是无可替代、不可动摇的，而处于政治纷争中的官权、民权脆弱、渺小到根本无法与之相比。

从1882年起，福泽谕吉就在《时事新报》上连续刊载《帝室论》，呼吁要将万世一系、独享国家统治权、至尊至大、超越政治纷争的皇室作为建构日本国民精神信仰、道德理念和国家统治秩序的核心：“帝室作为收揽人心的中心，可化解国民的政治纷争，统帅陆海军军人的精神使其知其所向，褒奖孝子、节妇、有功者，醇化国家的道德风尚，尚文重士使我日本学问独立，救艺术于将废以增我文明之富等等，其功德至大至重不可胜数。”“我帝室乃万世无瑕之完璧，人心收揽之一大中心。我日本人民承此御璧之光耀，辐辏于此中心，内则可维持社会秩序，外则可皇张国权……与此相比，官权民权不过小儿之把戏。小儿之把戏岂能触之撼之。守此之道社会政治方可经营。”“帝室统领万机，但并不承理万机。”“西洋各国宗教盛行，并不只限于寺院的僧侣，俗世间也多有宗教团体，常有慈善之举，可以收揽人心醇化道德，但是日本的宗教却不能达到德化俗世，说教所及仅限于寺院之内，如此之宗教显然不足以维持国民道德风尚之用”，“今日之人民正是凭借万世一系的我帝室才得以维持社会的安宁，此乃确信无疑的。”

1889年，日本颁布了确立国家统治秩序的《大日本帝国宪法》。这部宪法的神髓、核心，就是天皇总揽国家统治大权。《大日本帝国宪法》第一至第四条，集中阐述了“天皇大权”是日本国家的原理。“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之”、“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天皇总揽一切统治大权”等。宪法的起草者伊藤博文说：宪法的基本原则是“一国之权力以君主制大权为中心，其他一切权力均由此而来”。《大日本帝国宪法》的颁布，标志着日本将天皇的精神权威政治化，将尊皇观念从一种精神信仰转变为强制的国家制度，将日本的国家统治构筑成政治、法律的力量与天皇制的文化、思想、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力量复合式的体系。按照丸山真男的分析，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国家体制“将分裂为天皇与将军的精神权威和政治权利归结到一元化的天皇之下，这样就使国家成为了真理与道德的价值内容的占有者，赋予国体是终极价值的体现这样一种理据”。

明治维新、日本第一次开国，实际形成的是天皇制资本主义。日本在资本主义的宪政制度中注入的是天皇制意识形态的精神内核，在西化的政治制度的底层涌动的是日本固有的尊皇观念、神国观念、家族国家观念。日本庆应大学教授中村正则曾指出天皇制乃为日本近代化的一大历史精髓：“没有天皇制就不会有日本帝国主义，没有帝国主义也不会有近代天皇制。”

昭和时期，为了加强国家统治、强化对国民的精神控制以建立总体战体制，日本同样借助了具有政治与精神双重统治功能的天皇制。

1935年日本掀起了国体明征运动。这一运动的实质就是通过天皇统治大权、借助天皇的精神权威强化国家统治，构建对国民和国家资源进行强有力控制的总体战争体制。日本政府在国体明征声明中声称：“我国统治权的主体在天皇，这乃我国国体之本义。”

1937年，日本文部省编纂的《国体之本义》则进一步阐明：“禀奉万世一系的天皇皇祖之神敕对大日本帝国进行统治。此乃我万古不易之国体。基于如此之大义，作为巨大的家族国家亿兆一心拥戴圣旨，弘扬恪忠恪孝之美德。此乃我国体之精华。”

由此可以看出，天皇制是明治以来日本国家建设的最重要的政治、精神资源，天皇对于日本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近代天皇制，不仅是民族历史的存在，也是凝聚民族精神、塑造民族心理的政治、文化、影响国家整体力量的巨大的战略存在。把天皇大权作为国家之根本，把天皇大权作为整合民族力量、强化国家统治权威和推进对外扩张的利器，这是日本近代国家发展的重要历史特征，也是近卫奏折把维护国体、保留天皇制作为超越一切的必须维护的原因。

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际政治学者提出了国家强度的新理论。与传统理论相比，国家强度理论在国家战略资源观上有了重要的拓展。传统理论在分析、比较国家战略资源时，偏重于领土、人口、自然资源、经济技术、国民素质等具体的物质因素、心理因素，核心概念是所谓的综合国力。国家强度理论，则更加重视国家权力、社会制度与国家战略资源之间的关系，重视国家机构政府组织对战略资源的实际动员、组织、协调能力。按照国家强度理论的代表人之一布赞的观点，国家强度是由国家体制、国家制度和国家的物质基础这三个层面的因素综合决定的。国家强度理论把国家体制、国家统治权力、政府机构的组织效能作为战略资源来认识，纳入到国家战略思考的范畴。这为认识日本维护国体、把握日本独特的国家战略方式提供了一种理论启迪。二、“一亿玉碎”与“保存国体”

由于军部势力依然左右着政局，日本统治阶层还不能对盟国能否允许日本保留天皇制形成最后的判断，因而近卫奏折的提议并没立刻成为日本的国策。

1945年6月8日，日本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御前会议。会议上，铃木贯太郎首相提出了政府的判断：综合各种形势来看，战争已经难以继续下去了。但是，丰田副武军令部长和河边虎四郎次官却提出了截然相反的判断，认为日本战胜是确信无疑的。最后，这次御前会议竟然做出了应“继续发扬皇国传统的忠诚之心”继续遂行战争的决定。

但是，早在5月中旬，由首相、外相、陆相、海相、参谋总长、军令部长六人组成的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曾经举行了一次仅有这六人知情的绝密会议，在透彻分析形势后做出了一项秘密国策决定：一、防止苏联参战；二、争取苏联善意的中立；三、通过苏联的有利斡旋结束战争。

在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历史时刻，日本统治阶层竟然做出了前后矛盾的两种决策。这一方面表明，此时日本军部势力仍然顽固坚持强硬立场，另一方面也表明日本统治阶层中存在着一种矛盾、复杂的心态。实际上，这时日本最高统治者已经意识到日本必将战败。而日本仍然继续进行这种近乎自杀性的军事抵抗，并不是寄希望于军事上出现奇迹，而是企图通过军事抵抗和苏联的斡旋牵制英美力量，以改变盟国的日本无条件投降原则，争取到有利的“终战”方式。而且，这时日本并不能最后确认盟国是否允许日本保留天皇制，这是日本仍不放弃最后的军事抵抗的关键原因。

江藤淳在《终战史录》中明确指出：“在终战过程中，日本方面努力的焦点，就在于如何才能把不妥协的‘无条件投降’变为有条件化，在于能从盟国方面取得怎样程度的妥协。这实际上是涉及日本投降后能把主权国家的‘名誉与生存’坚持到何种程度的生死存亡的根本性问题。当陆海军一切的作战活动归于彻底失败之后，这又成为倾注一切外交努力的战场。”

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在德国战败投降、日军在硫磺岛、冲绳战役中相继惨败，在军事作战近乎绝望的情况下，日本仍不惜一切代价竭力确保的是军事之外的涉及国家“名誉与生存”的核心要素，即近卫奏折提出的作为日本国家命脉的天皇制。

6月22日，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做出了通过苏联斡旋实现停战的决定。并且任命近卫为遣苏特使。近卫在接受天皇的任命后，迅速拟定了《关于和平交涉要纲》明确了谈判的基本方针为：“要把维护我国国体作为核心目标”，至于其他条件，“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应满足于保持固有的领土，暂时彻底解除武装和盟军的暂时进驻等条件，也是届时必须做出的重大让步。”

近卫曾经对使苏团成员的松本重治说：“当时政府和统帅部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条件，但是我全把它装进口袋里了，一厢情愿的调停条件，苏联是绝对不会接受的。而我希望的唯一调停条件只有一个，就是维持天皇制。”

为了争取苏联斡旋，当时日本政府企图通过以满洲、南库页岛等地的一些具体利益为条件与苏联进行交换。但是，苏联基于各种考虑最后拒绝了近卫使节团访苏的要求。

维护国体，这是战争末期日本不惜把一场本来已经毫无胜机的战争血战到底的根本原因。为了实现国体存根，日本与盟国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攻防大战。

罗斯福总统在世期间始终坚持对德意日作战到底，直至其“无条件投降”的原则，这种原则的根本意义在于彻底消除发动侵略战争的政治、思想根源。正如罗斯福总统所宣称的，“消灭德意日的战斗力量，就是要德意日无条件投降。那意味着未来世界和平得到合理的保证。它并不意味着毁灭德意日人民，但它却意味着这些国家以征服和奴役别国人民为基础的那种哲学的毁灭”。但是，随着罗斯福总统的病逝(1945年4月12日)，美国对日无条件投降原则开始松动。杜鲁门继任总统后，主导外交事务的国务院也发生了人事变动。赫尔国务卿因病宣布辞职，继任国务卿的是对外交事务非常生疏且无兴趣、在对外政策上全部依赖身边助手的原副国务卿斯特丹尼斯。在国务院的人事变动中，美国前驻日大使、知日派领袖格鲁出任了副国务卿，由于国务卿的“无为”，因而格鲁在对外政策上发挥着“国务卿”的作用，这样就形成了知日派主导华盛顿对外政策的局面。知日派主导国务院外交事务，给美国对日政策的调整带来了重要契机。

5月26日周六下午，格鲁将贴身助理德曼紧急召至自己的办公室，命令他一定要赶在5月30日美国牺牲者纪念日前起草出一份总统对日宣言。通过在日本最为敏感的天皇制问题上做出一些政治暗示，促使日本迅速放下武器早期投降。格鲁修改无条件投降政策促使日本早期投降，一方面与格鲁本人的天皇观、日本观有关，另一方面则与关系到美国利益的两个战略因素有关。

虽然，格鲁从来没有直接就战后日本究竟应该保留还是应该废除天皇制问题明确表态，只是强调这一问题应交由日本的国民来决定。但是，格鲁实际上却认为天皇对于日本就像是“蜂王”一样，是保持日本社会稳定的唯一政治因素。而且，他还认为美国式的民主制度并不完全适合于日本社会，不能强行进行政治“嫁接”，为促进日本发展有自身特色的日本式的民主制度，必须有效地利用天皇。

此外，促使格鲁此时刻不容缓调整日本“无条件原则”的还有两个重要战略因素。

首先，二战末期，随着盟军对日作战包围圈的逐渐缩小日军的抵抗越发疯狂，进攻越接近日本本土日军的抵抗就越强烈。美军在莱特岛登陆作战，美军与日军的死伤比例为一比五，而在硫磺岛作战中美军与日军的死伤比例已经达到了一比一，驻守硫磺岛的23000名日军除被俘的200多人之外其余全部战死。美军进攻硫磺岛付出了比原计划多出三倍的时间和数倍的死伤。日军这种拼死抵抗给美军以很大冲击，美国曾经预计如果实施对日登陆作战，战争很可能将要持续到1946年的秋季，美军死伤将要超过100万。随着德国战败投降，能否通过政治手段促使日本早期投降，以避免因实施进攻日本本土而带来美军的大量牺牲，这是华盛顿非常重视的问题。

再有，就是雅尔塔秘密协定的曝光、苏联因素开始上浮。雅尔塔会议期间，为了换取苏联对日参战，罗斯福曾经与斯大林秘密签署过一个包括牺牲中国利益在内的《关于苏维埃联邦对日参战的协定》。协定签署后始终对外高度保密，就连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院也一无所知。协定文件一直被秘密保存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李海的手中。罗斯福去世后，李海将这一绝密文件交给了新任总统杜鲁门。格鲁在德国投降前后，得知这一协定的具体内容。有过长期驻日外交经验、熟悉远东地缘关系的格鲁，非常敏锐地意识到这一协定将对美国的远东战略利益产生严重影响。格鲁遂向陆军部长史汀生和海军部长福莱斯特尔提交了一份紧急备忘录，内称：“一、对于苏联早期参加对日作战，美国几乎不可能通过交涉从苏联获得遵循美国政府在远东的目的保证，这是否对美国重大利益构成影响。二、是否应该对关于苏联在远东政治要求的雅尔塔协定进行再探讨，这一协定应该全面还是应该部分实施。三、如果苏联要求参加对日本本土的占领，这种要求能否被接受，而这是否会对我们长期的对日政策造成损害。”

从这点看，格鲁可以说是冷战的鼻祖。格鲁认为美国在对日政策问题上必须排除苏联的干扰，防止苏联染指日本。格鲁要求德曼迅速起草一份包含对日暗示的总统声明，就是要赶在苏联对日参战前促使日本早期投降，使雅尔塔秘密协定无疾而终。

5月28日，德曼将连夜起草的《总统对日声明》交给了格鲁。格鲁认为这个声明充分体现了警告和暗示日本的目的，未加任何修改就受理了。并且，在此基础上又准备了一份向总统杜鲁门提交的说明性备忘录，即史称的《格鲁备忘录》。《格鲁备忘录》，首先重申了美国的战争目的是彻底击败日本，摧毁日本战争机器，使之无法再次成为美国和世界和平的威胁。随后，又提出：“出于减少美国人牺牲方面的考虑，我们必须在不牺牲我们上述原则和目的的情况下，认真考虑行动的每一步，从而使日本的无条件投降更容易些。”“当然，我们无法预言日本人可能会做些什么，但是我们必须牢记，日本是一个疯狂的民族，他们会战斗到最后一寸领土和最后一个人，如果这样做的话，美国为此所付出的生命代价将是难以预料的。”

最后，《备忘录》特别建议说：“对于日本人来说，无条件投降的最大障碍是他们认为要摧毁或者从根本上废除天皇和天皇制。所以，如果现在给他们一点暗示，使日本人将被允许在战后自行决定自己国家的政治体制，将能使日本人在极不情愿情况下投降时保留一点面子。”《格鲁备忘录》以原则为代价换取日本早日投降的主张，引起国务院高层的激烈批判和强烈谴责。助理国务卿艾奇逊认为，如果保留天皇制，将会阻碍战后日本实施真正的民主化，并且激烈批评格鲁对封建遗物的天皇制存有温情。他还警告说，议会绝对是不会批准对裕仁天皇本人和天皇制采取温存态度的任何议案的。负责文化、宣传方面工作的马科雷休认为，向日本提示可以保留天皇制的条件，实际是对已故罗斯福总统的背叛。国务院高层如此激烈的反应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当时，美国国会和民众舆论一致主张对日本进行严惩，八成以上的美国民众支持对日无条件投降原则，在对待天皇问题上美国民众的态度更加坚决。据舆论调查，当时美国民众中有33％的人主张处死天皇，37％的人认为应该对天皇进行审判或者终身监禁，这两者加起来已经超过了70％。主张保留天皇的仅有7％。

但是，格鲁主张诱导日本投降的方案中包含了巨大的战略利益，因而引起了杜鲁门总统和美国军方的高度重视。杜鲁门总统认为这是一种“健全的思考。”但是，身为总统的杜鲁门对这种重大决策问题是不可能立即做出决断的。因而提出“在我做出决断前希望听到所有相关者的意见”，责成格鲁会同军界的看法再提出一个更加全面的方案。

对格鲁的提案，军部首脑持积极支持的态度。陆军部长史汀生，认为日本还有币原喜重郎、若槻礼次郎稳健派可以利用，因而在原则上对格鲁表示支持。但是，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却提出：“我对此完全赞成，不过我认为现在发表为时尚早。”对此，史汀生陆军部长也表示赞成。因而，格鲁最后向杜鲁门总统提交的最后结论：“原则上同意。但是，出于不能明确表示的军事理由，希望总统不要立即发表这样的声明。”杜鲁门总统本人也希望把对日声明放在即将举行的波茨坦会议之后再发表。

军方提出的不能明言的军事理由，实际上是指正在秘密研制的核武器。军方担心总统一旦发表声明，却遭到日本的拒绝，而美国又拿不出更强有力的手段，这样就会陷入被动。因而，军方希望等到核武器试验成功之后再做最后的定夺。

格鲁希望通过发表放宽投降条件的总统宣言来促使日本早期投降的方案，虽然未能立即实施，但是却显示出美国的对日政策核心是维护自身国家利益，符合美国战略利益的对日政策调整也只是具体时机、条件和方式问题。

7月2日，陆军部长史汀生将《波茨坦公告》的草案和一个说明性文件，提交给了杜鲁门总统。在草案中包括了容许“现在皇室下的君主立宪制”的一段表述，实际上这就是格鲁主张放宽投降条件的曲折表现。但是，这时美国国务院对这一条款的反对意见仍然十分强烈，特别是新任国务卿贝尔纳斯也反对对日妥协。在即将前往波茨坦之前，贝尔纳斯还就这一问题与前任国务卿赫尔进行了电话交谈。赫尔表示如果明确表示保障天皇制的存续，那么就应考虑如何控制好美国民众的反应。贝尔纳斯国务卿则明确向赫尔表示将不会采用保障之类的明确表述。最后，被写入《波茨坦公告》的是一个抽象而模糊的表述：“日本国民将被允许获得自主选择政治形态的自由。”在坚持有条件投降还是无条件投降问题上，美国政府内部存在着激烈的矛盾、争论。而《波茨坦公告》则已经显露出从“无条件投降”立场后退的迹象。就在美国围绕着是否应该允许日本保留天皇制进行争论时，7月12日，日本外相东乡茂德用早已被美军破译的密码向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尚武拍发了一份似乎是有意给美国人听的电报：“陛下深为担忧，战争的延续只会增加交战国千百万无辜男女难以承受的深重苦难，故十分渴望尽早结束战争，然而要是美英两国坚持无条件投降，日本将被迫战斗到底。”日本利用纵横捭阖的外交策略大打苏联牌，这对美国形成了很大牵制。

7月16日下午7点，美国成功地试爆了人类第一颗原子弹。消息被迅速传递给正在前往波茨坦途中的杜鲁门总统。美国在迫使日本投降上又多了一张王牌。

7月26日，美、中、英三国首脑联合发表《波茨坦公告》对日本军国主义发出了最后通牒。《波茨坦公告》宣称：“一、余等：美国总统、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和英国首相，代表余等亿万国民，业经会商，并同意对日本应给予一机会，以结束此次战争。二、美国、英帝国及中国之庞大的陆海空部队，经由西方调来的军队和空军的增援，业已增强多倍。即将予日本以最后之打击。彼等军事力量受所有盟国之决心之支持及鼓励，对日作战，直至其停止抵抗为止。三、德国无效果及无意识抵抗全世界激起之自由人之力量，所得之结果，彰彰在前，可为日本人民之殷鉴……”

进而，公告宣布：“六、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之威权及势力，必须永久剔除。盖吾人坚持非将不负责任之穷兵黩武主义驱出世界，则和平安全及正义之新秩序势不可能。七、在如此之新秩序建立前，及在日本制造战争之力量业已毁灭有确实可信之证据前，日本领土上经盟国指定之地点，必须予以占领，俾吾人在此陈述之基本目的得以完成。八、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且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的其他小岛之内。九、日本军队在完全解除武装以后，将被允许返其家乡，得有和平及生产生活之机会。十、吾人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其国家，但对于战罪人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虏者在内，将处以法律之严厉裁判。日本政府必须将阻止日本人民民主趋势之复兴及增强之所有障碍予以消除。言论、宗教及思想自由以及对于基本人权之重视，必须建立。十一、日本将被允许维持其经济所必需及可以偿付实物赔偿之工业，但可以使其重新武装作战之工业不在其内。为此目的可准其获得原料，以别于统制原料。日本最后参加国际贸易关系当被允许。十二、上述目的达到及依据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志成立一倾向和平的及负责任的政府以后，盟国占领军队当即撤退。“十三、吾人通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对此种行动诚意实行予以适当及充分之保证。除此一途，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

虽然，在最后时刻美国还是将允许日本保留天皇制的明确表述从公告中删除了，但实际上受苏联因素的影响，此时美国的对日无条件投降原则已经开始动摇了，已经把日本国体的最后决定权交给了“依据国民自由表达的意志”这样一种抽象的政治原则。《波茨坦公告》采取的是放宽投降条件的政治引诱与军事上的严正警告相结合的方针。

7月27日，日本政府在得悉了《波茨坦公告》的内容后，紧急召开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东乡外相在外务省对公告内容紧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可以把公告看做是一种“有条件的媾和”，如果立刻拒绝恐怕将招致严重后果。因而主张：应该暂时保持沉默，等待对苏交涉，在确认苏联的态度之后，再采取措施。实际上，这时日本统治阶层已经意识到《波茨坦公告》已经给保留天皇制留下了回旋的余地。

但是，东乡提出的“暂时保持沉默”的主张却未被采纳。在28日举行的宫内情通报会上，陆军方面利用东乡外相的缺席，迫使铃木首相发表了无视《公告》态度的谈话。在当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铃木首相发表了这样一段谈话：“这一宣言不过是开罗会议的翻版，政府不认为有任何重大价值，只能予以默杀。吾等唯有将战争进行到底。”

铃木首相在军部压力下做出的只有“默杀”公告而继续将战争进行到底的谈话，被美国看做是日本政府对公告的公然拒绝。8月6日上午8时许，一架美军B-29轰炸机在广岛上空投下了人类在战争中首次使用的原子弹，霎时间广岛变成了一片黑色的火海，在这场核爆炸中死亡市民高达9万-12万人。日本政府、日本军国主义顽固的立场，给日本国民带来了一场空前的战争惨祸。

但是，广岛爆炸的原子弹竟然也没能软化日本军国主义的顽固立场。为了继续贯彻本土决战的方针，陆军部竟然置国民的生死于不顾，谎称广岛爆炸的并不是什么新式核武器，而只是一种威力极大的常规炸弹。

东乡外相此时仍然对苏联的外交斡旋抱有一线希望，并且向佐藤尚武驻苏大使发出了尽快确认苏联态度的电训：“由于形势愈发急迫，务必亟快确认苏联方面明确的态度，火速回答为盼。”为了争取苏联的停战斡旋，佐藤大使曾经竭尽全力寻求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会见，但莫洛托夫却始终避而不见。但是，这时却突然宣布要召见佐藤。8月8日下午5时，佐藤大使刚踏进莫洛托夫的办公室，还未及开口，莫洛托夫就拿出了早已准备好的对日参战宣言径直宣读起来。

日本政府一直期盼着苏联居中斡旋，但是最后等到的竟然是一纸参战宣言。至此，日本的幻想彻底破灭了。陆军部坚持的“本土决战”，一向是以苏联不参战为前提条件的，随着苏联宣布对日参战，这一负隅顽抗的构想也随之彻底破产了。

8月9日11时，日本召开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此时，日本最强硬的陆军部，也已经无法继续坚持本土决战的方针了，被迫在原则上转为接受公告。但是，在投降条件上却仍然坚持强硬的立场。会议一开始，铃木首相首先表示：“从四周形势上(看)，我认为已经不得不接受《波茨坦公告》了。希望听听诸位的意见。”外相东乡提出：此时，除了把保存国体作为必须保留的条件外，已经不能提出其他任何的附加条件了。

丰田军令部长在《最后的帝国海军》中记述了当时会议讨论的情况：“在把国体护持作为条件上全体成员意见一致，但是阿南、丰田、梅津三人主张把不实施保障占领、由我方自己实施解除武装和惩罚战犯这三个条件作为进一步增加的条件进行交涉。”这样，会议再度陷入僵局。然而，就在会议进行中，美军又在长崎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但是，军部强硬派仍旧没有放弃投降的附加条件。由于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最后也未能形成一致意见，因而决定改由召开内阁会议来做出最后的决定。

铃木首相，在内阁会议召开前，前往宫内拜见木户幸一内大臣，目的是寻求天皇的“圣断。”原定中午举行的内阁会议也因此被推迟到下午三点。在投降条件的争论中，对于维护国体没有任何不同意见，全体一致认为：“在对于皇室的大义名分问题上不能退让。日本民族只有永远置于皇室之下才能不灭亡。只要能保持国体任何的痛苦都必须忍受。为了不久之后的再兴一切都必须忍受。这是拯救日本的道路。”

在这次会上，支持把维护国体作为唯一投降条件的意见占多数，但是仍有少数内阁成员支持以陆相阿南为代表的强硬派主张。当天夜里11时，铃木首相与东乡外相共同拜见天皇请求圣断。

11时55分，在皇宫内的地下防空洞里，召开了御前会议。

会议开始后，仍旧分为对立的两派。阿南、丰田、梅津一派继续坚持强硬立场，坚持在保存国体之外还必须坚持不实行军事占领、自主解除武装、处理战犯三个附加条件。铃木、平沼、米内(光政)、东乡等则认为已经绝无余地了。这时，列席会议的平沼骐一郎枢密院长，竟然还提出了关于保存国体条件的具体表述上的一个修改意见。外务省方案中提出的表述为：“在明确不包括变更日本天皇在国法上的地位的条件下，日本政府予以接受。”而平沼则提出：“天皇的统治大权并不是基于国法而产生的，而是随着国家的成立本来就存在的神圣大权。因此应修改为‘在不包括变更日本天皇的国家统治大权的条件下’”。这非常鲜明地表明日本统治者面对战败问题最关注的就是以天皇大权为核心的“国体”。

面对决策僵局，裕仁天皇发表了以下这样一段谈话，这就是所谓的第一次“终战圣谕”：“从我国国力、列国的形势观之，战争如果进一步继续，不仅将导致我民族的毁灭，而且也将进一步给人类世界带来不幸，朕不忍继续战争将给无辜国民带来的不幸，因此希望终止战争。开战以来，军部所声称的与实际屡屡相悖。如今，军部虽然声称要本土决战，但不是连九十九里浜的防备也还都未完成吗……”

由于天皇做出了“圣断”，在10日凌晨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终于做出了以维护国体为唯一条件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决议。8月10日，日本政府通过瑞士、瑞典政府，向美、中、英、苏四国发出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电文，内称“帝国政府在理解对本邦之共同宣言所列举的条件中，不包括要求改变天皇之国家统治大权的情况下予以接受”。

8月11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Byrnes，J·F)做出了如下几点答复：(1)“从投降之日起，天皇及日本国政府之统治国家的权限，将被置于为了实施投降条件而采取认为必要之措施的盟国最高司令官的限制之下”；(2)“日本国之最终的政治形态，应遵循《波茨坦公告》，依据日本国国民自由表明的意愿来决定”；(3)“盟国军队在完成《波茨坦公告》所揭示的各种目的之前，当驻留在日本国内。”

日本学者认为：这是“暧昧”不做明确回答的“巧妙的外交文件”。这种答复，虽然回避了对天皇制的存废做出直接的回答，但是这种暗藏着的妥协性，却给日后的天皇制的处理留下了弹性空间。实际上，无论是日本人，还是美国人都非常清楚日本人自己是绝对不会放弃天皇制的。必须注意的是，日本统治阶层是在美国人给日本保留天皇制留下了“通道”的条件下才决定“终战”的。

8月14日，日本政府通过驻瑞士公使，向前述四国发出了接受《波茨坦公告》的通告。内称“(1)天皇陛下将发布关于接受《波茨坦公告》之诏书。(2)天皇陛下准备对其政府和大本营予以并保障在为了实施《波茨坦公告》所必要的条款上签字的权限。天皇陛下还准备命令在所有的日本国陆、海、空军官宪及其指挥下的一切军队终止战斗行为，交出武器，并准备发布盟国最高司令官为实施前述条款所要求的命令”。

同日，裕仁天皇发布《终战诏书》，言称：“朕深鉴世界大势及帝国之现状，欲以非常之措施以收拾时局，于兹告尔忠良臣民，朕将命帝国政府，对美、英、中、苏四国，通报接受其共同宣言之旨。”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天皇在诏书中却进一步言称：“谋求帝国臣民之康宁以及万邦共荣之乐，乃是皇祖皇宗之遗范。朕拳拳之所措，往昔所以对美英两国宣战，实亦出于希冀帝国自存与东亚之安定，排斥他国主权、侵犯他国之领土，本非朕之志也。”

进而又称：“交战已逾四载，尽管朕之陆海将士奋勇作战，朕之百官有司励精勤勉，朕之一亿众庶奉公尽善，但战局依然不能好转，世界大势亦对我不利，加之敌人新近使用残忍之炸弹，频频杀伤无辜，惨害之所及，实不可测。继续交战，不仅终将招致我民族之灭亡，且将延及破坏人类文明。倘若如斯，朕将何以保护亿兆赤子，以谢皇祖皇宗之神灵焉，是乃朕命帝国政府应承共同宣言之所以也。朕对始终与帝国共同协力于东亚之解放的诸国盟邦，不得不表示遗憾。对于帝国臣民，朕每当念及战死沙场、以身殉职而死于非命者及其遗族，则是五内俱裂，且深为轸念负伤、蒙难而失去家业者之生存。”

诏书最后宣称：“朕于兹得以维护国体，信倚尔等忠良臣民之赤诚，并常与尔等臣民同在。若夫为情所激，妄滋事端，或者同胞互相排挤，扰乱时局，而迷误国家大道，失信于世界，此朕所深戒。宜举国一致，子孙相传，确信神州之不灭，念任重而道远，倾全力于将来之建设，笃守道义，坚定志操，势必发扬国体之精华，不致落后世界之进化。望尔等臣民善体朕意。”

8月15日，日本外相东乡茂德又通过驻瑞士公使，向美、中、英、苏四国发出了关于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希望”。内称：“鉴于《波茨坦公告》之占领目的，唯是在于保障完成《波茨坦公告》所揭示的基本目的，故而希望四国信赖我帝国政府有诚意实施有关条款，考虑使我帝国政府得以顺利完成职责，并避免无用之纠纷。为此，(1)关于盟国舰队或盟国军队进入日本本土问题，由于日本方面也要有所准备，请切实考虑预先通报预定之事；(2)请切实考虑将盟国所指定的日本国内之占领地点，限于最少数量，并将东京排除在选择占领之外，而派驻当选地点之兵力也限于象征的程度。”

随后又称：“解除武装不仅与海外300余万军队有关，而且直接触及日本官兵之名誉，乃是最为敏感而困难的问题，我帝国政府对有关实施也最为苦思忧虑，作为期待有效实施的最好方法，希望根据天皇陛下的命令，由我帝国军队自行实施，盟国接受其顺利实施之结果而引渡武器。”

从上述历史过程可以看出，日本统治者把保留天皇制作为最后的防线，在整个的投降过程中都把保留天皇制作为绝对条件，从未出现过任何动摇，在遭到毁灭性的原子弹攻击后，仍然坚持这一要求。日本学者波多野澄雄指出：“日本统治阶层是在对战后抱有怎样的期待才做出终战决断的呢？统治阶层是把维护被称做是最后堡垒的国体的赌注投在美国身上才决心投降的。具有无限内容的国体是形成合理决定的唯一基础，旧势力正是通过对国体的保守运用才建立起战后日本面向未来的基础的。”

一个国家在主动的历史条件下，可以进行主动的战略选择，在被动的历史条件下，同样会做出认为符合自身利益的选择，尽管其选择会受到种种因素的约制、影响。而且，越是在紧急的历史关头，其选择往往越具有历史观察价值，越能显示这一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念和战略理念。把天皇制、把保守主义民族信念作为最大的战略选择，这就是日本人面对战败、面对原子弹的攻击凸现出的战略信念。正如终战前的内阁会议一致认定的：“在对于皇室的大义名分问题上不能退让。日本民族只有永远置于皇室之下才能不灭亡。只要能保持国体任何的痛苦都必须忍受。为了不久之后的再兴一切都必须忍受。这是拯救日本的道路。”

但是，日本最后能否保留住天皇制，这还是一个悬案。因为从8月28日开始美军先遣部队就已经飞抵了厚木机场，30日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也踏上了日本领土，日本由此进入到了战后的被占领期。

第二节 战后宪法与“保存国体”

与一战相比，二战后的军事占领呈现出了新的历史特点。一战后的军事占领主要是为了保障投降条款的履行，解除、削弱敌国的军事武装、军事工业和战争能力，占领是以赔偿、惩罚、限制、监控为主的。这种占领不仅会在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形成新的矛盾和仇恨，同时也不能在消除战争的社会思想根源上发挥积极的作用。二战后的军事占领，汲取了一战后很快就爆发新的世界大战的历史教训，在占领中更加重视对战争国家的国家制度、思想观念的改造，注重消除军国主义复活的社会根源，努力构筑更加稳固的国际和平秩序。

美、中、英、苏联合签署的《波茨坦公告》明确提出：“不从世界上驱除不负责任的军国主义，则不能产生和平、安全与正义的新秩序。”“日本国政府要废除对日本国民恢复和加强民主主义倾向的一切障碍，要确立言论、宗教和思想自由，并尊重基本人权。”“且根据日本国民自由表示的意愿，树立具有和平倾向、负责任的政府之时，盟国的占领军立即从日本国撤出。”这表明盟国战后对日占领的根本目标是通过非军事化和民主化将日本改造成为一个和平国家。

但是，日本统治者根本没有认识到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罪责，对非军事化、民主化改革抱有严重的抵触情绪。实际上，战后日本统治者始终把维护国体作为最大的关切和必须确保的目标，始终醉心于保存被国际社会视为侵略主义真髓的皇国国体。

1945年8月28日，以皇族东久迩宫稔彦为首相组成了战后第一届内阁。在首次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不仅提出了有意模糊战争责任的“一亿总忏悔”的口号，而且还公然提出本届内阁的最高使命就是“维护国体”，宣称“维护国体已经超越了道理和感情，是基于坚实的信仰的”。

虽然，日本统治者对国体的信念绝不会动摇，但是在军事上彻底战败、已经处在被占领之中的严峻现实，也让日本统治者清醒意识到一味强硬抵抗是绝对没有出路的，必须对占领军采取策略周旋的手法。

9月13日，时任东久迩宫内阁副总理的近卫文麿，前往横滨拜见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当时盟军总司令部还临时设在横滨港口附近的海关大厦，直到9月17日才迁至东京市内皇宫对面的第一生命大厦。近卫此次拜访，有个人动机，因为近卫非常担心被确定为战犯受审，所以在第一时间就主动接近麦克阿瑟。实际上，向代表最高权力的麦克阿瑟靠拢对于日本政府来说，也是绝对必要的。因为，随着被占领的开始，包括天皇在内所有的日本统治者都被置于盟军最高司令官的管辖之下了，麦克阿瑟已成为凌驾于日本一切的统治权力之上的太上皇。

近卫与麦克阿瑟的第一次会见，对于双方来说都带有试探性。双方的会见只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就结束了，并没有涉及具体的实质性内容。

10月4日，近卫第二次拜见麦克阿瑟。日本方面对这次会见相当重视，担任翻译的是宫内翻译官奥村胜藏。美国方面，除麦克阿瑟外，参谋长萨兰德和代表国务院的政治顾问艾奇逊也出席了会见。会见开始后，近卫仍然采用战败前给天皇奏折相同的立场，强调日本走向战争是军部势力与左翼势力的阴谋所致。

随后，近卫向麦克阿瑟询问道：“很想请教在政府组织以及议会组成上有何意见、指示。”麦克阿瑟以坚决的语气表示一定要对日本宪法、政治体制进行改革。他提出“第一，日本的宪法必须修改，修改宪法必须充分吸收自由主义的要素”。

麦克阿瑟在这种场合下提出改宪，带有很大的灵活性和回旋余地，因为这并不是通过正式渠道下达的政治指令，并没有明确将改宪任务直接委任给近卫。实际上，不排除麦克阿瑟这种做法带有火力侦察的意味。尽管如此，近卫却仍然如获至宝地迅速投入到改宪中。因为如果能让日本人主导改宪，这无论是对于近卫本人，还是日本政府来说，都是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

为了进一步掌握美国方面在改宪问题上的具体意向，在与麦克阿瑟会谈后，近卫还在10月8日拜访了盟总政治顾问艾奇逊。随同近卫一同前往的是在日本国内有美国政治史研究第一人之称的东京大学政治学教授高木八尺。

在会见中，艾奇逊以尚未接到国务院的正式指示为由，申明谈话只是非正式的。但是，从艾奇逊的谈话可以看出，美国国务院已经对改宪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探讨，已经把握了明治宪法的根本特征。在会见中，艾奇逊阐述了“个人”的看法，提出了包括建立民选的责任内阁、扩大国会立法权、保障人权、取消统帅权独立等七项具体意见。这些意见，实际上已经对日本的国体形成了冲击。但是，对于天皇制问题艾奇逊却未做出任何直接表态。可见天皇制问题在当时的敏感性。

会见后，近卫立刻前往宫内会见木户内大臣，要就改宪问题建立与宫内联系的渠道。因为这时东久迩宫内阁已经因拒绝废除镇压法令而在5日宣布总辞职，而近卫被排除在即将成立的币原喜重郎内阁之外，已经失去了从事改宪的合法政治地位。为了获得改宪的合法地位，木户内大臣提出由天皇任命近卫为内大臣府御用挂，在宫内的名义下继续推进改宪。10月9日，近卫前往皇宫参拜天皇，11日天皇正式任命近卫为宫内府御用挂。

就在近卫忙于修改宪法的同时，币原内阁也开始就政治改革问题与麦克阿瑟建立了联系。11日的下午5时，币原以新任首相的身份前往盟总拜访，麦克阿瑟向币原提出了旨在推进日本民主化的“解放妇女、工人团结权、教育的自由化、从专制政治中解放出来、经济自由化”的“五大改革指令”，其中涉及改宪问题。对于这次会见，13日的日本新闻报道披露说：麦克阿瑟元帅的意见，是“履行《波茨坦公告》，必须对数个世纪以来日本国民长期受隶属的传统的社会秩序进行调整。其中当然包括日本宪法的自由主义化的问题”。

无论是《波茨坦公告》，还是《合众国早期对日方针》、“五大改革指令”，乃至宪法修改等等，实际上都贯穿着一个根本目标，就是通过民主化改革改变囚禁日本国民的旧的社会思想、国家观念、政治制度，从根本上推进日本和平化的进程。值得注意的是，由一个民族推动另外一个民族对国家政治体制进行改革，难度是相当巨大的。因为这种改革不仅涉及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统治结构问题，同时还涉及更深层的国家观念、价值体系等深层文化问题，涉及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固定观念、民族心理。

随着币原新内阁的成立(10月9日)，实际上近卫已经失去了改宪的合法地位。但是，近卫却仍不肯放手，在宫内府的支持和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佐佐木物一、高木八尺协助下，继续加紧推进宪法修改工作。而币原内阁则在13日成立了以松本烝治国务大臣为委员长的宪法问题调查委员会。这样，在修改宪法中就形成了以近卫和松本为首的宫内、内阁两个渠道同时展开的局面。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近卫借助宫内渠道展开的改宪行动，还是松本沿内阁渠道展开的改宪，在表面积极主动的背后都贯穿一条主线，就是以攻为守，进行保守主义的抵抗、固守皇国国体。

首先，从近卫改宪组合来看，无论是近卫本人，还是作为其助手的佐佐木、高木，他们在思想意识上都没有脱离前近代的精神土壤，都认为天皇制毫无疑问地属于日本永恒不变的国体。即便是号称美国政治研究第一人的高木八尺，也认为这天经地义、不容改变。在外务省的一次演讲中，高木曾经提出：“这种制度(天皇制)在社会上是我国国民生活的中心，在政治上是我国国体的基础，必须看做是我宪政的核心理念。它的维持毫无疑义是基于我国国民的整体意志的。”

近卫等人修改宪法的核心目的是维护天皇制，改宪的原则和出发点也都没有离开明治以来的宪政体制。甚至在具体手法上，都采用明治宪法的封闭式的拟制方法把地点选择在箱根。

近卫等人展开的改宪，在精神上和具体手法上都延续了日本旧的传统做法，固守天皇统治大权亘古不变的国体观念，这种趋向大有让“明治宪法”借尸还魂，让对日占领、改革目标完全落空的危险。

麦克阿瑟企图依靠日本保守势力进行宪政改革的做法很快就引起了外界的强烈批评。10月26日，美国驻东京记者弗兰克·凯林在发回国内的报道中尖锐地批评道：“美国在远东所犯的愚蠢错误中，最突出的就是选择近卫公爵为新宪法的起草者……公爵如果作为战犯，现在一定正在监狱等待着判决，对此不会有任何人反对。美国方面正式把他确定为日本民主宪法的起草者，这愚蠢之极。”

随着追究战争期间曾经三度组阁的近卫战争责任舆论呼声的逐渐增高，近卫的改宪活动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与批判，总司令部也受到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

11月1日夜间，总司令部突然发表声明称：“盟国军事当局并没有把这一目的(修改宪法)委任给近卫公爵。”针对总司令部取消近卫改宪的声明，近卫在第二天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提出：在10月4日与麦克阿瑟的会见中确实得到了改宪的暗示，“尽管没有受到对其个人的特别任命乃至委托。但是自己担此大任最终是基于日本方面的决定。”近卫这一表态，实际上是表明了其执意要完成宪法修改绝不肯放弃的态度，这也表明近卫改宪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满足美国人、国际社会的对日民主化、和平化改革的意愿，而是为了实现日本人自己的目的。

11月22日，在佐佐木的协助下，近卫完成了一个宪法修改要纲，即史称的“近卫案”。该案完成后还向天皇做了“奉答”。“近卫案”并未改变明治宪法确立的国体，仅仅是对天皇统治大权做出一些限定。如仅对明治宪法的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等做了些修改，取消了天皇统帅军队、解散议会等权力。随后，佐佐木又提出了一个更加具体的、已经完全条文化的宪法案，即所谓的“佐佐木案”。这一方案甚至比“近卫案”还保守。对于规定日本统治结构、天皇大权的明治宪法的第一至第四条，根本未做一字一句的改动。这一方案在24日也向天皇作了“奉答”。近卫等人完成的两个宪法修改案，清楚地表明尽管处在被占领下，日本统治阶层依然没有放弃保存国体的努力，日本人“积极”改宪的表现只不过是为保存国体而采取的主动出击、以攻为守的行动。值得注意的是，占领军直接介入前的日本统治者的改宪活动能更加真实地反映其固有的思想状况和改宪立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时期是观察日本真实思想的历史窗口。

近卫的宪法修改，当然不可能取得麦克阿瑟的认可。在要求严厉惩罚战犯的国际舆论压力下，12月6日，总司令部向近卫发出了战犯逮捕令。近卫在被拘捕前的当日凌晨(16日)，在杉并区荻洼的家中服毒自杀了，近卫的宪法修改至此也宣告彻底失败。

那么，币原内阁的改宪活动又怎样呢？

在币原会见麦克阿瑟后第二天(10月13日)，币原内阁就通过决议成立了宪法问题调查委员会。委员长是战前曾出任过工商大臣、具有强烈保守主义思想的东京大学商法教授、现任国务大臣的松本烝治。必须指出的是，币原内阁成立宪法问题调查委员会同样也贯穿着保存国体的战略目标，这是战败后日本统治阶层的最大追求。币原内阁希望通过抢先行动能将宪法的修改限定在最小限度，以最大限度地保存国体和传统的统治秩序。当时，日本统治者非常担心总司令部会突然将一个已经修改完的宪法案扔在面前，使日本陷入没有选择余地的被动局面。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币原内阁组阁阶段，日本方面就在内阁的人事安排上预设了抵抗阵容。在这一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是时任内阁外务大臣的吉田茂。吉田茂在外交上是个亲英美派，在政治上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皇权论者。在吉田茂看来，天皇是战后日本最大的据点，只要天皇平安无事，日本不久就会重新活跃在国际舞台。虽然，吉田茂一心要保留天皇制，但是，在表面上却对改宪采取了超然的姿态，一再声称改宪属于重要国政，完全超越了外务大臣的职权范围。这种掩人耳目的做法，表明吉田茂深知维护天皇制与占领改革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冲突。实际上，吉田茂在暗中不断对改宪、对保留天皇制施加重要影响。特意将具有强烈保守主义思想倾向的松本烝治拉入内阁，就是他为保存国体而预先进行的苦心谋划。

松本本人回忆说：“记得是昭和二十年十月初，一天夜里，当时的外务大臣吉田茂，也就是现在的总理大臣，来到我家。谈到现在内阁将要更迭，将要组成以币原为首相的内阁。让我兼任两个有重要分工的省的大臣……开始我表示拒绝，而吉田茂则坚持说：不管干什么都行，只要能够入阁就可以。另外，当时正好建立了无所任大臣制度。在国家非常时期，不能一味逃避，所以当时就接受了出任无所任大臣的请求。”实际上，吉田茂早就给这个无所任大臣预备了专任要务，就是与总司令部周旋，负责处理关系至大至重的日本国体存废的改宪问题。

吉田茂锲而不舍拼命地拉松本入阁真可谓用心良苦。吉田茂看中松本的有他的自信、思维敏锐、能言善辩等，但是更重要的还是松本的保守主义立场。日本学者评论说：“在不应改变对皇室的崇拜和天皇制这一点上，(吉田茂的立场)始终一贯。而松本博士也同样。”

不仅是吉田茂、松本等内阁成员持保守主义的政治立场，首相币原也完全一样。木户幸一内大臣在10月9日的日记中清楚地记录了币原对修改宪法的消极、抵抗的想法。他写道：“利用阁僚亲任式开始前的短暂时间，同币原男爵磋商修改宪法问题。男爵对此问题极其消极，主张在活用原宪法的过程中逐渐修改。我也同意他的观点，但是我说只怕美国不会满足于这种做法，因为他们有以自己的手来使日本的宪法自由化的政治意图，结果必然会强行修改的。男爵说，如果要强行修改，也不能以武力对抗，届时只有留下记录，表示我们(只是被迫)屈服而已。但是从宪法应由陛下来钦定这一点来看，修改宪法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所以他希望再进行充分的研究。”

10月27日，宪法问题调查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核心基调就是改宪必确保明治宪法的统治体制，绝不能改变国体。

在阐明委员会设置的目的时，松本明确提出：“组成宪法问题调查委员会这样一个委员会，并没有使用宪法修改的字眼，而是冠以宪法问题调查委员会的名称，这表明该委员会并不在于修改或者不修改，而只是就这个问题进行研究的委员会。”松本还以委员长的身份反复强调成立委员会的目的：“不是提出正式的宪法修改案。本委员会是希望进行全面的、学术性探讨。”会议讨论期间，野村淳治顾问提出：“依照《波茨坦公告》的精神，除了废除军备、缩小领土之外，还必须把复活、强化民主主义倾向写入宪法。”“美国一定会对第一条至第四条(关于天皇统治大权的规定)进行修改。”野村的意见属于极少数的反调，遭到了松本的激烈反对，松本提出：“《波茨坦公告》提出这个问题应依据日本人自由表达的意志决定，因此就是美国也不能采取强制的命令方式。日本人的共同意志就像大山一样不可动摇。”松本还进一步强调说，“虽说是全面研究，但是并不是像野村所说的那样。我认为是在不对第一条至第四条做实质性触及的前提下推进研究。”

野村-松本围绕宪法第一至第四条的意见对立，表明维护国体乃是该委员会设置的目的之所在。明治宪法第一至第四条规定：“第一条　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之。第二条　皇位依照皇室典范由皇男子孙继承。第三条　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第四条　天皇作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大权，依照本宪法条规实行之。”上述四条规定，是对以天皇统治大权为核心的国体的具体法律表述，也是日本保守势力所要维护的目标所在。吉田茂在回忆改宪过程时谈道：“总之，政府的方针是不对明治宪法确定的国家统治的基本形态加以变更，在这一框架内满足《波茨坦公告》提出的日本民主化要求。”

11月初，盟总突然宣布取消近卫修改宪法的权力，这让宪法问题调查委员会意识到一味的抵抗很可能会招致与近卫同样的下场。在强大的外界压力下，宪法问题调查委员会被迫调整策略，从开始只进行观望的“研讨”逐渐转向“修改”。

11月10日，松本在宪法问题调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表示：“我觉得从围绕日本的内外的实际形势来看，已经到了不得不在政治上有所举措的境地了。因此，必须充分估计到宪法改正问题不久即将具体化。必须进行充分的准备，防止在那种情况下惊惶失措。总之，不管是出于内部还是外部的要求，都必须把宪法修改当做重大的直接现实问题来研究，并且做到任何时候都能应对，对于切实感到不得不修改的那些条款必须进行深入的探讨。”尽管如此，直到11月末的第三次全体会议，该委员会仍然拒绝采纳野村顾问的意见，坚持认为规定国体、天皇大权的第一至第四条“没有修改的必要”。

12月8日，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松本在回答中谷武世众议员质疑时，公布了日本政府的宪法修改四原则，即史称的“松本四原则”。内称：“不对天皇总揽统治大权的大原则做任何变更。扩大议会的权限，对所谓的统治大权事项加以某种限制。国务大臣的辅弼责任涉及所有的国务，只有国务大臣对国务负责，另外国务大臣对议会负责。保护国民的权利与自由，加强国家对这种权利的保障。”

松本公布的四原则，进一步申明了维护国体是必须绝对固守的根本目标。币原内阁的宪法修改，实际上就是沿着这样的原则、路线展开的。

从12月31日夜开始，松本在镰仓别墅内独自连续奋战三天完成了一个宪法修改案。后又经宫泽俊义(东京大学教授)、入江俊郎(法制局第一部长)、佐藤达夫(法制局第二部长)三位委员的修改、调整，最后形成《宪法修改要纲》，这就是所谓的“松本甲案”。经过委员会的审议、修改，于1946年1月29日提交给临时内阁会议进行了审议。

在“松本甲案”中，关于天皇大权的规定，只是将第三条的“天皇神圣不可侵犯”改为“天皇至尊不可侵犯”，其余根本未作变更。2月8日，币原内阁在审议结束后提出的《对政府起草的宪法修改的一般性说明》中，再次申明了维护天皇制的根本原则，也即“日本国是由天皇统治的事实，是日本国自肇史以来就延续不断的，维护这一制度是我国大多数的国民坚定不移的。因此本修改案不采用把大总统作为元首的那种把日本作为共和国的做法，而是保留了天皇总揽、行使统治大权的制度”。

宪法问题调查委员会在研究和讨论中，涉及了两个重要问题，其一是前面讨论的把维护国体作为根本的国家观念问题，再一个就是关于再军备问题，也即对明治宪法有关军备、统帅权规定条款的修改问题。

彻底根除日本军国主义，防止日本再度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这是战后国际社会的普遍要求，也是盟国希望通过对日占领实现的根本使命。但是，面对国际社会的强烈要求，宪法问题调查委员会又持怎样一种态度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美浓部达吉委员就提出“军队不会永远没有”，并主张“还是在宪法中保留武官的用语为好”。在第三次审议会上，内阁书记长官酋桥渡委员则更加明确地提出：“国家的生命是悠久的。美国就镇压共产党，日本将来也必须考虑对共产党的对策。考虑到这些国民就会感到很不安，因而关于军队的规定绝不可轻易删除。”松本认为：“清水博士也持同样的观点(保留军队的规定)，我也希望保留这项条款。”“可是，从政治状况来看，又不得不删除。虽然出于不得已删除掉了，但是我认为虽然宪法没有此项规定，但军队可以复活，并不需特别为此修改宪法增加军队的规定。”松本的此番议论，应该说更能反映币原首相的看法。币原认为：“从世界大的趋势来看，我国也可能在某个时候会拥有军队，但是我认为如今设置这样的规定刺激过大。”

入江俊郎对委员会关于军备问题讨论的情况做出了如下的概括：“大多数委员认为(有关军队的规定)，即便不写入宪法，但仍然可以通过其他法律来加以规定。当时议论的问题是独立国家理所当然地应该拥有军备，委员们好像并没有人认为，删除了这一规定将来就不能拥有军队了，所以认为删除不好。但是，委员会当时的气氛是，既然是修改宪法，就必须从导致出现修改宪法的战败的状况来加以考虑，保留军队统帅的第十一条、第十二条是不妥当的。如果删除了这些规定，将来一旦希望设置军队的时候，即便不对宪法进行特别的修改，而只通过一般法律的规定，军队还是可以重新恢复的，这是一种观点。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删除之后并不意味着不能拥有军队，但是作为独立国家，还是应该把军队的统帅问题写入宪法为好。”

由此可见，该委员会虽然有写入和不写入的两种主张，但这只是进退之策的分歧，在日本今后应该拥有军队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独立国家理所当然地应该拥有军队”，这是日本保守势力一致认定的基本观念。在战争刚刚结束、在占领军直接介入改宪之前，日本统治阶级表现出的这种思想才是真实的。然而，这种在占领军直接介入之前表现出来的、与此后宪法修改的基本精神完全大相径庭的思想并未引起学术界应有的注意。

事实表明，必须维护天皇制、必须依靠军事力量，才是日本统治阶级穿越战前、战后而不变的国家理念，才是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原点。二、“宪法第九条”与“保存国体”

1946年1月11日，美国三部调整委员会将列为“最高机密”的《日本统治体制的改革》(即SWNCC-228)，秘密送达到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的手中。在币原内阁忙于按照自身的设想进行宪法修改的同时，美国政府也在抓紧制定战后日本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和方案。

为什么直到对日占领开始后近半年，美国政府才提出日本政治体制改革的政策呢？实际上，对于美国来说，天皇制的处理不仅是高度敏感的政治问题，同时也是复杂的战略问题和文化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天皇制的处理是对日占领中的最复杂、最敏感的部分。

如前所述，在临近战败的时刻，以近卫、吉田茂为代表的保守势力就把维护国体作为最高战略指针。为了维护国体，日本统治者甚至提出了“一亿玉碎”的口号。在日本保守势力看来，天皇是日本民族的战略护身符，是日本超越战败危机的最大战略支点。但是，国际社会却把天皇制视为侵略主义的真髓，认为天皇制是明治以来日本军部、官僚、政党、财阀联合独裁统治体制的最坚固的堡垒，要想消除日本军国主义就必须彻底废黜天皇制，必须对以天皇为顶点的日本国家统治体制进行彻底的民主化改造。亚洲问题专家拉铁摩尔就曾经指出：“天皇是日本侵略的要素。在经济上，拥有巨大投资的天皇属于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的财界)。在军事上，天皇属于军国主义者，是军人信仰的精神源泉。在社会上，天皇将所有人置于其下，是传播‘劳动、服从、战斗’之道、经济、社会特权拱门的关键之石，因此，天皇同属于自由主义财界和军国主义两方面……必须认识到对日本天皇制只能寻求革命性的解决，否则我们(美国人)绝对不能制定出合理的对日政策。”

中国、苏联、澳大利亚以及遭受日本侵略的亚洲国家强烈要求废黜天皇，要求将天皇列为战犯加以审判、处刑。但是，在美国政府内部却存在着另外一种天皇观，这就是以格鲁为代表的知日派的主张。知日派认为天皇是日本社会稳定的唯一要素，其作用就好比是“蜂王”，如果日本脱离天皇就会出现结构性的坍塌。实际上，美国政府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就开始着手研究对日占领政策，就把天皇制问题作为最核心的问题加以研究。但是，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直到战争结束美国政府也没有对天皇存废的问题形成最终的政策。

美国之所以在天皇制处理上颇费踌躇，一方面是因为日本国民的尊皇观念确实根深蒂固难以改变，美国不得不慎重考虑。美国占领当局一直在密切监视着日本国民对天皇的态度变化情况。另一方面，苏联在战略上对美国的对日政策产生了很大牵制。美国非常担心在天皇制问题上处置不慎，可能导致对日本的失控，让日本出现倒向苏联的危险。值得注意的是，直到《日本统治体制的改革》出台，美国政府也还没有对天皇制形成最后的决断。《日本统治体制的改革》(SWNCC-228)在总体方向上，延续了《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后初期美国对日政策目标》确立的民主化、非军国主义化的总体目标，提出了包括修改宪法在内的共七项政治改革措施：(一)扩大选举权、建立对选民负责的政府。(二)拥有行政权的政府源于选民，并对立法部门负责。(三)立法部门由选民代表构成，对预算拥有专门议决权。(四)预算不经立法府同意不能成立。(五)保障基本人权。(六)都道府县职员由民选或地方官厅任命。(七)修改或起草宪法要通过能够表明日本国民自由意志的方法进行。

但是，在天皇制问题上该文件却提出了废除和保留两种选择方案。在废除天皇制的首选方案之外，还提出了一个对天皇的军事、行政权力进行限制的妥协性方案。具体内容为：“还必须建立防止日本重新出现‘双重政治’、国家主义的军国主义团体为了威胁太平洋将来的安全而再次利用天皇的规定。具体的保障条件是：(1)天皇对于一切重要事项，只能依照内阁的提议进行；(2)宪法(明治宪法)第一章、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以及第十四条所规定的关于天皇的一切军事权力都必须废除；(3)内阁对天皇的建议，天皇须接受；(4)皇室一切收入收缴公库；皇室费用必须与立法机构所批准的年度预算相符。”

但是，在战争刚刚结束、人们对战争的悲惨记忆犹新的战后初期，任何对战争罪行妥协的行为都会受到强烈的舆论谴责，都会承受巨大的政治压力。因此，尽管《日本统治体制的改革》提出可以把保留天皇制作为一个选择，但是却未做出最后的决断，而是把最后的裁决权留给了驻日盟军司令官麦克阿瑟。

不过，种种迹象表明，对日占领开始后不久，麦克阿瑟就倾向于保留天皇了。麦克阿瑟进入东京后，手下幕僚曾建议将天皇召至总司令部，以显示占领军具有凌驾日本一切统治权威之上的绝对权力。但是，这个建议立刻被麦克阿瑟否决掉了。在麦克阿瑟看来，天皇是一种巨大的政治统治资源，绝不能在天皇问题上刺激日本国民的感情。

1945年9月27日，在刚刚接替重光葵出任外相的吉田茂的竭力斡旋下，麦克阿瑟与天皇实现了首次会见。美国对日占领开始后不足一个月，美国最高军事占领当局就与日本最高统治者实现了第一次握手。

据麦克阿瑟在1964年出版的回忆录的记载，在第一次会见时，天皇曾经公开向麦克阿瑟表示承担一切战争责任，“我应对国民在遂行战争过程中在政治、军事两方面做出的所有决定和采取的所有行为承担全部责任。我将我本人交给以阁下为代表的各国裁决”。对于天皇的这一表示，麦克阿瑟在日记中记述道：“我被深深地震撼了。这是一种可能会带来死亡的责任，但是根据我所掌握的事实，他分明承担了不应完全归咎于他的责任。这种充满勇气的态度，让我的骨髓都为之震慑。在这一瞬间，我感到在我面前的天皇，在人格上堪称是日本最上等的绅士。”

但是，根据日本著名作家儿岛襄的考证，天皇根本没有做过“承担一切责任”的发言，只是对没能阻止战争而感到“遗憾”。儿岛襄是在1975年11月的《文艺春秋》上发表的文章中提出上述结论的。儿岛襄根据的是担任翻译的奥村胜藏当时所作的会谈记录。

2002年10月17日，日本外务省依据情报公开法首次披露了被尘封57年之久的天皇与麦克阿瑟会谈的外交档案。外务省公布的记录与儿岛襄的考证完全一致，关于战争责任问题，天皇是这样表述的：“关于这场战争，我本人竭力希望避免，但从最后爆发了战争的结果来看，自己深感遗憾。”

外务省的正式外交记录，揭穿了麦克阿瑟在回忆录中记述的不过是一个政治谎言。那么，麦克阿瑟为什么要把天皇塑造、美化成为一个勇敢地承担了一切战争责任的一流绅士？简单地说，就是要把天皇作为推进对日占领的政治工具，在政治上利用天皇。从麦克阿瑟回忆录中对天皇的赞誉之词，不难看出麦克阿瑟的心情，也不难看出两者之间的关系，已经是情投意合了。天皇与麦克阿瑟的会见、两者握手言欢，在战后日美关系中是具有重要历史象征意义的。在战争刚刚结束一个月时，这两种巨大权力，就一拍即合。这种会见完全超越了个人感情，是基于两国利益的高度政治化的。

麦克阿瑟在会见天皇时的心理活动可以印证这一点。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当时非常犹豫、不安，是不是应该把我本人并不想把天皇作为罪犯加以起诉的想法讲出来。一部分盟国，特别是苏联和英国，要求把天皇列为战犯的呼声异常强烈。如今，这些国家提出的首批战犯名单中把天皇列在了首位。我非常清楚这种不公正的做法将招致怎样的悲剧性结果，因此对这种动向采取了坚决地抵制。当华盛顿开始倾向于英国的意见时，我曾经警告过：如果那样，至少要增派一百万将士。如果把天皇作为战犯起诉，恐怕就得处以绞刑，那样就必须在日本实行军政，我敢肯定一定出现游击战。在谈话中，我感觉天皇比任何一个日本人都具有更健全的民主思考。天皇对日本精神的复活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占领的成功在极大程度上是有赖于天皇的诚实合作与影响力的。”

麦克阿瑟虽然是个职业军人，但却具有非常敏锐的政治头脑。他对由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实施深层次的政治、社会改造的艰巨性，对天皇的政治影响以及天皇对美国对日占领的潜在价值都具有冷静的判断。审判天皇，将招致“悲剧性结果”、“出现游击战”，美国必须增派一百万军队，实施军政，这都是麦克阿瑟对天皇的巨大影响力的认识。实际上，麦克阿瑟早就意识到从外表看来似乎是至高无上的占领权力毕竟是一种外在力量，必然受到各种复杂的内部的因素约制，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必须借助内部力量强化。

麦克阿瑟在回忆录中写道：“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表现出像日本在终战时那样彻底的屈服。”麦克阿瑟从中悟出的道理是天皇拥有巨大的精神权威，是对日占领的关键。因而，当总司令部从横滨迁往东京时，麦克阿瑟将地点选择在与皇宫仅隔着一条护城河的第一生命大楼。这也许只是一种巧合，但是寻求占领军的权力与天皇精神权威的结合，这确确实实是麦克阿瑟最为关注、最为渴望得到的。

威洛比少将发表过一个十分精辟的评论，他说：“麦克阿瑟把一切都算清了。他是一个不会失误的人。他非常清楚即便是在投降后的日本，天皇仍然拥有绝对的权威，换句话说，他要利用天皇的权威。”实际上，麦克阿瑟早就为对日占领设计出了理想的路线：利用天皇推进日本的民主化。而促成天皇与麦克阿瑟迅速实现会见的“大功臣”，则是时任外相的吉田茂。

吉田茂刚刚走马上任，就把促成天皇与麦克阿瑟“握手”作为头等大事。吉田茂敏锐地意识到麦克阿瑟的支持、庇护是日本保存国体的唯一出路。吉田茂在回忆录中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元帅在与天皇的会见中，对其人格产生了敬意，甚至对我这样说过：‘日本虽说已经战败，但是皇室的存在依然坚如磐石。如果能够以皇室为中心团结起来，日本的再建指日可待。’我觉得从元帅的心情来看，是不会容忍‘天皇陛下作为证人传唤的’。”“总之，元帅对我皇室表示出相当的理解和敬意，我坚信日本天皇与战犯问题无关，在让大多数日本国民感到安心，缓和日本人对占领军的恐惧、反感方面，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换言之，我认为元帅对我皇室所持的态度与方针，正是占领改革在整体上获得了历史成功的最大原因。”

1946年新年元旦，天皇发表了人格宣言。麦克阿瑟立即发表声明高度赞扬天皇的宣言，强调天皇“将对日本国民的民主化发挥领导作用”。转瞬之间，天皇就从日本军国主义的首领变成了民主改革的推动者。

必须指出的是，必须对天皇加以利用这种主张并不是麦克阿瑟的个人独断，美国统治阶层很多人都意识到在政治上利用天皇确实会给美国带来重大战略利益。实际上，早在1945年11月8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就向麦克阿瑟发出过一份特别指令：“在没有事先与参谋长联席会议商议，也没有接到经参谋长联席会议转交的意见，不可废黜天皇，也不采取任何准备废黜的步骤。”

1946年1月4日，艾奇逊曾经向杜鲁门总统建议，为了维护美国在日本的利益应采取行动保留天皇制：“简而言之，二者必择其一。第一个方案，我认为只是一种理想。我确信天皇是战犯(有的盟国也这样主张)。甚至日本人当中，也有人主张：既然天皇有终止战争的权威，他也就有制止战争爆发的权威。因此，我并没有改变原来那种要想使日本真正成为民主国家就必须消灭天皇制的意见。但是，考虑种种情况之后，我觉得我们现在应当采取的最好办法，似乎是第二个、更加慎重的政策。我们的军事力量正在急速复员，但障碍也正在出现。不言而喻，在必须利用、管理和改革日本政府的现状下，天皇是最有用的。官吏和一般国民均服从他。他已经表明要诚心帮助我们去达到总的目的。”

在接到SWNCC-228后不久，麦克阿瑟就向华盛顿发出了一封早就想发出的电报。这封签发日期为1月25日的电报，是回复参谋长联席会议此前要求占领军调查天皇是否犯有战争罪指令的一封复电。在电报中麦克阿瑟向华盛顿鲜明地表达了保留天皇制是美国对日占领唯一可能的选择的意见。复电内称：“在收到指令之后，立刻就可能对天皇采取的刑事措施展开了调查。但是，并未发现过去十年间天皇在行动上与日本帝国做出的政治决定有联系的任何具体、重要的证据……如果起诉天皇，一定会在日本人中间产生激烈的动荡，其影响是难以估量的。首先，必须大幅度增派占领军。最低限度也必须增加到一百万军队，并且军队必须无限期驻扎。”

对日本保守势力妥协允许其保留天皇制，这在一定意义上可维护美国对日本的控制，但是这种做法明显违背了国际社会对日和平改造的要求。当时国际社会要求严厉惩处天皇的呼声极为强烈。战败前夕，美国盖洛普舆论调查机构，曾经就对天皇应采取的处理方法问题进行过一次民意调查。其中，有36％的人主张应“处死、让他痛苦、让他饿死”。24％的受访者主张应将其“处死或者流放到国外”。10％的人主张应“提交审判，如果有罪就处刑”。

1946年初远东咨询委员会(FEAC)到访日本，对麦克阿瑟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刺激。

在对日占领的国际管理机构方面，1945年10月2日组成了远东咨询委员会(FEAC)。但是，这一机构只是一个咨询机构，只能在形式上对占领政策提出一些建议，对美国的对日占领并没有实际约束力。1945年12月16日，美、英、苏三国外长在莫斯科召开会议，重新讨论了对战败国的占领管理方式问题，并决定改组对日占领的国际管理机构，成立了由美国、英国、中国、苏联、法国、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以及菲律宾11个国家代表组成的远东委员会(FEC)和由美、中、苏、英四国组成的直接派驻东京的对对日占领进行监督的对日理事会，以替代并无实际作用的远东咨询委员会(FEAC)。远东委员会(FEC)的职责是负责制定对日政策，审查美国政府发给麦克阿瑟的各项指示，监督对日占领和对日改革的各项活动。按照这一管理架构，占领军只拥有在出现紧急事态时发布中间指令的权力，而在其他重大决策问题上必须与其他大国协调一致，美、苏、中、英四个理事国拥有大国否决权。宪法问题也被列为重大事项，按照规定美国不得独立做出决定。按照预定计划远东委员会将于1946年2月26日在华盛顿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正式启动。

远东委员会的成立，意味着美国的对日占领将被置于多边的国际管理框架之中，将受到来自包括中国、苏联在内的国际社会的监督。在麦克阿瑟看来，这简直就是对日占领的“大混乱”，是华盛顿犯下的严重错误，让对日占领重蹈对德国分区占领的悲剧。为此，麦克阿瑟直接引述了杜鲁门总统此前发表的观点，以说明华盛顿的政策前后不一致。因为杜鲁门总统确实曾经表示：“虽然我们希望让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但是，波茨坦的经验却让我下定了一个决心，就是绝不让苏联参加对日管理。”

对于1946年初远东咨询委员会的到访，麦克阿瑟和占领当局表现得异常敏感。因为在麦克阿瑟和占领军的眼里这次访问已经是不久即将成立、运行的远东委员会(FEC)的政治影子了。代表团在与民政局、麦克阿瑟的会谈中，多次询问宪法修改工作是否已经开始。但是，民政局和麦克阿瑟都坚决否认，一再声称改宪已超出了占领军的职权范围。实际上，这却让麦克阿瑟决心迅速采取行动，要赶在远东委员会成立之前完成改宪。排除远东委员会成员国，特别是苏联的“干扰”，按照美国的意志实施对日占领，这是促使麦克阿瑟“抢跑”的根本原因。

在远东咨询委员会在日访问期间，币原与麦克阿瑟在1月24日曾经举行了一次单独会谈。这次长达三小时的会谈，是关于保留天皇制的一次非常关键的会谈。

关于这次会见的史料有两个。其一，是来自麦克阿瑟的回忆录，其二，是来自会谈另一方币原的讲述，即所谓的《羽室笔记》。目前，很多研究都表明麦克阿瑟回忆录多处篡改了历史事实，在为自己进行政治辩解。麦克阿瑟本人也公开承认：这本回忆录并不是历史，也不是自传或日记，而是各种成分都有一点儿。因而在很多问题上都难直接把麦克阿瑟的回忆录作为实证依据。这样一来，关于这次会见的唯一可作考据之用的，就只有《羽室笔记》了。

所谓的《羽室笔记》，是由枢密院顾问官大平驹槌的女儿羽室三千子完成的币原与其父亲的谈话录。这一史料经常被引用，但是所有的引用都有意、无意地漏掉了开头部分的一个关键性的注释，进而使得整个内容都被曲解了。为了澄清历史真相，在此拟对这一史料做一较为完整的引述：“今年正月天皇发出了诏书。诏书的原稿是币原用英文撰写的……(羽室注：在我的记忆中，当时父亲曾经说，币原先生希望通过这一英文诏书消除国外对天皇的恐惧，并且对诏书所抱期望颇高，然而实际上却收效甚微，国外要求废除天皇制的呼声依旧不断，币原先生感到非常失望。)币原好像在病中思考了很多的问题。最担心的就是如何才能确保天皇制，(币原表示)如果不能维护天皇制则死不瞑目。(他说)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弄出点儿眉目来。再有，就是还想到了原子弹的情况，(他感到)运用这样可怕武器的未来战争将是多么可怕，另外还有就是如何才能维护世界和平等问题。所以，为了表达病愈的谢意，就在一月末拜访了麦克阿瑟，两人单独就各种问题会谈了三个小时左右……平时总是麦克阿瑟先说，而这次则是币原先开头。(币原)先是指着自己的头对麦克阿瑟说，自己的年事已高，不知在什么时候就可能死掉，因此无论如何也希望能在有生之年就看到天皇制得以存续，并且询问麦克阿瑟能否给予协助。对此，麦克阿瑟是这样回答的，即便是在美国国内要求废黜天皇的呼声也十分强烈。但是，对日占领没费一枪一弹，未流一滴血，就顺利实现了占领进驻，我深感此乃天皇威力巨大，因而非常尊重天皇。(我)认为对日本来说天皇还是必要的，所以愿意为维护天皇制尽力。因此，币原进一步就天皇的事情做了各种说明。特别强调说明了天皇发布新年诏书的前后过程、天皇是和平主义者等等。静静聆听的麦克阿瑟承诺一定要尽力协助，这样(币原)好像才稍感安心。接下来就开始谈到各种各样的话题。币原从世界不保持战力的理想主义论开始，当谈到要想从世界上消除战争就只有放弃战争时，麦克阿瑟突然站了起来，两手握着币原的手，眼里充满了泪花，说道正是这样。币原说他本人(对麦克阿瑟的举动)也感到有些惊讶。不过，经历了长期的悲惨战争的麦克阿瑟，或许已经真的彻底厌恶战争了。币原进一步提出对于已经失去世界信任的日本来说，必须清楚地向世界表明不再战争，可以说，这是作为战败国的日本重新取得信任的唯一堂堂正正的事情了，两人颇有共鸣，据说当天就这样分手告别了。”

以往的研究都把《羽室笔记》作为“第九条币原说”的直接依据，但是如果对这一史料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首先，如果把羽室三千子所做的注释和史料的整体内容联系起来加以分析，就可以看出，当天币原前往总司令部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一般所认为的那样，是为了感谢麦克阿瑟赠送新药盘尼西林而进行的礼节性拜访。实际上，这次拜访是具有高度的政治目的的，这就是寻求维护天皇制的对策、请求麦克阿瑟在保留天皇问题上给予大力协助。“无论如何也希望能在有生之年就看到天皇制得以存续”，这是币原开门见山的第一句，也是会谈的主题、正题和核心。

实际上，日本投降后最大的政治悬案，就是天皇制问题。维护以天皇大权为核心的国体，是日本保守势力战后处理的最高战略指针和行动的轴线。币原与麦克阿瑟会谈，不仅没有脱离这条轴线，而恰好是其中的最关键的历史一环。

此外，《羽室笔记》还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1946年元旦天皇发表《人格宣言》并非如以往研究所认为的那样，是向维护天皇制迈出了重要一步，实际上它却是日本企图维护天皇制的一次失败的行动。《人格宣言》发表后，把天皇制看做是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要求把天皇列为战犯的国际舆论依旧十分强烈。也就是说，币原走访麦克阿瑟，是在日本维护天皇制的行动陷入困境的情况下进行的。会谈中提出的“必须清楚地向世界表明不再战争”，是币原面对危机做出的“非常表示”。而且，这句话只是一种泛泛的提议，并非是指宪法方式。因此，绝不能据此就简单地得出币原就是宪法第九条的提案者的武断性结论。

丸山真男在分析宪法第九条时曾经指出，放弃战争的理想主义早就存在，一战后的国际联盟盟约、1928年的《白里安-凯洛格非战协定》，都提出“缔约国认为以战争手段解决国际纠纷是不正当的”，“放弃作为国家政策手段的战争”，真正具有历史突破意义的是把这种思想作为国家承诺写入宪法。发表和平主义宣言，与将其写入宪法，这两者之间是有着相当大的历史距离的。

把放弃战争和军备，作为国策写入宪法，这不仅需要政治家的政治勇气、决断，同时还必须以国家和民族的共同意志为基础。这样一种具有历史跨越性的重大国策，绝不可能由币原以一般谈话的方式提出，必须有内阁、国会的审慎而缜密的研究、论证，必须有政府的相关决议。但是，所有这些都不存在。客观地说，包括币原在内的一些日本政治家已经对核时代的军事力量的局限性有了某种程度的认识，但是，这并不等于他们认为军事力量无用，并不等于其决心彻底放弃军备。实际上，正如前面考察表明的那样，当时日本政府根本没有形成非武装的思想。宪法问题调查委员会一致认为“作为国家当然要拥有军备”，这种观念与彻底放弃军备思想完全是大相径庭的。

无论是从思想上分析，还是从事实上考证，宪法“第九条币原说”都不能成立。日本政治学者升味准之辅指出：“说币原在这时提议在新宪法写进放弃战争的条款，则是十分可疑的。根据1月下旬松本委员会和内阁会议的情况，是不可能进行这样的修改的。甚至要日本发表放弃战争的宣言恐怕也是十分困难的。”

实际上，放弃国家交战权的宪法第九条并不是日本统治阶层的真实信念的表达，而是日本保守势力为了维护天皇制，实现战后处理的最高目标保存国体而被迫采取的一种策略、一个政治“苦肉计”。

但是，币原的谈话却刺激了麦克阿瑟。当时麦克阿瑟焦虑的是如何才能化解因保留天皇制而形成的巨大政治压力。币原的谈话，恰好让麦克阿瑟看到了解除日本武装这样一个可以作为废黜天皇制的“替换”性条件，可以以此作为保留天皇制的政治“避雷针”。这才是1月24日会谈的实际历史意义。

2月1日，也就是远东咨询委员会访日代表团从横滨离开日本的当天，《每日新闻》记者西山柳造将《松本案》在报纸上全文曝光。这个彻头彻尾的保守化的宪法修改案，完全背离了《波茨坦公告》的和平化、民主化的基本精神，引起了国内外舆论的强烈批判。在新闻曝光的当天，民政局长惠特尼向麦克阿瑟紧急提交了《就宪法修改问题致最高司令官的备忘录》。在备忘录中，惠特尼提示说，在远东委员会正式成立之前，总司令部拥有修改宪法的权限。这实际是在提醒麦克阿瑟为了掌握改宪的主导权应在委员会成立之前“抢跑”。2月2日，惠特尼又在向麦克阿瑟提交的“松本案”的英译本的附件中，进一步明确建议说，如果等到日本正式提出一个让美国政府难以接受的宪法案之后，再强令日本政府重新修改，那在政治上就将陷入被动。从策略的角度看，不如在此之前就向日本政府提出宪法修改的原则。

2月3日，麦克阿瑟向惠特尼出示了史称为“麦克阿瑟笔记”的宪法修改三原则，具体内容如下：天皇为国家元首。皇位世袭。天皇依据宪法行使其职责和权力。宪法应反映国民的基本意愿。废除国权发动的战争。日本放弃以战争手段解决国际纠纷、维护自己的安全。日本的防卫和保护将委托给世界上逐渐发展起来的崇高理想。日本将来也不考虑拥有陆海空军，日本军队没有交战权。废黜日本的封建制度。除皇族之外，贵族权力只及现存的一代……预算类型仿照英国。

2月4日，惠特尼在民政局召开了制宪秘密会议，传达了麦克阿瑟的“三原则”。惠特尼提出：“从今天开始的一周内，民政局将承担起制宪会议的作用。麦克阿瑟元帅把为日本国民起草新宪法的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委托给了民政局。民政局草案的基础，应是麦克阿瑟元帅概括的三项原则。”由此，揭开了美国占领当局直接起草宪法的序幕。

2月8日，宪法问题调查委员会委员长松本烝治向总司令部提交《宪法修改要纲》。不过，总司令部这时早已了解了日本政府修改案的全部内容，只是为了避免引起日本方面不必要的猜疑，总司令部才暂且把“松本案”作为“日本政府非正式提出”的方案收下。实际上，此时民政局正在不分昼夜地加速进行宪法的秘密起草工作。经过一周的连续奋战，民政局终于在2月12日完成了宪法的草案，并且得到了麦克阿瑟的批准。这就是史称的“麦克阿瑟案”。

1946年2月13日，惠特尼率民政局要员前往日本外务省。惠特尼一行与吉田外相、松本国务大臣和终战联络局参与白洲次郎、外务省翻译官长古川元吉就宪法问题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

会议开始前，日本方面早早就将“松本案”预先摆放在会议桌上，这表明日本方面一心打算要以“松本案”为讨论对象。但是，会谈刚一开始惠特尼就向日方郑重宣布：“最高司令官完全不能将贵方先前提出的宪法修改案，作为自由与民主的文件来接受。司令官非常了解日本国民强烈希望以自由开明的宪法守护他们以免遭受过去的独裁与不正当的统治的要求。最高司令官命我带来的文件，体现了日本形势所要求的各种原理，并且命令我在这里亲手转交。”

惠特尼的谈话，意味着占领军彻底否决了日本政府提出的松本草案。当时在场的日本代表全都惊呆了。据美方的记载，当时吉田茂的表情最为严峻，“惊愕、忧郁、沮丧”。早就预料到日方将会极力抵制的惠特尼，即席转述了麦克阿瑟的长篇谈话。这是一段可以显现战后宪法制定中的政治暗流的历史证言：“不知诸位是否清楚，最高司令官正承受着愈来愈强烈的要求将天皇列为战犯的国际压力，最高司令官决心抵制这种国际压力保护天皇，迄今为止最高司令官一直在保护着天皇……但是，诸位，虽说是最高司令官但也并不是万能的，最高司令官认为，接受宪法各项新的规定的最切实的问题，在于它能让天皇安泰。最高司令官还认为接受这一宪法能让日本早日脱离联合国的管理获得自由。另外也能将联合国所要求的基本自由赋予日本国民。最高司令官还指示我转达这样的意见，希望将这一宪法提交给贵国政府和党，以考虑采用。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把这一方案作为得到最高司令官全面支持的方案向国民公布……麦克阿瑟元帅认为这是保留被大多数人认为是反动的保守势力权力的最后机会。你们所能做的只有迅速左转……接受这一宪法草案是你们可以保留在权力宝座上的唯一道路。”

日本方面所做的纪要远比民政局的简略，但是实质内容却完全一致，就是在政治上让步是确保天皇安泰的唯一道路：“惠特尼提出，本案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不是要强迫贵方接受。麦克阿瑟元帅为了抵制美国国内强烈的反对势力维护天皇，经过苦心和慎重的思考才提出了一个觉得这样做才没问题的方案。”

面对占领军提出的放弃军备、天皇象征化的“麦克阿瑟案”，币原内阁企图以“松本案”为基点进行坚决的抵抗。

终战联络局参与白洲次郎频繁到访总司令部，反复游说占领军接受“松本案”。2月15日，白洲次郎在致惠特尼的一封信中声称“松本博士年轻时候曾经是一个相当热衷的社会主义者”，相当进步，“松本案”与麦克阿瑟案，虽然选择的道路与方法不一样，但是“在精神上完全一致”。

2月18日，松本国务大臣通过白洲向总司令部提交了《宪法修正案的补充说明》，以各国历史、国情不同，发展民主政治的道路、方式也会不同为由，进一步为日本政府的保守主义的立场进行政治辩护。松本在补充说明中提出：“世界上的民主主义宪法的典型”，可以举出英国宪法和美国宪法，出现这两种不同宪法的原因，在于“两国的历史、国情与民情不同”，“本来一国的法制多须等待自身发展”，强行采用彻底民主主义的宪法，也有“不仅没有达到目的，相反导致希特勒登台”的那种情况。

随后，补充说明还进一步对“松本案”进行了直接辩护：“宪法按照国民国情来制定往往会导致好的结果。(日本案)在外表看来多少有些温和，这一修改案期望避免在形式上触及现行宪法而导致在国民中占多数的保守派或中间派出现没必要的反感。但是，上述方案实际上已经向英国式的议会民主主义方向迈出了相当大的步子了。”

对于松本国务相的保守抵抗，惠特尼的回答异常果断。他认为“松本案”没有任何讨论的价值，并限令日本政府必须在48小时内作出答复，否则将“直接向国民公布这一宪法草案，那样，这一问题也将成为不久即将举行的选举战中的一个主要争论点”。

总司令部的最后通牒，让币原内阁陷入了被动。2月19日，也就是日本政府在接到“麦克阿瑟案”的第六天、惠特尼发出最后通牒的第二天，币原内阁才被迫召开了内阁会议讨论是否接受“麦克阿瑟案”。在此之前币原内阁不仅没有召开内阁会议就“麦克阿瑟案”进行过讨论，甚至连“麦克阿瑟案”都被严令封存，了解其中具体内容的仅限于首相币原和直接从惠特尼手中接受方案的三人。

在内阁会议上，松本报告了13日会见的情况。三土内相、岩前法相和币原首相都表示，“我们不能接受”。但是，厚生相芦田均却冷静地提出：只有接受没有其他选择。根据芦田日记的记载，当时是这样表示的：“美国方案一旦公布，我国报纸一定会追随表示赞成。那时，现任内阁再表示不能承担责任而辞职，就会出现接受美国案的一伙人，并且这也会对紧接着到来的总选举产生巨大的影响。我做了表示上述担心的发言。”

当天的内阁会议未能形成统一意见，只是决定由币原再度前往总司令部与麦克阿瑟进行交涉。

2月21日，币原前往总司令部会见麦克阿瑟。两人又进行了一次长达三小时的单独会谈。麦克阿瑟发表了一次“大演说”，详细阐明了就宪法问题的种种考虑，这段演说清晰地揭示了战后日本宪法修改背后隐含的历史秘密。

2月22日，币原再度召开内阁会议，会议是由币原转述麦克阿瑟的“演说”开始的。麦克阿瑟谈话的主要内容为：“吾辈确实诚心诚意地为日本着想。拜见天皇以来，我就想着无论如何也要让天皇安泰。(我们)也理解币原男爵是在为国家而诚实地努力。但是，我接到了远东委员会在华盛顿讨论的有关内容的报告，确实令人不快。那种不愉快远远超出了总理想象的程度。我甚至怀疑自己最后还能否维持这样的地位。一想到今后会怎样，自己也深感不安。由于担心日本复仇，苏联和澳大利亚要竭力采取(预防性)措施。美国案宣布的宪法关键在于(维护)天皇。第一条所规定的就是继续保留天皇的帝位。因而，我相信它与日本案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甚至不如说，美国案努力的目标就是为了维护天皇。我们的基本构想，就是草案第一条(关于天皇的规定)和抛弃战争的规定。明确写明主权在民，就是可以明确把过去宪法规定的世袭相承的帝位进一步提高为依据国民的信赖。我相信这样做是可以提高天皇的权威的。另外，删除了关于军队的一切规定，在这一时刻，日本政府不应过度重视国内的动向，而更应该重视外国的想法，如果保留有关军队的条款，各国将会怎样说，绝对会认为日本企图恢复军备。为日本考虑，第二章声明放弃以国策发动的战争，我觉得日本可以成为一种精神领袖。(此时，币原插话说：虽说是领袖，但是恐怕没有追随者。)没有追随者日本又有什么损失，不支持是他们自身的错。如果是像松本案那样，世界一定会怀疑日本的真意，其影响是会让人寒心的。我认为那样不可能指望日本安泰。此时必须注意各国的动态，不接受美国案日本会丧失一个绝好的机会。”

麦克阿瑟对币原发表的演说，大体上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日本必须认清形势，认清战败国的被动地位、远东委员会对天皇制的严峻态度。二是为了确保天皇制，日本必须对世界宣布彻底放弃军备，从麦克阿瑟掌握的情报来看，这已经是确保天皇制的唯一道路了。“不接受美国案日本会丧失一个绝好的机会”。三是在维护天皇制这一点上，美国与日本保守势力的选择是一致的。从根本上说，“我相信与日本案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甚至不如说，美国案努力的目标就是为了维护天皇”。

麦克阿瑟的谈话，与惠特尼13日的谈话的思路完全一致，都是强调为了保留天皇制，彻底放弃军备、让天皇与行政权力相剥离是在当时政治形势下必须做出的妥协和让步。在这种形势下，内阁会议才在为了保全天皇必须割舍一切的悲痛气氛中决定接受麦克阿瑟案。内阁会议结束后，币原首相前往皇宫晋见天皇。吉田茂、松本、白洲等人，则再次前往总司令部进行进一步的具体交涉，以获得更大的让步。

吉田茂、松本等人在与总司令部民政局要员举行的会见中，松本提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交涉。松本提出：“能否不把放弃战争作为独立的一章，而(把相关内容)写到前言中。”松本的意图立刻被民政局识破。海军中校哈斯反问道：“松本博士，你的想法是不是想把放弃战争的表述变成(没有法律约束力)的原则性规定。”松本被迫回答道：“正是如此。”哈斯中校果断地回答道：“你的想法我们非常清楚。我们认为必须把放弃战争写入基本法的正文中。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只有这样做这一条款才真正有力。”惠特尼将军则补充说：“应该以一种特殊方式宣布这一原则。之所以没有把这一原则放入第一章而是放在了二章，是为了表达对天皇以及天皇在日本国民中所享有的地位的敬意。鉴于这一原则的绝对重要性，我本人很希望把放弃战争放到新宪法的第一章中。”

虽然，币原内阁还想就一些具体细节继续与占领军交涉。但是，币原晋见天皇后，天皇明确表示可以接受“麦克阿瑟案”。这成为日本接受“麦克阿瑟案”政治过程的一个关键。天皇的这一表态，也被评价为是继“终战诏书”之后的“第二次圣断”。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日本战后宪法修改的过程，实际上是日本保守势力与占领军、盟国和国际和平势力展开的一次政治交锋。虽然，日本处在战败国地位，但是日本保守势力竭尽全力维护天皇制和传统的统治秩序。美国政府、麦克阿瑟从顺利推进对日占领的目的出发，对日本做了妥协，双方“合作”为保存国体开辟了道路。应该指出的是，利用天皇推进对日占领，并不是麦克阿瑟个人行为，而是美国政府、军事当局的共同判断和选择。日本接受放弃战争、军备的宪法条款，并不是基于和平主义的理念，而是为了化解国际社会强烈要求根除日本军国主义的政治压力、为保留天皇制而做出的以策略掩护战略的选择。三、保守势力的抵抗与“国体不变论”

2月26日，按照内阁的决议，入江俊郎法制局次长、佐藤达夫法制局第一部长开始在松本国务大臣的领导下将麦克阿瑟案日文化。从表面上看，这只是一个翻译的过程。实际上，日本方面却再次试图将保守主义观念塞进宪法修改案中，企图继续进行保守主义的抵抗。“麦克阿瑟案”第一条，关于天皇地位的规定，原案的表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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