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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汶奎

出版社：哈尔滨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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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暗杀试读：

前言

提起暗杀，人人都会心生恐惧，同时对其背后的神秘内幕也充满了好奇。一般情况下，人们把形形色色的暗杀根据目的的不同分为五种：直接为国内政变服务的暗杀、为影响国内政治动向服务的暗杀、为两国或割据势力间斗争服务的暗杀、个人或江湖仇杀、恐怖主义暗杀。

第一种直接为国内政变服务的暗杀，一般都发生在政变的初期阶段，在这一时期实施暗杀，对对方势力很有威胁效果。但是，暗杀也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如果被暗杀者的势力远远超出暗杀者的势力，即使暗杀成功了，整个政变也会失败。共和派对恺撒的暗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恺撒虽然被杀死了，但是暗杀者最终也没成为掌权者，相反他们一个个相继死亡。第二种为影响国内政治动向服务的暗杀——袁世凯对宋教仁的暗杀就是如此，这是掌权者在变动时期对政敌首领的暗杀。被暗杀者一般都是大人物，他们有保镖保护，相对来说不容易被成功暗杀，有一些实施暗杀者甚至遭到抓捕最终被杀死。第三种为两国或割据势力间斗争服务的暗杀，这种暗杀富有较重的理想主义色彩，主要是为了制造反抗声势，给对方以打击。像日本人对张作霖的暗杀就属于这一种。第四种为个人或江湖仇杀，这种暗杀主要是由一小伙暗杀分子的个人信仰、精神问题及个人恩怨引起的，不一定受某个大的政治势力的支配。这种暗杀一般比较容易成功。第五种为恐怖主义暗杀，一般都是针对平民的暗杀。在过去没有，因为过去普通老百姓与政治联系不大，没必要暗杀。只是在近代，由于人人平等，人人都有发言权，所以才出现了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暗杀。这种暗杀曾出现在以色列、美国等国家。

从事暗杀的有专门的特工小组、间谍组织等机构，很多国家都有暗杀机构，它们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以色列的摩萨德就是著名的情报机构，该机构曾经为了给在慕尼黑惨案中牺牲的11名以色列运动员报仇，制定了黑名单，按照名单上的人员进行逐一暗杀，最终将11名“黑九月”恐怖分子全部杀死。摩萨德还曾经暗杀过巴勒斯坦武装派别领导人。摩萨德的特工们具有超人的能力和智商，他们都是从成千上万人之中精挑细选出来的。其中也不乏美女特工，相比男性特工来说，她们具有自己的优势，常常用美色就很容易地完成了暗杀。

美国有多位总统遭到暗杀：亚伯拉罕·林肯、詹姆斯·加菲尔德、哈里·杜鲁门、罗纳德·里根、约翰·肯尼迪，在这些总统中，有的死于暗杀，有的在暗杀中幸免于难。据说，死于暗杀的总统，与传说中的特库姆塞的诅咒有关，但是里根的幸免于难似乎又把这个诅咒给打破了。

并不是所有的暗杀都能成功，也有许多失败的暗杀。像戴高乐曾多次被极端殖民主义分子和极右政客暗杀，但每次总能虎口脱险；还有美国中央情报局针对卡斯特罗的暗杀多达638次，但是卡斯特罗仍然直挺挺地站在政治舞台上，为古巴人民作贡献。一次次死里逃生的卡斯特罗曾嘲笑暗杀他的机构：“今天我还活着，但过错不在我，而在美国中央情报局。”

本书所选的都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暗杀事件，全书从“摩萨德暗杀机器”、“美国暗杀谜案”、“失败的暗杀行动”、“被暗杀的国家元首”、“政治变革中的暗杀行动”、“民国刺杀疑案”等几个方面为广大读者讲述一个个精彩而又真实的故事。读者可以从中了解到重大历史事件的幕后真相，对历史有一个更为详细全面的了解。

1.天谴行动：以上帝的名义复仇

1970年9月6日，“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劫持了英国、德国和瑞士的飞机到约旦机场，将飞机上美国、英国、以色列、联邦德国和瑞士的乘客全部扣留，以此来营救被关押在德国、瑞士、以色列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员。但飞机在降落时发生大爆炸，全部乘客无一人生还。9月12日，他们又在沙漠中炸毁三架飞机。

劫机事件让约旦国王颜面扫地，战争终于爆发了。9月17日，在安曼街道上约旦军队开枪射击巴勒斯坦人，并在难民营里大开杀戒。几万巴勒斯坦难民就这样死于非命。该事件发生在9月，就被称为“黑九月事件”。为了纪念“黑九月事件”，巴解组织便成立了一支特别行动队，专门从事恐怖活动，这支特别行动队被称为“黑九月”。

1972年9月，第20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德国慕尼黑举行。奥运会一直备受世界人民的关注，然而这一次的奥运会，却成为以色列人民心中永远的痛。

1972年9月5日，“黑九月”成员进入了奥运村，杀死了两名以色列运动员，并劫持了九名运动员作为人质，要求释放关押在以色列监狱中的234名巴勒斯坦人。以色列政府便同恐怖分子进行周旋，最终“黑九月”恐怖分子将九名人质全部杀死，这就是有名的慕尼黑惨案。“黑九月”特别行动队制造的这次慕尼黑惨案让德国颜面扫地，也让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批准了扎米尔的报复性暗杀行动计划。扎米尔把这次暗杀行动命名为“上帝的复仇”，并成立了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叫“死神突击队”。“死神突击队”分成11个小组，每个小组负责暗杀一个目标。为了一命抵一命，米扎尔在死亡名单上列出了11个暗杀目标。“死神突击队”中的每个小组在接到任务的同时都会接到一份关于暗杀目标的详细资料，他们看完后熟记在心并将其烧掉。对每一次的暗杀行动，暗杀小组都要制订出详细的方案，然后报到摩萨德总部，经总部批准后方可执行。

第一个被暗杀目标是瓦埃勒·兹怀伊特，他排在死亡名单上的第四位。瓦埃勒·兹怀伊特长期在意大利罗马居住，他表面上是利比亚驻意大利大使馆的翻译，真实身份则是“黑九月”在意大利的头头，他曾策划了多起恐怖事件。1968年以色列航空公司从罗马飞往阿尔及利亚的班机就是他策划劫持的。此后，他又骗取了来罗马旅游的两位英国籍姑娘的信任，为她们做导游，在她们临上飞机前，瓦埃勒·兹怀伊特很大方地送她们收音机，天真的姑娘把收音机带上了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机。她们不知道这小小的收音机里面安装了定时炸弹，差一点造成机毁人亡的特大恐怖事件。

瓦埃勒·兹怀伊特居住在一个公寓大楼里。他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晚上都要去他的女朋友那里，从女朋友家出来后，都要在公寓大楼下的一家酒吧里坐一会，然后打个电话之后再出来。

1972年10月16日晚上10点左右，兹怀伊特照旧从女朋友家里出来，走向自己的公寓。公寓门厅和过道的灯一会开一会灭，所以这里时而黑暗时而明亮。对于这一点兹怀伊特早已习惯了，完全没有看出有什么不对劲。就在灯熄了突然又亮了时，以色列“死神突击队”的两名特工阿夫纳和罗伯特出现在兹怀伊特面前，一名特工很有礼貌地问道：“请问您是瓦埃勒·兹怀伊特先生吗？”兹怀伊特借着一闪一闪的灯光打量了眼前这两个人，他们着装很随意，看不出有什么异样，于是没对这两名特工产生怀疑。正当他要点头时，另一位特工问他：“您是瓦埃勒·兹怀伊特先生吗？”这时兹怀伊特感觉到事情不妙，便马上回答：“不是。”可阿夫纳和罗伯特已经借助灯光认出了眼前这位正是暗杀的目标。他们半蹲下身，撩起上衣，抓住手枪柄。一秒钟后，装有消音器的贝雷塔手枪发出几声柔和的枪响，没有武器和保镖护身的兹怀伊特身中14枪，随即倒地身亡。

事后有人说，好像看到在公寓门口有一辆绿色菲亚特125型小汽车，里面有一男一女在说笑。突然，从公寓大门内跑出来两个男子，他们跳进这辆汽车，汽车立刻疾驰而去，短短几秒钟的工夫，就在夜幕下消失。几天后，人们找到了目击者所说的菲亚特125型小汽车，但是车上没有发现任何痕迹，就连指纹也没有。

为了杀死兹怀伊特，摩萨德前后共花去35万美元，这笔高额的费用在摩萨德领导人扎米尔看来，很值得。

摩萨德的第二个暗杀目标是马赫穆德·哈姆沙里博士，他排在死亡名单上第三位。他表面上是一位外交官，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巴黎的正式代表，在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办事处工作，主要负责一份名叫《法赫特新闻》的时事通讯。他利用外交官的身份策划了多起著名的恐怖活动，他曾策划暗杀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但暗杀没有取得成功，后来又策划了飞机爆炸事件以及慕尼黑惨案。据可靠情报，他现在正筹建一个新的恐怖组织，网罗一些无政府主义人士从事恐怖活动。哈姆沙里的朋友们都认为他温文尔雅，一派绅士风度，他举止大方，穿着得体，比任何一位外交官表现得都要好。他的妻子是法国人，他们还有一个女儿，他们住在巴黎第14区一栋中产阶级公寓里。由于没有任何人知道哈姆沙里的真实身份，所以一直以来他们过着很幸福的生活。

哈姆沙里与瓦埃勒·兹怀伊特不同，他具有非常高的警惕性，他的身边从不间断警卫人员，就连他家附近的街道上都有警卫暗中保护。特别是在兹怀伊特被暗杀之后，哈姆沙里进一步加强了安全工作。暗杀小组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分析，最后决定在哈姆沙里家中的电话底座上安装一枚小型炸弹，因为哈姆沙里每天都要接打电话。

1972年12月5日，在哈姆沙里所在公寓旁边的一座楼房里，有一个管道工在修理水管。没有人在意这个不起眼的管道工，不一会儿，他便进入了哈姆沙里的公寓。其实，这个管道工是摩萨德的军械师，他训练有素，技术十分熟练。几分钟的工夫，哈姆沙里家中的电话便出问题了，时好时坏，但大部分时间是坏的，一连两天都这样。怒气冲冲的哈姆沙里强烈要求电话局派人来维修。当时天色已晚，但维修电话的师傅还是来了。哈姆沙里和警卫一直在看着这位师傅检修电话，可他们谁也没看见这位师傅把一枚新型炸弹安在了电话机的底部。这枚新型炸弹只有在无线电遥控下才能引爆，一般情况是不会爆炸的。

12月8日上午8点左右，哈姆沙里的夫人送女儿上学去了，家里只有哈姆沙里。在两天前，有一个自称是“意大利记者”的人给哈姆沙里打过电话，说想采访哈姆沙里。因为哈姆沙里是巴解组织发言人，平时也经常有记者采访他，所以他对这次的采访没有在意，并和那位意大利记者约好在他家楼下的咖啡馆里见面。意大利记者说他一到咖啡馆就往哈姆沙里家中打电话。就在哈姆沙里的夫人和女儿出门后不久，电话铃响了。哈姆沙里拿起听筒，问对方是谁，对方说自己是约好采访哈姆沙里博士的那名意大利记者，然后就问他是否是哈姆沙里博士，哈姆沙里不假思索地说：“对，我就是哈姆沙里。”刚说完就听到一阵蜂鸣声，然后电话机就爆炸了，接着哈姆沙里躺在了地上。但他并没有立即死去，而是在医院里躺了一个月之后才死去。

摩萨德的第三个暗杀目标是侯赛因·阿巴德·希尔，他排在死亡名单的第十位。他大部分时间居住在以色列人不大可能去的叙利亚大马士革，他一般不带武器，也没有保镖。表面上侯赛因·阿巴德·希尔是一位东方语老师，其实他的真正身份是巴解组织的联络员和组织者。摩萨德行动小组得知，侯赛因·阿巴德·希尔在1973年1月22日将会到达塞浦路斯。于是负责本次暗杀行动的人员也在当晚赶到塞浦路斯。1月23日晚，化名侯赛因·巴沙里的侯赛因·阿巴德·希尔手持叙利亚旅游护照，住进了一家名为奥林匹克的饭店。他隔壁住的是一对来这里度蜜月的以色列新婚夫妇。

暗杀小组总结了上次没把哈姆沙里当场炸死的经验，为弥补上次的不足，他们决定在希尔的床底下多放一些压力炸弹。但同时摩萨德头头儿扎米尔担心会伤到隔壁的那对新婚夫妇，而爆破专家向扎米尔保证，绝对不会连累到其他人。

第二天，也就是24日，暗杀小组成员趁希尔外出之时，偷偷进入希尔的房间，把炸弹安装好，然后破坏了房间里的灯，只有床头灯可以使用。只要床头灯熄灭就说明希尔在床上。

晚上10点左右，回到饭店的希尔进入了自己的房间，然后熄灯休息。暗杀人员在心里默数到10，按动按钮，紧接着传来一声巨响，惊天动地的大爆炸把希尔和他的床炸得粉碎。而隔壁那对新婚夫妇和饭店里的其他人员都安然无恙。

之后，摩萨德马不停蹄，按照“死亡名单”继续暗杀下去。第四个暗杀目标是巴西尔·库拜西博士，他排在“死亡名单”的第五位。表面上他是一位大学教授，其实他是“黑九月”的军需官，负责供应“黑九月”在欧洲的武器弹药，保障和监督通信系统等工作。暗杀小组从情报中得知了巴西尔·库拜西去巴黎的具体时间，于是一路跟踪而至。库拜西在巴黎机场附近找了一家廉价的旅馆住下了。他是个生活很有规律的人，白天，他经常在一家酒吧里和人接头，晚上他便在旅馆周围散步，然后回到住处休息。

4月6日夜，他依旧像平时那样散步，生性谨慎的他边走边观察四周，不过他没发现什么异常情况。这条街很冷清，一到晚上几乎没有什么行人，这也是库拜西选择在这里散步的原因，他感觉在这里散步相对安全一些，如有异常他能提前发现。当库拜西走到夏沃拉加得街十字路口时，听到有人喊他的名字，他下意识地抬起头，就在这时，两名特工同时掏出带有消音器的手枪向库拜西射击，库拜西惊恐地瞪大眼睛，然后血流如注，倒地而亡。同时，两名特工飞快上了对面的车，然后奔机场方向而去。直到第二天人们才发现库拜西被杀死在街道上。

接下来暗杀小组锁定了三个暗杀目标，他们分别是：六号目标卡马勒·纳赛尔，七号目标卡马勒·阿德万，八号目标马赫默德·尤素福·纳杰尔。摩萨德本次的行动计划是派突袭队前往巴解组织总部，将这三人一起除掉。1973年4月7日，突击队队员先到达目的地勘察情况。9日晚30名突击队队员赶往贝鲁特近海，他们枪杀了正在睡梦中的纳杰尔一家，写作中的纳塞尔被杀死，阿德万也当场毙命。本次激烈的枪战中，被杀的除了以上几位还有100多名巴解分子。

暗杀活动持续到1973年5月，此时“死亡名单”上只剩下四个目标了。暗杀小组便把下一个目标锁定在阿尔及利亚人穆罕默德·布迪阿身上。

布迪阿表面是阿尔及利亚国家大剧院的导演，真实身份却是“黑九月”的外交部长。因为他是导演，执导了几部具有政治色彩的戏剧，受到法国左翼分子的赞誉，所以在法国社交圈里比较有名。他经常外出，行踪不定，而且居无定所。6月，行动小组得到他在巴黎的消息后，便马上赶到巴黎，但是布迪阿时常更换住所，这给行动小组带来了一定的麻烦。

1973年6月28日上午6时45分，布迪阿的车停在了贝尔纳墓地大街上，他本人下车行走。摩萨德特工们打扮成修车工的模样，打开了布迪阿的车门，仅用了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就把炸弹安装在了布迪阿的车座下面。这种炸弹无须接线也无须定时器，完全靠压力打开保险，然后借助无线电信号引爆。11点，布迪阿回来了，职业的敏感让他预感到什么，他检查了自己的发动机和排气管，确认没有问题之后钻进了车子。此时，特工人员轻按了一下按钮，一声巨响传来，布迪阿的车子被炸上了天，布迪阿当场毙命。

暗杀行动进展顺利，死亡名单上的八个人已接连被杀死，还剩下三个人了。就在摩萨德准备干掉杀死以色列11名奥运选手的主谋人物阿里·哈森·萨拉马时，出现了一次失误。这一次的失误不仅暴露了执行任务的暗杀小组，而且导致摩萨德的“上帝的复仇”计划曝光。不仅如此，摩萨德的头头儿扎米尔被迫下台，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也辞职。鉴于此种情况，复仇计划不得不中断。

五年之后，接替扎米尔的是伊扎克·霍菲。而在这之前，死亡名单上的“黑九月”高级参谋哈达德因长时间服用摩萨德的秘密特工提供的有毒巧克力而离开人世，消失在“死亡名单”上。至此暗杀对象只剩下两个人了。

1979年1月，摩萨德的特工们得到了关于萨拉马的情报，这位让摩萨德付出惨重代价的人物被炸上了天，同时4个路人被炸死，18个行人受伤。

此时“死亡名单”上还有最后一个目标，他就是“黑九月”的爆破专家，阿布·达乌德，他也是杀害11名运动员的同谋。此前他曾被关在约旦监狱，出狱后隐藏得很好，摩萨德的特工们一直也没找到他的行踪。1981年8月1日，有一位特工在执行任务时偶然地认出了这位“黑九月”的头头儿，便开枪击毙了他。

至此，为11名运动员复仇的行动才落下帷幕。本次复仇行动长达九年，同时伤及了许多无辜的生命，由此震撼了全世界。

2.“短剑”行动：暗杀事件频频出现

雇用“美女刺客”搞暗杀，是摩萨德一贯使用的手段。这些美女刺客通过使用美人计引诱暗杀目标，在暗杀行动中，她们扮演的都是非常重要的角色，有时会亲手把炸弹引爆，有时会亲自动手杀死目标。哈马斯高官马巴胡赫就是被“短剑”小组女特工“盖尔·福利亚德”刺杀的，她显然是做了假护照，盗用了爱尔兰女子盖尔·福利亚德的身份。

在1972年慕尼黑惨案发生后，摩萨德就雇用美女特工搞暗杀，协助男特工们出色地完成了一个又一个暗杀任务。其实，此时美女特工在以色列已有数十年的历史。

1972年9月5日凌晨4时左右，几名“黑九月”特别行动队队员袭击了奥运村，把两名以色列运动员残忍杀害后又绑架了九名以色列运动员作为人质。谈判结束后，他们把以色列人质全部杀死。这一惨案发生后，以色列为了给11名运动员报仇，便发起了“上帝的复仇”行动，把参与制造慕尼黑惨案的相关人员一一暗杀。

惨案发生一个月之后，“黑九月”组织者之一瓦埃勒·兹怀伊特在罗马被摩萨德的特工暗杀。同年年底，他们又成功暗杀了另一位巴解组织的领导人马赫穆德·哈姆沙里。在以后的许多年里，摩萨德的特工们一直在执行暗杀行动，因为有“短剑”协助，几乎每次都暗杀成功。

暗杀行动中，摩萨德的美女刺客频频出现。曾经有一位美女刺客使用美人计将暗杀目标引诱上床(事先在床垫下安装好炸弹)，然后这名美女刺客称去一下洗手间，随后来到洗手间按下遥控按钮，引爆了炸弹，将身陷“美人计”的当事人当场炸死。

计划付诸行动以来，摩萨德特工们的暗杀都比较顺利，但是他们在暗杀“黑九月”头目阿里·哈森·萨拉马时却意外重重，麻烦不断。萨拉马是策划慕尼黑惨案的主要人物，摩萨德一定要杀死此人。萨拉马绰号“花花公子警察”和“红王子”，他五次都逃过了摩萨德特工的暗杀。而且一名摩萨德特工在暗杀萨拉马时还搞错了对象，错杀了无辜人员。为此，摩萨德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五名特工被关入监狱，摩萨德的头头儿扎米尔在世界各界的舆论压力下被迫辞职，同时也不得不暂停了“上帝的复仇”行动。

尽管行动被迫暂停，但是摩萨德没有放弃暗杀萨拉马的计划，只要萨拉马一天不死，摩萨德就会继续追杀他。但为了不引起众怒，避免再惹是非，摩萨德改变了暗杀方案，决定不让以色列特工插手此事，把暗杀萨拉马的任务交给英国籍女特工佩妮洛普。佩妮洛普长期居住在德国，这次她终于得以施展自己的能力，便欣然接受了摩萨德安排的暗杀萨拉马的任务。

佩妮洛普生于英国一个很富有的家庭里，她在以色列一所大学里学习时被摩萨德选中，成为了一名摩萨德女特工。她被人们称为“以色列的玛塔·哈莉”——玛塔·哈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非常有名的女间谍。

佩妮洛普在被派往德国之前接受了几年特工训练，拥有了相当高的技术和能力。在德国的三年时间里，她一直处于休眠状态。1978年，她接到了第一次暗杀任务，终于脱离了休眠状态，就是暗杀萨拉马的任务，这是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暗杀任务。

1978年12月，佩妮洛普从德国赶到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市，并在鲁维登区租下了一套房子，萨拉马就住在附近，佩妮洛普很容易就能找到目标。邻居们都认为佩妮洛普是一位外国画家，她给人的感觉是脾气有点儿怪，整日无所事事，除了画画就是和一只小猫玩，但她好像从不悲伤或者忧愁。

熟悉了周围环境之后，佩妮洛普扮演了一个巴解组织支持者的角色，利用自己的美貌很快接近了萨拉马，并成为萨拉马的朋友，他们坐一辆车出门，一起吃饭，甚至还在一个游泳池中游泳。佩妮洛普对萨拉马每天的行程安排了如指掌。摩萨德另一名特工冒用彼得·斯克里维的名字抵达贝鲁特市，找了一家旅店。然后他来到一家汽车租赁公司，在那里租了一辆大众牌轿车。“斯克里维”把车开到事先找好的一个秘密车库里，在租来的车里安装了45公斤的炸药。“斯克里维”做完这些以后马上离开了黎巴嫩。紧接着摩萨德第三名特工赶到贝鲁特市，他把这辆装着炸药的车开到了萨拉马的公寓附近，停在了路边上，这辆车距萨拉马公寓也就100米，佩妮洛普在自己的公寓里能很清楚地看见这辆汽车。

1979年1月22日下午3时左右，萨拉马离开公寓准备外出。有四名保镖保护着他，他们坐上了一辆雪佛兰旅行车。当雪佛兰旅行车经过那辆停在路边的大众轿车时，忽然一声巨响，大众轿车爆炸了。坐在雪佛兰旅行车上的萨拉马和他的保镖被当场炸死，此外还炸死了一名德国修女和数名英国学生，同时还有18位行人受伤。爆炸发生后一些报道称炸弹是由定时装置引爆的，而知情人士则说是由佩妮洛普在公寓里遥控引爆。

炸死萨拉马的暗杀行动让整个世界为之震惊，爆炸发生后，佩妮洛普消失了，没有人知道她的下落。

摩萨德另一位“美女刺客”帕特丽西娅·罗克斯伯鲁和佩妮洛普相比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佩妮洛普的暗杀堪称“完美一击、全身而退”，而帕特丽西娅却以失败告终，她因错杀了人而送被进了监狱。帕特丽西娅是南非人，原名叫做西尔维娅·拉菲尔，她的父亲是犹太人，母亲是基督教信徒。以前她对以色列并没有什么好感，但当她看了里昂·尤里斯的著作《出埃及记》后，竟然对以色列产生了一定的兴趣。大学毕业之后便来到了以色列，在那里做了一名英语老师。就在那时她意外地被摩萨德的头目看中，引领她加入了摩萨德。帕特丽西娅加入摩萨德之后接受正式训练，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女特工。1969年，长相出众的帕特丽西娅用“美人计”迷惑了一名英国记者。这位名字叫乔恩·斯万的记者时常采访一些中东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帕特丽西娅成为了乔恩·斯万的女朋友，并以摄影记者的身份陪同乔恩·斯万一起采访了一些重要人物。在这期间，她刺探到了许多高级机密，并把这些高级机密及时汇报给了摩萨德。

后来帕特丽西娅参与了暗杀萨拉马的行动，在挪威利勒哈默尔市的那次暗杀行动中，她错杀了摩洛哥裔服务员。之后她被挪威警方逮捕，在监狱里待了五年。刑满之后她回到了南非，重新使用自己的真名拉菲尔，并和丈夫一起生活着。2005年，67岁的帕特丽西娅因癌症治疗无效而离开人世。摩萨德的一些老同事听闻此事之后，在以色列为她举办了一个隆重的葬礼。“短剑”小组的女特工都是特工中的精英，她们接受了全部的训练，包括搏斗、高科技武器、高速驾驶等，还有一种不为外人所知的追踪术。

每一位“短剑”小组的特工都会意识到，加入了“短剑”就相当于加入了一个大家庭中，这个家庭会全力保护她们每个人的安全，但同时为了这个大家庭，每个人也要尽全力付出，包括生命和其他一切。

谢丽尔·本托夫是“短剑”小组另一位著名的女特工，“辛迪”是她的特工代号。

她的家乡是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她在以色列学习时认识了一名以色列特工，并和他发展成为男女朋友，双双坠入爱河。受男朋友的影响，她自愿加入了摩萨德。她之所以被“短剑”小组吸收是因为她那高达140的智商，让人无比羡慕。摩萨德的相关负责人问谢丽尔，在执行任务时，如果需要她和另一个男人上床，她会这样做吗？谢丽尔不假思索地说，如果在执行任务时，必须使用美人计才能完成任务，那么她不在乎和另一个男人上床。

1986年，迪莫纳核研究中心前技术人员莫迪凯·瓦鲁鲁因向《星期日泰晤士报》泄露了以色列核武器计划，被摩萨德锁定为抓捕目标。谢丽尔使用美人计，成功将莫迪凯·瓦鲁鲁诱捕。谢丽尔因此一举成名。“盖尔·福利亚德”是涉嫌刺杀马巴胡赫的女刺客，她在迪拜酒店中的一切情况都被酒店的监控摄像机拍录下来。调查人员从录像中看到“盖尔·福利亚德”超出常人的动作及手段，认定她是摩萨德“短剑”小组的女特工之一。“盖尔·福利亚德”在成功刺杀了马巴胡赫之后消失了。有人猜测，“盖尔·福利亚德”可能会进行高科技整容手术，把自己的容貌完全改变，变身为另外一个人。刺杀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人和她取得联系，包括她的丈夫、家人和朋友。但大家都知道，“盖尔·福利亚德”已经是摩萨德的女英雄，是他们心中的骄傲。

3.谍影重重的迪拜“暗杀门”

2010年1月20日13时30分左右，在迪拜五星级的布斯坦罗塔娜酒店内，一位服务员像往常一样打开房间的门准备打扫房间，他看到一个人躺在床上一动也不动。走近细看，才发现这个人已经死亡。于是该服务员马上报警。这位已死亡的人便是哈马斯高官马巴胡赫。刚开始警方没有发现他杀的迹象，因为酒店的门完好无损，窗户也没打开，一切都是完好的，现场也没有任何作案痕迹。警方认为马巴胡赫是突发心脏病而死。后来法医在马巴胡赫的体内发现了过多的琥珀酰胆碱，才认定他是被人暗杀。

琥珀酰胆碱在临床医学中常被用作麻醉剂，可以让肌肉松弛，它进入人体后能造成短暂的神经麻痹。医学中，为了防止病人在手术过程中挪动身体，病人在接受手术之前常常被注射琥珀酰胆碱。这种药物一旦进入人体，病人就会迅速麻痹，如果在没有输氧的情况下，被注射者最终会在意识完全清醒的情况下窒息而死。琥珀酰胆碱还时常被用作执行死刑的注射药物，它会导致人因肌肉兴奋、呼吸急促而死亡。法医经鉴定认为，杀手给马巴胡赫注射了这种药后让他窒息而死，这样看起来马巴胡赫就像是自然死亡，没有他杀的痕迹。琥珀酰胆碱被注射之后，不容易在体内发现，但是杀手给马巴胡赫注射的琥珀酰胆碱过多，从而被法医鉴定出他是被暗杀，而非突发某种疾病死亡。

在事件发生的前一天，也就是1月19日上午10时，一架准备飞往迪拜的客机正停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机场，就在飞机准备起飞时，有一名旅客匆匆上了飞机。这位旅客便是马巴胡赫，此时他化名为阿布·阿巴德。当这架客机起飞之后，旁边的一个身穿黑衣的男子马上用手机发出一条短信：目标正在飞往迪拜的路上。这名发短信的男子就是负责监视马巴胡赫的摩萨德特工。从马巴胡赫在机场出现的那一刻起，他的一举一动就都在这位特工的监视之中了。身在迪拜的暗杀小组接到此信息之后，马上作好一切准备，一场完美的暗杀即将开始。

下午14时左右，马巴胡赫搭乘的这架飞机降落在迪拜国际机场。马巴胡赫使用的是假名字、假护照，所以迪拜当局并不知道哈马斯高官的到来，也不知道这位阿布·阿巴德就是马巴胡赫。马巴胡赫一向喜欢独来独往，他不像其他高官那样，走到哪里身边都有保镖保护。他的身边没有一个保镖，这也是让暗杀小组轻易得手的原因之一。

暗杀小组乔装成游客，分五队行动，四队负责监视，一队负责暗杀。案发后，迪拜国际机场的监控视频显示，马巴胡赫曾两次被暗杀小组的成员近距离接触——一次是马巴胡赫在机场航站楼里，一名暗杀小组成员曾站在马巴胡赫的身后，距离只有几步；一次是马巴胡赫等候出租车时，另一名暗杀小组的成员悄悄靠近他身边，并用手机拍了照，以便确认他的身份。

其实在马巴胡赫到达迪拜之前，暗杀小组的成员早已先后从巴黎、法兰克福、罗马、苏黎世等城市赶到迪拜，他们分别住进了布斯坦罗塔娜酒店和机场附近的其他酒店。他们早已在布斯坦罗塔娜酒店附近踩过点，探过情况，而且还包下特拉维夫酒店的一个房间，在里面秘密进行暗杀演练。万事俱备，只等着马巴胡赫出现了。

下午15点25分，马巴胡赫来到了布斯坦罗塔娜酒店。他谨慎地向四周看了看，确定没有可疑情况之后便来到服务台，并用阿布·阿巴德的假名字进行登记。正在这时，走过来一位男子像是准备咨询服务员什么情况，只见他把脑袋尽量地扭向右边，试图探听马巴胡赫和服务人员的对话。

马巴胡赫有一个习惯，每次入住酒店时都要事先采取一些防范措施，他特意挑选了没有阳台的房间，这样别人就不能轻易潜入房间对他进行伤害。同时他把房间的窗户锁紧，并且把装有重要文件的公文包存在了酒店的保险柜里。小心的他在酒店里没喝过一口水，因为他害怕有人在水中下毒。然而他却没想到，自己的一举一动早就被特工们监视了。

当马巴胡赫进入电梯时，他身后有两名男子也进了电梯，马巴胡赫没有在意这一高一矮的两个人，矮的留着小胡子，身体比较胖，长得不怎么好看。而另一个高个的要帅一些。他们身着运动装，手里拿着网球拍，有说有笑，像是来迪拜旅游的，没有人会想到他们就是一路跟踪马巴胡赫的特工。

马巴胡赫走出电梯后来到自己入住的230号房间。而那名高个男子穿过走廊，经过马巴胡赫房间时，记下了他的房间号，顺便也记下了230房间对面的房间号是237。暗杀成员在确认237房间没有人住时，便打电话订下了237房间，然后有七名暗杀小组成员先后进入了该房间，他们在等待时机杀死马巴胡赫。

下午17点，马巴胡赫从房间里走出来，他要离开酒店去见一个人。暗杀小组成员抓住这个机会，有四个人迅速地进入了马巴胡赫的房间。到了晚上8点多，马巴胡赫回到住处，有一名女特工乔装成酒店服务员的模样敲开了马巴胡赫的房间门，然后暗杀人员冲入房间。杀死马巴胡赫后，特工人员拍摄了马巴胡赫的随身文件，并反锁房门，在房门外挂上“请勿打扰”的牌子后离去，前后不到10分钟。

暗杀结束后，有四名特工离开了酒店二楼，接着237房间的其他人员也先后离去，最后离开的是在酒店大堂里望风的特工。

暗杀小组对收尾工作安排得也非常周密，不到数小时他们便分别搭乘飞机离境前往世界各地，他们在迪拜的逗留时间不到19个小时。

马巴胡赫双耳下有电击痕迹，鼻腔流血，枕头上有血迹，牙齿有伤痕，符合窒息而亡的基本特征。经验尸及化验血样和物证，发现马巴胡赫死于中毒。

案发之后，哈马斯官员巴尔达维勒声称，马巴胡赫被暗杀可能是因为泄露了自己的行程，以至于葬送了自己的性命。巴尔达维勒说：“马巴胡赫前往迪拜前曾打电话告诉家人他将入住的酒店，他还借助网络预订房间。这无疑对他的安全构成侵害。”

但是，对于巴尔达维勒的说法，马巴胡赫的家人并不认同。马巴胡赫的哥哥法耶克说：“他生前最后一通电话打给我。他没告诉我要去迪拜，也没告诉任何家人他工作和行踪的细节信息。”

真的是因为马巴胡赫的口风不严才被暗杀吗？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在案情调查前期，迪拜警方说此案涉嫌人员共有11名，其中有6名英国人、1名法国人、1名德国人和3名爱尔兰人。

从机场和入住酒店的监控录像中可以看到，10男1女共11人实施了这次暗杀行动，他们在马巴胡赫入境迪拜前一天就从不同的国家持不同的护照抵达迪拜，他们都不用信用卡而用现金结账，所使用的手机卡也都不同。11个神秘人之间没有直接通电话，但他们都向澳大利亚的一个号码频繁打电话。在马巴胡赫被暗杀后，这11个神秘人又分别乘坐不同的飞机离开迪拜，前后一共在迪拜停留了19小时。

接下来迪拜警方又有了新的进展，他们称嫌疑犯的人数增至18人，为了避免打草惊蛇他们没有公布这18名嫌疑犯的资料。

随着案情调查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指向了摩萨德。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警察局局长达西·哈尔凡·塔米姆3月2日称：“我已向迪拜检察部门递交报告，要求逮捕内塔尼亚胡和摩萨德负责人。我完全确信，凶手是摩萨德。”而以色列外交部长利伯曼则说，到目前为止没有证据说明此案就是摩萨德所为。

由于在作案时犯罪嫌疑人使用了英国、法国、爱尔兰、德国等不同国家的护照，这些相关国家要求以色列对假护照事情说清楚。因为摩萨德的特工常使用假护照进行暗杀行动，这次自然难逃干系。

英国在案发后要求以色列驻英国大使必须配合国际调查，说明护照的来源。爱尔兰外交部长马丁也表示，“任何破坏爱尔兰护照信誉的行为，爱尔兰均会严对待”，他们会追查到底。德国也将对马巴胡赫一案进行调查。2月25日，身为澳大利亚外交部长的斯蒂芬·史密斯与以色列驻澳大使进行了会见，他说：“我们的初步调查显示，这是一起严重的、通过伪造或盗用身份来滥用澳大利亚护照的事件。目前我们尚未得出结论，但我已向以色列大使表明，如果调查结果显示刺杀案件涉及的澳大利亚护照是以色列官方授意，或经以色列政府允许而伪造的，澳大利亚将认为这是不友善的举动。”并表示将对杀手在暗杀行动中是否使用了澳大利亚电话或手机卡进行调查。

面对各国的指控，以色列予以否认。尽管如此，哈马斯还是发出警告，对于此事一定要进行报复。马巴胡赫被杀案让哈马斯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再遭沉重打击，并引发一系列外交争端，英国、爱尔兰、法国和德国等欧洲国家与以色列的关系均因此出现裂痕。

4.苏珊娜行动：以色列特工的最大失败

在1954年7月间，埃及的多个城市接连发生了多起爆炸案件。最后经警方查明，这些爆炸案竟然是以色列特工干的。这次事件是以色列情报史上最恶劣的事故之一，让以色列备感丢脸，成为以色列的一件丑闻。此事不仅让以色列的形象大受影响，还连累了与此事毫无关系的以色列国防部长平哈斯·拉冯被迫下台。

1954年以色列总理摩西·夏里特和以色列国防部长拉冯等“鸽派”政治人物希望同阿拉伯人和解。埃及总理纳赛尔为了本国的安全与美国达成协议，只要美国对英国施加压力，让八万驻扎在苏伊士运河沿岸的英国军队撤离，埃及就会按照美国的要求，与伊拉克、土耳其签订防御条约。英国在美国的压力下，被迫同意将驻扎在苏伊士运河沿岸地区的八万英军撤走，但争取到了保留军事机场使用权的利益。看起来，世界正走向和平。埃、美、英这三国的事情与以色列本没有什么直接的利害关系，但在1954年5月，以色列情报人员得到了这三国的协议之后，以色列的“鹰派”人物感觉此事对以色列非常重要，关系着以色列的生死存亡。他们认为，英国军队撤离以后，以色列直接面对的将会是埃及军队，而埃及人很可能会把运河沿岸作为前沿阵地，向以色列发起进攻。更严重的是美国一定会倾向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将以色列抛向一边。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被阿拉伯国家包围的以色列就有很大的危险。另一方面，以色列的总理夏里特和国防部长拉冯正想方设法同阿拉伯人和解，虽然他们二人也不赞成埃、美、英三国之间的协议，但他们表面上也没反对。

于是，以色列军情处处长本杰明·吉卜利便提出了一项实施破坏的离间计：破坏美国人和英国人在埃及的财产，然后嫁祸给埃及以及在野派宗教团体，从而使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对纳塞尔产生不满并失去信任。这件事如果成功，美国政府对埃及的态度就会被重新考虑，美国也会重新对以色列友好。英国的驻军也不会撤离，埃及对以色列也不会有威胁，以色列的安全就有了保障，他们三国的条约将成为废纸一张。

本杰明·吉卜利是以色列“鹰派”青年军官，是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坚决反对与阿拉伯国家握手言和。他野心勃勃，立志有一天成为军队总参谋长，对埃及进行毁灭性的打击。25岁时，他就为犹太地下军“哈加纳”的秘密情报组织“沙伊”效力，在英国托管地从事间谍活动。因战绩卓越，在1949年成为军情处的第二把手。先后在英国和美国接受全面训练后，在1952年回到以色列担任了军情处处长，可以说是一位让阿拉伯人胆战心惊的人物。正当他梦想着成为军情处的总头头儿，在以色列大干一番时，第二年，也就是1953年，伊赛·哈雷尔被本·古里安任命为全国特工部门的总头目，当然军情处也归伊赛·哈雷尔所管。这件事给吉卜利以沉重打击，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居他人之下。军情处不再独立，一切活动都要听从摩萨德头目的安排，这让这位野心勃勃、年轻气盛的军官接受不了。

吉卜利没有做到一切行动听从指挥，而是我行我素。他把摩萨德特工总部抛在一边，按照自己的计划行事。为了他心中的国家安全，他决定重新组建“101分队”，并以埃及为目标进行活动。他把特工阿弗拉姆·达尔派往开罗。达尔派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特工，他化名为“达林”在埃及开展工作。很快“达林”便在埃及建立了两个间谍网，第一个间谍网的头头儿是土耳其外科医生莫伊谢·马尔泽克博士，他在开罗“以色列医院”上班；第二个间谍网在亚历山大，头头儿是身为教师的萨米·阿扎尔。这两个间谍网之间的联络员是漂亮姑娘维多尼娜·尼妮乌，她出身于开罗一个富有的家庭之中，她在行动中的代号是“玛塞尔”。

摩萨德对这两个间谍网的建立一无所知，因为这两个间谍网由军情处处长吉卜利直接组织，直接领导，他们只按照吉卜利的计划行动。这两个间谍网的主要任务是刺探埃及军方情报，得到情报后直接汇报给吉卜利。由于这两个间谍网的间谍们没有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他们只是一些“业余爱好者”，他们不具备一定的间谍知识，在行动中，他们常把文件和照片遗忘在饭店和公车上，约定见面的地点一般也不适合秘密会面。他们为军情处送来的情报往往毫无价值，相当于废纸。

鉴于以上情况，吉卜利决定安排间谍组织中的五名成员到以色列进行特种训练。教他们怎样使用炸药和隐形墨水，如何给文件加密，如何为文件解密，如何使用微型发报机，如何使用微型照相机等。吉卜利感觉培训得差不多了就让他们携带无线电发报机、密码本和一些爆破器材重新回到埃及。

就在吉卜利为什么时候行动而发愁的时候，摩萨德头目伊赛·哈雷尔去美国访问数周。机会难得，吉卜利大喜，他终于有机会单独行动了。这样做虽然与组织的原则不符，而且事后还会被追究责任，但这些吉卜利并没放在心上。他只想着，如果事情成功了，美、英两国改变对埃及的态度，那么，以色列就解除了埃及的威胁，他就会成为以色列的大功臣，到时候追究责任就毫无意义了。吉卜利把这次在埃及进行的行动命名为“苏珊娜行动”。“苏珊娜行动”在埃及的最高指挥官是28岁的以色列人阿弗拉姆·塞登沃格。他是阿弗拉姆·达尔的接替者。

阿弗拉姆·塞登沃格出生于奥地利，他父亲是奥地利的一位政治家，死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战后的阿弗拉姆·塞登沃格来到了巴勒斯坦，并改名为阿弗里·埃拉德。他于1948年参加了以色列独立战争，由于表现出色，战争结束后他晋升为少校。后来他因抢劫被军事法庭审判，之后便结束了他的军人生涯。1952年和阿弗拉姆·达尔相识，进入军情处。由于他长着蓝色的眼睛和黄色的头发，又没有亲人，无牵无挂，军情处认为他适合驻外。1953年他去德国办案，在查阅联邦德国的联邦国防军卷宗时很偶然地看到了一份已故反间谍军官的档案资料。这位间谍就是鲍尔·弗兰克上校，他于1942年在巴勒斯坦的一次行动中丧生。为了掩护在埃及的间谍活动，阿弗里·埃拉德决定借用这位已经死去多年的反间谍军官的身份，继续登台表演。于是，“鲍尔·弗兰克上校”又活了。

1954年5月25日，军情处总部向“弗兰克”发来了一份密电，密电让他第二天赶往巴黎。来到巴黎的“弗兰克”在圣日耳曼的一家咖啡馆里见到了吉卜利派来的人，此人向他传达了总部的命令：自即日起接管开罗及亚历山大地区的军情处间谍网，并选择有价值的目标进行破坏。另外他还会从以色列电台每天的烹调技术节目(对家庭妇女广播)中得到下一步的密令。“苏珊娜行动”就是破坏行动，破坏英国和美国的一些机构和组织，目的是激起英国人和美国人对埃及人的愤怒，意在表明埃及政府不可靠。

阿弗里·埃拉德对这项行动并不十分赞同，但他向来忠于职守，没有权力反抗上司的命令，于是接受了这个任务。当然他不知道这项行动只是吉卜利本人的决定，摩萨德和国家领导人对此事完全不知情。

6月30日，埃拉德分别与开罗和亚历山大的以色列间谍接头，向他们传达了本次的行动计划。这些人了解计划后都怀疑是否可行，但最终他们还是服从命令，执行了计划。他们商定了行动方案，先破坏公共建筑物，然后再对英、美两国人在埃及的财产进行破坏。由于这些特工从没进行过恐怖活动，也不会配制火药，于是罗伯特·达萨便负责对他们讲解。

罗伯特·达萨是位年轻的爆破专家。他是一个犹太商人的儿子，他虽然出生于埃及，但从小在一所“犹太复国主义”小学里上学，同他接触的都是犹太小孩。有一天他回到家，很激动地对父母说很快要成立一个犹太国了，而他的父母嘲笑了他一番，并且不允许他参加“犹太复国主义”的聚会。但他不顾家人的反对加入了一个犹太青年组织，并于1948年5月15日被埃及警方逮捕。但他获得释放之后依然和犹太复国主义青年组织秘密联系。1952年，以色列军情处特工阿弗拉姆·达尔化名“达林”找到他，在对他进行了一番审查之后，阿弗拉姆·达尔说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并让罗伯特·达萨和几个青年人一起成立一个小组，这个小组的成员都是对以色列满腔热情的年轻人。于是罗伯特·达萨在亚历山大组织了第一批秘密联络会，这也是军情处在亚历山大的间谍网的基础。

罗伯特·达萨教会了这些特工们制作炸弹的方法及使用方法后，1954年7月1日，埃拉德向上司报告，一切准备就绪。当天，特工人员把电台发来的消息解密之后，命令赫然出现在眼前：“48小时内开始行动！”

第一次行动地点选在亚历山大伊斯梅尔广场。1954年7月2日上午10点，罗伯特·达萨和其他两位特工把装有炸弹的纸袋分别投在了邮政总局门前的两个邮筒内。两个小时之后，浓烟从邮筒里冒出，虽然炸弹没有爆炸，但当天的所有邮件都化为了灰烬。

1954年7月10日上午9时，以色列电台“以色列之声”节目正播放如何制作“英式蛋糕”，这是向特工们发出预定信号——可以对英国人和美国人的财产下手。7月14日21时，在开罗，埃拉德的部下引爆了位于希克巴卡特大街6号的亚美利加图书馆，导致图书馆的墙壁倒塌，图书着火，但所幸的是无人死亡。与此同时，位于亚历山大福阿德大街的“美国人之家”也被引爆炸弹。

7月23日19时，罗伯特·达萨和几名特工放火烧了两家英国人开的电影院。但在亚历山大，19岁的菲利普·那坦森运气太差，导致了11名以色列特工束手就擒。

1954年7月23日晚上19时，这一天是警官萨基·马纳维上尉执勤，正当他巡逻至里约电影院附近时听到一阵呼喊声，紧接着他看见从里约电影院里跑出来一位小伙子。这位小伙子的衣服已着火，他一边往路边跑，一边拼命地用力扑打身上的火苗，试图把火扑灭。身为警官的马纳维快速跑到小伙子跟前，把他按在地上不停地滚动，直到火苗全部熄灭。还好，看起来小伙子没怎么受伤，真是虚惊一场。正当马纳维警官准备离去的时候，“吧嗒”一声，从小伙子那件被烧坏了一半的衣服里掉出来个东西，马纳维低头一看，是个眼镜盒，这时却从眼镜盒里撒出了一些黑色粉末。职业的敏感让马纳维觉察到了什么，他弯下腰闻了闻，像是磷酸盐的气味。

马纳维想起了最近一段时间发生的多起爆炸案使用的就是磷酸盐，这些爆炸案发生的地点都是在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场所，以此看来这些都是以这两国人的财产为目标的破坏案件，而这家里约电影院正是一位美国人所开。马纳维马上把这个小伙子带到了警察局，对其进行审讯。

经审讯，很快查明，这个小伙子名字叫菲利普·那坦森，是“犹太复国主义青年组织”的成员。他说他参加了一个破坏小组，按照命令他在里约电影院里实施放火，但是没想到火药竟提前燃烧了，让他措手不及。在经过一番严酷审讯之后，年轻的菲利普·那坦森很快就招认了，交代了很多情况：他是以色列特务小组的成员，曾经得到特拉维夫最高总部关于采取恐怖行动的指令。埃及警方听后很是震惊，他们根据菲利普·那坦森提供的情报，将参加行动的其他11名以色列特工成员全部抓捕归案。

在这起事件中，埃及警方所表现的破案效率之高、目标之准，让外界不得不产生疑问。为什么参加行动的所有人都被捕，而唯独本次行动的最高指挥官阿弗里·埃拉德能独自逃脱呢？他是否是双重间谍？

1954年12月11日，埃及当局在开罗审判了这一批以色列间谍。第二天，得知此事的以色列总理摩西·夏里特在议会上把这场公审斥为“一场闹剧，是一种旨在迫害埃及犹太侨民的卑鄙借口”。

这一次，夏里特真被激怒了，他并不相信会有此事，而是认为埃及人在编造指控被告的罪证。因为他曾找过刚从美国回来的摩萨德首脑伊赛·哈雷尔，而伊赛·哈雷尔对此事也不知情。哈雷尔一脸严肃地对他说：“怎么会有这种事呢？我一点也不知道。”

此时，东窗事发，作为本次行动的最高负责人吉卜利一直坐立不安，心神不定。他没想到“苏珊娜行动”会失败，这出乎他的意料。但是眼前不是检讨的时候，而是考虑如何才能推卸责任。他非常清楚，自己承担不起这件事的后果，为了让自己顺利过关，就必须找一只替罪羊。他知道在这件事情上，军情处是不可能推卸责任的，事实非常清楚地表明，以色列间谍被埃及人抓住了，这些人又是受雇于军情处。既然军情处是由国防部领导，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责任推到国防部长拉冯的头上。

哈雷尔找到吉卜利，一脸严肃地问他，埃及人审讯以色列间谍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吉卜利坚定地说，国防部长拉冯知道此事的全部。

12月底，开罗的审判还在继续，以色列间谍马克斯·贝内特在囚室里用刮胡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时以色列的首脑才感觉到事态的严重，原来并不是埃及人在虚张声势，果然发生过秘密恐怖活动，而且这些恐怖分子是奉以色列的命令干的。是谁在向他们发号施令，这两个间谍网为什么会这么快就全军覆没了呢？一时之间这两个问题困扰着以色列当局。

为了逃避责任，吉卜利先发制人，他承认“苏珊娜行动”是军情处策划的，但是他说这次行动是经过国防部长拉冯批准的，在1954年6月16日的国防部每周一次的特工会议上，如果没有拉冯的批准，他也不敢擅自行动。

此时，毫不知情的国防部长拉冯一头雾水，他对此事一无所知，怎么就会落到自己头上了呢。他说自己从未听说过什么“苏珊娜行动”，他的案头日历表上也写明，6月16日他根本没开过会。

1954年12月29日，对“苏珊娜行动”一事，以色列内阁指令成立一个内部调查委员会，将对此事进行彻底清查。“苏珊娜行动”在埃及的最高指挥官埃拉德被作为证人召回以色列。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是如何逃出来的，其后他在巴黎暂住。早在巴黎时，吉卜利就曾派一名特工找到他，让他忘掉在埃及的一切行动，就连有关的文字记录也加以修改，并让他在调查委员会上美言几句。埃拉德按照吉卜利的指示，表演得相当出色，这让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毫无结果。

1955年1月27日，埃及革命法庭对十名以色列间谍作出判决：两个间谍网的头头儿被判处死刑，包括罗伯特·达萨在内的六名间谍被判处无期徒刑，另外两名因证据不足被释放。

2月2日，与此事没有关系的拉冯蒙冤下台，“苏珊娜行动”的策划人吉卜利两周后被本·古里安辞退。

事情过后很长一段时间，“苏珊娜行动”仍影响着以色列政坛及情报机构，外界也对“苏珊娜行动”充满各种猜测。被无端牵连下台的拉冯更是对此事念念不忘，急于平反昭雪。几年之后，他以犹太工人总工会主席的身份重返政治舞台。同时，摩萨德头目伊赛·哈雷尔无法容忍军情处目中无人、我行我素的行为，他打算再次审查埃拉德，他对埃拉德之前的供词有一些疑问。

一天，哈雷尔得知埃拉德在联邦德国从事过间谍活动，有人看见他和埃及武官奥斯曼·诺利多次接触，他们的关系让人怀疑。

很快哈雷尔便查明，在埃拉德实施“苏珊娜行动”期间，奥斯曼·诺利上校正是开罗军事反间谍机构的头子。很可能诺利在埃及已经“策反”了埃拉德，要不然埃及警方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破案，埃拉德也不会在同伙都被抓捕之后仍能独自逃到巴黎。

1957年10月，埃拉德的父亲去世，埃拉德回国为父亲奔丧。在葬礼结束之后，摩萨德机构就以双重间谍和涉嫌出卖以色列同伴的罪名逮捕了他。经过摩萨德的秘密审讯，埃拉德承认曾经为吉卜利作过伪证，但关于双重间谍一说他完全否认，由于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叛变，最后只是判他12年有期徒刑。

1960年12月，重新成立的调查委员让拉冯看到了希望，他终于得以平反。

调查委员会宣布：平哈斯·拉冯从未发布过关于“苏珊娜行动”的命令，以前所说的都是不实之词，均被推翻。

1968年2月，“苏珊娜行动”中被捕的六名间谍在开罗监狱已度过了漫长的13年。“六日战争”结束后，以色列用俘获的5000名埃及官兵换回了在“苏珊娜行动”中被捕的六名间谍和在1962年被捕的间谍大王沃尔夫·洛茨。这六名参加过“苏珊娜行动”的间谍在阔别故土15载之后，重新踏上了这片让他们曾经为之冒过生命危险的以色列国土。

5.美人连环计：米格飞机的叛逃

1968年5月的一天，以色列在举行纪念独立日阅兵式。这一天，观看者看到了一架与众不同的飞机，这架飞机并不是以色列空军装备的幻影战机，而是苏制米格-21战斗机。虽然飞机上有以色列国旗和以色列军用飞机标记，但这种飞机是苏联最先进的战斗机，它怎么会在以色列的上空出现呢？

1967年，以色列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之所以会取得胜利，最大的因素就是以色列当时拥有最先进的武器——米格-21战斗机。这种战斗机是苏联最新的喷气式战斗机，是当时世界上速度最快的攻击型飞机之一。即使在苏联也不是每个军队都拥有这样的战斗机，只有最优秀的空军中队才有。1961年，苏联为了在中东施加影响，向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提供了几架米格-21样机，为了防止秘密泄露，苏联采取了一系列的防护措施。

伊拉克人穆尼尔·雷迪法看到米格-21在自己的头顶上飞过时，不由得向它默默致敬。在人群中也只有他知道是谁在驾驶着这架特殊的飞机。

实际上这架飞机最初的驾驶者就是伊拉克飞行员穆尼尔·雷迪法，正是他在1966年8月的一天驾驶着这架飞机从伊拉克的土地上起飞，然后飞到了以色列，并在以色列一个秘密机场降落。飞机降落后这一消息很快传遍了美国、英国和法国，他们都想近距离看看这架飞机，因为在当时西方其他国家没有这样的飞机，这是唯一一架米格-21。苏联政府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生气。在此之前，苏联的安全部门保证过，对外派出的任何一架米格飞机都被特工时刻监视着，这种事情的发生会使苏联的安全受到威胁。于是苏联政府强烈要求收回这架米格飞机。以色列人声称该飞机出现在以色列的领空上，他们也感到吃惊，很可能是飞行员迷失方向所致。他们以种种理由拒不交还这架飞机，但他们也不想把事情闹僵，便向苏联政府保证，决不让其他国家来研究这架米格飞机。

驾驶米格飞机的飞行员穆尼尔·雷迪法便被伊拉克方面视为国家的叛徒。

苏联政府和伊拉克政府坚信，此事绝非迷失方向那么简单，这一定是有准备、有预谋的间谍活动。因为在穆尼尔·雷迪法飞走前几周，他的家人先后以各种理由办理手续移民了。他的银行存款也被全部取走。对于这些事情他们做得相当小心谨慎，连苏联克格勃特工也没发现异常。还有一点也能说明这是事先计划好的，从伊拉克飞到以色列，需要把飞机的油箱装满。很显然，以色列早已和飞行员达成共识，他们掌握了米格飞机到达以色列的准确时间。正常情况下，如果以色列发现别国的飞机闯入本国，他们会予以击落的。

苏联政府怀疑这件事是以色列的情报机构摩萨德所为，但他们没有相关的证据来证明这一切，于是只有自认倒霉。事实上，他们的猜测是正确的，此事确系摩萨德所为。许多年以后，苏联才对这件事情有了一些大致的了解。

整件事情还须从1965年1月的某一天说起。这一天，阿米特将军和空军司令埃泽·魏茨曼将军会谈，他问空军司令埃泽·魏茨曼需要什么样的情报时，这位将军告诉阿米特，他现在最需要的是一架米格-21战斗机。阿米特将军——这位摩萨德的头目没有犹豫，便答应了一定满足埃泽·魏茨曼的要求，因为他相信他的部下一定能办到。

为了这架米格-21，摩萨德成立了一个特别行动小组，该小组的任务就是要搞到一架米格-21战斗机。他们先后制订了三套方案，最终他们决定采用第二套方案，收买一名阿拉伯飞行员，然后让他驾驶米格-21飞到以色列。目标国家他们选择了伊拉克。

接下来，摩萨德到处搜集相关资料，他们掌握了对方所有飞行员的资料，经过一系列的侦察和筛选，他们选中的目标就是伊拉克空军大队长穆尼尔·雷迪法少校。

穆尼尔·雷迪法少校拥有非常丰富的飞行经验，是一名老飞行员。他的家庭非常富有，父母都信奉基督教，而在伊拉克，伊斯兰教以外的宗教信仰者都会受到一定的排斥，雷迪法的父母有过远离这个国家的想法。雷迪法也信奉基督教，因为驾驶着世界上最先进的飞机，所以他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满足感。据摩萨德材料里记载，雷迪法曾被迫对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村民进行轰炸，他不满政府的这一做法，并且因自己参与了那次行动而心生愧疚和不安。

这段时期摩萨德的工作重点便是让雷迪法叛逃，本次行动代号为“首饰行动”。没几天，摩萨德特工经过一番伪装先后来到了巴格达。他们以不同的身份“偶遇”雷迪法和他的家人，并想办法和他们相识交往。这些特工之中有一个关键人物，一位年轻漂亮的犹太女郎，正是因为她的出色表演才让这次行动取得圆满成功。事后克格勃曾想方设法搞清楚这位女特工的真实身份，但最终一无所获。这位女特工的真实身份至今仍是一个谜，这里我们暂时叫她“珍丽莫丝”。

有一次，珍丽莫丝混入了有部分伊拉克军政要人参加的招待会，在这里她认识了伊拉克飞行员穆尼尔·雷迪法。当雷迪法第一眼看到珍丽莫丝时，就被她那美丽的容貌和魔鬼般的身材所吸引，马上便对珍丽莫丝心生爱慕，可以说是一见钟情。招待会结束之后，他们经常见面，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

珍丽莫丝发现雷迪法对于库尔德少数民族很是同情，她也说起了美国黑人的问题，对美国政府不能一视同仁的做法不满。这样，思想观点上的一致让他们两人走得更近了。之后，聪明的珍丽莫丝将话题转移到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问题上。雷迪法说，他很是敬佩以色列那种顽强不屈的精神。然后珍丽莫丝十分巧妙地问雷迪法，是否想过摆脱眼前这种处境，重新选择。雷迪法说自己毕竟是一名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珍丽莫丝建议他退役，这样就不用去做自己不愿做的事了，也不会违背自己的良心。但是雷迪法说，现在退役上面是不会批准的，再者，他也舍不得放下飞机。珍丽莫丝说，那只好再想别的办法了。

后来珍丽莫丝提出，他们一起去欧洲旅游，放松一下。已身陷情网的雷迪法便答应了。他们飞到了巴黎，在那里他们第一次住在了一起。从那以后，这位杰出的飞行员对珍丽莫丝更是难分难舍了。

有一天晚上，躺在雷迪法怀里的珍丽莫丝说，她有一个办法能帮助雷迪法脱离苦海。在特拉维夫，她有一群特别热心的朋友，一定能够帮助雷迪法。他们可以偷偷去，绝不会让任何人知道。在珍丽莫丝的诱惑和挑逗下，雷迪法决定试试看。

次日，珍丽莫丝和雷迪法便拿着摩萨德提供的假护照，双双登上了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在那里，雷迪法享受到了贵宾的接待，他有些受宠若惊。第二天他们来到了一个空军基地，在这里，珍丽莫丝向雷迪法引见了摩萨德的官员，这时雷迪法才恍然大悟，原来她是摩萨德的特工。接下来，摩萨德的官员对雷迪法说，如果他能驾驶一架米格-21战斗机飞到以色列，他就能得到100万美元的赏金，并且保证全家人也会安全地来到这里。刚开始，雷迪法还有一些犹豫，摩萨德官员接着又说搞到这种飞机对整个西方世界是多么重要，他们是多么希望能拥有一架这样的战斗机。这句话让雷迪法心中产生了宽慰，甚至还有一些自豪，他将要做的事不仅是为了以色列，还有整个西方世界，还能帮助父母实现他们离开伊拉克的愿望，同时也帮助了自己。思考了一番之后，雷迪法答应了，不过他的要求是加付100万美元的酬金，一定要保证他及家人的安全。摩萨德长官及内阁政府同意了，本次行动的代号为“首饰行动”。

谈妥之后，摩萨德又安排雷迪法见了以色列新任空军司令迪凯·霍德将军，与这位空军司令的一番长谈，让本来就敬佩以色列的雷迪法对以色列更加佩服了。接下来他们一起讨论研究叛逃计划，在涉及一些细节时，这位以色列空军司令竟然能随口说出关于伊拉克某个机场的一切，包括跑道、控制塔、作战指挥室及生活区的详细位置。不仅如此，他还能说出所有飞行员及苏联教官的名字，这些让雷迪法大吃一惊。

行动方案由摩萨德官员和空军司令迪凯·霍德将军、雷迪法三人共同制订。他们把一切该想到的都作了相应的处理和安排，整个计划作得滴水不漏，相当有水平。

一切已准备就绪。雷迪法便和珍丽莫丝从以色列飞到了巴黎，然后回到了巴格达。行动中的相关人员按计划行事，存款的存款，转移雷迪法家人的行动也正在进行。

不久之后，雷迪法的一个儿子就身染重病，巴格达的医生开具了证明，伊拉克目前尚无治疗此病的设备，必须前往英国伦敦才能得救。于是雷迪法的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前往伦敦治病。在伊拉克官员没有发现异常的情况下，他们三人到伦敦之后，又成功登上了前往特拉维夫的客机。同时，雷迪法告诉父母，他们将去他们希望去的国家生活，那就是以色列。然后，他把事情的始末告诉了他的父母，同时说他们的儿媳及两个孙子已经安全到达了以色列，现在是他们安全转移的时候了。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雷迪法的父母和岳父岳母带着简单的行李去北方库尔德斯坦山区避暑，陪伴他们的是珍丽莫丝。到达山区后，早已等候在那里的相关人员把他们送到伊拉克防线以南不远的山区，最终他们安全到达预定地点。

雷迪法对自己说，一切后顾之忧都已经解除，接下来要看自己的了。两周之后，机会终于来了。

1966年8月15日早晨，雷迪法让机械师把他的副油箱也加满油，说他今天要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一切就绪之后，雷迪法驾着米格-21起飞了。他先是向巴格达方向飞去，当飞机飞出基地视野后，他又向南飞去，然后又向西方飞。飞行航线都是事先订好的，而且飞机飞行的高度也很低，避免被雷达监视。

一切都非常顺利，没有被人察觉。当米格-21战斗机从约旦河上空飞过时，以色列空军从雷达上发现了它，它正按照事先商定好的航线和高度飞来，于是整装待发的以色列“幻影”战斗机马上起飞前往护航。

雷迪法看见身后的这架战斗机后激动得要命，因为大功告成了，紧张了好几天的他终于松了一口气。这两架战斗机一前一后飞过死海，向以色列南部内盖夫的一个空军基地飞去。

雷迪法和以色列双方都得到了各自想要的一切。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时，以色列的飞机驾驶员完全掌握了米格-21的全部性能和特点，以及苏联飞行员的战术。这也是以色列人在1967年的战争中掌握了主动权的主要原因。

类似的故事再次上演，1989年10月12日，以色列电台发布的一条简短的新闻震撼了全世界：“昨天中午，叙利亚空军少校穆罕默德阿·巴西姆·阿迪勒驾驶一架苏制米格-23战斗机投奔以色列，以色列有关方面已对阿迪勒本人和飞机作出妥善安排。”

此则新闻震动了叙利亚，大马士革方面希望借助联合国和国际红十字会的力量向以色列政府施加压力，将飞机和飞行员接回本国。尽管他们为此作了种种努力，但最终还是没有成功。因为在事情发生后的第三天，阿迪勒在以色列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在会上他说，他离开叙利亚投奔以色列是出于个人原因，完全出于自愿，并且很早就有这种想法了。

而以色列政府对这件事始终不发表任何观点。于是人们就产生了许多看法。有的说这次叙利亚飞行员驾机投奔以色列，给叙利亚一个致命打击，同时，也让以色列增加了一台新式战斗武器。也有人说，叙利亚的飞机闯入了以色列的领空，而以色列的空军却没发现，这说明以色列的防御力量是多么薄弱。面对这些猜疑，以色列没有发表任何言论。但事实正像欧洲媒体报道的那样，阿迪勒少校与伊拉克飞行员穆尼尔·雷迪法一样，都是被摩萨德的美丽女特工捕获的猎物。

1979年，埃及和以色列结束了持续长达30年的战争。埃及把在埃及、以色列前线的军队转移到了叙利亚边界上。叙利亚和以色列都想称霸中东，这样他们彼此就成为了对方的头号大敌。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担负着搜集对方情报的重任。为此，摩萨德便设法招募间谍特工，到叙利亚各个阶层搜集情报，策反阿迪勒驾机叛逃的德丽丝便是在这个时候招募的一名女特工。

德丽丝是黎巴嫩人，她天生丽质，楚楚动人。但不幸的是在她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再婚的父亲也丢下了她，于是她只好和外祖母生活在一起。在她16岁那年，外祖母也去世了，因为没有钱交学费的她被迫辍学。为了有口饭吃，她在一家酒吧当服务员。她的美丽让这家酒吧红火了许多。莱尔赛是摩萨德在黎巴嫩从事秘密活动的特工，他选中了这位美丽的姑娘，并把她引荐给了摩萨德的相关头目，于是，德丽丝便成为了摩萨德中的一员。

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结束后，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访问莫斯科。苏联为了打击以色列，便让叙利亚、约旦、黎巴嫩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共同合作，对付以色列。

为了让叙利亚在军事上强大起来，苏联给叙利亚提供了米格-23战斗机等先进武器，叙利亚可以延缓偿还购买军用物资欠下的债务。1982年，叙利亚在第五次中东战争中惨败。之后叙利亚让苏联提供米格-31型战斗机，以此来打败以色列。

以色列想知道叙利亚是否得到了比米格-23更先进的战斗武器，所以加强了在叙利亚的军事情报活动，德丽丝主要负责收集叙利亚的军事情报。她来到大马士革后，仍然在酒吧里做服务员。

叙利亚空军少校飞行员穆罕默德·巴西姆·阿迪勒已30多岁，可至今没找到如意女子。这个人脾气不好，经常和上司发生一些小矛盾，每次他心情不好的时候都会来这家酒吧喝酒，而这正是德丽丝所在的那家酒吧。有一天晚上，心情不好的阿迪勒少校又来酒吧借酒消愁，当他偶然看见楚楚动人的德丽丝时，马上像过了电一样，被她深深地吸引住了，他的眼睛再也离不开她了。喝了一会儿，阿迪勒便招呼德丽丝过来坐下，告诉了德丽丝自己的姓名和身份，德丽丝顿时眼前一亮，这正是自己要钓的一条大鱼。德丽丝说，自己早就听说过这位空中英雄的大名，对他仰慕已久，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就这样成了朋友。有了心仪的美女，阿迪勒来酒吧更频繁了。多数时候他都不是喝酒，只是为了来看德丽丝，和她多说几句话。温柔漂亮的德丽丝让阿迪勒神魂颠倒，不能自拔。他们很快爱意绵绵，经常在外幽会。

有一次，阿迪勒因为小事和同事争吵，结果他被上司的一名亲信拳打脚踢，他找到上司评理，上司不但不主持公道，还把阿迪勒狠狠地批评了一番。为此阿迪勒满肚子怒火，他找到德丽丝，并向她说出了心中的痛苦。

德丽丝一边安慰他，一边温柔地关心他。那一夜，阿迪勒被德丽丝彻底征服，他再也不想离开这位温柔的姑娘了。当德丽丝告诉阿迪勒自己的真实身份时，阿迪勒也不生气，因为他太爱她了，为了能和她在一起，让他做什么他都愿意。德丽丝说，自己的任务就是让他驾驶一架最新的米格战斗机前往以色列。阿迪勒为了能和心爱的人永远在一起，同时他也不想再待在那个被排斥的地方，所以答应了德丽丝的要求，并和德丽丝的上司进行了面谈。他提出的条件是，让他娶德丽丝为妻，并得到100万美元作为补偿。摩萨德答应了他的条件，并为他驾机叛逃制订了计划。

1989年10月11日中午，阿迪勒抓住机会，驾驶着一架米格-23战斗机按照预先制订的航线飞向以色列，一会便在以色列边境降落。

次日，以色列电台便播报了开头的那则新闻。

成功策反敌方两个王牌飞行员的事让摩萨德名声大振。至于这两个飞行员的去向，人们众说不一，有人说他们加入了以色列空军，有人说他们拿着自己的报酬，去了一个他们想去的地方过着安静幸福的日子。

6.“霹雳行动”与恩德培机场劫机事件

1976年6月27日，法国139次大型客机被恐怖分子劫持，飞机上有80多名以色列人。恐怖分子提出用这些人质交换关押在以色列和其他国家的恐怖分子。以色列让摩萨德制订可行方案。摩萨德特工们不负众望，出色地完成了情报搜集任务，从而为以色列部队在恩德培机场成功营救人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色列本次行动之大胆、奔袭距离之遥远，让世界各国为之震惊。本次行动展露了以色列打击恐怖主义的能力，也说明了一个国家拥有情报机构的重要性。

1976年6月27日，以色列的内阁成员正在开会。突然，总理的助手呈上了一份报告：一架法国客机被恐怖分子劫持，飞机上有80多名以色列人。总理拉宾马上成立应急小组，准备展开行动。

摩萨德的特工们纷纷扮成商人的样子等待飞机降落。他们得到消息，恐怖分子已经释放了一名妇女(实际是一个谎称怀孕因恐慌而流产的曼彻斯特护士)。从这名妇女口中得知，恐怖分子为了防止他人营救，将爆炸物经过伪装放在飞机的入口处。飞机在加油后起飞，随后下落不明。

次日，摩萨德特工便得到了消息，被劫飞机在乌干达恩德培机场降落，乌干达总统阿明支持恐怖分子，这让事情更加复杂。6月29日下午，恐怖分子通过乌干达的电台提出要求：释放关押在以色列的恐怖分子，时间截止到7月1日下午2点。着急的拉宾打算与恐怖分子进行谈判，同时找来了心理学家，他把阿明的心理进行了一番分析，让拉宾给阿明打电话时要尽力吹捧他的成绩，但是也要说明他在本次事件中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恐怖分子听后为自己的“丰功伟绩”而自豪，他们再次释放了100多名人质，从这些人质的描述中摩萨德得到了很多的情报，甚至还有一位大胆的人质拍下了一名恐怖分子的照片。

正为如何营救人质而犯愁的拉宾得知恐怖分子把最后期限延长72小时后，便命令军队随时作好战斗准备，同时命摩萨德快速制订营救方案。

很快，摩萨德便查明本次劫机事件的组织者是瓦迪埃·哈达德。他是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的创始人之一，领导着一个激进组织，专门对付以色列人。他声称要把世界每一个角落都作为恐怖活动的战场。他以前曾多次劫机并扣留人质，让恐怖主义的阴影遍布全球。1976年6月10日，他和他的部下在亚丁办公楼里策划了这起恐怖行动。

本次策划行动的人员除了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的一些领导人外，还有联邦德国恐怖组织“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成员温弗里德·伯泽。他们经过讨论最后选定了法国的客机，因为法国人向来马虎，他们的检查好像只是走过场，而其他国家相对要严格一些。恐怖分子对于武器、炸药及飞机的降落地点都进行了一番认真的分析，最后制订出一套完整的方案。确定飞机在乌干达的恩德培机场降落，因为乌干达总统阿明和以色列有一些过节。这也是恐怖分子选择这里降落的主要原因。恐怖分子相信针对以色列人的这次劫机行动阿明一定会好好配合的。

温弗里德·伯泽任本次恐怖行动的现场指挥，而哈达德在索马里负责指导劫机行动。当飞机降落在恩德培机场时，哈达德带领一个小组抵达乌干达首都坎帕拉接过帅印。

从6月10日起，恐怖分子开始着手研究技术问题，他们查阅了国际航空交通常识手册，选定了“法航”139次班机，动手时间为6月27日。

一个小组由温弗里德·伯泽带领，他们先从亚丁飞到科威特，然后再去巴林。其中有一名是刚加入的联邦德国女恐怖分子英格里德·西普曼，还有两名是年轻的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队员。伯泽提前为他们四人购买了飞机票，他们四人身上带有手枪、手榴弹和炸药。

1976年6月27日，对那些获救的人质来说是个永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天气晴朗。一架“空中客车A300”型大型民航飞机在蔚蓝的天空中飞翔着，接着传来广播员甜美的声音：“这是法兰西航空公司139次航班，正从以色列特拉维夫飞往法国巴黎。法航祝各位旅途愉快！”飞机上有250多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大部分乘客是去巴黎，就像52岁的帕斯科·科恩，他就是带着他的女儿和妻子去巴黎度假的。法国的朱利亚·阿基泽拉特也是飞往巴黎。75岁高龄的老太太多拉·布洛克也是去巴黎参加儿子的婚礼。还有一位与众不同的先生，他是和女秘书去巴黎偷情的，他一只手不停地擦着额头的汗，另一只手不安分地握着漂亮女秘书的手。

按照飞行航线，139次班机经停希腊雅典，下去了几名旅客，又上来了52名旅客，当机场扬声器最后一遍催促旅客登机时，有四名(三男一女)旅客匆匆来到了检查处。由于时间的关系他们的行李没有被检查。紧接着飞机就沿着雅典机场的跑道徐徐升空了。

一切都是那么安静那么祥和。过了一会儿，多拉·布洛克老人好像发现了什么异常，他悄悄地对身边的儿子说：“你看那两个年轻人带那么大的箱子，会不会藏了武器炸药。”儿子笑了笑说：“放心吧，不会的。”说完便继续欣赏窗外的风景。

几分钟过后，一男一女突然站起来，他们一手握枪一手拿着手榴弹，虎视眈眈地瞪着其他旅客。总机械师打开驾驶舱门正好撞见持有手枪的恐怖分子，当时就愣住了。在恐怖分子的指示下他回到了驾驶舱，随后恐怖分子抓起话筒开始讲话了。

伯泽喊道：“我是阿什迈德·基贝西，本次飞机的飞行由我指挥，大家要保持安静，这样才能保证你们的安全，否则不会有好下场。”

然后，机上的恐怖分子开始对所有旅客进行检查，把发夹、水果刀之类的带尖的东西统统没收，一个一个地排好队坐到后面去，同时他们必须双手抱头，保持沉默。机内的人按照恐怖分子的指示，他们没有反抗，也没有大声喊叫，只有几位女乘客在小声地哭泣。

飞机飞了一会儿便降落了。化名阿什迈德·基贝西的伯泽告诉旅客，飞机已经降落，地点在利比亚的班加西。这时候他们释放了一名谎称怀孕，因恐慌而流产的妇女。机组人员把晚餐端来，分给大家。

飞机在六小时之后重新起飞。伯泽说他感谢大家的配合，并且说这次飞机将飞往最终目的地。于是无聊的旅客便打赌飞机会在哪降落：古巴，亚丁，还是阿尔及尔？他们没有人想到恩德培。1976年6月28日凌晨3点，139次班机降落在乌干达的恩德培机场。

客机舱门打开了，人质排着队，被迫穿过乌干达士兵“夹道欢迎”的队列，走进了机场楼大厅。

这个机场楼大厅破旧不堪，看起来已有好长时间没有使用过，这里脏极了，除了垃圾和尘土，里面什么也没有。这时乌干达士兵搬来了一些椅子和几台电扇，疲惫不堪的人质们垂头丧气，仿佛到了世界末日。伯泽大声对他们说，你们在我们的监视之下，不要作无谓的反抗。

到了下午5点，乌干达总统阿明来看望人质，他说会继续关心人质的生命安全。有的旅客对他的话不屑一顾，有的人却寄希望于他，但谁都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

晚餐时间到了，大家吃的是土豆和嚼不烂的烤肉，素食主义者可以得到两份香蕉。夜幕降临，大部分人质毫无困意，他们不知道明天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

到了29日下午4点，劫机者提出了他们的要求：释放53名被关押在以色列等国的同伙，如果在7月1日下午2点前得不到满意答复，他们就会把这里的人质全都杀死，并且炸毁飞机。人质们一听这些都低下了头，唯一的一丝希望也破灭了，因为他们知道，以色列政府向来不同恐怖分子作交易，这是以色列政府一向坚持的一个原则。

到了晚上，恐怖分子将人质分成两组，一组是犹太人，一组是非犹太人。次日，即6月30日，有几位人质开始拉肚子，厕所都被人挤满了，大厅里到处都是粪便，臭气熏天。这时恐怖分子同意释放47名妇女和儿童。不久，飞来一架客机接走了被释放的47名人质，他们终于看到了希望。剩下的人质都在为自己的命运担心，他们知道，恐怖分子提出的要求和恐吓，是说到做到的，他们向来杀人不眨眼。

7月1日，距恐怖分子的最后期限不到一天时间，人质还是没听到任何消息，但是他们大都习以为常了，听天由命吧，反正自己也没力量同恐怖分子作斗争。到了11点，终于有人忍不住说话了：“耶路撒冷方面必须作出决定，最后通牒的时间快到了。”

7月1日上午，以色列政府要求与劫机者谈判，同时也召开特别会议，商讨解救行动。

以色列国防部长佩雷斯说：以色列同意和恐怖分子进行谈判。同时我们在这里商讨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营救行动。参加会议人员一致认为只有采取军事行动才是最好的选择，尽管这样做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但是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佩雷斯和与会者问摩萨德的头头儿霍菲，假如前往营救，万一遇到突发事件怎么解决？这些突发事件包括太多，他们列举了其中的三四个，霍菲说，他现在也不知道，但是尽量想办法一一解决。

实际上，在飞机被劫的那时起，以色列内阁就让霍菲研究对策，霍菲也随时和佩雷斯联系。霍菲带着摩萨德情报机构已搜集到的关于恩德培机场的所有资料，包括恩德培机场的平面图和当时建设恩德培机场的设计师。在几个月之前，霍菲还让一名特工打入了乌干达内部，掌握了一些内部情况，并汇报了当前的局势。驻扎在肯尼亚的特工人员也已作好随时战斗的准备。

当人质们听到“以色列政府答应谈判”的消息时，他们激动得哭了。下午2点左右，恐怖分子宣布了一个让法国人质为之振奋的消息：答应释放100名法国人质。法国人质高兴的同时也为剩下的这些以色列人质默默地祈祷。过了两个小时，霍菲得到一个好消息：恐怖分子已把最后期限延长到7月4日下午2点。如此一来，又为以色列营救人质增加了难得的三天时间。

人质们耐心地等待着以色列的消息，可是这时乌干达总统阿明又鼓动人质，让他们给以色列政府写信，要求政府答应恐怖分子提出的条件，把他们关押的恐怖分子释放出来。阿明规定必须在中午一点前写出来，然后在乌干达电台宣读。

时间就是生命，摩萨德和相关部门经过一系列的推敲，终于确定了营救人质的计划。本次行动的时间定在7月3日深夜，命名为“霹雳行动”。

从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到乌干达的恩德培有4000公里之遥，飞机必须在肯尼亚加油，这时霍菲想到了布鲁斯·麦肯齐。这是一位英国商人，生活在肯尼亚。他和肯尼亚总统肯雅塔是好朋友，正是在他的帮助下肯尼亚才创立了国防和安全机构，这个人和摩萨德的关系也十分友好。一直以来，摩萨德一直和肯尼亚保持着工作上的关系。所以，肯尼亚就成了摩萨德设在非洲的情报中心。

在麦肯齐的帮助下，肯雅塔总统同意把肯尼亚作为本次“霹雳行动”的中转站，但是有一个条件，以色列必须摧毁乌干达的空军。因为停在恩德培机场的苏制米格飞机早就让肯尼亚人感到头痛，这次正好借助以色列的力量摧毁它们。为了人质的安全，肯尼亚还同意以色列野战医院的飞机在营救人质之后可以在内罗毕停留。如此一来，那架“大力神”飞机在飞往恩德培的途中便可以在内罗毕加油了。霍菲对自己说，这个问题解决了，就要全力以赴备战了。

几名摩萨德特工和相关部门的人员在几个小时之内就抵达了内罗毕。他们分两部分行动，一部分人员在中转站，为本次行动做准备工作，另一部分装扮成商人及游客，在恩德培机场周边侦察整个机场情况，并负责画出进出机场的路线图。

本次行动的关键是只有突袭才能成功，如果事先被敌方察觉一点点的蛛丝马迹，整个行动就会失败，人质也会被杀。就在这时，一位刚刚到达内罗毕的摩萨德特工遇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他们曾在一起训练，而这位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也知道这位摩萨德特工一定是在执行什么特殊任务才来这里的。美国特工问摩萨德特工来这里做什么，摩萨德特工对这个问题难以回答。为了以防万一，还是先下手为强。摩萨德特工便约这位美工特工一起进餐，在进餐之时他趁美国特工不注意，在对方的杯子里放了烈性催眠剂，接着美国特工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48小时之后才会醒。事后，美国特工曾提出抗议，但是对于以色列来说，为了确保这次行动的成功，这点不算什么。因为在当时，就连美国总统和中央情报局的相关负责人对于“霹雳行动”的具体情况也一无所知。

7月2日晚，在一个废弃的空军机场上，有一支精锐突击队正在不停地进行演练，带领他们训练的是约尼·内塔尼亚胡中校。这支突击队是从上万名队员中精心挑选出来的，他们个个都是精英中的精英。他们奉命第一批着陆，然后攻占机场大楼。约尼还让人仿制了一个恩德培机场的模型，和恩德培机场的结构一模一样。“大力神”运输机将停在这个机场上空1400米处，这是为了避免飞机遭受手提式武器的攻击。约尼中校手里拿着秒表，对部下进行一次次的测试。让约尼中校担心的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让乌干达士兵看到有一辆外国轿车从一架外国飞机里冲出来开往机场大楼，那他们一定会开枪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采纳了别人的建议：乌干达军队的军官都有一辆黑色的梅赛德斯轿车，如果把我们的轿车也换成梅赛德斯轿车，那乌干达士兵一定不会开枪的。约尼随即搞来了一辆黑色的梅赛德斯轿车。

1976年7月3日早晨，摩萨德头头儿霍菲和国防部长佩雷斯全力主张尽快实施营救计划，总理拉宾也表示同意。在此之前，已有四架飞机飞向恩德培机场。会议后两小时，两架载有指挥官及抢救伤员的医疗设备的飞机从以色列起飞。

在恩德培机场的候机楼里，对于人质们来说，这已是他们被劫的第六个晚上了，六个难眠之夜，夜夜惊魂，让他们失去对生的希望，一个个死气沉沉，没有一点精神。

21点钟，恐怖分子的头头瓦迪埃·哈达德来到机场，给部下们开了个会，参加这次小会的还有乌干达总参谋长。哈达德一方面对乌干达人表示感谢，另一方面他提醒大家，一定要谨慎，不可大意，说不定以色列会有特别行动。

22点，会议结束，哈达德离去。恐怖分子按照以前那样在机场大楼入口处站岗，乌干达士兵则负责在楼外巡逻，整个机场似乎和以前一样，没有一点异常。

23点30分，以色列第一架“大力神”运输机在恩德培机场着陆，为了防止被探照灯照到，“大力神”驶出跑道，滑行至候机楼。经过了七小时的飞行，突击队比预定的时间晚一分钟到达。“大力神”的安全降落让约尼信心倍增，他有把握这次一定会成功。在恩德培机场，乌干达的民用雷达和军用雷达对“大力神”和突击队的到来一点儿也没察觉。

随着“大力神”很顺利地驶向候机楼，黑色的梅赛德斯车也从“大力神”的机腹中驶出，约尼和部下正挤在这辆车内，在梅赛德斯车后面尾随着两辆越野车。突击队员眼前一亮，这和演练时的情形一模一样。突然有一队乌干达士兵看见了他们，然后招手让他们停下，以色列人操起冲锋枪，干掉了三名乌干达士兵，因为枪上装有消音器，所以是神不知鬼不觉。这时另两架“大力神”也相继安全着陆。

在候机楼外放哨的恐怖分子发现了异常情况，就在他们准备开枪的时候，以色列人已把他们击毙。黑色梅赛德斯轿车停在了候机楼的外面，突击队员们从车内跳出来，约尼第一个冲进大楼，击毙了恐怖分子伯泽，接着倒地的是另一名恐怖分子贾贝尔。那个女恐怖分子在惊恐之中投出了一颗手榴弹，然后就中弹倒在了一旁。她投的手榴弹滚到了19岁的迈默尼的铺上，小伙子吓得往外跑，却被恐怖分子当成以色列队员开枪打死了。大厅里那两名“人阵”的游击队员也被突击队的子弹打中。整个大厅里一片混乱，子弹像雨点一样穿过。人质处在一片慌乱之中。帕斯科·科恩被子弹打中大腿，还好保住了性命。

接着以色列队员们用扬声筒大声呼喊：“我们是以色列军队，我们是来接你们回家的，请你们就地卧倒，就地卧倒！请你们就地卧倒，就地卧倒！”警告一遍遍响起，可是还有人在惊慌中来回跑动着。

两辆越野车中的战斗小组紧随约尼冲进大厅，在楼梯上与乌干达士兵进行了一番战斗，一会儿工夫，他们便把这些乌干达士兵全部干掉了。

此时整个机场已被乘2号机和3号机抵达的突击队员们控制。他们乘坐吉普车和装甲车，分别把守着各个入口，阻截乌干达的增援部队。

训练有素的爆破小组接近了米格机，他们的任务就是炸毁这些飞机。安装好炸药之后，他们把乌干达空军的绝大部分飞机炸上了天，满足了肯尼亚总统的要求。

枪声仍在零星地响起，突然，约尼被一发子弹击中，这位勇敢的中校在战斗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候牺牲了。

整个行动过程中，摩萨德头头儿霍菲乘坐的飞机一直在恩德培机场上空盘旋，这是行动的临时指挥所，此时他正通过夜间红外望远镜关注着机场的行动，时刻与队员们保持联系。当他接到恐怖分子全部被歼灭的报告时，马上下令撤出全部人质。

突击队把伤者和死者放在担架上抬上飞机，人质也向救援飞机跑去。23点43分，当第一架“大力神”起飞时，机上的100多名人质相拥着，欢呼着。

从行动开始到结束，只用了40多分钟，“霹雳行动”取得圆满成功。佩雷斯用三个“前所未有”和三个“最”字来形容这次行动，他说“霹雳行动”是前所未有的最远距离、前所未有的最短时间、前所未有的最大胆作战。乌干达总统阿明知道这件事情之后非常吃惊，他说简直不可思议。因为以色列军队不仅打死了许多乌干达士兵，而且炸毁了他们的大部分飞机，这种结果让他难以忍受。但最后他不得不承认，以色列突击队是好样的。

在“霹雳行动”中牺牲的除了约尼中校和三名人质外还有一位就是英国人布鲁斯·麦肯齐。他是在“霹雳行动”过去两年之后被为乌干达服务的利比亚特工杀害的。以色列人永远忘不了他，他们永远怀念麦肯齐。为了纪念这位以色列的好朋友，摩萨德在加利利南部的几座小山上种植了一万棵树，让麦肯齐永远活在以色列人的心中。“霹雳行动”轰动了全世界，摩萨德的头目霍菲也因此备感自豪，成为以色列人的骄傲。但同时他也成为全世界恐怖分子打击的目标。关于他的家庭住址及生活习惯连他最好的朋友都不知道。

7.定点清除“巴解”组织和哈马斯领导人

为了击垮巴勒斯坦人的抵抗意志和瓦解巴解组织，以色列人开始了一系列的刺杀活动，定点清除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领导人，1987年巴解组织领导人塔米米被暗杀、1988年巴解组织最高军事指挥官阿布·杰哈德被暗杀等都系以色列所为。1988年2月，以列色人在希腊成功炸毁了巴解组织的邮轮，给对方以沉重打击。巴勒斯坦恐怖头目阿布·尼达尔，他的真实身份其实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的特工，他在2002年神秘死亡。他主要从事破坏巴勒斯坦的解放事业，对以色列政府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20世纪70年代，巴勒斯坦不断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取得胜利，这激怒了以色列人。以色列的情报机构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人员名字列在了一张纸上，决定对他们进行一一清除。以色列前任总理沙龙曾经说过，“我们要打击巴解组织，并且要毫不留情地打击。”特别是发生“慕尼黑惨案”以后，以色列政府决定采取以恐怖对付恐怖的办法，消灭巴解组织的领导者们。摩萨德的头头儿扎米尔说，要按照从高到低的顺序来排列，盯上他们，让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消失。

1972年11月16日，巴解组织驻意大利首席代表伊勒·马海德被人用枪打死。两年之后，以色列的突击队杀死了正在巴解总部开会的数十名巴解高官，当时巴解组织最高军事指挥官卡迈杰·阿德万也被杀死。

卡迈杰·阿德万死亡之后，阿布·杰哈德便成为最高指挥官。他是巴解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的亲密助手，阿拉法特十分信任杰哈德，在阿拉法特的提拔下，杰哈德成为巴解组织的重要军事领导人，还担任过巴解武装部队第一副总司令。

杰哈德出生于巴勒斯坦的一个商人家庭中。在他记事的时候正是以色列复国主义运动的高潮，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不断发生战争，因为他的父亲和叔叔都反抗犹太人，所以多次被捕入狱，他有几位非常好的朋友也被以色列军队打死。鉴于这些原因，杰哈德从懂事起就特别痛恨以色列人，他想要报仇，却一直没有机会。直到1964年，他和阿拉法特等人创建了巴解组织，在他们的领导下，经过不断努力，队伍逐渐发展壮大起来，从刚开始的六支老式英制步枪到拥有三万多名训练有素并装备齐全的武装集团，在这十年里杰哈德主要负责军事方面的工作，他把自己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发展壮大巴解组织的武装力量上。他相信，只有武力才能收回被抢夺的一切。

当他得知卡迈杰·阿德万被以色列人暗杀的消息后，决定以牙还牙，一定要为死去的同志报仇。杰哈德成立了一支突击队，在黑夜里潜入到以色列，对以色列的军哨所、运输车和巡逻队进行袭击破坏。以色列也决定还以颜色，不能坐以待毙，要迅速出击，反击巴解组织的对抗。于是，以色列特工便把下一个暗杀目标锁定为杰哈德。

摩萨德制订出一份暗杀计划，并把计划交到以色列内阁手中，在以色列内阁批准之后，摩萨德便开始行动。本次计划是这样的：由职业杀手和特种部队联合组成暗杀小组，他们乘坐以色列海军潜艇渡过地中海，在突尼斯近海改换小舟上岸，然后冒用黎巴嫩的公民身份混入突尼斯，进行暗杀。事成之后，由直升飞机带他们撤离突尼斯，然后在海上降落，队员按原路线返回。本次行动的总指挥是47岁的以军少将胡埃德·马拉克，副指挥是代号为“壁虎”的以色列伞兵军官。

1988年4月15日，暗杀成员被以军潜艇护送抵达突尼斯市的近郊海滩，并悄悄上岸。在这里等待的摩萨德特工和他们见了面，然后前往突尼斯市的一个联络点。在这里，暗杀成员全部换上了橄榄色的突尼斯国民军夏服，而那名女特工也成了“随军记者”。因为突尼斯政府一直非常支持巴勒斯坦的解放事业，他们的关系十分友好，突尼斯政府甚至还把突尼斯市南郊西迪布赛特区作为巴解组织的总部驻地。所以暗杀成员才换上他们的服装。

4月16日午夜1点多，暗杀小组成员分别乘坐不同的轿车来到了西迪布赛特区的一条街道，这里偏僻昏暗，没有行人。暗杀成员开始接近巴解总部警戒区。他们每人都有最先进的武器：装有红外线瞄准镜的加利尔突击步枪、PR51手枪、匕首、高爆手雷、剧毒窒息弹。和黎巴嫩的巴解总部相比，这里的巴解总部警戒要放松一些。原因有二，一是巴解领导人认为这里远离以色列，用不着那么紧张；二是在1985年，阿拉法特和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与以色列签下一份协议，阿拉伯方面不再袭击以色列境外的犹太人，而以色列也作出了相应的保证。事后证明，过度的轻信和疏忽大意是巴勒斯坦人付出惨重代价的主要原因。

此时，以色列暗杀小组成员已剪断了铁丝网进入了警戒区，向阿布·杰哈德的住宅走去。阿布·杰哈德的住宅旁边有一条暗沟，特工们就躲在这条暗沟里观察情况。他们按事先商定的一切行事，有负责刺杀的，有负责监视的，有负责掩护的，摩萨德的宗旨是既要完成任务，又要安全返回预定地点。这个时候，以色列的一架装有先进电子干扰器的飞机盘旋在距突尼斯领土仅50公里的地中海上空，飞机保持距离地面5000米的高度，它的任务就是发出强大的电子干扰信号，阻断巴解总部和外界的一切电信联系，确保此次行动的顺利进行。

当突尼斯所有的无线电通信被以色列的电子干扰所阻断时，暗杀人员冲向阿布·杰哈德的住宅。住宅楼里有两名卫兵看守，此时他们正来回走动着。突然他们感觉好像有什么情况，正当他们要掏枪时，就被“壁虎”装有消音器的冲锋枪击中了。看门的老人也被一名特工用枪打死了。

阿布·杰哈德精神抖擞，毫无困意，正陪着妻子、女儿看录像片。猛然间，他好像觉察到了什么，多年的斗争经验给了他敏锐的直觉，他马上意识到有危险，随即掏出手枪向外观察。他看到了几个黑影正向他的房间走来，于是几声枪响，他打死了位于最前面的两名摩萨德特工。其他特工趁他换弹匣的时候击中了他的上半身，杰哈德随即倒在了地上，接着几名特工冲入室内，对着杰哈德的身体就是一阵狂射，就连他的手枪都被射碎了。一同前往的那名“女记者”用摄像机拍下了这一切。

这时听到枪声赶来的巴解巡逻队和事先埋伏的以色列特工双方开始交战，枪声四起。这时“壁虎”按命令撤退。幸好有暗沟的掩护，他们成功摆脱了巴解武装的拦截。接着他们就按原计划安全返回了以色列。

杰哈德被杀一事，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国家对以色列的这次行动极为不满，在突尼斯总统的命令下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负责调查杰哈德被杀事件，内政部长亲自赶往现场参与调查。巴解执委会主席阿拉法特当场发誓，一定要为这位好友报仇！

巴解首席发言人阿布·谢里夫曾说，以色列使用极其卑劣的手段暗杀了杰哈德，这只会更加坚定我们的战斗意志，所有的以色列人从这时起将不再安全，无论他们在哪个国家，我们都要对其进行报复。以色列总理沙米尔听说这些话后，对摩萨德头目艾德莫尼说，事情还没有结束！

为了以牙还牙，以色列成功刺杀了巴解领导人杰哈德。虽然以色列特工完成了大部分的暗杀任务，但在1997年9月25日的行动中却失败了，并给以色列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哈立德·迈沙阿勒便是本次暗杀的目标，他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组织“哈马斯”政治局书记及“哈马斯”驻约旦首席代表。

哈立德·迈沙阿勒于1956年出生在约旦河西岸拉姆安拉附近的西勒瓦德村，后来这里被以色列占领，他被迫背井离乡来到了科威特。大学期间的他便积极参加政治活动。1990年，伊拉克占领了科威特，迈沙阿勒又跑到了约旦，在约旦他成为了一名职业的政治家，1996年他成为“哈马斯”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997年9月25日的早晨，哈立德·迈沙阿勒在两名保镖的陪同下走出家门准备上车。就在迈沙阿勒和他的孩子们一起走向自己的轿车时，他看见有两名外国游客正和自己的司机吵架，然后双方就打了起来。迈沙阿勒马上让保镖打电话报警，警察来到后没发现这两名游客有什么异常，便把他们训了一通就完事了。这时的迈沙阿勒进了轿车，他们驶向办公室。半小时之后，迈沙阿勒下了车，他发现刚才和司机打架的游客正向他这里走来。迈沙阿勒感觉事情不妙，便大步向前走。那两个游客见状便迅速冲了过来，有一个人抓住迈沙阿勒的手，另一个人拿出小木棒一样的东西刺向他的脑袋。顿时，迈沙阿勒感觉像被针扎了一样，然后就是一阵疼痛。此时他的保镖才醒悟，这是有预谋的暗杀，然后他们扑向两个“游客”，此时的“游客”见任务已完成便掉头逃跑，在他们面前有一辆本田轿车，他们快速跳进了这辆车里，车子疾驰而去。

这时一名保镖负责照顾迈沙阿勒，另一名保镖和随即赶来的警察一起追赶那辆本田汽车。本田汽车里的人没有察觉有人跟踪，车子停在一个路口上，两个人刚下车便被警察抓住了，车子里的另外三人急忙逃跑了。

刚开始，迈沙阿勒并无异常，他说没什么事了。可是三个小时后，他的身体就出现了难以想象的症状，在约旦最先进的医院里，医生们从没见过这种病，他不断呕吐，血压在不断下降。他们怀疑是某种化学武器所致，但医生束手无策。约旦国王一方面命令把迈沙阿勒送到美国明尼苏达州的鲁希斯特医院治疗，另一方面命令审讯被抓捕的那两名刺客，可是刺客根本不说话。约旦警方发现他们所持的是加拿大护照，便马上通知了加拿大驻约旦大使馆。加拿大大使馆的人与国内有关部门联系，很快得到消息，这两名刺客所持的加拿大护照是假的。

这时约旦警方又得到消息，逃跑的三名刺客正待在以色列驻约旦大使馆里，而以色列大使馆对此事却一言不发，没有把相关情况告诉约旦警方或约旦政府。这就让约旦人怀疑刺杀迈沙阿勒的人与以色列有关。约旦国王立即打电话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提出抗议，并要求以色列说出毒药的名称和解药，否则就会召回驻以色列大使。内塔尼亚胡不想把事情闹大，就说了毒药的名称和解药。美国医生和约旦医生确定了迈沙阿勒系神经中毒，有了解药一切都好办。那两名刺客见事情已经败露，便招供了：他们是摩萨德的特工，暗杀目标是迈沙阿勒。

这次事件更加激化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矛盾，约旦国王深知这一切。9月29日，约旦王储哈桑和情报机构首脑在约旦国王的命令下带着两名刺客的证词抵达美国，面见了美国总统克林顿，之后他们便返回了约旦。当天夜里，以色列总理及以色列国防部长等人秘密到达安曼，与哈桑进行秘谈，最后双方达成一个秘密交易。

10月1日凌晨4点，以色列人释放了哈马斯的创始人和精神领袖谢赫·艾哈迈德·亚辛。亚辛被释放的消息轰动了全世界，就在同一天，被捕的那两名摩萨德特工也被约旦警方释放。

也许人们会认为以色列的暗杀行动到此为止，可是实事并非如此，以色列并没有因为这次未遂事件而中断暗杀行动，暗杀一直在持续。特别是近年来，巴勒斯坦发动了多起武装行动，这更让以色列加大了打击力度。

自2009年以来，已有60多名巴勒斯坦武装分子被以色列暗杀。以色列的暗杀遭到美国和欧盟、阿拉伯众国的强烈抗议。即使这样，以色列也不会放弃他们的暗杀行动，因为他们同样也遭到了袭击。自从2009年和巴勒斯坦发生冲突以后，以色列就遭到了28起自杀式炸弹的袭击，还有其他的攻击行动，已造成150多名以色列人死亡。

以色列安全部长说，他们的这种定点清除行为实际上不是暗杀，而是在制止敌方制造恐怖事件，这一切都是为了本国的人民。而其他国家却不支持这种行为。

为了顺利实施这种行动，跟踪被怀疑的巴勒斯坦武装分子，以色列特工会花钱雇用一些巴勒斯坦人作为线人。这些线人为以色列特工提供巴勒斯坦武装分子的相关情况，包括他们的具体住处和办公地点。而他们除了得到相应的金钱之外还能得到工作和房子。这些线人通常是从饭店服务员及司机中招募而来，有的甚至还是被跟踪者的亲戚。以色列官员说，目前他们曾对40多名巴勒斯坦武装分子进行监听和跟踪，一旦收到具体暗杀命令，他们便会让秘密分队实施暗杀。这些秘密分队的成员化装成各行各业的人员，谁也不会想到他们是特工，即使就站在暗杀目标的面前，暗杀目标也不会有丝毫的怀疑。这也是暗杀行动顺利进行的原因之一。

有时，线人的工作是十分危险的。2000年11月，哈马斯成员易卜拉辛在一辆小轿车上被炸死。而提供给易卜拉辛小轿车的便是巴勒斯坦线人奥代，奥代是易卜拉辛的表弟。奥代受以色列特工之命，把已安装了炸弹的小轿车借给他的表哥易卜拉辛使用。当他的表哥驾驶那辆轿车时，以色列特工便引爆了炸弹，把易卜拉辛送上了天。结果，奥代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被巴勒斯坦警方逮捕，并以通敌罪将其处死。

以色列特工为他们的行动制作了一份名单，就像报复“黑九月”一样，他们把一个个暗杀目标列在名单上，并针对这些目标进行一一暗杀。在最近的暗杀行动中，巴勒斯坦军事领导人阿布·斯内赫被杀死在约旦河西岸希布伦市，29岁的阿布·贝克尔死在巴勒斯坦控制区。随着以色列以暴制暴行动的开展，巴勒斯坦的人体炸弹相继炸死多名以色列人。哈马斯组织精神领袖亚辛对以色列提出警告，他说以色列的这种暗杀行为只会激起更多巴勒斯坦人的报复，巴勒斯坦人将与以色列抗争到底，决不妥协。而以色列有关方面表示，对自杀式人体炸弹事件他们决不会善罢甘休。

8.千里追凶：纳粹战犯的末日

第二次世界大战葬送了许多犹太人的生命，为了给这些死难者报仇，自建国以后，以色列的情报机构一直在世界各地追捕纳粹战犯。经过多年努力，战绩显著。影响最大的一次是在1960年成功追捕了对迫害欧洲600万犹太人负有直接责任的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此次是由摩萨德首脑哈雷尔亲自带领特工赶往阿根廷，将躲在那里的艾希曼秘密绑架到以色列，让他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其他没被抓捕的战犯，以色列特工们仍在努力追捕。

二战期间，共有600万犹太人被德国纳粹屠杀。阿道夫·艾希曼就是大屠杀的主要执行者之一。1906年在德意志帝国出生的阿道夫·艾希曼八岁就和父母一起来到奥地利，长大之后曾做过推销员。1932年加入了纳粹党，他刽子手的恶行从此时开始。1934年，当他成为犹太人事务部的头目时，也成了纳粹德国“犹太复国主义问题”的专家。他为了对付犹太人，专门向其他纳粹党成员学习经验。1938年，艾希曼被派往捷克斯洛伐克专门负责对付犹太人。到了1942年，他已有了直接驱逐和屠杀犹太人的权力。在匈牙利，他被人们称为“杀人不眨眼的冷血动物”，他指挥纳粹党成员驱逐和屠杀了65万犹太人。另外他还是奥斯威辛集中营屠杀400万犹太人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这个杀人恶魔还设法用瓦斯毒死犹太人，之后还称这是高效率的屠杀手段。

二战结束后，许多纳粹官员被逮捕，而艾希曼像一只狡猾的狐狸，多次更改身份，乔装改扮成各种角色，一次又一次逃脱了追捕。在以后长达15年的时间里，没有人谈起他的存在，他在这个世界上消失得无影无踪。实际上，艾希曼改扮成一名木工，住在了德国吕讷堡一个偏僻的小村庄里，在那里他生活了四年。四年之中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四年之后，他逃到了意大利热那亚。后来他又秘密来到了南美的阿根廷，在那里他用化名和家人一起小心地生活着。

艾希曼以为自己被世界忘记了，可是那些犹太人，他们是不会忘记艾希曼的。以色列的情报机构一直在打探他的消息。一个偶然的机会，以色列情报机构得到了关于艾希曼的消息：艾希曼现在生活在阿根廷。

1957年秋天，有一位名字叫罗泽·赫尔曼的姑娘，她住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郊的阿利沃斯区，罗泽·赫尔曼长得非常漂亮，成为众多小伙子的追求对象。有一位追求她的小伙子引起了她的注意。这位小伙子名字叫尼格，他说他父亲曾经在德国军队里当过大官，让许多的犹太人闻风丧胆，还说当时就应该把犹太人全部干掉。罗泽·赫尔曼的血管里就流有犹太人的血，她没想到尼格会说出这种话。

罗泽·赫尔曼对父母说起这位名叫尼格的男朋友，她说尼格拼命地追求她，但他从来没有说过他家住在哪儿，也没请自己去他家里玩，即使有时写信也是写他朋友的地址，再由他朋友转交给尼格。罗泽·赫尔曼的父亲双目失明，他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幸存者，他的眼睛就是在那里失明的。每次女儿说起这位名叫尼格的一些奇怪的事情时他都在沉思，一言不发。有一次他让妻子给他读报，当他听到联邦德国法兰克福总检察长弗里茨·鲍威尔博士正在寻找阿道夫·艾希曼的消息时马上愣住了。据报纸上说，目前艾希曼就隐藏在阿根廷。洛塔尔·赫尔曼一下子就想到了女儿那个叫尼格的男朋友。于是他马上和女儿按照尼格留下的地址找到了尼格的朋友，然后又从这位朋友口中得知尼格家的住址：查尔布科大街4261号。然后他和女儿一同前往这个地址，来到这里发现上面挂着“达古特宅”和“克莱门特宅”两块门牌，弗朗齐斯库·史密特是这房子的主人。赫尔曼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他相信艾希曼就在这里。他马上回到家，让妻子写信给联邦德国法兰克福总检察长。

联邦德国法兰克福总检察长弗里茨·鲍威尔博士也是一位被艾希曼所带领的纳粹党迫害的犹太人，他对德国当局失去了信心，于是，当他接到赫尔曼妻子写来的这封信时，马上把消息秘密通报给了摩萨德的首脑伊赛·哈雷尔。

伊赛·哈雷尔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心情很复杂，他一时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因为在此之前他也接到过很多类似的消息，这些消息让他们浪费了很多精力和财力，到头来却一无所获。这一次的消息他同样无法判断是真是假。会不会也像前几次那样无功而返？但是万一是真的呢？可特工的直觉让他相信这个消息是真的，一定要追查下去。

哈雷尔认真研究起关于艾希曼的案卷，对于这样一个杀人恶魔，摩萨德一定要将其捉拿归案。他派出了三名特工前往阿根廷。他们先是来到赫尔曼的家里，对信中的内容进行一番核实。这三位特工对阿根廷的情况都很不熟悉，让调查工作显得非常困难和复杂。

之后，哈雷尔又成立了一个调查组，对与艾希曼有关系的所有家庭进行秘密调查。调查人员的行动不能让艾希曼有所察觉，一不小心就会让艾希曼那些在德国的亲友们看出以色列的意图，那样他们就会向艾希曼通风报信。

以色列特工利用各种身份巧妙地同艾希曼在欧洲的亲属、朋友接触，但是他们对与艾希曼有关的事都闭口不答。但最后，特工们还是调查到一些线索，艾希曼的确待在南美洲的某个国家，但不知具体在哪一国，很可能是阿根廷。他没有和家人分开，仍然和他的妻子和儿子生活在一起。这些就是特工们调查到的全部情报，一些特工失去了信心，他们不相信凭这点线索就能找到艾希曼。可是哈雷尔鼓励大家不要放弃，一定要把屠杀和残害犹太人的杀人犯追捕归案，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

正当特工们为下一步如何开展工作而犯愁的时候，女特工迪娜·罗思想出了一个妙计。因为摩萨德特工人员知道3月3日是阿道夫·艾希曼儿子的生日，利用这个机会找到艾希曼的儿子，并送他生日礼物，这就不会引起注意。找到了艾希曼的儿子，自然不愁找到艾希曼。于是女特工迪娜·罗思便把自己装成一个痴情又单相思的女子，找到一位小听差，让他转送自己的礼物，并要为她保守秘密。小听差听后，感觉事情是这么浪漫、这么神秘、这么好玩，便十分乐意地为其完成了任务。当哈雷尔得知这一消息时，马上组织增援力量来到了阿根廷。

在阿根廷的特工们秘密跟踪那位金发小伙子，来到了一处平房。特工们对房子的周围进行了秘密拍照。他们还得知1960年3月21日是艾希曼夫妇的银婚纪念日，这一天艾希曼一定会回来与妻子团聚。就在艾希曼夫妇银婚纪念日的中午，守在秘密处监视的特工们发现从圣费尔南多区加里保迪大街走出一名50多岁的男子，他衣冠楚楚，像是要去参加什么庆祝活动。特工们趁机对这名男子秘密拍照，经过证实，他就是以色列特工们苦苦寻找的艾希曼。

哈雷尔告诉本·古里安总理，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因为此次逮捕艾希曼是摩萨德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艰巨的任务，所以他要亲自参加这次捕获行动。本·古里安总理说，一定要把他弄到以色列来，活的死的都行！

接下来，便是怎么运送的问题。此事还不能让阿根廷官方知道，必须秘密进行。以色列当时还没有开辟直接飞往南美区域的航线，这就不能用专机运送。而海运的速度太慢，中途还要接受几个外国港口的检查，同样不安全。就在哈雷尔为此事犯愁的时候，他看到了一则新闻：阿根廷举国上下正在操办国庆活动，并且阿根廷已邀请以色列领导人在5月20日参加活动。哈雷尔也从外交部得知，政府准备派一个高级代表团赴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参加这次庆祝活动。外交部方面在哈雷尔的建议下准备派一架专机赴阿根廷。

哈雷尔找到了以色列航空公司的董事长和经理，说出了自己的一些要求之后，请以色列航空公司作好飞机于5月11日起飞的准备。

哈雷尔从下属中选拔出11名精干特工组成一个特遣队执行此次任务。这11名特工全都经验丰富，而且他们都有亲戚朋友被纳粹党杀害，为了报仇，他们必须全力以赴。

特遣队来到阿根廷首都之后，在圣费尔南多区的小旅馆里分开居住。他们还租了一处寓所，用作行动的指挥部。

此时艾希曼的一举一动都被特工们密切监视着。没几天，特工们便掌握了他的生活规律及所乘坐的公交路线。行动之前，哈雷尔拟订了绑架艾希曼的具体行动计划。同时他还交代了一些事情和注意事项，万一行动失败，被阿根廷警方逮住，要说自己是自发的，千万不要暴露组织。如果发现艾希曼逃跑，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立即把他击毙。

5月11日19时25分，准备就绪的特工们分别乘车到达目的地。第一辆车在离202公路交叉口大约10米的加里保迪大街上停下了。一名特工人员假装汽车出了毛病，摆弄发动机。另一名特工站在车的左侧，也弯腰检查着发动机。另外两名特工待在车里，注视着外面的情况。第二辆汽车也停在202公路上，一名特工正打开车盖检查，车里还坐有几名特工，他们计划着等目标一出现，就把汽车前灯调到最高亮度，让他眼花，看不清停在前面的那辆汽车。全体人员摩拳擦掌，就等着目标出现。

半个钟头过去了，公共汽车已过去了两辆，可是目标还是没有出现，就在特工们准备撤回的时候，又开来一辆公共汽车。当车停下时，一个男子下了车。

艾希曼慢慢地向前走来，特工们说：“就是他。”

接着，两束强烈的灯光照在了艾希曼的脸上。这时，第一辆汽车上的特工人员假装散步向艾希曼走去。慢慢地离目标越来越近，就在离目标只有三米时，他说：“不许动！”

艾希曼突然停住了脚步，他感觉到事情不妙，于是准备向后转身逃跑。正在这时，他被飞快赶来的特工制伏了。他们把艾希曼塞进了车里。两辆汽车飞一般地按预定路线前行。

20分钟后，汽车到达目的地，特工们关好房门，仔细看着这位昔日威风凛凛的杀人犯，而此时的艾希曼却有气无力。让特工们感到吃惊的是，艾希曼非常合作，完全丧失了往日在战场上的军官气概。

当特工们脱去他的上衣，那刺在他身上的“标记出现在特工们的眼前，这正是当年纳粹党的血腥符号。特工们把他锁在床上，开始审讯：

哈雷尔问：“你的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证的号码是多少？”

对方马上回答：“889895。”

哈雷尔又问：“你的真实名字是什么？”

对方沉默了一会才回答：“阿道夫·艾希曼。”

猎物到手了，下一个问题便是如何安全返回本国。哈雷尔安排两名训练有素的特工人员看守艾希曼，他和其他特工解决运送之事。

然后他们细心策划了一起“车祸”事件，在这次“车祸”中有一名特工得了“脑震荡”。很快，他住进了当地一家医院，住院之后病人的病情大有好转。没几天他就得到了一份由阿根廷医院开具的医疗证明和一份回国继续治疗的许可证。5月20日，“病人”按计划出院。精于伪造证件的摩萨德特工很快便把证件的照片和姓名换上了艾希曼的照片和姓名。现在问题解决了，即使阿根廷对“以色航空公司工作人员专车”进行一一检查，特工们也不用担心了，因为艾希曼出了一次“车祸”，并且还有一张真正的医院诊断证明。

1960年5月20日20时，身着“埃勒·粤勒”航空公司制服的艾希曼被特遣队的医生注射了特制的麻醉剂。几秒钟后他就失去了知觉，由两人搀扶着行走，好像是真正的脑震荡患者。

在机场，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哈雷尔和特工们占了机场候机室餐厅角落的一张饭桌。他们周围是正在用餐的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以及阿根廷边防警察。出乎哈雷尔的意料的是，机场检查非常顺利。他们登机之后，哈雷尔盼望的就是飞机快些起飞。

5月21日0点，以色列601号“不列颠”式飞机正式起飞。24小时之后，飞机顺利降落在以色列机场。哈雷尔安排特工看守艾希曼，他自己前去面见总理。见到本·古里安总理之后，哈雷尔十分高兴地说：“我把阿道夫·艾希曼带回来了，如果您批准，我现在就把他移交给以色列警察局。”看得出，本·古里安也很高兴，他的身份能确定吗？哈雷尔说，绝对没错。于是本·古里安总理同意把艾希曼移交警察局。

5月23日，本·古里安总理召开了一个会议，与会人员都是以色列内阁部长。当本·古里安总理宣布摩萨德特工已经抓捕了阿道夫·艾希曼时，整个会场安静极了，接着，他们都热烈地欢呼起来，有的议员甚至高兴得跳了起来。本·古里安接着告诉各位议员，阿道夫·艾希曼罪恶滔天，他应该受到应有的惩罚，现在他已被关在以色列监狱里。

接着，全世界都知道了这件令犹太人振奋的事情。以色列人沸腾了，称赞着特工们的英勇机智。

审判艾希曼时，为了防止观众为报仇而刺杀他，警察局特地设立了一个上面敞开的玻璃罩，艾希曼就站在这里面被审判。当法官宣读完艾希曼种种触目惊心的罪行时，他竟然良心发现地说：“我早应该把子弹射进自己的脑袋。”

两年之后，阿道夫·艾希曼被以色列最高法院判处死刑。他的骨灰被抛入了茫茫大海。以色列人不想让这个头号敌人的骨灰弄脏犹太人的故乡。

9.震动世界的刺杀谜案：约翰·肯尼迪被刺身亡

约翰·肯尼迪是美国第35任总统。他就任总统时，年仅44岁，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肯尼迪为美国的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他实行“新边疆”政策，提出了一系列有利于国民的计划，比如：改善城市住房条件、发展教育事业、为老年人提供良好的医疗保障、反对种族歧视、给黑人以公平权利等，得到了美国人民的高度评价。另外他还成功处理了一些重大国际问题，创建了和平队，和苏联签订了禁止核试验条约，把美国技术带给贫穷国家。他的至理名言“不要问你的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而要问一问你为你的国家做了什么”被美国人民广为传诵。美国《男人》、《传记》等媒体曾经联合评选美国十大文化偶像，约翰·肯尼迪名列第一位。

这样一位贡献卓著的总统，谁是杀害他的真正幕后主谋呢？40多年过去了，这场谋杀案的真相仍是一个谜，而对于这个谜的相关猜测也层出不穷，有的说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所为，有的说和南越吴庭艳有关，有的说当时的副总统林登·约翰逊就是幕后主使……一时之间众说纷纭，从网上可以搜集到的关于肯尼迪遇刺的内幕至少有36种不同的说法，但是目前没有一种说法被证明属实。

1964年是美国的大选年，肯尼迪从1963年开始把精力放在了竞选连任的问题上。当时得克萨斯州民主党内自由派与保守派存在一定的矛盾。肯尼迪为调解两派之间的关系，争取得到这个南部大州的支持，于1963年11月22日，携夫人杰奎琳前往该州。这一天，肯尼迪总统和他的夫人杰奎琳去达拉斯市进行访问，他们正在乘车赶往演讲的路上，车子由迪利广场进入休斯敦大街，路两侧站满了欢迎的人们，他们高举双臂热烈欢呼。肯尼迪乘坐的是1961年产的林肯大陆豪华敞篷车，这辆轿车原本是装有防弹罩的，但总统为了表示对这里市民的友好和信任，让特工人员把防弹罩拆了下来。坐在前一排的是得克萨斯州州长约翰·康纳利和夫人，肯尼迪总统和夫人杰奎琳坐在后排，他们微笑着向两侧的人们挥手。在总统车前面的是一辆开道的警车，隶属于达拉斯警察局，紧跟在总统车后面的是一辆安保车，汽车两边的护板上站着两名安保人员，随时注视着两侧的人群。后面是副总统林登·约翰逊夫妇的车，然后是随行的车队。

在这条路上，肯尼迪总统和夫人曾两次停车与群众握手，每次安保人员都紧跟其后，确保总统的安全。车队继续前行，当总统车队进入埃尔姆街时，突然，一声沉闷的枪声传来，此时的肯尼迪总统双手捂在了喉部，跪在车上，惊恐的杰奎琳不知所措地跪在肯尼迪的身边，试图用手阻挡从肯尼迪喉部流出的鲜血。紧接着又响起了第二枪，总统的后脑勺被击中了，肯尼迪猛地向前倒去，鲜血和脑浆混在一起喷涌而出，溅在了车上。在这辆车上的康纳利州长也遭到枪击，身负重伤。坐在前排的安保人员罗伊·凯勒曼立即抓起话筒对前面的警车说：“我们遭到了袭击！快！带我们去医院！”枪击发生时，市民扎普鲁德正手持一架8毫米家用摄影机拍摄总统一行人，他想拍下总统亲民这一幕留个纪念，没想到却为历史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枪声停止后，肯尼迪倒在杰奎琳的身旁。杰奎琳呼喊着特工克林特·希尔，大声说道：“我的上帝！他们打中了他的头！”希尔在听到第一声枪响后便跳下车并冲向总统的车，当听到第二声枪响时，他看到总统已经倒在了一边。而此时的司机威廉·克瑞尔听到枪声后随即提高了车速，想使总统尽快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希尔努力地向前跑追赶着总统的车，在杰奎琳的帮助下他跳上了总统的车。希尔用自己的身体保护着倒在一边的总统及惊吓过度的总统夫人。人群一阵混乱，警察和特工们守住了总统车，开始四处寻找凶手。大家都担心会再有暗枪打来，司机马上驾驶着汽车快速向医院开去，只用了几分钟就到了帕尔克林德医院。

在医院里，尽管医生全力抢救，可是最终也没创造出奇迹，肯尼迪总统因伤势太重离开人世。

副总统约翰逊得知肯尼迪的死讯后，立即起程赶回白宫。他在飞往华盛顿的飞机上宣誓就职，成为第36任美国总统。

当天下午2时，“空军一号”载着肯尼迪的遗体回到了华盛顿。很短的时间内，美国总统遇难的消息就传遍了全世界。美国人民一片悲恸。

有很多人爱戴肯尼迪，认为他是位热心、勤奋、善良的总统，他的离去让很多人痛心，甚至落泪。在他遇刺之前，美国人民还处在一片欢乐之中，而当听到总统被刺身亡的消息之后，美国一下子陷入了一片悲恸之中，所有的娱乐活动和计划都取消了，他们时刻关注着关于这位总统被刺的消息。

11月25日，肯尼迪总统的遗体被送往阿灵顿国家公墓，成千上万的人来为总统送行，他们的脸上写着悲恸和愤怒。总统夫人杰奎琳的眼里充满了对丈夫的永远怀念，同时也充满了对凶手的愤怒。肯尼迪永远地走了，但他的精神依然鼓舞着无数的美国人。

刺杀事件发生之后，美国上下一片悲恸。但有一个人却表现得与众不同，他是肯尼迪总统遇刺现场附近的教科书仓库的管理员，名叫李·哈维·奥斯瓦尔德。他坐在公共汽车上时还跟人们议论这件事情，他边说边笑，引起人们极大的反感。但人们不知道，这个人就是刺杀案的重要人物，此时警察正在四处寻找他。

刺杀案发生四分钟后，警察来到了教科书仓库，在这里他们有重大发现，有目击者看见在案发后一分钟内奥斯瓦尔德离开这里。紧接着警察又发现了一支意大利生产的“卡尔卡诺M91/38”型步枪、三个弹壳和一些食物残渣。于是警察下达了通缉令，通缉一个30岁左右的白人男子，身高在1.75米左右。

而此时的奥斯瓦尔德正悠闲地走在马路上，谁也不会想到这个人刚才开枪暗杀了总统。他回到公寓，换了一身衣服，然后又出去了。

一个小时之后，一位名叫蒂皮特的警察在大街上看见一个人和通缉令里描述的嫌疑犯很像，于是他便开着警车来到奥斯瓦尔德的面前，并让他停下。在蒂皮特打开车门让奥斯瓦尔德上车时，奥斯瓦尔德立即掏出手枪打死了这名警察，然后逃跑了。

当听到枪声的警察赶来时已经太晚了，只有蒂皮特躺在地上奄奄一息。正当警察全力追捕凶手时，警局接到了举报电话，说有个惊慌失措的小伙子一路狂奔到了电影院。于是警察悄悄来到电影院。为了避免打草惊蛇和误伤观众，警察只在远处监视着奥斯瓦尔德。当影片放映结束，灯光亮起时，观众纷纷离去，警察慢慢地向目标走去，奥斯瓦尔德察觉到异常时已经晚了，他的周围全是警察，他被擒获了。

警察确认眼前这位年轻人就是杀死肯尼迪的凶手。警察们在很短的时间内便查出了关于奥斯瓦尔德的身世和家庭背景。奥斯瓦尔德从小就失去了父亲，是母亲把他和两个哥哥带大的。奥斯瓦尔德从小性格就很叛逆，和其他孩子不一样，长大之后的他更是另类，动不动就和人发生冲突，还多次被送进少年精神病院。在精神病院里的奥斯瓦尔德性情更加阴郁，他的母亲不愿让儿子待在精神病院里，于是选择了去另一个城市生活。后来，奥斯瓦尔德加入了海军陆战队，他是全队的射击能手。

当警察从奥斯瓦尔德的家里搜出放置枪支的袋子和一张对肯尼迪总统行车路线都做有标记的达拉斯地图时，他的妻子这时才得知是自己的丈夫杀死了总统。

有了目击证人和犯罪证据，刺杀总统一案真相大白了。但是面对警方的指控，奥斯瓦尔德却不承认他杀过人。接连审讯了11个小时，却毫无结果。这让警方很是头疼。

奥斯瓦尔德被捕后，人们都等待着刺杀总统案的真相。11月24日上午，警察局准备把奥斯瓦尔德关押到监狱去，当奥斯瓦尔德被押出来时，周围是一些报社的记者和正在值勤的警察。谁也没有想到这时会发生意外。正在这时，从人群中冲出来一个持枪的家伙，他一边大声叫着“他杀了我的总统”，一边扣动了扳机，鲜血顿时从奥斯瓦尔德腹部流出。反应过来的警察立即分成两部分，一部分负责把奥斯瓦尔德送进医院，另一部分负责抓捕持枪者。这一幕恰被围观的记者给拍了下来，人们亲眼看到奥斯瓦尔德受伤后的痛苦及持枪者脸上得意的表情。

奥斯瓦尔德最终还是死在医院里，他在临死前留下了一句话：“我只是一只替罪羊。”后来，警察抓捕了那名杀死奥斯瓦尔德的人，他叫杰克·鲁比，是一家大型夜总会的老板，他还与黑手党有着一定的联系。从调查来的这些资料得知，他杀死奥斯瓦尔德并不单单是为了替总统报仇，这里面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事实并非警察们想的那般，奥斯瓦尔德好像是无辜的。联邦调查局的调查结果也显示，案发现场的那把枪上没有奥斯瓦尔德的指纹。一时之间，警方陷入了谜团之中，以前那些所谓的证据都成了不确定的，包括那支枪，那张做了标记的地图，还有警察蒂皮特被杀，这些事情可能不是奥斯瓦尔德干的。

到底是哪里出了差错？联邦调查局的人也迷惑不解。他们认为在仓库六楼那么远的距离射击，做到每枪都射中目标不太可能。警方还在现场找出了烟头，而奥斯瓦尔德却不抽烟。团团迷雾让整个案情陷入了僵局。

为了调查这一案件，美国政府专门成立了沃伦委员会，但他们的报告漏洞百出，报告的结果是通过媒体发布出去的，报告认定奥斯瓦尔德是杀害总统的唯一凶手。奥斯瓦尔德患有精神病，没有受到其他人的唆使。

人们看到报告之后，很快就发现了这份报告纯粹是应付美国公众的。根据目击者提供的影像资料来看，子弹是从不同方向射出的，第一颗子弹是从高架桥旁边一处空地上射出的，而不是教科书仓库。人们对报告产生了很大的怀疑，奥斯瓦尔德不过是只替罪羊，真正的凶手依然逍遥法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证据，那就是市民扎普鲁德拍摄的珍贵影像资料。从所拍摄的画面上可以判断出总统和州长是被不同方向飞来的子弹先后击中的，中间的间隔时间非常短，这让委员会的成员认为他们是被同一颗子弹击倒的。事后，他们也承认自己判断错了。

没过几天，联邦调查局又有一个意外发现，那支意大利步枪不能进行远距离射击，也就是说仅靠这支落后的步枪是不能完成远距离刺杀任务的。

种种迹象表明，委员会发布的结论是错误的。杀手并非奥斯瓦尔德，但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呢？在案发之后，联邦调查局对奥斯瓦尔德进行了一些调查，发现还有一些之前没有调查到的结果：奥斯瓦尔德曾经是一名特工人员，他为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工作过。

在美苏冷战开始时，奥斯瓦尔德是海军的一员，后来他成为了一名特工打入了苏联内部。作为特工的他演技非常出色，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回到美国的他在一家培训班里上课，而这家培训班的老板就是中央情报局。1962年6月，有两位自称是联邦调查局的人找到了奥斯瓦尔德，希望奥斯瓦尔德能加入他们的队伍，主要任务是打入斯拉夫移民组织，为联邦调查局获取更多的情报。

同年7月，奥斯瓦尔德便成为了一位热爱古巴共产党的年轻人，到处宣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人。他表现出对卡斯特罗无比忠心的样子，其实，这些都是他为了完成任务演戏而已。

联邦调查局的人还调查到鲁比和奥斯瓦尔德早就认识了，他们同时对中央情报局效忠。鲁比经营的夜总会，专门为武装分子提供武器。那么，为什么鲁比会杀死奥斯瓦尔德呢？

在总统被刺杀的前三天，曾有一位女子被人从飞驰的车上扔下来，所幸的是她并没有死，被人送进了医院，在医院里她对前来调查的工作人员说，她是鲁比的助手，因为知道鲁比刺杀总统的阴谋而差点遭到灭口。她说的这些，调查人员却没在意。

在这名女子出院不久，警方就得到她在车祸中死亡的消息。

调查至此，可以看出此案与鲁比有着很大的关系，但是幕后黑手究竟是谁呢？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

鲁比杀死奥斯瓦尔德就是为了杀人灭口，他本以为自己会没事，即使被抓住了，背后的老大也一定会设法救他出去。可是他的如意盘打错了，最终他被扔在了监狱里无人过问。现在他明白了，他就是下一个奥斯瓦尔德，另一只替罪羊。正当鲁比打算把一切都告诉沃伦委员会时，他却死于癌症。

天下竟然有如此巧的事情，好好的一个人在调查的关键时刻就因癌症死了，线索又中断了。

鲁比死后，先后有多名与总统被刺案有关的人员相继离奇死亡。先是两名记者，他们是被警察开枪打死的，在死之前他们曾听到过关于总统被刺案的一些真相。事后开枪的警察说枪走火了，枪口正好对准了记者。

最为要命的是沃伦委员会派出了多达2500名特工，对300多名证人进行盘查，虽然没有什么收获，但是这些证人还是一个个离奇死亡。这让沃伦委员会十分头痛，死的人越多，知道真相的人就越少。

其中有一个证人亲眼看见了警察蒂皮特被杀的经过。这名证人叫雷诺兹，那天他正好看见蒂皮特遇害，而且他还跟踪过凶手，他十分肯定地说凶手绝对不是奥斯瓦尔德。雷诺兹没想到几天之后他就遭到了枪击，幸好命大没有死，但是他后来不得不东躲西藏地过日子。

还有一位工人，也被暗杀。他的好友说，他生前知道一些关于总统被刺的秘密。

还有一位司机，他说奥斯瓦尔德绝不可能是凶手，因为总统被刺时奥斯瓦尔德正坐在自己的车里，怎么能去杀害总统呢？这位司机后来出了车祸，当场被撞死。

一直以来沃伦委员会的成员们都想把奥斯瓦尔德变成凶手，尽快了结此案，却偏偏有人推翻他们的结论。

还有一个人，他亲眼看见了打死总统的子弹所飞出的位置。因为工作需要，他必须待在离地面14米高的塔上工作。当子弹射出时，他正在塔上，他对沃伦委员会的成员说子弹绝对不是从教科书仓库大楼里射出的。如此一来，那凶手也不会是奥斯瓦尔德。

没几天，这位唯一目击子弹从何处射出的证人也被车撞死了。

案件进行到此，离奇死亡者已多达20人，这让美国民众更是纳闷，幕后黑手究竟是何方神圣，竟然有这么大的本事，不但能瞒天过海，还能将知道真相的人一一杀死。

在20年后，一位老间谍分析，在总统遇刺案中，有三个人开过枪，开枪的三个凶手都拥有相当高的射击技术，他们都经过专业的训练。但其中没有奥斯瓦尔德，他只不过是个棋子，任人摆布。那个枪袋也是别人偷偷放到他家里的。

所有的证据都说明奥斯瓦尔德是无辜的，那么警察蒂皮特与奥斯瓦尔德有关系吗？

杀人案的阴谋正在一点点浮出水面。

案发的前几天，正在上班的奥斯瓦尔德被一位联邦调查局的人找到，他们谈了一会儿这个人就走了。几天之后，奥斯瓦尔德就收到了一支意大利步枪。他只知道按照这位特工的吩咐，在教科书仓库大楼上方开几枪就能拿到丰厚的回报，他并不知道这样做的真正目的是什么。那支杀死蒂皮特的手枪也是特工事先找了一个理由交给奥斯瓦尔德的，让他带在身上。其实一切都是事先计划好的，特工们还安排了一位假的奥斯瓦尔德，当这位假奥斯瓦尔德杀死蒂皮特逃跑时，真正的奥斯瓦尔德正按照指示来到蒂皮特被杀的地方。

整个案件是这样的：凶手在刺杀总统之后，奥斯瓦尔德便得到指令迅速离开教科书仓库。这时假的奥斯瓦尔德又杀死了蒂皮特，然后留下准备好的弹壳。奥斯瓦尔德接到指令来到了杀死蒂皮特的现场，然后进了电影院。背后主使者希望警察们一枪打死奥斯瓦尔德，但是警察们却将奥斯瓦尔德抓获。这让幕后主使者感到不安，于是他们又让鲁比枪杀了奥斯瓦尔德。

很显然在这件案件的背后有一只巨大的黑手在左右着整个案情。这只黑手究竟是谁呢？

直到此案发生后的35年，案件才有了惊人的进展，林登·约翰逊就是幕后主谋，这是林登·约翰逊的情妇马德莱娜·布朗告诉记者的，她说出了大量的内幕来证明肯尼迪总统的死就是一次成功的政变。

为了约翰逊的前途，马德莱娜把这个秘密深深地藏在心里35年，直到约翰逊死去，她的儿子也因病去世，年事已高的她再也没有什么牵挂了，于是决定把这个秘密公布于众。她说参与本案的还有石油大亨哈罗德森·亨特，他是约翰逊的好朋友，也是约翰逊的摇钱树。亨特是个保守分子，他十分憎恨肯尼迪。同样，亨特的好友鲁比也痛恨肯尼迪。而且鲁比曾经拿来一张肯尼迪车队的行车路线图给他看。约翰逊同样也憎恨肯尼迪，这三个人可谓是“志同道合”。就在肯尼迪遇刺的前一晚，约翰逊和亨特等人在一个小屋子里开了一个秘密会议，制订暗杀计划。开完会之后，约翰逊对马德莱娜小声地说，明天就是肯尼迪的末日，我会说到做到。在肯尼迪被杀之后，马德莱娜曾问过约翰逊，是不是参与了刺杀案。约翰逊很生气，让她以后不许再提这个话题。接着他又说，是我的那些朋友干的。

肯尼迪死后，约翰逊便当上了总统，他利用自己手中的大权，让知道真相的人一个个死去，而真正的凶手却被他保护起来。而案发后成立的沃伦委员会，实际上被约翰逊暗中操控，正是他抹去了团团疑点，硬说成是奥斯瓦尔德个人所为。

在过去的40多年里，关于肯尼迪总统遇刺的说法至少有36种，而马德莱娜的说法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种，到底是不是真的，仍然需要进一步证实。

美国政府于1976-1979年间重新对肯尼迪遇刺案进行调查，然后宣布，约翰·肯尼迪遇刺案不是奥斯瓦尔德的个人行为，而是存在一定的阴谋。为了让案情大白于天下，1991年，美国政府要求司法部对肯尼迪遇刺案再次进行全面调查，可是却因为种种原因调查一直没有进行。美国政府把与约翰·肯尼迪遇刺案有关的档案资料列为了国家机密，也许只有在这些资料解禁之后，人们才能确切知道肯尼迪遇刺事件的全部真相。

10.特库姆塞的诅咒又一次应验：加菲尔德总统遇刺

2001年2月7日，有人在白宫西南边的护栏外狂乱开枪，随后被白宫的安全人员开枪打倒在地。当时，正在白宫的乔治·W.布什总统没有受到一丝伤害。

其实，以前在比尔·克林顿总统任职期间，也有人在白宫行凶，而且不止一次，为什么人们特别关注布什总统的这次事件呢？知情的人都知道，这是布什总统是在2000年当选之故。从1840年开始，凡在尾数为0的年份当选的美国总统下场都很悲惨，不是莫名其妙地死去就在被是杀手杀死。这些巧合似乎应验了印第安民间传说中的一则有名的诅咒——特库姆塞的诅咒。“特库姆塞的诅咒”源于1811年蒂珀卡努战役之后，身为肖尼人酋长的特库姆塞释放了一些俘虏，他让这些俘虏回去告诉威廉·亨利·哈里森将军一个口信，这个口信被人们当做了预言，被称为“特库姆塞的诅咒”。口信的内容是这样的：“哈里森今年不会获胜成为最高首领，但他下一年可能会赢。如果他赢了，他不会干满任期，他将死在任上。”

当时有个大胆的俘虏说：“特库姆塞酋长，可是还没有哪个总统会死在任上呢？”

特库姆塞一脸肯定地对俘虏说：“哈里森一定会死的。在他死的时候你们就会想起印第安人的死亡。你们认为我没有了力量，其实你们错了，我依然拥有让太阳黯淡无光、使印第安人戒除烈酒的力量。不但哈里森会死，自他之后每个尾数为0的年份当选的总统都会在任期内死亡。”

事实正像特库姆塞酋长预言的那样，在1840年，总统死亡周期开始了。以后每一位在尾数为0的年份里当选的美国总统都死在任期之内，当然罗纳德·里根是唯一的例外，但他也差一点命丧杀手。

1840年，哈里森当选总统，但他在上任一个月后就突然去世。1860年，亚伯拉罕·林肯当选总统，在1865年4月14日遇刺，次日辞世。1880年，詹姆斯·加菲尔德当选总统，1881年7月2日加菲尔德被刺，9月19日他死于伤口引起的并发症。1900年，威廉·麦金莱获得连任，1901年9月6日遇刺，8天后去世。1920年，沃伦·哈定当选总统，1923年8月2日哈定在任期内去世。1940年，富兰克林·罗斯福获第三次连任。在他任内的1945年4月12日他突发脑溢血死去。1960年约翰·肯尼迪当选总统，1963年11月22日遇刺身亡。

1980年罗纳德·里根遇刺，但他死里逃生，躲过一劫。2000年乔治·W.布什当选总统，鉴于诅咒的传说，所以人们对他的安全特别关注。里根的死里逃生终止了特库姆塞的诅咒吗？没有人能作出回答。

1880年当选为总统的加菲尔德对朋友说，他总有一种预感，自己活不过任期，感觉自己会像父亲一样，英年早逝。后来，这话真的应验了，他死亡时才50岁。

加菲尔德在当选总统时，曾引起共和党格兰特派的分裂。当时，因加菲尔德总统提名布莱恩为国务卿而得到了布莱恩的支持，从而也得罪了没被提名的康克林。许多参议员也对康克林那种盛气凌人的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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