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清发
出版社：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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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清发临证精华试读：
前言
我的恩师周清发，是第一批“陕西省名中医”，陕西省第四、五批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中医科教授、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在几十年的临床医疗工作中，勤奋努力，善待病人，勇于创新医，医术精湛，在中医、中西结合内科、肾病等学科方面有较深的造诣。涉猎中医基础到临床的诸多学科，如伤寒、温病、内、外（皮）、妇、儿各科，均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心得。近40多年来老师从事中医肾病、脾胃病肿瘤及内科杂病的临床治疗和研究工作更为深入，成就卓越，他将毕生精力和心血贡献于中医事业，造福于广大患者。在中医学术发展上老师从不故步自封，他主张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观和方法论将其发扬光大，并积极倡导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及手段进行科学研究，为祖国医学事业的大胆探索及其发展作出了贡献。他治学严谨，工作一丝不苟，受到同仁及病人的尊敬和爱戴。《周清发临证精华》是由陕西出版传媒集团、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组织编撰的《名老中医师承工作室系列丛书》的首批书籍之一。全书共分5篇，开篇简要介绍了周老师学医、行医以及致力于中医药教育事业的经历和成就，上篇介绍老师的主要学术研究，中篇介绍了老师治疗肾病的临床经验及老师临床常用经验方，下篇选录了部分老师临证医案医话，附篇简要介绍了老师的临床研究和论文发表情况。希望本书能对从事肾病专业的青年医护人员、患者及家属有所帮助。如掌握这方面的有关知识，有助于患者早日康复，能为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尽到一点微薄之力，我们就感到非常欣慰。
由于我们跟老师学习的时间有限，对他的学术思想和临证治疗及用药特点领会得还不够深刻，且编写此书的时间较短，所搜集的资料难以概全，存在疏漏在所难免。尽管如此，本书仍是对老师生平和学术经验的一次比较系统和全面的整理。本书的出版定会对中医学术的发展和培养中医药人才大有禆益。
书中若有不妥之处，敬请同道和师门兄弟批评指正。谢谢！作者2014年9月6日开篇医家传略
周清发，男，1953年8月出生于陕西省汉中市，1978年毕业于陕西中医学院中医系，毕业后分配到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原为西安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工作。1992年11月至1993年4月以访问学者赴俄罗斯学术交流工作；1993年破格晋升为副主任医师、副教授；1998年晋升为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现任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教授；陕西省首届名中医，陕西省第四批名老中医药学术经验传承指导老师；陕西省中医药专家委员会顾问，中华医学会陕西省分会和西安市分会医疗事故鉴定专家库委员，陕西中医药学会第三届肿瘤专家委员会委员。一、树立志向习仁术
老师早期受其叔父影响，对中医并不陌生，可真正把他带上学医这条路的还是他的叔父。他的叔父是当地十里八乡一位有名的中医大夫，他的医术可谓桴鼓之功，非常灵验。如治肺结核咯血病人，上午服汤药，下午咯血便可止住。他用中医药救治病人无数，他高超的医术深受一方百姓的信赖和爱戴。看到叔父运用医术能为广大农村群众解除疾病，看到当地人们喜爱中医，需要中医为他们服务，老师便萌发了学习医学的念头。在叔父的启发下，他找来《汤头歌诀》《医学入门》《医学三字经》等中医书籍学习背诵。由于受当时生活条件和环境诸多原因的影响，未能实现自己的愿望。中学毕业后，他考入陕西中医学院学习，终于实现了自己学医的理想，他立志要向叔父那样，当一名受人民群众尊敬和爱戴的好医生。在校学习期间，老师发奋图强，刻苦钻研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常常学习到深夜，即使是星期天及节假日休息时间，在汉江河边，在渭滨湖畔常常可以听到老师琅琅的读书声。在学校老师的指导下，他系统研读《黄帝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及《神农本草经》等多部中医经典医学专著，还对金、元、明、清历代的医学专著，如《伤寒来苏集》《伤寒贯注集》《脾胃论》《丹溪心法》《血证论》《外台秘要》《针灸甲乙经》《医宗金鉴》《医林改错》《傅青主女科》等都进行了认真学习。这一阶段的学习为他打下了扎实的中医理论基础。在校学习的几年，除系统学习中医基础理论知识、中药方剂以及内外妇儿等学科，他还系统地学习了《生理学》《解剖学》《病理学》《生物化学》《诊断学》以及临床等各学科现代医学知识技能。学习中他始终认为，无论中医、西医都是治病救人，虽然在当时有人指责中医学院学生学习西医是不务正业，是违背学校办学宗旨，背经离道，但老师却不在乎这些说辞，何况技多不压人，多学习些治病技术又有什么不好？于是他紧紧抓住这个大好的学习机会，系统掌握了现代医学知识，这为老师以后从事临床医疗，开展中西医结合工作奠定了坚实而扎实的基础。此外，他还放弃寒暑假休息，抓紧时间去叔父诊所学习临床诊疗方法和技能，接诊技巧，坚持学用结合，勇于实践，将所学知识用于临床，熟悉、掌握临床诊疗方法和技术。并将学校学到的专业理论知识与临床实践紧密结合，采用循序渐进、熟读而精思的学习方法，做到勤于思考，善于思考，思有所悟、悟有所用，敢于探索和实践。如老师大二暑假回家探亲，遇到一位病人，四肢麻木，下肢痿软无力，站立不稳，因病人身处偏远村庄，曾到县医院就诊被诊断为“格林巴利综合征”。服药未见明显疗效，就再没去医院诊治，听说老师回家探亲在家，便邀其去诊病。老师看完病人后按中医辨证施治的方法，采用中药配合针灸等方法治疗月余，病人完好如初，感激不尽。时至今日，每次老师回到家乡，病人及家属仍不忘述说治好了她的病。又如老师治疗一位陈姓男性“肝硬化伴腹水”，他根据当时患者临床表现：腹大如鼓，青筋暴怒，纳差腹胀，面色萎黄且暗，在5月季节盖两床棉被蜷卧于床，四肢不温，下肢水肿，尿少，舌胖紫暗，舌下静脉怒张，苔白滑腻，脉弦滑。肝功明显损害，腹部超声提示：“肝硬化伴中量腹水”。老师用自己学的书本知识，翻书对照，分析辨证为：脾肾阳虚，湿阻血瘀，治宜健脾补肾，活血化瘀，利水消肿。方选真武汤合附子理中汤配膈下逐瘀汤加减治疗3周，病人诉腹胀明显减轻，怕冷亦较前好转，欲进饮食。老师前方去附子，加益气养血、软肝散结等中药调治3个月，病人肝腹水完全消退，肝功亦恢复正常。可见他在学习过程中，非常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学用结合，学以致用。学校老师讲授的课程，他总是认真听讲，下课后复习总结，结合临床实际，应用于病人，检验疗效。在开门办学中，刚学习了《内科学·风湿性心脏病》章节，当时他在住院部实习正好管了一位59岁的女性风心病患者，是以“风湿性心脏病”“心衰3度”收住院的。因患者长期服用“地高辛”，住院检查有洋地黄中毒现象，不宜再用强心类药物治疗，当时病人表现为心慌气短、不能平卧、下肢水肿、尿少，舌紫暗，脉结代。他就提出用中药治疗试试，在征得带教老师同意后，根据患者的症状舌脉辨证为心肾阳虚，水瘀内结，方选真武汤加活血利水药，让家属抓药3剂，水煎服用。服药3d后，病人尿量增多，水肿减轻，心慌气短有所缓解，夜间已基本能平卧休息。按效不更方的原则，原方继用7剂，病人已能下床行走，心慌气短明显减轻，但出现大便干结，5d未解，不知何故。经查阅有关文献资料，并请教张大师（即指张学文国医大师，当时张老正在教学点巡回讲课）才茅塞顿开，原来是附子使然，询问其如何解决这种现象，大师笑曰：解除方法非常简单，服用蜂蜜水即可。当时告知患者家属购买蜂蜜兑水饮之，翌日清晨便解，病人及家属很是高兴，即日下午带方出院。过了近10个月时间，在一个大雪纷飞的中午，那位风心病患者的儿子来到教学点，邀请老师去他家给母亲治病，说其母出院后病情一直稳定，近来由于天气变化感冒，病情复发，因突降大雪，加之山道，路面湿滑难走，若将母亲送来医院，非常艰难，故其母特意安排他前来邀请老师去家中治病。老师再三说明自己是个学生，不能去给其母诊病，但其子仍然坚持要他前往，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老师将其子带往医疗队领导面前说明情况，经医疗队领导批准，老师才随同其子冒着风雪，踩着泥泞湿滑、崎岖不平的山间小道，行走了大约几十里路，于傍晚时分赶到他家。经过几天的精心调治，其母的病情转危为安。患者及家属为了感谢其救命之恩，在那生活并不富裕的70年代，专为其宰杀了一头猪犒劳，可见当时这位患者和家属心中对老师的敬意和感激之情多么重啊。由于老师在校期间学习刻苦努力，成绩优异，又对病人态度和蔼可亲，医疗技能日渐长进，深受老师、同学和患者的广泛好评，毕业后被优先分配到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高等学府。这是老师、学校和社会对他作出优异成绩的认可，也是对他的最好褒奖。
1982年初至1983年下半年老师再次被送到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及陕西中医学院研修深造，经过近两年的学习，中西医理论水平得到更进一步升华，思想更加开阔，临床水平有了质的飞跃发展和提高，并以优异成绩圆满地完成了研修深造的学习任务。1985年在全院第一个承担住院总医师工作（“文革”后恢复住院总医师工作刚开始）。由于老师医疗业务工作突出，教学和科研工作也作出了较大成绩，1993年被破格晋升为副主任医师、副教授，被遴选为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科室支部书记工作。二、坚定信念为民众
老师常说人要靠自己的努力、要靠自己的勤奋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做一个有知识、有文化，对家人及社会有贡献的人。他还说道，一个好医生除了钻研专业知识，在实践中不断摸索、积累经验外，还要不断学习新的医学知识来随时充实自己，提高自己，这样才能更好地为病人服务。除了知识，一定还要有信念。信念，是生命的灵魂，又是事业的根本。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信念，并能把自己的信念融入事业和实际工作中，他才能做到无论是早年的求学，还是以后的行医、教学等工作，都十分勤奋乐观。老师在中医学院读书期间，坚持早起晚睡，每天学习十几个小时以上，度过了“三更灯火五更鸡”的大学生涯。工作后，依然保持勤奋好学的习惯，在参加工作的近40个年头里，治学“身体力行，无暇自逸”，白天由于临床医疗和教学工作及其他事务繁忙，只能将科学研究和自学安排在清晨及夜晚，有时甚至到了深夜。常是“夜卧人静后，晨起鸟啼先”，其孜孜不倦、持之以恒的治学精神令人钦佩。在临床医疗工作中，老师常说，医，乃仁术也，作为医生，一定要有仁爱之心、责任之心，急病人之所急，痛病人之所痛，要用高超的诊疗技术及方法，努力为患者解除病痛，来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要想方设法尽量让患者的病痛缓解得更快一点、效果好一些、费用能省就省一点是他的从医宗旨，他始终将患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以良好的医德、医术传播党的温暖，营造和谐气氛，使患者和家属都能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馨。一天晚上10时多，老师在家正准备休息，一位素不相识的病人经人介绍登门找他看病，见他已卧床准备休息，欲启齿告辞，老师见状却赶紧起来，给病人看了病，病人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还有一次，在回家乡为老母办丧事中，他从早到晚整整忙碌了一天，傍晚刚进门，连水还没有来得及喝上一口，便碰到前来邀请他为其妻治病的人，当时虽然他感觉非常疲惫，但却本能地站起身来，随那位患者家属赶往家中，为其妻诊治。几十年来像这样的事例真是举不胜举。
老师作为一名中医名医、大学的学者、专家，登上高等学府的讲台，传业、授道、解惑，他常常感慨地说，是共产党拯救了中医事业，是社会主义给我们这些人带来了今天，给予了荣誉，我们一定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去努力，尽自己微薄之力报答社会。老师的这种信念从来就没有动摇过，并不断地将朴实的感情升华为理性认识，坚定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从实际行动上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道路。他还把这些传授给青年学生，不但教育学生要爱国，为国家服务，还要求自己的孩子也一定要这样做。虽然目前自己的女儿、女婿身居国外，但他始终要求他们要牢记自己是中国人，不要忘记祖国，忘记人民，不管在什么时候都要尽最大的努力，服务于祖国和人民，为社会多作贡献。三、医德高尚树新风
医术是根，医德是本。老师在几十年的从医生涯中，始终坚持热情周到地对待患者，谦虚真诚地对待同道。临床应诊中有一个特点就是极为耐心地听取患者的倾诉，详细询问病史。尽管临床工作繁忙，但他从不因此而简单地处治病人，特别是对于初诊的病人，他总是通过恰当的问诊，详细认真了解其发病原因及过程，了解前面医生的诊断处理及患者的反应，然后结合望诊、问诊及切诊，将收集的临床资料运用中医理论进行分析、归纳，找出病变的原因，做出正确的诊断，据此拟定恰当的治疗方法与药物进行治疗，并详细记录在案。对于一些外地或偏远农村来的病人，老师更是给予极大的同情和关心，不仅精心为他们治病，还尽量使用简便却有效的方药治疗他们的病，为其节省开支。正是他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平易近人的态度，使很多远至新疆、宁夏、山西、河南、陕南、陕北等地久治不愈的患者都慕名前来，每次门诊不论是预约的还是没预约的，只要是病人有需求，他总是全力满足病人的需求。遇到门诊时间，有时一坐下来就是三四个小时，有时连上厕所的时间也没有，加班加点更是常事。无论是节假日，还是晚上，许多病人还找到家中看病，对这些病人他总是有求必应，无论认识不认识，无论是远亲还是近邻，从不推辞，而是耐心地给予诊治，受到广大患者及家属的尊敬。不少病人成了老师家里的常客，甚至成为朋友和知己。作为一名大夫，老师在尽自己最大努力为患者做好诊断和治疗工作的同时，还时常向患者解释病程中可能出现的发展变化以及饮食、起居、情志等方面的注意事项，并形成了一套言简意赅的防治方法，取得了较好的疗效。在临床医疗工作中，不乱用药是他的行医准则。西医医院中医科最大的特点就是病人多，病种杂，而且都是慢性病，病程长且病情复杂。他从不开大处方，坚持做到正确诊断、合理用药，能口服的不打针，能用中医中药治疗的，不开西药，廉价药能解决的不用贵药，能用小方治疗就用小方，并告诉患者小方也同样能治大病，而且讲清楚用药的道理，以解除患者的后顾之忧。对于不该用药的坚决不用，尽量注意使用简、便、廉、验的方药，为病人减少费用。这样不但为患者节省了医疗费，又减少了药材的浪费和药物的不良反应。如治疗一位“强直性脊柱炎”和“桥本氏亚甲炎”的住院患者，时值夏日，天气非常炎热，患者晚饭在外吃了碗凉皮，夜间开着空调睡觉，半夜便出现腹泻，起来上厕所3次，又未穿衣服，早上出现感冒发热，流鼻涕，口干，腹痛腹泻，全身疼痛症状，体温38.4℃，检查血象不高，但患者及家属坚决要求静脉点滴抗生素消炎退热，担心不打点滴抗菌消炎热退不下去，会加重病情。老师反复做患者及家属的思想工作，告诉患者仅仅是胃肠型普通感冒，不需要抗生素治疗以及抗生素的副作用，并告诉患者及家属中药同样能退热治疗感冒，在征得患者及家属同意后，给其开中药配抗病毒中药制剂治疗，发热很快得到了控制，患者及家属都感到很满意，认为他不仅是个好医生，还是患者的“贴心人”。老师常常告诫学生说，业精于勤，医善于德，救死扶伤是医生的神圣职责，虽然现在社会上很看重金钱，如果想要在病人身上捞好处，崇高的职业就会被金钱葬送，那么就不要从事这个职业。作为一名医生，应当懂得自重、自爱。正是有了这种思想理念，老师在社会生活中创造了多元的价值观和平凡的人生观，过着自己平淡的生活，但把全部的心血和精力倾注到了自己的本职工作上。老师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不论是严冬还是酷暑，总是按时上好专家门诊，按时巡查病房，周六周日也不例外，几十年来风雨无阻，雷打不动。记得2007年冬天的一个门诊时间，由于天气突变，气温骤降，老师感冒发热，浑身疼痛，体温高达39℃以上，病人及学生都劝他不要上班，抓紧治疗，他却说，自己这点病算不了什么，病人大老远从几十里甚至上百里赶来要求给他们治病，你又怎么能忍心丢下病人，让人家失望呢？真是于心不忍啊！他硬是从早上8时门诊开始直到下午6时下班后，才去病房治疗，学生和病人都被他的这种忘我的敬业精神所感动、所折服。四、医术精湛疗痼疾
老师常说医生要注重学习，不断更新知识充实自己，还要勤于临床、善于思考、重视经验总结，不断提高自身的业务技术水平。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老师从事中医临床工作近40年，工作勤奋刻苦，努力钻研业务，潜心研读岐黄之术，博学众医之长，悉心思索，探究医理，通晓精研历代医家名著，涉猎内、外、妇、儿、中西医诸多学科的典籍，尤其推崇医圣张仲景的《伤寒论》《金匮要略》。他认为此书开创了中医辨证论治之先河，理法方药悉备，临床价值极高，值得后人深入研究和学习，发扬光大。老师40余年诊治疾病的过程中，侧重发掘中医药的优势和特色为患者服务，旨在唤起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医药的认可和热爱，让中医药在目前西医占统治地位的背景下走上一条兼容发展的宽广大道。他把肾脏疾病、内科常见病、疑难病作为主攻方向，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尤其在肾病治疗方面有独特的方法和手段，临床经验丰富。如他在肾病治疗方面提出的“水肿治在脾”“湿热菌毒论”“肾虚痰浊论”以及“肾病调脾肾”“从瘀治肾病”等理论观点和学术思想，十分新颖，很有见的，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不仅丰富了中医治疗肾病的内涵，对进一步推动中医肾病事业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这一领域有自己独具特色的学术思想，成为一名学验俱丰的著名中医学专家。他在辨证上的最大特点是注重人体整体观念，尤其重视人体气血阴阳的盛衰变化和人的体质情况与疾病的关系。如在中医中药治疗肾小球疾病方面，他就有自己不同于常人的见解和治疗方法手段。他采用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方法，总结出了慢性肾病的五大病机，即虚、瘀、湿、痰、络。采用整体与局部相结合，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总体治疗原则和方法，提出“调脾益肾，以补虚扶正治其本，祛湿化痰，活血通络治其标”。研制出了治疗肾病系列方，这些方药通过临床验证，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对肾病防治有很好的临床应用价值。
老师临证望、闻、问、切全面细致，一丝不苟。但他更善于望诊，尤其是舌诊，临证时运用舌诊方法对肾病认真加以辨析，常常能做出正确判断。除了传统的“四诊”，他还能结合现代医疗诊断手段，如叩诊、触诊、听诊以及理化检验等方法，综合全面细致地分析判断诊断病症。他对疗效的判断并不只限于临床症状体征的消失，还力求客观指标的改善。如治疗肾盂肾炎，血、尿常规恢复正常，尿培养细菌转阴；治急、慢性肾炎，不仅水肿消退，还要血尿、蛋白尿消除，血压的改善；慢性肾衰患者，肾功能尿素氮、血肌酐改善或恢复。他的这一系列中西医结合的诊疗方法，把中医临床疗效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老师采用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法，明确了很多诊断，还纠正了不少误诊和漏诊患者，挽救了很多患者的生命。如有一病人经常头昏乏力，血色素降低，被多家医院误诊为贫血，经老师认真询问病史，仔细诊查，确诊为慢性衰竭，肾性贫血。有些慢性肾脏病患者，跑遍南北各大医院，也诊断不明确，服用诸多治肾病的药物也无效，西医束手无策，辗转多日病情不见好转，才到老师处就治。他采用中医中药治疗，使病情很快得到控制并好转。如治疗一位慢性肾衰竭的病人，患者以前并不知道自己患有肾病，只知道自己有贫血是因患子宫肌瘤引起的，2个月前因胆结石在某军大二院住院做胆囊结石手术查体时，发现肾功能严重损害，随后转入该院肾内科治疗近20d，病情不但无好转，还有加重趋势，血红蛋白由住院时的78.5g/L下降至65.9g/L；血肌酐由434.7μmol/L升至556.5μmol/L，医生建议其血液透析治疗。因经济原因放弃透析，经同事介绍来周老师处就诊。病人表现为严重贫血貌，身体困乏无力，恶心纳差，头晕心悸，夜间失眠，大便干结，舌淡胖，苔白腻，脉细无力。检查：尿蛋白（+）；血红蛋白55g/L；血肌酐573.8μmol/L。诊断为慢性肾衰竭。辨证属脾肾虚衰，气血不足，浊毒内瘀。治疗以肾衰方合归脾汤加减治疗，经用中药治疗近2年，贫血纠正，肾功能恢复正常，病情告愈，至今患者健在。
在处方用药方面，他遵古而不拘泥于古，勇于探索创新。还常告诫学生说：学习经典著作和经方，一定要做到师古而不泥于古，从经方用药中得到更多的启示，作为新一代中医人应该认真学习经典，遵循古训，但不能犯教条主义错误，要勤思善变，阐发经典，发展经典。他在治疗疾病方面常在辨证基础上善用经方、古方化裁治疗疾病（如用附子大黄汤、真武汤、五苓散、归脾汤、六味地黄汤、小柴胡汤等治疗肾病），还常常参考现代药理研究用药。如临床治疗肾病时，他认为痰湿瘀滞贯穿于疾病全过程，在辨证论治基础上不忘利湿化痰，活血祛瘀，以消除病因。如用绞股蓝降脂抗凝，达到祛痰化瘀，或用活血化瘀的红花、当归、赤芍、川芎、丹参、益母草等活血通脉药来改善血液黏稠度，调整微循环。通过调整机体血液循环，改善局部病灶瘀滞状况，增加肾脏血流量，达到改善肾脏病灶的营养状况，促进肾小球和肾小管的修复和代偿功能，从而有效地保护肾脏功能，减缓肾功能的恶化进程。使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其所用方药既遵从中医用药法度，突出辨证用药的中医理法特色，又有新的内容和意义，临床疗效切实可靠，为中医遣方用药增加了新内涵，提高了中医辨证论治的水平，也提高了临床疗效。为了探索中医辨证论治的规律和有效方药，他还带领有关人员进行了深入的科学研究，积极主张中西医结合，将中医的辨证论治和西医的辨病治疗、局部细微分析结合起来，极力倡导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和手段来研究中医和发展中医，努力探索中医辨证诊治的规律和中医“证”的实质研究。如利用微量元素，肾素-血管紧张素，甲状腺素，尿酶及肾脏病理活检等指标来研究中医“证”的实质。他认为中西医虽然不是同一体系，但面对的是同一对象——人的身体健康和疾病。从这一点看，只有相互取长补短，扬长避短，才能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达到提高临床疗效，维护人类健康的目的。
老师不但在肾病方面有很高的学术水平，而且在内科杂病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这些都得益于他在学术上善于博采众家之长，无门户之见，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能结合现代医学，对中医的许多问题提出新的看法，拥有新的见解。如对临床一些疑难杂病，他常常采用扶正祛邪，或从痰治，或从瘀治，均取得较好疗效。如治疗一位从新疆乌鲁木齐市来的病人，该患者曾先后在当地及北京多家医院用抗生素等药物和多种方法治疗了3年，病情始终未见明显好转。老师通过详细询问病史及治疗经过，查看病情时发现其颈部后发际下可见7cm×5cm溃烂疮口，伴溢出脓性分泌物，两腋下及腋毛区亦分别可见5cm×4cm溃破疮口，压之溢脓。腹股沟淋巴结肿如核桃大小，压之较硬。结合病人当时的症状及脉舌等情况，认真分析后，诊断为化脓性淋巴结节炎；中医为颈痈，辨证属正虚邪恋，热毒未清。治以扶正祛痰清热解毒，托里排脓。经用中药治疗1周后，局部皮肤溃烂减轻，疮口面积缩小。二诊又在前方基础上加减变化，继续用中药7剂，并嘱其另用中药捣泥外敷患处治疗。三诊时，颈部、腋下疮口已闭合，腹股沟淋巴结缩小变软。因患者假期已到，要返回新疆，继用原方加扶正之中药，以巩固疗效。后来电话告知，病已痊愈。又如治疗重症肌无力，该病是一种慢性自身免疫性疾病，因神经、肌肉接头间信息传递功能障碍所引起，老师参阅中医古籍之中所言：“风客于睑肤之间，所以其皮缓纵垂复于目则不能动，世呼为睢目，弹曵者，肢体弛缓不收摄也。”认为本病是因脏腑气血虚衰，风邪乘虚内袭引起眼睑或四肢痿废不用。采用扶正祛邪，健脾补中之法，收敛甚佳。又如脊髓空洞症为一种缓慢进展的退行性病变，其病理特征是脊髓灰质内的空洞形成及胶质增生，临床表现为受损节段内的浅感觉分离、下运动神经元瘫痪和自主神经功能障碍以及受损节段平面以下的长束体征。如病变位于延髓者，称延髓空洞症；如病变同时波及脊髓和延髓者，称球脊髓空洞症。因本病是脊髓的一种慢性、进行性病变，一般认为，本病是虚证，收效往往不显。老师认为其临床表现与中医所论述的“虚劳偏枯”很相似，提出独特创新的治疗方法、独到的方药，收到良好疗效。又如治疗白塞病，该病是一种原因不明、以反复发作为特征的多系统损害疾病，西医治疗多采用糖皮质激素和免疫抑制剂，但疾病复发率高且毒副作用明显。中医虽然没有该病名，因其症状善变，中医称之为“狐惑病”。老师根据其临床表现，辨证属肺肾阴虚，热毒内蕴所致，用中药治疗取得很好效果。他还采用补益脾肾或心脾法治疗强直性脊柱炎和慢性肾衰等病症，都有很好疗效。
前人说得好，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是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的。老师在医学上的造诣和成就是数十年刻苦钻研，长期在临床诊病中取得的，这也是他几十年来勤勤恳恳努力的结果。任何事物质变的前提都是量的积累，任何灵感的产生都是持续付出的结果，这是上苍对他这个厚道老实人最好的回报。五、甘当人梯育英才
老师不仅是一名医德高尚、医术精湛的临床医学专家，还是一名治学严谨、受人尊敬的老师。他毕业后分配到医院从事中医，中西医结合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刚开始从事临床教学工作，由于教学实践经验不足，他就虚心学习，积极讨教，经常抽出时间主动听其他老师讲课，向西医和其他有教学经验的老师请教，并结合中医学教学的特点，积极开展和探讨中医教学方法的研究，通过反复练习、反复实践，功夫不负有心人，老师的讲课水平和技巧不断提高。起初由于专业知识不足，他就通过努力学习来弥补自己的不足，不断向知识的深度和广度进发。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都是他学习了解的范围。老师认为要教好一门课，不仅要精通本专业知识，凡是与本专业有关的知识都应该知晓，只有这样，讲起课来才能融会贯通，得心应手。通过他的不懈努力，加上备课认真，准备充分，他讲的课板书清晰，层次分明，深入浅出，生动深刻，很受学生欢迎。在教学中他还常采用启发学生的方法，针对西医院校学生的特点，结合自己从事中西医临床的经验体会，病案举例采用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结合的办法，对一些病（如心系、肾系病等）以辨病作为临床诊断观察的标准，以辨证为理法方药的依据，这样有利于西医院校学生学习中医的理解和兴趣，讲课内容富有新意和独到见解，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效果。每堂课学生收获很大，深受师生的广泛好评。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育人，老师无论是课堂授课，还是临床带教，治学态度严谨，既向学生传授专业知识，又教他们做人的道理。他总是毫不保留地把自己的经验倾囊相授，反对华而不实。1993年老师被遴选为硕士研究生导师，使他又步入了一个更高的教育层次，能够为中医事业培养更多更高级人才。在研究生人才培养中，他更是呕心沥血，言传身教，经常用改革开放给中医事业带来的变化和自己的亲身经历，教育他们树立专业思想，热爱中医事业，将来做一名合格的好医生。为此，老师对每位学生高标准，严要求，希望他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帮助他们制订学习计划，一丝不苟地指导学生提高临床业务能力，搞好科学研究，写好毕业论文，悉心培养他们的医疗技能。自1993年以来，培养出的10余名研究生，大都成为中医事业的栋梁之材，有的走向重要岗位，有的做了学科带头人，不少人在自己的岗位上成绩斐然。为此，老师也感到非常高兴和欣慰。
老师在搞好临床和教学工作的同时，还积极进行科研工作，在科研工作中开拓进取，大胆探索，在中医治疗肾病方面颇有建树。近40年来承担有“护肾固精方对肾小球系膜增殖的影响及相关基因表达的研究”等国家科学自然基金课题2项；“护肾固精抗肾间质纤维化作用及机理的研究”等陕西省科学技术研究发展计划项目2项；省中医药管理局研究课题4项。在国家和省级学术杂志发表论文40余篇。其中有的论文被收入《名医精华》《名医经验集》等书籍，有的被评为省科协和省中医学会优秀论文，编纂了《袖珍中医内科手册》《脾肾本质研究》等著作。他集几十年之所得，对中医的许多疑难和模糊问题提出了颇有见解的观点，如急慢性肾炎、慢性肾衰、脾胃病等；还对许多疑难病症积累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治疗经验和方法。如中医中药治疗干燥综合征、复发性口疮，针药并用治疗末梢神经炎，中药治咳嗽变异性哮喘，中医药治疗糖尿病足的临床观察等。不但在理论上澄清了一些问题，而且对启迪后学和指导临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他积极参加医学继续教育，利用这一平台，向年轻医务人员传授中医药知识，促使他们迅速成长。每次省中医药管理局组织义诊活动老师都积极参加，陕南陕北总能见到他的身影。他还不遗余力地宣传和推动中医中药事业的发展，对中医教育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
老师为党的中医药事业作出了显著成绩，党和人民也给予了他很高的荣誉：他先后获省市科学技术成果奖10项，多次被评为西安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优秀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个人。2009年被陕西省中医药管理局、陕西省卫生厅和陕西省社会和劳动保障厅评选为首届名中医。在荣誉和成绩面前，他没有满足，也没有停步，虽到了退休年龄，仍然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精神激励自己，继续战斗在医疗、教学和科研第一线，决心把毕生精力奉献给党的中医药事业，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上篇学术研究
著名中医学专家周清发教授，在几十年的临床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把肾脏疾病、内科常见病、疑难病作为主攻方向，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尤其在肾病治疗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在总结多年临床经验的基础上，潜心研究，对肾病治疗非常重视辨证论治，提出“预防感冒治肾病”的既病防变的“治未病”思想；还提出了“水肿当治脾”“湿热菌毒论”“肾虚痰浊论”“肾病调脾肾”以及“从瘀治肾病”，临床辨证施治，遣方用药强调“证机相投”“方证对应”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思想。这些理论观点和学术思想的提出，不但丰富了中医治疗肾病的内涵，还进一步为中医肾病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这一领域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治疗方法。一、肾病重辨证，关键在脾肾
肾病是临床常见病多发病，老师主张中西医结合治疗，指出采用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方法，有利于提高临床诊疗水平。辨证是中医治疗疾病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辨病则是对以水肿、蛋白尿或血尿、高血压为主要特征的肾病的发生、发展、转归全过程基本矛盾的概括。辨证与辨病相结合，则更能全面、深入地认识疾病的本质。但他临证更注重辨证施治，运用现代医学辅助检查和病理手段，查清病因、将疾病诊断清楚，然后根据临床症状表现进行辨证施治。他认为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根本，是中医的一大特色。辨证论治强调了中医治病的整体观，体现了中医学理论的精髓，中医学非常重视辨证论治，这一思想贯穿于中医学的诊断、治疗、用药等各个方面，是中医学治疗疾病的一个显著特点。这一诊疗方法决不能丢，若抛弃了中医的望闻问切，抛弃了辨证施治，来了病人，就是一套西医的检查，然后根据结果就用成方来套用，是典型的“套方治病”，违背了中医治疗疾病的原则和方法。这样就失去了中医的魂，失去了中医辨证论治的方法和特点，也就不能提高临床疗效。在临床诊疗过程中，应结合西医的各项检查，把它作为辨证和治疗指标的参考，为中医辨证提供依据，为辨证用药提供参考，但一定要依靠中医辨证论治的方法来处方用药，做到“证机相投”“方证对应”，这样才能提高临床治疗的效果。
老师认为，肾病的发生主要是由于外邪侵袭导致脏腑功能紊乱，如肺的宣发肃降失调，脾的运化失职，肾的气化不利，均可导致水液代谢障碍，水湿潴留，泛溢肌肤，发生水肿。但主要应责之于脾肾。如《素问·逆调论》云：“肾者水脏，主津液。”肾主水，指肾脏具有蒸腾气化功能，对体内津液的输布和排泄起主宰和维持水液代谢平衡的作用。脾位于中焦，主运化、升清与统摄。脾和胃同属于消化系统的主要脏器，且二者互为表里，共同完成了水谷精微的运输、消化和吸收。《素问·经脉别论》说：“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合于四时五脏阴阳，揆度以为常也。”在机体水液代谢方面，脾运化水液，有赖肾阳的温煦蒸化，肾为水脏，通过肾气、肾阳的气化作用，主宰着人体津液代谢；而水液的吸收、排泄正常，开合有度，又需脾土的制约。二者相互配合，共同维持人体的水液代谢平衡。肾系疾病中，由于脾的运化、肾的气化等功能失职，水液代谢紊乱，导致“水肿”等病理现象，如《素问·水热穴论》曰：“肾者，胃之关也，关门不利，故聚水而从其类也。”老师认为脾肾功能失调是造成水肿的病理基础。水湿之邪又为阴邪，它既是病理产物，又是致病因素，这些病邪又会再次伤及脾肾，发生恶性循环，进一步造成脾虚失运，导致脾虚及肾，肾病及脾，从而加重水肿的发生。正如《诸病源候论·水肿病诸候》说：“水病无不由脾肾虚所为。”进一步提出脾肾在肾病水肿发生中的相互关系，强调了脾虚不能制水，以致水气独归于肾，三焦气机不利，经脉闭塞，水泛成肿，把脾肾虚损作为病机的主要矛盾。脾肾不足不但是引起水肿的病理基础，还是引起其蛋白尿或血尿的主要原因。如脾虚则不能升清，水谷之气下流，脾失固摄，统摄失司，出现血尿；精微下注，则出现蛋白尿。肾为先天之本，主藏精。如《素问·六节藏象论》说：“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肾虚则封藏失司，肾气不固，封藏失职，蛋白精微失守而下泄尿中——蛋白尿。又如《诸病源候论·虚劳病诸候》曰：“劳作肾虚，不能藏于精，故因小便而精液出也。”从以上论述不难看出，肾失封藏，则精微外泄；脾虚摄精无力，亦致精微外泄，故脾肾两虚亦是蛋白尿或血尿产生的基础病因。此外，由于脾肾虚弱，还会造成其他病症。如脾肾两虚，精血化生不足，出现低蛋白血症、贫血或肢体麻木抽搐等血虚生风等症状；肾阴亏虚，水不涵木，肝阳偏亢，出现高血压等表现；若脾肾虚弱，水湿内聚，湿蕴化热，出现湿热病症；还有脾肾不足，气血推动无力，或水湿、湿热阻碍气机，又可导致血运不畅，发生瘀血。从而不难看出，脾肾是导致这些病症的根本原因。治病必求于本，故治疗上须从脾肾入手，以健脾补肾治其本，佐以利湿化瘀，清热解毒治其标。脾旺肾健，病何之有。他说脾肾两虚是肾病发病的内在基本病理基础，尤其是慢性肾病，而湿热、瘀血是其进展的关键因素。因此，处方用药必须具有健脾补肾、清利湿热、活血化瘀等作用的药物才能发挥治疗效果。只有方证对应，不失中医辨证施治的用药特点，才能指导临床实践，并有助于中药新药的研究和开发。周老师的辨证思路、治疗方法和用药特点在临床治疗中得到充分体现。如他研制的护肾固方充分说明了他在临床对肾病的辨证思路、治疗方法和用药特色。二、勤求古训，治病善用经方
周老师从事中医肾病临床、教学、科研工作近40年，熟读《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等多部中医古典医学专著，从中体会到治病是一门艺术，是根据人体患病后所反映出的症状表现，在“整体观念”“辨证论治”的思想指导下遣方用药，达到双向调节机体的治疗方法。尤其在中医药治疗肾系疾病方面有独到的见解和深入的研究，并勤求古训，善用经方治疗肾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老师尤其推崇医圣张仲景的《伤寒论》《金匮要略》，认为该书开创了中医辨证论治之先河，理法方药悉备，临床价值极高，值得后人深入研究和学习。其中经方组成简单，但非常严谨，临床用之效验。他指出临证运用时，一定要做到辨证施治，方证对应，证机相投，否则就不能取得好的疗效。如《汉书·艺文志》曰：“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结，反之以平。乃失其宜者，以热益热，以寒增寒，精气内伤，不见于外，是所独失也。”
老师教导说，学习中医，必须要学好《伤寒论》，其中理、法、方、药环环相扣，是古人长期医疗经验的总结，是经方发展的特点。经方是中医治疗疾病的典范，是中医之瑰宝，老师临证喜用经方，擅用经方，现将其临床运用经方经验略举一二，以资说明。
小柴胡汤在《伤寒论》中是治疗少阳病之主方，具有和解少阳的作用。后世发挥其用，广泛施治于临床各科，在治疗肾病过程中主张“有柴胡证，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处方用药时，以小柴胡汤原方为主，但也提倡根据患者病情灵活加减，将小柴胡汤用于肾小球疾病、感染性肾病、糖尿病肾病以及慢性肾衰竭等多种肾疾病的治疗。对于小柴胡汤的临床运用，外感病着重和解少阳，疏利肝胆，通达内外；内伤杂病则倡其开郁调气，以利气机升降出入之枢。他将“和法”——小柴胡汤广泛运用于肾盂肾炎，紫癜性肾病或IgA肾病，急、慢性肾炎，以及肾病用激素及免疫抑制剂相关并发症和慢性肾衰等病。他认为临床运用小柴胡汤治疗肾病，无论是郁火、水湿、瘀血，还是药毒、浊毒之病邪，只要是引起枢机不利的病理机制，治疗就应当和解少阳，运转枢机，选用小柴胡治之，会有很好的疗效。
五苓散、猪苓汤与真武汤均为《伤寒论》中治疗水肿之经方。在临床具体应用时周老师强调要抓主证，辨病机，方证对应，灵活运用。如在治疗肾病综合征等肾病引起的水肿病症中，分析其发生的原因多是内外之因合而为病。外因有风、湿、热、毒等；内因为饮食不节，劳倦纵欲等因素。病变过程以肺、脾、肾三脏功能失调为主，导致气血阴阳不足为其本；水湿、湿热、痰瘀为其标。因正气愈虚，邪气愈盛，而水湿诸邪，阻滞更甚，以致病情迁延难愈。临证应根据患者的症状、病机的不同，选用不同的利水剂。若因外感风寒，膀胱气化不利，水湿代谢失常导致的头痛、发热，小便不利，烦渴欲饮，水入即吐，脉浮，苔白等症，治宜化气利水，健脾祛湿。方选五苓散治之。若是水热互结，内热伤阴所致的发热，口渴欲饮，小便不利，心烦不得眠，或血淋、尿血，属阴虚有热者，方选猪苓汤治疗。从上可以看出，本方与五苓散同属利水之剂，用于治疗小便不利。但五苓散证属气化不行的小便不利，故以二苓、泽泻配术、桂，是为通阳化气利水法；猪苓汤证则属阴虚水热互结的小便不利，故以二苓、泽泻伍滑石、阿胶，此为滋阴清热利水法。如《医方集解》说：“五苓泻湿胜，故用桂、术；猪苓泻热胜，故用滑石。”两者病机不同，两方作用亦不同，临床应用时要加以区别。又如外寒伤阳，或病久阳虚，水液不得正常运行而停于体内，溢于肌肤，故见遍身悉肿，按之没指；湿浊上泛，逆于上则胸闷心悸；或咳喘；水湿渗于肠道，大便溏薄；阳不气化，故见小便短少，或小便不利等，此乃阴水，为阳虚不能温化所致，治当温阳利水。方多选用真武汤治疗。此外，老师还将其用于治疗心脏病、肝病引起的水肿或其他原因引起的病症，辨证属阳虚水泛者，亦有明显效果。
六味地黄丸出自宋代钱乙《小儿药证直诀》一书，为治疗肾阴虚证的基本方。本方究其源，即东汉张仲景《金匮要略》的肾气丸减去桂、附而成。方中重用熟地，滋阴补肾，益精填髓，为君药；山萸肉补养肝肾，并能涩精，山药补益脾阴，亦能固精，共为臣药。三药相配，滋养肝脾肾，成为“三补”。配伍泽泻利湿泄浊，并防熟地黄之滋腻恋邪；牡丹皮清泄相火，并制山萸肉之温涩；茯苓淡渗脾湿，并助山药之健运，三药为“三泻”。六药相互配合，三补三泻，是通补开合之剂，滋补肝肾之方，常治肝肾不足，虚火上炎。亦即王冰所说“壮水之主，以制阳光”为本方的配伍特点。老师常用此方为基础加减变化，衍生出多个方剂治疗不同肾病。如原发性肾病综合征或狼疮肾炎、紫癜性肾炎等肾病，使用激素治疗后出现的阴虚内热现象。因糖皮质激素治疗肾病综合征等肾病，首始剂量一定要足，才能达到诱导其迅速缓解的目的。但激素乃阳热之品，用后易伤阴生热出现阴虚内热或阴虚火旺症状，故大量激素有伤阴生热、鸱张肝阳的弊端。这一现象从中医角度解释了大剂量使用激素后出现的继发性柯兴氏征、痤疮及血压升高等副作用。因此，对于激素治疗肾病综合征等疾病出现的阴虚内热，或阴虚火旺，一定要采用性寒味甘的养阴补肾之药，减轻激素的偏颇。如此，既符合疾病的本虚标实之所在，又能调整肾之阴阳失衡的状态。治疗常用六味地黄丸加知母、黄柏、旱莲草、女贞子等滋阴清热药物。因养阴药物如生地、玄参、山萸肉、知母、黄柏等既能减轻免疫抑制药物引起的副作用，还能减轻狼疮肾炎病人的阴虚内热症状，达到“壮水之主，以制阳光”的目的。从临床观察六味地黄丸类方与激素合用，能减轻激素后其受体下降的程度，从而保证了激素与其受体结合的水平，减轻了其耐药性，可使患者顺利达到激素治疗目标。临床上随着激素剂量的撤减，其机体亦出现相应变化，由原来的“阴虚火旺”随之出现“气阴两虚”或“阳气不足”等病理变化。因而又根据其不同的症候表现，进行辨证，又以六味地黄类方为基础随症加减变化治之，达到“同病异治”或“异病同治”的目的。也体现出周老师临床强调抓主证，辨病机，方证对应，活用经方的经验。像这样灵活的治疗方法，在他的临床治验中得到充分发挥。三、肾病遣方用药，突显药物特点
周老师临床除善用古方、小方治病，临证遣方用药还根据药物的属性、功效，将性能相近，作用相似的药，常常同时使用于一个处方之中治疗疾病。他称之为“药对”。这些药物或者有相同的作用，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增强疗效，或者合用后产生新的作用。这种互相配合所产生的作用，绝非单独一味药加重用量产生的作用所能相比。现将其用药特点介绍如下。
周老师认为肾病的发生虽然与肺、脾、肾三者有关，但主要责之脾肾，以脾肾亏虚，兼有湿热瘀血。自拟护肾固精方（由黄芪、丹参、淫羊藿、山萸肉、银杏、土茯苓、薏苡仁等组成）具有益气固肾、活血化瘀、清热利湿之功效。该方用药精简，其中黄芪与淫羊藿，黄芪与山萸肉，土茯苓与薏苡仁三组药对相互配伍，做到“法随证立”，“依法选药”，有的放矢。周老师认为是药对作为中药方剂的核心，既可达到单独使用，也可与其他药物配伍组成方剂，或以药对组成方剂，或用药对为君，临床多能收到显著效果。
黄芪与淫羊藿：肾病在临床上以正气不足多见。周老师治疗慢性肾炎、肾病综合征等疾病，若患者出现脾肾阳气不足，喜用黄芪与淫羊藿两药配伍，健脾补肾。黄芪为益气补阳之圣药，生品入药，具有升发之性，既能升阳举陷，又能温分肉，实腠理，补肺气，泻阴火。炙品入药，可补中气，益元阳，温三焦，壮脾阳，利水消肿，生血生肌，内托排脓。淫羊藿，又名仙灵脾，味辛，性温，无毒。入肝、肾经。具有补肾壮阳，祛风除湿之功效。淫羊藿与黄芪相配伍可温补肾阳，健脾益气，并有固精之功。现代药理实验研究表明，黄芪可调节机体免疫功能，并可诱导肝细胞生长因子的产生，促使细胞外基质降解，起到抗肾纤维化作用。淫羊藿可减轻肾脏组织学改变，减少系膜外基质的产生，延缓肾小球的硬化，抑制肾小管萎缩和间质纤维化，从而改善临床症状和肾功能，减少尿蛋白定量，延缓肾小球硬化的发生，稳定或逆转肾损害。老师临床上遇到患者因脾肾阳气不足出现的乏力，水肿，蛋白尿，加用黄芪20～30g，淫羊藿10～12g，疗效非常好。当然，应在辨证施治的基础上配合其他药物综合治疗。
黄芪与山萸肉：用于因肾虚不固，脾失升清引起的蛋白尿，血尿等。周老师又常用黄芪与山萸肉相伍，借黄芪健脾以扶后天之本；山萸肉益肾涩精以助先天之本，二药同奏补肾益气，助阳升清，固摄肾精之功，用于治疗因脾肾虚弱引起的蛋白尿、尿浊、遗精、滑精等病症。如周老师研制的护肾固精方，选用黄芪与山萸肉合用，二药益气补肾，固肾涩精，治疗急、慢性肾炎，肾病综合征等肾病引起的蛋白尿或血尿。黄芪益气扶正利水祛湿；山萸肉酸涩微温，归肝、肾经，有益肝涩精之效。二药相配，具有补益肝肾，收敛固涩之功。如《汤液本草》载“滑则气脱，涩剂所以收之，山萸肉止小便利，秘精气，取其味酸涩以收滑也”；《别录》亦云：“山萸肉强阴安精、安五脏，通九窍，止小便利。”可见其益肝肾，涩精脱作用较强。二药合用，益气健脾，固肾涩精，故用于治疗脾肾两虚引起的蛋白尿、血尿、遗精或滑精等多种病症。
芡实与山萸肉：芡实生于水中，味甘涩性平。归脾、肾二经。有补脾祛湿，益肾固精之功效，与山药类似，虽滋补力不及山药，但健脾利湿之力显著，又擅益肾固精，收涩力更甚。山萸肉酸涩微温，归肝、肾经。具有补益肝肾，收敛固涩之功效。用山萸肉取其味酸涩以收滑固精。如《医学衷中参西录》谓：山萸肉“大能收敛元气，振作精神，固涩滑脱。因得木气最浓，收涩之中兼具条畅之性，故又通利九窍，流通血脉，且敛正气而不敛邪气，与他酸敛之药不同，用之补益肝肾，又能流通气血，且无敛湿热之弊，诚为有一无二之品”。二药相互为用，功擅摄精泄浊，有摄精不恋湿浊，泄浊不伤肾精之忧。二药相配，相得益彰，可增强补益固摄之力，对减少蛋白的流失具有很好的作用。加用金樱子等药物治疗脾肾气虚引起的蛋白尿、遗精等病症，具有很好的治疗效果。
土茯苓与薏苡仁：肾脏疾病由于水液代谢障碍，往往出现体内水湿蓄积停留，湿蕴化热，出现湿热病症。对于肾病出现的湿热表现，周老师临床常用土茯苓配薏苡仁治疗。土茯苓味甘、淡，性平，有解毒，除湿，利关节功效。《本草正义》又指出：“土茯苓，疗痈肿、喉痹，除周身寒湿、恶疮。”薏苡仁味甘、淡，性微寒，入脾、胃、肺、大肠经，为健脾补肺，能升能降，降多升少。升则上行清在肺之热，使水之上源清净；降则下行理脾家之湿，使太阴湿土安宁。生品入药，既能清热渗湿，利水消肿，又能祛湿除痹，缓和拘挛。二药配伍，相须为用，健脾除湿，通利三焦，分清泌浊，充分发挥利小便之功，使后天之本运化有常，源源不断，先天之本得以温养，湿热得除。周老师临床常常将二药配伍合用，主要是取其既有健脾，又能祛湿，还可解毒之功，具有祛邪而不伤正之效。将其用于治疗肾盂肾炎、慢性肾炎、肾病综合征、慢性肾衰等肾病表现正虚邪实，湿热阻滞的湿热病症，非常符合其病因病机。如周老师临床常用的护肾固精方、六妙散中配伍土茯苓、薏苡仁即是此意。二药的共同特点是祛湿不伤正，清热又利湿。土茯苓长于解毒除湿。如《本草正义》谓土茯苓“利湿去热，能入络，搜剔湿热之蕴毒”，为治湿毒要药；《本草秘录》又曰：“土茯苓败毒祛邪，不伤元气。”其归经脾肾，能通经透络，解毒除湿，既能渗利湿浊之邪，又能化湿浊而使之归清，达到湿渗浊清毒解的效果。薏苡仁为健脾祛湿之要药。如《本草新编》谓：“薏仁最善利水，不至耗伤真阴之气，凡湿盛在下身者，最宜用之。视病之轻重，准用药之多寡，则阴阳不伤，而湿病易祛。故凡遇水湿之症，用薏仁一二两为君，而佐之健脾祛湿之味，未有不速于奏效者也，尚薄气味之平和而轻用之，无益也。”从而可以看出，临床用薏苡仁祛湿效果好，但用量须30g以上才能发挥作用。周老师临床常常用二药配伍来治疗临床各种湿热病证，达到清热利湿祛除病邪之目的。如治疗慢性肾炎，肾病综合征，慢性肾衰等疾病，他都喜欢用土茯苓与薏苡仁相配伍进行治疗，均取得了很好的疗效。以上药对为该方清除湿热发挥主要作用。如护肾固精方再以灵芝补虚损；丹参活血化瘀而养血；银杏、益母草活血利水通络，诸药合用，达到扶正不恋邪，去邪而不伤正，祛湿而不留瘀，开阖既济，共奏补肾固精之功。
周老师在治疗各种原因引起的慢性肾衰竭方面，通过长期医疗实践的经验总结，选取黄芪与附子、附子与大黄、丹参与川芎三组药对组成的肾衰方，起到温补脾肾、益气活血、祛毒降浊之功效。方中黄芪与附子相配，可温补脾肾之阳。黄芪生用，入脾肺二经，实卫固表，治血痹，浮肿。附子大辛、大热，温心肾之阳，又能温中焦脾阳，善治阴盛格阳，大汗亡阳，吐利厥逆，心腹冷痛，脾泄冷痢，脚气水肿，风寒湿痹，痿躄拘挛，阴疽疮漏及一切沉寒痼冷之疾。二者相须为用，治疗阳气虚衰之证。黄芪入肺，附子入心，心肺双补，故有益气固表之功。黄芪又入脾，附子入肾，既可温元阳，又可温脾阳，脾肾同治，补火生土。《本草逢源》记载：“黄芪，能补五脏诸虚，治脉弦自汗，泻阴火，去肺热，无汗则发，有汗则止，入肺而固表虚自汗，入脾而托已溃痈疡……同桂枝、附子则治卫虚亡阳汗不止，为腠理开阖之总司。”因此，将其二药用于治疗慢性肾衰表现为脾肾阳衰病症。
附子与大黄：方中用大黄与附子相伍，取大黄苦寒攻下，荡涤胃肠积滞，泻下逐瘀之功；与附子配伍寒温并用，互制互补，攻下无伤阳之弊，温经散寒，通瘀调经，共逐寒实，以破除陈寒之积。又用冬虫夏草补诸虚，益精气，治腰膝酸痛，病后久虚不复等作用。方药配伍精当，从阴阳气血角度诠释了本方的理、法、方、药。符合本病的发病机理，既能扶助正气，提高机体的免疫功能，又可延缓病情的发生，阻抑肾衰的发展。在临床中收效明显，并有纠正贫血，改善病人症状体征等功效。
丹参与川芎：丹参味苦、辛，性微寒，入心、心包、肝经。其性平而降，入血分，有活血化瘀、行血止痛之功。《重庆堂随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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