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熊继柏
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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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真正的名中医：熊继柏中医真谛访谈录试读：
本书访谈人员
何清湖 湖南中医药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罗会斌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办公室主任熊继柏教授前 言
2007年夏季，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的罗会斌编辑和我先后九次对熊继柏教授进行了有关他对中医认识的专题访谈，经过五年多的诸多努力，尤其是熊教授本人的倾心付出，这次访谈的成果《熊继柏中医真谛访谈录》即将付梓，在此我想介绍一下这次访谈的背景、经过以及内容特色，相信对读者体会、领悟熊教授博大精深的中医内涵会有所帮助。
一、为什么要采取访谈的形式
采取访谈的形式，有两个前提。一是熊教授具有鲜明的中医学术特色。主要体现在：①中医理论功底扎实。熊教授通熟中医经典，很多经典如《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热论》《温病条辨》等，都能出口成诵，可以随问随答。②中医临证经验极其丰富。熊教授13岁开始习医，16岁独立行医，迄今已服务中医临床55年，门诊人次逾80万，对中医内科、妇科、儿科及外科部分病种，都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做到了理论与实践紧密联系。③熊教授的表达能力强，系统逻辑性强，分析问题条理清楚，引经据典可以随手拈来，并且准确无误。其次则是因为熊教授工作十分繁忙，门诊量超大，如果让其写作，时间和精力均有限。采取访谈形式，随问随答，录音后再组织熊继柏教授学术思想与临证经验研究小组成员整理，可以减轻熊教授的工作量。并可借此访谈机会，让全体研究小组成员——这些熊教授的学生随访听课，给予大家难得的现场听课的学习机会。
二、访谈录的定稿过程
这次专题访谈是在2007年夏天通过9次系列访谈完成的，每次访谈进行半天时间，有几次是在晚上进行。访谈结束后由熊继柏教授学术思想与临证经验研究小组成员对录音光碟进行整理成文。由于在初期整理时人手比较分散，以致出现了一些混乱和差误。熊教授要求质量第一，故录音整理稿被压放了四年。直至2012年，熊教授专门抽出时间亲自系统整理修改三次，并由谢雪姣博士和刘朝圣博士协助工作，方完成书稿。
三、访谈录的内容、目的和意义
本次访谈内容广泛，主要涉及：①谈中医的理论体系；②谈中医的临证经验；③谈怎样学好中医；④谈怎样当好中医；⑤谈怎样教好中医；⑥谈怎样做学问；⑦谈怎样做人。目的在于谈中医的真谛，以便于老百姓了解中医，并教中医的学子们如何学好中医，中医的老师们如何教好中医，中医的医生们如何当好中医。
四、访谈录的特点
由于是现场采访，随问随答，虽然采访前拟定了采访提纲，但在现场采访时很多是即兴提问，因此整个访谈气氛活跃，内容广泛。概而言之，访谈录具备以下几个特点：（1）语言实在。随机回答，实话实说，无任何修饰，讲的全是中医的大实话。（2）通俗易懂。老百姓读得懂，读后会知道什么是中医。初学中医的人读得懂，读后会知道应该怎样学中医。高年资的中医教师和医师们可以从中学到许多理论与临证知识。（3）内容丰富。既有理论知识，又有临证实践经验，理论与实践紧密联系。既有专业学术思考，也有工作生活体会，可以雅俗共赏。既谈如何做学问，还谈如何做人。
总之，我个人认为，熊继柏教授是湖湘当代名医群体中的杰出代表，也是全国当代名医群体中的佼佼者，他的学术水平代表了当代名老中医的学术高度。从2005年成立熊继柏教授学术思想与临证经验研究小组以来，先后出版了《一名真正的名中医——熊继柏临证医案实录1》《疑难病辨治回忆录——熊继柏临证医案实录2》和《从经典到临床——熊继柏《内经》与临证治验十三讲》三本熊教授专著，为喜爱熊教授的中医读者呈献了丰美的大餐。这本《访谈录》的出版，相信会给熊教授的忠实读者一份惊喜，也相信对于中医文化的传播、中医临床人才的培养会起到很大的作用。何清湖（湖南中医药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2012年季春于湖南中医药大学一、谈中医的入门之道
对谈人：请您讲讲“中医的入门之道”。
熊老：关于这个问题讲几点。
第一点，学中医要有古文化基础。
这话从我口中说出来，不了解我的人首先提问，你是什么文化？熊某人是高小文化，我为什么说这个话？因为我的履历表上填的学历都是高小。有人说你不能写小学，因为你带的都是些硕士生、博士生。现在广州中医药大学行文评我为博士生导师，香港浸会大学聘我做荣誉教授，你是个小学生怎么行？咦？文凭与实际文化水平是否可以划等号呢？1983年我们湖南中医学院举行诗歌比赛，我写了一首诗，得了唯一的一等奖。因为我在“文化大革命”时受过打击，当过“牛鬼蛇神”，整整搞了我十年，当时的罪名是“反动技术权威”，所以这首诗是我有感而发。这首诗前四句的内容是：“十年浩劫似渺茫，放眼古今枉断肠，毁誉穷通逐逝水，丹心铁骨傲冰霜。”这四句都是讲十年浩劫的，后四句是：“终慙爝火照兰室，如坐春风仰岐黄，志在活人继绝学，夜阑犹自点青囊。”为什么讲“终慙爝火照兰室？”这有个故事，汉朝有刘向夫子，在禄阁点着藜火校书稿，这叫“藜火照禄阁”，而《黄帝内经》有《灵兰秘典》，皇室的图书馆称为兰室。今以我微小的爝火亮于兰室之中，故谓“爝火照兰室”。“如坐春风仰岐黄”，喻我们做学问的春天到来了，现在岐黄就代表医学，小一点讲是《黄帝内经》，其实是中医学的发源。“志在活人继绝学”，我的职责是什么，我们是为了活人，救活人命，中医学是绝学，独一无二的医学，在全世界独一无二，不单是在中国。“夜阑犹自点青囊”，深更半夜还在读医书，“青囊”是医书的代名词。这首诗第一是含藏典故的，第二是有平仄的，所以我们学校一些老先生，他们说你的诗和你的年龄不相称。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要把我当小学生看，如果真有人把我当小学文化看，那就错了。
由此说明一个问题，我们学中医是一定要古文基础好，如果没有古文化基础，你想学好中医是难上加难。我曾经提出来，学中医应该招文科生而不应该招理科生，要招古文化基础深厚的学生，一定要有古文基础。不然《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中医经典怎么读得通？《内经》出自西汉以前，《伤寒论》《金匮要略》也是东汉的书。你读汉代的书，如果没有古文基础，怎么读得通。王冰说《黄帝内经》“文简意博，理奥趣深”，中国的古文多么地简练，古文里有时一个词要当一句话来理解，搞不明白就麻烦了。为什么我们讲《内经》最佳的境界是深入浅出呢？只有在搞通的基础上才能深入浅出，只有深入浅出大家才听得懂，对不对？比如：“太虚寥廓，肇基化元，万物资始，五运终天，布气真灵，揔统坤元，九星悬朗，七曜周旋，曰阴曰阳，曰柔曰刚，幽显既位，寒暑弛张，生生化化，品物咸章。”这是《内经》的原文，你就这么念十遍，学生还是搞不懂呀！
所以这个文化功底特别重要，比如说“上古天真论”怎么解释？清代张志聪解释是：“天真者，天一所生之真元也。”这是清代的解释，我们学生看着这话很不解，本来“天真”就没搞明白，还“天一所生之真元也”，你说学生怎么搞得明白？为什么学生碰到《内经》就头痛？为什么老师讲《内经》就困难？文化功底不到位，就读不了《内经》，更讲不了《内经》。
我随便举个例子，一个“精”字，中医笼统地讲阴精，但是《内经》的“精”是不是只讲阴精一个含义呢？不是，好多的含义！比如《素问·五脏别论》讲“五脏者，所以藏精气而不泻”，藏什么？藏精气，精气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讲整个人体的阴精，都称为精气。这是讲阴精没错，讲精气也没错。《灵枢·本神》曰：“是故五脏主藏精者也。”这个精也是阴精，也是精气，这个解释是没错的。但是精气、阴精严格地讲分为两个精，在人体一个是先天之精，一个是后天之精，那这两个精谁指先天，谁指后天？《灵枢·经脉》说：“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人的生命来源首先是精，这个精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先天之精。“两神相搏谓之精”，这是《灵枢·本神》的话，男女两神相互搏结所形成的是什么？是精！这个精然后就形成人的生命，这还是讲人的先天之精。那么有什么不是指先天之精的？如《素问·太阴阳明论》所说：“脾脏者，常著胃土之精也。”脾是运化精气的，运化胃中的水谷精气，说得很清楚。“常著胃土之精”，这不就是后天之精吗？“饮入于胃，游溢精气”，这是《素问·经脉别论》的一句话，我们吃饮食停在胃以后，由脾来运化它的精气，这就是后天之精。先天之精与后天之精就严格区分开了，这就是我们讲的精气，有理解成人体整个精气阴精的，有指先天之精的，有指后天之精的。
也有不是讲阴精的，比如《灵枢·营卫生会》讲营卫正常就“昼精而夜瞑”，“昼精”，白昼用一个“精”字，晚上就用一个“瞑”字，“营卫之行不失其常”即营卫的运行如果正常，比如年轻人、壮年人，营卫运行没有失去常规，换句话讲营卫运行很正常，于是乎“昼精而夜瞑”。这个“精”如果当阴精理解的话会讲不通，白天有阴精就有精气，晚上就睡觉，这个话不通。这里的“精”是精爽，也就是清爽，是指白天精神清爽，晚上就睡得很好。老年人营卫之道已失其常，营卫运行发生紊乱，不正常了，于是乎“昼不精而夜不瞑”，白天精神不好，一天就像个落脑袋的苍蝇，一点精神都没有，晚上偏偏又睡不好，这是什么原因呢？往往就是因为营卫失常而引起。你看这个“昼精而夜瞑”的“精”如果当阴精来理解，就大错特错了，应是“清爽”。又有“阳气者精则养神，”《素问·生气通天论》中这句话里面的“精”字仍然是“清爽”的意思。《灵枢·大惑论》又有一条原文“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而为之精”，这个“精”怎么理解？五脏六腑的精气上注到眼目以后，眼目便产生精。这里的“精”指的是什么东西？张景岳有明确的解释——“神气精光”，所以我们人的眼睛都有神。为什么有神？是五脏六腑的精气充沛。我们有时候说年轻人眉来眼去，“去”的是什么，是眼睛内闪烁出的精光。这就是神，人的眼睛要有神。神从哪里来呢？神来源于五脏六脏的精气。人的五脏六腑的精气旺盛，于是乎你的神气就足。为什么中医望诊要望眼睛呢？人快要死了，眼睛就没一点神了，没有一点光了。西医只看瞳孔，瞳孔散大，瞳孔缩小，其实眼睛里没有光了是最重要的。眼睛目光呆滞了，呈灰色的了，一点反应都没有，那就是要死了。这是从“精”字讲。当然还可以举很多其他的例子，我这里只是举了其中一个字的例子，像这样的字、词还有很多很多。我们读中医古籍有一个根本的前提，那就是必须要有文化基础。除了古文基础以外，你还要有一些其他知识。
比如就《黄帝内经》而言，张景岳给《黄帝内经》作了总结，是“上极天文，下穷地纪，中悉人事”，天文、地理、人事，包罗很多，上而天文学，下而地理物候知识，中而人的生理病理，这个包罗该有多广。所以《黄帝内经》包含十大学说，其中还有运气学说。运气学说不仅讲天文气象，而且讲地理物候。比如今年是丁亥年，按照运气学说推衍，今年的气候规律变化是推迟的，它的气候总是来得慢一点。我前面说过，今年的热不在夏天，而在秋老虎。因为气候是往后推的，这就是物候。《黄帝内经》还有历法，《素问·六节脏象论》就讲历法。有时它还讲点军事术语，如“无刺熇熇之热，无刺漉漉之汗，无刺浑浑之脉……避其锐气”，兵法上的话它也搬来了。
更重要的一点是，无论是《黄帝内经》，还是张仲景的《伤寒论》《金匮要略》，乃至于后世各家的学说，特别是温病学派的学说，都注重一个辨证。这个辨证学、辨证思维方法从哪里来？从哲学来的。《黄帝内经》实际上就是一本哲学书。我们讲《黄帝内经》是一本中医学书，没错，肯定是一本中医学的书，因为中医学的理论出自《内经》。但是它又是一本哲学书。哲学家，学哲学的，去读《黄帝内经》，它就是一本哲学书。任应秋老师带过一个学生，叫刘长林，就是搞哲学的，他原本不懂中医，可他写了一本《内经的哲学和中医学的方法》。任应秋老师给写的序，任老说：“在我的师友中，刘长林同志可是我三十年来所见到的第一人。”这一下把名气就搞大了，全国都买他的书，我们《内经》界基本上都有他的书。他不讲别的，他就讲哲学，就讲思维方法，就讲辨证，其实就是一分为二的辩证法，也就是中医阴阳学说的核心理论，“阴阳者，一分为二也”，就是把一个事物从两个不同的方面去看，这就是哲学。《黄帝内经》自始至终是讲哲学的。为什么我们讲阴阳五行学说是《内经》的理论核心，是我们中医学的理论核心？其实就是一个辩证法，一个系统论。我早已讲过，阴阳是辩证法，五行是系统论。《内经》用辩证法、系统论来分析人的生理、病理，分析人与自然的关系，判断疾病的发生，指导我们的治疗，都是要凭思维方法的。你没有这个思维方法，你就不可能当一个真正的中医。你要当一个中医理论家，那就更要懂得这个思维方法。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一点，要有古文化基础。
第二点，中医从什么书读起。
讲讲中医从什么书读起，这个问题是值得探讨的。有人曾采访过我，问我是什么派的。我说我既是学徒派，又是学院派。我为什么这么讲呢？我是学徒派，谁都知道，现在有句笑话，叫“地球人都知道”，因为我讲真话，从不隐讳我的出身，讲假话我不会的。问我是什么文化水平，我说我就是学徒出身。十三岁当学徒，当到十六岁当医生。当学徒的时候，什么事我都干过，给老师提尿壶，那是常事；打洗脸水、倒洗脚水，那也是常事；在药铺里下梭板，打扫卫生，扫厕所，这些事我都搞。这个学徒派读书和我们现在科班派读书有区别。这就是我要讲的核心，这个问题值得探讨。
我记得二十年前，我校的彭坚教授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们湖南中医应该研究熊继柏现象。”他说应该研究一下我的现象。他说你为什么会讲课，为什么会看病，为什么会写书，他说我们值得研究一下这个现象。确实是学徒出身，我倒不在乎什么研究我的现象，也没有谁研究过我的现象。但是我琢磨，因为我在农村公社卫生院工作了20多年，我对农村的情况特别了解，我在城市又当了30多年医生，我对城市医疗也很了解，但更重要的是我在高等学府教了30多年书，退休后几乎跑遍全国，全国许多大的中医院校我都去过，如北京、上海、广州、香港等，给全国的名医班讲课，所以我对上面的情况很了解，我对基层的情况很了解，像我这样的人确实不多，所以我就琢磨中医的教育问题，我在考虑这个问题。我不讲规律，我就讲讲我是怎么读书的。
第一本书——《雷公炮炙四大药性赋》，我四个早上把它背完，一个早晨背一个药性，寒、热、温、平，就四个早上背完了，白天我就玩，没事干。
背完了接着就是《药性歌括四百味》，当时背了，但现在我不一定还记得。四大药性赋我还能背，要我写我还能写下来。《药性歌括四百味》我就写不下来了，连接不起来了。这就是第二本书。
第三本书——《医学三字经》。要说明的是，我读的书都是抄来的，不是原版的。第一，没有书买；第二，买不起。都是抄师傅的，抄了有错别字，师傅给你改正，改过来后再教一遍，让你去读，就这样的。《四大药性赋》师傅没讲，《药性歌括四百味》也没讲，《医学三字经》讲了，讲得似懂非懂。“医之始，本岐黄”，岐伯和黄帝，就这么讲，那时我哪知道岐伯、黄帝是谁啊？“灵枢作，素问详”，灵枢是什么，素问又是什么，那时全不知道。“难经出，更洋洋”，“难经”是什么不知道，现在知道了。那时《医学三字经》全背。现在如果谁要我抄，我可以一个晚上给抄出来，不仅不要书本，而且绝对没错。这是第三本书。
第四本书是《脉诀》，包括《王叔和脉诀》和《濒湖脉诀》两本脉诀，这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诊断学。这是第四本书。
第五本书是《医宗金鉴·四诊心法要诀》，讲的是诊断学。
现在总结归类就是中药学、三字经、诊断学。
之后开始学方剂。首先是《局方》。《汤头歌诀》读完了，读陈修园的《时方歌括》，这两本书的方剂歌括我全能背，比如藿香正气汤：“和解藿香正气汤，苏叶白芷共藿香，陈半茯苓大腹草，厚朴桔梗引枣姜。”这是《金鉴》的。“藿香正气白芷苏，甘桔陈苓术朴俱，夏曲腹皮加姜枣，感伤岚障并能驱。”这是《时方歌括》的。这两本方剂书我都能背。
读完方剂后开始读内科学的书。内科第一本书是陈修园的《时方妙用》。“中风……风者，主外来之邪风而言也。中者，如矢石之中于人也。”像这样的话都要背，这就是接触内科学。
接触内科学以后，老师就开始跳跃式地教我了，这是我的第一个老师，胡岱峰老师，他是清朝秀才，古文功底好得不得了，他的古文真是学究式的。他说我能读书，不能跟大家一起读，要开小灶，因为我们那时候是一个班。让我开小灶就是学习《伤寒论》，读的是《伤寒论新注》。开始是读原文，老师的标准就是背。背的同时也讲，比如给我讲猪肤汤，我问过一个问题，我问老师：猪肤是不是就是猪皮，老师回答说是，我说：“那是不是随便哪里的皮都可以？”“哎呀，你怎么问这样的问题呢？”老师说：“你怎么问这样的话，你问得出奇呀。”他感到奇怪。又比如“五苓散，白饮和服”，我问“白饮”是什么，老师说：“白饮就是米汤啊。”就问这些东西，都是当时读书的灵感，所以永远都记得。就这样《伤寒论》我背下来了，背下来后就觉得这书读得差不多了，这样的书都能背下来，而且是搞不懂的书。我为什么现在始终念念不忘我这个老师，就是因为我这个老师引我入正门。如果没有这样的老师，我对经典不可能读得这么好。《伤寒论》读完了，接着就是《金匮要略》，又是要求背。我一年内把这两本书背完，半年背一本，其中《金匮要略》好背，就是《伤寒论》不好背，尤其是太阳篇，把人背得晕头转向。这两本书读完后，赶上1958开始“大跃进”，我就当医生去了。
我当时就读了这么多书开始去当医生。那时刚开始当医生看不好病，当然也可能偶尔看好一两个，但总是不满意。人家老医生看了几十年，病人天天找他看，因为看得好啊。我就问那个老医生：“你怎么看得好病，我怎么就看不好呢？”我问他读些什么书，是不是书比我读得多些。他问我都读些什么书，我说读了《伤寒论》《金匮要略》，他说：“谁读那样的书啊，那书有什么用，那书没用。那书是讲理论的，不是看病的。”我说：“你怎么知道啰？”他说：“我们都不读，你看我们哪个读，一个都不读。”这就是说当地的医生没一个读过《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但他们就能看得好病。于是我就问他读些什么书，他告诉我只读过《医宗金鉴》。我又问他《医宗金鉴》怎么读，他说就读《杂病心法要诀》。好，我就找到《医宗金鉴》，把它借来。我一看，《杂病心法要诀》基本出自《金匮》，但它在《金匮》方基础上加了一些时方，就成了一些常用方了。
另外一位医生又告诉我，《医宗金鉴》里面值钱的是它的妇科学和幼科学。我在读《医宗金鉴》时又发现一个问题，《伤寒心法要诀》把庞大复杂的《伤寒论》原文精化精简了。于是我把《伤寒心法要诀》认真读了，比内科《杂病心法要诀》读得要熟得多。这样，我就花力气读了《伤寒心法要诀》《妇科心法要诀》和《幼科心法要诀》。所以我的学生都知道，我经常用《伤寒》方、《金匮》方，用得很熟，妇科、儿科基本上用《医宗金鉴》的方，这是自学的。
读完了这些书我才真正开始当医生。在农村当医生，你要应付各方面的病人，尤其是当你出名以后，比如我那时每天要看将近一百个病人。那时候很多怪病就开始遇到了，师傅不在身边，我没处去请教，农村那些老医生我跟他们讲《伤寒论》和《金匮》他们不懂，所以我只能自己解决。我看病没人带，都是自己闯出来的，所以我的经验都是实践中反复摸爬滚打出来的。跟我上门诊的这些学生得到我的经验好像很容易，其实我是吃过大苦的，所以我现在用起来，学生们一下就学到了，好像非常简单，其实我是经过几十年磨炼得来的，其中既有正面的，更有反面的，它是不断地升华、总结出来的东西，它不光是书本上的东西。对于一个方，我怎么加，怎么减，已经形成了一个规律。某个病一来，我立刻能想到用什么方，这些经验都是我几十年积累的东西。病人一来诊察之后，我的方就出来了，为什么这么快呢？因为我搞了几十年啊，我看了几十万人了。
在这个实践过程中我又读了一些书，比如《傅青主女科》，我读得很熟，《傅青主女科》里面的方我经常用，当然是有选择地用。治妇科病我基本上就是用《医宗金鉴·妇科心法要诀》和《傅青主女科》的方，治儿科病我基本上就用《医宗金鉴·幼科心法要诀》的方。曾经有一本幼科专著叫《幼科铁镜》，我读过，我个人觉得不怎么样。还有一本书是陈自明的《妇人大全良方》，这本书过于复杂，把妇科复杂化了。我经常说我们中医本来就够复杂的了，我们现在有不少的中医，甚至于号称中医学家，他把中医学人为地复杂化。难道还嫌它复杂不够吗？把它人为地搞复杂了，我们的后人还怎么来学啊！一看到就怕它，一看到就往后退缩，进一步退三步，他还怎么学？这人为的复杂给后人带来的弊病，只能给中医学术带来摧残作用。
我的第一位老师教我通读了《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到1961年，我又拜第二位老师了，他是陈文和老师，日本东京大学医学院毕业的，他是国内学中医，然后到日本去深造。陈老师发现我读书读得好，但有明显的缺陷，第一，没学过温病学；第二，没读《内经》。温病学和《内经》讲些什么东西，我确实都不知道。我后来见到我第一位老师胡老师时，我就问他为什么不教我读《内经》？他说：“你那么小，读什么《内经》，那是你读的啊？到时候你自然可以读。”我问他要到什么时候？“当几年医生以后，到20多岁30岁时再读吧”，这是胡老师跟我讲的，他叫我到二三十岁再读《内经》。
在陈老师那里，他就教我读《内经知要》，其实我原来真正的《内经》功底就是《内经知要》，温病功底就是《温病条辨》。《温病条辨》拿到手以后，我的感觉就不一样，这都是我原先不知道的。所以我就在《温病条辨》上下了功夫。我对《温病条辨》是读得很熟的。我们学校的温病教研室主任谢凤英教授，她的温病学水平是很不错的，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发现了我对温病也很熟，她说：“你怎么《温病条辨》那么熟啊？”我开玩笑说：“难道就只允许你一个人熟啊！”
现在我就可以告诉大家了，我治病用的方来自哪些地方。开始不是讲了两本方剂学吗，这是基础，然后是《伤寒》方，《金匮》方，《医宗金鉴》方，程钟龄的方，傅青主的方，然后就是温病方，就这么多方，就来自这些地方。当然，以后还有一些杂家的方，比如张景岳的方，喻嘉言的方，李中梓的方，还有《审视瑶函》的方，那是个别现象，包括《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要诀》的方，那都是个别的方，不是全面的，上面讲到的那些方才是全面的方。
跟陈老师重点就读了《温病条辨》和《内经知要》，陈老师告诉我一个重要的道理：要想当一个好医生，必须大量读方剂。他有个手抄本，有2000多首方，当时他要我抄下来，我那时因为记性好得很，全记得，就没抄。那时又没有复印机，否则的话就复印下来了，真可惜啊！
自从跟陈老师学了温病学后，回去当医生就大不一样了。当时我们那里乙脑、流脑流行，我治好几个危重病例，在石门县西北地区的医名就打开了，所以我出名是在1963年以后，是因为治乙脑、流脑。
上面所谈的就是学徒读书。分析学徒读书的特点是：第一，读的是原著，没有水分，至少没有现在的书这么多水分。我不是读的现在的书，我读的是原著，这是第一。现在的教材里面有很多是人为的错误，人为的复杂。第二，我读中医书，并且读得比较熟。恐怕大部分人虽然读是读过，但没有读得这么深，读得这么熟，尤其是现在科班出身的，尽管对某一门很熟，比如讲《金匮》的对《金匮》很熟，讲《伤寒》的对《伤寒》熟，但是讲《金匮》的不熟悉《伤寒》，讲《伤寒》的不熟悉《金匮》，他还不一定做到了纯熟，因为他没有背书本，仅仅局限于教材的一点点，教材以外的不注意去读。当然全部中医学徒都像我熊某人一样读书是不可能的。第一，不可能人人都有很好的记忆力，有很好的悟性；第二，即使有这个记忆力，下不了这个决心，不能像我这样不要命地去读书，去搞临床实践。因为我有一个环境所迫，没有饭吃，没有衣服穿。我学医时吃什么？吃红薯。我睡什么？一床棉絮，既没有被套，也没有床单。那个时候都是两个同学一起睡，一个出盖被，一个出垫被，但是谁都不愿意和我睡，为什么呢？因为我一没盖的，二没垫的，一床破棉絮，并且还有几个洞，我就一床棉絮一裹，就是这么睡觉，哪像现在的年青人生活这么幸福。我当时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读书。
后来当医生的时候我连煤油灯都点不起，经常在月光下看书。所以我经常讲，一个人要成功，要两点，第一，要聪明；第二，要勤奋。用我们的土话讲就是发狠，不要命地去干。你说现在的聪明人多不多？像现在的硕士、博士，哪一个不聪明啊？但是你能下这个狠功夫吗？这一点很难。
有人问我：“您到底读了多少书啊？”我给大家交个底，其实并没有读很多书，只是我读得比较熟，读得比较细，理论功底比较扎实，临床经验比较老到，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个中医学徒学医的特点。
在这里我还要提到一点，过去我们的中医老师有门户之见，有派别。比如我的两位老师，第一位老师是典型的温热派，他熟读《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也很熟悉《内经》，但他不懂温病；而我的第二位老师是清凉派，他恰恰注重温病。因此，现在回头反思他们的临床功夫，我第二位老师治疗常见病擅长，第一位老师治疗怪病功夫厉害。我很幸运恰好得到了这两位老师的指点，如果我只跟了第一位老师而没有跟第二位老师，那我的临床水平肯定没有现在高。这就是学徒的偏颇，所以我说学医者的老师绝不能糊涂。
另外，我们古代老师带徒较保守，但我不保守。我在课堂上或临证带学生什么都讲，如果学生用心就记住了，如果学生不用心或未入门就可能一晃而过，不能体会。跟我的学生都知道我从不保守，只要我有空，问我的问题我都答复。
我记得初当医生时，在我们山区遇到了一个病人，他的脑袋肿大，脖子也肿得和脑袋一般粗，又红又肿，又痒又痛，又发烧。我当时只有十六七岁，有人请出诊看病我很高兴，看了这个病人之后很自信地判断是“大头瘟”，于是很有把握地开了个“普济消毒饮”。哪晓得病人吃了三付药，一点都没好，于是我又给他改了个“防风通圣散”，心想这个病人又痒又痛又发烧，不是风火吗？防风通圣散既消风又泻火，应该会好。结果又没好，我就傻眼了，顿时方寸大乱，跑了三十里山路去找我的老师。我老师当时八九十岁了，正在家里抽一个大烟斗，我进门后很恭敬地叫师傅，老师见了我就说：“你来了，是不是看病看不好啊？”我说：“是的。”于是把情况告诉了老师，然后问：“您看怎么办呢？”师傅慢条斯理地给了我三个字：“翻书去。”我这来回六十里山路算是白跑了，但是“翻书去”这三个字有好处啊。回去后我一通宵都在翻书，还要思考，这样得来的知识比老师讲的印象要深刻得多。所以，我后来基本上不再去问老师了，因为问他也就是这三个字，不骂人就算不错了。现在，有时候我也会跟我的学生开玩笑说：“翻书去。”
当然，旧时的老师带徒弟也是很严格的。有一次我治疗一个寒实结胸证的病人，用“三物白散”，开了“巴豆霜”一钱，碾粉后冲服。患者拿处方到医院药房去买药，药房捡药的老先生有七八十岁，经验非常丰富。他拿到处方后直接扣下了处方，送到我师傅那里，然后打发病家把我叫到师傅那儿去。我知道是因为巴豆霜的缘故，到了师傅那里，他明知故问说：“巴豆霜是你开的？”我说：“是的。”他说：“巴豆吃了会怎样啊？”我说：“书上说，不利，进热粥，利过不止，进冷粥。”他说：“要是吃了拉血怎么办？”我听了就傻眼了，因为张仲景没讲吃了会拉血呀！师傅就责问了我一句：“你有多大能耐？敢开巴豆霜？”我当时还壮着胆子辩白了一句：“师傅，我是看您经常开。”我很后悔说这个话，后来我再也没有开过巴豆霜了。所以，我当医生一辈子都很谨慎，没有出过医疗事故，砒霜、斑蝥、马钱子这些有毒的药物我都不用，老师对徒弟严格是有好处的。
在我学药的时候，有位七十多岁的姓郑的老师让我受益匪浅。我做学徒要一大早起床，把门打开，把卫生打扫得干干净净，晚上下班后要把药屉一个个整理好、关紧，称药的秤、压纸的木方、冲臼、研钵都要整整齐齐地放在固定的地方，碾槽要收拾干净竖起来。切药的时候，老师规定切一种药就尝一种药，切当归就尝当归，切苦参就尝苦参，切黄连就尝黄连。当时我不理解，觉得味道太难忍受了。现在我理解了，这样做才能知道哪个药是什么味道，什么药麻口，什么药封喉，现在有哪个医生知道呢？而我却知道。因此，我非常感谢这位老师。但这位老师很保守，问他什么也不讲。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中医从古代传到现在，有多少好东西由于保守已经失传了！一方面是保守，一方面是有话讲不出来，再就是忘记了。比如，有的东西你不问我，我就没讲，因为每天门诊量这么大，看完病人就精疲力尽了。由此我就联想到叶天士为什么写书不多，他的书都是他讲，学生记录而成的，不是他不会写，而是没时间写。我现在深有体会，过去一天看一百号病人，没时间也没能力写，现在有能力了但没时间写。这也是现在中医界的一大紧要问题，真的要组织抢救、整理老中医的经验，要组织一些懂专业、有水平、有能力的人来整理和写作。关于学徒方面我就讲这么多。
我已在中医大学教学30多年，我认为学院派的优势在于：第一，学科系统全面，有系统的教材，如中医基础理论、诊断、中药、方剂、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骨伤科，等等，分科很细，而我们学徒无所谓分科；第二，管理规范，只读书，不像我们学徒要做各种杂事，包括打扫卫生、上山采药，等等。
但学院派也存在几个问题：第一，不专，学专业不专，心思不专。因为现在的大学生要全面培养，要与世界接轨，做综合性人才，这当然没错。但由此也产生了问题，比如很多学生都把大量精力倾注在学外语上，就不能集中精力学中医，他们在专业上的深度和广度就会受影响。第二，脱离或者说缺乏临床实践。学中医脱离临床实践是最大的问题，中医必须进行临床实践。我记得上海中医药大学的老院长金寿山教授讲过一句话：“脱离实践讲理论，那是空洞的理论，耍的是花腔，好看不顶用。”这话讲到点子上了。有些人说理论头头是道，著作一本接一本，但连个感冒都看不好，这是什么中医呢？这就是学院派的两大毛病，包括现在的硕士、博士，有的人务实、舍得下功夫，专业可以学得不错；若稍微一飘，就只剩下外语好，其他都不好。因此，我们很多高学历的人缺的恰恰是专业水平，是临床能力，这也是中医人才问题的癥结所在。以上就是我关于学徒派与学院派的比较。
第三点，中医必须实践。
这是我一再强调的。我曾发表过《中医的生命力在于临床》的文章。我认为中医界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不重视临床如果这种状况延续下去，中医的前途堪忧。尽管现在教授多博导多、专家多，搞到的科研经费多，科研成果也多，如果很多专家都不会看病，老百姓怎么相信你呢？老百姓都不相信中医了，我们失去了群众基础，中医的将来会怎么样呢？为什么我们现在的中医界就不能认识到这一点呢？如果认识到了这一点，为什么就不能加以解决呢？明明知道有人在弄虚作假却放任自流，明明知道大家都不认真刻苦搞临床却不闻不问，那怎么行呢？我认为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所以我要写这篇文章。
虽然我知道我讲的话不一定能起作用，搞不好还有人反感，但作为一名老中医，我有责任出来讲这个话。因此，中医应该务实一点。学理论没错，但理论是用来指导实践的，理论也是来源于实践的。我家里挂了我自己写的一幅字，是《内经》的原文：“善言天者，必应于人，善言古者，必验于今善言气者，必彰于物。”这三句话其实就是一句话：理论要联系实践。我的特点就是这样的，两手功夫——理论和实践结合。
我们中国几千年来中医的威望如此之高，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给老百姓治好病。我们现在要发展中医，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临床疗效。我们出国要使中医走向世界，靠的是什么？光靠讲课不行，靠打广告也不行，靠的就是解决实际问题，用疗效说话。我给阿尔及利亚的总统治好病了，总统就知道了中医的伟大之处。曾经有位国际友人，患阳痿，通过关系找我，我询问了年龄，大约50岁，我说：“可以试试。”后来是给他制作的胶囊，服药两个月好了。这是三年前的事情了，今年又复发了，又给我来了电话，我又给他做了一付中药丸药，他派人到北京把药拿走了。他之所以不远万里而来，因为他相信我。老百姓也是一样的，你能解决问题，他就相信你，你不能解决问题，他就不相信你，这就是中医必须搞好临床实践的道理。
但是临床和书本是有距离的，不是说学了五年，甚至读了硕士，读了博士，就会看病了，不信你到临床试试看，照样看不好病。因为书本的知识是提纲挈领的，而临床是千变万化的。比如，少阳病“往来寒热，胸胁苦满，默默不欲饮食，心烦喜呕。或胸中烦而不呕，或渴，或腹中痛，或胁下痞硬，或心下悸，小便不利，或不渴，身有微热，或咳者，小柴胡汤主之。”难道病人都是这样吗？不是。我举个例子吧。前一阵子，长沙政法频道报道了有个3岁小孩发烧四五个月，多方医治无效，有热心观众推荐他来找我，记者就带他来门诊找我，还问这是不是绝症。我看就是一个夏季热，只不过由于长期低热，小孩已经骨瘦如柴，面白无华，疲乏食少，口干，尿少，这是由于暑热导致的气阴两伤。此小孩以阴虚为主，我给他开了清骨散合益胃汤，几付药就退烧了。记者问：“为什么别的医生治不好呢？”这是要用理论和实践知识说话的。
我最近在长沙市旺旺医院抢救了一个小伙子，高热40天，最高达40℃，西医做了各种检查，只确诊了慢性胆囊炎，其他还怀疑白血病、胰头癌，等等，总之退不了烧。我一问病人，得知他是寒热往来，每天发作四五次，先畏寒，后紧接着发高热，胸脘及腹部胀而痛，口苦，恶心欲呕，大便秘结，两三天一行，其舌苔黄白而特厚腻，脉弦数。我说：“这个病应该可以治。”因为我已经抓住了它的特点了：第一，寒热往来；第二，胸闷脘痞、泛恶；第三，舌上苔厚如积粉，这不就是“邪伏膜原”证吗？当然，他还有口苦、呕逆，所以我就给他开了达原饮合大柴胡汤，服药2剂就退烧了。旺旺医院就轰动了，第二次去就请我会诊了5位危重病人。如果我对温病学得不熟，就治不好这个病。这样的例子还很多，真正的中医是可以治急症的。在此，我只是强调中医实践的重要性。
我还要讲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医的诊断学教学应该改革，应该进行现场教学，即使不能现场教学，那也应该每次上课有标本进行示范。否则，诊断学从书本到书本是学不好的。包括我们的教师，如果不上临床，那么他讲的诊断学也是空洞的。
比如，就以望诊知识而言，水痘、麻疹、湿疹、风疹、鹅口疮、扁桃体肿大、口腔苔藓如何区别？不管你在教室里讲得如何天花乱坠，学生下次碰上了还是搞不清。我讲个例子，有位长沙火车站领导的孙子在铁路医院高烧5天不退，把我请去。我一看原来是麻疹，旁边好几个医生没认出来，他们说从来没见过麻疹，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我说书上都有啊，更重要的是我见过不少麻疹病人。所以说，诊断学一定要在临床教效果才好。
什么是绛舌？什么是紫舌？什么是腻苔？什么是滑苔？只有看到病人才讲得清，没看到就讲不清。比如，我们的古人写脉象写得够明白了吧，“滑如圆盘走珠”，依我看“滑者，溜也”；古人说“弦似张弓”，依我看“弦者，劲也”；古人又讲“浮如水上飘舟，浮如空中吹毛”，读了这些以后到临床就能把出脉来吗？我院有个领导家属在附一院心内科病危，清早请我去看，我一把脉是“虾游脉”，“虾游静中跳一跃”。我当场就把家属叫到一边，说：“三天前你们为什么不找我？现在我没有处方开了，准备后事吧！”病人已危在顷刻。家属说：“医生没讲啊！我们不知道有这么严重啊！”家属赶紧把医生叫来，结果到中午病人就死了。这就是诊断，如果不是在临床上实实在在地见过一次，只在课堂上讲虾游脉、雀啄脉，学生怎么也不会明白，实实在在地见过一次，他就有印象了。因此，中医的真正硬功夫是在临床，而不是在于会写书、会讲课。别人说熊老师的课讲得好，那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在诊断上，在临床上能起死回生，那才是真功夫。中医有中医的优势，西医有西医的优势，我们要善于发挥中医在诊断和治疗方面的优势。
第四点，纠正几个错误观念。
错误观念一：中医是经验医学。
中医要有临床经验，但是更重要的是中医要有理论指导，如果没有理论指导，中医就永远提不高，升华不了。我的学生都知道，我看病绝不是用几个固定的药、固定的处方，而是要根据病情辨证论治。特别是碰到疑难病症，如果没有理论指导是绝对看不好的，何况中医本来就有完整的辨证论治体系。因此，那些说中医是经验医学、是伪科学的都是错误的，他们不懂中医，我们也不屑与之一谈。中医是有完整理论体系的，是科学的，不掌握好中医理论是无法当好医生的。
因此我认为要当一个好中医必须具备三点：扎实的理论功底，丰富的临床经验，敏捷的思维反应。这样才能当“上工”，当名医，我希望我的学生个个都能当名医。中医师承学习很重要，可以学到很多老师的经验，但是理论同样重要，中医是经验与理论并重的科学。
比如，在乡村有大量的中医，他们临床多年积累了很多经验，可以治疗很多疾病，但是一碰到疑难杂症就没办法了，因为缺乏理论功底，所以水平始终没有提高。而我的门诊上经常会有一些稀奇古怪的病，虽然不是百分之百能解决，但可以治好很多，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就是理论指导。
例如，我曾治疗过一个女病人，自诉小便频，但尿色不黄，有尿必解，若稍忍不尿，则立觉双手掌心与手腕相连接处胀痛，而且胀痛逐渐加重，只要去解小便，其胀痛则随之消失。碰到这样的怪病，你怎么考虑呢？那就要用上理论了。手掌是手少阴心经和手厥阴心包经所过之处，而排尿归膀胱所主，肾合膀胱，肾属水，心属火，水克火，换句话说，不就是水气凌心吗？我就给她开了“五苓散加丹参”，结果治好了。药方看似简单，但如果没有理论指导，你怎么可能想到那里去呢？既要想到排尿归膀胱所主，肾与膀胱的关系，又要知道心经的经脉所过部位，心与肾之间的水火关系，最后还要会用五苓散，还要加丹参通心脉。几分钟的思维过程包含了多少理论在里面啊！
我在临床上看一个普通病大概是5分钟，疑难杂症当然时间要多一点，病人不理解为什么这么快？因为我经验丰富，因为我理论纯熟。所以我说，要想当“上工”必须有扎实的理论功底、丰富的临床经验和敏捷的思维反应，否则只能当“中工”，甚至“下工”。
错误观念二：中医越老越吃香。
这是老百姓的普遍观念，当然，中医越老越吃香有它正确的一面，因为越老经验越丰富，就像我当了50多年医生，看了几十万病人，看的病种那么广泛，当然经验丰富。即使只看了我十分之一数量的病人，也积累了丰富经验。但是有一点，就拿我自己跟自己比较，我年轻时能治好的病人，如果放到今天，我不一定治得好。为什么呢？第一，人老了思维不如年轻时敏捷，反应也不如年轻时快；第二，用药不如年轻时胆大、果断。1963年、1964年治疗流脑、乙脑，我用清瘟败毒饮，石膏用半斤，黄连用一两，当年“大砍大杀”，胆子大得很，现在我没用过了，思维的敏锐性、用药的果断性不如从前，这就是年老与年轻的差别。
我去年与今年都有差别，去年看80甚至90位病人不费劲，今年就感觉很累了。我讲课也是这样，年轻时比现在要流利，现在经常要思考，甚至要停顿，思维、反应慢下来了，就像电力不足了。这就是年老与年轻的区别。
当然，年老也有另一个优势，那就是稳重。年轻时看病是单刀直入的，三物白散也敢开，因为初生牛犊不怕虎，好胜心切。我这些年来经常给年轻医生收拾残局，他们连生川乌、生草乌、斑蝥都敢用，麻黄、细辛一开就是10克，甚至更多，因为他们没想得那么复杂。就好像开汽车，新手开车都很猛，但只要开了10年车胆子就开小了，这就上了另外一个层次，我们当医生的也是如此。
因此，我说中医越老越吃香的观点不完全正确。
错误观念三：中医专治慢性病、专门搞调理。
这是一个最大的误区。经常有病人到我门诊上说“请给我调理调理。”我一听就不高兴，我说：“我是治病的，不是搞调理的。”没错，中医是可以调理身体，《内经》云：“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中医治病就是调整内在的阴阳，使其平衡协调，这是一个总的目标。但具体到某一个疾病，就不仅仅是调和的问题了，如同打仗，该杀就杀，该砍就砍，该扶正就扶正。那为什么老百姓甚至中医队伍当中的某些人都认为中医是搞调理的呢？主要是因为现在大量的中医都不会治病了，所以老百姓都认为中医不会治急性病，只能搞调理。
说到这里我就要讲一讲中医到底能不能治急性病了。首先，看我们的古人能不能治急症。第一个治急症的就是扁鹊，他治疗过虢国太子的尸厥，当时病人都已经进了棺材，他看到棺材滴血，既然不是外伤，怎么会滴血呢？打开棺材看，发现棺材里的人还有呼吸，于是就救活了他。这不是最典型的中医治疗急症吗？然后我们再看看《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其中有多少是治疗急症的内容。《金匮要略·妇人杂病》中讲：“妇人少腹满如敦状，小便微难而不渴，生后者，此为水与血结在血室也，大黄甘遂汤主之。”产后少腹满如敦状不就是板状腹吗？那还不是急症吗？《金匮要略·妇人杂病》又提到了“妇人转胞，不得溺也，以胞系了戾”的病，妇人怀孕后不能小便，这不是癃闭吗？也会死人的。《金匮要略》中还讲到了“肺痈，吐脓血，脓成则死”，这也是急症。“水气病，少腹坚满”，也是急症。《伤寒论》中也有很多急症的记载，比如“发热恶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烦躁者，大青龙汤主之。”“伤寒六七日，结胸热实，脉沉而紧，心下痛，按之石硬者，大陷胸汤主之。”“大热，大汗，大渴，脉洪大，白虎汤主之。”“腹满，潮热，谵语，不大便，大承气汤主之。”这些不都是急症吗？还有“身热，足寒，颈项强急，恶寒时头热，面赤，目赤，独头动摇，卒口噤，背反张者，痉病也……”我随口就可以从《伤寒论》《金匮要略》中举出这么多急症来，也就说明我们的古人是可以治急症的。
温病学就更不用说了，因为温病本身就是指急性热病、传染病，虽然它没有取名流行性出血热、SARS、禽流感，但实际上都包括了这些病。比如暴喘症，古人称为“马脾风”，SARS不就有发热、暴喘吗？中医认为是肺热壅盛；流行性出血热有发热、出血，中医认为是热盛动血；中医还有热盛动风，发热、抽搐、角弓反张；热入心包证，发热、神昏、谵语。像这些急症，古人都有详细的记载，有证、有方、有药，为什么还说中医不能治疗急症呢？中医是能够治疗急症的，只是我们很多中医没有掌握这些知识。
我的门诊室的门比别人的门要宽一尺，为什么呢？因为我的门诊经常有人要坐轮椅、抬担架进来，门窄了不方便。我的门诊中急症、重症病人多，自然会想到把门加宽。我比较了一下，我在农村治的急症比慢性病多，在城市治的慢性病比急症多，因为大量的急症都到西医院去了，到我这里来的急症都是西医院治不好的。因此，中医也要学会治急症，尤其是在农村，不能治急症就不能当一个好医生。
我治急症的例子很多，随便就能举出大量的例子来。比如有一次省卫生厅请我到怀化市第一人民医院抢救一位病人，是一位23岁的大学刚毕业的小伙子，患病毒性肺炎，高热40多天，每天高热达40℃，昏迷不醒。我到病房一看，病人身上插了好几条管子，气管切开，上了呼吸机，鼻子里插着胃管，下身插着导尿管，双手插着输液管，胸口还插着两条管子。我就问他们：“胸口为什么插着两条管子？”他们告诉我，一个是引流胸腔积液的，一个是治疗气胸的。这不仅是急症，还是危重症。只见病人大汗淋漓，但舌苔黄，脉细数，沉取很有力。
于是我给他开了“生脉散合三石汤”。这是温病方，生脉散可救气救阴，三石汤清肺胃实热。我只给他开了两付药，让他吃完后打电话给我，因为我还要赶回长沙上门诊。第三天下午，该病室主任给我来电话了，第一句话就是“退烧了”。我说：“那就好了，我完成任务了。”主任说人还昏迷没醒来，我说：“好办，吃几粒安宫牛黄丸就可以了。”后来，那个小伙子病愈之后，还来我门诊看过我。
这只是随便举例而已。我的门诊几乎天天有急症。昨天，我的一个在广东的老乡打电话来，她的小孩高烧41℃，满口长疱，手上还有小疹子，轻微咳嗽，流鼻涕。我怀疑是手足口病或麻疹，又问病人的眼睛红不红，她说不红，但咽喉红而不肿。我估计多半是感冒引起的，不管是不是手足口病，就开了银翘散加大黄、土茯苓。为什么加土茯苓呢？这是为了清湿热，防止手足口病。今天早晨老乡打电话告诉我，孩子昨天晚上10点多退烧了，西医可能还没有这么快，这就是中医的功夫。
我再举个例子，我们省委某领导的妹妹在南华大学附属医院行子宫癌切除手术后，近30天未解大便，只放了两个屁。她从湘雅医院以及中山医科大学请了很多教授会诊，结论只有一个：肠梗阻，需手术治疗。但病人才手术不久，全身情况不好，不愿再手术，于是就有人建议请中医来看。我一看病人，真是腹胀如山，隆起老高，按之坚硬，但叩之如鼓声；病人轻声呻吟，低烧，微呕，苔黄腻，脉有力。于是我就开了大承气汤2付，大黄、芒硝都是30克，枳实、厚朴15克，嘱病人每小时服药一次。大约到了半夜，病人说肚子痛，家人扶她起床走动，顷刻病人说要大便，拉了一盆子大便，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整个南华医院都轰动了，说中医居然能治疗肠梗阻。像这样治急症的例子太多了，我慢慢回忆的话能举出很多来。
所以说，中医是完全可以治疗急症的，并且是很擅长治疗急症的。可能是因为我们现在大量的中医不会治疗急症，从而使人们产生了这样一种误解。
错误观点四：中医治病不用方而只用药。
为什么我要讲这个话呢？因为我个人认为现在的科研有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倾向，就是过分强调研究单味中药，西医学中医往往就是这么一个模式。我们现在的中医队伍里面存在一个普遍的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普遍的错误现象，就是中医只开药，不开方。谈到临床的病案，什么病，什么证，什么舌，什么脉，它都有，诊断也有，一个中医的病名，一个西医的病名，然后有治法，有用药，但是它就是没有方（剂）。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呢？归根结底只有一条，他基本功不扎实，不能背方剂啊！有的人可能会开出自创秘方、自创验方。哪来那么多的秘方和验方啊？有时候开出来的药都是自相矛盾的，一看就是大笑话，大杂烩。
我们现在受西医的影响，西医用药都是用单味药，我们中医也开始用单味药了。再就是我们的科研倾向于研究某个秘方、自拟方，有的人就是研究某一味药。殊不知，中药是特别讲究配伍的，应当研究药物配伍后的变化，才能了解古人拟方配伍的作用所在。比如麻杏石甘汤、麻黄汤、麻杏苡甘汤、麻黄连翘赤小豆汤、麻黄升麻汤，它们的配伍不同，那么作用就不同了，这个作用有时候甚至是相反的。麻杏石甘汤与麻黄汤作用有多大的区别？麻黄配石膏是什么作用？麻黄配苡仁是什么作用？麻黄配连翘和赤小豆是什么作用？麻黄配桂枝有什么作用？麻黄配杏仁有什么作用？麻黄配升麻有什么作用？为什么不去研究这个。这才是真正的奥妙所在，这就是方剂的奥妙。
方剂的奥妙就在于它的配伍不同，作用就不同。就如同我和学生在一起就讲学问，我和一个老总在一起，我就不会讲学问了，就讲其他的；我在教室里就讲课，我在门诊就看病，门诊的人都知道我是医生，在教室里的学生知道我是老师；我到出版社别人会说我是作家，我是一个写书的；我去饭店，人家会说我是吃饭的；我写字的时候别人会说我是个书法家，我人物角色换了啊！我打牌的时候，别人会说我会打牌，我拉二胡的时候，别人会说我是搞音乐的，这就完全不一样。药物的作用和人的角色有多方面是一样的，这就要看你配伍配的是什么？你配的东西不同，它的作用就变了，这就是我们要研究的东西。
中医治病绝不是用单味药，而是用方，这个方是要跟随证走的。而且我们用古方不能呆板，不能像日本人一样——口苦，咽干，目眩，往来寒热，胸胁苦满，默默不欲饮食，心烦，喜呕，这就用小柴胡汤，没有这些症状就不能对号入座，那就是呆板了，这种思维模式就错误了。所以我们中医治病不是用单味药，不是用所谓的新药，所谓的科研药，所谓的祖传秘方，而是辨证选方，是辨证施治，因证选方，因方遣药。首先要辨证施治，而后要因证选方，因证就是要依据这个证来选方，这个选方不是固定的。我开药是根据这个方来用的，而且还稍有加减。但是，它有个基本的原则，就是方证要合拍。就像唱歌一样，它的谱子和词的节奏要合拍，方和证要是不合拍，那是医生不会用方。如果这个人是风热感冒，给他开个桂枝汤，理由是桂枝汤是治疗感冒的，吃了怎么没有效果呢？那是你搞错了！医生用错方了！再比如说，一个人便秘，吃点番泻叶会拉肚子，有那么简单吗？便秘有多复杂啊？有气虚便秘，有血虚便秘，有津亏便秘，有气津两亏的便秘；还有实证便秘，有火热便秘，有食积便秘，有气滞便秘，这都不是一个番泻叶能够解决的，都不是一个大黄能够解决的。大黄和番泻叶吃了，当时可以通一下大便，但是通了之后怎么办呢？过后又不行了，并且越来越厉害。如果是津亏的要用增液汤，气虚的要用黄芪汤，血虚的要用加味四物汤，是火热的要用大承气汤，气滞的要用六磨饮子，气火相兼的要用麻仁丸，肾虚的要用济川煎。你看看，该有多少复杂的东西啊！都是有方的，绝不是一味药就能解决的，这就是中医的奥妙所在。
这些就是我今天要讲的观点，人们要认识这么几个观点，这是几个误区，我不得不说一下。
中医不是纯粹的经验医学，必须用理论指导临床，并不是越老越吃香，“老”有它合理的一面，可以是他的一个优势，但是也有他的缺点。中医不只治疗慢性病，它是完全可以治疗急症的。中医治病不是用一味药，单味的药，不是用什么秘方、验方，而是要辨证施治，因证选方，因方遣药，方证必须合拍。这就是我今天要阐明的观点。二、谈如何走向中医临床家的道路
对谈人：您是具有传奇色彩的中医临床家，高小毕业的文凭，师承学医的经历，大学教授的身份，给外国总统用中医看病的医生……我们非常感兴趣的是，您是如何走向中医临床家的道路？
熊继柏：说到这里我要再讲一下我的经历，我个人的学医、行医经历比较特殊。小时候我家里很穷，所以没有正常地读书。高小毕业以后，我就将一床破被絮挑回家了，就这样再也没在学校里读过书。我爷爷是位伤科医生，他就让我学医，给我一本书读，是《脉诀》。书曰：“欲测疾兮生死，须详脉兮有灵，左辨心肝之理，右察脾肺之情。”我就问爷爷这个“兮”字怎么讲？他说不知道。我又问为什么左侧辨心肝、右侧察脾肺？他也说不清楚。我爷爷作为骨伤科医生在当地非常有名，可是他本人没什么文化，于是爷爷就带我去拜一位好老师。
我所拜的启蒙老师是位清朝末班秀才——胡岱峰老师，他当时已经八十多岁了，而当时我只有13岁，年纪很小，又瘦得像猴子一样，穿一身烂衣服，活像一个小叫花子。老师看我年龄太小，就有点不放心。我爷爷对他说：“我这孙子很会读书，完小毕业考试考了第一名。”于是，老师就让我写一篇文章给他看。老师一看我写的文章，惊奇地说：“没想到这孩子的文章和字写这么好！”于是老师当场表态：“这个学生我收了。”就这样，老师就收下了我当学生。于是，我就开始跟老师学医。
因为我没有钱买书，所以学医时所读之书全是手抄的，包括《药性歌括四百味》《药性赋》《脉诀》《汤头歌诀》《医学三字经》《时方妙用》《时方歌括》，这是最开始读的书。几乎是抄一本，读一本；读一本，背一本。我花费了一年的时间，就把这些书全背下来了。老师说：“这孩子真能读书啊。”马上就开始给我加码，让我读《伤寒论》原文。记得我读的版本是承淡安注解的《伤寒论新注》三百九十七条。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我就把这本书背下来了。然后老师又让我读《金匮要略》，这时候我就慢慢开始心里有抵触了。因为当时老师招收的三十多个学徒，其他人都不读《伤寒论》《金匮要略》，老师只要我一个人读，我甚至怀疑老师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但不管怎样，跟老师学徒期间，我通背了《金匮要略》《伤寒论》。
我16岁的时候，正值1958年“大跃进”运动开展，我被派去农村当医生。十六七岁的小医生，谁瞧得起呢？特别是在农村，都认老中医。那时，一个医生管四个大队，就相当现在四个村，每天出去巡回出诊。那时候医院每月给我发十八斤粮票，我给家里的爷爷、奶奶十斤，剩下的八斤粮票我兑成红薯吃。我经常饿得受不了，半路上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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