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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29 23:4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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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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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丛(2014年第2辑/总第11辑)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丛(2014年第2辑/总第11辑)试读:

本辑特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

[1]王伟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励精图治、开拓创新,稳中求进、稳中有为,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得到了干部群众衷心拥护和国际社会高度评价。成绩的取得,凝结着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政治智慧和理论创造。

一年多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和国家重要会议,在国内考察、出国访问和国际论坛等多种场合,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重大政治任务,这对于全党全国进一步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一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决定性阶段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

党的十八大标志着我们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进入发展的决定性阶段,我们党领导人民开创的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已经行进到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正在向新的发展目标前进。

从国际看,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国际形势发生了显见逆转,世界力量对比发生了深刻变化,西强我弱的局面正在悄然转化,形势越发有利于我,但争斗更为激烈,竞争更为惨剧,使我既面临有利的国际环境,又面临复杂的全球局面。目前世界经济危机还在持续发酵,已经引起了美国财政悬崖和政府停摆、欧债危机,长期经济低迷的日本仍处于徘徊期……从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到欧洲持续不断的群众运动,到北非、中东的一系列动乱,从利比亚动乱到叙利亚内战、伊核问题……接连不断地突发了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地抵御了国际金融经济危机,证明了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和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另一方面,西方敌对势力在这场危机中整体实力呈下滑趋向,整个敌我对比呈现彼降我升的态势,当然总体上还是西强我弱。形势的变化迫使西方反华反社会主义势力更加紧实施对我“两手策略”,一手是经济上有求于我,与我加强联络合作;另一手是加紧集中力量打压我们,合作与打压并举,在与我合作的同时,尤为加紧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私有化的“和平演变”策略。正如《红楼梦》中所言,“表面一团火,脚下使绊子”。可以判断,西方敌对势力遏制我们,把社会主义中国作为主要对手的战略修补和部署已经到位,表现为在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对我施压,尤其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加紧对我实施促变图谋,大力推行其世界观、价值观和政治理念。国际复杂形势必然反映到国内,各种错误思潮纷纷登台,拼命表现自己,企图影响舆论、影响民众,干扰党的正确领导,干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

从国内看,一方面,经过35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伟大成就,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正确的历史选择,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我们事业的科学指南,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的社会制度。另一方面,经过35年的高速发展,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累积了一定的难题,我们面临着极其复杂多变的局面,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挑战和风险。

国际国内两个大势,有利与不利两个方面,都说明我们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转折点和关键期,改革开放的深水期和攻坚期,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中国梦的决胜阶段。在这样一个极其关键的时间转折点上,既要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制度和道路,坚持社会主义改革方向,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要以极大的勇气和智慧,进一步解放思想,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加大社会主义市场体制改革力度,加强国际合作,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

纵观国内外大局,在这样一个关节点上,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基础上统一起来,正确判定形势,总结经验,肯定成绩,认清问题,明确方向,确定任务,提出对策,进一步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信心和定力,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思路、新举措,是摆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十分紧迫的、居于头等地位的一件大事。

正是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这一决定性的关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适应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的新需要,适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要求,适逢其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了内涵极其丰富的重要思想观点,是治党治军治国理政的基本遵循,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的政治宣言,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行动纲领。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理论彻底,旗帜鲜明,方向明确,是非清楚,态度坚决,文风质朴实在,道理明白易懂,对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做出了十分肯定的政治结论。向全党、全国、全世界亮明了我们党一贯坚持的鲜明的政治态度,昭示了一贯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信仰追求,表明了共产党人始终不渝坚持的人民立场、政治信念、理论信仰、道德追求和思想底线,为我们指明前进的方向和目标,提供了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和行动方针,这对于全党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统一思想、统一行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把关、定向、凝心和聚力作用。

在重大原则和根本方向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毫不含糊地表明我们党一贯的政治主张,反对一切离开党的正确主张的错误思潮,使我们的党员、领导干部有了极其明确的言行准则。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对于“坚持什么、反对什么”“肯定什么、否定什么”“做什么、不做什么”,都发出了明确无误的政治信号,有利于我们坚定“主心骨”,筑牢“压舱石”,知道“为什么做”“做什么”“怎么做”,更加坚定对马克思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信仰,更加坚定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信念,更加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更加坚定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取向和政策选择。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我们党最根本的政治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就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表明了我们党的最根本的政治主张。他科学地分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发展进程,特别是我们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和伟大实践,全面系统深刻地阐述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把握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起到了认祖归宗、正本清源、把关定向、明辨是非、提高认识的重大作用。他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断,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论怎么改革、怎么开放,都始终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体现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内容不能丢,丢了这些,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没有过时,要始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我们的改革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即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问题的实质是改什么、不改什么,有些不能改的,再过多长时间也不能改,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如果我们脱离群众,失去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最终也会走向失败;对苏联垮台根本原因的判断;等等。这些重要论断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明确了目标,树立了必胜的信心和决心。全党只有用讲话精神武装头脑,用讲话思想指导实践,认识才能统一、步调才能一致,在大是大非面前才能绝不含糊,在根本方向、根本原则问题上立场才能愈益坚定。二 全面阐述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站在时代和实践发展的战略高度,立足国际国内发展全局,适应时代和实践发展的新要求,把握人民群众的新期待,继往开来,面向未来,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围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围绕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开放,围绕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反对“四风”、转变作风等,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给予明确回答,做出深刻论述,提出并形成了一系列富有创建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新举措,进一步升华了我们党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为我们在新的起点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斗目标提供了基本方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供了行动指南,是对党的十八大精神的深入阐发,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进一步丰富、发展和创新,是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重要文献。

一是关于坚持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论述。加强思想理论建设,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始终强调的我们党的根本政治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看家本领,也是领导干部必须普遍掌握的工作制胜的看家本领。既要把“老祖宗”的话说对,又要把“新话”说好。只有学懂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领会了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才能心明眼亮,才能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才能始终坚定理想信念,才能在纷繁复杂的形势下坚持科学指导思想和正确前进方向,才能带领人民走对路,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社会主义从来都是在开拓中前进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一定要有发展的观点,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始终坚持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二是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鲜明主题,也是贯穿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鲜明主题,是理解和把握讲话精神的聚焦点、着力点和落脚点。学习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要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必须始终不渝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明确必须以发展的观点对待科学社会主义,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要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谛要义,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排除和纠正各种错误思想认识,毫不动摇地坚持、与时俱进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三是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梦的重要论述,升华了我们党的执政理念,是中华民族实现民族独立、民族自强的伟大觉醒,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思想理论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回顾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展历程,展望中国未来发展前景,在党的十八大确立“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上,鲜明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论述了中国梦的重大意义、基本内涵、精神实质、实现路径和实践要求。中国梦的重要论断之所以得到13亿中国人民发自内心的一致拥护,之所以成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最大共识,之所以成为激励全体人民团结奋进的精神旗帜,主要是因为它将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有机地统一起来,并成功地转化成了人民听得懂的语言、摸得着的未来。

四是关于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科学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发展这一硬道理不放,大力推动科学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核心要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金钥匙,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何时候都不能偏离;发展就要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扎实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他强调,推动发展要尊重经济规律,坚持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在不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中实现增长,切实把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他认为,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叠加的阶段,要坚持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要发挥好“两只手”的作用,既要发挥市场作用,通过市场机制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活力,更要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善于运用政府手段实施宏观经济政策,防止增速滑出底线;要推进创新驱动发展,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企业创新、产品创新、市场创新、品牌创新;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力度,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提高城镇化质量,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站,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要按照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舆论的思路,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加强社会管理创新和制度建设,深入细致做好群众工作,打牢社会和谐的基础。他还特别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系民族未来的大计;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努力建设美丽中国。

五是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不断激发全社会的发展动力和创造活力的重要论述。高唱改革开放的主基调,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是习近平总书记着重强调的事关中国命运的决定性问题。系列重要讲话明确了改革的性质、方向、目标、任务、总体思路和重大举措。他强调,进一步发展靠什么?还得靠解放思想,改革开放,靠发展,靠改革,靠创新。他认为,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我们都要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决不能有丝毫动摇;要坚持把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改革是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等各个方面的全面改革,必须把握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要充分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牵引和带动其他领域的改革,使各方面改革协同推进、形成合力;全面深化改革的性质和方向,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中国是一个大国,不能出现颠覆性错误,坚决守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底线;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以我为主,该改的坚决改,不能改的坚决守住,牢牢把握改革的主动权和领导权。

六是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人民民主是我们党始终高扬的旗帜,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追求,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反复强调的基本方针。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进一步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本质要求,体现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理念和方略。他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为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确立了正确方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关键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必须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

七是关于加强宣传思想工作、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的重要论述。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是习近平总书记集中关注的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重大原则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把思想统一到中央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形势判断和工作措施上来,切实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不能片面地理解“不争论”,更不能以“不争论”为幌子躲避矛盾,当“好好先生”,当“绅士”,“过于爱惜自己的羽毛”。要组织力量批判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观,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人权、平等观,以及质疑改革开放等错误思潮,开展积极的舆论斗争。

八是关于国际关系和我国外交战略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我国外交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谋大势、讲战略、重运筹,努力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的外部环境,是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注的全局性的战略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我们党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我国根本利益做出的战略选择;中国将通过争取和平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习近平总书记对国际关系和我国外交战略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体现了我们党对国际格局和中国与世界关系变化的深刻把握,显示了我们党的远见卓识和外交智慧,引领我国外交进入一个新的活跃期和开拓期,创造了良好的和平发展的国际条件。

九是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切实提高从严管党治党的能力和水平的重要论述。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这是习近平总书记自始至终抓住不放松的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围绕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从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等方面,做了系统的阐述,这些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党的建设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一步明确了加强党的建设的关键和重点,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指明了方向,为把我们党建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明确了任务和要求。

当然,习近平同志还对国防和军队建设、“一国两制”、做好港澳台工作、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等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对策,我们都需要认真学习、贯彻和落实。三 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认识、解决问题的典范榜样

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管总的,是共产党人观察和解决一切问题的政治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是我们党解决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关系党和国家全局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哲学依据,是全党思想统一、行动一致的最根本的思想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通篇贯穿了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一条红线,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贯穿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方法论,这也是贯穿于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之中的活的灵魂和精神实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最根本的是学习讲话贯穿的思想精髓即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处理问题的能力。

从科学社会主义发展160多年历史来看,人类社会状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改革开放35年、新中国成立65年、建党93年来看,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沧桑巨变。然而,所有这些变化中有一点是根本不变的,万变不离其宗,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一脉相承的基本原理和精神实质,其所秉承的哲学世界观方法论。当前思想领域各种思潮、各种说法都有,诸如历史虚无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观以及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人权、宪政观等否定党的领导、否定党的历史、否定社会主义、否定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等邪说谬误,有些确实让人特别是年轻人感到困惑,也给人莫衷一是、不知所措的感觉。靠什么来解疑释惑,靠什么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就要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心里就有了一个一以贯之的“主心骨”,就可以任凭风浪起,我自岿然不动。有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个“主心骨”,掌握了哲学武器,筑牢了思想根基,把住了理论底线,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变化,我们都可以应对自如、从容处置,就能够找到解决一切难题的方针、思路和办法。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说明问题、解决问题方面,习近平总书记为我们树立了生动样板。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精髓。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本身就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准确把握客观实际、科学掌握客观规律的创新产物。习近平总书记牢牢把住实事求是精髓,一切从中国国情实际出发,从客观事物本身具有的规律出发,分析问题、认识问题、说明问题,导引出解决当前中国一切复杂难题的良方益药。他强调,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系统、具体、历史地分析中国社会运动及其发展规律,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不断把握规律、积极运用规律,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应对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矛盾和挑战,关键在于尊重和把握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他客观分析我国国情实际、党情实际和世界发展变化的世情实际,得出了一系列正确判断和科学结论,他的系列重要讲话就是对当今中国实际和世界实际全面把握和实事求是分析的科学成果。

辩证唯物主义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普遍概括,是我们共产党人观察分析处理一切问题的思想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善于运用辩证法分析复杂事物,全面把握事物变化及其关系,通透辩证思维方式和辩证分析方法。他反复强调要增强战略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和底线思维能力,要善于运用辩证法,正确地观察分析事物,研究解决改革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不断增强决策的科学性、前瞻性、主动性。对于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他提出:“要特别注意掌握蕴含其中的辩证方法”,“科学发展观是充分贯彻和体现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它所强调的发展,是正确处理局部与全局、数量与质量、速度与效益关系的又好又快发展,是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发展,是正确处理城市与农村、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关系的统筹发展,是正确处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等各方面关系的全面发展,是正确处理当前与长远、现在与未来关系的可持续发展。”他灵活地运用辩证思维方式思考和处理改革开放问题,要求从纷繁复杂的事物表象中把准改革脉搏,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规律,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应有总体设计和总体规划,包括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以及战略目标、工作重点、优先顺序等。要加强顶层设计,增强改革措施的系统性、协调性,对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进行整体谋划,加强各领域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协同性研究,使改革举措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使各项改革举措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在实际成效上相得益彰。

对立统一规律即矛盾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和实质,掌握了矛盾分析方法,也就掌握了辩证法。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通篇贯穿了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和矛盾分析方法。他娴熟地运用辩证法的“矛盾论”和“两点论”来观察和处理问题,要求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处理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以及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他关于既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要重视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既要坚定不移地抓好党的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又要坚定不移地、大胆地推进改革开放;既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深化改革又必须牢牢坚持正确方向,坚持和完善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既要重视市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要统筹兼顾又要突出重点,既要立足当前又要放眼长远,既要把握国情又要了解世界,既要循序渐进又要竞相突破,既要胸怀全局又要抓好局部,既要治标也要治本等,为我们提供了成功运用辩证法的范例。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历史发展问题的哲学总说明,是我们共产党人认识社会问题、解决社会问题、推进社会进步的思想武器。习近平总书记告诫我们,历史和现实都充分表明,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分析中国社会运动及其发展规律,才能不断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水平,才能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毛泽东同志提出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带领人民成功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进行艰辛的社会主义探索,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邓小平同志果断决定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成功地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实践中不断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课题,都是正确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结果。

习近平总书记正是以唯物史观的远见卓识科学地把握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既看到历史发展的光明前景,又清醒地看到当前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他告诉我们,既要看到国际金融危机所体现出来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不可克服的历史趋势,同时又实事求是地看到资本主义现在还有自我调节的能力,总体上还是资强社弱,要有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正因为站立在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正因为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和发展总趋势的彻底的理论把握,他要求我们,必须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革命理想高于天。没有远大理想,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也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学习贯彻讲话精神,说到底要靠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支撑,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对共产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坚定信心,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又要把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统一起来,把远大理想和共同理想统一起来,苦干实干,扎实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社会基本矛盾原理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方法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习近平总书记从唯物史观社会基本矛盾原理和分析方法出发,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结合起来观察,把社会基本矛盾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他提出,生产力是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坚持发展、坚持发展生产力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提出社会基本矛盾是不断发展的,调整生产关系、完善上层建筑相应地不断进行下去,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要适应我国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新变化推进改革开放;提出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带动全面改革,推动我国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原则方针和实施步骤,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健康科学发展。

群众观点是唯物史观的根本观点。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质要求。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是我们党的价值追求,是党开展一切工作的根本目的和宗旨。要进一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通过制度安排更好保障人民群众各方面权益。要在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制度安排,依法保障人民权益,让全体人民依法平等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要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推进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习近平总书记说:“人民群众中有的是能者和智者,要虚心向他们求教问策,把政治智慧的增长、执政本领的增强、领导艺术的提高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的实践沃土中,不断从人民群众中吸收营养和力量。”人民是创造历史的真正主人,正是坚持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习近平总书记大力倡导转变作风、密切联系群众,推动在全党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全面转变作风方面取得良好效果。

[1] 王伟光,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会长。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

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扬弃和复兴形而上学的两大传统

[1]侯才【内容提要】近代以降,伴随哲学的根本转型,如何对待传统形而上学,特别是如何对待整体世界及其统一性,成为一切哲学流派始终面临的一个根本问题,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面临的一个根本问题。在此问题上,马克思与恩格斯采取了不同的立场和态度,从而分别开启和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扬弃和复兴形而上学的两大传统。由此给我们遗留和提出的一项重大课题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一种科学的形而上学是否合理和可能,或至少在多大程度上是合理和可能的。这完全类似康德当年所提出和致力于解决而后又被海德格尔以某种方式重新提出和致力于解决的课题,但是被赋予了更广阔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以及更深刻的哲学意蕴。事实表明,对此问题的解决,需要正确认识和对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关思想遗产;同时,需要打破既有的西方理性主义的哲学框架,借鉴和汲取中国传统哲学的资源。【关键词】马克思 恩格斯 传统形而上学 扬弃与复兴

在近代,传统的形而上学终结了。黑格尔哲学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传统形而上学的最后代表和终结标志。但是此后,围绕如何对待传统形而上学及其遗产,特别是围绕哲学是否应以整体世界及其统一性为对象,哲学家们始终持有不同的意见。由此,对待传统形而上学特别是对待整体世界的态度构成现代哲学得以发展的一个不可回避的前[2]提,有如哈贝马斯所言,“是黑格尔之后所有流派的立足根本”。这一问题也反映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扬弃和复兴形而上学的两大传统。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还有待揭示和阐明。一 扬弃抑或复兴传统形而上学

在如何对待传统形而上学特别是整体世界这一重大哲学问题上,极而言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历史中存在扬弃和复兴形而上学的两大传统,它们分别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启和代表的。

马克思在创立其“新唯物主义”或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过程中,一反西方哲学中从柏拉图直到黑格尔的理念论的传统,运用经验的和实证的方法,从人们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出发,把物质生产实践活动视[3]为人的“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或人与自然界相统一的基础,并由此维度去重新审视和描述人们所面对的世界,摈除了对整体世界及其终极统一性的追寻,同时把被以往哲学家们看成独立自为并且凌驾于现实世界之上的理念世界归根于经验的现实世界,即与人处在对象性关系中的“感性世界”,从而从根本上扬弃了传统的形而上学,实现了哲学史上的一种变革。乃至海德格尔认为,“随着这一已经由卡尔·马克思完成了的对形而上学的颠倒,哲学达到了最极端的[4]可能性。哲学进入其终结阶段了”。

马克思将其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扬弃表述在这样一段经典的话中:“因为对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形成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因为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即人对人来说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来说作为人的存在,已经成为实际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所以关于某种异己的存在物、关于凌驾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问题,即包含着对自然界的和人的非实在性的承认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5]不可能的了。”

与此相联系,马克思也提出了一种独特的自然观的构想。他从其实践观出发,以对象性为方法,认为“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因此,“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6]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基于这一理解,马克思明确地宣布:“因此,自然科学将抛弃它的抽象物质的方向,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抛弃唯心主义方向,从而成为人的科学基础……说生活还有别的什么基础,科学还有别的什么基础——这根本就是谎[7]言。”与此同时,马克思也明确肯定了在人与自然界对象性关系之外的自然界存在的某种“优先地位”,肯定了黑格尔的作为“绝对精神”的超验世界也有某种存在的合理性,即它作为一种逻辑的描述,[8]为人类的现实历史找到了“思辨的表达”。不难看出,正是这两点“肯定”,使马克思在与传统形而上学决裂的同时也与存在论意义上的虚无主义以及实证主义划清了界限。

与马克思对待传统形而上学的态度不同,恩格斯通过其至少长达十余年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尝试构建一种“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从唯物主义哲学的立场返回到形而上学。这种自然观与马克思视野中包括“人化自然”即“在人类社会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在内的“感性世界”不同,是以整体自然界为对象的。恩格斯在1885年(马克思逝世后第三年)写下的《反杜林论》第二版“序言”中明确地提出了“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这一概念,用其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概念相对置和并列,并如此肯定了他自己所做的把辩证法用于唯物主义自然观方面的工作:“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用[9]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

此外,恩格斯还提出了“现代唯物主义”这一概念,试图用其整合和包摄由他本人构建的“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与主要由马克思所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他强调,“现代唯物主义”是在利用旧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所实现的一种哲学思想的系统综合:“现代唯物主义,否定的否定,不是单纯地恢复旧唯物主义,而是把两千年来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全部思想内容以及这两千年的历史本身的全部思想内容加到旧唯物主义的永久性基础上。这已经根本不再是哲[10]学,而只是世界观。”

正是恩格斯的以整体自然为对象的“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的提出,以及其所呈现出的明显的综合唯物主义历史观与传统唯物主义的倾向,开启了恢复和复兴形而上学传统的进程。这种传统尔后经由狄慈根和普列汉诺夫的“辩证唯物主义”、列宁的“辩证[11]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的并置、最后到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而获得最终定型,并且一直延伸到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应该说,这与马克思本人通过物质实践活动扬弃传统形而上学的理路大异其趣。

纵观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大体沿着马克思与恩格斯所分别开启和代表的两条路线行进: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继承、沿袭和发展了恩格斯所开启和代表的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早期卢卡奇、萨特、南斯拉夫实践派直至哈贝马斯等则主要继承、沿袭和发展了马克思所开启和代表的传统。而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特别是伴随着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也呈现了返回到马克思本人所开启和代表的传统的趋向。从实质上看,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的差异及其所开启和后来得以展开的上述两大传统,实际上是在如何对待形而上学这一重大问题上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两种不同的反映。

在当代,在海德格尔提出其“基础本体论”并将马克思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扬弃归结为“虚无主义的极致”以后,如何看待形而上学的问题被重新提出,并且尖锐化了。与此相关联,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之间的差异,乃至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两大传统之间的差异也被突出地彰显出来。

由此给我们遗留和提出的一项重大课题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一种科学的形而上学是否合理和可能,或至少在多大程度上是合理和可能的。这完全类似康德当年所提出和致力于解决而后又被海德格尔以某种方式重新提出和致力于解决的课题,但是被赋予了更广阔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以及更深刻的哲学意蕴。二 自然能否成为独立的本体论研究对象

卢卡奇曾致力于对这一问题给出彻底的回答。从他的《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年出版)到《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完成于1968年),昭示出卢卡奇的相关思想轨迹和毕生追求。纵观卢卡奇的思想发展过程,可以明显地看出一种在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分别代表的扬弃和复兴形而上学传统之间游移、摇摆和动摇的倾向。这为我们思考如何合理地对待传统形而上学提供了一个有益的个案和启示。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针对当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占统治地位的“自然本体论”倾向,明确主张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他说:“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这就是说,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什么被看作是自然,这种自然同人的关系是怎样的,而且人对自然的阐明又是以何种形式进行的,因此自然按照形式和内容、范围和对象[12]性应意味着什么,这一切始终都是受社会制约的。”与此相适应,他诉诸一种以社会历史过程中主客体关系为基础的关于人类社会生活整体理解的“总体”辩证法,从而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关于社会实践的历史辩证法或“革命辩证法”而非“自然辩证法”。同时,从这一理解出发,卢卡奇还对恩格斯提出的所谓“自然辩证法”提出了直言不讳的批评:“他对最根本的相互作用,即历史过程中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连提都没有提到,更不要说把它置于与它相称的方法论的中心地位了。”“恩格斯对辩证法的表述之所以造成误解,主要是因为他错误地跟着黑格尔把这种方法也扩大到对自然界的认识上。然而辩证法的决定性作用,即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在作为范畴基础的现实中的历史变化是思想变化中的[13]根本原因等等,并不存在于我们对自然的认识中。”从对象化即实践关系的视域来看,卢卡奇提出的这一有关自然以及相关辩证法的见解无疑是极为天才的,它完全超越了旧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手稿》中所表述的“在人类社会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以及认为黑格尔辩证法的“伟大之处”是“抓住了劳动的本质”的观点显现出惊人的类似和一致。

然而,卢卡奇晚年在反思《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曾表述的上述观点时却又走向这一理解的对立面。在《历史与阶级意识》新版序言(1967)中他检讨了自己忽视“自然本体的客观性”的错误,同时在《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他重新对马克思的本体论进行解读和阐释,将整体自然或整体世界列为本体论的对象,将其区分为无机自然、有机自然和社会存在三种形态或三个发展阶段,明确地将包括无机自然和有机自然在内的自然存在确立为社会存在的前提,并将劳动中的“目的性设定”作为自然存在向社会存在或自在存在向自为存在转变的标志。与《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强调自然是社会范畴不同,此时卢卡奇转而强调,社会存在以自然存在为前提,社会辩证法以自然辩证法为前提。他明确指出,“自然总是……自在存在者,并必然是独立的本体论研究的对象”,而“社会存在在整体上和在所有个别过程中都以无机自然和有机自然的存在为前提”。“自然无论是有机自然,还是无机自然的规律和范畴构成了社会范畴的一个归根结底(在[14]根本改变它的本质的意义上)不可取消的基础。”具体体现在马克思那里,卢卡奇认为,对马克思来说辩证法不是单纯的认识原则,而是任何一种现实的客观法则。在无机和有机的自然界里如果没有一种相应的本体论的前史,那么这样一种成型的辩证法在社会中就不会存在和发挥职能。因此,马克思所实现的“社会存在本体论中的唯物主义转折是以一种唯物主义的自然本体论为前提的,这种转折是通过发现经济在社会存在中的优先地位而造成的”。“一种唯物主义的自然本体论的基础,即历史性、过程性、辩证的矛盾性等等,都已经包含[15]在马克思本体论的方法论基础之中了。”

这样,卢卡奇就从马克思意义上的社会化的自然本体或包括自然在内的社会本体重新返回到传统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包括自然和社会存在在内的整体世界本体。也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认同、肯定和接受了恩格斯所提出的“自然辩证法”的构思。

但是,这种尝试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人及其实践活动之外即属人的对象化关系之外的自然本体或世界本体对人来说有何意义。诚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但是,这种区别只有在人被看做是某种与自然界不同的东西时才有意义。此外,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这是除去在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16]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的……自然界”。

其次,这种尝试至少在客观上排除了作为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统一的现实基础的劳动或物质实践,将存在二重化了,是以一种二元论为前提的。它分别赋予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以一种纯化的形式,并将两者机械地分割、并列,从而排除了两者的同一、相互交叉和融合的方面,即社会存在本身就在自然存在之中,是自然存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不过是自然存在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和体现,而自然存在作为社会存在的前提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也内化于社会存在之中和存在于社会存在之内,等等。即便卢卡奇所说的劳动中的“目的论的设定”可以将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自在存在与自为存在相区别,但是这种区分也是相对的,在特定和有限范围内才是有意义的,因为说到底,连这种“目的论设定”本身也无非是自然存在的一种表现形式。

在《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卢卡奇虽然提出了独立的整体自然本体论的设想,但并没有对此展开论证,只是肯定了自然存在本体论是社会存在本体论的前提。他真正要做的工作实际上正如本书书名所显示的,是构建一种社会存在本体论,而这种社会存在本体论的核心范畴是“劳动”“再生产”和“异化”。三 人们能够把握整体自然存在或本体吗

假若如卢卡奇所说,自然必然是独立的本体论研究对象,而这一自然又是至少包括无机自然和有机自然(实际上还应包括社会)在内的整体,那么,如何认识和把握这一整体的自然本体?在《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卢卡奇在谈到“总体性”在马克思本体论中的地位时坦率承认:“自然的总体性常常是只能推论出来的,尽管是以人信[17]服的方式,而社会中的总体性总是直接既定的。”这也就意味着承认,总体自然实际上是“自在之物”,一般而论并不是人们的经验所能够企及和把握的对象。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新版序言中卢卡奇还指出,面对康德所说的“自在之物”,即便是人的直接的实践活动,其作用也很有限。他认为,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试图用实践来驳倒康德的“自在之物”,这种尝试虽然正确,但实际上并未能真正解决这一任务,甚至导致了对“自在之物”的某种回避:“恩格斯想用直接实践来反驳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的任务却远未解决。因为劳动本身很可能仍旧是一种纯粹操作的过程,自发或自觉地回避了‘自在之物’的[18]问题,并且全部或部分地忽略了它。”

既然如此,人的实践活动能否解决和消除康德所云的“自在之物”呢?卢卡奇认为,如果实践要满足恩格斯赋予它的功能,它就必须超越直接性,并且在继续实践的同时,把自身发展成为一种内容广[19]泛的实践。可是,卢卡奇未注意到,就通常的意义而言,即便实践再发展,实践的内涵再扩大,其范围也仍限于感性或经验的世界之内。

值得注意的是不仅康德而且维特根斯坦、胡塞尔、海德格尔都明确地拒绝了经验之外的所谓整体世界本体。正因如此,卢卡奇对他们一一展开了批判。

维特根斯坦将任何本体论问题都作为无意义的形而上学而加以拒绝。他认为,关于哲学问题的大多数命题和问题,不是虚假的,而是无意义的。所以我们根本不能回答这一类问题,而只能确定它们的无意义性。关于整体世界问题,维特根斯坦认为也是如此:“实际上唯我论所指的东西是完全正确的……。——世界是我的世界,这个事实表现于此: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世界和生活是一致的。——我就是我的世界……主体不属于世界,而是世界的一部分。”有鉴于此,维特根斯坦坦率承认,确实存在着不可言说的东西,这是自己显现出来的神秘的东西。因此,他的结论是:“凡是不[20]能够说清楚的事情,都应该沉默。”卢卡奇认为,维特根斯坦在他本人的哲学结论面前躲进了非理性主义,甚至“有时倾向于一种非理[21]性的本体论”。

胡塞尔的观点在卢卡奇看来非常接近新实证主义。例如,胡塞尔在其《逻辑研究》中明言:“询问‘外在世界’的存在和本性的问题是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作为对理念本质和对正在认识的思想的有效的意义的普遍解释的认识论确实包括了一般的问题,即对不动的‘现实的’对象的一种知识或理性的猜测是否可能和如何可能……我们人是否能在事实所给予我们的数据的基础上真实地获得这样一种知识甚[22]至获得实现这种知识的任务,但这不是经验所面对的问题。”

海德格尔直接承继胡塞尔的立场,在断言“对自在存在者整体的[23]把握……原则上是不可能的”的同时,他索性从一开始就把本体论的对象领域集中在人和人的世界,即“此在”及其在世的存在结构。他的理由是:“凡是以不具备此在式的存在特性的存在者为课题的各种存在论都是赖此在自身的存在者状态上的结构为根基并作说明的,而这种此在的存在者状态结构包含着先于存在论的存在之领会的规定性。因而其他一切存在论所源出的基础存在论必须在对此在的生存论[24]分析中来寻找。”对于有关自然的本体论问题,海德格尔则明确地认为,由于自然是人的存在界限,人只能通过人所处的一定的社会形式来认识它,它只不过是作为人的存在结构范畴的一部分而存在,所以,它无法满足人们把握整体世界的要求:“自然就是——从本体论的范畴的意味来了解——可能的在世界之内的存在者的存在之极限状况。此在只有在它的在世的一定样式中才能发现自然的存在者。这一认识具有某种使世界异化的性质。‘自然’作为对一定的在世界之内照面的存在者的存在结构的范畴上的总体把握,是绝不能使世界之[25]为世界被理解的。”卢卡奇认为,海德格尔由此就将自然完全归结为社会存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虽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排除了自然是独立的本体论的认识对象。而且,海德格尔的这种以人为中心的社会本体论也绝不具有历史的普遍性,而只不过是对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时代人普遍地被操作这种特殊社会状况的一种描述。

这样,在卢卡奇看来,海德格尔的基础本体论总的说表面上看似乎与新实证主义相区别,实则不过是新实证主义的补充。

卢卡奇对维特根斯坦、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的批判都是以肯定独立的自然本体或世界本体是我们的认识对象为前提的。在这里,论证的结论已经包括在前提中了。至于独立的自然本体或世界本体为什么能够成为或者可以成为我们认识的对象,他并没有给出更多的理由和论据。卢卡奇只是强调社会本体论应该或必然有其自然本体论前提,但是,这种提法本身已经将社会与自然纯化并分割开,而且,更重要的是,自然本体论是否社会本体论的必然前提与我们是否能够认识和把握整体的自然本体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卢卡奇谈到的唯一有意思的一点是扬弃实践的直接性,并将实践扩展为一种内容更为广泛的实践。但是如何扬弃和扩展,卢卡奇语焉未详,并未能给出具体的方案。在这一点上,犹如他对海德格尔的指摘一样,他自己在维特根斯坦的沉默处也没有发出任何更具体、更清晰的声音。

其实,在如何对待整体自然本体或世界本体问题上,维特根斯坦、胡塞尔、海德格尔都展现出充分的睿智。在既有的西方理性主义哲学的框架内,他们都已经达到哲学所能达到的最远之处。如果想继续前进,只能彻底打破既有的西方理性主义哲学的框架,诉诸一种特殊的实践——西方哲学所谓的“神秘的”直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提到与“仅仅看到眼前的东西的普通直观”不同的“看出事物的真正本质的高级的哲学直观”。胡塞尔、海德格尔提出并诉诸“本质直观”(这显然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一种“哲学直观”)。海德格尔甚至尝试通过“本质直观”将“此在”与“虚无”即人与最高的整体本体连接起来,从而揭示出此在通向虚无而又超越虚无的道路。但是他未能找到实现这种“本质直观”的具体的方法。四 马克思是否肯定了整体自然本体是哲学的对象

卢卡奇从“社会存在在整体上和在所有个别过程中都以无机自然和有机自然的存在为前提”这一论断出发,认为马克思所实现的社会存在本体论中的唯物主义转折是以一种唯物主义的自然本体论为前提,马克思承认整体自然本体论是独立的哲学对象,并且在马克思哲学中包含了一种整体自然本体论。这种观点实际上完全是对马克思的误解。如前所述,马克思哲学视域中的世界是以人的实践活动为基础的“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即处在属人的对象关系中的、已经和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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