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贺耀敏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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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的轨迹试读：
前言
中国经济发展的轨迹已经成为所有关心中国发展和中国未来的人们的重要话题。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至今已经经历了30多年的发展历程。30多年来中国经济建设和发展走过了不寻常的历程，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积累了宝贵的成功经验。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中国经济发展的轨迹成为国内外许多人渴望了解的“世纪之谜”。
在1978年到2012年的30多年间，中国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迈上了新的台阶。下列数字最能说明这种巨大变化：国内生产总值从3645亿元增长到52万亿元，经济总量上升为世界第二；进出口总额从206亿美元增长到38668亿美元，为全球出口第一、进口第二；外汇储备从1.67亿美元增长到33116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一；原煤产量从6.18亿吨增加到36.5亿吨；原油产量从1.04亿吨增加到2.07亿吨；发电量从2565亿千瓦小时增加到49377.7亿千瓦小时；钢材产量从2208万吨增加到95317.6万吨；汽车产量从14.91万辆增加到1927.7万辆；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43元增加到24565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增加到7917元；国内出游人数达到29.6亿人次，国内居民出境人数达到8318万人次，人民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中国改革开放伟大探索的真实记录
回顾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不难看出，每一次三中全会都是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历史节点召开的。历次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重要文献，对于推动和保障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其中尤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和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影响最为深远，这四个《决定》直接架设起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框架，指明了中国改革发展的时代特点和趋势，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成就和历史贡献。
1978年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序幕。全会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是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伟大转折，它是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开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征程从此正式起航。
1984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把农村轰轰烈烈的改革推向城市。全会是在经过将近六年的改革开放实践的基础上，经济体制改革在全国全面展开之际召开的。全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该《决定》是在农村经济改革取得重大突破、以城市为中心的全面改革蓄势待发的形势下作出的，它的主要内容就是以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作为下一阶段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决定》规定了改革的方向、性质、任务和方针政策，是指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邓小平指出：“这个决定，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虽然在改革的目标模式上，《决定》还没有达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认识高度，但是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而这已经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上的重大突破。
1988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扫清了道路。全会批准了中央政治局向这次全会提出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方针、政策和措施，原则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建议国务院在今后五年或较长一些时间内，根据严格控制物价上涨的要求，并考虑各方面的实际可能，逐步地、稳妥地组织实施。全会指出，为了保证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和深化改革任务的顺利完成，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要特别强调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和党的纪律，特别强调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同时，通过治理环境、整顿秩序和深化改革的实践来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要以治理环境、整顿秩序和深化改革为中心内容，进行一次广泛、深入的形势教育，并以此作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起点。要充分发挥民主监督的作用，并运用法律的、制度的、纪律的、教育的手段，综合治理，克服腐败现象，保持党政机关的廉洁。
1993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第一次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设计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蓝图。全会确定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方向。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从多个方面全面论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包括：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建立合理的个人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对外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进一步改革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加强法律制度建设等。这个《决定》把中共十四大确定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加以系统化、具体化，是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是20世纪90年代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
199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号召。会议集中研究了农业和农村问题，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并提出了到2010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奋斗目标，确定了实现这些目标必须坚持的方针。全会高度评价了农村改革20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创造的丰富经验，并指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废除人民公社、突破计划经济模式、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极大地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带来了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性巨大变化。
2003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和规划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新蓝图。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指出20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启示我们：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不是单纯追求GDP的增长，而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经济体制改革不仅要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要有利于全面体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要求，实现社会和谐和全面进步。全会认为，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们党在新世纪新阶段作出的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决策，是对全党新的重大考验。《决定》提出必须按照中共十六大提出的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的战略部署，加快推进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注入强大活力。全会明确提出“五个统筹”重要思想。
200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深入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会研究了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认为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系统回顾总结我国农村改革发展的光辉历程和宝贵经验，进一步统一全党全社会认识，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大力推动城乡统筹发展，对于全面贯彻中共十七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2013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要求，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认为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这次全会和全会通过的《决定》旨在谱写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历史新篇章，将极大地鼓舞全体人民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资料链接中共中央全会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五年举行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新一届中央委员会，每届中央委员在五年的任期内召开数次期中全体会议。现在通常是两次全国代表大会之间召开七次全会。按照惯例，每届一中、二中全会分别讨论并部署党和国家机构的人事问题，三中全会研究经济改革，四中全会聚焦党建，五中全会审议五年规划，六中全会注重精神文明建设，七中全会则总结经验并筹备下次党代会，起承上启下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历次中共三中全会都承担着促进经济发展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使命，一些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决策，多是在三中全会上作出的。二、深入总结中国改革开放发展轨迹的成功经验
从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发展和实践历程中，我们可以总结出这样几个基本经验：
第一，坚持不懈地探索中国自己的经济建设道路，要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经济建设的经验，但绝不能照抄照搬。在经济文化基础落后、人口众多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没有现成的模式和道路。不应该也不可能照搬任何其他国家的经验与模式，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都始终不渝地坚持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道路，这其中既有失误的教训，也有成功的经验。例如，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多次指出社会主义从根本上建成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以来多次提出要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澄清在人们头脑中存在的不切实际的或错误的社会主义观念，从中国的具体历史实际出发，重新认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和经济特征。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提出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的突出特征是社会生产力还不发达。所以，从根本上说就是要依靠发展社会生产力来解决中国面临的各种问题，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这是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几十年来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科学总结，凝结着中国几代马克思主义者坚持不懈的追求，体现了历经坎坷之后中国人民所取得的共识。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逐步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江泽民、胡锦涛同志到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十分复杂的国际形势和环境中，在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要求下，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都始终没有放松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终于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
第二，坚持不懈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与体制创新，逐步建立符合中国实际、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经济体制。中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样一个巨大的历史性过程。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曾一度是中国十分向往和学习的主要经济体制和模式，中国也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就已经越来越显露出不适应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体制性弊端。虽然此后党中央曾多次对这种经济体制进行了局部调整，但是并没有把改革和调整的方向指向计划经济体制本身，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同市场经济的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取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严重束缚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30多年轰轰烈烈的改革实践告诉我们，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出路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趋势，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是中国经济走向世界的大趋势。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发展实践的伟大创造。社会主义制度不仅可以与市场经济体制结合起来保障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而且可以结合得更为紧密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最好的说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指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特别是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诠释和新要求，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第三，坚持不懈地扩大对外开放，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为中国经济发展争取更大的空间和更好的条件。一国的经济发展不可能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环境中实现，参与国际经济分工和竞争，充分运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是实现本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必要条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规模地参与到国际经济分工和竞争之中，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大大超过同期世界主要国家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目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二位，许多产业都成为对世界经济产生重要影响的产业部门，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制造业大国，这就为中国迈向世界制造业强国奠定了坚实可靠的基础。在2008年以来的世界金融危机中，中国以空前增强的综合国力和宏观调控水平，将危机对中国的影响降到最低，赢得了整个世界的称赞和关注。中国正在以崭新的姿态向世界敞开大门，并在世界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尤其是当今世界格局正处在大变革的前夜，传统的形成于冷战时期的世界格局，越来越受到来自新兴经济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质疑和挑战，基于西方价值的世界秩序及其治理模式也受到广泛质疑。在新兴经济国家的发展探索中，逐渐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和时代特征的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这些国家对于世界经济的贡献将越来越大，在世界经济生活中发挥的作用也将越来越明显。中国是新兴经济国家的典型代表，要想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就必须以更加积极的心态面向世界，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全面提升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地位。
第四，坚持不懈地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中国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的奋斗目标，将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衡量改革与发展的标准。中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说到底就是为了不断提高和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无论是城乡居民实际收入水平、生活消费结构以及劳动条件和劳动环境，还是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教育与医疗卫生保障等，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目前，全国绝大多数地区都解决了温饱问题，城镇居民已步入小康生活，一部分居民达到了比较富裕的生活水平；农村居民已经整体摆脱了贫困，开始步入小康生活。城乡居民的家庭财产普遍增多，居住条件大幅改善。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对比较贫困的居民的生活保障能力也大大增强，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分享到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果。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成就，需要我们不断巩固和扩充，躺在这些成就上沾沾自喜就会脱离人民群众，而脱离人民群众则是危险的。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既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要求，也是中国改革发展的根本要求，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90年来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是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指引、评价、检验我们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我们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使我们的工作获得最广泛最可靠最牢固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习近平总书记不断强调指出，人民群众是我们的力量源泉。这些都应该成为我们各项工作和政策措施的出发点。
本书是集体合作的产物，参加本书编写有贺耀敏、石建国、刘维奇。写作这本书的目的是为广大读者描绘出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是怎样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开创改革开放新局面的。本书力求较为准确地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的角度描绘出每一次三中全会的历史和时代背景、思想和理论突破、重要理论和观点的提出、重大实践和政策决策等读者关心的问题。我们坚信，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开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新征程，对于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必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1 开启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1978年年底召开的。此时的中国，只有中国人民银行一家银行；与世界经济体系基本“绝缘”，没有什么联系。从1958年到1978年，20年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不到4元，农民则不到2.6元。这一年，千百万知青在农村急切等待返回城市，亿万家庭盼望过上稳定正常的社会生活。时间是最好的实验室，历史是最好的老师。今天，我们回头再看这一段历史，回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除了万千感慨，更平添了许多敬意。
一、为什么要召开这样一次会议？
粉碎“四人帮”与“两个凡是”故事必须从1976年开始讲起。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很多老一辈领导干部对江青等人的咄咄逼人之势深感忧虑。
经过10多天的准备，1976年10月6日晚，在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叶剑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等的指挥下，“四人帮”被逮捕。当晚10点多，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选举华国锋为党中央主席。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这意味着10年“文化大革命”动乱终于画上了句号。据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回忆，在得知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后，胡耀邦对他说：“现在，华国锋在‘四人帮’筑起的堤坝上，用锄头挖开了一个缺口。但是，要彻底冲垮这个堤坝，还要靠历史的洪流。人民，才是历史的洪流。”
历史证明，确实如此。
1976年10月10日，党的主要报刊“两报一刊”发表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第一次在报纸上公开出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还处在对外界保密的状态。10月12日，英国《每日电讯报》头版头条报道“毛的遗孀被捕”，这一消息很快传遍了世界。有人把它称为“中国的十月革命”。10月14日，在“四人帮”的基地上海稳住之后，中共中央决定对外宣布粉碎“四人帮”的消息。
1976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10月21日起，全国各地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庆祝粉碎“四人帮”的游行集会。随之，也开始了树立华国锋个人威望的浪潮，人们希望的变革并没有马上到来。10月26日，华国锋对中共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作出指示：（1）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2）“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3）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4）“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在此之后，他不断提及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僵化教条之风没有改变，直到“两个凡是”的提出，可以说走到了顶点。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很多干部和群众都对这一社论感到惊讶和失望，神州大地上燃起的对变革的企盼再次黯淡。
资料链接粉碎“四人帮”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沉浸在极度悲痛之中。但“四人帮”却迫不及待地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他们盗用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通知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在此期间发生重大问题要及时向他们报告，企图切断中央政治局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联系，由他们指挥全国。他们唆使一些人写“效忠信”，四处游说，制造谣言，攻击邓小平，反对华国锋和党中央。他们还秘密串联，策划武装叛乱，甚至伪造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毛泽东临终遗嘱，公开发出夺权的信号。在党和国家处于危急的时刻，10月6日，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果断地逮捕了江青、张春桥、姚为元、王洪文。“四人帮”被粉碎，全国亿万军民随即举行盛大的集会游行，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性胜利。“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至此结束。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1975年底，毛泽东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中，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
从粉碎“四人帮”的1978年10月开始，叶剑英、胡耀邦等人就以各种方式向华国锋提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华国锋以邓案是“毛主席定的案，不能翻”为由，没有表示支持。老同志们没有放弃努力，陈云、叶剑英、王震、李先念等轮番做工作，邓小平也给党中央写了亲笔信。面对党内外的强大舆论和压力，1977年5月，华国锋终于同意邓小平出来工作。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作出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邓小平复出后立即着手抓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整顿军队，发展对外关系。很多措施极富远见。
邓小平的复出使得中央高层不同思想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1977年8月12—18日，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一方面要求“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另一方面继续强调“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诚然，政治报告对国民经济的强调并不弱，但是这一目标被胶着在一连串的政治限制中。既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肯定“文化大革命”，又要“大干快上”、实现四个现代化。在“文化大革命”刚结束的年岁，中央指示两头都说，在实际工作中根本无法落实，向任何一个方向倾斜都可能意味着犯错误。好不容易走出了“文化大革命”，却又在原地徘徊。
就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欧美国家以及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国民经济和综合国力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从1978年起，中国领导人和各部门负责人高密度出国考察。其中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为团长的赴西欧五国（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联邦德国）考察团最引人注目。该团于1978年5月2日出发，6月6日回国，行程36天。他们看到：联邦德国一个年产5000万吨褐煤的露天煤矿只用2000工人，而中国生产相同数量的煤需要16万工人，相差80倍；法国戴高乐机场，一分钟起落一架飞机，一小时60架，而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半小时起落一架，一小时起落两架，还搞得手忙脚乱。欧洲经济的自动化、现代化、高效率，给考察团成员留下了深刻印象。
赴日经济代表团回来介绍：日本普通工人家庭一般有四五十平方米的住宅，全国平均每两户有一辆汽车，95％以上的人家有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服装式样多，农民都穿毛料子。日本东京的大型商店商品多达50万种，而北京的王府井百货大楼仅有2.2万种。各层级出访者无不痛心疾首：中国太落后了，这些年耽误的时间太长了！我们党再不调整政策，寻找出路，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实在堪忧！
冲破“两个凡是”的条条框框成为迈出徘徊的当务之急。这一切都归功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胡耀邦为批判“两个凡是”作出了很大贡献。早在1977年主持中共中央党校工作期间，胡耀邦就组织了一批党内“笔杆子”，以《理论动态》为阵地，以极大的勇气向“两个凡是”发起挑战。这些文章不断被《光明日报》、《解放军报》转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77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一上任就成立了“老干部接谈组”，抓紧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消息传开后，每天到中共中央组织部上访的就有数百人之多。全国各地寄往中共中央组织部的信件每个月多达6麻袋。一阵阵“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新风拂面而来，用行动动摇了人们对“两个凡是”的盲目认同。
真正大张旗鼓吹响思想解放号角的事件发生在1978年。经过近10个月的思索与修改，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在头版位置刊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今天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已经感觉不到有什么惊心动魄之处。但在当时却是历经坎坷才最终喊出的惊人之语。据说某大学在当时的政治课考试中出了一道题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不是真理的标准？”很多同学交了白卷。因为学生想说“不是”，却又担心老师是引导犯错误，索性就交了白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后，某些中央领导认为牵扯甚广，后果堪忧。1978年5月12日深夜，转载此文的《人民日报》编辑接到电话：“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某些中央领导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批评很快传开，一时各种传言四起，当事人面临极大压力。
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大会上讲话，强调实事求是的精神，有力地支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观点。6月、7月、8月，社科理论界、科学界人士借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哲学研究》等阵地，纷纷表达了对该文的支持。从甘肃、黑龙江、新疆开始，各省市党委也陆续回应。与此同时，某些中央领导一再要求各地对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表态”、“不卷入”，要求地方负责人警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大论战自上而下被推向全国。索性摆开来谈：中央工作会议
1978年7月6日—9月9日，国务院务虚会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会议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兼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主持，采取边工作边开会的方式。务虚会上大家畅所欲言，触及经济领域的一系列敏感问题：尊重经济规律，改革工资制度，实行按劳分配，加快技术引进，保护生态，严肃工伤事故责任等。与会代表的观点带有鲜明的改革开放特色，提出包括吸引外资到中国开办合资企业、聘请外国专家、开发旅游业等新思路。
会议结束后，李先念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作了汇报，大家认为务虚会的形式很好。叶剑英副主席建议开一个理论方面的务虚会，专门讨论真理标准问题。
1978年10月14日，邓小平同韦国清谈话时说：“叶剑英提议召开理论务虚会，索性摆开来谈，免得背后讲，这样好。”我们今天回头总结这段历史会发现，1978年11月10日—12月15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发挥了关键性的承上启下作用。一方面，它对之前的大讨论总结收尾，升华定论；另一方面，里程碑式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只开了5天，是因为历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已经把该下的功夫做到位了。但是，这两点作用，在当时都是始料未及的。
1978年11月10日下午，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式上，华国锋宣布了会议的三项议题：（1）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讨论两个农业文件；（2）商定1979年和1980年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3）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根据邓小平的提议，华国锋提出，在讨论上面三个议题前，先讨论一个关系全局的问题——从1979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上提出“薄一波叛徒集团案”，“陶铸、王鹤寿案”，“彭德怀案”，“天安门事件”以及康生错误等历史遗留问题必须先解决，引起了大家的共鸣。与会代表们强烈意识到，必须解决思想路线问题才能讨论具体经济工作。会议期间，新华社发出电讯《中共北京市委宣布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为1976年“天安门事件”平反，支持真理问题讨论的会议代表受到极大鼓舞。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政治局宣布了包括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八项决定。然而，对“凡是派”的批评还没有结束。
1978年11月27日，华国锋作为会议主持要求大会转入讨论农业等经济问题。但某位代表对真理标准问题的批评再次点燃了大讨论。大家群情激奋，开始毫不避讳地直接说出对个别中央领导的不满。虽然华国锋对经济工作所谈的思路和与会代表基本一致，但在“两个凡是”问题上却是十分被动。在巨大的压力下，12月13日，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对“两个凡是”作了检讨。
邓小平在闭幕式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他充分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并希望各级党委推动解放思想、开动脑筋。邓小平强调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他还提出要科学地历史地认识毛泽东同志和“文化大革命”。要向前看，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方面的问题。邓小平的这篇讲话可以说每一句都深得民心。
由于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作出了人事变动与机构设置的决定，必须召开中央全会来完成必需程序。中央考虑，三中全会本来也需要开，趁代表都在北京正好可以一气呵成。因而中共工作会议结束后，很多代表仍然住在京西宾馆，准备接着开十一届三中全会。
近8个月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加上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中国发展道路转折的历史大幕即将拉开。
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要内容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1978年12月18日开幕，到12月22日结束，会议只开了5天。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69人、候补中央委员112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出席了会议。这次中央全会受关注的程度甚至超过了全国代表大会。
1978年12月18日上午，华国锋在开幕讲话中提出了全会的三项任务：讨论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审议通过农业、农村问题的两个文件，讨论人事问题和选举成立中纪委。开幕会结束后，代表们按照安排，用2天时间看文件，3天分组讨论发言。与会代表们发言的内容，一是对中央的决定发表意见，二是继续提出历史遗留问题和揭发批评几位犯错误的同志，另外还要对中央工作提出建议。
1978年12月22日晚，全会召开闭幕会，原则通过了关于农业、农村问题的两个文件和1979年、1980年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通过了全会公报。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
在人事安排方面，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采取临时措施，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九人为中央委员。将来提请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对这一增补手续予以追认。
在机构设置方面，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会选举陈云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王鹤寿等为副书记，并选举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和委员。
会议形成的文件中，意义最深远的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我们可以摘录公报中的部分关键内容一窥改革起点的政治共识。
全会决定，鉴于中央在二中全会以来的工作进展顺利，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上胜利完成，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一九七九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会议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应该着手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把它们的大部分职权转交给企业性的专业公司或联合公司……
全会提出了当前发展农业生产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和经济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必须受到国家法律的切实保护；不允许无偿调用和占有生产队的劳力、资金、产品和物资；公社各级经济组织必须认真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计算报酬，克服平均主义；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
会议认为，过去那种脱离党和群众的监督，设立专案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弊病极大，必须永远废止。
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可以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既有全局性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有具体领域的改革规划；既有现实问题，也回答历史认识争论。从具体措施看，权力下放问题到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在讲，人民公社则早已远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当然也带有很多历史的局限性，例如会议依然认定不准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全会提到的具体措施在随着实践不断修正完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意义远远超越了会议内容本身。
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中国发展的影响
只有当我们把镜头聚焦当年，才能明白这次会议在当年的石破天惊的巨大影响和历史作用。
会议后，1978年12月28日胡耀邦在中共中央党校的即兴讲话中告诉听众，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发言简报估计有150多万字，相当于两部《红楼梦》，近三部《三国演义》。胡耀邦告诫中央党校学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只有一个中心思想，就是“搞四个现代化”，“中央不再搞什么运动了，这个决心下定了”，因为“我们确实太落后了”。现场沸腾。
我们今天可能难以想象，当时一句“中央不再搞什么运动了，这个决心下定了”对很多人意味着整个观念体系的颠覆。对个人如此，同时也昭示着中国毅然决然地翻开了新篇章。所以在评价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时，人们常用的描述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拨乱反正”。拨乱反正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实现了在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事实上就是思想解放。思想解放是各方面拨乱反正的前提和先导。在今天看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最重要的不是作出什么具体决定，而是冲破了禁锢人们几十年的思想束缚。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根本原则，强调要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的功绩。中国人民终于冲破了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严重束缚，回归到了实事求是的正确的思想路线上。要知道，在颠倒黑白的“文化大革命”中，多少人仅仅因为说出常识而受尽迫害。“两个凡是”这样违背常识的错误竟要斗争一年之久，可见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常识是怎样的稀缺资源。人会犯错误，在今天看来，这是多么简单的常识，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承认了。
第二，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这是整个国家发展路径的转折。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就要求各项工作必须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中共八大确定要以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为主要任务。这以后的一系列失误的原因就在于背离了八大路线，搞“以阶级斗争为纲”。
这种背离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顶峰。甚至一句莫名其妙的政治演绎就可以推翻关系国民经济的重大生产规划。据于光远回忆，“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我国与美国谈判进口彩色显像管的过程中，对方为了表示友好，赠送了一个造型为蜗牛的精美工艺品。江青就认为这是对中国发展速度低的讽刺，说美帝国主义用这个办法来嘲笑中国的经济像蜗牛那样爬行，对内严厉责怪我国的谈判代表接受这样的礼物，对外退回礼物，向美国方面提出抗议。这种无聊的争论结果使我国电视工业的发展延迟了许多年。邓小平第一个坚定地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从此再没有人能否认经济建设是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的正确性。
第三，实现了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这是意义最深远的转折。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重新回到党中央的领导岗位。老一辈革命家对中国发展进程的影响力一直延续至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在事实上建立起来，新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有了组织上的保证。中国开始按照邓小平这位改革开放总设计师规划的宏伟蓝图建造新的大厦。今天，每每回忆改革开放，人们首先想到的人就是邓小平。从“包产到户”到批示“傻子瓜子”问题“不要动他”，从设立经济特区到开发浦东，围绕这个老人的改革开放故事由此展开。不可否认，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很多问题上，当年的中国毫无经验。但是邓小平相信人民追求生活改善的强大动力，允许群众自主进行组织创新和制度探索，亿万人民在思想解放后迸发出巨大的创造力。唯有邓小平这样的时代伟人才有魄力一次次打破条条框框，赋予探索中的改革实验以合法性。“摸着石头过河”，走出了一条中国道路。
第四，开始了系统地清理重大历史是非。全会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和“文化大革命”前遗留下来的某些历史问题。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人所作的错误结论。十年动荡造成的大量冤假错案自上而下逐步得到纠正解决。弥合了历史伤痕，安定团结、向前看才真正有了可能。邓小平、陈云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
第五，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传统。全会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决定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强调党中央和各级党委要加强集体领导。在人民内部的思想政治生活中，只能实行民主方法，不能采取压制、打击手段。必须坚决保障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这一点到今天依然具有重要作用。
第六，决定实行改革开放，启动农村改革的新进程。全会提出要注意解决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问题。全会认为，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就整体来说还十分薄弱，只有大力恢复和加快发展农业生产，才能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
当然，历史走到今天，我们有更具说服力的办法证明这次会议的伟大。最明显的就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全体人民生活条件得到显著可观的根本性改善。1978至1984年，国民收入的年增长幅度为8.3％，而1984至1987年则达到10.5％。尽管在此期间人口也在高速增长，但人均国民收入的年增长幅度仍然达到9％，明显地高于世界其他国家的同期增长幅度。如果要诉诸数字，我们可以做出无数漂亮的表格。但是数字代替不了感受。中国由一个影响力微小、隔绝于世界体系的国家转变为公认的大国，这个事实是改革开放最好的诠释。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功勋不可磨灭。
总而言之，社会主义中国面貌的历史性变化，最根本的，就是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到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深刻转变，中华民族创造了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中国从此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
中国共产党面貌的历史性变化，最根本的，也是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端正指导思想，前所未有地认识到法治建设和民主建设的重要性。30多年来，依靠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集体智慧，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断改善，并以突出的经济绩效获得了广泛的认同。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探索。
中国人民面貌的历史性变化，最根本的，也是由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倡导的解放思想开启的。广大中国人民迸发出的艰苦奋斗、勤劳致富的巨大热情，中华民族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举世瞩目。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中共十七大报告在总结新时期改革开放历史进程时，开宗明义地概括了它的历史地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作为当代中国融入世界体系、经济起飞、社会变革的始点，这次会议早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的不朽节点。
2 改革从农村走向城市——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主要在农村进行。在城市仅仅进行了围绕扩大地方和企业自主权的探索性改革。随着改革的深化，如何由农村改革和企业局部试点拓展为全面改革成为了历史性课题。
一、改革全面铺开与市场因素的扩大
小岗村的“大包干”契约1978年12月的一天，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的一间破草屋内，18户衣衫破旧、神色凝重的农民，在一张草就的契约上，相继按下了血红的指印。契约的内容是：“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刹（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这份现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历史文物，就是后来被世人称为“大包干红手印”的生死契约。它的诞生，打响了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枪”。小岗村“包产到户”契约“大包干”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往日的懒散、抑郁、无望的情绪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社员们争分夺秒地辛勤劳作。人们开玩笑说，以前是打铃很久也不肯出工干活，现在是天黑了大家还在地里不肯回家。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1983年和1984年元旦，中央又接连发出一号文件，宣布将农民的土地承包期延长到15年以上。从此，中国农村改革大潮势不可当，奔腾向前。安徽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内雕塑
随着农村改革逐步开展，农村经济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少有的好形势。农林渔牧多种产业结束了长期徘徊的局面，取得了较大发展。乡镇企业蓬勃兴起，农村经济结构发生很大变化。有关资料表明，从1979到1984年的6年间，农业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9.4％，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也是少有的。由于农业全面增产，农副产品大幅增长，市场供求状况得到改善。农民收入大幅增加，推动了全国人民消费状况的改善。1978年全国农村储蓄55.7亿元，到1984年，已达到438.1亿元，增长了近七倍。
这表明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首先在农村实行搞活经济和开放政策是非常正确的。它不仅解决了农村问题，调动了全国80％的人口的积极性，更为下一步进行城市改革提供了基础和经验。请给我们“松绑”
1978年10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共四川省委、省革委会已经列出6个企业，作为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试点。
1979年6月25日，6个试点企业之一的宁江机床厂，在《人民日报》第四版下部，接近1/4个版面登载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生产资料广告。继四川省之后，其他地区也开始陆续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1979年5月，国家经济委员会（简称国家经委）等6个部门决定，在北京、天津、上海选择首都钢铁公司、天津自行车厂、上海柴油机厂等8个企业进行扩权试点。到1980年6月，扩权试点企业已发展到6600多个，占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的16％左右，产量和利润分别占60％和70％左右。1981年5月20日，国家经委、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简称国家体改委）、国家计划经济委员会（简称国家计委）等10个部门联合印发了《贯彻落实国务院有关扩权文件，巩固提高扩权工作的具体实施暂行办法》，将扩权探索规范化、制度化。
随着企业扩权改革的不断推进，企业内部管理体制的革新也愈发显得急迫。能不能在原有放权让利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呢？
1984年3月22日，在福州参加省厂长（经理）研究会成立大会的55名厂长、经理，写信给省委领导同志，题目是《请给我们“松绑”》。厂长经理们向省委领导要五条权力：副厂长以下干部任免权；破除干部“终身制”和“铁交椅”；企业有权支配使用奖励基金；准许企业在完成国家计划指标的情况下开展自销和协作；试行厂长（经理）负责制。
在市场机制逐步发生作用的经济领域里，计划经济的原有制度像绳索一样捆绑着企业的手脚。基层的厂长经理们大声疾呼：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杀出一条血路来
1979年4月5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专门讨论经济建设问题。会议讨论了广东、福建两省要中央给点政策、加快发展的要求。4月8日开始，习仲勋在中南组发言。他说：现在中央权力过于集中，地方感到办事难，没有权，很难办。他提出：“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这方面，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听取了习仲勋等人的汇报。习仲勋郑重提出，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在四个现代化中先走一步。习仲勋还说，如果中央给广东放权的话，可能几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他代表省委正式向中央提出广东要求创办贸易合作区的建议。这个提议，引起了中央领导高度重视。
邓小平表示：“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利用华侨资金、技术，包括设厂，这样搞不会变成资本主义。因为我们赚的钱不会装到华国锋同志和我们这些人的口袋里，我们是全民所有制。如果广东、福建两省八千万人先富起来，没有什么坏处。”
对习仲勋、杨尚昆提出的在邻近香港、澳门的深圳、珠海以及汕头兴办出口加工区的意见，谷牧等人在专门向邓小平汇报时，邓小平对他们的创新构思表示赞同，并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邓小平在不同场合还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这是邓小平第一次提出“特区”这个概念，它是以后正式名称“经济特区”的由来和简称，也是我国对外开放的“突围”，杀出一条“血路”的突破口。
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并于当天公布实施。至此，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3个经济特区终于完成了立法程序。这个仅2000多字的文件，从研究起草、征求海内外人士意见，到省人大审议、国务院讨论修改、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公布，前后近一年时间，可谓字斟句酌。《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通过的消息，很快传回到刚刚成立不久的深圳市。欢欣雀跃的群众燃起爆竹，尽情地庆祝。爆竹的声响也飘向深圳河的对岸，引起香港的关注。至此，中国经济特区正式通过立法的程序，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经济特区诞生了。一年多前中央批准的是“出口特区”，而今正式通过立法程序的则是“经济特区”，两字之差，意味着人们的思想更加解放、改革开放的步伐明显加快。1984年深圳蛇口工业区，邓小平曾于当年1月来这里视察，鼓励干部勇于开拓进取
1984年春节期间，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厦门3个经济特区，之后发表了关于特区和增加开放城市的讲话，给改革开放的火车头增加了新的燃料。2月24日，邓小平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提出，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5月4日，中共中央批转《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会议纪要》，决定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改革由点到面逐渐铺开，改革开放的步伐也大大加快。
二、新理论和新探索的推进
青年一辈的光荣与梦想在国门初开的岁月，改革是一种潮流，也激起了青年人的理想和激情。“莫干山会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1984年9月3—10日，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上召开。这是一次非官方的学术集会。《经济学周报》、《经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世界经济导报》、《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中国村镇百业信息报》、《经济效益报》、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参与联合发起。它被称作“经济改革思想史的开创性事件”，是青年经济工作者“第一次集体发声”。这次会议不仅使一批经济学家脱颖而出，走上改革开放的历史舞台，也为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引起中央高层领导的重视。
据1984年8月25日《经济日报》报道：“截至8月15日止，会议筹备组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300多篇论文。论文作者有从事理论研究的专业人员，更多的是在各条战线基层工作、利用业余时间从事理论研究的同志。……有的作者还附函叙述了他们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学习、探讨的情况，表达了他们关心四化大业愿为改革献计的强烈责任感。”莫干山会议的宗旨是“为党和国家献计献策”，中心议题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莫干山会议结束后，与会的中青年学者向国家有关部门上报了七份专题报告，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广大的青年一辈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光荣属于80年代的新一辈”。
资料链接莫干山会议1984年9月3—10日，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上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性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史称“莫干山会议”。它被称作“经济改革思想史的开创性事件”，是青年经济工作者“第一次集体发声”。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有124人，他们是由会议筹备组根据来自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1300余篇应征论文挑选出来的，讨论分为7个专题小组：宏观组、企业组、开放组、金融组、流通组、农村组等。会议的宗旨是“为党和国家献计献策”，中心议题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这次会议不仅为此后国家改革开放思路提供了重要的咨议，更重要的是，会议所体现的精神，作为一种思想财富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对于中国经济学人而言，莫干山会议不仅是彪炳史册的经济事件，而且是很多人的梦想与追求。“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一波三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着手调整国民经济，计划体制下的僵化思想也成为推进改革的严重阻碍。因此，在思想上彻底打破计划经济的束缚，从而推动经济体制改革日益受重视。
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4年5月举行的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中，都是把“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作为一个基本方针和重要原则加以贯彻的，并逐渐形成一个规范的提法。早在1979年12月，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经济体制改革小组办公室曾起草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在此基础上，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在薛暮桥主持下，于1980年9月8日又提出了一份《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论题，指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这是中国进行市场取向改革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文件，与学术界的一般研究文章不同，这是由国务院专职部门提出的，并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进行了讨论。薛暮桥后来回忆说：“可惜在当时担任实际领导工作的同志中间，这一改革思路尚未成为共识，未能确定为政府的决策。”“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论题，这时还难以成为改革的共识。一个原因是当时经济工作重点是抓调整，要集中力量搞重点建设；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人们大都被传统观点所束缚。
在推动思想解放方面，邓小平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会见日本代表团时，就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问题发表了谈话。他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对内把经济搞活，对外实行开放政策。”“这些会不会冲击我们的社会主义呢？我看不会的。因为我国是以社会主义经济为主体的。”“当然，这会带来一些问题，但是带来的消极因素比起利用外资加速发展的积极效果，毕竟要小得多。危险有一点，不大。”邓小平的这番讲话，立意高远，把推进改革与坚持社会主义讲得明明白白，为徘徊中的人们鼓了劲，卸了包袱，从而为进一步引进市场机制做好了准备。
总的来说，到1984年，中国的农村改革已有起色，但城市改革总体尚未起步。整个国家面临着如何由农村改革和企业局部试点拓展为全面改革的历史性课题。
1984年6月，邓小平指出：改革要从农村转到城市。但从当时的情况看，由于计划经济体制根深蒂固的影响，加上意识形态原因，整个改革举步维艰。此时此刻，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遇到一些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如何把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推向新阶段？决策层必须与时间赛跑，尽快拿出政策。基于上述背景，中共作出决定，拟在1984年10月召开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对经济体制改革若干重大问题进行讨论和决策。
三、书写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
1984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调整的任务已接近完成。为促进国民经济更好地发展，需要把经济工作的重心放到推动改革上来。1984年5月，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决定今后在经济工作中要抓好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两件大事。
1984年7月底，邓小平在北戴河听取胡耀邦关于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和中共全国代表会议的情况的汇报时提出：三中全会如果能搞一个改革文件，对全党起巨大的鼓舞作用，那就搞这个文件。按照邓小平的指示精神，中共中央决定由胡耀邦、胡启立、田纪云和胡乔木等组成文件领导小组，负责文件的起草工作。
为了能尽快确立文件起草的指导思想，1984年7月，由马洪牵头，一些知名学者撰写了《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商品经济的再探索》一文，分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审阅。这篇文章批评了当时流行的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看成是同商品经济不相容的自然经济或半自然经济的观点，认为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内在属性。同时，文章认为应当恢复1982年被否定的“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提法。
这篇文章的观点得到了党内老同志的认可与称赞。鉴于此，当时的中央负责同志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又是商品经济，可以概括为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要把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二者结合起来。起草小组重新考虑文件的框架，拟出了新的提纲。
不久，文件初稿中“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提法分送中央各领导。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均表示同意。邓小平在1984年9月11日的批示中说：“我赞成。这个文件可印发三中全会，连同体制改革的决定，一并讨论。”邓小平对形成中的初稿非常满意。10月6日上午，他在会见参加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全体中外代表时说：“这几年进行的农村改革，是一种带革命意义的改革。与此同时，我们开始了城市改革的试验。即将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主题，就是城市和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这意味着中国将出现全面改革的局面。……我们相信，城市改革也会成功。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将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写上很重要的一笔。”
1984年10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时说：“过几天我们要开十二届三中全会，这将是一次很有特色的全会。前一次三中全会重点在农村改革，这一次三中全会则要转到城市改革，包括工业、商业和其他行业的改革，可以说是全面的改革。”“虽然城市改革比农村复杂，但是有了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我们对城市改革很有信心。”“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公布后，人们就会看到我们全面改革的雄心壮志。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
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前召开了6天的预备会议。这次全会是在经过近6年改革开放实践基础上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认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阐明了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规定了改革的方向、性质、基本任务和各项基本方针政策。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人民日报》1984年10月21日）
那么，这份凝聚了全党智慧的纲领性文件的具体内容是怎样的呢？《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全文共1.7万字，分10个部分，作为指导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部署在未来五年内基本实现以搞活企业为中心的城市配套改革，对改革的方向、性质、任务和各项基本方针政策作了明确的规定，提出了未来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和新观点。《决定》在理论上的重要内容及重大贡献是，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确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决定》用以立论的根本立足点。它表明过去那种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计划经济、否认商品经济的积极作用、限制商品经济发展的观念和政策是错误的，阻碍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这就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决定》强调，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同时指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广泛发展也会产生某种盲目性，必须有计划的指导、调节和行政的管理，这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能够做到的。《决定》根据“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理论，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作出规定。《决定》指出，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充分重视经济杠杆的作用；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正确发挥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多种形式的责任制，贯彻按劳分配原则。
1984年10月20日上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这个《决定》时，邓小平当即高兴地说道：“这个决定，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有这么一个评价，但是要到五年之后才能够讲这个话，证明它正确。”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结束后的第二天，10月22日上午，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讲话中，再次对《决定》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前天中央委员会通过这个决定的时候我讲了几句话，我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是这么个评价。”“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
在《决定》精神指导下，从1985年起，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按照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要求，国家对经济的计划管理权限逐步下放，缩小了指令性计划，扩大了指导性计划。国家宏观调控的范围和方式得到调整与改进，小商品和计划外商品都由市场调节。价格、税收、金融等经济杠杆的作用日益加强，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第一个系统地从理论上阐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历史性文件，在对社会主义经济形式的认识上实现了重大突破，这个文件表明了中共对社会主义经济形式和计划与市场问题的认识，又大大前进了一步。同中共十二大报告相比，《决定》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上最大的理论进步，就是承认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实行计划经济和发展商品经济是统一的。既然是商品经济，就必然以市场机制的调节为基础。因此，改变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
以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为标志，全面改革迅速展开，成为国家未来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性文件。1985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指出，要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主要是抓好互相联系的三个方面：第一，进一步增强企业特别是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活力，使它们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第二，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商品市场，逐步完善市场体系；第三，国家对企业的管理逐步由直接控制为主转向间接控制为主，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并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来控制和调节经济运行。这是中央首次将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归结为企业、市场、宏观调控三位一体的改革。“七五”计划建议还指出，要围绕企业、市场、宏观调控这三个方面，配套搞好各方面的改革，以形成一整套的把计划和市场、微观搞活和宏观控制有机结合起来的机制和手段。同时还要求，随着市场体系的逐步完善，要有步骤地适当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加强综合平衡，将计划工作的重点转到运用经济政策和经济手段进行间接的、更全面的宏观调控的轨道上来。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第一，开始形成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共识；第二，计划本身的内涵也发生了一定质的变化，即将计划工作的重点转到间接宏观调控方面来。这也为进一步探索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提供了广阔的理论空间。
1985年10月，邓小平明确地提出要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他在回答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团长格隆瓦尔德关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关系的提问时说：“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上述论述与探索为中共十三大的召开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总之，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向全党、全国人民展示了全面改革的蓝图。它对于城市改革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提出了系统的意见和措施，把城市改革这一项巨大而复杂的工程具体化了。贯彻执行这个《决定》，既使农村改革同城市的改革配起套来，又使城市的各项改革在统一的方向下成龙配套、互相协调。其中，经济体制改革关于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在巩固全民所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多种经济成分有了很大发展，它们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有了突破；城市企业由于扩大企业自主权，增强了活力；流通体制改革后，市场交易兴旺，到1986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4950亿元，比1978年增加了2.2倍；城市在经济发展中越来越发挥中心作用，进一步促进城市管理体制的改革。
可以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后，改革逐步深入到各个领域。从农村到城市，从政治、经济到各项事业，从对内搞活到对外开放，各方面改革相互促进，推动着经济建设迅速发展，中国社会面貌也随之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
3 为深化改革扫清道路——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
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经济改革的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并由此开启了全面改革的历史。到中共十三大，中国改革开放已走过近十个年头了。中共十三大报告起草过程中，邓小平一再强调报告要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进行的改革的性质讲清楚，阐明我们的改革是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而不是搞资本主义。这样就可以把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统一起来，更加勇敢、更加大胆地投入改革。中共十三大报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进行了系统的阐述，提出了六条具有长远意义的指导方针，分别是：必须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全面改革；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必须以公有制为主体，大力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必须以安定团结为前提，努力建设民主政治；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努力建设精神文明。报告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此时，中国经济发展呈现出新的特点：一方面，经济发展迅速，实现“三步走”第一个翻番的目标已是板上钉钉；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始终未能摆脱过热—紧缩循环往复的怪圈，如何走出一条良性的发展之路，仍在探索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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