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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丁任重

出版社：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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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研究试读：

第一章 中国经济发展基础

中国在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经济快速增长，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认真总结中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过程中经济发展的经验，对未来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促进国民经济与社会和谐稳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提：从三个共识到立足国情

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世界经济和政治形势不断变化，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世界各国在各自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同的发展模式和路径，因此，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多种发展模式与发展道路并存的现象，这引起了世界各国经济学专家和学者的广泛关注。

首先在欧美国家出现的，就是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学理论与思潮，产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兴起，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转向国际垄断，这时，新自由主义发展达到了顶峰。它由学术理论转化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其突出的标志就是“华盛顿共识”的出现。1990年，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牵头组织在华盛顿召开了一次研讨会，着重讨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经济的调整和改革，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美国财政部及拉美国家、其他地区部分学术机构代表参加。在会议的最后阶段，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前所长约翰·威廉姆逊提出，与会者在拉美国家已经采用和将要采用的十个政策工具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共识，这一共识被称为“华盛顿共识”。它包括以下十个方面：①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②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③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④实施利率市场化：⑤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⑥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⑦放松对外资的限制：⑧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⑨放松政府的管制：⑩保护私有财产权。

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最初蔓延到拉美国家。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拉美地区普遍爆发了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1985年，美国以解决债务危机为由，提出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贝克计划”。该计划要求拉美国家必须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放松对外资的限制，实现价格自由化等。到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政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还更多地利用贷款的附加条件，强制拉美国家进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推销“华盛顿共识”。拉美国家的经济改革，在部分领域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带来了一系列的严重问题。比如，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的垄断、两极分化和贫富分化日益加剧，社会矛盾不断激化，金融自由化导致金融危机频繁发生，特别是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的巴西货币危机和2001年的阿根廷债务危机等，都与金融自由化有关。1998年4月，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明确提出了以“圣地亚哥共识”替代“华盛顿共识”的主张。“圣地亚哥共识”的含义是：①必须减少经济改革的“社会成本”，使每一个人都能从改革中受益：②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和卫生事业：③不应该降低国家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作用：④健全法制，实现稳定：⑤提高妇女和少数民族群体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⑥完善和巩固民主制度。

在拉美危机产生和俄罗斯采取“休克疗法”的同时，中国却取得了持久的、快速的经济增长，这吸引了全世界各国经济学专家和学者的目光。2004年5月11日，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发表了由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撰写的一份研究报告，题为《北京共识》。它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①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认为“求变、求新和创新是这种共识中体现实力的基本措辞”：②循序渐进，可持续和平等地发展，认为“实现现代化的最佳途径是‘摸着石头过河’，而不是试图采取休克疗法、实现大跃进”：③强调自主自决，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发展不对称的军事战略优势以避免冲突。其中，创新和试验是“北京共识”的灵魂，强调解决问题应因事而异，灵活应对，不求统一标准，说“它有足够的灵活性，它几乎不能成为一种理论。它不相信对每一个问题都采取统一的解决办法。……它既讲求实际，又有空想，它是几乎不区别理论与实践的中国古代哲学观”。尽管目前学术界对“北京共识”有不同的看法，如“北京共识”对中国经济发展过程的总结并不完整，是否存在中国模式也有争论，但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仍然是对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成功经验的第一次有意义的总结。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核心内容是不盲目照搬外国模式，在实现社会稳定、坚持对外开放、借鉴国外发展经验的同时，立足本国国情，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二、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从纯公有制经济到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是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区别的根本性标志，是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决定因素。所有制改革一直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所有制改革的成功与失败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发展的进程，可以说中国特色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确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确定给中国经济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

回溯历史，所有制的改革进程、中国经济制度的确定过程是逐步演进的。1956年，对农业、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为了实现“追英超美”的宏大的工业化目标，我国推行“公有化”的所有制结构，片面强调“一大、二公、三纯”，“所有制结构的变化是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以排斥其他所有制[1]形式，即‘单一’的公有制为特征的”。这种所有制结构没有实现设想的目标，加上1961—1963年期间的三年自然灾害和“大跃进”所造成的经济危机，使整个国民经济体系陷入了瘫痪。在这种背景下，对所有制结构进行调整成为必然。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顺利召开，在邓小平同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指引下，确定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并注意到了“解决好国民经济严重失调的问题”。在随后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指出“经济建设必须适合我国国情，符合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必须量力而行，循序前进，经过论[2]证，讲求实效，使生产的发展同人民生活的改善密切结合”。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我们的任务是要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每一个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和便于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自此，我国已经充分认识到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制度模式已经成了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变革经济制度模式成为迫切之事。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报告首次提出“一定范围的劳动[3]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中首次出现“多种经济形式并存”，1984年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上提出“外资经济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1987年党的十三大上提出“私营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由此，个体经济、外资经济、私营经济逐步登上历史舞台，成为公有制经济的有益补充。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在所有制的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的方针。1997年，党的十五大把十四大提出的方针政策作为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

从纯公有制经济到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发展，是我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按照“三个有利于”标准，结合社会主义特有的性质和基本现实国情对传统单一公有制改革、创新的产物。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制度的确立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增强了我国的基本国力（见表1.1所示）。目前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经超过了德国，排在[4]世界第三位，以年均9.5%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创造了世界性的经济神话。表1.1　1997—200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统计表资料来源：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2008年爆发了全球性经济危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速远远高于同时期的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美国2008年GDP实际增长率仅为1.1%，日本为-1.6%，2009年美国全年GDP下降2.4%，为1946年[5]下降10.9%以来的最大年度降幅，日本全年GDP下降6.0%。经换算，2009年中国GDP相当于日本GDP的96%，赶上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6]体仅有一步之遥。可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显示了旺盛的生命力。今后我国经济的发展仍然要以基本经济制度为基础，谋求所有制的改革。改革的顺利进行要以“公有制为主体”作为前提。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仅体现“量”的优势，更重要的是“质”的提高。关乎社会稳定的战略性资源型行业由国有企业控制，有些垄断性行业可以引入民营资本和外资资本，增强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努力构建公有制经济和民营经济、外资经济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仍然是我国今后要努力解决的核心问题。

三、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从渐进式改革到攻坚改革

历史已经证明，中国渐进式改革道路的选择是正确的，是适合我国基本国情的。中国经济的改革始于农村，相继进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农产品流通体制的改革、乡镇企业的改革、农业产业化道路的选择等。同样，中国的国企改革也有一个渐进过程，从扩大企业自主权（放权让利），实行两步“利改税”、承包和租赁经营责任制，到实行现代企业制度。渐进式经济改革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提高了经济效率，但是离我们心目中的目标还有不小的距离（比方说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方向在我国学术界中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渐进式改革的增量改革特征难以对核心体进行实质性改革，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以调整核心利益关系为主的攻坚改革阶段。攻坚改革针对的是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渐进式改革时期留下的、改革难度比较大并且改革成本高的疑难问题：二是改革过程中特定领域新出现的疑难问题。目前，需要极力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国有垄断行业改革、分配制度改革。

1. 国有垄断行业改革

我国的国有企业垄断（电力、电信、铁路运输等）实质上是一种行政性垄断和自然资源垄断相结合的体制安排，政府担当着所有者、政策制定者、市场管理者等角色，企业可以凭借行政赋予的权利、资源的稀缺性等制定垄断价格。这种制度安排严重阻碍了统一、开放、有序竞争的现代市场体系的形成，在攻坚阶段，必须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改革。①明确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企业和政府的关系及其权利的边界界定是需致力解决的核心问题，政府要改变过去那种“身兼多职”的角色定位，应该作为社会服务的提供者，维护公平“游戏规则”的顺畅运转。真正意义上遏制政府的“掠夺之手”才能够充分发[10]挥政府“支持之手”的作用。②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引进投资主体。投资主体多元化是形成竞争性市场体系的关键。我们要按照党的十六大精神，有步骤地引进民间资本和外资资本，逐步降低市场准入门槛。③建立明确的法律法规。深化垄断行业改革，涉及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领域的利益关系的调整，必须建立适行的法律法规作为指导，否则会引起混乱。

2. 分配制度改革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成败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健康发展，更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团结。中国的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初的[11]0.28上升到2007年的0.48，远远高于国际警戒线。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迫在眉睫。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①调节高收入，提高低收入。起征累进个人所得税，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②真正落实按劳分配制度。切实贯彻党的十六大分配制度改革的精神，确立劳动、技术、资本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有效控制企业高管的过高收入。③调高农民收入。完善土地制度和土地流转制度的改革，还利于民。有效地放开农产品价格机制和加大对农牧业的补贴。④建立城乡平等的社会保障、社会医疗和失业保险制度。这样可以变相地提高农民的收入，解决了人民的后顾之忧。⑤针对特殊贫困群体的转移支付，政府可以有针对性地建立扶贫机构，用国家财政进行专项资助。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取缔、打击非法和灰色收入，完善公务员工资正常增长机制。

四、中国经济发展的环境：从局部开放到全局开放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把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开始，对外开放政策就一直作为我国的国策实行，自此，“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12]性变化”。在渐进式改革思想指导下，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从局部到全面，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逐步开放的过程。1979年，以四大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1984年，增加了上海、大连、青岛、天津、广州等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1991年，把浦东作为新的发展重点，以期把上海打造成经济、金融、贸易中心，进而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发展。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自此，中国开始推行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沿海城市得到了快速发展。据2002年的统计，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经济圈共创造了全国GDP的61.2%、工业增加值的58.3%和外贸出口的86.5%。2002年沿海省市（区）的外商直接投资占全国省市合计的84.1%，其外商企业进出口额占全国的94.5%，其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的64.4%，其[13]财政收入占全国地方财政收入的60%。货币和服务净出口贡献率达[14]到7.6%，远远大于2001年的-0.1%。从中可见，沿海城市的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很大。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冲击了整个世界经济，中国也难逃厄运，货币和服务净出口贡献率从2007年的19.7%降到2008年的9.2%，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拉动率从2007的2.6%降到2008年的0.8%。中国沿海对外贸易城市受到严重影响，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倒闭。此时，有人提出要对我国易受冲击的产业进行保护，“幼稚产业论”观点有抬头之势。笔者认为，金融危机给我国提供了进行产业结构升级改造的机会，正好可以淘汰一批落后的生产设备和生产技术，我国不但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还要加快对外开放领域的合作与交流，扩大对外开放的覆盖面，从局部开放向全面开放转变。

与西方发达国家（美国、日本等）相比，我国所受经济危机的影响较轻。经济危机后，全球经济和国际贸易增速都将放慢，国际产业和国际分工格局将会出现新的变化。我们要抓住这个战略机遇，加快对快开放的步伐。在东部沿海地区的带动下，必将能够形成良好的东、中、西部全面开放的局面。①巩固东部沿海地区对外贸易的核心地位。沿海地区仍然是我国实行对外贸易的基础，加快沿海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改造，淘汰过去落后的生产力和生产设备，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变。②提高中部对外开放水平。中部地区要充分利用其交通地理优势，积极承接国际产业的转移，鼓励跨国公司向中部地区转移附加值较高的加工制造链条和服务外包业务，扩大利用外资规模，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③加快西部对外开放的步伐。西部地区2008年进出口总额达到1068亿美元，比1998年的132.6亿美元增加935.4亿美元，是1999年的近8倍，年均增长23.2%：进出口总值占全国比重由1999年的3.8%，上升至2008年的4.2%：贸易顺差持续大幅增加，由1998年的30.4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232亿美元，贸易顺差[15]占全国的比重由1998年的7.0%，上升至2008年的7.9%。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不应过于乐观，应充分利用西部特有资源的比较优势（矿产、能源、旅游）、独特的发展优势和中央的政策支持，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

在促进全面开放的过程中要注意以下几点问题：①以科学发展观指导中国的对外开放。正确处理政府与企业的关系。防止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借改革开放之名，行背离改革开放之实，杜绝“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出现。②贸易摩擦的出现。由于长期享有“人口红利”，中国出口的商品常受到外国的责难。再加上全球经济环境的恶化，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将出现抬头的趋势。以环境保护、气候变化和新的技术标准等为借口的形形色色的贸易壁垒也将不断出现。③充分认识地区、产业和具体的行业所具有的优势和劣势。这样才能有针对性地实施“引进来”或“走出去”战略。

五、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容：从“三高发展”到“统筹发展”

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模式可以用“三高发展”来形容。高速度：中国年均经济增长速度达到9.5%，超过任何一个国家的增长速度。高消耗：从2000年到2005年，中国的能源总消费量增长了70%，其中煤炭总消费量增长了75%。经测量，SO排放量增长了42%，煤灰2排放量增加了11%，目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SO排放国。高污染：22003年，中国7个主干河流54%的水资源不适合人类饮用。空气污染亦相当严重，尤其是中国的北部。青海、宁夏污染最为严重，91%~100%的人口处于空气污染的环境中，山西和陕西有81%~90%的人口处于空气污染的环境中。由SO排放所引起的酸雨造成了3002亿元的庄稼损害，相当于农业产值的1.8%，70亿元的建筑物损伤。[16]高速度、高排放和高污染的经济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已经严重损害了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2003年10月11日至14日，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三高发展”模式的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随着多年的改革实践，统筹城乡发展有序进行。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司长李守信说：“中国已经形成了以大城市为中心，中小城市为骨干，小城镇为基础的多层次的城镇体系。”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逐步接近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预计到2015年之前，中国的城镇化[17]水平将超过50%。统筹区域发展稳步推进，为了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自2009年以来，国家发改委先后推出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宁夏、重庆市、横琴、江苏、辽宁、黄河三角洲、图们江、海南国际旅游岛、广西经济社会发展11个区域发展规划，获批的区域发展规划数量几乎是过去四年的总和，区域发展战略从沿海到内[18]地、由东向西、从南到北，布局呈现“全面开花”的特点。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取得进展，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已初步形成。

统筹经济社会发展与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值得详述，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三高发展”模式能否根本转变。此两“统筹”的本质含义就是要正确处理经济、社会与自然的内在关系：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但是社会是一个“有机体”，社会发展包括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就业、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成效，经济发展并不等于社会发展。“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19]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比较滞后、就业形势不容乐观、医疗改革不很成功、教育体制改革比较复杂、自然环境污染相当严重，这些问题已经摆在了我们的面前。针对这种严峻形势，必须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①建立能够反映社会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体系，放弃以往片面的以GDP作为经济发展指标的做法。②转变政府职能，改革领导干部的晋升机制，从偏重考核经济指标，改变为考核综合性指标，就业率、社会保险率、教育投入率、公共卫生和安全的保障程度等应纳入考核范围。③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念。科学技术不但可以提高生产的效率，变社会生产力为现实生产力，而且还可以处理废物废水。“科学的进步，特别[20]是化学的进步，发现了那些废物的有用性质。”通过科学的生产方式努力寻找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平衡点。④加快自然资源和环境立法建设。把保护自然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提高到战略高度。

六、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撑：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根据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和苏联经验的借鉴，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当时，理论界、学术界和党的领导没有对计划经济的合理性、科学性提出质疑。但是，随着经济建设的逐步推进，计划经济的弊端日益凸现。

改革开放以后，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认识开始发生变化。1979年6月，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必须通过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建立起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体制，以计划调节为主，同时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作用。1980年1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计划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问题。这一提法在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所作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得到确认。《决议》指出：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1981年11月，五届人大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应当是：在坚持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前提下，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国家在制订计划时要充分考虑和运用价值规律。”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把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原则概括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4年10月20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改革设想。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全面推进的阶段。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具体规划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21]本框架。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可以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撑，没有这次转变，中国不可能取得如今的成就。

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是几代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从一个面临内忧外患、灾祸纵横的新中国到目前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经济强国，历史已经充分证明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正确的。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给中国经济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和动力。目前，我国已经基本形成了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多层次、多门类、多形式的商品市场格局已经形成，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调节作用显著增强。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离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还有不小的差距，为了进一步巩固、发展我国经济，提高竞争力，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要注意以下问题：

①始终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只有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完善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的机制，加快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领域集中，逐步从市场经济竞争领域退出。②充分发挥市场调节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完善市场体系。大力发展土地、资本、劳动力等要素市场，打破行政性垄断和地区贸易性壁垒，加快国家垄断的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③加快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按照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的原则，合理界定政府职责范围，正确处理政府、企业与市场的关系，加强各级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改变过去政府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混乱局面。注释[1]姚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有制结构变化问题研究［J］.西安文理学院学报，2009，12 （4）：99.[2]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35-36.[3]龙睿斌.所有制的演变对个人收入差距扩大化的影响［J］.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人大复印资料），2006 （6）.[4]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计算而得。[5]易阔每日财经.美国2009年全年GDP创63年最大跌幅［OL］.http://newsspecial. yikuo.com/news/2010-02-01/1385_2010211437351385184166.html.[6]网易财经.日本公布2009年GDP中国经济超日本仍有一步之遥［OL］. ［2010-02-15］.http://money.163.com.[7]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82.[8]黄明.超量货币供应下宏观经济稳定的实证分析［J］.财经科学，1998 （3）：3.[9]景维民.从计划到市场的过渡——转型经济学前沿问题［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46.[10]安德烈·施莱弗，罗伯特·维什尼.掠夺之手：政府病及其治疗［M］.赵红军，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11]经济参考报.中国基尼系数达0.5超警戒线社会处“危险”状态［OL］. ［2010-05-21］.http://www.ce.cn.[12]参见中共十七大报告。[13]北方网.邓小平沿海先行开放战略思想与实践［OL］. ［2004-07-06］.http://news.enorth.com.cn.[14]参见中经网统计数据库。[15]人民网经济频道.商务部加快西部地区对外开放进程取得显著成效［OL］.［2009-12-09］.http://finance.people.com.cn.[16]The World Bank. Rural Development，Na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Management Unit，February ，2007：14-15.[17]乔全兴.中国城镇化率已接近中等收入国家水平［J］.北京农业，2010 （4）：9.[18]巴曙松，王志峰.为何密集出台多项区域发展规划［N］.证券日报，2010-03-12.[19]许旭红.马克思工业化理论与新型工业化道路［J］.产业与科技论坛，2007 （11）：19.[2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117.[21]丁任重.计划与市场理论的演进［J］.毛泽东思想研究，2002 （2）.

第二章 中国经济发展目标

中国沿着自己的发展道路，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是在对国情的深刻理解基础上以循序渐进的方式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正是有了正确的发展目标，才使得中国的发展道路充满生机。

一、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目标的提出

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并不是一步到位的，与政治、文化和科学技术等其他领域的改革一样，遵循着渐进式改革的思路从僵硬的计划经济发展到如今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 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

从新中国成立起，我国经历了较长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总体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1949年10月到1952年8月的初步建立阶段。这一时期主要是为建设计划经济体制创造经济条件。新中国成立之初，通过没收官僚资本主义的工业企业，建立了国营企业，国家掌握了国民经济命脉，开始了全民所有制改造。在此期间，相继建立了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等一系列专职负责国家经济活动的管理机构。在1951年后，在农业和手工业方面也实施了改革，对棉纱棉布等少数短缺而又重要的产品实行了统购统销。

第二个阶段是从1952年9月到1957年12月的基本形成阶段。国家进一步对农副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和对私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计划管理基本涵盖了产品市场。在已建立的各种专门性的计划管理机构的基础上，1952年11月成立了国家计划委员会，1954年4月中央又成立了编制五年计划纲要草案的工作小组。该小组在1951年以来几次试编的基础上，以过渡时期总路线为指导形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并最终审批颁布。

第三个阶段是从1958年初到1978年底的完成阶段。1958年建立了人民公社，政府直接控制了农村经济运行，计划经济才完全形成。这一时期计划经济占绝对主体地位。国民经济计划的管理水平很低，经济波动很大，单一的公有制虽然分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经营管理仍主要紧密地掌握在国家手中。在这一时期，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多次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

我国实行了较长时间的计划经济体制，这是由国内外诸多因素所决定的。就中国国情而言，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社会生产力落后，资金短缺，对经济建设有极大促进作用的工业体系需要集中全国的力量建设：就国际环境而言，我国面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禁运，同时受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深深影响，必须实施计划经济来应对。

当然，计划经济体制也的确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成就，尤其表现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上。但正如厉以宁指出的：“计划经济体制把企业置于行政部门附属物的地位，企业既不能自主经营，又不能自负盈[1]亏。”计划经济的弊端随着经济建设的推进一步步显露出来，改革迫在眉睫。

2. 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施改革开放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决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2]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了有系统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并且指出这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保证。自此，中国开始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

随后，通过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扩大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等一系列举措，松动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坚冰。

3. 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措施，为破除计划经济体制奠定了基础。但是，计划经济的思想依旧在阻碍经济体制的改革。“有的主张搞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有的主张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也有人主张干脆[3]捅破这张纸，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

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了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极大影响的南方谈话。南方谈话起到了解放思想的重要作用，其内容主要有六点：①强调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关键是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②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不要纠缠于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讨论，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③发展才是硬道理，要抓住有利时机，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④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⑤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要注意培养人，指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⑥坚持社会主义信念，社会主义在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在南方谈话的基础上，党的十四大指出“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要求我们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4]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决定“标志着党对社会主义理论和改革开放实践的认识发生了新的飞跃，对经济[5]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

时至今日，我国的经济体制转型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显著增强，宏观调控体系日趋完善：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在一步步建设完善中，按预定计划到2020年，建立起比较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努力把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向整个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全面推进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二）“三步走”的经济建设战略部署

在新时期中国发展道路上，发展社会生产力所要解决的历史课题，是实现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我国的经济建设，肩负着既要着重推进传统产业革命，又要迎头赶上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双重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必须经过长期的有步骤分阶段的努力奋斗。

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大体分三步走。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在这个[6]基础上继续前进。”“三步走”战略是邓小平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积极探索和深刻思考，是对多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以后提出的科学设想。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人热切地带领全国人民进行经济建设，力图尽快改变当时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但由于缺乏足够的认识，在建设过程中走过一些弯路。从初期学习苏联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到《论十大关系》中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战略思想，再到后来的“大跃进”赶超战略，对促进经济发展有得也有失。总之，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前还没有一个根据中国国情、结合中国实际制定的中长期经济发展战略，特别是受到“左”的思想的影响和干扰，我国当时实行的经济发展战略，严重脱离了我国的国情与实际，没有能保证我国国民经济和现代化建设的健康发展。

1979年12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指出，到20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7]个小康的状态”。一个多月之后的1980年1月，邓小平又进一步指出，我们要在20世纪实现现代化，“只有二十年，就是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如果四个现代化不在八十年代做出决定性的成绩，那它就等于遭到了挫折。所以，对于我们的建设事业说来，八十年代是很重要的，是决定性的。这个十年把基础搞好了，加上下一个十年，在今后[8]二十年内实现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就可靠，就真正有希望”。中国“到本世纪末，争取国民生产总值每人平均达到一千美元，算个小[9]康水平”。这是邓小平第一次比较明确地提出四个现代化建设到20世纪末的基本目标，也是他对小康社会的最初描述和概括。

此后，邓小平对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战略的思想有了新的突破和发展，他不仅进一步明确了我国国民经济到20世纪末的目标，即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还首次提出了到21世纪中叶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即力争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1981年9月，他在会见日本客人时谈到：“实现四化是相当大的目标，要相当长的时间。本世纪末也只能搞一个小康社会，要达到西方比较发达国家的水平，至少还要[10]再加上三十年到五十年的时间，恐怕要到二十一世纪末。”1984年10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参加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全体中外代表时指出：“我们确定了一个政治目标：发展经济，到本世纪末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达到八百美元，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这个目标对发达国家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但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雄心壮志，是一个宏伟的目标。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基础上，再发展三十[11]年到五十年，力争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1985年3月，邓小平指出：“我们奋斗了几十年，就是为了消灭贫困。第一步，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就是不穷不富，日子比较好过的水平。第二步，再用三五十年的时间，在经济上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使人民生活比[12]较富裕。”

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在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政府副首相格拉时指出：“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一九八○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二百五十美元，翻一番，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一万亿美元，虽然人均数还很低，但是国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13]“三步走”发展战略到这个时候已经十分系统了，同年党的十三大会议确立了邓小平关于中国经济发展“三步走”的战略思想。“三步走”发展战略从实践上指明了我国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和具体步骤，是指导我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行动纲领，是“求实性与创新[14]性的统一”，为现代化建设指明了发展的方向，使现代化成为一幅清晰可见的图景，也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开辟了新的天地，显示了社会主义的生机活力和远大的发展前景。（三）“翻两番”目标的转变“翻两番”目标是伴随“三步走”战略提出的，是衡量“三步走”战略实施效果、考核经济体制改革成就的重要指标。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发展速度不断加快，在宏观经济良好的大环境下，前后20年，“翻两番”目标经历了从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翻两番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转变。

1. 国民生产总值总量“翻两番”目标“翻两番”目标较早是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上明确提出的：“从一九八一年到本世纪末的二十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即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000亿元左右。实现了这个目标，我国国民收入总额和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将居于世界前列，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过程将取得重大进展，城乡人民的收入将成倍[15]增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可以达到小康水平。”

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在明确“三步走”战略时指出，“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16]基本实现”，并着重指出“现在，最重要的是走好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此时，“翻两番”目标被明确为到2000年使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在此后的历次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中，“翻两番”作为一项重要工作目标被反复强调。

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再次提出，“九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奋斗目标是：全面完成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部署，2000年，在我国人口将比1980年增长3亿左右的情况下，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基本消除贫困现象，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10年的主要奋斗目标是，“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17]制”。

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展望下世纪，我们的目标是，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18]国家。”

2002年党的十六大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19]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

通过以下数据，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翻两番”目标的实现过程一目了然（见表2.1）。表2.1　1980—2009年经济发展指标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0年）。

表中数据显示，199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已于1987年提前实现，1987年，国内生产总值为1980年的2.019倍，到1990年，国内生产总值已是1980年的2.428倍：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于2006年提前实现，2006年国内生产总值是2000年的2.18倍。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初步核算为397983亿元，是2000年的4倍，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也提前完成了。

2. 国内生产总值人均“翻两番”目标

在提前完成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翻两番”目标之后，我国经济建设的脚步没有停歇，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全面小康社会，调整了目标，制定了新的“翻两番”目标，即要在2020年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

2005年召开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要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番的目标。按照十六大对本世纪头二十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部署，提出了“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和降低消耗的基础上，实现201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20]值比2000年翻一番”。

2007年党的十七大在北京召开。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议，为今后经济发展明确了新的目标和方向。十七大报告指出：“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1]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自主创新能力显著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上升，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居民消费率稳步提高，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的增长格局。城乡、区域协调互动发展机制和主体功能区布局基本形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城镇人口比重明显增加。

通过以下数据，可以看出“翻两番”目标的实施情况（见表2.2）。表2.2　2000—2009年经济发展指标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0年）。

表中数据显示，2006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6500元，是2000年7858元的2.1倍，提前实现201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的目标。初步核算，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为397983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29748元，是200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3.79倍。我国现在国内经济、政治稳定，又面临良好的外部发展机遇，根据“十一五”规划以及国家相关中长期计划，我国未来十五到二十年时间仍将继续保持7%~9%的高增长率。因此，实现十七大制定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的宏伟目标指日可待。

3. 对两个“翻两番”目标的评价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在2020年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让中国进入“全面小康社会”，与十六大报告提出的目标相比，有一个由“总量”到“人均”的变化。“人均”一词的使用，内涵深刻，意义深远。

人均“翻两番”目标是在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人口得到有效控制两大科学判断的基础上确立的符合实际的新目标，是对邓小平“三步走”发展战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经济增长率年均达到9.6%，特别是在十六大到十七大期间，经济增长率年均达到10.7%，即使今后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也不会对完成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翻两番”目标造成太大阻碍。在人口方面，受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我国目前的人口增长放缓，进入了稳定低生育水平阶段，这为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和消除贫困起到了十分巨大的作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的提出是对经济发展形势的合理判断。

经济发展就是通过提高国民生产总值来改善人民生活质量，而人民生活质量提高的一个重要量化指标就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翻两番”目标从总量到人均的变化，体现了从建设初步小康社会到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质的飞跃，体现了人口经济效益理念，体现了人口与发展综合决策的新思维，表明了我们党更加注重经济之外的社会因素，尤其考虑用人口因素、人均理念看待经济发展的成果。这是以人为本的体现，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标志。

二、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

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是从1978年末到1983年，即从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中共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前。改革的重点在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进行了扩大自主权试点和第一、第二步利改税：实行了基本建设资金的“拨改贷”：建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开放了14个沿海城市。在经济发展方面提出了“两步走”的战略方针，即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20世纪末，前十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基本解决人民温饱问题：后十年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农村改革的巨大成功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和国民基石，而国有企业进行扩大自主权试点，则为下一步改革的重点破题开启了新的战场。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特区。8月13日，国务院颁发《关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若干问题的规定》，主要内容是扩大地方和企业的外贸权限，鼓励增加出口，办好出口特区。1980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正式将“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改革开放之初，在缺少对外经济交往经验、国内法律体系不健全的形势下，设立经济特区为国内的进一步改革和开放、扩大对外经济交流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经济特区的建立是经济体制改革迈出的重要一步，是改革开放的重要标志。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指出目前农村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组、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同年5月初，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成立（2003年3月，该委员会撤销后，其职能并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1983年中央下发文件，指出联产承包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1991年11月25日至29日举行的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该《决定》提出把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我国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并不断充实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步，突破了“一大二公”、“大锅饭”的旧体制：而且，随着承包制的推行，个人付出与收入挂钩，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增，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1984年10月20日，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一致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是当前我国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该《决定》认为，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该《决定》明确了改革的基本目标和各项要求，为打破计划经济体制创造了条件。

在这一阶段，国家制订了第六个五年计划，指导改革开放进程。“六五”计划的编制时间较长，最初是作为《1976—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的一部分，根据1975年政府工作报告的提议着手编制的。1980年2月，国务院决定重新制订中长期计划，并召开长期计划座谈会，再次酝酿编制“六五”计划。之后，国家计委和有关部门就“六五”计划的编制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测算工作，并组织有关专家进行了科学论证。1982年全国计划会议着重讨论了“六五”计划草案，1982年12月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正式批准“六五”计划，同时作出了动员全国人民为实现这个计划而奋斗的专门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1980—1985年）是按照十二大提出的到本世纪末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制订的，是继“一五”计划后的一个比较完备的五年计划，是在调整中使国民经济走上稳步发展的健康轨道的五年计划。“六五”计划的具体要求是：继续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进一步解决过去遗留下来的阻碍经济发展的各种问题，取得财政经济根本好转的决定性胜利，并且为“七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奠定更好的基础，创造更好的条件。①工农业生产总值，计划年均增长4%，在执行中争取达到5%。②争取消费品供应的数量和质量同社会购买力的增长和消费结构的变化大体适应，保持市场物价的基本稳定。③大力降低物质消耗特别是能源消耗，使生产资料的生产同消费资料的生产大体协调。④有计划有重点地对现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广泛地开展以节能为主要目标的技术革新活动，同时集中必要的资金，加强能源、交通等重点建设，做好“七五”发展的衔接。⑤组织全国的科技力量，进行科技攻关和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努力发展教育、科学和文化事业，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⑥加强国防建设和国防工业建设，增强防御力量。⑦通过发展生产，提高经济效益，适当集中资金，使国家财政收入由下降转为上升，使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开支逐步有所增加，保证财政收支和信贷收支基本平衡。⑧大力发展经济贸易，有效利用外资，积极引进国内需要的先进技术，促进国内经济技术的发展。⑨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妥善安排城镇劳动力就业，在生产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使城乡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继续得到改善。⑩加强环境保护，制止环境污染进一步发展。“六五”计划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第一，国民经济全面稳定增长。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1%，国民生产总值1985年达到7780亿元，与1980年相比，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平均每年增长10%。第二，重要产品的产量大幅度增长。1985年与1980年相比，钢产量增长26.1%，煤炭增长37.1%，发电量增长35.8%，原油增长17.9%，粮食产量年均增长21.4%，棉花增长92.8%。第三，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取得重大成就。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达到5300亿元，新增固定资产3800亿元，建成投产大中型项目496个，完成更新改造项目20万个。第四，财政状况逐年好转。财政收入平均每年增加159亿元，年递增12%，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第五，科技、教育、文化事业繁荣兴旺。第六，对外经济贸易和技术交流打开了新局面。我国出口额在世界的位次由1980年的第28位上升到1984年的第10位。第七，全国居民收入大幅度增长，人民生活显著改善。（二）改革开放全面实施阶段的经济发展

改革的全面展开阶段是从1984年10月到1992年1月，即中共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到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前夕。改革的重点从农村全面转向城市，增强了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活力：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开放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洲地带，建立了海南经济特区和浦东开发区：乡镇企业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

1984年10月20日，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一致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是当前我国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决定》认为，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决定》明确了改革的基本目标和各项要求，为打破计划经济体制创造了条件。《决定》指出：“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不是那种完全由[22]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阶段性突破，也是这一阶段改革成功的理论支柱。

1986年12月5日，国务院作出《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规定》提出，全民所有制小型企业可积极试行租赁、承包经营。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要实行多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各地可以选择少数有条件的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规定》的出台是推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步骤，对于进一步简政放权，改善企业外部条件，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促进企业内部机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制定了到下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并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党的十三大报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路线方针的继续、丰富和发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

在这一时期，我国实施了第七个五年计划。1983年，国务院着手组织“七五”计划的起草工作，1985年上半年拟订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这个建议经党的十二届四中全会原则通过后，提交1985年9月的党代会审议通过。国务院根据《建议》，对计划安排又反复研究、平衡、测算，1986年3月审定完毕，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1986—1990年）提交六届人大四次会议审议批准。在一个新的五年计划刚刚起步的时候，国家就制订出了完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这在我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史上是第一次。“七五”计划的基本原则和方针是：①坚持把改革放在首位，使改革和建设相互适应、相互促进。②坚持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本平衡，保持国家财政、信贷、物资和外汇的各自平衡和相互间的综合平衡。③坚持把提高经济效益特别是提高产品质量放到十分突出的位置上来，正确处理好效益和速度、质量和数量的关系。④坚持适应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化和国民经济现代化的要求，进一步合理调整产业结构。⑤坚持恰当地确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合理调整投资结构，加快能源、交通、通信和原材料工业的建设。⑥坚持把建设重点转移到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改建扩建上来，走内涵型扩大再生产的路子。⑦坚持把发展科学、教育事业放到重要的战略位置上，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加快智力开发。⑧坚持进一步对外开放，更好地把国内经济建设同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结合起来。⑨坚持在发展生产和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上，进一步改善城乡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⑩坚持在推进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췍坚持在各项事业中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精神。“七五”期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是：①进一步为经济体制改革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努力保证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本平衡，使改革更加顺利地开展，力争在五年或更长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奠定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②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在控制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前提下，大力加强重点建设、技术改造和智力开发，在物质技术和人才方面为20世纪90年代经济和社会的继续发展准备必要的后续能力：③在发展生产和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上，继续改善人民生活。

计划规定了如下经济发展目标：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五年内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增长38%，平均每年增长6.7%，其中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4%，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7.5%，五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44%，平均每年增长7.5%。到1990年，我国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分别达到：粮食42500万~45000万吨，棉花425万吨，发电量5500亿度，原煤10亿吨，原油1.5亿吨，钢5500万~5800万吨，全社会各种货运量94亿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2960亿元，其中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五年为8960亿元（基本建设投资5000亿元，更新改造投资2760亿元，其他投资1200亿元），五年新增固定资产6000亿元。逐步推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在五年内培养500万高级专门人才，比“六五”期间增长一倍。进出口贸易总额五年增长35%，并相应扩大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的规模。城乡居民实际消费水平，平均每年增长5%。在这五年内，继续保持国家财政、信贷、物资、外汇的基本平衡。（三）改革开放创新进取阶段的经济发展

从邓小平同志1992年发表南方谈话到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是改革的制度创新阶段，基本内容是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前进。1992年，邓小平视察了南方的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明确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彻底解放了思想。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四大指出，“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要求我们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23]生产力”。第一次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是十多年来党进行理论探索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之一，使我国的制度创新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和实践高度。

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这一时期经济改革的重点是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加大对外开放的步伐，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1993年12月25日，国务院作出《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金融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在国务院领导下，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建立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离，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组织体系：建立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通过金融体制改革，确立中国人民银行作为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体系：实行政策性银行与商业银行分离的金融组织体系：从1994年起实行汇率并轨。1995年八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从1996年12月1日起，我国实现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

1994年1月11日，国务院作出《关于进一步深化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我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目标是：统一政策、开放经营、平等竞争、自负盈亏、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建立适应国际经济通行规则的运行机制。1996年4月1日，我国对4000多种商品进口关税进行大幅度削减，关税总水平降至23%。

1999年3月22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若干意见》提出了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十条意见。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和实施，有利于培育全国统一市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推动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有利于扩大国内需求，为国民经济增长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持久的推动力量：有利于改善全国的生态状况，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用好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具有重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意义。

2001年11月10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通过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法律文件，这标志着经过15年的艰苦努力，我国终于成为世贸组织新成员。世贸组织成员在乌拉圭回合作出的所有承诺都是中方的权利，中国将享受多边贸易体系多年来促进贸易自由化的成果，享受多边的、稳定的、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中国享受的权利有助于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但加入世贸组织也给中国政府和企业带来挑战，对政府加快转换职能，依法行政，企业提高技术水平，加快结构调整，提高企业管理水平提出了新要求。

2002年党的十六大立足于我国已经解决温饱、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的基础，进一步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构想，即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经过这一阶段的建设，再继续奋斗几十年，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提出这一奋斗目标完全符合我国国情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为这一目标而奋斗也就是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准备物质和精神条件。

2003年9月1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提出了振兴东北的指导思想、原则、任务和政策措施。2003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是十六大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着眼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各地区、各部门都要从新世纪新阶段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长远发展的高度，深刻认识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重大意义。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着力推进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促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企业技术改造，走出一条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和振兴的新路子。

在这一时期，我国实施了第八个、第九个和第十个五年计划。

1991—1995年是第八个五年计划时期。1990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提出了今后十年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任务和方针政策。

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八五”计划期间取得的最大成就是提前五年完成了到200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战略目标，经济年均增长速度达11%左右，比“七五”时期的年均增长高出近4个百分点，经济波动不到5个百分点。1995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57600亿元，是1980年的4.3倍，提前完成了“翻两番”的任务。

固定资产投资加快，产业结构日趋合理。“八五”期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38900亿元，年均增长17.9%，比“七五”高13.6个百分点，其中国有单位投资年均增长22.9%，大大高于“七五”年均4.1%的水平。

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以分税制为核心的新财政体制，以增值税为主体的新税制已经基本建立并正常运行。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初步分开，汇率顺利并轨，新的宏观经济调控框架初步建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明显增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

对外开放总体格局基本形成。对外开放的范围和规模进一步扩大，形成了由沿海到内地、由一般加工工业到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总体开放格局。以上海浦东为龙头的长江地区的开发开放，成为“八五”期间对外开放区域布局的一项重要举措。中国对外开放的县市超过1100个，兴办了一大批经济开发区和13个保税区。“八五”期间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对外贸易总额累计达10145亿美元，比“七五”翻了一番，年均增长19.5%，高于“六五”的12.8%和“七五”的10.6%。年出口额已突破1000亿元，占世界商品贸易的比重从“七五”的1.6%增加到3%。1995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居世界第十一位：国家外汇储备已达到736亿美元，比“七五”末期的111亿美元增加5.6倍。

城乡人民生活继续改善。“八五”期间，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达1578元，扣除物价因素，年均增长分别为7.7%和4.5%，大大高于“七五”的3.7%和2.8%。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累计达67275亿元，扣除物价因素，年均增长10.6%，大大高于“七五”时期3.3%的水平。1995年年底，城乡居民储蓄余额接近3万亿元，比“七五”末期增加2万多亿元。

1996—2000年是我国执行第九个五年计划时期。1995年9月28日，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建议》。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第一个中长期计划，是一个跨世纪的发展规划。“九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奋斗目标确定为：全面完成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部署，2000年，在中国人口将比1980年增长3亿左右的情况下，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基本消除贫困现象，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奋斗目标是：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九五”期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总揽全局，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经过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在有效治理通货膨胀，成功实现经济“软着陆”后，针对经济形势的变化，实行扩大内需的方针，果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抑制了通货紧缩趋势，克服了亚洲金融危机和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带来的困难，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经济运行质量与效益提高，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3%。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位居世界前列，商品短缺状况基本结束。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生产能力明显提高，实现了农产品供给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工业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信息产业等高新技术产业迅速成长，淘汰落后和压缩过剩工业生产能力取得成效。服务业持续增长，就业岗位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成绩显著。经济体制改革继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和脱困的三年目标基本实现，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取得重大进展，市场体系建设全面推进，宏观调控机制进一步健全。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的规模扩大、结构改善、质量提高，开放型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继续提高，消费结构改善，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有效实施，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项社会事业全面进步。

在这一阶段，第十个五年计划也已经实施。“十五”计划时期是2001—2005年。“十五”期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国民经济保持较快发展速度，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明显成效，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显著提高，为到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奠定坚实基础：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取得重大进展，社会保障制度比较健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迈出实质性步伐，在更大范围内和更深程度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就业渠道拓宽，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加，物质文化生活有较大改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得到加强：科技、教育加快发展，国民素质进一步提高，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取得明显进展。“十五”期间宏观调控的主要预期目标是：经济增长速度预期为年均7%左右，到2005年按2000年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2.5万亿元左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9400元：五年城镇新增就业和转移农业劳动力各达到400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5%左右：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要预期目标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国际竞争力增强。2005年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13%、51%和36%，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分别为44%、23%和33%：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水平显著提高：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地区间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得到有效控制：城镇化水平有所提高。

科技、教育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2005年全社会研究与开发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提高到1.5%以上，科技创新能力增强，技术进步加快：各级各类教育加快发展，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成果进一步巩固，初中毛入学率达到90%以上，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力争分别达到60%左右和15%左右。

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9‰以内，2005年全国总人口控制在13.3亿人以内：生态恶化趋势得到遏制，森林覆盖率提高到18.2%，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提高到35%：城乡环境质量改善，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比2000年减少10%：资源节约和保护取得明显成效。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主要预期目标是：居民生活质量有较大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比较完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5%左右：2005年城镇居民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增加到22平方米，全国有线电视入户率达到40%。城市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和农村医疗服务设施继续改善，人民健康水平进一步提高：城乡文化、体育设施增加，覆盖面扩大，文化生活更加丰富。

改革开放创新进取阶段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完成了“三步走”战略的第二步，依据当时的经济快速发展的情况制定了新的“三步走”战略，为改革开放完善阶段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时期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四）改革开放完善阶段的经济发展

从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以及今后10到15年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攻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阶段和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宏伟历史阶段。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全面系统论述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任务，进一步提出了“改革攻坚”的战略任务和“科学发展观”的基本思想。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向整个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全面推进。200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大，高度肯定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意义，进一步系统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和科学发展观，对中国改革近三十年的思想理论、改革发展战略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了系统的总结。

2004年1月31日，《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颁布，明确指出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对我国实现本世纪头二十年国民经济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同年，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于2004年8月26日和9月21日成立。两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整体改制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我国金融体系改革又迈出了一步。

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第四次宪法修正案，“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等内容写入宪法。它适应了保护私有财产的客观需要，扩大了私有财产的保护范围，进一步完善了私有财产保护制度。加强对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的保护，有利于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有利于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推进依法治国：有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2005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关于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的决定》，新中国实施了近五十年的农业税条例被依法废止，一个在我国延续两千多年的税种宣告终结。自2004年开始，国务院就实行了减征或免征农业税的惠农政策。2005年岁末，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依法废止农业税条例，把免除农业税的惠农政策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九亿中国农民彻底告别了缴纳农业税的历史。废止农业税条例，使解决“三农”问题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

2005年10月11日，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了今后五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奋斗目标和行动纲领，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这是党中央统揽全局、着眼长远、与时俱进作出的重大决策，是一项不但惠及亿万农民，而且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举措，是我们在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必须担负和完成的一项重要使命。

经过国务院批准，中国证监会2005年4月29日发布了《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宣布启动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股权分置改革启动一年后，中国资本市场在股权分置改革、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证券公司综合治理、发展壮大机构投资者以及健全和完善市场法制五个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或阶段性成果。股权分置改革后，发行管理制度可以更加突出对股票发行的市场价格约束和投资者约束。

2006年10月举行的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党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明确提出。这一重要论断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丰富和发展，是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又一次理论升华，是把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向整个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全面推进的重要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于2007年3月16日由十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自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它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一部基本法律，关系到坚持和完善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物权法的制定和实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改革开放的这段时期，国家主要实施了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十一五”规划时期是2005—2010年。2010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十一五”时期是中国发展史上极不平凡的五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新的重大成就的五年。“十一五”首次以“规划”取代沿用了半个世纪的“计划”二字，凸显政府更加注重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规划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突出以人为本、统筹协调的主线。“十一五”规划主要目标是：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和降低消耗的基础上，实现201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基本遏制，耕地减少过多状况得到有效控制：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国际竞争力较强的优势企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比较完善，开放型经济达到新水平，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普及和巩固九年义务教育，城镇就业岗位持续增加，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贫困人口继续减少：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普遍提高，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居住、交通、教育、文化、卫生和环境等方面的条件有较大改善：民主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取得新进展，社会治安和安全生产状况进一步好转，构建和谐社会取得新进步。“十一五”规划期间即使遭遇经济危机，仍然取得了出色的成就。

国内生产总值：提出宏观经济平稳运行，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5%。数据显示，中国2006年到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分别为11.6%、13%、9.6%、9.1%。2010年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11.1%。

资源利用效率：提出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20%左右。官方数据显示，“十一五”前四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累计下降15.6%。2010年上半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同比上升0.09%。

居民可支配收入：2006年到2009年，中国城镇居民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是11759元、13786元、15781元、17175元：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是3587元、4140元、4761元、5153元。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快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

在“十一五”规划期间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情，经历了汶川地震、玉树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以及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但经济总规模实现历史性增长，经济总量位居世界次席，粮食总产实现连续增收，进出口总量分别跻身世界第二、世界第一。在此期间，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和广州亚运会的开幕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这是改革开放完善阶段的烙印。

三、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目标展望

新时期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1. 经济保持较快增长，综合国力显著增强

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397983亿元，是1978年的109.18倍，比2009年增长10.3%。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40497亿元，增长4.3%：第二产业增加值186481亿元，增长12.2%：第三产业增加值171005亿元，增长9.5%。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0.2%，第[24]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为46.8%，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43.0%。“十一五”期间，我国经济总量的国际地位实现“三连跳”。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的位次从2005年的第五位提升到2006年的第四位、2007年的第三位，2010年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比重逐年上升，从2005年的5%提高到2010年的9.5%。同时，中国与美国的差距逐步缩小，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2005年的17.9%上升至2010年的40.2%。

2010年货物进出口总额跃居世界第二位，服务贸易总额跃居世界第四位。2010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29728亿美元，比2005年增加了1.1倍。2009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超过了德国，跃居世界第二位，占世界的比重从2005年的6.7%提高到8.8%。其中，货物出口额从世界第三位上升至世界第一位，占世界比重从2005年的7.3%提高到2009年的9.6%：货物进口额从世界第三位上升至第二位，占世界的比重从2005年的6.1%提高到2009年的7.9%。2009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服务贸易增速有所减缓，但服务贸易总额仍达2868亿美元，比2005年增加82.6%，居世界的位次从2005年第八位上升到第四位。进出口总额和服务贸易总额的提高，体现了我国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力的提高。

2. 国民收入大幅增加，生活质量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大幅增加。据世界银行计算，2009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3650美元，比2005年增加了1.1倍，居世界第125位，比2005年前进了3位。

城镇居民收入保持快速增长，收入渠道趋向多元化，收入结构优化。2010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9109元，比2005年的10493元增长82.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9.0%，年均实际增长9.7%。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经营净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等各分项收入均保持增长。

中低收入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较快，地区间收入差距有所缩小。政府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大对中低收入居民的转移支付力度，有效促进了中低收入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国家坚持实施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有效带动了各地区居民收入的协调增长，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地区间的收入差距。

城乡居民的居住面积有了较大改善，住房质量大有提高。居民生活的现代化、电气化程度逐步提高，综合体现于人均生活用电量有较大提高，从1978年的16.4度提高到2007年的275度，增长了16倍：电话和移动电话已基本普及：彩电、洗衣机、冰箱在城镇已基本普及，电脑、摄像机、家用汽车等现代化工具已进入较富裕家庭。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中，用于文教用品及服务支出的比重均有明显提高，农村由1980年的5.1%上升至9.5%，城镇由1981年8.4%上升至13.3%。此外，在食品支出的构成上凸显了营养和健康的需求，医疗保健费和外出旅游费增速和比重也有较大提高。

3. 人口素质显著提高

随着科教事业的发展，中国人口素质有了显著的提高。

国家教育投入力度不断增强。2009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16502.7亿元，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达12231.1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3.59%，同比提高0.80个百分点。教育经费投入结构不断优化，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我国义务教育被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义务教育预算内拨款2009年达6357.6亿元，比2005年增长了151.4%，占义务教育经费总投入的87.7%，同比提高了16.6个百分点。

人口文化素质结构得到改善。2009年，我国具有高等教育文化程度人数达到9830万人，位居世界第二：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9.5年，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为9.9%：新增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超过12.4年，高出世界平均水平，相当于高中三年级以上水平。

医疗卫生水平显著提高。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872元，占总消费支出比重为6.5%。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得城镇居民保健意识逐步增强，保健消费支出增长迅速。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滋补保健品支出129元。人口再生产类型由过去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转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78年的12‰降至2009年的5‰，计划生育以来共少生了4亿多人，不仅大大缓解了人口和劳动就业压力，也间接提高了人口素质。

4. 经济产业结构发生变化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取得新进展。劳动力由第一产业快速向第二、三产业转移。2005年到2009年，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由44.8%下降到38.1%，下降了6.7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就业人口所占比重由23.8%上升至27.8%，上升了4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所占比重由31.4%上升至34.1%，上升了2.7个百分点。农业基础地位持续稳固，内部结构不断调整。工业生产能力全面提升，产品结构不断优化。服务业稳步发展，服务业态日渐丰富。

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上升，需求结构的协调性增强。内需贡献逐步扩大，外需结构渐趋均衡。2006年到2010年，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83.9%、81.9%、91.0%、138.9%和92.1%。2005年到2010年，内需在总需求中所占的比重由94.5%提高到97.4%，提高了2.9个百分点。净出口在总需求中所占的比重由5.5%下降到2.6%，降低了2.9个百分点。

改革开放以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和国内外贸易的发展迅速，人们的物质消费需求也日益增长，极大地扩大了内需。政府消费支出和居民消费支出同步增长。

5. 区域结构发展协调

改革开放以后，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发展区域总体战略进一步向纵深推进，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新农村建设进展明显，区域间、城乡间发展的协调性进一步增强。

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快速发展，区域间的协调性明显改善。2010年，东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为53.0%，比2005年降低了2.5个百分点：中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为19.7%，比2005年提高了0.9个百分点：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为18.7%，比2005年提高了1.6个百分点：东北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为8.6%，与2005年持平。从投资情况看，随着各项区域性政策的逐步落实，中部、西部和东北三省投资增长加快、比重提高，区域投资结构呈现了东、中、西、东北地区投资协同发展的局面。

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新农村建设进展明显。我国城市体系和功能不断完善，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大量乡村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转移，2005—2009年，城镇总人口增长了10.6%，乡村总人口减少了4.4%。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由2005年的43.0%上升到2009年的46.6%，提高了3.6个百分点。乡村人口所占比重由57.0%下降到53.4%。城镇吸纳就业的能力不断增强。（二）经济发展目标实现过程中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是显著的，社会是基本稳定的，但在发展中也有不协调之处。在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快速转型时期，是制度创新与冲突并存、各阶层利益格局剧烈变化的特殊时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社会矛盾、社会问题。

1. 社会发展总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比例偏低

社会发展总支出是指国家用于教科文卫、社会保障、福利等支出，实际是有关民生的支出，直接影响人口素质和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也是增强居民生活安全感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基础。

目前，我国仍然偏重于固定资产投资率。它是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反映一年的生产成果有多少用于建设。201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78140亿元，比上年增长23.8%，占国内[25]生产总值的比重约为69.9%。

1993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到2000年年末，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不过到目前为止，这一目标还没有实现。2008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历史最高，但也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48%。这不仅低于世界平均4.8%和发达国家平均7%左右的水平，也低于低收入国家4%左右的水平。

在科技方面，2010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6980亿元，比上年增长20.3%，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75%，其中基础研究[26]经费328亿元。

2. 收入分配不合理

我国目前的收入分配制度不健全，注重初次分配，市场机制也不健全，资源配置和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中非市场因素的干扰比较多。工资决定和正常增长机制不够完善，导致劳动者报酬偏低，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不够合理，企业参与分配的行为还不规范，政府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等。此外，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国民收入分配改革的政策也迟迟未能推出。同时，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不断上涨。2010年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3.3%，国民面临收入压力。

2009年10月世界银行报告数据显示，20世纪60年代，我国基尼系数大约为0.17~0.18，80年代为0.21~0.27，从2000年开始，我国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06年已升至0.496，2007年达到0.48。

收入分配不合理体现在以下方面：贫富差距扩大，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的人口数量差距扩大：虽然国家实施了多项惠农政策，但城乡收入差距依然明显：行业收入差距扩大，主要体现在我国垄断企业的收入过高：通过实施西部大开放、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区域战略，地区间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但形势依旧严峻。

3. 经济增长方式不合理

长期以来，我国采用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对外贸依存度高。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暴露了我国经济增长过分依赖出口和投资所潜在的危险，1980年到2008年，世界平均外贸依存度由34.87%提高到53.3%，同期我国外贸依存度从12.5%提高到59.2%，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的2001年到2008年，我国外贸年均增速比世界贸易年均增速高11.1%，外贸依存度上升了20.7%。当危机冲击从金融领域扩散到实体经济领域后，过去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受到严重制约，暴露出经济总量较大，而经济结构和经济效率不高的粗放型增长，以及内需长期难以拉动的问题，过度依赖出口也加剧了我国和其他国家在贸易方面的矛盾与摩擦。因此，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通过提高个人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调整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产业格局中的位置，是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点内容。（三）经济发展目标的新方向

1. “新三步走”战略

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三步走”战略，概括为：第一步，1990年比198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实现温饱：第二步，2000年比198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达到小康：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前两步战略目标已经先后于1987年和1995年提前完成。以当时的发展速度，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实现也只是时间问题。

中国共产党人并未就此松懈，在1997年党的十五大上又将第三步目标进一步具体化：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富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周年时，国民经济加快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时，基本上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由此形成了“新三步走”战略。这是一个由发展速度到发展质量的转变。“新三步走”战略是实现“三步走”战略的第三步的具体化，是在实现“三步走”战略前两步基础上产生的，也是前两步实现后的必然选择，是对前者的继承与创新，是一个长期目标。

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初步核算为397983亿元，是2000年的99214.6亿元的4倍多，圆满完成“新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同时为实现余下两步战略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十二五”规划

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国家制定了“十二五”规划，为经济建设明确了方向。“十二五”规划从2011年到2015年实施。按照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重大部署紧密衔接、与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紧密衔接的要求，综合考虑未来发展趋势和条件，五年经济社会[27]发展的主要目标是：

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城镇新增就业450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5%以内，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国际收支趋向基本平衡，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

结构调整取得重大进展，居民消费率上升。农业基础进一步巩固，工业结构继续优化，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取得突破性进展，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高4个百分点。城镇化率提高4个百分点，城乡区域发展的协调性进一步增强。

科技教育水平明显提升。九年义务教育质量显著提高，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3%，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提高到87%。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2.2%，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提高到3.3件。

资源节约环境保护成效显著。耕地保有量保持18.18亿亩。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低30%，农业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0.53。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1.4%。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16%，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17%。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显著减少。森林覆盖率提高到21.66%，森林蓄积量增加6亿立方米。

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全国总人口控制在13.9亿人以内。人均预期寿命提高1岁，达到74.5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年均增长7%以上。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实现全覆盖，城镇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达到3.57亿人，城乡三项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提高3个百分点。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3600万套。贫困人口显著减少。

社会建设明显加强。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完善。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加健全，人民权益得到切实保障。文化事业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占国民经济比重明显提高。社会管理制度趋于完善，社会更加和谐稳定。

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财税金融、要素价格、垄断行业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明显进展，政府职能加快转变，政府公信力和行政效率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互利共赢开放格局进一步形成。“十二五”规划将更加关注民生，努力使国家由强国向富民转变，不再过分强调经济增长速度，注重新兴产业的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经济发展质量有了更高的要求。

3.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开放[28]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综观国际国内大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的变化，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

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要在十六大、十七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努力实现新的目标。（1）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上升，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工业化基本实现，信息化水平大幅提升，城镇化质量明显提高，农业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效显著，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基本形成。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提高，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2）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民主制度更加完善，民主形式更加丰富，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得到进一步发挥。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基本形成，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3）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人心，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高。文化产品更加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成，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中华文化走出去迈出更大步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基础更加坚实。（4）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全民受教育程度和创新人才培养水平明显提高，进入人才强国和人力资源强国行列，教育现代化基本实现。就业更加充分。收入分配差距缩小，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扶贫对象大幅减少。社会保障全民覆盖，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住房保障体系基本形成，社会和谐稳定。（5）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主体功能区布局基本形成，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初步建立。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大幅下降，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显著减少。森林覆盖率提高，生态系统稳定性增强，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注释[1]厉以宁.计划经济体制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J］.中国发展观察，2008 （8）：30.[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15.[3]李君如.回望新时期我党思想解放的历程［J］.党的文献，2005 （2）：27.[4]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26.[5]党的十四大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EB/OL］.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9-11/16/content_12467943_1.htm.[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478.[7]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37.[8]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41.[9]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59.[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202.[1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77.[1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09.[1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26.[14]张爱芹，沈秀敏.试论“三步走”发展战略的特点及意义［J］.理论探索，2001 （3）：21.[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266-267.[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478.[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833.[18]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4.[19]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43.[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下）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1533.[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下）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1722.[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350-351.[23]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26.[24]参见国家统计局《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5]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计算而得。[26]参见国家统计局《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EB/OL］. http://www.gov.cn/2011lh/content_1825838.htm.[28]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 http://news.xinhuanet.com/18cpcnc/2012-11/17/c_113711665.htm.

第三章 中国经济发展机制

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引导国民经济发展的机制或者说手段是政府计划，市场调节的作用基本没有得到体现，更没有形成市场机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机制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市场机制的作用逐步得到加强，目前已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基础性的作用。那么，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阶段，新的发展机制又该是什么，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该怎么调整，特别是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又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该怎么发挥作用呢？这正是本章要重点研究的问题。

一、发展机制的基本理论

1. 发展机制的含义“机制”一词最早源于希腊文mechane，原指机器的构造和动作[1]原理。现今，其定义是“泛指一个系统内，各组成元素之间遵循一定内在规律的相互作用方式和过程”。把机制的本义引申到不同的领域，就产生了不同的机制。在社会经济领域，发展机制是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经济的各个有机组成部分之间遵循一定内在规律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互制约，以及推动社会经济向前发展的过程与方式。

2. 发展机制的内容

发展机制的本质问题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是指在政府的引导下，培育多元化的市场主体，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秩序，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的过程。简言之，就是政府利用“有形之手”进行宏观调控与市场利用“无形之手”进行灵活调节之间相互融合、相互影响，推动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

发展机制从根本上讲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同时，它又超出了生产关系的范畴，与生产力之间存在十分紧密的联系。不同的生产方式即社会经济形态，其发展的机制是不同的。在人类历史上，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的五种生产方式所决定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机制也是完全不同的。其中，受到广泛关注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机制与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机制两大类。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剩余价值规律、价值规律等经济规律通过市场竞争、价格传导机制等方式，自发地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与此同时，政府的主观意志也会渗透在这个过程中。总的来看，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更加依赖于市场本身的作用，因此，其发展机制的“自发性”特征更加明显。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不断推进，人们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认识不断提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全面创新，市场机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不断得到加强，并逐步形成了市场与政府有机结合的发展机制。但由于在机制发挥作用的过程中，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处于比较重要的地位、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比较明显，因此，政府“干预性”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机制的主要特征。可见，不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其经济发展机制的主要要素都是“政府”和“市场”，政府通过与市场的相互作用，来影响企业的行为，从而对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影响。其差异主要在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市场”处于更加重要的地位，而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政府”处于更加重要的地位。这也就表明，经济发展机制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二）发展机制的地位与作用

发展机制隐含着系统内各要素之间遵循一定规律的相互作用，在任何一个系统中，都具有基础性的、最根本的作用。当一个系统在缺乏发展机制的情况下，其运行过程是没有规律可循的，外部环境出现任何变化都会导致系统的运行朝不可预见的方向发展。因此，良好的机制可以让一个系统形成良性运转，并自动适应环境，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而迅速地作出相应的调整，最终实现发展目标。

在经济社会中，若把体制比喻为整个经济系统的架构，那么发展机制就是维持这个系统运转动力的不竭源泉。（三）国内外关于发展机制的理论综述

发展是永恒的主题，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发展机制的具体形式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不同的。

1. 国内关于发展机制的理论

国内经济学界关于发展机制的观点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新古典经济学观点，以胡永泰、杨小凯等为主要代表。他们认为，政府应当实行产权私有化，同时将资源配置方式由目前的政府计划主导转向自由市场配置，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有利于经济增长。他们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提出了自由化、私有化、稳定化的思路。其中，“稳定化”是指政府通过宏观调控手段维持经济秩序。另一类则针对中国实际提[2]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张，以薛暮桥、吴敬琏等为主要代表。他们认为，应当以市场作为主要手段配置资源，但同时又以公有制为主体，政府对市场经济进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即将社会经济中政府计划与市场手段有机地结合起来。其理论前提是计划与市场都只是发展生产力的手段与方法，可以为不同的社会制度所利用。

在中国市场化经济改革与转轨过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始终占据主导地位。

2. 国外关于发展机制理论的演变

在西方国家，政府与市场的作用机制引起了旷日持久的争论，一般认为其理论发展经过了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5世纪到17世纪的重商主义。

这一阶段主张政府干预市场的思想在西方国家占主流地位。当时随着地理大发现，西欧各国新兴资产阶级迅速得到壮大，对于资本扩张和商品流通有着强烈的愿望。但由于封建割据势力林立，其为了各自的利益对地区之间的商品流通人为设置障碍，抑制了商业活动的迅速发展。这一矛盾导致商业资本家要求政府加强对流通领域以及关税的干预，进而打破商品流通壁垒。这一思想主要反映的是新兴资产阶级对于商业资本利益的诉求，更多的表现为只是一种政策主张，虽然在当时促进了工商业的迅速发展，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但缺乏对政府干预的理论分析以及政府、市场之间关系的分析。

第二阶段，18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的自由放任主义。

在这一阶段，主张经济自由主义和强调市场作用的思想占主流地位。由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兴起，先进的生产技术促使资本主义得到蓬勃发展，资产主义市场经济自发形成的良性循环，为经济自由主义的观点提供了大环境。以1776年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出版《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为标志。书中亚当·斯密对“看不见的手”原理的论述被奉为经典，“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

[3]益”。文中“看不见的手”便是指市场。斯密认为，除了国防、警察和公共物品外，其他一切经济活动都可以让“看不见的手”即市场来调节，自由竞争才能产生最优的经济秩序和市场效率。因此，他极力主张政府只是市场经济的“守夜人”，应限制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对英国甚至整个欧洲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对后来经济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其理论实现存在诸多前提条件：完全而对称的信息、充分竞争的市场、生产规模收益不变或递减、无外部效应、交易成本为零、交易双方完全理性。但是这些条件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实现的，因而不可避免会出现市场失灵。同时期的代表人物还有李嘉图、萨伊、穆勒。

第三阶段，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的政府干预主义。

在这一阶段，比较又影响的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他在1926年发表的《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中提到，自由放任不可能摆脱资本主义固有的失业与危机。果然，1929年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了经济危机，导致市场失灵，经济陷入瘫痪，人们由此对经济自由主义[4]产生了怀疑，于是，凯恩斯的政府干预主义应运而生。他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了“看得见的手”理论，对政府干预经济的必要性进行了论述，并尝试证明政府通过经济手段对市场进行必要调节，可能会消除资本主义固有的失业与危机。因此，他主张国家干预，扩大政府职能。尽管西方国家政府通过财政政策等宏观调控手段干预市场，使得经济从大萧条中很快恢复，但是，凯恩斯理论过分依赖政府干预，反而抑制了市场经济的自由发展。

第四阶段，20世纪六七十年代至今，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与新凯恩斯主义的产生以及两种理论融合的新趋势。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世纪60年代，资本主义社会陷入了严重的经济“滞胀”危机。对此，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理论却表现得苍白无力，新自由主义开始重新抬头，其主张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完善的，应重新以市场机制作为调节资源配置的主要工具，而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应该得到限制，并只需维护市场秩序。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弗里德曼、欧根。针对凯恩斯理论缺失微观基础，一些学者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凯恩斯经济学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新凯恩斯主义，但同时也吸收了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些积极成果。其对政府干预的有效性以及局限性的理论有了新的发展，认为政府可以采取相机抉择行动。在2008年美国华尔街爆发次债危机进而引发全球金融风暴后，凯恩斯的主张又一次受到了经济学家的青睐。

从西方经济学界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演变的四个阶段可以看出，每个阶段的经济发展机制都对应着关于政府干预或市场自由发展的抉择。如今，随着世界绝大部分国家实行了市场经济，经济自由主义与政府干预逐渐呈现融合的趋势。这种实用主义趋势主要是把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有机地结合起来，当市场机制解决问题有利时，政府不实行干预，当市场机制不能解决问题时，政府才进行干预。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机制的变迁与经验

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我国长期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政府的作用渗透到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社会资源的配置全部依靠政府统一调配、统购统销来实现，因此，整个社会经济结构都体现了政府的意图。同时，政府主要通过行政手段来直接干预市场的运行，这就人为地限制了市场机制的功能。

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飞速发展的序幕以来，三十多年的大胆改革和全面创新，使我国逐渐确立了市场机制的基础地位，政府由指令性计划向指导性计划转变，同时建立了一套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即在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前提下，根据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宏观调控措施，及时纠正市场“失灵”而产生的各种问题，以保证经济持续发展。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说：“在经济困难时期，中[5]国的指挥和控制体系实际上可以比其他市场经济体系更有效。”

总体来看，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市场机制的完善是我国形成科学合理的经济发展机制的关键所在。以政府宏观调控的不同特点为重点来分析，可以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及其发展机制的演变分为以下三个大的阶段和六个小阶段：

第一大阶段（1978—1991年），经济发展机制以政府计划为主导。

在这14年中，虽然市场的作用开始得到发挥并不断扩大其范围和强化其作用，但是，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仍然是以政府计划为主导的，市场机制处于辅助地位。其具体演变有可以分为以下两个小的阶段：

第一小阶段（1978—1983年），以政府计划职能为主，但萌生了市场调节机制。当时由于我国刚刚结束“文革”，在发展经济方面急于求成，财政出现大量赤字，货币发行超量，导致货币贬值、物价持续上涨等问题。1978年，GDP的增长率达到11.7%，显示出经济过热的迹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开始了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政府对经济的指令性计划调节方式开始向以指导性计划为主的政府干预模式转变。其主要措施包括：压缩政府基建规模，控制投资需求：精简各级行政管理机构，减少政府开支，使经济增速逐渐放缓。1979年、1980年的GDP增速回落到7.6%、7.8%。

第二小阶段（1984—1991年），探索转变政府职能，明确市场化改革取向。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建立“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新机制，从而加速了政府的经济职能由直接干预向引导性“调节”的转变，同时，提出发展“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明确了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方向。政府的调节手段从过去比较单一的指令性计划逐步转变为加大指导性计划比例，同时，辅之以其他经济和法律等多种调节手段。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1984年的GDP增长率达到15.2%，为近年来最高，并提前一年完成了“六五”计划的大部分指标。但是，这一年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偏高，同比增长了28.2%，使政府不得不通过发行货币来弥补超额投资所造成的财政赤字，从而造成通货膨胀，物价猛涨，经济出现过热迹象，并延续到1985年，国家进而不得不采取一系列的宏观调控措施。例如，减少财政支出、压缩信贷额度等。这些调控措施较快地达到了“降温”作用，1985年的GDP增速略降为13.5%，1986年则进一步降到8.8%，实现了经济短暂的“软着陆”。1987年、1988年的GDP增长率逐步回升到11.6%、11.3%，而且由于“计划”与“市场”的双轨运行，特别是在商品供应普遍不足的情况下，物价又不断大幅攀升，出现了较严重的通货膨胀。因此，1988年，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提出要建立适应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并着手对经济实施宏观调控，采取紧缩财政、紧缩信贷的“双紧”政策。其主要措施有：控制政府投资的增长：压缩银行信贷资金，同时提高存款利率至14%。这次的政府调控有效地抑制了通货膨胀。但是，由于调控力度过大，且与1985年宏观调控间隔过短，因此，直接导致了连续两年的市场疲软，经济低迷，1989年、1990年的GDP增长率仅为4.1%、3.8%。

第二大阶段（1992—2006年），确立和强化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

市场机制从辅助性作用上升为“基础性”作用，是我国经济发展机制发生质变的根本性标志。这个阶段长达16年，其演变大致又可以分为以下三个小的阶段：

第一小阶段（1992—1997年），从指导思想上明确了市场机制在我国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时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6]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第一次明确了计划与市场都只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式，不存在“姓资”与“姓社”的区别。同年，党的十四大召开，进一步指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明确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指出：“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

[7]用”。这意味着市场机制在我国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从指导思想上得到确立。同时，政府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通过以指导性计划为主的宏观调控手段对市场进行引导。此后，全国掀起了经济发展与改革的高潮，政府在一些领域退出了主导地位。但是，政府由于尚未建立对市场有效的监管体系以及相应的宏观调控体系，市场在缺乏监管和引导的情况下盲目发展，投资增长过快，经济运行的各项指标持续攀升，1992年的GDP大幅增长到14.2%，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苗头显现，经济发展形势严峻。1993年6月，党中央果断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措施的通知》，实施了适度从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主要包括：严格控制投资规模、税制改革、压缩政府费用、收紧银根等措施。与此同时，又鼓励正常发展，保证经济平稳增长。这些举措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成功实现了“软着陆”。1995年、1996年的GDP增幅分别达到10.9%、10.0%，经济发展呈现“低通胀，高增长”的良好态势。

第二小阶段（1998—2002年），加大政府调控力度，抵御亚洲金融风暴。受1997年7月从泰国开始的东亚金融危机的波及，东亚国家货币贬值、经济衰退，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对我国外贸造成一定压力，部分出口产品转向国内市场，造成国内商品供大于求的局面，市场竞争加剧，落后企业破产导致失业人数增加，经济出现增长乏力、通货紧缩的迹象。面对新形势，政府采取了增发国债、加大对基础设施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的资金投入和调整税收政策、为企业减负等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时，采取降低存款利率、征收利息税、公开市场操作等稳健的货币政策，促进消费投资。通过这三年的宏观调控，我国成功抵御了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保持了经济的平稳增长，同时遏制了通货紧缩，产业结构升级也取得一定成效。

第三小阶段（2003—2006年），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与市场机制基础性作用的加强。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胡锦涛总书记在会议上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主要任务，确定了逐步扩大市场机制在经济中的作用，并要求政府以之为前提来转变经济职能。自2003年开始，我国经济出现部分行业过热、银行信贷额度增长过快、对外贸易顺差持续攀升等问题。为此，2004年，政府开始对国民经济实行宏观调控：控制信贷规模，特别是压缩对钢铁、水泥等过热行业的信贷资金：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2005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延续了五年的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调整为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强调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通过国家有效的宏观调控，实现了经济平稳较快的增长。2005年、2006年的GDP增长率分别达到10.4%和10.7%。2006年的GDP增幅创出了11年以来的新高。

第三大阶段（2007年至今），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建立政府调控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的宏观调控体系。

2007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大，将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之一，进一步确立了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地位。同时，党的十七大还指出：“要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8]的宏观调控体系。”这标志着我国的经济发展机制进入了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建立政府调控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的宏观调控体系的新阶段。但是，由于在这一阶段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十分复杂，危机四伏，因此，为了抵御外部危机的冲击，政府“有形之手”的宏观调控不得不发挥“超常”作用。

由于2003年以来经济增长过热的势头没能得到明显控制，2007年的GDP增长幅度仍然高达13.0%，因此，同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将政策收紧，采用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以遏制经济过快增长。但是，2008年，由美国次债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很快陷入衰退的困境。我国出口企业普遍面临海外订单锐减的冲击，加上“5·12”特大地震灾害的影响，我国经济增长面临减速压力。为此，政府果断制定并出台了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以及两年投资4万亿元人民币的刺激经济方案，由此拉开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投资建设的序幕。这次投资的主要方向是保障性安居工程、农村民生工程、铁路交通等基础设施、生态环保等方面的建设和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同时，政府将2009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基调确定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制订了“一揽子”的振兴经济计划、产业升级投资刺激计划等。2009年新增贷款9.59万亿元，是2008年新增贷款的两倍多。这些措施有效地避免了我国经济发展的衰退。2010年，全球经济复苏形势趋好，我国新增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房地产投资增长也十分强劲。但是，经济增长仍然主要依靠投资拉动，“三驾马车”发力不均，出口和消费的经济增长的贡献不足，主要经济指标的增速呈现回落态势。与此同时，扩张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等引起的流动性过剩问题出现苗头，特别是房地产价格上涨迅猛。此时，若国家的宏观刺激政策全面退出，很可能增加经济二次探底的风险。因此，同年7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强调：“要坚持把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作为宏观调控的核心，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一直到2011年，以严格控制房地产投资增速、注重节能减排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改善民生为重点的宏观调控政策不断加强，同时经济总体上也保持了平稳增长态势。2008年、2009年、2010年的GDP增长率分别达到了9.6%、9.2%、10.3%，表明我国经济平稳地渡过了金融危机，实现了平稳较快的增长，“新型工业化”进程不断推进。（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机制的经验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综合实力迅速增强，GDP从1978年的3645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397983亿元，足足增长了109倍，GDP排名更是在2010年上升到世界第二位。同时，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人均GDP从1978年的381元增长到2010年的29038元，增长了76倍。这一巨大成就的取得离不开我国经济发展机制的全面创新和不断完善，特别是离不开政府对宏观经济形势的科学把握和宏观调控手段的不断创新。总的来说，政府在宏观调控方面积累了以下经验：

1. 科学把握宏观调控的指导思想，不断优化宏观调控方式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在探索具有现代意义的宏观经济调控方式时，主要借鉴的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宏观调控模式。然而，西方国家多为政党轮流上台执政，宏观调控更多考虑的是短期均衡，采取的措施也主要是短期性的。因此，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前二十年的宏观经济调控也是偏重于短期经济总量失衡、通货膨胀、通货紧缩等问题，而对经济长远发展的结构性、民生性等问题考虑较少。总的来说，这个阶段的宏观调控没能很好地避免经济周期的频繁波动，但是对于转型初期的经济发展方向起到了引导作用。

在我国跨入新世纪以来，由于经济发展不断面临新的问题和矛盾，对于宏观调控提出了新的挑战，继续沿用原有的调控思路和方法的效果已经大不如从前。在此之际，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为宏观调控提供了新的思路，并迅速被确立为我国宏观调控的指导思想。虽然传统宏观经济理论将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以及国际收支平衡作为宏观调控的四大基本目标，但是，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长期以经济增长为主导，兼顾物价稳定目标，对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重视不足。因此，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宏观经济调控开始兼顾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把提高就业率作为改善民生的关键，并逐步重视国际贸易顺差过大、人民币汇率改革等问题。另外，科学发展观还要求宏观调控跳出仅限于经济总量调节、需求管理等西方国家宏观调控的固有模式，而与中国现阶段的国情紧密结合，兼顾需求政策与供给政策、短期政策与中长期政策，在经济增长中避免经济波动，实现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同时，不再单纯以GDP增长率、消费物价指数（CPI）增长率等经济指标作为判断经济是否过热以及采取宏观调控的唯一标准，而是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关注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以土地、资金等要素的优化配置为调控的重点，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统筹兼顾，调整经济结构以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2. “有形”与“无形”之手结合，共促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我国从改革开放以前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到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整个过程就是政府“有形之手”的宏观调控与市场“无形之手”的灵活调节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问题。也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得到确立和不断完善的过程中，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逐步减少，而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不断加强并逐步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的过程。目前，政府“有形之手”的宏观调控与市场“无形之手”的微观调节之间的结合更加紧密。宏观调控主要影响宏观经济层面，关系着整个经济发展的方向：市场主要影响微观经济层面，通过市场经济规律影响企业的行为，而市场对于经济的微观调节存在较多失灵，如外部作用、非对称信息、公共物品等。因此，政府“有形之手”的宏观调控与市场“无形之手”的灵活调节需要更加紧密地结合，共同促进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增长。正如萨缪尔森所说：“现在经济的运作，没有市场或政府，就都会孤掌[9]难鸣。”因此，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作用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每当经济出现过快增长或缓慢增长时，政府都会通过紧缩或扩张的宏观调控政策，让经济回归到正常发展的轨道上来，为市场发挥自动调节作用提供稳定的环境。从效果上来看，这两种手段的结合使用保证了我国经济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3. 积极探索综合调控，努力提高宏观调控政策的协调性和有效性

我国虽然逐步建立了宏观调控体系，调控工具和手段越来越多样化，调控部门对各种调控手段的运用也越来越熟练，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然不够完善，市场失灵导致的新问题屡屡出现。因此，我国宏观调控大胆突破了常规手段的局限，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组合拳”，综合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行政手段等宏观调控手段，努力提高宏观调控政策的协调性和有效性。（1）高度重视财政、货币政策的组合，配套采用其他调控手段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是宏观调控的基本手段。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便开始尝试将这两种手段组合使用。1988—1990年，面对经济过热形势，政府将财政、货币政策手段结合起来对经济进行调控。由于缺乏经验，采用了“双紧”的财政、货币政策组合，结果对经济降温过猛，导致经济增长率急剧下降。1993—1997年，政府采用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同时直接采取了一些行政手段，较好地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1998—2003年，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可能导致经济增长放慢的形势，政府采用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既保证了经济的增长，又防止了经济出现过热现象。2004年，政府面对内需相对不足，国际贸易顺差过大，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的新形势，又采用“双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频繁调整准备金率、利率和公开市场业务，同时又配合使用汇率政策和贸易政策，加大引进高新技术产品的力度，有效抑制了国际贸易顺差的扩大，减轻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风暴中，政府又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对外贸易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渡过了金融危机。这些调控手段的组合使用，能够更好地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收到更好的效果。（2）不断弱化政府的行政调控手段并不断强化市场的调节机制

可以说，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三十余年逐步建立经济发展机制的过程，正是政府“有形之手”的行政性调控不断从越来越多的领域退出，而市场机制不断进入越来越多的领域并强化其作用的过程。目前，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参与度不断增强，地方政府的行为对宏观经济发展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而地方政府为了各自的利益，有可能对宏观调控采取阻滞手段，因此，在必要时仍然不得不使用行政手段来推行调控政策的实施。例如，2011年就对食品等一些消费品进行行政限价，对商品房进行限购限价：政府主导增加廉租房建设，增加房屋的供给：控制一些涉及居民生活的电、水、气资源性产品的价格调整等。但是，行政手段毕竟过度依赖决策者的主观判断，对经济运行形成一定风险，同时对行政权力的使用也容易滋生“寻租”的温床，因此，应当逐步减少行政手段的使用范围，降低错误主观决策阻碍经济发展的风险。

4. 创新调控方式，把握调控的差异性和针对性（1）注重采用“微调”方式

根据新形势创新宏观调控方式，并总结出“微调”的方式，即灵活、小幅、多次地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最显著的成效即在2003年到2006年，对经济多次频繁地小幅度调节，使经济增长在四年里稳定在10%左右。这一经验在2006年被归纳为“预调控、点调节、稳节奏、重实效”的原则。在宏观调控中，采用渐进方式对经济进行微调，可以减弱政策频繁变化对经济的不利影响，保持宏观调控政策的延续性，也可以让市场主体慢慢适应调控的过程，减小政策变化对市场主体的不利影响，从而保证经济运行的平稳性。（2）注重宏观调控的差异性

注重经济的协调发展，实行调控的差异性。宏观调控往往忽视地区差异、产业差异，更多的表现为“一刀切”。但是，在2003年宏观调控中，政府采取了“区别情况、分别对待、分类指导、有保有压”的做法。对经济发展中产能过剩的产业实行逐渐淘汰，提高门槛，比如钢铁、水泥等，对发展过热的行业提高利率、限制资金流入，比如房地产行业。另外，对地区之间也区别对待，对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采用积极的宏观政策，刺激中西部地区以及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产业发展。这样，既释放了经济发展的潜力，又避免了部分行业发展过热。

三、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的发展机制研究

1. 未来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取向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政府不应当成为市场中的主要力量，而应通过制定规则、实施监督、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和实施有效的宏观调控，来促进经济发展。政府的注意力应从经济调节转向为全社会提供基本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等方面。对此，虽然早在2007年党的十七大上就作出了“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决定，提出要“健全政府职责体系，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干预”，但是，为了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国家又加大了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力度，包括出台4万亿元刺激经济的政策和一系列减负政策。虽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人为地改变了政府与市场的应有关系，既引发了2011年的物价大幅上涨和新一轮的宏观大调控，也引起了理论界和实际部门的诸多争议。例如，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同志认为：“不能把应对危机的政府主导的政策措施，用‘模式’加以固定下来，否则，就会扭曲中[10]国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有地方官员发出这样的感慨：当前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越来越看不见了，政府这只闲不住的手越来越闲不住[11]了。”北京大学风险投资研究所研究员、民建北京市委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马光远也明确指出，未来中国改革的方向核心是政府改革，政府改革的重点是如何大幅度减少对市场的干预，还权于市场，压缩在[12]经济领域的权力。

事实证明，只有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实行经济增长方式从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才能从深层次解决政府宏观调控“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问题。而政府职能转变的根本出路在于建设服务型政府，营造自由竞争、公平交易的良好市场环境，再把市场能做好的事情交给市场，尽可能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也就是说，政府的角色已经不再仅仅只是“守夜人”，而是作为经济发展的“服务者”，即在经济上以市场为核心，只需专注于构建有效的宏观调控体系，为全社会提供良好的金融环境和经济发展环境，成为一个“有限作为”的政府。2011年3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三处提到并强调要建设“服务型政府”。第一篇第四章（政策导向）指出：“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第九篇（标本兼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指出：“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提高服务型管理能力。”第十一篇第四十六章（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指出：“按照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的要求，加快建立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加强财政、货币、投资、产业、土地等各项政策协调配合，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预见性，增强针对性和灵活性”。这实际上也就明确了未来我国经济发展机制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一步弱化政府的行政干预并进一步强化市场机制的作用。

2. 未来一个时期我国建立服务型政府的建议

在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政府转型的主要目标仍是全面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其根本内容是进一步增强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使之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而政府则必须转变经济职能，从“主导”地位转变为“服务”地位，更多地强调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环境。其主要举措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引入市场机制，弱化政府对经济的微观干预

西方政府失效研究者查尔斯·沃尔夫在《市场或政府——权衡两种不完善的选择》中提出：“正如新的政府政策以及旧政策的变化，可以用来改善市场功能一样，市场变化和动力同样也可以用来改善政府‘非市场’的功能。换句话说，通过在政府管理中注入一些市场因[13]素，可以缩小政府缺陷的影响范围。”即市场可以用来弥补政府在经济方面的不足。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逐渐削弱自身在资源配置方式中的主导作用，并通过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促进经济发展。同时，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充分尊重市场主体，政府逐渐减少对经济微观层面的干预，转而向间接宏观管理转移，构建并维护平等的竞争环境。包括政府通过制定对经济的规划和政策指导，来引导社会资金流入一些重点领域，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并引进市场竞争力量，打破垄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2）分清政府与市场的界限，强化政府宏观调控职能

我国正处在政府转型的过渡期，需要合理界定政府经济职能的边界，才能使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由“缺位”、“越位”转向“归位”，政府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凡是市场机制范围内能解决的问题要“有所不为”，凡是政府职能范围内的要“有所作为”。

政府的“有所作为”主要表现在，在正确判断经济形势的前提下，通过宏观调控来干预经济，制定有效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减少经济运行波动，维持稳定健康发展态势。需要指出的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不是取代市场的调节功能，而是弥补市场存在的缺陷，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3）发展和规范各类中介组织，为政府转变职能提供有力支撑

随着服务型政府的建立，政府转为间接干预经济，因此，需要将经济活动中的部分社会服务性职能转移到中介机构，包括各种非政府、非营利性的民间组织、公共组织。对中介组织，政府既要鼓励和扶持，使其担当相称的经济责任，成为“政府—中介组织—市场”中连接政府和市场的纽带，同时又要加大规范和监管力度，使其工作透明化。（二）未来一个时期我国政府的宏观调控研究

1. 未来一个时期我国宏观调控的政策取向

当前，国内市场机制逐步完善，经济结构处在转型的关键时期，政府职能逐渐发生转变，宏观调控面临一些新问题：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国内流动性过剩问题难以在短期内化解，导致房地产市场过热，CPI在高位运行，经济出现过热的趋势，同时产业结构升级的进展缓慢等。因此，我国应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下一阶段我国宏观调控重点应关注以下方面：（1）贯彻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首先要转变经济发展观念。这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要前提。要摈弃片面追求GDP增长而不考虑资源投入和环境成本、只重视物质财富积累而忽视人的全面发展、只考虑当代人需要不顾及后代人利益的发展观念，坚持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其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积极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一直以来，经济结构不合理是导致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增长成本过大的重要原因。针对当前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现状，政府应大力发展服务业，推动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工业带动向三次产业协同带动转变。宏观调控政策应极力引导资金流向、针对重点行业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对发展过热的行业，应提高市场进入门槛，限制资金流入：对于那些高耗能高污染、产能较低的行业，应充分利用市场竞争机制，促使其发展高精尖深加工项目，推动企业加快技术改造，让市场对那些落后企业进行筛选、淘汰：对于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政府应出台相关规划细则，增加对前期研究立项、重大科技专项、重点实验室的投入，设立创业投资基金支持其发展，并在融资、贷款利率上给予一定优惠，以促使其快速发展：积极发展服务业，提高服务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此外，政府可通过行政手段，提出一些相关指标为政府管理部门提供结构调整的宏观导向，并以设置税种和调整税率的方式来对企业和市场进行间接影响，达到结构调整的宏观意图，最终在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促进社会公平中实现节约、绿色和均衡型增长。（2）推进市场化改革，完善宏观调控基础

政府宏观调控为市场机制的运行提供良好的环境，同时，宏观调控要取得最佳效果也依赖市场中的传导机制。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形成有利于公平竞争和优化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在经济行为中，更多地发挥市场化调控的作用，同时推动经济领域中的一些改革。例如，以保护环境、节约资源为目的，积极推进水电油气等资源性产品的价格改革，放开这些垄断行业，引入民营经济，激发这些行业的活力，从而推动行业发展，实现政府与市场双赢的目的。（3）重点关注民生领域

政府应坚持以人为本，改善民生，把公共资源更多地向群众直接受益的方面倾斜，这也是新时期政府职能转型的要求。一方面，我国面临一个尖锐的问题即楼市“高烧不退”，房地产价格上涨产生的偏离经济基本面的资产泡沫，实际上压抑了房地产市场的刚性需求。因此，政府应加大对保障性住房的投入力度，增加廉租房供应，逐步解决低收入群体的住房困难，并对落实情况实施有效的监督。严格审查银行信贷资金进入房地产市场：停止土地“招拍挂”行为，企业、地方政府可以以市场价格购买农村集体土地，间接促进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严防物价上涨，保证人民群众的生活成本处于合理水平。

另一方面，针对我国目前经济中的内需占比偏低的现实，政府应综合运用财政政策中的税收政策、调整收入分配政策等手段，扩大国内消费市场，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的主要动力。而扩大内需的关键在于提高居民收入，特别是提高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目前我国在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下，应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消费弹性系数显示：收入越低，边际消费倾向越高，因此，要扩大内需，最有效的便是提高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2011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决定》，明确自2011年9月1日起施行新的个税法条例，个税起征点从之前的2000元/月调整为3500元/月，中低收入人群将明显受益。笔者预计，下一阶段的财政支出向中低收入人群倾斜的力度可能还将加大。

2. 未来一个时期我国完善宏观调控的建议

未来一个时期，政府宏观调控的指导思想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此，其调控的思路应当是：以人为本，即以增加就业—提高居民收入—扩大消费需求为重点。宏观经济管理从以需求管理为主，转向以供给管理为主，以促进小企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为着力点。统筹协调，正确组合货币、财政和其他经济政策：宏观调控与促进发展模式相结合：宏观调控与促进相关改革相结合：扩大国内消费，摆脱出口依赖，消化和平衡全球经济萧条可能带来的影响。这种科学宏观调控观的政策措施包括以下内容：一是调整国民经济收入分配结构，增加居民收入，增强消费能力。应将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控制在15%以内，以便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相适应。二是实施促进供给和增加就业的财政政策。要给企业特别是给能大量增加就业的小企业减轻税费负担。建议增值税降低到10%，营业税降低到3%，社保“五险一金”交费率从目前工资总额的50%左右降低到35%：坚决清理一切政府行政和事业机构对其的收费和罚款。三是打破银行业高度垄断局面，大力发展社区小银行，从体制上形成能将货币流动到小企业的正常渠道，使能增加供给、就业、收入、消费的小企业获得正常规模和正常利率的信贷资金支持。四是宏观调控、增加土地供应与改革土地制度结合起来，鼓励社会资金投入到未利用的土地改造、增加土地要素供给上：放开房地产的土地供应限制：改革行政一家卖地、千家竞争的局面，所有的土地都平等地进入市场：延长土地使用年限，确立近似产权：彻底改革目前的地方政府财政体制，以土地及房产交易增值税和房产税替代出让金等。这样，宏观调控和改革的结果将是：地价和房价下降并平稳，贫富差距缩小，土地和房屋投机性需求得到抑制。五是宏观调控与财政体制改革相结合，特别是在需求过热、物价上涨特别严重的时期，每年压缩行政公务支出的比例为2~3个百分点。其中，最重要的是压缩“三公消费”规模和比重，以抑制行政公务消费需求，减轻通货膨胀压力。（三）未来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中的市场机制

1. 市场机制的概念、特点和内容

市场机制是指在一定市场形态下，市场各组成要素之间通过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等经济规律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并共同支配市场活动的方式及其功能，这个过程也是价值规律的实现形式。

市场机制的长处在于：有限的资源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优先配置到经济效率较高的部门中，同时，那些经济效率较低的部门由于得不到资源，会逐渐淘汰，实现了优胜劣汰，从而促进社会经济效率的提高。另外，市场机制在有外部干预时，会自发地作出回应，但这种回应是盲目的。一般来说，市场机制的特点有以下几种：①动态相关性，市场机制的运行是由各个市场要素之间相互关联、传导实现的：②自平衡性，在不受外力影响下，市场各主体、各要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不断调整适应使供求趋向平衡，使资源合理配置：③灵活性，市场主体可以根据环境的变化而采取对应的经济行为：④自发性，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是自发的：⑤事后性，市场机制属于被动的，在事后进行调节。

市场机制一般是指在各个市场都通用的机制，主要有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等。其中，价格机制是指在市场上某种商品市场价格的变动随着该商品供求关系的变动而变化。由于一切商品的价值都是通过价格来表现的，市场价格直接关系到各经济主体的切身经济利益，离开了价格，市场机制就不可能发挥对经济活动的调节作用。因此，可以说价格机制是市场机制中最重要的部分。供求机制是指通过商品劳务的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来影响市场价格，进而通过价格来调节社会生产和需求，最终实现市场中供求之间的相对平衡。供求机制反映着价格、利率、工资等市场要素与供求关系之间的内在联系，其在竞争性市场和垄断性市场中表现的方式是不同的。竞争机制是指在市场经济中，各个经济主体之间出于对利益的追逐，而自发地相互之间展开竞争，从而来影响市场环境。竞争机制针对市场主体优胜劣汰，促使其进步。此外，根据具体市场的不同，还有包括外汇市场的汇率机制、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机制等。

2. 市场机制在我国的适用领域

自1992年我国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以市场化为取向的经济改革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了强大的动力。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并非所有的社会经济领域都适合市场机制的推广，因此，厘清市场机制在我国的适用范围至关重要。

市场机制意味着市场内商品劳务可以自由定价，市场主体按照利润最大化的原则来组织生产经营活动。一方面，这样会将一些不以盈利为目的的领域变成追逐利润的领域，如公益性事业领域。根据普遍划分原则，公益性事业领域包括教育、医疗、养老保障、失业保障等。这些领域关系到公民最基本的生活，一旦市场化，将会对公民按照社会财富的多少优胜劣汰，从而对社会产生恶劣影响。应该由政府承担这些公益性事业开支，为老百姓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从我国推广市场机制的历史实践来看，曾经推行的教育产业化、文化事业产业化等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

另一方面，市场机制可以促进竞争性经济领域整体效率的提高，通过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等作用于市场主体，鼓励那些高效率部门继续提高效率，以获得更多的利润，也间接促进了社会的进步。近年来，市场机制对我国经济领域的作用是利远大于弊，大大加快了我国科技的进步。

3. 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的建议

我国的经济发展正处于转型的十字路口。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十二五”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使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实质性进展”，并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都需要我们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根本出路，通过建立和完善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机制，促进经济协调健康发展。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由科技进步、产业升级、节能减耗、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和制度创新等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来决定。只有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才能取得经济发展方式的实质性转变。因此，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做好以下两方面工作：（1）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促进发展方式转变

在竞争性经济领域，市场机制是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的最有效手段。根据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从政府主导转向由市场机制来推动。我国由于市场机制不够健全，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仍然需要政府给予一定引导。但是，从我国金融危机中4万亿元投资计划实施以来，市场机制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的作用并未得到完全发挥。在新时期，完善市场机制的重点如下：

一是扩大对外开放，改善市场环境，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我国应该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一方面，只有让国内企业充分参与国际竞争，才能激发企业提高科技水平，转变生产方式，以增强自身竞争力，同时国内市场机制也才能得到逐步完善，通过市场淘汰劣质产品、落后技术、高成本的同类产品。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有先进水平的企业可以吸引外来投资，打破资金制约的“瓶颈”，并将资金继续投入到技术进步、提高生产效率上，实现了生产要素向更有效率的领域的转移。另一方面，外向型经济的成熟使得我国可以充分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推动科技水平升级。因此，对外开放可以形成一个更充分竞争的市场，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从而促进产业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

二是以企业为市场主体，发挥价格机制的调节作用。在市场中，价格因素是企业生产经营决策的主要依据。价格机制将企业发展水平和自身利益结合起来，使企业根据市场价格的变化及趋势具体地决策生产活动。而企业是科技进步的主要推动者，因此，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发挥充分价格机制在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环境中的杠杆作用。例如，加快推进污染价格改革，迫使企业将污染成本内部化，引导市场主体通过不断强化管理，积极创新技术，改进工艺，开发新产品来增强自身竞争力。这就要求我国要逐步健全反映市场真实供求关系的价格机制，引导企业趋利避害，使自身的生产经营活动符合效率原则。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科技创新体系，加快科研水平提高的速度，并积极将理论成果转化为社会产品，从而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2）深化体制改革，促进发展方式转变

只有加大力度解决我国经济中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才能加快改革步伐，完善经济发展体制，实现新的突破。对于我国，主要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深化国有经济股份制改革，建立现代法人治理结构，提高国企运行效率，并使其成为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力量。同时，鼓励非公有制经济进入市场，在平等条件下参与市场竞争，充分调动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既促使社会财富的产生，又推动国民经济迅速发展。注释[1]参见http://baike.baidu.com/view/79349.htm。[2]王佳宁.中国经济改革30年：抚脉历程卷［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327，371.[3]亚当·斯密.国富论［M］.孙善春，李春长，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4]萨缪尔森对凯恩斯主义的兴起的时机评价为：“早在繁荣时期，旧理论已经难以适应现实的需要并表现出其缺陷。古典学派的理论是随着经济活动的大起大伏、动荡发展而由盛到衰的。正是30年代的这场大危机，使古典学派的理论体系直接面临瓦解重建的危机。”（现代经济研究会.世界十五大经济学［M］.北京：求实出版社，1990：19.）[5]参见2009年1月19日《美国新闻周刊》。[6]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3.[7]引自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8]引自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9]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M］.16版.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31.[10]高尚全.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OL］. ［2011-09-06］.http://www.rmlt.com.cn/.[11]罗晶晶.宏观调控背后的隐忧［N］.人民政协报，2011-09-27.[12]罗晶晶.宏观调控背后的隐忧［N］.人民政协报，2011-09-27.[13]查尔斯·沃尔夫.市场或政府——权衡两种不完善的选择［M］.谢旭，译.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4：144.

第四章 中国经济发展动力

中国模式的发展动力是什么？这个问题是经过长期探索才逐渐解决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表明，改革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一个重要结论。用改革来解释中国模式的发展动力问题，到底有没有充分的解释力？如果有，制度变革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机制是怎样的？再就是，只有成功的改革才可能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动力，那么，如何保障改革成功？也就是说，中国式改革的策略是什么？这些问题就是本章要集中研究的问题。

一、关于发展动力的各种解释范式

所谓动力，也就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力量。一直以来，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们都在努力寻求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量。马克思认为社会生产力是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同时认同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具有重要的反作用。在此前提下，承认阶级斗争和革命是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马克斯·韦伯则更强调文化道德因素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儒教与道教》等著作中，韦伯认为推动新兴资本主义诞生的最主要因素是资本主义精神，尤其是以加尔文教为代表的新教伦理。正是这种新教宣扬“上帝预选论”和“天职”观念，使新教徒具有能吃苦耐劳、通过赚钱证明自己的动机的精神力量。熊彼特则提出了企业家精神的解释范式。和韦伯不一样的是，熊彼特特别重视创新。熊彼特的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经济发展就是指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地实现新组合，以此实现不断地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的一种“创造性的破坏”。而企业家追求创新的最突出动机就来自于“个人实现”的心理，即“企业家精神”。索罗认为技术进步才是近代以来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实物资本的积累既不能解释人均产量随时间的大幅增长，也无法解释在地区间的巨大差异。当然，索罗模型有严格的假定条件。比如，假定只存在资本、劳动力、技术三种生产要素的情形，假定资本和有效劳动是规模报酬不变，假定资本的投入产出满足稻田条件等。索罗模型要么将真实收入差别的来源看成外生的，要么根本不予考虑：保罗·罗默、格罗斯曼等人提出和发展了将技术进步内生化的研究与开发模型：舒尔茨则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其中，人力资本模型与索罗模型的观点相左，认为资本仍然是理解经济增长的关键，只是要对资本的范围予以扩展，使其包括人力资本。

几乎上述每一种观点都可以运用于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解释。当前比较流行的解释有两大方向。一个是从凯恩斯主义的需求角度来分析，认为经济增长是由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这“四驾马车”（或消费、投资、进出口“三驾马车”）共同拉动的：另一个是从新古典经济学的供给角度来分析，认为经济增长是由劳动力和资本（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入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共同推进的。只不过，不同的研究者强调的重点不一样而已，有的研究者强调物质资本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有的强调技术进步开始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显然，这两种思路都受到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深刻影响。此外，也有研究者受韦伯的影响，从文化的角度，主要是从儒家思想的角度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1]但与韦伯轻视儒家思想的经济促进作用不同，当代的研究者多肯定儒家伦理对于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当然，也有很多研究者，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者，强调制度变革对于中国发展的推动作用。

应当承认，上述各种解释都或多或少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上述非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存在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它们不是从中国的历史出发来分析问题。各种观点都可以承认的一个明显事实是，从1956年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以1978年为界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但如果撇开制度变革，就无法解释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在消费、投资、进出口等领域，或者是在劳动、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领域的巨大反差。因此，在这些因素背后一定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很清楚，新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在1978年后的突然提速也根本不是因为我们在当时就有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同态度。而且，这些观点还面临着的一大问题是，它们不能解释中国共产党的改革理论与改革成就之间的联系。

但是，就现有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来看，也还存在诸多不足。虽然已有解释将1978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正确地锁定于适度的制度变革，但是，它还缺乏严格的学理证明，缺乏制度变革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机制研究，缺乏正确改革的策略总结。只有这些问题解决了，改革作为中国模式发展动力的观点才能在理论上完全立起来。

二、马克思主义的解释

把改革当做中国模式的发展动力的观点，具有充分的解释力吗？如上所述，这一直以来缺乏严格的学理证明。本部分的主要任务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的研究策略是：首先，梳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理论探索，从中总结出改革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理论条件，然后进行实证，即看中国改革是否正是在这些条件下进行的。如果是，我们才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改革是中国模式的发展动力。（一）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问题的理论探索

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源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理论。《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比较全面地阐述其社会历史理论的著作。他们提出：“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2]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其历史理论的基本观点提出了一个经典表述，“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3]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马克思的这段话主要讲了两层意思，第一，是“两个适应”：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第二，当这些关系“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时，社会革命是解决两者矛盾的主要手段。换句话说，在后一种情况下，革命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所以还没有论及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问题，更没有把改革看成将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但他们的生产力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理论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动力问题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依据。因为无论是革命也好，社会主义改革也好，或是其他的动力源泉，均是源于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均要站在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把它们解释清楚。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论述的是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致约·布洛赫》中，则强调了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反作用。他认为，“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4]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

恩格斯在这里仍没有提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问题，但他和马克思的反作用理论却为社会主义改革动力理论奠定了直接的理论前提。因为，他提示出了通过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制度变革促进社会发展的可能性。

由此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提出社会主义社会改革动力学说。于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之后的新社会，如果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仍然会出现相矛盾的情况该如何解决呢？仍然要通过阶级斗争和革命吗？列宁搞过“新经济政策”，但由于他去世过早，没有来得及进行相关的理论总结。斯大林则根本上否认社会主义社会的内部存在着矛盾。因此，这个问题等待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创造性回答。

第一个做出创造性回答的是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种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状况罢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5]到解决。”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完善，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改革。

显然，毛泽东正是运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历史理论，将它用于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并区分了社会主义社会和之前的阶级社会在矛盾上的不同特点，从而在理论上初步回答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问题。但是，在毛泽东时代由于没有跳出对社会主义“一大二公”的传统理解，没有区分基本制度和体制，最终还是走向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的老路。

不过，毛泽东的正确探索为后来者的继续探索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正是在此基础上，针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缺陷，邓小平提出了“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是改变中国命运最关键的一着”等一系列著名观点，而且对改革的方向与目标、改革的原则与策略、改革的理论与现实根据、判断改革正误的标准、改革与发展和稳定之间关系等问题提出一系列独到的理论见解。于是，改革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的理论正式形成。也正是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开创了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始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二）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条件

是否在任何条件下改革都必然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呢？上述理论探索的回顾，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可以借此明确改革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理论条件。判断改革是不是中国模式的直接动力，就要看我国的改革是不是在这些条件下推进的。

1. 矛盾的非对抗性条件

所谓非对抗性条件，是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因而没有剧烈的阶级斗争。关于这一点，毛泽东的上述言论讲得很清楚。他是将社会主义的矛盾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比较起来谈论这个问题的，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矛盾，因此，它才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不断完善得到解决。相反，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其他社会，由于存在剧烈的阶级斗争，因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最终需要通过革命来解决。显然，这也是和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时期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相关论述是一致的。

2. 不适应条件

不适应条件是指，仅仅是对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方面不适应于生产力发展的部分加以改革才可能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对仍然适应的部分加以革除，不仅不是动力，反而是历史的倒退。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6]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正是这种既相适应又不适应的情况，划定了社会主义改革的范围。比如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和民主集中制的政治原则，它有利于充分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就不能加以革除。

3. 客观效果条件

即便是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方面加以改革，也应当讲求改革策略和具体措施的正确，不正确的改革不可能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所谓客观效果条件，也就是从最终的效果来看，只能是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改革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7]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否则，改革不可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

4. 群众条件

这是由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决定的。即便改革促进了生产力大发展，但是，如果长期以来贫富差距等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群众不满意，社会不稳定，终究会影响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改革也最终不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邓小平讲得很清楚，要把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江泽民也说：“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关键是要始终注意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人民群众是改革发展的主体和动力，也是稳定的力量源泉和深厚基础。只要广大人民群众真心实意拥护改革，[8]我们就一定能够应对各种复杂情况和矛盾。”否则，改革就不能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三）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

根据上述四大条件，我们就可以肯定地认为，改革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

第一，我国僵化的政治经济体制已经严重束缚了生产力发展。

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存在既相适应又不适应的情况。只不过，毛泽东的探索并没有找准到底哪些方面是相适应的，哪些方面是不相适应的。实践证明，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文化制度和生产力发展是基本适应的。比如，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格局，既有利于调动各种生产要素的积极性，又为宏观调控要“保证中央权威”奠定了制度基础。基本制度从根本上适应于生产力的发展，这为通过改革促进生产力发展提供了基本前提，因为不是这样的话，只能通过革命的手段来解决。但另一方面，从体制的角度来看，我国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的具体制度又已经严重妨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

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经济政治体制的主要问题是体制僵化，缺乏活力，党政不分，政企不分，机构臃肿，权力过于集中，企业自主权缺乏，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不能有效调动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例如，20世纪70年代，日本年产600万吨钢材的企业，行政人员只有600人，1977年鞍钢年产量600多万吨，行政人员却有23000人。到1975年，我国粮食产量按全国人口平均每人只有609斤，农民的收入很低。到1978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300美元。所以邓小平说：“中国建国三十年来，不论农业方面、工业方面，还是其他方面，都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初步基础。但一个根本的问题是，我们耽误了时间，生产力[9]的发展太慢。”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经济方面完全乱了”[10]，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在这种情况下，“不改革开放，[11]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由此可见，我国的改革正是在“矛盾的非对抗性条件”和“不适应性条件”下发生的。

第二，生产力大发展的客观效果印证了改革的动力作用。

本章的研究选取了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财政预算收入、中央财政预算收入四个指标。如果改革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大发展，这四项指标应当在改革开放以来有明显的提升。表4.1是四项指标自1952年以来主要年份的数据：表4.1　1952—2008年间主要年份的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财政预算收入和中央财政预算收入注：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指数，1977年以前取自《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1978年以后取自《中国统计年鉴》（2009）。财政预算收入、中央财政预算收入，1989年以前取自《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1990年以后取自《中国统计年鉴》（2009）。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9） ［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

从上表可知，按可比价格计算，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比1952年只增加了3.71倍，2008年比1978年则增加了15.63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978年比1952年仅增加1.8倍，2008年则比1978年增加10.92倍。与此同时，财政预算收入和中央财政预算收入也有明显的加速增长。

从图4.1能直观看出四个指标在1978年以来的明显变化。图4.1　1978年以来四项指标的变化情况

由图4.1可见，不仅增速明显提高，而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速明显更加平稳。1952—1978年，27年间竟有1960、1961、1962、1967、1968、1976年共6年出现经济负增长。1961年的经济增长率是-27.3%，直到1965年才恢复和超过1960年的水平。而类似情况在改革开放以来没有再出现过，1978年以来增速最慢的年份也有4.2%的增长，见图4.2、图4.3。

显然，中国的改革满足前述第三个条件，即“生产力条件”。

第三，改革中基本维持了社会稳定，形成了改革、发展、稳定的良性循环。图4.2　1953—1978年国民生产总值指数（上年=100）图4.3　1979—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上年=100）

在改革中要基本维持社会稳定，关键是要满足改革作为发展动力的群众条件。改革实现了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明显提高，为社会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就是说，中国的改革满足前述第四个条件，即“群众条件”。

本部分从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理论探索的梳理中，提炼出了改革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四大条件，继而证明了中国模式的改革完全满足这四大条件。因此，我们就可以有把握地认为，中国模式的主要动力不是其他因素，而是改革。

三、从改革到发展：体制改革“反作用”的机制分析

正确的改革能促进社会发展，这是一个共识。问题是，改革到底怎样促进社会发展？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过认真的研究。本部分就是要对改革“反作用”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机制进行一番分析。（一）从物质生产需求到制度供给

要分析制度改革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机制，需要首先分析引起制度变革的机制。这要从《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说起。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从需求出发来分析生产力与制度变革的相互作用机制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12]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紧接着指出：“第二个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13]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为什么会如此呢？根本原因在于人“直接的是自然存在物”，“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14]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进而，马克思描述了随着需求的扩大，大工业随之发展，由此带来了生产关系的变化。针对17世纪商业和工场手工业逐渐集中于英国的情形，他说，“这种集中逐渐地给这个国家创造了相对的世界市场，因而也造成了对它的工场手工业产品的需求，这种需求是旧的工业生产力所不能满足的。这种超过了生产力的需求正是引起中世纪以来私有制发展的第三个时期的动力，它产生了大工业——利用自然力来为工业服务，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实行最广泛的分工”。

生产力的发展也迫使上层建筑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方式进行相应变革。“竞争很快就迫使每一个不愿丧失自己的历史作用的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的工场手工业而采取新的关税措施（旧的关税已无力抵制大工业了），并随即在关税的保护下开办大工业。”它也迫使思想上层建筑出现相应的变化。“大工业通过普遍的竞争迫使所有人的全部精力极度紧张起来。只要可能，它就消灭意识形态、宗教、道德等等，而当它不能做到这一点时，它就把它们变成赤裸裸的谎言。”

最终，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大工业的发展将引起私有制的终结。因为“在私有制的统治下，这些生产力只获得了片面的发展，对大多数人来说成了破坏的力量，而许多这样的生产力在私有制下根本得不[15]到利用”。

很明显，马克思和恩格斯清晰地描绘了一个关于生产力发展引起制度变革的机制。我们将它概括如图4.4所示：图4.4　生产力发展引起制度变革的机制

在图4.4中，生活需求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第一个事实”中描绘的需求，它本身会不断地产生新的需求，即“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引起的新的需要。再生产需求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第二个事实”中“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引起的新需要。这两者和生产力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的关系，故图中用方向相反的箭头标明。由于“旧的工业生产力”不能满足增加了的需求，于是，“这种超过了生产力的需求”就要求制度变革，在当时产生了“中世纪以来私有制发展的第三个时期”，进而“产生了大工业”，即通过适应生产力发展需求的制度变革又反过来促进了生产力发展。这就是由生产力发展引起制度需求再促使制度供给的三角循环关系。

只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描绘了历史发展的主要趋势，这个主要趋势还要通过现实中无限丰富的多样性来表现自己，为自己开辟道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到的“大工业的发展将引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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