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陆鹤
出版社：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周志杰临证精华试读：
前言
周志杰先生是我的恩师，是第一批“陕西省名中医”，全国第三、四、五批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曾任中国针灸学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现任陕西省针灸学会理事、副会长，陕西省针灸临床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西安市针灸学会理事长。
周老师出身中医世家，其家有十一代人业医，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年轻时师承我国多位针灸名家，如黄竹斋等人，深得他们的真传。从事针灸临床、科研、教学工作50余年，经验丰富，精通中医各科，尤善针灸。2007年我硕士毕业后到西安市中心医院针灸科工作，周老师手把手带着我接诊，在临床工作中一点一滴渗透针灸临床中的“理、法、方、穴、技”，使我顺利地从只懂理论的学生过渡到一名能够把理论应用于临床，解决实际问题的针灸医生。初入职场，有这样一位博学慎思、勤谨豁达、乐观积极的前辈指导，是我一生的幸运！
本书共分五篇来论述，其中包括：开篇：医家传略，讲周氏准绳堂十二代传承。上篇：学术研究，讲周老师学术思想。中篇：临床经验，讲周老师的四针疗法，芒针疗法，急症经验和痛症经验。下篇：医案医话，讲周老师临证的经典病案。附篇：个人文集，是周老师和学生们的论文选集。
我们编写本书，旨在反映周老师的部分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希望能给针灸同道提供一些信息，继承发扬针灸技术。若有错漏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同时在此要感谢周志杰老师在百忙之中对本书的反复审查和修正，感谢陕西中医学院殷克敬教授和贾成文教授对本书编写工作的指导。此外，本书还引用了各位师兄师姐搜集的部分资料，在此一并表示感谢！陆鹤2014年6月10日于古都西安开篇医家传略一、终南山下准绳堂
长安历史悠久，自西汉高祖五年置县，已2200多年，曾为周、秦、汉、唐等十三朝京畿之地。
唐代著名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宋代著名文学家苏东坡，清代著名学者康有为等众多文人墨客均有游历过长安后所作的诗文传世。唐太宗李世民的翠微宫建在风景如画的太和峪。清明前后，长安城内外，男女老少，三五成群，踏着樊川道，游览终南山，往来不绝。
绵延百里的秦岭北麓苍翠神奇，植被茂盛，是西安的水源涵养地和生态屏障。秦岭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巨大的高山落差，形成了丰富的植物生态，在这里，仅种子植物就有三千四百多种，药用植物有两千多种，古来就有“秦地无闲草，自古多名医”一说。
在秦岭终南山下的五楼廒，有一个叫周家堡的村子，在其西北部汇合着沣河与洨河、太平河，这里山水毓秀，佳木繁荫，冬有麦苗青青，夏有稻荷飘香，蔬菜瓜果，皆有所出，乃关中有名的鱼米之乡。
周家堡以周姓为大家，村中曾有祠堂供奉祖先，并有族谱传后。虽经战火、匪乱、瘟疫、政治浩劫后这些珍贵的史料被遗失，然周氏祖传“准绳堂”药铺却如一部无声的史书记载了近百余年来的历史变迁。周氏“准绳堂”开办于明末清初，到周元贞老先生这一代，已是第八代。周元贞，生于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殁于民国三年（1914年），享年95岁。“准绳堂”现存牌匾两块。第一块：上榖：道光嵗次乙丑大吕上月浣榖旦恭为：大国手□翁周老先生德種橘泉；下榖：例授文林郎吏部楝選知县（余字不可辨识）。这是准绳堂第七代周老先生于道光九年（1829年）为一位文林郎看病后所得牌匾。
第二块：上榖：大耆德子正周老先生大人懿行。姻睦任恤，下榖：修职郎甘肃補用县承附贡生王遇樟弟敬题。宣统二年七月榖旦。这是（1910年）宣统二年，“准绳堂”第八代传人周元贞老先生90岁高龄时为一位修职郎看病后所得馈匾。
这位自称为弟的王遇樟先生，所患乃寒厥之证，周元贞老先生为其先针灸，后汤药，10余日后即效，王感激之余，送牌匾一块，以表谢意。
嘉庆、道光以来，清王朝已进入“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衰世，政治黑暗，吏治腐败，武备废弛。各级官吏鲜廉寡耻，阿谀奉迎成风，官员调任，下级必有馈送。
咸丰初年太平天国起义，席卷了大半个中国，震撼了清王朝。太平天国起义后，饷源所在的江南地区被太平军占领，赋税断绝，收入顿减。同时战争的巨大耗费使清政府财源枯竭，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清实录》记载：“此时京饷及各军饷粮，均赖山、陕两省接济。”湖北巡抚严树森说：“陕西为财赋之邦，西、同、凤三府又为精华荟萃，近年用兵各省，皆借陕西协饷聊以支持，即京饷巨款亦多取盈于此。”
据《清实录·文宗实录》记载统计，咸丰十一年内，清廷向陕西发布了50多次征调协饷命令。清廷为了镇压太平天国、捻军、云南回民起义及支援天津、北京战役，还从陕西征调了大量军队。
咸丰十年八月，英法联军占领北京，清政府分别与英国、法国签订了中英、中法《北京条约》，条约规定赔偿英法军费各800万两。清廷部库无款可支，由各省分别负担，陕西与山西各筹银30万两，分担赔款数目最多。
道咸时期，陕西旱、蝗、水、雹、风、疫、地震等灾害不时发生。道光元年八月，西安府属州县瘟疫流行，民间传染者甚多。道光十年，大旱，民大饥，缓征咸、长等15州县旧欠仓粮。十一年，大水毁坏兴安府城，死者甚众。道光二十四年八月，长安、咸宁两县阴雨达40余日，麦、稻出芽，长达一寸。二十六年，陕西大旱，全省大部分州县被灾。春少雨，关中西安府、同州府、凤翔府所属各州县告旱，小麦收成大减。夏秋旱扩大，秋禾多未长成，关中、陕北89个州县秋田收获仅为常年的六成。天旱无雨二麦多未播种，同州府仅种十分之二左右。道光二十八年咸宁、长安两县境内渭水溢，坏民田舍无数。咸丰七年，关中大旱，赤地千里。六、七、八连续3年，关中和陕南蝗灾，飞蝗蔽日，禾苗树叶被食殆尽。天灾频仍，人民困苦。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关中奇寒，人畜冻死甚多。光绪三年，长期大旱，颗粒不收，民大饥，树皮草根被掘食殆尽，光绪五年春，西安附近多狼，三五成群，危害人畜，鼠害尤甚。光绪二十四年秋，霪雨成灾，长安西南乡禹洼、周家庄一带（古昆明池旧址）悉成泽国。民国十八年（1929年）春大旱，夏粮基本无收，全县饿死52515人，逃荒者47357人。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关中和陕北大部分地区霍乱流行，此疫自6月19日潼关一居民开始，便由东向西迅速波及西安，继而很快蔓延到全陕的东府、西府、陕北及陕南部分地区，日甚一日，造成人民群众大量死亡。
道咸时期，由于清政府政治黑暗，繁重赋役剥削，加上天灾频繁，陕西人民生活困苦不堪，社会矛盾激化，各地反封建斗争不断发生。同治元年五月初，太平军陈得才等部出子午峪，在三兆、红沟岸大败清军。八月十六日，太平军四路郭刀刀部与三路兰大顺部出子午峪，同清军战于长安。同治三年五月，太平军出大峪，占领引驾回。
在这种苛税、战乱、天灾、瘟疫的风雨末世，人民生活困苦，求医问药艰难。“准绳堂”诸传人均恪守先辈留下的训诫：“奋进、拼搏、谦和、诚信、关爱、济世”，对待医术奋进拼搏，对待患者谦和诚信，关爱济世，得到了乡邻认可。所谓“医不三世，不服其药”，乡邻们一代一代口口相传，给后辈们留下了“准绳堂”历代医家的高超技艺和奇闻趣事，也使得“准绳堂”闻名乡里。
有些家中贫困的患者拿一个鸡蛋前来求医，“准绳堂”先生们认真诊治，然后不露声色地在处方上点个记号（画个大圈，在大圈里点几点），抓药者见此记号便分文不取，免费给药，患者在得到医治的同时也得到了尊严；而家中富有的大户们的处方也会被点上记号（大圈中间画几个叉），抓药者见记号就要高出几倍收钱。准绳堂在本乡本土行医多年，对当地的经济状况、谁富谁穷心中了然，时间久了，这种以富养贫、资助穷人的做法为当地百姓所称道。二、造福乡梓传佳话
1942年初夏，关中地区的麦穗日渐泛黄，农民们都纷纷开始准备一年之中最为关键的龙口夺食。
一日中午，一辆车急匆匆驶进了五楼周家堡准绳堂周老先生——文彦家的大门，赶车人从车上扶下一位年过半百的老人。老人被迎进门后，主人边招待边询问情况，原来来者是位管家，家中老夫人已患病多日，延请多家先生治疗，病情非但没有缓解，反而愈加严重，已三天水米未进，腹胀如鼓，命在旦夕。周老先生听罢沉思了片刻说：“让我的大徒弟（周老先生的外甥——王登寿）跟你去看看。”管家见周老先生并未亲自出诊，心有不快地带着登寿去了。到了患者家，登寿并未计较家属的怠慢，便开始诊查病情。看了前几日医生开的处方后，他讲道：“以前没吃完的药不能再吃了。我现在给你开个方子，只买一付药，马上就煎，分两次服下，下午一次，晚上天黑后再服一次。若病人在鸡鸣时呻吟，这还有救；若没有任何变化，那你们就按照前面几位医生讲的，准备后事吧。”家属怀疑淡漠的样子，登寿都看在了眼里，他担心贻误了最后的治疗时机，转身离开前再次催促道：“还不赶快去买药。”到家后，老先生听完外甥对病情的判断及药方，点头说：“病人家属态度的冷漠不是对你有看法，而是对我有意见。因为来请的是我，而去的是你，换做是你，你会怎样想？不计较是对的，病人得救最重要。”
次日天刚蒙蒙亮，周老先生家的门就被敲得咚咚响，开门后见还是那位老管家，只是身后多了六七个人，全部跪在门口喊道：“我们老夫人有救了！”周家人把来人一一扶起，询问情况。老管家讲：“昨天开的药，开始本不想买，觉得前几位医生开的药不老少了，也花了不少钱，吃了都没顶用。你们开一付药，连三个鸡蛋的钱都不值，能治病吗？带着疑惑，硬着头皮买了一付，不料在鸡鸣时，病人果然大喊，等我们上前一看，被子下粪尿拉了半炕，肚子也不胀了。我们全家人都等不及天亮，要来谢你们，真是打扰了。”周老先生笑着叮嘱道：“病人多天没吃东西了，先喝些稀粥，不能急着吃硬食。”并吩咐外甥：“跟他们去看看，给病人进行全面调理，注意不要用药太猛。”
转眼十天过去了，关中地区已经开镰割麦，车把式赶着一辆两匹骡子的马车又驶到了周家门前，这次从车上下来的是一对老夫妇。此时周老先生正在给病人诊脉，开处方，见二位进来，便点头示意来者坐下。待病人走后，老人急忙谢道：“这次是来专门感谢你们的，我老伴经过你们十天的治疗，死里逃生，已经全部恢复了。在外工作的儿子，专程叫人回来感谢您的救母之恩，看给你们封多少钱？”周老先生默然片刻后笑问：“你看治疗这病，救活这样一个人，能值多少钱，你们看着给吧。”老夫妇无言回答。许久，周老先生开口了：“那就把你们赶来的车和骡子留下来吧！”老夫妇思量片刻，最终留下了车和骡子。
按照老先生的吩咐，当日下午赶车人送回老夫妇后，便把车和骡子送到了周家。周老先生对外甥和儿子讲：“农忙季节，麦收是龙口夺食，给全村老少说一下，家里没有牲口的就用这辆车拉麦子，用这两匹骡子种地，谁家用，谁家就负责当日喂好牲口。”
半个月过去了，玉米种了，青苗长出来了，麦子也碾完晒干进了仓。
一日早上，老先生将孩子们叫到身边问：“还记得我们的家训吗？”大儿子答道：“这是我们准绳堂的精神，怎么能忘？奋进、拼搏、谦和、诚信、关爱、济世。”老先生点头道：“这也是我们家世代行医的准绳啊。你们把骡子和车赶到河里洗干净，给骡子喂饱了，头上挂上红，马车也挂上红，送还人家。家训在此，怎么回话，你们兄弟三个自己看着说。”车被送回了主人家，老夫妇大惑不解地看着兄弟三人，问是怎么回事。兄弟三人回答说：“我家的老人说：我家给老夫人看好了病，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你家的牲口在龙口夺食时给我们村的穷人收了麦子，种了玉米，咱们两家互相帮了忙，现在谁也不欠谁的，不言谢。”说完，三兄弟留下马鞭便转身回家了。
当年的周老先生就是准绳堂第九代传人周文彦（1871—1969年），他的三个徒弟：外甥王登寿（1885—1972年），儿子周智安（1903—1977年）、周智福（1908—1997年）是准绳堂第十代传人。而老夫妇在外工作的儿子就是著名的抗日名将——张灵甫。多年后，这件事成了准绳堂在家乡执医的一段佳话。三、十一代传人美名扬
周志杰，男，汉族，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生于1943年12月，毕业于西安航空工业高等技术专科学校、兰州军区卫生学校。陕西长安人，出生于中医世家，长安准绳堂第十一代传人，全国第三、四、五批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2008年5月被陕西省人事厅、卫生厅、中管局评为“陕西省名中医”。曾任第四届中国针灸学会理事，西安市中心医院针灸分院院长、针灸科主任，现任陕西省针灸学会理事、副会长，陕西省针灸临床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西安市针灸学会理事长、针灸科名誉主任，《陕西中医》杂志编委，《中华现代中西医杂志》专家编辑委员会编委，陕西省高职职称评审针灸专业评委，西安市高职职称评审中医专业评委、针灸专业组组长，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客座研究员，西安市残疾人职称评审委员会主任，陕西省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专家库成员，西安市医疗质量管理监控专家组中医组成员，加拿大传统医学会理事兼国际医事顾问。从事针灸临床、科研、教学工作50余年，经验丰富，精通中医各科，尤善针灸。曾多次赴非洲、日本等地讲学、工作，出版中医书籍19部，发表论文40余篇。
周志杰先生自幼受家学熏陶，耳濡目染，喜爱中医，在名师的指导下，悉心钻研《黄帝内经》《难经》《伤寒论》《针灸甲乙经》《针灸大成》《各家针灸歌赋》等古典医籍，考研经旨，一丝不苟，习读医籍，勤奋不怠，为以后从医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周志杰先生从医50余年来，遵从古训，研读古籍，潜心于针灸医学的研究，总结出许多行之有效的经验，形成了自己的临床特点。他在临床中擅长应用针灸、中药治疗脑血管病及其后遗症，多种运动障碍、多种原因引起的偏瘫和失语，多发性神经根炎、周围神经损伤性肢体运动障碍、偏头痛、面肌痉挛、面神经炎、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暴聋、暴盲、耳鸣、梅尼埃病、过敏性哮喘、慢性支气管炎、睡眠障碍、胆结石、消化不良、膈肌痉挛、便秘、单纯性肥胖病、前列腺炎、肾结石、颈椎病、落枕、腰痛腿、急性腰扭伤、多种软组织损伤、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慢性盆腔炎及多种疑难杂病。
周志杰先生在繁忙的临床工作之余，积极总结自己的临床经验，著书立说。近年来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其中获省、市级优秀论文奖3篇。正式出版发行的独、合著19部，其中获陕西省中医药科技成果三等奖3部，西安市中医药科技成果三等奖1部。四、投笔从戎承祖业
我出生于中医世家，自小就跟着前辈读医书，背汤头，默脉诀，上山采药，看方抓药，耳濡目染下颇有中医根底。然而在报考学校的时候，少年心性，却想上蓝天翱翔。1960年，我考上了西安航专大专部，为此，家里老人责骂我不务正业，令家学失传。上大学后，我除了专心学业而外，还积极处理班级事务，热心帮助同学，被评为团支部书记。上课下课，勤工俭学。转眼一年过去了，1961年夏季的一天，学校党支部书记突然到教室宣布了一个通知，因为蒋介石要反攻大陆，中央要求大专院校学生应征入伍。身为团支部书记的我，热血沸腾，积极报名参加了体检。两天后接到通知要求立即办理移交手续，到武装部集中。
就这样，突然之间，我从一名大专学生成为了一名人民解放军战士。
当时，我只知道成为光荣的战士，能够保卫祖国，其他什么想法也没有，至于什么兵种，心中更是没数。在武装部停留了一天后，我们就乘坐闷罐火车出发了，每节车厢六七十人。车行了一天，我们车厢一名新兵突然腹痛难忍，喊个不停，几个佩戴领章帽徽的人围着新兵忙个不停，但这个人的腹痛却更加严重了。“这药也服了，针也打了，疼痛还是不缓解，火车又不能停，怎么办？”几个军官束手无策。见患者汗水仍不停地往下流，呻吟声越来越大，我上前向带队的人请示：“能让我看一下吗？”那人上下打量了一下我，问：“你懂？”我说看看。征得同意后，我上前摸了摸患者的脉搏，看了看舌苔，便在他腿上点压起来。时间一分一分过去了，大约10分钟后，患者不哼了，20分钟后患者入睡了，身上的汗也没有了，这时我悄悄回到自己的位置。午饭时，车停在天水站，一位军官模样的人走到我身旁问：“你叫什么名字？”我回答：“我叫周志杰。”那人没再说什么就离开了。半个多小时后，火车继续行驶，那位问我名字的军官走到我跟前再次询问：“你家父辈都是搞中医的？”我点头称是。“那你愿意学医吗？”我回答：“服从组织分配，一切听领导安排。”那位军官说：“到车站下车，你不要急，等各部队把人点了带走后，我们再来带你走。”我点了点头。
火车最终停在了兰州车站，新兵们一批一批被带走了，广场上只剩下了几个穿黄衣服的兵。不一会来了辆救护车，一个拿本子的人问我是不是叫周志杰，我回答是，那位同志讲：上车吧，我们这六七个新兵就被拉到了教导队。简短的动员后，我们就开始了战场救护的学习。经过短期的紧张学习，我接到命令，到骑兵一师一团卫生队工作。
生活真是令人意外，有时候一件小事，可能就是一生的转折。谁能想到，梦想上蓝天的我竟然去了绿色军营？投笔从戎竟然也能继承祖业？五、治活佛初露头角
1962年元月的一天，卫生队队长张荣贵找我谈话：“现有一个艰巨的任务，经领导充分研究后，决定让你去完成。”我急切地问：“去连队参加平叛？”张队长摇头。“那是……”“比平叛更重要！”张队长讲，“师、团党委接到一项重要任务。拉卜楞寺六世活佛嘉木样病得很重，但他不愿接受西医治疗，又不愿吃草药，现在只能用针灸、点穴的办法治疗。师、团领导考虑到你有中医知识，决定派你去。相信你一定能完成任务！”接受了任务，做了简单的准备，当天下午在藏语翻译的陪同下，我走进了拉卜楞寺院。穿过大经堂，又经过很多小路，上到一座很别致的小楼，那就是嘉木样活佛的卧室。问病情，诊脉，看舌苔，经过翻译的解释，判断出其病之所在，便开始针刺、艾灸，最后用指压点穴。大约一个半小时，嘉木样活佛突然说：傻哥，傻哥。翻译对我讲：他说你做得很好！嘉木样又讲了很多，我听不懂也没有记住。翻译解释说：嘉木样好受多了，他还说你很累了，今天就到这里吧。就这样，十多天，我的任务就是进经堂，做治疗，回团卫生队，再无他事。12天后的一个大清早，张队长通知我：师长一会儿要来卫生队陪领导去看活佛。十点左右，团首长陪师长到了卫生队，政委急忙喊我：小周好大的架子，还要师首长来看你。我赶紧走出房门，向领导敬了礼。师长拉着我一同去看嘉木样活佛。拜会后，师长对我讲：这个任务你完成得很好，没有让我们失望，希望你继续努力，把专业工作搞好，有什么事可以直接找我。
那个时候的嘉木样活佛才是个14岁的孩子，比我小7岁，现在我们都是年过（近）古稀的老人了，不知远在拉卜楞寺的他是否还能记得50年前的这桩小事呢？六、治藏民军民鱼水
活佛治好了，藏民也开始陆续到卫生队要找神医看病。部队的同志都茫然地答说，我们部队没有神医。一天我从四连回队，刚下马就被围在卫生队门前的十多个藏民兄弟堵住了去路，他们齐齐跪倒在地，口里不停地说着什么，旁边的担架上还抬着一个人。就在我不知该如何处理时，张队长和翻译出来安抚大家先起来，进房子坐定后，翻译询问缘由。一位年长的人说：“我们家阿爸不知得了什么病，用藏药、回药治疗了很长时间，都不见好，还一天天加重。几天前听寺里的人讲，部队的神医很快就治好了活佛的病，所以我们就上门求神医来了。”队长转身对我讲：“志杰，去看看病人吧。”放下诊包，我赶紧让把病人抬到诊断床上，经过检查，初步确诊为脑中风，半身偏瘫，语言障碍。向队领导汇报后，我提出请西医大夫帮我进一步确诊的请求，队长、张良才、叶万才等军医会诊后同意了我的诊断。随后，病人被安排在距离卫生队一墙之隔原甘肃省合作藏族自治州夏河县党校院子的一间房子里，我每天去治疗1次。经半个月的针刺、艾灸、按摩和推拿，奇迹出现了：当我做第17次治疗时，他的肢体抽动了，口里喊出阿……爸。周围的人都惊呆了，面面相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等病人喊出第二声“阿爸”时，大家不约而同地笑了。他拉着我的手，口里喊：门吧，傻哥！家人们跑出门，高声喊着，门吧，傻哥！很快，这个消息传遍了部队和夏河县城。部队人员外出时，只要碰到藏民兄弟，都被竖起拇指称赞。1个月后，病人能下床行走了，3个月后就能骑马上街了。每天到部队门诊就诊者络绎不绝，藏民兄弟与我们部队的心更近了。连续几次，都是藏民兄弟跑到部队报告，说有些藏人不法者，受头人蛊惑，要袭击部队，后来都是军民联手平息了叛乱。七、进疆暂别卫生队
1962年的一天，部队宣布，带上自己的物品进行远距离训练。当时大家都想，怎么要带全部东西，不回原地了吗？但是军队有纪律，谁也不能打听。经过1个多月的长途跋涉，部队离开了夏河县。又经过合作、广河、临洮、临夏（还有很多叫不上名字的地方），深夜到了一个火车大站，人马全部上车，火车开动的刹那，朦胧中我看到了“兰州站”的字样。闷罐车厢中，下层是马，上层是人，就这样人马同车不知翻过了多少山，走了多少路，在嘉峪关车停了，战士们草草吃了饭，就抓紧时间拉着马转圈活动，给马备草料。不知又走了多少天，火车终于到达终点站——盐湖（当时西去的火车只通到新疆的盐湖），人马物资全部下车。人员集合完毕，兰州军区司令员张达志讲话：“你们完成了平叛、剿匪的任务，保障了四川、甘肃、宁夏、青海的安宁，人民安居乐业。今天送你们到新疆，是党中央、中央军委、毛主席点名调你们进疆执行新的任务，我只能服从，忍痛割爱，把你们交给前来迎接你们的王恩茂司令员。你们要保持骑兵一师的优良传统，能打硬仗的作风，在新疆作出新的贡献，让党中央、中央军委、毛主席放心！”掌声一片，久久不能平息。
部队经过乌拉泊休整后，进行了统一着装。一天早上4点集合，八路纵队整齐着装，骑马出发，8点10分我们尖兵连进了乌鲁木齐，当地各族兄弟站在道路两旁鼓掌欢迎，下午6点到了昌吉回族自治州，卫生队住进了州师范学校的院子。吃过晚饭，刷洗喂好战马后，刚躺下不到10分钟，就听见外面有人叫我：“快起来，有任务！”我急忙起身跑出去，见外面围了很多人，师卫生科长马俊在场，正对张队长说：“我们部队刚进疆，这个病人是当地一位老人，50多岁，回民，给我做翻译，突然发病很重，咱们不能不管。部队明天还要行军，把小周留下来给病人治病吧。”一回头发现了站在身后的我，便对我讲：“刚才我讲的话，你都听见了吧？”我点头答：“听到了。”科长说：“有困难，你提出来。”并指着一个着便衣的人说：“他是州医院搞西医的，有事多和他们商量，待病人病情稳定后部队派人来接你。”我当即表态：“保证完成任务！”当晚我就住到了州医院的宿舍，第二天，天没亮又赶到部队驻地与战友们道别。部队马上就要出发了，临行前队长拉着我的手叮嘱：“看病要细心，多跟当地医生请教，耐心、细致地对待一切，多注意民族政策。”
回到医院，我就开始了对病人的进一步检查和治疗，经过西药加草药，针灸加按摩，1周后，病人清醒了，上下肢能活动了。又经过1个月的中西医综合治疗，奇迹再现：病人活动自如，没有什么不适，要求出院了。经会诊复查，痊愈出院。患者感激不尽，执意要送我赶上部队。回到师卫生科，报了到，休息了1天，第二天我就跟随卫生队开始了新任务。八、受轻伤亲历战争
骑兵一师被调进疆，是有特定历史背景的：1962年10月，中印自卫反击战打响了。
中印之间约有2000千米的边界，虽然从未正式划定过，但在历史上按照双方的行政管辖范围，形成一条传统习惯的边界线。这条边界西段沿着喀喇昆仑山脉，中段沿着喜马拉雅山脉，东段沿着喜马拉雅山脉的南麓，一直受到两国人民的尊重。1914年西姆拉会议期间，英国代表背着中国中央政府代表，在会外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用秘密换文的方式划了一条“麦克马洪线”，企图把9万平方千米的中国领土划归英属印度，中印两国边界的传统习惯线遭到破坏。印度独立后，尼赫鲁政府继承英帝国主义对西藏的侵略野心，不断向非法的“麦克马洪线”推进，蚕食中国领土，不断在边界挑起武装冲突，打死打伤我军民，在我境内设立哨所。
1961年7月6日，印度在西段它所侵占的巴里加斯设立新的哨所，并派出巡逻队。同年4月，印度军队侵入中国新疆阿克赛钦地区，在奇普拉普河谷设立军事据点，7月又侵入加勒万河谷进逼中国巡逻队。印度陆军总部在给西段印度部队的命令中，把以前命令规定“只有遭到射击时才开枪”，改为“如果中国军队危险地迫近你们的阵地时就开枪”。至1962年10月20日，印度在西段中国境内建立了43个据点，在东段，仅1962年上半年印度就沿所谓的“麦克马洪线”建立了大约24个新哨所，侵占中国领土4000平方千米。这些据点，有的距我军哨所仅几米远，有的甚至建在我军哨所的后侧，切断了我军哨所的后路。西段形成了印军入侵据点和我军边防哨所犬牙交错的对峙状态。
1962年6月，印军在东段又越过“麦克马洪线”，侵入西藏山南地区错那县的克节朗河谷，在扯冬地方建立了入侵据点，企图改变“麦克马洪线”方向，以线北约11千米的拉则山（印方称“塔克拉山”）嵴作为边界。9月17～19日，印军30余人向择绕桥头我军哨位疯狂挑衅，以刺刀、步枪、冲锋枪逼我执勤战士后撤。对峙至20日，印军终于首先开枪，打死我军干部1人，打伤战士1人，我军被迫还击。双方交火至29日，我军择绕桥头哨位主动后撤。印军得意忘形，得寸进尺。10月8日，印军越过克节朗河，于10日进攻我军各哨所。到20日前，共打死打伤我军边防干部战士47人。在西段边境，印军不断包围我巡逻小组，伏击我运输人员，射击我哨所。印军飞机频繁侵犯中国领空在1959—1961年的3年间，入侵领空进行军事侦察活动达120余架次。
1962年10月，印度当局错误地估计形势，在大国支持下，向我军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进攻。中共中央及时作出决定：为了打击印度反动派的嚣张气焰，保卫祖国边疆的安全，创造中印边界问题谈判解决的条件，决定对入侵印军进行反击。中央军委立即对反击作战作出指示：军事指挥工作，政治动员工作，后勤保障工作，务必精心计划，周密组织，切实做好。并指出，此次同印度反动派作战，事关国威军威，务求初战必胜，只能打好，不能打坏。
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指示，中国西藏、新疆边防部队立即进入了战备状态。为了实施自卫反击作战组织指挥，由西藏军区组成了“西藏军区前进指挥部”，指挥成员有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副司令员邓少东、赵文进，司令部副参谋长石伴樵，政治部主任吕义山，后勤部副部长于一星等，主要负责东段指挥。西段，新疆边防部队组成了“新疆军区康西瓦指挥部”，由副军长何家产负责指挥。西藏、新疆边防部队接到中央军委反击作战的命令后，迅速部署兵力，进行紧张的战前准备，迎击印军大规模进攻。
这次自卫还击战，在中印边境东段和西段进行，经历了两个作战阶段：
第一阶段，10月20～28日。主要反击方向为克节朗—达旺地区。战前，印军在东段和西段的兵力部署为1个军部、1个师部、4个旅部、21个步兵营，约22000人。我军投入作战的部队有：西藏边防部队4个多团、新疆边防部队1个多团和昌都、林芝、山南分区的部队。在克节朗方向，我军根据印军布势前重后轻、翼侧暴露，正面宽、纵深浅的特点和地形情况，采取了从两翼开刀，迂回侧后，包围分割，各个歼敌的战法。自20日上午7时30分开始反击至当天下午，便大部歼灭了该地印军。接着，我军分兵5路，齐头并进，乘胜追击，于24、25日，先后进驻车新桥、达旺等地。在西段地区，我军于20日8时25分对入侵加勒万河谷和红山头之敌发起反击，经1小时战斗，全歼该敌。21日乘胜扩张战果，至23日便全部扫除了班公湖两岸及其以北地区的31个印军据点；随即挥戈南下，反击巴里加斯地区之敌，歼其一部。昌都、林芝、山南分区部队，也于10月20日实施反击，先后拔除敌据点多处，进占易古通、马尼岗、塔克新和哥里西娘等地。第一阶段作战至此告一段落。
第二阶段，11月16～21日。主要反击方向为西山口—邦迪拉地区和瓦弄地区。战前，印度当局从全国各地调兵遣将，使东西两段总兵力增至3万人；我军投入作战的兵力也增加到13个多团并一部分炮兵。在西山口至邦迪拉方向，我军根据印军布势特点，以部分兵力反击西山口，打敌之头；以部分兵力从两翼夹击申隔宗、略马东，击敌背腹；另以部分兵力实施远距离、大纵深的迂回，直插德让宗、邦迪拉之间，断敌退路。这样，便形成了对西山口、德让宗地区之敌的多路向心合击。经1天激战，我军占领西山口、德让宗、申隔宗，歼灭印军一部。19日，占领邦迪拉，并于略马东地区围歼近千名逃敌。尔后，主力即在西山口至邦迪拉地区展开搜剿，一部分兵力继续向南追击，于21日进占吉莫山口、比里山口和鹰窠山口一线。在瓦弄方向，我军一部于16日晨发起反击，歼敌一部，印军第4军军长和第11旅旅长仓皇逃走。我军在当天下午即占领瓦弄，一部分就地搜剿，另一部分向南追击，至21日，先后进至萨木维尔和金古底，逼近传统习惯线。在西段地区，我军于11月18～20日，清除了残存在我国境内班公洛地区的6个印军据点，歼灭大部守敌。在东段中部，我军也于11月18日开始反击，先后拔除印军据点16处，歼敌一部。
为了争取外交主动，1962年11月21～24日，中印边境中国边防部队接到了毛泽东签署的命令，总参谋部用特急电报下发到各部队。电文如下：西藏军区前指、军区、丁指、康指、新疆军区并成都、兰州、北京军区：为进一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我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为了促成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我军决定于11月22日零时起，主动停火，并于12月1日开始，主动撤回到1959年11月7日双方实际控制线的内侧20千米地区。遵此，现将部队下一步行动部署如下：
从1962年10月20日开始，至11月21日基本结束，这次自卫反击战历时1个月。
印度国防部于1965年发表了中印边境战争中陆军的损失：死亡：1383名，失踪：1696名，被俘：3968名。在中国军队停火之后，有5000～7000名印度士兵，从原始森林中得以生还。中国遣返了全部战俘，仅有26名印军士兵因重伤抢救无效死亡。中国方面全部附有详细的病历和抢救记录。
中国边防部队阵亡722人（其中军官82名、士兵640名），负伤697人（其中军官173名、士兵524名）。
1962年底，冰天雪地的喀喇昆仑山下，枪炮隆隆，偶有子弹划过耳边。我的任务是抢救运送伤员。正当我抬着担架一路小跑时，一颗子弹划过左手小指，我中弹了！十指连心，左手痛到麻木，经过包扎后我继续工作。然而，手指却再也不能伸直了，以至于后来不能习西医、外科之术。但比起留在那里的英灵，我又是何其幸运！战后，家人收到部队发出的表扬奖状，虽因历史原因未言明其事，却也成了我这次受伤的记录。九、一次特殊的任务
1964年元月的一天，我正在一团五连给战士讲“怎么预防冻伤”，突然，连指导员进来低声对我讲：王文才政委叫你去接电话。拿起电话听筒，里面便传来王政委的声音：军区命令你马上去执行任务。我问什么任务，该准备什么？政委讲：“什么都不必准备，任务你不要问，在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那边放下了电话听筒。不多时，师部的车就到了连部门前，师副政委张平山下了车，对连首长讲：“任务急，其他领导还在你们团部等着呢，我们就不停了。”上了路，戈壁滩上，白茫茫的雪，覆盖着整个草原，我们的小车飞快地向前奔跑。很快就到了一团，进到团部，见里面坐了很多人，都是生面孔。我向首长们敬礼问好，政委介绍说，这就是周志杰医生。龚兴业师长对我说：“马上就走。完成这个任务吧！任务特殊，但很光荣，具体是什么到地方你就知道了。”
随师首长上车，离开了额敏县城，军车继续飞奔在茫茫戈壁滩上，经过了老风口，进入了托里县城，停在了县委门前。走进县委办公室，里面也坐了很多人，我随师长一起敬军礼，口里喊着：首长好！师长继续报告说：“首长，这是周志杰医生，擅长中医针灸，治了不少疑难杂病。”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师长能叫首长，哪里来了这么多大官？我来做什么，我又能做什么？这时一位和师长军衔一样的人拉我坐下，指着对面一位首长讲：“首长来新疆1周，一直头痛，日渐加重，昨晚又失眠。首长不吃西药，你看用什么方法，既能让疼痛减轻，又能帮助睡眠。”我说：我先看看。诊完脉，看了舌色，又问了痛的部位、程度以及持续时间，我问首长，扎过针灸吗？首长点头说：扎过。另外一位首长说：“针我们带来了，不用你的针。”就把针灸针、消毒的东西都递到了我手里。穴位消毒后，我手里拿着针，不觉中竟出了一身的汗，到穴位上，针在手上打滑，扎不进去。首长说：“不要紧张，我也是你的战友，是病人，扎吧。”我吸了一口气，平静了一下，针扎进去了。头、手、颈和足，共扎了8个针。留针、施术，很快半小时过去了，我拔了针，进而点穴指压……慢慢地，首长出现深呼吸，旁边一位首长说：“他睡熟了，睡得很香。”我慢慢地停止了治疗。全体人员都轻轻退出了房间，在另外的房间坐下。1个小时，2个小时，整整过了3个小时，首长醒了，伸着懒腰，口里说着：“头不痛了，不痛了。给我扎针的医生呢？”我上前给首长敬礼，首长让我坐下，问我当了几年兵，上过战场没有，打仗怕不怕，我都作了回答。首长还问我针灸是在哪里学的，让我要认真学，用针为同志们服务，保障战友的身体健康。说这比打仗更厉害。说完话问旁边的首长得知：人都到齐了，便拉了一下我的手说：我们要开会去了。随即转身出了办公室的门，其他首长也都跟了出去。
大家都走后，王政委才对我讲：“你知道病人是谁，旁边的都是谁？”我摇摇头。政委讲：病人是林彪元帅，旁边坐的是罗瑞卿大将，张爱萍、肖华、王恩茂、何嘉参将军，另外几位将军我也叫不上名字。我不由得吐了一下舌头：这么多首长！王政委拍着我高兴地说：你小周给咱们争光了！十、苦钻研马背学习
在一次病案讨论时，老同志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但对中毒性痢疾后肠穿孔的意见存在分歧。我举手示意想谈谈看法，却被张学周医生打断了：“你知道多少？不必出洋相了。”张国衎医生说：“让志杰说说，或许对病案讨论有好处。”于是我从发病、发展到治疗，在《实用内科学》哪一页是怎样写的，哪一行又是怎样讲的都一一谈了，并从内科学的论点看，认为患者的肠穿孔是我们治疗得不及时，治疗过程中也没有给病人交代清楚应该注意什么而造成的。大家听得很入神，没有人再说别的。张振铎股长惊奇地问：“志杰，这些资料你是在哪里找的？怎么讲得这么清楚，并且还谈了我们应该怎么治疗？”此时，梁茂义医生说话了：“周志杰在3个月前的病案讨论中，还说不出个子丑寅卯，被好一番笑。大家不知道，他这三四个月的长途行军中，在马背上、在被窝里打上手电筒看书，一本《实用内科学》他竟然背过了！刚才他的发言，大家都听到了，书的哪一页，哪一行怎么讲的，很清楚，他记得很准。现在大家可以打开书看看，看和他说的有没有差别。”张良才医生马上拿出《实用内科学》一对，果然没有差别。就在此时，不知谁说了一句，“咱们有了医学留声机了”，大家全都点头笑了。
在此之后，我还于1964年3月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卫生学校继续学习临床医学1年，专业是中医针灸。在此学习期间，有一位张道人定期到骑兵一师总医院查房，我就跟随他进一步研习针术。一年后，我被派往中国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现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跟随朱琏等我国老一辈针灸专家进修学习，学习期间居住在我国已故针灸大师黄竹斋先生家中，晚上研习黄先生的著作和临证医案，和师兄弟们学习探讨，学业飞速进步。十一、坠冰湖险些丧命
新疆的12月，平均气温都在-25℃以下，我们在中苏边境线上执行任务，40多辆坦克、装甲车、汽车和两个团的骑兵要快速通过塔城、托里、额敏、裕名交界的苇湖……我和运输连的滑振中赶着一辆装满药品的马车，我坐在车把式的外侧（右侧），赶车人在左侧，正在前进中，一声巨响，马车和人突然掉进了冰洞……
等我再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病床上，双手紧紧抓着被角，张振铎股长、张荣贵队长，还有其他很多同志围在床边。我开口就问：“车、马、药呢？”大家一言不发，眼圈都红了。我心里一沉：出事了。这时张振铎股长说话了：“你被救回来的时候，全身都冻僵了，皮肤成了紫色，经过一天的保暖和药物治疗，你才醒过来。”我急忙又问：“滑振中呢？”张股长说：“车、马、药品、你和滑振中都掉进了冰湖，冰裂的口子越来越大，只救回了你一个。”瞬间我的眼泪就流出来了。股长说：“志杰醒了，大家放心吧，让他先休息，其他同志去工作吧！”我情难以自制，泪水怎么都止不住。不知过了多久，才又昏昏睡去。十二、出身成分被调查
1965年10月，在外学习的我回到师卫生科休息了两天就上班了。中午，卫生科协理员找我谈话，有些话让我听起来很不是滋味：什么领导很重视啦，什么要诚实呀，不能隐瞒什么啊！简直把我说糊涂了。我急了，说：“协理员你有话就直说，刚才你说的话我不懂。”协理员脸也变了，说：“你不老实！隐瞒了你家的富农成分。你知道不？‘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是专制对象，你是‘地富反坏右’的狗崽子！你在部队以前的表现都是伪装出来的。”我的头像裂开一样，怎么回的房间都记不清了，爬在床上就哭，越想越委屈：家里祖传数十亩薄田，全都是靠家里人自己耕种，从我懂事起，家里就没过闲人，包括孩子都有活，从正月初一到腊月三十都忙着。家里人白天准备菜，父亲和叔父天不亮就挑着担子赶几十里路去西安城里卖，老人起来扫院子，做早饭，孩子们去上学，放学回来给家里帮忙。下雨天也要干活：剥玉米，打草鞋，给家里的豆腐坊帮忙，忙得团团转。此外，家里的“准绳堂”药铺要坐堂，要抓药，要进药，采药，洗理，炮制，晾晒。乡里贫穷人家总是赊账，久了就给划去不收费用。这样靠自己双手苦巴巴挣生活还被打倒，是什么道理？
不知道哭了多长时间，迷迷瞪瞪中被马俊科长叫起来，随他到了办公室。马科长对我讲：“新中国成立时你不到十岁，你生在旧中国长在新社会，你在学校、部队都表现得很好，就凭社教一个补定成分就把你压倒了？你们当地来了材料，我们才派人去了解，还没有最后证实你家就是富农。就是富农你也还要活，还要活得更好，你是可以改造好的子女，咱们的首长也有很多出身不好，不是照样干革命？咱们一团赵志灵副团长，家里是地主成分，父亲被镇压了，他不是也参加了革命，你这算什么？坐下来好好想想，正确看待家庭，正确对待自己，一切向前看。”马科长的一席话激励了我：对，努力工作，做出样子给大家看，让组织考验吧。十三、转业成专职医生
然而，在部分同志的眼里，我成了狗崽子，是混进军队里的蛀虫、危险分子，他们不敢多接近我，怕受影响。我没有怨声载道，而是每天默默地坚持认真做事。1966年元旦过后，师副政委张平山找我，谈了很长时间的话，主要是说他要到陕西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陕西生产建设兵团，看我愿不愿意回陕西，我没有多想就跟随张政委回到了陕西。1个多月后，由骑兵一师又抽调了40个同志，一同来陕了。到陕后都在不停地做着筹备工作。4月12日，突然集合大家开会，张平山政委宣布中央通知，内容是：经中央反复研究，陕西生产建设兵团暂缓成立，地方抽调的同志交清手续，回原单位工作；部队来的同志，一律就地转业。由西安市当兵的同志，西安市很快来接收；其他同志，省委组织部来接收安排。通知宣读完，“到什么单位对自己发展有利等”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按照通知，1周后经过谈话，我答应到西安市南院门中医门诊部工作。报到通知书，介绍信第二天就送来了。谢绝了大家认为我去的“单位小，待遇低，应该去工厂”的劝说，我很快到医院报到上班了。经过了什么科的病都得看的适应期，几个月后，我终于到针灸科工作了。我感觉真是如鱼得水，能够大胆地去工作非常开心。十四、实践真知颈四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人人都在互相斗，你给他贴大字报，他又给你贴大字报，互相对骂。而自己借着刚从部队到地方，单位的情况不了解的原因，只参加开会外，不参与斗争，每天除了坚持上班，业余时间就钻在房间读经典、读医案，获得了大量病人的好评。
过了几个月，我参加了西安市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西安市聋哑学校。这个队由兰空、二十一军、陕西省军区、陕西省革委会卫生组、西安市革委会卫生组派人组成，组长由二十一军、兰空派人担任。当时的口号是：“铁树要开花，哑巴要说话。”工作开展得热火朝天，聋哑学校校园内像过节一样，人头攒动，大家都在看，扎了针哑巴怎样说话。十几天的紧张工作，却一连死了几个患者，地方的同志谁都不敢讲，只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我实在按捺不住了，就去找当时的组长、兰空的马医生，提出了个人的看法：这样下去不行，得找到患者的死亡原因！马医生采纳了我的意见，对几例尸体进行了解剖，解剖尸检病历显示均系蛛网膜（哑门穴）出血所致。第二天马医生叫停了针刺哑门的手法，开始整顿、规范针刺过程，提高每个人的针刺技术和技能。针对这个问题，我也查阅了很多资料，并在自己身上找寻敏感点。经过反复体验，寻找到能和哑门穴同样效果的刺激点，哑1，哑2，哑3，哑4，这四穴五个刺激点，能起到与刺激哑门穴同样的作用，但却比较安全。经过临床验证，四穴五点的作用得到认可，大家还进行了学术交流和专门培训，至此，聋哑病人得到了安全治疗，再没有出任何医疗事故。十五、跨国门援外医疗
1970年11月，那是人们都一心向着红太阳，事事围绕着红太阳转的岁月。一天，一个军代表找我谈话（当时很多单位都在军管或有工宣队进驻）。在那个敏感的时代，一下子说什么的都有，有说周志杰犯错误了，甚者还说周志杰反对红太阳等等，一时间大字报也出来了：周志杰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真是令人不寒而栗。就在这谣言四起时，省委的批示下来了——周志杰参加陕西省组织的中国赴苏丹民主共和国医疗队工作。
按照要求，一周内交清工作参加出国前培训，主要学习外交知识、当地国家的风土人情、生活习惯等。1个月的学习后，就前往北京进行再培训，体检、打疫苗、制装、办护照……很快就踏上了去异国他乡的路。离京时，北京还下着雪，2天后经过巴基斯坦、埃及最后到达苏丹，这里的气候变了，环境变了，人也变了（当地主要是阿拉伯人和黑人），房子变了，生活方式也变了。国内培训的知识，跟当地差异还是很大，学习的语言，我们讲，当地人根本听不懂，只能用手比画，离开了翻译真是寸步难行。正如离京前，周恩来总理给我们讲的：“我们派出去的专家，是三不会：一不会说话，二不会走路，三不会吃饭。”当时我还想不通，我们会说话，会走路，更会吃饭啊，可现在才发现：我们说话人家不懂，人家说话我们也不懂，人家把汽车钥匙给我们，我们却开不了车，人家喝冷饮吃西餐，我们吃了喝了却肚子痛，不正是周总理说的“三不会”吗。杨守正大使看出了队员们的尴尬，对大家讲：“首先解决说话，话会说了一切就好解决了。说话和工作连在一起，边工作边学，你们会学会的。”按照大使的方法，我们白天工作，说说、比比、画画，晚上跟着翻译学习阿拉伯语，还有当地的土语。渐渐地，大家适应了那里的工作环境、条件和风俗，也能够大胆地接触病人了。十六、写传奇中国银针
有一天，大使馆参赞陪同一位病人来到医疗队，经介绍原来是苏丹外交部长的母亲，牙痛1个月了，英国、美国、南斯拉夫的医生都看过了，牙也被拔光了，现在还是痛，整夜不能入睡。看到病人手捂着脸痛苦的表情，大家都很着急。我先诊了诊脉，看了看舌色，又查了疼痛部位，对参赞讲：这是面痛（现代医学称“三叉神经痛”），不是牙痛，必须针刺治疗，看病人能否接受。部长说：“牙都拔光了，接受个小针有啥不行。”常规消毒后针刺开始，一共扎了8根，施用手法，留针30分钟，起针后，进行点穴。点穴之中，患者拿着拔下来的针，目不转睛地看着，用阿语不停地念叨。外交部长和母亲沟通完，对我们说：果依思，吉登，果依思，吉登，吉登！（奇、奇、真奇！）我母亲讲一点都不痛了，一根小小的针能治疗几个国家医生不能治的病。这时，他母亲突然站起来，拉住我的手，左看看右看看，口里说：“你的这双手是阿拉送你的巧手。用你的手为世界人造福，给病人排除痛苦。”经过5次治疗，1年后随访再无复发。
1971年6月的一天，门诊来了一位南斯拉夫病人。翻译问了病情，患者35岁，13岁时因炮弹爆炸致聋，以后多方治疗无效，现求中国医疗队给予治疗试试。看完她的很多检查资料，了解清楚其治疗过程和方法，我开始诊脉，查舌苔，结合她的体质情况，采取综合疗法。经过2个疗程20次的治疗，有一天她在家时唤哥哥接电话，她哥哥接完电话奇怪地问：“你怎么知道有我的电话？”她回答：“电话铃响了，我去接了，对方说是找你，我就叫你了。”事后，南斯拉夫大使专程致谢我方大使，并进行了联欢。1年后随访，患者已能正常工作，听力不受任何影响。
7月上旬，杨守正大使到医疗队驻地，对邢芳元队长讲了要抽我跟随尼迈里总统出访的决定，要求“一要保护总统的健康，二是保护好自己。总统经常头痛，血压还高，劳累后就容易犯病，一定要认真观察，绝不能疏忽出问题”。接受任务后，第二天我就到总统府报到，开始准备工作。首次陪总统出访，我心里特别紧张。我们先后访问了利比亚、坦桑尼亚、埃及、约旦、沙特、也门6国，近1个月，总统头痛发作了4次，我细心诊断后，施针灸、点穴、推拿，每次都使症状得到缓解。每次治疗完总统都对我说：“中国的针刺术很灵验，我很适应，吃药也没有针刺疗效好。你们国家的针灸医生技术好，收效快，我会在我们国家大力提倡和推广，还要让针灸技术在非洲开花结果。”随访回队后，我就经常被接到总统府给总统和其他高级官员诊病、治疗。
1972年元旦刚过，由苏丹外交部官员和中国驻苏丹大使馆翻译陪同，我赴埃塞俄比亚为塞拉西皇帝及皇后诊病。一到埃塞俄比亚，我们就受到了热烈欢迎，在皇宫，经过细心的治疗，皇帝的头不痛了，皇后的呕吐和眩晕症状也消失了。治疗结束后，官员带我们到休息室休息，这时皇帝的保健医生向我请教治疗的技术，我便就穴位的作用，位置，怎么取、怎么刺，以及针灸的原理，经络的作用等等进行了细致、认真的讲解，他们听得很认真，记得也很细致。治疗半个月后，皇帝和皇后的临床症状都消失了，我回到了苏丹。3个月后，埃方致信感谢中国医生，称3个月中，以上诸症再未复犯。
非洲的五六月，真是烈焰似火，苏丹喀图木的温度已达到了40℃以上，但每天来就诊的人还是排起了长龙，都期盼能得到中国医生的治疗，我们也是整日忙得汗流浃背。就这样，中国医疗队在当地影响越来越深远，几乎是家喻户晓。
一天工作刚结束回到驻地，正准备吃饭，突然大使馆的政务参赞来到医疗队，对邢队长讲：“让周志杰医生做一下准备，2个小时后去埃及，埃及总统夫人脑出血，半身不遂，说不了话，要请中国医生用针灸治疗。”柴泽民大使电告杨守正大使：“让周志杰去。”2个小时后我就乘机到达埃及首都——开罗。在机场受到大使等人欢迎后，我们直奔总统府，总统接见后即陪同我到医院，和院方共同检查了病人，发现他上下肢体肌力均为0级语言障碍。我谈了我的诊断治疗方案，埃方专家表示同意。经过1周治疗，病人下肢肌力恢复到3级，上肢为2级，已能吐出2～3个字，呛咳明显好转。又经过2个月的连续治疗，呛咳消失，饮水不受影响，语言恢复，上下肢肌力均为5级，生活可自理。在我离开埃及时，总统在大使馆专门安排了欢送会。
回到苏丹继续工作，每日针灸病人都在百人以上。每次忙不过来时，翻译都加入针灸的行列帮忙行针起针，1973年8月我胜利完成任务回国。十七、换单位一展所学
1973年8月，我回国后不几天，碑林区卫生科科长张孝义找我谈话：“你回国了，原来你在南院门中医门诊部，现南院门中医门诊部交到碑林区，为碑林区中医医院。现在把你调到碑林区红十字会医院，担任院革委会副主任（医院副院长）。”我说：“领导我当不了，我是搞专业的，还是让我搞专业吧。”科长说，“你考虑好后，给我们意见。”几天后，市卫生局人事科长又找我谈话：“你原来的单位归碑林区了，考虑到外事工作的需要，局里研究决定调你到市中心医院针灸科继续搞针灸，因为市中心医院接待外宾任务大，相当一部分要看针灸，你就不回碑林区了，局里直接把你的关系转到市中心医院。”
1973年10月，我就在市中心医院针灸科上班了。因为外界纷纷传开，中心医院调来了一位特别厉害的针灸医生，病人日益剧增，经常是早上上班，一直忙到晚上七八点，中午也不能休息。尽管我低调做人，埋头工作，但因为同行没有病人，而我的病人却看不完，非议就来了。这么辛苦还遭人非议，我想不通，此时，哥哥周志恒安慰我说：“我听到了外界对你的议论，你要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他人，多团结那些同行的人，还要团结那些反对你的人，一人好好一点，大家好好一片，这样你们医院，你们科，你们针灸界才能支持你，大家共同把专业搞好。”哥哥的一席话激励了我，我团结大家开展工作，把针灸科的工作搞得扎实而有起色，每日的门诊量达到300～400人次。就在继续开展新一轮工作时，医院党委接到通知：国务院通知省委，让针灸医生周志杰再次赴苏丹民主共和国工作。后来得知，政协主席李先念在访问苏丹时，苏丹总统向李先念主席提出要让针灸医生周志杰再赴苏丹工作，李先念主席把此提议提到了国务院、外交部和卫生部。1976年9月，我再次离陕赴苏丹工作了。十八、起风波二次援外
1976年10月，我们离开祖国，赴苏丹工作。国内，“四人帮”被粉碎了，人民重新见到了光明，很快形成了朝气蓬勃的气氛，揭批查“四人帮”的运动开始了。市中心医院针灸科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鼓动不明真相的人给我贴大字报，一时间铺天盖地地贴满了院子。什么周志杰是特务，在苏丹招了驸马，出卖了国家秘密，为什么别人一次都去不了，周志杰还是总统点名让去……总之说什么的都有。市卫生局发现这个情况后，立即通知把大字报撕掉，不准破坏援外工作，但是大字报反而贴得更多了。这个消息传到我父亲耳里，他到医院把大字报看了一遍，怎么也想不通，出国时，你们不是讲他工作表现得好，怎么现在就成了特务、坏蛋？于是找院领导想问问究竟。当时有位领导对父亲讲：“你儿子是特务，里通外国，大字报写得一清二楚，很快就会被押送回国，接受人民的审判。”老人哪能经受得起这样的打击，回家就病倒了，整日流泪，不吃不喝，不久就离开了人世。历经风雨的“准绳堂”第十代传人没有扛过这次打击，74岁而殁，比起他享年98岁的父亲，以及比他小5岁，20年后离世的弟弟，他原不该如此匆匆辞世！
这样悲恸的事，远在苏丹的我却不得而知！此时，更加不幸的事降临到我头上：1977年4月，我在房间被发现昏迷，经抢救醒来后右侧上下肢已不能动了，连翻身、大小便都不能自理，后来诊断为：脑型疟疾。苏丹地处非洲，蚊虫肆虐，疟疾流行，加之当时医疗队卫生条件差，我不幸被传染了。当时组织上不批准我回国，让就地治疗，担心对后续选派医疗队工作人员有影响，我的一切生活和治疗护理都是医疗队的同志照顾。这里，我特别要感谢：贾天成教授、秦兆寅教授、张道楔主任医师、郭文广师傅，他们能在忙完自己的工作后，轮流护理我整整一年的时间，待我能生活自理，能坚持上班了，他们才停止对我的护理工作，真心感谢他们当年无私的付出。
完成了两年的工作后，我躺在担架上被护送回国。这时那个巨大噩耗给我迎头痛击：父亲因我的不白之冤，含恨离开了人世！这个天大的打击令我万念俱灰，无心工作，不知道活着的意义在哪里？抛妻别子，出国离乡，被冤枉，被打击，连自己的亲人都无法保护，我想不通！
就在这时，市局张时局长找我谈话：“别人说你好你就好，别人说你坏你就坏，你是给别人活的？挺起腰杆。你现在回国了，你就没有叛国，别人说你泄密了，人家说你招了驸马你把黑媳妇领回来了？你现在不要想别人怎么说，你应该考虑你怎么干，用事实说话。”得到了宽慰，悲痛过后，我慢慢振作起来：我要用事实回击那些等着看笑话的人！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