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城市论：广州走向国际中心城市发展战略研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甘新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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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城市论：广州走向国际中心城市发展战略研究试读：

当今世界，在经济全球化的强力推动下，各国之间的竞争已越来越集中表现为中心城市及大城市群之间的竞争。广州作为广东的省会城市、珠三角核心城市和国家中心城市，不仅要服务全省、周边省份乃至全国，而且还要代表国家参与国际竞争，这是历史赋予广州的更高使命。因此，广州新一轮的大发展，就不能脱离国家对广州中心城市的定位，广州要紧紧围绕增强高端要素集聚、科技创新、文化引领和综合服务等功能，强化国家中心城市、综合性门户城市和区域文化教育中心的地位，提高辐射带动能力，努力将广州建成广东宜居的首善之区，建成面向世界、服务全国的国际中心城市。第一节经济全球化推动中心城市体系不断向国际化发展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学术界研究和探讨的热点之一。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许多城市也被卷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由此，国内外学术界在对城市的研究和探讨中也形成了关于国际性大城市的不同称谓，如世界城市、全球城市、国际中心城市、国际大都市、中心城市等。一些学者从全球性联系的重要性出发，从更广的意义上来理解当今世界的城市体系。

国外对城市研究经历的一次重要的范式转变，就是将世界城市研究和世界经济发展直接联系起来，并且将认识世界城市的角度从传统的地方空间扩大到流动空间，把世界城市发展与提高国际化程度联系起来，强调作为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节点，世界城市体系在全球经济中的战略重要性体现在外部的高度联系和高度流动上。国内对城市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区域中心城市和世界城市的概念、性质、特征和评价指标，以及中国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世界城市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等方面，对国际中心城市的研究还是比较缺乏的。

对中心城市的研究，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这是因为，中心城市除应具有比一般城市更优越的地理区位等条件外，更重要的是应拥有强大的推进因素；既要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优化的产业结构、完善的服务体系等较高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还要有高效、舒适的城市环境和科学、合理的城市布局，更要有善于吸纳创新的能力和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如何创建国家中心城市、走向国际中心城市，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当前，国内学者的主流观点是，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城市”“全球城市”与“世界城市”的概念基本相同，是指在世界体系中生产性服务业高度集中的、在世界经济及世界文化领域掌握着控制权的城市。从概念和内涵上看，世界城市、全球城市和国际城市三者在概念上即使不统一也极为相近，都强调城市对于全球范围内经济发展的影响和控制力，其动力基础都是经济全球化，发生作用的空间在于“全球”这一空间范围。但是，世界城市、全球城市、国际城市的概念是不尽相同的，在世界城市体系中客观上存在等级体系。在经济全球化推动中心城市体系不断向国际化发展的进程中，可以根据规模和功能、辐射范围和经济地位将世界城市体系划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级是综合性的全球城市，即世界中心城市；第二级是洲际性的中心城市，即国际中心城市；第三级是区域性的中心城市，即国家中心城市。广州在世界城市体系中仍然处在第三级与第二级之间，广州的城市国际化进程还任重道远。第二节广州城市国际化战略的目标定位及演变过程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城市的国际化发展尤其需要制定城市发展战略来指导。“战略”一词源于军事学，是指对战争全局的筹划和指导。1961年，自从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赫希曼在其《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首次提出“发展战略”的概念后，“发展战略”的概念已经延展到许多领域，包括城市科学领域，由此“城市发展战略”的概念应运而生。城市发展战略，是指在较长时期内，人们从影响城市发展的各种因素、条件和城市发展的可能趋势出发，做出的关系城市经济社会建设发展全局的根本谋划和基本对策，是城市经济、社会、建设三位一体的统一发展战略。城市发展战略的核心因素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即城市发展的定位、城市发展的内外部约束条件、城市发展的途径选择。

制定城市发展战略，首先需要建立一个系统性的目标框架，在城市的区域发展、产业发展、社会发展、生态发展、空间发展等方面建立一种新秩序，以适应新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要求，聚集人口和资本，改善城市生活的环境质量，培养城市的活力和竞争力。制定城市发展战略，同时需要有城市问题意识，因为现实中的许多城市问题具有迫切性、瓶颈性的特征，已成为阻碍城市发展的绊脚石，一些久治不愈的“城市病”必须上升到战略的高度才能消除。治理城市发展中的问题，防患于未然，这是城市发展战略的重要目标指向。制定城市发展战略，还需要有城市愿景意识，如广州提出要建设成为经济低碳、城市智慧、社会文明、生态优美、城乡一体、生活幸福的理想城市，就是为市民描绘了一幅诱人的、充满希望的城市发展愿景，让城市发展为市民满意的理想城市。城市发展愿景是城市战略目标指向的最高层次，也是城市发展战略的吸引力所在。

近20多年来，我国城市发展战略的研究方兴未艾，不同城市对各自的发展战略也一直在进行探索和实践。近15年来，广州在全国省会城市中率先进行了城市发展战略的研究，广州城市发展战略的目标定位是清晰的，经历了一个由现代化区域性中心城市、国际性区域中心城市再到国家中心城市不断演进的过程。1992年，广州就提出了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目标，有人认为这在当时太超前，其实这可以认为是广州正式提出城市国际化战略的开始。城市各方面的工作用国际标准来衡量，大大提升了广州当时的城市发展水平。2008年，在国家颁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中，就明确提出广州要通过强化国家中心城市、综合性门户城市和区域文化教育中心的地位，将广州建设成为广东宜居城乡的“首善之区”，还要建设成为面向世界、服务全国的国际大都市。2012年9月，广州市正式颁布《关于全面推进新型城市化发展的决定》，提出到2020年，广州新型城市化发展实现大跨越，基本实现经济发展、城市发展、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转型升级，产业竞争力、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全省宜居城乡“首善之区”示范作用充分发挥，国家中心城市功能全面增强，努力迈进世界先进城市行列，把广州建设成为人民满意的理想城市。

综上所述，广州城市国际化战略目标定位的演变过程说明，广州虽然现在还处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第三级与第二级之间，但广州已经表明努力走向国际中心城市和迈向世界中心城市的理想和信心，即广州首先要迈入第二级的国际中心城市行列，成为与世界各国和地区紧密联系并有强大影响力的国际性的经济中心、金融中心、信息中心、文化中心、创新中心，同时还要迈入第一级的世界中心城市行列，走向世界城市体系中的最高级形态。第三节广州从国家中心城市走向国际中心城市的条件

从战略上看，一座城市能否成为国家中心城市，不是由政府规划决定，更不是想成就成。进一步说，即使这个城市有了国家中心城市的地位，这一地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从根本上讲这是市场长期选择的结果。因此，一座城市能否成为国家中心城市，核心问题是看这座城市是否具备和能否继续保持国家中心城市的功能。

也就是说，广州要从国家中心城市走向国际中心城市，不仅要将这个城市的总量做大，更重要的是要提升国家中心城市和国际中心城市的功能。提升中心城市的主要功能，一要提升高端要素集聚功能。中心城市最基本的功能是对所辐射区域内的经济社会发展能量与要素进行高效、有序、合理地聚集与扩散。它最突出的作用就是使中心城市的经济社会活动产生外部经济效应和聚集经济效应。正是这两种效应使中心城市对外界产生强大的吸引力和辐射力，从而使中心城市进入“聚集—扩散—再聚集—再扩散”的良性循环发展状态中。二要提升科技创新功能。国际中心城市需要建立健全科技创新体系，完善和落实激励自主创新的政策，加大对自主创新的投入力度，进一步实施重大科技专项，吸引和培养高层次人才，全面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三要提升文化引领功能。从世界各国城市发展趋势看，城市之间的竞争正朝着资源竞争—资本竞争—技术竞争—文化竞争的方向发展，未来竞争的主战场将转向文化领域，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就掌握了可持续的竞争优势，谁就能更好地在激烈的城市竞争中掌握主动权。不仅文化创意产业成为国内外许多城市首选的战略性支柱产业，而且提升文化软实力已上升为国内外许多城市“以文化求发展”的重要战略支点。四要提升综合服务功能。如果说高端要素集聚功能是国际中心城市四大功能的内核，综合服务功能则是其外延，城市的集聚辐射功能强不强，主要取决于其综合服务功能的强弱。综合服务功能越强，集聚辐射的能力就越强，资源配置的范围就越广，资源配置的能力也越强，国际中心城市的地位也就越突出、越巩固。因此，我们要用大视野谋划和花大力气来创建这座城市，使之与国际中心城市的地位相匹配；我们要牢固树立以功能论地位、论输赢的城市发展理念，把向高端发展转型作为加快国际中心城市建设的根本途径。

广州要从国家中心城市走向国际中心城市，首先要建设国际商贸中心。广州具有历史传承的“千年商都”形象，“商贸”无疑是广州的比较优势之所在，也是广州的核心竞争力之所在，确立以“商贸”带动城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战略，这是对现代国际化大都市、国际商贸中心定位的深化。建设国际商贸中心，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考虑：一是完善城市商业规划。特别是要重点配合城市总体规划与各产业规划，合理布局商业资源的总量与分布，进一步完善各种商业业态、优化商业结构，不断实现城市商贸活动与国际的全面接轨。二是扩大城市经济规模。经济规模是城市商贸业国际影响力的基础，当然在扩大经济规模的同时，也要保证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和升级，使城市经济结构与各项服务业间的比例始终处于协调发展的状态。三是优化城市政策环境。适当的政策倾斜不仅可以有效调动交易双方的积极性，将消费者潜在的需求转化为实际的需求，而且还可以引导金融业、零售业、信息服务业等领域优质外资企业的总部进入。四是强化科学智慧主线。依靠科学智慧引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将智慧城市和商贸城市融合发展，不仅要有自然科学以及工程技术的自主创新，也要有哲学社会科学等智慧资源的有效整合。五是提升城市品牌效应。注重城市品牌的宣传和提升，不仅包括利用大型赛事、公益活动和大型会展等机会来扩大城市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而且还包括提升城市汇集世界名牌、名品的能力，为世界范围的高消费群体提供充足的选择空间。六是挖掘城市特色文化。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因此要充分挖掘属于城市本土的历史文化资源，同时注重开发具有城市本土特色的消费品与消费方式，进而进行有效的国际化经营与管理。

广州要建设国际中心城市，充分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一要明确广州中心城市的定位，突出广州在“点—轴—网格”的城市体系中的核心作用。加强交通网络体系等基础设施的规划建设，最大限度发挥综合交通网络输送能力，完善区域主要交通枢纽的承接转送能力，促进广州以更高效能和更大程度发挥辐射力；做好广州城市环境的规划，践行低碳城市的规划理念，营造生态城市，促进人居环境改善，强化广州可持续的辐射力。二要力促产业升级改造，做强城市辐射源。城市是国家和社会经济的主要发展极，广州作为中心城市应该首先是国家重要的经济中心之一，而中心城市的经济实力来源于产业和产业组织的基本单元——企业。所以，产业的升级改造与企业实力的增强，是培育和做强城市辐射源的固本强基之举。广州需要通过改造传统产业，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推动科技能力创新，促进总部经济建设，扩大产业辐射。三要创新拓展辐射路径，提升广州带动力。城市辐射力的形成，不仅需要辐射源的凝练，也需要辐射路径或载体。广州需要建立成熟的产业网络，促进产业组织水平提高；建立有效行使职能的行业自治的公共服务机构，凝聚行业辐射力；形成更完善的城市创新体系，促进协同创新机制的运作等。四要凝练广州城市特色，形成独特辐射力。几乎所有国际中心城市都有其独特的、富有魅力的辐射能力，而且具有自身特色的辐射边界是可以远远延伸的。广州应该在学习借鉴的基础上，凝练自身特色。“国际商贸中心”“世界文化名城”“花城绿城水城”等，既包含了广州城市的发展定位，也包含了广州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打造花城、绿城和水城，实现经济发展、人居环境建设、区域特色打造、软硬实力提升的目的。第四节国际中心城市的发展路径是推进新型城市化

在城市国际化的发展战略中，不管是什么等级的中心城市，都与城市化的发展密切相关，并相互作用。一方面，实施中心城市发展战略可推进新型城市化进程。由于中心城市具有集聚、扩散等功能，在区域发展中往往具有率先增长的特征，并成为带动整个区域发展的增长极，从而有力地辐射带动区域发展。另一方面，通过新型城市化又可加快实现中心城市的发展战略。随着全球进入“城市时代”，世界各国在城市化进程中无不体现出对中心城市建设的急切需求。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全球经济中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往往通过其中心城市来实现，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中心城市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等级地位。少数居于全球经济发展控制中枢的中心城市将成为世界中心城市，处于全球价值链的最高端，主导着全球经济活动和价值创造。因此，中心城市的新型城市化与中心城市的国际化战略是一致的，通过加快推进新型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路径，中心城市的国际化程度就能不断升级。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中国城市化发展速度不断加快。据统计，2012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2.57%；而在未来的二三十年里，我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还将延续。麦肯锡报告预测，2030年中国城市人口将达到10亿，将出现221座百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其中包括23座5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然而，以工业化为基本动力，以经济发展为导向的传统城市化，尽管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建设的现代化进程，但由于片面追求规模的增长、量的扩张和物质基础的建设，忽视了人自身的发展、质的提升和精神文化建设，“城市病”问题随着城市化进程日益凸显，表现为人口膨胀但市民化进程缓慢，交通设施投入增加但拥堵日益严重，城乡分化与空间隔离，生态恶化与环境污染，资源短缺与生活成本攀升，弱势群体增加与城市贫富差距扩大，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与综合承载力不强，人地矛盾突出与可持续发展能力减弱，等等。

2002年，我国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新型城市化概念也随之出现。新型城市化道路是与传统城市化道路相对应的，是在我国特殊国情下发展出来的新概念，目的在于纠正传统城市化道路下的发展偏差。所谓新型城市化，概而言之，就是一种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强调以人为本的城市化战略，是以“集约、和谐、公平、可持续”为特征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其本质是农民的市民化，重点是提高城市化的质量。与传统城市化只强调以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高低作为衡量尺度不同，新型城市化发展战略至少具有以下五个方面的战略价值。

一是破解“增长停滞”的魔咒。从亚当·斯密开始，经济学理论一致认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增长停滞是一种必然。我国自改革开放到2010年，GDP年均增速为两位数，始终处于高增长阶段。问题是，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和潜力是否已经到了尽头？有效破解增长停滞这一世界性难题，是我们面临的严峻挑战。仔细分析日本、“亚洲四小龙”发展中的历史教训，寻找新一轮经济增长的突破口，破解增长停滞的魔咒，是中国城市化率超过50%之后实施新型城市化战略的首要任务。

二是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怪圈。“中等收入陷阱”为2006年世界银行发布《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提出的概念。当人均GDP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经济持续增长乏力；同时由于贫富差距、社会分配不公等引发心理恶化和矛盾激化，社会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因此，城乡统筹、城际一体、区域协调的新型城市化道路，将使经济发展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怪圈，成为破解世界性发展难题的重大举措。

三是寻找缓解新时期社会矛盾的钥匙。传统城市化的发展以关注城市人口数量、城市发展规模、城市经济总量为主要特征，虽然取得了城市财富的快速积累，但同时也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社会对立。中国新型城市化的发展，应在共同富裕的基础上，缩小城乡之间、不同行业之间、不同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提供公平的民生待遇，实施公共服务均等化，从而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和谐。

四是实现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均衡。新型城市化发展战略，将以区域为基底，实现优质的“空间充填”，协调城市和农村、城市和城市，逐步实现分工合理、全域有序的均衡发展，获取整体效益的交集最大化；通过审慎的顶层设计，实现在整体发展概念下的基础设施、产业布局、生态环境、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和管理体制的一体化，引领区域共同富裕与社会和谐。

五是体现“动力、质量、公平”三大发展元素的交集最大化。中国新型城市化战略将全面关注城市创新发展的“动力表征”、城市绿色发展的“质量表征”、城乡机会平等的“公平表征”。在构成新型城市化“动力、质量、公平”的三大基础元素中，努力寻求三者的有机协调，是新型城市化健康发展的战略基础。第五节广州推进新型城市化是走向国际中心城市的实践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广州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广州经济总量连续22年位居全国城市第三位，2011年成为继北京、上海之后第三个经济总量突破万亿元的城市；城市化发展进程快速，城市人口规模增长迅猛，2010年城镇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达到83.78%；城市空间规模加快扩张，基础设施逐步完善，城市综合承载能力明显增强；服务业发展水平稳步提升，人民群众生活显著改善；城市中心职能不断强化，城市竞争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但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传统的拼土地、拼资源、拼成本的城市发展道路，已经难以适应新时期科学发展的新要求。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和体制性障碍逐渐凸显，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面临新挑战。站在国际中心城市的战略高度，把广州的发展置于世界先进城市的坐标体系中来比较，我们在城乡统筹、公共服务、资源环境、核心竞争力、城市特色和治理结构等方面，还存在不少差距。城市的问题意识以及发展危机意识，迫切需要我们增强转型发展的紧迫感和使命感，走出一条具有广州特色的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

广州推进新型城市化发展，是探索特大型城市科学发展的创新实践，是遵循世界城市发展规律、破除“增长停滞”魔咒和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积极探索，是推动城市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国际化同步发展的重要途径，是顺应广大人民群众对幸福生活新期待的根本要求，是新形势下全面提升领导城市工作能力的现实需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型升级为主线、以民生幸福为主旨，继续解放思想，勇于改革创新，敢于先行先试，促进城市发展从“重物轻人”向以人为本、把人民的幸福作为最高追求转变，从拼土地、拼汗水、拼资源向拼人才、拼知识、拼创新转变，从城乡二元分割向城乡一体发展转变，从城市“摊大饼”式的外延扩张向多中心、组团式、网络型的集约高效城市发展格局转变，从“千城一面”向更加注重传承岭南优秀文化、凸显城市特色转变，从全能型政府向建立政府引导、以市场为主体、社会参与的善治模式转变，全面提升城市发展质量。

如何推进广州中心城市的新型城市化发展？从战略层面来看，改革开放、文化引领、科学决策是我们当前推进新型城市化的“三大法宝”。以改革开放推进新型城市化。这是因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城市承载的沧桑与变化告诉我们，城市发展遇到了一系列“成长的烦恼”，传统城市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推进新型城市化，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通过深化改革开放，增强城市发展的体制新优势；就是要通过形成一套具有强大动力、充满活力和可持续竞争力的体制机制，构建新型城市化过程中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相互协调、良性互动的新格局。以文化引领推进新型城市化。这是因为一座城市不仅可以文化论输赢，而且还可以文化定未来，文化创新就是“未来的灯塔”。一座城市要做大做强，除了靠经济、科技等硬实力外，最终还是要靠文化的力量，即由文化所彰显出来的软实力具有一种安近致远的力量。一座城市有什么样的文化，就一定会有什么样的历史、现实与未来，推进新型城市化就一定要有强大的文化来支撑并伴随着文化的繁荣。以科学决策推进新型城市化。这是因为科学决策是做好各项工作的重要前提，而科学决策的形成是需要不断完善的正确决策机制。特别是基于政策和舆论的公共需求、市场经济多元利益格局的现实需求、大规模城市化对大策略大思维的未来需求，我们迫切需要“思想工厂”、“头脑风暴”和“独立思想的盒子”，也就是迫切需要思想库、智囊团为新型城市化提供真正科学的解决方案。

从广州推进中心城市新型城市化发展的目标定位和指导原则来看，要紧紧围绕满足人的需求、提升人的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牢固树立低碳、智慧、幸福的城市发展新理念，把广州建设成为低碳经济、智慧城市、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一是突出以人为本。民生幸福是城市发展的最高追求，应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城市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依照人的需要进行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打造宜居宜业城市。提高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优质化水平，不断提升城乡居民生活品质。积极稳妥地促进外来人口融入城市，推动不同社会群体广泛融合。合理控制城市人口规模，促进人口与城市资源相适应。二是强调创新驱动。把自主创新作为城市发展的核心动力，让创新思想、创新文化植根于广州。把握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机遇，推进创新型城市建设。确立人才优先发展战略，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完善人才服务机制，形成育才、引才、聚才、用才的良好环境。推进体制机制创新、社会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营造鼓励创新的社会氛围，最大程度激发城市发展活力。三是要求协调发展。妥善处理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之间以及城乡之间的关系，提高城市发展的协调性。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服务管理，不断促进社会和谐。强化文化引领功能，提升文化软实力。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人与自然、人与城市和谐相处，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四是开拓国际视野。把广州放在世界先进城市的坐标体系中定位，以更宽广的视野、更开放的心态、更包容的机制推进城市发展。顺应世界城市发展潮流，学习借鉴世界先进城市经验，积极主动融入和参与国际合作竞争。引领珠三角一体化发展，深化穗港澳合作，在共同打造更具综合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中发挥龙头作用。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推动各种要素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五是追求低碳智慧。把生态文明建设深刻融入和全面贯穿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大力发展低碳经济、低碳建筑、低碳交通、低碳技术，倡导低碳生活，建设低碳社区。全面实施“智慧广州”战略，建设智慧基础设施，发展智慧产业，研发智慧技术，推广智慧应用，推动城市建设管理服务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六是凸显岭南特色。遵从岭南自然地理气候条件，塑造“山、水、城、田、海”的城市形态。传承和弘扬岭南优秀文化，精心保护与开发利用历史街区、名镇古村。倡导并鼓励中西合璧、崇尚自然、以人为本的岭南建筑风格，凸显城市风貌的独特性与多样性。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彰显城市文化魅力。

从广州推进中心城市新型城市化发展的主要措施来看，实现创新尤其重要。一要推进新型城市化的结构创新。结构创新是新型城市化的核心。城市化的发展涉及诸多领域，从我国的实际国情出发，新型城市化的结构创新主要包括产业、空间等结构创新。产业结构创新即产业布局优化和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布局优化要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对城乡产业布局统筹考虑，实现城乡之间产业结构的联动调整，促进城乡经济的健康、协调发展。产业结构的优化，一方面要调整各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加大高技术产业的投入；另一方面，要以工业反哺农业，用高新技术产业来带动和改进传统产业，提高各产业的技术水平，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空间结构的创新包括城乡结构创新和区域结构创新，要运用城乡统筹的思想，以城市为中心，在扩大城市规模的同时，强调城市的集聚效应和辐射效应，以此带动农村的空间开发，使城乡分割的二元空间结构逐步转变为城乡一体的空间结构。区域结构的创新强调区域内城市间以及区域间的分工协作，通过制定相关的政策措施，使空间结构分布合理，各种规模和功能的城市相互协调发展。二要推进新型城市化的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是新型城市化的动力，一方面能够使生产要素的使用得以完善，从而提高劳动生产力，节约产品成本；另一方面能够使城市的企业获得具有垄断优势的资源和产品，从而扩大产品市场占有率。科技创新在能源、交通、信息通信等领域为城市化提供支持，使城市能够真正发挥应有的经济社会效应。三要推进新型城市化的制度创新。制度创新是新型城市化的关键，城市化进程与制度安排之间有着密切关系。有效的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能够促进城市化进程；相反，则会阻碍城市化的发展。我国城市化滞后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户籍制度等不能有效地促进城市化进程。因此，新型城市化必然要求相应的制度创新。新型城市化制度创新的重点就是要从城乡和谐的角度实现和谐发展的城市化。推进制度创新，进一步完善社会经济体制，建立更具活力和更加开放的城市系统，是新型城市化的关键。

广州走中心城市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建设人民满意的理想城市，可以与广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和走向国际中心城市连成一个系统进行战略定位，即在珠三角和全省的区域范围内，广州要发挥好城市群核心城市和省会城市的龙头带动作用；在国家城镇体系中，要强化高端要素集聚、科技创新、文化引领、综合服务功能，巩固国家中心城市地位；在世界城市体系中，加快建设国际商贸中心和培育世界文化名城，走向国际中心城市，迈向世界城市。从这三个层面明确广州城市发展的目标定位，并且推进广州中心城市的新型城市化，可以为广州的未来发展带来新的重大机遇。第六节广州走向国际中心城市发展战略的谋篇布局

当今世界，从伦敦、巴黎到纽约、柏林，从东京、首尔到北京、上海、香港，这些代表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的中心城市，无论是世界中心城市、国际中心城市，还是国家中心城市，都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实力在空间形式上的集中体现，起着配置资源、主导发展和连接国内外市场的重要作用，其辐射力和影响力远远超出本国或本地区的范围。因此，当今世界许多国家为了争取有利的国际地位，取得未来发展的主导权，都在积极采取各种措施保持和提升其中心城市的国际竞争力。特别是在当今世界经济增长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的重要历史机遇期，在我国创建若干个国家中心城市和国际中心城市，对中国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广州要有从国家中心城市走向国际中心城市的担当和使命。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管主办的高端学术刊物《城市观察》，就是要聚集全球城市研究的智慧资源，构建城市科学发展的公共智库，并为中心城市的学术研究发表了一系列高质量、高水平的文章，本书选题也是以此为基础开始酝酿和谋划的。

2013年是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成立的第30周年，也是广州市领导来市社科联机关和活动场地调研最集中的一年。按照市领导和市委宣传部的要求，开展高水平的学术活动和高质量的课题研究，是对市社科联成立30周年的最好纪念。为此，市社科联组织了广州地区有关高校、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开展了“广州走向国际中心城市发展战略”的课题研究，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中心城市论——广州走向国际中心城市发展战略研究》一书。《中心城市论——广州走向国际中心城市发展战略研究》全书的谋篇布局由三大板块组成，共安排了十五章的内容。第一板块由第一章到第四章组成，主要论述中心城市的新型城市化；论述中心城市的理论体系并揭示中心城市的功能、特征、演化规律等；论述中心城市的国际样本并分析其在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启示；论述广州作为中心城市的形成过程及其后的演变发展状况等。第二板块由第五章到第十一章组成，主要论述广州走向国际中心城市的总体战略、体制机制、主导产业、创新驱动；同时论述了广州在走向国际中心城市进程中的金融中心、文化名城和生态城市建设。第三板块由第十二章到第十五章组成，主要论述广州强化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并从空港经济发展、海上丝路建设等方面对广州充分发挥辐射带动作用进行了思考；同时论述了建立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的指标体系，并对广州和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比较研究。

在《中心城市论——广州走向国际中心城市发展战略研究》三个板块的谋篇布局和章节安排中，如果说第一板块和第二板块的特点是虚实结合、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那么第三板块则构成了广州走向国际中心城市发展战略研究的主体，即以世界重要的国际中心城市为标杆，围绕总体战略思路和体制机制创新，通过确立战略性主导产业、建设国际性金融中心、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推进低碳发展与建设生态城市、培育世界文化名城等方面，对广州走向国际中心城市进行了较全面的战略研究，以期为广州中心城市的新型城市化发展，走向国际中心城市和迈向世界先进城市行列，进行积极的探索和提供有益的建议。第二章论理论体系

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2007年，世界城市人口所占比重突破了50%。城市化和城市的国际化，成为全球化时代的新象征。一个国家城市发展的速率、水准及其中心城市在整个国家中与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力，已经成为判断文明程度的主要尺度。国际中心城市特别是全球化大都市研究，已被列入优化全球治理的重要领域。第一节世界城市理论体系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随着国际化进程日益渗透到各个领域，随着新科技革命引起的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全球化、城市化、信息化三大进程同时加速并融合发展。全球化通过加强人口、货物、资金、服务和思想、文化的交互流动，将国家、城市和民众紧密联系在一起；信息化使人类的联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空间距离不再成为城市与城市联系的障碍，信息流对物流、人流、资金流的拉动作用更加迅猛。在全球化、城市化、信息化的共同推动下，一批新兴国家和地区的城市迅速崛起；原有的发达国家的若干国际中心城市，更是凭借其雄厚的经济与科技实力，以强大的国际先进要素集聚能力和辐射带动能力，成为世界城市体系的主导者，控制和影响着全球的政治、经济命脉，这些城市就是世界城市（World City）或全球城市（Global City）。世界级中心城市居于各类中心城市的顶层，其经济社会的活动对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较大的直接影响。在世界级中心城市的主导下，形成了多层次的城市体系，包括洲际的国际中心城市、区域的国际中心城市、国际化城市和国内区域中心城市、国内一般中小城市等。

在中国，改革开放所激发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同样首先表现在城市化的推进上。美国学者科特金（Joel Kotkin）在2005年为其《全球城市史》中文版写的序言指出：“中国在从事着世界历史上最雄心勃勃的城市建设活动。”中国目前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环渤海城市群和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已经具备跻身世界大都市群的规模。我们的国家中心城市需要进一步内强素质、外塑形象，加快走向国际中心城市。因此，把握世界城市理论，揭示中心城市的功能、特征、演化规律和指标性判别标准，是我们的中心城市加快发展，进而走向国际中心城市的重要逻辑起点。一 世界城市理论脉络（一）国际社会对世界城市的研究

作为经济增长的引擎和国家财富创造的领先者，世界城市早已占据特殊位置。国际社会对世界城市进行理论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理论萌芽阶段（18世纪～20世纪初）

学者们一般认为，早期使用世界城市这一术语的是德国诗人歌德，他当时主要以罗马、巴黎为例，从文化中心的角度认为这类城市是世界都市，但未能够从城市理论的角度深入系统地研究。至1915年，苏格兰城市规划学家格迪斯（Geddes，1915）在《演变中的城市》（Cities in Evolution）（又译为《进化中的城市》）一书中较早提出“世界城市”这一概念，认为世界城市是指那些在世界商业活动中占有一定数量比例的城市。在他看来，那些商业活动高度集聚的城市便被视为世界城市，这一单一视角的定性研究只是对世界城市做了简单描述，还缺乏对世界城市的概念、主要特征等进行详细的研究。2.理论形成阶段（20世纪中叶～20世纪80年代）

二战后以及20世纪下半叶，世界经济逐步复苏，伦敦、巴黎、纽约、东京等国际性大都市的快速发展为城市研究者提供了实践素材和理论灵感。1966年，彼得·霍尔（Peter Hall，1966）撰写了《世界大城市》（The World Cities）一书，开启了现代意义上关于世界城市的系统理论研究。彼得·霍尔认为世界城市是指能对大多数的国家产生经济、政治、文化等控制力与影响力的城市，他还具体分析了伦敦、巴黎、纽约、东京等7个世界城市或城市综合体。在彼得·霍尔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关于世界城市的理论研究逐步进入更多学者的视野，引发了世界城市的理论研究热潮。

20世纪70年代，随着新国际劳动分工的深入，世界城市理论进入成型阶段，研究者们主要从全球性特征和经济跨国合作的角度来定义和探索世界城市，如斯蒂芬·海默（Stephen Hymer，1972）引入跨国公司这一因素，并将跨国公司总部的落户数量作为判断世界城市的关键指标。科恩（R.Cohen，1981）沿着这一思路提出的全球城市概念实则与世界城市内涵相似。他基于新国际劳动分工理论，把跨国公司经济活动与全球城市的发展联系起来，认为全球城市（世界城市）是新的国际劳动分工的协调和控制中心。

在1982年、1986年，弗里德曼（J.Friedmann）和沃尔夫（G.Wolf）融合新国际劳动分工理论、世界体系理论以及都市全球化理论，提出了“世界城市假说”（the world city hypothesis），总结了世界城市的主要特征，认为世界城市主要是世界经济的指挥与控制中心。他们运用新的国际分工理论，较为详细地阐述了世界城市形成的内在动力机制，同时采用7个指标，研究了世界上30个城市，并进行了世界城市等级体系的划分。“世界城市假说”是现代意义上研究世界城市的系统性理论之一，是世界城市研究中有较大影响力的理论流派。3.理论深化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城市理论进入深化发展阶段。更加全面宏观的总结与更加微观精细的研究成为理论深化研究的主要走向。

以卡斯特尔斯（M.Castells，1989）为代表的学者将世界城市的形成置于网络社会之中进行研究，并提出了信息城市理论。该理论认为，城市通过信息网络被吸纳进世界城市体系中，全球城市是全球信息网络中的“重要节点和中心”，通过关键信息的生产、发布、流动在全球城市体系中占据支配地位。

萨森（S.Sassen，1991）将世界城市定义为发达的金融和商业服务中心，并从生产性服务业视角来阐释世界城市。他对世界城市的功能、社会、空间等进行了多视角多方位的审视，其研究成果也成为当今研究世界城市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

以斯各特（Scott）、戴维斯（Davis）、苏贾（Soja）等为代表的洛杉矶学派从后现代主义理论出发，认为弗里德曼和萨森的研究过分看重城市的经济实力，对世界城市的研究还应兼顾这些城市的政治、文化功能，全球城市应该有更为广泛的定义，它不只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更应该是包括政治、文化、生态在内的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2001年以来，以泰勒（P.Taylor）和毕沃斯托克（J. Beaverstock）为首的英国拉夫堡（Loughborough）大学地理系学者所组成的“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小组与网络”（GaWC）采纳了萨森、卡斯特尔斯（M.Castells）的观点，从世界城市网络体系视角，将生产性服务业（以会计、广告、金融和法律等为代表）的跨国公司的办事处网络系统纳入全球城市体系网络；将城市作为在复杂的跨国网络中的变化的联系结构，通过商品、资本、人口和信息的流动来衡量，从而得出城市的等级划分和排名。基于较强的理论基础和覆盖面广的城市组合，这一小组的理论研究成果被研究者和城市管理者广泛[1]采用。同时，该小组持续发布年度报告，在世界范围广受关注。

世界城市理论经历了一个从简单的概念认知到内涵深化、从单面的因素分析到综合的多面分析的过程。其发展的脉络大致可归纳为表2-1。表2-1 世界城市的理论演进续表（二）我国学者的主要理论研究

中国学者关于世界城市的研究起步较晚，国内的世界城市研究主要是对世界城市发展、一些专门产业以及世界城市网络模式进行研究。宁越敏（1991）是国内较早将国际劳动分工理论引入世界城市研究的学者；姚为群（2003）从经济视角探讨了全球城市的成因；柏兰芝等（2004）从跨国广告业这一生产性服务业的视角分析了全球化和全球城市；郑伯红（2005）提出了世界城市网络体系研究的概念性框架，指出了中国城市进入世界城市网络系统的主要接口和对策建议。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中国的学者更为关注世界城市的发展战略（屠启宇，2008；金元浦，2010）和世界城市的发展经验（周振华，2004）。金元浦（2010）在研究北京世界城市的发展战略时介绍了伦敦、纽约、巴黎和东京的发展过程，主要侧重于对各个城市功能演变和城市定位的研究。苏雪串（2010）认为，根据北京城市空间结构的现状及发展世界城市的需要，未来特别需要重视CBD能级的提升、高技术制造业的空间集聚及新城的合理规划和建设。李国平等（2010）针对世界城市的空间发展模式以及网络化大都市的空间发展模式，从世界城市的空间结构特征和发展趋势出发，认为北京在建设世界城市过程中应打造多中心、网络化的市域空间结构。赵娇（2010）认为需要通过更加包容性的城市政策，将北京建设成一个具有内生性、可持续性和良性运转的世界城市。

同时，我国学者对世界城市理论的动态发展进行了系统总结，为将国际先进理论引进中国的城市规划实践提供了理论思路。苏宁（2010）在总结世界城市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当前世界城市理论研究的主要领域是世界城市内涵、发展模式、西方中心倾向、发展瓶颈、发展依托等。赵晓康等（2011）基于世界城市理论的研究趋势，归纳出世界城市的实证研究角度主要有企业组织角度、基础设施角度、流空间角度等；徐聪等（2012）梳理了世界城市理论脉络及新进展；袁晓辉、顾朝林（2012）对世界城市理论研究中关于概念、特征、理论演变、层次划分、空间结构、评价标准、城市体系的演化及其构成要素等方面的成果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倪鹏飞等学者，从产出、要素投入及过程的视角，以绿色GDP（总量及人均、地均）、经济增长、专利、跨国公司指数等为综合竞争力指标，以企业、当地要素与需求、基础设施、内部环境、公共制度、全球联系等为要素环境指标，结合22个产业组成的产业链指标体系，在分类比较分析的基础上，[2]编制了全球500个城市的综合竞争力指数（GUCI）。在2011～2012年度报告的形成过程中，该研究中心以有效的国际合作方式，与联合国人居署全球城市评估与研究部、世界银行全球营商环境研究小组、经合组织秘书长办公室等机构中的相关研究团队合作。《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是以中国学者为研究主体的目前国内最完整的观察城市国际竞争力的评价报告，突出了要素与要素环境指标对于城市竞争力的意义，抓住了观测与评价中心城市和国际中心城市或世界城市的关键因素。

总体而言，中国学者的国际城市研究主要涉及四个层次：一是对发达国家的世界城市或全球城市理论引进与评述；二是开展对亚太地区包括中国的国际城市研究；三是深入分析国外相关理论研究的逻辑性与可行性，对国际城市研究与建设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四是对中国与世界城市进行大范围多指标的分类与综合的量化测评，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对国际城市的竞争力进行比较研究。二 世界城市体系构成及分类

在全球化与信息化交互作用的背景下，资源要素的全球流动打破了国家界限，城市之间形成的网络开始主宰全球经济命脉。在全球城市网络体系中，既涌现一些在资源配置上超越国家范围的、处于网络体系顶层的世界城市，也有大量处于网络体系不同层次和节点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在这一基本格局下，世界城市占据了全球范围城市体系金字塔的最高级，是全球经济、科技、信息等多个领域的控制和决策中心。虽然世界城市已经处于高等级体系，但世界城市内部还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学者们从开始就注意到这一问题，并提出一些世界城市的判别标准，并试图结合当时的实践，将世界城市划分成不同层次和类别。

彼得·霍尔（1966）从政治权力中心、国家贸易中心、金融中心、人才中心、信息中心、人口中心、娱乐中心等七个标准来界定世界城市范畴，最终确定了伦敦、巴黎、莱茵-鲁尔区、兰斯塔德、莫斯科、纽约、东京七个城市为世界城市。

在将跨国公司因素引入世界城市理论研究后，海默（S.Hymer，1972）认为公司决策机制在联系日益密切的全球经济中至关重要，跨国公司总部往往集中在世界的主要城市，因而可以用跨国公司总部数量多少来对世界城市予以排序。

20世纪后半叶，服务业成为全球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成为世界城市的重要产业支柱，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受到高度重视，学者们也将其引入世界城市理论加以考察。雷德（Reed，1981）收集了76个美国城市近80年间有关金融、经济等方面的数据，阐述了美国金融中心的等级体系和演变过程；随后的1989年，又对全球范围的金融中心城市体系进行研究，认为纽约、伦敦是全球性金融中心，法兰克福、巴黎、东京等是第二层次的全球性金融中心，新加坡、香港等城市属于第三层次的区域性金融中心。萨森也从生产性服务业角度进行研究，认为纽约、伦敦、东京是真正全球化的城市，处于世界城市体系金字塔的顶端。

20世纪80年代，弗里德曼运用“核心—边缘”的方法，采用金融中心、跨国公司总部、国际性机构、制造中心、世界交通枢纽等七项指标衡量世界城市，并将世界城市划分为三个层次。萨森（Sassen，1991）提出了全球城市的研究框架，通过生产性服务业实证诠释了纽约、伦敦、东京这三个目前顶级的全球城市。彼得·泰勒和比弗斯达克等人（1999）在静态分析世界城市特征的基础上，用现代服务业中的财务、广告、金融和法律等四大产业来区分城市的地位和作用，将世界城市划分为10个Alpha级城市、10个Beta级城市、35个Gamma级城市。

从现有研究结果看，在目前世界城市格局中，世界城市多集中于欧、美、日等国家或地区，是全球经济的重要节点，在全球经济中发挥控制中心的作用，但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世界城市划分标准。据此，我们将众多学者的划分标准与结果列示如表2-2，从中可以看出几种主流理论的主要异同。

1970年以来世界城市的相关研究主要通过反映城市经济综合实力、国际要素配置水平、国际化服务功能、科技创新能力、基础设施水平、人居环境等的指标划分世界城市等级。随着新国际劳动分工出现和世界经济发展重心向亚太转移，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中心城市正在崛起，世界城市网络格局不断重组。虽然对世界城市的发展层次还没有统一的划分标准，但根据时代特点以及城市在全球、洲际等不同区域范围的影响，世界城市等级体系大致可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纽约、伦敦、东京、巴黎，这四个城市均为综合性、全球性城市，是全球的政治、商业、科技、金融中心。第二层次：芝加哥、洛杉矶、旧金山、法兰克福、鹿特丹、新加坡、香港、大阪等，属于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具有较大影响力。第三层次：休斯顿、迈阿密、多伦多、悉尼、慕尼黑、马德里、罗马、苏黎世、阿姆斯特丹等，其辐射范围以所在国及其邻近地区为主。新兴国家的中心城市近年来崛起较快，部分城市的国际化水平和竞争力与发达国家中心城市的差距开始缩小。具有国际化色彩和一定的国际影响力的城市，是世界城市的“预备队”，中国的广州目前位于这个层次，正在走向国际中心城市。①表2-2 世界城市网络体系结构划分标准及分类三 世界城市理论对国际中心城市发展研究的启示

当前，关于国际中心城市的理论研究更多是关于国际中心城市相关定位的讨论。我们认为，国际中心城市的概念可以有宽窄不同的界定口径，宽的口径可以与广义的世界城市等值，因为世界城市也是国际中心城市；而窄的口径是按其经济、文化或政治上的要素集聚与能量辐射的国际化程度而定，只要具有较大的国际联系度与影响力，就属于国际中心城市，尽管它们还不能达到世界级城市（狭义的世界城市特指前述第一层次的城市）的高度。在城市的发展实践与理论研讨方面，世界城市相关理论给国际中心城市的研究提供了基本的理论范式，为开展国际中心城市的理论研究提供了经验。（一）概念及特征的界定

关于世界城市的概念界定是各阶段世界城市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无论是早期的格迪思还是后来的弗里德曼以及GaWC，都将世界城市概念研究放在首位，十分注重作为城市发展高级形态的世界城市与一般城市的区别。因而，不同学者阐释世界城市概念的视角差别很大，有的是从城市功能的角度，有的是从产业分工的视角，也有的是从更为微观的企业组织的视角。同时，城市的发展是动态的，因而在概念界定上同样表现出这一特点。早期的概念带有明显的静态特点，直到卡斯特尔斯关于世界城市节点功能、信息网络中心、流的载体功能的发现，世界城市的动态特征才进一步得到体现。国际中心城市的概念阐述同样会遇到这一问题，即在城市体系中，从何种视角说明国际中心城市与一般城市、世界城市的区别，其概念内涵与外延的阐释将是国际中心城市研究的首要难点与重点，特别是在全球及各级城市经济社会都处在动态发展的情况下，如何规避理论研究的时空局限性，将成为核心问题。（二）层次划分的方法

关于城市的层次划分，也是国际中心城市理论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根据袁晓辉、顾朝林（2012）的总结，以跨国公司总部选址，以城市在全球经济中的整合程度、对全球资本的吸引力以及提供生产服务的强度，以产业重组情况等来划分世界城市体系的层次，都体现了不同时期学者们所关注的世界城市的特征及划分方法的不同取向。层次划分在国际中心城市研究中同样不可避免，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信息化、城市化加速发展的进程中，层次划分方法将有新的视角，如从产业角度看，在第三次产业革命中，产业在全球范围城市中的集中度可能成为新的划分维度，而国际性的信息流、金融流和交通流的规模、密度及层次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全球经济增长点看，新兴市场经济体中许多中心城市将在全球城市网络中占据重要地位。（三）判断标准及指标体系

世界城市的判断标准与指标体系几乎是现有世界城市理论各流派的核心议题与主要创新点，也反映了世界城市理论研究的基本脉络，从歌德的“城市文化功能”到彼得·霍尔（P.Hall，1966）的“七个中心论”再到弗里德曼（J.Friedmann，1986）的“跨国公司论”等，划分标准越来越完善，越来越能够体现时代特点，指标体系也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具有代表性、典型性。国际中心城市理论若能自成体系，那么关于判断标准的研究将是必要的。从世界城市理论的研究经验看，围绕城市功能、分工定位、要素集聚、发展趋势等维度，结合当代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环境演进状况，进而确定每个维度的代表性变量（指标），将可能是国际中心城市研究的良好思路。（四）发展中国家的国际中心城市研究

现代城市理论一直被西方学者主导。他们的研究多是以西方城市的发展为脉络，因而不免存在理论研究的局限性，对于一些问题，比如西方世界城市的成功是否在世界范围内均可复制？在广阔的亚非拉区域，为什么世界城市较少且发展缓慢？既有理论无法给出答案。现有的西方理论往往从城市的现状出发进行考察，而较少关注世界城市形成的内在原因和长期演化机理，比如西方学者往往关注企业总部存在的事实，却不关注它们在某些城市聚集的原因。也就是说现有世界城市理论对世界城市还缺乏全面的解释。近些年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特大城市、大城市正在崛起，向世界城市迈进。这无疑将为世界城市理论、中心城市理论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样本，对这些城市发展脉络的研究或将引起更多学者的注意。

总之，关于国际中心城市的理论研究体系不仅需要论证国际中心城市与世界城市、一般城市等其他城市体系的“共性”与“个性”，还需要以动态发展的视角确定其概念内涵、作用与功能定位、划分标准、影响因素等。这应是开展国际中心城市理论研究的基础性问题，而已有的关于世界城市的基本理论为其提供了一套可供参照的理论范式。第二节中心城市的概念、特征及功能一 中心城市的基本概念“中心”一词的字面意思是与四周距离相等的位置，但更多引申为在一个空间或群体中最具有凝聚力与扩散力的发展核。从城市与区域的关系看，“中心”常用来指在某一方面占重要地位的城市或地区。但对于“中心城市”这一理论范畴，应当有更深入、全面和透彻的研究。

从现有理论研究看，关于中心城市，研究者们更关注其“中心性”城市功能，而不是版图中的地理位置。例如，从经济引领角度看，中心城市首先是区域的经济中心，在经济发展中起主导作用，要素集聚和辐射能力强，带动区域发展的作用大。从区域版图角度看，中心城市是某个区域经济相对发达或首位度较高、各种功能相对完善、有较强的吸纳要素特别是较高端要素的能力、其能量能够辐射和带动周边区域经济共同发展的地域综合体和经济文化社会等多种组织的集合体。从城市等级体系角度看，中心城市是在区域城市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和等级体系顶端、发挥主导和引领功能的首位城市。可以看出，中心城市是一个综合性、复合性的概念，而且城市的发展与演变总是处于动态变化过程中，因此要想精准界定中心城市的内涵与外延是很困难的。也就是说，关于中心城市的概念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局限性和视角的单一性。研究者大多只能为研究的需要而采用自我的视角。综合而言，我们对中心城市采取较为综合性的描述和定义：中心城市是在某一区域范围内，相对于其他城市而言，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辐射力、集聚力具有领先地位的城市。当然，从经济地理学研究视角看，中心城市本属于空间地域结构，其在所有以城市、乡村组成的地域组织中，处于更为高端的层级，或者说在功能上更加综合，在形态上更加完善。二 中心城市理论基础（一）中心地理论

中心地理论是由德国城市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W.Christaller）和德国经济学家廖士（A.Lösch）分别于1933年和1940年提出的，被认为是20世纪人文地理学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它是研究城市群和城市化的基础理论之一。克里斯塔勒认为，在市场原则、交通原则和行政原则这三个不同原则支配下，中心地网络呈现不同的结构，而且中心地和市场区大小的等级顺序有着严格规定，即按照K值排列成有规则的、严密的系列。他认为区域有中心，中心有竞争。中心地的等级由中心地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级别所决定，中心地的等级决定了中心地的数量、分布和服务范围。中心地的数量和分布与中心地的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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