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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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朱蕴山试读：
说明
朱蕴山（1887—1981）是
一位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
，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革命的坚强战士和政治活动家，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朱蕴山早年加入同盟会，积极追随孙中山先生，为推翻清廷，建立民国，英勇奋斗。在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中，又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联络国民党民主派，积极进行民主活动。1948年与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等在香港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决心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到底，反对蒋介石独裁政权，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朱蕴山曾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五届中央委员会主席等领导职务，为巩固和发展革命的爱国统一战线，为民革组织的建设和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1987年11月3日，是朱蕴山100周年诞辰，为了纪念朱蕴山一生为人民革命事业做出的业绩，学习他不断追求进步的爱国主义精神，我们编辑《纪念朱蕴山文集》，辑入了朱蕴山的生前友好、民革干部及其亲属的纪念文章20余篇，并收入了朱蕴山不同时期的诗词和文章，以助于我们了解他革命经历的风风雨雨，进而产生钦佩之情。鉴于编辑水平所限，时间仓促，不妥之处，在所难免，尚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多蒙中国文史出版社热忱帮助和支持，以及朱蕴山亲友的多方协助，谨此致以衷心谢忱。
祝修林、杜丁文、韩省之参加了本书的编辑工作。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
说明：本书1987年首次出版，名为《纪念朱蕴山文集》，现收入《文史资料百部经典文库》，更名为《回忆朱蕴山》。一位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纪念朱蕴山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屈武 钱昌照
今年11月3日是朱蕴山同志诞辰一百周年。朱蕴山同志是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坚强的革命战士和政治活动家，他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卓越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缅怀他对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做出的贡献，我们表示深切的怀念和崇高的敬意。一
朱蕴山同志是安徽六安县人，青年时代离家求学，考入徐锡麟主办的安徽巡警学堂，经徐锡麟先生介绍，加入光复会，开始进行反清活动。1907年，他参与徐锡麟刺杀清安徽巡抚恩铭，被捕后，被缚往刑场陪斩，亲睹了徐锡麟先生英勇就义的情景。后来，他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为推翻清廷、建立民国，继续做出了贡献。
辛亥革命的果实被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代理人袁世凯夺取后，朱蕴山奋起投入了讨袁运动和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1916年，他与刘希平、沈子修、宋竹荪等密谋在安庆起义，不料事泄，再次被捕。获得自由以后，为了反抗安徽军阀的黑暗统治，他先后到上海、天津等地活动，控诉军阀的罪行，呼吁同乡团结起来，救乡救皖，参加反对军阀的斗争。
朱蕴山同志在斗争中认识到：要救国救民、振兴中华，必须提高国民觉悟。他决心兴办教育，开展宣传，为反帝反封建而呐喊。1918年，朱蕴山回到六安，同皖西教育界进步人士共同筹建安徽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他们募集经费、安置校舍、延聘教师，积极传播新文化、新思想，朱蕴山任文牍兼修身课教员。由于他们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这所学校为皖西和豫鄂边区培育了一批反帝反封建的优秀干部。后来，朱蕴山同志还和社会进步人士一起创办《平议报》，任主笔，在传播革命思想、针砭安徽政弊、为民伸张正义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1922年8月，朱蕴山同志在上海拜见了伟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他完全赞同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并具体参与酝酿国民党改组的工作。中山先生逝世后，他坚决贯彻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真诚地与共产党合作，同破坏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右派势力进行坚决斗争。1926年元月，朱蕴山同志出席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结束后，他随即返皖，在安庆正式成立国民党临时党部，吸收一部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参加工作。他们团结国民党左派，打击右派势力，推动了安徽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同年7月，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朱蕴山立即投身这场伟大的革命战争，他们以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名义策动军事反正，迎接国民革命军入皖，并推动地方武装统一组成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三军。
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公开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朱蕴山同志无比愤慨，他不顾个人危险，掩护过不少革命志士。后因通电反蒋，被国民党开除党籍，遭受通缉。他赴南昌参加了著名的“八一”起义。在共产党人的引导下，继续从事反蒋活动，积极支持中共开辟鄂豫皖苏区工作。二“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朱蕴山反对国民党当局推行的“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坚持民主抗日的主张。1933年冬，为促成福建人民政府和瑞金红军联合抗日，他积极奔走磋商。后来，李济深、蔡廷锴等人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朱蕴山与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将军联络，推动抗日工作。1936年，他两次去太原，与阎锡山部商谈，促进山西方面同共产党合作。翌年春，他又偕同中共中央代表南汉宸、彭雪枫，带着毛主席的亲笔函，秘密与阎锡山会晤，商谈配合抗日及组织革命团体等问题。
抗日战争爆发后，朱蕴山同志回到大别山，组织安徽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开展民众抗日运动。1939年，他来到重庆，在周恩来、董必武同志的支持和指导下，积极推动抗日，他往来于川、康、滇、桂等省，团结联络西南国民党民主派人士，反对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错误政策。1944年，他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任中央常委。1945年10月，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成立，朱蕴山被推选为中央常务干事，参与主持民联日常工作。民联高举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旗帜，通过多种方式开展活动，对于号召和团结国民党爱国民主分子投入人民革命斗争，发挥了积极作用。
1947年，朱蕴山同志到香港继续从事民主革命活动。这时，国内战争形势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国民党民主派同志深切感到必须进一步联合起来，同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民主党派合作，共同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朱蕴山与李济深、何香凝等一起，联络团结国民党爱国民主分子，共同筹划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创建工作。1948年元旦，民革正式成立，宣告与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公开决裂，谋求实现中国之独立、民主与和平。在民革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上，朱蕴山同志被推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同年12月，他随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由香港进入东北解放区。1949年1月，他列名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等55人对时局宣言，旗帜鲜明地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决心把革命进行到底。1949年9月，他作为民革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参与了共同纲领的制定和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作，为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重要贡献。三
新中国成立后，朱蕴山同志历任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重要领导职务，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参与国家大事的协商和大政方针的制定。他竭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团结合作，为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为促进祖国的繁荣和统一，不断贡献力量。
朱蕴山同志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一位深孚众望的领导人。民革初创时期，他担任中央常委，代理主持政治委员会的领导工作，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他长期担任组织部长职务，1979年10月，被选为民革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主席。他在担负民革领导工作的30多年中，对于民革组织的巩固和发展，团结和动员原国民党及与原国民党有历史关系的人士，参加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巩固扩大我国爱国统一战线，做了大量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朱蕴山同志为民革组织的创建、成长所付出的精力和心血，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
朱蕴山同志从青年时代起投身革命，为了国家的富强、民族的独立，不怕陪斩、坐牢，经年奔波劳碌，整整奋斗了一生。在漫长的岁月里，他经历过许多艰难险阻，但始终遵循着中国共产党指引的方向，只要革命需要，总是勇往直前，他不愧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革命的坚强战士。1944年，他在一首诗中写道：“南北东西一野鸥，虚名虚利不虚求，愿将一片丹心火，化作人间老马牛。”充分表达了朱蕴山同志的生活追求，也正是他当时为革命四处奔忙、不计较个人得失的生动写照。朱蕴山同志心胸坦荡，持身严谨，生活俭朴，待人接物和蔼谦逊，有长者之风。他的高尚思想情操和优秀品质，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纪念。
朱蕴山同志的一生是一个爱国者不断追求进步的、革命的一生。他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为推翻清廷、建立民国努力奋斗，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中，始终不渝地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朱蕴山同志生前十分关心祖国统一大业，曾多次发表讲话或诗文，敦促台湾国民党当局、在台的亲朋故旧，不要忘记当年孙中山先生的教导，顺应历史潮流和人民意志，及早走上正确道路。我们纪念朱蕴山同志，要学习他为振兴中华和祖国统一大业奋斗终生的革命精神，我们也希望在台湾和海外的爱国有识之士，能够从朱蕴山同志一生的业绩中得到启迪，为促进“一国两制”政策的实施，为祖国的和平统一，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做出有益的贡献。一片赤诚心 满腔报国志——纪念朱蕴山同志诞辰一百周年朱学范
今年11月正值朱蕴山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我们缅怀朱蕴老的光辉一生，用以祈念先人，激励后者。朱蕴老不断探索真理，不断追求进步，在他那94年漫长的人生岁月里，始终贯彻着孙中山先生团结奋斗的爱国精神，为祖国的革命事业做出了贡献。
我与朱蕴老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就已经认识了。当时他已年过半百，在团结进步人士、同国内外反动势力做斗争方面，有着极其丰富的经验，我是非常敬佩的。朱蕴老出身于书香门第，才华出众，曾中过前清秀才，本可涉足仕途，但他看到列强入侵，清廷腐败，国运日衰，在青少年时代就走出书塾，活跃于社会。他接受新思想，主张革新，参加反清活动，加入光复会。特别是他参与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事发后被捕，绑赴刑场陪斩，表现了临危不惧的气概，成为当时广为传诵的英雄人物。辛亥革命后，他又训练骨干，扩大武装，参加反袁之役。袁死后，他极力主张结束军阀割据。为此，他呼吁教育改革，普及国民知识，推广新文化运动，办学办报，培养青年，抨击北洋政府。“五四”运动后，在陈独秀、李大钊革命思想影响下，他逐渐走上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道路。蒋介石叛变革命时，朱蕴老挺身而出，公开通电反蒋，揭露蒋介石的反叛行径。
抗日战争爆发后，朱蕴老积极参加抗日工作。那时，上海、南京相继失陷，武汉便成了全国抗日斗争的中心。我在武汉组织全国各地工会负责人酝酿筹建中国工人抗敌总会。这时朱蕴老在西南组织“革命军人抗日联合会”，发动国民党军队爱国官兵的抗日运动。1938年，我随中国劳动协会西迁重庆，继续发动工人群众支持和参加抗日战争。这时朱蕴老也在重庆，联络推动西南国民党上层军政人员团结抗战，反对投降分裂。我们在重庆常有接触，并都得到作为中国共产党方面的代表周恩来等同志的指导和帮助。
那时，朱蕴老经常往返于重庆、成都、昆明、长沙之间，协调国民党中左派、民主派抗日运动，广泛宣传联共抗日反蒋主张。他曾同我商讨过民主抗日反蒋的问题。他曾谈到：国民党军队内大部分军官和士兵是要抗日的。他对抗战胜利充满了信心，并表示要为西南抗日反蒋和民主抗战运动多出力。他还几次南下桂林、昆明等地，同李济深、龙云、刘文辉等人商议推动民主抗日运动。1943年秋，他返回重庆，我们又见过面。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民心向往和平、民主、团结和统一。中共中央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这一主张日益深入人心。不久蒋介石就在美国飞机大炮和几百万美元的支持下，撕毁《双十协定》，在八百里战线上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发动内战，使中华民族重蹈于水深火热之中。
1946年初，廖承志同志来渝，他是刚从粤北国民党监狱中出来的。一到重庆，他在广东酒家邀请民主人士聚会，我应邀前往，席间又一次见到朱蕴老。我们都认为，国民党当局坚持反动立场，坐失民主和平建国良机，因此再也不能对其抱有幻想。1947年夏，我在欧洲参加世界工联会议，从欧洲回香港时，绕道美国旧金山看望了冯玉祥将军。冯将军根据当时形势，也认为必须成立一个革命组织，同国民党彻底决裂。他立即写了一封信，委托我代表他去香港见李济深先生。我回到香港后，通过梅龚彬、陈此生两人见到李济深，探讨了此事。李济深、何香凝都表示同意成立一个革命组织。他俩联名写了一封信，信是写在巴掌大的白色绸巾上，由朱蕴老联络西南、西北地区的国民党民主派人士。绸巾上写的是：“国民党民主派，集中力量，正名领导，对内对外，紧要万分，盼先生等迅即来港，共同筹策一切，详情由蕴兄面报。”今天，传信的朱蕴老和受密信联络的各位同志都已先后谢世，这封巴掌大的密信就成为当年创建民革的珍贵文物，收藏于中国革命博物馆。
1947年秋，经过多方联系，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王葆真、邓初民、张文、梅龚彬、陈此生、柳亚子、朱蕴山和我等人，经过多次座谈，一致认为进一步联合起来，成立一个革命组织，公开宣告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独立、民主与和平的时刻到来了。当时征求了在上海的宋庆龄先生的意见，决定这个革命组织定名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在1947年11月12日孙中山先生诞辰纪念日那天召开了筹备会。1948年1月1日，民革在香港正式宣告成立，并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朱蕴老和我，都被选为中央常委。在讨论组织名称时，很多同志认为“国民党”三个字已被蒋介石等人搞臭了，何香凝先生坚持保留“国民党”三个字，认为可以多团结一些爱国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朱蕴老也极力支持这个意见。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号召。朱蕴山、李济深、柳亚子、何香凝等代表民革中央，于同年6月25日发表声明，公开响应中共“五一”号召。12月26日，朱蕴老同李济深、梅龚彬等19位民主人士由香港启程北上，于1949年1月7日抵达大连，我与李富春同志前去迎接，1月10日到达沈阳，1月22日，会同55位民主人士发表对时局的意见的联合声明，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推动和组织国民党内部的爱国民主人士，参加人民民主革命斗争。同年9月21日，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我和朱蕴老都以代表身份参加了这次盛会。
新中国成立后，他虽年逾花甲，仍兢兢业业，辛勤劳作，他在民革中央当了十几年组织部部长，并继李济深、何香凝之后，荣任民革中央的第三任主席。他始终坚持团结爱国的国民党中上层军政人员，共同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努力。1948年元旦，民革成立时，我是第一任组织委员会主任，参加并主持第一部民革党章的起草工作。1979年五全大会后，我又当了一个时期的组织部部长，在贯彻民革组织路线方面，我与朱蕴老前后交叉配合得很好。
朱蕴老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制度，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非常向往革命圣地延安。在50年代中期有了机会，中央组织老区慰问团，我们结伴前往延安参观访问。受到了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当时的延安城，虽然几经战火的洗礼，但还保留着古老的风貌。旧时的墙基围绕着延河边的平原市区，往上蜿蜒上山。延安人民都在和平、民主的气氛中辛勤地建设家园，我们参观了市容、新建的窑洞，参观了工厂、学校，特别是面对党中央同志当年办公起居的地方，一种肃然起敬、感动奋志的心情油然而生。当时朱蕴老想把我们的这种心情拍下来，永作纪念，于是我们在延安一同合影。现在物在人去，每当我看到那张珍藏的照片时，就回忆起同朱蕴老在一起的日子。
十年动乱期间，朱蕴老不为权势所动，相信“东风渐解冻，万籁展雄姿”的明媚春光就要到来，写下了“壮志今犹昔，豪情尚未消，愿得腰下剑，斩尽此妖娆”的壮烈诗篇，表现了当年“陪斩坐牢，生死不计”的仁人志士胸怀，和对“四人帮”横行的无比愤慨。
大同共产终须至，曲折荆榛不算奇。
痛饮一杯除旧岁，安排秃笔写新诗。
这是朱蕴老70年代初期写下的诗句。他学识渊博，吟诗作文，文采横溢，爱憎分明。他写下了不少具有革命内容和抒发志士情怀的诗篇，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还把自己多年珍藏的1400余册古籍、碑帖、书画、影印等捐献给了国家。在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出现了新形势、新格局，新的爱国统一战线更加发展壮大。朱蕴老九泉有知，亦当含笑。怀念故友朱蕴山先生胡子昂
纪念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革命活动家——朱蕴山先生百年诞辰，我谨以片断回忆奉献，略表自己怀念故友之情。
早在重庆抗日斗争浪潮中，我同朱蕴山先生就有密切交往。他同赵一民、王洪贤、陈铭枢及我的挚友鄢公复和我的小孩胡克林等，常聚在我任董事长的华康银行和我的家中，商讨抗日救亡事宜，开展了许多抗日反蒋斗争活动，并与我在一起进行过多次这方面的密谈。
我在暗中十分支持朱蕴山先生所进行的革命活动，常通过华康银行具体业务负责人鄢公复以及胡克林给他以尽可能的帮助。例如，当时他在重庆生活上相当困难，又须有一个较隐蔽的住处立脚，就安排他住在华尔行商店楼上。这是个由华康银行、华西兴业公司为主要投资者，在名义上由胡克林任董事长的商店，是掩护重庆一个民主青年革命组织——“青民社”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秘密据点。朱蕴山先生住此达一年左右，生活费用全由我们负责，他的斗争活动是十分积极的，确实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许多难能可贵的贡献。
……
粉碎“四人帮”后，我和朱蕴山先生曾同时在北戴河消夏，几乎每天都相约在他的避暑住宅前树林中喝茶畅谈。他专门叫人摆出一桌两凳，泡来好茶两杯。我们边品茶边摆龙门阵。从国民党谈到共产党，从新中国成立前的民主革命谈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活动、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大好形势，我们谈今论古，十分愉快。特别是当我们更多地忆及重庆抗日斗争中所亲身经历过的进步活动时，兴致更浓，常相对而笑。但是，在忆及“文革”这场浩劫带给国家和人民的巨大灾难时，彼此都义愤难平。我们就这样，常常一谈谈了两三个小时。言谈中可以明显看出他一心要为我们国家的安定团结做出贡献。
当我回忆这段光景时，又引起我对朱老的深切怀念。1987年5月怀念朱蕴山同志季方
朱蕴老长我三岁，今届整百，而幽冥永隔已六年矣！渐近他的诞辰，愈增我的怀念。
当年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立时，我们都是邓演达的忠实同志。邓演达的主张是：中国不需要第三党，要么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共产党，要么是忠于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国民党。蒋介石裹胁的那一批人不能代表国民党，他是中山先生的叛徒，应该清除。所以邓演达主张以国民党的左派同志为核心、骨干，继续高举孙中山的旗帜，去完成中山先生的未竟之业。朱蕴老是赞同邓先生的主张的。邓先生被捕后，他极力营救。邓先生被难后，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上层分裂，朱蕴老因反对搞第三条路线而离开，即与李济深、徐谦及十九路军的高层搞联合反蒋工作。后来在香港发起组织了民革。但他始终坚持的正是邓先生的主张啊！为了实现这个主张，他真诚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终于在新中国成立时重逢了，都深深认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并且超越邓先生的遗愿，这是足可告慰先烈的！
朱蕴老一贯关心以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为前身的农工民主党，即在“文革”中，民主党派“靠边站”，被造反派勒令停止办公的情况下，朱蕴老担心当年老人只剩他和我寥寥数人，有关历史将来会淹没不明，而于1971年2月1日至2日写了一封长长的信给我，详述他所了解的民主革命阶段中的这个片段，至今捧读，感慨万端！
蕴山老友，余今病老在床，双目失明，脑力差矣，唯命儿辈记此数语，寄托我对你深深的怀念！1987年5月14日忆念朱蕴山先生张劲夫
蕴老是我们安徽省的革命前辈，但我认识他，是在抗战初期的1938年。这时桂系主持皖政，李宗仁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兼任安徽省政府主席。桂系初到安徽，脚跟不稳，又时值第二次国共合作对日抗战。为了占住这块地盘，与蒋政权嫡系存在权利争夺的矛盾。在这样的情况下，李宗仁以比蒋嫡系表现开明的态度，邀请上海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到皖助李主持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的工作，同时欢迎安徽省籍民主进步人士参加动委会的工作。当时蕴老任动委会的总务部部长，沈子修任组织部部长，光明甫任宣传部部长，常藩侯任后勤部部长，不久章乃器调任财政厅厅长，由蕴老代章主持动委会的工作。各部的总干事都是秘密地下党员和同情党的进步人士，如童汉璋、周新民、翟宗文、朱子帆。我们地下党运用这一合法组织，派进去大批地下党员，并发展了许多新党员，各部的主任干事、干事，绝大多数是地下党员和靠近党的爱国进步分子。同时运用这一合法组织，办训练班，组织40多个动员民众的工作团，向各县派指导员。这些同志和单位都是在地下党领导下进行工作的，组织了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工商界各种抗敌协会，在皖西大别山地区出现了热气腾腾的抗战局面。发展进步势力，团结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省动委会在这一时期，起了积极的作用。自1938年春省动委会成立，至次年春的一年时间内的绝大部分时间，省动委会实际是蕴老在主持工作，皖西大别山地区的上述抗战局面，蕴老做了大量工作，起了积极的作用，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我当时是省动委会内的地下党负责人，对蕴老这一历史性的贡献，是亲历其境的见证人，我认为应在中国抗战史上对蕴老这一历史功勋，做出应有的评价，并实事求是地载入历史史册。
在这一年左右时间中，我与蕴老接触较多，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对于我党不仅自觉地尊重，忠诚执行党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抗日统一战线方针，而且对地下党员，充满着感情，热爱青年。当时像我这样的党员，要比蕴老年轻20多岁，他是我们的革命前辈、长者，而我每有事进言，蕴老无不采纳，无不支持。使我深深感到蕴老内心深处，是把地下党的意见，当作他理所当然要执行的革命任务，而且执行得很认真，很真诚，使我深受感动。
蕴老待人不仅热诚，而且表现出宽厚胸怀，平易近人。因此，在当时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蕴老能够团结多数，实际上在当时皖西大别山地区，他是许多人围绕着他团结抗战的核心人物，致使桂系当时的头面人物如代主席张义纯及后任主席廖磊等，感到蕴老是对他的政权的威胁，以致在一年后，就不能再容忍蕴老主持省动委会了。桂系当时这一处置，暴露了他们脚跟未站稳时假装开明的真面目，同时也激发了人们对蕴老的尊敬和怀念。在蕴老离去后的1939年上半年，桂系对省动委会还来不及做大的人事变动。但到这年下半年后，国民党顽固派的防共、限共阴谋，桂系也在大别山地区推行。我党中央指示地下党将党员骨干及靠近党的进步人士，向皖东、皖东北新四军活动地区转移，我和郑位三、彭康、谭希林同志即于7月下旬转移到庐江的东汤池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在地，离开了省动委会，何伟同志以新四军四支队办事处主任名义，留在金寨附近的新四军兵站，负责布置撤退工作。到了1940年春第一次反共高潮时，桂系一方面在皖东向我军进攻，一方面在大别山地区搞反共活动，省动委会此后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完全控制在桂系手中，变成反人民的工具了。但抗战初期蕴老主持省动委会工作时奠下的基础，已经深入人心，这是桂系无法消除其影响的。现在时已过去近半个世纪，回忆往事，不由不引起我从内心深处对蕴老的怀念和尊敬。也不由得想到，我们国家，我的故乡安徽，能多有几位像蕴老这样的革命长者，该多好啊，该会对我们党的革命事业，有多大帮助啊！蕴老已离开我们好几年了，我相信安徽人民是永远怀念他的，他将永远活在安徽人民心中。片断的回忆——纪念朱蕴山同志诞辰一百周年李文宜
朱蕴山同志生前，我们都很尊敬他，称他朱老。朱老和周新民同志都是安徽人。我很早就听新民同志说过，朱老是革命的老前辈，早年加入光复会、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过辛亥革命等政治活动。1926年1月他出席了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积极筹建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吸收一些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左派骨干参加工作。他和周新民都是国民党安徽省党部的常务委员。1927年春，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在北伐中，率兵到南昌，屠杀工会领袖、共产党员，并派兵到安庆包围了国民党安徽省党部，明目张胆地搜捕共产党员、左派人士。在严峻的形势下，朱老和周新民同志被迫转入地下，继续进行革命工作。
日本帝国主义于1931年“九一八”侵略东北后，1932年又在上海发动了“一·二八”侵略战争。爱国将领蒋光鼐、蔡廷锴两将军，在全国人民支持下，率领十九路军英勇抗战，沉重地打击了日寇。但是，没过多久，十九路军却被调往福建。朱老的朋友陈铭枢先生（号真如）和蒋、蔡两将军，十分不满蒋介石当时采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于1933年11月，在福州建立了反蒋抗日政权——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树立抗日反蒋的旗帜。国民党当局对此极为不满，他们把福建人民政府视为眼中钉，调兵遣将必欲消灭之而后快。这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在江西省正被蒋军“围剿”。朱老则不顾个人安危，为促成福建人民政府与瑞金红军联合抗日，积极奔走协商。后来，由于福建政府孤军作战，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1934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也被迫突围，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那段时间，朱老为革命呼号奔走，曾尽了最大的努力。在十年“文革”期间，我到朱老家中看望他。朱老回忆及此，尤有余忿。
朱老对于那时王明极“左”路线下的政策十分不满。曾同我们说起王明是他教中学时的学生陈绍禹。王明在去苏联学习前，缺乏革命工作经验，20世纪30年代从苏联回国后，成为党中央的领导人，他高高在上，目空一切，玩忽革命利益。朱老对于王明宗派领导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表现了他对党的一片忠心。
1938年抗日战争初期，我随周新民同志到第五战区工作，六安是安庆沦陷后的安徽省省会所在地，已为桂系新军阀所盘踞。当时，安徽教育界的名人，如沈子修、高一涵、朱子帆、李则刚等老先生都是朱老的朋友。爱国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是安徽财政厅厅长，共产党人狄超白是地方银行的行长，他们都和朱老相熟。六安成为当时爱国人士云集的地方。朱老就是在这样有利于工作的条件下，担任了安徽省民众动员委员会的总务部部长兼代主任。他身着中山装、精力充沛、侃侃善谈，团结了成批的华北流亡学生及东南爱国青年在他的周围，策划一切有利于抗战的办法，并将有志革命的青年秘密分批地送往新四军所在地，为新四军补充干部和给养，壮大抗日战争的力量，做出了贡献。
1943年冬，我在昆明从事民主运动工作时，朱老也来到昆明，我们又见面了。那时，朱老50多岁，黑发短须，目光锐利，深谋远虑，神采奕奕。不多几天，他就离开了昆明。他这次昆明之行，是受周恩来同志的委托，来向龙云介绍朋友的，曾为龙云所欢迎。朱老走后，党中央南方局即派华岗同志以党代表的身份来昆明，继续和龙云联系，宣传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最后，龙云同志终于走上了人民革命的光明道路。
1944年，朱老在重庆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9月，民盟举行全国代表会议，他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在四川参加政治活动。1945年民盟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朱老又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当时我也去参加大会，朱老在会外曾邀周新民、李相符、沈志远、邓初民、马哲民和我几个人座谈，讨论当时的局势和政策。这一时期，朱老积极贯彻党的“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孤立顽固的反动势力”的统战政策，做了许多工作。凭他不亢不卑、清高自负、能诗能酒、淡泊明志的风度，给对方晓以大义，明以利害。那时，他是四川军政界要人邓锡侯、刘湘、刘文辉等的座上常客，记得刘文辉还曾拿出一笔钱来，请邓初民、马哲民办《大学》月刊，提供一些政治活动费。这和龙云在昆明支持民主运动一样，只是他们不便于直接出面。他们当中，有的人后来还成为民盟单线联系的秘密盟员。
1947年10月，民盟总部被迫宣布解散后，一部分民盟负责人转赴香港。1948年初，朱老也到香港来参加民盟召开的三中全会，他和到会的中委一致否认民盟总部被非法解散。主张拥护与中共携手合作，为彻底摧毁南京反动独裁政府，实现民主、独立、和平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同时，朱老还与李济深、何香凝等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中央常委。5月间，民革、民盟及其他民主党派响应中共的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五一”号召，朱老又为此忙碌起来。
1949年1月，许多民主人士接受中共邀请，奔赴东北解放区。朱老先去哈尔滨，后迁沈阳，在沈阳住铁路宾馆。那时，郭沫若等同志，逛旧书店，买古文物。朱老则爱好古砚。他的住房名九砚斋。我去参观时，感谢朱老送了一个花瓶和水盂给我做纪念。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于2月26日我们乘专车到达北平，住进北京饭店。从此，各党派民主人士都忙于筹备政协的工作，为新中国的创建贡献自己一份力量。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期间，朱老本人受造反派的迫害，他的夫人被诬为地主分子押送回原籍，受折磨致死。他对个人和家庭的不幸置之度外，而对他的朋友周新民的遭遇，则深感不安。1970年，我在湖北沙洋“五七”干校时，周新民患病，脑子逐渐软化，思维不清。而朱老却多次约了老友吴剑西和周新民一起借我的住处，帮助周新民同志写检查，通宵不眠代周执笔。当时，朱老已是80多岁高龄，而为朋友如此的深情厚谊，实在令人感佩。后来周新民同志因脑病无法医治不幸逝世。我从“五七”干校回家后，听说此事，专程去看望朱老。当时，他老人家正在书房里整理文件，生活上虽然有他的儿子朱世同和儿媳细心照料，但整理文件事必躬亲，显示出他勤奋成习，忠于革命的一代长者的风范。
朱老的一生，对革命做出了不少的贡献，而对周围的同志和朋友，总是坦诚相待，无私帮助。每当想起他的音容笑貌时，不免久萦脑际，难以忘怀。在他诞辰一百周年之际，谨写此片断回忆，表达我对这位老先生的一点虔诚的敬意。朱蕴山同志早期进行的革命活动陈忠贞 吴之信 整理为推翻清廷而奔波
朱蕴山同志，青年时代便离开家乡六安县嵩嶚崖村，出外求学。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到处千疮百孔。帝国主义的入侵、封建统治者的卖国，造成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十分落后，青年的朱蕴山，为了振兴中华，开始参加光复会，进行反清活动。斗争中，他非常勇敢，置生死于度外。他参与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被捕后，被带到刑场陪斩，面无惧色，大义凛然，准备为救国救民而献身。随后，他加入了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为推翻清廷，建立民国，做出了重要贡献。
帝国主义支持袁世凯绞杀了辛亥革命，朱蕴山义愤填膺，奋起投入讨袁运动和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1916年，朱蕴山与六安同乡刘希平，霍山的沈子修，舒城的宋竹荪等密谋在安庆起义，不料事泄。安徽军阀倪嗣冲令警务处处长于端阳节前一天下午，将朱蕴山等逮捕，沈子修等逃亡上海。这次斗争虽然失败，但民主共和的浪潮不断兴起，袁世凯做了83天皇帝，终于在全国人民的声讨中下台，忧愤成疾而死。这时孙中山通电全国，要求释放政治犯，朱蕴山才获得自由。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但北京政府的实权却操在段祺瑞的手里。北洋军阀内乱不断，张勋又趁机复辟。倪嗣冲利用手中的军权，对安徽人民实行血腥统治。朱蕴山为了推动反倪斗争，于1917年6月初，与刘希平同赴上海活动，并写了《燃犀录》，控诉倪嗣冲祸皖的罪行，呼吁在京、津、沪的同乡会一致起来，救乡救皖。是年8月，朱蕴山转赴北京，与在京的陈独秀和寿县籍的议员常恒芳等人共商反倪之事。10月，朱蕴山又到山东，与鲁北平原混成旅胡翊儒和济南第一混成旅张克瑶交换了反对安武军、迎接孙中山北伐的意见。为青年觉醒而办学
朱蕴山在斗争中认识到，要振兴中华，就必须提倡科学与民主，提高国民觉悟。要提高国民觉悟，必须首先从青年教育入手。
1915年11月，朱蕴山和刘希平从芜湖到安庆，会见法专校长光明甫（光升）等人，共商办学之事，决定由朱蕴山回六安，创办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以下简称“三农”），以此为阵地开展新文化运动。1918年9月，朱蕴山回到六安，并亲赴六区金家寨，请皖西教育界进步人士桂月峰共同筹建三农，桂月峰欣然同意。朱蕴山十分高兴，赋诗一首《喜见老友桂月峰》赠之，诗曰：“五年不见鬓先斑，忧国情怀火一团。闭户但闻勤课读，出门从不礼衙官。家贫心苦能长乐，道梗时危岂畏难。淮水皖山荆棘满，愿君长此种芝兰。”表现了他们忧国忧民，进行教育革命的决心。两人来到六安后，多方活动，得到各界人士的支持，捐出5000元为开办费，借北街赓飏书院旧址为校址，于当年冬筹备就绪，次年春正式开学。为团结友邻县共同办好学校，公推时任芜湖“二农”校长的霍山籍沈子修出任三农校长，桂月峰任学监，朱蕴山任文牍兼修身教员，聘请进步知识分子钱杏邨（阿英）任国文教员，晏从白任数学教员，苏章之任英文教员，沈子臣任体育教员，李晴峰任事务主任兼教员。他们在治学上，废除一切封建的陈规陋习，成立学生会，参与决定学校大事，实行师生平等，校长、教员以身作则，不用雇员，外出不坐轿子，自背行李，与学生同桌共餐，一起过简朴的生活。在教学上，取消尊孔读经，侧重于新思想的传授；不学文言文，教以白话文。在课外活动上，禁止豪门子弟的不轨言行。
来自皖西和豫鄂边的三农学生，在新文化的学习和反帝反封建斗争中，逐步觉醒，涌现出一批优秀分子，其中不少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皖西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据不完全的记载，三农师生为中国人民的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而英勇献身的就有数十人之多。为反帝反封建而呐喊
1919年，北京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运动一爆发，朱蕴山就积极支持，迅速投入安徽响应“五四”运动的战斗。他和沈子修、桂月峰等帮助三农学生联合城关部分高小师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领导学生开展抵制日货的斗争。组织了仇货纠察队，到各商户检查登记，宣传买卖国货为荣，买卖日货为耻。“五四”运动以后，朱蕴山以在京、沪读书的皖籍进步青年为桥梁，不断把革命书刊传到皖西。他自己在三农和一些最接近的学生，经常在一起阅读《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新青年》《每周评论》等书刊。他支持钱杏邨在课堂上向学生讲授俄国十月革命，介绍列宁、高尔基、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物和文章，传播马克思主义。
1921年秋，二届省议会届期已满，理应进行三届议员选举，军阀倪道烺为把议会变成自己的御用工具，从省里拿出300万元进行贿选，令其走狗集团——公益维持会派爪牙到全省各地，贿买选票，指定人选，公开舞弊，甚至把死了多年的人的名字也写进花名册，丑闻百出，全省人民无不切齿痛恨。
面对军阀横行，践踏民主，朱蕴山挺身而出，起程赴省，与省教育界及社会进步人士光明甫、李光炯、刘希平、沈子修、宋竹荪等共商，创办《评议报》，作为反对贿选，驱除倪、马分子的宣传工具。推选宋竹荪为经理，朱蕴山为主笔，评论安徽政弊，揭露选举丑闻。同时支持三农学生公开揭露贿选内幕。还利用合法手段选出代表，公开向北洋军阀政府控诉倪、马非法贿选议员的罪状。
这时，全省已有40多个县的学生和进步人士先后上诉了贿选案件。按省议员选举法中关于“省议员的选举，一县无效就全省无效”的规定，三届省贿选早该推翻，但倪、马还是强令召开贿选出来的三届省议会。这时倪、马的亲信马仲武等人觉得自己又已得势，更加趾高气扬。学生代表想找他谈谈，他根本不理。朱蕴山等十余人，对其蛮横态度气愤不已，作为学生代表，跑到马仲武家里，彼此见面没说二话，便唾了马仲武一脸唾沫。马仲武不敢对抗，说：“吐得好，吐得好！”接着，朱蕴山等又把马拖到街上游街，打下了他的嚣张气焰。省长聂宪藩慑于人民的威力，又不敢妄行，被迫辞职。最后，各界人民终于迫使新任省长许世英宣布三届省议员选举全部无效。这一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大创举。为国共合作而斗争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朱蕴山受到极大鼓舞，他看到了中国真正希望的所在。他认真学习和研究党中央的机关报《向导》周报，对中共的最高纲领，表示由衷的敬佩和赞同。
1922年8月，朱蕴山在上海晋谒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参与酝酿国民党的改组计划。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召开，着重讨论了和国民党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翌年1月，中国共产党帮助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决定与共产党合作，接受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主张，决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大会还通过了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可以以个人资格参加国民党的决议。从此，朱蕴山始终坚持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大政策，真诚地与共产党合作，并在革命活动中，与破坏国共合作的右派势力展开坚决斗争。
1926年1月，朱蕴山以国民党左派的身份，出席了国民党二大。会议结束时，经朱蕴山等提名推荐并得到中共华南局负责人陈延年、谭平山的支持，国民党中央发表了光明甫、周松圃、朱蕴山、沈子修、常藩侯、史恕卿、黄梦飞、薛卓汉、周范文九人为国民党安徽省临时党部执行委员。朱蕴山随即返皖，经过一番筹备，在安庆正式成立国民党临时省党部（一说是筹备委员会）。
这年秋天，为避免军阀迫害，安徽省党部曾迁往上海旧法租界马浪路景益里，不久转移武汉，在联堡里设办事处。1927年3月上旬，省党部又由武汉迁回安庆，并发出通知，决定召开全省代表会。这个时期，在朱蕴山的支持下，皖西各县国民党县党部在1926年初至1927年春相继成立。一部分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在国民党县党部开展革命工作，他们团结国民党左派，打击右派势力，推动了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同时也使中国共产党的队伍在斗争中不断壮大起来。
1926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朱蕴山以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投身这场伟大的革命战争，并做出自己的贡献。北伐军分三路进军，取得节节胜利。安徽军阀陈调元看到北伐军渐渐逼近，加紧镇压革命力量。这时，国民党皖省党部被迫迁到上海，朱蕴山等在上海，以皖省党部名义发电国民党政府，保常藩侯为安徽宣慰使以策动军事反正，迎接国民革命军入皖。常藩侯就职后，与省党部共同决定，派员返回安徽组织地方武装，策动各地军阀军反正。朱蕴山、沈子修也来六霍一带进行策反工作，因事泄未成。陈调元迫于形势，向北伐军投降。经过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共同努力，1927年初，安徽地方武装统一组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三军，公推中央执委柏烈武任军长。常藩侯任政治部主任。六安亦成立了三十三军独立第二团，由朱蕴山之弟朱衡山任团长。北伐军所到之处，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广泛的支援。
就在革命形势迅猛发展之时，国民党右派蒋介石开始和帝国主义相勾结，公开叛变革命。1927年3月23日，蒋介石在安庆指使青红帮党羽及流氓，捣毁了国民党安徽省党部、省工会筹备处、省农会筹备处等革命机关团体；接着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全国范围内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朱蕴山的好友，共产党员陈延年同志在这时英勇地牺牲了。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公开背叛革命的三大政策，背叛革命的行径，引起朱蕴山的无比愤慨。他通电反蒋，被国民党开除了党籍，并受到反动派的通缉。不久宁汉合流，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实行更大规模的屠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这期间，朱蕴山曾不顾个人生命危险，掩护过不少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他看到了英勇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36页），受到很大的感奋。在共产党员的引导下，他毅然来到江西南昌，参加了震撼世界的“八一”南昌起义，被选为革命委员会委员，参与起义的领导工作。接着，党的“八七”会议召开，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朱蕴山坚定地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够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够领导中国人民英勇奋斗，推翻旧中国，建立新中国。国民党只有始终不渝地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才是唯一的出路。于是，他又来到上海，继续进行反蒋活动，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开辟鄂、豫、皖苏区。
朱蕴山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长期同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在开展反蒋活动，组织和推动抗日，支援坚持大江南北的新四军和积极开展民主活动，组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原载《安徽文史资料选辑》第4期）朱蕴山驱逐骆通纪实桂尊秋
1921年，朱蕴山先生任教安徽六安省立三农学校。他积极引导学生走革命道路，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他领导学生驱逐六安县知事骆通的事迹，至今为人传诵。
骆通是个老百姓个个憎恨的贪官污吏。一次，有位少女向县衙门控诉男方逼婚抢婚，请求保障女权，为民伸冤。朱蕴山先生估计衙门不会为女方伸冤，便布置学生准备大闹公堂。
开庭时，骆通受了男方贿赂，亲自任审判官，当堂判定男方领女子回夫家，不得有违。女子叩头乞哀，誓死不从。骆通指着女子斥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女孩子闹离婚，只能落得坏名声。”并说这是终判，不再受理，随即宣布退堂。旁观者相顾失色。三农学校学生代表张月潭（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安徽省化工厅副厅长）、黄人祥（在南京雨花台被害）等高声大呼：“不得退堂，不得终判！”骆通恼羞成怒，拍案厉声道：“尔等身为学生，不安分读书竟来扰乱公堂，应予扣留治罪……”语未毕，张月潭挥手对听众说：“如此狗官，贪赃枉法，蔑视正义，不讲公理，把他拖下来！”周围听众，一齐拥上，将骆通的公案推翻。骆通吓得面无人色，在衙役的掩护下，仓皇遁入后堂。学生代表立即回校向朱蕴山等人汇报请示。朱蕴山先生一面召开学生会紧急会议，发动全校师生联合地方工商学各界掀起逐骆运动。他们搜集整理出骆通十大罪状，写成书面，四处张贴，还上街游行，高呼“骆通滚出六安”“实行男女平权”等口号。一面派代表到安庆省会告骆通。驱骆运动在朱蕴山先生引导下，迅速开展起来，声势之大，震动全省。
省署初则官官相护，不惩治骆通，后则慑于众怒难犯，将骆通撤职，并纠正他所审理的婚姻冤案。朱蕴山先生领导的驱骆运动取得了胜利。忆朱蕴山前辈胡允恭
1919年“五四”运动后不久，我在安庆由高语罕介绍认识了老前辈朱蕴山。那时他30多岁，留着小胡子，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朱老当时在安徽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担任修身课（省立三农校址在六安，朱老曾参加筹建，后由朱老推荐沈子修担任校长，桂月峰任学监），并为安徽教职员联合会成员。我在学生联合会工作，所以接触甚多，朱老一直把我当作小青年，对我时加奖励。他不但是我的前辈，而且也是我的良师。一
在和朱老的长期接触中，他告诉我，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立志革命，参加实际斗争。
朱老1887年出生于安徽六安，其父朱纮早年参加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虽退隐在六安嵩嶚崖，但斗志不衰，鼓励儿辈们追随孙中山先生继续革命。
朱老从小在这种家庭的熏陶下，勤奋好学，追求真理，勇于斗争。1906年在安徽巡警学堂读书时，思想激进，参加了光复会。1907年，又参与徐锡麟、宋豫琳等刺杀安徽巡抚恩铭一起被捕。在徐锡麟押赴刑场就义时，朱老和宋豫琳亦被押赴刑场陪斩，朱老时年仅20岁。
1908年加入了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1915年与冷御秋、刘希平、柏文蔚等人秘密回皖推动反袁活动。1916年5月和段瑞兰、杨允中、沈全懋等人密谋在安庆起义，讨伐袁世凯。不幸事泄，朱老被捕。袁世凯死后，在孙中山先生通电全国要求释放政治犯时才获释。
1917年朱老在芜湖，与安徽教育界知名人士刘希平、高语罕等人商讨，认为中国当时黑暗局面尚长，首要的是缺乏革命人才，因此他们决定在学校机关埋下头去，从改革教育、培养青年入手。为此，他们分头到处奔波，以私人名义向各方面筹款办学。由于他们的努力，终于先后办成芜湖工读学校、安徽职业学校和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这些学校主要是为穷苦学生创办的。赭山下的工读学校，不收学膳费，所以很多贫苦子弟得以入学，该校学生曹渊、陶久仿、孟靖等都是日后的革命烈士。职业学校规模更大，分为金工、木工两科，只收膳费，不收学费。曹渊也转入职业学校。该校培养出很多革命青年。但这所学校聘用老学究李子寿任校长，由于办理不善，引起同学的不满。后因一位学生生病，校方不及时医治而死亡，曹渊发动同学赶走了李子寿，校委会开会决定开除曹渊等进步学生。朱老虽是常驻职业学校的校董，但此时正在上海，听说开除青年学生的消息，急电校方，认为这是学校管理不善，岂能责怪青年学生。所以曹渊等进步学生，后来一直不忘朱老的关怀。二
1925年底，朱老去第一次大革命策源地广州，积极赞成国民革命军北伐。北伐军攻克武昌后，高语罕和朱老一起来到武昌。他们一面筹组国民党安徽省党部，一面协助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充实政治部，扩大革命宣传。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在武昌成立后，由高语罕任主任委员、朱老任组织部部长。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他们在武汉招收100多名青年男女，成立学兵大队，由省党部领导。该队虽没有固定的教师，但是请来讲课的不少是知名人士，如恽代英、章伯钧、郭沫若等。这期间学兵大队办得有声有色。因为国民党安徽省党部远设武昌，联系不便，等于架空，同时不免被人讥笑。后北伐军到了安庆，朱老和高语罕等决定省党部即刻迁安庆，这些学生多数也随之被分配工作。
1927年，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朱老到了南昌，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后途经上海回到安庆。
1928年春，蒋介石到了安庆，派特务流氓捣毁了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学兵大队的学生被赶走，朱老和高语罕等又被迫回到武汉。三
1927年，我病愈仍回部队做政治工作，朱老离开武汉，我们便分手了。直到1929年春，我从安徽被调到上海，在周吉甫（朱老内弟）家又遇到朱老。两年不见，长谈了好几次，这时朱老已有了两个孩子，我见了他太太和两个爱子（世成、世同）。朱老也改了样子，穿着整齐，但当时仍无固定收入，经济上全靠周吉甫资助。我问他在上海干什么？他说：“我在尽力为党做些统战工作。”
据朱老告诉我：安徽有一批失意的旧军人、旧政客、文人学者。如国民党三十三军军长柏文蔚，师长袁子金，师长岳相如，开明绅士王龙庭、李小南，还有大绅士李少川等都闲住上海。朱老利用串门闲谈之机，向他们宣传蒋介石执政，多以浙江人和黄埔生为主，不会把安徽人放在眼里，就连有那么大实力的冯玉祥也不在他眼下。朱老对他们说，你们已经被蒋抛弃，他不会再真心重用。在这种情况下，再去向他乞求，他更会看不起，必将没有出路，如果自己单独干，力量太小，也不会取得胜利。现在唯一的出路是跟着共产党干才能有前途。我虽不是共产党，但据我多年观察，共产党上下团结一致，又有群众基础，所以必有力量。任何一个独断专行、排斥异己的人都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外面宣传说共产党杀人放火，这完全是蒋介石的欺骗宣传。桂系长期来是支持蒋介石的，现在也受到排挤。朱老还单独找柏文蔚做工作，对他说：你是老国民党员，苦心经营了两三万部队，结果都被蒋介石搞光了，现在到上海来做寓公，跟蒋跑，有什么意思呢？柏被说得流下了泪。
李少川是朱老的好友，同十九路军的关系非常深，对朱老的话十分相信，后积极参加抗日活动。
朱老的统战工作，取得积极的成果，使他们逐渐认清蒋介石的本质，不愿跟蒋走。多数人成了同情共产党的民主人士，例如方振武经过朱老的工作，思想上有了戒备，当1929年夏蒋介石任命他为安徽省政府主席时，他即刻把在北方的部队调到安徽。蒋介石十分敏感，当方振武到南京向蒋汇报工作时，蒋突然将方扣留，其罪名是说他私通阎锡山，同时把他的部队解散。接着蒋介石把自己的妹夫调充安徽省主席，只有余亚农先生一个旅抵抗，终因力量悬殊而失败。
事后，朱老抓住方振武这一事件，又继续做这些人的工作，因而使他们更加相信朱老的话，不再和蒋介石共事。
朱老在安徽遗老们眼中是药中的甘草。他由一位青年秀才加入同盟会，先反清王朝腐朽卖国，接着反袁世凯称帝。当蒋家王朝凶焰万丈时，他总是特立独行，不屑一顾，且积极反蒋，安徽遗老们又认为他是疾风中的劲草。
1930年我调山东工作，和朱老又分手一段时间未通音信。四
1932年4月，我正任山东省委书记，突然调到上海，被王明路线断绝了与党的关系。
这年初夏，朱老也到了上海。我们见面后，他得知我老伴被捕，便和李少川同去找上海警备司令戴戟，把我的老伴和同案人都要了出来。我们仍衣食无着，朱老此时经济条件较好，他慷慨地资助我。1977年朱老91岁生日时，我写了四首诗为他祝寿，诗中谈到他为革命奔走，对同志真挚热忱，其中有一首是回顾他接济我时的情景。现抄录两句：“到处逢人皆白眼，独留青眼属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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