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兆奎 韩光辉
出版社：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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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名史话(典藏版)试读：
地名概述
地名是人类为便利自己的生产和生活而命定的地物或地域名称。所谓地物，既包括山、岭、河、湖、海一类的自然物，也包括人类建造、利用的一些人工物，如运河、道路、村落、城镇、矿山等。地域则是包括各类自然物与人工物的大小不一、类别各异的区域，包括政区、自然区以及林带、渔场、工厂、农庄等。这些地名所代表的区域是人们经常接触，甚至须臾不离的生活或劳动场所。因此，地名一出现，就与人类的社会生活结下了不解之缘。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生产的发展，人们的接触与交往也在日渐频繁且不断加强，地名的使用也随之日益广泛，它涉及工、农、运输、贸易、民政、外交以及国防等许多部门；另一方面，在地名使用过程中，地名本身又不断地发生演变。这种演变既包括地名空间位置的变动，又包括地名含义、语词特征以及随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的地名更易等。因而地名研究也就成为适应时代需要和社会要求的一项重要工作。
地名学是综合地研究地名的起源、含义、语词特征、演变和分布规律及其应用，且与历史地理学、地理学、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地图学密切关联的一门独立学科。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不仅目前所使用的地名居于世界各国之首，而且历史上曾经使用过的地名和出现的地名著作之多，也是其他任何国家难以比拟的。自古以来，记录和研究地名的著作逐渐形成了地名学问，其主要研究内容和任务是：地名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地名的渊源和沿革，即地名的产生、含义和演变；地名的分类；地名的地理分布规律；地名学发展史；方言地名及少数民族语地名；国内外地名书写的标准化，其包括地名正名、正字、正音、地名罗马化、地名译写原则和译写方法等方面；地名档案的建立和地名信息的处理；地名工具书的编纂等。在地名学研究的这些主要内容中，除地名学发展史与地名渊源和沿革的研究之外，基本上均属于当今地名问题研究。而地名学发展史的研究是对地名学整个发展过程的研究，因此它属于理论范畴的研究和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的总结，这决定了这一研究具有一定难度。但另一方面，它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指导地名研究深入发展的实际意义。
地名一般包括两个部分，即通名与专名。所谓通名，即山、川、河、湖、郡、县、省、区一类的名称，显示出地名的类别；专名才是某一类别中地名的特称。有人把通名比作人们的姓，将专名比作人们的名，仅有姓难以识别其人为谁，单有名也会混淆不清。在习惯上将寄往安徽省蚌埠市的信写作“安徽蚌埠”也可以，可是寄往山西省大同市的信写作“山西大同”则不合适，因为除大同市外，雁北地区还有一个大同县，单写“大同”会造成邮递困难，所以这个通名不能省去。通名有时也会转化为专名，例如“浙江”是一条江名，“浙”是专名，“江”是通名，但在“浙江省”这个地名中，“省”是通名，“江”则是专名的一部分。又如“津市市”这个地名中，后一个“市”字是通名，前一个“市”字也是专名中的一部分。
我国目前的大小地名，大部分都有悠久的历史，这是因为1949年以后对于旧有地名可改可不改的一律不改。以县名为例，北京市所辖的八个县以及由县改区的房山，它们都有悠久的历史，其中昌平、平谷都可以上溯到汉代。上海市的九个市辖区县也都设立在1949年以前，所以它们既是当今地名，也是历史地名。所谓历史地名，应以1949年为界限，1949年前的地名也称旧地名，1949年后有变更的可称为曾用名，这样比较合适。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汉族以外的兄弟民族人数虽少，但分布的地区却相当广大，这些民族地区语言也相当复杂，有些地名可能还是更古老民族命名的残存，加上汉语古今也有变化，汉译也会有不少分歧，所以探索这些地名的工作十分艰巨，更需要历史学家、民族学家与语言学家们与地名工作者通力合作，担负起这项艰巨任务。
我国历史悠久，封建社会延续的时间很长。在改朝换代过程中，由于易代改名、换帝改名以及避讳改名等，地名的变化更加复杂，在分裂时期更会形成一地多名或一名多地的混乱情况。以徐州为例，如果加上东、西、南、北等方位词，可以多达数十处，北徐州北面会出现南徐州。与此类似的如豫州的西面却设置了东豫州。这种混乱情况令人难以捉摸，稍不慎重就会出现张冠李戴的错误。
地名是语言词汇，在书面语中都具有音、形、义三方面的内容。客观上“位”的内容也很重要，当然，位的内容也可以包括在义的内容之中。不过，在解释地名时未能确定其具体位置，则往往算是未得要领，可见位在音、形、义外，仍有单独列出的必要。在我国的历代政区中，同名甚至义亦类似的颇多，不用位来区别，则极易混淆。远的不说，即以清代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的政区为例，同时并存的就有四个“新城县”：（1）直隶（今河北）新城县，治所在今新城县东南的新城镇；（2）浙江新城县，县治在今富阳县西南的新登镇；（3）江西省新城县（今黎川县）；（4）山东省新城县，治所在今桓台县西。如果加上清代前或清代后所设的新城县，还可以列出一大堆，如不用位来区别，则会纠缠不清，所以用位作为一项要素来区别地名还是必要的。
义的探索也很复杂。义的探索是指解释地名渊源、总结地名命名规律，例如早在汉初成书的《公羊传》记桓公九年（公元前703年）：“京师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师者何？众也。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辞言之。”《谷梁传》文公九年（公元前628年）：“京，大也；师，众也；言周必以众与大言之也。”并总结方位地名命名原则，“山南为阳，水北为阳”，开了地名渊源解释的先河。1949年后新设的一些市县，如黑龙江省的大庆市、山东省的东营市以及为纪念革命烈士所设的左权、靖宇、尚志、志丹等县，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在古代地名中，前人也有解释比较清楚的，例如山西的闻喜、河南的获嘉，都是汉武帝巡行途中听到平定南越、捕获吕嘉的消息后新设的县。也有一些政区得名于一些山、川、湖、海等，这较容易理解，但很多却是古人未加解释或者尚有争议未有结论的。例如赤壁之战的“赤壁”就有好几种说法，甚至把苏东坡作赋的赤壁（赤鼻矶）也扯上，出现所谓“文赤壁”与“武赤壁”的说法。解释地名不能望文生义，这就是宋人沈括所说的“郢都白雪，误于郢州。东海二疏，误于海州（今连云港市西南）。”“白雪”指阳春白雪，是古代高雅的名曲，即使是楚国郢都的人会唱的也不多。郢都在今湖北省江陵县的纪南城遗址，而宋代郢州则在今湖北省的钟祥县境，与郢都并非一地。“二疏”指汉代学者疏广与疏受，他们叔侄俩是东海郡兰陵县（在今山东南部）人，宋代学者乐史（《太平寰宇记》的作者）在海州境内发现两座古墓，认为是二疏的墓，这些都是将古代不同地名混为一谈的错误。总体来看，总结地名命名原则、解释地名渊源是我国传统地名学的主要研究内容之一。据陈桥驿研究，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解释渊源的地名达1052处，可分为自然地理地名和人文地理地名，包括24类。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对931处地名作了渊源解释，释名率达19%以上，也分为自然地名和人文地名两部分，总计也有24类。明代郭子章《郡县释名》对1400余个政区地名作了渊源的解释，同样涉及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20多个方面的内
[1]容。
在地名中，字形的复杂性曾给人们带来许多困难。1949年以后，有关部门曾经对一些生僻字、繁体字进行了简化，例如：陕西的盩厔县、鄠县、醴泉县、邠县、鄜县、沔县、汧阳简化为：周至县、户县、礼泉县、彬县、富县、勉县、千阳。又如青海的亹［mén门］源简化为门源，江西的雩都简化为于都等。可是在翻阅古籍时，难免还会遇到。此外，古籍中还有许多异体字，有些常用的繁体字非常繁琐，还有些字笔画并不多，如沫［mò末］与沬［mèi妹］，汜［sì巳］与氾［fàn泛］，都是水名，两组字都是相差无几，可是就难以分清。
在汉语中，地名读音往往与字形有关，所谓不认识的字，往往是指不识其形，当然也就难读其音，上述一些不常见的、简化前的地名就是如此。不过也有些常见的字在用作地名时不按通常读音，这确是值得注意的事。例如：浙江省天台县与天台山的“台”读［tāi胎］，山西省洪洞县的“洞”读［tónɡ同］，江西省铅山县的“铅”读［yán沿］，广州市属县番禺的“番”读［pān潘］，河南开封市繁塔的“繁”读［pó婆］，等等，这些可能与古音的残存有关。还有一些地名用字是一字多读音的，例如“堡”字有的读［bǎo宝］，有的读［bǔ补］，有的读［pù瀑］。广东黄埔的“埔”读［pǔ普］，大埔的“埔”读［bù布］。两广一带“墟”字地名简化为“圩”［xū须］后，和江淮一带“圩”字地名中的“圩”［wéi围］字又混淆了。我们这个文明古国，地名问题的复杂性可能也高居世界首位。
地名虽有大小不同的差别，但对地名工作者来说，即使是很小的地名，认识也要正确无误，否则就会造成很大损失，例如新疆境内有个火车站与辽宁境内一个新设的火车站同名，由沈阳某厂发往这个新车站的一车皮器材，却错发往新疆，发觉后又由新疆运回辽宁，试想这该是多么大的损失。又如一艘轮船在海上触礁，发出求援信号，但救援者查不到出事地点的名称，又如何进行营救。
本书讲的都是历史上的一些重要地名的形成和演变。[1]华林甫：《中国地名学渊源源流》，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一章 远古及先秦时期的地名一、传说中的两个最早的地名
关于地名的形成过程，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曾这样写道：“在原始公社时期，人们对于其生活的地区，必须有一定的认识才能生活下去。最初，他们必须知道到什么地方去捕鱼，什么地方去打猎，什么地方去采集作为食物的果实和块根等。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渔猎时代。其后，到了新石器时代的晚期，随着畜牧业和农业的萌芽，又从一个地区的停留生活相对地定居下来，这就要求他们对自己所居住的周围环境，更加熟悉更加了解。他们不但要知道水泽的分布、地势的起伏等，还必须知道气候的特征以及地方的种植的可能性，他们不[1]但要能辨别方向，而且还要计算路程。”在这里，他虽然未提及地名，但客观地描述了地名萌芽与产生的过程。
伴随早期人类的生产活动，首先出现的是对地理事物作详细描述的描述性地名。在中国农业文化地区已很难找到描述性地名的实例，但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和国外还可以见到。例如在蒙文中音译“呼和浩特”，本意是指“青色的城”；在国外，音译“撒哈拉”，本意是“被太阳晒焦、植物稀少、无生机的旷野”，都为描述地名的典型例子。随着人类生产活动地域的扩大和生产活动内容的丰富，便逐渐积累了大量这类描述性地名。早期文字的萌芽，为那些可用语言表述、停留在口头上的描述性地名用文字记载提供了可能性。但由于描述地名结构的复杂性又给文字记载造成一定困难。这必然提出了简化描述性地名以反映地理事物主要特征的客观要求。历经长时期的发展，在文字正式出现前后便自然地出现了便于文字注记的简化地名。简化地名用极为简洁的文字记载，一般只反映特定地理实体的一两个主要特征，即专名与通名相组合的特征，如“阪泉”、“泗水”等。按我国最早的两个传说地名“涿鹿”、“阪泉”推算，简化的地名大约出现在距今4000年以前。
在父系氏族公社时期，部落之间以及部落联盟之间，经常发生掠夺战争。传说黄帝和炎帝两个部落联盟曾经战于阪泉之野，原因是炎帝侵凌诸侯，引起黄帝的不满。蚩尤则是远来的入侵者，凭借武力，大举进攻黄帝，结果涿鹿之战，以失败而告终。
涿鹿和阪泉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留下来的两个最古老的传说地名。到汉代设有涿鹿县，在今河北涿鹿县城东南的古城，阪泉则在古城的南面。现在古城还保存着城垣的残迹，东侧矾山镇西还有一条蚩尤泉水，和阪泉平行，北流汇为涿水（今称清水河），流向东北，是今天官厅水库的水源之一。古城北面有东西走向的桥山，是传说中黄帝的葬地，也就是所谓黄陵的所在。当然古人迷信，认为黄帝已登天界，这里所葬的只是他的遗物，古人称之为“衣冠冢”。可是在东汉人所著的《汉书》中，却将桥山记载在上郡的阳周县下，说“桥山在南，有黄帝冢”。冢即坟墓，阳周县在今陕西省北部子长县西北的白于山麓。北魏时期改在今陕西、甘肃边境上的子午山麓设立阳周县，隋代改名为罗川县，唐代又改称为真宁县，到清代又改县名为正宁县，其东面为中部县，两县分处子午岭两侧的麓地上。唐朝人所编写的《元和郡县图志》说：“子午山亦曰桥山，在（真宁）县东八十里，黄帝陵在山上，即群臣葬衣冠之处。”以后在明、清时期的地理志中，又把桥山放在中部县下叙述，《明史》说：“中部北有桥山，亦曰子午岭。”《清史稿》说：中部（县），“城北：桥山”，祭祀活动也在这里举行。1776年（清乾隆四十一年）陕西巡抚毕沅还在这里立了一块“古轩辕黄帝桥陵”的石碑。1944年中部县改名黄陵县，桥山、黄陵这两个名字，以后就定下来了。图1。
以上的一些叙述，并不是为了考证黄陵的真正所在地，那时还处于部落联盟时期，国家还未出现，更谈不上什么都城问题。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得很清楚：“黄帝居轩辕之丘，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这应该是当时的实况。此外，古人们还说了不少关于古都的事，例如“伏羲氏都陈（今河南淮阳），后迁曲阜（今山东曲阜市），颛顼［zhuān xū专须］都帝丘（今河南濮阳市），尧都平阳（今山西临汾市附近），舜都蒲阪（今山西永济西）”，等等。那时奴隶制国家还未正式建立，所谓都城不过是后来学者们以今例古的说法而已，都是不足为据的。
所以这一节的叙述，除了介绍两个口头流传的最古老的地名外，也谈到历史上一些有转移，甚至有多次转移的地名，这也是地名复杂性的一个例证。因此，当我们接触地名时，也应把空间上的位置变化与时间上的年代推移结合起来，这样才可避免讹误。[1]侯仁之：《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科学出版社，1962年。二、刻在龟甲兽骨上的地名
涿鹿、阪泉是先民们流传下来、后经记载的两个地名，真正见于当时记载的地名则以奴隶社会的殷商王朝为最早。那时还没有纸张，也没有布帛，卜辞文字是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的。这些刻字的龟甲、兽骨实际上就是当时王室的档案，其中当然包括很多的地名资料。图2。
自从清末在今安阳小屯一带（即殷墟）发现甲骨后，人们又在河南其他地方以及陕西、山东、河北等一些地方陆续有所发掘。仅安阳及其附近地区估计即有10万片被发现，其中一部分已流落海外。1965年出版的《甲骨文编》所收已识和未识的字达到4672个。据陈梦家估计，“卜辞中所记载的地名约在500个以上”（《殷墟卜辞综述》），其中，有商代的都城地名和不少方国地名。
周本来也是殷的附庸国，因为受到北狄的侵扰，由今陕西彬县一带南迁到今陕西的岐山和扶风间的周原地区。近些年来在这里也发现了大量甲骨与铜器，后来周又先后迁都于丰和镐［hào浩］，终于灭了殷商，建立了周王朝。
周原出土的甲骨与青铜器都较殷商时期有很大进步。三、铸在青铜器上的地名
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中国文明史至商周时期进入“青铜时代”。青铜时代甲骨卜辞日渐减少，新出现了铭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由于青铜器体积较大，铭刻其上的文字可以多达几百个字（如著名的毛公鼎的铭文已多达497个）。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分礼器和乐器两大类。其中礼器以鼎最多，乐器以钟最多，所以“钟鼎”成为先秦青铜器的代称，青铜器上的文字便叫“钟鼎文”，又称“金文”。这些铭文横竖成行，相当齐整，看起来也很醒目。当然这些铭文中地名也相应地增多了。图3。四、商周时期的方国与封国地名
商周时期除商、周王朝之外，在其周边地区还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方国。同时，商尤其是周王朝还存在通过分封其同姓亲属及功臣而建立的封国。在古代文献及考古发现的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中，除有商周都城及地方地名的记录之外，还有商周时期许多方国及封国地名的记录。商人自始祖契至汤十四世，迁都达八次之多；汤灭夏桀，建立商朝奴隶制国家，建都于亳，至盘庚迁都于殷之前又有五次迁都。按其迁徙方位出现了南亳、北亳、西亳、燕亳等都邑地名。盘庚迁殷之后，商人都邑名殷，才固定下来。在其四周的方国，按丁山（1901—1952，著名史学家）《殷商氏族方国志》说，有40多个，如犬、鬼方、羌方、夷方、周方、土方、召方、盂方、人方等。
在周王朝兴起和发展的过程中，曾先后有岐下、程、丰、镐、槐里等都邑地名。其中岐下为周之太王所居，文王迁都于丰，武王迁都于镐。同时，在周武王灭商过程中，征伐者有99国，臣服者有652国（《逸周书·世俘解》），总计751国，与《史记·周本纪》武王盟津之会，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基本一致。其中当包括原属殷商的封国和方国，只是因史无记载，其名称已难以确指。在武王灭商之后，始分封诸侯，赏赐人口土地，建为封国，如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此外，封功臣谋士师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封召公奭［shì式］于燕；封弟叔鲜于管；封弟叔度于蔡等。成王即位，管、蔡为乱，周公平定叛乱，“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荀子·儒效篇》），其中包括管、蔡、郕［chénɡ城］、霍、鲁、卫、毛、聃、郜［ɡào告］、雍、曹、滕、毕、原、酆［fēnɡ丰］、郇［xún旬］、邗［hán含］、晋、应、韩、凡、蒋、邢、茅、胙、祭等（《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据清初著名学者的综述，“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成汤受命，其存者三千余国。武王观兵，有千八百国。（平王）东迁之初，尚存千二百国”。此后，诸侯更相吞灭，其见于春秋经传者，凡百有余国，而会盟征伐，有章可纪者，约十四君：鲁、卫、齐、晋、宋、郑、陈、蔡、曹、许、素、楚、吴、越；其子男附庸之属，计达113国，而参错于列国间的九州夷裔又有戎蛮、鲜虞、无终、山戎、北狄、淮夷等（《读史方舆纪要》卷一）。由于商周时期大量封国与方国的存在，出现了大量与这些古国或其都邑相联系的地名。其中的许多地名一直沿用到今天，某些地名历经沿革变化，也对后世地名产生了重要影响。五、春秋战国时期的郡县地名
春秋时期众多诸侯国，开始相互攻伐侵吞，强并弱，大灭小，始见于春秋文献者120余国；至战国时期，仅剩下七国，史称“战国七雄”。在这一过程中出现并形成了作为地方行政区划的郡县及郡县地名。
春秋初年，楚、秦、晋等强大的诸侯国首先在新开拓兼并的土地上置县，打破并取代了原有封土食邑的陈规旧制，加强了君主集权和地方治理，这显然是一种进步。县的设置，最早出现于西部的秦国和南方的楚国。据《史记·秦本纪》：“武公十年（公元前688年），伐邽［ɡuī归］、冀戎，初县之；十一年，初县杜、郑。”放马滩出土的古地图上就记载了“邽县”，到商鞅变法，秦国一次设县31个（《史记·[1]商君列传》）。根据徐少华教授的研究，春秋时楚国设县共30个。图4。
其中，权县是楚武王灭权国置县，即取名权县，为春秋创置的第一县。至春秋后期，各诸侯国才把县制逐渐推行到各自内地，即所谓王畿为县，而在新兼并的边远地区置郡，其面积较县大。但因其地处边远，地广人稀，地位反比县低，所以晋赵简子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左传·哀公二年》）。”至战国时期，随着边地的开发与繁荣，才在郡下析置若干县，形成郡、县二级政区制。战国时期，各国基本上均推行了这种行政制度，北方的燕国将境土划分为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五郡，郡下亦置有县。至秦统一六国（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21年），“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最终在全国确立了郡、县二级制，且从郡辖县。郡县建置的结果是出现了一批郡县政区和城市地名，丰富了地名的内容。[1]徐少华：《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六、先秦货币上的地名
史学界常把秦统一以前的一段漫长时期称为先秦。先秦时期由于农业、手工业包括冶炼业的发展，商业与城市随之日趋繁荣，作为交换媒介物的贝已经不能满足需要，因而开始出现金属的货币。其形式在周、秦多为圆形的钱，中间有孔。赵、韩、魏的货币多为铲形的“布”（“镈”的假借字），有空首布、平首布、尖足布、圆跨布等多种形式。刀形币多通行于燕、齐及赵等国。在这些刀、布币上多有各处地名，如各类布币上有“东周”（今洛阳一带）、平阴（今山东平阴）、晋阳（今山西太原）等地名。楚的货币以爰和蚁鼻钱比较著名，爰为小块的金饼，一大块可以分为许多小块，又称“饼金”，在郢都（今江陵附近）铸造的称“郢爰”，后来迁都于陈（今河南淮阳），所铸造的称“陈爰”。蚁鼻钱则为一种辅币，很像贝形。这些钱币上的文字，也成为我们研究古代地名的线索之一。七、战国秦图中的地名
作为地名载体的地图，在中国古代起源甚早。1986年在甘肃天水市东南放马滩出土的绘在四块松木板上的七幅地图，是目前我国所存的最古的地图，其绘制时间根据同时出土的竹简所记，应在秦王政（即始皇）八年（公元前239年）以前，距今已有2200多年。字体为秦篆，内容以河流为主，并有山脉、道路、关隘、聚落、森林等注记。其聚落注记外加方框。不过大都是一些小的地名，难以确定在今何地，有的字迹模糊，不易识别。根据其中有“邸”字，竹简上也有“邸丞”[1]字样，有人认为应是后来的氐道，在今天水市西南与南部一带。也有人认为应是秦国天水放马滩秦墓地图邽县（即上邽）一带的地图[2]。图中水系多在今渭水以南，大部属于今嘉陵江上游水系。不过河流、道路与分水岭都用单曲图5。
线表示，不易分辨。其方向为上北下南，与今天一致。七幅图有六幅画在木板两侧，其中一幅仅绘少许局部图形，一幅图为总图，其余五幅则为分图。有的图不仅注明树木种类，还记载采伐情况。图中称关隘为“闭”，有些地名难以猜测，但有些通名如谿（溪）谷、田、里等，至今仍在沿用。[1]曹婉如：《有关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地图的几个问题》，《文物》，1989年第12期。[2]何双全：《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地图初探》，《文物》，1989年第2期。八、《禹贡》等书中的九州及“地名”术语的出现
先秦时期还出现了两本著名的地理作品，即《山海经》与《尚书》中的《禹贡》。《山海经》中虽然记载地名多达1100个，但有的难于稽考，甚至近于荒诞，其价值在《禹贡》之下。而《禹贡》是我国地理学中的宝典，所记地名虽仅约110个，但其记述的地名对后世地名影响深远，其中绝大部分可以确指今为何地。《禹贡》把当时的境域划分为九个部分，称为九州。这九州的名称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后来九州被认为是禹平水土后所划分的行政区划。九州的名称也见于其他书籍，如《尔雅》在“释地”中也提到九州的名称；《周礼》在“职方”一节中，不仅列出州名，还简述了山川、居民与物产等；在秦统一前不久编写的《吕氏春秋》中“有始览”一节里，既列出州名，还和列国进行对比，现将各书中九州名称，列表对比如下：图6。
其中有六州各书皆同，不同者《尔雅》缺青、梁二州，多幽、营二州；《周礼》缺徐、梁二州，多幽、并二州；《吕氏春秋》缺梁州，多幽州。各书叙述繁简不一，以兖州为例，《禹贡》说：“济河为兖州”，《尔雅》说：“济河间曰兖州”。这里河指黄河，古代黄河在今郑州西北即转东北流，在今天津附近入海，济河的一部分已成为今之黄河。河东则指古时的黄河下游以东，所说都是一致的。既然以一些自然实体作为划界依据，说它们是自然区划还是比较合理的。至于《吕氏春秋·有始览》所说：“兖州，卫也”，“冀州，晋也”，“徐州，鲁也”……实际上卫、晋、鲁等这些国家在《吕氏春秋·有始览》写作时，已不存在，说是当时的政区也不合适。如此，也易使人产生误解，认为《禹贡》说的是夏制，《尔雅》说的是商制，《职方》说的则是周制。实际上州成为政区则是迟至汉代后期的事。后来九州又成为“全国”的代称，并一直流传下来。《禹贡》记述的地名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部分：人文地理实体地名，除上述地理区划的九州名外，还有三个属国地名，共12个；自然地理实体地名，即山和水，包括河流、湖泊、海洋名，共82个；泛指地名，14个。自然地理实体地名占绝对多数。值得今天注意的不仅仅是这些地名的本身和数量，更重要的是这些地名的特点及其对后世的影响。《禹贡》地理区划的通名“州”至汉代演变为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行政区划名的通名。在汉武帝创设的十三个监察区域中，有冀、豫、徐、兖、青、荆、扬等七个州的专名来源于《禹贡》。至东汉，“州”开始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使用的行政区划的通名，只是以后各个朝代州的等级规模不尽相同罢了。直到今天，《禹贡》九州中的专名冀、豫仍为河北、河南两省的简称，而徐、兖、青、扬、荆仍为中国现代城市或地区的专名。而不少自然地理实体地名也一直沿用到今天。山如河北的碣石，山东的岱、蒙、峄、陪尾，河南的桐柏，晋冀边界的太行等；水如洛、卫、淄、泗、渭、东海、南海等。《禹贡》记载自然地理实体地名占绝对多数的事实充分证明，古代地名来源于人们的生产活动，来源于人类对环境的认识，并且深刻地反映了人类社会初期对自然地理环境的强烈依赖。《禹贡》等古代文籍大都文笔简练，所提到的一些地名往往缺少必要的解释，所以长期以来，不少地名引起学者们的争议。例如“三江”究竟是指长江的三段，还是指下游的三条入海通道。云梦泽究竟是一个泽还是两个泽的合称，其位置及范围又在今天的何处。至于黑水、碣石等后来也都论述纷纭，莫衷一是。
先秦时期，除上述的《山海经》和《禹贡》之外，先后出现的《诗经》、《管子》、《吕氏春秋》、《尔雅》等著作均有关于地名的记载。这些著作对地名的记载，或侧重于论述地域划分、地名命名原则、解释地名的含义与来源，或侧重于论述地名用字和地名分类等问题。如产生于西周初至春秋中的《诗经》已总结出了大量的地名通名：山、陵、、冈、丘、阜、川、谷、原、洲、泽、沼、涧等。《诗经》方位词东、西、南、北、中、上、下等，又极大地丰富了方位地名。《小雅·十月之交》则记载了因雷雨造成滑坡引起的地形变化：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春秋战国出现、完成于汉代的字书《尔雅》与地名关系较密切的篇目，有“释地”、“释山”、“释水”、“释丘”等，解释专名和通名的达230余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地名”术语的出现。“地名”术语应该是在积累了大量具体地名之后，为便于类分和概括提出来的。最早有文献记载的是战国时代成书的《周礼·夏官》（又称《周官》或《周官经》）：“邍［yuán原］师，掌四方之地名。辨其丘陵、坟衍、邍隰［xí习］之名。”可见“地名”术语和地名管理在中国至晚出现在2500年以前。如果考虑到《周官》记载的是周代官制，“地名”一词出现的时间当向上推移到西周初年，距今约3000年。
随着地名数量的增加和地名知识的积累，出现了对地名命名规律的研究。这首先是战国齐人公羊高撰、汉初成书的《公羊传》。《公羊传》又称《春秋公羊传》或《公羊春秋》，是专门阐释《春秋》的儒家经典之一，是研究战国及秦汉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战国鲁国人谷梁赤撰、成书于西汉的《谷梁传》又称《春秋谷梁传》或《谷梁春秋》，也是专门阐释《春秋》的儒家经典之一及研究战国秦汉间儒家思想的重要典籍。当时，《谷梁传》亦提到了“地名”术语，称“眜［mèi妹］，地名也”；“越，盟地之名也”。作为地物或地域名的具体地名与“地名”术语的出现，为研究地名的来源及其沿革变化奠定了基础。
人们在总结某些地名来源及地名地域分布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水北为阳、山南为阳”，以及“名从主人”（《谷梁传》）和“上平曰原，下平曰隰”（《公羊传》）的地名命名规律。此外《公羊传》还首先客观地解释了京师地名的渊源：“京师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师者何？众也。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辞言之。” 《谷梁传》也说：“京，大也；师，众也；言周必以众与大言之也。”《公羊传》和《谷梁传》开了周代京师地名渊源解释的先河。第二章 秦汉时期的地名一、秦郡、长城与驰道等地名
秦始皇灭掉六国，都于咸阳（今陕西咸阳市东），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强大国家。他将三皇五帝的名号合而为一，自称为“始皇帝”，希望秦王朝千秋万代一直延续下去。
在行政区划方面秦在全国推行郡、县二级制，命定并出现了一批重要的郡县地名，形成了全国性的地名网络。先是灭六国后，分全国为36郡，以后又增加闽中、桂林、南海、象郡等，凡40郡，这是《晋书·地理志》的说法。后来许多学者加以考证，又有46、48、49或51郡等说。郡下设县，凡800余县。郡、县通名在我国延续时间很长，其中郡作为政区地名的通名，存在了1000余年；而县作为政区地名的通名直到今天仍在沿用，可见其源远流长。图7。
明末清初的学者顾炎武曾说：“以为废封建、立郡县皆始皇之所为也，以余观之则不然。”（《日知录·郡县》）他列举出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有了郡和县的名称，认为秦始皇不过是推行郡县，而不是创建郡县。先秦时期各国实行的仍然是分封制，但已有了郡县制的萌芽。那时郡与县的范围各国大小不一，县的地位甚至比郡还高，即前述《左传·哀公二年》引赵简子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秦统一后则以郡统县，废除了过去的分封制，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
秦郡可以分三类：一部分是承袭统一前已设而统一后未变的，如上谷、渔阳、右北平等郡；一部分是新析置的各郡，如分琅邪郡置胶东郡，分薛郡置东海郡等；三是随领土扩展而新置的郡，如闽中、桂林、南海等郡。秦郡名称一部分沿用过去的国名、族名等，例如：齐、陈、代以及巴、蜀等，一部分则与自然实体有关，例如与水有关的三川、九江、泗水等，与山有关的会稽、衡山、陇西等，与海有关的东海、南海等。汉代所记秦郡也有缺略，今北京在秦时属于广阳郡则见于其他书的记载，可补上这一缺略。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秦王朝确立郡、县二级政区制，出现了郡县衙署同治一城的现象。这种城市一般以一级政区即郡名为地名，而县被视为附设于郡治城市中的下属行政单位，因而被称作附郭县。附郭县随着郡县同治情形的增加不断增加，秦代出现了40余个，西汉则增加到100余个。后来还在国都城市或某些地势要冲、规模较大的一级政区治所城市中设置双附郭县甚至三附郭县，即在州郡或路府治所附设了两个或三个县治。
秦始皇不仅在全国推行郡县制，而且为了加强集权统治，还大搞交通、水利与防务等巨大工程，在我国历史上出现了驰道、直道、郑国渠、灵渠和后来所称的万里长城等一些新的地名。《汉书》记载“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这是专供皇帝出巡时所用的道路，汉代也曾继续沿用。直道则是为了边防，由首都咸阳通到今内蒙古河套地区，劈山填谷，长1800里，以道路较直而命名。至于长城则如《史记·蒙恬传》所言：“起临洮（今甘肃岷县），至辽东，延袤［mào冒］万余里。”这里辽东是泛指，实际不仅过了辽河，还到了鸭绿江边，比明长城偏北偏东，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建筑工程。
郑国渠在咸阳北面，凿于始皇元年（公元前246年），灌田四万顷，“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史记·河渠》）。后进军岭南，又于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开凿了灵渠以运粮、械。灵渠沟通湘、漓二水，联系了长江、珠江两大水系。它和郑国渠以及较早的在秦昭王时由李冰兴修的都江堰，合称为秦朝三大水利工程。它们为兼并六国、建立统一王朝，提供了物质基础，也由此增添了水利工程地名。二、西汉的都城、王国、侯国、州、道与西域
汉初刘邦立都关中，遂建宫殿、筑城池，取名长安。古代文献记载，长安城周长60里，当代考古学实测周长25公里。这是一个城墙高3丈5尺，下阔1丈5尺，上阔9尺，“城下有池周绕，广三丈，深二丈，石桥各六丈，与街相直”的大城。城内除长乐、未央、北宫、桂宫、明光等宫殿外，还规划建设了“长安城面三门，四面十二门”，东面宣平门、清明门、霸城门，南面覆盎门、安城门、西安门，西面章城门、直城门、雍城门，北面横城门、厨城门、洛城门和“八街九陌”即城市主要的街道。汉代南北向的街道称“街”，东西向的街道称“陌”。有文献记载，有香室、华阳、章台、夕阴、尚冠、藁街、太常和城门街及闾里和九市。九市“六市在街东，三市在街西”，包括东市、西市、直市、酒市、柳门市、交门市等。据《三辅黄图》记载：“长安闾里一百六十，宫室栉比，门巷修直。”一百六十闾里见于记载的有宣明、建阳、昌阴、尚冠、修成、黄棘、北焕、南平、大昌、戚里、陵里、函里、高都、外杜、穷里。西汉建都长安，规划建设了宏伟的都城，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地名以及城市地名体系。
西汉实行郡国并行制。统治者以为秦的速亡是由于废分封改郡县，使王室形单影只，以孤立无援而告终，所以立国以后，在继承郡县制外，又设立了一些与郡平行的王国，当然有些王受封后并不安分守己，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之乱”就一度危及朝廷的安全。在平乱以后，西汉对诸侯王权作了很多限制，后来王国的实权抓在由中央委派的相的手里，所以郡与国所差不多，使中央集权制得以巩固。根据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统计有郡八十三，国二十，即所谓“百三郡国”；郡辖县共计1587个。
秦汉国家统一，众多县名中难免出现重名现象，西汉解决的办法，是在县名前面加上东、西、南、北、上、下、内、外、新等字。例如应劭注《汉书·地理志》说，京兆尹下邽县，“秦武公伐邽戎，置有上邽，故加下”；注魏郡内黄县，“陈留有外黄，故加内黄”。与县级平行、依《汉书·百官表》的记载还有侯国，为列侯的封地。侯只食租税，不治民事，其长官为侯相，也由朝廷任命，所以侯国和县也相差不大。
此外，县有“蛮夷”的则称为“道”，多分布在西北与西南地区。如陇西郡的氐道（今甘肃礼县北）、羌道（今甘肃舟曲附近），安定郡的月氏［zhī之］道（今甘肃固原西南），北地郡的义渠道（今甘肃合水西），广汉郡的刚氐道（今四川平武县）、甸氐道（今甘肃文县西）以及犍为郡的僰［bó伯］道（今四川宜宾县）等。也有不带族名的，如广汉郡的阴平道（今甘肃文县），上郡的雕阴道（今陕西甘泉）以及越嶲［xī西］郡的灵关道（今四川峨边彝族自治县南）等。
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使天山以南一些绿洲（水草田）上的城郭居民和附近牧民，加强了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并成为汉王朝臣民的组成部分。这一地区由西域都护府管辖，治所在乌垒城（位于今轮台东），为当时世界“丝绸之路”的干道所经，许多农副及手工业产品在此交流，丰富了人民的物质与精神生活。这一地区有不少地名一直保存至今，但因系用古代语言命名，且这些古代语言已失传，所以我们探索新疆地名面临一些困难。
西汉时郡上又有了州的名称，《汉书·地理志》说：“南置交趾，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凉，改梁曰益，凡十三部，置刺史。”十三部即十三州，州名则采自《禹贡》和《职方》，仅改了两个州名，即司隶部外的豫、冀、兖、徐、青、扬、荆、益、凉、并、幽十一州，加上汉代所增的朔方与交趾。这十三州并不是郡上的政区，而是郡上的监察区，刺史奉汉王之命，各自按期巡察若干个郡，回京汇报结果，由汉王决定如何处理。刺史的俸禄比郡长官太守还低，州作为郡上一级政区则是后来的事。三、新莽时期地名的混乱
公元8年，王莽称帝，改国号为“新”。他仍都长安，改名常安，称西都京兆尹，又拟迁都洛阳，改河南郡为保忠信乡。在新都周围设左、右、前、后、祈、北六个尉郡，而在西都周围则设立京、师、列、扶、翊［yì义］、光六个尉郡，不过未到迁都时，新朝即被推翻。
新莽的地方政区仍采用郡、县二级制，不过名称改变极大，并且一地名称又常有多次变换。顾颉刚先生等编的《中国疆域沿革史》一书中说：“诸郡县罢置更易，靡有定规，即当时之吏民已痛感其繁琐，不能复记其名称。《莽传》（按：即《汉书·王莽传》）中言其时郡之改易，岁有更变，一郡且有五易其名而还复其故者，可谓极复杂之能事矣……往往有诸郡属县互易，县已尽，郡已废尚不知……诚滑稽之事[1]也。”
有些郡名虽然仍在沿用，但却不是原来的地方，例如新莽时期的常山郡是西汉时的中山国（今河北定县一带），而汉代的常山郡，在新莽时已经改称为井关郡（今河北元氏县一带）。又如新莽时的九江郡为西汉时豫章郡（今江西省地），而西汉时的九江郡则是新莽时延平郡地（今安徽寿县与合肥市一带）。
县名改变的频率也很高，西汉朔方郡（辖10个县）在新莽改称为沟搜郡后，有7个县改了名称。西汉的雁门郡在新莽时改为填狄郡，所辖14个县中有12个改了县名，从中可以看出其更改的幅度之大。
在王莽所更改的地名中，对边疆地区居民使用了很多不友好的词语，例如厌戎（西汉陇西，以下括弧内皆西汉郡名），威戎（北地）、填戎（天水）、填夷（琅玡）、填蛮（长沙国）、获降（五原）、受降（云中）、得降（定襄）、填狄（雁门）、厌狄（代郡），这里的“填”字即“镇”字，“厌”字即“压”字，都是一些不友好的用词，当然会引起边地居民的憎恨与反抗。王莽在即帝位以前认为中国既有东海、北海、南海，也应有西海，所以使人多持金币诱惑今青海湖附近羌酋献地内属，设置了西海郡，但不久又失去，反而使临近郡县也不得安宁。新莽政权仅维持了10多年，就在绿林、赤眉等农民大起义的浪涛中被推翻，但大起义的果实却又落入汉高祖后裔刘秀手中，刘秀以洛阳为首都，历史上称为东汉或后汉。[1]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四、东汉的都城、州与属国
东汉建都于洛阳，以长安为西都，刘秀兴起于南阳郡宛县，以南阳作为南都，因而又有了三都的称号。洛阳位于周代成周的位置，北为邙山，南有洛水，地势北高南低。据《后汉书》引《晋元康地道记》记载，洛阳“南北九里七十步，东西六里十步”，呈长方形。城有十二门，东为上东门、中东门、秏门，南为开阳门、平城门、小苑门、津门，西为广阳门、雍门、上西门，北为夏门、谷门。城内有二十四条街，将城市分割为多个里市。市包括金市、马市和羊市等。宫殿主要有北宫和南宫，相距约一里，由复道连通。东北隅有太仓、武库。
东汉郡国名称大体恢复西汉旧制，不过也有一些变动与增减。开国初期，由于战乱以后人口锐减，所以郡国并减较大，后来又逐渐增置，与西汉相比，值得重视的有以下各点：
西汉的十三个刺史州仅是监察区，不是郡上的一级政区。后汉，特别是在黄巾起义阶段，朝廷不派刺史而派权位很高的官员去坐镇某地，主管并处理州内的政务，称为州牧，而不称刺史，这样牧即成了郡上一级的行政长官，从而形成了州、郡、县的三级政区体系。
东汉朔方刺史部并入并州刺史部，可是又让首都所在的司隶校尉部与州平行，所以西汉、东汉都保持有十三部的名称。十三部因演变成为国家一级正式政区，都有了固定的治所。州也成为一级政区的通名。
司隶校尉部，治都城洛阳
豫州刺史部，治沛国谯县
兖州刺史部，治山阳郡昌邑县
冀州刺史部，治常山国高邑县
徐州刺史部，治东海郡郯县
青州刺史部，治齐国临淄县
荆州刺史部，治武陵郡汉寿县
扬州刺史部，治九江郡历阳县
益州刺史部，治广汉郡洛县
凉州刺史部，治汉阳郡陇县
并州刺史部，治太原郡晋阳县
幽州刺史部，治广阳郡蓟县
交州刺史部，治交趾郡龙编县
前、后汉时王国、侯国变动较大，撤建有所不同，有的名称改变，有的境域调整。值得注意的是东汉还有公国的设置，例如汝南郡有宋公国（在今安徽界首县东北），东郡有卫公国（在今河南清丰县东南），实际上它们都和侯国辖境相似。
西汉时在边疆地区设有属国都尉，大体与郡同级。东汉安帝时在边境地区设立了犍为、广汉、蜀郡、张掖、居延及辽东六个属国，其下大都领有县或城，地位与郡相似，这和西汉不同。
西域与中原的联系在王莽时一度中断，东汉时经过班超、班勇父子的锐意经营、联系，得以恢复。班勇还写了《西域传》一文。当时取道于今吐鲁番盆地的北线日趋重要，比西出阳关沙害较少，班勇曾任西域长史，有可能那时西域都护府已易名为西域长史府。五、汉代地图与汉简上的地名
秦兼并六国建立统一政权以后，把“书同文”作为一个要项来抓，一方面淘汰一些与秦文不合的文字，另一方面又将大篆改为小篆加以推广。但篆文毕竟书写麻烦，于是又采用了易写易认的隶书，在社会上广为流行。秦汉隶书已接近简化前的楷书，所以识别秦汉地名已无大困难。
秦汉人所写的地名除见之于一些罕见的碑碣外，近世又发现了大量的汉简，这为探索汉代地名提供了丰富资料。那时虽然已经有了纸，不过是就缣帛而言。今天所说的纸则是公元2世纪初东汉后期蔡伦试制成功并逐步推广的。
中国古代地图编制，不仅起源早，而且历代相承，不断发展。1973年冬在长沙郊区马王堆的汉墓中发现了三张绘在缣帛上的地图，整理小组定名为地形图（又称西汉初期长沙国南部地图）、驻军图和城邑图。这是西汉王朝为了讨伐拥兵独立的南越国而制作的军用地图。地形图长、宽均约96厘米，包括今湖南、广西及广东三省区的边境一带。图中地名达90个，字体介于篆、隶之间，大部分可以识别。不过方位是上南下北，左东右西，与今图相反。图中八个小方框内注记都是县名。一些小圆圈内则是一般聚落。九嶷山更用九个柱状形而突出其地位。这几幅图绘制于2000多年以前，是我国也是全世界保存下来最古老的地图之一。图8。
这些图是画在古人所说的“帛纸”上，才得以幸存于今，如画在草制的纸上，则无法保存下来。写在竹板、木片上的文字则保存更为久远，如天水秦简和木板图就保存至今。20世纪初在西北的一些地区有大量汉代简牍出土，这是继甲骨文之后的又一次大的发现。1949年以后，除西北各处陆续有新的发现外，在内地临沂银雀山与云梦睡虎地等地也发现了一些汉简与秦简。在出土的简牍中，很多都记有地名，不但为探索历史地名提供了丰富资料，并且可从中获得一些古代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资料。汉简上的伊循（今新疆且末东）、龟兹［qiū cí秋词，今新疆轮台拜城一带］、交河壁（已残缺，在今吐鲁番西）、居庐訾仓等都是地名。黄文弼（公元1893—1966年，著名考古学家）认为居庐訾仓为匈奴语的译名，汉籍中常略去“訾”字。丁谦（公元1843—1919年，地理学家）认为其地在玉门关西，王国维（公元1877—1927年，著名学者）则认为在罗布泊西的楼兰，黄文弼则认为居庐仓不在楼兰而在楼兰的东南。图9。六、《汉书·地理志》地名特点与地名研究
秦汉时期最重要的地名书籍首推东汉班固所著的《汉书·地理志》，谭其骧先生称它为“我国地理学史中一部划时代的代表作”。把地理学换成地名学，也是如此。《汉书·地理志》中不仅叙述了公元2年西汉王朝的103个郡国及其下辖的1587个县级单位，还介绍了175座山名与361个陂、泽、湖、池等名称以及其他地名2200余个，各类地名合计达4500余个。如此众多重要地名，无疑奠定了我国地名框架和地名体系的坚实基础。很多汉代以前古籍里所记载的地名由于《汉书·地理志》用汉地解释，后来人才得知其所在。
人事的变动、郡县的置废、地名的更易取舍，推动了我国古代对地名来源与地名沿革研究的重视与加强。在我国，对地名来源和地名沿革的研究最迟开始于公元1世纪初，其代表著作也是《汉书·地理志》。自那时开始，着重于地名渊源和地名沿革的地名研究就延续了下来。直到今天，这些研究还是地名研究的重要内容。所以自《汉书·地理志》开始的地名来源和地名沿革的研究在中国源远流长，已延续了大约20个世纪。其延续时间之长，涉及地名数量之多，均是举世无双的。实际上，有关地名的总结探讨还可以上溯到更早的时期，概括所有地物与地域名称总体特征的术语“地名”的出现便是证明。《汉书·地理志》解释地名渊源，以故国、旧邑、山川、方位、人物、物产、部族为名，对古代地名作渊源和沿革解释的达60余个。举例如下：
京兆尹华阴，太华山在南。
会稽郡山阴，会稽山在南。
益州郡叶榆，叶榆泽在东。
敦煌郡瓜州，地生美瓜。
汝南郡上蔡，故蔡国。
霸水，古曰兹水，秦穆公更名以彰霸功，视子孙。
京兆尹郑，周宣王弟郑桓公邑。
太原郡晋阳，晋水所出。
河内郡温，故国，己姓。
弘农郡陆浑，春秋迁陆浑戎于此。
这种地名来源和地名沿革变化的研究，显然是很有社会意义的，也是饶有趣味的。七、几部有关地名的字书
东汉时期还有几本与地名有关的字书：
1.《尔雅》为先秦的作品，前面已经提到。在《尔雅》序中说：“尔雅者，盖兴于中古，隆于汉代。”有人解释说：“伏羲为上古，文王为中古，孔子为下古……隆于汉氏者，以（孔）夫子没后，书纪散亡，战国陵迟，嬴秦燔灭，则此书亦从而坠矣。洎乎汉氏御宇，旁求典籍，除挟书之律，开献书之路，此书亦从而隆矣。”（《尔雅疏》卷一）《四库全书总目》在介绍《尔雅》时说：“尔雅毛公以前，其文犹略，至郑康成时则加详。”毛公指战国时毛亨，郑康成即汉末郑玄，说明《尔雅》这本书早就有了，不过在先秦时期内容还不丰富，又遭受许多损失，直到汉代才充实定型。后来经过晋代郭璞的注和宋代邢昺［bǐnɡ丙］的疏，又被作为经书之一流传下来。《尔雅》所释内容分为19项，与地名关系较密切的有释地、释丘、释山、释水等四篇。
2.许慎的《说文解字》作于东汉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到安帝建光元年（公元121年）之间，经过数百年的辗转传写，直到宋太宗雍熙三年（公元986年）才由徐铉等校订后付国子监雕版印刷并流传于世。徐铉的弟弟徐锴也曾作《说文系传》，徐铉的校订本被称为“大徐本”，徐锴的系传则被称为“小徐本”。徐铉本除纠正脱误外又略加增改，如改原书15卷为30卷，增加标目、注释和反切法的注音。全书中解释地名条目很多，例如在山字部（共53条）、水字部（共468条）、土字部（共131条）中，都有大量地名，其中既有通名也有专名。当然在这三个部首中并非全是地名，有的地名也散见于其他各部首之中。
3.刘熙的《释名》。除刘熙的书外，还有另一本《释名》，其作者为刘珍，其书已失传。刘珍是东汉学者，《后汉书》中有传，但刘熙则无记载，有人怀疑他是汉末甚至是魏初时人，在刘珍之后。所以有人认为大概《释名》这本书是“兆于刘珍，踵成于熙”（清人毕沅的《释名疏证》序）。《释名》的体例和《尔雅》相似，分为8卷，所释27篇，其中与地名关系较多的有释地、释山、释水、释丘、释道、释州等篇。《尔雅》、《说文解字》、《释名》三书对地名的解释有很多相同或相似之处，现列表如下加以比较。通过比较可知，三本书所述的一些通名概念很多相同。当然也有一些不同，例如《尔雅》说：“平土有丛木曰林”，而《释名》则说：“山中丛木曰林”。又如《说文解字》叙述了郡的演变，解释：“从邑君声”，而《释名》则说：“郡，群也，人所群聚也”。确切与否，还可斟酌，但提出来比较毕竟都是可贵的。图10。八、应劭等人对地名命名规律的探讨
东汉末年的史学家和地理学家应劭［shào绍］对古代地名渊源与沿革进行研究的著作有《汉书集解音义》、《十三州记》、《汉官仪》和《地理风俗记》等。
汉代郡名的命名，应劭在《汉官仪》中总结出了六条规律：
凡郡，或以列国，陈、鲁、齐、吴是也；或以旧邑，长沙、丹阳是也；或以山陵，太山、山阳是也；或以川泉，西河、河东是也；或以所出，金城城下得金，酒泉泉味如酒，豫章樟树生庭，雁门雁之所育是也；或以号令，禹合诸侯，大计东冶之山，因名会稽是也。
在《汉书集解音义》中，他对《汉书·地理志》所载地名中的近160个作了渊源解释。仅据《水经注》的引述，《地理风俗记》对27个古代地名作了渊源解释。除相互重复者外，应劭解释了来源和沿革的地名约180个左右，包括方位、山川、故国、旧邑、人物、地形、气候、部族、物产、避讳、对称、迁移地名等。应劭注释《汉书》地名，大部分遵循《汉书·地理志》的方法，亦有创新。如《汉书·地理志》所载京兆尹新丰，应劭释为：“太上皇（指汉高祖刘邦的父亲）思东归，于是高祖改筑城市街里以像丰，徙丰民实之，故号新丰。”这一解释合理地揭示了新丰城市创立和新丰地名出现的历史过程。应劭对《汉书·地理志》的很多地名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如：
涿郡高阳，“在高河之阳”；
饶阳，“在饶河之阳”；
中水，“在易、滱［kòu寇］二水之间，故曰中水”。
应劭在《风俗通义·山泽篇》特别阐述了五岳、四渎的内容，并诠释了17个山、水、地形地名通名的含义。如五岳：
东方泰山，尊曰岱宗，岱者长也，万物之始，阴阳交待，故为五岳之长……南方衡山，一名霍山，霍者万物盛长，垂枝布叶，霍然而大……西方华山，华者华也，万物滋熟，变化于西方也……北方恒山，恒者常也，万物伏藏于北方有常也……中央曰嵩高，嵩者高也。
四渎：河出敦煌塞外昆仑山，发源注海……江出蜀郡湔氐徼外岷山，入海……淮出南阳平氏桐柏大复山东南，入海……济出常山房子赞皇山，东入沮。
总之，应劭对我国古代地名渊源的解释，特别是秦汉郡名的命名规律的总结做出了重要贡献。
同时代学者圈称诠释东郡“酸枣县”命名指出：“昔天子建国名都，或以令名，或以山林，故豫章以树氏郡，酸枣以枣名邦，故曰酸枣也。”他提出了地名“或以令名，或以山林”，或“命以嘉名”的命名原则。
东汉学者袁康所撰《越绝书》是一部含有区域性地名研究内容的著作。该书当始撰于春秋战国时期，不仅记载了吴、越两国的历史，其中卷二《吴地传》和卷八《地传》详细记述了两国国都及附近城市道路、宫殿陵墓、山川形势、农田水利诸项，而且记述了古代吴越地区的200多个地名，其中解释地名渊源达40余处，同时还探讨了地名的命名规律。如卷八《地传》释地名“朱余”说：
朱余者，越盐官也。越人谓盐目余。
袁康从语音学角度解释了“朱余”地名的来源。同时，该书还指出了练塘、锡山、炭聚、炭渎等地名“各因事名之”的命名规律。“因事名之”，是我国古代地名命名广泛使用的原则之一。
可见，东汉学者已对地名命名规律进行了相当研究，“命以嘉名”、“因事名之”、“名以山陵”等原则被揭示、归纳并总结，为后世地名研究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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