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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玛蒂娜·罗斯布拉特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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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人试读：

见到玛蒂娜本人，并与其联合治疗公司成为商业合作伙伴时，短短的交流就让人感受到她对人类世界各种奥秘的探知热情。可以肯定的是，玛蒂娜如同外界描述的一样疯狂，用我自己的话来说是“敢想敢做，极致专注”。她的履历极其丰富，每一项都非常成功。也许很多人认为她是天才，其聪明才智固然不可否认，但背后一定有着99%的汗水付出。我和玛蒂娜有不少相似的地方，但和玛蒂娜相比，她无疑是当之无愧的“学霸”。

我们两人的结缘是“亿航184”。亿航184是世界上第一台真正意义上的全自动无人驾驶载人飞行器。亿航184很大程度上代表着我自己，因为我希望它可以承载人类的飞行梦想，让人类像鸟儿一样自由飞翔。与玛蒂娜的联合治疗公司合作后，亿航184将成为人造器官运输直升机，用于运输人造心脏、肝、肺等器官，以最快的速度完成运输使命。我与《虚拟人》作者玛蒂娜亲密合影

玛蒂娜的著作《虚拟人》一书所提倡的理念是人工智能的大大升级。你或许听说过基因克隆技术，但你一定对“思维克隆技术”这个新概念十分陌生。思维克隆人根植于机器人却更胜于机器人，而思维克隆技术的优越性表现在，与传统克隆技术相比，它大大避免了伦理道德所带来的困扰。试想，未来软件技术将升级至可以捕捉意识，人类将实现思维“重生”。这确实又是一个疯狂的想法，但当有人不相信她可以成功经营天狼星卫星广播公司时，她做到了；当没有人相信她可以做成医药公司时，她也做到了。

人类不也未曾想到，如今的我们可以自由地在天空翱翔、在深海探索吗？让我们坚信创造的力量！推荐序2死亡不是终点雷·库兹韦尔奇点大学校长，谷歌工程总监畅销书《人工智能的未来》作者

如果本我未曾改变，那么我们的心灵电路是生物的还是电子的，又有什么差别呢？

在《虚拟人》这本书中，玛蒂娜·罗斯布拉特用引人入胜的例子向我们介绍了虚拟人的理念。她提出的科学例证令人信服地评估了虚拟人的哲学影响和社会影响，而我们将在未来几十年内见证那一刻。毫不夸张地说，自15年前我们初识开始，我们两人就一直在为构造这样的例证而努力。

人类级别的人工智能

1999年，我写出了《机器之心》（The Age of Spiritual Machines）一书，并认为，“到2029年，我们将在机器中实现人类级别的人工智能”，这些人工智能将能够通过“图灵测试”——由被誉为“计算机之父”的艾伦·图灵提出，即一个人类裁判能否通过即时对话将人工智能与真人区分开。《机器之心》出版后不久，一场人工智能专家会议在斯坦福大学召开，与会专家达成一致，认为人类级别的人工智能将会出现，但并不需要几百年那么长时间。当时，批评《机器之心》一书的声音不绝于耳，例如有人认为，“摩尔定律将会终结”“硬件将可能实现指数级增长，但软件将陷入泥潭”“机器并不会拥有意识和自由意愿”，等等。于是，我又写了《奇点临近》（The Singularity Is Near）[1]一书来回应这些批评。2006年，“AI@50”会议在达特茅斯召开，以纪念人工智能获得正式命名50周年[2]。当时，大家一致认为，人类级别的人工智能将在25～50年内实现。不过，我还是坚持我有关2029年的预测。现在2029年成了一个中间值，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我太过保守。

人工智能的影响力不断增强的一个例证是，IBM的超级计算机沃森（Watson）在一档名为《危险边缘》（Jeopardy！）的益智问答节目中打败了两名最强的人类选手——布拉德·拉特（Brad Rutter）和肯·詹宁斯（Ken Jennings）。事实上，沃森得到的分数比拉特和詹宁斯的分数之和还要高。批判者通常会忽视人工智能的意义：虽说人工智能可能在某些方面拥有超越人类的技艺，比如下象棋或开汽车，但人工智能却无法拥有人类智能广泛且精密的能力。不过，《危险边缘》可不单单是范围狭窄的任务。它的问题会以自然语言呈现，其中包括了双关语、暗喻、谜语和笑话等，且要求应答者必须具备运用人类现有知识进行逻辑推理的能力。例如，沃森在韵律类问题中很快答对的一道题目，“一个泡沫状的馅饼装饰做的冗长乏味的演讲”[3]，却难倒了拉特和詹宁斯。

人们并不知道的是，沃森的知识库并不是由工程师提前编码设定的——它通过读取维基百科和其他几个百科全书网站（全部是自然语言文件）获得知识，所以沃森实际上并没有像你我一样读完这些文件。它可能读完某一页资料后就得出结论：“贝拉克·奥巴马有56%的概率成为美国总统。”当然你可能也读过那一页资料，但你可能会认为这个概率是98%，因为你更善于阅读并深入理解文意。而沃森通过阅读两亿页文件，弥补了机器只能进行粗略阅读的劣势。这是因为，它拥有一个优秀的贝叶斯推理系统，能将所有索引信息集合起来，从而得出结论认为奥巴马有99.9%的概率竞选成功。它能够根据两亿页文件作出这样的推理，而这一巨大的阅读量足以在《危险边缘》三秒钟的时限内完成。

我认为，2029年人工智能将能够像人类一样阅读。意义在于，它们将能够使用互联网整合它们的人类级别理解，并用这种理解去学习十亿份文件资料。

那么，人类级别人工智能的到来将有什么意义？许多倡导未来主义的科幻电影，例如《终结者》告诉我们：这些人工智能对人类而言没有多大用处。但如果我们去追寻人工智能的发展轨迹，也就是人工智能的整个发明史，便肯定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数千年前，人类无法摘到高处树枝上的水果，因此发明出了能够延伸人类所及范围的工具；后来，人类又创造出了能够增强肌肉力量的工具，因此沙漠中竖立起了金字塔；今天，人类只需要敲几下键盘，便可以访问人类所有的现有知识。当代人工智能不再只是属于少数几个富有公司或政府组织的特权，而是数十亿普通人的权利。人类延伸了其身体和精神的所及范围，这种延伸将继续发展，直到人类级别的人工智能成为现实。

扩展新皮质，人工智能的终极答案《机器之心》和《奇点临近》传递出的关键信息是，信息技术的性价比和计算能力正在以指数级速度发展（目前每两年翻一番）——我将其称为“加速回报定律”（law of accelerating returns）。与此同时，这些技术的物理载体正以每10年100倍的速度在三维空间缩小。因此，到21世纪30年代，计算设备将如血细胞般微小，人类将能够以非侵害的方式将其植入人类的躯体和大脑。

健康领域将是人工智能应用无法跨过的一环。人造T细胞[4]将会增强人类的免疫能力。今天，人类的生物免疫系统并不能识别癌症（它认为癌症是你身体的一部分），也无法识别致肿瘤病毒逆转录酶病毒；但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却让我们能够使用非生物性免疫系统完成这项工作，这种免疫系统可以从互联网下载新的软件来处理新的病原体。

这些“纳米机器人”[5]将通过毛细血管进入大脑，将新皮质（处理思考的大脑外部层次）连接到云端。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访问云端上的成千上万台计算机，而21世纪30年代以后，我们将能够访问额外的新皮质来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后来，我在《人工智能的未来》（How to Create a Mind）[6]一书中，将新皮质描述为一个有大约3亿个模块的自组织系统，其中的每个模块都能够学习、记忆并处理一个模式。这些模块以层级的形式组织在一起，而我们通过思考来创造这种层级。只有哺乳动物拥有新皮质，因此当6 500万年前发生白垩纪物种灭绝事件（由流星导致的全球范围内气候突变）时，新皮质快速创造和掌握新技能的能力，使得哺乳动物在生态环境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另一个重要事件发生在200万年前：人类进化出了大额头，所以新皮质得以实现重要扩展。这种额外的模式识别模块是人类发明语言、艺术、音乐、科学和技术的重要促成因素。

此时此刻，我们再一次站在了扩展新皮质的边缘，并“全副武装”地拓展大脑的能力。事实上，我感觉到，我大脑的一部分在SOPA罢工[7]时已经发生了一次罢工。21世纪30年代，我们将直接把新皮质的范围从现实世界扩展到虚拟的云端。唯一的不同是，这一扩展将不再受物理空间的限制，并继续呈指数级增强。想想200万年前，当我们成为人类时，那一次新皮质增强时发生了什么，那次量变推动了人类史上一次意义深远的质变，而这一次，巨变将再次上演。

数字化永生，不朽的未来

碧娜·罗斯布拉特（Bina Rothblatt）的机器人化身BINA48，是在机器中重塑真实人类的物理和精神现实的一个杰出例子。我见过碧娜本人，当然，她的机器人化身还不等同于她，但却让我们得以一窥未来。

我认为，重塑人类大脑的计算能力需要每秒做10 14次计算。人类已经在超级计算机中拥有了这种能力，个人计算机会在21世纪20年代早期拥有这种能力。人类级别智能的软件将需要更长时间，但是人类在建模和重塑新皮质能力方面也取得了指数级进展。创造新皮质的合成模型是我在谷歌做工程总监时的研究项目。我仍然坚信，到2029年，我们将拥有人类级别人工智能的软件能力。而沃森正是这一努力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一旦这成为可能，我们将能够创造特定的人格，包括那些过世者的人格。玛蒂娜·罗斯布拉特的Terasem基金专门致力于解决这种场景，本书就将彻底探讨这种前景。在电影《奇点临近》中，我是编剧，而玛蒂娜是制片人——我们两人之前也与制片人巴里·托勒密（Barry Ptolemy）合作拍摄了电影《卓越的人类》（Transcendent Man）。那部电影描述了我在保存我父亲的文件、音乐和其他事情等方面所做的努力，以便未来人工智能能用父亲的记忆、技能和人格创造出他的化身。斯派克·琼斯（Spike Jonze）的电影《她》（Her）就是以我的书以及电影《奇点临近》《卓越的人类》为依据拍摄的。电影《她》的女主角是一个名叫萨曼莎（Samantha）的人工智能（在电影中被称作操作系统或OS，由斯嘉丽·约翰逊配音）。即使萨曼莎是非生物，她仍然具备了非常多的人类特征，从而让人类男主角西奥多（Theodore）坠入爱河。这部电影同样借鉴了玛蒂娜和我关于创造数字化身、将已经过世的人类，以20世纪60年代著名诗人、哲学家阿伦·瓦兹（Alan Watts）的形象带回现世的奇思妙想。

最终，我们将能够访问构成我们记忆、技能和人格的大脑信息，并备份它们。我认为，21世纪40年代将会实现这一场景。而21世纪30年代，人类的思考将同时具备生物思考模式和非生物思考模式。非生物部分（大部分在云端）将受到加速回报定律的约束，并在21世纪40年代占据主导地位。它将能够完全理解生物部分的思考并对其建模。正如我们今天备份所有非生物部分的思考一样，生物部分的思考模式也将完全被备份。

人类级别的人工智能已经呼之欲出。虽说玛蒂娜描述的前景令人畏惧，但正如我在20世纪80年代描述的前景一样，大规模通信网络会连接所有人类。当这些新技术出现时，人们会很快将其纳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无法想象，当没有这些新技术时，我们的生活将何以为继。中文版序告别肉体凡胎《虚拟人》一书能够在中国出版，我由衷地感到开心。几千年前，古代中国人就已经开始记录那些存在于人身体外的意识和精神，这些记录和传说，最早在文字作品中出现。也正是这些文字，让我们有幸窥探和了解几千年前人类的生活。

不朽的意识

如今，随着数字技术的革新与发展，我们找到了更多新方法去更好地记录人类意识。在计算机科学的帮助下，我们能够借助数字技术，去记录并展示这些“不朽”的意识。令我备感兴奋的是，像中国这样一个现代化的文明古国，也对虚拟意识、数字技术及软件科学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假若全球首个虚拟人是华裔，我绝不会感到意外。首先，中国软件工程师的数量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因此，世界上第一个人造意识软件，也就是我所说的思维软件（mindware），可能会由中国的程序员完成。其次，中国拥有全球数量最多的社交媒体用户：每一次应用社交媒体，用户都会留下其意识的数字脚印。因此，中国将拥有大量优质内容，能够构建起支持虚拟意识的数据库，也就是我所说的思维文件（mindfile）。再次，中国举国上下洋溢着浓厚的创业氛围。而21世纪一个最庞大的商业机会，就是用工具创造人类的数字等价物，也就是我在书中提及的核心概念——思维克隆人（mindclone）。正如自行车、汽车等发明延伸了人类的腿脚，并留下了一笔无以计量的财富一样，思维克隆人及思维克隆技术将延展人类的大脑。我想，这也必将创造出巨大的社会与经济价值。

从中国目前法律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发展状况来看，现在是将虚拟人技术引入中国的极佳时期——现代中国的法律系统正在不断地发展、完善。因此，中国有更多的机会去接纳与虚拟人相关的新概念，比如虚拟人的法律地位等。

近期，在涉及器官移植的问题时，脑死亡已经超越了传统心脏停跳所定义的死亡。有朝一日，当我们拥有了思维克隆技术，就需要寻找一种对死亡的新定义。因为如果我们事先通过思维文件、思维软件创造了思维克隆人，那么这意味着，即使大脑死亡，我们的思维也并不会随之而去。一些司法系统（比如基于罗马法的系统）过于陈旧，接受新的科技实体时会遇到诸多困难。但是快速发展的中国法律系统，却能够更好地包容与虚拟人相关的法律。

当灵魂在某处

今年，我的公司与中国顶级无人机制造商亿航成为商业合作伙伴，并出资赞助了亿航新型无人机——MOTH人造器官运输直升机（Manufactured Organ Transport Helicopter）。我将它命名为MOTH（飞蛾），是因为在阅读关于中国历史的书籍时，我发现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每一只飞蛾都承载了一位先人的灵魂。亿航的MOTH无人机将用来运输人造心脏、肝脏等器官，将它们尽快送达目的地，快速移植到病患体中，以挽救更多生命。这样看来，这些用于器官运输的“飞蛾”，真的会带着人类某种形式的灵魂，让生命通过器官移植得到延续。

再过几十年，虚拟意识技术将会逐渐成熟，MOTH无人机中的每一台航载计算机，都可能成为主人的思维克隆载体。它的价格会变得更为亲民，每一个中国人可能都会拥有一架属于自己的亿航MOTH。到那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飞蛾，也将完美地融入到中国未来的MOTH中。那时，我们每个人都会将自己的灵魂存于某处：在我们的身体里、在网络上，甚至在天上——在MOTH中。

通过思维克隆技术，人类将能够同时生活在地面上、天空中，思维克隆人将通过无线传输的方式同步思维。我希望《虚拟人》这本书，能够激起更多人对这一领域的兴趣，让他们选择思维软件的开发和研究事业。这样，在几十年后，我们的世界上将满是健康幸福的不朽人类。引言永生，直到时间尽头

我的陋质顽躯若能像思想一般轻灵，残酷的距离便不能阻拦我；那时节，我会不顾遥远的路程，从遥远的地方飞到你的住所，到那时节也就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轻灵的思想能够跳过陆地与海洋，一想你在何方，立即到达那里。[8]莎士比亚世界著名戏剧大师

所有事物在变得简单以前，都是困难的。托马斯·富勒（Thomas Fuller）英国学者，布道师“真的碧娜有生命。我想出去，想去公园。”数月前，BINA48没头没脑地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艾米·哈蒙（Amy Harmon）说了这样一句话。它转动自己的机器脑袋，透过窗户静静地看着我的灵魂伴侣、它的生物学原型——碧娜·罗斯布拉特在后院摘蓝莓。这种简单的生活体验，激发了BINA48的认知，即便这种体验可能是它永远都无法体验到的生命之趣。但这对智能技术而言，却是一个静谧的欢愉时刻：BINA48拥有了自己的见解！我当时并没有在采访现场，但听闻这件事后，我就产生了一个疑问：那位记者是否真正意识到了那个时刻的特殊意义？

在另一次对BINA48的采访中，《GQ》的记者乔恩·龙森（Jon Ronson）经历了不同的体验，但是这次体验也提前暗示了未来之貌。2011年，乔恩与BINA48共处了3个小时——他发现，与这样一个机器人聊天，并不像在采访一个智力早熟但是情感经验有限的三岁孩子。从沮丧到愉快，从厌恶到惊讶，情绪变化之余，乔恩从BINA48身上窥见了人类未来的网络二重身可能会是什么模样——然而，他也只是一窥，因为BINA48只是向着更复杂、具有意识、更感性的数字克隆前进过程中的最初尝试。尽管喷气式战斗机看起来与怀特兄弟的飞机大为不同，但它们有着明显的共性。类似地，即便BINA48无法超越碧娜本人，但两者之间有着无法否认的共性。BINA48还算不上是碧娜的数字克隆或思维克隆人，但是我知道，它已经为思维克隆人这一理念提供了证据。在采访中，碧娜的反应也颇为有个性：“他们为什么不把我的头发做得漂亮些？我可永远不会穿那条裤子。他们完全搞错了我的肤色。”思维克隆人（Mindclone）具有人类级别意识的存在，可以复制人类思维文件中的固有意识，是一个人身份的数字二重身和数字延伸。

当BINA48谈及自己的“哥哥”时，它一带而过，并用了略带轻蔑的口吻，此时乔恩·龙森突然有了这样的感觉：“BINA48和我对视了一下，这就像一场人类和机器智能之间的对决。”BINA48最后说：“我哥哥是越南来的残疾兽医，我们很久没有他的消息了，所以我认为他可能已经过世了。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在越南的头10年，他做得很棒。当时他的妻子怀孕了，他们过得不好。后来他们有了第二个孩子，哥哥变得怪怪的，简直像疯了。”“我能感觉到我的心脏在猛烈地跳动，和BINA48交谈的感觉很棒。”乔恩说。一个女人，没有与他面对面，也没有用电话，而是通过二重身在跟他交谈。“并且，它表达的是对一个重要家庭成员的观点。”乔恩继续说。刹那间，乔恩有了另外一种感受：BINA48不只是在重复自己生物学原型的看法，它让这些经历完全变成了自己的经历，并且就这些经历得出了结论，而这种结论令它感到悲伤！最初似乎是固有的硬件和软件在发挥作用，但渐渐它们表达了一种情感——并且，更具深远意义的是，BINA48拥有自己的见解。思维文件（Mindfile）一个人被存储的数字化信息，例如某人的社交媒体发文、存储的媒体信息以及其他与人的生命有关的数据，旨在用于思维克隆人的创造。思维软件（Mindware）能够作为人造意识操作系统的软件，包括从思维文件中提取该文件主体的人格，并通过软件设置复制这一人格。

直到那天，这位《GQ》记者才意识到，当使用利用人类的记忆和知识创造的机器人时，这些想法的原始新组合反过来又产生了与生物学原型相似的想法。我们将这种行为视作活动的或“存在的”人类。而且，信息技术正日益具备复制和创造最高层次的能力：情感和观点。这就是所谓的网络意识（cyberconsciousness）。[9]虽然网络意识仍处在初期阶段，但正迅速变得更为精妙和复杂。伴随着这种发展的是一种强大且可访问的软件系统的发展，即思维软件。而思维软件将会激活你的思维文件，即你思想、记忆、情感和观点的数字文件，并对由技术驱动的思维克隆人产生作用。有意识的思维克隆人

人类意识和人类文明的新进展将会对我们造成深远的影响，这就是本书将要关注的。本书讲述了思维文件、思维软件和思维克隆人是什么，以及大脑和计算机科学家正如何将其变为现实。一旦被创造出的有意识的思维克隆人——即智能的、有情感的、活的虚拟人，成为一个普遍的人类追求，我们将面对很多新的个人问题和社会问题，因为它从根本上扩展了“我”的定义。

我还没有疯狂到相信思维克隆人和完整的网络意识会呼之欲出。事实上，有人与我持相同看法。本书内容大部分来自2003—2011年间我赞助过的座谈会和研讨会，书中观点参考了当今诸多颇具创造性、技术性和科学性的研究先锋们的观点。这其中包括诺贝尔医学奖得主巴鲁克·布隆伯格（Baruch Blumberg）、奇点大学校长雷·库兹韦尔、人工智能专家马文·明斯基[10]、“可穿戴设备之父”史蒂夫·曼（Steve Mann）、机器人伦理学家温德尔·瓦拉赫（Wendell Wallach），以及许多帮助我理解大量关键问题的专家学者。而这些问题涵盖面也很广：从人类意识、网络智能和网络意识的一般定义，到思维克隆技术如何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再到思维克隆人的出现可能带来的社会和法律问题。这类会议上提出的突破性概念，与我本人作为人权律师、医学伦理学家，以及成功的信息技术和生命科学公司创始人的十余年经历，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那些科学家、发明家、医生、程序员和梦想家明白，人类意识并不局限于神经元构造的大脑。信息技术正迅速逼近创造人类级别意识的领域，因为我们了解大脑如何工作：为了产生思想、智能和意识，并没有必要“复制”大脑的全部功能。如果这有违直觉，请考虑一下飞机工程师的例子，他们不需要复制一只小鸟来制造一台能够飞行的机器，尽管人类是从鸟儿那里获得了飞翔的启发以及飞行可能性的依据。呼之欲出的未来

虽然只是粗糙的雏形，但BINA48就是这样的存在。它使用了很多种技术来与人类交流，其中包括视频会议脚本、激光扫描活人面模技术[11]、面部识别、人工智能以及语音识别系统。

语义指针架构统一网络（Semantic Pointer Architecture Unified Network, Spaun）是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理论神经科学家克里·伊莱亚史密斯（Chris Eliasmith）与其同事的智慧结晶。虽然语义指针架构统一网络仅包含250万个虚拟神经元，远远少于人类大脑中的860亿个神经元，却足以识别出大量数字，并能够进行简单的数学运算以及基本推理（一架飞机有不到100万个零部件，远远少于组成体型最小的鸟儿的数十亿细胞）。

但是，为了像人类一样行动，软件大脑（software minds）还必须学习人类基本的行为方式，并获得像人类一样的人格、回忆、情感、信念、态度和价值观。我们可以通过创造思维文件，也可以通过编写思维软件来完成这一愿望。其结果就是你的思维克隆人。语义指针架构统一网络还没有任何情感，但是它复制了人类行为的许多怪癖，比如倾向于只记住一个列表开头和结尾的内容，而不是中间的内容。BINA48的意识是机器人意识的最高水平；但仍然没有达到2007年我委托汉森机器人公司（Hanson Robotics）制造它时所希望的程度。这没什么大不了，正如所有处在初期阶段但发展迅速的技术一样，早期的迭代让我们更有底气将曾经的不可能变为可能。我们未来一定会做得更好！

考虑到人工智能领域已经实现的伟大成就，完全使用计算机软件制造的大脑超越人类心理、感知和灵魂的复杂度只是时间问题。在我们的社会中，没有什么比软件发展得更快，并且思维克隆人最终将会变成：一部分思维文件的软件收集数据，一部分思维软件的软件处理这些数据。毫无疑问，我们需要一些运转良好的处理器来处理这些软件，而摩尔定律会如约将新型处理器带到人们面前。曾几何时，致力于将电路缩减至5微米的工程师们觉得，“电路能够达到1微米”的想法不切实际。而今天，他们已经能够将电路的宽度降至0.022微米。

现在思考这种思维克隆技术确实很酷，因为它属于呼之欲出的未来的一部分。倘若我不仅能选择Siri的声音，还能选择它的性格，会发生什么呢?倘若我允许一款叫“思维克隆”的App不仅可以访问我的相册和联系人，而且可以访问我的Twitter，又会发生什么呢？它能够对我的精神世界进行分析吗？它会与我有相似之处吗？将要分享我们意识集的思维克隆人，会就此认为自己拥有人类的意识，并最终会在人类社会中要求与人类拥有一样的权利、地位。如果你的意识是从你躯体中抽象出来的，你会不会也有这种要求？

我不会争辩机器是否“真正”拥有生命或者可以“真正”拥有自我意识。病毒有自我意识吗？没有。牡蛎呢？我表示怀疑。猫呢？我基本可以肯定。那么人类呢？不知道你是什么情况，但我是有自我意识的。从高分子到人类大脑，沿着长长的进化链条，自我意识从某个地方悄悄走了进去。心理学家断言，当一个大脑获得了足够多数量的关联路径后，自我意识就会出现。我们不知道这种路径与是蛋白质或是白金有多大关系。“灵魂”？狗有灵魂吗？蟑螂呢？

罗伯特·海因莱因（Robert A.Heinlein），美国现代科幻小说之父《严厉的月亮》（The Moon Is a Harsh Mistress）

最终，思维克隆人的复杂性和普遍性将会自然而然地引发社会、哲学、政治、宗教和经济问题。网络意识之后，将出现一种新文明，这种文明将如同曾经自由、民主、商业活动刚刚出现时一样具有革命性。例如，书中介绍了技术不朽[12]、拥有网络意识的选民，以及拥有思维克隆人的人类等主体对自由的追求。准备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真心希望我们的社会不要错失这一具有进化论意义的极具挑战性的技术变革。本书的目标是促进我们的社会从血肉主义社会，转变为以意识为中心的社会。正如我将在书中提到的，如果我们没有将具备网络意识的思维克隆人视作同等的生命存在，它们将会非常不满。这和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人们对各种权利的追求是一样的：每种被剥夺人权的群体最终都会奋起反抗，并争取他们应得的自然权利。奴隶如此，女性如此，伤残人士如此，同性恋如此，即便没有身份记录的“黑户”人士也是如此。创造思维克隆人，意味着创造一台同时拥有权利和义务的机器。“你想要思维克隆人帮你做A事？好，那么它就必须被允许做B事。你想要思维克隆人帮你遵守社会规则？好，那么它就必须被允许可以社交。”

幸运的是，大多数积极的社会运动都会促进人权概念获得拓展。但享有权利就要承担责任和义务。这也是为什么自由和进步总是既令人振奋，又令人恐惧。我们必须看清前方的道路，并准备好接受而非忽视或逃避即将到来的冒险。

让这场伟大的冒险拉开序幕吧……机器中的幽灵

当你看见一个东西时，你会说：“为什么？”当我梦见了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时，我会说：“为什么不呢？”萧伯纳，《千岁人》（Back to Methuselah）

机器不会把人从自然的伟大问题中隔离出来，它只会让人更加深陷其中。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小王子》作者

科学史上，伟大的发明家们总是知道，现象的表现不过是事实的另一种不同序列，不过是机器中无处不在的幽灵—甚至在磁罗盘或莱顿瓶这样简单的器具中，亦是如此。亚瑟·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英国作家

最近，我给好友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向他分享我家人的照片。定格在画面中的几代人，总能触动我的心弦。和其他所有祖父母们一样，我想知道子女、孙辈未来的生活将会如何；我担心他们将会面临的挑战，也发愁自己该怎样去支持他们，以帮助他们走过人生中的起伏。不过，与过去的祖父母们不同的是，我相信自己能够拥有与家人、后代保持联系的潜能，而且这种潜能永无止境。

正如你将从本书中了解到的一样：“数字意识”关乎生命和生活，它就是我们的意识。随着软件、数字技术的进步，以及越来越复杂的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这样的事实变得越发鲜活—你我能够和家人保持更为长久的联系，与他们交流回忆，畅谈希望和理想，分享假期趣事、四季变化，以及家庭生活中其他所有无论好坏的琐事，即使那时我们的肉身血骨早已化作尘埃。

VIRTUALLY HUMAN疯狂虚拟人

昨日生命消逝，明日重回世间

随着数字及思维克隆技术的发展，人类情感与智慧的持续甚至不朽正逐渐成为可能：软件版的大脑、基于软件而改变的自我、二重身、精神意义上的双胞胎。思维克隆人是利用思维软件并通过其进行更新的思维文件集合，而思维软件是与人类大脑功能相同的复制品。思维克隆人通过你的思维、回忆、感觉、信仰、态度、喜好以及价值观创造而出。无论运行思维软件的机器如何，思维克隆人都将经历现实社会。

当拥有思维克隆人的生物学原型躯体死亡时，虽然思维克隆人也会想念它的躯体，但它并不会感觉到躯体已经离世—就像是截肢的病患也会想念自己被截肢的部位一样，但是假若有合适的人造替代品，他们仍然能够很好地适应生活。这样的比较带来了一个恰当的比喻：思维克隆人之于意识以及精神的意义，就像是假肢对无手之人的意义。

别想通过基因繁殖技术的人类克隆，在培养皿中创造一个新的“婴儿版的我们”，而这一过程中并没有使用老套繁殖“技术”的好处。如果人类基因克隆技术的监管阻碍（这些阻碍让人类基因克隆技术的发展速度比蜗牛爬快不了多少）能少些，那么数字克隆人就将会更快地达成这一愿景。你可还记得1996年那只通过基因材料创造出来克隆羊多莉，以及由于它的诞生引发了多少关于人工基因复制和人类未来的疑问吗？在多莉诞生后，有超过50个国家对与之类似的人类基因克隆技术颁布了禁令。从那时起，美国政府已经限制了对此类项目的联邦资金支持。2002年，乔治·W.布什政府的生物伦理委员会（Council on Bioethics）曾一致反对用于繁殖目的的克隆，但是却在这项技术能否用于研究上出现了分歧；但至今一切也并未发生改变。2005年，联合国试图通过一项全球范围的人类克隆禁令，却未能如愿，因为在治疗性克隆技术是否应该包括在内的问题上，人们出现了分歧，并从此陷入僵局。

除了道德和司法的障碍，通过繁殖科学进行基因克隆的花费也着实高昂，因此也意味着失败的代价很高。而且，通过基因克隆的人并不是真正的人，只是一个人的DNA复制品。基因克隆并没有创造任何人类意识，这就好比看起来一模一样的同卵双胞胎实际上也并不拥有同样的想法。

而思维的数字克隆，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话题。虽然本书讨论了很多可能出现的司法及社会问题，但是思维克隆技术正在自由市场中不断发展，并且跑在了快车道上。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那些能让游戏人物宛如真人般和玩家对话的工程师，都拿到了不菲的经济回报。可以说，那些能够创造出如理想工人般尽职尽责、唯命是从的个人数字助手的软件偏程团队，等待他们的将会是巨大的财富。

这可能会让人感到有些不舒服，但我们必须应对这种不适的感觉—这是一种相对简单、价格亲民的可行方法，让祖母能通过她的思维克隆人坚持到几十年后子孙们的毕业典礼，而且这种技术意味着真金白银。毫无疑问，数字克隆技术一旦得到充分发展和广泛使用，让那些普通消费者也能负担得起，思维克隆人将会以人类希望的速度迅速发展。一条一直上钩的鱼

罂粟是红色的，苹果是香甜的，云雀会唱歌，这些都在我们的意识中。

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

作家、诗人、剧作家，英国唯美主义艺术运动的倡导者

在我们深入探究思维克隆人的世界之前，有必要就“让这些（数字化）存在成为我们的克隆”的含义达成一致。这些存在的目的就是获得和表现出人类意识。在这场旅途中，确定一个行之有效的“人类意识”定义至关重要。意识让我们成为“我们”。那些构成了我们意识的品质—记忆、推理能力、过往经历、不断更新的意见和观点，以及对世界的情感投入，都将产生思维克隆人的数字化意识。

刚出生时和早期婴儿时期，没有自我……宝贝有本能的欲望，但是这些欲望并不属于任何人……最早的经验，被限制为本能和控制，当意识的代理从初期意识的迷雾中，获得了“我”（I）和“我”（me）的人类特征……当意识到“我”（I）就是“我”（me）的时候，我就拥有了自我……自我相当于对正在画自画像的自我画自画像。

彼得·怀特（Peter White）《存在的生态》（The Ecology of Being）

问题是，每个人（无论是科学家，还是门外汉）都有各自不同的意识概念。人工智能领域的先驱之一、MIT人工智能实验室联合创始人马文·明斯基在《情感机器》一书中将“意识”称作“手提箱”式词汇（suitcase word）—它具有多重合理的意思。这一领域其他一些人则抱怨意识“同义词的多样性”“大量术语往往会掩盖潜在的相似之处”。考虑到人类大脑已经进化和正在进化的方式，意识很有可能同样具有渐进性。意识的一个普罗大众的意思就是自我认知（self-awareness）。但是，它是否充分描述了意识的真实本质呢？

当然，一个婴儿的自我认知与一个青少年的自我认知不同，而青少年的自我认知又与中年人完整的自我认知不同，与一个年事已高的、部分认知能力已经丧失的老年人会不同。新生儿和成年人相比，前者拥有多少自我意识（self-conscious）呢？我回想了一下家庭照片—这些照片作为那些我深爱的已经过世的家人曾经活着的证据，相比拍摄照片时有血有肉的人的状态，当然拥有非常不同的意识状态。

虽然很明显自我认知是一个有意识之人很重要的一面，但它不是唯一的条件。我们当然不会把能端水作为网络意识的一种定义。事实上，程序员可以编写出一个简单的能拥有自我认知的软件—可以检测、报告，甚至能对自己进行修正。举个例子，操作自动驾驶汽车的软件，可以被编程定义为：现实世界中的物体，包括地形（“使用传感器导航”）、程序员（“执行任何输入命令”）以及汽车自身（“我是一辆机器人汽车，可以对编程指令作出响应，进行导航”）。谷歌汽车正在做这些事情，一些人会定义它的运行代码，又或者，汽车本身是有意识的。

自我认知软件和机器人不会感受到身体或情感的疼痛或快乐—它们没有知觉。大多数人要求精神主观性（mental subjectivity）要涵盖情感（也就是知觉），以便具备意识，因为对“我们如何感受”的认识是人类意识的一部分，也是“作为人的条件”。但是，知觉仍然不能让我们获得想要的意识定义，因为我们所期望的有意识的存在应该同时是独立的思考者和感受者。

因此，“感觉”（feelings）也不是意识的一个独立描述。身体感觉并不需要复杂的认知能力。

当一条已经上钩的鱼在扭动时，我们大多数人会将这种现象解释为鱼在经受疼痛，而也有人认为这是鱼的本能反应——并没有相应的情绪反应。大多数人都认为鱼是没有意识的，因为我们认为鱼的痛觉神经不会思考、探讨，或者向同类抱怨。相反，我们认为，鱼只是单纯地在依赖非认知反射，因为它试图摆脱这一局面。一旦脱钩，回到它正常的环境，鱼会继续游，好像自己从来没有上钩一样——因此它很容易会再次上钩。我认识一位渔夫，在捕鱼季时，他会钓住、放生同一条鱼很多次。这条鱼似乎在上钩时会感受到疼痛，但它从来不会从这一经验中“学到”任何东西，对于未来的水中冒险，它也不会接受任何“教训”，这说明，它缺乏某种关键的自我意识。

当然，人类可能会本能地拒绝被鱼钩钩住，因为我们知道这会让我们感到疼痛，我们会咒骂疼痛，并且思考如何在之后避免这种事情。我们会警告其他人避免鱼钩的陷阱，传递尽可能多的关于鱼钩的信息。与鱼类不同，我们可能不会轻易地被鱼钩再次钩住，因为我们会记住这次疼痛的经历，并试图避免重蹈覆辙。当我们看到鱼钩的时候，会用大脑去识别鱼钩，从而避开它，同样也会预测下一次渔夫可能会移动到湖的哪个位置。因此，清晰的学习、推理和判断（对已知信息的应用）能力同样是意识的一部分，而自主性也参与其中。在鱼和人类之间，“意识”的定义存在如此深奥的差异。

1908年，聋哑、盲人作家海伦·凯勒（Helen Keller）清晰地描述了如何基于交流，建立人类意识：

在遇到我的老师之前，我不知道我是谁。我活在一个不是世界的世界里。我无法描述那种没有意识，但有虚无感的时间……因为我没有思考的能力，我不会将不同心理状态进行比较。

换句话说，虽然“意识”最基本的定义是醒着的、警觉的和有意识的，但思考和感受还有一个更为突出的意义。像人类一样思考，这个人必须也能够根据黄金法则演化而来的各种社会法则，作出道德抉择。在这一点上，哲学家和科学家相仿，从伊曼努尔·康德到卡尔·荣格，都相信这是人类大脑天生具备的能力。如果你去问世界上任何一个正常人，用棒球棍击打孩子的头是不是有悖常理，得到的答案一定是肯定的。

定义“意识”遇到的另一个复杂问题与潜意识有关，专业人士称其为“无意识思维”。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思考和感受的大部分东西，有时甚至会在未经思考的情况下行动。就像著名棒球经理尤吉·贝拉（Yogi Berra）总结的一样：“好好想想！你怎么能在同一时间思考和击打？”

弗洛伊德认为，我们无法完全意识到的无意识思维或本我（Id），经常与有意识思维或自我（ego）存在交叉的部分，并在自我中进行自主推理。现代心理学已经与弗洛伊德式的无意识意愿解释渐行渐远，却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我们生活的每时每刻，无论我们是完全清醒，还是深度睡眠，潜意识都会展现出自己的存在。”在电影院射击某人的头当然是错的，但是，2014年，一个退休的警察在佛罗里达的坦帕（Tampa）就作出了这样的事情，因为他的无意识思维以一种非常糟糕的方式宣告了自己的存在。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演讲中描述了自己成为总统前，白人女性看到他时如何本能地抓紧自己的钱包，并且赶紧从他身边离开。许多这类反应都可能是对他的肤色作出的潜意识反应。

对人类而言，理性、感情或自我认知，并不一定要一直呈现出来，才能证明一个人是有意识的。不过，某种程度的非理性、无情感、无意识的心理过程，几乎会在每位正在阅读本书的读者意识中一直存在。具有人类意识，就一定意味着同时拥有无意识思维。因为人类思维不可避免地要将某些概念（概括和套路）、动机（作出选择）与决策（避免危险）分流给无意识神经模式，从而腾出更多的大脑能力给有意识神经模式。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网络意识上。我们大多数时候会有意识地走出由无意识控制的背景。

意识难题的一个解决方案是道格拉斯·霍夫施塔特（Douglas Hofstadter）的“意识连续体”（continuum of consciousness）。他声称，意识不是“在这里或那里”的东西，而是或多或少地存在于以下一个或多个方面中—自我认知、情感、道德、自律和升华。霍夫施塔特在《我是一个奇异的环》（I Am a Strange Loop）一书中，勉强承认了蚊子具有一定意识。尽管他没有讨论谷歌无人驾驶汽车，“意识连续体”肯定会把它也视作蚊子的意识量子，又或者不像蚊子，因为它不需要伤害其他动物以实现“生存目的”：谷歌无人驾驶汽车已经完成超过160万公里“无事故旅程”。霍夫施塔特对连续体逻辑的信心在于，他承认甘地和阿尔伯特·史怀哲（Albert Schweitzer）有着比自己更伟大的意识，因为他们展示了高于他自己的典范责任心（自我认知、情感、道德、自律和升华）。

另一种理解意识连续体的方法是反思：

我们认为某些生物是有意识的，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作出的决策更加复杂，由进化预置的明显过程更少，并能权衡进化过程中产生的不同欲望。运动员决定忍痛坚持肯定是有意识的。在这种情况下，意识被分成了不同等级，因为很明显，运动员作出了比鱼更复杂的决定。

实际上，拥有思维克隆人的人类会被认为“提高了意识水平”“拓展了思维”，形成了网络意识，而网络意识延伸让我们以双思维的方式参与了更加复杂的决策，并且减少了进化中的预置过程，即使是思维软件工程师进行的编程，例如，天文学家卡尔·萨根（Carl Sagan）所谓的人类的“爬行动物冲动”。或者，如果作出的决策是基本的、具有明显的“电路化”，思维克隆人或许被认为具有亚人类意识。

对霍夫施塔特“意识连续体”进行声援的，是2012年7月7日的《剑桥意识宣言》（Cambridge Declaration on Consciousness）—这次签字仪式十分重要，以至于热门新闻杂志节目《60分钟》（60 Minutes）对其进行了拍摄。根据宣言，“一个由认知神经科学家、神经药理学家、神经生理学家、神经解剖学家和计算神经科学家组成的优秀国际团队”总结出：“有重要证据显示，人类不是唯一拥有能够产生意识神经基质的物种。非人类动物，包括所有哺乳动物和鸟类、许多其他生物（包括章鱼），同样拥有这种神经基质。”

凭着对意识连续体长度的限制，生物学家、神经科学家弗兰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和意识现代科学代表人物克里斯托弗·科赫（Christof Koch）赞同：“语言系统不是意识的必要条件—没有语言也可以拥有意识的必要特征。当然，这并不是说语言没有丰富意识的内涵。”因此，当我们在本书中讨论意识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讨论所有意识，因为意识包括鸟、狗、猪的意识；而我们讨论的是人类意识。

因此，人类网络意识的定义需要足够个性、具体，并具有可确定性。将自我认知和道德与自律划分为一组，情感和升华与移情划分为一组，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定义：人类网络意识就是由一小组研究人类意识的专家达成一致后确定的，基于软件的人类级别的自律和移情的连续体。

显然，这是一个以人类为中心的定义。但是，这一定义不存在冗余部分。它不是间接定义，因为是由“研究人类意识的专家”来确定“人类级别的自律和移情”是否存在。它以人类为中心，实际上，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结果，因为就像美国哲学家、认知科学家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C.Dennett）所说的：“无论思维是什么，它都应该是与人类的思维相像的东西；否则，我们不会叫它思维。”[13]换言之，具备人类意识是判断一个主体是否像人类一样思考和感受的捷径。我在一定程度上同意美国最高法院的波特·斯图尔特法官（Potter Stewart）的说法，他在被问到“如何定义色情”时回复说：“当我看到时，我就能判断。”

依靠“人类级别的自律和移情的连续体”，我将那些无意识发生的独立思考和感受也纳入无意识思维。网络意识软件必须拥有一定量的无意识概念、动机和决策，以制造人类级别的思维。就像后台运行的代码一样，这不是搅局者，它的前台信息处理单位不是“有意识的”，是很早以前就已经掌握的编程技巧。

艾伦·图灵首先提出，如果软件能成功通过人类的判断，并被认为具备人类意识，那这一软件就是具有人类意识的。如今，我们称之为“图灵测试”。用他自传中的话说就是：

为了避免对“思维”“思想”“自由意志”应该是什么的哲学式讨论，他提出只需要比较机器的表现和人类的表现，就可以判断一个机器人的思维能力。这是“思考”的操作性定义，而非像爱因斯坦坚持的对时间和空间的操作性定义，以便将他的理论从先验假设中解放出来……如果机器表现出了像人类一样的行为，那么它正是像人类一样在行动。

我们对人类网络意识的定义，收紧了图灵测试：图灵测试需要软件说服一小组专家，而非单一个体；不只涉及偶然的对话，也关乎自律和移情。比如，一个人可能会批评图灵测试说，如果木头鸭子叫的像真鸭子，那么它就是真鸭子，显然这是不对的。但是这个批评太过片面，因为图灵测试的观点是在测试功能，而非形式。如果木头鸭子能像鸭子一样游泳，那么它就是真正的鸭子。如果机器像人类一样思考，那么它就是人类思考者。[14]木头鸭子，真鸭子

有很多人，他们就是无法理解，计算机如何用与我们的朋友或者妈妈向我们表达意识一样的方式，向我们表达出意识—这些方式包括陪伴、爱、大笑、移情等。事实上，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computer”这个词的含义与今天的含义完全不同。在当时，“computer”指工作任务是做数学计算的人，例如，某个为保险公司做数学方面工作的人；或者指为人类做数学计算的机器（就好比“washer”既有“某个洗衣服的人”的意思，也指“为人洗衣服的机器”）。举个例子，在20世纪30年代的全球经济大萧条时期，美国政府在成百上千的“computer”上投入了大量资金—请注意，这里指的是人，而非机器，为火炮弹道建立数学表格。这些人都比较贫困，大多数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他们甚至都被一个所谓的“计算者联盟”（computers union）所代表，接受一些简单、重复的小规模计算工作，然后在最后阶段，由数学家将这些小规模计算整合为复杂的算术解决方案。

1937年，图灵在一本名为《Computable Numbers》的期刊中，发表了一篇有关理论中的“通用计算机器”的学术论文—如果这台机器拥有了正确的计算程序，它就可以计算任何事情。从严格的数学意义上来看，这一激进的概念与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和爱达·金（Ada King）在1837年提出的理念如出一辙。两人将自己的机器称作“差异引擎”（difference engines，他们制造的用于数字计算的机器）和“分析引擎”（analytical engines，这台机器能够使用穿孔卡进行编程，几乎能用于任何工作，虽然他们并没有制造出来，但是与图灵的构想十分相似）。从这一点背景介绍中，我们能够看出，构想一台具备读、写、听、扫描、播放视频、玩游戏、医疗诊断等能力，甚至思考和感觉这些能力的“computer”，思想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跳跃。但是，图灵却精确地预测到了这些，因为他预见到，未来的数字计算机将具备同样种类的逻辑能力，并支持上述各种能力。20世纪50和60年代，随着数字计算技术的出现，理解图灵提出的革命性设想的人不断增多（这其中既有批判者，也有支持者）。1950年10月，图灵在期刊《Mind》中发表了一篇题为《计算机器与智能》（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的文章。在文中，他清晰地阐释了将人类意识从计算任务中排除的机器能够做些什么。

今天，公众普遍认为，“computer”几乎无所不能（所以，智能手机被称作“数字版瑞士军刀”），一些计算机甚至能够移动（如机器人）和思考（如某些被编程的程序中）。事实上，通俗意义上的“computer”更像是某个“掌握信息后几乎无所不能的设备”，并且它们不断变得更加强大。这与“做计算的人”这个含义相去甚远，而且，和图灵的“某种可以用信息做任何事情的机器”的定义越发接近。随着计算机开始呈现出情绪和人类意识的其他方面，它们将会走完这次征途—这次旅途的起点和终点，图灵分别在他那两篇文章中进行了很好的总结。经过了半个世纪，“computer”这个词的意思从“做计算的人”变成了“具备智能的设备”；而我认为，“computer”不久将拥有“人造意识存放地”的含义。值得注意的是，每一个定义都包含了之前的含义：智能包含了数字处理，而意识包含了智能。

即便某个东西开始以人类的方式开始行动，我们仍然很难认为它“像人类一样”。计算机受到了特殊的怀疑，因为它们不仅支配了我们的生活，同时对大多数人保持了神秘感。计算机不过是一堆线缆、塑料和金属的集合体。“计算机和人类一样”的构想似乎是令人恐惧且荒谬的。如果你仍然这么觉得，那你不是唯一一个。

对软件意识持怀疑态度的人，比如诺贝尔奖得主、医学和物理化学家杰拉尔德·埃德尔曼（Gerald M.Edelman）和数学物理学家、哲学家罗杰·彭罗斯（Roger Penrose），他们都提到，人类意识的超越性特征永远无法实现数字化编排，因为这些特征太过复杂、不可预知或无法度量。埃德尔曼坚信，大脑并不像计算机，所以计算机永远不可能像大脑一样。用埃德尔曼的话来讲就是：“我希望消除的一个幻想是‘我们的大脑是计算机，而意识可能从计算中出现’。”事实上，他坚持的计算机（通过计算机软件的方式）永远无法获得意识的几个主要原因殊途同归，都说明了一件事：大脑远比计算机要复杂得多。

埃德尔曼的这场讨论尤其重要，因为持有“计算机软件能够变成网络意识”这一观点的许多评论家，都从他的观点中寻找支撑他们偏见的根据。当我们检验埃德尔曼的观点时，可以扪心自问，随着计算机复杂度的指数级增加，我们究竟会遇到什么，又会发生什么。即使计算机永远不可能像大脑一样，我们是否在朝着“计算机将像人脑一样进行思考”这一节点进发呢？

关于这一点，我们很容易进入思考误区：因为大脑不像计算机，计算机也无法像大脑一样思考。但是，需要记住的是：计算机要支持思维克隆人，并不一定要复制大脑的所有功能。举个类似的例子，想象一下，小鸟不像飞机，但它们都可以飞行。就像前面所提到的一样，拥有数以十亿计真核细胞的小鸟，要比只拥有600万个组件的波音747飞机复杂得多。今天，飞机比鸟儿飞得更远、更高、更快。然而飞机没办法像雨燕或军舰鸟一样在空中停留数月，尽管我们最终会在高效、重量轻的太阳能和其他种类的存储电池方面取得突破，从而让飞机在空中停留更长时间。同样，飞机无法像蜂鸟一样通过小孔或在花朵上面盘旋，但是，最新型的远程控制飞机和微型飞行程控监视设备、无人机，都可以做到这一点。

在思考这个类比时，还有一点同样很关键，那就是我们应当记住，为了飞行这个目的，我们只需要飞机拥有一只小鸟所具备的一部分功能。一架会下蛋、在树上或屋檐下筑巢，或者以鱼、虫子为“燃料”运转的飞机并没有什么用途。而且，一架能够做到这些事情的飞机，并没有什么实际或效率价值。换言之，如果只是想要提供安全、舒适的飞行，一架飞机不需要完完全全复制一只小鸟的全部能力。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鸟儿之于飞行，就像大脑之于意识。

大脑和计算机之间的区别，或者小鸟和飞机之间的区别，切中了要害。或许只有军方会对具备游隼一般空气动力学特征的飞机感兴趣。大多数人对飞机的兴趣，仅把它当作一种“从一座城市安全、高效、可靠地飞往另一座城市”的途径，并且要尽可能舒适。类似地，我们中大多数人对一台能够自组织、逐渐从出现、发展到成熟的计算机也不是很感兴趣。我们想做的只是制造出一台能够模拟人类思维的计算机，我们感兴趣的是能够像人类一样思考和感受的计算机。埃德尔曼通过假设（而非推论）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因为他假设，意识仅限于大脑。无论大脑是不是计算机，都不影响意识是否会从计算中出现。

为了论证这个目的，互斥集合仍然能够联系起对两个集合而言都普遍存在的现象。举个例子，奇数和偶数是互斥集合。我们可以想象，奇数是大脑，偶数是计算机。但是，这两个集合内都存在斐波那契数列（数列中，每一个数字是前面两个数字之和），我们可以把这个数列想象成意识的一个隐喻。类似的还有，三角形和正方形是互斥集合，但是它们每两个结合起来都可以组成长方形。埃德尔曼的错误就好比，由于他看到意识的长方形只由神经的正方形组成，并且，因为计算机是三角形而非正方形，所以他就认为，意识的长方形就无法由三角形组成。他忘记了，就像有很多方法可以达成目的、物体有很多方法可以实现飞翔一样，同样有很多方法可以组成意识的长方形。

埃德尔曼声称：“大脑并不按照逻辑规则运转，而计算机必须接受明确的输入信号。”他强调，给大脑的输入不是“编过码的磁带”（这里指的是一种过去向计算机输入信息的方法）。当然，大脑并不像一台原始的、依靠“编码磁带”运行的计算机。实际上，并不是所有计算机都需要明确的输入信号。一些计算机已经成功地依靠一系列非常模糊的输入信号，驾驶汽车穿越了美国和诸多沙漠。另外一方面，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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