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豪游戏：中国民间财富大转移(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十三叔

出版社：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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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豪游戏：中国民间财富大转移试读：

前言　男人、装

历史上，统治者重农抑商，把追求金钱看做不耻之事，直到1992年，“经济建设为中心”横空而出，改变了一切。之前和之后，从小心翼翼挣钱到大张旗鼓寻金，商业自由带来了一个国家三十年的活力生长，也让每个国人都有了全新的中国梦——赚大钱。

在通往这个梦的路上，有的人成功了，有的人失败了，有的人成功了又失败了。在这些案例中，今天牛哄哄的人物，面对往事，却大都有“情何以堪”之感。

苦逼的往事着实令富豪蛋疼，他们大多笑而不语，少数几个硬汉为灰色的过去辩论几句，也有富人把青春当做残酷物语，文艺呼呼地说一句谁的青春不苦逼？

围观的群众则一笑而过：“呔，富豪的光环之下，也是地球人呀。”

这本是常识，但在这个权力本位的神奇之国内，富豪往往异化成权威与神祗，或者，这话反过来也成立。

既然你我不能不追求财富，那就不得不付出代价，有时甚至是尊严与自由，当然，这些东西我们较少拥有，失去也就失去了，破罐子破摔一把，尊严与自由值五毛钱吗？不值，因为不能用金钱来衡量。

能用金钱衡量的，严格来讲，似乎只有金钱本身，就像“朋友值千金”，“金钱似粪土”，两句话放在一起，怎么听，怎么别扭。

那么，拥有金钱的富豪到底是神马？

身家20亿的人在我辈看来是实打实的富豪，但在那些与全中国最有声望的富人过从甚密的盆友眼里，20亿的他或她不过是一介小贩或厨娘，又谈得上什么富豪呢？

现实很残酷呀，从官方消息得知，2011年6月，个人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中国超高净值人士总数达到115人，比2010年增加了51人，仅次于美国，位列全球第二。

由是可知，富豪是相对的。和他们所处的圈子有关，也与他们本身的故事有关，其所拥有的金钱不能为自己的身份作出绝对的界定，还是那句话，金钱能衡量的，只是金钱本身，一个数字，甚至连“富豪”的名分都难以巩固。

欧洲有一位时装界的大富豪，他名下的时装连锁店常见于全球各大城市最繁华商业区，然而几乎没人见过这位富豪的真面目。好事者搜罗到两张他的照片，模模糊糊竟然像“赌神”的背影，低调的如同鬼魅。

这个段子的所指在于，国外的富豪是我辈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他可能是住在乡村HOUSE里的一位鹤发童颜的老头儿，每天牵着黑色可卡小狗，走在夕阳之下，温馨的不得了。

然而在国内，富人的生活却没这么亲民。作秀与公关几乎能开一门富豪学，并入符号学的二级学科。

富豪们需要用表演和言论为自己三十年来积累的金钱做一件华丽的外衣，有时候过度追求，导致这件外衣成了皇帝的新衣，孩子们都能看见你所有的秘密，你还端着一幅架子装模作样，很欠。

实际上，装，也是一种传染病，从上到下，由内而外，白里透红——目中无人如野马的草根暴富者、身骑白马老成持重的唐僧式富人、插着隐形翅膀的黑马富豪急速蹿升、不慎落马的江湖富商、在神奇国的规则下游刃有余求得博弈与平衡的口碑富人。

他们每个人的故事都带着特定的触发器，一旦戳中萌点，立刻入戏，精妙绝伦也好，荒腔走板也罢，都是一本“可爱五连拍”的“男人、装”，聚光灯一暗，立刻恢复常态，变成地球人了。“男人、装”偶尔看看还有点鼻血可流，看多了容易产生幻觉，容易失血过多，其实，真正有意思的是REAL WORLD，富豪们的故事，背后的地球人版本更妙趣横生。

贵在真实嘛，你懂的。

[第一章]　一群小野马又萌又猛

湿身也要走江湖

风，低哮，雨，冰冷。

四野沉寂，孤独无边。

他站在街心空地，周身发麻。

忽有女声飘过：“唉呀妈呀，唉呀妈呀。”

他乍然一惊，凝固了一刻钟的POSE几近崩塌，心生怒气。继而又闻女声：“大哥这衣服太帅了，哪儿买的？”

愤怒登时退去，他用类似于某著名老年男性节目主持人的平和与慈祥语调应道：“这种服装，适合雄性人类每年春秋两季穿着，他们只要穿上，就变得活灵活现，求偶、拔份儿、争地盘儿、前后夹击，无所不克，人称夹克……”

卡……你到底演古龙还是演赵老师？怎么听着还有点北京痞子味儿？我们是在给服装大佬拍纪录片，靠点儿谱行不行？重来。

要说晋江这些服装圈子里的人，就不能不提洪家七兄弟。这几兄弟是本地赫赫有名的裁缝，据说只要看一看别人的外形就大体知道衣服的各个细节尺寸。

改革开放初期，迫于生计，兄弟七人砸锅卖铁办了个服装加工作坊。当时国家规定，乡一级行政区域内只能有一个类似的经济组织。七人商量后决定，大家一起出资，老七负责申请注册，作坊名字很大气，叫新艺佳丽服装厂。次年，为了避免“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经营风险，老二洪肇明又创立了佳丽二厂。洪肇明当时46岁，家里有6个孩子。他文化水平只有小学三年级，却有着20多年生产队长经验，也做过水果和猪肉买卖。

卡，卡卡……你周星驰啊？马尔克斯啊？无厘头还魔幻现实？搞什么飞机啊？人家是服装大佬，不是走江湖卖艺的……

导演，你错了。

哟，老板，您怎么亲自来片场了？不是说好了，今天拍完了给您送到府上嘛。

路过，进来看看，刚才这段词儿不错，就这么搞。江湖，我喜欢这个词，我怀念那片无所顾忌的江湖。

以上情节，部分虚构，如有雷同，不关我事。猛人当道

之所以说部分虚构，因为在1978年改革开放初始，在更南方的广东，有若干条汉子，和安徽小岗村那十几户签了生死状搞联产承包的农民一样勇猛。合资建厂搞商业，诸如洪家七兄弟，就是这种猛人，因此，前述创业历程属实。

后来的事情你知我知，老七注册新艺佳丽服装厂，现在叫柒牌，老二创办的佳丽二厂现在叫劲霸。

这鼎鼎大名的几位猛夫，今日看来，绝对是本土大富商，然而回首往事，他们的创业无异于穿梭变革风雨中，即便湿身，淋透，也要在这金钱的江湖中走一走。

于是，苦哈哈呀苦哈哈，每个人脸上都苦菜花。

刚创业的时候，洪肇明真穷啊，做衣服需要裁床，他却连这最基本的家伙事儿也没有。无奈之下，他拆掉家里的门，用两块门板当做简陋裁床。又因为慑于当时的工商政策，只能偷偷摸摸地做生意，洪肇明的对策千奇百怪，他把当地百姓常用的鱼篓、破筐装着服装，自行车拉着走街串户，就像个游走于城镇街道里的农民。

这整个一潜伏嘛。没办法，那个年代，国家虽说已经开始改革，但实质上还停留在计划经济体制内，即便在今日，“限制”依然是保障这个国家以及它的子民不受自由与开化之风侵蚀的独家肿瘤，别说做生意了，就算做好事，也要接受“限制”的操练。本能

要说起限制，重庆有一位，他可是限制的“活化石”啊。这位名叫尹明善的大哥，早些年，因为出身不好，和母亲被赶到一片荒芜小山包上自生自灭。顽强的尹哥没被灭掉，他借来5毛钱，但没当五毛党，而是做了一名小小货郎。

从此以后，尹明善在实践中锤炼自己的经商天赋：他通过卖针这件小事，领悟了资金调用和拆借的秘密——他走街串户把针卖给农家，赚到一点钱再跑到城里进货。当时有一个和他熟识年轻人也做着相同的行当，只不过人家资金多一点，在乡下收购鸡蛋，然后运到城里出售。尹明善就和他套近乎，商量着一起做生意，两人资金加起来就能多收购几十斤鸡蛋，到城里卖掉鸡蛋，又能多进些针线工具。

这个模式对双方都有利，一拍即合，过了一年，尹明善赚了几十块。这在当时可是不小的一笔钱。用这笔钱，尹明善去重庆读书，考上了中学，由于成绩不错，还获得了学校补贴。

多么励志呀，再苦不能苦孩子，这位尹哥却在“身份限制”的苦痛中激发出智慧，没办法，那几乎是求生的本能。“面首”

野路子在这个年代里比正路更好走，只要有一颗放浪形骸的心。

上海不到20岁的周正毅辞掉工作，告别了工厂临时工身份，开了个馄饨摊。每天包馄饨、下馄饨、捞馄饨，人生也成了一碗馄饨汤——当主食吧，不给力；当补品吧，没营养；当小吃呢，太清淡；当夜宵呢，太烫……整个一四不像。

狂放不羁的周正毅收拾馄饨摊，在混沌中机缘巧合，搭上了前往日本的飞机，带了一大包诸如“章光101生发水”的货，希望打开销路。结果，销路不怎么好，却泡到了一个妹子，人家给了他几百万港币做生意，周公从日本回到上海，开了大饭店，蹬了老相好。结果惹恼了人家，某日被人砍断一只手，算恩断义绝。

江湖险恶啊，出来混，不能太野，会让人吊起来打的。

可是周正毅注定要吃这碗饭，他的新欢也是一个神通广大的女子，好男凭女力，赚钱很给力。在夫人深不见底的人脉之下，开饭店、做外贸、房地产，能赚钱的事情都被他插一腿。

多年后，手持重金的周正毅在国企改制过程中全力收购国企职工股，没见过世面的人们伤不起啊，乐淘淘地把手中的股份都卖给了他，周公在此后国企排队上市的过程中，手中股份大幅升值，他仿佛百变星君，化身为印钞机，突突突地印钞票。

当时，眼红的人们似乎忘了当年大明湖畔的那只断手了。野马狂奔，哪有不经历被踩死的危险就随随便便升级成白马王子的道理？会来事儿

在这个年代，中国大陆是没有富豪的，富豪在此时都是那些舍得一身剐也要闯江湖的穷人。对于未知的将来，他们没有太多的想法。

1958年，河南太康县，这个历史上著名的农民起义者吴广的家乡，诞下一名男童。此地的贫困全国知名，人们以外出要饭为生。男童的母亲早早过世，真是惨极了。

男童取名许家印，幼年读书自带干粮，还要随时面临辍学境地，生活艰辛，他不知道是不是所有人都生来注定忍受贫困，还是只有他所在的世界是这样。

到了1977年，世界开始发生变化。许家印参加了高考，顺利地考上了武汉钢铁学院，四年后，天之骄子许家印分配到老家，河南舞阳钢铁厂。这一待就是十年，他也从普通技术员，一路升任车间主任、厂长，还获得了国家原冶金部授予的高级经济师职称。

世界还在改变，富豪的路已经打下基础。1992年，南巡讲话之后，许家印和当时一大批辞职下海的人们一样，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南下大军。

许家印此时已经是一个工厂的厂长，可是到了深圳，他还是从打工者做起。求职的过程让他明白，社会真的变了，更快捷、更务实。原本做了几十页的简历却都石沉大海，后来精简到两页纸，很快就有公司约他面试。

最终他选择了一家连锁商店公司，刚开始做业务员，许家印很快熟悉了业务，而且这个很“会来事儿”的河南人迅速跟公司老板成了好朋友。

1995年，已经升任总经理的许家印，在老板的委托之下去了广州，开拓公司的房地产业务。

可以看出，许家印的路是一条依靠“关系”的路，如果不是这位老板，或许就没有后来的恒大首富。

虽说有老板这个关系，但做房地产却相当于许家印白手起家，新公司就四个人，一个司机，一个出纳，还有一个助理。公司没有投入太多启动资金，许家印就自己凑了十万块，三个月之后，许家印终于搞定了一家银行，贷款2000万元。

这个细节背后的故事无人得知，在那个年代，贷款相对来说容易一些，尤其在改革特区，国家支持民营企业。即便如此，还是不得不佩服许家印的手段，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轻易贷款成功的。

公司正式运营了一年多，已经在广州小有名气。许家印也在创业路上练了一把手。到此，从大学毕业，截止创业成功，许家印积累了十五年，人们现在看到的都是恒大的光芒，却不知道，在当初的这十几年里，许家印都在默默积累。

1996年，许家印从原公司离开，正式为自己创业。此时他还是一无所有，除了脑袋里装满的创业热情和无价的经验。

广州金碧花园，这个项目一战成名，许家印正式步入富豪之路。两年后，国家对土地市场进行改革，许家印的恒大集团以1.5亿元的天价拍得一块业界不怎么看好的地皮。但是通过后期的运作，这个项目让许家印和恒大成为广州本土的前五强地产公司。

许家印的身价也达到了惊人的10亿元，而此时，上个世纪还未到尾声，未来依旧充满无限可能。玩命

江湖的真谛就俩字：闯荡。要闯荡，须有名号。

所谓“高级经济师”和“共和国脊梁”这种名号有异曲同工之妙，赚钱多了，就成了前者，出镜多了，就成了后者。

高中文化的张果喜现如今是高级经济师，但改革开放初，他的日子不咋样。每天在余江农具修造设里锯木头，玩命锯，试图锯出个黎明。黎明还没来，先把肾脏锯坏了，撒尿带血，五年过去，豁出命的劲头让他当上了车间主任，时运不济，农具厂垮了，堪称悲催帝。

张果喜恨不得去德州搞一把电锯，即使那样，也活不下去。作罢，德州没去，去了上海。身上带着两百块钱，手下跟了三名小弟，他不是许文强，却有一股子野气。直接扎进上海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发挥人格魅力，磨了几天，签了20套雕花樟木箱的出口合同。

几天后杀回大本营，张果喜为父亲描绘了自己的职业蓝图，成功获得来自老父亲的风险投资——家里土改时分的惟一一座老房，卖了1400元。

卖房子去创业，这种很多年后流行的资金模式，就这样为张果喜的人生打开了一扇大门，同时也打开了苦哈哈的玩命之旅。

如何节约成本，这是头等大事。张果喜对着采购回的木料发愁，忽然灵机一动，可以利用木头浮在水中的原理啊。于是，他把木头扔到河里，任其随波逐流。到了目的地再下河打捞。成本大大节省了，但是到了寒冬，喝水冰冷刺骨，他却得脱掉御寒衣服，下到河里打捞木材。

闯荡的岁月总令人着迷。

江湖上的回报正源于此。雕刻厂账面上开始盈利，盖起了一座1.2万平方米的新厂房，工人工资有了提高，求生存的最低目标基本实现。张国喜第二次去了上海。

这回，他无意间发现了另一个秘密，一个雕花的佛龛，如果出口国外能净赚70%，和国内的25%净利润比起来简直是天价。

这种佛龛工艺复杂，而且体积很小，可谓浓缩的都是精华。

佛龛的主要作用是供奉释迦牟尼，形状是个小型宫殿，结构异常复杂，造型千奇百怪的小零件，牵一发而动全身。

这个生意不错，但是做起来有难度。不过张果喜不怕，有了利益驱动，他开始拼命。他拿着样品回来，整整一个月，每天都在车间里和工人们揣摩这个小东西的奥秘，不懈努力之下，终于成功仿制。

有了这个拳头产品，这一年，厂子就盈利数十万元。组织上闻讯赶来，任命张果喜出任市长，张果喜委婉地拒绝了，他认为人和人的爱好不同，能力也不同，他的能力就适合办企业，不适合管理部门。

成功的商人都明白这个道理，和组织要保持恰当距离，太近不好，太远更不好。寂寞空虚冷

玩命并不一定都是尿血，在另一个人身上是孤独，是无援，是寂寞空虚冷。考上著名中专“兰州培黎学校”的潘石屹带着父亲的话“没事别惹事，有事别怕事”独身登上了开往省会的列车，多年后，他在给JOHNY WALKER的广告里用了这个典故，以此证明自己的人生信条。

当时，他可是眼噙清泪，孤独无依。十小时后，狼狈地赶到学校，不曾想已经开学一月有余，巨大的教学楼令他分外渺小——他本来长的就挺袖珍，于是坐在台阶上不知所措，迷迷糊糊进了梦乡。

梦中有人推他，呼唤他享用祖国的粮食，建设祖国的未来。猛然惊醒，却见一位陌生男子，与他四目相对：“同学，吃饱了么？”小潘不好意思地擦擦嘴角的口水，目光游离，男子又说：“走吧，上食堂吃吧，你是我们班的。”

这位男子便是他的班主任老师。后来在小潘的第一堂课上，大概说了句“俺叫牛鲜花”之类的话，全班哄堂大笑。

囧囧有神的潘石屹自此在这个陌生的地方开始了“寂寞空虚冷”的求学旅程。撒点野

在遥远而神秘的北京，充满生机的江湖，令一位机关干部蠢蠢欲动。面对政治前途与商业闯荡，生性不羁的王中军开始“撒野”。业余时间和几个朋友办了一份名为《购物指南》的杂志，印刷精美，风格出位，一炮而红。

然而，幸福来的太突然，第二期就有了问题。需求量大，内容却赶不出来，因为几个人都是兼职，要实现“中国最牛产品类杂志”的梦想，需要有人玩命——辞掉公职，砸掉饭碗，跳进深不见底的商业江湖。

25岁的王中军绷不住了，他说，我辞职吧。哥儿几个一见有人接茬，纷纷过来打包票，弟兄们虽然兼职，还是要和你一起玩命的。

从握有实权的国家物资局辞职，王中军的玩命可见一斑。更难得的是女朋友和未来老丈人的反应，前者说了，辞职就辞职，怕啥，大不了去街上摆摊，后者说，做生意当个体户，这是现在年轻人的潮流，我不反对，但是必须先娶了我闺女。

要知道，老丈人是当时北京大兴县的县长，一位基层官员有如此魄力，那个时代的“野性”与活力，令人神往。

笔者要说但是了，但是，江湖哪有那么好闯，辞职不到十天，他的杂志被出版局判了死刑，因为没有刊号。第一步就此化作一个“杯具”，王中军失魂落魄地回到家，难不成真的要去卖菜？

好在那帮哥们儿还算仗义，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给他四下张罗生意，什么拍封面、画插图、拉广告、拍明星挂历……

总之，饿不死，就是稍微有点难为情，曾经的信誓旦旦，忽然变的一文不值，那也没辙了，只能硬着头皮闯下去。华人富豪那点事儿（一）

在改革初期，国内四海翻腾，充满了各种机遇，而放眼整个世界，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更难以置信的财富奇迹。

现在的八达岭长城脚下，有一座普通人并不熟悉的庄园，园中建有白宫式的酒店，门前停着诸多顶级豪车。整座庄园，颇有皇家风范，这里的会员也都身份卓然，成为富商巨贾、政商名流的聚集地，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也在这里打过高尔夫。

缔造了这座庄园的，正是一位华裔富商，名为严彬。严彬出生于山东，文革期间当过下乡知青，后来移民泰国，从小学徒做起，最终创立世界知名运动饮料“红牛”，与泰国诸多政要也成为好朋友。

早年在泰国的经历可谓苦海无涯，严彬身无分文，就去卖血。偶然机会，又到唐人街当学徒，比起上山下乡，痛苦一点都不逊色。

1984年，严彬作为归国华侨，回到中国大陆投资。除了创办红牛饮料，他还积极进军地产，和当初的港商一样，已经具备成熟商业理念的海外华商们在中国大陆如鱼得水，严彬创立了华彬集团，收购了北京CBD区域的一栋烂尾楼，改造成现如今的华彬国际大厦，与李嘉诚的东方广场、陈丽华的长安俱乐部等一大批核心商业体遥遥相望。

之后，严彬又修建了占地约7000亩的华彬庄园，身价达到惊人的数十亿元。华人富豪那点事儿（二）

自古华南多富商，富商早年多潦倒。除了远赴海外的华人富商，香港商人也是富有传奇色彩的一支。

上世纪20年代，广东中山市一位名叫郭得胜的少年来到香港，租了店面，开起了杂货店。这位从小就在父亲杂货店里长大的少年，早已积累了足够的商业经验。

在香港，他对客人笑脸相迎，又聪明懂事，为人还很大度，很快就在周围邻里之间树立了良好的声誉。小本生意就是如此，如果顾客不仅能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还能额外得到店家的良好服务，这个生意就成功了。

过了十几年，少年已经长大，他创办了更大的进出口公司，专门做洋货批发。此时二战结束，香港经济百废待兴，各种原材料需求巨大，郭得胜的生意很好，而且他并不满足，积极进取，拿到了日本著名的“YKK”拉链香港独家代理权。

服装皮具等行业非常兴旺，一个小小的拉链却是这些行业不可或缺的配件，郭得胜从香港开始辐射，整个东南亚都有他的客户。

积累了大笔资金，郭得胜又开始拓展自己的商业帝国。到了1958年，郭得胜进军香港地产业，从小型项目开始，慢慢积累了成熟的商业地产开发经验。此后，企业更名为“新鸿基企业有限公司”，资金达到300万港元。又过了十年，60岁的郭得胜率领新鸿基公司在香港上市，当年就盈利达到5000余万港元。

房地产开发已经得心应手的新鸿基，大量购入土地，开创了土地储备模式，即使行情不好，也对公司整体财务状况无损。

上世纪80年代，大陆改革开放，郭得胜将投资目光锁定大陆。在他去世之后，他的后人又继承了这个发展思路。郭得胜的三个儿子共同掌舵新鸿基，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了对大陆的投资。

与他们的父辈略有不同，郭氏三兄弟都是在和平年代出生于澳门，就读过世界名牌大学，对于商业有着更潮流的认识。

新鸿基的主营业务定位于房地产开发。在香港，新鸿基开创了半山帝景园，创立香港豪宅标准，并别出心裁，买房送厨卫家电，这种促销手段在今天依然为很多房产商沿用。

除了住宅开发，新鸿基更重要的开发业务在于商业地产，通过构建地产项目，重新规划、完善城市功能。这种开发模式也被后来的大陆地产商熟知，今天的万达广场正是如此。

最终，郭氏三兄弟的新鸿基拥有遍布香港岛的数十座商业大厦，以此为基础，新鸿基还推动香港城市干线、码头机场等物业发展，构建了真正的商业帝国。

在大陆，新鸿基在北京上海都有地标性项目，北京的新东安商场，上海的中环广场，都广为人知。

新鸿基的市值达到了惊人的两千亿港元，三兄弟也成为华人财富圈中的传奇。华人富豪那点事儿（三）

改革开放初期，投资内地的华商中，有一位名叫郭鹤年的马来西亚富商，此人被称为“亚洲糖王”、“酒店大王”，其名下产业遍布白糖、房产、酒店、船运、矿产、金融等，庞大的商业帝国让郭鹤年成为整个东南亚的商业明星。

作为华裔，郭鹤年从未在中国大陆生活过，但是作为华商，他与中国大陆的很多商人一样，具有传统华商那种吃得苦、创得富的精神。

家族创业之后，年轻的郭鹤年成为杂货公司负责人，后来又独自创立马来西亚糖厂，通过对西方国家的参观考察，他对期货也产生了浓厚兴趣。回到马来西亚，他就开始往这方面发展。

到了1970年代，全球白糖价格飞涨，郭鹤年与马来西亚政府合作的蔗园风生水起，此后他控制了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的白糖产业，进而占到全球白糖产业的十分之一。

积累了巨额资金的郭鹤年开始多元化发展，涉足金融、种植、地产、船运、酒店等业务。在经营方面，郭鹤年很有想法，他不止卖产品，更卖服务，通过一个核心产品建立周边一整套服务流程，就像今天的阿里巴巴公司一样，这就是华商的优良传统。

富豪总是相同的。他们对财富的追求，同时也体现了商业智慧。在香港，郭鹤年表达了对政府的钦佩，他认为香港政府法治有序，政府只负责管理秩序，绝不插手企业经营。

改革开放后，郭鹤年在中国内地投资兴建的香格里拉酒店，成为高端酒店的代名词。又与国家原经贸部合作兴建“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这就是北京有名的“国贸”。

至于郭鹤年这位富商的身价，无人能确切知晓。

一代人的匪气与豪气

这种财富观，充盈着巨大的投机气息，稍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都会看出其中的破绽。最大的破绽就在于，没人能预知未来，笔者也绝不相信有人在众口铄金的污水染缸里，还能淡定自若，华丽丽地来一句“老子将来会变成富豪的，你们这帮蠢材。”

但笔者承认，走投无路之人，在“压力山大”的生存问题面前，有可能闯出一条生路，但最重要的因素无外乎两点：一为“没什么可失去”，一为“好运气”。“好运气”，每个人都会碰到，“没什么可失去”却不是所有人都能体会的。在上世纪80年代，“没什么可失去”的是什么人？都是些被逼到死胡同里的家伙，他们或为农民，或为临时工，或为体制改革中不幸出局的知识分子，总而言之，一个字——穷。

既如此，胸中自有愤懑难平之气，生下来就该受穷吗？地球离开谁不转啊？都别装矜持了，走上没人走的路，那我就走到底。

这就是所谓的“第一代企业家”最初的梦想与底气，既然一无所有，索性豪迈块垒；既然探路先锋，那就不择手段。反正大家都摸石头过河，没什么标准。原始积累，哪能没点匪气？不伤天害理，是底线，除此之外，没有规则。及时雨哥哥

富豪们的闯荡，形同江湖游侠。而江湖二字，也正是中国的富豪们最熟悉也最神往的所在。因为那里有他们的青春和记忆，也有他们苦不堪言的爱恨情仇。

第一代企业家身上的“江湖气”是很重的，具体而言，又分为匪气与豪气，前者有英雄不问出处的狂野，后者则是目空一切的激愤。

这批人大多出身草莽，创富过程中翻滚于市井阡陌，练就了看别人一举一动便洞悉背后真谛的本领，哇塞，这就是美剧《LIE TO ME》中那位精通“微表情”的卡尔·莱曼博士啊。

有头脑有手段，又会察言观色，自然一呼百应。如同古代绿林之人，身为“大佬”，他们颇有“散尽家财只为笼络人心，三教九流打理各界”的神韵，游走在草根和公权之间，“黑白通吃”，仗义疏财。

牟其中便是最具江湖情结的一个商业传奇。关于他的故事，冯仑在《野蛮生长》一书中有过记录，大意是当时的南德很江湖气派，这里的工作人员也不像一个现代企业职工那么规范，反而带着江湖习气，老板牟其中更是江湖大佬，进过监狱，叛过死刑，但都化险为夷，这种传奇经历招来了很多江湖上的人员，很多人他根本不认识，但是他就像一位武林盟主，来者便是客，随便吃喝，牟其中罩着。

由此可见，牟其中就是当代“及时雨哥哥”宋公明啊，仗义疏财，交朋结友。做成换飞机生意后，许多人慕名而来，来拜会这位“伟大的”商业导师。冯仑就是其中之一，但细节打败崇拜，根据他的回忆，老牟五十多岁的人了还像个年轻小伙子，火气很冲，有次在饭店吃饭，还为了一个凳子把别人一拳打得嘴巴裂开，缝了五针，走在外面看到有人打架，他就大声叫喊，打啊。于是冯仑认定此人身上有一股流氓无产者习气和绿林土匪劲儿，南德集团行将坏死，遂与王功权等人抽身而去。

第一代企业家多倾向于帮派结盟的方式管理企业，带有很强的“匪气”。

这实际上是那个年代特有的产物，他们所受的教育是支离破碎的，他们的价值观处在今天人们无法想象的巨变中——当然了，笔者并非无视80后今日困境，但当年的人们身上所带有的匪气和愤怒，更为真实，也更直白。

由是可知，即便那批人有所成就，也注定不可长久。小富即安、没有长远规划，赚到一笔钱，大家急着分红，于是一拍两散，坚持到今天依旧保持创业激情的民营企业寥寥无几。处于夹缝年代的第一代富人往往通过江湖手段赚得第一桶金，但企业价值观的先天缺失，让他们难免昙花一现、遽生遽灭的命运。憋屈

江湖逍遥，但同样的，江湖也有险恶一面。谁没事撑得，愿意深陷其中呢？要知道江湖易入难出，身不由己。借用王菲的歌词：“我也不想这么样，起起伏伏……”

既然不想，那为何又下水呢？呔，迫不得已啊。

国营企业是老大，谁也惹不起，但我一个小个体户勤劳致富总可以吧？无数人抱着这样的想法，冲到了财富泛起涟漪的江湖中，然而，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心神不宁，朝不保夕。时至今日，何尝不是如此？

在长沙，国营红星饭店营业员唐明德怒不可遏，霸气外露，摔碎了李分龙饮食摊的四五个碗。原来，当地工商管理部门对个体户李分龙颁发了营业执照，准许他在指定的范围内办一个饮食摊点。

这个饮食摊紧邻国营红星饭店，这家伙，注定会是一场悲喜交加的邂逅。个体户对客人那是从善如流，客人想吃啥就给你做啥，吃不了一份给你做半份，客人一进门，老板笑脸相迎，“客官里边请，您是打尖儿还是住店，稍待片刻，小二给您沏壶茶……”相比之下，国营饭店“您爱来不来，来我这儿吃饭那是你的荣幸，什么？给你沏壶茶？去，边儿呆着去……”，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呀。

红星饭店一下子门可罗雀了，最少的一天营业额只有几块钱。红星饭店的职员怒了，奶奶个熊，我们根正苗红的大饭店，岂容你草根小儿抢生意，于是就发生了砸碗事件。

事后，有关部门派人调查。说白了这就是个“官官相护”，调查人听取红星饭店片面之词，回来汇报说，这次砸碗事件主要是李分龙寻衅，红星饭店无责。

当时正处于个体与国营矛盾冲突的高发期，媒体也对此非常关注。事后有记者调查后写成报告递交给当地政府，政府领导却说，这个事情我们晓得，你的报告并不全面。记者也是个硬茬，我的调查很全面，你们如果不管那我就直接登报了。领导也怒了，你有胆就登报试试。

言语之间，分明是一位黑帮大哥嘛。

得亏当时没有微博，要不这句话可与“屁民”、“我爸是李刚”、“骂政府的都是人渣”等经典官员语录相媲美，看来我国的有些干部说话不过大脑、老子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真个是“历史悠久”哦。

您说说，这样恶劣的创富环境下，苦不堪言的人们又怎么能没点“愤恨”与“委屈”呢？受了委屈还没地方说理，那就只能让自己变得强悍，变得不那么好欺负了。

这大概就是早期的财富追逐者们身上有“匪气”的深层心理原因。换句话说，我也不想这样不讲规则，我是想规规矩矩来的，可是，我没办法呀。孰士孰匪？

有关部门的强势与阻挠，是改革年代的个体户们最害怕也最无奈的。尽管中央已经说了，个体经济是我国经济的有效组成部分，但落实到地方上，那套“赚钱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就应该共贫穷”的落后思维依旧是主流——直至今日，这种弊病已经消失，但在“吃拿卡要”、“就是不让你痛快”这方面，有关部门那是一脉相承。

浙江路桥是东南沿海名镇，什么戒指、耳环这类的小五金手工业品制作精美，行销全国。然而，眼瞅着做这个生意的人越来越多，路桥区委坐不住了，这是搞“资本主义”呀，一个个不老实待着，净是想着法做小生意，把我们有关部门摆在哪里了？不行，我们得管管。

这天，有几位政府人员恰巧路过，又很凑巧地看到了蔡继泽正在家里倒弄小五金产品，这几位闲的蛋疼的工作人员马上向领导汇报，之后，又在领导授意之下，带着执法人员来到蔡家，对其进行资本主义的活动进行抄家。

抄家啊，这得多大的阶级仇恨啊，人家不过做了几个戒指耳环，多大个事？可是放在当年，那就是罪恶，那就是挖集体经济墙角的土匪……

中午，执法人员结伴而来，见什么搬走什么，原料、家伙事儿、成品，统统拿走，还踹开人家的卧房，砸烂衣柜和家具，把衣服逐件抖开，墙面也要砸开，被子、床统统破坏，那股敬业的劲头和缉毒民警搜查毒贩似的。

最后，这帮不明身份却又众所周知的“执法人员”把家里新买的电视机、电风扇等电器一股脑搬走。

这……到底，谁成了匪，谁又成了魔呢？这种问题，在改革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屡见不鲜，假借“阶级正义”之名，实则蛮横抢夺，可怜了一批老实人，多年后这些人坚持下来，成了富豪，对这些江湖往事，笑而不语。

我们姑且称他们为“第一代富豪”。这一代人，多数是做小商品的、城市无业人员、农民伯伯，他们处于社会边缘，身心都受到排挤，他们如此迷茫又如此坚韧，穿过那段荒谬的年华，能挺下来的，都是生活的赢家。33岁正当年

凡夫俗子只受累于市井牵绊，哪有“人过留名”的胆子？现如今有人常说，出名要趁早，做生意也要趁早。这个早，说的是十八九岁正当年，但有一位豪杰，偏偏以33岁“高龄”下海经商。

说来，也是时代使然。

33岁的郑秀康，边工作边做制鞋学徒，目的只是为了改善日子，养活老婆孩子。1980年代，生活依然艰辛，郑秀康听闻国家鼓励自由创业，果断给单位递交辞职信，下海开办皮鞋作坊，原本她还想做沙发，但是受限于家里面积太小，只能选择更小的商品——皮鞋。

在那个小小的家里，她辛劳做鞋，却信心十足。手工作坊式的生产，是新一轮的商业萌芽。这种模式，本来应该在几百年前就有实质转变，怎料，百年战乱，只留下一个残缺的轮回，和一个僵化的体制。

场地解决了，可是资金呢？实在没办法，他老婆把自己的嫁妆拿出来，半价甩卖，凑足了启动资金。更大的挑战则是家人的不解，说你们这是要干啥啊，家里有老有小，你们却破釜沉舟，这是不想过了还是咋的。

就在这种充满巨大压力的氛围之下，小作坊运作起来了，每天要工作到凌晨，双手饱经针线磨砺，竟然控制不住地抖动，如此一天的产量是三双皮鞋，一个月下来，竟然能赚几百元，这个数字让郑秀康的所有付出都值得了。

瞧瞧，舍得一身剐，竟然骑上了千里马。豪气。想说爱你不容易

多年后的光鲜，无法遮挡创富早期的苦痛。那种感觉，有时候莫名其妙，有时候命中注定，大多数人，死于妥协，抗争的那些人，野性难驯，却意外又巧合地赶上了好时代。但是，这个好时代，真的让人“想说爱你不容易”。

乔金岭的创业路与改革开放初期那一批企业家大同小异，他们的创业路充满了坎坷与冒险。

出生于河南某穷苦人家的乔金岭，早年丧父，父亲外出掉进黄河，尸骨无存。早年苦痛使年幼的他对待生活的态度有了变化，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孩一夜间成了充满渴望的大人。

1980年，身无分文的乔金岭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准备创办一家化工厂，主营石棉瓦和硫酸铜。摆在面前的困难是实际的，厂房、地皮、生产设备啥都没有，可谓真正的“三无工厂”，就这样还想着盈利，开玩笑呢大哥？

人家乔金岭却把这个玩笑变成了传奇。他磨破嘴皮子、跑断了腿，最终筹到3000元，勉强满足工厂生产所用。到了年底，一算账，刨去所有债务，这个化工厂竟然剩下10万元净利润，职工也从开始的20人猛增到100多人。

能人，总是让人嫉妒的，尤其是当他面对一个霸道的组织时。很快，县乡镇企业局的一纸红头文件将企业收归集体，乔金岭被迫离开工厂。

乔金岭走了，工厂的盈利萎缩那叫一个“立竿见影”。两年半后，职工们不干了，厂长厂长你在哪里，我们呼唤你。乔金岭在民意和地方政府无力支撑的双重背景下，重回工厂。此时，原本蒸蒸日上的工厂已经亏损47万元，银行贷款72万元。

此情此景，并没将他打倒。他拿出库房中积压已久的编织袋，找化肥厂换回3000吨化肥，转手一卖赚到50万元。凭借这珍贵的50万元，乔金岭购买了省内技术院研发的人造金刚石专利，从此，黄河集团开始迅速发展。

虽然看起来很顺利，却暗藏危机。2003年9月7日，乔金岭像平时一样，独自在房间里思考自己的事业。许久，老伴进来之后，却发现他已告别人世。这个突然的离去，丝毫没有预兆，所有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这之后，关于其死因传出了诸多揣测，最终，官方和民间都无奈地盖棺定论，乔金岭属于自杀。

亿万富豪的死去，总有些捉摸不着之感。笔者讨厌各种阴谋论，却也对他们死于巅峰时常充满困惑。

一个早年充满豪气，甚至匪气的人，为何在坐拥亿万之际选择死亡，或者被死亡，你能说得清吗？难道还有比曾经的挫折更让他们害怕的事情？刘希贵卖血记

豪气冲天的人，自有一股豁出性命、只为财富的生猛之力。

刘希贵记不清具体日子了。那天上午才卖过血，下午又进了另一家医院，求大夫买他300毫升血，因为家里养的40头猪还饿着……

若干年后，他的职位已经是沈阳首家民营企业集团董事长。又几年过去，他代表省内民营企业成为辽宁省人大代表。风光一时，然而谁又想到，当年过度卖血，落下了病根，手脚冰凉，不得不常年穿棉裤、棉鞋，睡觉必须用电褥。

悲剧啊。回想这个故事，让人难免心生怜悯，富豪的路，甘甜带着苦涩，谁能承受？

1980年，24岁的刘希贵和他的兄弟、小舅子一家凑了几百元钱，办起了养猪场和豆腐坊。创业初总是艰苦的，却也省心，猪场里没多少猪，豆腐渣这种饲料也能自给自足。等到猪场里拥有40头大猪之际，饲料不够了。没有余粮也没有资金购买饲料，怎么办？刘希贵一狠心，卖血换钱。他托人要来血证，刘希贵献了300毫升血，换回48元钱、2.5公斤糖票、2.5公斤鸡蛋票和一些票据。他用这48元钱买了500斤玉米面，解决了燃眉之急。

血路一入深似海，他对卖血这项“业务”已经轻车熟路。年轻的猪场主人分别托人在沈阳、抚顺、本溪弄了四个献血证，在短短两年内，一共卖血30余次。多年以后，刘希贵的胳臂上仍然留着当年卖血留下的针孔伤痕。

随着卖血越来越频繁，猪场的效益也大幅度提升。有钱的刘希贵不再卖血，他做起了货物运输，名下的车队逐渐壮大，他也迈入了沈阳甚至全国首批“万元户”，后来又称为首批百万富翁，因此还得名“刘百万”。

用卖血换来的百万之名，个中辛酸，一言难尽。带刀上任

有的人悲凉，有的人张狂。还有的人，带刀上任，犹如狂想。

1978年，楼忠福到浙江东阳的一家建筑公司当起了小工。过了一阵子，他就因为头脑灵活又踏实肯干，破格升任公司的材料科长。但壮志未酬的楼哥却野心勃勃，向往着更高的平台。等到第6个年头，公司经理到了退休年龄，需要确定接班人。

楼忠福曾当面对笔者说，如果照以前的规矩，公司里提拔经理是要按资历的，那时候比他有资历的一抓一大把，可是他不服气，他一定要当上经理。

楼哥打定主意，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他找遍了有权决定经理职位的领导，向他们毛遂自荐，恳切之情让人动容，一些领导也感受到这位来客的雄心壮志，可是这也无法改变公司的既定游戏规则啊，这个年轻人无法服众。

前经理的儿子也跑来和楼忠福当面对峙，责问他怎如此大胆。结果楼忠福说了一句话，你爹当经理的时候都得听我的，你凭啥来跟我抢这个位子呢？

对待众人质疑，楼忠福决定来点硬货。他得到了一些主要领导的支持，于是在新任经理的就职大会上，楼忠福提着菜刀站在讲台上，掏出公司公章深深地划了三刀，随后掷地有声地对着台下闹哄哄的人群说，从今往后，只有盖了这个公章的文件，才算通过了我这个新经理的认可，否则与我没有任何关系，也与我领导的公司没有任何关系。

这位带刀上任的楼忠福，用大刀阔斧砍出了一条富豪之路。这个经历，无法复制。

你不是个俗人

陈词滥调、人云亦云、定势思维、固步自封……关于俗人，有无数个词汇来形容，但这些词汇又奇特地汇聚到中国的富人身上，他们善于模仿，善于跟风，而且往往能走通别人的道路，因此就有了多年以后的那个段子：“唐骏说我的成功可以复制，马化腾说我的复制可以成功，郭敬明说我可以成功的复制粘贴……”

笔者笑而不语，相信诸位也懂得其中的秘密。但有个问题，为什么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有的人就能够大行其道，有的人却不行呢？

知易行难。从这方面而言，在别人说烂了的故事里获得经验，继而成为下一个雷同故事里的男主角，着实不是件易事，也因此，这些人不是“俗人”——唐骏的假学历，并不妨碍他继续“成功”；马化腾的“QQ复制”反而让他成为“巨无霸”；郭敬明的“复制粘贴”让他开创了一条“逆流成河”的商业写作之路。

笔者讲这些事情，并不是褒扬，而是无奈。回顾富豪赚钱的历史，他们曾经是开创者，曾经是探路者，但多年以后，却不得不走上一条“恶性模仿”甚至是“欺世盗名”的不归路，创新谈何容易。

原因何在？你知我知，天知地知，有人却故作不知。要在如此微妙的环境下继续赚钱，表面上，须装作一个俗人，即便骨子里，你真的不是一个俗人……“欲练此功必先自宫”

大商人往往有双重身份：一官半职的头衔、正经八百的生意人。这就是中国商业几千年来人所皆知的秘密。要达到这个境界，往往得低头做人，主动逢迎，结交权贵。性子耿直，言必称“尼玛狗官”的人，做不来。

这个缘故，有人跟笔者酒后吐真言：“做生意犹如练葵花宝典，欲练此功必先自宫……”

秋风中，乌鲁木齐一派萧瑟。当地一家经营粤菜酒店的日子也不好过，老板欠着一屁股帐，逃之夭夭。孙广信偏不信邪，他觉着这酒店地段不错，定位也不赖，赔钱比赚钱难。于是找到原酒楼老板助理，一番磋谈，最后以60万元的价格当了下家。

承包海鲜酒楼对孙广信而言，获不获利倒不是那么重，套取信息才是最根本的目的——说白了，人家就是奔着“自宫”来的。

他夜观星象，明白此中真意。吃惯了牛羊肉的新疆人，看到河蟹、法克鱿之类的水中之物，一般都退避三舍，海鲜价位又普遍较高，来酒楼吃饭的客户群应该见多识广，肯定非富既贵。所以，他亲任酒家前堂经理，观察顾客、琢磨顾客。

一天，来了位客人，爽快地订了一桌5000元的酒席。这好比今天有人来到倪氏海泰大酒楼，拍下一百万，订了一个包间，孙广信震惊了，什么人这样有钱，出手这样阔绰，便嘱咐包间服务员工留心这群人的身份。经过打听，他如梦初醒，原来客人宴请的嘉宾是石油系统的人员。新疆塔里木盆地刚发现大油田，正在进行开发。每年国家在油田建设上都是上百亿元的投入，吃饭宴请的这点钱，毛毛雨啦。

心里有了想法的孙广信觉得，“我就守在家门口，为什么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他利用酒楼的便利，主动为客人送上果盘，自己拿着一瓶陈年红酒，与石油系统的客商指点江山。客人一看，哟，这老板上道，讲究，人家还常常为他们免单。一来二去，双方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

有便宜不占，傻帽啊？客商们也就恭敬不如从命了。一次，两名在油田工作的朋友向孙广信借车，路上车翻了。孙广信听说后，拿上酒楼所有现金，直奔医院。见面后，受伤的朋友不好意思了，说老孙啊，你看这车让我们弄坏了，赔多少钱？孙广信当下一拍大腿，说啥呢，当我朋友吗？只要人没事比什么都好。

瞧瞧人家这话说的，这朋友当得，值当。出院之后，他们主动介绍客户资源，劝孙广信做石油贸易，“赚钱也要赚大钱。”有朋友帮助，孙广信第一单生意做的得心应手，仅3个月时间，获纯利润23万元。此后，他干脆卖掉了海鲜酒楼，成立进出口贸易发展公司，自此神功练就，财路洞开。不俗打工仔

孙广信在当时已经算有钱人，与他相比，无数打工仔的故事更有“英雄辈出”的色彩。他们的故事将在多年后成就广为人知的段子。当这些段子变得千篇一律之际，没人知道，当初的月亮是白的还是黄的。只知道，苦逼不酷毙，俗人不庸俗。

成百上千名五湖四海汇聚而来的打工妹们，奔赴广东，面对她们陌生又充满憧憬的新生活。多年后在中国内地富豪榜上一鸣惊人的女性首富张茵，也在这时候来到了深圳。

张茵的祖籍在山东，但出生在广东韶关，童年又在黑龙江省鸡西市度过。由于家境窘迫，家里一共七个孩子，身为老大的张茵就必须承担起操持家务的重担，还要照顾其他弟妹，此外，她还要每天步行十里求学。

1982年，张茵举家南下，前往广东，迈入新的生活。

之后，张茵有了一个学习财会专业的机会，学成之后又幸运地进了一家厂子当起了会计，后来跳槽去了某合资企业，继续从事财务工作。就是在这家合资公司里，张茵接触到面向香港纸业生意，这为她以后的职业生涯奠定了基础。

多年后，她与爱人出走海外，靠着人脉，从捡破烂开始，一步步走到与王侯贵族同路。

张茵回归广东，同在广东的梁亮胜却要离开广东了。

这位广东小伙带着太太，与厂里的其他数十名工人一起坐上了开往香港的轮渡，到达之后又挤在一间面积仅四平米的小窝棚里。

要说梁亮胜的祖上，其实还是印尼华侨，但父母这一辈，都在中国生活，而且是国企的工人。梁亮胜本人又是老三届，文革期间上山下乡，凭着毅力与坚持在煤油灯下自学了大学课程。1970年，他通过招工，进入矿山，当了一段时间的井下矿工，再后来，由于比较有文化，就负责编印厂矿宣传刊物，还被调到文化局成了一名摄影师。

来到香港之后，梁亮胜夫妇不畏艰苦，他们晚上挤在沙发上就寝，虽然今天的年轻人很难想象那种绝境，梁亮胜却觉得充满希望，他来到香港，最主要的也不是赚钱，而是开拓眼界，他知道，一个巨大的机会就在眼前，一个大时代将要展开胸怀，他必须为此做好准备，于是他在3年时间里，系统全面地研究观摩了香港的航运、国际贸易与管理，还自学了英语。

梁亮胜已经成为一名做好准备的打工仔了，现在就差一个机会。通过一年一度的“广交会”，他了解到内地急需檀香木，正好他接触过的国际贸易公司这个项目，通过做中间人，一年就赚了200万美金。

这之后的两年里，梁亮胜一门心思做国贸，他做了充分的市场调研，同时积极寻找海外公司进行合作，最终选定化妆品进出口作为主业，从此登堂入室。

张茵与梁亮胜，这两位打工者，幸运地成为见证那个大时代的财富缔造者，可是他们又不完全因为幸运，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自己的勤奋和眼光，找到了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域。

和他们同样的打工仔打工妹不计其数，但头脑活络、肯学肯干、为人谦逊、胸怀大志，这样的人在一帮俗人中又显得难能可贵——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的传奇，是真的传奇，不是表面传奇，背后运气或权贵人脉铸就，这是当年的打工仔故事最令人心动的地方。没吃过亏好意思当富人吗

俗人俗话：“吃亏是福”。生意人的吃亏，往往迫不得已。也许很多年后，回首当初的上当受骗，只会自我调侃：“没吃过亏，好意思说自己是富人吗？”

下海之前，左宗申也是捧着“铁饭碗”的职工，这个铁饭碗就是重庆瓷厂。下海之后，左宗申和妻子袁德秀尝试过很多行业，他们跑了许多地方，贩卖武侠小说、服装、水果。可是由于没有经验，做生意撞到了骗子，两万元本金损失殆尽。

饱受挫折后，左宗申一度想要放弃，他已经年过三十，俗话说人过了三十不再转行，可是他实在不甘心平庸一生。

在妻子的鼓励下，他决定继续战斗。跟着一个亲戚，左宗申以三十岁高龄学习摩托车修理，没想到他很有天赋，进步很快，成了汽修厂里的第一把修理高手。

整个一觅得武林绝学的无名小卒啊，出师之后，左宗申开了个摩托修理铺，一修就是八年。

这日，他在朋友的嘱托下前往重庆的一家中学校办摩托厂，帮朋友购买一辆三轮摩托。无心插柳柳成荫，他意外发现这家小厂生意非常火爆，而且周边小旅馆都住满了南来北往的客户，都是要买摩托车的人。

打听之后，原来摩托车销售火爆的原因在于发动机货源紧张，左宗申乐了，不就是摩托车发动机吗，他修理了那么多台，就算自己组装也并非难事。和校办工厂的负责人聊了一会儿，对方也看得出来这是行家，双方一拍即合。

几天后，厂长带着人来到左宗申的汽修厂，给他下了订单，预定由左宗申组装的发动机，一百台。这个生意就这么不经意间做成了。

重庆的市场毕竟有限，左宗申有更大的野心。他带着自己组装的发动机，全国各地跑推销，目标很明确，就是各地的发动机生产厂家，和对方谈合作，学经验。一路上千里万里，火车上买不到坐票就站着，一站就是几天几夜，这种疲劳却根本掩盖不了他对未来的满腔希望。

两个月之后，基本上全中国的发动机厂家他都拜访过了，最终得出结论，这种发动机不愁卖不掉。

重新返回重庆，左宗申决心干一番大事业了。他把几年来汽修赚下的钱全部投入新事业，成立了宗申摩托车公司，这位半道出家的汽修工人，终于步入正轨。

二十年之后，他的宗申集团年销售额突破百亿元，成了重庆乃至全国排名前列的民营企业。

从最初的上当受骗，到后来的精益求精，一路走来，只有天知道，不俗之人方能忍受这万般苦痛，当他绝望的时候，是什么力量让他看到希望？答曰，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但我不是个俗人。天生商人

李书福的那句“请给我一个失败的机会”是今天的民营企业家津津乐道的励志故事，讲得多了，有点腻歪。什么事情都得第一个做，这就是原创的魅力。富人的成长经历，正是看似相同，其实各异的桥段。

一个个俗不可耐的情节背后，是他们在各自领域内目的不同、道路不同、结局相同的奋斗，这就是“俗人”其实不是俗人的原理。

台州之名，知者甚少。可是，提起台州人李书福，这个个子不高、文化有限的男人，却收购了世界名车沃尔沃，而且是以民营企业家的身份。

此事重量，你懂的。

1982年，台州市温岭县工商局打破惯例，给当地牧屿工艺品厂注册核发了“社员联营集体”营业执照，台州因此成为中国股份合作经济的发祥地。同年，在台州一个贫穷落后的山村长大的李书福，由于3分之差没有考上大学。

两个看似无关的细节，却注定了商人李书福的命脉前程。身在一个富有商业勇气和改革精神的地方，他的商业情结，无疑有了天生我才的意味。

落榜书生李书福拿着家人给的120元，开了一家小照相馆，成了小商人。事实上，他“很小就挣钱了。七八岁在村子里给人放牛，拉风箱，放牛一天挣三毛钱，拉风箱可以挣到五毛。”可是，李书福用以示人的简历，却很难发现照相馆的经历，他大概是有意遗忘这段不怎么出彩的往事吧。

纵观李书福的履历，开始点大多是1984年。这年，他已经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士了，头衔是黄岩县石曲冰箱配件厂厂长。

这家厂子，也是从偶然经历得来的创意。李书福在某个下雨天外出，无奈皮鞋破了，就找到一个修鞋店，却看到店里的师傅都在打磨一种小铁片，聊天之后得知，这是生产冰箱的一种零件。修鞋师傅们很得意，告诉他，这玩意儿可值钱，有多少就能卖多少。

李书福毕竟不是修鞋师傅，他看问题的角度更高远，相比起小打小闹，他直接创办了一家冰箱配件厂。

他果真不是俗人啊。在那个年代，像他这样有想法的人不少，但大多数都只是想想，根本不会实施，李书福却不同，他不仅敢想，而且想到就去做。

厂子刚办起来的时候，只是在自己的家里，他发动自己的家族亲戚一起来加工配件，这种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却让他这样的试水者获得了第一桶金。

果然如修鞋师傅所说，这种配件有多少就能卖多少。过了一段时间，李书福不满于现状，他想做更远大的事情——生产冰箱。

冰箱和配件不同，要做冰箱需要一整套繁琐严密的审批，可是李书福并不在意，那个破旧立新的年代，需要的就是这些有想法的人们打破藩篱，钻到真空地带，快速奔跑。

冰箱厂成立不久之后，生意就异常火爆，当时还不到30岁的李书福，则成了有名的千万富翁。

做生意的好手，是人精。他的故事，笔者只粗略速写，已经让人心潮澎湃，但背后的点滴，没经历过的人无法体会，总而言之，时代会塑造一个人，一个人也可以塑造一个时代。这就是，天生的商人，大俗又不俗。有钱人更要有文化

我们印象中的富豪，大多粗鄙低劣，事实上，这也折射出商人天生具有商业洞察力与行动力，而不甘于静下心做一个谦谦君子。然而，进入新时代的富豪们，却更懂得文化的重要性，因为文化本身也是一种财富。

1995年，在辽宁文物局，由于单位要搬迁，一个库房里堆积的大箱子被搬了出来，打开之后，众人皆惊。原来这箱子里满满的都是名家字画，吴冠中、刘海粟、傅抱石、李可染等，几乎每件都是无价之宝，总计有百幅。

此时已经身家不菲的王健林，听闻消息之后立刻拍马赶到。当时和他一样有钱的人没他有品位，比他识货的人又没他有钱。

虽说他有钱，但那个年代，这些珍贵文物也不是谁说卖就能卖的。眼瞅着一箱子宝贝，王健林实在眼馋。

这些画作是1963年全国经济刚好转的时候东北政府组织全国知名画家来东北写生的产物，画中场景遍布长白山，穿越临海跨过雪地，画家们和全国民众一样刚从颓废的经济中走出来，吃饱喝足之后兴致高昂，在山上待了一个月左右，下山之后都带着五六幅画卷，就连以低产闻名的吴冠中，也画了一幅。这些画作被收藏于大箱子之中，在之后的动乱中无人问津。

这么珍贵的东西，王健林也不是轻而易举就能买到，事实上，保管文物的工作人员说，不管多少钱都不卖，这是历史。王健林前后跑了几次，还是无果，现在回忆起来还是有些懊恼，不过反倒也敬佩保管者的认真负责。

此后的王健林就一头扎进了收藏圈，地产为他赢得了无数财富，而收藏则让他归于平静。他把收藏也当做一门创造财富的生意来做，当然，这是一门有文化的生意。

国内收藏界今天熟知的吴冠中等著名画家，和王健林在背后的推捧不无关系。

1998年，嘉德中国春季拍卖会上，傅抱石的一幅作品拍出了近四百万的天价，八年之后，这幅名为《龙盘虎踞今胜昔》的长篇巨作收入万达集团的公司展厅。2000年，八大山人的《孤禽图》在经过几十轮的竞拍之后，由万达以近五百万元拍得。

在中国美术馆，王健林的万达集团为石齐举办过个人画展，并占用首层的全部展厅。这位画家在展览开始前也不知道会有哪些自己的作品展出，画展上，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很多早年间的作品也悉数展出，不得不感慨万达在收藏方面的低调与功力。

有圈内人啧啧称奇，在美术馆举办的这些画展，任何一幅作品售出都价值不菲，而王健林的万达能在如此高规格的展厅，以文化部名义主办，可见其在收藏圈子里的地位。

谁能说这样的富豪没文化呢？

小马阿萌

美国有一支乐队叫“YOUNG MONEY”，直译过来意为“年轻就是本钱”。在1978年到1992年之间，改革的中国正在经历一场由国家发起、勇者探路、全民观望的商业浪潮。在这些探路者之中，各色人等一应俱全，农民、工人、干部、科学家，都参与到这个商业试验中来。从年龄结构划分，老中青，传帮带，尤其是年轻人，酷似不怕虎的初生小马，他们创富的故事，真心带劲儿。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文艺青年们酸溜溜地说着“我无房无车，但有一颗陪你到老的心”，蒙骗了无知少女，却蒙骗不了残酷的时代。事实上，80后面对的“无房无车”与当年的苦孩子相比，还算不上真正的“一无所有”。

什么叫一无所有？就是你想有点什么，都没那个机会，因为整个时代都是一无所有。话说回来，从这个时代走来的苦逼青年们，正是多了一份野心，才不至于真的一无所有。

1986年，穷苦年轻人袁宝璟，在位于北京的中国政法大学，马上要升上大二了。从乡村走来的苦孩子，正慢慢适应这座大城市的一切。虽然穷，可是袁宝璟从未放弃对生活的希望，他知道，现在的穷只是暂时的。

这天，他和朋友们一起听了一场演唱会，这也是北京的生活一角，只要你愿意，文化活动遍地都是。在这场演唱会上，他第一次现场听到了那个年代的摇滚教父崔健演唱的《一无所有》。

那个年代的很多人都一无所有，但结局取决于你愿意为现状做些什么。

袁宝璟愿意做的，就是想办法挣钱，他帮人抄写书稿，抄写信封，换取微薄的收入。有了一点积蓄再去购买小商品，在学校贩卖；积蓄更多的时候，他买来三轮车，跑到城市里给小卖部送货。最后，他终于做了一件“体面”的兼职工作，替证券公司推销股票。

毫无背景、只有背影的他除了玩命吆喝、自我推销，没有别的办法。要改变世界，先改变自己。

快毕业的时候，其他同学都在等待分配通知，袁宝璟却颇有远见地背上一包简历，跑到大企业去毛遂自荐，一家大银行看中了他的勇气以及曾经推销股票的兼职经验，破格将其录取。

进入这家银行之后，袁宝璟继续奋斗，曾经在一天之内卖掉高达数千万元的股票，名声大震。

卖再多股票，也是为别人打工，他要自己干。

It's time to say goodbye了，袁宝璟离开这家银行，用20万资金，在北京郊区开始更大的生意，他收购当时很流行的黑小麦专利，又租来土地，种植黑小麦，丰收之后出售麦种，净赚200万元。

从一无所有，到赚得百万，袁宝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没有耕坏的地，只有累坏的牛。即便整个时代都一无所有，只要肯下力气，愿意打拼，没有什么办不成。富人嘛，得对自己狠一点。中国病人

在年轻的苦难中，奋力挣扎的还有徐冠巨。

他在几年前患上一种名叫溶血性贫血的、几乎无法治愈的血液病，医生给他下了诊断书，说他最多也只能再活10年。家里为治病，两个月就欠下三万元巨债。

要不是这场病，徐家在当地其实也算中上人家。早年间父母做苗木的栽种生意，早在1980年代初就是当地的“万元户”，家里住的是3层楼房。然而就在徐冠巨患病之后，祸不单行，苗木生意严重亏损，苗圃被迫关门，徐家破产了。

没办法，徐冠巨和父亲不能坐以待毙，他们决定重新选择一个行业，好不容易凑了几千块钱，在自己手工作坊里生产液体肥皂，这个生意不用投入太多，生产工艺也不复杂，就是需要投入很多体力。

可是，身处绝境之中，可以付出体力换取希望，这也是一种恩赐。父子俩夜以继日，夜里生产，白天走村串户叫卖，日复一日，不辞劳苦。

一边是怪病缠身，一边是破产绝境。然而，死过一次，还怕什么？在这样的想法支撑下，年轻的中国病人徐冠巨，随时与生活抗争，他活不过别人，但要猛过别人。

老天开眼，这对父子终于熬过来了，那个时代生活用品比较短缺，做液体肥皂的人不多，但有需求的人家遍地都是，生意慢慢好起来了，一天下来能赚到一百元，这是一个客观的数字。到了第二年，父子俩没有止步不前，而是把销售对象提升了一个层级，主要给当地供销社送货，仅仅一年，欠债还清，还有结余。更令人欣慰的是，在充满希望与正能量的奋斗中，徐冠巨的怪病竟然痊愈了。

这是个奇迹，它就是发生了，至于你信不信，反正笔者是信了。满脑子钞票

今天的舆论普遍认为“金钱至上”走入歧途，用金钱衡量一切让我们人不人鬼不鬼。而在30年前，“金钱至上”可以与“打破僵化的体制”相媲美，象征着自由之风。

年轻的江苏人车建新正是一个满脑子钞票的典型。

他自称从来不是一个“好学生”，“初中没毕业，满脑子想着赚钱的事了”。少年时代，他孑然一身闯荡城市，在工地做伙夫，一年后开始接触木工手艺。工地上开饭，他主动给师傅盛饭，到了闲暇时，给师傅洗衣服，铺床单，师傅一般在老家有田地，他就跑到师傅家帮忙秋收。于是，哪个师傅不喜欢车建新呢？很快，他就学成出师了。

自己承包的第一个生意在西安。当时身怀木工手艺的他并不知道这里是否有钱赚，只是坐在路边等待需要木工的客户，一个月之后他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为了打开局面，他全心全意给人干活，还处于青春期的塔总感到吃不饱。在西安，他第一次吃肉夹馍，因为囊中羞涩又实在想吃，做了半天思想斗争：“要不要豁出去买一个肉夹馍来吃？”

这样的小事多年后想来倍感心酸，却是真实回忆。过了一年，他吃尽苦头，却没赚到多少钱，他开始想着做一点别的事情，给别人打工，永远赚不到大钱。他返回老家，自己创业，启动资金是一个亲戚准备盖房的几百元钱。

他走访当地很多工厂、企业，推销自己的家具制造手艺，大多数人拒绝了他，但终于还是有一家商店决定让他试试，这是一套组合家具，车建新按照家具图纸很快就做出了成品，老板比较满意，他赚到了公司第一笔钱，两百元。

后来，他的红星家具城以此为基础，慢慢发展起来了。

看似平淡如风，实际波诡云谲。“满脑子钞票”和今日“满脑子平等”、“满脑子真实”，是同样的力量，年轻人有目标，才有力量。这是富豪成长经历中除了钞票之外最大的妙处。再猛也得靠人脉

年轻人如同小马，手脚勤快，有眼力劲儿，招人喜爱，然而，勇猛的小马若想成为富豪，在这个国度，还是得用人脉说话。

这对于初出茅庐不谙世事的青年而言，很难。

这年，二十出头的蒋锡培开了一家小工厂，专为钟表厂加工零配件。虽然在这个行业浸淫多年，可是他亲自办起工厂，并非一帆风顺，很快他就遇上了不顺，在和一家国企发生龃龉之后，输了官司，资不抵债。

您看，小马再猛，也得看清时势啊，有些事情，不是用真理能解决的。

为了等待法院的判决，蒋锡培和父亲在皖北一直等了7天。钱耗光了，从10元一天的旅馆搬到5元一天的旅馆，吃饭由一天三顿减少到一天两顿。本来想和解，还给国企领导买了一些茶壶烟灰缸作为礼物，可是实在等不下去了，就把礼物卖掉换一点钱作为盘缠。即便如此，等来的结果还是失败，法院一审二审都判他们输，一百万货款打了水漂。

悲催的父子俩，身上此时就剩下一毛钱，连回程的车票钱都凑不够，百般哀求，班车司机发了慈悲，带他们回到老家。

此时已经破产的蒋锡培，却并未心灰意冷，他决定重头再来。他始终相信，挫折是一笔财富——至少，以后不会和国企打官司了。

一位在电缆厂上班的亲戚给他提供了一个情报，上海与江苏的电缆市场需求巨大，是个好机会。这位刚刚破产的年轻人，怀着巨大热情，求爷爷告奶奶借来了十万元，开了一家电缆贸易商店。

当然，事情还是不会一帆风顺，电缆生意面临的是更严苛的税收和关卡。一次从外地进货，蒋锡培跟车，深夜路过一个关卡，蒋锡培远远下车扫视，自认为没人看守，结果被埋伏在四周的执法人员抓个正着，罚款五万元。

经历的这些事情多了，他慢慢学会了通融之道，生意总算好了起来。

成长的路上，有很多关卡等着你，“不装孙子，怎能当爷爷？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赚钱。”蒋锡培就总结出两条定律：第一要守法，第二要和政府搞好关系。

三年以后，学乖了的蒋锡培脱胎换骨，由他控股、注册资金180万元的家族式企业“范道电工塑料厂（远东集团前身）”成立。此时，资金困难摆在面前，由于刚建厂，消耗巨大，流动资金捉襟见肘，一笔20万元的贷款成为生死存亡的关键。银行坚决不肯贷给他这笔钱，无奈，他找到乡党委书记出面给银行做工作，最后以乡财政作担保，才获得贷款。

和笔者交谈此事，蒋锡培感慨，民企单打独斗是很困难的，办企业要成长，就要学会顺应潮流，要懂得借助官方力量。有了这样的觉悟，蒋锡培递交入党申请书，成为党员之后，他的企业有了不一样的光芒，人们对他本人政治和官方背景的猜测，竟然为他的生意提供了保险。

这都是实战经验，就好比今天的很多巨富，为什么对“政协委员”之类的名头分外感冒，说白了，还是看中了身份背后的潜在利益。

蒋锡培的故事，说明人脉，尤其是政治人脉，对于商业是多么的重要。然而，事情又不是这么简单，正如前文所述，最聪明的商人，懂得组织的力量，也知道组织的不确定。正如陪太子读书，多一分有危险，少一分受冷落。

每个年轻人都懂得这个道理的时候，不知道是幸福还是悲哀。富可敌国的关系

前文讲过泰国华裔富豪严彬的故事，本节说到关系，不得不再说一下严彬。这位传奇富豪的人脉关系，可谓富可敌国，一般的有钱人能和某些部委官员有些交情已经不得了，可是严彬，却和泰国的国家领导人都交往甚密。

华彬国际大厦，几乎是华彬集团在每一个城市核心区都会有的标志建筑。北京建国门外也不例外，这里的华彬国际大厦，经常可见多国政坛要人，富商巨贾更是往来穿梭。在大厦门口，停泊的都是宾利、劳斯莱斯等世界顶级豪车。

更夸张的是，泰国驻华使馆也在华彬国际大厦内，种种细节都昭示着严彬和泰国领导人之间的密切关系。严彬更是登堂入室，为泰国上议院担任过经济顾问，中泰两国的政治交往中，也经常出现严彬陪同的身影。

在泰国，政界与商界密不可分，这是泰国的国家特色。在泰国，一个政党背后必然是财团与富商的支持。严彬刚刚成立华彬国际集团时，就与泰国政府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现在的华彬高尔夫，正是缘起此时，严彬本来并不打高尔夫，但是政府领袖对高尔夫的热爱影响了他，继而有了华彬高尔夫庄园。

2003年，泰国总统他信来中国访问，也亲自去过华彬大厦与华彬庄园，严彬也代表泰国推动两国经济合作。

具有如此高规格的人脉网络，严彬本人却异常低调。这又印证了富豪圈里的普遍规律，越有实力的富商，越低调不可轻易示人。

华彬集团牵线搭桥之下，中国的很多国有大企业都参与了两国经济合作，包括矿产、橡胶等原材料加工产业，盛产钾矿与橡胶的泰国已经在中国进口业务总占据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如今的华彬，旗下业务范围囊括了体育文化、旅游度假、饮料、贸易、房地产、矿产等多个领域。

严彬性格非常强势，但为人却很低调。他大部分时间都“宅”在华彬庄园别墅中，至于他发家的故事细节，更是无人知晓。华彬的高端物业却显露着这位超级富豪的品味，也或许是圈子里客人们的品味——周边酒店林立，庄园内各式城堡私家别墅。更重要的是，泰国的政要认可严彬的产业，这是他的财富核心。

除了房地产看似高高在上，严彬创立的红牛饮料其实是名符其实的“蓝领饮料”，在泰国，很多体力劳动者非常喜欢红牛，第一是功能性饮料有助于恢复体力，第二是红牛的售价相当便宜，每罐饮料只约等于不到3元人民币。

看来，严彬是一位从上到下都能大赚其钱的老板，而且他走在你身边，你根本不知道他是谁，真是典型的“闷声发大财”。敢想敢干，挣钱其实不难

在那个年代，尽管组织严密，尽管自由经济如同刚刚打开一条缝的大门，但只要有胆量，有想法，并能够付诸实践，即便你是年轻人，挣钱其实并不难。

之所以说当年的困难之下，赚钱不难，是因为今日的创业者要赚钱，委实不易，个中缘由，有心人自然懂得。今日的创业，要考虑的不是利润、而是各种税费，别的不多说了，笔者点到即止。

出生军人家庭的王健林，28岁成为一名正团级军官。转业后，他任大连市西岗区区政府办公室主任。

这是个典型的官员从商的故事。一年以后，负债数百万元的西岗区住宅开发公司濒临破产，区政府没辙了，面向全区公开招贤。

在仕途上光明无限的王健林不知道抽什么风，竟然主动请缨，区政府一看，哟呵，自己人，行啊，年轻人有一番抱负，值得鼓励。他借来100万元，扣除20万元的利息及50%的担保。所剩无几，这就是接手烂摊子的代价，放着好好的官不做，为别人还债，还自讨苦吃。

但是架不住人有想法，王健林知道房地产生意，和其他生意一样，最重要的是品质和投其所好——多简单的道理，做起来有多难。

他造出130多平方米的大户型、在北方率先设计了明窗大厅、采用铝合金窗，市场沸腾了。原本无人问津的地皮，王健林盖好的房子卖到1600元/平方米的“天价”，大家还纷纷买账，觉得这房子买的值。

你看，只要敢想敢干，挣钱其实容易。

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当时愁眉不展的地方政府，并不知道，原来生意可以这样做。他们没想到的还在后面。

从上家手里拿来的项目，施工由王健林来做，收益两方按比例分成。做一个项目大约能赚两百万；其他项目比如拆迁，工作量大、成本高、而且不是一般人能啃下来的硬骨头，王健林却乐得其成，他不管困难多大，先把这个项目揽到手，想办法做完之后，一共800多套房子迅速出手，挣到了1000多万。

王健林接手的公司，本质上还是国有企业，和那位使劲往政府身上靠的蒋锡培不同，王健林深受其苦——这真是围城外的人想进来，围城内的人想出去。

在体制下做生意，王健林倍感痛苦。他堂堂总经理，却连辞退两个不听话的司机都要跑去和上级领导诉苦，实在不行只能说出“他们不走我走”这样的话才让领导妥协；到了五一节，他带着公司员工出外旅游，这种看似正常的企业行为，却迅速被人反映到纪委。

不自由、受限制，最可怕的是，赚钱越来越多，自己的位置也越来越朝不保夕。此时，大连官方要选出几家当地国企作为东北区域企业改制试点企业，别的国企觉得这是坏事，王健林却一马当先，率先提出申请。过了几年，国有股份基本厘清，他的企业也终于蜕变成了现代化企业。

在南方，第一批股份制改革的企业里，有一家名叫“万科”的企业，总经理王石和这位东北的王健林一样，坚决摘掉红帽子。

看来，一个时代唱一出戏，当时的情况下，不同地区发展状况各自有别，有的人想进去，有的人想出来，但关键在于，做企业和单纯赚钱还不太一样——倘若只想赚钱，恐怕今日中国，没有万科，也没有万达。悲哀在于，多少毫无抱负之徒，只凭借一点政治资源，做一单生意，拍屁股走人，纯粹为了赚钱。

这样的人太多，以至于有抱负的人，想把赚钱和理想结合起来，却有苦难言，终于造成了多年以后的富豪们，即使有一腔热血，却不得不悄悄掩埋。

大招都是逼出来的

知名英语培训师、锤子科技创始人罗永浩曾如此调侃：“你数学不好，还可以去当英国首相嘛（丘吉尔），不行也可以去当台湾作家嘛（李敖），还可以去英国做诗嘛（徐志摩），当然以上的都需要签证。那不行你可以在国内当作家嘛（钱钟书），最次你也可以当个老师嘛（罗永浩），如果你连课都讲不了，你也可以去当个校长吧（俞敏洪）。”

敢情这些名人都是因为“数学不好”、“被逼无奈”，最终“沦落为”首相、作家、老师、校长……

调侃归调侃，但很多今时今日富可敌国的人们，当初的选择还真是“逼不得已”，他们日后赖以生存的本领、传记中神乎其神的段子，好些个都是死马当活马医，但偏偏有奇效，成了标志性的“大招”。

应了笔者一位商人朋友的话：“我发大招儿，那都是逼出来的。”我是有身份的人

改革大门初开，寻金之人如同野马，狂奔不止。然而，需要跨越的障碍何其多？各种政策自相矛盾、令人为难。这其中，关于“身份”的问题，是最大的问题。

这年初春，姜维坐火车去北京，只为求得一个合法身份。话说这姜维本是营级干部，转业后的接收单位是大连市文化局。但接收单位不等于立刻能安排工作，于是苦等大半年之后，姜维心生枯燥，心想自己年纪轻轻，不该荒废了光阴。便准备做点小生意。

父母听闻，倍感不解：“老李家的小儿子没正经工作才逼着去摆地摊，你有单位有身份，做什么生意？”姜维答：“这身份，不要也罢，我心已决。”

如是反复，几个月后，父母只能妥协。姜维从妹妹那里借来400元启动资金，买了一台照相机，跑到大连市动物园门口摆了个照相摊。

第一天的生意很平淡，只赚了3块钱。但姜维觉得没剃光头已经是个好开头，坚持了一阵子，到了八一建军节这天，动物园游人如织，他的生意也好的吓人，这天收工后一盘算，挣了500元。

生意好起来了，但姜维真正体会到“身份”的重要性了，他时常被不满20岁的工商人员训话，其状甚惨，犹如审讯犯人。自己的个体户执照也算是个身份证明，但每逢重要整改，上面一句话，姜维等个体户便被扫地出门。

有钱，却没有身份，这是那个时代的烙印。“身份”背后的平等、受人尊敬，是姜维除了金钱之外最大的渴望。

到了1983年，中央终于为私营业主们正名，国家对这些个体户们表达了敬意，领袖的讲话稿全文刊登在党报上，姜维拿到报纸，一边读一边热泪盈眶，从此，他不再为身份受人歧视，他感到自己终于像个正常人一样活着了。

那个曾经被“黄毛小儿”在动物园门口训过的姜维死去了，一个寻得“身份”的姜维决定重生，他发誓再也不要被人训，要光明正大、堂堂正正地做一个商人——这个理想……好吧，是笔者编的。

姜维重生，却是真事。他成立了一家照相馆，并找到了一名香港商人为他投资，然而当地政府说，不行。于是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他要前往北京，寻找合法的商人身份。

三个月后，他在北京找到了“政策”。全国人大的一位领导在家里接见了姜维。近四个小时，他们一直在谈论私营业主的有关政策，领导说，这个事情，他会向中央反映，也会给专门负责工商行业的干部写信，让他们研究姜维的要求。

在工商局，四位干部与姜维展开谈话。领导说，个体户要有法人资格，只能成为私营企业。姜维说，好啊。领导又说，可是，我们国家是不允许有私营企业的啊。姜维说，可是主席说我们个体户是光彩的，我必须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商人。领导又说，别着急，正是有耀邦同志的讲话，我们才讨论这个问题嘛。

谈话结束没几天，姜维又受邀到了中南海，专门研究成立公司一事。当时会上争论火药味十足。“让他试一下嘛”。胡耀邦的一句话，催生了中国私营企业第一人。

这就是姜维的故事，他是个普通人，却又不普通。创富者受人歧视、受人管制，即使赚了钱，为社会做了贡献，依旧不得尊重。他想要个身份，这个要求，并不过分。时局使然，私营者去了国家最高机关，成了名正言顺的私营企业家，这番历史功绩背后，是他读到“从事集体和个体劳动同样是光彩的，因为你们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了贡献”这句话时的泪水，是被世俗与体制逼到死角之后的希望。业余作家

同为退伍军人的湖南人吴志剑，最初走的是另一条路——作家。这年，吴志剑完成《黑影》和《白金杯》，在当地反响相当不错，由此他不安分的心开始“蠢蠢欲动”。

两本书为他积累了2000元稿费，这笔钱被吴志剑与知青朋友们一起用作养鸡场的启动资金。前途未卜，鸡场遇到了一场严重鸡瘟，他从天堂跌落地狱，鸡场的几千只鸡瞬间呜呼。投入的资金有去无回，可是吴志剑并未失魂落魄，他再接再厉，很快找到新项目，与县广播局一起创办广播公司，可是对方却半途而废，他也独木难支；后来又与人合伙办水泥预制板厂，可惜生产工艺不够格，销路自然难说；接着又开起了歌舞厅，却遭到当地痞子流氓的骚扰，不得不关张大吉。

还有比这更悲催的事情吗？

被逼无奈之下，吴志剑从一个作家的角度出发，觉得自己的失败是有原因的。于是找来一大堆的经济管理学著作，恶补欠缺的常识。当吴志剑雄心勃勃，依然想要继续奋战时，亲朋好友却都避而远之，大家是怕他再来借钱。没办法，他远走他乡，来到了改革开放的圣地——深圳。这年秋，吴志剑跟着7位知青抵达深圳，大家的全部资产加起来不过几百元。

深圳是当年一切充满梦想和憧憬的人们心之所向，却也是各种阴谋和狡诈并存的荒蛮之地。一无所有的吴志剑又经历了一系列失败，最终走投无路，竟然靠捡垃圾为生。

好吧，比创业受挫更悲催的事情，不过如此。

吴志剑仿佛一位身怀绝学的高人，四处云游，衣不蔽体。曾经是一位作家，如今是一个流浪汉。但在他眼里，这都不重要。

生活再怎么不堪，他始终相信自己能东山再起，为啥？除此之外，他别无选择。

偶然机会，他得知深圳市政公司的一家下属商场即将破产，正在找人来承包，吴志剑心动了。可是他连基本的押金都没有，在经历各种哀求之后，对方一看，也没别的承包者，那就让这个疑似骗子试一试吧，反正商场也不会损失什么。

吴志剑就这样空手白狼，包下了商场，可是很快，他就要面对每月高达四千元的承包款，一年之内还要结清八万元债务。

商场其实并非劣质资产，在很多商家的库房里有大量积压服装，吴志剑大刀阔斧，跳楼价甩卖，一时间应者如潮，第一月的承包款顺利交付。

接下来吴志剑决定卖家电，当时的深圳，家电卖场十分火爆，吴志剑如何取得优势？他想到了进口家电，之前自学过的各种贸易原理这时候派上了用场，他通过各种渠道获得了若干家电品牌的代销权，很快就拿到了大批产品，在销售过程中他又率先做出了免费退换的市场营销策略，只用了不到半年，这个商场为他斩获数十万元利润。

多年后，吴志剑成了“湖南首富”。谁也不会想到，这个曾经的业余作家，有过那么苦痛的回忆，更不可思议的是，他不以为然，他认为，那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他还真是一位文绉绉的作家啊。椅子比媳妇还永久？

前文说过，“寂寞空虚冷”的潘石屹在兰州的中专里苦苦求学。到了毕业之际，这个满口乡音的穷小子，已经是天之骄子。他分配到河北廊坊的一个事业单位，在这家单位他是少数几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于是很快就获得领导赏识，还被作为重点培养对象。

小潘心想，总算熬出头了。

不久，单位又新来了年轻同事，潘石屹作为前辈，带着她参观单位的办公桌。这位新同事却对自己的桌椅非常严苛，挑了许久都没满意的。潘石屹说，不过桌椅嘛，凑合着用，对方却说，怎么能凑合，这套桌椅是要跟我下半辈子的。

一张椅子，要陪自己半辈子，这就是机关工作人员的内心世界。小潘震惊了，他细细一想，唉呀妈呀，真的是这样啊，太可怕了。这一张椅子，可能比媳妇陪自己的时间还要永久，这叫人情何以堪？

潘石屹坐在椅子上，如坐针毡。他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这可不是他想要的结果啊。电话不停地打，深圳有一些朋友，告诉他机会多，能赚到钱。潘石屹反问：“要那么多钱干什么？”朋友举了一个例子：“如果你有钱，你能买很多衣服换着穿。如果你没钱，衣服脏了没得换，只能忍。”这是有人第一次向潘石屹如此直白的解释“财富到底是什么”。

受到刺激的潘石屹，萌生了强烈的创业欲望。春节刚过，潘石屹就把自己的所有资产变现，带着这几百元钱辞职南下。到达目的地之后，身上却只剩下80块钱，这就是多年后已经成为巨富的潘石屹最初的“创业资本”。

到了特区，他却没有通行证，就剩下八十块的潘石屹拿出五十块请当地人带路，从铁丝网的一个破洞里钻到了深圳特区。

后面的路再怎么走？只有天知道咯。不管怎么说，充满未知的日子，比“一张椅子比媳妇还永久”的生活，好玩多了。书呆子空想主义

小潘去了深圳，和小潘几乎同时毕业的湖南人梁稳根分配到了原兵器工业部涟源洪源机械厂。

但是梁稳根是个不安分的人，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在抬石头、挖土方、搬机器设备、爬上半空架设高压电缆的工作之余，和唐修国、毛中吾、袁金华三人侃大山，注意哦，人家可不是八卦四大天王，人家谈论的是国有企业的出路、市场经济的趋势和发展。

四个人成为本土四大天王——满肚子的学识和想法，无处发挥。每天在机关里干体力活儿，脑子都快憋出病来了。

不久，梁稳根获得情报，羊在市场上需求旺盛，一头的利润就有20块钱。于是，四个书呆子气十足的人，结伴贩羊，他们揣着宰羊刀，带着破行李兵分几路，在周边省份搜寻卖羊的农户。可是，百密一疏。梁稳根的情报是有限期的，等他买到羊才知道，市场旺盛的需求是暂时的，受到国家和日本签订的贸易合同影响，短期看涨，可是他用了太久才买到足够多的羊，这时候合同都截止了，价格眼瞅着跌了。他迅速把羊赔本卖给了肉贩，总算没有赔光。

可是当时没有电话，梁稳根联系不上其他几人，不能及时告知他们。那三个人带着羊在货运站焦急等待，总算等来了一个电报，上书：“羊不要，毛留。”还没看懂什么意思，就被公安部门当做特务给抓了起来，梁稳根赶到现场才勉强把三个小伙伴救了出来。

您看，这简直是几个书呆子自娱自乐嘛。虽然荒诞不经，但梁稳根从未怀疑过自己关于经济的判断，没办法，读书人爱琢磨事儿，要是空想也就罢了，他偏偏喜欢付诸实践。后来，这形势还真被他猜对了，于是赚了点钱，继续空想加实践。

你说他是被逼的吗？看起来不是，他是玩票的。但其实，你要是懂得一个人有“空想”却没办法去实施，只能坐以待毙的感觉，就会明白他的所有商业实践都是被逼的。官场进退

与梁稳根是湖南老乡的傅军，对此深有感触。

在组织村民修建铁路时，傅军父亲感染重病，意外辞世，他只能停止学业，马上参加工作。可是焉知祸福，傅军参加工作之后却平步青云。不到二十岁就成了公社党委副书记，两年后，又荣升拥有几万人口的公社书记。此后他的官场生涯更加顺利，不到三十岁就成了整个湖南省的重点培养干部。

然而此人似乎天生不是个当官的料，他的平步青云更像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傅军受不了官场逢迎，心生去意；但有的人偏偏是迫于无奈，不得不离开官场。主动被动，一进一退，世事难料。

冯仑从中央党校毕业，第一份工作是留校任教，后主动要求到武汉挂职下放锻炼。一年后返京，因为既有理论素养，又有实践经验，他参与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专门研究意识形态。此项工作结束后，他进了中宣部，后又进中央体改委下属的体改所。

史玉柱高考成绩全县第一，数学差一分满分，从浙江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分配进入安徽省统计局，主要工作是进行统计数据分析。当时统计局的工作人员还在对数据进行手动处理，这意味着工作繁琐，非常麻烦。史玉柱就对领导说，用电脑可以事半功倍，说服领导后，单位买来一台电脑，史玉柱成了兼职的编程人员。

虽然不是专业程序员，可是史玉柱就用这台电脑编出了一个统计软件，在全国统计年会上，这个软件还被官方进行推广。之后史玉柱对统计数据的分析文章还登上了权威学术期刊，凑巧省长看到这篇文章，非常欣赏这位作者，一打听才知道是高材生，那就作为重点培养对象，继续深造，等毕业之后立刻提拔。

这些拥有良好前途的年轻人，却并未在官场走下去。

后来的冯仑，由于体制改革，不幸出局，成了海南体改委的弃子，孤身飘摇，好不心酸，被逼无奈，和几个好兄弟一起创业，穷日子刚刚开始；史玉柱头脑发热，放着仕途也不要了，专心做软件，创业不顺畅，妻离子散，痛哭一场。痛定思痛，重新上路，他不知道，凶险起伏的前程正等着自己……被逼无奈

以上所述各位，自有绝招，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而接下来的这位被朱镕基称为“国宝”的民营企业家，回想自己走过的路，只有四个字——冷暖自知。

他们有个共同点，都是被逼无奈，选了也许是自己最不擅长的一条路，硬着头皮走到黑。

邱继宝在不到16岁的年纪就开始骑自行车载客，这种“资产阶级”行为被公社查获，一连关了三天禁闭。此后，邱继宝却“不知悔改”，他带了几个好朋友一起“闯关东”，专门做缝缝补补的小生意，这一闯就是三年。

春节过后，邱继宝重回浙江，正好一家工厂急需缝纫机零件。他找到一个朋友，其名下的乡镇企业正在放春节长假，就高价租用车床，从年三十到正月初五，只一星期时间，就加工了几十套缝纫机零件，赚到了一笔钱。

用这笔钱，再加上贷款300元，他租来厂房，专攻缝纫机市场。创业之初，总要厚着脸皮，不顾一切，因为这是被逼的。

他曾经花了几个小时待在某商场经理办公室里，只为了让人家允许他生产的缝纫机在商场上柜。最后，不耐烦的商场经理说，那行吧，你试试。上柜这日，邱继宝还拉了一条横幅：飞跃是给农民制造的缝纫机。

销路慢慢打开了，但是他不满与此。为了更大的市场，他开始与外商谈判，尝试产品外销，邱继宝这家不知名的小工厂，到了广州想参加广交会，却因为没有资质被保安挡在门外，执拗的邱继宝和保安起了争执，却被人家没收了缝纫机，还被罚款五十元。

邱继宝知道不能硬碰硬，他就在会场周围观察，偶然看到有人拿着香港报纸，他忽然想到了一个主意，在口岸，他花了一笔钱请一位香港人从香港带回来一本电话黄页，然后按照号码给香港的每一家缝纫机商店打电话推销，虽然没人愿意买他的产品，但他又得知，这种便宜货很可能在中南美有市场。

神奇的邱继宝，马上给各国驻华使馆写信，竟然收到了回复，他雇来翻译，一起飞赴中南美，一番进退之后，以物美价廉的产品终于打开市场。

后来的国家总理还夸邱继宝是中国商业圈的一个宝，可是到了2008年，由于进出口受损，飞跃资金链断裂，数十亿资金无力偿还，邱继宝只能申请破产。

从穷人变成有钱人，再从有钱人变成穷人，究竟是迫于生计、大招偶得？还是树大招风、墙倒人推？无论如何，似乎有个规律——人总要到了绝境，才懂得“信念”和“希望”比金钱更重要。无处安放的生意

今天的富豪普遍有个特点——年幼时生活困顿。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位富豪，也是在困境中被逼无奈，撒开双腿去追求财富的典型。

1958年，出生于河北省沧州市一个小村庄里的李金元，开始了自己忍饥挨饿的童年。这个自从记事就懂得了饥饿的小鬼，下意识地将贫穷与挨饿联系在一起——如果想天天吃饱肚子，必须想办法挣钱。14岁这年，他哭闹着让父亲给他找关系去工厂上班，父亲实在拗不过他，就托人把他送去华北油田，年少的李金元就这样成了一名石油工人。

虽说年幼，李金元却非常机灵，一点都不偷懒，瞅准空子就帮老工人们洗衣买饭，同事们都很喜欢这个小鬼头。

油田的工作条件很艰苦，且没有固定工作地点，李金元却一点都不觉得难过，相反他很喜欢这种相对自由的工作。正所谓天大地大，李金元眼里的世界无限大。

就这样到处跑了两年，李金元又机缘巧合调任后勤，全工段职工的后勤保障由他负责。每天李金元都骑车去城里买做饭用的材料。之前没干过这事儿的李金元很快就搞清楚了采购买卖里的窍门。他想明白了，为什么人们要“投机倒把”——因为一买一卖之间，赚钱比死工资可多多了。

这时的李金元已经二十岁，正好赶上了改革开放，李金元辞去工作，专门去“投机倒把”了。

他的野心比较大，大概是因为小时候对饥饿的感触太深。别人贩卖鸡蛋、花生等小物件，李金元却直接就要干一场大生意，他走街串户收购粮食，然后花钱用火车皮向南方运，一趟下来就能赚到几万元。有人纳闷了，这李金元哪里来的这么大手笔，哪来的资金啊？这就是他聪明的地方，收购粮食他从不支付现钱，而是等货都卖掉，再给农户结账。

农户刚开始也不相信他，但打开销路之后，大家都深信不疑了。

此时虽说已经改革开放，但计划经济体制尚未完全打破。一天，李金元刚收到一笔巨额汇款，忽然就被叫到工商所去了。李金元料到不是好事，赶紧先把资金转走，然后来到工商所，领导们对他说要进行处罚，这是投机倒把，李金元据理力争，我一没偷二没抢，凭什么处罚？

领导可不管这一套，照罚不误。罚就罚吧，所幸和自己赚的钱相比，罚款微不足道。李金元理解不了官方对他的处罚，但他深刻地理解了市场经济意味着什么。

此后他的“贩卖”生涯变本加厉，他要在时代抢走财富之前尽可能多地积累财富。

24岁这一年，李金元成立了贸易公司，专门在全国各地倒卖商品。积累了一笔资金之后，他发现大城市里的洗衣店很火爆，就找了几个厂房，拉了电线装了机器，也开张了。你要以为他随波逐流也开洗衣店那就太小看他了，人家开的是干洗机销售公司。

李金元就这样，总是能走在别人前面，生意当然不错。

然而，李金元毕竟只是个小商人，此时还没有经过市场经济的大洗礼，干洗设备厂的每个零件都是自己加工，效率自然降低了，而且成本无限增加。更搞笑的是，面对着四十万的货款，李金元直接放弃了。

在他看来，与其四处奔波要账，还不如转投别的行业，这个匆忙的生意人似乎深谙“时间就是金钱”的真谛。

李金元从沧州离开，转战天津，投入了一个全新领域——营养保健品。这一行的唯一入场券就是营养品配方。李金元花重金购买了“骨参”配方，又凭借多年来的关系贷款千万余元，建起了一座骨参生产厂。

然而，就当他满心欢喜地以为自己找到了新的生意之路，却发现这是一场骗局。原来，那个配方的发明人是个江湖骗子，李金元投入重金却无法按照配方生产出合格的产品。此时，骗子也早已跑的无影无踪。

千万余元啊，那是在1993年，不啻天文数字。李金元的生意看来无处安放，连他自己的明天都不知道在哪里。某个月黑风高的深冬寒夜，李金元独自来到工厂外面的一片水塘，跳了进去。

厂里的保安及时发现，大家七手八脚把他拉上来，他却振振有词，干啥啊，我不是要自杀。

那你干啥？

现在企业遇到困境，要想挺过去，就要磨练意志，我是在冬泳。

这个看起来精神已经不正常的生意人，此时却像个励志的传奇。不过这次冬泳好像真的有用，过了一段日子，事情有了转机。

李金元找到一个国内知名的营养学专家，与那个卖给他配方的骗子比起来，这位货真价实的专家却显得异常平易近人。在和李金元聊了一会儿之后，人家就答应他帮他攻克难题。

专家很快找到原因，配方也不完全是假冒，只不过生产过程中出了一些工艺上的问题。几次勘察之后，专家说，还得往里投钱。

李金元咬了咬牙，又想办法贷了四百万，悉数投入。产品很快出来了，销售也不错，可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原来，经销商们都不及时把货款给他。一环一环的债务让李金元重新跌入低谷。很多人认为，这次，他不死都不可能了。

这时是1995年，李金元回到沧州老家，给亲戚们拜年，亲戚们知晓他的困境，表现的非常冷漠。失望的李金元给远在东北的叔叔打电话，电话中失声痛哭。李金元的父母看在心里，也非常难过，他们把李金元的四个孩子接过来，帮他抚养，让他专心忙事业。

此时，李金元听闻一种新型的销售模式——直销。也就是不通过经销商，直接面对消费者。这样就没有货款要不回来的风险。

接下来，李金元的公司改名为天狮集团，专做营养品直销。由于产品不错，直销网络搭建的也很成功，天狮集团一战成名。

按理说，多灾多难的李金元终于找到了成功的钥匙，但时代似乎总在和他开玩笑，让他的生意无处安放。

1998年，国家明令禁止传销活动，直销模式也受到牵连。原本的模式需要改变，直销人员要把手头总计数亿元的产品退还给李金元，李金元再重新通过直营店铺销售，这个过程让他蒙受了不小损失。可是生意总要安放，不能就此罢休。

李金元，这个由农民成长起来的创业者，决定坚持到底。既然在国内受到严重影响，那就去国外发展。

李金元来到俄罗斯，建立营销队伍，慢慢地撬开了市场。到了世纪末，莫斯科的中央广场竟然迎来了李金元的车队，俄罗斯人已经熟悉了这个卖营养品的中国人，他终于找到了栖身之所。

本章总结：“这是一个奇迹”

在1992年之前的那些满是激情、骚情和愤青的岁月里，“有的人死了，但他还活着，有的人活着，倒还不如死了。”

勇猛闯荡者值得前半句，尸位素餐者只配后半句。只可惜，后半句的人们太多了，这才显得闯荡者的可贵——他们几乎也许可能是一个奇迹。要知道，改革的大旗摇起来了，但大家伙儿不见得买账啊，姜文还得骑着马儿绕着广场一遍遍地喊：“枪在手、跟我走”，那只是推翻一个小小黄四郎，更别提一场纵贯全国的经济改革了。

请允许笔者向这些先行者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煽情完毕，回头来看他们的故事。

清华毕业的冯军，像很多创业青年一样舍弃国企铁饭碗，因为嗅到了改革气息，粮票已经退出了中国经济，看来改革是要真的开始了。而且小平南巡之后，那种空前的改革共识促使所有有志之人看到了改革的希望。

从原来单位辞职之后，冯军的全部资产是26美金。这位清华毕业的高材生，忽然就成了一个叛逆却又一无所有的流浪者。心理上当然有巨大落差，谁都无力承受。可是他知道这是一场博弈，当他到了中关村，他面对的将是或者一败涂地，了此余生，或者一飞冲天，大富大贵。

冯军的故事是个案，却也是当初如同野马的闯荡者共同的图腾——本就一无所有的，舞起来；本来有好归宿的，变得一无所有，也舞起来。

如果一无所有者被逼无奈，那舍弃前程踏入未知，他们到底为了什么呢？一般人哪能懂得呢？吃饱了撑的？

所以，看不懂的，还在对人家发牢骚的，甚至骂人家脑袋不灵光的，依旧坐在办公室里，喝茶看报，和椅子终身为伴。

其实说白了，生活，就是一场旅行，有的人选择跟团，走马观花，合影购物；有的人偏喜欢骑车单干、甚至腿儿着受罪，您说孰优孰劣呢？单就旅行而言，无疑后者才叫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嘛。

这年快过春节的时候，一直忙于业务的王均瑶还是没能买到返乡的车票。他们一行数人，眼看就要滞留在异乡过春节了，后来大家咬咬牙，凑了一笔钱，才勉强以高价包下一辆豪华大巴。汽车在1200公里的山路上走了很久很久，每个人都身心俱疲。王均瑶感慨，汽车太慢，这话被旁边一个老乡听到了，人家略带嘲讽地回应，那你包个飞机嘛。

王均瑶说，土地也可以承包嘛，飞机咋了。可是这个略显狂妄的想法引来更多的哄笑。

到了1990年，温州机场开始通航，原本只是说了一句气话的王均瑶，却动了真格的。当年二十四岁的他，第一次走进湖南民航局，开始了自己充满艰难与传奇的民航创业路。

以一己之力，去挑战庞大的国家机构，这种难度可想而知。可是王均瑶不怕，他反复奔忙，在盖了一百多个印章之后，终于拿到了中国民航史上首个私人承包航线。

很多年过去了，王均瑶竟已不在人世，民营航空也因为重新回归森严的体制壁垒，折戟沉沙。但这并不妨碍创富初年的那些野马英雄.

是他们的努力和尝试，让今天的人们懂得，很多事情，曾经存在过，尽管，今天看来，那确实是一个奇迹。

当这个奇迹不再是奇迹，我们的世界就清净了。

[第二章]　身骑白马驾驾驾

贵族没了，剩下的是家族

宗族意识，我们并不稀奇。可惜，现代意义上的宗族已经被严重异化：妈妈是党委，真正的一把手；爸爸是政府，努力干事；爷爷奶奶是政协人大，就知道唠叨，但一点用没有；孩子是人民，完全没有话语权……

段子有点夸张，但是在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族群中，长幼尊卑并不是按照政治体系划分，而是“上阵父子兵，打仗亲兄弟”，“兄弟联手、其力断金”。当贵族从这片土地上彻底消失了几十年之后，即便还有血脉，却也是强弩之末，称不上贵族了，每个人都变成了平民，这倒也不是啥坏事儿，只是关乎尊严的那丁点儿精神，已经没了。

现在活泼热闹的，顶多算做家族。比如首富排行榜中的荣氏家族，刘氏四兄弟，杨国强家族，宗庆后家族等。

家族企业在任何国度都是一种传说，这使得我们更不好意思说自己的企业是家族企业了，因为压根儿没有历史积淀，几十年的成长，一两代人的传承，只是初级。即便如此，这种富豪养成的模式，还是让家族成员从生下来就有不一样的身份。家族，就是他们的白马。氏族列传

在不长的近现代财富史上，最“古老”的家族算是荣家了。太平天国时期，无锡荣氏在战乱中几近灭门。荣毅仁的爷爷当时不在无锡，因此躲过一劫，他在上海开办钱庄，聊以度日。钱庄生意并不好，祖父去世后，他的两个儿子，也就是荣毅仁的伯父与父亲，把钱庄转手，重新创办了面粉厂和棉纱厂。

当时在上海滩，做实业是非常艰难的，兄弟俩在对手的激烈打压下，最终挺过难关，站稳了脚。

回溯荣家的创业路，祖父这一代是打铁学徒，战乱中开办钱庄养家糊口。荣毅仁父亲这一辈转行做实业，家族生意由此开始做大。到荣毅仁这一代，又因建国后创建中信集团而政商发达，百年家族终于在财富榜上尽人皆知。荣毅仁之后，其子荣智健崭露头角，荣家在他的掌舵下重又起航。

到了当代，最有话题性的家族当属碧桂园集团的杨国强家族，2007届首富杨惠妍是他的千金，由于从杨国强这里接下巨额股份，随着股市暴涨，个人身家也水涨船高。最开始，杨国强不过是一名建筑工头，他在上世纪90年代，承揽到了一个住宅项目，这就是后来有名的碧桂园。然而，建到一半，遇到了地产行业大衰退，开发商资金出了问题，4000套别墅被开发商抵押给杨国强，冲抵工程款。杨国强和那些炒股炒成股东的悲催股民一样，包工包成了开发商。不过世事难料，他熬了几年，当行情好转的时候，这个地产项目为其赢得了第一桶金。

从近现代到当代，家族的延续方式截然不同，虽然都有偶然的因素，但当代的家族，偶然的成分更大，更像是凭空出来了一个财富氏族。由此，我们说，虽然有钱，但绝对谈不上贵族，只是家族而已。身骑白马，救不了公主

家族公司创始人，十有八九都希望“肥水不流外人田”，希望自己的下一代来接班。左宗申甚至因此和女儿闹的不痛快，也和管理层闹的不痛快。

说白了，谁希望自己的产业“大权旁落”呢？但事实上，衔玉而生的后辈，只有少数能克服私欲，成为企业的掌门人。这并非我们独有。虽然放眼全球，大企业的三分之一都是家族企业，但他们平均寿命也不过20年，“富不过三代”是世界性的难题。

笔者认识一个富二代，年轻的时候吃喝玩乐，反正兜里有钱，还不是自己辛苦赚来的，是老爸给的。后来沉迷于赌博，你也知道，这种“肉鸡”是老手们最爱的猎物。他们不差钱，但是牌技真的很烂。在背上赌债被人天天追打，最后不得不借助父亲之手还清之后，他想“东山再起”。结果，这次碰到了高手，告诉他赌博不是靠运气，而是靠“千术”。拜师学艺之后，他不再是“肉鸡”，也算老江湖了。

看透赌局“十赌九骗、不骗的那次是诱饵”之后，他忽然醒悟，退出江湖，回家接班，安安心心地做起了正经生意。

这也算浪子回头吧，可惜，这样的例子是个案。大多数富二代泯然众人，就算勉强接过父辈的旗帜，也无疑进了一场更大的赌局。身骑白马，却救不了公主，因为他们压根儿就不是王子的料。F4

有看官要说了，二代不够硬，这基本是必然的。要论家族狂飙，还得是一代的。这话没错，在兄弟齐心的年代里，最传奇的当属刘家四兄弟。

那年春节，家里仅有两块多钱，小儿子哭着要吃肉，刘永行咬牙买了一只鹅，娃娃一高兴，不小心把鹅放跑了。被逼无奈，不忍心让孩子心愿落空——小小的心愿，刘永行利用自己的特长，替人修收音机挣钱，没想到几天竟挣了300多元，儿子有肉吃了。刘永行也似乎开了天眼。

很快，刘家四兄弟一起，召开了家庭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们像那个年代的下海者一样作出了决定：全部辞职，创业。先期的资金不足，变卖了手表、自行车，勉强凑够了一千块钱。

之后，四兄弟办了一家养殖场——育新良种厂。这是典型的个体户。就在这年，和他们一样的城乡个体户已有了近150万。就这么干了几年，他们的养殖场年产鹌鹑达到了15万只，甚至卖到了海外。高层官员来视察，写下了“中国经济的振兴寄希望于社会主义企业家”的题词，企业也更名为四川新津希望饲料厂。

改革越来越开放，到了1993年，四兄弟面临新的问题，分家。分家后，希望集团并未衰落，不同于陷落的家族企业，刘家四兄弟，各有所长，在经营企业上，也各有优势。于是，发展势头更足。如果用刘家人自己的说法，这次分家更像是明晰产权。从刘家兄弟的发迹，我们可以看到，改革的进程，充满反复和曲折，也充满商业社会中自发和自觉形成的商业规则，遵守规则，摸索到正确的方向，则终究会具有不断向前的发展力。好大一棵树

兄弟齐心的故事不胜枚举，这中间还是得有一个主心骨，尤其是他要荫蔽一个家族的时候，他就得是“好大一棵树”。“92派”下海创业者中，陈东升名声在外。外人都知道他的“嘉德拍卖公司”，后来又做泰康人寿，做宅急送，却不知道，这些生意和自己的亲弟弟陈平密不可分。

哥哥陈东升毕业之后，进入国家机关。熬了几年，可以独当一面了，此时他的弟弟陈平恰逢从部队转业，没找到合适的工作。陈东升就建议他，去日本深造。

陈东升给弟弟掏了学费和生活费，陈平东渡日本。为什么选择日本呢？当时兄弟俩计划好了，哥哥在机关继续奋斗，弟弟则伺机谋求商业上的发展。身在体制内的陈东升已经嗅到了市场经济继续深化的气味，他坚信用不了多久中国的市场经济会出现大爆发，这恰好与他一直以来推崇“资源”和“资金”等市场要素的看法契合。

陈平刚到日本，最初计划学习广告，学成后回国进军商业广告领域。但到了日本，一件偶发事件让他有了新的点子。当时国内来了一位朋友，在东京二人小聚之后，将其带给大阪亲戚的礼物遗落在陈平的居所。从东京到大阪，路途不近，陈平求助身边的友人该怎么办？友人推荐他联系东京著名快递公司宅急便。

宅急便很快就派人上门取货，快递员看陈平是中国留学生，就给他支招，如果没有多余的钱支付快递费，可以选择到付。两天后，大阪那边朋友打来电话，说货已收到，感谢快递云云。

此事让陈平倍感新鲜，他想着如果在北京也办一家这样的公司，肯定也有市场。他于是不再关注广告，转而全力学习快递这个新鲜行业。他跑到宅急便的门店，观察人家的运作流程，还跟着送货车一路偷师。很快，他就掌握了这个行业的标准流程。

与此同时他也四处打工赚些零花钱，等到几年下来，这些零钱竟然攒下了30万元。

回国之后，陈平用这笔钱作为启动资金，和哥哥陈东升好好地谋划了在北京开办快递公司的事情。陈东升也被陈平说服了，二人合伙，创办了一家快递公司，取名“双臣”，也就是后来的宅急送。

业务刚起步，陈平没有一个北京朋友，除了自己的哥哥。但是别忘了，他的哥哥已经在北京闯荡了很多年啦。所以，千万别相信书上说的那些话，什么一无所有啦，什么无业游民啦。有这样一个哥哥，陈平就拥有了整个世界。

慢慢地，在快递行业里，这家企业成了一个标杆。后来还引入了日本的一家投资者，更名为宅急送。再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陈东升也加入进来啦，陈家人还有别的投资者，包括陈东升的父母、妻子、姐姐、姐夫，甚至陈东升的岳母也投资了一笔钱，这就是家族圈子的故事。难得的家族（一）

很多声名在外的家族企业，却最忌讳别人说他是家族。许荣茂就是一例。

世茂集团这家明显的家族企业，许荣茂却不喜欢别人如此定义。让我们看一看这家企业的结构。许家的第二代，正在参与企业运营，儿子许世坛关注国内项目，担任世茂房地产董事，女儿许薇薇集中海外，担任世贸国际董事，还有一个侄子许世永，担任世茂股份高层管理。

这个在上海建起了第一栋每平米均价超过十万元的天价豪宅开发企业，现在已经成为一门典型的家族产业。

事实上，作为国内家族企业较少的二代接班成功者，许荣茂对自己的家族可谓用心良苦。1997年，儿子许世坛大学毕业后直接进入房地产代理行，从最基层的房产推销员做起，一年后正式加入世茂集团。此后，许世坛又在澳洲某大学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以及在英国获得房地产硕士学位。这样一来，兼备理论与实战经验的许世坛具备了进入公司高层的一切条件。

和许世坛一样，许薇薇也从一线做起，亲自跟进房地产项目，然后去攻读海外的专业学位。许荣茂之所以让儿女去海外接受教育再回国，是因为他认为二代要想成功接班，必须有更国际化的视野。

这种独特的“国外教育——国内一线打工——公司高层管理”模式，成为许荣茂成功放权二代的秘诀。

除了一双儿女，许荣茂的侄子许世永也是集团的重要一员。这位勤奋的年轻人，加入第二代阵营，形成了稳定的三角形管理构架。

公司业务在房地产开发之外，也着力于信托基金，通过实体制造与虚拟金融，许家的产业已经进入稳定增长的商业王国。

金融可以为企业盘活资金，一系列金融运作，看似左右互搏，实际上完善了企业的股份架构，让企业有更自由的资金运作底盘。

以世茂股份为例，这个公司注册仅有5000万元资金，且不从事任何实体制造，但是通过金融运作，世茂股份掌控了上海市的世茂系产业，并自由转入其他子公司，很多重要的项目，通过资产整合以多种形式进入优质企业外壳，让整个企业挺过风云变幻的内地融资环境，转道香港上市，这些运作都由许家的二代们完成的。

许家的二代也非常自豪能够有如此大的平台任由他们发挥。许世坛一直强调，并非因为自己是富二代所以能坐到这个位子，而是因为他具备适应的能力。

话说得轻松，实际上也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与国内排名前十的地产老板一起漫步江边，获取第一手商战信息与生意宝典。许世坛是这样的幸运儿，因为那个地产老板就是他的父亲。难得的家族（二）

二代是一种修炼，真实的秘密还在家族的缔造者身上。国内富豪圈，很多家族企业都打上了创业者的个人印记，魏桥集团也不例外。

1946年，出生于山东邹平一个穷苦农民家庭的张士平，在战乱中开始了一生。那时的苦孩子们，赶上战争，苟且偷生，他干过“推车工”、“搬运工”，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被关进监狱，劳动改造。

经历过如此多的困苦，只要能挺过来，都会成为个中翘楚。张士平在1981年，当上了邹平县油棉厂厂长，旁人眼里的他，勤奋肯干，但只要用常识想一想，一个光有一身力气的勤劳者不可能带领一家具有商业意味的组织获取盈利。事实上，张士平不仅勤快，而且胆大。

当时，棉花这种工业原材料受到严格控制，普通的国营油棉厂除了简单加工棉花，一年有半年处于停工状态。于是，张士平就带着工人们在淡季时收购各种粮食，再利用厂里的机器加工油料。

短短两年，原先亏损的企业就成了全国供销系统内最有经济效益的企业。

其他厂子也开始效仿，此时张士平却转战阵地，他瞄准了毛巾厂，上马当年又获利数十万元。

不管是什么项目，要上马需要资金，这是限制了大多数国营厂长的难题。张士平不怕，他有极高的人格魅力，在工人们眼里，他就是财神。每次上马新项目，他都要通过职工自由集资。

这些冒着当初的政策风险的做法，一步步成就了超级富豪张士平。

1997年，国家开始限制棉纺企业的产值，因为库房里已经堆积成山了。对于棉纺行业，这无疑是寒冷的冬天，可是对张士平而言，这似乎是个天大的机会。

他开始大举兼并其他棉厂，购并之后，企业的产能几何级数放大，张士平和他的企业成为山东省最大的棉纺企业。

过了几年，全球纺织品配额制度走到终点，拥有巨大产能的张士平向全球进发，引起了欧美的极大恐慌，外国政府纷纷推出政策限制倾销。

无论如何，张士平凭着大胆与商业头脑，成为新一代“亚洲棉王”。深挖这位富豪的成功秘诀，无非是大胆、快速、高技术、低能耗。庞大的企业，并未产生过于繁冗的管理弊端，反而一直保持着快速积极的管理团队，能耗的降低与技术含量的提高，共同构建了全新的棉纺王国。

实际上，魏桥集团虽然连年扩张，但因为是集体企业，并没有给张士平本人带来巨额财富。

真正将其打造成超级富豪的事业，在于魏桥创业与铝业的完美对接。在进行了一系列企业改制之后，张士平对魏桥创业达到绝对控制，而棉纺这个行业需要大量热能，企业要降低能耗，必然选择纺织与热电共同生产，运用这个思路，将纺织企业与同样需要大量热能的铝业进行嫁接无疑是一种创新。

很快，铝业就为张士平带来天文数字的财富。

这种思路并不新鲜，但张士平敢于“未批先建”，铝业也是受国家严格控制的，在宏观调控背景下，很多类似项目都被迫关停，但由于张士平先人一步，他的生产线纵使受到批评，却也木已成舟。

在经历多年等待之后，张士平的企业终于在香港挂牌上市，他自己的身价也一飞冲天。

后来的张士平，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机会很少，在中国的富豪圈中，这是一种常态。但一条新闻打破了平静，张士平由于尝试在山东本地输出更廉价的居民用电，遭到了当地政府的严令禁止。

事实上，张士平之所以能够输出用电，是因为当初被逼无奈。当时，工厂需要巨额用电，但是国家电网无力供应，他只能自建电厂。建好之后，当地电网要求其从国家电网中脱离，意在逼迫其就范。张士平硬着头皮，只好孤网运行，这种冒着巨大风险的事情，也只有张士平敢于上马。

不成想，多年以后，他的自建电厂非但运行良好，还有了多余的用电可以输出。心急火燎的国家电网也两次三番要收购其电厂。

拥有魏桥创业集团的张士平和他的家族，全面掌控着这家庞大的企业。从上文讲述不难看出，张士平在与当地权贵的博弈中，因祸得福，后发制人。

在二代接班这方面，低调的张士平也心中有数，他的独子掌管着集团里最赚钱的铝电板块；两个女儿则继续掌管老本行，纺织板块。名女

光说男的故事，诸位肯定有点犯困。那就说说名门望族中的姑娘们，最传奇的是万宝宝。这年，她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克利翁名媛舞会”，同时参加的中国名媛还有陈晓丹。此后，西方人惊呼：中国终于有贵族了。

这话听起来有点怪力乱神，因为在咱国家，连一般的有钱人家都近乎绝迹了几十年，何谈贵族？呵呵，西方人说话爱用夸张修辞，只能如此解释。

万宝宝和陈晓丹为啥被称为“贵族”代言人？因为她们都是开国功勋的后代，前者是万里的孙女，后者是陈云的孙女。即便如此，也绝对算不上贵族，只能算是格调高一些的“家族”。

这两位当代名媛，儿时记忆大同小异：小时候出门有车队护送，少不更事，便与他国元首坐一个桌子上吃饭，以小女孩天真无邪的小眼神博得众人好感，是两国邦交、建立友谊、居家外出之必备良品。外出之际，坐在空旷的专机上，心中无限惆怅，直到后来坐上去国外的客机，才恍然大悟，原来飞机上可以坐这么多人呀。

多年后，万宝宝投身时尚圈，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专营珠宝定制，这种小众化的私密行当，倒与她的“贵族气质”相映成趣。

在故宫以北的南池子大街，一条深不可测的胡同中，不起眼的四合院，正是万宝宝的工作室。每次现身时尚发布会，万宝宝都是座上宾，身上所穿无不是品牌赞助的衣物，首饰则是自己亲手设计的“BAOBAOWAN”，某次出席某品牌发布会，只是胸前所挂吊坠就价值上百万元人民币。

万宝宝在很多场合说过，自己其实并未依赖家族得到什么好处，但事实似乎并非如此。就在自己的珠宝品牌创立之前，她曾以极低的价格持有某公司的40余万股股票，再后来，这家从事IT服务的企业，凭借圈内人称为“傍大款”的SP业务，被评为“突出贡献单位”。

说起这个“突出贡献单位”，名叫神州泰岳。呵呵，经常在股市里混的朋友应该对这个名字不陌生，这家公司凭借“飞信”业务，在与中国移动合作的三年间，分红不菲。具体数字不好说，反正人家不缺钱，据说买写字楼一出手就是几个亿。

创始人叫王宁，倒不是好出身，生在北京，后来随父母下放，四处漂泊，直到考入河北大学才算安定下来。毕业后留校，还担任过校团委书记和学校出版社的社长，再后来他就和那些放弃公职下海的人们一样，跑去创业了。当时，潘石屹也在河北，只不过潘石屹后来去了海南，而王宁则就近来到北京。

在北京，刚开始的日子也是异常窘迫，他甚至一度在中关村站过柜台，好不容易熬过来了，成立了公司，其实还是惨淡经营。万宝宝投资这家公司时，用王宁自己的话来说，“其实快揭不开锅了”。

但是此后不久，神州泰岳就“傍上了”中国移动，承包了这家国字号公司的飞信业务，总之，股价翻着番儿地上涨，最高时达到200多一股。王宁成了身家不菲的老板，而万宝宝也在这波上扬行情中获得巨额回报，这笔钱成了她创业的启动资金。“村落”传奇（一）

中国是一个村庄的集合体，这是历史。现代化的村庄又在氏族概念上进行了强化，形成了一个个加强版的氏族——以地域划分的城中村。

北京有个浙江村，或者更准确，应该是温州村。这个“村落”以温州人居多，就在天安门广场南边四五公里的地方，这里到处是小窝棚，各种小店牌子随风飘摇，大包小包的温州人进进出出，三轮车、电摩托穿梭而过。

这个看起来光怪陆离的村落，一点都不像地处北京。而这里的绝大多数居民也衣着过气，甚至有点衣衫褴褛的意思。可是后来因为集聚的温州人多了，竟然转换天地，有了另一番景象。

原来，温州两兄弟北上包头贩卖服装，但是款式新颖又价格低廉的时尚服装在相对保守的包头并无销路，两兄弟无奈之下打包回家，路过北京就决定短暂停留，游玩一番。

刚一进北京城，两兄弟乐了，就在天安门附近却有很多沿街叫卖的小摊点，当时北京的城管不像今天这么严苛，于是兄弟俩也把包裹打开，没想到他们的服装很抢手，很快兜售一空。

哥俩决定留在北京，于是租来一间小房，买了缝纫机，开始就地加工服装。这种小作坊生产的服装掐准了当时的经济脉搏，人们对于日用品需求大增，可是规范的成规模的企业尚未出现，兄弟俩就此成了温州村的第一代创业者。

口耳相传，他们的老家源源不断地涌来服装生产者，他们租用的民房区也成了温州村。

这些温州人吃苦耐劳，可是很有生意头脑，总是能“山寨”出各种流行服装，转手一卖就能日进斗金。假以时日，温州人的服装终于在北京的大街上随处可见，这个“村落”也成为那个年代特有的商业传奇。“村落”传奇（二）

除了城中村，那些共和国历史上有名的“富人村”则大多具有政治意义。大寨、大邱庄、华西村、南街村。

大邱庄早已化作往事，禹作敏的霸王作风让这个天津郊区的村落声名鹊起，硬邦邦的经济效应令其成为“新农村”的典范。成也霸权败也霸权，最终因为漠视法纪，被胜利冲昏头脑，私设公堂闹出人命，他却执迷不悟包庇罪犯，被办了。

大寨更是作为历史的标本存在于山西的群山中，老书记郁郁而终，接班人郭凤莲捡起尘埃，顺应形势，办企业，图转型，多年积累的人脉还是帮上了忙，不过最终也是风吹雨打去，一派消停了。

现存的最风光的村子要数华西村了，吴仁宝治下，位于江南水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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