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的本能：类比思维的力量(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约翰·波拉克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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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的本能：类比思维的力量试读：

世事的起伏本来是波浪式的，

人们要是能够趁着高潮一往直前，一定可功成名就。

要是不能把握时机，就要终生蹉跎，一事无成。

在浩瀚的大海中，我们正在漂泊。

我们必须把握潮涨的时刻，

否则眼前的幸运将随波逐流。——莎士比亚，《裘力斯·恺撒》第四幕第三场PREFACE序言　类比助我登上国政之船

我想显得自信些，却局促地坐在白宫西翼的一张黄色长沙发上，浑身不自在。对面的大木桌后面，坐着美国总统的首席演讲撰稿人，他正在翻阅我的简历。

几十年前，也许是在约翰逊总统执政时期，我坐的这张豪华长沙发就在这里了。历经多届政府、多场危机，沙发的弹簧已失去弹性。只要我往后靠，就会陷入坐垫，我往前挪，可能就会坐到地板上。我就这样坐在沙发边缘，等着。

就在一天前，我坐在没有电梯的杜邦环岛酒店5楼——没刮胡子，没有工作，对未来充满不安。白宫突然打来的电话让我惊喜不已。我曾在国会担任过几年演讲撰稿人，两次努力想成为总统演讲撰稿人，但都未能如愿。现在总统的一位演讲撰稿人离职，于是有了一个职位空缺。电话那头问我是否愿意去面试？

首席演讲撰稿人特里·埃德蒙兹终于抬起头，把眼镜推到头顶。“你文笔很好。”他说，“我不怀疑你有胜任这份工作的能力，但是你还做了很多其他……”他停下来，寻找合适的词语，“你还做了很多其他项目。这个‘软木塞船’是什么？”我知道他这样问不仅是在问问题，还有些发难的意味。

他在问我简历的最后一行：正在建造世界上第一艘软木塞船。我解释说，我正在积攒10万个酒瓶软木塞，建一艘以北欧海盗船为模型的小船，我计划乘这艘软木塞船横穿法国酒乡。建造软木塞船是我童年的梦想，我决心实现它。

埃德蒙兹眯起了眼睛，我感觉到我将失去在白宫工作的最后一次机会。但是，就在我和我的事业在那张长沙发边缘岌岌可危之时，一个类比涌入了我的脑海。“先生，建一艘软木塞船很像写一篇好的演讲词……”

埃德蒙兹歪着头，扬起了眉毛。我已经来不及退缩了。“在这两种情况下，”我解释道，“你都是搜集了一堆杂乱的东西，比如软木塞或者单词，它们单独存在时做不了任何事，但如果你仔细地拼装，把它们按正确的顺序码放，它们就会带给你一趟最精彩的旅行。”

说完，我便停了下来。

埃德蒙兹打量了我很长时间，然后浮现出一丝笑容，他带着有点儿勉强但又钦佩的表情摇了摇头——不是因为我的航海梦想，而是因为我的随机应变。他理解了这个类比的含义，而我获得了这份工作。

12年后，当我开始写这本书时，我想探讨类比在游说中起到的微妙而强大的作用。因为人们常常会忽略类比，类比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一种论据——就像冰山，大部分的冰块和力量都隐藏在海面以下。在许多辩论中，运用了最好类比的人往往就是获胜者。

随着我的研究不断推进，我越来越觉得类比比单纯的劝说更加有力。类比在创新和决策方面起到了催化作用，常常会产生戏剧性的效果。从启发亨利·福特发明第一条流水线的芝加哥血腥屠宰场到把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的“多米诺骨牌理论”，再到史蒂夫·乔布斯把“思想的自行车”想象成麦金塔机，类比在塑造我们今日世界的过程中起到了推动作用。

尽管类比很重要，但是许多人对其只有模糊的概念。从广义上说，类比仅仅是一种比较，它是在人们感知到的两种不同事物间的共有特性或关系的基础上，进行一个或明确或模糊的类比。在日常使用中，类比实际上呈现出许多形式，包括隐喻、明喻、政治口号、法律论证、营销口号、数学公式、圣经寓言、公司标志、电视广告、委婉辞语、谚语、寓言和运动元素等等。

掩藏在这些外在形式下，类比发挥的作用比大多数人看到的要大得多。不仅因为类比产生的论据，也源于它们常常激发推翻推理思维的情绪，有时是在潜意识的状态中。事实上，我们不间断地对一个又一个事物进行类比或评价，因为这样的比较是分类整理大批数据唯一实用的方式，先将其放到我们的经验环境中，再做出相应的决定。

投资家沃伦·巴菲特以熟练使用类比而出名，他指出：“只有退潮时，你才会知道谁在裸泳。”换句话说，当形势好的时候，优点很容易看到；当形势差的时候，隐藏在表面的弱点就会突然暴露出来。这句话同样说明了类比本身。当我们看到隐藏在表面之下的情况时，我们才知道假设、欺骗或高超的洞察力的真实含义。

尽管类比思维普遍存在，且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核心过程影响他们做出决策的程度。缺乏意识是要付出代价的。证据表明，那些倾向于忽略或低估类比影响的人往往发现自己在辩论或实现目标的过程中苦苦挣扎。反之亦然，那些创造出最清晰、最响亮、最恰当类比的人常常是实现个人追求的目标中最成功的人。

本书的主要观点来自对许多人的观察、看法和研究，其中包括心理学家、发明家、商业领袖、语言学家、广告业者、政治战略家、法学家、神经科学家和世界上最厉害的小偷。不过，我要先说明一下。想要了解文学和诗歌方面类比修辞的读者恐怕在本书中找不到这些内容。这类材料很丰富，单是莎士比亚的作品可能就需要研究者花费毕生精力挖掘其中的隐喻和明喻，其他很多作家的作品也如此。而本书的目的在于帮助读者在创新和游说中更加有效地运用类比，帮助读者更轻易地发现那些可能听起来有说服力而实际上带有欺骗性的、错误的，甚至是置人于困境中的类比。

在人类历史和文化长河中，类比引发了许多次意义非凡的辩论，启迪了丰富的新知。同样，糟糕的类比也使很多个人、公司和国家误入歧途，招致灾难。然而，在现今这个充满全球挑战的时代，类比无论好坏，一旦我们接受，就可能产生严重而持久的影响。我希望本书能够帮助读者更加熟练地使用类比，使他们避开陷阱，让类比发挥更好的作用。第1章从苹果到橘子：类比本能激发思维

广告中对意象名称的创新，基于观众的类比本能。面对日常生活中的绝大多数信息，我们也是这样本能地运用类比的。

一个自信、方下巴的男人正驾驶一艘帆船前行，船上一个重要设备突然掉落，使得帆布开始左右摇摆。船停了下来，他冷静地从一件备用的救生衣上拆下腰带，重新把飘动的帆与船上长而结实的桁木系在一起。鼓足了风，再次挺起，带动帆船继续前行，穿过V型水域。

电视广告中播放的整个画面不到30秒。虽然广告旁白没有明确地指出飘动的船帆和广告的主题——勃起功能障碍之间的类比，但其中隐含的平行关系一目了然。甚至广告药品的名字“万艾可”（Viagra）与令人敬畏的自然奇观尼亚加拉大瀑布（Niagara）的名字押韵，尼亚加拉大瀑布使波涛汹涌的浪花瞬间变得自然、有力又势不可当。这是巧合吗？当然不是。

这种意象和名称的使用基于观众的能力，甚至本能——类比。最核心的是，这种本能不仅是人类寻求和比较图案的冲动，而且是从一个领域推理出抽象概念，并将其运用于另一概念中的能力。不同于其他动物（许多动物也能比较表面图案），人类除了自己创造了一个共有的、抽象的知识框架外，还会鉴别和比较彼此没有任何联系的领域。

本质上，帆船航行与勃起功能障碍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但是除去一些细节，可以说这两个领域在广告的语境中享有两个共同的观点：第一，硬比软好；第二，控制局势比被局势控制好。

这则广告巧妙而又强有力地暗示了两个本无联系的领域之间的完全一致性。就像一个自信的船长不管遇到多大的风暴都必须坚持控制自己的船舶一样，一个普通人也必须在暴风雨般的爱的海洋里控制自己。尽管广告没有明确地阐述这个类比，但是表意已经非常清楚了，甚至对于那些只有最基本的文化常识的人，他们的大脑也会无意识而又迅速地进行帆船航行的类比。

面对生活中的绝大多数信息，我们也是这样运用类比的。正如列纳德·蒙洛蒂诺在他的著作《潜意识：控制你行为的秘密》中指出，大约95%的思维是无意识的。这是因为我们的感官每秒向大脑发送大约1 100万条信息，大大超过了我们的意识处理能力，大脑每秒处理50条信息就达到了极限。“所以如果你的大脑要处理所有输入的信息，”蒙洛蒂诺写道，“就会像负担过重的电脑一样死机。”

但是无意识的大脑不仅会丢弃所有额外输入的信息，而且会依据模型、语境关联性、实用性和紧迫性对信息进行分类整理。不管处于何种环境或从事何种活动，我们处理的很多信息都与保持人体正常运转关系密切。就像一栋公寓的维修队在没有打扰住户的情况下保持锅炉、空调、水管和电力系统正常运转一样，大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没有意识监管的情况下运转了大部分人体机能。只有当任务特别繁重，让人感觉不舒服或非常紧迫时，这种无意识才会呼叫大脑总部寻求指导和额外资源。木头还是鳄鱼？

这样的类比思维就如人类物种一样古老。实际上，没有类比思维，人类就不可能存在。想象几百万年前东非一个炎热的中午，我们的祖先停下来到小溪边喝水的情景，可以推测出，有些人能够更快、更准确地区分潜在水下的多节棕色鼻子的鳄鱼与多节棕色突出的木头之间模糊又不完整的图案，便能更好地探测到危险，从而享有明显优势而获得生存机会。有些人看不出木头和鳄鱼之间的差异，陷入缺失的视觉间隙中，暗示着这些潜在危险会使他们成为鳄鱼的午餐。

如前所述，人类不是唯一能辨认图案或对随之发生的事情做出快速反应的动物。能辨认图案是因为伪装普遍存在于自然界中，动物已经适应与周边环境融为一体。其他的动物则采取相反的战略，模仿那些没有吸引力或有可能吃掉它们的具有威胁的动物的外表。但是，尽管许多动物都擅长这样的比较，证据表明只有人类才能使用深层次的类比思维，鉴别或发现超越表面概念的相似性。

研究者探索类比在人类思维中的作用时发现，类比可能是所有决策的核心。《表现和本质》的作者、心理学家道格拉斯·霍夫斯塔特和埃马纽埃尔·桑德是研究类比的专家。他们认为，不管我们是在一家新餐馆点菜、过马路前看两边，还是认为一条靠近的黄金猎犬没有以前看到的罗特韦尔犬有威胁性，我们都是在与过去已经分类且易于参考的经历进行一系列的类比。

这样的类比太普遍，以致我们意识不到自己在进行类比，甚至当输入的数据要求我们做出较高层次的决策或在执行刚要传递到的有意识的评估前，无意识状态会做许多筛选和组织。为了更好地了解这种情况，想象一下美国白宫是如何加工、评价、过滤那些想引起总统注意而不断抗议的人群拨打的成千上万的电话、信件和电子邮件的。只有小部分信息可以被传递到美国总统办公室，得到总统的查看、考虑并采取可能的执行行动。那些特别涉及关键立法或国家安全的紧急事务会在议事日程中优先处理。

其他的信息，比如来自苦苦挣扎的市民的信件，可能不太紧迫却很重要。虽然总统读到的所有信件的内容都是独特的，但是这些信件是数百上千封同类信件中的典型代表。实际上，其他相似的信件在每个细节上是不同的，但是它们具有同样的要点，正是在这种环境中，总统阅读时会凭借直觉与类比，从中揭示出更大的社会、经济或政治诉求，以及深层次的真相。

事实上，这就是大脑运作的过程。每天，我们所有人都在不断评估大量来自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的数据，找到广泛存在的因果事件之间的相关性和实用性，从而指导我们的决策。“如果一个人从不相信类比，他怎么能理解世界上的事情呢？当他面对新情况，除了过去的经历，还能依靠什么做出基本的决策呢？”霍夫斯塔特和桑德在书中写道，“当然，实际上，所有的情况，从最大、最抽象的情况到最小、最具体的，都是新的。”类比就是模型

本质上，类比是一种模型，可以以无限的形式呈现，往往超越言语的境界。例如，人们使用数学中的抽象概念协助塑造未来。这些抽象概念（比如数字和推导过程）能帮助人们预测一个特殊市场的供需情况，探讨不同的退休计划，或者推算气候变化导致海平面上升的速度。

简单地说，想象一个儿童火车模型。不管多么理想化，脑海中形成的影像实际上都是现实中的铁路激发的类比，成为激发想象中的旅行和冒险的催化剂。同样地，浴室里空气清新剂的香味类比针叶林的香味；一些工业生产的早餐糖浆源于玉米，尝起来很像枫树的糖浆。因此，不管是直接的还是微妙的，这些类比的目的在于引发一系列积极的灵感、思想或情感。

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中，我们将安塞尔·亚当拍摄的美国约塞米蒂国家公园的标志性照片类比为公园的风景，录制的马丁·路德·金的话语作为后期人权运动领袖的真实的声音。如果人类缺乏这种类比的本能，我们遇到的一切将不能激发观点、记忆和情感组成的丰富网络，正是这一切使我们的经历具有语境意义和潜在效用。跳出固有思维模式“类比”这个词的语言学根源可以追溯到希腊词语analogia，是一个数学术语，意思是比例或比率相等。而后的几百年里，这个词被赋予更广泛、更丰富的含义。1843年，约翰·穆勒写道：“没有其他单词比‘类比’这个词用起来更松散、意义更广泛。”《牛津英语词典》表明他的想法可能是对的：“类比”引用的意义包括符合、对等或关系的相同性、形式或功能相似性、事情之间的一致性、相似性，以及在同等条件下假定事物具有相同性可以推理出其他特性也有相似性。

有人认为，对“类比”的这种定义似乎弹性太大。诚然，每个定义都像一个橡胶带、拉得太长，最终会断裂。举一个标准化测试题为[1]例，“赛车相对于印第安纳波利斯500英里大赛，就如——相对于肯塔基赛马”，这当然是一个类比，但只是其中一种类比。囿于狭隘的定义，许多人不能在思维、语言和决策方面鉴别出类比的真正作用。

普通的讲话甚至也会充满细微的类比。看看这则新闻：“今天的股市如火箭般上涨，因为操盘手欣然看到美国国会打破几个月的僵局，热烈拥抱两党制订预算计划。”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直截了当的句子，但是再看一遍，很显然至少有四个类比。股市（stock market）最初指交易家禽的聚集地。火箭（skyrocket）最初指发射到天空的火箭。僵局（gridlock）最初是20世纪70年代创造出来的词语，用来描述交通如此拥堵导致街道上的所有车辆停滞不前。这个单词可以追溯到中世纪英语的词根griddle（脊状的对开式铁心的平锅）和古英语中的loc，意指螺栓、系紧、障碍或圈地。最后，操盘手不是身体上拥抱（embrace）新闻，除非他们拥抱电脑或一本《华尔街杂志》。国会议员在任何字面意义上也不会“打破”（break）僵局。但是在类比延伸的过程中，我们丰富了这些词汇。还有许多单词，比如理解（understand）和诬陷（backstab），比以前所指的具体行为包含了更多的含义。

这的确有道理，因为我们只需用我们已知的事物来描述新事物。我们有理由不断地旧词新用。否则，一个人怎么会飘扬着旗帜航行过学校呢（意指通过学校的所有检查）？或者使用鼠标从电脑桌面拖走一个文件夹，然后扔进垃圾桶呢？现代社会，很少人航行，更不用说在轮船上用升降索来挥舞信号旗了。当笔记本电脑和无线网络使我们摆脱办公室的局限时，我们几乎想不起这些单词本来的含义。那是因为这些单词都是类比，这些单词新的引申义完全为人们所知，并显得很自然。

事实上，大多数习语和旧词早已失去原有的字面意义。英文中，当我们说改日（take a rain check）、露馅儿（spill the beans）、成为漏嘴（become a whistleblower）、寻欢作乐（sow our wild oats）、以貌取人（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丢了魂（lose our marbles），或决定离开这个鬼地方（got the hell out of Dodge）的时候，我们都在使用类比，但是我们很少关注这些类比的来源。

然而，这些词依然是非常有用的短语，因为这些词提供了简便的速记方法，以表达常见但说起来复杂的观点，并且用以快速交流。例如，当我们说“是不是直到胖女人唱才会有结果？（意指胜负要到最后才能见分晓）”，实际是在表达什么含义呢？这个旧词当然包含超越经典歌剧结尾的广泛意义。从最普遍的意义上说，这个短语暗示了不管竞赛或斗争显示何种可能的结果，最终的结果还没有确定。但是这个短语也可以描述即使时间紧迫，四面楚歌的主人公也要发表立志取胜的宣言。又或者，这个短语可以暗示：说话者知道最终会有幸逆转，尽管看上去不太可能，但也许是通过秘密策划、耍花招或者只是希望好运降临。

仔细审查，这些习语表明，即使是熟悉或者普通的类比也可以激起向外围扩散的思维网络，就如卵石抛向池塘泛起的涟漪，这些涟漪遇到障碍会以此为基础形成更多的图案。类比掩饰争论

由于联想具有涟漪般的连锁反应，我们遇到的类比可能戏剧性地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有时，甚至听起来非常普通的一个单词类比也可以掩饰全部的争论。试想有多少政治家、记者、经济学家、商业领袖把经济描述为商业“生态系统”。毫无疑问，这个描述将在经济界的复杂关系和相互作用的网络与自然界的复杂关系和相互作用的网络之间形成类比。

这种平行暗示着市场就像生态系统一样，是完全自然的、平衡的、可自我调节的，不需要人类监管或干预。另外一个类比把经济描述为一种具体的生态系统——丛林。对商界的许多人来说，这样的类比可能暗示着冒着热气的、原始而充满野性的危险，就像那些人为了养[2]老而省钱参加美国401（k）计划。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提姆·伦纳德认为，对于经济而言，更加准确的类比可能是比作一个经过细心培育的花园，这个花园经过适当干预促进作物增长并除掉杂草和害虫，从而促进丰收。

意料之中的是，大多数人没有密切关注遇到的许多细微类比，更不用说类比相应的隐含意义。每天我们的头脑中会冒出成千上万个想法，我们没有时间审视每个类比。从进化的观点看，这些类比至少有一半是正面的。如果我们不能快速而准确地进行类比以获取实际情况，那么我们大部分日子都过得很艰难，更不用说一生。像字母一样容易

研究表明，即使是1岁的小孩，也会做出基本的知觉类比。到4岁，大多数小孩可以理解抽象的类比，比如“小鸟住鸟巢，小狗住狗窝”，也就是说，每种动物住在自己特有的房子里。刚开始掌握类比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当我们开始类比我们遇到的事情，并且因环境需要而不断丰富这些类比时，我们便不断扩大和加速对世界的理解。

这个发展进程的原型可能是我们如何扩大对“母亲”这个概念的理解。刚开始，我们知道我们是自己母亲的孩子，然后逐渐扩大到我们玩伴的母亲，接着是动物的母亲、我们父母的母亲和其他成年人的母亲，最后形成了像航空母舰、母校和大地母亲这样抽象的概念。我们持续通过类比过程扩大这些概念，因为这不仅很有帮助而且不可或缺，需要是发明之母。

研究表明，正是这种形成和操纵更抽象的心理表征的能力，解释了人类想在充满更强、更快和更雄辩的竞争者的世界不断提升主导地位的想法。许多这样的能力都与人脑的大小不断进化增长相互联系。古代的人类头围增长的幅度似乎与技术发展的考古记录相一致。布罗德曼大脑皮层分区中的10区，即额极区，似乎在组织感官和把计划付诸行动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个大脑分区和其他的分区不断增长，更多的神经元之间便会形成更多的联系空间，这些神经元能产生更加自由的联系和更强的类比能力。

长期以来，这种不断增长的认知流动性使人们掌握和开拓日益抽象的洞察力。大约35 000年前，南非古人在狒狒的胫骨上刻了29个痕迹，现今这种以山命名的列朋波骨的人工制品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被挖掘出来的。鉴于这些刻痕数目与月相的数目匹配，以及现代布须曼人使用相似的记录棒作为日历，学者们相信这是一种用于记录时间轨迹的工具，可能与女性的月经周期一致。

列朋波骨表明古代人不仅有时间的概念，而且能够把观察到的月球轨迹转换成线性的二维的时间类比。简言之，这些早期的天文学家有能力抽象地描绘自然现象，分析长期的因果关系，至少在女性月经和生育方面已经开始记录。

列朋波骨创造的同一时代，在欧洲，人们在洞穴墙壁上绘制了他们捕猎的动物画像，雕刻了动物、人的石像。虽然这些艺术描绘在形式、材料和比例上与实际物体有很大差异，但是人们仍然可以很容易地辨认出是哪些动物，因为大多数动物都已类比成人们熟悉的现代动物。

虽然历史永远无法查证这些绘画和雕刻的深层次精神意义或目的，但是它们仍然讲述了非常重要的故事。它们的存在揭示了早期人类已经有创造和运用生物的象征手法的能力。反过来，这也暗示了当时的人类已有能力把自己和世界上的其他动物看作一个大系统中的物体。这种观察的分离性可能有助于人们做出决定，从而增加生存的机会，甚至决定崇拜图腾可能赋予崇拜者更大的取胜决心，这是在充满挑战的时代非常宝贵的心理资源。

当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抄写员开始发明各种越来越抽象的象形文字时，这种史前的代表性艺术最终演化成了书写。大约3 700年前，一个不知名的抄写员（或抄写员们）在今天的西奈沙漠地区发现当时有700个埃及的象形文字在普遍使用，几乎所有的象形文字都在有限的发音数内。为了寻找比传统冗长的象形文字更灵活、更方便的表达意义的方式，这些抄写员把最普遍使用的发音提炼成22个符号，这些符号就是我们现在使用的字母。每个字母都来源于象形文字或象形文字的一部分的抽象、视觉化的类比，当象形文字的音值开始使用时，便失去了它的具体意义。

这种知识上的突破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音标字母，这被现代学者称为北闪族语系。每个符号代表一个发音而不是代表单词、音节或概念，这种逻辑性不仅对训练有素的抄写员，而且对大众而言简单易学、使用容易。找到我们的路

人类历史上，人们第一次以可行的方法写下无比复杂的观点并长时间传递。这意味着人类可以用史无前例的简便方式积累和传播知识，进而加速学习、探索、贸易、经济增长和科技进步。作为历史上最具创意的工具之一，北闪族语系字母表是如此实用，以至于在随后的几千年里被广泛地采纳和使用，这个字母表逐步演化为包括腓尼基语、希腊语、希伯来语、阿拉伯语、拉丁语、英语、波斯语、俄语，以及埃塞俄比亚语和包括梵语的印度次大陆的书写字母。

另外一个类比推理本能起作用的古老事例在早期航海者的航海壮举中得到了印证。早在5 000年前，航海者已经开始从亚洲南部往东航行到达太平洋，最后定居在成千上万座遥远的岛屿上。回顾过去，他们的航海功绩意义尤为深远，因为洋流或偶然的漂流不能解释有人定居在一些岛屿或群岛（包括复活节岛、新西兰和夏威夷）上的原因。

这些海员是如何航行的呢？在指南针和六分仪发明之前的很长时间里，这些土著的航海者发明了一系列工具，引导他们的独木舟在浩瀚无情的大海上航行，到达孤立的环状珊瑚岛。这些工具包括用于跟踪波纹相关进程而编织的“膨胀图”、雕刻在葫芦里面的小型天体图和与星系移动带来的盛行风准确对应的“风罗盘”。在这种充满挑战的长途航行中，细小的错误就可能导致致命的后果，因此，航海者拥有强烈的类比推理本能至关重要。只有掌握类比推理的人才有可能幸存下来，并且把知识传递给后代。

即使是在今天，拥有现代最先进科技的我们，在航海时仍然需要依赖类比推理的本能。例如，当我们用苹果手机打开谷歌地图时，我们搜索到脉冲的蓝点代表了运动轨迹，这是一个三维地图的二维类比。当我们移动时，我们会把这个蓝点与实际物理环境的相关线索相比较，比如路标、高速路出口、标志性建筑、公园、河流以及其他自然地貌。谷歌街景技术使得这种搜索过程特别容易。如果我们不能进行类比推理，数码地图或纸制地图都将失去用途。

我们在抱怨一张地图差时，实际是在抱怨令人失望的既定类比的质量。随着时间的推移，制图者通过使用更加精确和详细的信息更新航海图，这些地图总体上变得越来越好。密歇根州地图的演进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密歇根州的边界几乎完全在北美五大湖的边界线上。起初，这些地图的绘制主要根据本地人的口头描述和使用大型桦树皮做成的独木舟并且熟悉水域的欧洲皮革商人的粗略观察而进行的推测。后来，勘探者和受过训练的测量员对地形进行了更加精确的测量，而今天卫星可以提供更加详细的信息，所有这些努力逐步生成了更加精确的二维类比的真实地形地貌。

最终，地图精确度的重要性仅仅在于使用者需要用来导航的详细程度。现在，当有人问密歇根州人来自哪里时，许多人会使用右手作为地图，举起右手像在宣誓的样子，左手指出他们家乡的“具体位置”。为什么呢？因为密歇根州下半岛与连指手套惊人的相似。居住在分隔上半岛和下半岛的麦基诺海峡南部的希博伊根的人会说他们来自“连指手套的指尖”。同样，居住在底特律以北100英里的巴德阿克斯居民会说他们住在“大拇指”上。

同时，地形和手部的巧合还体现在密歇根州下半岛形状也像连体手套，但是对于左手，这只手伸出的形状好像要握手而不是宣誓。一旦解释清楚，甚至那些从未参观过五大湖地区的人也可以理解这个地理类比，因为他们的头脑通过视觉化比较双手和密歇根州地图有了概念上的跃升。

但是大脑是如何进行视觉化跃升的呢？对于一个物体、一种情况、一个生命体，甚至仅仅是一个观点，大脑是如何识别出物体的复杂本质的呢？特别是当任何既定的类比假设或含义从未明确提及时，一个人是怎样激发另一个人的大脑的预期联想而进行类比的呢？消失在转化中

本杰明·卑尔根是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的神经科学家，也是研究人脑如何把知觉转化为意义的专家。他在著作《比话语更响亮：人脑获得意义的新科学》中指出，符号和单词除了被人们赋予意义外，本身没有任何复杂的含义。例如，单词dog、chien、sag和perro分别是英语、法语、波斯语和西班牙语中的狗。事实上，超过6 000种语言的多样化词汇证明了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卑尔根写道：“即使某些符号代表了现实世界中的东西，但仅仅在某种语言中识别和设定某种符号是不足以产生意义的。”

当然，不管是具体的物体还是抽象的观点，人们赋予事物的许多意义来自我们自己直接积累的经验。根据卑尔根的观点，人类认知的一个核心层面是我们不仅知道卡通的表面性质，而且通过直觉我们也会知道卡通不明显的性质。这种识别事物复杂性质的能力可能格外有用，甚至至关重要。

如果一个潜在的商业伙伴拿出一份有很多难懂条文的合同，摘下笔帽，暗示你在现场签字，你是什么反应呢？基于对合同基本知识的理解及其潜在的复杂性，你很可能推迟签字，直至你的律师审阅完文件并建议对合同做一些修改后才会在合同上签名。

又或者，想象一下，你晚上正走在一条街道上，这时你开始怀疑街道对面有个陌生人正跟着你。你可能会找最近的比较拥挤且光线好的地方，然后拿出电话报警，或者开始想方设法保护自己。毕竟，人们在电视或电影中看到过数百次类似的情景，结局往往并不是很好。

但是人类思维不同于其他具有打斗或飞行本能的动物思维，令人惊讶之处是人类可以想象出全新的、不存在的或完全不可能的事物。卑尔根指出，当要求人们想象一只在飞的猪时，即使这样的动物完全是虚构的，大多数人也会很容易在脑海中构想这样的画面。

有些人可能会想象这头猪肩膀上长了两只有羽毛的翅膀，非常像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天使。有些人会想象出一只戴披风、有超级英雄装备的猪，一跳就可以跃上高高的谷仓。还有人会想起《猪湖》中的布偶猪小姐，它优雅地从空中飞入客串表演的鲁道夫·努里耶夫的怀里，或者想象成一头坐在F–16战斗机的驾驶员座舱里的野猪，炫耀着它的那副雷朋太阳镜。简而言之，当提及飞行的猪时，我们心目中构建的实际图像依赖于无限丰富的数组参数和因人而异的经历。

卑尔根搜集了近期的实验室数据和神经证据来支持象征模拟假设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在脑海中我们通过实际模拟语言描述的经历可以理解遇到的词，比如，想象一只在海面上跳跃的海豚，想象一下冬天的早晨煮咖啡的香味，听到美国国庆日游行的高中生仪仗队的声音，回想一下你爬过很长的天梯或帮助朋友搬到新公寓的疲劳情景。

现在，根据你的个人经历，一些单词可能比其他单词唤起更生动的心理意象。但是对于讲英语的人来说，所有这些可以触发活跃的神经元，在不同程度上，这些神经元是人们生活中实际经历的回响，或从这些经历中获得的间接知识。卑尔根和其他人的研究表明，这是因为在想象一只跳跃的海豚时，我们会使用和实际看到一只跳跃的海豚时一样多的神经元。同样地，当有人要你想象在开前门时你做出的实际动作，你的大脑就会激活你实际真正在开门时的许多同样的神经元，除非在想象的情景中大脑抑制了这些行动的实际执行。把握现实

令人奇怪的是，当我们在思考诸如现实、拒绝、利率、快乐、时间甚至是抽象的思想观念时，这种象征模拟的过程似乎也会发生。基于语言学家乔治·莱考夫和哲学家马克·约翰逊的启发，卑尔根认为，我们的大脑通过归因于物理的、感觉的或者空间的特性而操作这些概念，因为这时我们可能会说：

她没有把握好现实。

反复的拒绝让他很痛苦。

实验室测试结果为阴性，他精神焕发。

她一同意嫁给我，我就备感快乐。

当他的经理宣布年度销售额时，业务员想：“太糟糕了！”

正如为了帮助指向我们选择的方向，我们会把马勒和缰绳系在马身上，我们利用抽象概念是通过赋予它们在现实世界中察觉到的特性，比如容量、喜好、方向、数量、气味和其他特性，从而帮助我们更容易利用和管理大脑中的抽象概念。

莱考夫和约翰逊在1980年出版的经典著作《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探索了我们概念上套索时间的方法，这是让我们基本控制时间观念的一种语言整齐的魔绳术，但可惜的是，并不是控制时间本身。

我们常常赋予时间内容和数量——“我们用完了时间。没有足够的时间做完工作”，我们也会把时间放在实际的位置，不是放在我们前面就是后面。“当我去度假的时候，我会把这一年的事情抛在脑后”，这就是我真正盼望休假的原因。有时我们认为时间在移动——“他应该是民主党的未来，但时间在他身边流逝”，或者“当她等公交车时，时间真的开始延缓了”，再或者“片刻间，当他看着她走进房间时，时间停滞了”。

我们也给予时间代理权——“此刻我不能确定，但时间会证明一切”，或者“她20多岁时很漂亮，但是岁月不饶人”。

很显然，即使语言是抽象的，我们理解语言的能力也是把旧概念的系统植入新的、强有力的用途中。正如卑尔根的总结：“进化就是把堆放在大脑垃圾场的旧零件组合成一台新机器。”价值6 000万的杰作

1963年8月8日漆黑的凌晨，一群胆大妄为的强盗把6伏特的蓄电池连接到铁路信号灯上，这个信号灯离英国伦敦以北40英里的莱顿巴泽德不远。靠近的邮政列车工程师发现了前方的红光，缓慢地把列车停了下来，派一名列车乘务员沿着铁轨步行查看。几分钟内，这帮强盗制服了列车上的全体乘务员，不到20分钟，他们带着价值约6 000多万美元的财物逃之夭夭。

几年后，策划“火车大劫案”的布鲁斯·雷诺兹把这次惊人的抢劫描述为“我的西斯廷礼拜堂”。在某种程度上，把这次抢劫比喻为米开朗琪罗的杰作似乎与盗窃本身一样大胆。不管人们是否认同雷诺兹的类比，我们都可以理解他想要表达的观点。然而，我们的概念怎样才能从20世纪英国火车抢劫案跳跃到16世纪梵蒂冈的小礼拜堂，从而掌握这种平行类比呢？类比研究者们认为，这是通过结构映射的过程进行的类比。

这个概念是20世纪90年代由黛德·金特纳最早提出来的，他是美国西北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指导大学的认知科学项目，结构映射描写了我们如何以一种保留彼此相关性的结构和放弃我们认为不相关的差异方式来映射从概念基础（比如西斯廷礼拜堂）到目标（火车大劫案）的过程。有证据表明，我们倾向于根据高层次的关系（我们可能识别的最高层次）来映射知识。

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建造西斯廷礼拜堂需要使用的创意、计划、超凡技能的相关知识，我们推理出这次抢劫同样需要高水平的创意、计划和技能才能成功地拦截和抢劫满载120袋现金的皇家火车，然后带着战利品逃跑。

在推理雷诺兹的类比中，我们本能地忽略了火车抢劫与文艺复兴艺术之间的所有明显差异。坚持这种对等性时，雷诺兹暗示了一种紧密相连的高层次的关系：米开朗琪罗（想象和绘画西斯廷礼拜堂的天才）与他自己（想象和带领抢劫的天才）之间的对等关系。

像西斯廷礼拜堂一样，“火车大劫案”以其胆略和执行力矗立在那里，独一无二。这依次暗示了两个领域之间更加抽象的高层次的关系：那些把米开朗琪罗看作艺术天才的人也会把布鲁斯·雷诺兹看作艺术天才。那些用不同的道德画笔描绘出竞争性作品的人不会领会这一点。艺术毕竟是艺术，所以应该给予艺术家应有的权利。

即使那些有道德感的人约束自己不接受艺术和抢劫之间的对等性，有些人仍然可以接受这个基本观点：米开朗琪罗和雷诺兹的作品在各自领域内是最好的。原则上，就像把昂贵的吸尘器比作劳斯莱斯汽车的吸尘器，或者把慷慨的健康保险政策比作凯迪拉克计划一样，具有同样的类比效果。

但任何既定类比的“真相”本质上都是主观的。美国占领的伊拉克是一个现代版的越南吗？嘻哈音乐是新的爵士吗？华盛顿只是丑人的好莱坞吗？即使争论不休，也不会有正确或错误的答案，至少没有任何纯粹的客观标准。

一旦我们有意识地注意我们使用的单词和大多数人的说话方式，很快就会明显地发现类比所起的中心作用和呈现的多种形式，比如隐喻、明喻、讽喻、习语、寓言、警句、老话、委婉语和谚语。没有人类的类比思维本能，就不可能有这些写作手法，更不用说使用性了。

甚至我们描述生活中基本概念的方式在本质上也是类比，比如生命就是旅程、时间就是金钱、身体就是机器、大脑就是电脑、爱情就是过山车。我们接受这些类比，因为我们发现不管这些成对的概念实际上有多大差异，它们都有重要的相同之处。

雅诺马马人一生居住在亚马孙雨林中，没有接触过金钱、机器、电脑或过山车，他们是不可能理解这些类比的。居住和工作在现代科技发达社会的人们几乎是本能地掌握类比的含义。在掌握字面意义时，我们知道类比的“明显”事实，并且打消类比的无数不同之处。快速判断

丹尼尔·卡尼曼是一位心理学家，他研究人类如何做决定，荣获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在2011年出版的著作《思考，快与慢》[3]中指出，从概念上看，两种心理系统驱动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他所指的系统1快速、本能、情感上发挥作用，而系统2较慢、符合逻辑、有意识地发挥作用——常常识别系统1仅仅是凭冲动做出的决定。虽然有些人倾向于其中一个系统，但是这两个系统在每个人的大脑里同时运行。

正如大多数人一般希望付出最少的努力完成一项既定的体力活，比如乘坐电梯而不是爬楼梯，同样，“最省力气的普通法则”也应用于人们的认知努力。研究发现，这种趋势可能是由于具有挑战性的思维活动似乎需要人体更多的基本能量，如葡萄糖。实际上，避免努力思考，我们就可以节省大脑能量。直截了当地说，我们生性懒惰，倾向于选择阻力最小的方法。

通常，快速思考对我们有利。正如电脑使用运算法则来压缩数据，人脑也会选择有效的方法压缩大脑数据。我们使用的策略就是用数目、文字、影像和记录的声音揭示脑外的信息。另外一个策略是内在的，就是记故事。许多类比就是压缩的故事。寓言把有启发性的力量归因于类比本能，并且阐释得非常清楚。《伊索寓言》中“男孩谎称狼来了”的故事被缩短为类比表达“狼来了”。在另外一个寓言“狐狸与葡萄“中，一只狐狸因为够不到成串多汁的葡萄而非常沮丧，不管它多么努力，始终摸不到悬挂着的葡萄。最后，狐狸宣称这些葡萄看上去是酸的，后人把这种情绪转换成“酸葡萄”的表达。

我们可以把这些快速类比看作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它们表达的观点实际上非常复杂。在既定的环境中，类比“准确”与否和等级无关，但类比激发的情感和观点会使其非常有力。

这可能是有效的类比常常使人们在争论中抢占制高点的原因，本质上，这些类比是经过压缩的、有张力的故事。提供清晰的叙述时，他们允许创造者灵巧地规避竞争“事实”的流沙，更接近他们争论的智慧和情感的核心。马桶座圈的辱名

当叙述矛盾时，我们被迫评估竞争性的类比和判断彼此之间的关系。例如，1957年年末，福特汽车公司介绍了用于吸引不断增加的汽车驾驶员的新款车型。据报道，这款车的最初黏土模型受到了福特执行官长时间的起立鼓掌，被誉为“未来的革命车”。在对汽车的补充性评论中，《纽约时报》把汽车的水平尾灯比作“海鸥优雅的翼展”，并且暗示汽车垂直的前护栏使汽车形成了“独特的欧陆风格”。

类比描述是必要的，因为在市场上汽车的外形可以与其他汽车有惊人的差异，直到汽车正式发布，福特公司才公开汽车的外形。尾灯与海鸥之间的类比特别恰当，因为这样的类比既直观准确，又能产生情感上的共鸣。海鸥飞行时非常优雅，不管是翱翔在蔚蓝的天空，还是轻捷地掠过海面，它们几乎不需要拍打翅膀。好几个周末，那些躺在沙滩上和对星期一回去工作感到厌恶的日光浴者带着某种嫉妒凝视着海鸥的自由。巧合的是，有句老话“像鸟儿一样自由”捕捉到他们此刻的心情。鉴于这种积极联系带来的财富，谁不想有一辆汽车以激发优雅翱翔和自由的情感呢？

福特公司老练的公关活动为这款新车制造了兴奋点，在汽车发布当天大约300万人涌向代理商，想看看名字奇怪的“埃德塞尔”（Edsel）汽车。但是，总体上，他们的反应远没有《纽约时报》描述得那么热情高涨。很快，人们开始冷嘲热讽汽车的前防护栏像马颈轭和马桶座圈，还有其他更难听的描述。与在海风中翱翔的海鸥的联想相比较，用来挽马的轭和马桶座圈更加形象。因此，福特公司极力辩解，坚持认为这款汽车真的极具吸引力。

综合福特公司这款汽车的问题，美国《消费者报告》批评了埃德塞尔的质量。这款汽车从构思到发布，经济衰退已经破坏了目标市场的购买力。鉴于此，把埃德塞尔惨淡的接受度仅仅归因于公众对前护栏的描述不准确。但是福特公司在汽车广告和销售方面倾注了数百万美元，也的确没能打败公众直言不讳的类比。

公众对埃德塞尔的描述提供了三个理解类比本能的指导性见解。第一，人们仅仅可以通过自己熟悉的概念，以一种有效的方式，描述或接受新事物。在19世纪20年代末，人们普遍把蒸汽机车叫作铁马，因为这种新颖、强有力的机器开始取代以前沿着轨道拖着轨道车的马匹。同样，来自工业革命的所有熏烟和雾气组合在一起形成了单词“烟雾”（smog），至于福特的新款汽车，其非传统的设计使目睹汽车者寻求描述方式。

第二，我们越熟悉既定类比的主题，越容易掌握它，也越有可能产生共鸣。因此，“马桶座圈”作为描述词很可能击败“马颈轭”，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郊区是这款汽车的目标市场，郊区的美国富人更熟悉马桶座圈而不是马场设备。

第三，由于我们大脑进行象征模拟，明确的视觉类比通常比模糊、抽象的描述更快、更有效地交流观点。这是因为具体的图像，特别是熟悉的东西，会引发图像、观点和情感更多的联想，激发共鸣网络。西方世界的人们常常把马桶座圈与排便相联系，这样依次引发了人类最古老和最强烈的情感——厌恶。把厌恶与“欧陆风格”的情感力量相比较，那么到底欧陆风格是怎样的呢？当然，一个人需要有足够的时间和文化修养才可以清晰地解释批评者们通过“马桶座圈”的描述想要表达的意思，但是交流美感的微妙之处可能需要评论和读者付出更多的努力。这就解释了为何把具体、熟悉的东西描述为马桶座圈，是令人不愉快的类比。

虽然很可能在1957年任何人经过深思熟虑都还是会对类比的方式感到迷惑，但他们其实也没有必要感到困惑。大多数人一眼看到这款汽车，就会很快做出判决——它发出恶臭。马桶座圈碰巧象征着人们对汽车总体上的本能反应。

除了这款车不受欢迎的设计和用来描述汽车的类比外，埃德塞尔这个名字对汽车的销售也没有帮助。起初，福特公司给这个项目起名为E–车，E代表实验——后来经过研究放弃了数千个可能的名字。然后，在福特公司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福特公司董事会主席欧内斯特·布里奇建议以已故的埃德塞尔·福特命名，埃德塞尔·福特是亨利·福特的儿子，于1943年去世，生前曾是福特公司的董事长。“埃德塞尔的前公关总监盖尔·瓦诺克在2007年对《华盛顿邮报》说：“他一直奉承福特先生，我知道没有人喜欢那个名字，当人们接受采访或被问到埃德塞尔的名字时，他们总是说‘你说的是椒盐脆饼（Pretzel）’吗？”

埃德塞尔在美国从来不是一个受欢迎的名字，当这款车发布时，这个名字甚至没有被纳入最受欢迎的1 000个汽车品牌中。更复杂的是，这款汽车的名字与一种廉价的、普通的小吃的发音相似，也并没有促动福特公司表达这款汽车象征的上进。令人奇怪的转折是一些词源学家把椒盐脆饼的单词追溯到中世纪拉丁语描述的一种本土的、环状德式蛋糕，以交叉的手臂著称。这种小吃的名字非常有意义：如果你把手交叉放在胸前，就会发现手臂真的很像传统的椒盐脆饼。令人讽刺的是，20世纪中期“交叉的手臂”是用来描述忍耐了埃德塞尔经销商销售宣传腔调的、无数持怀疑态度的顾客使用的肢体语言。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埃德塞尔汽车销售从一开始就滞后了。第一年预计销售20万辆，而福特公司在1958年该车型实际销售量仅为6.31万辆，在第二年的销售量还不到4.5万辆。即使有铤而走险的促销努力，比如试驾埃德塞尔汽车的人有机会获得一匹小马，也并未提升销售量。福特公司乐观地购买了1 000匹小马作为赠品，通过船舶运送到全国各地，埃德塞尔汽车的经销商把小马拴在汽车展厅外面。不过，这种竞争真的吸引了孩子乞求父母为他们赢得小马的家庭。经销商和“幸运的”获胜者很快开始感激汽车早已取代马，因为小马不仅要饲养，还要清洗。不久，经销商们把这些小马运送回了底特律。

1959年年末，这款汽车销售艰难地进入第三年（仅销售2 486辆），福特公司停产并且关闭了整个埃德塞尔生产部门。福特公司在埃德塞尔汽车上花费的成本按当前美元计算超过27亿美元，这款遭受了如此巨大、惊人的公众失败的汽车名字本身很快成为一种类比，成为压倒性、立刻不受欢迎甚至人们拒绝购买的任何大型新产品的代名词。

一般来说，没有人愿意接受失败的责备，特别是大公司。约翰·肯尼迪总统在1961年“猪湾事件”后说了一句名言：“胜利有一千个父亲，失败就是孤儿。”至于埃德塞尔汽车，总设计师小罗伊·布朗当了替罪羊。尽管他继续帮助福特公司设计了许多非常成功的车型，比如福特E系列面包车，但是因为最不受人欢迎的努力而被永远铭记，他一直为自己设计的汽车辩护，直到2013年去世，享年96岁。“许多人说‘嗨，是罗伊·布朗的错’。”在埃德塞尔汽车失败后的数年，布朗告诉采访者，“我是在执行命令，我做得很好。”然而，他叹了口气说：“是人们有马桶座圈的头脑。”这就是类比思维的本能。

[1]　1英里≈1.609千米。——编者注

[2]　401（k）计划：名称来自《国内税收法案》第401（k）节，它允许员工将一部分税前工资存入一个储蓄计划，积累至退休后使用，在此基础上形成了401（k）养老金计划。它深受欢迎的原因是可以享受税收优惠。——编者注

[3]　《思考，快与慢》已由中信出版社于2012年出版。——编者注第2章三振出局：类比塑造结果

唤起比较、主张等同、揭示潜力并做出隐论的能力，使类比成为格外强大的工具。

1992年夏天的一个晚上，18岁的欣贝尔·雷诺兹正走出弗雷斯诺市一家餐馆，两名骑摩托车的男子突然停下，试图抢走她的钱包。在她反抗之际，其中一名男子从腰间掏出一把375马格南手枪，对着她的耳朵开了枪。欣贝尔随即瘫倒在人行道上，而袭击者驾车呼啸而去。欣贝尔于第二天死亡。

警察当即追捕两人，而这两名男子都是重罪犯。当被警察逼得走投无路时，其中一名试图开枪逃脱，但最后被警察击毙，另外一名则被活捉。欣贝尔的父亲迈克·雷诺兹愤怒、悲痛、几近发狂，决心不让这种惨痛的悲剧再发生在其他家庭中，他发誓：一定要把这种危险的职业犯罪分子永远关进牢里。他心爱的女儿不能起死回生，但对她的怀念或许最终能拯救他人。

这个目标虽然高尚且有意义，但很快就受困于萨克拉门托的政治和官僚主义。州议会在惯犯强制性量刑标准上的不作为让迈克·雷诺兹备感沮丧，于是，他开始征集签名，希望把这起案件带到加利福尼亚州的选举中去。他的竞选口号是什么？“三振出局！”1994年，也就是迈克的女儿去世两年后，70%的投票者支持对第三次重罪犯强制判处25年监禁。

加利福尼亚人在支持“三振出局法案”中并不是孤军作战。与公众对惯犯的合理愤怒遥相呼应的是，全国的政客（无论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都义愤填膺。正如时任纽约州州长的马里奥·科莫所言：“在棒球赛中，三振出局。在对付暴力罪犯中，就应该是：三次犯罪就要进监狱，且永远不得出狱。”

论点的吸引力显而易见。关押暴力罪犯是政府值得赞扬的也是必要的职能，面对让强奸犯和杀人犯逍遥法外的制度，公众有理由愤慨。然而，仓促推行“三振出局法案”却是基于一个漏洞百出的类比。棒球赛中，击球员的第三次击球与前两次有本质上的不同。尽管已经记两好球，但只要击球员的球拍击到球或者不被接杀的话，就可以继续留在球场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界外球可能是第一个或者第二个好球，但不算三好球。

不过，表面上，三振出局的类比与人们的正义感形成了深深的共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触碰到了人们关于棒球、规则、公正和个人责任这些深层的文化联想。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的美国外交政策教授迈克尔·曼德鲍也是一名狂热的体育爱好者，他撰写了《体育的意义：美国人为什么看棒球、橄榄球、篮球，他们又看到了什么》。他认为，棒球的部分魅力源自美国人的怀旧感。基于人们对个人主义的赞颂和对促进有序竞争规则的文化亲和力，棒球赛中的运动员只需对自己的个人行为负责，这一点尤胜足球赛和篮球赛。大量的分数统计显示，无论是得分还是失分，都是记在个人身上的，这就产生了迈克尔·曼德鲍所称的“赤裸裸的道德体系”。

曼德鲍写道：“棒球赛是一个完全透明和高度负责的领域。”这项运动的规则被认为是通用、透明且具有约束力的。“每位球员的表现都是要记分的，而每个记分的表现非好即坏，不是正确就是失误。为了赢得棒球赛这一至高目标，所有球员的表现均记分，无论得分或失分，绝不会出现遗漏或中间地带的情况。”

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已经有接近一半的地区通过了“三振出局法案”。逐渐地，这项法案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的确，更多的暴力罪犯因强制性量刑而被判处漫长的监禁，但同时成千上万的非暴力罪犯也因此被监禁。很快，入店盗窃、录影、开空头支票或者砸破车窗从杯座里偷走零钱的罪犯也因为三次触犯法律而被判无期徒刑。全国的囚犯人数增加到原来的5倍。

难道说“三振出局法案”的广泛推行是因为棒球赛很受欢迎吗？不完全是。这种情感和政治动力源于人们对日益上升的犯罪率的愤怒和失望。但棒球赛的比赛规则确实使“三振出局法案”合法地成为刑事司法的准则。10年后，当公众对严肃政策讨论的兴致逐渐减少，只是简单地评论时，“三振出局”就只能成为一个简化的道德行动呼吁。如果棒球类比禁不起严密的审查，公众也不会对其密切关注，疏忽往往会让他们付出几十年的高昂代价。美国现在自诩囚犯人数世界第一，被监禁人数为230万，几乎占全球囚犯人数的1/4。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有多高呢？答案是：每年高达750亿美元的税款。沙滩里藏沙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德国防空系统在雷达的导引下，以惊人的速度击落盟军的轰炸机。英国皇家空军每执行一次重要任务，就很可能损失几十架飞机和上百名飞行员，英国空袭指挥部在冷酷的战争代价现实面前，认定伤亡人数不可再如此持续增长，于是着手研究对策。

承担这一挑战性任务的是英国空军部科学情报处处长、物理学家R·V·琼斯。他绞尽脑汁寻找保护盟军飞机的新方法。在盟军飞机上安装干扰设备或许可以干扰德军地面基地上的雷达，但这些干扰器同时也可能成为敌军歼击机的导航信号。另一个方法是使用雷达无法发现的材料制造飞机，但鉴于当时的技术，隐藏金属引擎的雷达反射功能似乎是不可逾越的障碍。

后来，琼斯灵感迸发，他想到了一个类比。一粒沙子藏在哪里最安全？当然是沙堆里。

代号为“窗户”的干扰措施，概念出众而简单。英方只需派几名勇敢的飞行员在空中散落几吨又薄又短的金属片，就能在德军的雷达上反射出成倍增加的信号。如果金属片的大小刚好与德军的雷达波匹配，那么至少能在德军的电子设备上造成大批轰炸机到达的假象。如将这些金属片漆成黑色，甚至连德军的夜空扫射探照灯也无法辨别。

琼斯理论上推测，通过散落大量的锡纸，少量的盟军飞机即可误导德军的高射炮和战斗截击机。同时，盟军真正的重要飞行部队就可以悄悄飞去其他位置攻击真正的目标，避开德军的大部分对抗，并可以在德军识破之前安全撤离。或者，由于迷惑的德军地面控制人员难以将敌机与周围的电子干扰物区分开，盟军轰炸机在夜间空袭时飞过金属云层还能更有效地“躲开”雷达。

该计划也有它的风险性。万一盟军轰炸机的进气口吸进了金属片，引擎被卡住了怎么办？更糟糕的是，万一德军找到了对策并以此反击盟军空防，使英国遭受更大的破坏又该如何？这些问题很快就引起英国军事领导层激烈的争论。最终，一名丹麦间谍传来消息，窃听到两名乘火车的纳粹女人谈话：德军已经意识到用金属片制造假象的可能性。在重要会议中，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听取正反面意见后，做出决定：“好，展开‘窗户’行动！”“窗户”行动的影响立竿见影。从使用金属片干扰前后的伤亡率对比可以看出，盟军仅在汉堡晚上的一战就大约保住了78架飞机，在埃森市的空袭中保住了49架。与此相反，德军的伤亡惨重，仅汉堡一战就有多达5万人遇难，且大部分是平民。

与此同时，英军飞行员在法国上空放飞了成群的信鸽，这些信鸽的脚上都捆有问答纸。遇到这些信鸽的人如果可以提供情报就写下来，然后把信鸽放飞。一位有同情心的法国看门人意外地发现了其中一只信鸽。这位看门人刚好在克鲁瓦卡吕约临近比利时边境的德国雷达站工作。信鸽带着琼斯所设计的“空中沙滩”计划的信息筋疲力尽地飞回了英国的鸽房。显然，德军的雷达操作员为了拦截盟军的700架“轰炸机”而焦头烂额了一整晚，却没能成功瞄准任何一架真正的轰炸机。根据看门人的情报所知，受挫的德国指挥站的负责人火冒三丈，他说：“我宁愿受100架真正的轰炸机攻击，也不要再被这些破金属片玩弄了！”

虽然德军最终还是制定出了战略性对抗措施，提高了雷达对空中干扰物的辨别度，但盟军已经利用该优势数周，狠狠地打击了德国的工业生产力，从而提早结束了这场战争。多米诺骨牌理论

1954年4月，“越共”军队在奠边府把法国驻军包围。随后，美国总统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被记者问到中南半岛的重要战略地位时，他做了一个类比：“你竖起一排多米诺骨牌，推倒了头一块，那么最后一块的命运将确定无疑——肯定很快也会倒下来。”如果不能在越南击败共产党，那么它相邻的老挝、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甚至是日本的政权，都会被共产党相继推翻。

能够成为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自然有他的过人之处，但雄辩并非其中之一。最初的多米诺骨牌类比并非出自他之口。1953年，在一次参谋长联席会议上，海军上将亚瑟·雷德福主张使用核武器缓解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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