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通史(第五卷)·平装本(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赖永海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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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通史(第五卷)·平装本试读：

公元581年，杨坚代北周立隋，建立隋王朝。恭帝义宁二年（618），李渊代隋立唐，隋王朝仅仅延续了37年。隋代虽然立国甚短，但在中国佛教的发展中却占据了重要地位。隋代佛教是在历经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两次灭佛运动之后逐步恢复发展起来的，由于文帝和炀帝对于佛教的特殊态度以及南朝、北朝佛教在不同方面所奠定的较为雄厚的基础，再加之国家的统一，使佛教界内部可以融通南朝、北朝佛教的不同风格而走向宗派佛教之兴盛。种种有利于佛教发展的条件，使隋代佛教逐渐走出了北周毁佛的阴影，不但呈现出新气象，而且在许多方面展现出某种程度的繁荣景象。第一节隋代社会与佛教

隋王朝成立伊始，就改变了北周武帝时期力图一举灭除佛教的政策。佛教逐渐恢复了元气，走向了发展的轨道。换言之，隋文帝、隋炀帝对于佛教的大力扶持，在客观上促成了佛教复兴的局面。本节先从隋王朝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要素叙述这一时期佛教复兴、发展所面临的社会背景，然后重点叙述分析隋文帝、隋炀帝对待佛教的态度以及由此引发的佛教政策。一、隋代佛教的社会文化背景

隋王朝是在逼迫北周皇帝禅让后建立的，隋文帝杨坚是隋朝的开国皇帝。

杨坚（541-604），弘农华阴人，北周大司空、隋国公杨忠之子。杨坚14岁担任京兆尹曹，15岁因父望被授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16岁迁为骠骑大将军、加开府。周明帝时，杨坚任右小宫伯，进封大兴郡公。周武帝时，杨坚任左小宫伯，进位大将军，后袭爵隋国公，周武帝将杨坚长女聘为皇太子妃。从此，杨坚益加受宠。

北周建德四年（575），杨坚率领三万水军攻打北齐。次年，杨坚又随武帝平齐，进为柱国，出任定州（今河北定县）总管，不久又改任亳州（今安徽淮泗）总管。建德七年（578），周宣帝即位，杨坚长女被封为皇后，杨坚拜为上柱国、大司马。大象初年（579），杨坚担任过大后丞、右司武，转大前疑。北周大象二年春，年仅8岁的周静帝继位。杨坚以太后父亲的身份总理朝政，控制了北周最高军政大权。第二年，杨坚废黜了年仅9岁的北周静帝宇文阐，自己登上皇帝的宝座，建立了隋朝，定都大兴，后改为长安，建年号为开皇。

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长达二百多年的南北分裂局面。自东汉献帝初平元年（190）至隋文帝开皇九年（589）390年间，中国长期处于分裂局面，中间只有西晋的短暂统一（280-316）。自建兴四年（316）以后，中国北方还被外族统治了265年。隋王朝的建立（581），结束了外族在北方的统治，至公元589年，隋灭陈，中国才重归统一。1.政治法律制度沿革

隋文帝杨坚原是北周封建军事贵族集团的重要成员。《隋书·高祖纪》说他“得政之始，群情不附”，“握强兵，居重镇者，皆周之旧臣”。杨坚为了争取汉族地主和已经封建化的拓跋族军事贵族的拥护，曾下令：“已前赐姓，皆复其旧”，正式废除宇文氏强制府兵将领改从鲜卑姓的做法。他称帝后，还专门发布诏书，宣告“前代品爵，悉可依旧”，这对稳定封建统治集团起了很大的作用。杨坚通过一些笼络人心的办法，把大部分北周的军事贵族都拉拢过来为自己服务。

杨坚还大力提拔一些有才能的人作为自己的辅佐。如高颎、苏威、李德林、贺若弼、韩擒虎等，都是有名的谋臣和武将。杨坚称帝后，任高颎为尚书左仆射，兼纳言。伐陈时，又命高颎为元帅长史。高颎与苏威共掌朝政，隋朝的许多律令，都由苏威起草。

北周末年，地方豪族拥有私兵、乡兵的情况增多，为消除这些地方割据因素，杨坚沿袭宇文泰时的办法，把这些豪强升迁为兵府的下级将领。把他们的私兵、乡兵改编为国家的府兵。全国统一后，为加强山东旧齐地区、江南旧陈地区和四川地区的统治，杨坚在并、扬、荆、益四州设四大总管府，分派自己的儿子和亲信领重兵镇守；并且一再下令，禁止民间私造武器、大船。

杨坚称帝后，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强化了中央集权，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首先，对中央机构进行了改革。开皇元年（581），隋文帝在中央设置了三省，即内史省（决策机关）、门下省（审议机关）、尚书省（处理日常政务机构）。三省的设置，能互相牵制，避免了丞相一人专权的局面，把权力集于皇帝，加强了中央集权制。

其次，隋文帝对地方官制进行了改革。开皇三年（583），隋王朝将地方的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两级，并规定九品以上地方官吏的任免权由中央执掌，每年由吏部对地方官吏进行政绩考核。各州、县级的正官三年一调动；佐官（副职）四年一换任，并且不得由本郡人担任，避免了地方豪强把持政务。这些措施，既减少了冗员，提高了行政效率，又节省了开支。

杨坚在加强政治权力、完善统治机构的同时，还对法律进行了修订。在他的直接组织下，著名的《开皇律》诞生了。《开皇律》是在北魏北齐刑律基础上，废除了许多酷法，对一些刑律进行删修而成。其中，有冤可以逐级上诉，直至皇帝亲自处理这项规定，是以前各代所没有的。杨坚的新律，在抑制豪强势力、缓和阶级矛盾、稳定隋朝政权方面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与此同时，杨坚还开了“科举取士”的先河。通过科举考试，按成绩来选取任用人才，夯实封建王朝的统治基础。

陈朝灭亡后，江南一些地方豪强势力并不甘心，纷纷起兵反隋。杨坚派大将杨素率军平息了江南叛乱，制止了豪强地主的分裂活动，巩固了统一。同时，杨坚还改革了北周以来的府兵制，加强了对军队的控制。

北周后期，刑罚苛滥，曾引起“上下愁怨”、“内外离心”。杨坚上台后，十分注意刑律的制定和施行。他在总领北周朝政时，下令“行宽大之典，删略旧律，作《刑书要制》”。开皇元年（581）更定新律，规定了五种刑名：死、流、徒、杖、笞。死刑只有斩、绞二等，废除前代鞭刑及枭首辕裂之法。开皇三年（583），杨坚看到刑部每年处理的案件多至万件，认为“律尚严密，故人多陷罪”，再令苏威等修订刑律，除死刑81条，流罪154条，徒杖等千余条，定留500条。分为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等篇，凡12卷。这就是《开皇律》。《开皇律》虽然有许多内容沿袭《北齐律》，但它实质上是汉魏以来封建刑法长期发展的一次总结。

隋律比较魏晋以来的法律，多少有些减轻，它废除了自殷商以来的许多野蛮刑罚；又在律文以外，规定了一些有利于人民的诉讼程序。

到隋文帝统治后期，刑罚又日益严酷。隋文帝对待臣下苛察猜忌，使得许多官吏人人自危；加之晋王杨广和太子杨勇争位，宰相杨素、高颎等都卷入这场宫廷斗争中。2.经济发展

在经济方面，杨坚实行了搜括户口、均田、租调等措施，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开皇五年（585），杨坚令州县官吏按户籍上登记的年龄、体貌进行核对。同时又实行输籍法，由朝廷按财产和人丁确定划分户等标准，每年按此标准征收固定的赋税徭役。政府掌握的人口多了，国家的赋税收入也就有所增加。这一措施，打击了世家大族，加强了中央集权，同时也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

杨坚继续实行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即男21为丁，授露田80亩、永业固20亩。妇女授露田40亩。一对夫妇共授田140亩。均田制的实行，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限制土地兼并和地方豪强势力的发展，但最终对官僚地主是有利的。在实行均田制的同时，还相应地实行了租调力役制。即一对夫妻交粟二石，男丁要服役20天，交纳调绢二丈或二丈五尺。租调力役的推行，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促进了农业发展。

杨坚还下令开凿漕河。开皇四年（584），开凿了东起潼关，西抵大兴城（今陕西西安）长约300里的通济渠，也叫富民渠。富民渠的开凿，灌溉了农田，发展了交通，便利于运输粮食。

随着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改革，隋王朝在政治上得到了巩固，经济上得到了发展，实力远远超过了南方的陈朝。开皇八年（588），杨坚命杨广率领五十多万人的大军，自水、陆两路向陈朝发起总攻。第二年，南朝的最后一个朝廷——陈朝宣告灭亡。中国重新归为统一，结束了自东晋十六国以来270多年的分裂割据局面，促进了各民族融合和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隋代官私手工业的组织规模和技术水平，在不少方面都超过了前代。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官营手工业，组织庞大，人数众多，在手工业中占主导地位。隋政府曾把全国各地大批优秀工匠迁居长安、洛阳，并经常征发各地工匠轮番到京城服役。主管官营手工业的最高机构是尚书省的工部，具体管理官府所需各项产品的机关是太府寺（隋炀帝时分置为少府监），负责长安、洛阳皇宫及官廨土木工程的是将作寺（后改将作监）。太府寺（或少府监）下设有左尚、右尚、内尚、司织、司染、掌治、铠甲、弓弩等署。在一些地方州县和矿产地区，也设有管理官府手工业作坊的机构。在这些官营手工业作坊中劳动的主要是官奴婢、刑徒和长期服役的工匠及短期轮番服役的地方工匠。

隋代各地手工业也很发达。河北、河南和四川都是丝织品的重要产地。《隋书·地理志》说，蜀郡“人多任务巧，绫锦雕缕之巧，殆侔于上国”。魏郡（今河南安阳）“浮巧成俗，雕刻之工，特云精妙，士女被服，咸以奢丽相高，其性所尚习，得京、洛之风矣。”江南宣城、吴郡（今江苏苏州）、会稽（今浙江绍兴）、余杭一带，妇女多是织布的能手，纺织业很发达。

杨坚称帝后提倡节俭，但到晚年，他滥用民力营建豪华宫殿；刑罚残酷，喜怒无常，常常错杀无辜，与其早期迥乎不同。

至炀帝时，由于统治者骄奢挥霍和穷兵黩武，耗费了国家大量的财富，使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耕稼失时，田畴多荒。大业七年（611），山东、河南大水成灾，漂没四十余郡，加以攻打高丽惨败，死者数十万。天灾人祸交加，而官吏却不顾人民死活，还借征收租赋的机会，勾结商人，贱买贵卖，哄抬物价，地主富豪也趁机高利盘剥，大肆兼并土地。劳动人民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甚至被迫自卖为奴婢。当时，据《隋书·杨玄感传》的描写，“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鞠为茂草”。在此情形下，农民大起义爆发，最终推翻了隋王朝的统治。3.文化政策

与南北朝时期相比，隋王朝的文化政策也颇有特色。

隋文帝致力于传统儒学的复兴，把儒家思想作为最根本的统治思想。开皇九年（589），文帝下诏伐陈，所述理由全以传统的政治伦理观念为基本依据。隋文帝重用儒士，在礼部尚书牛弘的支持下，设立太学，并注意收集散佚民间的儒家经典。据载，当时百姓“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中州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

为配合统一的政治形势，隋文帝接受历代帝王崇佛或废佛的经验教训，试图建立以儒学为核心，以佛、道为辅助，调和三教思想的统治政策。他提出要在儒家崇拜的五岳建造佛寺，对于道教也采取容纳态度。在这一背景下，李士谦的“三教鼎立”说和王通的“三教合一”说便应运而生。这些主张，成为隋以后统治者处理三教关系的主要方针。

由此可见，隋文帝复兴佛教，是在以儒家思想为根本统治思想的前提下进行的。这一政策，对于隋初统一国家的重建，民族矛盾的缓和，南北文化的交流等诸方面起过积极作用。二、隋文帝的佛教信仰及其政策

隋文帝杨坚出生于具有浓厚佛教信仰的家庭，他于冯翊（今陕西大荔县）般若尼寺出生后，即由智仙尼抚养，13岁方才归家。因这一缘故，隋文帝即位后常说：“我兴由佛法。”这使得他对于佛教既有一定程度的报恩心理，更重要的是想借佛教统领人心。隋文帝曾经对当时的律学高僧灵藏说：“律师度人为善，弟子禁人为恶，言虽有异，意则不殊。”可见，隋文帝之所以提倡佛教，与他看中了佛教所具有的劝人为善的作用密切相关。

有证据表明，隋文帝以“开皇”为年号，也与佛教有关。关于此年号，《隋书》记载：“每至天地初开，或在玉京之上，或在穷桑之野，授以密道，谓之开劫度人。然其开劫，非一度矣，故有延康、赤明、龙汉、开皇是其年号。期间相去经四十一万载……五方天帝及诸仙官，转共承受，世人莫之豫也。”王邵说：“年号‘开皇’与《灵宝经》之开皇年相合，故曰协灵皇。”依据此说，开皇年号应该来源于道教。其实，劫数之说，在北朝就相当流行，《魏书·释老志》记载：“又称劫数，繁类佛经。其延康、龙汉、赤明、开皇之属，皆其名也。”对比《隋书》、《魏书》，二者关于劫号的顺序并不一样，而且只有四种，似乎五大劫的名号尚未完全定型统一。究其原因，在于魏晋道教理论建构时期，其时间观念的“劫运”说主要系由灵宝派抄自佛经，甚至一劫四十一亿万年之说，也是在佛教一劫四十三亿二千万年的基础上略加篡改而成。至于“五方天帝”，恐怕也来自佛教的“五佛”说。难怪《隋书》和《魏书》都认为道教劫数说类似于佛教。杨坚为佛教徒，自然明了此意。故“开皇”主要是为附和佛教之劫说，采“圣皇启运，像法载兴”之意，因此是一个貌似取自道教，实为源于佛教的年号。其中之意自有文帝深知。

早在北周任大丞相之时，杨坚已经开始推动佛教的复兴工作。《历代三宝纪》记载说：隋文帝“既清廓两仪，即复兴三宝。开皇元年二月，京及诸州城居聚落，并皆创讫。”开皇元年（581），杨坚即位伊始，立即诏令在全国范围内恢复佛教。根据道宣记载，法藏（终南山法藏）在周武帝灭法后移居深山，“周德云谢，隋祚将兴。大象二年五月二十五日，隋祖作相，于虎门学。六月，藏又下山，与大丞相对论三宝经宿。即蒙剃落，赐法服一具，杂彩十五段，青州枣一石，寻又还山。”周武帝灭佛时，朝廷强制僧人还俗，而周宣帝上台改变政策，但并未让这些被迫还俗者重为比丘。北周大象元年（579）四月二十八日下诏，“令选旧沙门中懿德贞洁、学业冲博、名实灼然、声望可嘉者，一百二十人，在陟岵寺为国行道，拟供给资须，四事无乏。”杨坚于大象二年（580）五月，作北周相后的第二月，法藏下山与杨坚谈论佛教，并且承蒙杨坚批准，重新剃度，恢复僧形。“至七月初，追藏下山，更详开化。至十五日，令遣藏共竟陵公检校度僧百二十人，并赐法服，各还所止。藏独宿相第，夜论教始。”大象二年七月十五日，杨坚遣法藏与竟陵公一起主持将陟岵寺的一百二十“旧沙门”重度为僧，并赐法服。大定元年（581）二月十三日，“丞相龙飞，即改为开皇之元焉。十五日，奉敕追前度者置大兴善寺为国行道，自此渐开，方流海内。”陟岵寺被改为大兴善寺，这120位僧人于此寺“为国行道”。开皇二年（582），隋文帝下令又将陟岵寺与遵善寺合并，敕令迁陟岵寺于新都靖善坊。《辩正论》卷三记载：

京师造大兴善寺，大启灵塔，广置天宫，像设凭虚，梅梁架！，璧珰曜彩，玉题含晖，画栱承云，丹栌捧日，风和宝铎，雨润珠旛，林开七觉之花，池漾八功之水，召六大德及四海名僧，常有三百许人，四事供养。

大兴善寺成为隋文帝最重视的佛寺。

开皇元年（581）三月，杨坚又下诏：

法无内外，万善同归。教有深浅，殊途同致。朕伏膺道化，念存清静，慕释氏不二之门，贵老生得一之义，总齐区有，思致无为。若能高蹈清虚，勤求出世，咸可奖劝，贻训垂范。山谷闲远，含灵韫异，幽隐所好，仙圣攸居，学道之人，趣向者广。西泉栖息，岩薮去来，形骸所待，有须资给。其五岳之下，宜各置僧寺一所。

山野林泉本为道家栖息之所，五岳更是向来被视为中国名山，文帝在此诏中虽然释、道并举，然而，五岳之下，“各置僧寺一所”突显出文帝借助王权张扬佛教“高蹈清虚”、“勤求出世”的用意。在文帝看来，广建佛寺不仅可以奖劝“学道之人”、“贻训垂范”，而且还能够用来“增长福因”、“奉资神灵”。

此外，杨坚称帝以后，马上在其以前经历的四十五州，统一营造大兴国寺。《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乙载：“帝昔所龙潜所经四十五州，及登极后，皆悉同时为大兴国寺。”《辩正论》卷三也说：“始龙潜之日，所经行处四十五州，皆造大兴国寺。”不仅如此，文帝的诞生地冯翊般若寺、文帝之父杨忠曾就职的隋州也都重建或新建大兴国寺。《辩正论》卷三载：

高祖以后魏大统七年六月癸丑，生于同州般若尼寺神尼之房。……及登大位，爰忆旧居。开皇四年，奉为太祖武元皇帝元明皇太后，以般若故基造大兴国寺焉。般若寺往遭建德，内外荒凉，寸梠尺椽，扫地皆尽，乃开拓规摹，备加轮焕，七重周亘，百栱相持，龛室高竦，栏宇连袤，金盘捧云表之露，宝铎摇天上之风。又以太祖往任隋州，亦造大兴国寺。

开皇元年（581）七月，隋文帝又于襄阳、隋郡、江陵、晋阳等其父生前经行处，“立寺一所，建碑颂德”。其诏曰：

风树弗静，隙影如流，空切欲报之心，徒有终生之慕。伏惟太祖武元皇帝，穷神尽性，感穹昊之灵，膺录合图，开炎德之纪。魏氏将谢，躬事经纶。周室勃兴，同心匡赞，间开二代，造我帝基，犹夏禹之事唐虞，晋宣之辅汉魏……积德累功，福流后嗣……思欲崇树宝刹，经始伽蓝，增长福因，微副幽旨。昔夏因治水，尚且铭山，周曰巡游，有因勒石，帝王纪事，由来尚矣。其襄阳、隋郡、江陵、晋阳并宜立寺一所，建碑颂德，庶使庄严宝坊，比虚空而不坏，导扬茂实，同天地而长久。“帝王纪事，由来尚矣”，文帝建寺立碑的目的除了遵循古例外，主要还是以此追思太祖武元皇帝“积德累功，福流后嗣”的丰功伟业。文帝最终把其父杨忠与商汤、周武相提并论，从而表露出文帝慎终追远的心迹。为此目的，开皇元年（581）闰三月，隋文帝又下诏：“每年至国忌日，废务设斋，造像行道，八关忏悔，奉资神灵。”

除了为先帝立寺颂德，文帝还在战场建佛寺立碑。《历代三宝记》卷一二载：

八月，又诏曰：门下：昔岁周道衰，群凶鼎沸，邺城之地，实为祸始，或驱逼良，或同恶相济，四海之内过半豺狼，兆庶之广咸忧吞噬。朕出车练卒，荡涤妖丑，诚有倒戈，不无困战。将士奋发，肆其威武，如火燎毛，始无遗烬，于是朕在廊庙任当朝宰，德惭动物，民陷网罗。空切罪己之诚，唯增见辜之泣。然兵者凶器，战实危机，节义之徒，轻生忘死，干戈之下又闻徂落。兴言震悼日久逾深。永念群生蹈病刃之苦。有怀至道，兴度脱之业。物我同观，愚智俱愍。思建福田，神功佑助。庶望死事之臣，菩提增长。悖逆之侣，从暗入明。并究苦空，咸拔生死。鲸鲵之观，化为微妙之台；龙蛇之野，永作颇梨之镜。无边有性，尽入法门，可于相州战地建伽蓝一所，立碑纪事。其营构制度、置僧多少、寺之名目，有司详议以闻。

此诏也是即位当年（581）八月所下。

建寺必然与造像、度僧相联系。如前文所叙法藏之事所显示的，隋文帝恢复佛教的第一步便是让周武帝灭佛时被迫还俗的僧尼恢复昔日身份。如《续高僧传·释普安传》所记载：周武帝灭佛时，“京邑名德三十余僧，避地终南。”隋文帝“广募遗僧，依旧安置。时楩梓一谷三十余僧，应诏出家，并住官寺。”关于隋初度僧，史籍记载是由昙延奏请文帝而开其端的。沙门昙延听到隋朝立国，拜谒文帝，“奏请度僧，以应千二百五十比丘五百童子之数，敕遂总度一千余人以副延请。此皇隋释化之开业也。尔后遂多，凡前后别请度者，应有四千余僧。周废伽蓝，并请兴复。”尤其重要的是，开皇元年，隋文帝还下诏修复毁废的寺院，“听任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密阁。”这一诏令，使“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文帝又于“开皇十年，敕僚庶等有乐出家者并听，时新度之僧乃有五十余万。”

在造像写经方面，从开皇元年（581）初到仁寿末年（604），“凡写经论四十六藏，一十三万二千八十六卷。修治故经三千八百五十三部，造金、铜、檀香、夹纻牙、石像等，大小一十万六千五百八十躯。修治故像一百五十万八千九百四十许躯。宫内常造刺绣织成像及画像，五色珠旛、五彩画旛等不可称计。”隋文帝还下诏严禁毁坏、偷盗佛像等，《隋书·高祖纪》记载说，十二月辛巳，文帝下诏曰：

佛法深妙，道教虚融，咸降大慈，济度群品，凡在含识，皆蒙覆护。所以雕铸灵相，图写真形，率土瞻仰，用申诚敬。其五岳四镇，节宣云雨，江河淮海，浸润区域，并生养万物，利益兆人，故建庙立祀，以时恭敬。敢有毁坏偷盗佛及天尊像、岳镇海渎神形者，以不道论。沙门坏佛像，道士坏天尊者，以恶逆论。

这些举措的实行，佛教不但恢复了周武帝之前的活力，而且还有很大的发展。

有关文帝下诏组织甚至参与佛教讲经活动的记载很多。如北周大象二年（580），杨坚辅政时期，名僧彦琮便为诸贤讲《般若经》。杨坚建隋后，彦琮登位讲经，“四时相续，长安道俗，咸拜其尘，因即通会佛理，邪正沾濡，沐道者万计”。名僧慧远，在杨坚建隋后，被准许落发为僧，很多旧时僧侣，全都慕名而来，史称“法门初开，远近归奔，望气成津，奄同学市”。当时，洛阳高僧慧远、魏郡高僧慧藏、清河高僧僧休、济阴高僧宝镇、汲郡高僧洪遵，均被杨坚请到长安，昙迁也率弟子到来。杨坚在大兴殿接见六大高僧，命人将他们安置在大兴善寺。杨坚虽然允许他们各带十名弟子，但又允许慕名而来的远方和尚前来拜谒，所以很多僧人不远万里，前来拜师。这些措施，对隋代佛教的发展功莫大焉，具体内容当在下文叙述。

隋文帝时期最引人注目的佛事活动是大兴舍利崇拜。从仁寿元年（601）始的四年之内，文帝先后三次下诏分舍利，于全国113州修建了113座舍利塔。其规模之宏大，参与人数之众多，影响之深远，乃为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者。

关于隋文帝三次营造舍利塔之事，除了《广弘明集》卷十七的《舍利感应记》、《续高僧传》相关章节的记录之外，在王昶《金石萃编》、陆征祥《八琼室金石补正》等书籍中，也有隋代仁寿年间同州、青州、邓州、京兆、信州等处营造舍利塔的碑铭载录。

关于此事的起因，随王劭《舍利感应记》记载：

帝昔在潜龙，有婆罗门沙门来诣宅，出舍利一里，曰：“檀越好心，故留与供养。”沙门既去，求之不知所在。其后皇帝与沙门昙迁各置舍利于掌而数之，或少或多，并不能定。昙迁曰：“曾闻婆罗门说，法身过于数量，非世间所测。”于是始作七宝箱以置之。神尼智仙言曰：“佛法将灭，一切神明今已西去，儿当为普天慈父重兴佛法，一切神明还来。”其后周氏果灭佛法。隋室受命，乃兴复之。皇帝每以神尼为言云：“我兴由佛。”故于天下舍利塔内，各作神尼之像焉。皇帝、皇后于京师法界尼寺，造连基浮图以报旧愿，其下安置舍利。开皇十五年季秋之夜，有神光自基而上，右绕露盘，赫若冶炉之焱。一旬内，四如之。皇帝以仁寿元年六月十三日，御仁寿宫之仁寿殿，本降生之日也。岁岁于此日深心永念，修营福善，追报父母之恩，故迎诸大德沙门与论至道，将于海内诸州选高爽清静三十处各起舍利塔。

为此，隋文帝于仁寿元年（601）六月十三日专门下了一道诏书，云：

仰惟正觉，大慈大悲救护群生，津梁庶品。朕归依三宝，重兴圣教，思与四海之内一切人民俱发菩提，共修福业，使当今现在爰及来世，永作善因，同登妙果。宜请沙门三十人谙解法相兼堪宣导者，各将侍者二人并散官各一人，熏陆香一百二十斤，马五匹，分道送舍利往前件诸州起塔。其未注寺者就有山水寺，所起塔依前山，旧无山者于当州内清静寺处建立其塔。所司造样，送往当州。僧多者三百六十人，其次二百四十人，其次一百二十人，若僧少者尽见（现）僧，为朕、皇后、太子广、诸王子孙等及内外官人一切民庶幽显生灵，各七日行道并忏悔。起行道日打刹，莫问同州异州，任人布施，钱限十文以下，不得过十文。所施之钱以供养塔，若少不充，役正丁及用库物。率土诸州僧尼普为舍利设斋。限十月十五日午时同下石函。总管、刺史以下，县尉以上，自非军机，停常务七日，专检校行道及打刹等事务，尽诚敬副朕意焉。

从诏书可以看出隋文帝这次全国性的迎请佛舍利法事活动规模很宏大。“皇帝于是亲以七宝箱，奉三十舍利，自内而出，置于御座之案，与诸沙门烧香礼拜，‘愿弟子常以正法，护持三宝，救度一切众生’，乃取金瓶、琉璃各三十，以琉璃盛金瓶，置舍利于其内，熏陆香为泥，涂其盖而印之。三十州同刻十月十五日正午，入于铜函石函，一时起塔。”诏书对仪式的规格、程序都作了详细规定。《舍利感应记》记载安奉的过程如下：

诸沙门各以精勤奉舍利而行。初入州境，先令家家洒扫，覆诸秽恶，道俗士女，倾城远迎。总管刺史诸官人夹路步引，四部大众容仪齐肃，共以宝盖、旛幢、华台、像辇、佛帐、佛舆、香山、香钵，种种音乐，尽来供养。各执香华，或烧，或散，围绕赞呗，梵音和雅。依《阿含经》舍利入拘尸那城法，远近翕然，云蒸雾会。虽盲躄老病，莫不匍匐而至焉。沙门对四部大众作是唱言：“至尊以菩萨大慈无边无际，哀愍众生，切于骨髓。是故分布舍利，共天下同作善因。”又引经文种种方便，诃责之，教导之，深至恳恻，涕零如雨。大众一心合掌，右膝着地。沙门乃宣读《忏悔文》曰：“菩萨戒佛弟子皇帝某敬白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一切诸法、一切贤圣僧：弟子蒙三宝福佑，为苍生君父，思与一切民庶共逮菩提。今欲分布舍利，诸州起塔，欲使普修善业，同登妙果。为弟子及皇后、皇太子、广诸王子孙等内外官人，一切法界幽显生灵，三涂八难，忏悔行道。奉请十方常住诸佛、十二部经甚深法藏、诸尊菩萨一切贤圣，愿起慈悲，受弟子等请，降赴道场，证明弟子为一切众生发露忏悔。”于是如法礼拜，悉受三归。沙门又称：“菩萨戒佛弟子皇帝某，普为一切众生发露无始已来所作十种恶业，自作教他见作随喜，是罪因缘堕于地狱、畜生、饿鬼，若生人间，短寿多病，卑贱贫穷，邪见谄曲，烦恼妄想，未能自寤。今蒙如来慈光照，及于彼众罪，方始觉知。深心惭愧，怖畏无已，于三宝前发露忏悔。承佛慧日，愿悉消除。自从今身乃至成佛，愿不更作此等诸罪。”大众既闻是言，甚悲甚喜甚愧甚惧，铭其心刻其骨，投财贿、衣物及截发以施者不可胜计，日日共设大斋，礼忏受戒。请从今以往修善断恶，生生世世常得作大隋臣子，无问长幼、华夷咸发此誓。虽屠猎残贼之人，亦躬念善。舍利将入函，大众围绕填噎，沙门高奉宝瓶，巡示四部。人人拭目谛视，共睹光明。哀恋号泣，声响如雷，天地为之变动。凡是安置处，悉如之。

仁寿二年（602），隋文帝再次派遣使者团迎请舍利赴各地寺庙起塔供奉，这次共有51州寺院榜上有名（一说有53州）。正月二十三日使者团出发，规模仪式一如去年，佛诞日四月初八午时全国统一将佛舍利封入石函入塔。据统计报告，仅魏州一郡前后参加法会的人数就超过30万。

仁寿四年（604），隋文帝又分建舍利塔三十余州，其诏书说：“朕祇受肇命，抚育生民，遵奉圣教，重兴象法。而如来大慈覆护群品，感见舍利开导含生。朕已分布远近，皆起灵塔。其间诸州，犹有未遍。今更请大德奉送舍利，各往诸州依前造塔。所请之僧必须德行可尊，善解法相，使能宣扬佛教，感愚迷。宜集诸寺三纲，详共推择，录以奏闻，当与一切苍生同斯福业。”四月八日，三十余州，一时同送。

尽管隋文帝对于佛教有一定程度的信仰，但是，他并非独尊佛教，而是试图建立以儒学为核心、以佛道二教为辅助、调和三教的统治政策。这一策略，成为后来唐代统治者的一贯方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隋文帝对于隋唐佛教的繁荣，除了上面所述的复兴之功外，最为重要的是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政策模式。三、隋炀帝的佛教政策

隋代第二代皇帝炀帝杨广（604-618年在位）是历史上著名的暴君。杨广本来为隋文帝之次子，于604年弑杀隋文帝而即位，时年36岁。

隋炀帝与佛教的关系显得异常复杂。客观上说，炀帝在即位前以及即位后的作为，对于隋代佛教的发展起了显著的推动作用，突出体现在对南方佛教的扶持以及对于南北佛教交融的促进等方面。

隋文帝平陈之初，出于政治偏见，对于南方的佛寺一度加以严格控制。如《续高僧传·慧觉传》所说：“隋朝克定江表，宪令唯新，一州之内，止置佛寺二所，数外伽蓝皆从屏废。”这激起了江南佛教界的不满，再加上一些政治经济等方面若干过激政策的实行，陈朝灭亡不足两年，在陈朝旧境就爆发了反隋的叛乱。平叛之后，开皇十年（590）杨广就受任为扬州总管，负镇抚江南之大任，镇守江都（今江苏省扬州市）。针对当时的局面，晋王杨广采取了种种镇压与抚慰、感化的措施。杨广与其父一样，深知佛教所具有的劝善化民、资助王化的政治功能，为了争取江南佛教界的支持，杨广采取了很多措施，推动了佛教的传播。

晋王杨广在扬州设置了四道场，即慧日、法云二道场及玉清、金洞二道观。这是仿效隋文帝在长安建造大兴善寺与玄都观模式而建的。道宣在《续高僧传》卷一五叙述说：

自爰初晋邸即位，道场慧日、法云广陈释侣，玉清、金洞备引李宗，一芸有称，三征别馆，法轮长转，慧炬恒明。

杨广如此，将江南著名僧人召集一起，一方面在江都形成了新的佛教传播中心，另一方面，也达到了控制宗教的目的。

慧日道场创建的具体日期未见明确记载，但在开皇十二年（592）晋王杨广致智的书信中可以约略推定其时间：“始于所居外援，建立慧日道场，安置照禅师以下，江陵论法师亦已远至于内援，建立法云道场，安置潭州觉禅师已下，即建深善，辄以谘知。”可见，晋王于“外援”方面建造了慧日道场，“内援”则起建了法云道场。在慧日道场招请照禅师、论法师等进住，法云道场则请潭州的觉禅师等进住。

在江都的慧日道场，以义解僧为中心，召请到很多的高僧，但法云道场召请的僧众，所知者只有上述的潭州觉禅师而已。见于文献记载的住于慧日道场的高僧很多。如江都的慧日道场所招请到的著名高僧之中，可知有三论宗的吉藏、智炬以及慧觉、慧乘、智脱、法澄、道庄等人。

三论宗的创立者吉藏，曾接受陈朝桂阳王的归依而为江南佛教界的导师，也被晋王杨广迎至慧日道场而优遇有加。在都城长安开创日严寺时，吉藏也移居于此，以长安佛教界之雄的地位弘扬三论宗。

智炬曾在建康建初寺讲“三论”，听众经常有百人，他也应杨广的招请而住慧日道场，后来又移于长安的日严寺，人称当时的俊杰，对其评价在吉藏之上。他于大业二年（606）正月以72岁殁世。

宝台经藏的主持人慧觉，曾受陈代晋安王伯恭的礼遇，当炀帝建立慧日道场时，也迎请其转法轮。

陈武帝待以厚遇亲任的慧乘，也被招请至慧日道场。开皇十七年（597），慧乘曾在扬州永福寺建立香台。大业六年（610），慧乘奉敕命在东都的四方馆行道，做大讲主。晚年，慧乘则住长安胜光寺，受到唐朝王室的尊崇。贞观四年（630）十月二十日，慧乘以76岁圆寂。

应陈帝的邀请而入内讲经的智脱，颇受鄱阳王伯山、仆射王克、中书王固等的敬仰，也曾进入慧日道场，后来更移住长安日严寺。大业元年（605），智脱应召赴洛阳，住东都内慧日道场。大业三年（607），智脱殁世，寿67岁。

开皇二十年（600），杨广被封为皇太子。不久，即于京师大兴城内建日严寺，僧彦琮、智脱、法澄、法论、智炬、明舜、吉藏、慧、慧常等都曾住锡于此。杨广即位后，又于东都宫廷内建慧日道场，此为“内道场”名称之始。与智脱同在《续高僧传》卷九有其传记的法澄与道庄，都曾由江都的慧日道场移住于长安日严寺，再行转住于东都的慧日道场。

晋王即位之后，为文帝造立西禅定寺，在洛阳设置慧日内道场，以此作为弘法中心。大业元年（605），炀帝以大隋国运既臻隆盛，遂集义学沙门及四海首领于慧日道场。隋太尉尚书令杨素曾经邀请名僧道基至东都，请其住慧日道场。随从净影寺慧远的泽州清化寺智徽（560-638）也于大业七年奉敕被迎至东都的内道场弘法。

在东都洛阳，隋炀帝在洛阳南滨的上林园中设置翻经馆，请达摩笈多等外国僧众住入其中，从事翻译经典的事业。在《续高僧传》卷二《彦琮传》中有以下记述：“新平林邑所获佛经，合五百六十四夹，一千三百五十余部，并昆仑书，多梨树叶，有敕送馆付琮披览，并便编叙目录。”此地保存了大量梵文、胡语佛典写本，此译场也译出不少佛典。

晋王杨广也设置了收藏佛教经典的经藏。他于扬州令人整理佛经并抄写成新本，合612藏，29173部，903580卷。在此基础上，杨广在江都建立了“宝台经藏”。《续高僧传·慧觉传》记载：“先是江都旧邸立宝台经藏，五时妙典大备于斯。及践位东朝，令旨允属，掌知藏事。”这是说，隋炀帝即位后，令沙门慧觉管理“宝台经藏”。其时，有僧智果擅长书法，晋王招其书写而不从，“王大怒，长囚江都，令守宝台经藏。及入京储贰，出巡杨越，乃上《太子东巡颂》。……遂下令释之。”可见，“宝台经藏”的建立确是在开皇二十年之前。《广弘明集》所收隋炀帝《宝台经藏愿文》说：

宝台四藏将十万轴，因发弘誓，永事流通，仍书愿文，悉连卷后。频属朝觐，著功始毕。今止宝台正藏，亲躬受持。其次藏以下，则慧日、法云道场，日严、弘善灵！，此外京都寺塔、诸方精舍，而梵宫互有小大，僧徒亦各众寡，并随经部多少斟酌付。

这是说，“宝台经藏”之“正藏”留给自己受持，“次藏”以下则可颁付各大小寺域，并且“必欲传文，来入寺写。”可见，隋炀帝对于南方所藏经藏在全国的流通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隋炀帝的佛教政策，在其与智的特殊关系中也能得到反映。开皇十一年（591），杨广慕智之名，招请他来扬州，赐“智者大师”称号，智则回授杨广“总持菩萨”法号。其后，杨广又一次邀请智前往扬州，为自己主持授戒法会。杨广于此并命智撰写《净名经疏》。过去的学者由此认定智与晋王杨广有非同寻常的亲密关系。其实，智有较为强烈的对于隋朝统治的抵触情绪，并不乐意为之服务，处处表现出貌合神离的态度，乃至公然与之对抗。智的这一态度，受到了杨广的劝诫：“即日欲服膺智断，率先名教，永泛法流，兼同治国。”这是说，朝廷要将名教置于佛法之上，维护国家的秩序，警告他务必放弃与朝廷的对抗。智则表示：“今王涂既一，佛法再兴，谬承人泛，沐此恩化，内竭朽力，仰酬外护。”希望通过王权的外护以保护佛教的发展。从智与晋王的一系列交往情形看，晋王杨广时时含有控制、敦劝智的意图，这与历来史家所说的隋炀帝力图以王权统领教权的政策取向一致。

开皇十一年（591）十一月二十二日，晋王杨广在扬州举行千僧会，邀请智顶受菩萨戒，智当时即做菩萨戒师，授戒予晋王杨广。在《国清百录》卷二收录有《王受菩萨戒疏第二十六》，其中详细地叙述了晋王布施供养给戒师的衣物及金钱等事，依之可知他是很尊敬天台智的。当时晋王杨广23岁，智54岁。另据《大宋僧史略》卷中所示：作为菩萨戒师的智，由晋王赐予智者国师的称号，智称晋王为“总持王”。开皇十五年（595），智再度应晋王杨广的邀来到了扬州的禅众寺，并以撰著的《净名义疏》面呈晋王杨广。当年九月，智告辞晋王，回到天台山。开皇十七年十月，智又接受晋王杨广的招请下山，途中行至天台山西门的石城寺即罹患重病，于是便把《发愿疏文》及《遗书与晋王》托付弟子，十一月二十四日，智圆寂于前往扬州的途中。智遗留给晋王杨广很长的一篇遗书，其中叙述了六件遗憾的心情：第一，修行求证悟却只是上负三宝下愧本心而已；第二，未能成就利他之行；第三，空受晋王杨广的信施，却未举化导之功；第四，徒有为僧雄壮之志，却未嘉惠于有缘之士；第五，在荆州虽曾会聚了千余听众，以及教化三百禅众，可是旋即散离，而未能继续长时研修；第六，本想弘扬教法，因已返抵天台山，兼之身体衰弱而断绝法缘等。智在遗书中希望他能留心佛法，扶持和弘扬佛教。

晋王杨广在智圆寂之后的态度和诸多做法，一方面表明了对佛教的支持，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对其“师”的尊敬。前者对于天台宗的发展，尤其关键。后者，对于晋王稳定南方、争取人心等等方面都有显著好处。智圆寂之后，智弟子灌顶继续与晋王杨广交往，在其即帝位以后，炀帝与天台山的关系仍然持续不断。

隋炀帝尽管自称菩萨戒弟子，但是，在即位后却一直力图使沙门敬拜王者。《广弘明集》记载：

隋炀帝大业三年新下律令格式令云：“诸僧道士等有所启请者，并先须致敬，然后陈理。”虽有此令，僧竟不行。时沙门释彦琮不忍其事，乃著《福田论》以抗之，意在讽刺。

但是，隋炀帝并未放弃逼迫僧人就范的企图。《广弘明集》有文记载：

大业五年，至西京郊南大张文物，两宗朝见，僧等依旧不拜。下敕曰：“条令久行，僧等何为不致敬？”时，明赡法师对曰：“陛下弘护三宝，当顺佛言。经中不令拜俗，所以不敢违教。”又敕曰：“若不拜敬，宋武时何以致敬？”对曰：“宋武虐君，偏政不敬，交有诛戮。陛下异此，无得下拜。”敕曰：“但拜。”僧等峙然。如是数四令拜。僧曰：“陛下必令僧拜，当脱法服，着俗衣，此拜不晚。”帝夷然，无何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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