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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韧

出版社：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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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问题试读：

2016年再版序

我想用我分三次写就的《我们信仰互联网》一文，纪念我的作品再次出版。

走在北欧街头，仰望湛蓝的天空与同样湛蓝的大海，身边悠闲自得的人群川流而过，会真切感到身为北欧人的幸福。在挪威，白天路灯也是亮着的，因为他们水力发的电怎么用也用不完。商店里的售货员为你指不清路，会走出柜台，领你去另外一家商店购物，她一点都不介意，你是否会因此而不买她的商品。

一切都在闲散中徜徉着。在今日上进的中国人面前，北欧人显得毫无斗志，甚至可以被看成懒散。他们如此地不努力，他们凭什么过着世界上最高质量的生活？穿过丹麦古老而又现代的街道去1835年6月创建的嘉士伯喝上一杯世界上最纯正的啤酒，很容易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他们自工业化革命以来，业已积累几百年的财富与势能，而这财富与势能在今天又可以循环产生新的财富与势能，所以，人就不必那么累了。

小时候读《政治经济学》，搞不懂什么叫金融资本主义，随着中国最好的企业纷纷去海外上市，很多中国公司的股东名单里到处列着英、法、美股东时，这个问题终于迎刃而解了。资本+WTO+全球金融体系足可以让先拥有资本的国家坐在那里不劳而获。英、法在没有什么建树之下的多年繁荣概莫于此。“穷人更穷，富人更富”的游戏在创新领域却不适用，在创新领域最稀缺不是资本，而是创新。那斯达克疯涨到5000点又跌落到1000多点的历程，正说明了资本之于创新的无奈与爱恨交集。互联网是人类历史上迄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也是人类迄今正在进行着的最重要的创新。资本追逐超额利润的本性使之对互联网趋之若鹜，但正在创新的互联网并不能保证什么时候能给予资本超额回报。尽管经历了多次的血本无归，但传统领域平均利润永远无法满足的贪婪欲望依然驱使着资本再次青睐互联网。网易的股票曾经被那斯达克常时间踩在一美元以下，现在它又涨回到每股13美元。

网易、新浪、搜狐如果不是及时从那斯达克拿回数千万美元的充裕资金，可能早就倒闭了，是那斯达克的钱救了他们，而他们出卖给那斯达克股票也只有百分之十几。现在他们稍有起色，那斯达克又在追捧他们，而他们对那斯达克的回报依然是那么地不可知。中国人在传统领域和海外资本的博弈关系鲜有如此，这是我见到的中国最占便宜的交易。在互联网上，中国与世界同步，所以，中国争取到了世界创新角色的同等待遇。

我曾于东洋和西洋的无数个街头四处寻找过网吧，不是找不到，就是速度慢并且价格高。在哥本哈根的酒店里，服务员递给我一只木棍，前面栓了一把钥匙，起先，我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这是这家酒店惟一的计算机房的钥匙。计算机房是间精致的玻璃房子，暖暖的阳光从蓝天那边照过来，让人感到很惬意，但手上的计算机却是IBM486主机和康柏14寸显示器，比我2001年在拉萨网吧中用的机器和带宽都差。

1995年5月Netscape上市是互联网商业化的标志，在这之后的几个月里，中国就涌现出一大批互联网公司。据最新的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统计数字表明，中国的上网人数已经挤进了世界前三位。中国手机用户和网络已经是世界第一，中国互联网网民和网络世界第一定指日可待。在中国只要和每个人都关系的商业都有前途，中国人太多了。

1995年之前，张朝阳想做个“舞者”，他没有成功，1995年之后的互联网的光环使这个不善言辞的“舞者”成为中国最耀眼的做秀名星。没有互联网，王志东是中国一家二流软件公司的总经理；有了新浪，他一度成为继柳传志之后，中国IT第二代的象征；离开新浪，他重新回到一家二流软件公司总经理的位置。

丁磊在重新成功之后，在研读娃哈哈卖纯净水的故事，自以为读到了真经，自以为他的成功和互联网没什么关系，他说：“任何行业都有机会，任何行业都可以成功，关键看怎么做。”丁磊的话很难让人认同，没有互联网，他先是宁波电信局一名普通的员工，后是Sybase广州公司一名普通员工，到最终也不过是一名工程师而已。市场很公平，最稀缺的一定最贵，互联网上的丁磊最值钱，卖水的丁磊随意可以找到。

此为《我们信仰互联网》之一，为2003年1月号《知识经济》卷首作。

2006年09月25日，我在自己的Blog上写出了《我们信仰互联网》之二。

1.我有朋友信上帝，我很羡慕他；我有朋友信佛，我也羡慕他。我不信教，没办法在“没办法”的时候，将所有问题都“托付”给宗教。

2.我不是超人，做不到“所有问题”都自己抗。所以，我也要将难题“托付”出去。我准备将难题最后托付给互联网。

3.就像基督教假设“上帝存在一样”，我们假设互联网所能给我们的支持与帮助，才刚刚开始，远没有成熟，远没有到了边际效益递减阶段。

4.就像基督徒总是“感谢主”一样，我们假设，我们现在的所得很大一部分来自互联网平台，如果没有互联网作为平台的支撑，我们可能还是不名一文的傻小子。

5.就像基督徒用“上帝”来自我安慰和暗示，借以保持心理平衡，以便更加勇敢面对现实一样，只要我们相信互联网，相信互联网的回报，就不会前功尽弃。

6.2005年，很多人相信2006年和2007年将是互联网的第二个高潮，但这次高潮是如此的短，到2006年5月嘎然而止。但既然是高潮，就应该很短，平常才是常态。

7.1999年的新浪和2006年的新浪，没有本质的区别，但其广告收入却翻了N翻。仅仅是因为广告客户认可了网络新闻的价值。2006年的社区和2010年的社区，也不会有本质的区别，到时广告自然也会大幅度提升。信仰是一种等待。任何一个新生事物，被众人接受都需要时间。

8.还记得，2001年之后，出去介绍自己，谁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做互联网的吗？都说自己是做软件的。现在谁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做web2.0的。此时，我相信web2.0。我将更多的时间用在互联网产品的琢磨上。

9.为了琢磨互联网产品，3年来，我几乎没写出任何一篇像样的文章，我不后悔。2003年1月，我放弃杂志，投身互联网，写了一篇文章《我们信仰互联网》。

 2007年02月06日，刊出《我们信仰互联网》之三。

1.我相信互联网属于草根，而非精英。在商业上，我相信为草根制造更好地使用互联网的工具，比为少数精英服务更有前途。就像数学和文字起先掌握在贵族手中现在是普及教育一样，互联网也会越来越掌握在大众手中，并主要为他们服务。

2.我相信互联网更有利于草根，而非精英。在北京的一次电信沙龙中，一位德国电信公司的买办，大放厥词说：现在的IP电话让长途话费太便宜了，不利于电信的发展。他举例说：“连民工都可以，抱着电话没完没了地打。”我当时反问他：“难道只有你配打电话？”交谈是人的基本权力，希望免费的互联网电话早一天饿死高价的电信，决不让它继续发展。

3.互联网不属于包括精英在内的任何人，所以，它属于我们每一个人。我相信，更多的大众一定会意识到互联网是上天赋予每个人的一种权力，就像自由、平等和博爱。真正的草根们现在多在网吧里打游戏、看电影、聊QQ，但这何尝不是一种进步。互联网难道只是VC口中的商业模式、创业者眼里的成功梦想、股市中的财富泡沫？互联网让缺乏娱乐的草根多笑几声有什么不好？

4.因为权力意志，如果可以控制，每个人都有控制的欲望。互联网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被设计成了对等网络，而非金字塔结构。所以，我相信，没有人能在互联网上为所欲为，精英也不行。互联网是制衡的，所以，它反而容易失控。

2015年11月11日，雷军在感慨过小米的成功之后，写到：“我想用一个朋友的话做今天的标题：我们信仰互联网！”

2016年1月14日，智美体育北京办公室，夜已深，回首13年前写下的这个句子，感慨万千，故文似是故人来，不知是否还能撩动您的心弦？——刘韧

自序

这些批评的矛头主要指向的是中关村以及评价英雄的标准。中关村在批评者那里被界定为盗版光盘的集散地和电子市场柜台经理的乐园。批评言论中最典型的质疑是-“我在中关村只看到过小商小贩，从未见到过英雄”。温和一些的意见提议我将书名改为《知识经济探路者》或者《市场英雄》。我不知道批评者中有多少人真正看过《知识英雄》，但他们对于中关村的不满以及对书中人物的不认同是显而易见的。

中关村每走五步就有一位农民模样的人问你“软件要么？游戏、VCD！”的情景的确惹人生厌，但本书仍然不打算讨论这些问题。

我反对清谈，没等界定好基本概念就急不可耐地慷慨陈词，最后的结果只能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或者造成虚假的“交锋”。

所以，本书第一个要澄清的概念是中关村。本书中的“中关村”依然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即不仅仅是指位于北京北郊白颐路上的电子一条街，她是而且应该是中国计算机产业的一个象征。

中关村的生意人可能会把南京的“珠江路”、沈阳的“三好街”、广州的“天河路”、成都的“磨子桥”看成自己的竞争对手，而本书则将它们看作中关村概念的一个延伸。更为不同的是本书中的中关村概念不只外在地体现为遍布在全国的电子市场，它还有更加丰富的内涵。创业、市场运作、技术创新、人才流动、资本运作等等诸多内容都是它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这些内在的精神在中关村现实的大街上当然看不到。《知识英雄》一书的副标题是“影响中关村的50个人”。曾经有一位大公司的公关经理建议我不要采用这个副标题，理由是他们公司不愿意和中关村的小公司为伍，但在我的概念中，中关村更多地意味着创业精神、冒险精神、乐观精神、企业精神和务实精神，意味着高科技、知识创新以及迅速积累的财富，而不具体指向哪家公司。

微软总部不在硅谷，但在很多人的概念中，微软是100%的硅谷公司，因为微软的精神是硅谷的精神，微软的传奇是硅谷式的传奇，剩下的地理位置并不重要。

同理，界定中关村的概念也应该更注重其精神的一面，因为这样做更加有利于探讨中国民族企业如何直面国际竞争（中关村从一开始就是在没有任何保护的条件成长起来的）；有利于总结市场经济的规律（中关村不相信计划，没用国家投资，全靠市场驱动才成长到今天的规模）；有利于探索未来知识经济的模式（尽管不少人对将中关村比喻成中国硅谷颇有微词，但如果中关村称不上中国硅谷，那么，中国就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地方称得上硅谷。中关村地区是中国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区，北大、清华、中科院等一大批知名学府和研究院所全聚集此地，中国最初的知识经济雏形如果不在这里产生，还能在哪产生？）。

当我把我的这些意思和一个朋友说了以后，他不解，为什么我会在一本书名叫作《中关村问题》的序言里不是谈“问题”，反而对中关村大唱赞歌。《中关村问题》里的确要反映中关村“没技术”的问题、“长不大”的问题、“恶性竞争”的问题、“信用危机”的问题、“人才流失”的问题、“商气太重”的问题，但是，提出这些问题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写一本《中关村批判》，而是希望通过提出这些问题，引起人们更多的注意，征集解决问题的办法。“问题”一词在这里没有任何的贬义。在没有竞争的地方，不会有“恶性竞争”；在没有人才的地方不会有“人才流失”；在市场契约不发达的地方不会出现“商气太重”以及“信用危机”；在不重视技术的地方，不会恐惧“没有技术”；如果不是每天都要面对位居世界500强之列的国际巨头的竞争，可能谁也不会每天都忧虑自己公司的规模太小。《软件》杂志总编辑张伟说，他就喜欢创业，开一家公司，不成，再开一家，还不成，就再开一家。他说他这样努力，老天爷总有一天会开眼，让他成功。

尽管我对中关村有4500家小公司而大公司则屈指可数的现状不以为然，但这不妨碍我喜欢张伟的这种创业精神；尽管我反对人才的盲目流动，但我清楚中关村真正的魅力就在于任何一个好的想法，任何一笔资金都能在中关村找到志同道合者，都能在几天之内开张营业，假若没有大批自由自主的人才，中关村的活力又能体现在哪里？尽管在中关村抓货，很害怕被人骗了，但这不妨碍我喜欢这篇贴在《网上中关村》署名四海小厮的自白：“六年前的那个秋天，我成了标准的村儿里人。/从那以后我学会了说“有”，不管客户说他要什么，除非问我有烟没有。/从那以后我学会了攒机，以至于后来再见穿着衣服的机器就难受。/从那儿以后我学会了吃扣和清一色，虽然掉的老是比进的多。/后来我才知道我是批显示器的好手，擅长把VOLTRON、Casper的标牌揭下来改贴AST。/才知道，1600K箱子深的是天津的，浅的是沈阳的。/才知道，这村儿里只有一家公司，不管谁有了单子，还不都是有饭大家吃。/才知道，我成了动物，而不再是笼子里养的那种，有了更多的欲望。/转眼之间，AST/286没人要了，40兆的Conner听起来也可笑了。/我也已经早不是村儿里的了。/据说后来时髦的词儿是代理了。/据说一台机器挣不出打车的钱了。/据说今儿做机器跟玩股票差不多了。/您是村儿里的吗？我知道您不易，别老摔着卖了。/来这个网上中关村溜溜吧！/干吗非得在门市贼着呢？到这儿抓几个单做做也挺不错的。”

四海小厮算是一个典型中关村人，勿庸讳言，中关村80%以上的人都和四海小厮一样不从事技术工作，而在小“门脸”内做着“贸易”；勿庸讳言，中关村现在的驱动力还不是自己的技术创新；勿庸讳言，中关村现在繁荣要归结为美国硅谷的技术引进；勿庸讳言现在中关村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替美国人打工……

但是，我仍然同意中关村是中国知识经济试验田的提法。

这是因为，中关村十五年来在同国外第一流公司的合作和竞争中，已经接受和掌握了国外计算机企业最先进的思想、方法以及观念，并在自觉地运用这些理念指导修正着自己原来的行为模式。这些最先进的观念其实是所谓“知识经济”的真正基础，没有先进的思想作为基础，科技创新只能是空谈，只能像过去一样“躲进研究所成一统”。

联想说HP是自己的老师，HP信息产品事业部总经理李汉生没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室，他和员工在一个大房间内办公，当我在方正PC看到冯沛然总经理也没有单独的办公室的时候，我感觉到了这种企业文化的一脉相承。

即便是在美国，计算机产业也处在其社会经济的浪尖上，其思想和观念是最先进的，中关村这些年来的最成功之处莫过于建立了同美国计算机产业对话和汲取其养料的通道。

因此，中关村十五年最成功之处不仅表现在一年逾千亿的产值，不仅表现在为整个国民经济提供了最新、最先进的“与世界同步”的计算机技术，更为重要的是中关村已经学到了一套创办以知识为资源的企业的方法和观念。

中关村已经掌握的这些方法对中国其他行业一定有着深远的借鉴意义。这就是笔者撰写此书的动因。

从历史角度看，中关村尚处在它发展的初创时期，中关村在其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相信其他以知识作为主要资源的行业同样也会遇到，重视中关村遇到的问题，借鉴一下中关村解决问题的方法或许能给人峰回路转的感觉。此为写作此书的目的。第一章中关村的地位

王东临

如今“知识经济”的说法已经泛滥成灾了，有关的、无关的都要与它挂上钩，这样可以显得时髦。我是天天跟计算机较真的人，不是赶时髦的人，所以就不太愿意再用“知识经济”这个词。但要写中关村的问题，又实在是绕不开知识经济，一时也没找到其他可替代的说法，只好还用这个词，但要还它本来面目。为什么要来中关村

中关村的街道、房子没什么特色，也不是旅游景点，但这里的人流密度不亚于中国任何一个地方，它是北京，乃至全国最堵车的地方之一，人们是奔着它的“知识”去的。不要被那些卖主板、硬盘的浙江人障了眼，就像一个巧夺天工的建筑物，它无疑是建筑设计师智慧的结晶，但外人所能看到的，只是盖房子的一群民工而已。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北京，特别是中关村，都是国内最有知识的地方。以高科技的龙头-IT-来说，北京无疑是国内第一流的，而且第一流的也只有北京一个，其他城市（如上海），可能会在工业经济、商业经济或金融经济领域赶上或超过北京，但在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方面，顶多算第三流。

北京高科技人才主要聚集在海淀区，尤其是中关村。因此，中国知识经济的萌芽也应该在中关村产生。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关村，正处于知识经济的初级阶段。我们对它抱有的希望很大，但存在的问题也很多。无论是希望还是问题，都正好说明了这一点。知识经济与知识英雄

在知识经济的初级阶段，理想主义者为我们勾画出共产主义的蓝图，让人感到心潮澎湃却又与现实差距太大；悲观主义者看上了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对革命的红旗究竟能打多久深切地表示怀疑；投机分子一天之内就完成了从门外汉到知识经济代表人物的转换；唯恐天下不乱者趁机混水摸鱼；追星一族紧跟时髦；嗅觉灵敏的企业家要抓住重新洗牌的机会扶摇而上；一心想制造新闻热点的媒体在为心目中的知识英雄对号入座。有不懂科技却在为知识经济设计方案的政府官员；更有感到迷惑的大众想弄清这一切却越弄越糊涂；当然，也有真正在为发展科技而废寝忘食的科研人员在默默工作却不知他们自己才是知识经济的主体。

抛开什么什么组织对知识经济的定义不管，按照最直观的理解，知识经济就是知识，而不是物质，是发挥了主要作用而创造出来的那部分价值。当然，这里的知识是真正对社会有用的知识，而不是骗子在施展骗术时所表现出来的机智。例如，阿基米德的一个主意使本来需要100人干3个月才能完成的一项工程50个人干2个月就完成了，节省下来的人工以及其他效益就是知识经济的贡献；而那家声称能把水变油的公司每年的营业额没有一分钱是属于知识经济的范畴，那叫骗子经济。

按照这种解释，只要是科技对国民经济作出的贡献就可以归到知识经济名下了，那为什么科、技从古就在为国民经济作着贡献，却直到最近几年才提出知识经济的口号呢？

原因很简单，以前科技（或称为知识）对国民经济的贡献还比较小，还算不上是决定性因素，、而现在已经可以看到，科技的贡献越来越大，可以预计将来会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这就像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的提法一样，在农业社会也有大量的信息（祖辈、传下来的神话传说、封建法律制度、书籍、官员的奏折等），信息社会也有高度发达的农业（要不大家吃什么？），只是按照谁占主流来划分。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说法已经为大众所接受了，知识经济的提法则更进一步明确将来科技是比生产资料更重要的要素，是科技而不是生产资料更多（当然不是完全）地决定经济的发展。在工业经济时代，生产资料是生产力的主要决定因素，在马克思时代知道怎样炼钢的人很多，但能拥有一个钢铁厂的人极少，谁要是有一个钢铁厂，谁就发了大财，成了钢铁大王；在知识经济的时代，钱可以很容易借到，人也可以很容易雇来，只要有胜人一筹的知识，马上就可以发大财，这样的人就叫知识英雄。中关村的精髓是什么？

绕了一大圈，该回来谈中关村的问题了。我认为，要讨论中关村问题，不能局限在中关村范围内，因为中关村是中国高科技产业的象征，而高科技又是解决中国很多疑难问题的良药。从地域上来说，中关村只是中国的一个很小的地方，它不能脱离国内社会环境而独立存在，它的很多问题也是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

先谈中关村的现实。很多人都把在中关村街面上所看到的当成中关村的全部，这无疑是非常片面的，就像只看到了盖房子的民工而没想到建筑设计师一样可笑。从人数上说，肯定是民工比设计师多得多，民工对该建筑物也有相当大的贡献，但能代表一个建筑物精髓的，自然是设计师而不是民工。中关村也一样。做贸易的比做技术的人多，而且要多得多，但真正能代表中关村精髓的，是在其中生存的技术人员而不是街面上的店铺。

北京的房租出了名的贵，不仅仅与国内其他城市相比更贵，与国际其他城市相比也是较贵的。据说在全世界都曾经排到前10位，与东京、纽约同属名列前茅者。中关村的房租尤其贵，将来总会比王府井的地皮更值钱的，如果不是现在已经更值钱了的话。位于北京图书馆内的一小间平房，就是红砖露在外面没有装修最原始的那种，不是门面，离中关村尚有五六公里距离，远不是最黄金的地段，每年每平方米的租金要一千多元。也就是说，如此简陋的平房一年的租金在其他大城市可以一次付款买同样面积的商品房（楼房）。据说这还算比较便宜的，至于街面上的房子，就贵得可想而知了。电子市场几平米的柜台一年要几万元租金，以至于中关村百货商场的柜台都改成只卖一样货物--电子产品。

在市场经济时代，任何一个人，不管是企业家、机关领导还是科研项目带头人，都必须算经济账。街面上的房子是适宜做门市的，技术开发（洋文叫RD）可以放在其他地方。拿门面房来做开发，实在是太不合算。对做计算机配件生意的人来说，不用太高文化程度，识货、会记账、会跟风就行。就像盖房子的民工不需要太多的艺术修养，但你不能因此否定所盖建筑的艺术性一样，卖高科技产品的人也不需要太高的科技水平，你也同样不能因此否定所卖产品的科技含量。如果你是老板，月薪800元雇来的人就能干的工作，你愿意花2000元月薪雇更高级的人干同样的工作吗？

所以，在算完经济账后，中关村的街面就成了贸易的天下，而且文化知识不高的普通打工仔大量充斥其中。中关村有中国最好的大学（北大、清华）和最好的科研单位（中国科学院）。俗称电子一条街的白颐路上还有人大、农科院、中央民族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紧邻的学院路上有北航、北师大、北京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语言学院等八大院校。不算大量的慕名而来者（如笔者），仅中关村自有人才就足够傲视天下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北京新技术产业试验区建立以来，中关村已成了中国的硅谷，是中国主要高新技术的发源地，是国内高科技产品的主要集散地之一。联想、方正（含新天地）、长城、四通（含利方）、中软、用友、金山、希望、紫光、华胜、太极、连邦、赛乐氏、科海（排名不分先后，对挂一漏万者表示道歉）等主流企业聚集在此。北京作为首都，离行政首脑机关最近，不管是对主管部门还是对政府市场都是近水楼台。北京还是主要的全国性媒体所在之地，作新闻宣传也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北京也是主要金融机构总部所在地，便于开展融资活动。北京是国外著名企业进入中国的首选之地，世界各大公司在大陆的最高决策机关基本都设在北京，主要市场活动也在北京，因此北京在国际交往方面也是遥遥领先的。

总而言之，中关村拥有发展高科技所需要的全部要素，其每个要素都在国内处于绝对领先地位。这才是中关村真正的现实。因此，不管当前中关村的科技水平有多高，不管知识经济当前在中关村已经发了几颗芽，我们都应该在中关村发展高科技，发展知识经济。中关村现在是，将来还应该是中国高科技产业的代表。中关村之于中国的意义

民族高科技产业现时在中国是什么样的作用和地位？我认为，其在中国已产生了一定的作用，有一定的地位，但远远没有发挥它的作用，也没有获得应有的地位。当然，地位不是向中央领导上书争来的，而是应当靠实实在在对国民经济作了巨大贡献自然形成的。在金融危机肆虐亚洲的今天，在即将进入一个新的世纪的今天，民族高科技产业应该也可能为国民经济的复苏和发展作出巨大贡献。

所谓科技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不是用高科技产品的产值和营业额来衡量的。那会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即高科技产品是奢侈品，只有在解决基本温饱问题后才能考虑，有钱买大量高科技产品的都是富得流油的人。其实不然，高科技对国民经济的首要贡献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例如，以前要印一本样书，需要专业印刷机，大量的铅字字模，熟练的捡字、铅字排版和印刷工人，较大的生产空间，而现在只要一台电脑、一台激光打印机、一套软件、一名打字员和几平方米空间即可，成本大大降低，时间大大缩短，这就是科技（十年前还能叫高科技，现在只能叫科技）的贡献。因此，真正实用的科技是节约钱的，而不是花钱的。

中国现在各企业普遍科技水平较低，生产效率低，生产成本大，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普遍效益不好。充分发挥科技的作用，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是解决当前国内传统企业难题的一个重要途径，这也就是常说的科技的倍增器作用。因此，民族高科技产业当前必须担负起扶持传统行业的企业走出困境，在新世纪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国的任务。

有人会怀疑中关村稚嫩的肩膀能否担负起如此重大的责任。当然，谁都不指望光靠中关村人的努力就能把现在的亏损企业建设成世界一流企业，但只要能把用户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一点，生产成本降低一点，尽管也许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但效益已经体现出来了。在创造出的这部分效益中，提取一部分作为报酬，用户不会有意见的。有了利益的驱动，相信会有大量富有聪明才智的人去拼命为国民经济作贡献的。

有人会问，为什么要用民族产业来做这事，直接买国外先进技术不行吗？这是因为高科技如果没有很好的应用效果就一钱不值，很多技术必须针对用户具体情况专门订制才能有用武之地。中国企业与国外企业往往基本情况就相差很大，有很多需求是国内企业甚至是某一个企业所特有的，把国外技术原封不动搬过来直接就能用是不太现实的（最起码要做汉化吧）。因此，很多人说软件业其实是一种服务业。显然，提供高科技服务应当是民族高科技产业的份内之事。另一个原因是在没有竞争对手（特别是国内的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国外产品的价格往往会贵得让你根本不敢买，发展民族产业可以有效地降低企业购买技术的成本，不管它最后决定买国内的还是国外的。我相信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有待总结的理由存在。中关村要解的十道难题

前面提过，中关村作为植根中国社会的一个地域，必然要受到中国社会环境的影响。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很多问题，在中关村也同样存在，而且可能会被其中的高智商人物发扬光大。以下一一列举：

信用问题

实事求是地说，中国现实社会是个信用极差的社会。欠债不还被当成是天经地义的事，讨债者即使动用了法律武器也往往一无所获。头脑充满了一夕致富念头而又缺乏信用的人会不择手段地截留经手的钱财，不管它是否属于自己。一个吃过信用方面亏的人很难再对任何人产生信任，结果是所有人都不敢信任别人，不管他是自己的顾客、合作伙伴、雇员，还是合伙人。

盗版问题

盗版问题的产生和泛滥是多方面的因素综合而成的。从文化上说，可能是因为我们习惯于贫穷（温饱问题几千年来都是世人的头号问题，即所谓“民以食为天”），因此只有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之物才有价值可言，其中又以基本生活必需品最有价值。长期以来，老百姓总是用“×××能当饭吃？”这样的评价标准来衡量事物的价值。恩格尔系数（食物支出所占比例）是衡量社会先进程度的一把尺子，恩格尔系数越大，表明社会就越落后。毫无疑问，我们还是一个恩格尔系数较高的国家。因此，正当世界准备从工业文明向知识文明转型时，我们的国家还处于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过程中，我们的文化已深深地烙上了恩格尔系数很大的时代所沉淀下来的传统。我们只有物质产权的概念，根本就没有知识产权的概念。按照这种传统，看不见、摸不着，更不能当饭吃的知识只有修身、养性的价值，不值得拿宝贵的金钱来换取。从法律角度来说，中国还是一个非常缺乏法治观念的国家，大量的违法犯罪行为得不到法律的制裁。在农村，有时甚至连封建宗法制度都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在城市，公然贪污者大有人在，洪水溃堤后按人头摊派挨家挨户征来的水利工程款就能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挪用（或贪污），直到来年又溃堤造成人财重大损失才在群众的强大压力下查处相关人员。我不知道查处结果是什么，但我相信不是法律应有的制裁：按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即使是在中央机关，法盲也大量存在。

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在盗版问题上更为突出。偷窃有形资产未遂也要被关几天，抢劫一元钱也有判重刑的，但盗窃知识产权数十万元却不当回事。没有人因为用盗版产品被抓起来，即使是有组织的盗版团体，也远不像其他有组织犯罪团体一样受到严厉打击。法律已经规定了著作权和其他物质权利一样神圣不可侵犯，但人治大于法治仍然是中国现在的一大难题，而人治中的“人”又深受前述文化的影响，不认为侵犯知识产权有多大罪，结果是盗版者猖獗，被害人有冤无处申。

从财务制度来说，有形之物可以入固定资产，进成本，而软件只能算费用，也表明了对软件的歧视。

从用户方面来说，不管自己的使用需求，一味求新求全求一步到位而不知道求够用，又有盗版的条件（满街都是叫卖盗版的小贩），而盗版又没有任何惩罚，当然愿意盗版了。有人说是买不起软件，我说买得起硬件怎会买不起软件，让他算一下账，结果如下：“不谈大道理，我攒钱买了一台电脑，我月工资只有600元，我是选择盗版呢，还是勒紧裤腰带……

我省了又省，花6400元+两个月萝卜咸菜买了一台计算机，来点佐料：

操作系统：DOS622少不了，6××元

没有“瘟95”，要被淘汰，1×××元。

98未出，您可以使用预览版，请付$30。

98出来了，每份仅售1998元人民币。

小工具：Winzip注册费好像是$49×84=4××元……估计我现在用的小工具有20多个。

我想学C++来个VC++或BC++吧，××××，至少四位数。

PascalDelphi也很有前途，××××，至少四位数。

AutoCAD没见识过，拿来试试，×××××，不知其价几何？（前两天老板让我设计一个东西，我不得不说我不懂）

HTML很流行，FrontPage很好用，××××，至少四位数。

游戏：我很迷，10个不多，1×××10/年

总共：我也算不清……

其他不详述。

其实我挺愿意支持国内软件商的，只要：

操作系统<50，工具软件<20，游戏<20，花在软件上的钱不超过收入的10%。”

我的答复是这样的：“按照你对软件的态度，我可以照虎画猫如下：

没有PII-333，要被淘汰，?××××元。

PII-600未出，您可以使用PII-450超频，请付$×××。

PII-600出来了，每颗仅售9998元人民币。

小工具：256MB内存好像是375×8=4××××元，估计我想用的配件有n个。

我想用大硬盘，××××，至少四位数。

SCSI也很有前途，××××，至少四位数。

PowerPC没见识过，拿来试试，×××××，不知其价几何？（前两天老板让我设计一个东西，我不得不说我不懂）

HTML很流行，Sun很好用，×××××，至少五位数（$）。

显示器：我很迷，21寸不大，×××××，五位数

总共：我也算不清……

其他不详述。

其实我挺愿意支持国内硬件商的，只要：

主板＜50，显示卡＜20，软盘＜20分，花在硬件上的钱不超过收入的10%。”

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人们买硬件时知道按自己的财力选配置（所以上面这位老兄买计算机才花了6000多元而不是6万多甚至60多万），买不起就不买了，但为什么软件就不能只买自己用得上而且买得起的呢？国外朋友通过电子邮件寄来的文档往往都是Word6。0格式的，用写字板就能打开，而我们在网上招聘时收到的简历统统都是Word97格式的，逼得我只好跟着盗版了一次Word97，仅仅是为了看简历（如果Word也像PowerPoint一样有免费的阅读软件，我就不用盗版了）。其实写一份简历可能用Windows3x的Write就够了，国外用户觉得没必要升级就可以不升级，而国内用户往往不管自己是否用得上，统统都要用最新的软件才行，否则被别人说落后，面子上多过不去。奇怪的是，被人知道自己盗版了却又不怕面子上过不去，可见文化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既然人人都想用最新最好的软件，当然会觉得软件买不起了。另外，我见过很多机关，可以为硬件性能上微不足道且用不上的一点提升多花数千元，却不肯花数百元买软件。Microsoft的操作系统以前大家都说买不起，如果全中国每台计算机都要买正版的话，似乎中国就要破产了。现在所有品牌机都预装了正版操作系统，品牌机的市场占有率早已超过50%，也就是说大部分的计算机上的操作系统都是正版的，也没见咋的啊？区别在于预装的操作系统是随硬件一起销售的，其价格打在硬件成本中，心理上不觉得而已。可见，根本不是什么买得起买不起的问题，而是愿不愿意买的问题。

从理论上说，有人认为盗版可以促进软件的应用，推动软件行业的繁荣，因此对盗版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美国制裁大棒高高举起时就管一管，否则尽可以放任自流。这显然是很荒谬的。因为高科技行业，特别是软件业，研发能力远比应用能力重要得多。盗版虽然暂时促进了软件应用的繁荣，但彻底破坏了民族软件产业的研发能力，伤了根本，无异于饮鸠止渴。如果我们致力于发展国内彩电市场，代价是不许国内彩电厂家生存，那会是一个明智之举吗？彩电业还只是普通制造业，软件业更是如此。

还有一种理论说，现在国内软件市场是国外软件占大头，因此如果不盗版的话，受益的将是国外厂商。这也是很荒谬的。首先，盗版对国外厂商来说只是伤皮毛的问题，而对国内厂商来说是掉脑袋的问题；其次，现在这样悬殊的市场份额比例正是因为盗版产生的恶果，而当盗版现象不严重，软件市场扩大时，市场的份额就绝不是现在的比例了。上纲上线地说，这是静止看问题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如果软件实际市场扩大，就会有更多的人投入做软件，国产软件会比现在丰富得多，也比现在精致得多，会占领许多现在被国外软件以盗版方式占领的市场。另外，对于一些暂时不如国外的领域，还可以用低价策略占领相当大的一部分市场。例如，MicrosoftOffice一套要好几千元，而WPS2000才几百元，对很多用户来说，用WPS2000就足够了，他就会花几百元买WPS2000，而不会花几千元买Office，这就是前面所说的够用原则。而在盗版的情况下，Office和WPS2000价格都一样，用户自然就会用功能较强的Office了，WPS不仅没人买，也没人用，自然就会消亡，于是就没人再敢做通用软件，于是民族软件业就真的完蛋了。

从软件厂商自身来说，也有很多问题。受整个社会急功近利的浮躁思想影响，每个人都恨不能一夕暴富，产品十分粗糙却吹得天花乱坠，对用户反映的问题推三阻四，而计算机这东西是最实打实最认真的，来不得一点虚的假的，自然就会引起用户强烈不满，当然就会觉得这钱花得不值，能盗就盗算了。下面还就这些问题详细论述。

窝里斗的问题

显然，这不是中关村独有的问题，而是整个国家和民族都存在的问题，只是中关村不仅未能幸免，而且在其他因素的作用下更加突出而已。中关村的很多问题，如长不大的问题，恶性竞争的问题，管理不善的问题，人才跳槽的问题，以及其他让人觉得可憎的问题，都与此有密切关系。

很多人都总结过，西方式的嫉妒是你行我要比你还行，而东方式的嫉妒却是我不行我让你也不行。为什么本应团结一致的集体却变成仇敌，结果是皆大不欢喜呢？我试着分析一下，可能是源自中国患不均不患贫的文化（改革也正是从改变这个观念开始的）。也就是说，别人不好比，你我都是一块干的，凭什么拿工资、分红的时候我就不如你（或只比你多好几倍）?这世道就得讲个公平，否则都别干，谁都别想挣钱。与外人比，情况不清，不太好比，而且比完后再不服也没什么可以立竿见影的办法；与自己人比，相互知根知底，很容易就能找到不公平的地方，更重要的是立马可以拆台，讨价还价有筹码。至于拆台后是不是对自己也不利，反而在其次了。于是，我们看到了一出又一出人生悲剧上演：本来可以共同获利的，结果窝里斗两败俱伤，谁都没赚着钱，全赔了。如果说损人利己的行为还可以理解，那宁愿损己害人也不利人利己的行为就实在是太不明智了。中国的很多事情就坏在了这样的不明智上。

公平是相对的，不公平是绝对的。这是因为判断公平与否有很多衡量标准，而这些标准又经常是相互矛盾的，例如，甲比乙资历老，学历高，但乙又比甲工作能力强一些，或甲比乙哪方面都要强，但甲所负责的业务正好十分空闲，而乙的工作量十分饱满，这时无论怎么定工资都会有人觉得不公平，甚至很可能双方都觉得不公平。所以，要想找出不公平的地方是太容易了，任何时候只要想找，都能找出来。另外，人们往往都对自己的局限性认识不足，都瞧不起别人的工作，经常过高估计自己单干的能力，这也为“不公平”的感觉创造了大量的机会。

在中关村由于民营企业很多，清规戒律也少，人的流动比较自由，另外拉一摊子并不难，散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有了不公平的感觉以及拆台的条件，再加上中国自古就有的宁为鸡头不为牛尾的传统思想，窝里斗的戏就一出又一出地上演了。

技术与市场的问题

技术在高科技企业究竟应当占什么样位置？这个并不太复杂的问题到现在还是许多企业，包括一些所谓名牌企业没搞明白的问题。

显然，既然是高科技企业，区别于传统工业企业，就应当拥有他人难以企及的技术才能立足。应当靠技术含量而不是靠关系来阻止竞争对手进入市场，否则该企业从本质上说就不是高科技企业，而只是经销高科技产品的普通商业企业（就像燕莎也卖电脑但它绝不是高科技企业一样）。另一方面，高科技企业所拥有的技术又应当是适合市场需要的技术。再好的技术，用户用不上也是无效技术，而不管多么简单的技术，只要用户能用上，有效益，就是有效的技术。

我们可以简单地按照技术的复杂程度和其有效性把它分成四类。第一类技术简单而无效，说明该企业既不会做技术也不会抓市场需求，就该被淘汰；第二类技术简单而有效，这是市场至上者的杰作，能够短、平、快地赚钱，这也是他们轻视技术的原因。但因为技术含量低，马上就会被一窝蜂闯进来的仿效者（不是盗版者）把利润降低到大家都没钱赚的地步（如VCD、微波炉，这是中国人的另一个坏毛病，后面还有论述）；第三类技术复杂而又无效，是技术至上论者经常犯的毛病，花费了大量的投资却不能创造效益，还会使用户对该企业丧失信心；最后一类技术复杂而又有效，是技术人员和市场人员精诚合作的结晶，是高科技企业的最高追求。它既能迎合市场需求，又不会轻易出现竞争对手，能够为企业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赚取大量的利润，所谓高科技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的道理正在于此。

炒作与运作的问题

炒作说白了就是作宣传，运作就是具体干事。这个问题类似于前面所说的技术与市场的问题。同样，我们可以把企业按炒作和运作能力简单分为四类：第一类不会炒作也不会运作，没的可说，应该被淘汰；第二类企业会炒作但不会运作，可称为是花把式，可能会在一段时期内红得发紫，但早晚要露馅，而且会败坏整个行业的名声；第三类企业会运作但不善于炒作，可称为是傻把式，有真本事但没几个人知道，创造不出应有的效益；第四类企业既会运作也会炒作，可称为是真把式，既有本事又能把它兜售出去，是真正成功的企业。

第四类企业实在是太少了，于是我们就只能大量看第二类企业表演。每当有什么新东西出来时（如知识经济），由于炒作总是比运作要来得快，于是一时出尽风头的常常是吹牛家和骗子（如前面所说的那种一天之内就从门外汉摇身一变成为代表人物的那种人），而真正干事的人却默默无闻。等第三类企业把事干出来了，第二类企业也把牛皮吹破了，老百姓对所有这类东西都产生了强烈的反感（如保健品）。所以说第二类企业可以败坏整个行业的名声。现在已经有知识英雄等同于骗子的说法问世了，也是基于同样的道理。当然，第二类企业如果有自知之明，能在牛皮吹破之前练成一些真本事，也不失为一条成功之路。

不能正确看待用户的问题

这好像不是问题，用户就是上帝嘛。其实问题大着呢！一方面，由于用户对高科技产品往往理解不对（否则还叫什么高科技），因此全按用户说的去办是不行的；另一方面，由于高科技行业要求不断创新，而用户对还不存在的东西是难以想象的，这也为正确提取用户需求增加了难度；也有企业以此为借口，推脱对用户应尽的义务（“不是我有问题，是他不懂”）；最后，受中国现在一些恶劣的商业道德的影响，也有不少企业捞一把就想走，根本不想对用户负责。

高科技企业必须花比其他传统企业更多的精力去全心全意为用户着想，因为你必需替用户考虑他考虑不到的地方，你要比他自己还了解他的需求，要非常耐心细致深入浅出地让他明白你的想法（而不是因为他不懂就不给他说了），还得说服用户接受他一时想不明白的方案（而不是图省事完全按用户意图去办，不管应用效果如何）。只有你真正为用户着想了，用户才会为你着想。

上船现象

这是说刚造好了一条船，定员1000人。新船下水后，岸上观望的人很多，但坐船的一个没有。为什么？因为这船不安全。何以见得？因为别人都不敢上这条船。终于有一个人，经过详细的考证，相信这条船是安全的，于是勇敢地上了船，我们把他称之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有了第一个，就有第二个，原来观望的人纷纷都上了船，十个，百个，千个，船都满载了，但人还在不停地上。船上有人惊呼，“超载了，不要上了”，但岸上的人不仅不理，还抢着上。为什么？因为这船很好。何以见得？因为这么多人都上去了，都挺好的。船上不是有人警告说已经超载了吗？那更说明船很好，要不他为什么不让我上？况且一条船可以坐那么多人，也不多我一个。等上到1500人的时候，船沉了，有水性好的人九死一生游上岸了，浑身水淋淋的，行李全都没了，而其他人都跟着船一起遭到灭顶之灾。

这个故事说明什么？大家自己对号入座吧。当然，这也是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不是中关村独有的问题，但由于高科技发展速度快，更新周期短，问题比较突出。

人才流失问题

这里所说的人才流失问题不是指一个企业不能留住人，或中关村普遍存在的跳槽问题，而是从中关村整体来说，存在的人才流向国外（主要是美国）和外企的问题。很多人才可能根本没在中关村工作过，直接奔高枝去了。

毫无疑问，由于国家之间经济发达程度不同，国外的经济条件比国内要好得多。外企的待遇要比国内企业高得多，而在国外工作的人又比在国内的外企工作的人待遇高得多，于是人们都纷纷往外跑。好学校（特别是北大、清华、科大和中科院）的学生从上学起就受到浓厚的出国文化的影响，早早就把TOEFL和GRE考了，迟的也在研究生期间把事办了，而且分数越来越高TOEFL630分的都不好意思说成绩，GRE2200分以上者多如牛毛，再加上GRE的Subject和GMAT、TSE，即所谓五项全能，并在已经出国的师兄师姐的帮助下，一个班基本上都能有一半的人出国留学。剩下的人在毕业分配时也是先奔外企，然后是能解决户口的国营单位。不能解决户口，又迫切需要第一流人才的民营高科技企业只能在留在国内的北京生源中挑选。但众所周知，能胜任而且愿意做艰苦的开发工作的北京人很少见，在中关村那么多公司的开发人员中，北京人实在是太少了，估计平均一个公司都远不到一个。等那些留在国营单位的外地生源的大学生把户口落下来，可以跳槽的时候，其跳槽的首要目标依然是外企。当然，就是这些民营企业好不容易通过各种方式招来的人才，也存在出国和奔外企的问题。

为什么同样的人，外企就可以给那么高的待遇，而国内企业却给不出来呢？是不是因为国内企业不如外企重视人才？对某些国营单位（特别是事业单位）来说，确实是存在不重视人才的问题。技术人员的工资总不能比领导还高，而领导的工资按行政级别套下来，也高不到哪里去。但对民营企业来说，技术人员的工资往往比管理人员的工资还高得多，企业老板已经把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还比不上外企。事实上，国内的外企不管规模有多大（如CHP有数百人），都在从事市场销售工作，其研发任务基本上都是由其母公司承担的，其开发费用在其国内市场就收回了，在中国的分支机构只考虑市场费用就行了，没有分摊其庞大的开发费用的义务。另外，这些企业的品牌是靠其母公司树立起来的，在中国的分支机构一分不花就有了极其响亮的品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进口产品的价格与国外市场相当，甚至更高（美国卖99美元的Win98国内卖1998元），一台小型机都需要数十万美元，而国产产品卖不到这个价。总而言之，其成本与盗版的一样，而市场宣传费用很低，产品价格却很高，当然能出大价钱挖人才了。

人才流失现象目前是坏事，但从长远看未必是坏事。台湾60年代出去留学的人也很多，当时也惊呼人才外流。但后来发现，当初出去的人对后来台湾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从另一个角度出发，也可以看成是国外著名企业在培养中国人，他们培养出来的这一批人才可以为发展民族产业出更大的力。

出身问题

中关村企业初创时期往往规模小，资金更少，管理极不规范。更重要的是，受整个社会不守法经营大环境的影响，心存“企业小，查不到我头上”的想法，加上有“空手套白狼”的强烈需求，大部分企业在创业时期往往都存在不规范操作。一直发展不起来也罢了，一旦有了发展机遇，以前的不规范操作就拖了后腿。

首先，生产关系不能适应生产力的迅速发展。高科技企业发展过程中都会遇到管理跟不上的问题，但在中国由于缺乏职业经理人，企业很难解决管理问题。

另外，受到创业时期条件所限，创业元老水平参差不齐，成功后创业功臣已不能适应企业发展需要，却居功自傲，不肯为能胜任工作的新人让位。

最严重的是，这些创业时期相关人员知晓企业以前的不规范操作，常常以其为要挟，严重影响了企业的发展。

配套条件不足的问题

缺乏风险投资的问题已不用讲了，其他还有缺乏职业经理人市场，缺乏售后服务连锁店等问题。

职业经理人虽然不具备高科技企业最关键的创新技术，却十分了解企业在不同的发展时期所需要的管理体系，能以其丰富的管理经验帮助企业顺利渡过管理危机，保证企业的机制能一直正常运转，并不断调整以适应企业高速发展的需求。企业要快速健康发展，等自己的管理人员自行成熟是来不及的，迫切需要职业经理人的帮助。如果有一个成熟的职业经理人市场，面临发展机遇的企业都能及时找到所需的职业经理人，对整个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是十分有利的。作为一个对用户负责的企业，除了要不断创新以保证自己的产品一直都有竞争力（不一定是第一），使用户不会因为信任自己而买了落后产品以外，还得为用户提供良好的售后服务。高科技产品的售后服务工作相对较多，而中国用户的应用水平又比较低，电话支持往往不够用，需要上门服务。指望厂商有能力在全国每个城市都开分公司显然是不现实的，于是像软件连锁销售组织同样性质的软件连锁售后服务组织就很有必要了。该组织专门培养专业服务人员，在免费服务期向厂商收费，免费服务期后向用户收费。有了这样的专业组织，厂商就可以集中精力用于产品的开发，宣传可以找广告公司，销售可以找连锁销售组织，售后服务也有连锁服务组织承担，通过社会化分工协作，大大减轻了厂商的压力和工作负担，能更快地促进行业的繁荣发展。中关村断想张猛“中关村”是中国所有电脑爱好者或是ＩT从业者耳熟能详的。在一些人眼里中关村是一个充斥着盗版ＶＣＤ、柜台公司以及其它许许多多乱七八糟东西的地方；在另一些人眼里，中关村是中国的硅谷，在这里孕育着中国知识经济的萌芽，是中国未来的希望。中关村的确有些令人说不清楚，琢磨不明白。

走进中关村，你很难将所见所闻同知识经济联系在一起。盗版游击队神出鬼没，柜台经理俯仰皆是。你一定会表示诧异，难道这是有中国特色的知识经济吗？

当然不是！

在知识经济的时代，沿街叫卖软件或是有个计算机方面的门市或柜台就自以为是高科技企业，就自诩为知识经济的弄潮儿，这真是天大的笑话。他们在本质上同那些赶着马车叫卖白菜萝卜的农民没有任何的区别，只不过是吆喝的东西不一样罢了。他们绝不是知识经济的探路者，他们只不过是在为养家糊口而努力罢了。在养家糊口的同时，他们也为市场的繁荣作出了一点贡献，仅仅是一点点而已。我们不能再指望他们有更积极的作用了，很难想象只靠倒卖萝卜和白菜就能成为ＩT巨人。

他们的存在给中关村带来了恶性竞争。在这些没有技术，只靠倒买倒卖的所谓企业，只能通过降价甚至其它一些不正当的手段进行竞争。在这种竞争中，损失最大的恐怕还是他们。这些“菜鸟级”公司在残酷的恶性竞争的深渊中苦苦挣扎，在夹缝中努力地去寻求一点点生存的空间，往往是挤得头破血流，最终销声匿迹。正是这种恶性竞争导致了信任危机的产生。为了获得利益，哪怕是蝇头小利，也使得一些人使出种种手段，种种伎俩，损人利己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当人们兴冲冲地跑到村里准备迎接知识经济革命带来的利益，现实与期望的差距一下子将他们抛到到了信任危机的深渊。信任的危机又使得竞争更加残酷，更加残酷的竞争加重了信任的危机。换个角度来看，恶性竞争出现在目前完全由市场调节的情况下是必然的，虽然残酷，也是正常的。经过恶性竞争的洗礼，也将会有一些萝卜、白菜公司幸存下来，并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被淘汰出局的恐怕还是大多数。既然这是市场经济的必然，又何必管它呢，由它去吧，何况真正有技术的非菜鸟级公司是不受或很少受影响的。

这些在中关村都是真实存在的，然而这只是中关村的一个侧面。我们同样不能否认中关村在成长、在发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必然要经过不同阶段，借用当前比较流行的一句话的模式来说，目前中关村处于知识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而且可能要长期处于这一阶段。在这一阶段，肯定存在许多地方不尽人意。

从技术方面看，村里真正有自己的技术的企业有多少？为数寥寥。但正是这些企业构成了中关村的脊梁，相信随着中国科技的发展，会有更多的企业加入到他们中间，成为中国科技的脊梁。

从人才及其流动方面看，中关村汇集着来自全国各地的ＩT业精英，可以说在这一领域内国内再也找不出在人才数量和质量上超过中关村的了。同样存在的一个事实是恐怕再也找不出其它地方人才流动的频率象中关村这么高了。美国的硅谷同样有着很高的人才流动率，然而同中关村的还有一定的差别。美国硅谷人才流动通常都是根据发展的需要，相比之下中关村的人才流动却往往只是为了简单的寻求更高的薪水。居高不下的人才流动率，一方面是知识经济人力资源重组的要求和表现；另一方面是其中一些人还不具有适应当前社会状况的心态造成的，也许这些人还不应被列入人才的范围。

目前的中关村是多种经济模式共存，不同的经济模式有不同的管理方法，表面上看非常混乱，但中关村有其自己的运行轨迹。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中关村要想发展只能应用适应知识经济的管理方法。如果不能适应知识经济的发展，这样的企业最终是要被无情的市场所淘汰的。

也许你会说中关村只是市场，哪有什么知识经济。目前的中关村确实是过分重视商业，不过中关村确实为我们带来了信息革命，的的确确将中国带入了知识经济时代。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或技术加上商业才能构成完整的知识产业，两者是不能有所偏废的。在这个时代，需要产生新的人才，他们熟练掌握着先进的知识和技术，他们懂得如何经营管理。他们是时代的弄潮儿。遗憾的是，这些人在中关村还是太少太少。这也的确是中关村的不如意的又一个方面。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以上种种的不如意都不是中关村主流精神的体现。中关村的主流精神是开拓进取和艰苦奋斗。无论是那些为了生存苦苦挣扎的盗版游击队，还是那些真正的弄潮儿，在他们身上都凝聚着这种精神。正是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中关村正逐渐从无序走向有序，中关村正在成为知识经济的旗帜，正在成为知识经济的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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