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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克

出版社：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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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传试读：

序言

及至今日，“蔡元培”这三个字在更多时候徒具符号的意义，虽然声名赫赫，却几乎成为旧诗篇中的一声绝响。在今人的墨端，他像那个时代的许多大家一样，成了脸谱式的人物。

北大哲学系教授韩水法在《世上已无蔡元培》中感叹：无论想做而做不成蔡元培的，想寻而觅不得蔡元培的，或者简单地想以蔡元培来论事的，都面对着一个不乏讽刺意味的事实——时至今天，就中国大学的改革和发展来说，蔡元培依然是一座可望而不可即的高峰。

越是熟悉的，就好像越是陌生。当我渐渐走进蔡先生的世界，我想到，每当我们了解一个影响时代的人物，必须放在大时代格局下，才能穿越时代的隔阂，体知其人的所思所行。乃至于反过来借由其人其事，体知时代的变迁，这才更有意义。二

已故的校长蔡元培先生，生活在一个大动荡、大变乱时代的中国。这个时期，王朝倾覆、外强入侵、武人争伐、人民盲乱。

无数豪杰往往埋没在蝇营狗苟的俗世当中，但在那样一个变乱的时代，依然英雄辈出、俊杰四起。

蔡先生应该惋惜，没有看到民族的最后胜利，蔡先生同样应该庆幸，他生在那样一个可以慷慨洒血、书写理想的时代。

从中国的历史上看，每逢政治纷乱、国势起转、社会不安的历史大转折时期，反而都是思潮喷发、文化激荡、学术活跃的时期，例如春秋战国、两晋南北朝，以及就近的清末民初时期。影响中国人文化基因的思想，几乎都是在这些时期形成的。

原因在于，这个时候政治舞台上的各种力量分庭抗衡、此消彼长，上层建筑对于意识形态的干涉力量最小，从而给思想的活跃留下了巨大的空间，使每一种思想都有发声的机会。

另一方面，社会的动荡，使人们要找一个出路：济世救民者，要找到思想的力量；命运起伏者，要找一个精神的归宿，他们都呼唤新思维的出场。旧的秩序被历史的车轮碾碎，新的秩序尚未形成，时世徘徊在治、乱之间，需要在新的时势中重新在精神上定位自己，从中找到自己的荣耀，维系文化的认同，萌发民族的新生。这些都呼唤着思想火花的碰撞以至于燎原。

这是人生无常的时代，命运的跌宕也往往促使人们对生命进行更为深层的反思；这是物质匮乏的时代，古风犹存，物质和资本还没有占据人们的心灵世界，人们很趋向于精神方面的高层次解脱。

但是，新思想的形成，若无深厚的历史思想文化积淀，必流于肤浅。清末民初之所以在中国的思想界能群星璀璨，是因为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几乎都是根植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而绝非无源之水。三

记得离我的家乡陕西周至县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横渠镇，及至长大才知道这里是赫赫有名的儒学大师——关学创始人张载（1020—1077）的家乡，后人号之“张横渠”。

张载在他的故里写下了有名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成了每一代有抱负的中国儒家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这种理想融入了他们精气神魂之中。

小时候，我记得我父亲有一句糙话：“圣贤就不会胡说！”说这个话的时候，他横眉竖目，一脸凛然。

想必蔡先生成长的那个时代，圣贤不仅不会胡说，而且圣贤的语录，要仰视，要“知行合一”，不惜生命去践行，要用一生的人格去背书。那一种情怀是今天的年轻人所难以领略的。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老一辈家长经常问小朋友的话是：“在学校里听先生的话了没有？”那个时候，在学校被老师体罚也是经常的事，但从学生到家长几乎从不记仇，反认为天经地义。在乡间，粗质无文的农民如果笑骂起顽劣淘气的小朋友，那就是“真个是不懂王化”！而乡间骂别人最重的话，例如，“羞先人”，再骂重一点，就说某人“丧德”。骂人也骂得很有文化。

想必蔡先生更是生活在那样一个顺习圣人教化为荣、重德守节为尊的环境中。

想必是中国传统文化耳濡目染的熏陶，蔡先生如白纸一般的青少年时代涂写了最初的基调，为他后日的济世情怀打下了最好的底色，以翰林荣宠之身干起了革命党，以革命元老之身办起了教育。如果不是将传统文化的格局真正融入了灵魂和血脉之中，蔡先生是不可能拥有那样一种人格、成就他那样一生的事业的。四

人所熟知的是作为教育家的蔡元培，却往往忽略了作为革命家、政治家的蔡元培。

蔡元培是国民党的“四大元老”之一。他青年时期在科考中荣登翰林，却在体制内的万般荣宠中干起了反体制的革命事业，发起成立著名的革命组织光复会并任会长，又被孙中山任命为同盟会上海分会会长，是国民党的革命元勋。他和各地反清义士互结声气、秘造炸弹、图谋造反，以文士之身操起武士之业。

民国成立后，他以隆重的政治声望和资历，斡旋在国民党内各政治派系之间。眼见国民党走向专权，遂日渐保持了“超然”的姿态，专注到中国的教育事业，这成了中国教育的一大幸事。

可贵的是，作为教育家的蔡元培先生并不仅仅是致力于建校授业，作为一个具有深厚学养的学者，他更专注于现代教育思想的变革、新型教育制度的确立。

蔡元培先生说，“只要培养一大批学者，国家就有希望”。蔡先生首先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爱国者，其欲救民族于危急存亡之际，而并不是一个躲在书斋里做学问谋求“天人合一”的冥想家，这奠定了他一生的基调，他所做的事业都离不“救亡图存”这个主题。当然，这是那一个时代精英知识分子阶层所共有的志趣。

他的精神，与儒者“修齐治平、经世致用”的抱负是分不开的，但他绝非腐儒，而以清王朝的翰林之身造反，以食禄之身、文士之躯，热忱地投身于推翻庸腐清朝政权的暴力革命。

他不要当学问家，而要培养学问家。“为天地立心”他是顾不上了，“为生民立命”对他来说显得更为迫切。他要教育救国，教化和唤醒人民，他要维护那些“为天地立心”的人。在他的羽翼下，活跃着冯友兰、鲁迅、刘师培、王国维、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刘半农、钱玄同、辜鸿铭、黄侃、陈汉章、马叙伦、梁漱溟、李四光、马寅初……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并不功利和浮躁，他很注重人文学科，而不像那些主张实业救国的人一样，专事理工。他很重视思想界的动态，要为民族的存续寻找精神上的支撑点，这种深远的目光是世所稀有的。

他并不一味崇尚民主、科学救国，他更关注人内在的终极精神，这在那个救亡图存的大文化格局中又是十分难得的。李克

第一篇　成长岁月

第一章　孝子贤孙

童年岁月

1868年1月11日，蔡元培出生在我国东南部浙江省的历史名城绍兴，他的家位于当时的绍兴府山阴县城笔飞弄。

在历史上，东南浙江一带是中国的文化重镇。而绍兴是浙江东北部的文化中心，更是一个人杰地灵之地，也是近代中国政治史和文化史上罕有的群星璀璨之地，我们来看一看这一串长长的绍兴人名单：蔡元培（1868—1940），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徐锡麟（1873—1907），辛亥革命烈士、安庆起义领导人。秋瑾（1875—1907），近代民主革命志士，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资产阶级女革命家。陶成章（1878—1912），革命家，光复会创立者及领袖之一。刘大白（1880—1932），著名诗人，文学史家，新诗开创者。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民族魂。马寅初（1882—1982），当代经济学家、教育学家、人口学家。夏丏尊（1886—1946），文学家，语文学家。竺可桢（1890—1974），科学家和教育家，著名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范文澜（1893—1969），历史学家。周恩来（1898—1976），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朱自清（1898—1948），中国现代著名诗人、散文家。俞平伯（1900—1990），诗人、作家、红学家。钱三强（1913—1992），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袁雪芬（1922—2011），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戏剧泰斗。……

绍兴在地理上背靠大陆，被深厚的大陆文明底蕴滋养，又濒临沿海地区，兼具开放的气息，所以成为近代中国社会革命精神的萌发地之一。绍兴是辛亥革命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是当时三大革命团体之一“光复会”的大本营。从上面这个长长的名单可见，蔡元培从小生长在怎样一个具有强烈人文氛围、培育出一众中国近代政治思想文化领域俊杰的环境之中。

蔡元培的乳名原本叫阿培，进私塾读书后取名元培，字鹤卿，又改字仲申，别名鹤庼（qǐng）。后来，他自号为“民友”，原意是老百姓的朋友。这个名字还多少有点清高气，认为自己不同凡类。与民为友者，当然不自认为是“民”，而是亲近、影响、教化人民的人。再后来，他觉得自己本来就是老百姓中的一员，怎么能叫“民友”呢？于是就改号为孑民，意思是“遗留下来的老百姓”。典出中国最古老的诗歌总集《诗经》中的《大雅·云汉》篇：“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从两句中各取一字，便自号为孑民，大有慨叹国难殃民、拯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情怀，也时刻警戒自己不外乎是逃难的黎民，必须要感同身受，为民着想。

后来，蔡元培声名远播，人们都很尊重他，就叫他“孑民先生”。

绍兴产酒，所以蔡元培自小善饮。

他的祖父经营典当业，是当地一家典当铺的经理。祖父行事公正，又善经营，遂致家业渐渐兴旺。祖父生七子，蔡元培的父亲为长子；三子好武，不知往终；居家六子，次子为绸缎庄经理，长、五、七子分别为钱庄经理，四子亦经营钱庄，只有六子读书。

蔡元培后来回忆说：“余家自六叔以前，祖传无读书登科之人。”

蔡元培有兄弟四人，姊妹三人，他是家里的老二。说来奇怪，他们兄弟姊妹，排行占单数的，长得像母亲，面椭圆、肤白皙；排行占双数的，却像父亲，方脸、肤黄。蔡元培排行老二，长得就像父亲的翻版。蔡元培的七个同胞兄妹中，后来有四个夭折，只有他和大哥、三弟活了下来，三人分别相差两岁。

4岁时，蔡元培就开始在自家延请教书先生开设的私塾中读书。

在此，我们有必要略为回顾一下中国古代的教育理念。古代教育主流是儒家教育，而儒家的主流教育，把教育分为这样几个阶段：

0岁到3岁，为“家学”时期，实际上是自母亲怀孕开始的。“胎教”一词最早见于《大戴礼记》，其原则跟现在的胎教理论没有大的差异。婴幼儿时期，主要的任务是健康成长，还有基本生活常识和礼仪规范。

3岁到6岁，为蒙学时期。古人一般3岁、4岁开蒙，进蒙馆。6岁至8岁进学馆，这个年龄划分跟今天的幼儿园、小学的划分差不多。蒙学的主要任务有礼教和乐教两部分。

6岁到12岁，为学馆时期，主要任务是读经，也有习字、练武等活动。6岁以前一般不读经。读经要“详训诂、明句读”，还是要详细解释的。

12岁到20岁，为官学时期，一般会去县学、府学继续学习，相当于现在去县高中读书。学习的内容主要是解经，也包括琴棋书画、诗词文赋、经史子集等内容。解经不是训诂，是讲义理。

20岁到35岁，有时甚至到40岁，又是一个重要时期，这往往被过去的教育史家所忽视。这个时期的主要任务有两个：一个是学习专业，如天文地理、农业水利、医卜数术、政治军事；还有一个任务，是行万里路、交游，这是古代教育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和阶段，也有为出仕做官做准备的意味。

35岁到70岁，也就是古代读书人出仕做官时期。如果没有科举致仕，就做老师、行道布道，也有的人成了隐士，自于民间，修身齐家。古人七十致仕，回家养老。养老也不是不做事了，作为乡党长老，或以身作则，或著书立说，或兴学讲学，都是继续教育事业。

再回到蔡元培的故事上来。

进入私塾之后，私塾老师周先生教他读《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读书之外还要练习写字和对对子。稍长一些，就开始读最基本的儒学经典，像“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诗经》《书经》《周易》《小戴礼记》《春秋左氏传》），并学习写作八股文。

私塾，是私学的一种。清代地方的官学有名无实，青少年真正读书受教育的场所，除社学和义学外，一般都在地方上或经济宽裕人家所办的学塾里。因此清代学塾发达，遍布城乡。以经费来源区分，一为富贵之家延聘教师在家教读子弟，称坐馆或家塾；二为地方的村庄、宗族捐助钱财、学田，聘师设塾以教贫寒子弟，称村塾、族塾（宗塾）；三为塾师私人设馆收费教授生徒的，称门馆、教馆、学馆、书屋或私塾。塾师多为落第秀才或老童生，学生入学年龄不限。自5岁至20岁左右的都有，其中以13岁以下的居多。学生少则一二人，多则可达三四十人。

旧时的私塾是什么样子，我们去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看一看：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里的人要将我送进书塾里去了，而且还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出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道石桥，便是我先生的家了。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第三间是书房。中间挂着一块匾道：三味书屋；匾下面是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没有孔子牌位，我们便对着那匾和鹿行礼。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第二次行礼时，先生便和蔼地在一旁答礼。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白了，还戴着大眼镜。我对他很恭敬，因为我早听到，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不知从哪里听来的，东方朔也很渊博，他认识一种虫，名曰“怪哉”，冤气所化，用酒一浇，就消释了。我很想详细地知道这故事，但阿长是不知道的，因为她毕竟不渊博。现在得到机会了，可以问先生。“先生，‘怪哉’这虫，是怎么一回事？”我上了生书，将要退下来的时候，赶忙问。“不知道！”他似乎很不高兴，脸上还有怒色了。我才知道做学生是不应该问这些事的，只要读书，因为他是渊博的宿儒，决不至于不知道，所谓不知道者，乃是不愿意说。年纪比我大的人，往往如此，我遇见过好几回了。我就只读书，正午习字，晚上对课。先生最初这几天对我很严厉，后来却好起来了，不过给我读的书渐渐加多，对课也渐渐地加上字去，从三言到五言，终于到七言。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虽然小，但在那里也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腊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苍蝇喂蚂蚁，静悄悄地没有声音。然而同窗们到园里的太多，太久，可就不行了，先生在书房里便大叫起来：“人都到哪里去了！”便一个一个陆续走回去；一同回去，也不行的。他有一条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罚跪的规则，但也不常用，普通总不过瞪几眼，大声道：“读书！”大家放开喉咙读一阵书，真是人声鼎沸。有念“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有念“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的，有念“上九潜龙勿用”的，有念“厥土下上上错厥贡苞茅橘柚”的……先生自己也念书。后来，我们的声音便低下去，静下去了，只有他还大声朗读着：“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坐皆惊呢；金叵罗，颠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嗬……”我疑心这是极好的文章，因为读到这里，他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

在这篇充满了童趣回忆的文章里，可以见到那个时候上课的情景，教育方式很呆板、单一，以学生们不解其意式地背诵儒家经典为主，这倒真应合了中国古人的理念——“书读千遍，其义自现”。

而且体罚教育在这种课堂上绝对是合理合法的，所谓“教不严，师之惰”“不打不成材”，调皮的孩子们在学塾里被戒尺打手心是再正常不过的事。那个时代的家长，绝对不会因为自己的孩子在学校里遭到老师的打手心乃至于打屁股而找上门去评理，反而认为这才是先生对自己孩子的悉心培养的表现，是尽职尽责地要培育好自己的下一代，往往会帮着先生说话，反过来训斥自己的孩子。

这种私塾教育在中国的很多地方甚至一直延到了1949年前夕。我们来看另一个老人的私塾回忆：学堂是村上一座三间连通的祠堂，大门朝西，没有窗户。学生不足二十人，年龄七八岁至十余岁，全是男生，来自我村和邻村两个小村。课桌学生自带，参差不齐，教室里没有讲台和黑板。先生办公也在教室里，办公是一张旧八仙桌，桌上摆放着一筒毛笔和几只茶杯，还有一块醒目的红色木质戒板。教科书由先生选购，科目为单一的语文，教学任务就是先生教语文课，学生读语文书。学生整天关在教室里熟读课文，死记硬背。学生如果不会背书，就会受到先生体罚——用戒板打手心。学生没有年级，原教科书教学完了，先生选购新教科书。我对半文言文的课文一知半解，但都能倒背如流。“人体可分三部，头、干、肢。头中有脑，为运动知觉之本……”“蜘蛛在檐下结网，既成。一蜻蜓飞过，误触网中……”时光流逝六十多年，至今有些课文我仍能背诵。先生的工资年终收取，学生分派交付；先生的伙食由学生轮流值饭，叫做“值先生”：一日三餐送进学堂，饭菜讲究，恭敬招待。

这就是当时真实的私塾场景。蔡元培是聪明勤奋的孩子，但纵使资质再好，也逃不过被老师打手心的经历。而且重复犯错误会加倍责打手心。有一次，由于他背诵《易经》，连着错了很多次，被责打手心达百下。这种不分贵贱贤愚、一概打而后教的教学手段，却也颇能培养学生的谦逊平等的精神。

用现在的观点来看，这种以授受儒家经典为主的教育方式里，主要就是人格教育和思想品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内在修养上要讲信修睦、仁义礼智、文质彬彬，外在行动要孝亲忠君、报国取义。

古代传统教育更注重“道”，现代式的教育更注重“术”。“道”就意味着世界观、意识形态。严格地说起来，没有一种教育不是意识形态教育，并不仅仅只有政治课才叫意识形态教育。每一种教育背后，都有其世界观的支撑，也绝不能说这种教育方式是落后、蛮荒式的。

私塾中的授课方式是死记硬背式的，先生并不对课文做过多的讲解。年幼的蔡元培不管懂不懂，就按先生的要求认真背诵，在课堂上既不东张西望，更不玩耍嬉戏，小小年纪就展露出一股从容安详的性格与气质。

一次，他独自在自家楼上读书。忽然楼下房宅着火，幸亏火势不大，家人都惊慌失措地呼叫着扑火，火也很快就扑灭了。却唯独不见蔡元培，大家急忙上下四处寻找，才在楼上找到，发现蔡元培仍然安坐在楼上，口中念念有词地还在读书，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

又一次，天快黑了，蔡元培的奶妈叫他和一起玩耍的小表叔下楼，奶妈先抱小表叔下楼，让蔡元培在楼梯口坐着等。谁知奶妈一忙别的事把这边的事忘了。几个小时后，奶妈突然想了起来，赶忙回来找蔡元培，只见他静静地坐在楼梯口，一步都没挪，也不哭不叫，平和的样子简直不像五六岁的孩子。

蔡元培的父亲把仁厚、清廉、阔达作为他立身处世的准则和风范，对蔡元培这个迥然超常的孩子也倍加器重。可惜的是父亲因病英年早逝，当时蔡元培仅11岁。父亲病故，家境也因此衰落下来。

蔡家的亲戚朋友凑在一起商量，打算集一笔钱资助他家。但是，蔡元培的母亲非常要强，就是不肯要，她宁愿典押家产衣物、勤俭度日，也不依赖他人生活。母亲认为，这样做不只是给亲戚们减少了负担，而且还能培养孩子自强自立的精神与生活能力。

蔡元培的母亲为人慎言谨行，在和人说话前总是先想好怎么说，说话后又要反省说的有没有错处。母亲的这个习惯也影响了蔡元培的一生。

蔡元培入私塾后，母亲常伴他完成家庭作业。有一次他在灯下苦苦思索作业却不得解，母亲心疼夜深儿疲，就叫他早些睡去，早起再做。不曾想第二日黎明，他起来很快就解决了难题。自此到老，蔡元培都一直秉持被母亲培养出来的习惯——熬夜不如早起。

母亲慈爱但从不宠溺孩子，教子严厉但从不怒骂，看到孩子们的缺点和错处时，就给孩子们指出来并告诉理由，让他们改过。当屡教不改时，蔡母就在清晨孩子还没起床时，掀开被子，毫不客气地用细竹条打屁股，直到其改过为止。蔡元培后来在晚年自述中说，小时候虽有被细竹条打屁股的体验，却能体谅母亲一片苦心。细竹条打屁股虽痛，但不至于伤着骨头，而且打在屁股上别人看不见，挨了打也不会受到外人的耻笑而丢面子。

少年时代的蔡元培，就在母亲含辛茹苦的培养下，在一种远不宽裕的家境中成长着。后来蔡元培曾经说，他自己宽厚待人的性格来自父亲；不拿人家东西、不随便讲人家坏话的美德则得力于母亲的垂教。

因父亲病逝，家中经济陷于困顿，无力再聘私塾先生，少年的蔡元培便转到对门的乡邻李申甫家设的私塾，在那里继续受童蒙教育。这位李申甫老师就是那个学生犯错了会加倍打手心的严厉的老师。

在那个年代，读书求知是神圣的事业，诸多“寒门出将相”的事迹一再在人们的口耳间代代流传，成为一代代平民读书人最好的励志故事。排除建功立业的功利动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也便在这样的勤学苦读中一代代流传下来。

八股文章

传统的中国社会中，对于一般读书人来说，最重要的事莫过于研习儒学经典，参加科举考试，通过著作文章打开致仕之门。

蔡元培十三岁时开始学做八股文。在跟那位李申甫老师学做八股文一年后他又转入离家大约半里地的先生王懋修的私塾读书。王先生的私塾里大约有三十个学生。

一次，蔡元培从同学处借到一本《三国演义》，刚看了几页，被王先生看到了，王先生训诫蔡元培，“看不得，陈寿的《三国志》，你们现在尚不可看，况且演义里边所叙的事，真伪参半，不看为妙”。又一次，蔡元培借了记述东周战国历史的《战国策》来看，王先生又说不能看，他的理由是，如果在考秀才的时候，把《战国策》一类书中的词句典故用在文章里，一定不会被考官容许。

这倒真是老师的一片良苦用心。原因在于，在当时的老师看来，这些书都是杂书，于学无益。当时平民出身的普通读书人要通过科举考试，才能取得功名，跻身体制内，取得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机会。而在明清时期，科举考试的形式被限定为八股文，同时，八股文的内容则完全限定在儒家的“四书”“五经”之内。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先生对学生读书范围要做这么严格的限定了。

八股文最初是古代写议论文章的一种推荐格式，可以说是经过前辈的杰出文人总结出来的一种优秀的文章格式。把它应用在科举考试中，本质上是一种考试形式的规范化，也是科举制度中对公平原则的落实。这有点儿类似于书法中的“馆阁体”。

八股文是指写文章要由八个部分组成：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以下是明代名臣、文学家王鏊（ào）（1450—1524）的一篇名为《百年姓足，孰与不足》（语出《论语·颜渊》）的八股文典范之作：【破题】民既富于下，君自富于上。【承题】盖君之富，藏于民者也，民既富矣，君岂有独贫之理哉？有若深言君民一体之意，以告哀公。【起讲】盖谓：公之加赋，以用之不足也；欲足其用，盍先足其民乎？诚能百亩而彻，恒存节用爱人之心，什一而征，不为厉民自养之计，则民力所出，不困于征求；民财所有，不尽于聚敛。闾阎之内，乃积乃仓，而所谓仰事俯育者无忧矣。田野之间，如茨如梁，而所谓养生送死者无憾矣。百姓既足，君何为而独贫乎？【入题】吾知藏诸闾阎者，君皆得而有之，不必归之府库，而后为吾财也。【起股】蓄诸田野者，君皆得而用之，不必积之仓廪，而后为吾有也。【中股】取之无穷，何忧乎有求而不得？用之不竭，何患乎有事而无备？【后股】牺牲粢盛，足以为祭祀之供；玉帛筐篚，足以资朝聘之费。借曰不足，百姓自有以给之也，其孰与不足乎？饔飨牢醴，足以供宾客之需；车马器械，足以备征伐之用，借曰不足，百姓自有以应之也，又孰与不足乎？【束股】吁！彻法之立，本以为民，而国用之足，乃由于此，何必加赋以求富哉！

把这篇文章翻译成现代文，大意如下：如果老百姓富足于下，国君当然会致富于上。因为，君王的财富，就是藏在民间。人民都富裕，君王哪会独贫？孔圣人就曾以君民一体的大义告诫过鲁哀公。孔子说：鲁公增税，不过因为钱不够用。但要想钱够用，哪能不先富足其民呢？如果天下能良田丰收（百亩而彻），同时君主长存节用爱民的心，那么，只按产出的十分之一征赋，而不暴敛以满自己的享受，这样，民间实力雄厚了，就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每家每户，广积粮仓，则照顾一家老小就不发愁。田野之间，满种稻谷，则养活全家大小就不操心。百姓都富足了，还会单单君王一个人贫穷吗？我知道：财富藏之于民，民有就是君有，就是国有。不一定都收集到国库，才叫有钱。山野田地所生长的，国君都可以运用。不一定非要收集到国库，才叫有财。民间财富取之不尽，又哪里会求之不得？用之不竭，又哪里会发生猝不及防的事？牛羊繁盛，足以为祭祀之费。玉锦充盈，足以资政府礼用。不足，就向百姓借，哪会匮乏？祭祀大典，足够应付宾客的需要。国防开支，足够应付战争的需要。不足，就向百姓借，哪会匮乏？哎！立法的原则是以民为本，国家用度的充足就是由此而来，又何必强加赋税敛财呢？

这篇八股短短数百字，通篇对仗工整，行文平仄优美，而且在八股言语的严格形式之内，言之有物、入情入理，用寥寥数语就完整地阐述了一套治世理念。文中提出了藏富于民的理念，并主张用财政杠杆替代税收，可谓是一种很现代的经济学主张。

科举考试中的八股文，要求只能在“四书”“五经”中选取主题，行文必须用古人的语气，而不允许自由发挥，而且句子的长短、字的繁简、声调高低等也都有对仗等要求，对于文章的字数也有限制。总的来说，是一种非常严格乃至于死板的行文规范。

由于考试必须用八股文形式，往往会扼杀考生的创意，因此遭到了很多文人的反对。在科考取士的制度中，很多读书人为了考取功名，下大量的工夫研习八股文的形式，重文轻义，甚至于到了文字游戏的地步，这真是“一法立，则一法弊”。以后至后来著名学者顾炎武有言：“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

八股取士带来的危害还有，由于读书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竭尽一生精力钻研八股文的写法，对政治、社会、人情的实际情况缺乏了解，一旦考中为官，缺乏足够的常识来应付实务，只好委任幕僚师爷及下级官吏决策事宜，这导致了政坛吏治败坏、政治昏庸。

当然，换个角度来说，如果受教育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应试，那就跟考试的形式无关了。跟八股文比起来，今天的应试教育中的种种规则的死板，并不亚于彼。如果强要说形式有好坏，我们只能说，适应时代的形式，就是好的形式。

少年时代的蔡元培，也像千千万万学子一样，勤苦地啃背与科考有关的儒学经典，研习八股文的写作。

事亲至孝

十几岁时，蔡元培对“四书”“五经”等经典的学习已是轻车熟路，这是中国传统教育的基础必修课。

蔡元培本来是天资聪颖的孩子，加上勤奋进取，所以在学问方面进步很快。他写古文时多用通假字、广引典故，很多词句普通人都读不懂，可老先生们却很欣赏。想必蔡先生一定知道“回”字的四种写法，这在当时的读书人里可是好究博学的一种另类的表现。

上面提到私塾老师王懋修先生，不只是八股名家，在他的严格教导下，足以给学生们参加科举考试指一条明路。像当时许多传统知识分子一样，王先生还深谙、推崇宋明理学，他经常满含感情地向学生们讲述当地先辈名儒刘宗周的故事。

刘宗周是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黄宗羲的恩师，人评其刚毅正直，因不满明奸魏忠贤乱政，回家乡绍兴创办书院讲学，影响很大，世称“蕺（jí）山老人”。后清兵攻陷浙江，刘宗周坚决不做清朝的官，绝食二十三天而死。

为表对刘宗周学问人品的钦仰，王懋修特把自己的书房取名“仰蕺山书房”。他在平日里常给学生们讲刘宗周的事迹，以之为士子的典范。

有时，他也给弟子们讲清初反清志士吕留良、曾静的故事。吕留良（1629—1683）也是明末清初一位著名的学者，明亡后，他散家财以结志士，图谋复明。事败后，誓不事清，居家开馆授徒，后削发为僧，始终保持士人的气节。曾静（1679—1736）晚生于吕留良半个世纪，因读吕留良遗著，感其义节，秘密组织反清，事泄被清廷捕杀，清廷还将吕留良“剖棺戳尸”，这成为清代的一件大案。

身为弟子的蔡元培，听了王懋修先生慷慨悲绝的讲述，感受到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忠君报国的感情，被一种孤高人格所感染。后来他自谓“二十岁以前，最崇拜宋儒”，即与王懋修的影响分不开。

其实，这也是中式传统教育的一大特色。

在中国的古代士人那里，学问、文章和道德、人品是不能分割的，本就是一体。正所谓“言传而身教”，为人师表、以身作则，用人格的熏陶来教育后生，本就是中国传统教育里的一大组成部分。这种潜移默化式的教育，往往影响学子的一生。

这一点，我们从少年蔡元培的一些作为中就能看得出来。“孝子贤孙”这个词在今天的人们看来，似乎总有点儿贬义的意思在里面，用来形容那种愚忠和愚孝的人。那是因为近几十年来中国的传统文化经历了一系列革命式、颠覆式的洗礼。在传统社会里，“孝子贤孙”这个词是一个十足的褒义词，蔡元培本人是这样的一个典范。

蔡元培的叔父辈大多经商，但他有一个六叔父，也是一个读书取仕的知识分子。在传统的中国大家庭里，叔父宛然若父。蔡元培幼时的读书启蒙也亏得这位叔父，长大后离家远游的科考历程也多是由六叔陪同。

蔡元培少年时候在叔父的指导下接触了不少古代的史书和其他名著，如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宋代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清代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俞正燮的《癸巳类稿》与《癸巳存稿》、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等。这个已经相当于是拓展知识面、扩展阅读了。这种家教式的教育方式在中国传统的大家庭里也很常见，古代的教育制度不像现代教育这样，有着分数和文凭的要求以及细化的分科，所以，初中级的教育功能完全可以在有文化氛围的家庭中实现。

六叔父既是长辈又是老师，蔡元培对他很恭敬。这位六叔有抽鸦片的嗜好，有一天夜里，他与蔡元培一边聊天谈学问，一边抽着鸦片烟，不知不觉在烟榻上睡着了。蔡元培侍立在旁，并不敢稍懈。直等叔父一觉睡醒后，发现蔡元培还恭恭敬敬地站在旁边，连忙叫他回去，蔡元培这才退了出去。这种奉敬师长的感情，完全是发自蔡元培内心的，也和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程门立雪”的精神几可同类。

蔡元培还有一段割肉救亲的故事。

蔡元培的母亲很年轻就守了寡，一个人要拉扯三个孩子，长期的劳累使她老人家积劳成疾。蔡元培19岁时，母亲胃病加剧，服了很多药却一直不见好。他每天都在母亲身边侍奉，煎药喂饭，毫不懈怠马虎。

有一天，蔡元培听人说割臂肉入药可以愈病延寿，于是瞒着家人自己悄悄地找了把刀子，把左臂上的一小片肉割下来，和入药中煎好，让母亲服下去。蔡元培的三弟听说哥哥这么干，竟也仿效哥哥，割臂肉入药医治母病。这个行为让蔡元培兄弟深受左邻右舍乡亲们的赞叹。

在今天来说，这真是件不可思议的事。但在当时来说，这是孝敬父母的最高表现。在同一个时代，还有一个割肉救亲的故事，发生在近代禅宗泰斗来果禅师（1881—1953）身上。来果禅师是湖北黄冈人，在他的《自行录》里有这样的自述：余十八岁时，父染隔食病馀，饮食未沾，身体羸瘦，气绝如缕，百医难治，束手无策，衣衾棺椁已为备办，待死而已。每阅前贤多方行孝，挽救亲疴，我何人乎，其不愧欤？由是立誓，愿舍生命，赎父病痊，如不能生，誓死替父。即夜避去家人，孤身危坐，取快刀、饭碗、磨刀石，各件具备，以刀割裂胸口，不料割开后，刀口三寸宽四寸长，大气直冲，又恐气息不从喉出，乃急解裤带一根，当刀口束住，热气止出，气从喉上，方始放心，否则危急万分。迨至数日后，复求神佑，刀伤早愈，免使人知，令父不悦。即夜梦中见一老者在前，用手抹擦数转，无言而去。次早掀胸私看，刀口合缝，还复如故，诚心感召，神必有灵，可谓无妄矣。（西山居士注：此事虽难信，以来祖之品德，绝不会妄语，且有陈配侠医生于浴室亲见来祖近肝部有疤痕。）

由这两例也可见，在那个时代，传统的孝道是深入人们骨髓之中的。对父母的孝敬，再扩展到对他人的忠恕仁义，这些都造就着人们的刚烈之气和舍生取义的情操。由来果禅师的这一段自述，也可以联想，刚刚成年的蔡元培的血气方刚与对慈母的情怀，以及受传统的伦理观念影响之深。

但是，蔡元培挚爱的母亲终于没有抵挡住死神，撒手人寰。

母亲去世后，蔡元培悲痛欲绝、号啕大哭。为表达对母亲的哀思，他不顾家人劝阻，按照传统礼教中的指示，夜则睡草席、枕土块为母守灵，寄托悲哀。其兄弟看到这种情形，也把床设在灵堂，陪他一同守灵。不久，哥哥张罗着要给已经成年的蔡元培娶媳成家，蔡元培泣告兄长取消婚事，说，“母亲去世，我还没有尽完孝道的时候，决不能结婚”。

这时，蔡元培更加刻苦地读书，以便将来求取功名、光宗耀祖，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

第二章　学霸造反

科场风光

蔡元培直到晚年还心有余悸地回想起1887年第一次参加乡试时的情景。

那一年，整个浙江省参加乡试的学子多达10600人。考试的时候，“集万人于考场，偶有神经错乱，于试卷上乱写情诗或漫画杂事，甚而至于自杀的”。由此可以想见参加科举的学子们精神压力之大，毕竟，这几乎是决定读书人一生命运的大事。“学而优则仕。”读书、考取功名，是传统社会里世世代代的父母对下一代的殷切期望。读书人，不但明了人情事理、文质彬彬、气质雍容，而且一旦博得入仕的机会，更在身份名位上荣宠无比。在民间一般的百姓中间，知书达理的知识分子总是备受推崇。

固然，很多读书人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求取功名，以至于想得功名想得发了疯。比如吴敬梓现实主义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的著名人物范进，以下是《范进中举》一段描写范进考中举人的消息传到他家里后的情形：那邻居飞奔到集上，一地里寻不见；直寻到集东头，见范进抱着鸡，手里插个草标，一步一踱的，东张西望，在那里寻人买。邻居道：“范相公，快些回去！恭喜你中了举人，报喜人挤了一屋里。”范进当是哄他，只装不听见，低着头往前走。邻居见他不理，走上来，就要夺他手里的鸡。范进道：“你夺我的鸡怎的？你又不买。”邻居道：“你中了举了，叫你家去打发报子哩。”范进道：“高邻，你晓得我今日没有米，要卖这鸡去救命，为甚么拿这话来混我？我又不同你顽，你自回去罢，莫误了我卖鸡。”邻居见他不信，劈手把鸡夺了，掼在地下，一把拉了回来。报录人见了道：“好了，新贵人回来了。”正要拥着他说话，范进三两步走进屋里来，见中间报帖已经升挂起来，上写道：“捷报贵府老爷范讳高中广东乡试第七名亚元。京报连登黄甲。”范进不看便罢，看了一遍，又念一遍，自己把两手拍了一下，笑了一声，道：“噫！好了！我中了！”说着，往后一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老太太慌了，慌将几口开水灌了过来。他爬将起来，又拍着手大笑道：“噫！好！我中了！”笑着，不由分说，就往门外飞跑，把报录人和邻居都吓了一跳。走出大门不多路，一脚踹在塘里，挣起来，头发都跌散了，两手黄泥，淋淋漓漓一身的水。众人拉他不住，拍着笑着，一直走到集上去了。众人大眼望小眼，一齐道：“原来新贵人欢喜疯了。”

这个一辈子屡试不第、穷困潦倒的范进，初听人说自己中举，根本就不相信这种天大的好事落到了他头上，及至梦想果真，不禁欢喜得过了度，以至于一时间发了疯。

从这个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科举制下的一种荒谬的现象。读书求知不是为了学习人生的智慧、寻求世间的真理，而是像做生意赌大运一样，读书成了一种换取名利的工具，也难怪几十年孜孜以求的目标一日成真，得到功名这样一个稀缺资源，能让人如狂如颠。

从上面范进的故事也可见，科举致仕对于当时的读书人来说，是一条艰辛之路，就像现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式的高考一样。在科举中获得成功，既有在读书上聪明勤奋的因素，也有极运气的成分，这让千万读书人曾不禁一再慨叹“时也、命也”。

我们可以稍看一下历史上数不清的名人不第的例子，就可知科举入仕之艰。一生未考得任何功名的读书人里，最著名的大概要数李白和杜甫这两位大诗人了。这一长长名单上，还可列入黄巢、孟浩然、唐伯虎、蒲松龄、金圣叹、洪秀全、袁世凯……简直举不胜举。李时珍14岁考中秀才，之后9年3次落榜，最后弃学从医，历时29年著《本草纲目》；吴敬梓在落榜后愤而写下传世的《儒林外史》。著名唐代文学家韩愈、晚清重臣左宗棠都曾三试不第。

由此不但可见看科举取士对于古代读书人之残酷，也可以看出以作文取士的科举考试的极大局限。

它所青睐的，并不见得都是有真才实干的才俊。在这种科举制度，中则荣宠无比、败则一文不名，简直像买彩票一样，难怪上文中的范进在中举后一时喜而发疯了。

当然，上面引文中范进的事例讽刺的是科举制度下的一种极端状况。人性本来是不同的，一样米养百样人。既可以说，科举制度使儒学经典成了一种功利的工具，而且使读书人的人格僵化到了可笑的地步，但反过来说，中国儒学精神中可贵的一面，又恰恰是依托着科举制度而得以遗存下来的。

古代的仁人义士层出不穷，无不深受儒学精神的熏陶，把仁义礼智的最高信念融入到自己的人格，把取得功名作为实现自己抱负的手段，而非终极的目的。所以范进式的人固然不少，但文天祥、方孝孺式的人也总是代不乏人。况且，古代一个优秀读书人的标准，不但学问要学富五车，而且人品要彪炳千秋，才不枉读了一场“圣贤书”。那么，无数的读书人中间，用道德礼仪门面者不少，用生命践行圣贤遗教也多不胜数。

与上面那些数都数不过来的科场上的倒霉蛋不同，蔡元培的运气似乎特别好，在艰险崎岖的科举道路上步步登高，真可谓一帆风顺。

1883年，蔡元培16岁，考中秀才。此后两年，他在家乡设馆教书，自由阅读。1885年开始参加乡试，未中，连考了三次，在1889年考中举人。接下来，1890年会试中的，成为贡士。又在1892年通过了殿试，成为进士，被钦点为清政府最高学府翰林院的庶吉士（从通过科举考试中进士的人当中选任，明朝首辅张居正、清朝重臣曾国藩都干过这个职务）。1894年，27岁的蔡元培又被提升为翰林院编修。

这一向上攀登的历程，虽非一考而就，但结果总算是功得圆满，蔡元培可谓少年得志，科场生涯几近圆满地完成了。

当中举消息传来时，蔡元培显然没有像范进那样发疯。这时的蔡元培毕竟是一个风光无限的年轻人，考取功名，也不过是他十年寒窗苦读之后一个情理之中的收获。但得偿所愿、用成绩证明了自己，光了宗耀了祖，这时的蔡元培着实兴高采烈了一番。

蔡元培在考进士时所做的文章广征博引，文章中的有些字句用典很为生僻，连主考官都不懂。结果，考中进士的蔡元培立即受到大名鼎鼎的清廷户部尚书、学问家翁同龢赏识，赞誉他是“年少通经，文极古藻”的“俊才”。

按照惯例，通过考试的同科士子都要去拜谒主考官翁同龢。其实，这也是例行公事、走一走过场。大概因为这样，翁同龢对一批批的来访者中的大多数人其实并无印象，他在自己的日记里往往简单地记下“新庶常来者八九人”“新门人两人来见”，连名字也不记。当科的状元、探花来访，也只记了“刘福姚来见”，“陈生伯陶来”而已，惜墨如金。

有意思的是，在1892年6月1日的日记里翁同龢记道，“新庶常来见者十余人，内蔡元培，乃庚寅贡士，年少通经，文极古藻，隽材也，绍兴人，号鹤青，向在绍兴徐氏校刻各种书”，这真是奇怪得很，他对蔡元培印象深刻，简直是刮目相看。

一时间，不足30岁的蔡元培成了“声闻当代，朝野争相结纳”的名人士大夫了。

从清朝中叶以降，殿阁大学士、总督、巡抚、军机大臣这些朝廷的要职，大多系翰林出身，对于蔡元培来说，诱人的政治前景正在向他频频招手。如果蔡元培贪恋权位，再如果当时中国的政治没有发生翻天覆地的大变故，那么蔡元培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则就可能青云直上、跻身达官显宦之列。

然而上面的两个如果都没有成真，蔡元培体制外的另类人生书卷，恰恰就从此时开始书写了。

历史大转折

大概这就是命运的召唤。蔡元培进入翰林院没多久，清王朝的国内外时势突变。

1894年，农历甲午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这年，爆发了撼动中外的中日“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以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7月25日丰岛海战的爆发为开端，至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字结束。这场战争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告终。

古老的东方泱泱大国，一战而败在东邻小邦日本手下。接踵而来的《马关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举国为之震惊。近代以来，内乱外忧不断，中国屡受列强侵略，但这是最让国人震动的一次。东方的蕞尔岛国居然不知不觉地陡然崛起，而且很快将爪牙伸到泱泱中国，成了耀武扬威的获胜者。实际上，接下来的50年间，直到抗战胜利，日本这个近邻都是中国最具威胁的敌人，中国的国防策略也基本上是针对日本这个东亚故邻。

同许许多多关心天下事的中国人一样，闻知甲午黄海海战战败的消息，27岁的翰林蔡元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悲愤交加，与其他朝中的忧国之士一齐，在海战发生半个多月后联名向皇帝上奏：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读学士臣文廷式等跪奏，为敌情叵测、宜出奇计、以弭兵衅、恭折密陈、仰祈圣鉴事：……然倭人乘胜之时，震惊陪都，窥伺近甸，我虽布置严密，尤虑瑕隙未周，比闻倭将以倾国之兵，道出黄海。此时李鸿章既有暮气，而所调诸将，或多新募，或未成军……战国之时，秦攻齐，则韩、魏救之，攻韩魏，则赵救之。唐之藉兵，远及大食。宋之谋金，兼约西辽。此时倭人得志，势将不利于英；法人与其兵谋，德国亦所深忌。故闻英人颇有藉端与倭开衅之志，兵船五十余号，已尽集南洋。德人亦特厚于我，凡将弁之效力于中国者，其主皆特赏宝星；又任中国购买军火，借资驭敌，此非偏有所厚也，卫我即所以自卫也。……资其兵费，使伐倭人。……伏乞皇上圣鉴，谨奏。翰林院侍讲学士臣文海……臣徐世昌……臣蔡元培，修撰臣张骞，编修臣尹铭绶。——《与文廷式等奏请密连英德以御倭人折》（一八九四年十月七日）

在长长的上奏人名单中可以看到，除了蔡元培，还有文廷式、徐世昌、张骞等这些近代史上的名人，而且，清一色的全部是汉人大臣。有清一代，汉人大臣一般在给皇帝的奏折中自称为“臣”，而满人官员一般自称“奴才”。“奴才”是比“臣”更为亲近的自称，汉臣是没有资格在皇帝面前自称为“奴才”的。

这个奏折里，大家一方面痛恨李鸿章不争气，另一方面又指出，在中国问题上，列强们并不完全与日本站在同一立场，反而有与中国交好的，如英国、德国。应该利用世界强国之间的罅隙，学中国战国时代的合纵连横之术，联合英、德列强以抵御野心勃勃的日本人。这批汉臣愁愤国事的心境可见一斑。

但这时，暮气重重的清王朝当权者早没有了昔日入关时的意气风发和果决悍勇，再也焕发不出励精图治的精神，去搞什么合纵连横了，偌大的王朝只想在列强的夹缝中挨一天算一天。而后来的北洋军阀则不同，纷纷找各国列强做自己的靠山，形成了积弱的近代中国颇为奇葩的一段历史。

最终，清朝政府和日本明治政府于1895年4月17日（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在日本马关（今山口县下关市）签订《马关条约》。《马关条约》的签署标志着中日甲午战争的结束。根据条约规定，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后因三国干涉还辽而未能得逞）、台湾岛及其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2亿两白银。中国还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并允许日本在中国的通商口岸投资办厂。《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国内，中国的失败、不平等条约的签字，深深刺痛了蔡元培这位青年知识分子的心。个人正春风得意之时，国家却面临灭顶的危难，蔡元培还没来得享受功名带来的荣耀、施展满胸的才华，就值逢国家倾危的巨祸。巨大的反差，对于蔡元培的刺激是巨大的。

也许这就是命运的安排，蔡元培精神中对家国一生的忧患，以及他为民族“救亡图存”的生涯，就将从此开始了。

蔡元培将再也无法安心地正襟安坐于朝堂之上，闲散优游于诗酒酬对之中。我们从蔡元培青年时的一些作为中也大致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深深把济世情怀、忠孝信义的儒家品质写入灵魂深处的人，这样一个人，绝不会只关心个人宠辱而把世事的安危置之度外。

蔡元培认为甲午战败乃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聚铁铸错，一至于此，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他说，“韩、魏于秦，宋于金，不如是之甚也”，就是说，他认为这个马关条约简直比战国时期韩、魏屈事于秦，南宋屈事于金更加让国人屈辱。他谴责清王朝的治下“疆臣跋扈，政府阘茸，外内狼狈，虚疑恫愒，以成炀灶之计，聚铁铸错，一至于此”。

在极度的愤懑和失望之下，1895年秋，蔡元培向上司乞假回乡一年，直至1896年12月才回京销假。1897年冬，又发生了德国传教士在山东被杀，德国派兵强占山东胶州湾的事件。闻事后，蔡元培气愤地说，当朝“不自强而恃人，开门揖盗，真无策之尤也”。处于朝堂之中的蔡元培见识了清廷当权人物们的昏庸，他渐渐感到这个政权已经没什么指望了。

灵魂深处的革命

蒋梦麟曾这样回忆他所见到的蔡元培：蔡先生年轻时锋芒很露。他在绍兴中西学堂当校长时，有一天晚上参加一个宴会，酒过三巡之后，他推杯而起，高声批评康有为、梁启超维新运动的不彻底，因为他们主张保存满清皇室来领导维新。说到激烈时，他高举右臂大喊道：“我蔡元培可不这样。除非你推翻满清，否则任何改革都不可能！”

进入翰林院之前，蔡元培就是一个典型的忠孝节义式的传统知识分子，但国家的惊天之祸袭来，蔡元培的意识开始转变了。

他慢慢地开始意识到，在一个新的时代来临、在一个新的强族环伺的世界丛林里，中华古国千年来以自我为中心的“天下”观已彻底被颠覆，中国人固有的政治体制、文化传统、生活面貌，已经不足以正常运转、抵御外侮了，必须为民族的生存寻找新的生机。

这一时期的蔡元培进行了一些思考。故纸堆再也找不到出路，有清一代流行的考据、训诂做学问的路子，不足以解决现实的问题。

长期传统教育熏陶出的对家国天下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蔡元培不愿再埋头于经史子集这些给他带来功名荣耀的经典。他把头抬了起来，放眼四望。他想扩展自己的知识面，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治理经验，发掘救国救民的方略，寻找世界观、方法论上的支撑点。

蔡元培在这一时期转而以极大的热情，去阅读西方的新式书籍。这种阅读，几乎是没有筛选式的。史地政教，声光化电；自然人文，数学物理，各个方面的新知，蔡元培凡能接触到的，几乎无书不看。在认真阅读了一些先进的中国启蒙人物，如郑观应、马建忠、梁启超的著作后，蔡元培还特别一一写上评注。

从1894年至1899年，这一时期蔡元培认真阅读过的中外新书有：《游历日本图径》《日本新政》《海国图志》《环游地球新录》《电学纲目》《盛世危言》《化学启蒙》《量光力器图说》《几何原本》《代数难题解法》《农学新法》《支那教案论》《西学启蒙》《日清战史》《生理学》《进化新论》，等等。

在这些书籍中蔡元培看到的，几乎是一个和以往完全不同的全新的知识天地和全新的世界。他简直像获得了精神上的新生一样。

在维新思想家中，对蔡元培影响最大的是严复。严复译述的赫胥黎的名著《天演论》于1898年4月出版后9个月，蔡元培便认真地读完这部书，他后来写道：“丁戊之间，乃治哲学。侯官浏阳，为吾先觉。”是严复等人的新思想唤醒了蔡元培的精神世界。

这一时期的蔡元培接触了大量近代科学与民主思想。他还自修日文，在翰林院内钻研那些被固守封建传统的旧派人士斥为“奇技淫巧”“左道旁门”的西方科学知识。原因很简单，在蔡元培看来，中国不是败于“道”，而是败于“术”。就“道”而言，中国传统哲学的深邃精微，世难匹敌；但重道而轻术，导致中国完败于船坚炮利的重术之国，使他不得不转变思路。蔡元培兼有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厚重和东南文士的轻灵，他不愿也不屑因循守旧，这从他做文章上也看得出，不一味迎合科考的需要，爱独辟蹊径。

此时蔡元培所热衷的事，正像他北京寓所书房中悬挂的十个大字所说：“都无做官意，惟有读书声。”这也可见，蔡元培要在知识领域寻找新的天地，为民族的出路找到根本的解决之道，而不是斤斤计较在个人前途和功名上。

1898年又发生了一件撼动中国的政治大事件变法。——“戊戌变法”。“戊戌变法”，是指1898年6月至9月21日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主要领导人物的改良派通过说服光绪帝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的政治改良运动。

在满清当权者中的那些机谋深算的政客官僚眼中，“戊戌变法”简直就是一场极不成熟政治闹剧：一小撮激进的维新派愤青妄图用最小的代价，给政权机器换几个零件，就给偌大的中国来个天翻地覆、改头换面式的变革。结果证明，这种强烈想要用最快、最省事的办法改变中国现状的理想主义变革，遭到的几乎是彻头彻尾的失败。

本来，执掌实权的慈禧太后对于维新变法冷眼观之。但一众热血的维新派这时头脑一热，想要干脆把慈禧太后和一班守旧迟暮的官僚们一举从权力的中心踢出局，转而扶正全力支持维新派但权力完全被架空的年轻皇帝光绪帝。这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旧官僚势力所绝不能容忍的事。

结果，由于袁世凯的叛卖，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等发动政变，光绪帝被囚至中南海瀛台。腥雨欲来，闻讯的维新派中，康有为、梁启超分别远循法国、日本，唯有谭嗣同宁死不逃，愿以性命唤醒国人，与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共6人被昏庸的清廷问斩于北京菜市口刑场。中国上层政治变革“百日维新”宣告失败，前后仅仅历时103天。“戊戌六君子”的死再次极大地触动了蔡元培，他对维新人士的精神当然是感佩有加的，这些同龄人的那一种热血和牺牲的精神，以及他们所胸怀的抱负唤起了他的强烈共鸣。

对于一身侠气的谭嗣同，蔡元培格外佩服，他几年后的一封信中还念念不忘地写下了这样的话：盖元培所慕者，独谭嗣同耳。苦康、梁之首事而逃，经元善之电奏而逃，则固所唾弃不屑者也，况其无康、经之难而屑屑求免也乎。且夫避祸者，所以求生也。充求生之量，必极之富贵利达。

其实，维新派在活动之初，不可能不引起蔡元培的注意。何况，蔡元培与维新派、大才子梁启超有着己丑（1889年）同年的关系。但蔡元培本人没有参与这场近在身边、力图改变中国命运的变法，这可不是因为他胆小怕事。蔡元培本人为变法之事感奋的同时，却有着他自己独有的冷静。

在“戊戌变法”前后，维新派的人士在先进的知识界以及朝廷中，可谓风光一时。但一方面，由于梁启超与谭嗣同等人当时在社会上知名度已经很高了，假使真的变法得逞，从权位上来说，就是新时代里炙手可热、翻云覆雨的人物，质朴而耿介的蔡元培不愿被世人说自己“攀龙附凤”，并未前去结交。

他在《自写年谱》这样写道：“康有为氏与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诸氏被任用，励行新政，我虽表同情，然生性不喜赶热闹，未尝一访康氏。我与梁氏虽为乡试同年，但亦未与见面。”

另一方面，蔡元培总是隐隐感到，这种用上层政治斗争改变国家命运的策略并不是拯治国家的一付回春妙药，在他看来，中国的问题是深入骨髓的。“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这是蔡元培肚子里的想法。

他认为这些维新变法的烈士们并没有建立起什么群众基础，而只想凭一己之力、少数精英的奋斗，用最省事儿的办法、最小的代价，动点儿小小的外科手术，就想给中国来个改天换地，这简直是痴人说梦。

当“戊戌六君子”血洒菜市口的噩耗传来，血的事实对蔡元培还是对造成了很大的刺激，他进一步意识到政治斗争的残酷。此外，他感到清王朝的掌权者已经失去基本的理智，只顾自己的既得权位而不顾民族的整体利益，冥顽到了极点，这也让蔡元培对这个君、这个国失望到了极点。

蔡元培再也没有心思在北京当官了，断然于1898年秋天离开北京南归。蔡元培这种举动，很容易让人怀疑他是康梁同党，但他丝毫不作辩解。

经过十天的行程，1898年10月26日，蔡元培从京城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绍兴老家。

回到家乡，恰好这时家乡绍兴城中成立了一所中西学堂，缺少一位校长。身为翰林、颇负学名的蔡元培成为众望所归的人选，被推荐为学堂的监督（校长）。

这时的蔡元培回顾了他所接触的新知对他产生的强烈冲击，他感到，只有千千万万的中国知识分子具备他这样对世界的认知，具备全新的思维，在灵魂深处来一场革命，从意识上改造中国人，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国是。他现在就要做这样的事业。

蔡元培觉得，康梁变法，没有预先培养革新人才，而妄图以少数人夺取政权、排斥顽旧，注定是要失败的。现在，他入主中西学堂，这恰巧给了他用新知培育英才、施展教育救国的第一个实践机会。蔡元培义无反顾地以翰林之身放弃继续向上进阶名位的机会，并要用他认定的方式实现报国之道。

当时，蔡元培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身材短小、文质彬彬、儒雅风流，时常与朋友喝酒、畅谈，一起分析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于是就出现了文首的那一幕。

第一次当校长

多年以后，曾在中西学堂第一斋读过书的蒋梦麟这样回忆，接触新知后的震撼溢于蒋梦麟的言表。

而当时中国普通知识分子在知识和思想意识上的陈旧、落伍亦由之可见一斑。这也足以证明蔡元培要做的这个事业，是何等的重要。

绍兴作为文化重镇，在这个时期理所当然的也受到甲午战争后维新思潮的冲击，出现了一批热心研究西学的有识之士。就在蔡元培回绍兴的前一年春，本城县绅徐树兰和绍兴知府熊起磻利用当地公款，创办了绍兴唯一一所新式学校——绍郡中西学堂。

由于蔡元培的身份和学问上的声望，这年12月，徐树兰和熊起磻礼请蔡元培为学堂的总理，成为新的校长，主持校务。这正是蔡元培想干的事，蔡元培马上就进入角色，着手接管校政。

蔡元培可不是茫无头绪，在传统教育之下当了多年的好学生，传统的那一套学堂的教学方式蔡元培可谓了如指掌，当一个胜任的先生绰绰有余。但现在，因应新的时势，他要对那种老的教育模式做出一定的革新。作为一个有清醒世界观和明确目标的实干家，他不假思索地马上干了以下几件事：

一是延请名师，进行最好的“软件”建设。

在接办学校的第六天，便将所聘教员名单报知府熊起磻批示：由马用锡（湄莼）、薛炳（阆仙）为经学、词学教员，马纟冋章（水臣）、冯学书（仲贤）为词学教员，赏乃勋（星槎）、褚闰生为蒙学教员，蓝寅（筠生）、俞墉（伯音）、陈凤锵（子仪）为英文教员，戴儒珍（铭甫）为法文教员，杜炜孙（亚泉）为算学、物理教员，寿辅清（孝天）为算学教员。这些教员，都是当时绍兴“极一时之选”的人物。蔡元培还不惜重金聘请外籍教员，如学堂先后聘请日本人中川外雄、藤乡担任日文和体操教员，月薪高达50圆。

二是购置教学仪器和设备，这是“硬件”建设。

平时一有机会，蔡元培总是托人求购各种新书和有关教学仪器设备。1899年6月，校董徐树兰前往上海，蔡元培即托其购买日本教育社物理、化学、助力器械及化学药品和动物标本，并写信给上海的张元济，托其代购南洋公学所编书籍。

此外，还曾托徐树兰之子徐显愍从日本东京购得日本所制小学物理器械第二号1组，共33种；化学器械二号1组，包括药品共31种；化学标本1组，40种；庶物标本1组，200种；动物标本乙号1组，85种；植物标本乙号1组，105种；矿物标本乙号1组，65种；另三球仪1架，三角及两脚定规3具，助力，8种，立体几何1组，平面几何l种。由于蔡元培的重视，中西学堂成为当时绍兴藏书最丰、教学仪器设备最好的一所新式学校。器模1组三是进行合理的学制分类。

中西学堂根据国学程度的高低把学生分为三斋（相当于年级），分别教授不同程度的国学课程，第一斋为蒙学斋，第二斋为词学斋，第三斋为理学斋。同时，学生又可按自己算学、外语的程度，到不同的级别去听相关的课程。例如，有的学生根据其国学程度被列在第三斋，但外国语可到第二斋就读，算学可到第一斋学习，并不受原来所在斋的限制。这在今天的眼光看来，也是极为合理的。

四是进行极为严格的管理。

中西学堂的学生每天早晨5点起床、盥洗，6点吃早饭，上午7点外语及算学各班上课，12点吃午饭；下午2点起，国学（读书、温书、讲书）各班上课，6点体操，7点晚饭，8点余课，9点就寝。有制度还要有监管执行的人，蔡元培聘请人品诚笃的胡钟生为监学，在学堂大门左傍辟一房间，监视学生出入，另每一斋派一国学教员督导学生攻读。这可真是得了中国私塾严格管教风格的真传。

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就是增设课程。

在蔡元培执掌校务期间，中西学堂的课目已经大致包含了中国深浅层次不同的国学，以及外文、数学、物理学、化学、动植物学和体操等与世界近现代教育接轨的科目。从课程所涵盖的知识面上来看，已经完全突破了传统中式经典教育的内容，这也反映了蔡元培的教学理念，那就是传播广博、先进的文化新知。

鉴于当时学堂教术不一，课本不定，蔡元培模仿外国学堂评议之例，于1899年11月发起组织绍兴府学堂学友会，集合有志之士，推动绍兴地区的教育改革。学友会相约凡“已通国文溥通学，而究心教术，不沾沾于利禄者”，均引为同志。规定学友所做的工作：一、对学堂办事授业章程“有欢成纠正之责”；二、学友有志学习算学及外国语者，可住学堂，并可不付膳金，但须为学堂编写教科书，或任检束学生之责；三、住学堂的学友须以每月15日在学堂集议，无论远近，都须到会；四、学友住学堂而自愿编写教科书，书成，经各学友评议，足为善本者，即由学堂出资付刻，但仍署编者名。

在任绍兴中西学堂总理的两年里，蔡元培不光关心他这个校长当得成不成功，他还关心整个绍兴地区，乃至放眼天下，关心浙江、全国的教育。同年12月，蔡元培撰写《绍兴推广学堂议》一文，宣传教育救国的主张，指出：“由今之道，毋变今之俗，虽荟千圣之粹言，胪五洲之良法，为拙御易车，为拙庖更刀，必无济矣。且今天下志士，所抵掌奋谭，为保国强种之本者，非学堂也哉。”他呼吁绍兴所属八县改变各自为政的做法，筹集绍兴八县公款，统一兴办学校，在府城设高级、中级学堂各一所，各县城均设一初级学堂，为本省和全国的教育改革树一模范。

惹恼了老夫子，第一次去职

蔡元培在他的第一任妻子王昭病逝时，写了上面这么一副长长的、满含悲切的、工整的挽联，文字可谓优美凄婉，并且随后干出了一些在时人看来惊世骇俗的事来。是什么样的事呢？

在中西学堂的校长任上，时间一长，蔡元培这位翰林校长就几乎快把旧派人士们全给惹恼了。

中西学堂里所聘用的教授西学的教员，如马用锡、杜亚泉、胡道南等人，由于受西方思想影响，推崇“进化论”这样的学说。他们常常会在课堂上向学生们灌输“民权”“女权”等当时世界上的新思想潮流，对“君尊民卑”“男重女轻”这样的传统文化观念则大加驳斥，有时甚至激烈地主张革新政治、改良社会。这些的言行引起校内另外一些传统守旧派的教员不满，可以说，新旧思想要完全和谐地相处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例如，每天午餐饭桌上，学堂的教员们聚在一起难免谈及社会风俗和当下的时政。这时，新派的教员就显得人多势众、气势嚣张，他们既冲动而又富于激情。相较之下，传统派的教员就显得势单力薄，拙于应对，每每在和新派教员的辩论中居于下风，在学生面前也就大失面子。

守旧派的教员们一合计，这都是由于蔡校长引进新课目、纵容新风气导致的结果。他们跑去向校董徐树兰汇报这些情形，认为蔡元培等人言论过于激进，用人有误，还提出一些经费使用及学校管理的问题。

徐树兰本人其实也是传统派的，一听之下，认为有理，便于庚子年（1900）正月二十六日给蔡元培写信，要求蔡元培将当月二十一日清廷的一道有关“正人心”的“上谕”抄录，并挂到学堂的礼堂中。这则“上谕”的内容，是清廷镇压“戊戌变法”后向同情变法的维新人士发出的一道警告，里面指斥同情与支持变法者为“援引匪人，心怀叵测”，警告士人们今后“自当以名教纲常为己任，以端学术而正人心”。徐树兰借这个举措来表明自己的立场，同时也是对蔡元培的警诫。

蔡元培对徐树兰信里的要求断然拒绝。他在复徐树兰的信中毫不客气地指出，这个上谕“皆黎邙之鬼所为”，“岂有取顽固者之言而崇奉之之理”，他表示自己宁愿辞职，也不做违心之事，他直白地说，“虽迫之以白刃而不从。盖元培所慕者，独谭嗣同耳”。

这位“总经理”只干自己认为对的事，他可不会为了职位和人情而给“董事长”面子。为表辞意，蔡元培于写信的当日即离开绍兴，前往嵊县。这大概是蔡元培教育生涯中第一次辞职。后经他人从中调解一番，蔡元培不久才又重回绍兴，继续留任中西学堂总理。

不久，翰林校长蔡元培又干了一件让老夫子们大跌眼镜的事。

1900年6月，蔡元培的夫人王昭病逝。他们是1889年结婚的，此时共同度过了十一年。本来是这一段很传统的婚姻，可是后来蔡元培渐渐接触到了新思潮中男女平等的思想，他不但马上予以接受，而且身体力行地先在自己的家庭里实践开了。

他一改自己的大男子作风，对妻子平等礼待，“一切申其意”，平常和妻子讲话，“以解足缠，去华饰，不惑鬼神为言”，但又绝不强求妻子接受他的观点，两人的关系处得“伉俪之爱，视新婚有加”。妻子病故，蔡元培痛切地怀恋和自责一番。他写道：君澹于世荣，自归余，余侥幸入科第，君不以为喜。及官京师，阒然不趋事权要。戊戌九月，决然相与携两儿出都。孑孓道路，辛苦备尝，君不以为怨。

这说的是，王昭不因为丈夫有了权势，就兴高采烈，也不因为跟着丈夫备受艰辛，就抱天怨地，实在是一种娴良的好妻子。又写下了前面那副长长的挽联。

妻子去世，蔡元培沉浸在久久的哀思之中。这时，给这位30出头丧偶的青年翰林说媒的各路人等纷至沓来，门槛都快要踏破了。

蔡元培先是一一客气回绝，然后大笔一挥，抛出他结婚择偶五项原则：一、女子须不缠足者；二、须识字者；三、男子不娶妾；四、男死后，女子可改嫁；五、夫妇如不合，可离婚。这几项条件里可贵的是，不但对女方有要求，而且男方自己也主动提出承诺和自我约束，真是平等而又平等。“不缠足、再嫁、离婚”，这些惊世骇俗的字眼儿竟出自一个翰林之手，这种离经叛道、混淆纲常的几项原则一抛出来，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中，就像给死水面上抛了一块巨大的石头一样，达到了石破天惊、一语惊世的效果。还想来说媒的人一看，早都被吓跑了，因为这五项原则哪一项都有极大的杀伤力，完全跟传统的男尊女卑的婚姻观念相违背。

蔡元培在当地士人界是有影响的人物，他的作略马上就能成为轰动一时的大事。上面提到蔡元培和校董徐树兰之间出现分歧，蔡元培愤而辞职，经人说和，他又回到绍兴学堂任教。但蔡元培一再干出这种在当时看来离经叛道的离谱之事来，把守旧传统的人们吓坏了，简直认为他人品上有问题。

以徐树兰为代表的当地传统派士绅要办的教育是“只以金银遗子弟，何如道德教儿孙”式的传统教育，在他们看来，新学的设置只是为了因应新的时势而对中国传统的教育方式略加调整，并应以不破坏传统的“道统”为前提。可是蔡元培于公于私的种种作略实在是一再地冲击了他的底线。校董徐树兰先生不再热衷于绍兴中西学堂的校务，到了1900年底，学堂需要经费投入，蔡元培又去与徐先生协商，但徐先生冷淡以对。蔡元培最后只好于1902年2月底离开中西学堂，移交出校职。

当不当校长这个官，并不是蔡元培最在意的事。在他的想法里，国家的兴亡有赖于新式思潮的广播，国之不存，民将焉附？他不是要故意标新立异。他知道，旧的观念不得不用激烈的方法去冲击。更何况，这些新思潮并没有违背他道德人品的底线，并没有违背“忠恕”之道，相反，执死教条、陈旧不化反而是他所鄙夷的。

再略述一下蔡元培的第二段婚姻。话说经过一年选择，蔡元培找到了他想要的意中人。蔡元培的第二个妻子黄仲玉出身书香门第，识字而且精通书画、孝敬父母，完全符合蔡元培心中的爱人形象。

结婚那天，蔡元培不让闹洞房，只请一班好友来家里聚会，并在聚会上大讲男女平权、男女平等。有一位客人半开玩笑地质问蔡元培：“照你说的，假如你的夫人比你学问高，那你就应该把夫人当做老师，以对待老师的礼节对待夫人。”蔡元培笑嘻嘻地回答，“学问总是有大有小，但从人格上看，却无所谓大小，而是平等的”。

至1921年1月，黄仲玉女士在北京病逝，时在欧洲的蔡元培在悲痛之中写下了这样的祭文：呜呼仲玉，竟舍我而先逝耶！自汝与我结婚以来，才20年，累汝以儿女，累汝以家计，累汝以国内、国外之奔走，累汝以贫困，累汝以忧患，使汝善书、善画、善为美术之天才，竟不能无限之发展，而且积劳成疾，以不能尽汝之天年。呜呼，我之负汝何如耶！……汝爱我以德，无微不至。对于我之饮食、起居、疾痛、疴养，时时悬念，所不待言。对于我所信仰之主义，我所信仰之朋友，或所见不与我同，常加规劝，我或不能领受，以至与汝争论；我事后辄非常悔恨，以为何不稍稍忍耐，以免伤汝之心。呜呼！而今而后，再欲闻汝之规劝而不可得矣，我惟有时时铭记汝往日之言以自检耳。……

后来，这篇情意悲切真挚的祭文在社会上传播一时，被选入当时全国的中学国文教科书作为范文。

我们可以评价蔡元培上面的作略，是反对封建式的“卫道士”。但究根而论，如果卫道士不仅仅是一个贬义词的话，蔡元培也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卫道士。他在捍卫他心地上的“忠恕、平等、理想、赤诚”之道。这种捍卫，却恰恰以打破传统伦理纲常、显奇立异的面目出现了。

执教南洋公学

上面就是蔡元培在南洋公学担任总教习时，在公学里的学生组织——演讲会上讲的一段勉励。继绍兴中西学堂之后，蔡元培开始执教的第二所新式学校是南洋公学。

南洋公学，由洋务派代表人物盛宣怀1896年创建于上海。清末民初，称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各省为“南洋”，称江苏以北沿海各省为“北洋”。南洋公学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中国人自己最早创办的大学之一，也是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的前身。

在当时这所学校是报请清政府同意之后成立的，目的是想为当时的清王朝培养一批了解世界大势、有专门知识的人才。这所新式学堂，蔡元培在主持中西学堂时就关注过。1899年11月，蔡元培曾写信给在南洋公学任职的张元济，请其代购教科书，后又专门到上海徐家汇游览了南洋公学。

1901年5月，从绍兴中西学堂去职后赋闲的蔡元培应上海澄衷学堂总理刘葆良之邀，前往襄助校务。在此期间，他开始与南洋公学的督办盛宣怀有所往来，曾在6月间出席盛宣怀在南洋公学的宴请。

9月，南洋公学特班开课，蔡元培正式受聘担任特班生总教习。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许多著名人物，如邵力子、谢无量、李叔同、黄炎培等，都是蔡元培这个时期教过的学生。

蔡元培在特班采用了一种书院式的教学法，即，由学生自由读书，每天要写札记送他阅批；每月终由他命题考试一次，评定成绩，然后送学校总理鉴定。

1901年9月21日，蔡元培亲拟《南洋公学特班学习办法》，规定每天上课的7小时之外，学生可随意看书，对于阅读时的心得和疑义可做笔记，与札记一同呈交；札记须每七天一篇。为指导学生，蔡元培亲自写下他认为的各门类科目应读的参考书及读书的次序，然后由学生们根据自己的志趣，选择其中的一门或几门科目按他所开列的书目按顺序阅读。此外，蔡元培还每天晚上轮流召两三名学生到他的寝室进行个别谈话，或向学生发问、或让学生自述学习的心得、或一起座谈对时事的感想。

特班的教学内容把西学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其功课分前后两期，各学三年。前期功课有英文语法，数学中的代数、几何、三角，物理，化学；后期功课还加上地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逻辑学等。

蔡元培在讲学过程中，不但大力提倡西学，而且引导同学们进行中西比较。他为特班生所出的作业题目，多关政治、法律、道德、哲学、教育、时事等问题。

据蔡元培日记中所记，他给学生出的题目先后有：《论史事为人类进化之资藉》《读道学家书分德行与性理两类说》《原法》《论土耳其受保护于英之利弊》《论罚锾》《论英国保护土耳其之得失》《日本维新名士多出于阳明学派说》《论信陵、平原、孟尝、春申四君与其国之关系》《律有自首免罪以公理证明之》《拟外务部大臣移葡萄牙外部长书》《宋明道学家同出孔子，而有宗教质性与哲学质性之不同试概论之》《论秦汉重农抑商》《论刑逼招供之非理》《论法人占土耳其弥低偏海岛》《宋儒论性有文理气质两种然否》《游侠平议》《殷法刑弃灰于道辨》《评英特之争》《俄皇大彼得遗训于五条为彼国二百年来外交政策之方针其中有已实行者试条举以证之》《论监禁与放流两刑用意之异同》《程正叔论寡妇再醮之非谓饿死事不小失节事大然再醮即失节乎以公理断之》《论者谓民智末开不能设议院然否？》《外人目我为君权无限辨》《揭唐律今律之大不同而有关系者评其得失》《论国家彩票富签票之弊并陈筹还外债之策》《论强国对弱国不守公法之关系》《希腊苏格拉第有知即德之说试申引之》《论教育之关系》《宪法精理著人民权利十三条以我国现行法制比较其违合之度》《新民丛报公民自治篇举广东人自治之成绩各任其例以所居本省之事证之》《论立法、司法两权分立之理》《论国际公法之性质可以国家学中之民约论证明之》《论改定盐法及抵制洋盐进口之策》《斯宾塞尔言谬误事中自有真理，试以所知之事证明之》《普之胜法毛奇将军归功于小学校教育试论其理》……

这里不厌其琐地列举出来，可以让读者一见当时蔡元培所倡行的新式学风的关注范围和研究课题。这些课题已经完全脱离了四书五经的范围，绝不是为了应付以获取功名为目标的科举考试，或仅仅是坐而论道式的学术研究，而是几乎都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当中的一些课题，其意义之深远，即使放在今天来探讨也并不过时、陈旧。

从这里也可见，一个优秀的知识分子具有的先见和透过时空的智慧，而担任教职的蔡元培就是这种知识分子中的典型。

为使学生们更好更快地了解各种西学知识，蔡元培在南洋公学里还十分重视外语的教学。他曾对特班的同学们说：现在中国被各国欺侮到这地步，知彼知己，百战百胜，我们要知道自己弱点，还要了解国际情况。了解国际情况，就要通晓外国文，读外国书。

蔡元培认为英文自然要学，但鉴于英文难学，而大多数西方著作，都有日文译本，他建议学生不妨先学习与汉语较为接近的日文，以了解世界大势。他本人则亲自教授日文和翻译方法。在蔡元培的悉心指导下，很多学日文的同学“不数日，人人能读日文，且有译书者”，这倒是颇为让人称奇的事，也可见蔡元培在教育方法上确实用了很多心思和智慧。

蔡元培在教书、编书之余，还跟马相伯学习拉丁文。本来，马相伯告诉蔡元培，拉丁文在西洋的学术界已经成了古董，其使用范围也仅限于一些大学的研究机构，中国学者完全没有必要花工夫去学它。但蔡元培想，欧洲各国语言多数都起源于拉丁文，不通拉丁文，便无从了解西洋的古代文化，而这正是引发蔡元培极大兴趣的地方。西洋的今日何以有发达的成就、领先于世界，西方人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在文化上的源头是什么？逐源而后可知流。蔡元培执意要学，他绝不是为了拿学问来装点门面，而是为了要穷究西方的“道”术。

每天一大早，蔡元培便从南洋公学走两三公里的路到徐家汇土山湾马先生的住处。有时，早上5点钟就早早地到达马老师的家门口，在外面叫门。这时马先生还未起床，而且身为基督徒的他起床后还要先做祷告，于是，便开门告诉蔡元培：“太早了，太早了，八九点钟再来吧。”后来，蔡元培又选了24名学生，一道师从马先生学习拉丁文。

当革命成为风尚

这是一首清末流传一时、脍炙人口的革命诗名作：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写下这首诗的，是20世纪初一个志在推翻满清的青年革命志士。他在刺杀满清摄政王载沣失败被捕后，在狱中写了这样一首以死酬国的明志诗，至今读来仍让人心潮澎湃、壮怀不已。诗的作者叫汪精卫，这一年不过27岁。

汪精卫（1883—1944）是中国国民党人里最早期的革命志士之一，后来更是《总理遗嘱》的起草人，写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名句，在当年的国民党内其政治资历之雄厚一时无出其右者。他早期一直是一个革命理想主义者，但在中国的复杂政治生态中，曾经集历史荣宠于一身的汪精卫不甘于在政坛上做一个二流的角色，在政治生涯的最后岁月里走上降日叛国的歧途，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悲剧。

这个时期，忧国的中国精英分子们纷纷走上了暴力推翻满清政权的道路，在中华大地上涌现出千千万万像汪精卫这样的人物。

这些志士们都以为，非颠覆满清政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其时，在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暗杀活动正风靡全球，这同样也被当时中国的热血青年奉为最时髦、最便捷、最有希望推翻一个破落王朝的不二之法。当时中国的革命党人，在日本的留学生如徐锡麟、秋瑾、汪精卫、任鸿隽、鲁迅等都曾纷纷投身到这股激流飞溅的大潮之中。

再略举一例。蔡元培在1919年12月《在林德扬追悼会上的演说词》中提到了一位志士：一位是杨笃生先生。他在中国没有革命前就想排满。他到日本去做炸弹来实行暗害，不过壳子做不好，他就焦急起来。前清五大臣出洋的时候，有人放炸弹来暗杀他们，这个炸弹就是杨先生做的，不过里面放点炸药，外面仍旧用药线引火的。后来杨先生到英国去求学，他一心要造炸弹，所以他专心用功物理、化学等科。可惜他从前没有普通知识，他想从极短时间内一齐补完，是很困难的……他就想到中国杀死几个满人，虽然拼了一命，也算尽他的心了。……后来炸弹也精巧了，辛亥革命也成功了，杨先生的志愿，有人替他达到了。

蔡元培在演说中提到的这位杨笃生（1871—1911）先生，在清宣统三年（1911年）听说广州起义失败、无数同志牺牲的消息后，心情极度灰丧、夜不成寐，于同年7月初蹈海自尽。再例如，年轻的革命家邹容（1885—1905）死于清廷狱中时，年仅20岁。另一个革命家陈天华（1875—1905）蹈海自杀时，年仅31岁。这于今天的年轻人似乎难以理解。

可以说，每一个青年，都会有狂热追求理想和真理的冲动，乃至于不惜牺牲生命的代价。今天的年轻人可能会追逐明星、财富、成功，这是社会风尚和舆论环境造成的。但在20世纪初那样一个国家兴亡的年代，干革命、拯救国家几乎就是一代青年知识分子追求理想的最高时尚，风靡一时。每一种时尚中，都满含着青年的冲动、奋不顾身。我们很难去区分不同的追求有什么高下之分。以汪精卫本人为例，他刺杀满清摄政王时的年龄是27岁。当然，青春的冲动和理想也容易破灭，并没有伴随他走过一生，而是随着在政治漩涡的浮沉而变质。

如果我们把时光倒推100年，蔡元培这时候就相当于是今天的一个60后、70后。这本是一个从激情走向沉潜和成熟的年龄，但是革命的火焰显然也灼热了他。汪精卫刺杀载沣是在1910年。但早在几年前，蔡元培这个儒雅温良的翰林就已经开始准备和当朝以命相搏了，这在下一节将会提到。

这时的蔡元培，英雄豪情丝毫不输于这些革命家们。但是，他比这些年轻人多了一份成熟和周详。我们来看一看蔡元培在清末的革命事业。

蔡元培的革命往事

在任教于南洋公学期间，蔡元培投身到了大时代的革命洪流之中。

蔡元培曾经回忆说：“自组织爱国学社，我已离开公学为学社教员。那时候同任教员吴稚晖、章太炎诸君，都喜言革命，并在张园开演说会，凡是来会演说的人，都是讲排满革命的。我在南洋公学时，所评改之日记及月课，本已倾向于民权女权的提倡，及到学社，受热烈环境的影响，遂以公言革命无所忌。”

又回忆说：“自36岁（1902年）以后，我已决意参加革命工作。觉得革命自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在爱国学社中竭力助成军事训练，算是下暴动的种子。又以暗杀于女子更为相宜，于爱国女学，预备下暗杀的种子。”

1904年底，蔡元培联络江浙一带的同志，一起成立了近代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反清革命组织光复会，蔡元培被推举为会长。光复会又名复古会，是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的三大革命组织之一（其他两个是同盟会、华兴会）。总部设在上海新闸路仁和里，后迁三马路保安里。

入会仪式上，蔡元培胸前佩戴一个金牌徽章，中间用篆文刻一个“复”字，取“光复”之意，并举手念育光复会的入会誓词：“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

蔡元培发起成立光复会的宗旨，就是要以暗杀、暴动为手段推翻满清政府。蔡元培的学生俞子夷回忆说：将近寒假前，蔡师与我谈起组织问题，他提示几点纲要，嘱我起草一种章程，会名定“光复”，以示光复我们汉族祖国之意……章程以外，有一套通信用的暗语，多以商业中词汇语句作代，例如：“销路畅”代“工作顺利”，“生意不好”代“情势不利”之类。成员亦各有一类似店号的代用姓名，例如我的代号是“怡康”。更有一套相见时探询用的暗语，例如：你认识黄先生吗？（是否成员）何时认识？（参加年月）

何地认识？（入会地点）问答时，必须做些手势，例如问答那一题时，右手伸中指，无名指，小指并置右膝上，问答另一题则须头向左看看。据说此种方式均是模仿会党的做法。从此等情况看，那时发起组织的光复会，是个秘密的暗杀团体。

可见光复会在蔡元培等人的领导之下，不但有明确的纲领，而且出于革命斗争的需要建立了颇为严密的组织纪律。

蔡元培动员了浙江一带的会党人士加入光复会，例如徐锡麟、陶成章等人，壮大反清的力量。浙江会党，主要源于明末清初的反清秘密组织天地会，又称“洪门”，是东南一带的抗清势力在斗争失败后保留下来的秘密组织。因为有相近的目标，这个时候，会党组织便成了革命党人的坚定同盟军。至于后来光复会中的会党人士和同盟会系统的革命党人发生流血政治纷争，这是后话。

光复会成立后，积极开展秘密反清活动，上海、嘉兴、绍兴先后是它的活动中心，在日本以及南洋都有很大的影响力。他们通过办报纸、设学校等方式，宣传革命思想，培养革命青年，同时，联络会党，运动新军，准备开展武装革命。

当时蔡元培的个人声望对于扩大光复会在国内的影响起到很大的作用，一时间，蔡元培成了中国东南地区革命活动的核心人物。这一时期，经蔡元培介绍加入光复会的，有黄炎培、秋瑾、柳亚子、刘师培、马宗汉、李燮和、孙毓筠等人。

黄炎培曾这样回忆蔡元培介绍他加入同盟会的经过：民国成立前七年乙已秋，吾师忽召至其寓庐，郑重而言曰：“我国前途至危，君知之矣。诸强虎视于外，清廷鱼烂于内，欲救亡，舍革命无他道。君谓然乎？”则敬答曰：“然”。曰：“欲革命，须有组织。否则，力不集，事不成。今有会焉，君亦愿加盟乎？”则敬答曰：“苟师有命，何敢不从”。期以某日深夜宣誓，出誓文，中有句：“建立民国，平均地权，驱逐鞑虏，光复中华。”吾师即指“平均地权”句说明其理由。小子卒在吾师之前，宣誓加盟焉。

这一段回忆，栩栩如生地再现了当时场景：文雅瘦弱的蔡元培把坚定的目光投向学生黄炎培，询问他愿不愿意投身救亡革命。而黄炎培则在老师的感召之下，既恭敬又慷慨地回答，“老师的命令，后生小子怎么敢不听？”

这时的蔡元培，极力要干的是就是推翻满清封建王朝。他所从事的各种社会活动，都是从反封建的革命需要出发的，与当时整个革命的发展形势相一致，他的活动成为孙中山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句俗话“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形容文人不满现状，想抗争但又软弱胆小。到了蔡元培这里，把这个词就升级换代了。别人是“秀才造反”，他是“翰林革命”，雄猛刚烈。

绍兴人的明智与能干的性格也体现在光复会的这些骨干们身上。徐锡麟运用亲戚的社会关系迅速打入官场，掌握起枪杆子的实权。秋瑾在督办大通学堂时表面上与绍兴官方打得火热，开学典礼还请知府来讲话。陶成章努力运作，使浙江会党势力日益强大。光复会会员最初只有四五十人，到1905年初增至六七百人。

干革命归干革命，蔡元培比那些会党首领的粗质豪爽，以及年轻学生的奔放热情，多了很多书卷气。“元培德行有余，而方略颇短，性又好学，不耐人事烦扰”，会党首领陶成章后来曾这样形容身为光复会会长的蔡元培。这大概也就是书生闹革命的一个侧影吧，既有舍生而取义的节操、高绝的理念，但却不太谙于实务，善于把握宏观的大方向，一到具体细致的工作又有点儿挠头。但是，蔡元培儒厚的风格、赤诚的人格和亲和力已经足以使他得到诸多同志们的景仰了。

光复会成立的第二年，即1905年，孙中山、黄兴、陈天华等人在日本成立同盟会，比光复会晚了一年。孙中山成立同盟会的原因是当时中国国内的反清革命团体缺乏统一领导，不能形成合力。鉴于蔡元培的影响，同盟会在成立后，把蔡元培任命为上海分会会长。蔡元培一时成了同盟会和光复会的双料会员。

蔡元培这时可没有考虑自己的小团体利益和宗派，他从革命形势的大局出发，在接受孙中山的委任后，他便积极地说服光复会同志，化解罅隙，把光复会置于同盟会的领导之下，停止以光复会名义在上海的活动，这就为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平添了一股生力军，扩大了其在国内的影响。

这之后，部分光复会会员并不完全认可孙中山的领导，或独立或继续以光复会名义活动。1907年，徐锡麟发动安庆起义，失败牺牲；同年秋，秋瑾在绍兴大通学堂谋响应安庆起义，被捕就义；次年，熊成基在安庆发动岳王会起义失败；1910年（宣统二年），陶成章在日本重建光复会。

早在蔡元培到南洋公学任教的第二年，1902年4月，他就与叶浩吾、蒋观云等同志一起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女学”“爱国学社”，并被推举为会长、总理。这些组织则成了蔡元培革命工作最好的掩护。

1904年，经何海樵介绍，蔡元培加入反清政府的秘密暗杀团，并邀钟宪鬯、俞子夷等人参加。为制造暗杀工具，蔡元培找来懂化学的朋友，还弄来一只猫进行试验。开始，他们造出一种液体毒药，给猫服下，只几滴便毒死。但蔡元培觉得，液体毒药使用起来不方便，也容易被人发现。于是他从日本邮购了一批药物学、生药学、法医学方面的书，从头进行研究，随后，开始自己试制炸药和炸弹。

制造的工作庄严而神秘。在秘密制造工厂中供奉着中华民族祖先黄帝的牌位，试制前，蔡元培等一众志士写好誓言，人手一纸签上自己的名字，神情严肃。有人宰掉一只鸡，将鸡血洒在纸上，又滴入酒碗。然后，大家一齐向牌位跪下宣誓，尔后将鸡血酒一饮而下。仪式过后，人们将宣誓纸条揣入怀中，制造炸药的工作便正式开始了。参与其中的俞子夷后来回忆说：蔡师知道我对化学有兴趣，嘱我研制毒药，所需器材由科学仪器馆供应。……我课余读书，试验，试制氰酸，一试即成。蔡师嘱工友弄来一猫，强令其服，只几滴，猫即中毒死。蔡师认为液体毒药，使用不便，易被人发觉，必须改制固体粉末。于是向日本邮购了一批药物学、生物学、法医学等书，从事研究，但无大进展，而研究的对象，不久即转向炸药。试制炸药有个秘密组织，人数不多，地点在冷僻的弄里，邻近全是贴召租的空屋。

陈独秀、章士钊、刘光汉等人随后也加入这个秘密组织。陈独秀后来曾回忆这段经历说：“那时杨笃生、何海樵、章行严等，在上海发起一个学习炸药以图暗杀的组织，行严写信招我，我由安徽一到上海便加入了这个组织。住上海月余，天天从杨笃生、钟宪鬯试验炸药。这时孑民先生也常常来试验室练习，聚淡。”

在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林语堂还曾在校长室玻璃柜里看到陈列着当年蔡元培和同志们制作的炸弹，这也许是他对这一段革命生涯的怀念。

蔡元培所做的事情不可能完全躲过朝廷的耳目。清政府得知相关消息后非常恐慌，两次开列出逮捕革命党人的名单，而蔡元培的名字都排在第一位。但由于爱国学社设在租界里，清政府想抓蔡元培的目的并没有达到。

不但要武斗，还要文争，蔡元培还积极地制造推动社会变革的舆论。这里要提到蔡元培干的另一件革命事业：办报纸。

蔡元培等人把当时在上海出版的《苏报》变成了爱国学社的机关报，在上面发表文章、宣传革命，弘扬民族主义。同时还与人合作出版《俄事警闻》（后改名为《警钟日报》）号召革命。蔡元培在上面发表政治小说《新年梦》，痛骂清朝统治者“厚脸皮”，是“糊涂东西”，呼吁国人推翻满清政府的封建专制统治，驱逐帝国主义势力，收复被侵占的国土，最终造就一个强大的新中国。

没有钱办不成事，为筹措办报以及其他革命活动的经费，一天，蔡元培启程前往南京筹款。当来到码头正准备上船时，忽然传来消息：他的大儿子在家中病死了。听到这个大不幸的消息，作为父亲的蔡元培心如刀割。但蔡元培强忍内心的悲伤，家也不回，毅然登船而去向古城南京进发，三天后如愿借得六千元而归。

办《警钟日报》的时候，蔡元培不仅剪掉了辫子，也不再穿旧式的长袍马褂，而改穿新式的德国装（即中山装），外套一件蓝色棉大衣。冬天的上海天气非常寒冷，报纸的编辑室里又大又空，也没有火炉。张罗报纸出版的蔡元培右手冻疮溃裂，肿得像个大馒头，他只好在右手上套一个半截露指的手套，左手放在大衣口袋，一边发抖、一边给报纸写文章。蔡元培每天晚上必须赶在出版之前写两篇报纸评论，一篇是文言的，一篇是白话的。

编辑所的印刷、发行乃至于办公人员的伙食、种种开销，这些繁琐的事情蔡元培都得操心。到了过年时，蔡元培发现编辑所里的账上一分钱都没剩，只好向人借了一串珠子让同事拿到典当铺子去抵押换钱。结果，典当铺的老板说珠子是假的，只能当一元钱，让他大失所望。这样一来，大家也就只好不过年了。

但最让蔡元培着急的还是报纸的销路和影响力。为多卖报纸，他让一位工人老乡背着一面旗子，上面写着爱国标语，或画上爱国漫画，然后手里敲着一面小锣，带着报纸到街上叫卖。这种新奇的促销手段倒也有效，每天居然比平日能多卖出一二百份报纸。蔡元培非常高兴，用他家乡的绍兴话直夸这位工人：“真弗错气”（真不简单的意思）。

1903年夏，清政府逮捕章太炎和邹容，查封《苏报》，制造了轰动一时的“《苏报》案”。蔡元培不顾个人安危，每月都到监狱去探望邹容和章太炎。邹容在监狱病死，悲痛的蔡元培积极参与办理他的丧事、举行追悼大会，并在墓地建立了邹容纪念塔。他还去迎接章太炎出狱，并送其去日本。

那时，有个叫沈荩的爱国志士因发布清廷和俄国人勾结的消息，被清廷逮捕，用竹鞭打得全身血肉横飞，最后刽子手用绳索勒死了沈荩。消息传出，上海的革命志士异常悲愤，在愚园举行追悼会，蔡元培当众演说，痛骂清朝廷政治暴虐、蔑视人权，听众闻言而感，全都流下了热泪。

但是，与同时代的革命党人并不尽同，蔡元培的革命主张是相对温和的。

当民族革命被推向最高潮时，“誓杀尽鞑虏，流血满地球”的激烈言论成了革命党人中的一种主旋律，尤以邹容的《革命军》为代表。就在这时，蔡元培在《苏报》上发表了《释仇满》一文，给民族革命的过度狂热作了降温处理。他的言论更合乎情理、更能服众：“满人之血统久已与汉族混合，其语言及文字，亦已为汉语汉文所淘汰。所可为满人标识者，惟其世袭爵位及不营实业而坐食之特权耳。苟满人自觉，能放弃其特权，则汉人决无仇杀满人之必要。”也就是说，革命的对象更应该是专制腐朽的政权，而不应该针对满人。革命往往是流血、激情、过激的代名词。而在同期的革命同志中间，像蔡元培这样能保持冷静和理智的人，是少见的。

翰林造反

北大学者张寄谦（1925—2012）曾这样评价蔡元培：“纵观晚清数十年间，以名翰林而毅然抛弃前程、背叛本阶级、投身推翻清朝的革命，以后又能毕生坚持爱国事业的，仅蔡元培一人而已。”再放大里说，自唐代迄于清代，1200多年间科举制度下产生的翰林何其多。但主动参加革命党，去“革”给予自己身份、名位的封建秩序之命的，除了蔡元培，数不出第二人。这是值得人们思考的事。

亡国灭种的危机无时无刻不刺激着心怀天下的有志之士，去探索挽救危亡的出路。但一般而言因各人生活环境、个人经历和所受教育及社会地位的不同，其所选择的救亡道路各不相同。

以辛亥革命时期的新式知识分子为例，出身于中上层家庭且具有科举功名者，身处“体制内”的他们一般奉日本、沙俄或者英国经验为改造中国社会的圭臬，视反清革命为畏途，这些人一般主张在现成体制内进行社会改良；而出身于中下层的新式知识分子，他们改换现实的意愿更为强烈，多奉美国独立革命、法国革命道路为楷模，很多人走上“体制外”的激进改革，即暴力革命的道路。

按这个规律说来，蔡元培无疑是一个大大的例外。

蔡元培是以名翰林的身份投身到推翻现政权的暴力革命。在封建社会，取得翰林的身份，也就意味着已跻身统治阶层的中上层。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对于一个普通读书人一生的大愿、光耀门楣的结果，到这般也几乎是登顶造极了。尤其自清中叶以后，大学士、军机大臣、总督、巡抚这些权倾一时的职位多是由翰林出身者担当。翰林的前途，即使不是督抚重臣，仅仅终老于翰林院也足以誉满天下。而蔡元培就具备了这样的名分。

蔡元培能在自己正春风得意之时，投身到反清的民主革命中，甚至以文士之身投身革命暗杀活动，这不能不令人慨叹。事实上，我们可以说越是优秀的知识分子，越能超越自己的身份、名位、时势来接人处世，就越是具有独立的人格。蔡元培就是如此。

蔡元培能基于大义而跳出自己的身份、名位，从根本上来讲，仍然来自于他在儒学熏染下形成的品质，比如“经世致用”的理念。一般说来当中央政权强大、社会民生平稳安定时，也就是所谓的“治世”，儒士的经世观念就隐而不彰；而一旦社会危机四伏、专制衰弱、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之际，治国平天下的经世意识就会被激发出来，这种意识使他们能义无反顾，舍生而取义。

蔡元培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社会最激烈动荡、国家最衰微的时代，他的青壮年时期，在中国发生了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以及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等足以撼动国本的大事件。风雷激荡的社会状况强烈激发了蔡元培内心深处的忧患意识，也为其经世思想的实践提供了历史条件。

此一时期，一大批有影响的儒学思想家，如林则徐、魏源、龚自珍、姚莹、何秋涛等，以治国平天下自许、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在当时中国思想学术界形成了蔚为大观的竞相追求新知的盛况，为蔡元培汲取经世思想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养料。蔡元培受龚自珍影响尤巨。他自1888年即开始研读龚自珍的著作，“自戊己来，读定庵先生文，喜而学之”，故反复阅读并作详细读书札记，对龚自珍的思想、行文风格十分熟悉。龚自珍主张“更法”，蔡元培则强调社会由“据乱世”过渡到“升平世”，必须有量的积累，也隐含着“更法”改革的要求。时人有评，称蔡元培可谓当代的龚自珍。

当我们再回看蔡元培的翰林“造反”事业，他对于自己的身份，这时早不以翰林为重，而更以一个儒士底蕴、家国天下的新知识分子为重，他干革命的思想动机，也就不难理解了。

从表面上看蔡元培很反传统，实质来看，蔡元培自身的作略，其思想底蕴恰恰来自于儒家学说的熏染。问题就在于，正是蔡元培用自己的人生践行着儒家的一些内在精神，这恰恰使他对于儒学、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外在的形式不那么看重，乃至于很快就能坚决地转到投身革命，以及后来宣扬新知、新文化的队伍中去。

他骨子里透出来的担当和关怀天下、奋不顾身的责任感，不为个人得失斤斤计较，又谦和而不冥顽，这些都可说的上是儒士风骨的延续。

第三章　游学德国

世界学术德为尊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经历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在此新旧交替的过渡期，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出国留学、开眼看世界，希冀从西方强国寻求救亡兴国之道。

对蔡元培而言，此前的十数年里，主要是通过中国先觉的知识分子及日本学者翻译的西方思想学说来了解和认识世界的形势和最新思潮，这些书籍也确实启蒙了他的诸多新思维。

但是百闻不如一见，从书上读到的毕竟是第二手的资料，况且，还夹杂着译著者自己的主观认识乃至于偏见。亲身到西方文化的发源地去看一看，挖掘更多的思想源泉、磨砺改造中国的思想利器，成了蔡元培梦寐以求的事。

20世纪初，中华大地上出国留学或考察蔚然成风，但大多是晚清政府公费官派的留学生，所去国又以日本为主，去欧洲的很少。蔡元培曾于1902年夏到日本游历，但是他于留日并无兴趣。原因在于，日本虽然是一个善于学习的国家，这时通过学西方进行了明治维新，使得国力陡然走向强盛，但是这里并不是近代工业、近代思想和社会经济制度的发源地。

蔡元培一心想去追寻欧洲文明的源头，他梦想中的游学目的地是德国。

1903年6月中旬，因爱国学社与中国教育会的同志意见不合，发生了分裂，蔡元培便离开了爱国学社，去青岛学德语，为赴德留学做准备。次年，蔡元培的女儿出生，蔡元培取名“威廉”，尔后，他又为1906年出生的儿子取名“柏龄”（柏林）。为子女所取的这两个德国式的名字，可见蔡元培对赴德求学的向往和决心。

出国是为救国谋。蔡元培坚定地把留学目标定为德国是因为，在他看来德国是当时欧洲以至世界上哲学、教育学最发达的国家，在那里最能学到对中国有益的新知。

在西方近代教育的发展进程中，德国曾做出过重要贡献。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被认为是第一部具有科学体系的教育学著作。福禄贝尔创办的幼儿园影响了世界学前教育的发展。近代西方的教育视导、公立教育、义务教育制度、实科教育、师范教育、双规学制和双元制职业教育等，也大多起源于德国，并对其他国家产生了重要影响。

拿破仑战争后，普鲁士引进了教师需要国家认证的制度（1810年），这提升了教师的教学水平。1812年，普鲁士开始设置中等学校的升学考试（这在1788年已被发明）；到了1871年，整个德意志帝国都接受了这种制度。1871年后，德国的学校教育开始变得较系统化和国家化。更多的学校被建立，用来训练教育良好的年轻人。“救国必以学，世界学术德为尊，吾将求学于德”。在给清廷学部的留德申请呈文中，蔡元培这样写道：“窃职素有志教育之学，以我国现行教育之制，多仿日本。而日本教育界盛行者，为德国海尔伯脱派。且幼稚园创于德人佛罗比尔。而强迫教育（即义务教育）之制，亦以德国行之最先……欧美各国，无能媲者。爰有游学德国之志……至少以五年为期。冀归国以后，或能效壤流之助于教育界。”

蔡元培在给清政府呈文里的这一番话，倒是肺腑之言。

1906年底，蔡元培听说清政府将公派几名翰林院编检出国留学，不由得再次激起他“抱之数年”的留德梦想。他立即从故乡绍兴赶回京城，但当时“愿赴欧美者人数太少，而政府又拙于经费，悉改派赴日，孑民不愿”。蔡元培一直认为“游学非西洋不可，且非德国不可”。

他决定放下翰林学士的身段，自费赴德。

1907年4月，清政府任命孙宝琦为驻德公使，这为蔡元培赴德提供了机会。孙宝琦的弟弟孙宝暄与蔡元培是故交。由于孙宝暄的介绍和蔡元培的登门拜访，孙宝琦答应让蔡元培在使馆任职，且每月资助学费30两（合42银圆）。同时，蔡元培还通过挚友张元济与上海商务印书馆商洽，特约他在德国为该馆翻译德文著作，每月付给稿酬100银圆。这两笔收入远不能解决蔡元培在德国的费用和国内妻儿的家用，但蔡元培迫切的心情使他也顾不了许多。蔡元培抛家别子，于6月随孙宝琦一行前往德国，开始了他的首次欧洲之行。

半佣半丐之生涯

蔡元培在德国第一年居住在柏林，由于经济拮据，生活非常艰苦，他曾以“半佣半丐之生涯”来形容自己的这段德国求学生活。为解决在德国生活和求学的费用，蔡元培在孙宝琦的介绍下，为时在柏林留学的唐绍仪之侄等四人做国学家庭教师，月薪100马克(合55银圆)。

在为他人补习国学获得一定生活费用的同时，蔡元培还要请老师为自己补习德语。蔡元培虽在青岛时学过德语，但远没过关。德语那生疏的文法、拗口的发音对年近四十的蔡元培来说，学习起来艰难程度可以想见。蔡元培自述：“我在柏林一年，每日若干时学德语，若干时教国学，若干时为商务编书，若干时应酬同学，实苦应接不暇。”蔡元培赴德本意在于求学新知，勤工是为了俭学，“若长此因循，一无所得而回国，岂不可惜”。为不耽误学业，他决意要改变这样的生活。

1908年暑假，蔡元培便申请就读德国最有名的柏林大学，但因不能提供中学毕业证书而无法注册入学，他只好离开柏林前往莱比锡大学。莱比锡大学是德国一所有500年历史的著名大学，该校设有中国文史研究所，主持该所的康德拉（中文名“孔好古”）教授早年曾在北京译学馆任教，他十分乐意招收中国学生。蔡元培便由康德拉教授介绍顺利入学。在填写入学申请表时，蔡元培担心自己年龄太大而不被录取，就把年龄少写了5岁，实际年龄40岁写成了35岁。

凡时间不冲突者，皆听之

与其他人求学不同，蔡元培把在德国的求学称为“游学”，而不是“留学”，因为他的目的并不是为拿学历或者学位，而完全在于汲取知识、开阔眼界。

一到德国，蔡元培便试图全面了解西学的核心要义。他深知，国家之间的互动在本质上来讲就是文明的碰撞，而哲学则是每一种文明的根本。蔡元培要借由追溯西方文明的源头，以探究中华的未来之路。

也就在蔡元培入读德国莱比锡大学的20世纪初，这一时期，康德、叔本华、歌德、莱辛等具有划时代影响的思想家们的哲学和艺术思想，在德国大学正占据着重要地位。蔡元培身居其中，学泛众家。蔡元培在莱比锡大学虽然注册的专业是哲学系，但他跨学科地广泛选修了各类课程。在1908年10月到1911年的短短6个学期里，蔡元培选听了40多门课程，每学期近7门。凡哲学、文学、教育学、心理学、美学、民族学、绘画艺术论等，“凡时间不冲突者，皆听之”。这种近乎狂热的求知欲简直可以用“如饥似渴”来形容。

一番穷追猛学下来，蔡元培给吴稚晖的信中不禁感叹：拾取零星知识，如于满屋散钱当中，暗摸其一二，而无从联贯，又或拾得他人弃掷之钱串，而曾不名一钱，欲摸索一二相当之钱以串之，而顾东失西，都无着落，惟终日手忙脚乱，常若债负，与日俱增而不知所届。

这是情有可原的。在蔡元培最初的想法里，知识当然是要掌握得越多越好，但东方的思想是归纳式的，你总能在自己的知识架构中为新知找到一个位置，但西方思维的发散性，使得在思想界永远会出现全新的打破原有思维框架的知识，这难免让蔡元培一时间有茫然失措之感。

在莱比锡大学的老师中，蔡元培最佩服的是哲学家、实验心理学创始人冯德和历史学家兰普莱西，他们开设的课，蔡元培每学期都选修。

蔡元培说，“冯德是一位最博学的学者”，他的著作“没有一本不是原原本本，分析到最简单的分子，尔后循进化的轨道，叙述到最复杂的境界，真所谓博而且精，开后人无数法门的了”。而这正是想要对西学追本溯源的蔡元培想学习的内容。

兰普莱西是位史学革新者，他在校内创设的文明史和世界史研究所，原本只招收三四年级的学生。但当知道蔡元培是“清朝翰林”，便破例招他入学。因此，1910年至1911年，蔡元培还从事文明史和世界史的学术研究。

蔡元培通过与德国著名教授们的“亲密接触”，接受了西方式基本的严格学术训练，形成了自己对现代学术规范以及大学教育模式的基本认知。

因旺盛求知欲所产生的“滚雪球效应”，使蔡元培在德国的求学变得十分广博。学问的门类太多了，既要广博，又要一门深入。他博而学之，是为了精深做预备。蔡元培在《自写年谱》中回想到：我向来是研究哲学的，后来到德国留学，觉得哲学范围太广，想把研究范围缩小一点，乃专攻实验心理学。我看那些德国人所著的美学书，也非常喜欢。因此，我就研究美学。但美学理论，人各一说，尚无定论，欲于美学得一彻底了解，还须从美学史研究下手，要研究美术史，须从未开化民族的美术考察起……

从上面这段话也可看出，蔡元培毕生提倡美学的发端。

在莱比锡大学期间，蔡元培选读了几门美学课程，业余时间常常参观当地美术馆、博物馆。他还练习过钢琴和小提琴，观看了大量的话剧、小歌剧，对美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在《自写年谱》中回忆：“我于讲堂上既常听美学、美术史、文学史的讲演，于环境上又常受音乐、美术的熏习，不知不觉地渐集中心力于美学方面。”

蔡元培“到40岁，始专治美学”，指的就是他在德国游学的时期。1912年，他首先将“美育”一词引入中国，“美育的名字，是民国元年我从AsthetischeErziehung（德语）译出，为从前所未有”，“美育者，孑民在德国受有极深之印象，而愿出全力以提倡者也”。蔡元培后来主张的“美育为学”、“德智体美”四育、“以美育代宗教”等，显然萌发、形成于德国游学时期。

蔡元培在德国期间，十分注重研究德国教育制度，翻译了许多德国教育家的著作。他读过著名哲学家、柏林大学博士包尔生的名著《德国大学与大学学习》，该书的绪论部分比较了德国与英国、法国大学的特点，介绍了德国大学把教学与研究“融合为一”、注重纯学术以及教授治校的原则，他认为如此种种都“颇足参考”。这为蔡元培日后在中国的大学管理方面提供了重要的理念。他将该书的绪论部分译成中文，以《德意志大学之特色》为题，发表于1910年第11期的《教育杂志》上。

蔡元培对德国大学教育制度的观察与思考，使他从泛泛的“教育救国论”者转为“学术救国”或“大学救国”论者，为其日后把精力倾注于中国近代的高等教育、倾力改造北大提供了动力。

蔡元培还利用渊博的国学知识在德国传播中华文化，推动中德文化交流。

在兰普莱西的研究所学习时，蔡元培帮助倾心汉学的但采尔翻译有关中国象形文字的资料，两人结下深厚情谊。1924年冬，时任汉堡大学教授、汉堡民族博物馆馆长的但采尔邀请蔡元培去做民族学研究；蔡元培在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也邀请但采尔来华并聘其为社会科学研究所客座教授。

蔡元培还与勒杜尔、安采尔、慕思德柏格等德国同学一起，在孔好古教授主持的中国文史研究所鉴别中国文物，帮助孔好古整理在甘肃楼兰发现的古代文献。孔好古于1920年公布了这批简牍与文书，引起中外学术界的轰动。

伦理学的开山之作

在德游学时期，是蔡元培潜心治学、辛勤笔耕的黄金期。他在这里进一步形成良好的西方学术修养，摄取各类学术精华，又以深厚的国学底蕴，形成了对东、西两大文明的独特认知，这为他后来回国后领导全国性的文化教育事业革新奠定了思想和学术基础。

蔡元培以“爬格子”的方式半工半读，在这一期间编著了《中学修身教科书》，编写了《中国伦理学史》，翻译了《伦理学原理》。这些著作奠定了蔡元培在中国学术和教育界的地位。《伦理学原理》于1907年出版后，至1921年再版6次，后编入“汉译世界名著丛书”；他著写的《中国伦理学史》则被称为“中国现代伦理学的开山之作”；《中学修身教科书》至1921年则曾经再版16次，是民国初期国内中学深受欢迎的教科书。

今天我们看蔡元培的《中国伦理学史》，以为它是一部学术作品。实际上，它仍然是力图为中国人寻找新的精神定位。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社会大变乱时期，旧的道德秩序、行为规范、社会规则已经改写，即所谓的社会“失范”，社会成员面临着遵行什么样的伦理规范，才能适应新时代的问题，社会则面临着重建伦理秩序的问题。

为社会建立合理适时的伦理规范，规范每个个体行为，这是社会有序和健康运行的关键。那么对于社会成员的伦理规范的制定合理合宜的规则，以及对社会成员个体人格的好的培养就显得格外重要。20世纪初期，梁启超、孙中山等各个领域的领军人物都曾不约而同地谈到人类的人格问题，强调人格的重要，重视人格的培养。梁启超于1903年著文《论中国国民之品格》；孙中山于1923年则作了《改良人格来救国》的演讲。

蔡元培于1918年谈到教育时曾郑重提出，学校教育的本质和核心是人格教育，否则，就是教育的堕落，继之以人的堕落。“然则，进化史所以诏吾人者：人类之义务，为群伦不为小己，为将来不为现在，为精神之愉快而非为体魄之享受，固已彰明较著矣。（《世界观与人生观》）”

蔡元培写《中国伦理学史》一书，梳理自秦汉以来的伦理思想脉络，尤其关注人的道德存在。这倒可以看作蔡元培为了“为生民立命”而做的“为天地立心”的一个尝试。在弥留之际，蔡元培的遗言中也曾有“我们要以道德救国，学术救国”的话。

早在清代晚期他就认为：“吾国夙重伦理学，而至今尚无伦理学史，迩及伦理界怀疑时代之托始，异方学说之分道而输入者，如风如烛，几有互相衡突之势，苟不得吾民族固有之思想体系以相为衡准，则益将彷徨于歧路，盖此事之亟如此。”然而又深知“当代宏达似皆为遑暇及”，于是他“用不自量，于学课之隙，缀述是篇”。在德留学四年中，他编著了《中国伦理学史》，这样就诞生了我国近代的第一部伦理学史专著。

在西学东渐、中西文化交流大潮中，蔡元培审时度势，一方面积极主动地译介、传播西方伦理学说，同时又注重中西伦理学说的比较、融合，力求建构具有新时代、新特点、新方法的中国伦理学，在伦理学方法、伦理学原理、伦理学史诸多方面，为中国近代伦理学的建构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伦理学史》全书分绪论、先秦创史时代、汉唐继承时代、宋明理学时代四大部分32章，系统地介绍了我国古代伦理学界重要的流派及主要代表人物，并阐述了各家学说的要点、源流及发展。这是第一部系统整理和研究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发生、发展及其变迁的学术著作，阐述了从孔子到王阳明等28位思想家的伦理思想，附录中列叙了戴震、黄宗羲、俞正燮三人的道德学说。

第二篇　蔡校长的北洋时代

第一章　清末至民初的教育界

中国古代学校的制度

在西风东渐、中西文化交汇融合的今天，许多人渐渐忘却、抛弃乃至于鄙夷一些古代的传统，但殊不知，中国人曾经发明了世界上最具智慧、最符合人性的一套教育方式和教育制度。

我们很有必要在此稍微回顾一下中国古代的教育历史。因为，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即将在后面的篇章里发生颠覆式的变革，恰恰也就是蔡元培等人主导了这场变革。

中国古代至晚清，中式的传统教育主要发展出了以下几种形式：（一）府学和县学。它们是为开科取士而设立的，是地方性的官学，属于教育、研究和行政的统一体，对于一个地方的教育发展起着指导作用。府学与县学由官府任命教授人员，教学内容专攻儒学。学生主要由学校供给膳食。（二）书院。它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始于唐末五代，至宋代有较大的发展。它的教育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和组织管理都有许多不同于府、县学的特点。学习方法以个人钻研为主，学习内容以经学为主，兼学古文、制艺，发展至后期，又兼学历史、舆地、说文、算术、金石。书院经费大都由创建者捐助，少数官办。书院与地方官学相比，规章制度、课程设置较周详，注重精研古学，经费来源主要依靠学田供给。书院掌教人选，大都是素孚众望的学者。（三）社学和义学。它是元代发展起来的封建社会初等教育单位。至正九年（1349），达鲁花赤八不沙建立社学一百三十余所。元代社学基本上为官办，明洪武八年（1375）诏府、州、县每五十家立社学一所。（四）私塾和家塾。它们是历史悠久、设置普遍的初等教育单位，它在中国至1949年后才消亡。陈登原《国史旧闻》卷四十八举自晋至两宋的事例说明：“其一，弟子从师，是为私塾；其二，师从弟子，此则当为家塾。”私塾大抵有四种类型：一是以官款或地方公款设立，收教贫寒子弟；二是由义庄或宗祠设立，专教一姓子弟；三是有一家或数家设塾，延师教其子弟；四是塾师自行设馆，招收附近学生。它的教学内容从识字开始，主要教材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幼学琼林》《千家诗》，以及《四书》《五经》《古文观止》等，目的是学习八股文，为科举考试做准备。

虽然中国的传统学校有如上的种种形式，但总的来说，中国传统的教育向来是以私人教育为主流的。自孔子开创此传统，因此他被尊称为“至圣先师”，中国的教育，主要都靠民间私人教育。县学、府学、太学，有时兴盛，有时衰微，而且名额有限，所以大部分文人不是官学培养的。儒家私人教育，以求道行道、济世安民为目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所谓君子不器，君子是修身求道的，不是为考试而生的。

中国古代的传统教育一直贯穿着忠君教育，如果从某种角度说，这种教育也可以说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灌输。中国向来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国家的统一符合全民族的利益，所以在意识形态上几千年来形成了“独尊儒术”的局面。儒家的言教被当政者很好地利用，与政权的稳定和秩序高度结合起来。

当然，传统的圣贤言教并不仅仅是为统治者服务这么简单，它蕴含着富于智慧的人性之学。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正是由于“学而优则仕”的风气，使得儒学的经典和言教得以在社会生活中流传，而不是沦为绝学。进则儒、退则佛道，这成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写照。

总体来讲，古代社会物质尚不丰裕的情况下，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得到受教育机会的只是极少数人，教育是一种稀缺资源，这远远无法适应近现代的世界潮流。

“强迫教育”吓坏了爹娘

西风东渐，给东方故国吹来了阵阵新风。清朝光绪末年，一份名为《强迫教育章程》的清政府官方文件出炉，这份由清朝学部颁布的文件简陋得只有10个条款，却从某种意义上说开了近代义务教育的先声。

旧时的所谓“强迫教育”，其实类似于今天所说的“全民义务教育”。《强迫教育章程》规定，全国各地官府必须广设劝学所，各个省城须设蒙学100处，各府州县设40处；孩子满了7岁必须入学，否则“罪及父母”；朝廷每过两年考核，地方官如果敷衍塞责，查实后予以处罚；如有地方绅士捐资助学，也会给予奖励。

朝廷的诏令一出，相关的清朝地方官员忙作一团。“强迫教育”压根儿就是个新事物，大家以前从来没听说过，官府也没好好跟老百姓解释，只是翻来覆去强调“幼童不入学，将罪及父母”。在广州，警察纷纷出动挨家挨户上门调查统计适龄儿童数目，为“强迫教育”的实施做准备。

这么一来，硬是把一个好好的“德政”变成了闹剧。家有孩子的父母心里全打起了鼓：警察挨家挨户上门，会不会把孩子锁起来，押进学堂去？左邻右舍一商量，大家认为还是把孩子先送进私塾避一避为好。结果广州城内各处私塾人头攒动，家长们的首要目标就是为孩子挂个名，拿个学籍，以免被警察拘了去。爹娘忧心如焚，私塾先生趁机提价，倒发了笔小财。“强迫教育”本意在于减少文盲、惠及民众，这样一来倒成了不折不扣的扰民之举。

这时的清王朝已日薄西山，这样大规模地办教育，需要的是财力以及高效的组织能力，几乎不可能办下去。结果，推广“强迫教育”的措施只能是雷声大、雨点小。随着清王朝走向覆灭，《强迫教育章程》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教育救国”的滥觞和勃兴

19世纪末，大清帝国的溃败刚刚开始。1895年的甲午海战中，时年19岁，还是北洋水师学堂学生的张伯苓随军舰出征，他眼见清军的第一艘兵船刚刚出海，即被日舰击沉，年轻而沸腾的热血第一次遭受了无比沉重的打击。

甲午战败后，张伯苓目睹威海卫在两天之内由日本旗换成英国米字旗。山河的屈辱使他深受刺激，意识到自己之前怀有的以强大军力与外国周旋的想法是浅薄的，他同时认识到，中国的懦弱是全民性的。从那时起，张伯苓意识到要改变国民，只有新式教育。像鲁迅弃医从文一样，张伯苓即从海军退役，去天津名绅严范孙所办的学堂里教课。这所在当时看起来还很新奇的学塾，就是南开学堂。梅贻琦是南开学堂的第一班学生。

像张伯苓这样的学人在当时大有人在，中华大地一时掀起了“教育救国”的潮流。戊戌变法时期，严复认为首先必须兴办教育，开通民智，然后才能实行君主立宪，救复中华。

到辛亥革命时期，一些刊物大声呼吁“教育救国”：“亡国亡种，人人不必居其罪，惟教育者之罪；强国强种，人人不得居其功，惟教育者之功。无他，教育者进化之的也”。（《教育通论》，《江苏》第3期）

到五四运动前后，“教育先行”“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观点成为时尚，“科学救国”的主张既强调发展科学技术，又重视发展教育事业。20世纪二三十年代，教育救国论与职业教育、乡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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