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指文烽火工作室
出版社：吉林文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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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国边防史试读：
前言
QIANYAN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七月十一日，统一了东西蒙古的瓦剌太师也先，以“大元一统天下”为口号，率领着蒙古铁骑在明帝国数千里的边境线上展开了猛烈进攻。也先的大兵压境，让这场战争几乎没有从小战到大战的过渡。明蒙双方从一开始就投入了大兵团作战：七月十一日，明帝国大同右参将吴浩领兵于猫儿庄遭遇也先大军，兵败身死。十五日，大同总督宋瑛、驸马都督井源、总兵官朱冕、左参将都督石亨四路将领统兵四万到阳和，寻求和也先主力的决战。但不幸的是，阳和之战明军再次全军覆没，仅少数人仓皇逃回。
边境烽火接踵而至，持续的战败让朱祁镇这个年轻的明帝国皇帝再也无法安心地坐镇北京城。在内官王振的怂恿下，血气上涌的朱祁镇不顾群臣反对，决意亲征。朱祁镇仅仅准备了两日，便于七月十六日告别了太庙的列祖列宗，率领数量庞大的亲征军浩浩荡荡地离开皇城，向前线挺近。
然而，朱祁镇这一血气上涌的仓促决定，让根本没有任何准备的京营将士惶恐不已。明军没有足够的粮草，没有充分的动员，几乎什么也没有。随行人员也都很沮丧，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皇帝到底要干什么。二十三日，当亲征大军驻跸宣府的时候，本该秋高气爽的华北天空却突然乌云密布，风雨大作，原本就惊惶不已的亲征官军更加觉得这是上天的警示。负责观察天象的钦天监监正彭德清劝说王振：天象有变，应该立即回师。但却遭到了王振的厉声斥责。二十八日，明军到达阳和，这里是大同官兵和瓦剌军战斗的战场。只见这里尸横遍野，阵亡明军的尸体已经腐烂得臭不可闻，似乎在用这种方式诉说着他们的苦难。亲征大军就在这种惶恐不安的心态下，缓慢地到达了大同。
然而明军到达大同后，却没有见到瓦剌军的踪迹，这让朱祁镇很是沮丧。最后，他考虑到巨大的后勤压力，低落的士气以及不明朗的战场态势，决定班师回朝。
八月初十，亲征军自大同返回京师。然而“赶巧”的是，一路不见踪影的瓦剌军，却在土木堡（今河北省怀来土木镇）附近出现了。朱祁镇和王振很紧张也很高兴，因为他们终于遇见了敌军。也先太师同样很紧张、很高兴，因为蒙古人已经在这里等待很久了。
于是，血腥的会战展开了。
残阳如血，两军厮杀在小小的土木堡，喊杀声震撼天地，响彻山谷。不知道过了多久，喊杀声渐渐平息，一切归于平静。
八月十七日，北京收到了土木堡战败的消息：亲征军大败，明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明英宗正统皇帝朱祁镇被俘。是为“土木堡之变”。
土木堡的名字也因为这次大战而在历史上留下了重要的印记。这场大战给明帝国和瓦剌都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明军土木堡之战的战败直接导致同年十月的北京保卫战，此战也对后来明帝国边境的军事部署和明对蒙古的外交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可这场在当时震惊了整个东亚大陆的战役，在史书上却很少有详细记载。史书上的记载或寥寥数笔，或语焉不详，甚至连双方兵力都是一个谜团，更不用提其中诸多秘而不宣的运筹和谋划了。因此，土木堡之战衍生了诸多的传说、妄言，甚至是阴谋论。
更重要的是，土木堡之变对明代中后期边防政策和战术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改变。日后明帝国虽然边防重心不断变化，但其国防政策、军事布局以及建军思想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土木堡之变的影响。更由于土木堡之变的刺激，明军发展出了更有针对性、更具性价比的火器战车战术。这其中不乏能臣良将的不断探索与尝试，更有“俞龙戚虎”这对军事天才所进行的划时代军事改革。然而，一切努力和变革，都受困于明帝国日益崩溃的财政与政治，更随着女真八旗的崛起而付之东流……
一切的一切，还是要从那场著名的土木堡之战说起。
土木堡之战兵力之谜
◎ 杨继正关于土木堡之战，最大也最受关注的谜团就是双方到底投入了多少兵力。其中流传最广、最为夸张的说法是明英宗率领着五十万明军，却被两万瓦剌军击败。这种说法之后又引申出各种推论，比如明帝国外强中干、明军不堪一击，甚至有人臆想出了所谓狼图腾崇拜之类的奇谈怪论。
那么，明英宗朱祁镇到底带了多少兵力出征呢？“四十万京营”半数实额
其实，土木堡之战明军的参战人数，在明清官修正史如《明实录》《明史》中均不载，较早的记载来自于刘定之的《否泰录》。明朝天顺年间，刘定之根据自己的见闻，参考杨善、李实的《奉使录》等书，著成《否泰录》。根据刘定之的记载，土木堡之战中明朝方面军人以及随行非战斗人员的总人数达到五十万，明人和清人多引用刘定之的说法，如谈迁的《国榷》、郑晓的《北虏考》等。经过数百年的渲染，清代谷应泰撰写《明史纪事本末》时，直接不提“私属”，写作“官军五十余万人”，此为影响最大的一种说法。
与刘定之的《否泰录》差不多同时，李贤所著的《古穰杂录》却有另一种说法：“……二十余万人中，伤居半，死者三之一，骡马亦二十余万，衣甲、兵器尽为胡人所得，满载而还。”
根据李贤的记载，土木堡之变中的明军人数实为二十多万，与刘定之记载的数字相差一倍。但之后只有《西园闻见录》和傅维鳞的《明书》引用了李贤的数据，可谓从者寥寥，可见李贤的记载在当时并不为人重视，到如今更是少有人提及。
不过，关于明帝国兵员数量，明清史书中记载倒是较为详细。根据《明史》，洪武二十六年，明帝国全国内外共有329个卫所；明成祖即位以后，兵员数相较明太祖时期又有所增加，都司卫所一共有493个，一卫所额兵一般为5600人，如此计算，明成祖时期明帝国的兵员总数达到了2760800人。
那么，明成祖时期，北京范围内的明军有多少呢？首先，明初京畿附近的明军主要是京营和畿内卫所兵。明成祖迁都北京以后为满足卫戍京城的需要，设立了京营七十二卫。七十二卫兵员当在四十余万的规模。明帝国京畿地区的卫所军亦不在少数。根据《西园闻见录》载，明成祖迁都以后，畿内置五十余卫所，大约有官军二十余万。明人蒋德璟也说成祖时期设立京卫七十二，达到四十万人，京畿八府又有军二十八万。一般来说，京畿地区的卫所主要为京营的预备人马，蒋德璟所言与《西园闻见录》的记载相印证，京畿地区的卫所军士人数当在二十余万无误。
在宣德年间，明朝政府又确立了班军制度。当时，明帝国从宣德元年开始，每年定期在春秋两季征调河南、山东、大宁都司、中都（凤阳）留守司、直隶淮阳等卫及宣府军士到京师备操。这些备操军分春秋两班，每班八万人，满额共官军十六万员，由此得名“班军”。如此算来，根据明人之记载，在正统以前，算上京营预备队的畿内八府的二十余万军士，明帝国京营额军人数当有五六十万人。此后，万历年间的进士周炳谟也曾提及明初的京营京城内外共有军队五十余万人，当为不谬。◎ 《平番得胜图》中的明军形象
由此看来，如果皇帝亲征，明军投入五十万人似乎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以上数据都是额定兵员数，不等于实际兵力。比如从宣德五年开始，京营中五军营的额定兵员就逐渐缺失了：明成祖时期京营的五军营中，每军步骑二万人，以后又调大同等边备御，到宣德时期，五军总存五万七千余人，而神机等营的规模也相继缩小，五军营每军步骑二万，则额兵当为十万人，可在宣德五年便因调遣及逃亡等原因，总兵力仅达到原额的一半。针对这种军额不足的情况，明宣宗命令兵部在京畿卫所等地挑选十万军改隶五军营训练。但是到了正统年间，京营缺额的情况依然不容乐观。正统二年明英宗命令太保成国公选军操练之前，五军营因为派遣了不少军士到各边镇卫戍，以及逃亡众多，兵力就已经缩减了二万五千人。◎ 明代御林军复原图
那么到了正统十四年，明英宗亲征之时，京营人数究竟有多少？明人叶盛的《水东日记》留下了一段有关明帝国卫所军兵员数量的珍贵记录。根据记载，正统十四年土木堡之战前夕，五军都督府并锦衣卫等卫官旗军人应有3258173名，实有1624509名，缺员1633664名；锦衣卫等三十五卫应有294117名兵员，实有159871名。这段记载中提及的锦衣卫等卫共有三十五个卫所，满额官军应有二十九万余人。另外，后军都督府划归京营管辖的卫所有三十九个。根据《大明会典》的京营编制，在京卫所每一卫所满编军士的人数为五千，那么这三十九卫的额定兵员数就约为195000人。也就是说，正统十四年前后，京营额定官军的纸面兵力约为489117人，但实际只有一半在岗。
特别要提到的是，这将近四十九万的京营纸面人数并不全是战兵。明朝建国初期，百废待兴，民无定居，耕稼尽废，急需与民休息，发展社会生产力。所以以当时的情况，若取税于民，养活庞大的本国军士，无疑会使国家经济雪上加霜。于是明太祖便下令各卫所就地屯田，卫所军士自己屯田耕种，以为军饷，是为屯田制。卫所军士通称为旗军，旗军又分为屯军和守军，屯军专务屯田，守军专务操练及对敌。一般来说，明代卫所的屯守比例在边地为七三开，即在一般情况下，一个卫所的旗军中，屯军占七成，守军占三成；在腹地则为八二开。根据《大明会典》记载，京营屯田原额为六千三百三十八顷五十一亩八分二厘。那么根据三分战七分屯来计算，京营之中，操练而不屯田的战兵满额人数应为十四万六千余人，这与《明实录》中正统二年记载的三大营额兵数量大体相当。那么可以得出，当时京营的战兵纸面总人数为战兵十四万余人加上班军八万余人，即大约二十二万。
既然在土木堡之战前夕，京营实际兵数仅仅不到定额的一半，那么京营的战兵显然也不可能是满额状态。但要说明的是，当时京营实际的战兵数量不能直接套用《水东日记》记载的比例来计算。因为前文说过，卫所旗军分为屯军及守军，而屯军和守军的逃亡率大不相同，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一般来说，屯军的逃亡率要比守军高得多。这是由于国家承平日久，豪强、权贵、军官侵占军屯、压榨屯军的现象在全国都很普遍，屯军不堪劳役，又无力偿还因屯田数量不足而需要担负的钱款，于是纷纷逃亡。宣德四年，屯田情况已经非常严峻。在明太祖及明成祖时期规定的卫所屯田制度中，处于明帝国边境的卫所旗军战屯比例为三分四分守城，六分七分屯田；腹里地区卫所战屯比例为一分二分守城，八分九分屯田。当然，这不是硬性规定，也存在战屯比例对半开的现象，然而仅仅到了宣德四年，全国各卫所便不遵旧例，屯田人数或十人或四五人，虽有屯田之名，却无屯田之实了。正统年间各地卫所战守比例
虽然明帝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是屯军大规模逃亡的情况依然没有改善。如宣德八年，山东按察使虞美信奏称，济南卫旗军总数为五千六百人，此外还有随营余丁老幼不下千人。但是下屯的军士，在宣德五年却只有一百九十人，六年为四百七十人，七年四百八十人。而且这种情况在全国范围内并不是个例。
正统年间，屯军逃亡的情况依然严峻。明帝国边境地区，屯兵失额的程度远高于腹地，有些地方的屯军大量逃亡，以至于屯军和守军的比例颠倒过来，造成了八分守军二分屯军。可见屯军的逃亡率远远高于《水东日记》所记载的一半，因此各个卫所战兵逃亡的比例相对还是较低的。鉴于正统二年的数据，三大营中的五军营，实际兵力为满额的四分之三，考虑到五军营中都是要承担边防任务的战兵，因此不妨将这个比例当作京营另外二营的实际战兵比例。三大营满员战兵兵额约为十五万，那么正统十四年的京营战兵人数应该大致在十一万多一点。
另外根据记载来看，正统十四年，明廷规定，来京操练的其他诸省的班军，分为前班和后班，前班三月还，八月到，后班八月还，次年三月到，河南、山东、北直隶的强壮官军，皆隶前班。明英宗亲征时间在七月，此时前班军尚未回到原籍，故满额班军当在八万左右。因此就算将从各地抽调来的班军以满额算上，正统十四年的土木堡之战前夕，京师明军实际战兵兵额也不会高于二十万。
而且这不到二十万人也无法全部随明英宗亲征。因为正统十四年六月底，由于明帝国和也先交恶，边防形势急剧恶化，明英宗命令太保成国公朱勇选京营四万五千人，令平乡伯陈怀，驸马都尉井源，都督耿义、毛福寿、高礼，太监林富率三万军队前往大同，都督王贵、吴克勤率一万五千军队前往宣府，以准备抵御随时可能入侵的蒙古人。这说明在土木堡之战以前，京营队伍就已经派遣了四万五千人前往宣府、大同备边，此时在京的京营人数不会超过十六万。
另外，在土木堡之战明军覆灭五天后的一则记载中提到过召集新选余丁、官舍和旧操舍人及报效者填补城防人数空洞的情况。新选余丁、官舍是指新招募的军士。旧操舍人是当时北京里唯一一支来自三大营的部队，属于幼官舍人营。他们平常负责操练十五六岁的明军子弟，是五军营中实力较差的一部，故得留守。其他的守城士兵则是工匠、伙夫这类非战斗人员，甚至连皇城里的禁卫军士都被算上了。可见土木堡惨败之后，北京除了战力较弱的幼官舍人营外，并无其他战兵。也就是说，明英宗亲征时，把不到十六万可战之兵中能带走的都带走了。◎ 明英宗朱祁镇
另外，虽然京畿地区的卫所兵是京营的预备队，但是当时明英宗的亲征准备得特别仓促，短时间里很难征调多少卫所兵去补充京营或随明英宗亲征。而且，虽然土木堡之战明军私属队伍庞大，但是当时募兵制度尚未确立，所谓私属大多为辎重民夫以及仆从一类。因此，可以明确地推断出，随明英宗亲征的可战之兵不会超过十六万，应该在十五万左右。
到了正统十四年八月，明英宗的亲征部队自大同向土木堡运动时，明军兵力又发生了一些变化。土木堡之战后明朝政府统计的死难官员名单中，平乡伯陈怀、驸马都尉井源名列其上，吴克勤则死于明英宗将要到达土木堡前的断后战斗。这说明明英宗自大同回师时，陈怀、井源、吴克勤等人所率原京营兵马已归建到亲征大军中。不过，在明英宗进军至宣府时，井源部就已为瓦剌军所败；到达大同时，平乡伯陈怀也遭遇败绩。这说明归建的原京营兵力已受到一定的损失，兵力不会超过四万。也就是说，在回师到达土木堡之前，明军人数大约增加了三万余人，亲征大军的人数不会超过二十万，应该在十九万左右。
明军将要到达土木堡时，兵力又发生了变化。正统十四年八月十三日，谍报探知瓦剌军队欲袭击明军后翼，明军派遣恭顺侯吴克忠作为后军和也先军作战，吴克忠战死。吴克忠是吴克勤的哥哥，吴克勤也战死于此役中，那么吴克忠率领的断后明军就应当是当初吴克勤带往宣府备边的一万五千名京营士兵。
当日将晚，亲征大军得知吴克忠部全军覆没的消息后，明英宗再遣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领率军阻击，此后朱勇中伏，全军覆没。关于朱勇的领军人数，有四万、五万两种说法，说明当时朱勇率领的军队人数可能接近五万人。因此明军总数又减少了将近五万人。也就是说，在到达土木堡时，明军总兵力为十三万到十四万之间。
不过，就算土木堡明军只有十三万到十四万，但如果瓦剌军真的只有两万人，那么土木堡之败仍可以算得上是明帝国军事史上的一次奇耻大辱。因为要是面对两万瓦剌军，将近二十万的亲征大军只能一路撤退，然后被连番吃掉断后部队，最后将近十四万军队被一击而溃，那么这种情况已经算不得惨败了，绝对是军人和国家的最大耻辱。
那么明军对面的瓦剌军队到底有多少人呢？真的只有两万骑兵吗？“四十万蒙古”倾巢而出
土木堡之战也先两万兵力的数据，其实出自明代《否泰录》，后世的史料多沿用此记载。事实上，瓦剌南侵的大军，兵额数量远超于此。
也先在正统十四年七月南侵之前就已经做了充分的动员工作。正统十四年正月，有一名名叫吴良的锦衣卫指挥使在出使瓦剌的时候被也先扣留。吴良既然任锦衣卫指挥，出使瓦剌的任务之一自然便是刺探情报。果然，被扣不久，吴良便秘密派人逃回密奏，密奏的内容是：本年初秋的时候，蒙古诸部将入犯明帝国。事实证明，也先果然在秋七月大举入犯。也就是说，也先对明帝国的入犯是经过大半年甚至更久的预谋和动员以后才进行的。那么，瓦剌到底动员了多少人？土木堡之变中瓦剌的真实出兵数到底是多少呢？◎ 蒙古骑兵及其装备复原图
在《蒙古源流》的清译版本中，有这么一段记载：“托欢太师之子额森（即也先）……遵其父遗言杀蒙郭勒津之蒙克拜。本日带领都沁·都尔本二部落行兵于汉地。”
这里提到了一件事，那就是也先南侵的时候所部为都沁·都尔本二部。“都沁·都尔本”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词在蒙语里意为“四十四”，实谓四十四万户。蒙古人沿袭蒙古地区古老的传统，号称那里有四十万户，即“四十万蒙古”。这初步说明四十四万户包括了中东西三方全部的蒙古人，即鞑靼、兀良哈与瓦剌的人口总和。在元末明初时期，瓦剌部尚未统一周边诸部时就有四万户之规模。而此时瓦剌早已统一蒙古，东西蒙古、兀良哈、哈密、沙州乃至女真皆在蒙古部的统辖之下，可见统一之后的漠北蒙古人口相当可观。
从这一史料来看，也先所率领的蒙古大军的数量是相当恐怖的。因为就算每一户蒙古家庭出丁一名，也有四十四万大军的规模。当然，这四十四万户主要是虚指。不过，按照《李朝实录》的记载，瓦剌征服女真时一度出动过十万兵力。如果没有夸张的话，就是说四万到六万户出兵十万。东蒙古的动员能力当不低于西蒙古瓦剌部，排除镇守瓦剌王庭及弹压东蒙古、哈密、兀良哈的兵额，当时瓦剌可动员的兵力在二十万上下。第二点可以作为佐证的是叶向高的《四夷考》，根据记载，正统十四年七月，也先尽发其所率部落犯边，进一步说明也先基本派遣了所有能动员的兵力进犯明帝国。根据这几部分史料考证，也先率领的都沁·都尔本二部兵力应不低于二十万之数，这一战已经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明帝国与瓦剌的“全面战争”了。
至于土木堡之战中瓦剌具体投入的兵力，历来鲜有史料数据。不过我们可以通过后来的北京保卫战逆推出土木堡之战的瓦剌兵力。也先直扑京师时，将兵力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由自己率领，一部由脱脱不花率领，另一部由阿剌知院率领，分道而进。根据《明实录》记载，土木堡之变后，也先乘胜进攻京师，不克远遁。镇守大同的定襄伯郭登抓获了瓦剌方面的奸细，械送至京师，并命“锦衣官鞫之”。通过锦衣卫的拷问，瓦剌奸细招供称：土木堡之战前的大同之战中，把八平章战死；北京保卫战中，卯那孩平章及其弟孛罗又相继阵亡；也先一部的人马共计九万，其中战死及疫死已不下万余。也就是说，北京保卫战时，仅也先一部，手中可用的人马便有九万之众。此段记载是否对蒙古人马做出了夸大处理？答案是否定的。◎ 俄罗斯壁画中的蒙古骑兵形象
正统十四年十月五日，也就是土木堡之变过去一个多月后，宣府总兵官、昌平伯杨洪奏称：本月四日，蒙古军三万人马过顺圣川洪州堡，欲入犯北京；同月九日，明帝国叛阉喜宁引蒙古骑兵攻紫荆关，明军力战不支，紫荆关失守。也就是说，这三万人马是自宣府入境，直扑紫荆关的。那么这三万人马是哪一方面的？根据《北征事记》的记载，正统十四年十月初三，也先一部至阳和，向当地明军守军讨了牛羊和酒；初四日，又移动到紫荆关北空地驻扎。两边记载的时间大致相同，顺圣川是到紫荆关的必经之路，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也先的三万部队即是这路人马。
到这里可能就有人有疑问了，既然前文说也先部进犯京师有人马九万，为什么杨洪仅仅奏报了三万多人？是不是数据存在谬误？其实，数据并没有错，因为也先在攻破紫荆关后，又在紫荆关增加了兵力。
也先兵临北京城下时，在最后一次与明廷的议和以失败告终后，盛怒之下说了这么一段话：“北京已立皇帝，要领人马来交战，终无讲和之意。我今调军马再去相杀，令彼南迁，与我大都。”
这说明也先在和明朝政府议和失败以后，又通过已被攻破的紫荆关调集主力，欲与明帝国决战。这是有资料可验证的。根据《国朝献征录》记载，北京保卫战胜利以后的十月十五日，也先因战败首先奔窜到居庸关下，欲和居庸关外的阿剌知院一道内外夹攻居庸关。进攻居庸关的也先一部有兵马五万余人，也就是说，十月十五日，也先在配合还未攻破居庸关的阿剌知院攻打居庸关的战斗中，共动用了五万余人的兵马，已经比前文的三万余人要多。此记载当不是错误记载，因为这在后来的史料中亦有体现。
另外，也先在南侵的过程中，为了补充军需，会派遣各部进行劫掠。这些部落参与劫掠的人有基本固定的规模。在也先军最强盛的时期，入犯明帝国的蒙古部少则五七千，多则一二万。他们围攻明帝国沿边各城堡，以至于在边军民不敢出城樵采收割。可见也先出兵劫掠的规模是非常大的，就算最少的一路也远远超过了正统以前的入寇规模。这样的兵力，沿边仅有百人戍守的军堡自然不是对手。也先这种毫无顾忌的入寇，留下了不少关于其入寇的人数和规律的记录。《景泰元年实录》载：景泰元年正月，也先与赛罕王部分首领率领人马一万七千袭击大同阳阿；大同王率领人马一千七百袭击边头关；答儿卜花王率领人马一万七千进攻柴满；铁奇卜花王率领人马七千进攻大同八里店；铁哥平章率领七千围天城；脱脱不花王率领人马进攻野狐岭及万全。此段很详细地记载了瓦剌部入侵的路线及其分部、人数。记载中，也先亲自参与劫掠，说明这股劫掠的蒙古人是也先南侵的主力。可见除去自成一部的脱脱不花，当时也先的总兵力达到四万二千七百人。而这四万二千七百还是减去北京城下战损兵员后的人数，这与前文也先逃奔居庸关时的五万人正好吻合，前后印证，更为准确。◎ 蒙古人骑射图
综上所述，十月十五日也先一部一共五万人攻关。结合前文的实录记载，这充分说明也先攻入北京的人马不会只有三万，那么他口述的九万人马当是较为可信的。由此可推测出也先部攻到北京城下的人马当在九万上下，在北京城下的损失将近一半。
再来看另一路脱脱不花的部队。在也先攻破紫荆关之前的九月二十四日，秘密潜入瓦剌的明锦衣卫小旗陈喜同获得情报，趁机逃回明帝国。陈喜同的情报称，脱脱不花王率领一万蒙古军劫掠广宁，后回到野猪口旧营，之后又往西南，欲与也先及阿剌知院二部相约来攻北京。从这段密报可以看出，当时入寇北京的瓦剌部一共分为三部，即也先部、阿剌知院部和脱脱不花部。脱脱不花带领一万人进攻辽东广宁，相关记载同样出现在《明实录》中，不过人数却和陈喜同所言有异：正统十四年九月八日，根据辽东提督军务左都御史王翱、总兵官都督曹义、镇守太监亦失哈等人的奏报，有蒙古军三万余人入境，连破驿、堡、屯、庄八十处，掳去官员、军兵、男子、妇女一万三千二百八十余人，马六十余匹，牛羊二万余只，盔甲二千余副。
而在也先一部攻打紫荆关之前与明英宗一道陷于虏营的岳谦则密报称，也先一部此时共有蒙古军士三万人，又有其他部的二万蒙古军从古北口入犯。此记载的也先一部人数与杨洪所奏完全吻合。两方印证，也先一部在攻关时为三万人无误。那么，岳谦所密报的二万人为何变成了三万人？这多出的一万当为女真诸部。后来自蒙古归来的明军军士在敌营中得知，如今在辽东地区劫掠的敌寇，就是建州、海西等卫的女真人和兀良哈三卫的蒙古人。朝鲜方面亦有相应记载：世宗三十一年（正统十四年）八月二十七日的奏报称，建州首领李满住，勾结海西野人、兀良哈三卫，入犯明帝国。可见脱脱不花到达辽东以后，联合兀良哈部、女真部，大肆抄掠了辽东地区。考虑到辽东被寇的奏报在陈喜同之前，而陈喜同虽然从瓦剌走回，但是接触其高层的可能性不大，所刺探的情报应为自己目睹的大概情况，且脱脱不花为蒙古汗，所带兵力不会比也先少太多。因此综合所论，陈喜同当传报有误。综合史料得出，脱脱不花的队伍人数应在三万上下。
关于最后一路瓦剌军，《明实录》中并无记载，只在当年十月十五日的条目中一笔带过：“是日（即正统十四年十月十四日），达贼之未入关者，运板木、草束以攻居庸关，官军用火器击却之。”◎ 蒙古骑兵作战图
这一路人马的首领到底是谁，有多少人，实录中并无记载，但根据当时居庸关守将右副督御史罗通的回忆，也先在北京战况不利，被迫奔逃到居庸关的同时，有一支蒙古别部攻打居庸外部甚急，此时天气非常寒冷，罗通命令将士取水灌城，水结冰以后这一支部队难以继续攻打，于是在僵持七日之后遁走，罗通趁机追击残敌，大破蒙古部。
另外，《西关志·忠义附》也有记载：“正统己巳（正统十四年）……本年十月，内鞑贼也先、脱脱不花王并阿剌知院诸酋长率三万余众攻围本关甚急。”
综合来看，十月十五日，自古北口入犯的脱脱不花部显然不可能到达居庸关；而也先在当日攻打北京失败后才逃到居庸关。再配合《国朝献征录》的记载，也先是从关内攻打的居庸关，因此自然不可能于十四日还在居庸关外攻城。那么《西关志·忠义附》里所说的有脱脱不花和也先的队伍当为错误，从外侧攻打居庸关的这一路军队就必然是阿剌知院所部，该部有三万余人。
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是，参与土木堡之战的瓦剌军士人数要多于北京保卫战时期的人数。瓦剌南侵的目的，一是为了取得和明帝国同等的政治地位，二是为了通过劫掠补充诸部落的物资储备。所以瓦剌俘虏明英宗之后，除了核心本部外，其他的蒙古游骑或转而四散劫掠，或驻扎在已攻陷的明军军堡中搬运粮草。北京保卫战后，李实出使瓦剌时路过独石城，就看见蒙古人依然在搬运独石城的粮草。
综上所述，在北京保卫战早期，也先、阿剌知院、脱脱不花各率领三万余人深入明境。此后也先通过增兵，自率九万余军队围攻北京。八月时，脱脱不花率领所部第二次入寇辽东，没有参与土木堡之战。那么土木堡之战中，瓦剌参战的部队应是也先一部与阿剌知院一部。再考虑到此前瓦剌经过大半年的动员和准备，可谓倾国而出，而在打完土木堡之战后，相当多的南侵部队四散劫掠或留守后方，也先手中所掌握的主力仍多达十万规模。因此按最保守的估计，土木堡之战中，瓦剌的总兵力应该在十三万人以上。
此外，还有一点可以作为瓦剌军兵力雄厚的例证：正统十四年八月上旬，也就是土木堡之战前夕，明军根据谍报得知瓦剌部即将袭击明军后军。明军派遣恭顺侯吴克忠为后距，吴克忠部旋即全军覆没。快到晚上的时候，战败的消息传来，明军随即又派遣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率领官军四万断后。朱勇部到达鹞儿岭后遇伏，亦全军覆没。朱勇之败在一些史书里被归罪为朱勇“勇无谋”。但是其实此说根本无法令人信服，陈询在为朱勇撰写的墓志铭中曾谈及朱勇治军，称赞他为人恭和，威而不猛，治军有方，号令严明。朱勇的从军生涯中，战争经验丰富，连一代雄主明成祖都将各类兵政放心托付给朱勇。故史书中“勇无谋”的说法可以算作一种污蔑。虽说墓志铭将责任归罪到监军刘僧冒进导致明军中伏，但是在土木堡之战的前哨战鹞儿岭之战中，久经战阵的朱勇所率的四万大军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即全军覆没，这只能说明对方具有相当大的兵力优势。鹞儿岭地区的蒙古军队正是也先一部，这也从一个侧面验证了当时瓦剌投入了非常雄厚的兵力。
至于骑兵与步兵的战力差距，我国古典兵书《六韬》中曾有推演，大意是：在平坦地形上作战，一名骑兵抵得上八名步兵；在险峻地形上作战，一名骑兵抵得上四名步兵。攻击作战中，十名骑兵就可以击退百名步兵，百名骑兵可以击退千名步兵。虽然《六韬》里的兵力对比模型是建立在战国末年的，但是同等技术条件和战术水平下，骑兵远较步兵具有战斗效能是毋庸置疑的。因此，本质上，土木堡之战就是瓦剌方面集中优势的十三万瓦剌铁骑，向轻敌冒进然后错误分兵，最后仅剩十三万的明军步兵发动的，如泰山压顶般的合围歼灭战。从这个角度来说，明军输得不算冤。但这里又有一个问题，那就是瓦剌真的已经强大到能在一个战略方向上动员十万以上骑兵的地步了吗？
答案是肯定的。瓦剌：从马前卒到边塞患“瓦剌”为蒙古语“oira”的音译，汉语意为亲近者、邻近者。元代译为斡亦剌、斡亦剌惕、外剌、外剌歹、歪剌歹、偎剌。明代将“瓦剌”作为对卫拉特蒙古部的通称。清代译为卫拉特等。
其中，斡亦剌部为瓦剌的先民之一，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以前。和其他的游牧民族一样，瓦剌的先祖斡亦剌人也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游牧范围很广。当时，东起黑龙江，西至额尔齐斯河，南抵楞格河，北至叶尼塞河上游的广大地区拥有大量森林资源，很多以游牧和渔猎为生的部落在那里繁衍生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斡亦剌经常和其他部落为争夺草场和水源而发生战争。在战争和残酷的生存环境下，斡亦剌部落慢慢成熟起来。
斡亦剌部落在12世纪末期到13世纪初期，由原先较远的东部地区慢慢进入到叶尼塞河上游地区。此时，蒙古地区诸部战争频繁，斡亦剌部亦无法幸免，但是他们的战况却并不顺利。金朝承安五年（公元1200年），斡亦剌部被铁木真、王罕等部击败于贝尔湖，次年复败于海拉尔河，泰和四年（公元1204年）再败于纳忽山。
元太祖元年，孛儿只斤·铁木真被推举为全蒙古的可汗，即成吉思汗。次年，蒙古大军远征诸部，斡亦剌部投降并担任向导，带领蒙古大军平定了西边诸部。之后，斡亦剌部和铁木真部建立了联姻关系，加强了蒙古部落内部的团结，巩固了蒙古地区的统治。在后来的日子里，斡亦剌部深受元朝皇室的信任。于是，有元一朝，斡亦剌部的声望达到了顶峰。◎ 元太祖孛儿只斤·铁木真
元末明初，名将猛哥帖木儿率领瓦剌各个部落不断侵略和吞并附近其他蒙古部及突厥语族部落，逐渐走向强盛。根据蒙古史料《蒙古黄金史纲》的记载，当时的瓦剌部族已有四万之众，势力强大。
随着明太祖朱元璋于公元1368年攻入元大都，元顺帝妥懽帖睦尔带领诸多蒙古贵族迁徙到漠北草原。此后，由于明帝国对故元残部的频频打击，北元政权分作三个部分，即鞑靼（东蒙古）、瓦剌（西蒙古）、兀良哈三卫。在明朝的有意分化和蒙古诸部复杂利害关系的影响下，瓦剌与鞑靼、兀良哈长期保持着时而征伐、时而联姻的关系。这个时候的瓦剌部分布于扎布汗河（源于今蒙古国中部杭爱山）、科布多河（今蒙古国西部内陆河）流域以及额尔齐斯河、叶尼塞河上游一带。同时，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由于明朝数次出塞打击拥有蒙古可汗名位的鞑靼部，鞑靼部实力及权威性大为削弱，已无力对其他蒙古部族进行有效控制。一些蒙古部族首领也因未受到元明战争波及，最大限度地保存了实力。一些蒙古部族首领渐渐不再满足于目前的权势与地位。其中，瓦剌部乘机摆脱了蒙古可汗的束缚，同时征服了邻近诸小部落，并渐渐向鞑靼部传统的游牧区东南方向迁徙。可以说，瓦剌部此后的发展是成功的。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蒙古部继续着频繁的大汗更替，这时候汗位落在了忽必烈系的额勒伯克汗手中，但是不久之后，瓦剌的克呼古特乌格齐哈什哈杀掉额勒伯克汗，蒙古之正统为卫喇特所篡夺，之前是北元属部的瓦剌正式脱离了北元的束缚，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活跃在历史舞台上。
明朝洪武时期的史料中对瓦剌着墨较少。明嘉靖朝撰写而成，主要记录洪武朝边疆民族状况的《殊域周咨录》中，鞑靼和兀良哈都有单独的记载，唯独瓦剌没有列传，而是与鞑靼合写，说明洪武时期瓦剌部和明朝的冲突并不大。明成祖永乐初年，明朝与瓦剌进入了短暂的“蜜月期”：永乐六年，瓦剌首领马哈木等派遣暖答失等来朝贡马，并请求得到明帝国的封号；第二年夏天，明成祖册封马哈木为特进金紫光禄大夫、顺宁王，太平为特进金紫光禄大夫、贤义王，把秃孛罗为特进金紫光禄大夫、安乐王，赐印诰；永乐八年春天，瓦剌再次贡马谢恩。从此之后瓦剌每年都会向明朝入贡一次。
要注意的是，瓦剌此时与明朝相互遣使，并不是因为和明朝关系要好，而是为了共同的敌人——蒙古的鞑靼部。永乐六年，鞑靼部鬼力赤因非黄金家族血脉，难以服众，被部下废黜，属于黄金家族的本雅失里成为可汗。此后鞑靼部在大汗本雅失里和太师阿鲁台的带领下，先后征服了兀良哈三卫、哈密和河西地区。哈密恰是东西交通的要道，东蒙古鞑靼控制哈密，瓦剌与明朝的贸易就受到了影响。明朝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果断和瓦剌联合，对付共同的敌人鞑靼。不过俗话说，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鞑靼和瓦剌在长期的战争中，为了扩大自己的实力，也开始力图加强与明朝的联系。明朝为了分化鞑靼和瓦剌，当瓦剌强大时，就支持鞑靼，待鞑靼强大，就转而支持瓦剌，这就是明朝一贯的“分而治之”策略。◎ 蒙古兀良哈人画像和鞑靼人画像
在明成祖册封瓦剌的第二个月，即永乐七年六月，鞑靼部首领本雅失里和阿鲁台率军入侵瓦剌，结果被瓦剌首领马哈木等击败，羊马辎重被缴，和林一带也被瓦剌占领。本雅失里、阿鲁台逃至克鲁伦河地区。由此战可以看出，当时瓦剌军的实力已经相当强大，可以和东蒙古一分高下。永乐八年，战败的阿鲁台拥科尔沁哈撒尔的后代阿岱台吉为汗。永乐九年，瓦剌首领马哈木拥阿里不哥系后裔答里巴为汗，答里巴与阿岱台吉并称东西两汗。由此蒙古再次进入分裂状态。
在东西蒙古割据的关键时期，鞑靼部做出了一个非常错误的战略决定。永和九年秋，鞑靼杀死明朝使臣郭骥，导致翌年明成祖亲率大军深入蒙古地区征伐鞑靼部，于斡难河（今鄂嫩河）畔大败本雅失里，旋即又向东于兴安岭击败阿鲁台。本雅失里奔赴和林，但是当时和林一带已为瓦剌所有，结果马哈木杀了本雅失里，并向明朝献出故元传国玺。此时的瓦剌已经展现出了一些野心，而且当时朱棣已感到了瓦剌的骄横，但是依然厚赐了瓦剌使臣。
在明朝和瓦剌的频频打击之下，鞑靼部渐渐不支，不久便遣使北京，请求和明朝共击瓦剌，并“愿率所部为前锋”。这个时候瓦剌在对鞑靼的战争中节节胜利，其势力范围渐向东移，对明朝的态度也渐渐由恭顺变为“表词悖慢”。而明帝国此时也认为“瓦剌骄矣”。于是明朝转而支持鞑靼部阿鲁台，封其为和宁王。永乐十一年，马哈木拥兵三万东渡饮马河。翌年，瓦剌游骑甚至到达明帝国边境兴和探察明帝国动静，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讯号。为了保持蒙古诸部的分裂现状，以免一家独大，同年三月，明成祖再次亲征，深入漠北远征瓦剌，瓦剌大败，被明军斩首数千级，十多个王子被杀。瓦剌残余部众败走，明军乘胜追击，此后瓦剌率军又战，明军再次大败瓦剌，然后一直追击瓦剌残部直到土剌河，生擒数十人，仅有马哈木、太平等脱身远遁。此战之后，马哈木自知无力抵抗明朝大军，在永乐十三年向明朝贡马谢罪。
明朝撤军以后，瓦剌发生内讧，答里巴、马哈木、乌格齐哈什哈相继死去，额色库继承汗位。鞑靼趁着瓦剌新败，结合兀良哈部攻破瓦剌，瓦剌无法抵挡鞑靼和兀良哈的攻击，再次求助于明朝。明成祖为了牵制鞑靼，于永乐十六年四月册封马哈木之子脱欢袭父爵为顺宁王。马哈木死后，瓦剌诸部一度主要由土尔扈特部贤义王太平和辉特部安乐王把秃孛罗统辖。在脱欢继承父亲爵位之时，虽然瓦剌部损失惨重，但是仍然能召集卫喇特、厄鲁特、巴噶图特、辉特四万户会盟。当时脱欢可能并无实权，瓦剌实际上由土尔扈特部的二人指挥。此后瓦剌向西南方发展，迫使东察合台汗国歪思汗迁都至亦力把里。
之后，由于鞑靼和明朝的关系再次破裂，明成祖分别于永乐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连续三次亲征鞑靼。鞑靼部损失巨大，脱欢自然不会放弃这个绝佳的机会。永乐二十一年夏，野心勃勃的脱欢在饮马河（今克鲁伦河）大败阿鲁台，掠其人口、马驼、牛羊殆尽，将鞑靼部打得溃散无所。消灭东蒙古势力之后，脱欢越发不甘心屈居人下，他开始腾出手来解决瓦剌内部的权力分配问题。永乐二十二年十月，脱欢起兵征伐土尔扈特部贤义王太平，致使贤义王人马溃散，甚至有残部逃到了明朝的甘肃边境。慢慢地，在宣德年间，脱欢逐渐合并了太平、把秃孛罗部众，吸收了和硕特等加入联盟，土尔扈特部再也无力对抗脱欢，脱欢终于掌握了瓦剌的实权。◎ 李氏朝鲜世宗李祹
宣德六年春，脱欢率兵再次大败鞑靼首领阿岱汗和阿鲁台，穷困潦倒的鞑靼部甚至迁徙到辽东地区，以避锋芒。虽然鞑靼部的阿鲁台在军事上无力对抗瓦剌，但是在政治上却有绝对优势，毕竟此时阿鲁台拥立的阿岱汗拥有成吉思汗弟弟哈撒尔的黄金家族血统。瓦剌为弥补政治上的不足，于宣德七年拥戴比阿岱汗血统更高贵的脱脱不花为汗。在稳定内部后，脱脱不花于宣德九年（公元1434年）率众追至兀良哈。七月，瓦剌杀阿鲁台，鞑靼部众溃散，阿岱汗逃至陕西、甘肃一带。由此瓦剌暗地联络兀良哈和女真各部，袭扰明帝国边境。根据《明实录》记载，当时明帝国边境形势急转直下，领地在辽东、居庸关一代的兀良哈部居然率兵袭扰明朝边境直至山西、陕西地区，此时正好与瓦剌袭杀阿鲁台部的时间相吻合。山西、陕西地区是瓦剌的传统领地，若没有瓦剌的默许与支持，无法解释为何兀良哈部会出现在陕西。鞑靼此时在明朝与瓦剌的双重打击下已经逐渐没落。终于，在正统三年九月，脱欢派出的四万瓦剌勇士进攻鞑靼蒙古，阿岱汗被脱欢杀死。正如《蒙古黄金史纲》的说法“所谓卫喇特篡夺蒙古一国之政”，瓦剌势力终于占据漠北东部，统一了漠北。
消灭阿鲁台和阿岱汗以后，脱欢的野心达到顶峰。他一度想自立为汗，结果却突然暴毙。在蒙古史料中，脱欢的死颇具神话色彩。脱欢的母亲萨穆尔公主是额勒伯克汗的女儿，脱欢就自称是蒙古汗的外孙，想以黄金家族的血裔之名登上大汗宝座。他拜谒了供奉成吉思汗神灵的八室（祭祀成吉思汗的宫帐），表达了来取汗位的意图。脱欢喝醉之后，还狂妄地对着成吉思汗的神位说：“你是威灵之身的八白室吗！我可是威灵后之裔脱欢！”然后撞倒了八室的金柱。当时在一旁的蒙古贵族慌忙劝说脱欢在此神圣之地不要如此狂悖，脱欢不听，再次狂妄地说道：“我自己的性命，我自己可以掌握，何必需要敬畏神灵？而今蒙古国尽为我所有，我依照蒙古的制度，当取号为可汗。”结果刚祭拜结束，他就遭到了成吉思汗的神罚，口鼻冒血而死。虽然这段史料充满传奇色彩，不足取信，但是也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宝贵的信息，那就是脱欢有自立为汗的野心。不过，刚刚降服的东蒙古贵族和脱欢的部众都不支持脱欢称汗的举动。瓦剌部名义上统一了蒙古，但是内部的矛盾已经初步显现出来，这也可能是脱欢暴死的真正原因。
至于瓦剌意欲称汗一事，明代史料中也有提及，大体和蒙古史料相吻合，而细节方面更加完善。史载瓦剌消灭阿鲁台以后，脱欢确实想要自立为可汗，然而在东蒙古部贵族极力劝阻以后并没有自己称汗，而是奉故元黄金家族的后裔脱脱不花为可汗，居于漠北。正统八年，野心勃勃的脱欢太师暴死，其子也先嗣位。不过，被脱欢消灭的鞑靼首领阿岱汗和脱欢同年相继而逝，这也算是一种黑色幽默吧。◎ 巴尔喀什湖美景
前面也说过，在正统七年，脱脱不花曾经命令兀良哈使臣携带文书诏谕朝鲜进行威胁，朝鲜作为明朝的属国，严词拒绝了脱脱不花。不承想，五年以后，也先居然亲自率兵直达朝鲜国境线进行威逼！听了世宗的顾虑，大臣们这样回答：“观其形势，兵少而专欲和亲。”这说明也先带领的本部人马并不多。不过这段对话从侧面告诉了我们，在征伐女真诸卫的短短数个月后，也先就敢以少量人马越过女真诸卫，直达朝鲜边境。这说明当时瓦剌已经完全控制了女真诸卫，女真诸卫要么归附，要么远遁。蒙古史料中也提到了也先率领东西蒙古军士偷袭三万女真，将其纳入自己统治之下的军事行动。
从正统初年到正统末年，瓦剌不断征服、吞并漠北的游牧民族势力。土木堡之战前夕，瓦剌的势力范围已经西达巴尔喀什湖东南，东抵女真诸部。其统治范围西起额尔齐斯河上游，北连安格拉河以南、叶尼塞河上游，东至克鲁伦河下游及呼伦贝尔草原一带。瓦剌主力在扎布汗、杭爱山和鄂尔浑河流域，并逐渐南移，其东是脱脱不花的领地（呼伦贝尔一带），其西是阿喇知院的驻牧所在。此时的瓦剌达到了蒙古自被驱逐出中原后的鼎盛时期，兵力雄厚，资源充足，具备了和明朝一争高下的资本。这也是瓦剌能够投入巨额兵力发动如此大规模入侵的原因所在。
随着瓦剌在也先手中迅速发展壮大，明帝国对瓦剌有限制的贸易和交往越来越无法满足瓦剌在经济、政治上的需求。此时的蒙古无论在哪个方面都足以和以往任何一个强大的北方游牧民族势力媲美。于是，在经济上，它寻求着更大的贸易范围；在政治上，它寻求地位上的平等。因此也先也不再以“朝贡部落”自称，而开始称自己为“北朝”，称明帝国为“南朝”。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也先在当时并无大举进犯明朝的意图，而是寻求与明帝国更多的经济接触。不过也先对经济的理解显然太片面，毕竟“不给就抢”是古代游牧民族习以为常的处事模式。面对这种处事模式，明帝国容忍了一段时间以后，再也无法忍耐。正统十二年，也先的使臣一方面在明朝“构衅生隙”，一方面谎报使臣人数，企图冒领赏品。而明朝政府查明之后，仅以实数给之，虚报的人数皆不给赏。也先所要求的财物，明朝按实际人数，只支给了五分之一，也先大怒，决定征伐明帝国，并开始了长期的准备。明帝国和瓦剌双方的对决正式开始了。
正统十四年，战火先自辽东起。辽东地区“广宁沿边屡报烟火”。女真此举明显受到了瓦剌的指使，因为在正统十三年秋天，瓦剌馈书女真，要求他们以成吉思汗的名义共击明帝国，女真卫所的首领多有畏惧也先势力者，已附于也先。于是，当年二月、三月，明帝国东北边境陷入了和女真诸部的战火之中。在这期间，明军屡屡告捷：正统十四年二月十六日，明军在开原卫杀退了来犯的女真，并一路追至鹁鸽嘴，擒获女真男子、妇女六十名，收缴大量牛马、弓箭等；二月二十四日，辽东总兵官曹义率领官兵出境击败女真部，斩首一级，生擒男子、妇女五十余名，缴获马八十七匹、牛二十七头、车七辆和大量军器；四月，大同左参将石亨等出境巡哨遭遇数百“鞑贼”，击败之，生擒四十六人，斩首四级，夺获马七十余匹、牛四头及弓刀衣甲。
此为明帝国与瓦剌交锋的第一阶段，明军获得了一定的胜利。但可以看出，这个时间段，瓦剌并不急于率领东西蒙古部南侵明帝国，而是先用女真、兀良哈部来试探明军的战力，自己做着相应的准备。
一切准备就绪后，正统十四年七月，明帝国与瓦剌交锋的第二阶段开始了。如前面所说，瓦剌“分道刻期入寇”，也先共发兵四路：第一路也先亲自率军入寇大同，至猫儿庄，明军右参将吴浩迎战，战死；第二路脱脱不花率军入辽东；第三路阿剌知院寇宣府，围赤城；“又别遣人寇甘州”，此为第四路。到此，也先彻底撕下了恭顺的面具，大战正式开始。历史的车轮缓缓向前，在东方，两个强大的军事体已经举起刀枪——为了本民族的荣光，他们将血战到底。
也先作为一代枭雄，军事计划十分缜密。蒙古骑兵往来如风，往往可以选择对己方最有利的作战地点展开决战。那么为什么也先最后会选择在土木堡和明军进行决战呢？土木堡位于今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境内，当时属于明帝国北方防线，也就是后来嘉靖时期九边之一的宣府东路。这个地方到底有什么重要战略意义，又有着怎样有利于瓦剌骑兵作战的因素？当时的宣府地区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边防建设又是怎样的？
这一切都要从宣府地区的最初形态开始说起。
历经千年的宣府防线
◎ 杨继正宣府，明帝国九边重镇之一。秦代为上谷郡，汉代之后或为县或为州，金辽为宣德、宣化州，元代更名为宣宁州，不久又更名为宣德府。宣府地势险要，崇山峻岭连绵不断，自古就号称险塞。不过，虽然宣府地区地势险要，但是宣府以南却是一马平川的平原。若宣府被突破，则南方地区就基本无险可守。保住宣府地区，就是保住了中央王朝的核心中原地区，其边防压力可见一斑。
在历史上，中原政权也一直认同“保燕则保中原”的军事政策。“汉唐以前，匈奴入寇，率由上郡雁门定襄，盖当时中国据全燕之地，有险可守，不敢由燕以入。”“古者，未失燕蓟，有松亭关、古北口、居庸关为中原险要，隔绝匈奴……”可以说，守住宣府地区，即是保障了中原的安全，而宣府一旦失守，中原政权将毫无遮蔽地暴露在北方少数民族的铁蹄之下。其灭亡之期，何需胜言？因此，这里历来是阻止北方民族进军中原的战略要冲，历朝历代也都非常重视宣府的战略作用。历经千年的宣府防线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对秦帝国来说，最大的威胁莫过于北方的“夷狄”。于是，秦国开始大规模修筑长城。秦始皇派遣将军蒙恬北击匈奴，匈奴单于头曼不敌，向漠北迁徙。于是秦国收复河南地（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一带），并修筑防御工事。此时为秦始皇三十三年，即公元前214年。史载，秦国以阴山为塞，修筑了四十四个县城。秦代修筑的长城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这就是享誉中外的万里长城。
秦长城的特点在于将战国时期秦国、赵国、燕国三国修筑的长城连为一体，修建成了一个统一的防御体系。秦长城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开创了筑墙设垒抵御北方民族入侵的军事策略，北方防区自此连成一片，秦帝国加强了对当地的统治力和军事威慑力。中原政权依托地形修筑长城，并且用新筑的县城防御体系增强长城防御体系的可靠性和持久性，大大提高了长城及其周边防御体系的防御能力。这种战略影响深远，收效较大，一直在左右着中原王朝的边疆筹划。两千年以后的明帝国，依然采纳了“秦国式”边疆防御体系。
秦立国二世后，各地诸侯反秦势力重新抬头，秦国为了镇压内乱，将北方长城的戍边者全部内撤，匈奴乘势崛起。同时，陷入分裂的中原政权为了争夺最高统治权而厮杀不休。最终，刘邦在垓下之围灭杀西楚霸王项羽，中国再次统一，是为汉王朝。此时，北方的边防情况已经相当糟糕。由于刘项二人竞争不休，无暇顾及匈奴，匈奴试探性地渡过黄河，之后袭灭东胡，驱逐月氏人，吞并楼烦、白羊等部族，收复秦代的失地，实力空前强大，并开始大举南下。◎ 内蒙古卓资县赵国北长城障址平面图◎ 临洮秦长城遗迹
面对这种形势，汉高祖二年，刘邦派遣将领分别修筑沿边要塞。这是汉帝国经略宣府地区的开始。但是这些准备对于当时的北方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因为北方少数民族中总是不缺乏枭雄领袖。
当时汉帝国面对的枭雄领袖就是冒顿单于。当年蒙恬率大军北击匈奴，匈奴单于头曼无力抵抗而北徙。十余年后，头曼单于的儿子冒顿杀死自己的父亲，自立为汗。冒顿单于是一位智勇双全、狠辣决断的君主。冒顿初立时，东胡非常强盛，屡屡对匈奴提出不合理的要求。匈奴各级首领皆怒不可遏，唯独冒顿单于对东胡的条件一一应允，让东胡慢慢对匈奴放下了戒心。后来，东胡开始进入双方中间的“弃地”，并且认为当时的匈奴并没有能力争夺此地。其实当时匈奴的各级首领对此也抱着模棱两可的态度。没想到，一贯对东胡的苛刻条件妥协的冒顿单于在此时勃然大怒，将提议应该予地给东胡的大臣全部斩首，然后趁东胡还并未准备，大破东胡，将其彻底征服。之后就是前面所说的，匈奴接连灭掉了月氏、楼烦、白羊，然后继续南下，秦国蒙恬所开拓的北方疆土亦全部沦陷。后来，冒顿单于又征服了北方的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各部族。◎ 临洮秦长城烽燧遗迹
当汉帝国开始试图恢复北方边防形势时，匈奴立刻围攻了马邑。当时驻守在马邑的守将是汉初分封的七个异姓王之一韩王信。韩王封地的地理位置十分险要，北接巩、洛，南接宛、叶，东有淮阳，都是天下士兵的精锐所在，于是刘邦命令韩王信封地于太原以北，防御北方的胡寇，王都定在晋阳。在冒顿的围攻下，韩王无力反抗，只能数次派遣使者到冒顿营中求和。这时，汉军也收到了马邑被围的消息，派兵救援。由于韩王信的使者频繁地来往于冒顿营中，加上在此之前，韩王信就曾投降过项羽，因此刘邦怀疑韩王信存有二心，便遣使责备韩王信。韩王信由于害怕刘邦怪罪而最终开城投降，与匈奴合流，合兵攻汉，直至晋阳城下。汉高祖刘邦只得亲自发兵。可当时正值寒冬，汉军后勤情况非常恶劣，有十分之二三的军士被冻掉了手指。在这种情况下，快速解决战斗成为当时汉军的首选战略。结果刘邦对匈奴的战斗力和战场形势做出了错误的判断，率先锋轻骑冒进，正中匈奴的圈套，被冒顿单于的匈奴主力合围于白登山。从某些方面来看，白登之围与土木堡之变有很多相似之处，甚至前者可以算作后者两千年前的预演。不过久经战阵的刘邦自然不是年轻的朱祁镇可相比的，最后刘邦运用奇谋和军略成功脱险。◎ 西汉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
然而，白登山之战仍对汉代初年的边防造成了非常消极的影响。此战之后，汉帝国的大批将领，如赵利、王黄还有燕王卢绾等相继造反，并充当匈奴先锋侵入上谷、代等地。在这种强大的军事压力下，汉帝国对匈奴的政策也由讨伐变为以和亲为主。但是和亲政策并不能根治匈奴寇边的问题。在文帝时期，匈奴入犯汉朝边境的问题十分突出，因此在和亲政策收效不明显的情况下，汉帝国开始重新审视北方边防的重要性。汉文帝采纳了晁错的建议，招募人民充实塞内的险要之地，建立城邑。这是汉代大规模修建宣府地区防御工事的开始。
汉武帝时期，汉朝对匈奴的战略发生了很大变化，以战争为主。汉朝进入了战略反击阶段。在这个时间段里，汉匈两方名将屡出，双方互有胜负，最终，汉帝国在主动出击匈奴的过程中逐渐掌握了主动权，重新收复了河南地区。不过，匈奴对南方仍然侵扰不断，而主要的侵扰地点为位于现在北京市密云县西南的渔阳以及位于现在山西代县的雁门。因此，为改善边防条件，汉元朔二年，汉武帝命令卫青修缮蒙恬所筑北方要塞。这是汉代对宣府地区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经略，之后便主要是进一步完善该地区的防御体系。如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二年，骠骑大将军杜茂兴与上谷太守王霸在现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附近修建了飞狐道，并修筑亭堠及烽燧，也就是修建了相当于明代营堡墩台的边防堡垒。◎ 汉武帝刘彻画像◎ 敦煌汉长城遗迹
汉代最后一次较大规模地修筑边塞是在汉安帝时期。当时鲜卑多次入寇南犯，汉安帝采纳建议，修复朔方障塞。此后直到灭亡，汉朝再无大规模修复边塞的记载。
汉亡以后，晋朝迫于北方的军事压力，屡屡兴修北方防御工事，但是规模和秦汉相比略为逊色，主要是对秦汉长城及边塞的修缮以及再完善。如晋武帝时，监幽州诸军事的护乌桓校尉唐彬重修自温城至碣石县亘山谷长达三千多里的秦代长城及城塞，并分兵屯守，烽堠相望。
待到北魏时期，北方少数民族鲜卑人占据中原，但也受到了当时北方最强盛的游牧民族“蠕蠕”即柔然的挑战。“蠕蠕”是鲜卑人对柔然的蔑称，意即像虫子一样无知渺小的民族。但讽刺的是，柔然后来成了北魏的心腹大患，带给了边疆地区无尽的噩梦。
柔然部落原先隶属于北魏的前身——代国。当时，柔然部帅地粟袁死亡，柔然分作两个部分，地粟袁的长子匹候跋居东边，次子缊纥提别居西边。代国昭成皇帝死后（公元377年）不久，前秦军队再次发兵至云中，代国灭亡。缊纥提部背叛代国，改投当时匈奴支系铁弗部的首领刘卫辰。当时，前秦国力强盛，已先后灭掉了前燕、仇池氐杨氏、西南诸夷及前凉。前秦统一北方后，大有气吞猛虎，一统全国的架势。
公元383年，野心急剧膨胀的前秦举兵八十万，进攻东晋。因为错误的战略部署，前秦在与东晋的淝水之战中，前锋被兵力仅七万的东晋军队打败，苻坚仓皇北逃，前秦军事实力大大减弱。前秦国内大乱，迫于武力而归附前秦的部族纷纷反抗，昭成皇帝拓跋什翼犍的嫡孙拓跋珪也因得到贺兰部的支持，于公元386年元月即位称代王，年号登国，同年四月改称魏王，建立北魏。登国六年（公元391年），北魏发兵讨伐柔然部，柔然部力不能敌，率部遁走，北魏军一路追赶至大碛南床山下，大破其众。匹候跋及部帅屋击各收余落遁走，道武帝派遣长孙嵩和长孙肥追击，大破之，并将两人斩首。另一边的缊纥提也是仓皇西遁，被道武帝追至跋那山，缊纥提投降，道武帝“抚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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