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桔灯(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冰心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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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桔灯试读：

小桔灯

这是十几年以前的事了。

在一个春节前一天的下午，我到重庆郊外去看一位朋友。她住在那个乡村的乡公所楼上。走上一段阴暗的仄仄的楼梯，进到一间有一张方桌和几张竹凳、墙上装着一架电话的屋子，再进去就是我的朋友的房间，和外间只隔一幅布帘。她不在家，窗前桌上留着一张条子，说是她临时有事出去，叫我等着她。

我在她桌前坐下，随手拿起一张报纸来看，忽然听见外屋板门吱的一声开了，过了一会儿，又听见有人在挪动那竹凳子。我掀开帘子，看见一个小姑娘，只有八九岁光景，瘦瘦的苍白的脸，冻得发紫的嘴唇，头发很短，穿一身很破旧的衣裤，光脚穿一双草鞋，正在登上竹凳想去摘墙上的听话器，看见我似乎吃了一惊，把手缩了回来。我问她：“你要打电话吗？”她一面爬下竹凳，一面点头说：“我要××医院，找胡大夫，我妈妈刚才吐了许多血！”我问：“你知道××医院的电话号码吗？”她摇了摇头说：“我正想问电话局……”我赶紧从机旁的电话本子里找到医院的号码，就又问她：“找到了大夫，我请他到谁家去呢？”她说：“你只要说王春林家里病了，她就会来的。”

我把电话打通了，她感激地谢了我，回头就走。我拉住她问：“你的家远吗？”她指着窗外说：“就在山窝那棵大黄果树下面，一下子就走到的。”说着就噔、噔、噔地下楼去了。

我又回到里屋去，把报纸前前后后都看完了，又拿起一本《唐诗三百首》来，看了一半，天色越发阴沉了，我的朋友还不回来。我无聊地站了起来，望着窗外浓雾里迷茫的山景，看到那棵黄果树下面的小屋，忽然想去探望那个小姑娘和她生病的妈妈。我下楼在门口买了几个大红桔子，塞在手提袋里，顺着歪斜不平的石板路，走到那小屋的门口。

我轻轻地叩着板门，刚才那个小姑娘出来开了门，抬头看了我，先愣了一下，后来就微笑了，招手叫我进去。这屋子很小很黑，靠墙的板铺上，她的妈妈闭着眼平躺着，大约是睡着了，被头上有斑斑的血痕，她的脸向里侧着，只看见她脸上的乱发，和脑后的一个大髻。门边一个小炭炉，上面放着一个小沙锅，微微地冒着热气。这小姑娘把炉前的小凳子让我坐了，她自己就蹲在我旁边，不住地打量我。我轻轻地问：“大夫来过了吗？”她说：“来过了，给妈妈打了一针……她现在很好。”她又像安慰我似的说：“你放心，大夫明早还要来的。”我问：“她吃过东西吗？这锅里是什么？”她笑说：“红薯稀饭——我们的年夜饭。”我想起了我带来的桔子，就拿出来放在床边的小矮桌上。她没有做声，只伸手拿过一个最大的桔子来，用小刀削去上面的一段皮，又用两只手把底下的一大半轻轻地揉捏着。

我低声问：“你家还有什么人？”她说：“现在没有什么人，我爸爸到外面去了……”她没有说下去，只慢慢地从桔皮里掏出一瓤一瓤的桔瓣来，放在她妈妈的枕头边。

炉火的微光，渐渐地暗了下去，外面变黑了。我站起来要走，她拉住我，一面极其敏捷地拿过穿着麻线的大针，把那小桔碗四周相对地穿起来，像一个小筐似的，用一根小竹棍挑着，又从窗台上拿了一段短短的蜡头，放在里面点起来，递给我说：“天黑了，路滑，这盏小桔灯照你上山吧！”

我赞赏地接过，谢了她，她送我出到门外，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她又像安慰我似的说：“不久，我爸爸一定会回来的。那时我妈妈就会好了。”她用小手在面前画一个圆圈，最后按到我的手上：“我们大家也都好了！”显然的，这“大家”也包括我在内。

我提着这灵巧的小桔灯，慢慢地在黑暗潮湿的山路上走着。这朦胧的桔红的光，实在照不了多远，但这小姑娘的镇定、勇敢、乐观的精神鼓舞了我，我似乎觉得眼前有无限光明！我的朋友已经回来了，看见我提着小桔灯，便问我从哪里来。我说：“从……从王春林家来。”她惊异地说：“王春林，那个木匠，你怎么认得他？去年山下医学院里，有几个学生，被当作共产党抓走了，以后王春林也失踪了，据说他常替那些学生送信……”

当夜，我就离开那山村，再也没有听见那小姑娘和她母亲的消息。

但是从那时起，每逢春节，我就想起那盏小桔灯。十二年过去了，那小姑娘的爸爸一定早回来了。她妈妈也一定好了吧？因为我们“大家”都“好”了！（原载1957年1月31日《中国少年报》）

我的同班

L女士是我们全班男女同学所最敬爱的一个人。大家都称呼她“L大姐”。我们男同学不大好意思打听女同学的岁数，唯据推测，她不会比我们大到多少。但她从不打扮，梳着高高的头，穿着黯淡不入时的衣服，称呼我们的时候，总是连名带姓，以不客气的、亲热的、大姐姐的态度处之。我们也就不约而同，心诚悦服地叫她大姐了。

L女士是闽南人，皮肤很黑，眼睛很大，说话做事，敏捷了当。在同学中间，疏通调停，排难解纷，无论是什么集会，什么娱乐，只要是L大姐登高一呼，大家都是拥护响应的。她的好处是态度坦白，判断公允，没有一般女同学的羞怯和隐藏。你可和她辩论，甚至吵架，只要你的理长，她是没有不认输的。同时她对女同学也并不偏袒，她认为偏袒女生，就是重男轻女；女子也是人，为什么要人家特别容让呢？我们的校长有一次说她“有和男人一样的思路”，我们都以为这是对她最高的奖辞。她一连做了三年的班长，在我们中间，没有男女之分，党派之别，大家都在“拥护领袖”的旗帜之下，过了三年医预科的忙碌而快乐的生活。

在医预科的末一年，有一天，我们的班导师忽然叫我去见他。在办公室里，他很客气地叫我坐下，婉转地对我说，校医发现我的肺部有些毛病，学医于我不宜，劝我转系。这真是一个晴天霹雳！我要学医，是十岁以前就决定的。因我的母亲多病，服中医的药不大见效，西医诊病的时候，总要听听心部、肺部，母亲又不愿意，因此，我就立下志愿要学医，学成了好替我的母亲医病。在医预科三年，成绩还不算坏，眼看将要升入本科了，如今竟然功亏一篑！从班导师的办公室里走出来的时候，我几乎是连路都走不动了。

午后这一堂是生理学实验。我只呆坐在桌边，看着对面的L大姐卷着袖子，低着头，按着一只死猫，在解剖神经，那刀子下得又利又快！其余的同学也都忙着，没有人注意到我。我轻轻地叫了一声，L大姐便抬起头来，我说：“L大姐，我不能同你们在一起了，导师不让我继续学医，因为校医说我肺有毛病……”L大姐愕然，刀也放下了，说：“不是肺痨吧？”我摇头说：“不是，据说是肺气枝涨大……无论如何，我要转系了，你看！”L大姐沉默了一会儿，便走过来安慰我说：“可惜得很，像你这么一个温和细心的人，将来一定可以做个很好的医生，不过假如你自己身体不好，学医不但要耽误自己，也要耽误别人。同时我相信你若改学别科，也会有成就的。人生的路线，曲折得很，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下了课，这消息便传遍了，同班们都来向我表示惋惜，也加以劝慰，L大姐却很实际地替我决定要转哪一个系。她说：“你转大学本科，只剩一年了，学分都不大够，恐怕还是文学系容易些。”她赶紧又加上一句：“你素来对文学就极感兴趣，我常常觉得你学医是太可惜了。”

我听了大姐的话，转入了文学系。从前拿来消遣的东西，现在却当功课读了。正是“歪打正着”，我对于文学，起了更大的兴趣，不但读，而且写。读写之余，在傍晚的时候，我仍常常跑到他们的实验室里去闲谈，听L大姐发号施令，商量他们毕业的事情。

大姐常常殷勤地査问我的功课，又索读我的作品。她对我的作品，总是十分叹赏，鼓励我要多读多写。在她的指导鼓励之下，我渐渐地消灭了被逼改行的伤心，而增加了写作的勇气。至今回想，当时若没有大姐的勉励和劝导，恐怕在那转变的关键之中，我要做了一个颓废而不振作的人吧！

在我教书的时候，L大姐已是一个很有名的产科医生了。在医院里，和在学校里一样，她仍是保持着领袖的地位，做一班大夫和护士们敬爱的中心。在那个大医院里，

我的同学

同学们常常留我在医院里吃饭，在他们的休息室里吸烟闲谈，也告诉我许多疑难的病症。一个研究精神病的同学，还告诉我许多关于精神病的故事。L大姐常常笑说：“×××，这都是你写作的材料，快好好地记下吧！”

抗战前一个多月，我从欧洲回来，正赶上校友返校日。那天晚上，我们的同级有个联欢大会，真是济济多士！十余年中，我们一百多个同级，差不多个个名成业就，儿女成行（当然我是一个例外），大家携眷莅临，很大的一个厅堂都坐满了。觥筹交错，童稚欢呼，大姐坐在主席的右边，很高兴地左顾右盼，说这几十个孩子之中，有百分之九十五是她接引降生的。酒酣耳热，大家谈起做学生时代的笑话，情况愈加热烈了。主席忽然起立，敲着桌子提议：“现在请求大家轮流述说，假如下一辈子再托生，还能做一个人的时候，你愿意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大家哄然大笑。于是有人说他愿意做一个大元帅，有人说愿做个百万富翁……轮到我的时候，大姐忽然大笑起来，说：“×××教授，我知道你下一辈子一定愿意做一个女人。”大家听了都笑得前仰后合；当着许多太太们，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我也笑着反攻说：“L大夫，我知道你下一辈子，一定愿意做一个男人。”L大姐说：“不，我仍愿意做一个女人，不过要做一个漂亮的女人，我做交际明星，做一切男人们恋慕的对象……”她一边说一边笑，那些太太们听了纷纷起立，哄笑着说：“L大姐，您这话就不对，您看您这一班同学，哪一个不恋慕您？来，来，我们要罚您一杯酒。”我们大家立刻鼓掌助兴。L大姐倚老卖老的话，害了她自己了！于是小孩们捧杯，太太们斟酒，L大姐固辞不获，大家笑成一团。结果是滴酒不入的L大医生，那晚上也有些醉意了。

盛会不常，佳时难再，那次欢乐的集会，同班们三三两两的天涯重聚，提起来都有些怅惘，事变后，我还在北平，心里烦闷得很，到医院里去的时候，L大姐常常深思地皱着眉对我们说：“我待不下去了。在这里不是‘生’着，只是‘活’着！我们都走吧，走到自由中国去，大家各尽所能，你用你的一支笔，我们用我们的一双手，我相信大后方还用得着我们这样的人！”大家都点点头。我说：“你们医生是当今第一等人才，我这拿笔杆的人，做得了什么事？假若当初……”大姐正色拦住我说：“×××，我不许你再说这些无益的话，你自己知道你能做些什么事，学文学的人还要我们来替你打气，真是！”

一年内，我们都悄然地离开了沦陷的故都，我从那时起，便没有看见过我们的L大姐，不过这个可敬的名字，常常在人们口里传说着，说L大姐在西南的一个城市里，换上军装，灰白的头发也已经剪短了。她正在和她的环境，快乐地、不断地奋斗，在蛮烟瘴雨里，她的敏捷矫健的双手，又接下了成千累百的中华民族的孩童。她不但接引他们出世，还指导他们的父母，在有限的食物里，找出无限的滋养料。她正在造就无数的将来的民族斗士！

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回到故都重开级会的时候，我能对她说：“L大姐，下一辈子我情愿做一个女人，不过我一定要做像你这样的女人！”（原载《星期评论》重庆版1941年第40期）我的同学

不知女人在一起的时间，是常谈到男人不是？我们一班朋友在一起的时候，的确常谈着女人，而且常常评论到女人的美丑。

我们所引以自恕的，是我们不是提起某个女人，来品头论足；我们是抽象地谈到女人美丑的标准。比如说，我们认为女人的美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乍看是美，越看越不美；第二种是乍看不美，越看越觉出美来；第三种是一看就美，越看越美！

第一种多半是身段窈窕、皮肤洁白的女人，瞥见时似乎很动人，但寒暄过后，坐下一谈，就觉得她眉画得太细，唇涂得太红，声音太粗糙，态度太轻浮，见过几次之后，你简直觉得她言语无味，面目可憎。

第二种往往是装束素朴，面目平凡的女人，乍见时不给人以特别的印象。但在谈过几次话，同办过几次事以后，你会渐渐地觉得她态度大方，办事稳健，雅淡的衣饰，显出她高洁的品位；不施铅华的脸上，常常含着柔静的微笑，这种女人，认识了之后，很不易使人忘掉。

第三种女人，是鸡群中的仙鹤，万绿丛里的一点红光！在万人如海之中，你会毫不迟疑地把她拣拔了出来。事实上，是在不容你迟疑之顷，她自己从人丛中浮跃了出来，打击在你的眼帘上。这种女人，往往是在“修短合度，秾纤适中……芳泽无加，铅华弗御”的躯壳里，投进了一个玲珑高洁的灵魂。她的一言一笑，一举一动，都流露着一种神情，一种风韵，既流丽，又端庄，好像白莲出水，玉立亭亭。

假如有机会多认识她，你也许会发现她态度从容，辩才无碍，言谈之际，意暖神寒。这种女人，你一生至多遇见一两次，也许一次都遇不见！

我也就遇见过一次！

C女士是我在大学时的同学，她比我高两班。我入大学的第一天，在举行开学典礼之前一小时，在大礼堂前的长廊上，瞥见了她。

那时的女同学，都还穿着制服，一色的月白布衫，黑绸裙儿，长蛇般的队伍，总有一二百个。在人群中，那竹布衫子，黑绸裙子，似乎特别的衬托出C女士那夭矫的游龙般的身段。她并没有大声说话，也不曾笑，偶然看见她和近旁的女伴耳语，一低头，一侧面，只觉得她眼睛很大，极黑，横波入鬓，转盼流光。

及至进入礼堂坐下——我们是按着班次坐的，每人有一定的座位——她正坐在我右方前三排的位子上，从从容容略向右倚。我正看一个极其美丽萧洒的侧影：浓黑的鬓发，一个润厚的耳廓，洁白的颈子，美丽的眼角和眉梢。台上讲话的人，偶然有引人发笑之处，总看见她微微地低下头，轻轻地举起左手，那润白的手指，托在腮边，似乎在微笑，又似乎在忍着笑。这印象我极其清楚，也很深。以后的两年中，直到她毕业时为止，在集会的时候，我总在同一座位上，看到这美丽的侧影。

我们虽不同班，而见面的时候很多，如同歌咏队，校刊编辑部以及什么学会，等等。她是大班的学生，人望又好，在每一团体，总是负着重要的责任。任何集会，只要C女士在内，人数到的总是齐全，空气也十分融和静穆，男同学们对她固然敬慕，女同学们对她也是极其爱戴，我没有听见一个同学，对她有过不满的批评。

C女士是广东人，却在北方生长，一口清脆的北平官话。在集会中，我总是下级干部，在末座静静地领略她稳静的风度，听取她简洁的谈话。她对女同学固然亲密和气，对男同学也很谦逊大方，她的温和的美，解除了我们莫名其妙的局促和羞涩，我觉得我并不是常常红脸的人，对别的女同学，我从不觉得踧踖。但我看不止我一个人如此，许多口能舌辩的男同学，在C女士面前，也往往说不出话来，她是一轮明丽的太阳，没有人敢向她正视。

我知道有许多大班的男同学，给她写过情书，她不曾答复，也不存芥蒂，我们也不曾听说她在校外有什么爱人。我呢？年少班低，连写情书的思念也不敢有过，但那几年里，心目中总是供养着她。直至现在，梦中若重过学生生活，梦境中还常常有着C女士，她或在打球，或在讲演，一朵火花似的，在我迷离的梦雾中燃烧跳跃。这也许就是老舍先生小说中所谓之“诗意”吧！我算对得起自己的理想，我一辈子只有这么一次“诗意”！

在C女士将要毕业的一年，我同她演过一次戏，在某一幕中，我们两人是主角，这一幕剧我永远忘不了！那是梅德林克的《青鸟》中之一幕。那年是华北旱灾，学校里筹款赈济，其中有一项是演剧募捐，我被选为戏剧股主任。剧本是我选的，我译的，演员也是我请的。我自己担任了小主角，请了C女士担任“光明之神”。上演之夕，到了进入“光明殿”之一幕，我从黑暗里走到她的脚前，抬头一望，在强烈的灯光照射之下，C女士散披着洒满银花的轻纱之衣，扶着银杖。经过一番化妆，她那对秀眼，更显得光耀深大，双颊绯红，樱唇欲滴。及至我们开始对话，她那银铃似的声音，虽然起始有点颤动，以后却愈来愈清爽，愈嘹亮，我也如同得了灵感似的，精神焕发，直到终剧。我想，那夜如果我是个音乐家，一定会写出一部交响曲，我如果是一个诗人，一定会作出一首长诗。可怜我什么都不是，我只做了半夜光明的乱梦！

等到我自己毕业以后，在美国还遇见她几次，等到我回国在母校教书，听说她已和一位姓L的医生结婚，住在天津。同学们聚在一起，常常互相报告消息，说她的丈夫是个很好的医生，她的儿女也像她那样聪明美丽。

我最后听到她的消息，是在抗战前十天，我刚从欧洲归来，在一位美国老教授家里吃晚饭。他提起一星期以前，他到天津演讲，演讲后的茶会中，有位极漂亮的太太，过来和他握手，他搔着头说：“你猜是谁？就是我们美丽的C！我们有八九年没有见面了，真是使人难以相信，她还是和从前一样的好看，一样的年轻……你记得C吧？”我说：“我哪能不记得？我游遍了东京、纽约、伦敦、巴黎、罗马、柏林、莫斯科……我还没有遇见过比她还美丽的女人！”

又六年没有消息了，我相信以她的人格和容貌的美丽，她的周围随处都可以变成光明的天国。愿她享受她自己光明中之一切，愿她的丈夫永远是个好丈夫，她的儿女永远是些好的儿女。因为她的丈夫是有福的，她的儿女也是有福的！

故乡的风采

1911年冬天，当我从波澜壮阔的渤海边的山东烟台，回到微波粼粼的碧绿的闽江边的福建福州时，我曾写过这样的惊喜的话：我只知道有蔚蓝的海／却原来还有这碧绿的江／这是我的父母之乡！

在这山清水秀、柳绿花红的父母之乡的大家庭温暖热闹的怀抱里，我度过了新年、元宵、端午、中秋等绚烂节日，但是使我永远不忘的却是端午节。

我的曾祖父是在端午那一天逝世的，所以在我们堂屋后厅的墙上，高高地挂着曾祖父的画像，两旁挂着一副祖父手书的对联是：谁道五丝能续命每逢佳节倍思亲

虽然每年的端午节，我们四房的十几个堂兄弟姐妹，总是互相炫示从自己的外婆家送来的红兜肚五色线缠成的小粽子和绣花的小荷包等，但是一看到祖父在这一天却是特别的沉默时，我们便悄悄地躲到后花园里去纵情欢笑。

对于我，故乡的“绿”，最使我倾倒！无论是竹子也好，榕树也好……其实最伟大的还是榕树。它是油绿油绿的，在巨大的树干之外，它的繁枝，一垂到地上，就入土生根。走到一棵大榕树下，就像进入一片凉爽的丛林，怪不得人称福州为榕城，而我的二堂姐的名字，也叫作“婉榕”。

福州城内还有三座山：乌石山、于山和屏山。（1936年我到意大利的罗马时，当罗马友人对我夸说罗马城是建立在七座山头时，我就笑说：“在我们中国的福建省小小的围墙内，也就有三座山。”）我只记得我去过乌石山，因为在那座山上有两块很平滑的大石头，相倚而立，十分奇特，人家说这叫作“桃瓣李片”，因为它们像是一片桃子和一片李子倚在一起，这两片奇石给我的印象很深。

现在我要写的是：“天下之最”的福州的健美的农妇！我在从闽江桥上坐轿子进城的途中，向外看时惊喜地发现满街来来往往的尽是些健美的农妇！她们皮肤白皙，乌黑的头发上插着上左右三条刀刃般雪亮的银簪子，穿着青色的衣裤，赤着脚，袖口和裤腿都挽了起来，肩上挑的是菜筐、水桶以及各种各色可以用肩膀挑起来的东西，健步如飞，充分挥洒出解放了的妇女的气派！这和我在山东看到的小脚女人跪在田地里做活的光景，心理上的苦乐有天壤之别。我的心底涌出了一种说不出来的痛快！在以后的几十年中，我也见到了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的农村妇女，觉得天下没有一个国家的农村妇女，能和我故乡的“三条簪”相比，在俊俏上，在勇健上，在打扮上，都差得太远了！

我也不要光谈故乡的妇女，还有几位长者，是我祖父的朋友，在国内也是名人：第一位是严复老先生，就是他把我的十七岁的父亲带到他任教的天津水师学堂去的。我在父亲的书桌上看到了严老先生译的英国名家斯宾塞写的《群学肄言》和穆勒写的《群己权界论》，等等。这些社会科学的名著，我当然看不懂，但我知道这都是风靡一时的新书，在社会科学界评价很高。

在祖父的书桌上，我还看到一本线装的林纾译的《茶花女遗事》。那是一本小说，林纾老先生不懂外文，都是别人口述，由他笔译的。我非常喜欢他的文章，只要书店里有林译小说，我都去买来看。他的译文十分传神，以后我自己能读懂英文原著时，如《汤姆叔叔的小屋》，林译作《黑奴吁天录》，我觉得原文就不如译本深刻。

关于林纾（琴南）老先生，我还从梅兰芳先生那里听到一些轶事，那是五十年代中期，我们都是人大代表的时候，梅先生说：他和福芝芳女士结婚时，林老先生曾送他们一条横幅，“芝兰之室”。还有一次是为福建什么天灾（我记得仿佛那是我十三四岁时的事）募捐在北京演戏，梅先生不要报酬，只要林琴南老先生的一首诗，当时梅先生曾念给我听，我都记不完全了，记得是：雪作精神玉不瑕××××鬓堆鸦剧怜宝月珠灯夜吹彻银笙演葬花

此外还有林则徐老先生，他的丰功伟业，如毅然火烧英商运来的鸦片以及贬谪后到了伊犁，为吐鲁番农民掘“坎儿井”的事，几乎家弦户诵不必多说了。我却记得我福州家里有他写的一副对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比他们年轻的一代，如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碑上，我找到已知是福建人的有三位：方声洞、林觉民、陈可钧，而陈可钧还得叫我表姑呢。

一提起我的父母之乡，我的思绪就纷至沓来，不知从哪里说起，我的客人又多，这篇文章不知中断了几次，就此搁笔吧。在此我敬祝我的人杰地灵的父母之乡，永远像现在这样地繁荣富强下去！1990年4月29日（原载《福建文学》1990年第8期）

忆烟台

一提起烟台，我的回忆和感想就从四方八面涌来……

但是，关于烟台，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我童年时代的烟台，七十年前荒凉寂寞的烟台，已经从现代人们的眼中消逝了。今日的烟台是渤海东岸的一个四通八达的大港口，它朝气蓬勃、容光焕发地正忙着迎送五洲四海的客人。它不会记得七十年前有个孤独的孩子，在它的一角海滩上，徘徊踯躅，度过了潮涨潮落的八个年头。

从烟台来的朋友告诉我，东山海军学校的旧址上已经盖上了很豪华的宾馆，她还邀请我回去小住。我的想象力太差了，竟不敢在我的、荒凉的海滩上，建起七宝庄严的楼阁！

我是一九一一年离开烟台东山的，一九一七年曾回去一次，这中间变化不大。等到我一九三五年再去时，东山的海军学校里已驻了军队，我只能从墙外看到那间高出墙头的、黯旧的小楼。这时我还注意到从山上卡子门到东山海校的路上，这一片土地，是属于金钩寨的。两旁田地中丛冢的墓碑上，刻有许多“贞女”“节妇”的字样。我猛忆起我小时书斋墙外就有田地中的丛冢，往往听到墓边有妇女哭“老爷”的悲切的声音，那都是受了委屈的寡妇来发泄她满腔的凄楚悲凉的！封建社会对于女性的压迫，童年的我还不能体会到。

村北的海军练营、村南的海军学校，都已不复存在了，但是中间的金钩寨这个村落，一定还在山陬海隅安息着。这个我所熟悉的、一想起就感到亲切的、百十来幢偎倚着的村舍，里面生活着、劳动着我的淳朴勇敢的乡亲。他们如今一定和全国的农民一样，进步而富裕起来了。请你们接受我从千里外送去的祝福！1984年11月15日（原载《旅行家》1985年第3期）

回忆“五四”

一九一九年，我是北京协和女子大学的一年生。

在“五四”的头几天，我已经告假住在东交民巷德国医院，陪着我的二弟为杰——他得了猩红热后，耳部动了手术。“五四”那一天的下午，我家的女工来给我送换洗的衣服，告诉我说街上有好几百个学生，打着白旗游行，嘴里喊着口号，路旁看的人挤得水泄不通。黄昏时候又有一个亲戚来了，兴奋地告诉我说北京的大学生们为了阻止北洋军阀政府签订出卖青岛的条约，聚集起游行的队伍，在街上高呼口号散发传单，最后涌到卖国贼章宗祥的住处，火烧了赵家楼，有许多学生被捕了。我听了又是兴奋又是愤慨，他走了之后，我的心还在激昂地跳。那天窗外刮着大风，槐花的浓香熏得我头痛！

第二天我就同二弟从医院回家去了，到学校销了假。学生自治会里完全变了样，人人站在院里激昂地面红耳赤地谈话，大家都投入了紧张的工作。我被选作了文书。我们学生会是北京女学界联合会之一员。出席北京女学界联合会和北京学生联合会的，多是些高班的同学，我们只参加文字宣传，鼓动罢课、罢市和对市民宣传。协和女子大学是个教会学校，向来对于当前政治潮流是阻隔着一道厚厚的堤防的。学校对于学生的教育是“专心听道”“安心读书”，其余一概不闻不问。但是这次空前的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的力量，终于把这道堤防冲破了。对于素来不可侵犯的道貌岸然的美籍校长教员们，我们也理直气壮地和他们斗争了。

我们坚持罢课游行，罢课宣传。为了抵制日货，我们还旷课制造些日用品，绣些手绢等出卖，受到美籍校长和某些美国、中国的教员们的反对和讥讽。但是帝国主义者之间是有矛盾的，美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学生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拿出最狞恶的面目来阻挡，于是一向修道院似的校院，也成了女学界联合会代表们开会的场所了。同时学生们个个兴奋紧张，一听到有什么紧急消息，就纷纷丢下书本涌出课堂，谁也阻挡不住！我们三五成群地挥舞着旗帜，在街头宣传，沿门沿户地进入商店，对着怀疑而又热情的脸，讲着人民必须一致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反对军阀政府的卖国行为的大道理。我们也三三两两抱着大扑满，在大风扬尘之中，荒漠黯旧的天安门前，拦住过往的洋车，请求大家捐助几个铜子，帮助我们援救慰问那些被捕的爱国学生。我们大队大队地去参加北京法庭对于被捕学生的审问，我们开始用白话文写着各种形式的反帝反封建的文章，在各种报刊上发表。

五四运动的前后，新思潮空前高涨，新出的报刊杂志，像雨后春笋一样，目不暇接。我们都贪婪地争着买，争着借，彼此传阅。其中我最喜欢的是《新青年》里鲁迅先生写的小说，像《狂人日记》等篇，尖刻地抨击吃人的礼教，揭露着旧社会的黑暗与悲惨，读了使人同情而震动。“五四”以后，在这伟大的运动里醒起的青年们，有许许多多看清了必须革反动政权的命，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才能救国。他们勇敢地投身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走了百折不挠的艰苦的道路，终于和工农兵在一起把祖国拯救了出来。他们有的光荣地为革命而牺牲了，有的现在在新兴的祖国的各个岗位上，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另一部分青年，包括我自己，就像一泻千里的洪流中的靠近两岸的一小股，它冲不过河岸的阻力，只挨着岸边和竹头木屑一起慢慢地挪动着……

毛主席说得好：“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在五四运动时期，我还根本不知道五四运动是受着十月革命的影响，是受着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人们像李大钊同志等人的领导。我的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和所受的美帝国主义奴化教育以及我自己软弱的本质，都使“五四”对我的影响，仅仅限于文学方面——以新的文学形式来代替旧的形式这一点。“五四”过后，我更是“闭关自守”，从简单幼稚的回忆中去找我的创作的源泉。我的脱离群众的生活，使我走了几十年的弯路，做了一个空头的文学家。但是现在我并不难过，只要一息尚存，而且和工农兵在一起的时候，我还总会感到激动与兴奋。我想，在党领导下，我还可以努力同工农兵相结合，学习他们，改造自己，使我能尽我一切的力量，在我自己的岗位上为人民服务。（原载《人民文学》1959年5月号）

谢家墙上的对联

我从前写过，我的识字是从父亲书房里的一副对联学起的。那是我幼年在山东烟台居住时的事，那副对联是：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是能读三坟五典七索九丘

还有一副是清末以弹劾庆亲王而被谪南归的江春霖御史写的。那时他真是“直声震天下”！江老先生南下路过烟台时，在父亲的客室里住过几天。他写赠我父亲的一副对联是：庠舍争归胡教授楼船犹见汉将军

这当然是扣住父亲是海军学校校长的职位写的。我那时不懂得细问“胡教授”是出自什么典故，只记得他在上款中还有几句“……被谪南下，阻雪难行”。他久知我父亲是个“裘带歌壶，翩翩儒将，心向往之”，因此就在烟台逗留了几天。江老先生的字方正秀劲，真是“字如其人”！

1911年我们回到福建福州，在老家，我们这一房是和祖父一起吃饭的。饭厅在堂屋的后厅，墙上挂着曾祖父的画像，两旁挂有祖父写的一副对联是：谁道五丝能续命每逢佳节倍思亲

因为我的曾祖父是在农历端阳节那一天逝世的。

但是五月五日，是我们十几个堂兄弟姐妹最快乐的日子，因为在这一天，我们四房的孩子们，各自从自己的外婆家照例得到绣得极其精美的红肚兜，上面还挂着由五色丝线缠成的粽子样子和五彩缤纷的香包。这一天我们额上点着雄黄酒，笑语喧哗地互相炫耀着自己得到的礼物。但是到了吃饭的时候，我却不敢露出半点笑容，因为祖父和我的父母都极严肃而沉默地低头吃饭。爱吃甜食的祖父，就连用糯米做的粽子也不吃了。

祖父平时十分慈蔼，饭桌上，我们总是笑语不断。祖父还爱吃甜食，逢年过节，我们总有应时的元宵节的“元宵”和端午节的粽子，等等。母亲认为“元宵”是糯米粉包的，糯米太粘了，老人吃了容易生痰，因此每逢吃元宵时，母亲总会用眼神告诉我，去祖父碗里乞讨几颗“元宵”，祖父总是笑着让我吃几颗他碗里的“元宵”。

此外，我最记得的是北京中剪子巷父亲客厅里一副萨镇冰老伯的对联：穷达尽为身外事升沉不改故人情

诚挚之情跃然纸上，充满着这位老人的风度和风骨。

可惜的是祖父和父亲逝世时，我都不在他们身边，否则我一定将这几副对联保留下来！1989年3月30日晨（原载《散文世界》1989年第6期）

我的中学时代

因为整理信件，忽然翻出我的一位中学同学在七十年代给我写的末一封信。她写：

小谢：

记忆力真是一件奇妙的东西！你的声音笑貌和我们中学时代的一切，在我病榻上的回忆中，都是那样出奇的活跃而清晰……

这几句话又使我十分激动，思潮久久不能平静下来！

的确的，在我十几年海内外的学校生活中，也就是中学时代，给我的印象最深，对我的性格影响也最大。

我的中学生涯是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度过的（那时的中学是四年制）。十四岁的年纪，正是感情最丰富、思想最活泼、好奇心最强、模仿力和可塑性也最强的时候，我以一个山边海角独学无友的野孩子，一下子投入到大城市集体学习的生活中来，就如同穿上一件既好看又紧仄的新衣一样，觉得高兴也感到束缚。我用好奇而谨慎的目光，盯着陌生环境中的一切：高大的校舍，新鲜的课程，如音乐、体操，和不同的男女教师……

但是我最注意的还是和我同班的年龄相仿的女孩子。她们都是梳髻穿裙，很拘谨，守纪律，学习尤其刻苦。一同上了几天课，她们就渐渐地和我熟悉起来。因为我从小听的说的都是山东话，在课堂上听讲和答问都有困难。她们就争着教我说北京话。（那个头一个叫我“小谢”的同学，是满族人，语音尤其纯正）我们也开始互相谈着自己的家庭和过去的一切。她们大多数是天津、通县、保定等处的小学升上来的（她们都是寄宿生），数学基础比我好，在国文上我又比她们多读了一些，就这样我们开始互帮互学，我觉得我有了学习和竞赛的对象。那时我是走读生，放学到家打开书包，就埋头做功课，一切“闲书”都顾不得看了。

就这样紧张而规律地过了四年中学时代。我体会到了“切磋琢磨”的好处，也得到了集体生活的温暖。四年之末，我们毕业的同学才有十八个人。毕业后有的上了大学，有的参加了工作，我们约定大家都努力学习，好好工作，还尽量保持联系。此后的年月里，我们风流云散，也都有了自己的人生经历。但无论在天涯在海角我们惊喜地遇见，共同回忆起中学时代这一段生活时，我们总会互相询问：我们每一个人是否都完成了中学时代的志愿，做一个对国家对人民有益的人？1983年4月16日（原载《少年之友》1983年第4期）

在美留学的三年

这应该是我的自传的第六段了。

我的《寄小读者》就是在美留学的三年之间写的，但叙述得并不完全，我和美国的几个家庭，几位教授，一些同学之间的可感、有趣的事情并没有都写进通讯里去。

我在《我的大学生涯》里写过我的英文教师鲍贵思女士对我特别地爱护和关怀。鲍女士的父亲鲍老牧师也在二十年代初期，到北京燕大来看过他的女儿，并游览了北京名胜。我们也陪他逛过西山。他在京病了一场，住在那时成立不久的协和医院。他对我们说：“我在美国和欧洲都住过医院，但是只有中国的医护人员最会体贴人。”

我到了美国东部的波士顿，火车上只有我一个中国人了。这时在车站上来接我的就是这两位鲍老牧师夫妇。在威校开学前，我就住在他们家里。我记得十分清楚，这地名是默特佛镇火药库街四十六号。

46 Power House Street

Medford，Mass．

这住址连我弟弟们都记得，因为他们写给我的信，都是先寄到那里。这所房子的电话号码是1146R。和我同船来的清华同学们在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大学上课的，他们都来到这里来看望我，也都记得这电话号码。他们还彼此戏谑，说是为的要记住这些数字，口中常念念有词，像背“主祷文”　似的！

这所房子是鲍老夫人娘家的，因为这里还住着一位老处女，鲍女士的姨母，Josephine Wilcox，我也跟鲍家子侄辈称她为周姨（Aunt Jo）。

因为鲍老牧师夫妇和周姨待我和他们自己的儿女一样，慈爱而体贴，我在那里住得十分安逸而自由。他们家里有一个女工和一个司机。女工专管做饭和收拾屋子，司机就给他们开车。这个女工工作并不细致，书桌上只草草地拂拭一下，这是我最看不惯的。于是在吃早饭后，同周姨一起洗过盘杯，我便把鲍老牧师和周姨的书案收拾得干干净净，和我在自己家里收拾我父亲的书案一样。

在我上学以前，鲍老牧师带我去参观了几个男女大学，他们又带我到麻省附近观赏了许多湖光山色，这些我在《寄小读者》通讯十八“九月九日以后”的记事中都讲到了，否则我既没有自己的车，又没有向导，哪能畅游那么多地方呢？

总之，在美国时期，鲍家就成了我的家，逢年过节以及寒暑假，他们都来接我回“家”。鲍老牧师在孟省（Maine）的伍岛（Five Island）还有一处避暑的房子。我就和他们一同去过。在《寄小读者》的通讯中，凡是篇末写着“默特佛”或“伍岛”的地名的，都是鲍家人带我一起去过的。

此外，还有好几位我的美国教授，也是我应当十分感谢的。他们为我做了一些“破例”的事情。我得到的威校的奖学金，每学期八百元，只供给学、住、膳费，零用钱是一文无着；我的威校中国同学如王国秀，她是考上清华留学官费的，每月可以领到八十美金。国秀告诉我，不是清华的官费生，也可以去申请清华的半官费，每月可以领到四十美金，只要你有教授们期终优秀成绩的考语。我听她的话，就填写了申请表，但是我只上了九个星期的课便病倒了，又从学校的疗养院搬到沙穰疗养院，我当然没有参加期终考试，而我的几位教授，却都在申请的表格上，写上了优秀的考语，于是我糊里糊涂地得了每月四十美元的零用金！《寄小读者》通讯二十一中的K教授（Porf．E．Kendrick）是威校宗教系的教授，我没有上过她的课，但她在二十年代初期，曾到中国游历，在燕大女校住过些日子。我们几个同学，也陪她逛过西山，谈得很投机。因此我一到了威校，她便以监护人自居，对我照拂得无微不至！我在沙穰疗养院，总在愁自己的医疗费不知从哪里出，而疗养院也从来没有向我要过。后来才晓得是K教授取出威校给我的奖学金，来偿付的。我病愈后，回到鲍家， K教授又从鲍家把我接出去避暑。她自己会开车，带我到了新汉寿（New Hampshire）的白岭（White Mountains）上去。《寄小读者》通讯二十一到二十三，就写的是这一段的经历。

我在美国接触过的家庭和教授们，在一九三六年重到美国时，曾又都去拜访过，并送了些作为纪念的中国艺术品。威校的教授们还在威校最大的女生宿舍“塔院”（Tower Court）里，设午宴招待我们（那时K教授正在意大利罗马度假，她写信请我们到罗马去，于是我们在不见日、月、星三光的英雾都伦敦，待了三个星期之后，便到了阳光灿烂的罗马。这是我留美三年以后的事了）。

还有更应该写下的，是我的那些热情活泼的美国同学。在《寄小读者》通讯九中我已经写了她们对于背井离乡的异国的生病同学的同情和关怀，这里还应当提到她们的“淘气”！我这人喜欢整齐，我宿舍屋里墙上挂的字、画、镜框，和我书桌上的桌灯、花瓶等，都摆在一定的地方，一旦有人不经意地挪了一下，我就悄没声地纠正了过来。她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注意上了。有一天我下课回来，发现我的屋子完全变了样！墙上的字画都歪了，相框都倒挂了起来，桌灯放到了书架上，花瓶藏到了床下。我开门出去，在过道上笑嚷：“哪一个淘气鬼把我的房间弄得乱七八糟的，快出来承认！”这时有好几间的屋门开了，她们都伸出头来捂着嘴大笑：这种淘气捣乱的玩笑，中国同学是绝不会做的！

还有，威校在每天下午放学后，院子里就来了许多从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波士顿大学来访女友的男同学，这时这里就像是一座男女同学的校园，热闹非常。先是这宿舍里有个同学有个特别要好的男朋友来访，当这一对从楼下客室里出来，要到湖边散步时，面向院子的几十个玻璃窗儿都推上了（美国一般的玻璃窗，是两扇上下推的，不像我们的向外或向内开的），女孩子们伸出头来，同声地喊：No（不可以）！这时这位男同学，多半是不好意思地低头同女朋友走了，但也有胆子大、脸皮厚的男孩子，却回头大声地笑喊Yes（可以）！于是吓得那几十个伸出头来的女孩子，又吐了舌头，把窗户关上了！能使同学们对她开这种玩笑的人，必然是一个很得人心的同学。宿舍里的同学对我还都不坏，却从来没有同我开这种玩笑，因为每次来访问我的男同学，都不止一个人，或不是同一个人。到了我快毕业那一年，她们虽然知道文藻同我要好，但是文藻来访的时候不多，我们之间也很严肃，在院里同行，从来没有挎着胳臂拉着手地。女同学们笑说：“这玩笑太‘野’了，对中国人开不得。”

我毕业回国后，还和几个比较要好的女同学通信，彼此结婚时还互赠礼物。我的大女儿吴冰到美国夏威尔大学，小女儿吴青到美国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大学，都是以交换学者的身份去学习的，那里还有一两个我的威校女同学们去看她们，或邀请她们到家里度假。这些我的同学们都已是八十岁上下的人，更不是我留美三年中的事了！1987年6月13日

我在写《在美留学的三年》的时候，写了一些和美国同学之间的故事，却没有写我和中国同学之间的故事，是个缺憾！

我在一九二三年进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时候，那里已经有了几位中国学生，都是本科的，有桂质良（理工系）、王国秀（历史系）、谢文秋（体育系）、陆慎仪（教育系），还有两位和我同时到校的，她们是黎元洪的女儿黎女士和她的女伴周女士，因为她们来了不久就走了，因此我连她们的名字都记不起来了。

威大的研究生，本来是不住在校内的；她们可以在校外的村子里找房子居住，比较自由。校方因为我从中国乍来，人生地不熟，特别允许我住在校内的宿舍，我就和王国秀等四人特别熟悉了起来。我们常常在周末，从个别的宿舍聚到一起，一面谈话，一面一同洗衣，一同缝补，一同在特定的有电炉的餐室里做中国饭，尤其是逢年过节（当然是中国的年节），我们就相聚饱餐一顿。但是在国庆日，我们就到波士顿去，和那里的“中国留学生会”的男女同学们，一同过节。

波士顿的中国留学生多半是清华出去的，他们在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大学、波士顿大学等校学习，我们常有来往。威校以风景著名，波士顿的中国男同学，往往是十几个人一拨地来威校参观访问，来了就找中国女生导游，我们都尽力招待、解说。一九二五年以后，王国秀等都毕业走了，这负担就落在我一人身上，以致在那年的圣诞节前夕，在宿舍的联欢会上，舍监U夫人送我一个小本子，上面写：“送上这个本子，作为你记录来访的一连队一连队的男朋友之用！”惹得女同学们都大笑不止！

我们同波士顿的中国男同学们，还组织过一个“湖社”，那可以算是一个学术组织，因为大家专业不同，我们约定每月一次，在慰冰湖上泛舟野餐，每次有一位同学主讲他的专业，其他的人可以提问，并参加讨论。我记得那时参加的男同学有哈佛大学的：陈岱孙、沈宗濂、时昭沄、浦薛夙、梁实秋，和燕大的瞿世英。麻省理工大学的有曾昭伦、顾毓琇、徐宗涑等。有时从外地来波士顿的中国学生，也可以临时参加，我记得文藻还来过一次。

此外我们还一同演过戏。一九二五年春。波士顿的男同学们要为美国同学演一场中国戏，选定了演《西厢记》，他们说女角必须到威校去请，但是我们谁都不愿意演崔莺莺。就提议演《琵琶记》，由谢文秋演赵五娘，由谢文秋的挚友、波士顿音乐学院的邱女士（我忘记了她的中国名字）演宰相的女儿，我只管服装，不参加演出，不料临时邱女士得了猩红热，只好由我来充数，好在台词不多，勉强凑合完场！

还有一次，记得是在一九二六年春（或一九二五年秋），在中国留学生年会上，就和时昭沄、徐宗涑演了一出熊佛西写的短剧（那时熊佛西也在美国），这剧名和情节都已忘记得干干净净。现在剧作者和其他两位演员，都已作古，连问都问不到了！1987年6月22日补记（原载《收获》1987年第4期）

一日的春光

去年冬末，我给一位远方的朋友写信，曾说：“我要尽量的吞咽今年北平的春天。”

今年北平的春天来得特别的晚，而且在还不知春在哪里的时候，抬头忽见黄尘中绿叶成荫，柳絮乱飞，才晓得在厚厚的尘沙黄幕之后，春还未曾露面，已悄悄地远引了。

天下事都是如此——

去年冬天是特别的冷，也显得特别的长。每天夜里，灯下孤坐，听着扑窗怒号的朔风，小楼震动，觉得身上心里，都没有一丝暖气，一冬来，一切的快乐、活泼、力量、生命，似乎都冻得蜷伏在每一个细胞的深处。我无聊地慰安自己说：“等着罢，冬天来了，春天还能很远吗？”

然而这狂风，大雪，冬天的行列，排得意外的长，似乎没有完尽的时候。有一天看见湖上冰软了，我的心顿然欢喜，说：“春天来了！”当天夜里，北风又卷起漫天匝地的黄沙，忿怒地扑着我的窗户，把我心中的春意，又吹得四散。有一天看见柳梢嫩黄了，那天的下午，又不住地下着不成雪的冷雨，黄昏时节，严冬的衣服，又披上了身。有一天看见院里的桃花开了，这天刚刚过午，从东南的天边，顷刻布满了惨暗的黄云，跟着干枝风动，这刚放蕊的春英，又都埋罩在漠漠的黄尘里……

九十天看看过尽——我不信了春天！几位朋友说：“到大觉寺看杏花去罢。”虽然我的心中，始终未曾得到春的消息，却也跟着大家去了。到了管家岭，扑面的风尘里，几百棵杏树枝头，一望已尽是残花败蕊；转到大工，向阳的山谷之中，还有几株盛开的红杏，然而盛开中气力已尽，不是那满树浓红，花蕊相间的情态了。

我想：“春去了就去了罢！”归途中心里倒也坦然，这坦然中是三分悼惜，七分憎嫌，总之，我不信了春天。

四月三十日的下午，有位朋友约我到挂甲屯吴家花园去看海棠，“且喜天气晴明”——现在回想起来，那天是九十春光中唯一的春天——海棠花又是我所深爱的，就欣然地答应了。

东坡恨海棠无香，我却以为若是香得不妙，宁可无香。我的院里栽了几棵丁香和珍珠梅，夏天还有玉簪，秋天还有菊花，栽后都很后悔。因为这些花香，都使我头痛，不能折来养在屋里。所以有香的花中，我只爱兰花、桂花、香豆花和玫瑰，无香的花中，海棠要算我最喜欢的了。

海棠是浅浅的红，红得“乐而不淫”，淡淡的白，白得“哀而不伤”，又有满树的绿叶掩映着，秾纤适中，像一个天真、健美、欢悦的少女，同是造物者最得意的作品。

斜阳里，我正对着那几树繁花坐下。

春在眼前了！

这四棵海棠在怀馨堂前，北边的那两棵较大，高出堂檐约五六尺。花后是响晴蔚蓝的天，淡淡的半圆的月，遥俯树梢。这四棵树上，有千千万万玲珑娇艳的花朵，乱哄哄地在繁枝上挤着开……

看见过幼稚园放学没有？从小小的门里，挤着地跳出涌出使人眼花缭乱的一大群的快乐、活泼、力量，和生命；这一大群跳着涌着的分散在极大的周围，在生的季候里做成了永远的春天！

那在海棠枝上卖力的春，使我当时有同样的感觉。

一春来对于春的憎嫌，这时都消失了，喜悦的仰首，眼前是烂漫的春，骄奢的春，光艳的春——似乎春在九十日来无数的徘徊瞻顾，百就千拦，只为的是今日在此树枝头，快意恣情地一放！

看得恰到好处，便辞谢了主人回来。这春天吞咽得口有余香！过了三四天，又有友人来约同去，我却回绝了。今年到处寻春，总是太晚，我知道那时若去，已是“落红万点愁如海”，春来萧索如斯，大不必去惹那如海的愁绪。

虽然九十天中，只有一日的春光，而对于春天，似乎已得了报复，不再怨恨憎嫌了。只是满意之余，还觉得有些遗憾，如同小孩子打架后相寻，大家忍不住回嗔作喜，却又不肯即时言归于好，只背着脸，低着头，撅着嘴说：“早知道你又来哄我找我，当初又何必把我冰在那里呢？”1936年5月8日夜北平（原载《宇宙风》1936年第18期）

玉工的启发

好几年以前，在一个美术工艺社的玉器雕刻室，看见在外面车间里，有十几部用电磨雕玉的机器，在“嚓嚓”地细声响着，在工人手里转动的素材，很快地就被磨成种种美丽的形象，切磋琢磨用了机器之后，工作程序就快得多了。

进到里面小一点的车间，有几位师傅正在画图构思。他们手里捧着一块块的玉石，反复地端详，默默地运思，在想象他们手里的这块玉石，它的大小、颜色、形状、纹理、最适合于雕成什么东西，怎样使这块玉石在他们的意想调配之下，变成最鲜明生动的形象。

看了桌上的成品，使我们忍不住发出赞叹！比如说，有一块纯白的玉石，里面却有两朵大小不同颜色深浅的红点，雕玉师傅把它设计成两只来亨鸡，大的红点变成公鸡的鸡冠，小的变成母鸡头上浅红的冠子，公鸡引吭高鸣，母鸡在低头啄食，真是栩栩如生！以此类推，花卉、草虫、人物，各尽其妙。

我当时就联想到，我们写文章的人，也应该这样地处理我们捉到的素材。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朝气蓬勃，奇迹像春笋一般到处冒尖，英雄人物更是辈出不穷，只要一个作家有对新社会的热爱，有对自己工作的热爱，到处留心，到处发掘，材料会比山上的玉石还多的。问题就是怎样把它变成五光十色、多种多样、巧夺天工、生动鲜明的，有鼓舞人教育人力量的作品。

我知道有一位著名的作家，他身上永远带着一个小本，看到一个典型突出的小动作，或是听到一两句有力的生动的对话，他立刻就把它记在本子上，以备不时之需。他积累的零碎的材料很多，但不是全用得上，因为他是写大块文章的，牵扯不到的东西，无论多么好，也只得割爱——我总觉得很可惜。

现在，我们需要各种各样的文学形式的作品，特别是小型的。现在，劳逸结合，大家读书的时间多了，但是看长篇累牍的大作品，拿起来放不下，心中总会歉然，不像看短篇文章那样爽快。《人民日报》改版后的那些短小精悍、鼓舞士气、增加知识的文章，受到普遍的欢迎，也是为此。

因此，我们希望作家们抖擞精神，不拘一格，素材拿到手，端详一下，考虑一下，适合于写独幕剧，就写独幕剧；适合于写童话，就写童话；适合于写小小说，就写小小说；适合于写短诗，就写短诗……不把它闭居深藏，等待人马来齐，才一同上阵。这样就使夏云、流星、火花一样的、在作家脑子里印象极深的零碎的素材，也可以随时送到读者的面前，让大家一同享受到我们的感动和快乐。

当然，作家们都有自己熟悉的惯用的文学形式，不过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写文章的人，往往是多面手，问题是在于素材。而且不习惯的文学形式，也会因为尝试而得到了味道，导致后来的得心应手，左右逢源，“有意栽花”，同时也不妨“无心插柳”，弄到绿叶成荫，才知道劳动永远是不白费的。

我们的时代，是百花齐放的时代，我们不但要盈亩满畦、一望无际的牡丹和菊花，我们也要树下的紫罗兰，草地边的蒲公英，世界上没有不爱花卉的人，但是每人的爱好不尽相同，我们的责任是不但让读者能兼收并蓄，还可以各取所需。（原载《文艺报》1961年第2期）

花光和雪光

从湛江回来，眼前总是萦绕着湛江的醉人的景色，平常所熟悉的北京窗前的一切，似乎都显得暗淡了。直到前几天一觉醒来，看见檐前光辉夺目，赶忙爬起凭窗一望，原来昨夜下了一场大雪！屋上地上厚厚软软的一白无际，几只寒雀在蒙着一层雪片的枯枝上啁啾上下；几个上学的、穿着红色蓝色“棉猴儿”的孩子，手里握着雪球在新扫出来的一条小道上，嚷着笑着地奔走追逐。琉璃世界之中，亭立在小山上的几棵白皮松，衬托着这几个跳动着的红蓝的小点，显得加倍的清新、庄严、活泼。一阵快乐的感觉，涌上我的心头，我们祖国的冬天无论在地北天南，都是这样的可爱呵！

我又神游于十天以前，我在湛江的寄居地点，那是湛江海滨招待所，光这“海滨”二字，就给人以一个醍醐灌顶的清凉的感觉！我的窗外是一丛小酒瓶那样粗的翠竹，翠得发墨。翠竹的旁边，就是几棵高与人齐的“一品红”，喜盈盈、红艳艳地开满了盘子大小的大红花；这后面是一行白玉兰树，叶子是浅绿色的；玉兰树的后面，又是一行相思树，叶子像眉毛一般，细长细长的，树梢开着黄色的小花；相思树的后面，是一行英雄的木麻黄树，这种树，值得我们大书特书，讴歌颂赞！论它的形象，真是刚健婀娜，有松柏之佼佼，又有杨柳之依依，它的直立的躯干，长针形的叶子，比柳坚强，比松柔媚，远远望去，郁郁葱葱的，总像笼罩着一身轻纱似的烟雾。这种树，还有一个最惹人怜爱之处，就是它爱海，越是把它栽在海滨，受着海风，沐着海涛，它越是长得快！湛江的人民，摸着了它的禀性，以农业合作化的威力在八百公里长的海岸上，密密层层地建立起木麻黄树的长城。这几千万棵树，就像并肩交臂、迎风欢笑地披着长发的姑娘，在海浪喧哗摇撼之中，聚沙垒石，与海争地……聪明勇敢的湛江人民会告诉你，这些树给千百年来受着海水风沙祸害的人们，带来了多大的幸福！

话一说就远，我应该勒住我笔头的野马，谈一谈湛江的“花光”。在湛江，真是有花皆艳，无叶不香！除了一品红之外，那边的红花，品种多到不可胜数，湛江人把红花太看得贱了，单瓣的、双瓣的、垂着长蕊的……只要是红色的，都笼统地回答你说：“没有什么特别名字，横竖是大红花呗！”那种司空见惯的自豪而又“无所谓”的神情，叫人又羡又妒！

在那边，不但花香，叶子也是香的，香茅草长得遍地，还有什么香根、大叶桉、小叶桉……随便摘下一片叶子，在手心里揉一揉，都是清香扑鼻。多么饱满肥沃的地脉呵，十二年来，人民翻了身，地脉也解放了，它尽情地、涌流不息地从每一朵花、每一片叶子上呈现发散出自己万千年来蕴积的艳色与浓香！

湛江是红艳艳的，北京是白灿灿的，在这天南地北之间，游观居住的新中国人民，是无比的幸福的！我心里在这样地歌颂感谢着。（原载1962年1月14日《北京晚报》）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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