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邹静
出版社：中国纺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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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装王国的缔造者试读：
引言
2014年5月的一天，明媚的春光倾泻而下，笔者到江苏省镇江扬中市郊采访一家当地的企业。在扬中市的宜禾路上，桃红柳绿，姹紫嫣红。江南特有的春色绽放着梦里水乡的韵味。干净的路面上，车辆来来往往，路人结伴而行，从容愉悦的神色伴随着细碎的话语，和他们的影子一起走过。
就在这条被命名为“宜禾”的道路上，静静地矗立着一家民营服装制造企业——宜禾股份有限公司。
它，是国内最大的专业职业装生产企业；它，是中国职业装领域独树一帜的第一品牌；它，是引领中国职业装发展的“职业装专家”。宜禾股份有限公司扬中基地。
岁月的洪流奔涌向前，但磨灭不了那些闪光的足迹，它们在宜禾成长的道路上熠熠生辉：
1983年，宜禾前身镇江飞达服装厂成立；
1988年，宜禾正式进入职业装行业，为职业装正名；
1993年，成为中国500强代表企业的职业装供货商，通过ISO 9001国际质量体系认证；
1996年，宜禾新厂房竣工并投入使用；
1998年，参加中国首届职业装博览会，荣获“江苏省名牌产品”称号；
2000年，“宜禾”被授予“中国职业装第一品牌”，“宜禾”首届职业装秀在北京天伦王朝演出；
2002年，“宜禾”荣获“中国职业装十大领衔品牌”；
2003年，“宜禾”成立了全国首家职业装研究所；
2004年，“宜禾”荣获“国家免检产品”称号；
2005年，“宜禾”被授予“中国职业装第一品牌”；
2006年，“宜禾”荣获“中国纺织行业特殊功勋企业”称号；
2009年，“宜禾”斥巨资创建的中国首家职业装博览馆正式对外开放；
2010年，“宜禾”被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批准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2011年，“宜禾”被授予“中国职业装研发基地”；
2012年，“宜禾”股份投资成立“宜禾——东华大学材料学院功能纤维及高端职业装研发中心”；
2013年，“宜禾”创建的中国职业装博览馆二期——民族馆开馆；
……“宜禾”户外广告是沪宁线上的一道亮丽风景。
宜禾股份有限公司以职业时装、职业制服、职业工装和职业防护服的制造、研发为主营业务，它下属的核心企业——镇江飞达制衣有限公司是国内最大的专业职业装生产企业。宜禾股份集制造、研发、贸易和投资为一体，拥有服装、鞋帽、投资、职业装研究所和酒店等多个经营实体。
到2013年10月，江苏省的明星企业“宜禾”已经走过了整整30个年头，“宜禾”的足迹也遍及全国各行各业：部队、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院校、宾馆、酒店等都是它的长期客户，在全国500强企业中，有200多家都和“宜禾”建立了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如今30多岁的“宜禾”在业界早已声名赫赫。虽然人们并不清楚它成为“中国职业装专家”的来龙去脉，但很多人都知道宜禾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是大名鼎鼎的马金芳，正是她缔造了“中国职业装专家”——“宜禾”这个响亮的品牌。
马金芳，生于20世纪50年代。60年的风风雨雨，马金芳跌宕起伏的人生命运，与新中国政治经济的巨大变革、中国服装行业的发展繁荣、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迅猛推进以及“宜禾”品牌的缔造与巩固，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汇成了新中国历史长河中的一曲澎湃乐章。马金芳近影。第一章青葱岁月：天将降大任于斯人
有时候，命运的不公，也是人生的一笔宝贵财富。
青春成长的岁月里，马金芳的家庭与个人成长遭遇了荒唐时代的无情嘲弄，十年浩劫一度让她的世界坠入谷底。
但在谷底中的她从未放弃，却更加坚定地追寻着人生的“正能量”，追寻着事业的梦想和希望。
于是，那些挫折和苦难，成了命运馈赠给有准备的人生丰富的给养。
马金芳和她的宜禾，如傲雪梅花，经过了数九寒冬的洗礼后，香压群芳，怒放枝头。1.个性要强 凡事争先
1953年12月，冬日的一天，马金芳出生在江苏镇江扬中的一个富裕之家。她，是这家的长女。
那个时候，新中国刚刚建立4年多，国民经济有了根本的好转。但是那时的新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工业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
就在马金芳降生的这个月份，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了《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其中主要指出：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总路线和任务，是要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也就在马金芳出生的这一年——1953年，为了贯彻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全国上下群情激昂，开拓奋进，要改变工业落后的面貌，向社会主义工业化大踏步迈进。
对于这一切，襁褓中的马金芳当然一无所知。在她的记忆里，童年生活仿佛是一片温暖而明媚的阳光。
马金芳的家在扬中，伯父和父亲新中国成立前都在上海开店。家族既经营锦货店、南货店，又经营铜器店，仅马金芳的父亲就在上海经营有4家店面。父亲大多数时间都在上海做生意，而马金芳的母亲则带着孩子留在扬中老家。赶上节日和农闲，母亲会带着马金芳去上海和父亲团聚，一家人其乐融融。
因为家境殷实，马金芳儿时可谓是养尊处优。童年的小伙伴中，她是穿得最时髦、最漂亮的那一个。不仅穿着打扮与众不同，在性格方面，马金芳也是从小就表现出比一般孩子更出众的一面。她坦言自己有种凡事都想争第一的男孩子性格，有时甚至比男孩子还要强。
在扬中本地入学念书后，马金芳要强的性格很快在校园生活中显露出来。她的成绩在学校里数一数二，并且一直担任学习委员和其他班干部职务。如果学校组织统一考试，马金芳的试卷经常被老师作为样卷张贴在墙上，让同学们观摩学习。如果授课老师有事外出，部分课程甚至由马金芳代劳。老师这样评价她说：你如果要升学去上最好的中学，根本不需要参加考试，直接点名去上就可以了。马金芳小学时期的一位男同学谈起她当年在学校的风头，至今仍有些“愤愤不平”，说她帮老师管理班级非常严格，让他们这些爱偷懒搞小动作的男生不得不有所收敛。
谈起自己当年在校时的诸多细节，马金芳总会有些小小的兴奋和自豪。可以想象，一位品学兼优、出类拔萃的优等生，兼之家境优越，衣着入时，在当年的校园里，该引来多少艳羡的目光！她的内心又该有多么骄傲！
回首前尘往事，那段岁月必定是马金芳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无忧无虑，品学兼优，美丽时尚，人见人羡……如果一切都这么一帆风顺，马金芳应该成长为今天人们口中的优秀“富二代”：富足，有学识，光彩照人。
但是，命运总是偏爱曲折离奇，总是难免变化莫测，总是喜欢捉弄世人。有人说，命运是人与天地之缘、宇宙之缘，它无所不在却又无所在。当你信它的时候它存在于所有；当你不信它时，却发现造化弄人。幼年的马金芳还不懂得命运是什么，但是在时代大潮汹涌澎湃的力量裹挟中，她那命运的转轮早已开始慢慢地偏转……
早在1956年年初，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已在全国范围内显现，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当时具体的实施办法是：国家对资本主义私股的赎买改行“定息”制度，统一规定年息五厘。所有的生产资料都由国家统一调配，资本家除了能拿到定息外，不再行使“资本家”的职权，他们要逐步改造，最终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到1966年9月，定息年限期满，公私合营的企业就全部转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1956年年底，我国基本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图为上海市信大祥绸布商店挂上公私合营的店牌。
这期间，马家的几个商店也随着时代的潮流，先后进行了公私合营。“我父亲、叔叔他们的商店，也都公私合营，被收掉了。几乎是一夜之间，那些自家的店铺就变成集体的了，不再属于自己了。”
公私合营对于马氏家族来说，是个剧变。但是，因为马金芳年纪尚小，所以家族的变化还未深切地影响到她。然而让人始料未及的是，十年浩劫接踵而来，并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全国。无数中国人的命运都在这十年里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小小的马金芳也概莫能外。对她来说，那段岁月，是人生中最痛苦、最黑暗的岁月。2.十年浩劫 风雨洗礼
1966年，正当我国国民经济的调整基本完成，国家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一场长达十年，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就在这一年的一天夜里，突如其来的灾难降临马家。一群红卫兵冲进了马金芳的家门，抄走了家里所有的东西。一时间，少女马金芳所熟悉的一切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她家的房屋被拆，父母接连遭到批斗，一家人的生活境遇一落千丈，只能靠务农来维持生计。马金芳也从曾经的“小公主”沦为了“灰姑娘”。20世纪60年代的扬中三茅大桥。
五十多年前，史称“太平洲”的扬中还只是长江中的一个小小孤岛。那里土路窄小，一旦下雨，路上坑坑洼洼、泥泞不堪，让人寸步难行。那时候，多数人都是住在土坯房屋里，马金芳和父母兄弟被抄了家、拆了房，只能挤在一间小屋子里过活，这和以往的生活真是天壤之别。
但是生存环境的恶劣和生活境遇的低落没有把马金芳击垮，她还是坚持每天上学，用优秀的学习成绩来证明自己，维护自己的尊严。但是，四年后，也就是1970年，马金芳再次遭遇了命运冷酷的迎头痛击。
就在这一年的1月，马金芳刚刚初中毕业，一个噩耗从天而降。她，作为一个“地富反坏右子女”，从此没有资格再念书了！这对马金芳来说不啻为晴天霹雳。“念书那个时候不能念了。为什么不能念呢？因为我是‘地富反坏右子女’，那个时候升学必须经过‘自报公议三推荐’，我们这些非贫下中农成分的是被剥夺推荐资格的。所以，我只上到初中毕业。”
所谓自报公议三推荐，就是自己报名，由群众讨论、评议升学。马金芳作为一名“地富反坏右子女”，当然不可能被推荐上高中，她的求学之路从此戛然而止。
每当回想起这段往事，马金芳总是感到深深的遗憾。当年的求学之路断了，追求梦想的道路也就断了。那时候，她一直梦想着要当一名科学家，要为国家的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那是时代的呼唤啊！
但是，那个时代不需要像马金芳这样的“地富反坏右子女”，她只能回家种田做家务。眼看着昔日的同学继续求学读书，她的内心无比苦闷。“不能去读书，感觉这是人生最大的逆境。在家种田的时候也是最苦闷的，一天到晚想着要读书，一天到晚想着要做事。我不可能就这么默默无闻地待一辈子，那样愧对自己，也愧对这个社会。”
那时候，除了干农活和干家务，马金芳唯一想做的就是看书。
这是她从小养成的习惯。马金芳从小学四年级就开始看小说，《红日》《红梅》《青春之歌》都是那一时期的流行文学，还有竖排版的古典文学《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虽然有些还看不太懂，但是马金芳总能坚持把它们读下来。“文革”期间，很多文学书籍都被列为禁书，遭到查抄烧毁，马金芳能找到的书也只有寥寥几本。因为不能上学，马金芳几乎翻遍了所有能看到的书。只有看书，才能缓解她内心的痛苦。“当时没有书看的时候，《十万个为什么》我都看了好多遍，那个时候没有别的书看，只能看这个。遇到一些优秀的手抄本，我都爱不释手，挑灯夜读，第一时间饱览。”
只有钻进书里，马金芳才能得到一丝精神解脱，才能触摸到一点无法想见的未来。马金芳说那时候她天天看书，走路时看书，吃饭时看书，务农时看书，做家务时还在看书。
有一次，马金芳在田间挑泥石，卸下担子里的泥石，她挑着担子往回走，一边走路一边看书，一不小心一脚踩进了河沟里。还有一次，马金芳在家烧火做饭，捡拾柴火时误把书塞进了灶膛，结果猛烈的火舌引燃了书，马金芳自己也被火燎了头发和眉毛。“那个时候，父母亲经常摔我的书，因为我习惯拿着书吃饭。有时候看书入了迷，碗里的饭吃光了自己还不知道。还有的时候，筷子把饭都扒拉到碗外面去了我还没发现。”
如今每每说起那时的情景，马金芳的眼里总是泛出甜甜的笑意。在那段苦闷的岁月里，读书，是她脑海里最美好的记忆。“每天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晚上12点到凌晨2点，因为这个时间我终于可以专心看书了。那个时候没有钱买煤油，我就打着家里唯一的一把手电筒躲在被窝里面看。”
想尽一切办法，排除一切困难，马金芳如饥似渴地从书中汲取养分：数理化知识，前人积累的经验，先贤哲人的思想……古语云“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马金芳对这句话深有感触。她自幼就打心底崇尚科学文化知识，追求“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境界，希望自己可以做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虽然在“文革”时期对自己的未来很迷茫，可是马金芳从未放弃自己，也从未放弃努力。静心学习，是马金芳此生不懈的追求。
读书，在那个时候，是她与自己的命运抗争的唯一方式。3.家教学养 一诺千金“文革”十年，即使一家人身处逆境，马金芳的父母也仍不忘对子女谆谆教导，严格要求。马金芳说，每次我洗白球鞋，父母总嫌我一次洗得不干净，他们要求我洗很多遍，直到鞋面雪白没有任何污点为止。
通过这个小小的生活细节，可见父母对马金芳的管教和要求近乎苛刻。虽然自幼生活富裕，但是马金芳一直在传统而严格的家教氛围里长大，她的父母从没放松过对她的教育和培养。
时至今日，马金芳仍对父母的教诲念念不忘，这是贯穿她一生的做人做事的准则：当别人求你帮忙的时候，你一定要当成自己的事去办；不要给别人添麻烦，能自己担的事就自己担；一定要为别人着想，关心别人胜过关心自己；做人要有骨气，有尊严；人要讲诚信，说过的话一定要算数，一诺千金……
除了做人做事的理念，马金芳的父母对她的仪表举止也有严格的要求。不但衣着要整洁得体，父母亲还要求马金芳的行为要大大方方，不许扭扭捏捏，像个害羞的小女孩。
即使在“文革”那段残酷的岁月里，马金芳的父母仍然没有降低做事的标准。至今马金芳还清晰地记得：每次拔秧，秧盘底下必须平平整整；一次菜没炒好，父母会连续批评三天；读书学习，要求一遍就彻底搞懂。父母的教育可谓事无巨细，处处把关，谆谆教导。甚至到马金芳30岁的时候，母亲还在纠正她走路的样子。
正是这样严格的家教造就了马金芳，让她在十年浩劫的岁月里迅速成长，积极适应，自我担当。在扬中务农期间，因为父母早就教会了马金芳独立生活的本领，所以她从“千金小姐”变为农民的角色转换过程中，无论是适应能力还是心态，都转换得非常自然。也正是这样严格的家教，让马金芳在那个混乱的年代仍旧保有尊严：自重，自爱，自强不息。
今天，在马金芳的身上还能看到父母严格家教的长远影响，她总能给初次相识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宜禾独具特色的展厅总是引人瞩目。
短发，有质感，一丝不苟，显示出一股说一不二的刚毅；脸庞，白皙润泽，不施粉黛，衬托出这个江南女子的柔美和精致；鼻梁，挺且直，给人感觉她是一个正直而值得信赖的人。
她有魅力，有威信，对周围的人关怀备至；她严肃、敏感，不喜欢谈论自己，很少吐露心事，克制情感的流露，拥有温柔与刚毅并存的特质。
与她面对面交谈的时候，你会感觉她的目光犀利却又充满暖意。她沉默不语时严肃得像一位大家长，笑的时候又亲切如邻家姐姐。
她总是穿着一件肩部微微上翘的上装和黑色裤装，硬朗而挺拔，大方而优雅。脚上总是踩着一双黑色船鞋，似乎随时准备健步如飞去应对一切。她通身没有佩戴一件首饰，理性与感性，两种气质完美地交融在一起。
四十多年前，马金芳还无法想象自己今日成功的模样，还在黯淡无边的生活中苦苦思考自己人生的出路。那时候，父母不但教给她人生的基本准则，也给她指明了人生的方向。“我父母说过一句话，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4.缘定服装 创业起念“文革”期间，由于马金芳一家人戴着“地富反坏右”的帽子，所以社会地位一落千丈。马金芳没有资格去念书，当公务员更无从谈起。“由此我有了一个想法，就是不能就这样埋没自己的一生，还是想做点事情。”
马金芳不甘心就此沉沦下去，变成没有知识和头脑的人。在父母的引导下，她想学一门技术，有一技之长，从经济上寻求出路。马金芳觉得社会是个大学堂，那里的知识、技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考虑再三，年仅18岁的马金芳认准了一个理儿：“技术是不认人的”。1972年5月，马金芳进入当时的扬中县红胜云母厂工作。由于工作努力、表现突出，她很快就成为红胜云母厂的车间主任。
6年后，也就是1978年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走了十年浩劫的阴霾，在乡镇企业做了多年技术员的马金芳感受到了这股新鲜的活力。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就在这一年的12月，马金芳毅然离开了红胜云母厂。不久，她居然辗转去了山东济南缝纫技术学校学习服装技术。“我想，如果能够有这样一门技术的话，我可以不停地去动脑筋，而不是总在重复一个动作。”
原来，在红胜云母厂待了6年，马金芳觉得那里的工作单调、机械，技术含量不高，没有发展前途，也不能满足她继续求知的愿望。马金芳心里想的是要掌握一门可以安身立命的技能。而且，这门技能还要不断地带动她提高和进步，不断地给她带来新鲜感和成就感。在那个年代，女性可以从事的技术职业屈指可数，缝纫裁剪是比较适合的职业之一。所以，经过慎重考虑的马金芳毅然到山东学习服装技术。
1978年的中国服装行业尚在渐渐苏醒的过程中。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从业人员的着装因为深受辛亥革命的影响，中山装是城市男子的主体服装。新中国成立之后，政府官员的职业服装也只在中山装的基础上有所改进和简化。而在工矿企业里，工人多数穿着帆布面料——俗称“劳动布”——制作的工作服，那几乎成为劳动和福利的象征。“文革”时期，全国一片灰、黑、蓝，人们的服装款式单一、颜色单调灰暗。绿军装成为一种革命、光荣和神圣的代表。由绿军装、武装带、解放鞋与军挎包组合起来的“红卫兵装束”成为那个时代最流行的装扮，能穿上军装和军大衣是年轻人最为荣耀的事情。
马金芳虽然亲身经历着这些时代服装的变化，但是她当时对服装行业的发展还没有清晰的认识，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将来会与中国服装业的发展紧密相连。
那时候，25岁的马金芳就像海绵遇到了水，一到济南她就投入到服装剪裁设计的学习中。别人游玩，她在裁剪；别人睡觉，她在揣摩。她如醉如痴地钻进了服装裁剪的奇妙世界，废寝忘食地钻研，以至于学习两个月她就瘦了10斤。毕业的时候，马金芳因为学习成绩优异，成为500多个学员中唯一能够到济南工业展览馆展示技术的女生。那时候，多家服装企业向她抛来了橄榄枝，可是没想到她很快就从山东打道回府了。
原来，天资聪颖的马金芳在济南缝纫技术学校很快掌握了缝纫裁剪技术，可是她觉得在那里学到的服装技术知识极其有限，无法满足自己求知的欲望。1979年1月，马金芳又单枪匹马来到上海闯荡。
就在马金芳到达上海的这个月底，时任交通部外事局副局长的袁庚拿到了国务院《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的批复，一块方圆2.14平方公里的土地被划给了招商局，这就是日后的蛇口工业区。那里成为改革开放的小小试验田，这个普通的小渔村一跃成为“中国改革的先行者”“特区中的小特区”。
也就在这一年的大年初一，中国内地媒体历史性的突破在上海的《解放日报》悄无声息地上演。在国人暌违“广告”13年之久后的一天，《解放日报》在全国媒体中率先恢复刊登商品广告。此后，从中央媒体到地方报刊一呼百应，门户洞开，商品广告铺天盖地进入百姓家。
这就是1979年的春天，冰雪开始消融，中国的商业大潮已经动地而来。
这一年的4月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会议决定从1979年起，用3年时间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
同年7月15日，国务院批转广东、福建两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同意试行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大包干的经济管理办法，两省在计划、物资供应、物价政策等方面也实行新的经济体制和灵活政策。更令人瞩目的是，决定同意先在深圳和珠海划出部分地区试办出口特区，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和厦门设置特区。
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引发的思想震荡也体现在生活消费领域。1979年春天，北京民族文化宫迎来了有史以来第一场时装秀——著名的法国时装设计师皮尔·卡丹亲自率领12名法国姑娘走上中国的T台。当时这场秀还被冠以“服装观摩会”的名目，来参观的人也仅限于中国外贸界与服装界的官员和技术人员，但是，这也从一个侧面让国人第一次知道了“外面的世界原来这样精彩！”
就在马金芳到上海进修服装技术的时候，上海也迎来了服装领域的新气象。1980年8月，停滞了14年的中国出口服装洽谈会在上海举行，成交额是上一届——1966年洽谈会的30多倍。在此期间，我国第一场时装表演正式亮相，令国人耳目一新。
1980年11月，国内第一支时装模特队——上海市服装公司服装表演队亮相上海滩，引起全国性的轰动，“时装模特”也就此在新中国诞生。
这期间，马金芳还在上海的小作坊里学习服装技术，她没有机会到学校里去深造。此时，中国官方的服装教育培训已经拉开了帷幕。1982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开设了国内第一个服装短训班，1983年苏州丝绸工学院开设了服装教育的第一个本科专业。中国服装专业教育由此“一石激起千层浪”，仿佛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中国服装界开始打破黑、灰、蓝一统天下的局面，服装服饰百花齐放，人们的生活又开始五彩斑斓起来。1979年皮尔·卡丹在北京的服装观摩会轰动全国。
时年26岁的马金芳即使身在上海，恐怕也没有注意到《解放日报》的那则广告和皮尔·卡丹时装秀的新闻，她对特区还没什么了解，对改革会带给她的影响也没有太多的设想。但是她心里很坚定地认为，在那个年代，“上海”就是品质、时尚、先进的代名词。她觉得上海是当时自己学技术最好的课堂。自己少儿时期也经常来上海生活。到这片广阔的天地里来，一直是她心中的梦想。只身闯荡上海的马金芳一头扎进了缝纫铺，虚心做起了学徒，这一待就是4年。
在这4年的时间里，马金芳边做学徒边做活。白天跟师父学技术做活，有时候在门店做，有时候登门为客户量体裁衣，晚上回来自己还要不断地练习白天学到的技术。4年里，马金芳平均每天的睡眠时间只有3个小时，在她心里一直有一股顽强的力量支撑着自己：“你要想成就一件事情，就要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你能比别人多付出一倍乃至数倍的努力，成功的机会就一定属于你。”“为了成功，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这就是马金芳人生经历的真实写照！三十多年前，她独自在上海闯荡，为了掌握技术，她经常要“咬紧牙关，坚持！”4年间，马金芳练就了一身精湛的制衣技术，西装、大衣、旗袍样样做起来游刃有余。因为制衣是一项细致的工作，必须一丝不苟、聚精会神，每个细节都要精益求精，对自己本来就要求严格的马金芳也变得更加严谨和坚毅。
回望当年恶劣的外部环境和马金芳曲折的成长经历，才能真实地体会到：激励马金芳刻苦学习技能的背后，不单是想要掌握一门技术的渴望，更是十年浩劫给她的内心带来的巨大震荡。回忆起当年的点滴，马金芳说得最多的就是，当时经常挨批斗，政治地位、社会地位都没有。这让她下了一个决心：一定要做一番自己的事业！
想要成就自己的事业，是外部环境的驱使，更是马金芳的个性使然。“我这个人是一个爱学习的人，我非常喜欢挑战。”
马金芳从小就发自内心地热爱学习，而且她非常喜欢新鲜事物，不喜欢机械重复的劳动，觉得“重复做一个动作的时候，就把自己的脑袋瓜子锈死掉了”。那个时候，马金芳就把自己的人生定位为有质量的人生，这个质量不是财富和金钱，而是有知识、有文化、有技能，知识越丰富，文化积淀越深厚，技能越高超娴熟，人生才越有质量。
20世纪80年代初期，经过艰难生活的历练，马金芳对自己的人生蓝图有了更清晰的勾画：掌握知识和技能，成就一番自己的事业，体现自我的价值，实现人生和生命存在的意义。她的人生目标越来越明确了。
1982年，也就是马金芳在上海学缝纫的最后一年，她为实现人生目标所做的准备快要蓄积成熟的时候，机会也悄悄临近了。
这年9月1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在会上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崭新命题。胡耀邦作了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这也是后来人们熟知的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到20世纪末，我国经济建设的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即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000亿元左右，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也就在这一年，马金芳得知父亲患了癌症。1983年，马金芳从上海回到了扬中，以便更好地照顾父亲。与此同时，她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改革的气息。
就在这一年的1月12日，邓小平提出：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勤劳致富是正当的。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大家都拥护的新办法，新办法比老办法好。总之，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这是现在众所周知的邓小平的重要讲话。
3个月后，也就是1983年4月13日，国务院又发布《关于城镇劳动者合作经营的若干规定》和《〈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的补充规定》。这些规定给城镇个体经营者正名，让他们有经营和生存的一席之地。文件明确指出，城镇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基本的经济形式之一。
在服装纺织行业，一系列促进发展的政策陆续出台。
1979年，国家给轻纺工业的基本建设投资23亿元，还增加了轻纺工业挖潜改造措施费和专项贷款15亿元。
1980年1月，国家又决定对轻纺工业实行“六个优先”的原则，也就是原材料、燃料、电力供应优先，挖潜、革新、改造的措施优先，基本建设优先，银行贷款优先，外汇和引进新技术优先，交通运输优先，让轻纺工业加快发展的步伐。
到1983年12月1日，国家商业部发出重要通告，即日起全国临时免收布票、絮棉票，对棉布、絮棉敞开供应。延续了几十年的布票制度一经取消，服装业改革的呼声迅速响遍了全国！
一系列支持个体经济的政策法规出台了，南方的经济特区正热火朝天地建设着，服装行业重新开始繁荣了。一直奋发图强的马金芳敏锐地感觉到，自己的机会来了！“1983年，正好碰到了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政策，对私有制重新定论。开始允许大家去办厂，我感觉到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我当时也想办厂。”
但是，跃跃欲试的马金芳刚提出自己的想法，立刻就遭到了父母的强烈反对。当时，一家人刚刚经历过“文革”的打击，还没有完全从痛苦的阴影中走出来，父母心有余悸，怕马金芳再遭受这样的冲击；国内关于改革开放的争论、围绕特区的非议一直云谲波诡，谁也不能确定改革的风到底会往哪个方向吹。多重顾虑导致父母强烈反对马金芳想要办厂的尝试。
马金芳则毫不退缩，耐心地劝说父母。“我跟他们讲每天重复劳动，这样不行，人生没有意义。”
其实，马金芳早已做好了打算。如果以后能够发展好，她还能学到一点知识和技能；如果发展不顺畅，最差也不过是回家种田，这点最基本的权利还是有的。于是，经过多次劝说，马金芳争取到了父母的支持，义无反顾地办起了服装厂。
这一年，马金芳30岁，那是她的而立之年。“三十而立”，源于《论语·为政》。对这句话的一种解释是，人到了30岁就应该去面对一切困难。还有一种解释是，“三十而立”中的“立”不是指成家立业，而是在对社会和自己都有比较明确的认识和理解基础上的一种自觉的或者是有相对觉解的意识，一种自我人格独立的意识。
回望马金芳人生的“而立之年”，她在当时确实已经做好了面对一切困难的准备，她的内心对社会和自我有明确的认识和理解，实现了自我人格的独立。30年间跌宕起伏的人生经验已经为她成就一番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0年后，马金芳带着某种幽默感和某种坦诚轻松谈起波折的青少年经历，也感慨自己抓住了历史的机遇，起念创业。“企业的发展，我们第一个感恩的是这个社会，社会给了我们机遇。如果社会没有这个条件，我们创业也是困难，感谢这个社会给了我们创业的机遇。”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有太多的人凭借当时社会的机遇赶上了经济发展的潮头。内因和外因促使马金芳赶上了中国服装行业复苏、发展的时代。就在她痴迷学习缝纫技术、义无反顾办厂的那一时期，民营服装厂已经如雨后春笋般在国内出现。
早在1976年，和马金芳的家乡距离不太远的江苏常熟，一位名叫高德康的年轻人在一个叫白茆镇的地方发起组织了一个缝纫组，他们只有11个人和8台半新不旧的脚踏式缝纫机。靠着一间借来的房子和大家东挪西凑的启动资金开始创业。这个缝纫小组就是“波司登”的前身。
1979年，在宁波的一间地下室里，李如成等几个知青凭着2万元知青安置费，自带尺子和剪刀，办起了宁波青春服装厂。这家青春服装厂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雅戈尔”的前身。
1980年，全国乡及乡以上的服装企业已经达到22100家，全国服装行业的从业人员达到了90.9万人。
1983年，刚开始创业的马金芳还不知道，那一年她的这个决定，将使她站在中国服装行业改革开放的前位起点上。自此，中国服装业发展繁荣的30年，将是一个充满了激荡、激情的时代，是百舸争流、大发展、大升级的时代，其发展速度，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和成果，都远远超过了当时人们哪怕是业界人士最乐观的估计。
在这个时代大潮中，中国的服装产业将用15年的光阴完成从工场手工业到现代大工业生产方式的过渡，构建全新的现代服装产业体系；再用15年的光阴以品牌战略为核心开展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以资本运作、多品牌、国际化、轻公司、快时尚等现代经营理念与国际接轨。
马金芳此后的人生经历，也将伴随着中国服装行业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变得波澜壮阔、荡气回肠。她将怀着一生的梦想和信念，凭着一往无前的精神、正直诚信的品格、专注独到的见识、宽容和坦诚的性情，走过风风雨雨，穿透重重迷雾，在跌宕起伏的中国服装行业中撑起一片蓝天，打造出一个响亮的民族品牌，缔造出一个中国职业装的王国。进入职业装领域，马金芳成为中国职业装论坛上的一面旗帜。第二章飞达——梦开始的地方
3台缝纫机，1000元贷款，6名员工，这三个数据始终铭刻在马金芳的心里。这是她人生创业的起点，也是她的梦想起飞的地方。
1983年，30岁的马金芳在酝酿商业大潮的中国勇敢地开始了新的征途，飞达服装厂是她梦想起飞的第一站，也是宜禾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1.白手起家 千辛万苦
20世纪80年代，从十年浩劫走出来的人们对新潮服饰显示出一种“饥渴”的需求，影视作品里各种人物前所未见的各种新鲜装扮成为人们追捧的对象。
1980年，美国科幻电视剧《大西洋底来的人》热播。主人公麦克·哈里斯戴的墨镜被国人称为“麦克镜”，成为当时时髦的象征；1984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电影《街上流行红裙子》一经公映，各大城市满街飘起了红裙子；日剧《姿三四郎》《血疑》使高子衫、信子衫等日式风格的衣服风靡一时；深受年轻人热捧的电影《庐山恋》更引发了广大爱美的女青年对“女华侨”服装的兴趣。
此外，“低腰短裆，紧裹屁股；裤腿上窄下宽，从膝盖以下逐渐张开，裤口尺寸明显大于膝盖尺寸，形成喇叭状；裤长盖住鞋跟，走起路来兼有扫地功能”的喇叭裤也深受年轻人的喜爱。当时喇叭裤还被保守的人们定义为“奇装异服”，俨然“叛逆”的代名词。
诸多新奇的装扮，显示出人们对十年浩劫中遭遇的种种坎坷的一种抗争，也彰显着人们压抑已久的个性。20世纪80年代，除了各种“奇装异服”的风潮，还有一种被称为“滑雪衫”的防寒服装也曾风靡我国大江南北。20世纪80年代人们穿着风靡一时的滑雪衫。
那时候，大街小巷，人们穿着各种颜色的滑雪衫以显示自己的动人风采。大红的，明黄的，天蓝的……明媚的色彩给寒冷的冬日增添了绚丽的风景，也显示出普通百姓对未来新生活的热情和期盼。尤其在大中小学校园的路上，那些穿着滑雪衫、朝气蓬勃的面孔总会迅速吸引你的视线。滑雪衫配上牛仔裤，再加上格子围巾和手套，是风行一时的校园装扮。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谁的衣柜里没有一两件滑雪衫呢？20世纪80年代初人们排队购买滑雪衫的情景。
时至今日，绝大多数人仍然不知道，当时的滑雪衫等防寒服装，多数产自江苏南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城——扬中，这里正是马金芳的家乡。1983年至1986年，扬中的滑雪衫生意极其辉煌，凭借多款滑雪衫，扬中的服装生意达到了巅峰。各地经销商怀揣现金蜂拥而至，做服装生意的人在那个时候只知扬中，而不知常熟、义乌这些后继的服装生产基地。
1983年，马金芳的飞达服装厂在扬中刚刚起步。很自然，她们也赶着这股时髦风潮，加入了做滑雪衫防寒服的行列。
由于身上深刻的时代烙印，从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走出来的每一位企业家都有一股特别的拼劲与魅力。在资源短缺、资金匮乏、技术落后的年代，他们一步一个脚印，白手起家，从无到有。因为经历过特殊的年代，他们甚至比现在的新一代企业家更大胆、更敢创新。
在创业初期的数年乃至此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马金芳在飞达服装厂里都是身兼数职，设计、打样、购料、裁剪、质检、订货、催款、押车等一手包办，这份创业的艰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拿进料这一项来说，马金芳通常要骑自行车到距离厂子几十里外的地方，独自一人把一百六十多斤的面料、三大包棉花用自行车驮回来。
厂里最初场地比较小，没有案板，马金芳一直都是跪在地上裁剪，每天都要忙到凌晨两点以后。裁剪结束的时候，她往往累得需要人扶一把才能站起来。
熬夜工作后，马金芳也不能好好休息。她经常凌晨四点多就赶着起床，匆忙赶五点多的第一班渡船前去发货。
宜禾股份有限公司的老员工，66岁的高孝荣从马金芳创业初期就一直跟随着她，30年来他目睹了马金芳一路创业的辛勤付出：“当初创业的时候只有几台家庭小缝纫机，条件很艰苦。”
高孝荣说，为了企业的发展，马金芳素来竭尽全力。创业初期，她整日风里来雨里去。那个时候通讯不方便，整个扬中也只有几部电话，马金芳平时经常要去厂子外面打电话联络业务。她出差的时候，还得赶着把外面的信息先转到家里，然后再转到厂里。“创业初期，各个方面都要操心，自己要跑业务，还要回来安排车间工作。当时艰苦到什么程度？马总经常跑完业务回来，晚上加班裁剪，剪裁完就继续去跑业务，根本没时间休息！”高孝荣谈起创业初期的艰辛，至今仍感叹不已。“我曾经有三次出差，忙得两天两夜不能吃东西。”有一次，马金芳带着自己的四个员工赶去一个城市谈业务。因为对方企业地处偏僻，路途遥远，他们一行五人在第一天早上七点多钟每人喝了一碗豆浆吃了一根油条后，就匆忙赶去对方的企业开会商谈。因为忙于各种事务，直到第二天下午四点钟才吃上第二顿饭。风餐露宿和废寝忘食对马金芳来说都是家常便饭。
1985年，为了新疆的一笔业务，马金芳曾经在火车上站了三天三夜。那时火车的速度慢，条件差。马金芳又累又冷，生病坏了嗓子，由于忙业务一直没有时间去治疗，从此落下了病根，直到今天她的声音还略带沙哑。
在多年出差跑业务的经历中，马金芳的最高纪录是曾经七天七夜没有上床睡觉——白天跑业务推销，晚上搭火车赶往另一个城市。洗脸，就找个水龙头冲一下、抹一把；洗脚，就把脚抬到水龙头下面冲一冲，再跺跺脚上的水。就这样，七天七夜，马金芳几乎跑遍了半个中国。
辛勤的付出很快就见到了成果。马金芳自主创业的第二年，厂子的业务就扩大了，厂里的人手也增加到二十几个。在那个年代，为了奔向更幸福美好的生活，工厂的员工都和马金芳一条心，风雨同舟，同甘共苦。
高孝荣还记得，1988年夏天，为了赶服装生产任务，马金芳号召全厂工人凌晨三四点钟上班。当时的员工也非常敬业，吃苦耐劳，他们和马金芳一起，凌晨三点钟全部到岗。对创业初期诸如这样的情景，马金芳也记忆犹新。“加班加点赶订单的时候，我们厂里的员工最多趴在桌上打个盹，临近交货的时候更是通宵达旦，我们的工人真的非常敬业。”
当然，最操心最累的人还是厂子的领头人马金芳。在马金芳创业的前15年里，她每天的睡眠时间平均只有三个小时左右。这是常人难以忍受的艰辛，这也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创业者共同的时代记忆。克服这样的艰辛靠的是非凡的毅力和破釜沉舟的创业精神，这种创业精神在包括扬中的苏南一带被概括为“四千四万精神”。
在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各地的乡镇企业、私营企业都处于发展的初始阶段，普遍存在着缺资金、缺技术、缺人才、缺销售渠道等瓶颈问题。攻坚克难的“四千四万精神”就在这种困难重重的环境下产生了——“走遍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历经千难万险”。
以扬中为例，20世纪80年代中期，扬中当地27万人口中专门跑业务的人员数量达到3万人之多，在那个时代，他们被称为“供销员”。当时扬中每年约有80%的工业产值来自供销员拿到的订单。这批“供销员大军”凭借着“四千四万精神”，凭借着百折不挠的韧劲和敢打敢闯的拼劲，赢得了合同，也赢得了市场，为扬中乡镇企业、私营企业的发展积蓄了强大的爆发力。
凭着“四千四万精神”，全国各地的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由弱到强，由小到大，蓬勃发展。在10年左右的时间里，这些企业的产值从不起眼的“必要补充”地位，很快占据了地方经济的半壁江山。“四千四万精神”，也正是马金芳带领员工四处奔波、开拓市场的真实写照。
谈起二十多年前的经历，马金芳常说自己吃尽了苦头。现在听起来，许多往事都像是天方夜谭。而马金芳无论何时回忆起创业之初的情景，总对那段历尽千辛万苦的岁月充满感慨和怀念。
2013年5月，在宜禾的办公室里，马金芳敞开心扉，与笔者一起梳理企业30年的发展历程，分享自己艰难创业的心得感悟。坐在笔者的对面，马金芳的思绪在历史与现实中穿梭跳跃。午后的阳光照着她沉静的双眸，她灿烂地笑着对我们说，在创业的过程中，正是因为心中有激情，有梦想，才能一直支撑着自己顽强地锐意进取。
马金芳说，那时候人们手里普遍没什么钱，无论是生活还是创业，都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刚创业的小厂更是处处要省钱，马金芳出差也要时时算计，处处节省。
至今马金芳还清晰地记得，那时候北京三环外还是一片荒景，如今高楼林立的三元桥地区那时也都是一片荒地。去跑业务时，为了找个便宜的住宿地，自己经常四处打听。马金芳曾经在北京双井地区投宿，那时双井地面上的房间一个晚上要8元钱，她住不起，只能住地下室2元钱一晚的大通铺，那是最便宜的住宿价格。
那个年代流行的大通铺，是现在的年轻人难以想象的。一个大通铺，2元钱一晚，里面整整睡了60个人。白天马金芳东跑西颠，晚上进了60人的大通铺，且不说气味难闻，熏得人睡不着觉，就连到自己的铺位上都要从人身上迈过去，根本就无“路”可走。如果晚上想起来上个厕所，那不仅需要鼓足勇气爬出去，回来还要凭“运气”摸黑寻找自己的铺位。因为极有可能临铺的人一翻身，自己之前躺的那块地方就没了。
作为女性，马金芳常年带着手下的“女将”走南闯北，不但要克服诸多不便，还要时时谨慎小心，自我防范，注意安全。她自己摸索出了一套经验：出门在外走街串巷，一定要穿运动服，还要表现出凶巴巴强悍的样子，这样，一般人就不敢有欺负你的念头。
有一次，马金芳和一位女销售员出差跑业务。在一个偏僻的火车站，马金芳和销售员一下火车，就有五六个男子慢慢围了上来。马金芳急中生智，赶紧和下属说：“咱们故意对话，你就说我会武功！”女销售员当即会意，赶忙大声说：“哦，没想到你还会武功呢！还练了这么多年！”马金芳回答说：“是啊，我从小就习武，获得过省散打冠军。现在每天都要练的，强身健体嘛！”俩人边聊边走边观察情况。跟着她们的那几个男子听到她们的对话，大概被两人的阵势吓住了，跟了一会儿就走开了。
凭着机智和勇敢，马金芳走遍五湖四海，推销自家的产品。跑业务更是要“走遍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历经千难万险”，吃闭门羹、碰壁对马金芳而言早已是家常便饭。
为了联系业务，马金芳经常单枪匹马去一些企事业单位投石问路，但多数情况是，她连进门的机会都没有。尽管如此，马金芳也不轻易放弃，即使是腊月飘雪寒风凛冽，她也会在室外等上一两个小时，等到对方相关人员下班再寻找进一步接触的机会。“我曾经拖着箱子到一个化工区找市场，接连跑了十几个厂子，一个门都没有进去，但是我还是一家一家去敲门。所以说，创业是非常艰难的事，能走到这一步非常不容易。”
从小就争强好胜的马金芳，经历了这么多身体和精神的磨难，却从未产生退缩的念头。这位女企业家确实可以称得上是百折不挠。“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内心总是有一个动力，就是这个企业必须运转下去。因为它不仅是自己的梦想，也是所有员工的衣食父母，再大的苦我都能抗过去。”
二十多年后，再细细回想当年，马金芳克服万难的强大动力正源于她内心想要办好这个企业、想要成功的强烈愿望，这个愿望一直坚定地支撑着她。而这个愿望的产生又和十年浩劫留在马金芳身上的时代烙印以及她心中久久无法挣脱的精神枷锁直接相关。
也许这个愿望就是从马金芳“不能念书的那一刻”产生的。“文革”时期，“地富反坏右”家庭的成员都是饱受歧视的，既没有政治地位，也没有社会地位，甚至没有任何向上的机会。对于马金芳来说，那样活着就像行尸走肉：“那种活法儿，人一辈子就活得一点意义都没有。不被人认可是最痛苦的事情，等于这个人到社会上白活了一遭。”
所以，等到改革开放允许开办私营企业，马金芳就不顾一切抓住这一线生机，她要努力去争取，争取一切机会！不是争取物质上的富有，而是要证明自己是有头脑、有能力、有水平的人，证明自己不比任何人笨、不比任何人差。即使做一名科学家的梦想已经遥不可及，马金芳依然不放弃自己。归根结底，马金芳要证明，自己的存在是有价值、有意义的，自己是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是可以为国家做贡献的人。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马金芳从创业开始就做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也做了最坏的打算，这样，她才能孤注一掷、破釜沉舟地去办企业。“最差也不过回到原点，我已经做好了这样的准备。创业不成，我就回去做服装生意，最差也不过再回去种田。”
20世纪80年代和马金芳同期创业的人们，从那时候成长起来的有成就的企业家，都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马金芳内心深处的愿望不仅是要打破自己背负的精神和现实“枷锁”，实现自我，更是要肩负起一代人的社会责任。
20世纪40年代以来，苏联作家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译本）在我国流行了数十年。保尔的故事，在我国称得上是家喻户晓。他关于“一个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的豪言，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都曾在心中默默诵咏。马金芳上学期间，保尔精神正在神州大地广泛传播。对于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马金芳也在保尔的故事里找到了答案。“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对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解放而斗争。”
自从在课堂上听过这段话，马金芳就念念不忘，把它当作了自己人生的座右铭。“这句话一直是我的座右铭，对我来说是刻骨铭心的。人的一辈子就这么短暂，一辈子虚度年华你对不起自己，人生也毫无意义。我的人生就要像保尔那样，为社会、为国家做贡献！”2.品质为先 信誉立业
为了实现为社会和国家做贡献的愿望，马金芳从30年前努力至今。飞达服装厂已经在扬中牢牢扎根，成长为如今的宜禾股份有限公司。
30年前伴随“飞达”起步而风靡全国的滑雪衫，如今已经不见了踪迹。在时尚繁华的现代都市，各类款式新颖又保暖的羽绒服早已替代了滑雪衫，成为冬季服装的主流。虽然扬中服装加工业自20世纪80年代初起步以来，因“滑雪衫”曾一度迎来辉煌时代，但是，由于当地在市场培植、政策引导等方面的缺失，再加上机制、体制以及生产者眼界等因素所限，扬中大多数服装企业转到了电器行业。扬中防寒服风光不再，最终未能形成全国知名的专业化服装加工市场。
现在，全国防寒服生产、贸易中心的宝座易主江苏常熟，那里成了羽绒类防寒服装新的生产基地。如今，“雪中飞”等知名常熟企业仍在感慨，常熟能脱颖而出，“扬中师傅帮了大忙”。
反观扬中当地的绝大多数服装加工企业，却早已选择了转型或者关闭，行业日渐萎缩。剩余一些零散的小服装加工企业大多集中到扬中老汽车站旁的富民巷、宝岛路和中桥社区等地，通过以产待销的方式惨淡经营。扬中当地从20世纪80年代初成长起来的大型纺织品加工企业凤毛麟角，马金芳的“宜禾”就是硕果仅存的几家大企业之一。
从创业初期只有3台缝纫机、1000元贷款、3名员工的家庭小作坊，发展成为拥有固定资产2亿元、员工近千人，年产各类职业服饰500万套（件）的全国最大的现代化职业装专业生产企业，宜禾30年来在服装制造的商海大浪里破浪前行，“宜禾”成长的坚实基础就是产品的品质和企业的诚信。
和小打小闹的服装加工厂不一样，从创业初期起，眼光独到的马金芳就把自己的产品果断地定位在高品质、高端的市场。在上海学习的4年令马金芳的眼光和眼界比一般的私营企业主更高、更远，她认为做服装就一定要做品质最好、设计最好的产品，这样才能和廉价的服装拉开档次，也才能卖出更高的价格。
当扬中的其他厂家忙于应付全国各地蜂拥而来的客商的时候，马金芳则跑遍了全国的各大百货公司，推销自己过硬的产品。百货公司才是马金芳主攻的市场。那时候的百货公司在人们心中的地位相当于今天的奢侈品百货商场，是国人能够买到最好品质衣物的地方。衣服只要摆上百货公司的柜台，就走入了高端行列。在当时全国的十大百货公司里，有六家都经销飞达的服装。马金芳现在还对那些百货公司记忆犹新：上海第一百货，郑州百货大楼，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哈尔滨秋林公司……
1983年至1988年，飞达服装厂生产的时装都销往这几大百货公司。当然，要跨过这个高门槛也不是轻而易举的，马金芳说自己靠的就是三样：第一是时尚的设计，第二是产品质量过硬，第三是自己的厂子讲信誉。“做企业一定要凭良心去挣钱。”这是从创业初始马金芳就坚持的基本原则，她把产品的质量和自己企业的信誉看得比什么都重。这种观念从马金芳小的时候就因为父母的言传身教而深入骨髓。
马金芳的父亲也是做商业出身，家里多年经营商铺，最看重的就是品质和信誉。新中国成立后，马金芳的父亲改行搞工业，信誉也一直非常好。马金芳说父亲向来说一不二，言出必行。自己创业时能贷到1000元的款，也是因为有父亲的好信誉。
现在年轻人恐怕没有这个概念，觉得1000元钱是区区小事。但是，20世纪80年代，2元钱就可以在北京城住宿一夜；在生产队里劳动，一天的工分也才6角钱到8角钱，全国各地都是这个水平。如果有人做一天能有1元钱的工分，那真是喜出望外呢。因此，那个时候1000元钱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10万元。可见，马金芳父亲的信誉不错才能贷到这么多钱。“我的父母言传身教，希望我们做人要诚实，做事一定要把它做好。他们总是说，什么东西拿钱都买得到，只有诚信拿钱买不到。”20世纪80年代的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
靠父辈的诚信和信誉起家，马金芳对此念念不忘，这是自己生存和发展的根基。父母也在创业之初告诫马金芳，一定要规范经营，守法经营，无论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这个做人的准则不能丢。
30年前的飞达和扬中的其他制衣企业一样，主营滑雪衫。当时扬中产的滑雪衫名声在外，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个个怀揣巨额现金到扬中提货，产品供不应求。这种情况下，少数厂家见利忘义，为赚取高额利润，以次充好，粗制滥造，个别人甚至因此一夜暴富。但是马金芳一直不为所动，依旧钉是钉，铆是铆，认认真真做产品，小到一个线头也不放过。“我一直坚持，我们做企业一定要凭良心去挣钱，这就是我一直以来的想法。我要真正对得起我的客人，如果大家都以次充好的话，信誉就会彻底沦丧。”
对于自己企业过硬的产品质量，为宜禾效力了30年的高孝荣最有发言权。他从最开始干技工，到如今负责质检工作，对宜禾一线的服装产品质量要求了如指掌。
为了让笔者对宜禾服装高品质把关有更深切的体会，高孝荣亲自带领笔者起进宜禾的质检部车间，查看质检现场的每一道“关卡”。手捧着一件刚通过严格质检的达标服装，高孝荣告诉我们，马金芳始终把质量和信誉放在第一位。宜禾自始至终对质检车间的要求相当严格，产品一定要符合产品质量的全部要求，出厂时不允许有任何一点差错，严格保证宜禾在客户中的信誉。质检工作事无巨细，每一粒扣子都要经过细心的检查，每一个扣眼都不能放过，这都是马金芳再三嘱咐的。在介绍情况时，高孝荣还不无自豪地说：“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坚持质量第一、信誉第一，像我们2012年和2013年的产品，经过质检后发货到企业，没有一件退回来的。”“重品质、讲信誉、讲诚信”的行事理念和行为准则，是马金芳作为一个企业领导者30年来的经营之本。每每提到有关诚信的话题，她总是掷地有声地说：“昧心的钱我一分也不会赚，我的资本积累干干净净。表面上看，我的发展似乎没有别人快，但我赢得的是客户的尊重，收获的是市场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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