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城
出版社：华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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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深处的民国贰共和试读：
走向共和
第一章十月围城，谁放的第一枪不一样的同盟会前面说过，章太炎因为孙中山“贪污案”闹分家，最后率领他的浙江派脱离同盟会，重新用起他们原来的名字光复会。而孙中山、汪精卫、胡汉民则率领他们的广东派去了南洋，并在那里成立了同盟会总部。
虽然黄兴的湖南派站在孙中山这边，湖南派与广东派都叫同盟会，但事实上互不隶属，各干各的，互不知会。直到无比悲壮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开始前不久，黄兴才与孙中山重新走到一起。
同盟会除了分裂为上述几个大的派别，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由长江中下游各省同盟会会员组成的派别。这个派别是怎么来的？
当时，孙中山坚持要搞“边角革命”，即在远离中央政府、天高皇帝远的边角地带进行暴动、起义，利用此处朝廷统治薄弱的机会建立自己的根据地搞武装割据，然后慢慢扩展到全国。
一来孙中山的想法比较符合历代农民起义的模式。
二来孙中山选择的“边角地带”，如两广和云南，或临海，或与异国接壤，非常便于接受国外的物资支援。
因此之前的大多数行动都是按照孙中山的方略进行的。
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孙中山的“边角革命”并不成功。
有鉴于此，一些人提出了不同于孙中山的观点，他们说：正确的方式是搞中心开花，应该在中国的腹心——长江中下游各省进行起义，一旦成功，可以直接割裂清朝与南方各省的联系，迅速推翻清朝。
坚持这种想法的同盟会会员因观点一致而结成了一个新的派别。当然，这些人大多来自长江中下游各省，尤以湖北、湖南为最。“共进会”和“文学社”
湖北处于中国中部，其省会武汉交通十分发达，号称“九省通衢”。因此，武汉不仅仅是朝廷一直重点控制的要地，也是西方列强争夺的地盘。狂流激荡之下，各种思潮在此交集。
不仅如此，这里还有张之洞同志留下的两样遗产——武昌的新军、汉阳兵工厂的枪炮，实在是滋生革命的好土壤。
在同盟会分裂的大背景下，1907年之后，湖北也出现了两个革命团体。这两个团体的历史沿革十分复杂，这里就不多说了，但是有一点必须要强调，这两个团体的前身同为“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而且这两个前身跟同盟会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首先我们要介绍的是“共进会”。
共进会，分裂自同盟会，主要发起人为来自湖北的孙武、刘公、居正，以及来自湖南的焦达峰，他们几乎都是留日学生出身。他们跳出来单干的原因很简单：不爽同盟会的工作方式。他们有三条强大的理由。
一、同盟会不知道用“深化合作、创新发展”来驱动革命事业发展，只知道埋头四处搞暴动，联系会党的工作已经多年没有取得新的进展。
二、同盟会目光短浅，不敢解放思想，认定新军那里是革命死角，不敢在清军内部发展革命力量。
三、同盟会喜欢搞地域歧视，只重华南一隅，从没想过在长江流域开展革命活动。
因此，共进会的行动指南就是八个字——号召会党，运动新军。
尽管共进会偶尔打着同盟会的旗号占些便宜，譬如利用同盟会的渠道购买武器，但他们的会旗不是青天白日旗，而是自己研发的红黑两色的九角十八星旗，意指十八省共襄盛举，该旗有一个非常大气的名字：铁血十八星。
黄兴对共进会另立门户的行为不是很高兴，曾质问共进会的头头之一焦达峰先生：“为何脱离组织单干？”
面对黄兴的质问，焦达峰镇定自若：“同盟会行动迟缓，我们只是急革命所急，并非内心有异。”
黄兴接着问：“咱们两家闹革命，革命成功后，谁听谁的？”
这个问题可难不倒焦达峰，只是他的回答有些“山大王”的口气：“还没起兵您就提这个，为时过早。等哪天革命成功了，如果那时您功劳大，我们听您的；要是我们功劳大，您就听我们的。”
焦达峰两句话就把黄兴给顶了回去。当然了，焦达峰之所以有这样的底气，就是因为同盟会跟共进会已无隶属关系，而黄兴与他焦达峰的关系再也不是领导与下属的上下级关系，黄兴轻易拿他没办法。
在武汉，共进会主要的组织者是孙武，大致相当于“共进会公司”的武汉大区经理。孙武，光听名字很像是孙文的弟弟，事实上他和孙文先生一点关系都没有。此人原名孙葆仁，后改名孙武，在名字上确实故意山寨了“孙文”一把。
孙武还有一个得力的助手，财务经理张振武。
共进会成立之后的几年间，由刘公牵头弄钱，孙武和张振武负责执行，居正负责维持同盟会与共进会的关系，共进会在武汉取得了喜人的成绩。不仅吸纳了不少帮会成员，还在武汉新军之中发展了一千余会员，实力相当不错。
不过，若跟另外一个革命团体“文学社”相比，共进会的硬实力还是逊色不少。
文学社，一个小清新的名字，看上去好像是个文艺青年发起的组织，其实恰恰相反，它非但不文艺还很暴力，完全是以新军士兵为主体的军中革命组织。
文学社之所以另立门户，主要是因为他们喜欢使用武力解决问题，不想受制于同盟会“轻军事、重政治”的偏好，他们甚至连政治纲领都没有，因为懒得去弄。
文学社的核心领导是出身贫寒的蒋翊武、刘复基。蒋翊武只是个班长，而刘复基只是一个普通士兵。
与别的组织由上而下发展不同，文学社的同志们更加擅长基层工作。他们扎根于士兵中间，埋头苦干，一个人一个人地努力争取。他们在新军中长期忍耐，不断积蓄力量，实乃革命界的真良心！
他们的辛勤努力自然不会白费，至1911年初夏，武昌新军中的文学社会员，已有约三千人。由此看来，文学社不仅是当时武汉毋庸置疑的最强革命势力，而且其兵力之盛显然甩开了同盟会好几条街。
虽然文学社如此给力，但他们与共进会一样，有一个共同的先天缺陷：领导人没有名气。没有名气就没有号召力，没有号召力就不利于拉人入伙和募集经费。
像蒋翊武、孙武和刘公等人在当时都没有太高的威望，几乎属于无名之辈。这些人就像不起眼的野草，似乎谁都可以任意践踏，但这些野草一旦燃起，其势必可燎原。
文学社和共进会自成立的那天起，就一直积蓄着力量，时刻等待着造反的机会。文学社和共进会都明白，单靠自己的力量，起义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很低。大敌当前，他们选择联合。
但联合之初，双方都想当老大，谁都不服谁。
蒋翊武觉得文学社人多拳头硬，两个组织联合后应该以文学社为主。
孙武当即反对，他说共进会牌子更响、钱也多——刘公从自己老爸那里骗了五千两白银充作革命经费。
关键时刻，老牌革命党谭人凤出面斡旋，力劝双方保持清醒的头脑，少打自己的小算盘，以大局为重。终于使得双方高层各退一步，选出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领导班子：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孙武为军政部长，刘公为总理。
好了，介绍完革命的一方，再来看看他们的对手。两个草包
湖北清军这边的最高领导是两个草包：湖广总督瑞澄和湖北提督张彪。
第一个草包瑞澄的家族背景很牛，他是皇族子弟。
他爷爷琦善是个人物，曾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谈判中擅自将香港割让给英国人。他自己也是个人物，作为一名优秀的八旗纨绔，斗蟋蟀、抽大烟、养宠物，样样精通，安民、打仗等正经事样样稀松。
瑞澄最招牌的事情发生在他当公子爷的时候，当时他带着小弟岑春煊和劳子乔埋伏在京城最著名的韩家潭（“八大胡同”之一）附近，趁来此寻开心的官员们不注意，抢夺他们的顶戴花翎，以此为乐。后来三人再接再厉，越发放荡不羁，名气越玩越大，并据此博得一个非常生猛的联名绰号“京城三恶少”。有意思的是，“京城三恶少”中的老大瑞澄后来比他的小弟岑春煊混得差了好几个档次。
第二个草包张彪，他曾经救过张之洞一命，但这不是他上位的必然条件。
张彪先生不仅擅长贪污、带兵打仗的本事差，而且气量十分狭隘，在工作中十分不注意团结同事。
张彪曾因为妒忌编练湖北新军立下汗马功劳的蓝天蔚，便找了一个靠谱的借口：蓝天蔚同情革命党，一脚踢开了这个能力威胁到他屁股下那张椅子的人。
既然张彪的条件如此之差，又怎能坐上湖北省军区司令员的位置？
原因不复杂，张之洞当年选择湖北提督一职的标准就是“不求能力，但求放心”，而张彪则是满分人选。
一来他拥有愚忠这个最闪亮的优点，令张之洞比较放心。
二来他娶了张之洞最心爱的丫鬟，据说这名丫鬟跟张之洞的关系十分暧昧，张之洞因此对他更加放心。由于张彪靠老婆蹿红，所以他有一个是男人就不愿接受的“非荣誉称号”：“丫姑爷”。
上面所讲的这两个近似草包的人物所掌握的主要军力，正是张之洞练成的新军“自强军”，也是被革命党深度渗透的湖北新军：第八镇和二十一混成协。
新军原本共有官兵一万六千人左右，除去载沣交与端方调往四川的两个标（标大概相当于团），再除去瑞澄派往各地加强防守的驻军，武汉只剩下约一万新军。其中，纯粹的革命党人近四千，坚决“反革命”的只有一个旗人标，大概一千人，其余基本属于摇摆分子，看风向办事。
也就是说，此时的革命士兵人数已占了新军总人数的一小半，情况十分有利。此时不反，更待何时！
接下来，共进会和文学社的头头们开了一个碰头会，会议速战速决，定下来三件事。
第一件，决定起义时间为1911年10月6日，即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那天。为何选在八月十五？从元末以来，中国一直有句传言“农历八月十五杀鞑子”，他们选中这一天就是为了利用传言的威力，讨一个彩头。
第二件，主要领导分工。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任务很重，压力很大。孙武担任副手，主抓装备和后勤业务，副手也不好当，劳心劳力还不一定讨好。
第三件，安排好了作战计划。比如，战斗目标、行军路线、如何协同配合等。
开完会以后，大家各归其位，联络相关人等，静待10月6日的到来。
时机选得很好，责任也明确到人，对地形又再熟悉不过，看起来一切都很顺利，似乎一切都向着完美的方向前进。第一个意外
1911年9月24日夜，武昌新军驻扎在南湖的炮队发生了一宗意外，首次打破了起义前表面上的平静。
几名士兵和自己的长官因为个人矛盾打了一架，史称“南湖炮队事件”。当兵的人打架，自然是抄着吃饭的家伙上。但这里说的可不是锅碗瓢盆，而是能要人命的枪械。这几名士兵本想灭了长官泄愤，可惜长官溜得太快，很快就喊来了数目可观的帮手，寡不敌众之下，只能逃命去也。“南湖炮队事件”惊动了瑞澄和张彪。虽说二人对此事的处理很简单，只是将那几个闹事的士兵开除军籍，并没有问责闹事士兵的相关领导，但事件的后遗症很明显——打草惊蛇，湖北新军的领导班子成员瑞澄和张彪决定为自己疏于监督管理新军的行为亡羊补牢。
瑞澄和张彪先是对南湖炮队实行戒严，加强出入管理，严禁士兵以会餐、开生日party等名义搞团队建设。
之后瑞澄和张彪又搜缴了除值勤士兵之外的所有新军的武器弹药，并统一锁放到楚望台军火库集中保管。这两位仁兄的本意是给新军来个抽薪止沸，但他们万万不会想到，这个看似英明的决定即将把他们送上穷途末路，帮了革命党的大忙。
最最要命的是，在中秋节前一天，或许是为了防止有人闹事，或许是某些嘴巴不严的革命士兵不经意间泄露了“八月十五杀鞑子”的计划，瑞澄和张彪突然下令新军换防，打了革命党一个措手不及。
换防，即军队换一个地方驻防。很多起义军官正好赶上换防，连总指挥蒋翊武也在换防名单中，这一下子完全打乱了起义军的部署。
湖北这边进展不顺，共进会的湖南领导人焦达峰也在此时函告武昌起义指挥部：“原本计划配合武昌发动起义，但湖南准备未足，请延期十天。”
还能有别的办法吗？没办法，总指挥蒋翊武只好宣布将起义日期推迟十天，也就是在10月16日发动起义。又一个意外
本来以为无事了，结果又生意外。
1911年10月9日下午，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的秘密据点，懂点化学的孙武自告奋勇，打算制造几颗超级炸弹给瑞澄尝尝。就在孙武专心致志干活的时候，发生了一起后果严重的爆炸事件。
关于爆炸的原因，史学界一直有两种主流观点。
其一，肇事者是共进会核心领导人刘公的弟弟刘同。这小子是一个比较“二”的革命青年，事发当日，这位仁兄一边欣赏孙武制造炸弹的过程，一边漫不经心地在一旁抽烟，结果不小心将纸烟火屑弹入火药中，引发爆炸。
其二，肇事者是孙武自己。这位兄台高估了自己的实力，以为自己是“炸弹大王”喻培伦，结果因为自己的水平不够格导致操作不当引发爆炸。
不管是哪种可能，结果是肯定的，确实发生了爆炸。不得不说那时的革命者确实有些无组织无纪律，既不懂得保密，也不懂安全生产。
乌龙事件就这么发生了。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孙武还未参加起义，就把自己炸成了重伤。
之后，军警闻声而至，好在孙武被同志们迅速转移逃过一劫。但并非所有的人都那么幸运，在这个据点碰头的不少革命党包括肇事嫌疑人刘同都落网下狱。
对革命党来说，同志们的被捕所造成的损失显然十分巨大。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后果，最严重的后果是军警从该据点查获了革命党名单！
接下来，瑞澄拿着查获的名单，充分发挥了草包的本色。这位仁兄一边严禁不同营队的士兵之间互相串门、同营队士兵聚在一起说悄悄话等有造反嫌疑的行为，一边放出狠话：要按照缴获的名单大肆搜捕革命党人！
逮捕所有的革命党人，真是大手笔！
事实证明，瑞澄同志只是在演戏，他抓捕完几个革命党头头之后就收手了，毕竟法不责众，抓光了革命党，他手下的新军也得散架。
但令瑞澄没有想到的是，他导演的这场戏又帮了革命党一个大忙。
众所周知，任何一种造反或者起义，都需要做动员。动员的力度越大，成功的把握才越大。
比如，一般都要搞一个声势浩大的誓师大会，领导先发言，揭露敌人的罪恶，概述造反的伟大意义，并介绍抚恤金安家费之类的问题解除士兵的后顾之忧。然后由士兵、群众代表补充发言，大家鼓掌表示理解。再然后宣誓出征，开打。
但这还不是最好的动员，最好的动员莫过于形成一种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有了这样的气氛，士兵们就会因为性命受到威胁而勇于在战场上玩命。士气起来了，成事的概率自然就高。这就是历史上的造反起事发动者往往需要搞些封建迷信、散布点谣言的原因所在。
瑞澄放出围剿的狠话，的确造成了人人自危的气氛。只可惜这种自危没能让新军士气高涨，反而使众人开始考虑是否要彻底地投入革命党的怀抱。
而此时，拥有了人心优势的革命党，只差一根导火索即可起义。还是意外
在这关键时刻，被换防至岳州（今湖南岳阳）的蒋翊武及时赶回武昌，并立刻找来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等骨干商量对策。
会议上，蒋翊武镇定地告诉众人：“大家不要慌，时间还来得及！今晚十二点就以南湖炮队鸣炮为号，城内外各军同志同时起义。还有，那个谁？邓玉麟同志，就是你，麻烦你跑一趟，给南湖炮队送起义命令吧。”
等蒋翊武安排好一切，众人终于踏实下来，养精蓄锐，只等造反。
可是，到了午夜十二点，大家期待的起义炮并未响起，这是怎么回事？原来南湖炮队戒严，出入管制很严，等邓玉麟想尽一切办法将命令送到革命党同志手中时，时间已过十二点，最后只好决定放弃起义。
起义计划居然流产！
革命党人正在郁闷的时候，前面因爆炸案被逮捕的刘同已经叛变，毕竟打死也不说的革命同志还是少数。这小子熬不住酷刑，把他所知道的几处共进会、文学社的机关和活动地点和盘供出。
就此，蒋翊武他们所在的据点暴露了！
于是，起义的炮声没等来，倒等来了搜捕的军警。身手矫健的蒋翊武侥幸逃脱，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等人被抓，凌晨便被枪决。
1911年10月10日上午，湖广总督瑞澄自以为大案告破，局势已定，遂得意地电告朝廷请功，说自己危机管理能力出色，智勇双全，指挥若定，成功将革命党的叛乱扑灭于萌芽状态。
不过瑞澄高兴得太早了。一切都是意外
1911年10月10日晚上七点多，突然一声枪响，顿时划破原本宁静的夜晚。
枪声来自武昌城内紫阳桥南的工程第八营。
原来，第八营的起义召集人熊秉坤在得知领导人遇害、革命党人相继被抓后，心急如焚，决定不再等待那该死的起义命令，而是以枪声为号，带领同营的革命士兵当晚立即起义，不再拖延。
就这样，在革命党领导人缺位、指挥系统完全被破坏的情况下，那些基层的革命士兵勇敢地站了出来，主动承担起发动起义的责任。
这就是人心和信念的魔力。在绝境之中，面对着强大的敌人，他们始终坚定着信念：宁可战斗至最后一息，也绝不言放弃。
10月10日当晚七点，轮到工程营一名叫陶启胜的排长查寝。
陶排长向来责任心很强，做事一贯秉承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当他发现一个叫金兆龙的班长手持步枪而卧时，立刻怀疑金兆龙图有造反的罪恶企图，于是要缴金兆龙的枪，两人当即动起手来。就在陶排长企图扑灭革命之时，跟金兆龙住在一个寝室的同班革命士兵程正瀛上前帮忙，开枪结果了陶排长。
陶排长挂了，估计他死也不能瞑目，两百六十多年的大清王朝，居然即将葬送于他这个小小排长的认真工作态度。
士兵程正瀛的这一枪便是武昌起义的第一枪，也是辛亥革命的第一枪。
至于教科书上把第一枪的功劳归于熊秉坤，是因为孙中山先生后来写国庆社论的时候，把“第一枪”之功给了熊秉坤。国父这么说，大家自然跟风。不过话又说回来，从组织士兵发动起义的角度看，熊秉坤荣膺“第一枪”当之无愧。
程正瀛的这一枪，正式宣告大清王朝即将落幕！
清脆的枪声打破了宁静，子弹的火花灿烂了夜空，如流星般划过沉沉长夜，照亮所有仰望的明眸！
其他等待起义枪声的革命士兵们，一听到枪声响起，就纷纷抄起家伙冲出营房，有弹药的开枪，没弹药的放火，凡敢于阻挡的人一律往死里整。
前面说过，因为瑞澄扬言要大肆搜捕革命党，结果是闹得新军人人自危，现在有人带头造反，那就跟着反吧，这叫置之死地而后生。
不知不觉间，革命者的队伍之中又增加了不少人。
除了人心可用，起义军还应该感谢一下楚望台。之前讲过楚望台是武器弹药库所在地，因为害怕新军起义，瑞澄和张彪将搜缴到的武器弹药存放在这里。
起义军极其缺乏弹药，因此起义的第一步就是拿下楚望台以补充武器弹药。正是楚望台的存在，使得来自城内城外、四面八方，且群龙无首的起义军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从而避免了起义军各自为战以致被分别击破的危险。从这个角度看，瑞澄同志在一定程度上也算是革命党的好朋友。
新军士兵的起义不同于孙中山和黄兴组织的会党及学生起事，他们都是久经军事训练的专业人士，一旦行动起来，威力非同小可。
果然，革命士兵很快便拿下了楚望台。拿下楚望台之后，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不仅人手齐整——汇集了三千多人，还选出了临时总指挥吴兆麟，而且弹药充足。如此一来，事情就简单了，直接攻打总督府！
攻占总督府，这是一场血战，因为有张彪率兵作困兽之斗。
好在关键时刻，清政府湖北省最高长官瑞澄再立殊功，这位仁兄眼见形势不妙，立刻脚底抹油率先跑路。在瑞澄的模范带头作用下，随后张彪也躲了起来改搞地下工作。
第二天上午十一点，雄踞武昌城的蛇山之巅飘起了一面铁血十八星大旗。
武昌落到革命军手中，武昌官府灭亡。“带头大哥”
没想到一场组织如此混乱的起义，居然成功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整个进程几乎没有一件事情在预定轨道上进行，一次次足够灭顶的偶然，竟然都没有影响到起义误打误撞地走到胜利终点。这只能用“偶然的背后也有其必然——清朝已经无药可救”来作解释。
战斗终于结束，但新麻烦来了，谁来领导大家走接下来的路？
共进会、文学社的所有重要领导人，几乎没一个在起义现场，蒋翊武在逃，孙武伤，刘复基死……至于另一名领导刘公，若是用之搞点革命经费还说得过去，若用之领导群雄，他的号召力太不够分量。
驾驶“革命”这条船乘风破浪，如果没有一个镇得住场面的“带头大哥”，船随时可能倾覆，那样的话，大家一块儿玩完。因此，找个“带头大哥”出面组织新政府便成了最紧迫的问题。
就在众人愁眉不展的时候，一个叫做蔡济民的下级军官站了出来，他在简单分析完当前形势之后说：“现在起义初步告捷，我们的当务之急是马上通告全国，希望各地响应武昌起义。所以，现在推出一个带头人是极其关键的事情。如果不能找到令人信服的人来挑头做领导，号召天下，任凭我们这些无名之辈折腾，其他省份可能就会把我们的起义想象成普通士兵的‘兵变’，那样的话，我们在道义上就站不住脚，群龙无首的革命军可能很快就陷入内乱。”
这么一个小人物，居然有如此的政治远见，实在是一个人才！
这下简单了，能符合“名气可号召天下”这个条件的人并不多。
无论是名气还是立场，孙中山和黄兴都是很合适的人选，但问题是，他们有两个致命的短板：
第一，缓不济急。孙中山远在国外逃亡，黄兴因为黄花岗起义伤了指头在香港疗伤。距离太远，时间上赶不回来。
第二，受地域主义限制。有不少湖北革命党人认为，我们湖北人打下来的江山，为何要让没有参与起义的外地人当头？
既然如此，从湖北本地的实力派中选拔“带头大哥”，便成了当前唯一的选择。
湖北省数得上号的实力派人物，首推立宪派的领袖汤化龙。
那就让士兵去请汤化龙过来吧。
武昌起义发生之前，汤化龙进京在盛宣怀面前力争路权，但是没有结果。起义爆发时他正在家里生闷气——自己和自己过不去。
士兵很快就找到了汤化龙。汤化龙的态度很明确：“瑞澄逃走后肯定会电告朝廷，派大军来攻打我们。兄弟一介书生，不晓军事，都督一职，万万不可受。行政事务，兄弟一定尽力帮忙。”
汤化龙的表态自然是考虑到了都督这个岗位风险太高的缘故。但他说得也有道理，秀才领兵确实不行。好在革命党还有一个备胎——黎元洪。
这个黎元洪到底是何方神圣，居然入得了革命党的法眼？第二章水陆两栖的“带头大哥”黎元洪苦命孩子黎元洪
关于黎元洪这个人，从我们的中学教科书上所能获得的信息大概是这样的：他是一个小丑，是个扶不起的阿斗，不过运气好得不得了。
可真相是这样的吗？
黎元洪，字宋卿，出生于湖北黄陂一个淮军下级军官家庭。
别看他是军官家属，却没有大多数人活得幸福。20岁之前的他已然经历了许多人穷其一生都无法体验的苦难生活：自小勉强温饱，曾经沿街乞讨；少年丧母，青年丧父；双亲无钱厚葬，还要靠自己稚嫩的肩膀扛起姐弟们的生活希望。
幸好，苦难的经历教会了他生活，亲人的离去教给了他坚强。这是他日后能两任中华民国总统、三任副总统的关键原因。
生活的压力和苦难的煎熬使得黎元洪人虽穷志却不短。日子过得是苦了些，但他凭借坚强的性格，通过勤工俭学，在25岁那年拿到了很不错的文凭——顺利毕业于李鸿章创办的天津北洋水师学堂。
在学校里，黎元洪学习成绩不错，尤其在高精尖技术课程——引擎构造学上成绩斐然，这使他得到了老师严复，以及当时也在该校任教的、北洋水师未来的头头萨镇冰的赏识。由于严复和萨镇冰在水师之中人脉很广，所以黎元洪一毕业就进入了水师，担任管轮，属于技术型的基层军官，起步不错。
后来，黎元洪作为北洋水师“广甲号”战舰的一名军官，参加了甲午海战。之后发生的事情以前提过，管带（舰长）吴敬荣的战斗意志很成问题，居然临阵脱逃。结果“广甲号”虽没有毁于日军的炮弹，却触礁自沉。黎元洪侥幸生还。
作为能从黄海沉船逃得性命的人物，黎元洪的竞技天赋一定不错，若生在今天，说不定能去全运会拿个游泳奖牌。
甲午战败，大部分海军军官都被革职，黎元洪也没能幸免。
或许是因为他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命运终于眷顾了他一次。在事业最低谷的时候，他碰到了自己的贵人张之洞。张之洞当时正在编练新军“自强军”，急缺人手，于是黎元洪跟着张之洞来到了湖北。这一来，他永远告别了海军生涯。
黎元洪本人科班出身，学习能力强，因此迅速得到了张之洞的欣赏，被保送去日本深造。黎元洪由此成为精通海战、陆战的水陆两栖型将领。回国后，黎元洪成为“自强军”混成协的统领，大致相当于如今的上校旅长，是湖北新军中张彪之下的第二号人物。
由于过去的不幸遭遇，黎元洪特别能够体谅底层百姓的疾苦。他在工作和生活中待人宽厚，十分俭朴。别的军官贪公家便宜，胡乱报销，克扣军饷，中饱私囊，黎元洪从来不干这种缺德事儿，所以他在军中的人缘不错。
黎元洪不仅爱护士兵，对下属够意思，也能带兵、会打仗，是从战场上走出来的战将，在军中的地位十分重要。
从1905年开始，大清帝国一共举行了三次军事演习，参加演习的清军分为南、北两军展开对抗。
在规模最大的第二次军事演习（彰德秋操）中，袁世凯、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冯国璋五大猛人尽皆出席。在其他四位猛人轻松的谈笑声中，段祺瑞率领北洋新军精锐代表北军登场了。
他的对手是一位叫黎元洪的无名之辈所带领的湖北新军。
在战场上，寂寂无闻的黎元洪在战前推演部署、临阵指挥调度诸多方面表现出了杰出的军事素养，他指挥实力处于下风的南军与段祺瑞指挥的北军全面对抗，成绩几乎不相上下。
袁世凯他们原本计划在谈笑风生中轻松看秀，不承想半路杀出个黎元洪，结果没能轻松起来。黎元洪由此一鸣惊人，成为举国名将。
所以，革命党倾向黎元洪出任新政府领袖，是非常有道理的。
一来黎元洪懂兵，而且还是名将，以他的名气可以慑服朝廷，号召天下，壮大革命军的声威。二来黎元洪是湖北本地人，在军队中有很高的威望，可以号召部属附和革命，减少阻力。三来黎元洪跟湖北立宪派的关系不错，通过他可以把立宪派牢牢地绑在革命的战船上。
说到这里，肯定有人反对说：“教科书上说过起义爆发时，黎元洪曾杀害过革命士兵，是反革命，怎么能做革命的领袖？”这个以后被拿来宣传黎元洪多么反革命的例子，具体经过是这样的。识时务的黎元洪
黎元洪司令部办公室。
1911年10月10日晚九点左右，黎元洪收到新军起义的消息。
作为朝廷的官员，作为一名务实的军事干部，镇压起义是正常的工作，是必须完成的任务，所以黎元洪当即指挥临近的部队前去镇压，他则在司令部中辛苦地等待消息。
之后，他等到了两个坏消息。一是自己派过去的部队已经倒戈；二是起义军已经拿下楚望台。
实在是出乎意料！黎元洪意识到，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造反运动，自己可能镇不住场面。在经过短暂但激烈的思想交锋后，他做出一个很实在的决定：不求有功，不求无过，但求自保。
于是，黎元洪将附近的几百人马调至麾下，关闭营门，禁止出入。同时下令：“如革命党人进攻则还击，退去则不追击，大家按兵不动！”
晚十一点，有一神秘人士突然翻越营墙而入，并高声大呼：“革命成功，汉人同胞速来支援，一起攻打总督府！”事后才知道，此人叫周荣棠，是熊秉坤派出来号召其他新军起义的联络人。
但黎元洪不会给他开展工作的机会。司令部的卫兵一拥而上，立刻把周荣棠擒入司令部。黎元洪没有对他严刑拷打，说一些坦白从宽之类的场面话，而是当即杀死了这个倒霉的周荣棠。
这就是黎元洪反革命证据的由来。
其实杀死革命士兵，只能说明黎元洪肯定是不革命，但不能说他是反革命。毕竟大局未明朗之时，黎元洪不可能容忍一个小兵一声高呼，煽动周围的人要了自己的性命。
当然，这并不是一个思想先进、道德高尚、不惧死亡的人应该选择的处理方式。这么看来，黎元洪先生也是贪生怕死一族中的一员。不过这倒也怪不得黎元洪，毕竟怕死是人的本性。
几小时之后，革命军收拾完了张彪，其火力逐渐掉转到下一个目标：新军中军职仅次于张彪的实力派黎元洪。
炮声隆隆，火光映天，义军紧逼，草木皆兵，军心不稳。
我该何去何从？难道以手下的区区几百人马去对抗一座已经沸腾的城市？危急时刻，黎大人并没有被紧张的局势吓得脑子不好使，他冷静地想起了自己历经磨难后才学到的至理：男人就应该对自己狠一点，自己做自己的救世主！
因此他决定坚持“好汉不吃眼前亏”的真理：既不镇压革命，也不参与造反。兄弟们，赶紧散了吧，各求生路。
用今天的话说，黎元洪的这个决定很识实务。相信也正是由于识时务，使得他能够在后来的腥风血雨中存活下来。
接下来，黎元洪逃到手下家中避难。这是一个忐忑不安之夜。湖北军政府
起义发生的第二天，就在黎元洪惊魂未定的时候，家门口突然传来一阵喧哗，革命士兵找上门来了。
不过黎元洪并没有慌张地躲到传说中的床底下，而是躲入房中（避入房中——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事实上，黎元洪身材很是肥硕。对他而言，将自己肥大的身躯塞入清末那种逼仄的老式床底，那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士兵们进入房间见到黎元洪后，当即用真诚的语气目的鲜明地忽悠他：“黎老师，我等皆是您的部下，今日之爱国行动均出自您平时的教诲，所以我们是不会害您的。现在情况十万火急，请您速速出山主持大计！”
黎元洪还没来得及想好托词，就被连请带绑地簇拥到了咨议局（省级议会）大楼，等在那里的蔡济民、熊秉坤、吴兆麟等人告诉他：“瑞澄和张彪已被赶跑，武昌也被全面占领，善后大局非由您主持不可！”
可黎元洪知道，武昌起义虽然成功，但革命党的实力难以应付清军接下来的反扑。若跟着革命党干活那叫造反，现在收了革命党的好处，将来是要拿脑袋去还的，风险系数太高。
于是，顾虑重重的黎元洪嘴里开始嚷着那句属于他的历史名言：“汝辈事太闹大了，莫害我！莫害我！”
唯一的“带头大哥”候选人黎元洪不肯合作，革命党们自然不会由着他，当即把黎元洪软禁起来。革命党人知道，对付黎元洪这种不肯上道的人，最好的办法就是击碎他的骄傲、打破他的顾虑。
当天，以“都督黎元洪”之名签署的《安民布告》就贴满了武昌的大街小巷，“黎都督”立时家喻户晓。黎元洪瞬间从朝廷的高级干部变成朝廷的反贼。一旦被拉上“贼”船，再想下来可就难了。“黎都督”正式“被上任”。
一天后，汉口、汉阳落入革命军之手。至此，武汉三镇（汉口、汉阳、武昌）全部落入革命党之手。随后，时刻关注着武昌起义的诸列强也顺势宣布“严守中立”。革命形势一片大好！
局势的变化，令黎元洪终于打消了对革命党实力的顾虑。他再度做出识时务的决断：与其既当革命党的囚徒，又被朝廷看作叛徒，还不如索性把前程押向革命一边，我跟你们通力合作！
黎元洪原本就深谙军事，又有共进会、文学社这样的强力军事助手，再加上顺势加入队伍的、处理民政的好手汤化龙，湖北革命军政府的领导班子很快搭建完毕，并高效运转起来。
以新军为班底扩招士兵，整军备战。
安民免税。
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号召各省起义响应。
至此，清政府终于迎来了一个战斗力极为强劲的革命党对手——湖北革命军政府。第三章是谁在革清朝的命阳夏保卫战之奇怪的汉口之战
在武昌起义时发挥了“让领导先走”本色的瑞澄显然是个大草包，好在他并没有草包到底，还是稍稍尽了一个封疆大臣的政治责任，把“武昌落入革命军之手”的消息以最快的速度通知了朝廷。
朝廷收到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后，以摄政王载沣为首的中央高层领导感到极为震惊和愤怒。在集体问候了曾经在湖北武汉长期工作的张之洞同志的所有直系亲属八百遍之后，众人一致同意动用中央军去镇压湖北革命党，对他们而言，地方新军已不可信任。
1911年10月12日，载沣几乎拿出了全部家底，兵分四路，兵锋直指武汉。
第一路，以北洋第四镇为主力，统帅为荫昌。
荫昌，满洲正白旗人，时任内阁陆军大臣，我们在小站练兵那会儿提过他，袁世凯的哥们儿。无论是从血统——满人，还是从身份——陆军司令来看，由荫昌做第一路的统帅，都说得过去。
第二路，以北洋第五镇为主力，统帅是冯国璋。
第三路，以禁卫军为主力，统帅是载沣的七弟载涛。
第四路，由十多艘军舰组成的海军主力。
载沣任命萨镇冰为海军司令，督水师走长江水路配合作战。升官发财的时候载沣想不起来萨镇冰，但用得着萨镇冰的时候倒是记得把人往火坑里推。这么看来，清朝在载沣手上灭亡是有充分理由的。
载沣的本意是中央军精锐齐出，陆海并进，一战歼灭“反贼”。但是，中央军的表现实在令他失望。
这场即将发生的战争因其主要战场在汉阳和汉口（古称江夏或夏口），故称阳夏保卫战。
举国目光齐聚武汉，革命能否成功就在此一战。
如果革命军被清军主力歼灭，其后果自不用多说。
如果革命军能抵挡住数倍于己的清军主力的反扑，把清军主力拖在武汉城下无法动弹，那么其他正在观望的势力就有可能起兵响应，革命的星星之火就有可能迅速形成燎原之势。
先行出发、先行抵达的荫昌是很想扑灭革命的星星之火立功的，可惜他有心无力。荫昌虽然是这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北洋劲旅名义上的最高统帅，但他指挥不动这支军队。
前面说过，北洋军从征兵到训练，几乎都是袁世凯在负责，重要军官几乎都是他的人。除了袁世凯或者得到袁世凯的授意，否则谁也指挥不动这支部队。所以第一路人马出工不出力，只是在应付差事。
第二路的冯国璋先生确实能打，是一员悍将。但他有力无心，不想打。
冯先生在率军南下的途中，抽空去了一个地方——河南彰德洹上，亲自拜访老大哥袁世凯问计：老大，咱们打还是不打；如果打，又该怎么打？
袁老大的回答十分简单：慢慢走，等等看。
这一慢一等，就到了10月底，第二路才做好战斗准备。
至于以旗人为主的第三路，是满洲最后的家底，载沣要留着以备汉人造反，是不会让他们在战场上轻易消耗掉的，得等前两路军队跟革命军拼得差不多了的时候，由他们站出来摘桃子，收拾残局。
如果说陆军的表现让载沣十分失望，那么萨镇冰的水师就让载沣绝望。
早在10月18日，海军司令员萨镇冰率领的水师就已抵达武汉江面。但接下来，载沣期望的军舰集中火力众炮齐鸣的激烈战斗场面并没有出现。
大多数时间里，水师只是象征性地发射几枚炮弹，而且炮弹也不认识革命军的工事，大都落在了荒郊和水面上。
为什么会这样？明明应该十分激烈的战斗，为何打得如此有爱心？
秘密就在两个关键人物的身上。
第一个人叫汤芗铭，此人是海军少壮派的代表人物，也是这支海军主力的参谋长。此外，他还有一个身份：湖北立宪派大佬汤化龙的亲弟弟。
汤化龙此时已是湖北军政府的政事部长（总揽行政，相当于省长），于公于私，他都得把弟弟以及弟弟掌握的那部分海军拉到自己的阵营。所以汤芗铭还未抵达武汉，就已收到哥哥的来信，让他“早日反正，以立殊功”。
不提汤化龙的劝说，单说汤芗铭本人，此人虽然有些功利，思想品德也不大高尚，但曾留学法国和英国的经历令他对于民主共和以及清朝的腐朽有着清醒的判断。
因此，既受哥哥影响，也为个人前途和国家前途考虑的汤芗铭，决定冒险奋力一搏。在他的策划下，一些有革命倾向的海军官兵逐渐围绕在以他为核心的周围，消极战斗，时刻准备着高举义旗造反。
第二个人则是这支水师的最高领导——萨镇冰。
萨镇冰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后又留学英国，算是受过先进教育的思想开明之人，再加上不得载沣重用，对清朝自然不会有太多的忠心。
在稀稀拉拉的枪炮声中，萨镇冰收到了学生黎元洪的来信《黎元洪致萨镇冰书》。
来信约一千三百字，言辞恳切，情谊殷殷，道理深刻。在信中，黎元洪表示武昌起义的目标在于改革专制政体，建立中华共和民国，并劝说老师站在国家前途和民族大义的角度上反水。
读完来信，萨老师内心非常纠结，他既不想叛清，也不愿与革命党为敌。于是他绞尽脑汁想了一个不错的办法：和稀泥。
满怀希望的黎元洪终于等到了萨老师的回信，信中写了八个十分醒目却令人失望的大字：彼此心照，各尽其职。
一边，参谋长汤芗铭态度鲜明，要带头造反，无心打仗。
另一边，司令萨镇冰态度暧昧，对手下员工的反心以及出工不出力的行为既不赞成也不反对。
因此，这仗是打不起来的，打得起来就见鬼了。
海军不打革命军，一心一意地磨洋工，革命军自然也不会主动进攻火力强大的海军找抽。
因此，除去最初的几天，革命军跟不知躲去哪儿又突然冒出来的张彪干了几仗，阳夏保卫战的第一阶段——汉口之战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双方一片祥和的对峙中被消磨掉的。
但是，他们不动，有人动！
别看武昌首义是共进会和文学社干的，没有立宪派、同盟会、会党什么事，但共进会和文学社毕竟只是地域性小党派，不具备全国影响。而立宪派、同盟会、会党就不同了，在全国各地均有分支，势力庞大，他们看到武昌首义成功，清军主力被拖在湖北动弹不得之后，遂趁热打铁，在全国各地积极行动。
与此同时，埋藏在清军内部的几颗定时炸弹也终于引爆了！绝命的反戈
想当年，慈禧为了巩固清朝的统治地位，迫不得已创了一招“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武功。这一招功夫的书面名称叫做“编练新军”。
新军的威力确实很大，先后灭了义和团和造反的革命党，可新军的副作用也很大，巩固统治的同时却损了清朝自己的根基。至于原因，就得研究一下慈禧这招是怎么练成的。
当年朝廷囊中羞涩，攒下来的钱大都充作赔款、供养贪官和维持皇室的奢侈生活，而按当时的标准，全部练成朝廷计划的三十六镇新军，仅建军费及军饷一年都要上亿两白银，超过国家全年的财政收入，这自然是难以做到的。
一句话，朝廷没有足够的钱练兵。
于是慈禧只好跟各地的诸侯——总督和提督们说：朝廷的困难你们也知道，我只能从人员编制等政策上支援你们，至于编练经费主要就靠你们自己筹备。
慈禧老佛爷是很有权威的，总督和提督们虽说觉得有点委屈，不过还是响应朝廷号召，开始了自招自练。
慈禧既然给不了钱，那就难以掌控新军的人事任命权。
开明的地方大员如张之洞等人，不仅注意招收受过新式教育的文化青年入伍，更加重视招收受过先进军事教育的留学生担任军官，如留日的蔡锷、阎锡山、李烈钧、蓝天蔚、吴禄贞、唐继尧、许崇智（鲁迅的爱人许广平为其堂妹，香港演员许绍雄是其侄子）等人全都趁机加入了新军。
这些人可不一般，有水平，有思想，有主见，有眼界，敢于持有不同政见，完全不同于旧军官兵愚昧效忠皇权。更关键的是，他们对现在这个政府并不满意。简而言之，他们就是埋藏在清军内部的定时炸弹。乱战，四方云动
革命的多米诺骨牌，在武昌起义十二天后就开始了倒塌的过程，辛亥革命的狂潮到了！
10月22日，湖南、陕西独立。
10月29日，山西独立。
10月30日，云南独立。
10月31日，江西独立。
11月3日，上海独立。
11月4日，贵州独立。
11月5日，浙江独立。
11月7日，广西独立。
11月8日，安徽独立。
11月9日，福建、广东独立。
11月22日，重庆独立。
11月27日，四川独立
……
下面咱们挑几个既有重点人物出场也比较有趣的事情来说一说。
10月22日，湖南在焦达峰的带领下独立，陕西也在哥老会大哥张云山的带领下独立。
10月29日，革命士兵在新军标统（团长）阎锡山的带领下杀死了自己的上级领导——山西巡抚和协统（旅长）。阎锡山坐上山西都督的位置，并由此开创了阎同志近三十年的山西土皇帝事业。
一天后，立宪派的支持者、新军协统蔡锷和同盟会会员唐继尧发动起义，云南光复。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个名叫朱玉阶的排长在此战中表现十分英勇。他冲锋在前，浴血死战，率领士兵攻克了总督府。这位朱玉阶不是别人，正是后来共和国的朱德元帅。
11月3日，轮到了上海，光复会李燮和与同盟会陈其美相约同时起义。
这个陈其美的名气可能不是很大，但他的把兄弟蒋介石，亲侄子陈立夫、陈果夫想必大家都耳熟能详。所以陈其美可是一个重要人物。在此多提几句。
陈其美，字英士，1878年出生于浙江。
他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但后来家道中落，他决定牺牲自己（也许是因为他成绩最差）——辍学去当铺做学徒挣钱，供大哥和三弟读书。
在接下来的十二年中，大哥和三弟先后从日本学成归来，他则遇到了事业发展的瓶颈。十二年前，陈其美学徒排名第十二；十二年后，他排名第三。也就是说，其美兄干了十二年都没转正，还在打杂，离成为当铺中层管理干部（掌柜）遥遥无期。
眼见目前这份工作没有前途，加上身上的担子也没了，因此他动了去外面的世界看看的念头。
这之后，他虽在上海做了一段时间的助理会计，但最终还是踏着兄弟的脚印去了日本留学。
由于自身条件太差——文化低、年龄大，甚至准备工作也没做到位，陈其美没能进入正规军校，只在一些野鸡大学——东京警监学校、私立东斌陆军学校厮混了一段时间。
虽说是混，但他也没有浪费生命。
1906年冬，陈其美在日本加入同盟会。此刻他属于边缘人物，是小弟。
1908年，陈其美被同盟会派回国内，发动革命。
1909年，陈其美在上海设立机关，经营革命。此刻他是主要人物，是头头。
在参加革命的这些日子里，陈其美同志积极发挥自己的天分和专长，走出了一条具有陈其美特色的革命道路。
特色一：以黑暗之境导入光明，用黑暗的暴力维护光明的正义。
陈其美长期混迹社会，办事能力、交际能力很强，在上海滩混得很开，因此他效仿革命领袖孙中山打入青帮内部，引青帮成员为己用，戏院、茶馆、澡堂、酒楼、妓院从此成为陈其美先生闹革命的办公场所。
特色二：五年武术无数兵。
陈其美派手下请来大侠霍元甲，创办了近代中国妇孺皆知的精武体育会（精武门）。
他的计划是以五十名青年拜师霍元甲，半年学成，然后每人再分散培养弟子五十名。若以此类推，五年之后，陈其美的革命兄弟将高达数十万亿，即便把全部地球人拨给陈其美训练都还不够。
换句话说，五年之后，全人类都是陈其美的革命兄弟姐妹，全世界直接一统，革命直接成功！
可惜这项伟大的计划因霍元甲很快故去而搁浅。
虽然陈其美的方法很有特色，但效果不是很好，因为没能经受住实践的考验，打了败仗。
前面说到光复会李燮和与同盟会陈其美相约起义，但陈其美并没有如约起义，而是提前一晚抢先进攻清军，结果手下的兄弟们战斗力不行，不但未能拿下清军，反连累陈其美自己被清军捉了。据说清军使了一个狠招对付这位革命家，将其绑在茅坑与屎尿亲密接触了一夜。
陈其美同志之所以抛开李燮和同志单干，是因为两个原因。
原因一：同盟会和光复会不和。如果让光复会拿下上海，而浙江作为光复会的大本营，也很有可能落入光复会手中，这样的话，十分不利于同盟会争取革命的领导权。因此同盟会内部希望自己人陈其美拿下地位极其重要的上海作为革命大本营。
原因二：陈其美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做上海都督，因此他想抢光复上海的头功，若拥有头功，做上海都督的希望更大。
虽说陈其美比较阴暗，好在李燮和很大度。李燮和收到陈其美失败的消息后，二话不说，连夜率军起义。一夜激战，打垮清军，救出陈其美，上海也在他的领导下光复。
本来按照功劳，李燮和是当仁不让的都督人选，可事情远没那么简单。
实际上，参与上海光复的有三股势力——李燮和的光复会，陈其美的同盟会，还有上海本地的绅士商人团体（立宪派）手下的武装力量——商团。
李燮和是湖南人，因此上海绅商坚决反对李燮和这个外地人出任上海都督。
上海绅商本来也不打算支持陈其美，毕竟陈其美也是外地人。但一来陈其美在上海奋斗了若干年，档案、劳动关系、党组织关系都在上海，远比李燮和与上海的关系亲密；二来这些绅商实在接受不了陈其美手下的青帮小弟们热情而努力的游说方式——威逼恐吓。于是只好半推半就地同意支持陈其美出任上海都督。
最重要的是，陈其美本人和同盟会早已将上海都督看作囊中之物，又岂会拱手让人。
陈其美表面上说自己不会参选上海都督，背后却在没有通知光复会以及李燮和的情况下，提前把都督选举大会给办了。选民几乎全是他的人，选票几乎全部写着陈其美的名字。陈其美以绝对多数票的优势光荣“当选”上海都督。
这可把李燮和气得半死，好在李燮和顾大局，没有跟他拼命。要不然革命还未成功，革命党内部就要为争权夺利撕破脸皮。
上海光复，近在咫尺的浙江省立宪派头头汤寿潜在光复会支持下，当上了浙江都督。
上海、浙江已经光复，起义军旦夕就要杀来，隔壁的邻居江苏巡抚程德全害怕了。
要说这个程德全多少也是个名人，苏州寒山寺的“寒山古寺”四字就是他写的。
此人很有意思，大家光复他也光复。不过他光复的过程比较好玩，他让人把巡抚衙门的牌子摘掉，又从大殿边角挑下一块瓦来，“嘭”的一声，着地粉碎，就算“革命”过了。
这种别开生面的、不流血的“和平解放”，也算是为保全江苏生灵做出了贡献吧。
除开上面这位顺大势的英雄外，其他各地政府官员的脑子也不是猪脑子。清朝的日薄西山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这时眼瞅着中央政府大军竟然拿不下小小的武汉三镇，大家哪里还有心思抵抗，基本是起义军一到，三招两式就放弃抵抗。
更有甚者，广西与安徽的巡抚直接宣布独立，说我也革命了。革命党说不行，不许你自行革命，必须由我来革你的命。革命党说到做到，广西、安徽被武力光复。
在大清龙旗的频频落地声中，朝廷的支持者越来越少，不过也不是没有反抗的。
福建总督旗人松寿就不识时务，发誓顽抗到底。
不过，松寿手下的旗兵不像他的豪言壮语那般顽强，很快就被同盟会会员彭寿松和许崇智领导的起义军击溃。松寿见大势已去，吞金自杀，成为第一个自杀殉清的官员。福建落入革命党人的手中。
随后，同盟会的“支那暗杀团”出手，炸死了朝廷刚刚派来的倒霉蛋广州将军凤山。
手下没了能带兵打仗的人，两广总督张鸣岐知道大势已去，还是保住小命要紧。于是在接受立宪派“和平独立”的要求后，逃到租界。
11月9日，同盟会的胡汉民从香港赶回来做了广东都督。
胡汉民当上都督后，同盟会的革命党人蜂拥而至，齐聚广州。广州从此成为革命的大本营之一。
11月11日，萨老师眼见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压力很大的他在黎元洪又一封来信的感情攻势下，遂将水师交给汤芗铭，撂下挑子，到上海“养病”。
萨老师刚走人，汤芗铭就带着军舰投了革命军。
打响“保路运动”旗号的四川反倒动手晚了，11月27日才宣布独立。
同日，皇族中最开明、最能干的端方死于入川武昌新军发动的兵变。魂归蜀道，万古同悲！这帮人之所以急切地杀死能力人品都不错的端方，无非是急求摆脱先前入川镇压保路军民的干系，出于革命的心思应该不多。
如此一来，南方各省在辛亥年12月前基本都已宣告独立。
让朝廷稍微感到安慰的是，两江总督张人骏（张佩纶的侄子，张爱玲的叔叔）、将军铁良以及江苏提督“辫帅”张勋仍对朝廷忠心耿耿，尽管南京兵少城孤，但还是在四面楚歌中顽强地和革命军对抗。
但是，进攻南京的江浙联军却也不屈不挠，总司令徐绍桢带领镇江、浙江、上海革命联军向南京发起猛攻。
张勋也算是有几分能耐，他督率着手下的辫子军与革命军对垒，开始倒也不吃亏，只是最后实在是打不过了，只得带着他的人马开城逃走。
于是，南京在革命军起义二十四天后也落入革命党的手中。
接下来，来自四面八方的革命军云集南京，人数高达三十万。数目有些吓人，然而素质参差不齐，有正规军人，有帮派大哥，有绿林好汉，也有普通百姓……总而言之，良莠不齐，害得史书都称之为“民军”。不过在本书中为了风格统一，还是称作革命军吧。
北方的情况也不容清政府乐观。
山东巡抚孙宝琦这位庆亲王奕劻的儿女亲家，居然也在风潮中宣布独立，这可真是让朝廷心寒不已。好在孙巡抚后来良心发现，又宣布取消独立，上演了一场闹剧。
琼瑶的爷爷陈贞瑞可不是写言情小说的，他也是一名革命党。1912年3月11日，此人跟随领导黄钺在秦州宣布独立，成立甘肃临时军政府。
如此一来，全国二十三个行政省，十五个省宣布独立，只剩下台湾（割予日本）、河南、山东（先独立后又取消）、东北三省、直隶、新疆还没有光复，大清帝国的坠落之势已经不可阻挡。第四章最大公约数救世主
其实，在大清局势还未彻底糜烂，朝廷还未四面楚歌的时候，载沣就已在琢磨解决办法，他是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大清帝国就此玩完的。
确切地说，早在清军主力于湖北前线磨磨蹭蹭、出工不出力的时候，载沣就已开始积极开动脑筋想办法：军队指挥不动，各地欲效法湖北，怎么办？！怎么办？！
就在载沣急得团团转的时候，袁世凯的老关系户奕劻同志及时出现了。
奕劻给载沣提了一个很犀利的建议：“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北洋军。前线需要北洋军去灭火，中央也需要北洋军的忠心护卫——北洋系遍控关隘，如北京、直隶、山海关、济南、锦州等地都有北洋军驻防。只要解决了军队的问题，其他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要不咱们还是请老袁出山吧，他调教出来的部队他自己还指挥不动吗？”
载沣听完之后，脸上闪过一抹难堪的红色，毕竟袁世凯是他辞退的，现在要他请袁世凯回来，这不是打他的脸吗？从个人感情上讲，他十分讨厌袁世凯，但目前就要失控的局势又不容他错失这最后的一根稻草。
载沣进退两难。
自己拿主意拿惯了的载沣，这时候突然灵光一闪，他想起来还有一尊菩萨可以替自己分担火力。于是他找到嫂子隆裕太后，请她拿个主意。
在如此关键的时刻，大好人隆裕太后自己也是六神无主，哪里能给载沣什么好建议。结果隆裕只好召来“高级顾问”皇族内阁协理大臣（内阁副总理）徐世昌。
接下来，是徐世昌的表演时间。
隆裕太后的声音一如既往的轻柔：“徐爱卿，你说现在该怎么办是好？”
徐世昌当然早有主意，但因为演戏要按套路出招，所以太后问起来，徐世昌先是一句“臣不敢说”。再问，又是一句“臣不忍说”。最后再问，就是“臣不得不说”。
那说什么？
徐世昌先生摆出一副忠君爱国的表情，以万分诚恳的语气对隆裕说道：“咱们应该引虎自卫，请袁世凯出山。而且，朝廷必须给予袁世凯全权，方能处理当前局势。”
隆裕太后被忽悠得不住地点头称是。
1911年10月14日，朝廷正式向袁世凯伸出橄榄枝，载沣让袁世凯的老部下阮忠枢给其带去一封诏书：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处理剿抚事宜，湖北军队及各路援军归袁世凯调遣，配合荫昌、萨镇冰作战。
但是，袁世凯愿意接手这个烂摊子吗？
……
有那么一种人，当他在你身边时，你不觉得他特别，但当你需要他时，他却已不在你身边，这时你才知道他的重要性。
很不幸的是，对载沣来说，袁世凯就是这种人。
1909年到1911年，在袁世凯被退休的近三年里，他的声望居然比在位的时候还要高。武昌起义发生后，所有人，包括朝廷和革命党都觉得袁世凯是挽救局势的最佳人选。
是不是很神奇？
其实没必要大惊小怪，因为袁世凯身上有八个别人没有的好条件。
条件一：汉人。革命党主张驱除鞑虏，他“被退休”被看作满人打压汉人的证据。
条件二：当下最精锐的军队——北洋军的精神领袖，这是稳定局势的保障。
条件三：官僚队伍中的改革旗手，渴望改革的立宪派喜欢他。
条件四：和朝廷的关系还算可以，朝廷还指望着他力挽狂澜。
条件五：跟列强的关系不错，属于列强最佳代言人，能保护列强的在华利益。
条件六：业务熟练，过去的荣誉和工作经验都是有力的证明。
条件七：老百姓希望有一个强势的人物出来摆平一切。辛亥革命后，他们天天担心南北战争。不动家伙，过和平的日子，这对老百姓来说是硬道理。
条件八：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条件！不极端，不保守，各方都能接受，属于最大公约数。
这么看来，在当前局势下，袁世凯的确最有希望成为那个挽救局势的“救世主”，因为他的地位和作用无人可以替代。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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