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东凌
出版社：石油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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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精神贵族：风骨绝尘的民国大先生试读：
前言
那些远去的良知与风骨
当中国浩荡地崛起，当时代汹涌地向前；当历史鲜活地与我们撞怀，当民国隆重地向我们走来……
任心遥想那一个时代的潮起潮落，侧耳倾听那一批人物的风云命运，才发现，他们离今天并不遥远。
读着他们，我们感到恍若隔世；抚摸历史，我们常常喟叹不已。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提起民国男士，总会想起历史上另一个战乱频仍的年代和那个时代里任性率真、踔厉风发的文人。三曹，建安七子，嵇康、阮籍、谢安，一个个名字，仿佛一串串风铃，在岁月的幽深杳渺处轻轻地摇响。
侧耳倾听，以心顾盼，当瞩目于民国时代，才惊觉，才讶异，才钦敬，才震撼……
他们身处一个很不一样的时代：新旧交替、中西碰撞、风云际会，因而形成一种与今人迥然不同的风度、气质、胸襟、学识和情趣。他们的个性或迂或狷或痴或狂，可谓千人千面，但内里全不失风骨、风趣或风雅，底子上都有一个“士”字。总而言之，这是一批兼有硬朗，而又好玩、有趣的人。
他们的生活里有比其他东西都重要的——不可夺之志，是对学问的探求，是对社会、历史、民族与自我生命的承担，是对独立精神的坚守，是对自由人格的追求，是对创造力的无尽开拓。故而，心才有了着落，精神才有了寄托，人亦有了安身立命之处，于是，总要有所在意，有所守护。总而言之，这是一股既富于性情，又加之坚守、捍卫的力量。
他们是一代教授，还是一代学人。
讲课，绝就绝在它的不拘一格、随心所欲，显示的是师辈的真性情，一种自由不羁的张力。因此，它给予学生的，不只是知识，更是生命的浸染、熏陶。在这样的课堂里，充满了活的生命气息，老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生命相互交流、沟通、撞击，最后达到了彼此生命的融合与升华。这样的教育背后，是一种生命承担意识。
而他们自身，哪一个不是终生都完整地保持着生命的赤子状态？
治学，精就精在它的孜孜以求、纯粹至极，显示的是学者的真姿态，一份为之而生的热情。因此，它不单给时人以鼓舞，更让后世也受之启迪、仰之正气。在这样的智慧里，充盈了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混合了顽皮、满足和欣喜的神态，形成了真正的学院派，为学术而学术，并以生命的自足为无上存在。
而他们的言辞、作品或成果，哪一项不是至今都灿烂地绽放着生命的智慧之光？
本书选取了蔡元培、胡适、辜鸿铭、刘文典、王国维、赵元任、黄侃、吴宓、傅斯年、张伯驹、鲁迅、梅贻琦十二位民国先生，着笔于各自真性淋漓、学养不凡的生命剪影，展现了一代民国真名士的灼灼底气。在每一位人物的篇前，加设了个人档案，以示先生的简历，使读者达到初步了解、立体甄别，并从大师的身上汲取心的能量，给当下生活带来思考与出口。
让我们如他们一般，倾听真声音，追逐真精神，积蓄真涵养，张扬真性情；
让我们如他们一般，进入人生的大视野、大境界、大气概、大幸福；
让我们如他们一般，有所在意，有所信仰，有所执着，有所感动；
让我们如他们一般，在追逐的道路上把承担、独立、自由、创造纳入日常生活轨道；
……
奔跑起来，延循着百年的光阴，谛听着时代的强音，且看一代民国大先生！蔡元培 独守那一片净土
生平：1868—1940，字鹤卿，又字孑民，浙江绍兴人。教育家、思想家、民主主义革命家。曾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要职。在执掌北京大学期间，参照德国大学的理念，对北大进行了全面改革，开“学术”与“自由”之风。
受业：少年时曾在绍兴古越藏书楼校书；在德国，接受著名历史学家兰普莱西指导。
传道：蒋梦麟、罗家伦等。
言语：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品藻：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约翰·杜威
1919年6月15日，蔡元培愤言发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
的宣言》：（一）我绝对不能再做那政府任命的校长：为了北京大学校长是简任职，是半官僚性质，便生出许多官僚的关系……我是个痛恶官僚的人，能甘心仰这些官僚的鼻息么？（二）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三）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北京是个臭虫窠……无论何等高尚的人物，无论何等高尚的事业，一到北京，便都染了点臭虫的气味。
执掌北大的十年间，这位怀抱教育救国信念的校长七次请辞，这是其中一次。
对于他的频繁挂冠，胡适认为：在这混浊黑暗无耻的国家里，在这怯懦不爱自由的民族里，蔡先生的不合作主义是不会成功的。
而蔡元培始终坚守这种“洁癖”——在黑暗的势力面前，知识分子的“退”有时比“进”更重要。永远的校长
没有蔡元培，就没有新北大。
北大后来的面目就是经过蔡元培点化后而得以根本改变的。它显赫的传奇也被人这样描述：京师大学堂大难不死，已属奇迹，还能排除阻力开班授徒，更是奇中之奇。
而这一切皆得从新任民国教育部长范源濂对蔡元培发出的一份急电说起：
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师表群伦。海内人士，咸探景仰。用特专电敦请我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务祈鉴允。早日回国，以慰瞻望。启行在即，先祈电告。
手握着用词极其殷切的电文，面对着当下的时局国情，蔡元培一度犹豫，陷入了沉思之中。
他与吴稚晖商量此事，友人说了一句：“中国事，云不可办，则几无一事可办；云可办，则其实亦无不可办。”
他又想到，要使中国转危为安，只有从教育入手。
他忆起，当年普鲁士受拿破仑蹂躏，哲学家、教育家费希特改良大学教育，对于挽救普鲁士贡献很大。普鲁士之所以能战胜法国，人们都归功于小学教师，之所以有那一代小学教师，得力于高等教育。
他自己很清楚：我的兴趣就在大学。在1912年任教育总长时，他就和时任次长的范源濂谈及此：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大学整顿。
最后，孙中山的意见是：如果你去北大做校长，有利于革命思想向北方传播。
1916年马上就要过去了，蔡元培将开启他生命中伟大的新篇章。
眼前的北大有两大弊端：学科凌杂，风纪败坏。
蔡元培的解法是：救第一弊，在于延聘纯粹之学问家，一面教授，一面与学生共同研究，以改造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救第二弊，在延聘学生之模范人物，以整饬学风。
于是，一个蔡元培的时代开始了。
大学之大，因其无所不包，各种言论思想均可自由，但亦不必出于互相诟骂。如各有主张，尽可各自鼓吹自己主张之长处，不必攻击或排斥他种主张。
蔡元培主张兼容并包，入主北大后，他立即大力进行改革，延聘选拔有真才实学的各方面人才，容纳各种学术和思想流派——不在乎你的政治立场，不在乎你的资历，不在乎你的年龄。
于是，短时间内，北大教员队伍发生了重大变化，学校面貌为之一新。
据1918年年初的统计，全校共有教授九十人，从其中七十六人来看，三十五岁以下的四十三人，占57％，五十岁以上仅六人，占8％。最年轻的文科教授徐宝璜仅二十五岁，其他如胡适、刘半农等都是二十七八岁。1917年以后，北大三十岁左右的青年教员相当多，其中许多是蔡元培从科学论文中发现而请来的。北大教授平均年龄仅三十多岁，而同时期北大本科学生的平均年龄为二十四岁。
这样一支年轻而富有活力的教师队伍，一扫北京大学的陈腐之气，使之成为鲁迅所说的“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
蔡元培初到北大时，北大国文课只有经史子集，外文只有英文，教员只有旧派学者。他增加了戏曲和小说等科目，聘请了陈独秀、胡适、刘半农等新派学人，增开了法文、德文和俄文等外文学科。
至此，北大新旧学者济济一堂：有主张新文化运动的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有尊王复辟的辜鸿铭、刘师培等，有中国共产主义的先行者李大钊、最早介绍无政府主义的李石曾，还有最早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夏元瑮……此外，他还延聘了钱玄同、俞同奎、沈尹默等一批原有教员，聘用了梁漱溟等一批只有二十三四岁的年轻学者，请来刚从美国留学归国的女教授陈衡哲，聘请数学系老教授冯祖荀，外籍教授、地质系的葛利普等，以及画家徐悲鸿等。
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认真教授，以提起学生学问的兴会，这正是蔡元培整顿北大的第一步。并且，他也为此付出了充满无限诚意的努力，尤其是陈独秀的任事，周折颇多。
蔡元培经汤尔和介绍而知陈独秀与《新青年》，考虑他是新思想的代表，并且传统学术根底深厚，便希望把他请到北大来。
蔡元培为此几乎天天登门拜访。有时去得早了，陈独秀还没有起床，他就招呼茶房，不要将其叫醒，只要拿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就好。陈独秀原本看不上名声糟糕的北大，但架不住蔡元培三番五次登门的诚意，同意担任北大文科学长。为了得到教育部的顺利批准，蔡元培公函中的陈独秀履历是其代为填写的，其中确多有不实之处：陈独秀，安徽怀宁县人，毕业于日本大学，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
之所以如此殷切与冒险，是因为在蔡元培眼里，当时的陈独秀正是一员闯将，是影响最大，也最能打开局面的人。事实证明，蔡元培这步棋走得很对。
后来，黄侃、马裕藻对此颇为不满，抱怨道：“陈独秀不过能写点笔记文，怎么能做文科学长？”蔡元培说：“仲甫（陈独秀的字）精通训诂音韵之学，如何做不得学长？”
蔡元培时代的北大，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都同样有机会一争高下。
他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
所以，当时的北大常有如此情形：黄侃在教室大骂钱玄同，而钱玄同在对面教室如同未闻，照讲不误；梁漱溟和胡适打哲学对台，同时开讲哲学。
为学问而学问的精神，一时在北大成为一种风气。
而随着改革的一步步扩大，北大里旧学派的声音渐成势力。
北大请吴梅开设元曲课程，有人便造谣说在教室里唱戏；因陈独秀等人提倡白话文，又有谣传说北大把《金瓶梅》当作教科书。守旧学者更是直接在课堂中开骂。周作人就曾写到当时的情形：别的人还隐藏一点，黄季刚最大胆，往往昌言不讳。他骂一般新的教员附和蔡孑民，说他们“曲学阿世”，所以后来滑稽的人便给蔡孑民起了一个绰号叫作“世”，如去校长室一趟，自称会“阿世”去。知道这个名称，而且常常使用的，有马幼渔、钱玄同、刘半农诸人，鲁迅也是其中之一，往往见诸书简中，成为一个典故。
而在校外，研究系、安福系等旧派文人也对蔡元培发起了猛攻。
林纾一面通过写小说的方式影射攻击蔡元培等人，一面给之写公开信，说学校里提倡非孝，要求斥逐陈独秀、胡适诸人。蔡元培回复道，《新青年》并未非孝，即使有此主张，也是私人的意见，只要在大学里不来宣传，也无法干涉。
同时，令蔡元培看到希望的是，他的兼收并包亦取得了很多旧派学者的拥护——在这场纷争中，辜鸿铭直接撰文予以支持，称其“实为我孔孟旧学大功臣也”。
起起伏伏，跌宕人心。终于北大还是让人刮目相看了。
北大建校二十周年时，吴梅撰写了一首纪念歌：
沧海动风雷，弦诵无妨碍。
到如今费多少桃李栽培，喜此时幸遇先生蔡。
从头细揣算，匆匆岁月，已是廿年来。
蔡元培，这个执着的教育斗士，带着他的新力量继续前行。
他请国外知名学者到北大讲学。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英国哲学家罗素，法国数学家班乐卫，印度诗人泰戈尔等，连同德、法、日、苏等国的学者均有过北大之行。
杜威评：“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梁漱溟说：“所有陈（独秀）、胡（适）及各位先生任何一人的工作，蔡先生皆未必能作。然他们诸位若没有蔡先生，却不得聚拢在北大，更不得机会发舒。聚拢起来而且使其各得发舒，这毕竟是蔡先生独有的伟大。”
行思想自由之原则，取兼容并包之意。
按照蔡元培最初预想的步骤，在教授治校的同时，便是要将北大变作一个学习的自由王国。
于是，当时社会上各行各业人士都可以进入沙滩红楼听课。那些求知欲望甚为强烈，但由于贫困而上不起学的青年，诸如商店的营业员、工厂的学徒等，都可以进入北大讲堂听课，学习文化知识。
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空前绝后的。现在进入北大要有证件，当时什么都不要。
而这样全开放的局面，源于北大正在招收一批旁听生。
1917年，萧禀原考入北京大学中国文学门（系）。一位杜姓同学想去旁听，他便去北大教务处代为申请。教务处一位先生却说：“座位满了，不能再收。”“座位没满，请你去教室看看。”萧禀原如此承言，但教务处的先生丝毫不予理睬。他便气呼呼地去见蔡元培校长。校长室在红楼二楼，也没有秘书阻挡，学生可以随便去找。他一进门，蔡元培看他怒气冲冲，便和蔼地说：“你先坐下，休息五分钟，五分钟后你再讲话。”
萧禀原坐了一会儿，便和蔡校长说了为杜姓同学申请旁听的事。他说：“多收一个学生总比少收一个好。教室有座位，可是教务处的先生却说座位满了。请校长去教室看看是否有座位。”
蔡元培听后，马上亲自打电话把教务处那位先生请来。萧禀原当着蔡校长的面，对教务处的先生说：“教室确实还有座位，不信你去看。”
教务处的先生没有说话。蔡校长当即拿笔写了一个条子“准予杜××到中国文学门旁听”，交给教务处的先生。于是这位杜姓同学终于入学旁听了。
这是思想的驱动力，是知识的洗礼，更是北大这样宏大的学堂才能给予的机会。可想而知，在当时的情势之下，北大的旁听生、“偷听生”只会越来越多。
一日，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晚饭后在沙滩附近散步，不经意间走到“偷听生”们居住的“拉丁区”。他们好奇地走进一间屋子，只见一个衣着寒酸的青年正借着微弱的灯光读书，身旁放着两个发硬的馒头。
陈独秀性急，上前劈头就问，青年惊惶不已，结结巴巴地说，自己是一个穷学生，没钱办旁听证，但很想听鲁迅讲课，所以……
蔡元培打断了他的话，让他不要紧张，看了看那两个馒头说：“旁听证，明天你到我办公室去取，但现在，你要跟我去吃饭。”
接着，三人便带着这个叫许钦文的青年到一个小饭馆吃饭。许钦文像饿疯了似的大吃特吃，并对三人说：“人称咱北大有‘五公开’。一是课堂公开，不管有没有学籍都随便听课。有的旁听生来早了先抢到座位，迟来的正式生反而只好站后边了。二是图书馆公开，可以随便进出。三是浴室公开，莲蓬头反正一天到晚开着，什么人都只管去洗。四是运动场地公开，操场上外校学生有时比本校的还多。五是食堂公开，学生食堂都是包出去的，上饭馆和食堂价格一个样。北大校园里还有三种学生，一是正式生，另一种就是旁听生，还有就是我们这些‘偷听生’。未办任何手续，却大摇大摆地来校听课，我们多数就租房住在这‘拉丁区’里。”
许多年后，许钦文深情回忆道：“我在困惫中颠颠倒倒地离开家乡，东漂西泊地到了北京，在沙滩，可受到了无限的温暖。北京冬季，吹来的风是寒冷的，衣服不够的我在沙滩大楼，却只觉得是暖烘烘的。”
当然，借此“取暖”的大有人在。
沈从文是北大庞大的旁听生队伍中的一员，学期结束时，他还冒充北大学生参加了考试，竟然还获得了三角五分钱的奖学金。这个浩浩荡荡的旁听生队伍中还有毛泽东、柔石、胡也频、李伟森等。
而曹靖华则是考上北大学生中的旁听生。因为交不起学费，便在北大旁听，学习俄语，后来得到李大钊的帮助，才正式成为北大学生。
看着沐浴在学海中如饥似渴的莘莘青年，蔡元培的心中，时常升起更多更重的力量。校园的自由、开放、兼容并包，让人不免以为他亦是个有求必应的好好先生，不过，他对学生从来是有要求的。
当时北大有一种“自绝生”，他们对蔡元培提出，要求废除考试。蔡元培答复道：“你要文凭，就得考试；你如果不要文凭，就不要考试；上课你随便上，你愿意上就上，不愿意上就不上，但是你对外不能称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同时你也不能有北京大学毕业的资格。”
他希望学生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
他说：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的政治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
时局动荡，五四浪潮激烈，学生运动的发展亦出乎他的意料……
他的立场与学生不同，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校长会情愿自己的学生罢课。
蔡元培讲：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核心是读书。一个“文化救国论”者，显然不希望自己的学生成为“职业革命家”。
就这样，蔡元培离京南下。
风雨如晦的近代中国，一个大学校长如何端平政治和书桌，这个难题并不只是摆在蔡元培一个人的面前。
犹记抵京时，《中华新报》发出北京专电：风雪中来此学界泰斗，如晦雾之时，忽睹一颗明星也。
蔡元培自己写道：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
后来的继任者蒋梦麟这样评价：维新的浪潮已经从这千年的古城，消减成为历史，叛逆的石子投入死水中，正是1916年执掌北大的校长蔡元培。
到1927年止，这是他一生中最具成就也最为世人所景仰的辉煌历程。君子和而不同
滚滚洪涛中，他自然是位不凡的隽才，才得以革新一个教育时代。
锵锵激越中，他自然是有人格的感召，才赢得了延续世代的瞻望。
林语堂这样评价蔡元培：“蔡先生就是蔡先生。这是北大同仁的共感。言下之意，似乎含有无限的爱戴及尊敬，也似乎说天下没有第二个蔡先生。别人尽管可有长短处，但是对于蔡先生大家一致，再没有什么可说的。”
蔡元培，从踏进北大校门的那一刻起，就与其前任截然不同。
他到校的第一天，校工们排队在校门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而他也非常郑重地脱下礼帽鞠躬还礼。校工们包括许多师生都对他这一行为惊讶不已——这么一位校长，真是从来不曾见过。此后，每日他出入校门，校工们向他行礼，他都会脱帽鞠躬。
就是还礼这件小事，给存在严重封建积习的北大吹进了一股强劲的平等、民主之风。
蔡元培出行，一向徒步。时前，清末士大夫出行必坐轿，蔡元培竭力反对，说：“以人舁人，非人道；且以两人或三四人代一人之步，亦太不经济。”一次，某名流在自家府邸设宴，以轿接之，他坚不肯乘，使空轿还，而自己则徒步前往。及至，已肴残酒阑，主人怪责轿役，蔡元培立刻为其解释。他亦不坐人力车，原因是：“目睹人力车夫伛偻喘汗之状，实太不忍。”
就任北大校长后，他到前清驻德公使孙宝琦家中拜访，告别时，孙宝琦将其送至门口，见门前无车，便对他说：“你现在不可再徒步了。”蔡元培唯唯，但第二次拜访时依旧如故，孙宝琦于是购买了一部新马车送给他。此后，他再来访，仍是徒步，孙宝琦知其有车无马，便又将自己的马给他送去。1922年，当北京的大街小巷已经跑起小汽车时，蔡元培还坐在这辆外观已经斑驳的马车里，按时到北大去上班。
他只是心有自己的定数而已。
傅斯年有言，蔡元培先生实在代表两种伟大文化：一曰，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曰，西欧自由博爱之理想。此两种文化，具其一难，兼备尤不可觏。
的确，正如他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一样，他自己也是这么做的。
1915年夏，许德珩只身来到北京，考入北京大学英文门。虽是年已二十五岁，但家中经济困窘，无力供他上学。两年后，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许德珩生活实在没有着落，只好去找他。
他向蔡元培陈述了自己的困境，蔡元培问道：“会外文不？”答曰：“会一点英文。”蔡元培从书架上拿出一本英文的《多桑蒙古史》，随手挑一节叫他翻译。他当即写出，翻译的中文贴切通顺，加上写得一手好字，蔡元培看了比较满意，当即介绍许德珩到国史编纂处做课余翻译，月薪十块银元。从此，许德珩不但可以吃饱穿暖，而且每月还能寄点钱给乡下的寡母。多年后，许德珩还时常对子女孙辈说：“正是我山穷水尽的时候，我师蔡先生援人以手，给了我课余翻译的机会，对我真是莫大的支持和鼓舞。”
承蒙师恩惠泽，那是一生命运的转变啊。
办学先为师，他恭敬却不失厚德，纳悦又尚有端持，蓬勃的青年在他眼里是那样有希望。
北大规定，新生入校，必须有一名京官为其担保。1919年，一位马姓湖南学生考入北大，但他在京无亲友，更谈不上认识京官了。他便写信向蔡元培抗议，要求北大取消这一规定。蔡元培马上回信说，国外大学确无此制度，但北大是教授治校，取消这一规定必须教授会决议通过。在取消这一规定前，他愿为其担保。于是马姓学生顺利入北大求学。
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恐怕列大几张的名单亦不难吧。冯友兰最初和蔡元培打交道就出于类似的缘故。
弟弟冯景兰在北大上预科时，想报考河南省公费留学生，需要北大出具的肄业证明。由于时间紧张，冯友兰写好证明信，直接到校长办公室找蔡元培。冯友兰走上前去，蔡元培欠了欠身，问有什么事。冯友兰把信交给他，他看了，笑笑说：“好哇，好哇，能够出去看看好哇。”冯友兰说：“那就请校长批几个字吧。”蔡元培提起笔来就写了两个字“照发”。接下来，证明信很快就办好了。
如此崇明的德行与魄力，让蔡元培收获的是来自学生、朋友的爱戴与尊敬。那是一种似于訇然中开的气场，他本辞善颜和，却在无形中散发着热和光，直到今天，又何尝不是呢？然在彼时，这份人格的敬意更见明晓。
1921年，蔡元培到美国访问。到了纽约，留学哥伦比亚大学的北大同学就组织了一批人，轮流陪同蔡元培到各地方去，冯友兰也在当中。有一天，在旅馆里，每人都拿出一张纸，请蔡元培写字。冯友兰恰好有一把折扇，也请他写。他给每人都写了几句，各不相同。又一天晚上，在纽约的中国学生开会欢迎他，到的人很多。蔡元培一进会场，所有的人不约而同地站起来，好像有人在那里指挥一样。当时的留学生杨荫榆说：“我在中国教育界多年，还没有看见校长和学生间的关系这样好的。北大的学生向来自命甚高，可是见了老校长，这样地恭敬，我现在真是佩服蔡先生了。”
先生太崇高了！
千百年后，先生的人格修养，还是人类向往的境界。
先生的精神，无穷的广则弥漫在文化的宇宙间，深则憩息在人们的内心深处！
时年，这样的呼语是那般掷地有声，而今往后探看，他越发鲜活，一次次的震动、一幕幕的瞻仰……
傅斯年在北大上学时，有一个长着一副小官僚面孔的同学，平日为同学们所厌恶，于是有同学在西斋（宿舍）墙上贴了一张“讨伐”此生的告示。同学们争相模仿，以至于告示贴满了整面墙。几天后，蔡元培在全校大会上演说，最后提及此事，大意是说：
诸位在墙壁上攻击某君的事，是不合做人的道理的。诸君对某君有不满，可以规劝，这是同学的友谊。若以为不可规劝，尽可对学校当局说，这才是正当的办法。至于匿名揭帖，受之者纵有过，也决不易改悔，而施之者则为丧失品性之开端。凡做此事者，以后都要痛改前非，否则这种行动，必是品性沉沦之端。
此后，北大的匿名“壁报文学”逐渐减少。
一番说辞，听得傅斯年颇受教益。而他自己也亲临过蔡元培“精神演讲”的现场。
蔡元培第二次到德国时，由傅斯年等人陪同照料。一个在莱比锡的学生发电报给蔡元培，说要前来看望。此生出了名的性情荒谬，一面痛骂某人，一面却向某人要钱，傅斯年等人认为他此行必是前来要钱，而蔡元培正是穷困之时，所以主张去电谢绝。蔡元培沉吟后说道：“《论语》上有几句话，‘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你说他无聊，但这样拒人于千里之外，他能改了他的无聊吗？”于是，傅斯年又知道读《论语》是要这样读的。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投身教育的蔡元培熟谙于此，更是言与行皆为楷模。在动荡的时局下，他对青年的保护毅然执着——他不仅是一盏明灯，更是一面旗帜。
五四游行中，三十二名学生被捕，其中北大学生二十人。当晚，蔡元培赶到北大第三院大礼堂时，正在商讨营救方法却苦无对策的学生见到他，有的大声欢呼，有的竟放声大哭起来。蔡元培并没有责备学生，而是表示将由他来营救被捕学生并处理善后事宜，让学生明天照常上课。学生均表示听从。接着，他马上赶到段祺瑞最敬重的孙宝琦家中，请其出面说项。孙宝琦因此事闹得太大，颇为犹豫。蔡元培便在孙家会客室，一直坐到深夜十二点多。孙氏无奈，只能答应一试。
在蔡元培的努力下，5月7日，被捕学生终于获释。蔡元培与北大全体师生在汉花园广场迎接被释放的学生。见面后，大家的情绪颇为激动，一些学生更是大哭起来。他安慰大家，让大家不要哭，可话未说完自己也禁不住潸然泪下。获释学生许德珩回忆说：当大队群众伴着出狱的学生走进汉花园的广场时，先生是那样沉毅而慈祥，含着眼泪，强作笑容来勉励学生，安慰学生。
怀揣着教育救国的信念，他时刻自警着：只要培养出一大批学者，国家就有希望。而在这过程中，教员一样要负起责任来。
1920年冬，蔡元培赴欧美考察教育期间，由于北洋政府长期欠薪，北平各校教员向政府请愿反遭警卫殴打后，宣布罢教。北洋政府补发欠薪后，各校才开始复课。蔡元培回国后听说此事，大为不满，召集北大教职员痛切地说：“学校教育青年，教职员应为学生模范，岂可因索薪罢教，贻误后生？如果认为政府太坏，不能合作，尽可自动辞职，另谋他就。如大家都求去，亦可使政府惊觉反省。岂可既不离职，又不尽教学责任，贻误青年？”他坚决要求教职员们将罢教期间所得的薪水交出归公，教职员均照办。
因为他的肩上是青年的前途，是北大的明天，是教育的重担，是国家的未来——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至此，皆为学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
吴稚晖感佩蔡元培：蔡先生为人，真是所谓“君子和而不同”。
他和哪一个人都很和气。然而他绝不会因为做人和气，就人云亦云，而是软中带硬，外圆内方。
蔡元培入主北大前，北大的校务会议多用英语。他上任后，提议校务会议一律改用中文。此举引起外国教授的反对，纷纷表示：“我们不懂中国话。”蔡元培反问：“假如我在贵国大学教书，是不是因为我是中国人，开会时你们说的是中国话？”洋教授们哑口无言。从此，北大大小会议一律使用中文，不再讲英语。
在大局前，蔡元培的确自有方圆。北大有两名英国教授品行不端，带领学生逛八大胡同。蔡元培对此极为不满，聘约期满时，他坚决不再续聘。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找其求情，遭到拒绝后，怒而扬言道：“我看你蔡鹤卿还能做几天校长？！”但蔡元培依旧坚持原则。英国教授将北大告上法庭，他请王宠惠任代理人，最终北大胜诉。
书生意气，却无丝毫懦弱，反而多有强硬。
五四前后，北洋军阀及旧派文人指责新士风为“洪水猛兽”。蔡元培在《新青年》发表《洪水与猛兽》一文道：“今日之士风，可以算是洪水；而今日之军阀，正是猛兽，非用洪水淹此猛兽不可。”胡适在此文的“附记”中说，这是“很重要的文字，很可以代表许多人要说而不能说的意思”。罗家伦将此文称为“光芒万丈的短文”。二十多年后，傅斯年仍感慨不已：“这话在当年是何等勇敢，何等切实！”
那是一颗赤诚的心，一个淋漓的爱国者啊！
他的和气之下，却总是扯不开耿直、率性的影子。
巴黎和谈期间，北京各大学教员在清华开会，大家慷慨激昂，纷纷表示要给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发通电，蔡元培雍容静穆地起立，声音低微地说：“我们这样抗议，有什么用处？应该全体总辞职。”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果然辞职。
担当，坚毅，理性——蔡元培一直都吹着先锋者的号角。
20世纪20年代初，因北洋政府久欠大学教育经费，北大为维持校务，施行新的经费开支措施，要求学生支付讲义费。此条规定引起学生的强烈抵制，引发了“讲义风潮”。某日下午，学生代表到总务处找规定收费的沈士远算账，并以罢课相威胁，要求取消讲义费。蔡元培说，此事由他个人负责，与沈士远无关。双方发生争执，蔡元培怒不可遏，喊道：“我要跟你们决斗！”“我是从手枪炸弹中历练出来的，你们如有手枪炸弹尽不妨拿出来对付我，我在维持校规的大前提下，绝对不会畏缩退步！”
一个教育家的脾气终于爆发了！
蔡元培一生的成就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这当然非他一人之力，而是运会来临，许多人都参与其间的。然而数起来，却必要以他居首。
他的伟大在于一面有容，一面率真。他之有容，是率真的有容；他之率真，是有容的率真。更进一层说：坦率真诚，休休有容，或者是伟大人物之所以为伟大吧。世上已无蔡元培
山河岁月，峥嵘兴国。
蔡元培曾为约束自己而定下“三不主义”：一不做官，二不纳妾，三不打麻将。
在这三个原则中，唯第一个，他没有做到。
蔡元培一生致力于教育，即使涉足政治，也以实现自己教育救国的抱负为出发点。
民国初年，他被任命为教育部长，他欣然接受。而到了1927年，他又被任命为中华民国大学院院长。为实行全国范围的教育救国，他在中国推行大学区。第二年，他将北大划入北平大学区范围，他的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才取消。
其实，蔡元培本不只属于北大，他是属于整个学术界、文化界的。
他筹建中央研究院，李四光、竺可桢、梁思成、陈寅恪、李济等麇集麾下。
他推行并普及美育，认为美的欣赏比宗教信仰更重要：他任命二十八岁的林凤鸣（即林风眠）为国立艺术院首任院长，造就了中国最年轻的一位大学校长；他将刘开渠以“驻外著作员”身份派往巴黎学雕塑，培养了新中国雕塑事业的奠基人。
蔡元培，他无疑是一位开拓者。
正如他未能履行自己不做官的原则一样，时运际会，令他不得不参与更多的革命活动。他知道自己需要奋身而出。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许多共产党人被捕。蔡元培支持“清党”，但他得知国民党清党委员会成立当晚，枪决了二十余名共产党人时，很严肃地对姜绍谟说：“我们不能随便杀人！昨天那样办，太荒唐！太草率！太不好了！此后必须谨慎！必须做到三件事：第一，抓人，必须事先调查清楚，始可逮捕；第二，定罪，必须审问清楚，证据明白，才可判决；第三，杀人，必须其人罪大恶极，提出清党委员会，经会议决定，始可执行。”
闻此言，我们看到，他仿佛还是那个胸怀青年命运的蔡校长啊。
是的，他一生的使命都系在中国之未来身上。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华的步伐逐渐加快，国民党内主战派与主和派争吵不休。1934年，蔡元培在南京的一次宴会上激动地对主和派代表汪精卫说：“关于中日的事情，我们应该坚定，应该以大无畏的精神抵抗。只要我们抵抗，我们的后辈也抵抗，中国一定有出路。”
他一边说着，一边禁不住老泪纵横，两行热泪流到了西餐的汤盘里，他低头连汤带泪吞咽下去。举座动容，汪精卫如坐针毡。
他的爱国大旗继续张扬，矢志不渝。
1932年，蔡元培与宋庆龄、杨杏佛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蔡元培任民盟副主席。该同盟宗旨为保障人权，并不区分党派、国籍、罪或非罪。九一八事变及一·二八事变发生后，蔡元培都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名义，营救了许多被国民党逮捕的进步人士和爱国学生，老友陈独秀就是其中之一。
他一生都致力于维护青年，营救中国。
何其可贵，何其庆慰！
蔡元培一生为人写推荐信无数，他的八行书推荐信极为有名，多则一日三四十封，少则也有十余封，甚至有人求他介绍门房或工役，他也欣然同意。
他对于北大毕业同学确实能做到来者不拒、有求必应。
不过，他的介绍信有两个地方是不写的：真正无把握的不写，绝对有把握的也不写，最愿意写的是在“有”“无”之间。写信的方式也有两种：一种是亲笔的，一种是签名盖章的。亲笔的信在他的主观上是冀其必成的，签盖的信虽负介绍之责，但引用与否，在客观上还请受信者予以权衡。
许寿裳回忆，蔡元培的访客每日络绎不绝，他只要有闲暇，无论是早餐前还是深夜，总不厌其烦地接待。他任大学院院长时，甚至有素不相识的商店伙计拿着书本前来请教，他也详细地为之讲解，毫无倦容。
知忠，不与世苟同；知恕，能容人而养成宽宏大度。
无论想做而做不成蔡元培的，想寻而觅不得蔡元培的，或者简单地想以蔡元培来论事的，都面对着一个不乏讽刺意味的事实：时至今天，就中国大学的改革和发展来说，蔡元培依然是一座可望而不可即的高峰。世上已无蔡元培！
国内蔡元培故居有三处，一是现在的绍兴市区萧山街笔飞弄十三号，二是上海华山路三零三弄十六号，三是北京东城区东堂子胡同七十五号。笔飞弄十三号是蔡氏老宅，蔡元培出生于此，并在此度过了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后两处是蔡元培租住过的地方。
这个不起眼的事实隐藏着另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
在混乱的民国时代，争名逐利、爱财弄权是时代的底色。蔡元培是开国功臣之一，是教育总长，是北大校长，是中央研究院院长，足可谓位高权重，但大先生蔡元培竟没有自己的房子。
在他波澜壮阔的人生中，他选择了什么？胡适 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生平：1891—1962，原名嗣穈，后改为胡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上庄村人，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曾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兴趣广泛，著述丰富，在文学、哲学、史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
受业：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杜威教授。
传道：牟宗三、罗尔纲、顾颉刚、俞平伯、傅斯年等。
言语：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容忍就是自由的根源。
品藻：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中央研究院
胡适，在少数人心目中，不是厉害的对手就是很好的
朋友。
对于其他人而言，他是老大哥。所有人都承认他温文尔雅、招人喜爱。
在他身上没有什么神秘：只有阳光，没有阴影。
他的心胸仿佛是一片明亮如镜的广阔湖泊，没有浪漫的深沟，没有彼岸的回音。对于这样的湖，我们关心的不是深度，而是如镜的湖面。那湖面映照一切，能够把一幅幅精致、明净、有序的世间景象呈现在我们眼前。
灵魂激荡的年代，他和那一辈人一样，心无旁骛、天高云淡，身上也饱含博爱悲悯、人性理性。可越是惶惶纷乱之间，他温和的忧虑、正义的火气就越显得珍贵而特别。儒雅之河，静水流深
十里杨林镇，五里后岸街，千灶万丁小上海，苍山环抱大树庄。
这是胡适的故乡，安徽绩溪，一座山水相映的小镇。
一代儒雅之士的学养即从这里开始。
胡适，本名胡嗣穈，少时由于身体弱，母亲管束又严厉，养成一种爱静不爱动的性格，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文绉绉的，人们给他一个绰号叫“穈先生”。
偶尔，他跟村里的孩童玩“掷铜钱”，一个长辈走过，笑着对他说：“穈先生也掷铜钱吗？”这是一句玩笑话，他听了立即羞愧得面红耳赤，觉得的确有失“先生”身份。打这以后，他参加孩童们的游戏就更少了，一门心思全部放在看书上。
稍长一些，性子略开朗，他有时跟一群同学找几根木棍做刀枪，戴上假胡须，在田里做戏。大家多半派他充当文角儿，如诸葛亮、刘备之类的角色。只有一次做史文恭，被花荣一箭从椅子上射下去，仰面跌在稻草垫的田里，这是他最活泼的玩意儿了。
大概正是得于这样的渊源，在胡适最早的生活中，只大量充斥着读书和写字两件事，文字和思想方面，不能不说是打下了一点底子，并且，在性情上培养了老成持重的特点，保持了温良谦恭让的作风。
对此，胡适该是“自得”的吧。他如是归因：“我母亲待人最仁慈，最温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我在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我十四岁就离开她了。在这广袤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接人待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我母亲最大的禀赋是容忍。”“出自她对我伟大的爱忱，她送我出门，分明没有洒过一滴泪就让我在这广大的世界中，独自求我自己的教育和发展，所带着的，只是一个母亲的爱，一个读书的习惯，和一点点怀疑的倾向。”
经过九年私塾的学习，胡适受到了良好的启蒙教育，但做人方面的训练如何呢？无疑，在这一点上，他的恩师就是母亲。
平时胡适在家做错了事，母亲从不在人前责备他，而只用严厉的眼光一瞅，胡适就吓住了。到了晚上人静的时候，母亲才关起房门教育他；有时罚跪，或者是拧他身上的肉，无论怎么重，都不许他哭出声音来。胡适说，她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
凉秋一夜，为穿一件衣服，胡适说了一句调皮的话：“娘（凉）什么！老子不老子呀！”母亲听了，当时没说什么，到晚上重重地处罚他，胡适跪着直哭，不住地用手擦眼睛。不知擦入了什么细菌，后来竟害了一年多的眼病，左医右医也医不好。有人说可以用舌头去舔，母亲真用舌头去舔他的眼睛。胡适长大成人后，念及此景此情，称赞她是慈母兼严父。
可以说，虽然父亲过早辞世，但从小得益于母亲的言传身教，使得胡适在成长与为人处世上积淀了温和的率性、宽忍的真性情。
并且，这种品质在他的一生之中，都显现不尽。
与长者，与同辈，与朋友，与学生，与下属，胡适都自然保有一种谦和之气。
胡适与梁启超的交往和友谊，最初正是靠了二人对于《墨子》的共同兴趣。胡适的《墨家哲学》曾受到梁启超的称赞，所以当梁启超新著《墨经校释》将出时，就想到了心里很是推崇的这位后学。梁启超不仅致信胡适，希望他能为该书作一篇序，并且希望他不客气地在序里“正其讹谬”。
胡适认真拜读后，写了一篇三千字的序言，给予充分肯定，但同时也指出书中的一些问题。梁启超看后认为胡适的观点有误，于是挥毫写下一篇针对胡适文章的序言，而将胡文放在了书后，成为唯一放在书后的序言。胡适不以为忤，依旧对梁启超尊敬有加，还对其倾言“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
高手过招，有太多看头。但遇到了胡适，便注定只会拂一阵温煦之风。
事隔一年，梁启超进行系列讲演，主要是批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会议由梁漱溟主持，梁漱溟开始颇有顾虑，怕胡适有意见，然而胡适并不介意，也去参会，一同坐在主席台上。会上，梁启超先一一指出书中有什么地方不对，措辞犀利，极不客气。胡适只是微笑，轮到他发言时，他态度平和地批驳梁启超何处讲得不对。最后，梁漱溟总结发言，指出梁启超、胡适讲话中各自的正确和错误，这场辩论就此落幕。就是这样一场平和的君子之争，台下的观众却听得如醉如狂，想必是受足了其间的感染与鼓动。
傲慢的人受到他的殷勤款待而沾沾自喜，庸碌之辈得到他的平等对待也能舒畅高兴。胡适在北京大学期间，也佳话不断。
一次大会上，学生杨杏佛大骂胡适的新文化改革，后来蔡元培带他到胡适家道歉。
胡适只是说：“《西游记》的第八十一难，我觉得原文写得太寒碜了，我想把它改写过。”
蔡元培问：“怎么改法？”
胡适说：“唐僧取经回来，还要遭一难，因为这时在取经路上被他的三个弟子打死的许多冤魂冤鬼，都来报仇了。唐僧情愿舍身，把他的肉，一块一块地割下来，喂给一班冤魂冤鬼，他们每吃一块唐僧肉，可以增长一千岁。唐僧说：‘我舍身，使他们可以超生，可以报账。’”
杨杏佛羞得面红耳赤。
时年，胡适任职北大教授，授业解惑，对学子体恤与关怀不断，而当胡适重返北大担任校长时，他的这种“本事”依然温良。
在那间孑民堂前东屋里的狭窄简陋的校长办公室里，季羡林算是常客。作为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他要向胡适请示汇报工作。胡适主编报纸上的一个学术副刊，他又是撰稿者，所以免不了常谈学术问题。
在一日日的接触、相待中，季羡林不禁发赞：最难能可贵的是，胡适待人亲切和蔼，见什么人都是笑容满面，对教授是这样，对职员是这样，对学生是这样，对工友也是这样。从来没见过他摆当时颇为流行的名人架子、教授架子。“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后辈，在他面前，决没有什么局促之感，经常如坐春风中。”
既朴实，又谦礼，就是胡适——先生温润如玉。生活中他亦如此。
近代史学家唐德刚对胡适很是敬仰，又颇受其恩惠。他常到胡适家中吃饭，因年轻，一顿饭的饭量相当于胡适夫妇一天的饭量，胡适出门买米买菜总要多买一些，有时他不在家吃饭，也要吩咐江冬秀多做些饭菜，准备出唐德刚的分量。这份忘年交的情谊，唐德刚铭记终生。2005年，他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深情无限地说：“胡先生很厉害，对我像家长一样！”
胡适的家门对外开放，来者不拒。任何人，只要开口，他都会诚意倾听，耐心叙谈。某日上午，佣人向胡适递上一张名片。胡适相当生气地流露出对来人品格及动机的不满，但想了一想，还是决定接见。随即，客厅里就听见胡适大声地招呼他：“这好几个月都没听到你的动静，你是不是又在搞什么新把戏？”紧随着就是双方连说带笑的声音。可以想见，这才是胡适不可及之处之一：对人怀疑要留余地，尽量不给人看一张生气的脸。
胡适的秘书胡颂平对此更是受益颇深。他坦言，胡适平时交给他工作，无论是写一封简单的信稿，还是摘录一些资料，或是出去接洽一件事情，总是说：“我想请你帮我做一件事，你有空时去办，不忙，不忙。”等他办好复命时，胡适也总是说：“谢谢你。”或者说：“太麻烦你了，多谢多谢。”晚年，胡适在医院特一号病房里养病，有一天夜里，他的被头不曾盖好，夜班的护士看见了，轻轻地过去帮他盖好。这时他已睡着了，但他在睡梦中对这位护士说：“谢谢你。”第二天，这位护士告诉他时，他自己一点也记不起了。胡颂平如常到医院之后，胡适对他说：“如果我睡着真的会说‘谢谢你’三个字，我相信这是我的好习惯。”
苍茫人生，在胡适过来都是静好岁月，他内心的儒雅之河，汩汩静淌，涓涓细流源自母亲，他竟脉脉绵续了一生。此身非我有，一半属朋友
胡适有白话诗道：“此身非我有，一半属父母，一半属朋友。”在他繁复而精彩的人生历程中，人际世界，可谓是一大深泓。
胡适的交往人士如此之多，以至于我们要开列出一份完整的胡适交往名单，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但如若是举一份他的恩泽名单，下一番功夫，或许是更容易的。
他的资助，他的提携，改良了多少生命的进程。
林语堂在美国留学时，生活极为窘迫。他想起出国时胡适邀他留学归国后到北大任教，便写信给胡适，问能否预支工资。胡适立即给他寄去一千美元。后来，林语堂又一次陷入困境，胡适再寄给他一千美元。林语堂留学归国，到北大英文系担任教授，他到北大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当面向胡适致谢。胡适此时正在杭州养病，林语堂便找到教务长蒋梦麟致谢。蒋梦麟莫名其妙：“什么两千美元？”林语堂这才明白，北大根本没有资助留学生的计划，当时胡适为招揽人才，私下和他做了口头协定。林语堂求助时，胡适为了遵守约定，就自掏腰包给其寄去巨款。
北大图书馆为文学院长、法学院长和各系的系主任设有专门的阅览室，然而院长和系主任们甚少使用。文学院长胡适家中藏书甚多，自然更不去使用分配给他的那一间专用阅览室。已被胡适留任北大的邓广铭鼓足勇气去问恩师，他在图书馆的那间阅览室可否借用，胡适毫不迟疑地答应下来，当即打电话给图书馆的负责人，嘱咐他把阅览室钥匙交给邓广铭。此后，邓广铭除了上午到文科研究所去整理拓片，下午和晚上全都待在那间阅览室里。邓广铭自此真正体会到从事学术研究的乐趣，后来成为中国宋史学界的一代宗师。
小学都未曾毕业的沈从文应胡适之邀，到中国公学任教。第一次走上讲台，看着教室里黑压压的人头，他紧张万分。一分钟过去了，他未能发出声来；五分钟过去了，他仍然不知从何说起……众目睽睽之下，他竟呆呆地站了近十分钟！此后，好不容易开了口，不料，十余分钟便把原本准备讲一个小时的内容全部讲完了。他再次陷入窘迫。最终，他只得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道：“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学生们哄堂大笑。有学生向胡适反映，胡适问：“有没有学生赶沈先生走？”学生答无，胡适哈哈一笑，说：“上课讲不出话来，学生不轰他走，这就是成功。”
对于陷入困境的，胡适会给予帮助；对于寻求工作的，胡适开启“介绍直通车”。
他的一腔真挚仍在继续。
罗尔纲到胡适家工作，胡家常有贵客盈门，名流满座，胡适怕其心生自卑之感，每次客人到访，都要夸奖罗尔纲一番。有时家中举办特别的宴会，他便一并请之做客，让罗尔纲也高兴一天。一年后，罗回乡探亲，临行前，因面对胡适时感激之言实在难以言表，便写了封信表示感谢。第二天，胡适回函，用“命令”的口气说：“我不得不向你提出几个条件：（一）你不可再向你家中取钱来供你费用。（二）我每月送你四十元零用，你不可再辞。（三）你何时能来，我寄一百元给你作旅费，你不可辞。如此数不敷，望你实告我。”
在胡家工作长达五年的时间中，胡适不仅对罗尔纲心智上关怀、物质上支援，对其前途也颇费心思。
1935年，蒋廷黻看过罗尔纲的文章后，推荐其代替自己到清华教中国近代史，胡适却替其回绝。罗尔纲的朋友们知道后，极为气愤。每到星期日，罗尔纲须上胡家，他们便不让其去，而是拉着他逛公园，如是两月之久，直到得到其他地方的聘请。罗尔纲上胡家辞行，胡适说：“尔纲你生气了，不上我家，你要知道，我不让你到清华去，为的是替你着想，中国近代史包括的部分很广，你现在只研究了太平天国一部分，如何去教人？何况蒋先生是个名教授，你初出教书如何就接他的手？如果你在清华站不住，你还回得北大来吗？”
罗尔纲听罢，热泪夺眶而出，最后他听从胡适建议，留在了北大。
风起云涌的日子里，他成为一盏温惠的明灯，诚意打点，乐心而为。
1947年，胡适看到燕京大学西语系大三学生周汝昌发表的《〈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一文后，写信给周汝昌，对其大加称赞。此后，二人经常书信往来，讨论红学问题。周汝昌提出要借阅胡适收藏的《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胡适慷慨出借。多年后，周汝昌在《我与胡适先生》中感慨道：在我五六十年来有幸接触交往的很多位鸿儒硕学中，陈量其为人的气度气象、胸襟视野，我感到唯有胡适之先生能够称得上一个“大”字。胡适晚年说，周汝昌是他在大陆上最后收到的一个徒弟。
1948年夏，乐黛云进入北大求学。对于胡适的离开，乐黛云日后直言，其实，她真正的大学生活，精确说来也只有五个月！这的确是她一生中少有的一段美好时光。现在回想起来，说不定正是这五个月注定了她一辈子喜欢学校生活，热爱现代文学，崇尚学术生涯。这五个月中，没什么政治活动，只搞过一次“争温饱，要活命”的小规模请愿。那次请愿非常温和，她跟着大家，拿着小旗，从四院步行到沙滩校本部去向胡适校长请愿。学生们秩序很好地在院里排好队，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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