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也是好时光：张幼仪传(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丛茜

出版社：现代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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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也是好时光：张幼仪传试读：

人们总是更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以目光为世事涂色。于是，传奇被人心雕刻，成了心目中应当有的角色。许多真相散落在时光深处，成了寂寞无声的珍宝，等待在某个沉静的时刻，被有心人惊喜地发掘。

曾有一段过往，带着历史刚刚转身的温度，记录着坎坷与传奇，被人们一次次地探访。故事的女主叫张幼仪，在许多人的观念里，她的名字本身就是一种形容词，有专属于她的一类标签。那是一个遵守纲常的封建女子，逆来顺受又不被爱的妻子，只懂得相夫教子，最终理所当然被抛弃。

封建守旧的妻子和浪漫的诗人丈夫捆绑在一起时，必然是场悲剧。

张幼仪，这个与徐志摩分不开的名字背后，缠绕着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感情纠葛，她不似林徽因那样显于人前，与徐志摩出双入对，她更像是一个朴素的陪伴者。可在那风流才子的背后，原配夫人的光环已经失去它应有的色彩，留下的只是悲伤、凄凉，徒增的只是离婚的惆怅。

对于张幼仪来说，这段感情并不是一个好的爱情故事。情感的败笔，像一摊浓浓的墨，泼洒成了她灰凉的人生。这是人们的断言，却也是人们对她最大的误解。

其实，张幼仪年少时也并非人们常以为的封建闺阁女子。她出生在书香门第，十二岁时便进入了苏州一所教授西洋学科的师范女校。而当时她的愿望是“希望把书念到最后一天”。

可美好的故事说到“但是”便换了调子。但是适婚年纪的她，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下嫁给了徐志摩，那些本该有的精彩，都成了遗憾的“如果”。后来的故事，是人们常常叹息的以离婚收场的悲剧。

可这只是她人生的开始，情感是她人生的断点，也同样是她人生的起点。她去德国柏林留学，之后在裴斯塔洛齐学院攻读幼儿教育，她生下了与徐志摩的孩子，抚养他们长大，承担着身为人母的责任，再后来学成归国，在东吴大学任教，教习德文。更是创办了云裳服装公司，成为中国当时第一个女企业家。后来参与银行经营，成为一位优秀的女银行家……

她变得自强而自信，也赢得了徐志摩的尊重，纵然徐志摩曾经对她残忍抛弃，她却对徐志摩一家报以温暖的亲情。最终，这样的女子，也获得了一份温暖的爱，优雅地度过幸福的一生。

梁实秋先生在回忆起张幼仪时说道：“她是一位极有风度的少妇，朴实而干练，给人极好的印象……凡认识她的人没有不敬重她的，没有不祝福她的。她没写过文章，她没做过宣传，她没有说过怨怼的话，她沉默地坚强地度过她的岁月，她尽了她的责任……”

她沐浴女人最大的苦难，华丽的转身，任凭岁月打磨和世人的误解，向时代展示她的温柔娴静、优雅干练、自信独立……

墨海泛舟，逆流时光，你将在这文字浩海里，见识一个真实的张幼仪，一位自强而精彩的民国女子。第一章张家—深闺中的华贵底色等一段故事的开篇

与生命的一场邂逅，拉开了一段故事的开端，旧日的岁月在记忆里被摩挲得泛着炫目的亮光，泛黄老旧的片段款款走出一个端庄而又自信的身影。

她是张嘉玢，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都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但是她还有另一个名字——张幼仪，这是她最亲切的乳名，也是世人对她的认证。无须在记忆里过多搜索，这个名字就自然而然地与一位著名诗人联系在一起，那是她的丈夫徐志摩，一个娶了她却从未爱过他的男人。

对于旧时的大多数女人来说，婚姻就是她们生命的全部，更很少有人知道什么叫作爱情。“爱情”，一个被思想封建的人们认为是“不要脸”的字眼儿，封建思想害了太多人，张幼仪便是其中一个受害者。

不知张幼仪是否应该感谢上天从自己的生命中抽掉了爱情的这一部分，这才激励起她重新再活一次，直面人生，活出精彩的勇气。女人的自立如果一定要以爱情为代价，不知这样的交换是否算作等价。

故事的开篇发生在1900年，一个新世纪的开端，也诞生了一个崭新的生命。在这一年的12月29日寅时，上海宝山的张家又出生了一名女婴。如果真的像神话传说中说的那样，人死后要经过投胎才能重新来到这个世界，那么张幼仪在重生之前一定忘记了要好好替自己挑选一下。

张家是个富庶的人家，祖辈一直经营贩盐的生意，到了张幼仪的曾祖父这一代，才改行开始行医，并成了远近知名的大夫。张幼仪的祖父是一名颇具声望的官员，在四川担任过十余年的县令，后来辞官回乡定居。到了父亲这一辈，又重新学起了医术，成为闻名乡里的医生。

无论怎样看，这都是一户不会让张幼仪受穷受苦的人家，可惜，衣食上的富贵掩盖不了不被重视的空虚，这个如此显赫的家族，偏偏有着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

在张家，生了女孩子是不作数的。如果别人问起张幼仪的母亲生了几个孩子，她会说八个，实际上，她生了十二个孩子，八个男孩，四个女孩，在母亲的意识里，四个女孩子自动被排除了，因为女孩子长大了，终归要成为别人家的媳妇，姓氏前面还要冠上夫家的姓氏，一旦嫁出去，就再也不是张家人。

张幼仪记得，如果母亲生了男孩子，会把剪下来的脐带放到一个罐子里，再放到床底下妥善地保存起来，这是被家族认可并重视的象征，张幼仪并不知道自己的脐带在哪里，她从没向人问起，也从来没有人向她说过，就好像她的存在与否，不会给这个家族带来任何影响。

幼年时期，张幼仪并不觉得自己是不被重视的，因为长辈对待家里的每一个女孩子都是一个样，同样亲切，同样和善，她不知道，这份轻视是源自意识里的，从未刻意忽视，却天生注定是一个“外人”。

张幼仪只记得一家人住在好大的一座房子里，那是真正意义上的深宅大院，这座坐落在上海宝山县真如镇中心的大宅，建于雍正二年，这是一座坐南朝北的砖木结构建筑，张家的祖先为它取了一个庄严的名字：“式训堂”。

这个名字的确配得上它气宇轩昂的样貌，这座大宅前有厢房，后有大厅，张幼仪一家和伯父一家还有祖母，都住在这座大宅里，大宅却丝毫不显得拥挤，依然那样宽敞。

这种宽敞的感觉并未随着张幼仪的长大而消失，她是爱着这座大宅的，虽然大部分的时间里，她都按照长辈教导的那样安静沉默着，但是这里依然留下过她的欢笑，也留下过她的泪水。

在张幼仪的记忆里，也许哭得最凶的那一次就是母亲要为自己裹小脚的时候。那是一种近乎残忍的仪式，没有人能理解，为什么肉体上的摧残也可以成为美丽的象征，可是在旧时的中国，这种所谓的美被所有人认可并推崇，甚至一代一代地延续着。

也许，“三寸金莲”的美，只是旧时的男人们为了统治女人而杜撰出来的美，失去了一双正常的大脚，女人就失去了自由行走的能力，从此只能成为男人的附属品，安心地于家中相夫教子，扮演一个贤妻的角色，如果不幸，还要眼睁睁地看着丈夫揽别的女人入怀，却无力反抗。

相信有太多女人吃过小脚的苦，却不知为何她们还要麻木地将这个残忍的仪式延续到自己的女儿身上。可见没有思想是多么可怕的事情，不仅害己，更会以疼爱的名义残害自己的子孙。

张幼仪从前并不知道，母亲那双“美丽”的小脚是忍受了筋骨折断之痛换来的，在缠足之前，她天真地以为双脚不会随着身体一同长大，而是永远停留在现在这样小巧精致的样子，可惜，在三岁那一年，张幼仪就过早地知道了幻想与现实之间究竟存在着多大的差距。

她曾将母亲的小脚当成自己未来的愿望之一，每天晚上，母亲都会把一双小脚浸泡在加了香料的清水里，第二天早上，再用干净的布条将一双小脚缠好，张幼仪可以隐隐闻到，母亲的双脚还释放着头一天晚上浸泡而来的淡淡香气，母亲的脸上，因为这双“完美”的小脚而呈现着骄傲的神色。

因为母亲的这一双小脚是富贵的象征，在那个时候，只有穷人家的女孩子才不用裹小脚，因为她们要在农田里干活，小脚实在不方便。像母亲这样的富贵出身，自然不用干农活，

她的任务是为张家绵延子嗣，闲来无事的时候，也会用这一双小脚在庭院中散步。那双脚实在太小，小得支撑不住母亲的身体，为了不至于摔倒，母亲在走路时必须僵直着上半身，一小步一小步地挪着，但是这样的姿势却让她的臀部自然地摇摆出好看的幅度，两个尖细的足尖在裙裾下方若隐若现，那是被人们病态而又执着称颂的美。

直到亲身经历了第一次缠足，张幼仪才知道，被缠过小脚的女人，一生都只能用脚后跟走路，并且永远都无法踏出稳健的步伐，更不要提自由自在地奔跑。除了拇指之外的所有脚趾都要生生地被折断，紧紧贴在脚跟上，再用布条一圈一圈死死地缠住，唯一留下的拇指就成了尖尖而又小巧的形状。

母亲为自己的小脚而骄傲，她也必须让自己的女儿拥有一双和自己一样“完美”的小脚，否则她就很难为女儿找到一个好的婆家，在她的观念里，一双大脚是会被人耻笑的。

张幼仪裹小脚的日子，是选在她三岁那年的灶神节。按照中国的传统习俗，这一天要敬灶神，在厨房的炉灶上面要挂上灶神的画像，每天都要烧香供奉，还要用甜甜糯糯的食物“封”住灶神的嘴。

因为这一天灶神会到天上去，向玉皇大帝禀报自己掌管的那户人家的优缺点，而给灶神吃甜食，会让他只说好话。

那一天早上刚刚起床，阿嬷就为张幼仪端来了一碗豆沙馅汤圆，她开心地吃下了一颗，那甜甜的滋味沁人心脾，却不知刺骨的痛马上就要来临。

大人们愚昧地认为，吃了汤圆就会让小孩子的骨头变软，更容易裹小脚。这简直是荒谬，可是第二天早上，阿嬷和母亲还是准时端来了一盆热水，把张幼仪的一双小脚浸泡在里面，泡了好久，还一个劲地叮嘱她不要动。

一双小小的脚丫泡在热热的水里是那样舒服，可是母亲刚刚擦干脚上的水，张幼仪就感觉到脚上传来了一阵锥心的痛。她本能地大哭了起来，一面哭一面喊叫，一面奋力地挣扎。可是她被死死按住了，平日里慈眉善目的阿嬷正用好大的力气在折着她的脚，她的骨头一定是被折断了，否则为什么会如此钻心地疼？

张幼仪感觉自己已经疼得失去了叫喊和挣扎的力气，阿嬷趁机赶快把一根湿布条紧紧地缠在了她的脚上。张幼仪的身体一直在不断地颤抖，那是因为她的心已经疼得发抖，母亲在耳边的安慰声变得那样遥远和飘忽不定，那一瞬间，三岁的张幼仪坚信，自己一定是要死了。

其实，母亲安慰的话语并没有太大的养分，她翻来覆去地只说着一句话：“慢慢就会习惯的。”习惯，多么可笑的字眼，原来痛苦也可以变成一种习惯，这简直就是一种悲哀。

听到张幼仪的哭喊声，父亲和哥哥也有些心疼。可这是每一个女孩子长大之前必须经历的过程，他们也无能为力。

缠过了小脚的张幼仪渐渐放弃了哭闹。每天，她都坐在母亲为她准备的小凳子上，看着厨师们忙来忙去地做饭。看到厨师挥刀砍断鸡骨头，张幼仪的脚上会本能地传来痛感，然后，她会更加歇斯底里地哭喊、大闹。

母亲依然用她能想到的方式安慰着张幼仪，可是长大以后回想起来，那些安慰的话语是如此可笑。母亲说，张家是县城里的大户人家，如果她在裹小脚时不乖，所有人都会知道，将来为她找婆家时，婆家听说她在裹小脚时的表现，会不要她，到时候一家人都会被人耻笑。

三岁的张幼仪还不知道什么叫作婆家，她听不懂母亲的“恐吓”，只知道自己现在痛得快要死掉。只有叫喊能让脚上的痛缓解一些。

她歇斯底里地叫着，几乎叫破了喉咙，一连叫了三天，终于为自己叫来了救星。

张幼仪的救星是二哥，他再也忍受不了年幼的妹妹遭受这般残忍的折磨，他苦苦哀求自己的母亲，让母亲解开妹妹脚上的布条。那一年，二哥十七岁，这个还没有成年的男子，在母亲的面前包揽了妹妹的一生。他说，如果妹妹因为一双大脚嫁不出去，他就养她一辈子。

母亲终于被哥哥的请求打动，张幼仪脚上的布条终于被解开，那已经是一双鲜血淋漓的小脚，好在放开得及时，并没有影响后来的发育。

这一双小脚让张幼仪变成了张家最自由的女孩子，双脚恢复以后，她可以自在地跑去任何地方，想站多久就站多久，不像她的表姐妹们，站上一小会儿就摇摇欲坠的样子。因为嫉妒，那些缠过小脚的表姐妹们叫她“小村姑”，可张幼仪并不在乎，她可以轻松地还击，再远远地跑开，没人能追得上。

她还不知道，这种自由的感觉已经在她的意识里生了根，当多年以后她从封建思想的禁锢中解脱出来，这种自由的意识将带着她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尽情翱翔。于时光深处，停笔落墨

那些散去的流年承载了多少次花开，内心深处就铭刻了多少伤心。走过的路总会留下痕迹，浅浅红尘只散发着渐行渐远的余温。

张幼仪是家里出生的第六个孩子，在她出生的那个年代，女孩子是一文不值的，但是张家毕竟算是书香门第，即便生下来的是女孩子，在取名字方面也绝对不会糊弄。

张幼仪并不是她的大名，父亲在为她取名字时，很用了一番心思。按照当时的习惯，书香人家的孩子，无论男女，总要取两个名字，一个学名，一个乳名。如果出生在大家族，名字中的一个字早就在族谱中规定好，每一个字代表一个不同的辈分。

张家并没有按照族谱取名字，张幼仪的父亲在迎娶妻子过门时，吟诵出了一首带有“嘉国邦明”四个字的诗，寓意着“国家美好，国土光明”，于是，诗句中的每一个字，都被父亲定为后辈名字中的排辈用字，从“嘉”开始，下一辈就是“国”，再下一辈就是“邦”，当每一个字都用过一遍，再从头开始循环，这也象征着张家对祖国的热爱。

张幼仪这一辈，每个人的名字里都有一个“嘉”字，在为孩子取名字时，父亲对每个人名字里的最后一个字都进行了反复的斟酌，似乎是在为每个孩子的人生赋予不同的意义。

张幼仪的大哥，也就是张家的长子出生时，父亲斟酌再三，为他选了一个“保”字，他的人生含义就此落定，寓意着“保护”与“安全”。到了张幼仪的二哥，父亲则为他选定了一个“森”字，他的人生含义就是“庄严”与“高贵”。张幼仪的三哥是家里的第四个孩子，父亲为他选定的是“璈”字，这是一种乐器，而他的人生定义则是“艺术”与“品位”。

虽然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时代和一个重男轻女的家族中，但是父亲对张幼仪的疼爱却并未因为她是一个女孩子而减少。在为她取名字时，父亲也思考了很久，从庞大的中华汉字库中挑选了一个“玢”字，这是一种玉的名字，从此，张幼仪的人生含义则是“精美”与“昂贵”。

在父亲眼中，自己的每一个女儿都是“昂贵”的，尤其是张幼仪，因为她的名字有着双重含义，不仅“昂贵”，还代表着人类至高无上的美德。

父亲时刻将孩子们记挂在心上，无论去哪里，回来总要为孩子们带回一些礼物。一次，他旅行归来，单独将张幼仪一个人叫到一旁。父亲的一只手是紧握的，他在张幼仪的面前缓缓地摊开那只握着的手，当他的手掌完全打开，张幼仪看到一个玢玉做成的别针静静地躺在父亲的手中，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亮，那光亮映射在父亲的眼睛里，变换成慈爱的光芒。

这不就是自己的名字吗，张幼仪开心得不得了，父亲是这样惦记自己，这第一次让张幼仪感觉到，张家的女孩子在父亲的心目中同样拥有沉重的分量。

不过，家里人却很少叫她的学名，而是整天喊她“幼仪”，这不是一个随口喊出的乳名，“幼”代表善良，“仪”代表正直与端庄，无论是学名还是乳名，都为张幼仪的人生划定了一个框架，这个框架圈住了她的人生，而在人生最初的二十几年里，她也从未想过要从这个框架中跨出。

张幼仪就这样循规蹈矩地长大，她懂得自己名字的含义，似乎是为了对得起自己的名字，她总是努力地呈现出一副谦恭的样子，她从未想过自己想要活成什么样子，甚至认为父母希望她什么样，她就应该什么样。

那时候的张幼仪还不懂得，没有什么命中注定，所谓上天的安排，不过是弱者欺骗自己的说法。失败的人生永远没有借口，即便身为女子，也应该用一颗执着的心，追逐属于自己的天涯。

在那个年代，女子大多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尤其是出生在富庶人家的女孩子，优渥的生活环境会让她们的精神变得麻木。她们无须为生活而担忧，也无须为自己争取些什么，一切都看似完美得恰到好处，从生活中的一应物品，到未来的人生，长辈都会为她们妥帖地安排好。

张家的生活条件在当地是首屈一指的，担任过朝中高官的祖父为张家积攒下大片的土地，也保证了自己的后世子孙几辈子都可以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在张幼仪的记忆里，祖父只是一张挂在祖宗供桌上方的画像，因为在她出生的时候，祖父早已离世，也许，即便祖父还活着，身为一个女孩子，也不会享受到太多隔辈人的疼爱。

无论是在张家人还是在旁人眼中，张家大宅所在的位置都是一块风水宝地，整座房子的格局，就是吉兆的象征，一大家子人在这里和睦地生活着。

张幼仪的父亲是个与世无争的人，他不爱做官，最大的爱好就是行医，并且真的是位出色的医生。在张幼仪的记忆里，似乎没有父亲看不好的病，因为每一个经过父亲医治的病人，在痊愈之后都会满面笑容地登门来致谢，他们从不空着手，总是拿着或多或少的礼品，有时候是自家养的鸡鸭，有时候是腌好的咸蛋和自家种的青菜。虽然张家不愁吃穿，可这些并不算贵重的礼物总是病人的一份心意。

不过，父亲收到的最多的礼物是字画，因为父亲喜欢字画，病人们也愿意投其所好。为了保存这些越来越多的字画，父亲专门在卧房里准备了一个柜子。那个高高的桃心花木柜里装满了字画，它们都是父亲的宝贝，闲来无事，父亲会小心翼翼地拿出其中的一两幅，放在一张专门用来欣赏字画的矮几上慢慢地欣赏。

除了张幼仪和八弟，其他的孩子是没有资格接近这些字画的。也许是因为父亲看出了这两个孩子的稳重与灵性，专门特许他们两人为字画清灰。每一次，张幼仪都带着八弟拿着鸡毛掸子，小心翼翼地掸去上面的灰尘。

为了将灰尘清理得彻底，每一幅字画都是展开挂起来的，父亲不会让两个孩子单独和字画待在一起，总是站在他们的身后，一面看着他们掸灰，一面慢慢地踱步，偶尔想起与字画有关的内容，就会不疾不徐地讲给两个孩子听。

每一张画的背后，似乎都隐含着一个故事，而给画卷清灰的过程，仿佛就是打开了故事的闸门。父亲讲过的每一个与字画有关的故事，都牢牢地刻在张幼仪的脑海里，他记得父亲说过，梁代画家张僧繇最擅长画龙，却从不给龙画上眼睛。

皇帝听说张僧繇的事情，就命令他来为自己画龙。很快，一条栩栩如生的巨龙在张僧繇的画笔下呈现出来，却依然是一条没有眼睛的龙。皇帝命令他必须给龙画上眼睛，张僧繇不能抗旨，只好无奈地为龙点上两只眼睛，就在最后一笔落下的那一刻，画上的龙从纸上一跃而起，腾空而去。

每到这时，张幼仪都会听得如醉如痴，每一次听父亲讲故事，总是父亲想说多少就说多少，张幼仪从不敢撒娇让父亲多讲一些，在她的意识中，女孩子要矜持，要懂事，不能撒娇，要永远听话，永远不能违背父母和长辈的意愿。

于是，这仅有的听父亲讲故事的时光，就成了张幼仪生命中最值得珍藏的光阴。她甚至希望清灰的工作能完成得慢一些，好让自己多和父亲相处一会儿，一旦清灰完成，她又要做回那个事事得体大方的女儿。

画中不仅有好听的故事，更有长辈们希望晚辈明白的道理。“百善孝为先”，中国是个注重孝道的国家，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书本里，孝顺总是被提到最多的字眼。

在父亲珍藏的字画中，也有与孝道有关的故事。只不过，画中的那些孝子做的事情虽然令人敬佩，却也让张幼仪难以理解。

有一个孝子为了怕父母在夏天被蚊子叮咬，就脱光自己的衣服，让蚊子从自己身上吸饱血，父母就可以睡上一个安稳觉；到了冬天，他总是先爬上父母的床，用自己的体温为他们暖被，等被窝变暖，再让父母睡觉。

还有一位孝子为了让父母开心，在五十岁的高龄还穿上小孩的衣服，学着小孩子的样子手舞足蹈，用撒娇博得父母一笑。

最让张幼仪感动的是那位“哭竹生笋”的孝子，他的母亲在隆冬时节生病，想要喝笋汤。可冬天不是竹笋生长的季节，孝子无处找笋，急得在竹园里大哭，哭得撕心裂肺，眼泪几乎流干。这时奇迹发生了，孝子的眼泪滋润了竹子，竹笋一瞬间从雪地里钻了出来，母亲终于如愿地喝到了笋汤。

童年的张幼仪对这些故事的喜欢，只是因为其中的神话与传奇色彩。直到长大以后她才知道，原来被中国人时常挂在嘴边的孝道，也是对人的思想的一种绑架。

许多封建传统的观念，总是试图让人忘记自己原本的意识，将所有人的思想统一到一条轨道上，这就是所谓的规矩。

张幼仪永远记得“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这是她从小就能背熟的字句。这句话背后的含义是人不可以伤害自己的身体，更不能伤害自己的性命。因为人的身体和生命都是父母给的，伤害身体和性命是极其不孝的。

似乎只有这句话在张幼仪的人生里呈现出正面的意义，因为在她心灵遭受重创时，是这句话给了她顽强的生命力，帮助她度过了那段最困难的岁月，迎来了接下来的美好时光。

不过，孝道的训诫并不全都是正面的，至少在张幼仪的人生里，孝道中的一部分呈现出苛刻的一面。因为孝道，她做任何决定都必须征得父母的同意，从不敢违背父母的意愿，甚至要能揣测出父母的想法，知道父亲什么时候想要喝茶，再恰到好处地把泡好的茶水端到父亲面前。

张幼仪知道，身为一个合格的女儿，父母没有召唤自己，就不要总是在他们的眼前晃。于是，在父母面前，张幼仪永远是那个听到问话才会回答的女儿，因为比父母先说话，也会被看作不孝。哪怕是遭到了父母的批评，也要向父母鞠一躬表示感谢。

这些记忆里的殇，填充了一段并不饱满的生活，想要记住那样容易，想要遗忘却那么漫长。张幼仪静静坐在岁月的一隅，苍白如水地度过波澜不惊的人生，她的人生彼岸繁华盛开，她却被传统的思维蒙住了双眼，视而不见。太阳照耀下的兄弟姐妹

红尘中相遇即是缘，爱人如是，父母如是，兄妹亦如是。那是时光中的一次相遇，却成就了一生的亲情。

二哥在张幼仪的人生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三岁时，是哥哥的声声哀求，让母亲放开了张幼仪脚上那缠得紧紧的裹脚布，她永远记得二哥当时那掷地有声的话语：“如果她因为有一双大脚嫁不出去，我养她一辈子。”

那时的二哥张嘉森，也不过是个十六七岁的少年，刚刚知道人生的意义，就包揽了三岁妹妹未来的人生。因此，张幼仪的记忆里，二哥是亲切的，更是伟大的。

不平凡的人生，总是有一个不平凡的开场。张幼仪的人生开始在一个动荡的年代，她出生的那一年，一群义和团成员试图围攻驻北京的西方使节，可惜这是一次失败的行动。

那一年，张嘉森十四岁，他已经懂得了这次事件的前因后果和背后的含义，他也觉得，这个与张幼仪出生同一年发生的事情，当她再长大一些，应该讲给她听。二哥心目中永远没有男尊女卑的观念，他十分疼爱自己的妹妹，将她当成一个独立并且有思想的人来对待。

当张幼仪长大一些，二哥从她的身上看到了种种优点。她不是个无知的女孩子，而是个可以一同探讨内心世界的女孩子。二哥觉得，这样的女孩子不应该永远被禁锢在院墙之内。

于是，二哥决定让幼小的张幼仪了解外面的世界，便想到了当年义和团遭到屠杀的事件。为了将这件事讲述得更加形象，二哥从院中的瓜藤上摘下了一个瓜，并且告诉张幼仪，把这个瓜想象成中国。

年幼的张幼仪实在理解不了中国和一个瓜之间究竟有什么联系，可是二哥愿意讲，她也就愿意听，她睁着懵懂的双眼用力地去理解二哥所说的每一个字句。二哥拿起一把刀，一下子将瓜切成两半，又将其中的一半再次一分为二。

二哥说，这最小的一半瓜，是属于中国的省份和港口，可是却已经不属于中国，沦为外国人的殖民地。接着，二哥把瓜瓤一块块地挖出来，每挖一块，就代表一个被外国人侵占的地区，其中就包括上海，英国人侵占了上海的港口，并且用自己的法律统治着中国的土地。

上海是距离张家最近的地方，张幼仪总是能从长辈的谈话中听到这个地方，于是对上海也就有着一些懵懂的感情。这让她对二哥即将讲述的故事更感兴趣。

二哥说，当年的义和团成员们渴望反抗，所以团结在一起，要把外国侵略者赶出中国，这是清政府都不敢做的事情，可是，义和团选错了方法，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刀枪不入，生命与武器的碰撞，注定是生命的陨灭。

张幼仪虽然无法完全理解这件事的意义，可至少，她从二哥与自己的谈话中，感受到了自己是个被尊重的个体。在二哥心中，她不是“外人”，不是“吃白饭的”，而是一个可以进行思想沟通的个体。

二哥是张幼仪最喜欢的哥哥，她也同样喜欢四哥，因为他看起来比其余的孩子更加成熟，二哥可以带给她许多不切实际的梦想，四哥则给予她生活中更实际的关心。四哥仿佛在张幼仪的生命中扮演着类似父亲的角色，他总是提醒张幼仪要注意言行举止，二哥却总是告诉她要听从自己的内心，别人的看法都不重要。

两个哥哥对张幼仪的爱都是毋庸置疑的，她也同样爱着两个哥哥，一个代表传统，一个代表自由，这也寓意着张幼仪的前半生，在传统与自由之间反复地挣扎。

所以，张幼仪说：“我生在变动的时代，所以我有两副面孔，一副听从旧言论，一副聆听新言论。我有一部分停留在东方，另一部分眺望西方。我具备女性的内在气质，也拥有男性的气概。”

二哥讲的那些事情，幼小的张幼仪只能当故事来听，她喜欢听故事，尤其是长辈们哄小孩子时讲的那些充满神秘色彩的故事。那本是大人们的杜撰和改编，小孩子们却当成真事一般来听，张幼仪甚至还在脑海中幻想着故事中的人物有一天会出现在自己面前。

她最爱听的是月亮中的两姐妹的故事，传说中那是两个十分漂亮的姐妹，也像张幼仪一样，有爱护她们的哥哥，不过，哥哥不住在月亮里，而是住在太阳上。

因为夜晚的月亮很美，人们总是喜欢抬头赏月，这让两姐妹十分不安。她们央求哥哥和她们交换居住的地方，哥哥却说，白天的人更多，盯着她们看的人也更多。不过，两姐妹早就想好了办法，搬到太阳上之后，只要有人盯着她们看，她们就会用七十二根绣花针变成刺眼的阳光，刺他们的眼睛。

不过，相同的故事，张幼仪也听到了两个不同的版本，有人说两姐妹搬到了太阳上，也有人说她们从来没有离开过月亮，一直住在那里。

张幼仪相信两姐妹一直住在月亮里，因为每一年的八月十五，天上的月亮都会变得又大又圆。家家户户都会在户外一面赏月，一面吃着甜甜的石榴和月饼。到了半夜，全家人又会披着被子来到院子里，因为那时的月亮最圆最亮。

张幼仪朦胧地记得，第一次赏月时，自己刚刚两岁，阿嬷用被子将她牢牢地包裹起来，再放进篮子里，挎着她出门赏月。

看着圆圆的月亮，张幼仪对两姐妹的故事从此深信不疑。从此以后，只要是月亮变圆的日子，她总是喜欢望向窗外，仿佛真的能看到两姐妹随风轻舞的美丽身影。

每天晚上，张幼仪都必须看一眼窗外的月亮，想要从中找到两姐妹的身影。只有她认为两姐妹的身影出现过，才能安心地睡着。月亮两姐妹的故事伴随着张幼仪度过了整个童年，也为她提供了幻想中的玩伴。她相信两姐妹不仅会出现在月亮里，也会出现在太阳里，无论白天与黑夜，有了她们的陪伴，张幼仪就会感觉自己并不孤独。

女孩子总是渴望变美，于是阿嬷便告诉张幼仪，如果她够乖、够听话，就会变得和月亮里的两姐妹一样美丽。对于张幼仪来说，女孩子穿着漂亮的衣服就是美的，所以，她幻想中的月亮两姐妹，总是穿着极其华丽飘逸的衣服，她们轻轻迈动脚步，就会舞出最优美的姿态。

在经历缠足之痛之前，张幼仪一度以为拥有一双小脚是美的，因为母亲就有一双小脚，每一个女孩子心中最美丽的女人一定是母亲，于是，张幼仪坚信，月亮中的两姐妹一定也有一双和母亲一样的小脚。

长辈在故事中讲过，两姐妹的个性截然不同，一个羞怯，一个刚强，这仿佛就是对张幼仪个性的完美诠释，她一半顺从，一半倔强，虽然她并不是活在神话故事中的人物，却在顺从与倔强之间，将自己的人生活成了一段传奇。

如果人生永远都如神话故事一般美好，那世界上将会少了太多痛苦的生命。可惜，美好的东西总是会变成幻影，甜蜜的背后，往往充斥着苦涩。

张幼仪的生活，一半甜蜜，一半痛苦。只是，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即便是痛苦的那部分，也只会让张幼仪感觉麻木，忘记反抗。

父亲是张家绝对的当家人，这也让父亲成为张幼仪自幼最尊敬的人。这尊敬中包含着害怕，因为父亲虽然对待外人极其温柔善良，可却也是个脾气暴躁而又挑剔的人。

张幼仪曾经亲眼看见过父亲发怒，并且不止一次。父亲发怒的标志，就是一声怒吼。听到父亲发出这样的声音，张幼仪会本能地躲起来，因为怒吼之后，父亲会抓起身边的任何东西丢出去。张幼仪并不知道父亲为什么生气，也不敢去问，她只能小心翼翼地将任何事情都做到完美，至少让父亲不会因为自己而生气。

每次听到父亲咳嗽，张家上下大气都不敢出一声，因为大家都在担心这是父亲暴怒的前兆。

除了脾气暴躁，父亲对饮食也极其挑剔，张幼仪小时候以为每一位父亲都是这样，长大之后才知道，父亲的许多举动简直堪称独一无二。

每天早上，张家的厨师和伙夫们都会排成一行，父亲就坐在他们的对面，听他们汇报今天都买了什么菜，然后父亲会用这些菜为全家人安排一日三餐。

不过，父亲对菜肴的安排并不会受现有的菜的局限，只要是他想吃，无论伙夫是否买了这些食材，他都会直接吩咐厨房做来吃。

也许这是父亲除了字画以外最大的爱好，民以食为天，只有在享用美食的时候，父亲才会变得不再严肃，舒展的眉头和眼角，流露着满足的神情。

父亲不仅喜欢吃美食，更像是个美食家。他虽然从不亲自动手做饭，但却会经常指导厨师，做出最符合他的口味。如果父亲没空，就会让母亲在厨房里监工。对于父亲的吩咐，母亲从来不会违抗，宁愿让妯娌们笑话自己在厨房里花费了太多时间，也要把丈夫吩咐的任务完成。

在这样的家庭中耳濡目染久了，张幼仪认为这应该就是女人对待男人的态度，无条件服从，顺其自然地生活，没有期望，没有抱怨，没有热情，更没有悲哀。

她甚至以为，女人的一生都应该是由别人来安排的，出嫁之前听从父母的安排，出嫁之后听从婆家和丈夫的安排，因为母亲一直以来过的就是这样的生活。

母亲比父亲大两岁，从父亲刚刚出生开始，母亲的身份就已经成了父亲的妻子。在张幼仪的家乡流传着一句民谣：“妻大二，米铺地”，果然，张家从来不缺少吃穿用度，甚至根本吃不完。

张幼仪以为，母亲这样的人生就是幸福，父母之间的相处方式，也成了她对自己未来的婚姻设定好的范本。轿子内外，世界落差

名节，一个千百年来束缚着中国人思想的字眼，却被当时的国人看得比生命更加重要。人们可以忽略贫穷与富贵之间的落差，却永远念念不忘一个人、一个家族是否守得住自己的名节。

张家是当地的大户人家，整个县城的无数双眼睛都盯着这座县城中风水最好的大宅，有人是抱着仰望的心态，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过上像张家这样衣食无忧的富贵生活；有人则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甚至有那么一些期盼，期盼着张家闹出什么笑话，让大家好好地看一看热闹。

虽然后者的心态不够阳光，可是他们的心愿还是实现了。张家内部的确上演了一场闹剧，闹剧过后的结果，就是张幼仪一家变穷了。

那一年，张幼仪刚刚年满七岁，在那场闹剧发生之前，她一直为自己有一个医术高明的父亲而骄傲。甚至可以说，父亲就代表着张家这一辈的荣耀，虽然他没有做官，却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

张幼仪的大哥张嘉保则是他们这一辈的骄傲，大哥经营着一家工厂，收入向来不错，这也让张家看到了继续繁盛下去的希望。

张家的子女自幼就在“礼义廉耻”的教导下成长，每一年的春节，父亲都要把孩子们召集到一起，站在写有这四个字的匾额下面，进行一年一度的庭训。每一次，父亲都要把“礼义廉耻”四个字拆开来，一个字一个字地讲述其中的含义。

父亲说，“礼”是儒家的规范，张家的子女在生活中要时刻守礼，也就是对儒家思想的尊重；“义”是正直、正义，这规范着张家子女的一言一行；“廉”是清正廉洁，无论于公于私，都不得贪图或者偷窃财物；“耻”就是光明正大，有羞耻心，永远都不要玩弄任何阴险的手段。

张家的子女们在父亲的教诲下，个个都长成尊崇“礼义廉耻”的人，可是，即便做到问心无愧，却还是无法避免被人兜头泼下一盆脏水。

张家的变故，还要从大堂哥与他的新媳妇讲起。

大堂哥是张幼仪大伯的长子，大伯一家和张幼仪一家一同住在张家的大宅里。不过，大伯和父亲并不是一母所生，大伯的母亲是张幼仪祖父的正房妻子，而张幼仪的祖母，其实是祖父的继室，张幼仪的父亲，实际上是一个庶出的儿子。

按照当时的规矩，继室的地位比正房低，可是大伯的母亲去世得早，在长辈中只有张幼仪的祖母依然健在，于是，她便顺理成章地成了张家地位最高的家长。

父亲和大伯之间一直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兄弟关系，他们算不上亲密，却也没有什么矛盾，可以说是以礼相待，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

大伯的长子到了娶妻的年纪，他是家中的长房长子，自然也是最受重视的人。一家人为他举办了一场隆重而又体面的婚礼，接新娘子的喜轿，就是象征着张家门楣荣耀的那两顶大红轿子。

张家的这两顶轿子，是张幼仪的祖父做官时，清政府送给他的礼物。张幼仪虽然没有见过祖父，但从长辈们口中，得知祖父是一个学富五车、清正廉明的好官。每隔一段时间，祖父就要乘坐这两顶轿子入宫，可以说，这两顶轿子是祖父留下来的最宝贵的遗物。

祖父死后，这两顶轿子被祖父的长子，也就是张幼仪的大伯继承下来，平日里，这两顶轿子都被妥善地保管起来，从上到下仔仔细细地罩起来，它们还拥有一间单独的房间，如果没有了不得的大事，一定不会动用这两顶轿子。

就连张幼仪的父亲在出急诊时，都没有资格坐这两顶轿子。张家的门外有一棵大树，轿夫们都喜欢围坐在那里等活，如果需要出急诊，父亲就会让用人去雇一顶轿子，一般情况下，父亲乘坐的都是两人抬的轿子，如果路途稍远一些，还会特意多雇上一个人，两个轿夫抬着轿子跑，另一个轿夫就在后面跟着，如果有人累了，来不及更换位置，那个空闲的轿夫就可以马上过来顶上，这也就不会耽误父亲救治病人的时间。

那两顶象征着家族荣耀的轿子就一直静静地安放在前院的一间房子里，直到张幼仪的大堂哥即将成亲，才作为财产被大伯送给了大堂哥。

张幼仪并没有见到过大堂哥婚礼的盛况，因为那时她还没有出生，只是从家人们聊天的内容里，知道了一些当时零碎的细节。她听说，大堂哥成亲的那一天，那两顶轿子其中的一顶被红丝喜幛装饰起来，被派到邻省去迎接新娘子，另外一顶被用祖父衙门里敬祖的金丝幛装饰起来，里面就坐着前去迎亲的大堂哥。

张幼仪可以想象出当时热闹喜庆的场景。当她长大一些，大堂嫂带着一丝骄傲与愉悦的神情，向她讲述了那一场婚礼的热闹细节。在当时，一个女人最大的荣耀，就是一场盛大的婚礼，这代表着婆家的重视，而婚礼的盛况，则会被一个女人铭记一生。

大堂哥十分疼爱大堂嫂，因为婚后大堂嫂想念家人，大堂哥就把她的父母接到张家来住，还单独为她的父母准备了一个房间。平时，他们一家人无事可做，就聚在一起打麻将、吸鸦片。

大堂嫂的娘家与张家也算是门当户对，在嫁过来时，大堂嫂带来了许多珍贵的嫁妆。张幼仪曾经在大堂嫂的允许下看了一眼那些嫁妆，里面全都是光彩夺目的珍宝，有玉石、珍珠、祖母绿，而这些还仅仅是嫁妆的一部分。

而张家的那一场闹剧，就起源于这些珍贵的嫁妆。

那是一个春节，是一年当中最喜庆的节日，一家人要在这一天团聚在一起，吃一顿团圆的年夜饭。在中国传统的习俗里，这一天要穿上新衣服，时刻注意着规矩，准备着接受上天赐予新一年的好运。也只有在这一天，张幼仪才不会被阿嬷关在房间里学女红，因为大人们迷信地认为，如果被针扎伤，也会影响一年的运气。

按照中国的习俗，从每一年的腊月初八开始，就正式进入了新年的气氛。从这一刻开始，人们的一言一行都要格外注意，绝对不能做任何影响好运的事情。张家早就准备好了丰盛的过年用品，整座大宅打扫得干干净净，腊月初八一早，家里的三个厨师就在忙着准备腊八粥，一大家人围坐在一起，享受新年带来的喜气。

可在这一团喜气当中，忽然出现了一个不和谐的插曲，张幼仪的大哥在吃饭时不小心打破了自己的饭碗，而在迷信的说法里，新年期间打破饭碗是最不吉利的事情。因为中国人习惯把工作与事业称作“饭碗”，打破饭碗就意味着会丢掉赚钱的资本。

用人们赶快将碗的碎片捡起来，再给大哥换了一个碗，之后又把摔破的碗送去补好，让大哥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就用这个用金丝补起来的碗吃饭。

虽然大家都在刻意装作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但是不祥的气氛却笼罩在了张家的上空。大哥开了一家棉籽油厂，他是个儒商，每年腊月十六，都会用大鱼大肉犒劳自己的工人们。但是就在那一年，大哥的工厂出了一些状况，偏偏又在这时摔破了饭碗，一家人因此更加忧心忡忡。

果然，工厂中几个优秀的工人都被其他工厂挖走，一时找不到出色的人来顶替，工厂正在不断地赔钱。

这是张家过得最忐忑的一个春节，每个人都希望工厂的状况早点好转，让头顶的阴霾早日散去。

就在春节之后的第三天，事情闹大了。

那天夜里，张幼仪已经入睡。到了半夜，却被一阵尖叫和奔跑的声音吵醒。张幼仪赶快爬起来冲了出去，发现一家人都已经来到了院子里。每个人都是从睡梦中被惊醒，尤其是女人们，头发都散乱着，身上还穿着睡衣，外面胡乱地披着一件衣服，有的女人来不及缠脚，布条还拖在地上。

张幼仪从混乱的场景中好不容易弄清楚，原来是大堂嫂那些珍贵的嫁妆被偷了，张家所有的灯笼都被点亮，就连对面的邻居听到声音也点起了灯笼，有人说看到一个黑影从张幼仪一家这边的屋顶上跑了过去，一家人里里外外地仔细翻找了一遍，没有找到被偷的东西，更没有找到偷东西的人。

大堂嫂为此伤心不已，整日以泪洗面。令人诧异的是，不久之后，张幼仪大哥的工厂竟然奇迹般地好转了起来。这让大堂哥一家把矛头指向了大哥，他们两人向来不和睦，当初大哥的工厂出事时，大堂哥还曾经嘲笑过他。

从此以后，家里的气氛开始变得微妙，大堂哥一家开始不再和大家一起吃饭，也不再让家里的孩子和这边的孩子玩耍。

一开始，他们只是心存怀疑，并没有表露出来，可是渐渐地，大堂嫂的母亲开始按捺不住。一次，看到大哥从她面前经过，竟然恶狠狠地说了一句：“哦，那个贼来了。”

大哥一声没吭，只是低着头从她面前走过。虽然明知道自己是冤枉的，可还是觉得让一家人蒙了羞。那句难听的话刚好也被张幼仪的母亲听到，她不能容忍自己的儿子遭受这样的屈辱，便和丈夫商量，要搬出去，再也不能和冤枉自己儿子的人住在一起。

于是，就在新年即将过去之前，父亲把全部孩子召集在一起，郑重宣布：“我们要搬家了。”

为了照顾一家人的面子，搬家的事情一直在无声无息地进行，依然是为了面子，父亲没有带走祖母，因为这会让邻居们说闲话，说两个“嫡出”的儿子容不下这对“庶出”的母子。

搬家之后最初的几个月，父亲一直也没有回过宝山，直到几个月之后，为了让邻居们不说祖母的闲话，才偶尔带着孩子们回去，做出一副一大家人和睦的姿态，让别人以为他们是为了工作的原因才搬出去的。

这样的生活状态一直持续了十年，嫁妆失窃的事情才终于真相大白。原来，那天晚上的小偷，是祖母的厨师的儿子，一家人乱哄哄地找贼的时候，他就躲在其中的一顶轿子里，竟然没有一个人想到过那里，就让他这样躲了过去。

直到十年以后，那名厨师无意中听他的儿子对人吹嘘起了这件事，才主动找到祖母认错，张幼仪大哥的冤屈才被洗刷干净。可是，张家人却再也回不到从前和睦的样子了。

一张轿帘，隔开了内外两个世界，也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坐轿子的人，大多有着富贵的身份，抬轿子的人，大多都在为生活奔命。张家的轿子曾经象征着家族的荣耀，却也因为里面藏了一个偷东西的贼，让一家人变得分崩离析，张幼仪一家成了最大的受害者，因为在这十年里，他们的生活变得异常艰辛。第二章韶光—她的希冀里 有一盏灯火书香满溢，芳华落尽

站立于风轻云淡的时光里，锦瑟的文字兀自生香。明媚的女子沐浴着阳光的暖，悄然长成一朵娴静的花。

两顶象征着荣耀的轿子，却造成了一家人的分崩离析。父亲决定搬出张家大宅，是为了一家人的骨气与尊严，无论遭遇怎样艰辛的未知，只要一家人还在一起，就能咬紧牙关撑下去。

七岁的张幼仪还不知道什么叫作生活的艰难，她只知道离开大宅以后，一家人居住的空间小了许多。父亲带着一家人离开了宝山，来到了南翔，住进一座比较小的院落，与四门两院的张家大宅不同，他们住的这座房子只有一个院子两扇大门，这说明，新家的面积，还不到老宅的一半。

生活中哪怕一丁点儿的改变，都会激发起小孩子兴奋的神经。张幼仪和弟弟妹妹们并没有因为搬离老宅而难过，反而马上就喜欢上了自己的新家。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后院的池塘中，有一座用几根脚柱支撑起来的船型木屋。

这是小孩子们从来都没有见过的建筑，那个时候的孩子很容易把这座船型木屋与中国神话故事联系起来，他们记得，在许多的故事里，神仙就是住在船屋里，如果想要出行，还可以把船屋当作交通工具。

尤其是张家的船屋，周围还环绕着朵朵莲花，这更为船屋增添了一抹仙境的氛围。最让孩子们开心的是，因为家里人口太多，这座原本应该充当茶亭的船屋，变成了孩子们的房间，不大的船屋被分成了三间，一间给男孩子们，一间给女孩子们，还有一间留给教孩子们读书的先生。

搬到新家的一共有十七口人，这还不算在国外留学的张幼仪的二哥和四哥。在新年的末尾搬家，更给人增添了一种凄凉的感受。不久之前还在热热闹闹地庆祝着新年，按照以往的习俗和惯例，一家人会在坛子里装满金币，把鸭肉、白米、火腿等丰盛的食材装满屋子，取的就是一个丰衣足食的好兆头。

可是突然搬到新家，一切都是空落落的，那种大肆庆祝的气氛一下子消失不见，大人们看似平静地忙碌着整理行李，其实都在用表面的平静压抑着内心的暗涌。

生活从此拉开了一道全新的幕布，彻底变了一番模样。从前，父亲虽然是闻名乡里的医生，不过遇到家境困难的病人，父亲从不收钱，因为一家人并不依赖父亲的诊金过活，可是来到南翔以后，面对着十几张等着吃饭的嘴，父亲也不得不放低了身段。

虽然看病收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可是父亲总是拉不下这个脸。从生下来就衣食无忧的他，从来没有主动开口向别人要过诊钱。

然而残酷的现实就摆在面前，不赚钱就意味着没饭吃，孩子们的教育也要被迫中断。这是父亲向来最在意的两件事情，就算节衣缩食，也不能让孩子们无法接受良好的教育。于是，在南翔暂时安顿下来之后，父亲马上就开始重操旧业。

做大夫的，有时会在半夜时分被病人请去诊病，因为人命关天，病情也不会看时间的早晚发作。刚刚搬到新家的第二天，一家人就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门外有一个焦急的声音连声地呼唤着大夫。

父亲打开门，门外站着的是一个穿着粗棉袍的人，看上去像是用人的打扮，果然，他说自家的主人病倒了，听说新搬来的主人是大夫，这才在半夜急着来请。那人一面说，一面向张家人道歉，说是在过年期间请大夫出诊，实在是过意不去。

父亲丝毫没有犹豫，披上外衣，拎起药箱就跟着那人出了门。直到几个小时以后，天色已经放亮，父亲才从门外回来。

他的脸上流露出疲惫的神色，但是他的眼神中更多的却是兴奋的神情。张幼仪知道，父亲的医术很厉害，一定是很快就把病人医好了。父亲神秘兮兮地把一家人统统叫到面前，好像变戏法一样从口袋里掏出了四块银圆。这意味着一家人有了收入，能热闹而又丰盛地庆祝没有过完的年。

春日的阳光渐渐明媚，也渐渐填满了空旷已久的心房。一家人的新生活，就这样在南翔开始。其实，南翔离宝山并不远，只要想念祖母，父亲就可以回宝山去探望，而父亲从前的那些病人，也不会因为路途遥远而更换医生。

于是，来找父亲看病的，大多都是从前的老主顾，他们十分信赖父亲的医术，宁可多走一段路，也要来南翔找他看病。

只不过，这些善解人意的病人们或多或少知道张家的情况，也知道看病的诊金是一家人唯一的收入，他们不再用自家种的蔬菜代替诊金，而是每一次都付钱，这样让父亲有些难为情。但是至少用双手和劳动赚钱，依然很好地保持住了一家人的尊严。

除了居住环境的变化，小孩子们能感受到的最大变化，就是穿新衣服的机会变少了。张家再也聘请不起太多的厨师和用人，在南翔，一汤一饭都要亲自动手，给孩子们做新衣服成了额外的负担。

不过，中国人在新年时总是要穿一件新衣服的，这不仅代表着喜庆，在出门拜年时，更代表着体面。

即便不用到其他亲戚家拜年，外公外婆家也是一定要去的。但是家里的孩子那么多，如果每个孩子都做一套新衣服，张家已经支付不起这样的开支。此时的张家，仅有两套可以给孩子穿的体面衣服，于是，谁的身材能穿下这两套衣服，谁就成了有资格跟着母亲到外婆家拜年的人。

搬到新家的第一年，跟随母亲去给外公外婆拜年的两个孩子，是张幼仪和六哥，两件新衣服，一件藏青色，一件大红色，刚好适合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等到第二年，张幼仪和六哥都长高了，拜年的人选也就换了人。

对于小孩子来说，穿上新衣服出去拜年，是极大的荣耀。张幼仪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去外婆家，不过她喜欢这个难得的穿上新衣服的机会。

外公是位教书先生，一直在家乡教小孩子读书，闲下来的时间不喜欢热闹，只喜欢静静地看书、思考。外公与祖父两家人是世交，因此，在父亲刚一出生的时候，两家人的亲事就已经说定，母亲的一生从两岁时就已经被彻底安排好。

原本张家在宝山的那座大宅就属于外公，是外公把它卖给了张家。虽然两家人是世交，但是对待生活的态度却截然不同。

张家喜欢享受生活，从吃到穿，都尽量保证华丽。而外公和外婆的生活却十分简朴。张幼仪从来没有见过外婆穿丝绸做成的衣服，她总是穿着一身布衣，尽量把家里的生活安排得简单一些。平日里，外公和外婆很少吃肉，饭桌上的菜式，也大多是素菜。

不过，外公与外婆毕竟是母亲的亲生父母，他们十分关心母亲，听说他们一家人从张家大宅里搬了出来，外婆的脸上时刻都流露着担忧的神色，健康也因此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不过，外公与外婆都是十分明理的人，当他们听说张家的变故，并没有埋怨张家的任何人，反而一再叮嘱母亲，要以儿媳妇的身份尽量去弥补一家人之间的嫌隙。

外公一生都信奉做人要尊崇“仁义礼智信”，也就是要懂得仁爱，正直做人，品行端正，要有智慧，更要诚实。

他们给了母亲极好的影响和建议，那一次拜年，张幼仪跟随母亲在外婆家住了三天，回到家后，母亲便把外公和外婆的建议说给了父亲听。

父亲听到这样的话，越发尊重自己的岳父和岳母。在中国，老人的思维和行为，对一个家庭有着极大的影响，他们的做法，没有为这个已经出现危机的家庭火上浇油，而是想要将家庭中的矛盾无形地化解。

不过，父亲始终觉得，张幼仪的大堂哥诬赖大哥偷东西的事情，极大地损伤了自己的颜面，因为男人在家庭中的地位极其重要，如果真的是自己的儿子做出了不光彩的事情，父亲也会因此受到谴责。

张幼仪觉得，虽然大哥没有偷东西，但父亲却在用一个男人的尊严惩罚着自己。他对大伯一家的做法虽然谈不上恨，但也很难原谅。

母亲的一番安慰虽然让父亲开解了一些，不过，却依然难以释怀。到后来，只要母亲提起这件事，试图商量重新搬回宝山的张家大宅，他便会默默地转身回到房间，假装什么都没有听见。

父亲是个爱国的人，也更爱家。他认为，只有照顾好自己的家庭，才能尽到对国家的责任。就像他给儿孙们的名字中取的字那样，“嘉国邦明”，其实就是“家国帮民”的谐音。

母亲并没有因为父亲的刻意逃避就放弃对他的安慰，在母亲坚持不懈的努力下，终于，父亲把自己一个人关在房间里，一关就是好几天，当他走出房门的那一刻，张幼仪明显感觉出父亲好像做出了什么重大的决定，因为他的表情里，有着一种轻松的释然。

果然，父亲把所有的孩子都叫到一起，告诉他们，今后如果赶上重大的节日，以及张家祭祖的日子，就会带着他们回宝山。

这已经是父亲能做出的最大的妥协，其实，生活在南翔的小院里并没有什么不好，除了经济上拮据一些，一家人的心还是紧紧地连在一起。

几个月后，父亲终于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带着一家人回到宝山，探望张幼仪的祖母。张幼仪从未见过祖母这样高兴，她脸上的褶皱都被喜悦填满。在老人看来，儿子肯回家，就代表着释然，其实，父亲早已在自己的内心中筑起了一道不透明的屏障，将大伯一家远远地隔在了屏障之外，只在表面上维持着平静而友好的关系。

从这件事上，张幼仪体会到了母亲的伟大，正是母亲坚持不懈地劝说，才让父亲的态度软化下来。她真的做到了弥合一大家人之间的嫌隙，这也代表着母亲听了外公和外婆的话。

这更让张幼仪坚信，女人就应该听从长辈的话，将解决家庭中的矛盾当作自己的责任，尽可能地用宽厚与慈爱去包容犯错误的人。

父亲也在尊重着母亲为这个家付出的努力，虽然他的内心并没有真正释然，至少做到了让张家表面上看起来是完整的。深埋于灵魂中的自由渴望

这个世界有太多虚妄，唯有渴望自由的歌声在永恒地吟唱。那是内心深处的一种诱惑，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抬头眺望远方，它就会轻轻招手，撩拨着你对它的向往。

在张幼仪早期的思维里，女孩子就要安分守己，但这并不能证明她的内心深处没有对自由的渴望，只不过，她的懂事遮蔽了内心真正的想法，认为自己没有资格为自己做任何事情的主。不过，想要读书，是她唯一主动争取的事情。

张幼仪对读书的渴望，源自整个家族的耳濡目染。张家是书香门第，每一个男孩子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尤其是张幼仪的二哥和四哥，已经开始在日本留学。搬到南翔之后，家中受影响最大的也是这两个哥哥。

在国外读书要支付高昂的学费，生活费也不便宜。原本他们在国外也可以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可是自从经历了这一场变故，他们不得不和全家人一起过起了穷日子，并且，只身在国外无依无靠的日子，会显得更难挨一些。

父亲靠给人看病赚来的钱，只够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费用，但是即便如此，父亲都没有提出让两个儿子中断学业。张幼仪的两个哥哥也没有叫苦，默默地和一家人共患难。

他们曾经有着少爷一般衣食无忧的生活，仿佛一夜之间，就变成了连生活用品都买不起的穷光蛋。二哥和四哥在日本相依为命，两个人的毛巾都是将一条毛巾剪成两半来用，并且轻易不会换新的，一直用到不能再用为止。

书是学习的必需品，可是两个哥哥连书也买不起，他们常常把两个人的钱加在一起，只够买一本书，两个人就用最快的速度把书看完，再把有用的内容记到本子上，最重要的是保证书和买来时一样新，再把书退回书店，用退回来的钱买另外一本书。

读书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轨迹，也许父亲正是坚持着这一信念，希望儿子们用知识的力量改变现有的命运。父亲的做法是正确的，这种观念也影响了张幼仪，于是，对读书的渴望，成了张幼仪少年时代唯一冒出的不认命的念头。

父亲从来不认为孔孟之道是迂腐的思想，他将儒家思想当作对子女的启蒙教育。不过，父亲并不是个思想传统保守的人，对于已经传入中国的许多外国思想，他也大多能接受，因此才会让两个儿子学习德文和法文，之后又把他们送到日本去留学。

张幼仪的二哥在日本庆应大学学习法律和政治学，四哥则是在早稻田大学学习财政和金融学，他们的身上没有沾染一丝富家子弟的纨绔习气，在国外学习的每一天都没有虚度，最终，二哥成了国内知名的哲学家，四哥则成为一名银行家。他们不仅为张家的门楣上又增添了荣耀的一笔，也让张幼仪一家重新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

知识永远都凝聚着暖意，让冰封的生活渐渐解冻，也让灰暗的生活重新涂上了一层耀眼的底色。

留在家里的几个孩子也没有停止读书，父亲的收入虽不算丰厚，却专门拿出一部分用来聘请教书先生。教书先生就住在家里，吃住都和张家人在一起。教书先生用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为孩子们做着最基础的启蒙教育，当他们长大一些，就会进入学堂，学习先进的外国思想和技术。

张幼仪的五哥和六哥虽然没有出国读书，但是在学堂里，也学到了“人人平等”和“适者生存”的思想。外国教育将先进的工业技术带到了中国，这也让中国人不再拘泥于农耕纺织，这是中国人的思想与行为进步的开端。

张家男人的身上都有一种儒雅的气质，这是书香多年来在他们身上的熏染和渗透。当梁启超推崇新式学堂的思想出现之后，五哥和六哥马上成为梁启超先生的忠实拥趸，远在日本的二哥也加入了梁启超在那里组织的政党。

认命是最可怕的思想，少女时代的张幼仪，经历过在认命与渴望自由之间的挣扎与徘徊，她的思想还没有全部在中国传统思想的熏染下而迷失，残留的那一丝理智，成了她在未来的人生中拯救自己的砝码。

教书先生在张家受到了极大的尊重，除了教孩子们读书，他不需要做任何事情，饭菜也由张幼仪姐妹帮助母亲一同准备好，再亲自端到教书先生的饭桌上。

每天吃过早饭之后，张幼仪会帮着母亲把碗筷收拾好，接下来，一天的课程就正式开始。所有男孩子们都在长长的桌子旁边坐成一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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