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皓晖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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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上）试读：
总序
文明历史的叩问
一漫漫岁月，沧桑变幻。
人类历史在甘苦共尝中拓展伸延，已经进境为工业文明与科学文明交汇的时代了。
整个人类的生命史，是一部辽阔激荡、深远相续的文明创造史。只要人类的生命在延续，人性的基本方面——善与恶的冲突就在延续，人类社会的基本问题就在延续。任何力量都不能割断人类生命进程的连续性，也不能割断人类文明发展的连续性。我们的今天，曾经在昨天生长。我们的昨天，不断在今天重演。我们的未来，永远浸透着昨天与今天的重叠与沉淀。要走向更高的文明形态，我们就必须摒弃种种形式的历史虚无主义，以高端文明的视野回望文明发展的足迹，与我们的历史传统完成精神的对接，对我们的未来方向做出清晰的选择。
人类前进的脚步，永远经受着种种形式的历史质询。
1840年以来，自古老的中国打开封闭的大门，就一直面对着文明史的严酷拷问。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伟大民族，为什么近现代以来沦落为穷弱之邦？百余年后，当我们重新崛起的时候，为什么仍然有着深刻而普遍的社会迷茫？在西方文明面前，中国为什么出现了黄色文明落后论、中国文化酱缸论？我们的历史意识，为什么不能明确地认知中国文明的根基？我们对文明历史的价值评判标尺，为什么始终没有社会共识性的基本标准？我们的历史充满了烟尘浓雾，充满了非理性纠缠，问题人物与问题事件层出不穷，原因究竟在哪里？面对新的文明跨越，我们为什么无法确认中国文明发展的历史坐标？我们这个历史如此悠久的国家，为什么始终没有自己的文明话语体系？我们对自身文明史的反思与总结，为什么两千余年来始终停留在史料整理、细节考证、编年叙述的技术层面上，直至当代，我们依旧没有总体反思的历史哲学意义上的突破？
……
问题太多太多，答案太少太少。
我们的文明史意识苍白得惊人，我们的文明史研究几乎是一片沙漠。
要创建新的文明形态，就不能回避基于生存法则的文明史叩问。
它来自我们灵魂深处的精神发展需求，来自我们赖以生成的久远根基。二
各个民族在各个时代，都在对自己的历史进行着不断的回顾与总结。
西方人需要不断反思自己的文明史，我们也需要不断反思自己的文明史。人类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需要不断反思自己的文明史，不断寻找符合当代需求的新答案，而不是将某一时代关于文明历史的认识与评判，当作永恒不变的金科玉律，当作束缚自己的古老教条，从而禁锢我们实现文明跨越的历史脚步。
古典文明时期的中国，曾经产生出庞大的史书体系，曾经产生出汗牛充栋般的种种历史评判。可是，既往所有的历史书写与既定结论，都仅仅表明了那个时代的社会意识，表明了那个时代的现实需求。对于今天的我们，那些庞大复杂的评判体系，显然已经与当代社会对文明历史的继承需求有相当大的距离了。那些价值观与评判体系，对于我们，已经成为一座座古老的历史遗迹，它们具有无比丰厚的历史美感，但却无法成为我们继续前进的精神基地。那些庞大的史书体系，那些不断被发掘的历史遗存，留给我们的，只是丰沛充盈的历史素材。在无垠的素材海洋中，究竟隐藏了什么样的未曾被发现的历史发展逻辑链条，究竟隐藏了什么样的经验教训，它们指向未来的历史延长线究竟在哪里？
甚或，广阔的素材海洋中，究竟还有没有被刻意掩盖扭曲的有用材料？
举凡这一切，都得我们用当代高端文明视野，去努力开掘，去寻求新的答案。三
地球环境的差异，生命群体的庞大，注定了人类一开始只能是天各一方。
大约上万年之前，这些天各一方的人群，渐渐形成了千姿百态而又相对稳定的原始生存方式。以不同的生存方式为根基，在同一地域谋生的人们又渐渐形成了聚居的群落。大约从公元前3500年开始，人类在各个地域渐渐形成了稳定的族群，并先后进入了国家时代，各自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早期生存形态。
这种稳定而自觉的生存形态，就是我们所说的文明。
作为近现代以来的人文科学概念，“文明”这个词是西方人确立的。
文明，英文是Civilization。在英语世界，“文明”的含义是逐步演变的，又是不断丰富的。《不列颠百科全书》与《大美百科全书》对“文明”概念的发展都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解说。在现代理念的意义上，《美国传统词典》对“文明”的内涵与应用，又作出了理论说明，大体有六层含义：其一，文明是人类社会知识、文化和物质发展的一个高
级阶段，标志为艺术和科学的发展、文字的广泛使用，以及
复杂的政治及社会机构的出现；其二，文明是一个特定国家或地区，在一个特定时期中
发展出的文化和社会类型；其三，文明是对一种历史文化的概括，譬如玛雅文化、
古罗马文化就是一种文明；其四，文明是一种过程与状态，譬如人群的开化、教化，
就是这样的文明过程；其五，文明是一种蕴含着文化与智慧的优雅品位，是人
的教养与修养；其六，文明是一种社会状态，譬如人们常说的文明社会。
这六个方面是文明理念的综合内涵。从总体上说，“文明”是指与“野蛮”状态相对应的一种人类自觉生存的高级状态。这种生存状态，包括了人类在自觉生存状态下的一切基本方面，也包括了它的整体形态。
中国社会的文明意识是什么样的状态？
历史文献证明，中国当代文明意识的淡薄，并不是先祖遗传的。中国人对“文明”的概括比西方要早得多，作为古典语汇的“文明”，其内涵也非常地逼近当代理念。已知的古典文献表明，“文明”一词的最早出典，是《尚书》与《周易》。
在《尚书·舜典》中，有“濬哲文明，温恭允塞”的概括。古文献家对这句话的解释是：“经纬天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周易·大有》云：“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另外，《周易·乾卦》的说明辞《文言》又云：“见龙在田，天下文明。”
对于古典“文明”的含义，唐代学者孔颖达的具体说明是：“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顾名思义，文明者，文章之光明也。这就是说，阳气升腾，万物生长，天下有了“文章”，就会一片光明；文明者，文章之光明也。
那么，“文章”是什么呢？它为什么能给天下以光明呢？春秋战国时期的三种文献，给我们呈现了那个时代所说的文章的含义：其一，《论语》说，文章是礼乐法度；其二，《左传》说，文章是车服旌旗；其三，《楚辞》说，文章是花草与织物的灿烂文采。
显然，在我们的原典时代，文章是社会秩序，是生活状态，是人与天地自然和谐相处所生发的灿烂华彩。用今人听得明白的语言来表述古典文献中的“文明”内涵，那就是：依据天地运行而创造的生存状态、普遍基本的社会制度，以及天地人之间的和谐华彩。也即经纬天地、照临四方的文章之光明，就是文明。
这种古老而深邃的智慧理解，不能不使我们发出由衷的惊叹！四
人类社会究竟创造了多少种文明？目前尚无确切计数。
关于世界文明史的基本理念，当代有三种主要的说法。
其一，英国学者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这部著作将人类古典文明看作多元化的发展，并分作了21个类型：西方基督教社会、东正教社会、伊朗社会、阿拉伯社会、印度社会、远东社会、古代希腊社会、古叙利亚社会、古代印度社会、古代中国社会、米诺斯社会、苏美尔社会、赫梯社会、巴比伦社会、古埃及社会、安第斯社会、墨西哥社会、尤卡坦社会、玛雅社会……后来，汤因比又将其发展为31种，我们不再具体罗列，也不对汤因比的划分做具体的评价。
其二，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这部著作自1970年出版以来，连续再版七次。它的文明史基本理念是：世界文明并不是以西方文明为轴心发展的，而是多样化地有差异地发展的；在文明生长时期与此后相当长的古典时期，各个地区、国家的文明都是独立发展的。这种独立发展的古典文明，有五个被作者列为专章论述的基本类型：欧洲大陆文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非洲文明、世界游牧文明。
其三，美籍德国学者卡尔·A．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这本书有一个颇为惊人的副题——“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他的基本理念是以政治体制模式为文明核心，将人类文明分作两大类：西方民主文明和东方专制文明。包括中国、埃及、俄罗斯等大国在内的大部分东方国家，都是基于远古治水而生发的专制主义文明；西方世界则是民主文明。
大量的世界文明史研究著作，告诉了我们一个最基本的历史事实：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不是单一的，世界上有多少个国家，有多少个民族，便有多少种文明形态。它们千姿百态，色彩纷呈，各具特色，独树一帜。这些不同的文明，不同的文明体系，构成了人类生命史的灿烂华章。
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文明演进史的研究著作中，关于文明起源与文明原创的探究与反思，都居于绝对中心的地位。这一现象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逻辑。这个逻辑就是：不清楚某种文明的起源根基，不清楚某种文明的原创特质，便不能了解这一文明的衍生传承法则，更无法预测这一文明的未来变化趋势。
这一逻辑，提出了一个必然的问题——
文明，既然是社会生存发展的总体反映，为什么还要受到远去的历史的制约？五
文明，是人类精神连续发展的外在化。
没有人类精神活动连续发展的积累，便没有文明的创造，没有文明的跨越。
正因为如此，任何文明形态的根基都深深埋藏于久远的历史之中。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它由涓涓细流汇成澎湃江河的历史中，必然有一段沉淀、凝聚、锤炼、升华、成熟并稳定化的枢纽时期。这个枢纽时期所形成的生存形态、生存法则，以及思维方式、价值理念、精神特质，等等，都具有极大的稳定性，具有极强的传承性。这些稳定的传承要素及其综合形态一旦形成，便如同生命基因对一个人的决定性影响一样，将永远地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影响或决定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生命历史的发展轨迹。这种在早期国家时代生成的独具特色的稳定的生存方式，是一个族群永恒的文明徽记，将之与其他一切族群的生存方式显著地区别开来，就形成了世界民族之林中无数的“这一个”。
这种具有极大稳定性与传承性的创始期文明形态，我在1993年所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的“序言”中，称之为“原生文明”。
原生文明，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进入自觉生存状态的第一生命载体。
原生文明，是一个族群摆脱自发生存状态，进入到理性生存阶段的社会创造。
原生文明，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生命延续的第一根基。
所谓历史传统，所谓特殊国情，所谓民族精神，所谓价值理念，所谓国家性格，所谓社会风习，所谓民族文化，等等，从实际上说，都是文明大创造时期生成的这种具有极大稳定性的原生文明的种种体现。它们历经锤炼升华，一旦稳定下来，便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根基。其后，无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历史轨迹如何演变，原生文明都具有恒定的、难以改变的基本特质。
这种难以改变的基本特质，在不同的文明体系中，表现为方方面面的差别：各不相同的文字，各不相同的价值观，各不相同的生活方式，各不相同的思维方式，各不相同的政治体制与权力运行方式，等等。所有这些差别，所有这些特殊性，形成了一个国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本风貌。即或在人类交流融合充分发展的今天，各民族基于原生文明而形成的种种差别，依然是非常鲜明的。六
不同的文明目光，对其他文明的观察与评估，往往是有很大差异的。
美国学者约翰·托兰曾经在他的《日本帝国的衰亡》中，具体描述了日本文明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并给予了自己的评判。他是这样说的——与西方人黑白分明的思想方法不同，日本人的界限比较
模糊。在国际关系中，日本人讲究的是政策，而不是原则。
日本人的逻辑，就像日本人用的包袱布，可大可小，随机应
变。不需要时，还可以叠起来装在口袋里。日本人是不可理
解的矛盾：既讲礼貌，又野蛮；既忠诚老实，又诡计多端；
既勇敢，又懦弱；既勤劳，又懒惰——统统同时存在。对
日本人来说，这没有什么不正常。日本人认为，一个人的矛
盾越多，他便越深奥，自我斗争越尖锐，他的生活便越正常。日本人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他们在铁砧上打铁是蹲着的，
使用锯子、刨子是拉而不是推，盖房子先盖屋顶，开锁钥匙
向左拧。日本人做一切事情都是相反的。话倒着说，书报倒
着念，文章倒着写。人家坐椅子，他坐地板。鱼虾生吃。讲
完一个人的悲剧后，就放声大笑。穿新衣服掉进泥塘，爬起
来面带笑容。有话不明说，而是说反话。讨论问题拐弯抹角。
在家里以过分的礼节款待你，在火车上却粗暴地又推又搡。
杀了人，还要向仆人道歉，说把他屋子弄乱了。
相反，19世纪的日本学者福泽谕吉在其《文明论概略》中，对欧洲文明与美国文明，也作出了完全不同于西方的评价。他这样说——现在称西洋各国为文明国家，不过是在目前这个时代说
的。如果认真加以分析，它们的缺陷还非常多。例如，战争
是世界上最大的灾难，西洋各国却专门从事战争；盗窃杀人
是社会罪恶，西洋各国的盗窃案杀人案却层出不穷；此外，
西洋各国（在政治上）结党营私争权夺利，相互攻讦而吵嚷
不休；至于外交上耍手段玩弄权术，更是无所不为……假如
千百年后，人类的智德已经高度发达，再回顾西洋各国的情
况，将会为其野蛮而叹息。由此可见，文明的发展是无止境的，不应满足于目前的
西方文明。
对不同文明的各自评价，为什么差异如此之大？
人类文明的标尺，为什么会如此不同？
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无数的冲突。我们不能说，人类的冲突总是基于文明的差异而发生的。但是，我们可以确定地说，人类每次大冲突的背后，都埋藏着文明差异的根基。有许多冲突，文明的差异甚至成为直接的诱发因素，或者根本性的原因。
古典时代，文明差异直接引起冲突的现象尤其普遍。中国春秋时代，周边游牧族群不断入侵华夏腹心地带，爆发了大规模的基于文明冲突的长期战争。战国与秦帝国时代，北方匈奴与诸胡严重地侵犯华夏，再次爆发长期的文明大冲突。此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宋元明清时期，这种不同民族的文明冲突，在中国及其周边大地上，一直没有终止过。
在中国之外的世界环境中，马其顿民族对古希腊的征服，罗马帝国对埃及的远征，古印度佛国的突然灭亡，古巴比伦帝国的突然灭亡，罗马帝国的解体星散，十字军东征的宗教战争，等等，也无不因为各民族文明形态的巨大差异而生发出来。
历史的逻辑是：越是相互处于闭塞状态，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便越是激烈。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类文明的交流融合大大加深，直接基于文明差异而引发的大规模冲突虽然没有终止，但显然呈现出大为减少的趋势。文明的差异，文明的多元化发展，在世界各民族的共处中越来越被接受了。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的。七
那么，人类文明已经进入了无侵犯、无冲突的安全环境了吗？
各民族的文明，已经可以不受威胁、不受制约地自由发展了吗？
事情，似乎并不那么乐观。
种种动荡与冲突的后面，似乎总隐藏着一些深刻的历史因素。西方诸多学者，力图从文明差异的角度去解析当代世界冲突。在当代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进程中，也总有不同的声音，力图从中国文明的角度去解释中国的事变与结局。对中国发展趋势的分析预测，西方也总有一种或明或暗的根本性困惑：在中国古老的文明传统中，究竟潜藏着什么样的发展基因、什么样的落后基因？它们将在什么样的意义上决定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1949年年末，美国势力退出中国后深感痛心，在全面检讨“究竟是谁失去了中国”的思潮中，美国国务院发表了长长的《对华关系白皮书——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对美国与中国的历史关系进行了系统的回顾与总结，企图找出问题的核心所在。主编这一长篇文件的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就该白皮书给杜鲁门总统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三千余年以来，中国人发展了他们自己高度的文化与文
明，多半未受外来影响。甚至受武力征服之后，中国人还往
往能在最后镇压并同化侵入者。因此，他们自然会自视为世
界中心以及文明人的最高表现。在19世纪中叶，这座中国
的、孤立的、到那时为止一直不能通过的墙，被西方突破了。
这些外来者带来一种进取性、独一无二的西方技术发展和一
种以前的外国入侵者未曾带入中国的高度文化……西方人不
但没有被中国人同化，反而为中国人介绍了新观念。这些新
观念，在刺激骚乱与不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中国国内已经达到了一种定局，纵令这是未尽职责的结
果，但仍然已成定局……我们仍旧相信，中国的局面在最近
的将来无论如何悲惨，无论伟大的中国人民的一大部分可能
怎样残酷地处于为外国帝国主义利益而效力的一个政党的剥
削之下，中国的悠久文明和民主的个人主义终将再度胜利，
中国终将推翻外来制。
历史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以来中国的发展已经证明，当年的美国政府对中国文明发展趋势的分析预测，其结论是多么的背离事实。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美国人将中国文明的历史只归结为“三千余年以来”？
为什么一种立足于中国文明根基的分析，其结论却如此经不起事实验证？
中国文明的奥秘究竟隐藏在哪里？八
文明历史对中国人的叩问，一直在延续。
英国科学史专家李约瑟以他的巨著《中国科学和文明史》——1972年被中国冀朝铸先生题写书名为“中国科学技术史”——证明了中国古典文明在全世界的领先地位。他说过，“可以毫不费力地证明，中国（古代）的这些发明和发现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在李约瑟的研究之前，德国学者韦伯（Max Weber）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什么在宋代中国早已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而工业革命却没有首先在中国发生？这就是为中国学界所熟悉的著名的“韦伯疑问”。
李约瑟将这个“韦伯疑问”具体归结为两个问题：其一，为什么历史上的中国科学技术一直遥遥领先于其他文明？其二，为什么到了现代，中国科学技术不再领先于其他文明？这就是同样为中国学界所熟悉的著名的“李约瑟难题”。问题一经提出，一直吸引着国内外不同领域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寻求解答。经济学家、哲学史家、科学家等纷纷提出见解，一时蔚为大观。但是，我们始终不得要领，始终没有相对深刻明确的根基性的答案。
面对种种严酷的叩问，我们的解答在深重的苦难中延续了一百多年。
从1840年开始，在人类高端文明的入口处，中国遭遇了巨大的历史冲击。几经亡国灭种的劫难，中华民族的历史意识终于开始了艰难的觉醒。自觉地，不自觉地，华夏族群开始了连绵不断的关于自身历史的反思。民族何以孱弱？国家何以贫穷？老路何以不能再走？新路究竟指向何方？中国何以落后贫弱？中国如何振兴图强？凡此种种关乎民族兴亡的根本性思索，都在救亡图存这一严酷背景下蓬蓬勃勃地出现了。
于是，有了戊戌变法对中国现实出路寻求突破的尝试。
于是，有了辛亥革命对中国未来命运的政治设计。
于是，有了五四运动对中国历史传统的反思，有了打倒孔家店的宣战。
于是，有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的新文化运动。
当我们这个民族终于获得独立，终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时候，我们开始了大规模的意识形态重建。在我们有可能借助于高端文明时代的科学思维方式对我们的文明史重新审视并给以总结的时候，一场名为“文化大革命”的大混乱与大劫难发生了。
从文明史的意义上说，“文革”是中国当代史的一场噩梦。
基于最简单的政治原因，“文革”以“破四旧”的恶性方式，毁灭了大量的中国文明遗存；以“评法批儒”的粗暴方式，以极端化的偏狭理论，从服务政治需要出发清理文明历史遗产；对中国文明史作出了阶级斗争模式的简单化评判，对中国社会的历史意识造成了新的扭曲。同时，“文革”以疯狂的人治方式，以无法无天的大混乱，毁灭了中国文明体系中原本已经越来越淡薄的法治传统。
今天，当我们真正获得了相对宽松的思想环境，当我们试图真正的正本清源，对我们的文明史进行系统的反思性总结，从而为我们的文明传统寻求话语权时，我们蓦然发现，“文革”劫难已经给我们客观公正地评价中国文明史埋下了深远的祸根。曾经普遍受到伤害的知识分子群体，基于对“文革”的反感，已经自觉地、不自觉地重新回归到延续了两千余年的古老的历史意识中，将熟悉而陈腐的局部传统文化当作国宝国学，以某种难以言说的心态倍加推崇，并致力于向全世界广泛传播。
因为反对一个极端，我们跳到了另一个极端。
再一次，我们回到了曾经深陷其中的历史烟雾之中。
但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伟大智慧，并没有被历史的烟尘淹没。我们坚韧努力的脚步，体现着中华民族再生与复兴的伟大心愿。在生存生计成为最迫切问题的历史关头，我们民族以最大的智慧，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新价值理念，停止了无休止的论争，从纷杂的社会大折腾中摆脱出来，全副身心地投入到了变革图强的努力之中。这种伟大明澈的智慧，挽救了民族，挽救了国家。
中华民族在最艰难的历史时刻，开始了真正的复兴启航。
但是，被我们搁置的问题，却并没有因为搁置而消失。文明史的中国叩问，并没有因为种种延宕而减弱。相反，当我们的国家日渐富裕强大而面临新的文明跨越的历史关口时，这一历史叩问，变得更加突出了。
一个民族的发展要保持悠长的生命力，保持饱满的生命状态，就必须有坚实的文明根基。这种文明根基的坚实程度，不仅取决于文明传统的丰厚性，更取决于一个时代基于清醒的历史意识而确立的继承原则。我们可以因为最紧迫问题所必需的社会精神集中而暂时中止大规模的社会争论，诚如战国名士鲁仲连所言：“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在获得必要的社会条件之后，对自身文明历史的认真探究依然是一个民族复兴必需的，甚至是基本条件性的历史环节。
是的，我们应该告别“不争论”的特殊时期了。
我们所需避免的，是不能将文明审视简单等同于某一实际目标。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文明历史的审视，不应该成为任何实际目标的手段；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文明历史的探究，本身有其伟大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为实现伟大的文明跨越，提供经得起考验的历史精神资源。这个目标，就是在世界民族之林确立我们民族的文明话语权。九
这样一本书，正是在上述思想的催生下写出的。
这本书的原本真身，是一部大型文献纪录片的全部解说文字。唯其如此，它的语言才有一定的跳跃性与形象性，会给读者一定的阅读美感。可是，当这部纪录片写完之后，朋友们与我的共同感受却是，它更像一本书。作为纪录片的解说，它需要大大稀释，从而释放出从容舒缓的形象美感。作为一部文明史著作，它却与学院化标准相去甚远。这本书既没有长长的注释，也没有开列庞大的参考书目，内文中的批量引号现象也极少。我所力图做到的，是将自己已经消化的知识与思想，简洁诚实地告诉人们，如此而已。强拉读者与自己一起走进书橱，是一件并不愉快的事情。我们民族既往的原典著作，似乎从来都是这么简洁朴实的、使人有阅读快感的。
无论形式如何，它的思想阐发任务可以说是完成了。
故此，就让它以两者兼具的形式感，去与读者们拥抱吧。
这是一本力图理清中国前三千年文明史的书。
中国文明五千年，前三千年是我们的文明高原、文明圣土。在这三千年中，华夏族群历经了七大时代——五帝时代、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帝国。在其中的每一个时代，我们的民族都曾经实现了一次巨大的文明跨越。历经七次大的历史跨越，我们的民族终于登上了中国古典文明高原的最高顶峰——秦帝国时代，成功地实现了中国疆域的统一，成功地创造了中国文明的统一，给我们的国家与民族奠定了永恒不朽的历史生存范式。
此后，自汉武帝时代开始，中国文明出现了千丈瀑布式的历史大落差，开始了两千余年地平线式的涌动发展。在后两千余年中，我们虽然也有过局部的文明突破与技术性质的社会发展，但是，却再也没有出现过以社会制度为核心的文明形态的整体跨越。宋明之后的中国，在“存天理，灭人欲”的价值理念笼罩下，更是迅速地趋于僵化陈腐。以至于在清末，我们终于沦为几近僵尸的“古老肉”了。
中国文明的强大与不朽，不在变形的末端，而在雄厚的原生时代。
唯其如此，鸦片战争170余年之后，在我们的民族面临新的文明跨越的历史转折时期，重读我们的文明历史，以新的价值理念寻求中国文明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在我们需要抬起头、直起腰的时候，重新解读中国前三千年实现文明连续跨越的历史奥秘，领悟那些隐藏在当时社会实践逻辑中的历史延长线的指向，对于我们这个从来没有在当代历史条件下整体反思自身文明，并在世界民族之林确立文明话语权的民族来说，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
国家文明话语权的确立，是实现民族复兴与文明跨越的必备历史条件。
实现国家文明话语权，是中国民族的历史责任，更是中国人文学界的历史责任。
一面呈现历史，一面解析历史，是这本书的基本特征。诚实地说，这本书未必能承担上述重任。但是，它可以是精卫所衔的一枝微木，可以是试图填平沧海的一种努力。
孙皓晖2011年6月于西北大学秦文明研究院第一编远古文明与近古文明中国早期文明的坚实起点，文明社会持续发展的基本要件，大体都在这一时代被创造出来了。聚合基因神话时代与传说时代1 中国神话思维的爆发性特质
许多大民族的文明形态演进，都有一个神话时代。
神话是什么？神话，就是一个民族对自己生命史前状态的追忆，是对自己文明出发点的想象。神话对一个民族的意义，在于它饱含了这个民族对生命创造与文明创造的最原初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同文明的民族，永远有着不同的远古神话。在世界民族之林的神话园地里，构成中国文明远源的中国神话，与构成西方文明远源的希腊神话，是最为鲜明的具有两极对立意义的两种神话体系。
古希腊族群与中国远古族群，对人类史前世界，有着截然不同的想象与描述。
希腊神话的特质，是人类原初活动的被动性。
在古希腊神话中，人类的一切原初出发点，都是天神赐予的；人类的一切原动力，也都是天神赐予的。人，是天神普罗米修斯与天神雅典娜创造的；火，是天神普罗米修斯盗给人类的；文字、家畜、车船、医药等，同样是天神普罗米修斯和他的天神朋友赐予的；爱情是天神掌管的；阳光是天神普照的；连人类的种种灾难，也是天神们着意制造的一个另类女神潘多拉释放的。
总而言之，在希腊神话里，人类在出发点时期是消极被动的生命群体，只是在天神赐予人类原初生命与原初动力之后，人类才开始了自己的创造。天神，是人类进入生命存在的第一出发点；天神，是人类进入文明创造活动的第一推动力；天神，是与人类不同质的生命存在，他们生活在大地之外的未知空间。人类就是人类，天神就是天神，两者具有不可逾越、不可转换的生存特质。
希腊神话对文明远源的想象，具有先天的被动性。
中国神话的特质，是人类原初活动的主动性。
中国神话，与希腊神话截然不同。在中国神话里，人类自身生命，一切与人类相关的生存环境，一切与人类相关的器物，都是半神半人的远古英雄创造的。盘古氏开天辟地，创造了整个世界生存环境；女娲氏造人，创造了人类生命的出发点。盘古氏与女娲氏，都不是希腊神话里具有完整神性的天神，而是神性与人性统一的中国神话里的人神。
人类一旦开始了生命历史的活动，中国神话与希腊神话便有了更为鲜明的差别。
这一差别是：人类生存活动的基本点，都是人类英雄创造的，而不是天神赐予的。且看，燧人氏钻木取火；有巢氏创造房屋；神农氏遍尝百草；后稷氏创造农耕；黄帝创造了衣裳、弓箭、指南车；鲧发明了筑城术；黄帝的妻子嫘祖，发明了养蚕织帛；仓颉造出了文字；蚩尤发明了兵器；伯益发明了凿井；奚仲发明了车辆；共鼓、货狄发明了舟船；夷发明了战鼓；伶伦发明了音乐；隶首发明了算数……
在中国神话与远古传说中，举凡人类生存所需要的一切根基，都是人群中的英雄人物创造的；完成了创造性业绩的英雄们，或在生前，或在死后，就变成了永远被人群敬仰的神。这就是中国的人神——从开拓生存的众生中走来，从创造生活的英雄中走来。
人类生存活动的出发点，是人类自身活动创造的结果。神，是人类个体英雄在族群精神中的神圣化。神可能是人，人也可能成为神。神以人为根基，人以神为升华。人与神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人与神的生存状态与生存空间，具有同质性。
中国神话中，人类早期的生命活动史具有先天的主动性。
神话时代，是一个民族对生存环境起源与自身生命诞生的想象。神话的特质，充满了模糊性、矛盾性，以及无可验证的虚幻性。神话时代的意义，在于它最充分地体现了这个民族的原初思维方式，也体现了这种思维方式所能达到的对世界的解释能力、解释方法，以及所能达到的解释高度。从文明史的意义上说，神话时代的个性，是各民族在不同的生存环境中所生发的第一组文明基因，是一个民族的理解方式与思维方式的最初根基。这种以特殊的理解方式、特殊的思维方式为根基的原初想象力，朦胧地涵盖了一个特定族群在此后文明创造中的一切基本精神。
而对自身早期生命历程的想象，中国神话思维则充满爆发性。
创世神话，形象地展现了远古中国人对环境起源与生命起源的特殊解释，朦胧混沌中饱含着宏大而深刻的想象力与理解力。具体地说，中国的创世神话大体是三个方面：
盘古氏开天辟地的神话，对创世活动作出了最具爆发性的宏大想象。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盘古氏开天辟地的神话，隐含了对宇宙生成的不自觉解释。开天辟地说，与当代科学揭示的宇宙大爆炸学说，有一种隐隐约约的暗合。暗合的根基点，是都将生存环境的出现，植根于某种大规模的爆发活动，而不是渐变式的构造活动。这种深邃的想象力，这种爆发性的思维，饱含了中国早期人群的特殊理解力。基于人类思维的某种灵异性，我们很难说中国早期人群的这种想象力是纯粹自发的。
相比之下，诞生很晚的西方《圣经》中的“创世”说，则是渐变式的思维，其所呈现的活动则是构造式的活动。《圣经》对人类生存环境起源的想象，明显表现出浅显性与散漫性的特点。耶和华用了整整一个礼拜来完成天地环境的多种铺排构造，既无强大的精神动机，又无惊人的瞬间爆发，其过程几乎完全接近于一幅油画创作。这种方式，与宇宙及地球生成的真相，没有任何思维方式意义上的接近。
女娲氏造人的神话，具有劳动爆发而创造生命的直觉意识。
为了避免新生天地的死寂空旷，女娲氏辛勤劳作，用黄土成泥，开始奋力捏造一个个灵性的人。进程之中，女娲深感一个个造人之慢，遂造出一条巨大无比的长鞭，而后蘸泥挥舞，甩出无数星星点点的人群，开始了批量造人的群体生命的出现。因用力难免不均，于是出现了美丑肥瘦各不相同的形形色色的个人。
这一壮美的神话，包含了一种朴素而深刻的理解：人类生命体的产生，一定经历了辛勤而艰难的劳动过程，一定经历了某种爆发性的突变。相比于西方《圣经》中的上帝无意识造人，亚当、夏娃两人世界的寂寥，中国神话的理解要深刻得多，内涵要丰厚得多。
破坏与建设的英雄神话，对人性善恶冲突的爆发具有深刻的直觉呈现。
神性之恶，神性之善，中国神话都表现得直接、剧烈，而又壮阔无比。
在中国神话中，神和神之间一开始就有着直接的善与恶的剧烈冲突。火神祝融氏与水神共工氏开战，共工氏战败，愤怒地撞坏了不周山天柱，天地几乎要崩塌了。刚刚开始繁衍的人类，面临全部滚落开裂大地的危险，以及遭受洪水与山林大火的灭顶之灾。在灭绝人类生命的关头，造人的女娲氏炼成了流质五色石，补全了天地。从此，天地之间生成了无垠苍穹的绚烂霞光。之后，女娲又以巨石顶天立地，支平了天地四柱，吸干了洪水，擒杀了黑龙，女娲所造的人类又重新开始了生命的历程。
与此相比，希腊神话中神性善恶的冲突，则要缓和得多、局部得多。潘多拉女神不定期释放人类灾难，大约是最具恶性的天神了。除此之外，其余天神的个别不善行为，很难说具有神性恶的特质。也就是说，希腊神话中天神善恶冲突的深刻程度（毁灭人类生命）与普遍程度（神界的全面战争），都远远不能与中国神话相比。
中国早期人群这种深邃、酷烈而又壮美无比的史前神话，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是独一无二的。应该说，正是这种独一无二的神话思维的原初特质，构成了我们生命群体最早的精神因子。2 远古传说时代的人神特质
神话时代之后，我们的民族走进了远古传说时代。
所谓远古传说时代，是一个民族关于自身早期脚步的历史记忆。在文字出现之前，世界所有的民族都是通过口耳相传的形式来追忆自己的历史的。世界上至今仍然有许多没有文字的民族，他们的历史脚步，依然保留在种种传说之中。尽管，传说的历史不那么确定，不那么清晰，但是，它确定不移地包含了一个民族早期发展的基本方面，是一个民族早期文明的粗线条历史，是任何一个民族不可或缺的文明史环节。
华夏文明的远古传说时代，可以分为两大阶段：
第一阶段是接近于神话的朦胧的远古传说时代；
第二阶段是大体有排序纪年的近古传说时期，也就是清晰传说时代。
在这两大传说时代里，华夏族群已经在今日中国大地的各个区域开始了多姿多彩的文明创造。东北、华北、西北、中南、东南、西南、岭南，到处都有被现当代地下发掘证实的早期文明遗存。史料所记载的，只是部分远古传说，只是当时局部地区的基本活动，用今天的语言表述，就是当时特大族群中心区域的传说，而远远不是中国大地全部的远古文明记录。
这一点，我们务必要有清醒的意识，不能堕入黄河流域唯一论的褊狭境地。
在远古时期，那些开拓生存空间与创造人类最早生活方式的出类拔萃者，都是半神半人的救世者。从文明发展史的意义上审视，这种具有时代符号意义的远古人神，我们的远古历史上共出现过四个——伏羲氏、有巢氏、燧人氏、神农氏。可以说，这四个半神半人的创造者，是中国远古时代的四大圣雄。从实际历史看，他们所在的时代，也就是远古社会的四大发展时期。（1）第一时期，远古圣雄伏羲氏时期
据说，伏羲氏是蛇身人首的灵异者。伏羲氏发明了结网捕鱼，又发明了最早的神明预测术——八卦。从实际意义看，渔网的发明，使先民们有了第一种可以大量捕捞的天然肉质食物——生鱼。这一点，我们很容易理解，因为它对人类的早期生存有着最直接的意义。
但是，对于八卦在这一时期的发明，今天的我们已经很难理解了。
可是，若从生存避险的意义上看，则很容易理解。在生存能力还很脆弱的条件下，人类要存活下去，就必须能够迅速而成功地逃避种种凶险与灾难。而要迅速成功地逃避，能否预知凶险灾难的来临，则是最基本的要求。所以，如何预知随时可能突然来临的凶险与灾难，是当时人类最迫切、最普遍的需求。在此社会需求下，一个具有超越人类智慧的半神半人，发明出一种今天的我们难以理解的预测凶险的方法，就不是十分突兀的事情了。
从实际生存的意义上说，伏羲氏八卦，可以看作是远古人类的第一个生存预警系统，对于人类生命的延续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无论这种预测方式，在人类生存环境已经大大变化的今天看来是如何的神秘诡异、如何的矛盾与不可靠，但是，远古生存环境下的人群一定具有非同寻常的自然灵异性，这种神秘预警方式，对于他们具有非常有效的实用性。
关于伏羲氏，还有另一种传说，说他也是创世神之一，是女娲氏的兄长，兄妹都是蛇身人首。伏羲氏与女娲氏兄妹成婚，才繁衍了此后的人群。据说，伏羲氏还为当时的人们确定了婚姻方式，这就是“制嫁娶”；还发明了姓氏制度，这就是“正姓氏”。这种存在于远古传说中的矛盾说法，从文明史的意义上说，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2）第二时期，远古圣雄有巢氏时期
据说，有巢氏用树木枝条搭建了某种窝棚，这就是“构木为巢”。
构木为巢的实际意义，是为当时的人群发明了最早的房子，使先民们有了遮风挡雨的去处，有了拼搏谋生之后休养生息的立脚点，人群的成活率由此大大提高。居巢房屋的出现，意味着人类摆脱了动物禽鸟式的栖居状态，为固定居所的普遍出现，提供了最直接的条件。这种“居巢”房屋，当然应该看作是广义的，它既可能是树林间搭建的早期窝棚，也可能是地穴地窖，也可能是山洞石窟。只有房屋时期的到来，当时的人群才有了稳定地聚居在某一区域的可能。而人口相对集中的居住，才有可能产生稳定的通婚，才有可能发展为大的群落。否则，经常处于流散栖息之中的人群，是无法稳定聚合的。
因此，房屋的出现，是远古人群稳定居住并进一步发展的第一块文明基石。
这就是有巢氏时期的实际生存意义——为人类的稳定群居提供了物质条件。（3）第三时期，远古圣雄燧人氏时期
据说，燧人氏用尖头木钻稍软的木板，发明了火，这就是“钻木取火”。
据说，燧人氏又用火烧水，将猎物丢在滚水里煮熟了吃，这就是“教民熟食”。
火的发明，熟食的发明，是远古人群生存方式的第一次跨越，是向文明境界迈进的最大一步。也可以说，这是远古人类文明的第一个伟大坐标。假如说，此前远古各个时期的发明，主要解决的还都是如何保存并延续人类群体生命的问题，那么，火与熟食的发明，则改变了人类的食物结构，解决了人类生命如何更加强壮、如何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并实现人类生理机能大大跨越的问题。（4）第四时期，远古圣雄神农氏时期
据说，神农氏人身牛首，是其母看见神龙之首而感应所生下的一个神异者。
这个神农氏，用木头制造出了耒耜，其形状类似于后世翻土的锹。而后，神农氏又用这种工具开挖生土，撒进某些植物的种子。不久，这些植物破土而出。收获成熟之后的籽粒，竟然可以煮出来吃。这就是神农氏的“制耒耜，教民耕稼”。神农氏还有一个伟大的发现，就是遍尝山野百草，发现了可以治病的药材，并发明了服用草药的方法。从此，华夏族群开始有了医药。
耕作工具、耕稼活动以及药材的出现，使人类进入了自己创造食物、自觉维护生命力的阶段，相对摆脱了纯粹依靠自然资源生存的方式，有效克服了食物短缺的生存危机，使人类真正进入了劳动生产的创造时代。因此，工具与耕稼的发明，是远古人群又一次伟大的文明跨越，使之真正迈进了近古文明的门槛。
这些半人半神的远古圣雄，是一个个历史时期的代表人物、文明符号。
透过这些历史符号，我们可以鸟瞰远古时期广阔而坚实的生存画卷。3 近古传说时代的人类生存状况
从远古传说时期迈入近古传说时期，是我们远古祖先一个巨大的文明跨越。
我们的近古传说时代，已经开始有了大致清晰的社会轮廓。这一社会轮廓，是以各族群首领及其业绩为标志的。黄帝轩辕氏、炎帝烈山氏、颛顼高阳氏、帝喾高辛氏、少昊金天氏、尧帝陶唐氏、舜帝有虞氏、东方九黎族的首领蚩尤、东方共工氏、禹帝姒氏等领袖人物，是近古传说时期的主要标志。另外，还有其他诸多族群的姓氏、图腾、业绩与传承等，也都具有了大体明确的框架。在这样一个近古时代，我们的族群实现了第一次大聚合，建立了松散的联盟权力社会。
那么，这一文明的跨越，是基于什么样的历史背景实现的？
远古时期的最后阶段，先民们已经完成了人类生存的最基本条件，进入了较大规模的社会性生存状态。具体地说，就是先民们已经走过了远古时期的自发性生存状态，开始以特定地域为经常性生存空间，以特定族群的稳定聚居为生存方式，开始了相对稳定的发展。让我们来想象一番近古开端时期先民们的生存状态吧——
散漫的人群开始在各个地区聚集起来，形成了以家族、氏族为基本单元的大型族群；
这些大型族群有了共同的名号，有了稳定的领袖，有了组织实施不同事务的各种头目；
这些不同族群之间，已经有了相互通婚的习俗，人群的繁衍进一步稳定；
各族群的族内人口，已经有了粗线条的大体分工，以氏族为基本单元的生产方式已经相对稳定。群体刀耕火种，群体渔猎游牧，族群之内与族群之间的协作规模，已经远远超过了远古时期。部分食物、衣物与日用品的剩余，已经开始出现。族群内部也有了相对公平的分配方式。作为社会基本单元的婚姻家庭，其组成方式与生活方式，也已经基本稳定。
总体上说，这时的人群生存状态，已经进入了以族群为社会组织单元的早期文明。
但是，族群之外的大社会，也就是当时的“天下”，还处在一种极其混乱的无序状态。无数分散在特定地域的大小族群，依然面临着巨大的生存挑战。在刀耕火种的近古时期，自然资源的多寡，几乎完全决定着族群生存状态的优劣。各个族群所在地域的山林、水面、草地等有效资源，在极其粗放的一次性刀耕火种中迅速减少。各个族群要继续维持相对良好的生存状况，或谋求进一步的发展壮大，就要不断地开拓新的生存空间，争取占领尽可能多的未开发土地，以供较长时间内的一次性耕种。这种拓展更多山林、水面、草原与土地的急迫需求，对于所有的族群都是同样的。
这就是说，任何一个族群都面临着同样的生存挑战——只有占据更多更好的土地资源，才能保持较好的生存状态。这种普遍的生存挑战，带来了三种普遍的社会争夺：首先，是各个族群对尚未开发的无主土地的争相抢占；其次，是特大族群对中小族群土地的野蛮侵占；第三，是特大族群之间对大面积资源的相互抢占或相互争夺。如果，当时的“天下”不能有效地遏制这种普遍的、无序的、残酷的、大规模的流血争夺，先民社会在远古时期积累的生存成果，完全有可能毁灭在规模越来越大的对自然资源的普遍争夺之中。我们先祖人群的文明脚步，很可能在残酷无序的相互残杀中同归于尽，就此中止。
正是在这样无序争夺的大背景下，先民们进入了近古初期的黄帝炎帝时代。
黄帝炎帝时代的中国人类生存状况如何呢？
从文明史的意义上重新审视黄帝炎帝时代，我们不能依靠诸如少时神异、晚年成仙，以及征召天神、呼风唤雨那样的神话传说进行评判分析，而要依据种种史料，进行科学分析，重新发现。我们确信，以《史记》为轴心的种种史料，已经对遥远的历史记忆作出了认真的甄别与相对系统的整理，其基本框架与基本事实，完全是中国近古社会的信史。以当代理念分析这些史料，我们可以确立的基本事实有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近古时代的中华大地，已经形成了许多大规模聚居的有组织族群。
根据历代史学家的种种考证，黄帝时代大型族群的名称至少有20个：少典氏、少昊氏、神农氏、西陵氏、蜀山氏、风后氏、力牧氏、常先氏、大鸿氏、应龙氏、涂山氏、共工氏、方雷氏、彤鱼氏等14个是农耕渔猎族群；另有3个大游牧族群，山戎氏、猃狁氏、獯鬻氏，他们是后世戎狄人与匈奴人的先祖；同时，还有3个特大型族群，一个是列山氏族群，大体以江淮流域的上中游山地为生存活动区域。一个是轩辕氏族群，大体以黄河流域上中游地带为生存活动区域。一个是九黎氏族群，大体以江淮流域下游与滨海地带为生存区域。如果再将未被记载的族群，以及特大族群不断的分解分支估算在内，这一时代的区域族群数目将是非常庞大的。《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谓的“天下诸侯”，不过是这种各自生存的族群的后世称谓而已。
其次，三个特大族群都有了自己稳定的领袖，已经进入了有组织的早期权力社会。
列山氏族群的领袖，称作炎帝；轩辕氏族群的领袖，称作黄帝；九黎氏族群的领袖，称作蚩尤。那么，“帝”是什么？是后世权力意义上的君主吗？显然不是。在文字还没有发明的近古社会开端期，我们有理由相信：“帝”这个称谓的原发意义，既不是天神，也不是圣王，而应该是某种功能性的物事。
战国时代的《庄子》有《徐无鬼篇》，提供了“帝”这个说法的原发意义。《庄子》的说法是：“帝……药也。其实堇也，桔梗也，鸡癕也，豕零也，是时为帝者也。”也就是说，帝，原本是植物与动物身上可以做药材的那些宝贵部分。应该说，先民们对于动植物名称与动植物功能的确认，一定先于对社会权力框架的确认。所以，宝贵药材的说法，是“帝”的原发意义。
另一佐证是，远古神农氏时代已经发现了药材，药材“帝”的称谓，应当先于权力“帝”的称谓的出现。所以，这时的先民们用“帝”这个说法称呼族群领袖，是顺理成章的。也就是说，当时的远古先民们称某人为“帝”，并不是承认他是天神圣王，而是认定他在族群中的作用与地位类似于植物动物中最有用的宝贵药材，所以呼之以“帝”。由此可知，虽然轩辕氏、列山氏的领袖都被称为“帝”，但还远远不是后世权力意义上的天下君主，而只是某族群或某区域的英雄领袖，是最有影响力的实际组织者。
那么，“蚩尤”又是什么称谓呢？
蚩者，虫也，海兽也；尤者，最突出也，最特异也。合起来，“蚩尤”的原发意义就是虫类中或海兽中的最出色者、最凶猛者。九黎氏族群的首领，能被族群人众以海兽虫豸之中的最特出者比之，将其呼为“蚩尤”，可以想见这个族群一定聚居在滨海山林地域，对大型虫豸海兽的威力记忆深刻。
再次，几个特大族群的生存状态比较接近，有相对普遍的血缘联系。
当时的列山氏，是江淮流域的山地族群，以江河渔猎为主，山地农耕为辅。当时的轩辕氏，是黄河流域族群，以平原农耕为主，畜牧渔猎为辅。当时的九黎氏，则是滨海湖泊的山林水面族群，以渔猎为主，山地农耕为辅。这种生存方式，既有相同之处，也有种种具体的差别。从早期文明的意义上说，这三个特大族群已经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早期文明形态。
但是，这三个特大族群，都生存在同一片大陆地带，中间并无大海洋、大高原等特殊险阻的隔离，相互之间的普遍联系与经常性的相互争夺，当是必然的社会现象。在远古末世与近古之初，这三个特大族群都在当时的“天下”范围之内，没有超出中国大陆族群的社会视野，都是同一文明之下的分支。
依据对传说时代的史料分析可以证明：这三个特大族群都曾经先后统率过“天下”，作过“天下”的权力领袖。蚩尤，曾经是“古天子”；列山氏的炎帝，更不用说是神农氏的后裔，或直接就是神农氏，是黄帝之前的“天下”盟主；轩辕氏的黄帝，则是即将凝聚三大族群的天下盟主了。
就相互联系而言，列山氏与轩辕氏之间的血缘与通婚关系最为典型。
一种说法是：轩辕氏与列山氏，都是更古老的少典氏族群的分支；黄帝炎帝，都是少典氏族首领娶有蟜氏女所生下的两个儿子。也就是说，黄帝、炎帝是同胞兄弟。在文明史的意义上，少典氏是人名还是族群名，抑或是另一个联盟领袖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黄帝和炎帝是不是同胞兄弟，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这一说法的背后，隐藏着最重要、最基本的事实是：轩辕氏族群与列山氏族群，肯定有着源远流长的普遍来往，甚至有过共同聚居于某一地域的历史。其间的相互通婚一定是相对频繁的，以至于两个特大族群在后世生发出了他们的领袖是同胞血缘的传说。当然，这时各个大小族群之间的通婚，已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了，而不仅仅是炎黄两族通婚。譬如，黄帝的四个妻子都是外族人，其中的“元妻嫘祖”是西陵氏族群的女子；黄帝的儿子昌意，则娶了蜀山氏族群的女子为妻。
没有相同的文明根基，后来的近古大聚合是不可能发生的。
当大混乱与大争夺来临的时候，当时的社会权力状况是什么样的呢？
远古末世，由于神农氏的巨大业绩，天下受益族群把神农氏无限神化了。神农氏产生的巨大的精神影响力，使神农氏族群事实上成了最能影响天下秩序的力量。于是，神农氏在最后的传说时代被视为“天下”领袖——天子，甚或与后来的炎帝在传说中成为一体。可是，当天下族群进入大争夺时期后，神农氏族群所能延续的精神影响力已经大为衰减了，对大争夺的局面也无能为力了。这就是《史记·五帝本纪》所说的“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的具体所指，“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
在文明史的意义上，神农氏显然不是联盟权力意义上的盟主，而只是一个曾经保持着巨大精神影响力的“天下”领袖。甚至，神农氏究竟是不是“天下”领袖，是不是与炎帝是同一个人，我们都可以忽略不计。我们需要清楚的，是这样的基本事实：这个时代确实爆发了天下大混乱，爆发了近古社会第一次对生存空间的大规模争夺，先民社会陷入了巨大的长期混乱与动荡之中。此时，还没有一种具有社会普遍意义的权力机构来消弭灾难，来防止无序争夺。这就是史料中所谓的“死生”之说，“存亡”之难。4 近古时代的英雄战争
就在早期社会陷入大沉沦边缘的时刻，连绵不断的大战争爆发了。
这一时期最大的历史事件，是黄帝轩辕氏族群主动发起了大规模的平乱战争。
略去那些语焉不详的传说，略去那些神话因素，相对客观地复原再现历史，那一定是一段残酷壮烈的岁月。那时的轩辕氏族群，一定是一个雄烈勇武而具有社会正义感的耕牧族群。那时的黄帝，一定是一个胆略过人、目光远大且具有天下意识的天才领袖。否则，在大混乱大争夺的时代，很难有巨大的勇气迎着乱世逆流宣战。于是，轩辕氏族群在黄帝统率下，不甘天下无休止争夺，起而主持公道，开始以武力征服那些肆意抢夺的族群。数年之中，历经五十余次中小战争，天下大体恢复了平静，居住区域也大体按着黄帝的号令恢复了秩序。这便是《史记》所说的“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
但是，东方山海间的九黎族群却强悍不服，不服从黄帝关于居住地域的分配号令，依然四处暴力争夺土地人口，没有一个族群能够抵抗。于是，一场大规模的近古战争不可避免地爆发了，这就是黄帝族群与蚩尤族群的大规模英雄战争。
蚩尤族群，是早期社会一个多有神异色彩的族群。史料关于蚩尤的传说，大体有三个方面：一说，蚩尤是古天子，蚩尤族群曾是领袖天下的族群；一说，蚩尤族受卢山之金，而作五兵，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震天下，强悍无伦；一说，蚩尤族群与黄帝族群大战，蚩尤被擒杀，或被黄帝族群收服后做了黄帝的“大臣”，并曾主天下之兵，蚩尤死后天下再度大乱，黄帝遂画蚩尤像以威慑天下。
无伦何种说法，都没有排除一个事实：蚩尤族群与黄帝族群曾经有过一场大规模战争。应该注意的是：此时的轩辕氏族群，已经是久经战场、多有胜利的成熟的兵民族群了。更重要的是，作为最高统帅的黄帝麾下，已经有了风后、力牧、应龙等一大批得力辅佐了。据说，风后是黄帝的丞相，力牧、应龙则是战场大将。《汉书·艺文志》在著录的兵书53家中，就有《风后》13篇、《力牧》15篇，可见两人都是近古时代的大兵家。有那时的兵法，有那时的名将，黄帝轩辕氏的兵民大军，一定是一支能征善战且训练有素的近古大军了。
此时，东南的蚩尤族群已经北上，西北的轩辕氏兵民大军也北上了。
两方相遇在华北平原的“涿鹿之野”，一场惨烈的大战爆发了。关于这场战争的爆发地，战争的经过与结局，历史的记忆是明确的：发生地在涿鹿之野。
关于战争经过，则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古代典籍《龙鱼河图》之说：上天派遣玄女下界，送给黄帝“兵信神符”，黄帝才打败了蚩尤。一种是《太平御览》与《山海经》的壮阔神话：第一场大战，黄帝派遣应龙进攻蚩尤，蚩尤请天神作法，大雾弥漫三日，应龙大军不辨方向。此时，风后制作的指南车发挥作用，应龙大军杀出迷雾。第二场大战，蚩尤请来风伯、雨师，作狂风暴雨，应龙军陷于覆灭之境。黄帝当即请来“天女旱魃”，以强热天火止息暴风雨。应龙得以率众攻击，大获全胜。关于战争的结局，也大致有两说：一是《史记》、《逸周书》的说法，即黄帝擒杀蚩尤；二是《管子·五行》的说法，即黄帝任命蚩尤为“六相”之一，做了执掌天时的“当时”；《艺文类聚》则引《龙鱼河图》之说，作“制服蚩尤，（黄）帝因使之主兵，以制八方”。
历经两战，黄帝战胜蚩尤，有效遏制了一个最强悍的特大族群向新秩序的挑战，为消弭近古开端时期的大混乱减少了阻力，使当时社会的聚合向前大大迈进了一步。
战胜蚩尤之后，黄帝又与炎帝族群爆发了近古最大规模的一场战争。
关于黄帝炎帝这两个特大族群的大战的起因与过程，史料记载的传说语焉不详。
我们所能知道的，只有三点：
其一，这场大战发生在华北平原的“阪泉之野”。
其二，黄帝一方训练出了猛兽集群，以熊、罴、貔、貅、䝙、虎六种猛兽群进入战场，才打败了炎帝一方。这一事件在当代理念中的说法是：六种猛兽是氏族图腾，是黄帝一方的六个主战氏族打着猛兽图腾旗，或扮作这种猛兽，实际上是六支精锐民军。但是，这种推定未必可靠。以近古社会的环境气候论，以那时人群与自然融合的紧密程度论，将猛兽训练成冲击力量不是没有可能的。直到后世战国初期，黄河中下游丛林的大象还曾经被魏国训练成为象军。直至当代，还有训练猛兽表演的职业存在。因此，司马迁的记载应该是相对可信的。
其三，这场战争打了三次，黄帝族群才最终战胜炎帝族群。古典史学家对这三战的解释是：黄帝族群与炎帝本人统率的族群民军，实际只有一战；后两战，是平息炎帝族群的余部与后裔力量。应当说，这是较为可信的历史真实。因为，大规模的战争不可能连续发动两次、三次，而一个占据广大地区的特大族群的真正平定，又绝不是一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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