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略与施治：历朝对西南边疆的经营(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研究系列)(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方铁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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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略与施治：历朝对西南边疆的经营(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研究系列)试读：

总序

西南边疆研究课题涵盖面很广，其中包括西南区域地方史与民族史等内容，也包括西南边疆地区与内地、与境外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史研究，还涉及古代中国疆域理论、中国边疆学等研究领域，以及当代西南边疆面临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等。上述方向的研究课题在“西南边疆项目”进程中正在陆续完成。“西南边疆研究系列”的宗旨是及时向学术界推介高质量的最新研究成果，入选作品必须是学术研究性质的专著，通史类专著，或者是学术综述、评议，尤其强调作品的原创性、科学性和学术价值，“质量第一”是我们遵循的原则。需要说明的是，边疆地区的历史与现状研究必然涉及一些敏感问题，在不给学术研究人为地设置禁区的同时，仍然有必要强调“文责自负”：“西南边疆研究系列”所有作品仅代表著作者本人的学术观点，对这些观点的认同或反对都应纳入正常的学术研究范畴，切不可将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发表的学术论点当成某种政见而给予过度的评价或过分的责难。只有各界人士把学者论点作为一家之言，宽厚待之，学者才能在边疆研究这个颇带敏感性的研究领域中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唯其如此，才能保证学术研究的科学、公正和客观，也才能促进学术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不断繁荣。

自2008年正式启动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高度重视“西南边疆项目”组织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西南边疆项目”领导小组组长江蓝生同志对项目的有序开展一直给予悉心指导。项目实施过程中，还得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云南省委宣传部、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广西壮族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以及云南、广西两省区高校和科研机构领导、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和参与，在此一并深表谢意。“西南边疆研究系列”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领导对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大力支持，编辑人员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一贯为学人称道，值此丛书出版之际，表达由衷的谢意。“西南边疆研究系列”编委会2012年10月第一章回顾与展望第一节学术史回顾

60余年来，我国对西南边疆史的研究取得丰硕成果。根据研究[1]发展的轨迹，以及迄今面世的阶段性成果，同时为了叙述上的便利，笔者将1949年以来对西南边疆史的研究，分为前40年、后10年和近10年三个阶段，阐述其研究和发展的大致情形。一

1949年至1989年的40年，是西南边疆史研究领域初步形成，并取得第一批重要成果的时期。1949年以前对西南边疆史虽然有过一些研究，但大多是零散及不连贯的。新中国成立后百废俱兴，尤其是对少数民族大规模调研活动的开展，西南边疆史方形成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并逐渐为人们所重视。

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状况的全面调查，是这一时期取得的一项重要成就。1950年至1952年，中央政府派出多个民族访问团慰问边疆的少数民族。从1953年开始，在全国范围——重点在边疆各省区——中央政府组织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调查。调查活动的成果，集中反映于国家民委主编的《五套丛书》，即各少数民族的语言简志、简史、社会历史调查资料、自治地方简况以及综合性著作《中国少数民族》。

以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史为中心，这一时期进行了多方面较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不少重要成果。成果大致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西南少数民族起源问题。藏族、彝族、白族、苗族、瑶族、壮族、傣族与布依族等民族，在历史上影响较大，情况较复杂以及相关记载较多，因此是研究的重点。此类研究的特点，大都包含本土起源说、外来说与本土外来融合说等几种意见，研究者假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现今少数民族必定有其可明确追溯的祖先，其发展嬗变过程可以寻求，因此将所探讨民族的起源向历史的前端延伸。二是对氐羌、百越与西南夷等重要群体的研究。研究重点是这几个群体的构成、分布、承续及其相关活动。上述群体内部的复杂关系，如氐与羌、百越与百濮、骆越与西瓯、西夷与南夷的关系，也是研究的热点。三是巴、蜀、夜郎、滇国、南越、吐蕃、南诏、大理国等古国与地方政权的研究。上述古国与地方政权的族属、源流、社会性质、经济生活、政治制度、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历史活动及其衰亡，均是研究者关注的对象。

自20世纪80年代初始，古代民族关系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领域。探讨较多的有历代王朝在西南边疆的民族治策。一般认为秦汉较好地处理了边疆民族问题；三国中以蜀的治策最成功而吴最失败；两晋的民族治策在蜀汉的基础上倒退；唐前期的民族治策应予肯定，但后期的做法与前期差距甚大；宋朝于大理国的治策学界看法不一，大致有宋封大理国主为大理国王，继续与云南地区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以及宋朝视大理国为外藩，严重影响两者的关系等两种看法；元朝对西南边疆的治策，研究者大都持肯定意见。

土官土司制度、改土归流是讨论的热点。前半期重点探讨土官土司制度的内容、建置时间、实行原因与历史地位，后半期较关注各省区、各民族土官土司制度推行的情形，以及改土归流的原因、实施过程及其评价。

关于实行土官土司制度的原因学者中有两种意见，一是中央王朝欲显示国势之盛，土司制度以封建领主制经济为基础；二是中央王朝欲在边疆地区建立稳固统治，土司制度并无同一的经济基础。

对土司制度形成的时间，大致有形成于元代，完备于明代清初，以及历代的羁縻制、土官制与土司制大同小异两种见解。

以边疆史为对象的研究，最重要的成果是《中国历史地图集》的[2]出版。20世纪70年代，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问世。《中国历史地图集》是在中央领导同志的直接关怀下，在众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完成的。云南大学的方国瑜、尤中、朱惠荣等承担了西南边疆部分的研究。《中国历史地图集》不仅理清了秦至清历代王朝边疆的政区，而且标明南诏、大理国等地方政权的辖地，汇集了包括历史地名、古代通道、重要城镇和族群分布等重要信息。二

1990年至1999年，为西南边疆史地研究前40年之后的第一个10年。这一时期对西南边疆史的研究，已大致摆脱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前期“左倾”思想的影响，开拓了包括边疆史地在内一些新的研究领域，而呈现较为繁荣的局面。研究集中的问题有八个方面。

西南部疆域的变迁与历代设治。这时期，尤中先后出版了《中国西南边疆变迁史》与《云南地方沿革史》，前者在《中国历史地图集》“清代云南”的基础上写成，阐述清代西南边疆变迁的过程；后者具体探讨汉至清诸代王朝在云南地区设治的情形。徐建新《西南研究论》与李寿等《云南历史人文地理》，也研究了云南的疆域与设治问题。张声震主编的《壮族通史》、覃延欢等主编的《广西史稿》、钟文典主编的《广西通史》，也专题讨论了历朝广西疆域的变化与历代的设治等问题。张荣芳等的《南越国史》考证了南越国的疆域与设治。这一时期，研究者偏重于政区设置、疆域演变等问题，对边疆的经营与开发，内地与边疆、边疆各地以及边疆内外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等注意不多。

历代对西南边疆的治理。马大正主编的《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研究了古代各个时期中央王朝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并从纵向发展的视角，分析传统治边思想、古代边疆管理机构的演变等问题。马汝珩等主编的《清代的边疆政策》阐述了清朝的边疆政策。郑汕主编的《中国边防史》，研究我国历代的边防与边疆经营问题。横向研究有李大龙的《两汉时期的边政与边吏》与刘统的《唐代羁縻府州研究》。上述著作均以不同的篇幅，探讨了历代治理西南边疆的有关问题。这一时期的探讨，关于古代的较多而近现代的较少；对各朝代治边政策与民族治策的研究较多，而对长时段范围的治边思想与治边政策，以及边疆开发与社会治理思想的关注较少。

较深入研究西南边疆与徼外地区的关系，是这一时期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表明我国学者已摆脱讳言中国与邻国历史纷争的桎梏。南诏并非泰族建立的国家，是我国学者的一致意见，但国外研究者仍有不同看法。陈吕范的《泰族起源问题研究》阐述了中国学者的看法，就这一问题撰文的还有黄惠焜、贺圣达等人。贺圣达的《缅甸史》与《东南亚文化发展史》、申旭的《老挝史》和王民同主编的《东南亚史纲》，均探讨了中国尤其是云南与中南半岛诸国的历史关系。

关于近代西南边界史的研究有较大进展。钮钟勋、张振鹍、吕一燃、余绳武、张植荣、谢本书、秦和平等撰文，阐述了中缅边界的历史沿革、中缅两国的边界交涉与相关谈判等问题。尤中的《云南地方沿革史》叙述了清代中越两国的边界交涉与边界变动的情形。刘庆、黄振南、罗素珍等撰文，叙述了中法战争中清廷的对策、中法战争对中越边界的影响等问题。尤中、李国强研究了中老边界的形成过程。

西南边疆开发史也得到长足的发展。如果说疆域史与政治史、制度史、政区沿革史等有较多的联系，主要体现了政治关系的话，边疆开发史则主要反映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与资源、经济和人口等问题的联系更为密切。20世纪80年代以前，学术界对边疆开发的研究还不多，以后此类研究逐渐成为热点，迄今仍呈方兴未艾之势。这一时期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历代王朝对西南边疆的治理，历代经营边疆的措施，以及农业、矿冶业、交通业、畜牧业等经济部门的发展，边疆各民族在边疆开发过程中的贡献等。相关著作有李珪主编的《云南近代经济史》、杨毓才的《云南各民族经济发展史》、蓝勇的《南方丝绸之路》与《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方铁等《中国西南边疆开发史》、陆韧的《云南对外交通史》、吴兴南的《云南对外贸易》、夏光辅等的《云南科学技术史稿》、张荣芳等的《南越国史》、钟文典主编的《广西近代圩镇研究》、周宏伟的《清代两广农业地理》、马汝珩等主编的《清代边疆开发研究》等。

历代的边疆民族政策。土官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仍受重视，这一时期的探讨，已不限于就上述问题的内容、意义和影响等作一般性讨论，除较有深度的总体研究外，还出现就其在各地区的施行与对策等微观性研究。杨兆钧主编的《云南回族史》与荆德新的《杜文秀起义》，探讨了杜文秀政权的民族政策。蛮夷治策是治边政策的一个部分，但这一时期还未将其放在更大的历史背景下，联系更多的因素考察。另外，对土官土司制度的深远影响及其文化形态，还缺少研究。

西南边疆的民族关系。尤中的《云南民族史》《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续编）》，与苍铭的《云南民族迁徙文化研究》，阐述了西南古代的民族关系，尤其是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葛剑雄等的《简明中国移民史》与翁俊雄《唐朝鼎盛时期政区与人口》，从人口史的角度，研究了包括西南边疆在内的古代各地的人口问题。钱宗范等的《广西各民族宗法制度研究》，探讨了广西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宗法制度。王文光的《中国古代的民族识别》，对西南边疆古代民族的源流做了进一步研究。这一时期的研究虽有明显进步，但对外来移民与西南少数民族关系发展的过程、哪些因素影响了这一地区民族关系格局的形成，以及对近现代民族关系的探讨还不多。

对西南边疆跨境民族的研究继续深入。这一问题在这一时期的贡献是将西南跨境民族放在全国的背景下考察，同时注重跨境民族的现状与现实影响，对跨境民族的界定也提出了新的看法。较有分量的著作，有李世愉的《清代土司制度论考》、金春子等的《中国跨界民族》与赵廷光主编的《云南跨境民族研究》。朱德普的《泐史研究》探讨了傣族与境外相关民族的关系。中原王朝施行羁縻治策的范围，涵盖疆域内外较大的地域，对上述地区的民族似可称为“古代边疆民族”。跨境民族则是现代的概念。这一时期，对涵盖现今跨境民族的古代边疆民族，尚缺少全面和深入的研究。

回顾总结西南边疆的研究史与学术史，是研究得以深入的重要条件。这一时期出版的此类著作，如马大正等的《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与《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王建民的《中国民族学史（下卷）》以及相关的一些论文，均涉及西南边疆的研究史与学术史。但总体上来看，这一方面的研究还有待拓展。三

2000年至2013年，可称为西南边疆史研究的最新10年。这10年无论是研究的广度、深度抑或新方法及新视角的应用，均有明显的进步。

对西南边疆整体史的研究，这一时期有较大进展。马大正总主编的《中国边疆通史丛书》，包括多部通史。其中马大正主编的《中国边疆经略史》研究了秦汉至清历代治边的理论与实践，对西南边疆的研究有一定贡献。方铁主编的《西南通史》计100万字，阐述了远古至1840年西南边疆历史的演变，包括各时期西南边疆的政治状况、社会经济、民族关系、文化交流与社会生活以及历代治理西南边疆的思想与治策等内容。这两部著作的出版，改变了过去研究相对零散、总体探讨薄弱的情形，促进了西南边疆史研究从全国的视野和中长历史时段的视角审视边疆历史。何耀华主编的《云南通史》，是数十位云南学者耗时10余年研究的成果，其浩大篇幅涵盖了云南历史的诸多方面。郑汕的《中国边疆学概论》是探讨中国边疆学的首部著作。

跨境民族的研究在这一时期获得长足进步。范宏贵的《华南与东南亚相关民族》、周建新的《中越中老跨国民族及其族群关系研究》与黄兴球的《老挝族群论》，深入探讨了中国与越南、中国与老挝相连地区的跨境民族。石茂明的《跨国苗族研究》，探讨了西南边疆与邻国苗族历史上的重要问题。与以往研究不同，上述探讨不仅较深入叙述了跨境民族的情形，还详细阐述了越南、老挝对跨境民族的政策。和少英等的《云南跨境民族文化初探》，是系统研究云南跨境民族文化的首部著作。何平的《从云南到阿萨姆》《中南半岛民族的渊源与流变》与《东南亚民族史》，系统梳理了中外相关史料，对云南与中南半岛及印度阿萨姆地区古代民族的来源与流变做了新的探索。余定邦的《中缅关系史》是研究中缅历史关系的首部著作。新近出版的谢崇安的《滇桂地区与越南北部上古青铜文化及其族群研究》、李昆声等的《中国云南与越南的青铜文明》，将中国西南边疆与中南半岛史前文明关系的研究推向了深入。

这一时期，清代及近现代西南边疆史和开发史的研究取得了突破。较有分量的著作，有孙宏年的《清代中越宗藩关系研究》、朱昭华的《中缅边界问题研究》、吕昭义的《英帝国与中国西南边疆》、秦和平的《西南民族地区的毒品危害及其对策》、杨煜达的《清代云南季风气候与天气灾害研究》、杨伟兵的《云贵高原的土地利用与生态变迁》、周琼的《清代云南瘴气与生态变迁研究》与《中国西南地区灾荒与社会变迁》、陈征平的《云南工业史》、林荃的《杜文秀起义研究》与刘树生等主编的《当代云南简史》。段金生的《南京国民政府的边政》是探讨该问题的首部著作，其中与西南边疆有关的内容占较大篇幅。

这一时期，西南边疆开发史研究也取得重要成果。黄家城等的《桂林交通发展史略》与吴小凤的《明清广西商品经济史研究》，弥补了广西开发史领域的薄弱环节。李中清的《中国西南边疆的社会经济》研究的重点是明清时期，具有内容详尽、观点新颖等特点。滕兰花的《明清时期广西区域发展不平衡研究》，是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提出了明清时期广西区域发展呈现不平衡的原因。黎小龙等的《历史时期西南开发与社会冲突的调控》，将西南边疆开发与社会冲突调控相联系，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西南边疆的人口史与移民史在这一时期也有新的成绩。路遇等的《中国人口通史》与葛剑雄主编的《中国人口史》，详细阐述了历史时期西南边疆的人口问题。研究历代移民的著作，则有陆韧的《明代云南汉族移民研究》与苍铭的《云南边地移民史》。

这一时期还出版了张中奎的《改土归流与苗疆再造》与蓝武的《从设土到改流——元明时期广西土司制度研究》，两部著作对土司制度或改土归流的探讨更加具体和深入。

这一时期，研究西南边疆民族史较有分量的著作，有郭声波的《彝族地区历史地理研究》、王明珂的《羌在汉藏之间》、刘复生的《西南史地与民族——以宋代为重心的考察》与段红云的《明代云南民族发展论纲》。

这一时期，出版的重要著作，还有厉声等主编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综述》，该书系统总结了1989年至1998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面貌，其中西南边疆部分长达六万余字，详细介绍了近10年研究的基本情况。尤中的《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沿革史（上）》，探讨了先秦至汉晋时期西南边疆的政区沿革。方慧主编的《云南法制史》，阐述了云南历代的法律制度及其管理。龚荫的《中国民族政策史》，将中国古代分为四个时期，分别叙述各时期中央王朝的民族政策，其中西南边疆所占篇幅较多。廖宗麟的《中法战争史》与黄振南的《中法战争管窥》，是研究中法战争的两本力作。白兴发的《二十世纪前半期的云南民族学》是学术史方面的新作。李良品等的《乌江流域民族地区教育发展史》，关注了此前学术界较少论及的问题，内容较为出新。

这一时期，中国学术界与国外学者的交流日渐增多，一些与西南边疆史有关的著作先后译成中文，如英国霍尔的《东南亚史》、美国费正清总主编的《剑桥中国史》与《剑桥东南亚史》、法国赛德斯的《东南亚的印度化国家》、澳大利亚瑞德的《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年》，还出版了一批研究和介绍西方学者相关研究的著作，如牛军主编的《中国学者看世界·中国外交卷》、陆韧主编的《现代西方学术视野中的中国西南边疆史》、于沛等的《全球化境遇中的西方边疆理论研究》、李小兵等主编的《西方史学前沿研究评析》。四

1949年至今，60余年间学术界对西南边疆史的研究，所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

这一时期，以下一些观点成为研究者的共识：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内地和边疆成为相互依存的整体，共同构成了统一多民族的国家；在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内地与边疆的各民族均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边疆地区发展演变的历史，与中国整体史及中国内地史相比，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其差异；西南边疆历史层次的深厚，以及所研究问题的多变，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探讨空间。

由于历史的原因，新中国成立后头40年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的重点，基本停留在社会状况的调查，以及边疆少数民族的渊源、历史活动、社会形态、民族治策及古代民族关系等方面。《中国历史地图集》“西南边疆部分”，可以说是这一时期的一个突出亮点。1989～1999年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研究在继续研究民族关系、跨境民族等的同时，视点转向了西南边疆的疆域史、政区史、治理史、边界史与开发史等内容。这一时期研究呈现的两个特点：一是研究者的思想逐步解放；二是研究领域明显扩大。近十年西南边疆史研究，在前两个时期的基础上有了更大的发展，尤其是采用了新视角与新方法后，西南边疆历史的整体性有了深入的、深层次探讨，并积极体现出交流与合作的特征。

由于相关研究取得长足进展，研究成果的重要价值日益彰显，赢得了社会和政府对西南边疆史研究的积极支持。近二三十年获准的国家级、省部级项目，有相当比例是西南边疆史研究项目。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十分重视西南边疆史研究，通过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与资助课题等途径加以扶持。2008年启动的“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有力地推动了云南、广西等省区的相关研究。

这一时期，推出了数量众多的研究成果，其中大部分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如对西南边疆30余个民族的历史进行的研究，特别是对壮族、白族、彝族、傣族等人数较多民族的探讨。相关研究较集中的领域，有土官土司制度、改土归流、历代边疆治策、跨境民族等。边疆历史地理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尤以疆域变迁史、政区沿革史、边界史、交通史、开发史、对外交流史等方面的成绩较为突出。60余年研究所取得的成绩，不仅超过以往的任何时期，而且解决了不少素有争议的问题，并开拓出新的研究领域，为今后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研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如在60余年的大部分时段，主要是关注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研究，而较少研究边疆史地与边疆史。又如微观视角、细小问题、重复研究的选题较多，而重大和深层的问题，以及边疆形成发展理论等方面的研究则相对薄弱。此外，不少研究者的学术视角与探讨方法较为陈旧，导致研究的领域相对狭小，研究方法比较单一，研究总体水平提高也较慢。

笔者认为，今后的研究应注意四个方面。（1）拓展研究领域，提倡深度研究。西南边疆相关的民族史、政区沿革史、治理史与开发史，是目前人们较为关注的研究领域。但可扩展的领域还不少，如在边疆民族史方面，还可研究西南边疆的社会史、人口史、文化史与传统史、民族观念史、族群演变史等。在政区沿革史方面，可探讨疆域形成史、地名史、政区制度史、城镇史、地缘政治史、历史地理信息数字化问题等。研究西南边疆治理史，可扩展至治边思想史、边疆治策史、治边实践史、治边制度史与治边经验探讨等。研究西南边疆开发史，还可探讨经济类型史、经济结构变迁史、境内外共同开发史、经济格局变迁史、资源利用与环境变迁史、开发个案史等。（2）采用新的研究视角与新的研究方法。相对全国史及大部分断代史而言，西南边疆史研究的选题不多，史料亦较缺乏。在这一领域采用新的视角与方法，可以扩大选题的范围，解决某些方面史料不足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采用新的视角与方法，将使我们的视野更开阔，透视更清晰，便于从多维的视角审视，更准确地分析诸多要素之间的复杂联系，取得“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效果。研究专门史的学者，应多注重某一方面的系统发掘和深入剖析，关注研究对象与其他因素的复杂联系，并进行贯通时段的思考。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者，也应重视人类社会活动与自然环境及资源利用的关系，注意借鉴地理学等自然科学的方法。这两个学科采用的视角与研究方法，均值得借鉴。（3）重视对重大问题、复杂问题与西南边疆整体史的研究。此前西南边疆史领域的研究，以较小区域、较短时段以及细小问题为主。鉴于前期研究已有了必要的积累，同时现实迫切需要了解探索复杂问题、深层问题方面的成果，今后应加强对重大问题、复杂问题的研究，积极探讨西南边疆整体发展史。这方面的选题有：历代治理西南边疆的理论与实践；以西南边疆为研究对象的历史疆域发展理论；西南边疆历史上的地缘政治及其嬗变；西南边疆历史上的热点及敏感问题研究；西南边疆治理与开发史；中央与地方政府治边关系史；西南边疆整体发展史；西南边疆居民观念变迁史；西南边疆治边研究史；西南部边界沿革与谈判史；西南边疆与邻邦关系史等。（4）借鉴相关学科研究的成果与方法，提倡多学科的合作研究。近年来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生态学等学科的学者，积极关注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方面的问题，并取得令人欣喜的成果，多学科的合作与研究，也能为传统的西南边疆史研究注入新鲜血液。

上述建议言及的一些内容，已有一些学者身体力行，并取得可喜的成绩。目前，中国的学术研究环境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相信可产出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西南边疆史研究领域将更趋繁荣。第二节研究方法与概念界定

中国的边疆经历了形成和发展的长期过程，数千年间这一过程从未发生断裂，而且经过长期的积累，积累了治边方面的认识并形成悠久的传统，包括历代王朝治边的方略及其施行；另一方面，我国对边疆史的研究有深厚积累，并经历了渐次提升、逐渐成熟的过程。我们应总结边疆史的研究方法，既要继承传统的治学方法，也要学习和应用新的研究方法，这样才能推动边疆史的研究不断前进。一 继承和发展历史学的研究方法

中国边疆史研究源起于近代以来的边疆舆地学、边政学和边疆史地研究。边疆史研究的一个特点是体现现实关怀，这些与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传统有关，历史学的传统方法，仍是探讨边疆史的主要方法之一。史学研究的基本特点，是重视史料的收集与整理，注意把握历史发展过程以及相关因素间的复杂联系；在对史料做全面收集、正确诠释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演绎与归纳等方法，尽可能准确地复原历史的原貌，进而总结历史演变的特点与规律。

从史学方法的角度来看，对与边疆问题相关的档案、资料进行系统的收集与整理，仍是目前较薄弱的一个环节。在古代边疆史方面，除常见的正史与专门史籍外，边疆历代的地方志、相关的文集与手稿，也汇集不少宝贵资料，而这些资料的数量甚多，分布十分零散，整理难度很大。以云南省为例。明代以来保存至今的云南省志有10种，各地府州县志近1000种，其中已整理标点出版的仅数十种。历朝尤其是明清两代与云南边疆有关的文集，据初步统计有数百种，内容涉及诏令奏议、政治军事、边疆事务、财政经济、社会生活、宗教习俗、民族邦交等方面。云南历代的地方志、文集与手稿，还记载了不少封疆大吏的奏议、禀报及议论，对研究历朝中央政府与地方官府治边都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在近现代边疆史方面，北京、云南等地保存了云南省大量的档案资料，涉及边疆的经济开发、社会状况、民族关系、与英法的关系等方面的内容。19世纪，一些西方探险队和传教士从越南、缅甸等国进入云南和广西，进行探险、勘测与考察等活动。他们撰写了不少调查报告和见闻录，对了解当时情况也有重要参考价值。这些材料分藏于中国与西方一些国家的图书馆，其中一些还是手稿，迄今翻译出版的很少。20世纪前期，民国政府曾组织有关方面对云南等边疆省份开展调查研究，形成了一些调研报告与治理开发方案。目前这批资料的全面整理尚未开始。

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历史学科各领域的方法也有差异。鉴于边疆史自身的特点，应特别注意总结边疆专门史、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

边疆民族史、边疆开发史与边疆治理史，是人们较关注的边疆专门史领域。同时，还应开展对边疆理论与治边思想史、边疆社会史、边疆制度与管理史、边疆文化与传统史、边疆与内地和境外地区关系史、边疆跨境民族史、边疆资源开发与环境变迁等方面的研究。与中国通史、断代史、以内地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史相比，在研究方法方面，边疆专门史应注意吸收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与方法，注重历史的横向关联与纵向发展，注意历史过程的动态改变及其发展轨迹，关注边疆地区与内地、邻邦之间的复杂联系。至于在研究视角与知识准备方面，边疆专门史与历史学其他领域的差异亦较明显。

中国历史地理学，在学科定位上有两派意见，一派学者认为，历[3]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变化与发展的学科；另一派学者则认为，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上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关系的学科，[4]或认为历史地理学是一门介于历史学与地理学之间的边缘学科。受这一学科定位的影响，历史地理学势必兼采历史学、地理学两门学科的研究视角与方法。历史地理学界研究的一些问题，如历史疆域的形成与变迁、边疆的行政管理及其变迁、边疆人口的分布与迁徙、边疆的经济开发与地域差异、边疆城市与交通线的历史变迁、边疆的历史文化景观及其变迁、边疆人类活动与自然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及其变迁，均具有多学科合作或跨学科研究的性质。上述命题也是边疆史学界所关注的问题。可见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视角与方法，深刻影响了中国边疆史。历史地理学与边疆史研究还有一个共同之点，即均擅长从整体观、发展观、运动观与比较观的角度来考察历史。

除传统的实证方法、分析综合演绎方法外，边疆史研究还应引入系统分析方法、历史时段方法与比较方法等较新的研究方法。

系统分析研究方法的主要特点，是视研究对象为一个由诸多要素组成的复杂系统，这些要素的结构、相互关系及其运动，深刻影响了研究对象的性质及其发展过程。系统按照一定的层次结构严格组成，总系统下存在不同等级的子系统，诸系统相互影响和制约。系统的整体功能大于各部分功能之和，系统处于不断的运动和变化中，并经常与周围环境发生关系。系统分析方法脱胎于自然科学，同时也适用于社会科学。该方法注重分析事物内部各种因素的相互联系，并把事物的发展视为动态变化过程的观点，与历史唯物主义有相通之处。采用系统分析方法，便于我们从多维的视角审视研究对象，进一步弄清事物的主要矛盾与主要矛盾方面，以准确分析诸多要素之间的复杂联系。这些联系既来自政治、经济、文化、民族、人地关系等不同的剖面，也存在于诸多要素的主次、相互影响、因果联系、位置变化等关系之中。从系统分析方法的视角观之，研究对象处于发展变化的过程中，诸多要素间相互关系的改变，造成事物的变化与发展；而事物的改变又导致相关要素的关系发生变化——客观世界便是如此——我们采取上述视角与分析方法，有可能更接近真实的历史。

历史时段研究方法是法国年鉴学派提出的重要方法。其代表人物布罗代尔认为，历史时间可分为长、中、短三种不同的时段，长时段主要研究在长达数百年、上千年的时间内起作用的某些因素，在历史研究中最为重要；中时段关注数十年间被称为态势、局势、周期一类的历史现象；短时段则研究更短时间内的事件、现象与人物短期的活动等。法国年鉴学派对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时间及其研究内容的划分，给我们以积极启示。由于受断代划分的影响，我国的中国史研究，长期以来存在割裂分散、重微观甚于宏观、重史实考证甚于究其所以然等弱点。合理应用历史时段方法，可使研究者的视野更开阔，研究亦得以深入；对改变中国史学研究中的上述弱点，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历史时段理论的提出，是对历史学研究方法的突出贡献。这一理论将历史发展过程分解为不同时段，突出不同时段研究的内容，注重发掘中长历史时段下隐藏的结构性因素，在时间和空间方面极大扩展了研究者的视野。同时应指出，布罗代尔关于三种时段重要性位置的排列有失偏颇。关于事件、现象和人物等短时段问题的研究，毕竟是历史研究的基石与前提，进行中长时段的研究，必须建立在复原基本史实及相关剖析的基础之上。沃勒斯坦也认为，结构、局势和事件的排列顺序，是“该书（按：指《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及地中海世界》）的一个严重错误”，“如果布罗代尔先考虑事件，再考虑结构，[5]最后以局势做总结，那么该书的说服力就会大大增加”。另外，长时段理论也存在一些缺陷，如忽略了政治与文化方面的研究；在论述人与环境的关系时，布罗代尔过分强调后者的“决定”性，而忽视人的“创造”性。

对比较研究方法我国学者较熟悉。成功应用比较方法的关键，在于选择对象应注意有无可比性，遴选适合比较的类型后，遵守相关程序逐项进行比较，最后总结比较对象的异同及其成因。边疆史研究采用比较研究方法，目前国内存在的问题，主要是高水平、大视角的研究较少，研究的深度也应继续拓深。

系统分析方法、中长时段方法与比较方法可单独使用，亦可在研究某一问题时结合使用。试举一例：笔者认为，就统治的有效性而言，历代王朝对云贵地区的经营，大致可分为秦汉至宋和元明清两个阶段性的时期，元朝是进入后一时期的转折点。在前一时期，中原王朝建立并初步巩固对云贵地区的统治，主要表现在设置郡县和推行一系列统治措施。但统治的有效性仍较有限，原因是受重北轻南治边传统等的影响，也由于云贵地区较为落后、资源优势亦未显现，历朝乃将云贵地区归入四川行政区管辖，基本上不在云贵地区收取赋税，统治方式亦大致沿用汉代以来施行于全国边疆的羁縻治策。这一时期，中央政府还谈不上对云贵地区形成规模的治理与开发。由于中原王朝的统治相对松弛等原因，云南出现南诏、大理国约500年的地方割据。

元朝建云南行省，将统治中心从今滇西移至滇东，积极经营云贵地区并广收赋税，同时开通由今昆明经贵阳达湖广地区的驿道，导致前代云南与四川间的旧道逐渐衰废。为保护这条堪称云贵地区命脉的官道，也由于云贵地区脱离四川的行政管辖已成定势，明朝乃建贵州省，奠定川、滇、黔、桂四省分治的格局。元朝在西南边疆推行适合当地特点的土官制度，有别于在北方草原推行的万户制度，不仅开始了中原王朝统治边疆地区、遵循因地制宜原则分别制定治策的时期，而且使封建统治深入今云贵地区，有力地促进了这一地区的经营与开发。明清沿袭元制并有所发展，对云贵地区的有效性统治大为增强，明清之际，云贵地区未再出现地方性割据。历朝统治云贵地区的有效性过程，涉及历朝的治边思想与蛮夷治策，云贵地区社会与经济的发展，西南地区的地缘政治关系，交通、核心区域等在西南边疆的作用等诸多问题。

鉴于边疆史研究对象所具有的特点，因此研究方法也不应是单一的。笔者认为有四种方法可以体现出优势。一是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相结合。重点是从宏观的视角总结历史传统、发展演变规律和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而宏观研究必须以微观研究为基础。二是横向分析与纵向梳理相结合。既要弄清各个时期及阶段政治、经济等因素与治边方略和施治的复杂关系，还应分析不同时期及不同的阶段，治边方略与施治演变的过程，由此形成的发展轨迹和具有的特点，并以此为基础，探索历朝治边的方略与施治形成发展的规律。三是应加强对居于主导地位的治边方略与施治的研究，并与非主流（如持不同政见的政治家与民间思想家）治边思想及施治建议相结合进行探讨。四是提倡做中原王朝与边疆政权相结合的研究，研究的重点虽是前者，但对后者的分析也有其价值。二 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

边疆史研究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除历史学外，边疆史还涉及地理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国际关系学、人口学、宗教学、考古学、语言学、法学、军事学、外交学、环境学、生态学等诸多学科。不熟悉这些学科，而去建设具有较高水平的边疆史研究，是不太可能的。

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与方法，大致有两种行之有效的途径。其一是通过课题合作与集中探讨某一问题等形式，吸引相关学科的研究者参加边疆史的研究。优点是相关学科的研究者熟悉本专业的情况，提供的研究成果也具有较强的专业性。但弱点亦较明显，主要是不同专业研究者间的对话、合作必须经历艰难磨合的过程，吸引相关专业研究者参加研究也有难度。其二是鼓励边疆史学界积极学习相关学科的方法，这种方法的优点是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较易实现传统方法与所学方法的初步结合，弱点则是短期内难以真正掌握新的研究方法，初期成果难免有非驴非马之虞。事实上，上述的两种方法可并行不悖，我们可通过组织跨学科的研讨与课题合作，以及举办多学科研究者参加的专题笔谈等形式，促进不同学科间的交流与相互学习。

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难度很大，绝非一蹴而就。以下就相关学科与边疆史研究的结合，以及借鉴这些学科研究方法的问题，谈几点初步的意见。

地理学是一门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整合科学。它以地球表层[6]空间为研究对象，研究核心是人地关系地域。人文地理学与自然地理学，是地理科学的两大分支。人文地理学以人地关系为主旨，重点研究人类社会、经济、文化活动等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人文地理学研究的对象与历史地理学较为接近，所不同的是人文地理学研究的主要是现实方面的问题。人文地理学所关注的人地关系，以及经济活动、人口、聚落、文化活动、政治活动等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自然资源的利用与保护，区域的发展与协调等问题，均与边疆史研究密切相关，其研究方法具有具体性、经验性、精确性与可检验性等一般意义上科学的特征，这是边疆史学界应予学习的。[7]

人类学是全面研究人及其文化的学科。在英美等西方国家，人类学包括文化人类学与体质人类学两个部分，文化人类学亦称社会人类学，亦即中国所说的民族学。根据研究对象的差异，文化人类学可分为历史人类学、政治人类学、经济人类学、生态人类学、宗教人类学、人口人类学、影视人类学、应用人类学、心理人类学等不同分支。人类学主要研究现实生活中的人及其文化，这一点将其与历史学区别开来。笔者认为，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具有三个特点：其一是以普同论、全貌论、整合论、适应论、文化相对论作为理论基础，强调研究对象的全貌性、整体性与适应性，认为文化的价值是相对和平等的，任何文化均有其独特价值，值得尊重和研究；其二是重视直接观察方法，通过深入的观察与访谈，全面、系统地把握研究对象各方面的情形；其三是注意发掘研究对象的诸多表象所具有的文化涵义，探索深藏其内部的文化要素及其变化过程，以及相关的运行机制与内在规律。

人类学与历史学结合，在研究方法上可说是相得益彰。一般而言，大部分历史学家主要从事根据史料复原史实的工作，而较少关注深藏其中的内在规律及其机制。我们若引入人类学的方法，深究历史发展的内因与内部关联，较此前主要关注历史的外貌当更为深刻。文化人类学强调的全貌性、整体性与适应性，与上述的系统分析方法、中长时段方法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以说，历史人类学使用的研究方法，正是将历史学方法与人类学方法结合的有益实践。鉴于探讨和总结历史时期对边疆的治理，于今天边疆地区实现稳定与协调发展有重要的借鉴价值，深入研究历史上边疆治理的机制及其规律，便显得尤为重要。因此，认真学习和借鉴人类学的方法，对边疆史研究具有现实意义。

社会学以现实社会运行的条件和机制作为研究对象，因此有别于历史学和人类学等学科。社会学注重微观分析、宏观分析与对策分析，主要是采取社会学调查的方法进行研究。该学科研究的主要手段，是运用科学的方法收集和分析社会事实，注意遴选有典型意义的选题，注重划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科学合理地设计调查问卷，重视所收集资料与数据的信度和效度，并对所收集的资料、数据进行科学的抽样与处理。中国社会学对包括边疆问题在内的我国重大社会问题表现出来的人文关怀，重视收集和分析社会事实的方法，以及注重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等学科特点，对于我们研究边疆现实和历史方面的问题，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进一步说，了解现实生活中人们对边疆问题的观察与治理，为我们研究历史问题提供了参照系，其中不乏有积极意义的启迪，有助于研究者拓展思路。

政治学是研究社会公共权力的活动、形式和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8]科学。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国家问题。中国政治学界十余年来探讨的热点，主要是国家理论、政治发展、政治文化、政治参与、政治稳定等方面的问题。显而易见，这些问题也是边疆史学界关注的问题。包括政治制度史在内的中国政治制度研究，近年来方兴未艾，而对中国政治制度史的探讨，大致有政治学与历史学两种不同的视角，表明这是一个边缘学科。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封建集权制度，中央与地方的行政体制及其运行机制，包括法律、监察、军事、财经、教育、职官等在内的国家管理制度，以及中国传统的政治哲学，对探讨中国历史疆域以及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管理，均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近年兴起的政治社会学、政治人类学、政治地理学、民族政治学、比较政治学、政策分析等学科分支，也表现出跨学科研究的特点。政治学的一些研究方法，如采用国际视野，对全球范围进行历史对比，积极捕捉并追踪重大理论与现实方面的问题，善于根据研究对象的差异选择适当的研究方法，这些都值得边疆史学界学习与借鉴。[9]

国际关系学是一门关涉和研究国际关系的学科。所言国际关系指国家及跨国主体之间的关系，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关系。国际关系学的研究重点，是国家之间的冲突与合作，以及围绕双边和多边关系而展开的各种外交活动。有学者认为国际关系学是政治学的一个分支，主要关注国家间的联系尤其是对外政策。与国际关系学相近的学科，主要有外交学、国际法学、国际经济学、国际传播学等，由此反映出国际关系学与政治学、法学等学科存在关联，以及在研究方法方面有相似性。国际关系学研究的一些重要问题，如主权国家、国家对外关系的战略与政策、对外关系的途径与手段、国际合作、国际关系的制约因素、国际关系的协调与整合、国际安全与国际秩序等，均与边疆史学界探讨的问题有关，因此受到关注。

应该指出，国际关系学虽主要研究现实的国际关系，但其遵循和使用的原则与方法，对探讨古代邦交关系以及边疆内外关系，也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原因是现代处理国际关系所依据来自法学、外交学与政治学的基本原则，虽不尽适用于古代，但毕竟为探讨古代的此类问题提供了宝贵借鉴。笔者认为，中原王朝对边疆及徼外的蛮夷实行“来则纳之，去则不追”以及重赏朝贡者以收羁縻之效的政策，使中原王朝名义上的臣属者遍布边陲甚至疆土以外的地区，古代边疆因此成为一个概念含混及地域范围不甚明确的区域，或称之为“弹性边疆”。在这样的情形下，古代中国的邦交关系与边疆藩属关系经常混淆。一般而言，封建统治者对邦交关系与边疆藩属关系的区别仍较清楚，通常以不同的用语分别称呼之。但遍阅历代典籍，并无区分这两类不同性质关系相关原则和尺度的描述。当然，古人对邦交关系与边疆藩属关系的理解，与当代不同。但现实国际关系方面处理此类问题的原则与做法，对探讨古代的邦交关系与边疆藩属关系，显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我们还发现，在边疆史与经济学、人口学、宗教学、法学等学科的接合部，也有不少可供选择的题目，深入其中，必将收获惊喜，满载而归。三 概念界定

本书使用的一些概念，有必要进行界定。究其原因，一是古代中国的情形十分复杂，在不同的时期，一些名词的含义前后不一；二是古人所使用一些名词的含义，与今人的理解有一定差别，甚至两者说的并非是同一事；三是现今研究者做出界定，将从自我理解的角度，对这些名词赋以学术含义上的准确定位，即研究者对相关名词所含内容做严格界定，以便在研究中进行剖析和比较，借以揭示历史现象的本质与发展变化的过程。为避免读者在理解上产生歧义导致误解，并说明该名词在不同时期的变化，现将本书使用的名词，进行概念界定。

西南边疆 指古人眼中的西南边疆。地域范围通常包括今云南、广西、贵州三省区和四川西南部，以及历代曾进入中国版图的中南半岛北部地区。明代中期中南半岛北部脱离中国的版图，清代内地的范围向四周扩展，今广西和贵州的东部或不再被视为西南边疆。

边疆、徼外、边陲、四夷 古代“边疆”的概念与今天不同。由于古人视华夏以外的文明为夷狄或蛮夷，华夏与夷狄相连的地区，通常被视为边疆。或者说中原王朝或边疆政权势力范围之核心区域的外围部分，以及与其他国家或政权的势力范围分界附近的部分，被视为边疆地区。古代的边疆通常指一个较大的地域范围，古代边疆还因不断变动与调整而处于变化之中。简言之，本书所说的“边疆”，主要指王朝腹地的外围，在某些时候也包括与他国疆界之间的缓冲地带。古代并无“边疆”一词。为叙述上的便利，现今研究者借用了“边疆”的说法。古代与“边疆”类似的称谓，主要是“徼外”“边陲”与“四夷”。这三个名称共有的特点，是认为边疆是中原王朝或边疆政权与外部势力之间的缓冲地带，其范围具有中原王朝或边疆政权的腹心地区与边疆的接界部分相对清楚，而边疆的外延向外延伸而相对模糊的特点。至于“四夷”的说法，更明确表示中原王朝视边疆的居住[10]者为夷狄，因此有“守在四夷”“谨事四夷”一类的说法。

方略、施治、经营 本书所说的“方略”，指中原王朝或边疆政权，在其治边思想指导下形成的基本战略或总体策略，与清代所言边疆战事之“方略”无涉。所言之“施治”，指中原王朝或边疆政权施行统治或治理的实践。所说的“经营”，广义上包括历代王朝对边疆的政治与军事上的统治，狭义上主要指历代王朝对边疆的行政管理与地区开发，并无现代意义上从事经济活动一类的含义。

中原王朝、历朝、封建王朝、边疆政权、局部政权 中国古代政权的类型很多，相关的情况很复杂，各类政权的性质也经常发生变化。本书所说的“中原王朝”，其基本特征包括以传统农业为主的经济形态，以儒学文化为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以黄河中下游或长江中下游为管理的核心区域，通常多由汉族建立。所言之“中原王朝”，既包括大部分全国统一王朝，也包括虽非全国统一王朝，但具有以上基本特征的宋朝、东晋等局部统治王朝。“历朝”通常是指中原王朝。本书所说的“封建王朝”，范围较中原王朝更大，大致包括中原王朝、边疆王朝两个部分，其中辽、夏、金、吐蕃等属于边疆王朝或边疆政权，其共有的特征是实行封建专制制度，统治者有清楚的王朝自我意识，王廷、军队、法律制度等国家机器较完整，并有明确的行政管辖区。但本书提到的封建王朝，通常是指中原王朝。局部政权的范围较边疆政权更大，还包括一些朝代分封的诸侯国，以及全国分裂时期内地的割据政权，但本书中所言之“局部政权”，通常也是指边疆政权。

夷狄、蛮夷、夷 春秋时已有“夷狄”“蛮夷”的说法，最早是用来称呼华夏四周的其他民族，通常具体有所指，如称不同地区的诸族为“东夷”“北狄”“南蛮”“西戎”。其中又以“夷狄”称呼西部和北部的边疆民族，以“蛮夷”称呼南部的边疆民族。因华夏文明的所有者根据所见文明的性质划线，认为非华夏文明远落后于华夏文明，乃称之为“夷狄”或“蛮夷”，“夷狄”“蛮夷”乃成为华夏文明所有者对非华夏文明的泛称，或统一称之为“夷”。华夏文明的所有者则自称“华夏”或“夏”。以“夷夏有别”“尊夏卑夷”为核心的夷夏观，长期以来是中原王朝统治者之价值观与德化观的基石。在大部分中原王朝看来，华夏之地是天下的中心，周边的夷狄文明对其形成尊崇、服从以及拱卫或相安的形势。在处理与边陲蛮夷的关系时，中原王朝通行的朝贡、藩属、和亲、教化等交往方式，无不源自夷夏观。应该指出，华夏文明所有者所称之“夷狄”，不仅包括有边疆地区的诸族，还包括同中原王朝有往来的邦交之国。清末洋务运动的提倡者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所言之“夷”便是指西方列强。

文化软实力 为中原王朝综合实力的一部分，与中原王朝的社会生产总值、基础设施等硬件拥有程度的硬实力对举。“软实力”是指文化与制度方面的影响力，包括文化影响力、意识形态影响力、制度安排的影响力等。软实力不仅体现在制度力量与文化力量上，还包括国际认同、公共话语权、良好形象塑造能力、软实力传播途径、推动国家有序发展能力等诸多内容。古代并无“文化软实力”的说法，但却有与“文化软实力”相类似的概念。中原王朝统治者对自己的文化、实力与制度高度自信，并以封贡制度为传播载体，通过文化浸润等方式，将其传播至四方夷狄。大部分中原王朝，将彰显自己的文化、实力与制度，作为拓边和治边的有效武器。唐宋之际，天下格局发生改变，中原王朝彰显其文化、实力与制度的做法，在传播方式与宣传重点等方面，也相应发生了变化。

封贡制度 四方夷狄向中原王朝朝贡，中原王朝对入觐夷狄进行册封的制度。封贡制度的主要基础是服事观。封贡制度的实质，是中原王朝通过朝贡、册封这两种基本形式，与前来朝贡的四方夷狄建立盟约及主从的关系，进而形成通行天下的规范。封贡制度是中原王朝传播治边文化软实力的载体，通过封贡制度，中原王朝将自己文化与[11]制度的影响力传播至四方夷狄。唐宋以后，封贡制度的内容与形式逐渐发生了变化。

藩属或边疆宗藩关系 一般而言，与治边有关的藩属关系或边疆宗藩关系，指边疆夷狄与中原王朝建立宗主及从属的关系，中原王朝处于宗主的地位，边疆夷狄居于从属的地位。但元代以前的藩属关系，与元代以后的藩属关系有所不同。元代以前的藩属关系，广泛适用于包括边疆民族与接受中原王朝册封的四方夷狄；而明清时期的藩属关系，仅限于安南、朝鲜等与中原王朝建立新型藩属关系的藩属国，边疆民族则成为王朝直辖下的子民，中原王朝与其不再是藩属的关系。[12]

西南边疆诸族 西南边疆古代民族的情形十分复杂。从民族发展的过程来看，有相互融合、内涵变化与时分时合等情况，其经济文化也可分为不同的类型。兹就本书使用的概念说明如下。“西南边疆汉族”：指西南边疆本地的汉族，与外来移民有关但并非重叠。“外来移民”：指历代进入西南边疆的外地移民，汉族是其主体部分，还包括蒙古族、色目人、满族等民族，本书所说的外来移民或移民主要是指汉族移民。“少数民族”：为近现代使用与汉族相对的概念，本书所说的少数民族指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原有民族”：指新石器时代以来居住在西南边疆的本土民族。“本地民族”：既含原有民族，也包括在不同时期迁入西南边疆定居的民族，亦指外来移民与原有民族融合形成的白蛮等新的群体。“山地民族”：为从坝子、山地相对的二元性结构视角划分的类别，与坝区民族相对；坝区民族主要经营水稻种植，亦有相当程度的商业与加工业，主体部分是汉族及与之关系密切的本地民族；山地民族居住坝子以外的广大山地，畜牧业发达，流行狩猎和采集，亦经营以旱地种植为主的山地农业，经济发展水平通常低于[13]坝区民族。

山地文明 指与农业文明、游牧文明对举之古代中国的另一种类型的文明。其基本特征是分布区域以山地为主，由此形成在自然环境与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居民类别与文化类型、历史发展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多样性。山地文明主要分布在云、贵、桂诸省区，以及川、湘、鄂、皖、赣、辽、吉等省的多山地区。山地文明与农业文明、游牧文明之间，存在共存互补的复杂关系。

地缘政治 指与地理环境密切相关的政治与政治问题。中国古代对地缘政治早有认识，并形成一系列相关的思想与策略。中原王朝有自己的地缘政治观，并将其用于处理治边方面的问题。我国古代对边疆地缘政治的认识，包括中国与邻国的关系、内地与边疆的关系、边疆地域板块间的关系、不同地理位置的边疆地区，在治理方略上的共性与差异性等内容。中原王朝的地缘政治观，注重划分农业文明与其他文明的界限，以农业文明为固守的基础，谨慎地向外部扩展或求稳定。历朝多恪守“守在四夷”的治边传统，惯于远交近攻和坚守待变。对中国古代的地缘政治及其理论，迄今学术界仍了解不多，有待今后[14]继续发掘和深入。第三节开展边疆治理史的研究

边疆治理史是一个备受研究者关注的新领域。其内容十分丰富，近年学术界探讨较多的问题，主要是古代边疆理论、古代的治边思想与治策、边疆开发史、以土司制度和改土归流为重点的边疆制度史等。目前西南边疆治理史方面的研究，可说是方兴未艾。一

关于中国古代的边疆理论，主要包括中原王朝的边疆理论与边疆政权的边疆理论两个方面。但影响最大、情况最复杂的是前者，也是应予以研究的重点。中原王朝的治边理论，大致包括统治者的边疆观与治边观、治理边疆地区的理论、治理边疆蛮夷的理论、开发边疆资源的理论、边疆地缘政治关系的理论、重北轻南的治边倾向及其演变、疆域形成与演变的理论、邦交与国防的理论等项内容。

所谓治边思想，大致包括边疆观、治边观以及处理与边疆事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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