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社科名家文库·刘志彪卷(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刘志彪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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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社科名家文库·刘志彪卷试读：

以更多的学术名家名品引领和推进江苏社科强省建设

开阔的学术视野。从时间维度看，《文库》的内容贯穿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各个发展阶段，是历史与现实相对接的思维，是对经济社会热点问题的深邃思考，也是对30多年来的体制转型与发展转型实践的理论提炼。从空间维度看，《文库》成果从不发达区域到发达区域、从省内到省外、从国内到国外，全方位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进行了理论阐释和实证分析，其中既有区域研究的战略思考、地域特色的人文探讨，也有江苏发展的实践总结、学术前沿的讨论争鸣。

独有的思维张力。《文库》的10位作者分别对多学科的众多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成果中既有令人耳目一新的理论阐释，也有让人十分叹服的实践分析。

质朴的行文风格。细细浏览之后，感到《文库》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引用经典而不晦涩，系统阐述但不乏味。作者们的行文没有从概念到概念的推演，更没有“要如何如何”的说教，而是用叙述取代推演，用事实取代空议，寓理论于事件、故事之中，真正做到了深入浅出，表述方式接地气，用语质朴亲切。阅读《文库》，犹如在听作者讲见闻、讲故事，在轻松有趣的交流中了解深刻的社会科学道理。《文库》是江苏社科发展的缩影。与《文库》的光芒相辉映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江苏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不断拓展。

一是涌现出一大批有创见、有价值的理论精品，创出了具有江苏特色的社科品牌。社会科学界的专家和学者们以极大的热情，坚持与时代同进步、与实践共发展，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重要阶段，都始终站在时代潮头，以不畏艰难、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探索、发现中华历史文化的精髓和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在各自长期从事的专业研究领域形成了独特的学术体系和学术观点，推出了一批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不仅在江苏甚至在全国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上个世纪80年代由匡亚明发起主编、共200部6000万字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成为我国影响重大的原创性思想文化项目；由全省160多名社科专家编撰的14卷本430多万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丛书》，是目前国内第一套全面研究和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范畴的系列研究著作，得到全国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二是致力于研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改革开放之初，以胡福明为代表的一批社科工作者，以大无畏的理论勇气积极参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与束缚，推动全民族思想大解放，开启拨乱反正和全面改革的历史新时期，发挥了应有作用。在经济建设大潮中，江苏一批经济学人，在提炼“苏南模式”、总结园区发展经验、完善创新驱动战略、优化全面小康和基本现代化建设目标内涵等方面，先后出版了近百部专著，发表了近千篇论文，提出了近万条决策咨询建议，为江苏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和智力支撑。为了更好地担负起决策咨询的重任，成立于1997年的“江苏发展高层论坛”已连续举办33次，先后有五任省委书记在论坛活动中向500余位专家学者问计。《文库》的鲜明特点和江苏社科界取得的相应成就决定了它的出版至少具有两方面的价值。

首先，有助于促进江苏社科人才队伍建设。系统推出10位名家的个人专集，从一个侧面展示江苏深厚、丰富的社科研究底蕴，反映江苏社科界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不断解放思想、创新理论的探索历程，彰显江苏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不断发展和壮大的辉煌成就，打造江苏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原和高峰，传播江苏学人丰硕的研究成果、严谨的治学态度、鲜明的学术个性和德学双馨的人格魅力。这是对江苏社科强省建设成果的最好展示，是对江苏社科名家影响力的再宣传、再放大，必将有助于增强广大社科工作者的荣誉感和使命感，从而有助于促进江苏社科人才队伍建设。

其次，有助于引导和激励江苏社科工作者更积极地投身于“迈上新台阶、建设新江苏”的伟大实践。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12月在江苏视察指导工作时殷切希望江苏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紧紧围绕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光荣使命，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努力建设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的新江苏。实现习总书记为江苏发展明确的新坐标和新任务，迫切需要广大社科工作者对人民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进行科学总结和理论升华，以便更好地指导和引领新的发展实践。《文库》的出版，将进一步发挥江苏社科名家对整个江苏社科界的引领、示范和激励作用，从而增强江苏广大社科工作者的责任心和主动性，促使他们更加积极地投身于“迈上新台阶、建设新江苏”的伟大实践。

我是江苏仪征人，1948年毕业于南京金陵中学高中部。我在这里衷心地向故乡的杰出学者们致敬，希望他们在各自专长的领域内做出新成绩。（2015年5月27日）

学术小传

1959年，我出生于江苏省丹阳市。1976年，和那个时代的同龄人一样，我去工厂做过临时工，后来在家乡的大泊公社插队当过知青。这一段“和工农相结合”的蹉跎岁月，虽然时间不太长，但帮助了我认识中国底层民众的生活，以及磨炼意志、砥砺品格，取得了学校教育所难以达到的效果，对于我以后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以及走求真务实的治学道路，起到了潜移默化的重要作用。

我与经济学结缘纯属巧合。1978年，我怀着对文学的憧憬，在报考大学志愿表上一连填写了好几个高校的中文系，可发榜之日却发现被刚刚恢复本科招生的安徽财贸学院会计学系录取。当时还在农村知青点等录取通知的我，犹豫了好几天最终还是去报了到。由此我开始大量阅读东西方经济学名著，并逐步培养出了对经济学理论和政策研究的浓厚兴趣。我在浩瀚的经济学知识海洋中，尽情遨游，吸吮营养，并进而立志献身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研究。1982年8月，我以本专业第一名的优秀成绩，考上了刚刚恢复硕士研究生招生、录取人数很少的厦门大学计统系，师从专门从事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研究的罗季荣教授，主攻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专业，1984年12月提前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在厦门大学念研究生时，受到罗季荣、钱伯海、胡培兆、黄良文等教授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和结构分析方法的熏陶，激发了我对国民经济学的强烈的兴趣。我的学术积累最初来自对马克思《资本论》三卷本的反复精读，源于对库兹涅茨、熊彼特、凯恩斯、里昂惕夫、多马、凡布伦、加尔布雷斯等经济学大家的传统优秀著作的仔细深刻的钻研，同时我还广泛涉猎了芝加哥学派、哈佛学派、奥地利学派以及日本产业经济学主要代表人物的一些名著和系列论文。勤奋、刻苦、扎实的学生时代，为我后续的经济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由于长期注重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深刻思考，使我对中国的改革与发展、中国特色的产业经济理论、方法和政策体系等，形成了自己特有的认识，并在研究中形成了较为鲜明的问题导向意识和务实作风。

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作为高级访问学者，我曾多次应邀赴美国、日本、欧洲的大学从事合作研究和学习进修，这大大地拓宽了我的经济研究视野，深化了我对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关系的认识。

从对经济学的研究产生浓厚兴趣，到现在取得了一些成绩，并不是源于我有多么远大的理想和愿望，而在于“实践——理论”交互作用的感知，在于始终喜欢追究询问和思考“为什么”的良好习惯，在于自己几十年朴素的坚持和严谨的治学与默默耕耘。二　治学之路

1984年底，我没有选择去国家重要机关工作，而是来到了恢复建系时间很短、百废待兴的南京大学经济学系任教。这是我学术生涯的重要契机。南京大学整体上浓厚的学术氛围，国家如火如荼的经济改革，使我如鱼得水，迅速成长。1988年，我被特聘为南京大学经济学副教授，并担任当时经济学系的系副主任。

1992年春，时年33岁的我成为当时南京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教授和当时中国经济学界最年轻的教授之一。南京大学是国内外久负盛名的高等学府，乃人才荟萃、藏龙卧虎之地，我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离不开自己多年的潜心治学、辛勤教学。1996年我担任博士生导师，2005年成为国家在经济学方面首批为数不多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面壁十年图破壁，邃密群科济世穷”，我在经济学这门古老学科中潜心研究、发奋工作三十余载。勤奋刻苦，躬耕不辍，不断探索经济学新的领域，把对国家和人民的情怀，融入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问题的科学务实研究上，不断探索产业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新架构；始终坚持务实、严谨的治学理念，通过对长三角经济发展的实践，透过产业、区域等多个维度，探索出口导向型经济向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业等现代产业结构的变迁，研究实践中的产业经济的演化规律，并冀望以此丰富我国的产业经济学研究内涵。

80年代末是我国经济改革向纵深发展的重要时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成为改革的必然趋向和唯一选择。但在对计划与市场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中，一直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是把市场的作用和领域限于“机制”的范畴，而不是经济运行的“本位”，认为它只是实现资源配置的一种有效的调节方式；二是很少具体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计划管理问题，只是作抽象的关系论述。我根据当时国家的需要，专注于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体制改革的研究，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着手社会主义计划与市场问题的研究，广泛涉猎西方经济学的各种学说，特别是经济运行的自由化与国家干预相结合的学术流派对我的研究活动影响最大。通过几年的潜心研究、大胆思索，面对中国的改革实践，我发表了一系列的论著：

1986年与人合著《社会主义市场的系统分析》；

1990年与人合著《经济政策概论》；

1990年主编《产业经济管理学》；

1986年在《财贸经济》发表论文《建立和完善多层次的法权让渡市场》；

1986年在《经济研究》发表论文《当前企业经济行为的动态分析》；

1992年在《经济研究》发表论文《部门内贸易：动因、形成与中国现状》。

值得一提的是，1992年6月，我的一部重要的个人学术专著《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计划论》问世。在这本专著中，我在我国理论界率先提出并予以论证了一系列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观点，综合起来主要有：

1.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和计划改革的历史起点，是自然经济、产品经济、不发达的商品经济共同向现代商品经济转化，其中以商品经济流程代替实物经济流程最为迫切、最为艰难也最为重要。

2.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可以简要地归纳为市场取向改革不足和市场取向改革过度两个方面。前者表现为行政控制系统阻挠市场经济改革，后者表现为在需要特殊价值判断的领域盲目引进市场机制，解决前者的困难要比后者大得多。

3.计划与市场并不矛盾，真正的矛盾在于行政控制与市场发展的矛盾。只要不是行政命令性计划形式，各种政策性计划、社会参与协调计划、产业集团计划等，都可以为市场发展规划轮廓和方向，纠正市场失效。

4.计划的主体不光是政府，而是社会——政府——产业界的混合参与和共同协调；计划的对象不是实物关系，而是市场关系；计划的运行是为了纠正非均衡经济中市场关系的偏误。

5.计划与市场的结合不是单维的线性关系，而是复合多维的主体结构，不仅在主体上和客体上要结合，而且在时间上、空间上以及发展上均要结合，等等。

针对当时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市场化改革不足与市场化取向过度同时并存的矛盾，我在书中提出“行政造市场——市场造市场——计划调市场”是一种可选择的渐近配套模式。这些观点被著名经济学家卫兴华、胡乃武誉为：“对我国市场取向的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该书获江苏省第四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是国家“八五”重点学术专著。

1992年以前我的理论研究侧重于宏观经济学方面，1992年以后随着改革的深入，我的研究视角转向产业经济学的研究。通过对美国、日本产业结构和理论的研究分析，探寻中国产业结构的变革、产业组织与竞争，找寻中国产业结构向高端组织和竞争结构跃迁的发展路径。我认为，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建立和完善市场机制，调整产业结构，首先要完善产业结构、规范产业组织，深化这方面的研究，对改革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90年代初以来，是我从事教授工作最忙碌的时期、取得科研成果最丰硕的时期，也是我的学术思想更为全面、更为系统、更为成熟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我主持了许多重要的科研项目，主要有：

国家教委“八五”社科研究项目：“调节产业结构优化的产业组织政策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乡镇工业市场结构与市场行为的系统研究”；“星火计划”世界银行贷款项目：“现代中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发展规模经济的产业组织政策：江苏的经验”；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地方政府政绩评价的科学系统与转换经济增长方式”，等等。

在完成繁重的教学任务的同时，我经常率队到企业调查研究，和企业家座谈，走访过江苏地区的许多重要企业。“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使我的理论思考更加缜密、翔实、富有说服力。这一时期我在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一流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兼容性》——《中国社会科学》；《以产业活动原则规范市场与完善宏观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国有经济产业调整与转换经济增长方式》——《中国经济问题》；《关于经济增长的政治经济考察》——《经济学家》。

这一时期我还出版了6部著作：《中国产业发展研究》、《国民经济管理》、《产权、市场与发展：乡镇企业制度的经济分析》、《技术创新与规模化发展》、《现代中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产业经济学》。

这一时期，我在执著开拓产业经济学这一新学科的同时，也进一步充实、完善了自己的学术思想，提出了许多具有远见的学术观点，主要包括：

1.以竞争均衡为假说条件的新古典经济理论，由于忽视需求变化和资源在产业间移动的重要性，因此在解释像中国这种非均衡经济运行时的作用非常有限。对过渡时期经济学的研究，尤其要重视产业结构转换能力及其增长效应的研究，注意资源从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流动的长期发展意义。

2.中国的产业组织不是建立在经济竞争基础上的垄断竞争结构，而是建立在各级政府行政权力基础上的行政垄断型结构。由此形成过渡时期的经济增长中的一系列问题，如行政势力控制、垄断封锁、分割市场运行，企业规模不经济，兼并、收购、合并困难，经济竞争不充分等。

3.转变管理原则和管理机制，以产业取向制定经济政策，对同产业中的企业采取同样的政策，对不同产业中的企业采取不同的政策，实现产业内企业的公平竞争，同时引导和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4.计划经济介入了对企业内部具体经营活动的干预，这种过度干预形成企业的低效率。综观世界各国市场经济运行的共同特征，中国的宏观调控制度，应从干预特定产业活动为基点来设计。

5.国有企业产业分布的调整，不是简单地要“退出竞争性领域”，而是要根据中国的国情，在国民经济的上游产业中多配置大型国有企业集团或国有控股集团；在集中度要求高、规模经济效应显著的产业中多配置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集团。基本原则是这种分布的调整要保持下游产业动态的国际竞争力。

6.对企业特别是外国直接投资企业进入中国的成长产业，应有一定的限制，应动用一切必要的手段对国内成长产业中的民族企业给以保护。保护的重点除了运用进口限制手段外，主要是限制国外直接投资，同时要鼓励企业积极进行在新技术基础上的设备投资和扩大生产能力。保护期限以基本形成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为上限等等。

中国的改革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创新事业，改革需要理论的指导，理论也需要改革的检验。我始终坚持把自己的学术研究贴近改革的实践，不断开拓产业经济学的新思想、新观点、新方法、新政策。在繁重的教学科研工作之外，我还兼任了江苏省、南京市政府的政策咨询顾问，在地方政府的重大决策中发挥了学者的智囊参谋作用。如1994年，我根据所主持的重大软科学成果，提出“调大江苏产业经济规模的若干政策建议”。该建议为江苏省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对策，并作为江苏省委研究室、省政府研究室、省科委、计经委和体改委共同组织的“依靠科技进步发展规模经济”研讨会的主题报告，得到了江苏省有关领导、有关部门和企业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肯定。1995年，这一政策建议的思想被正式写入江苏省第九次党代会报告中。1996年，我主持的课题组提交的“发展规模经济，再创江苏竞争优势”的报告受到江苏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并被吸收到江苏省政府“组建江苏十大企业集团”这一重大决策中。该课题组还研究建立了具有创新价值的超前性评价指标体系，并第一次对江苏省企业技术创新和规模发展进行综合评价，共评出100家“双佳”企业，在江苏地区产生了重大反响，对于引导和带动江苏省企业自觉走上依靠科技进步、发展规模经济的新路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2000年以后，我以产业经济学为阵地，把研究领域不断向外延拓展，通过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业组织和产业结构的研究，透过对我国现实产业结构和竞争格局的形成原因和发展脉络的探索，剖析中国经济增长路径，并以长三角地区的经济体系为研究蓝本和政策着力点，不断完善和发挥产业经济理论体系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诠释力和政策指引导向。同时，以产业经济理论体系为内源，不断拓宽学科外延，运用丰富的产业经济理论体系，分析解决我国发展中所面临的一系列经济现象和问题。我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单纯从产业组织理论研究产业经济问题，范围太狭窄。随着国际分工不断细化和跨国公司的不断发展，企业的生产、营销模式都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同时过去判断垄断的标准在新技术革命的条件下也在向动态化转化，反垄断需要全球各国的共同努力，单纯依靠一个国家来反垄断的效果已经不是很明显。另外，随着1992年中国比较深入地加入经济全球化之后，对产业发展问题的研究，更应该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下进行，这样产业经济学才有持久的生命力。产业经济学不仅仅是一门学科，更主要的是一种方法论，应积极提倡利用产业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分析全球化和我国经济运行中的“转型、失衡和发展”问题。比如，除了传统的研究垄断、竞争政策外，产业分析方法可以从制造业向服务业延伸；可以与宏观经济运行相结合，分析宏观经济政策的微观基础；在微观上可以与企业管理理论相结合，研究公司战略经济学；可以与金融经济学相结合，分析公司的资本结构决策与市场结构问题；还可以与国际贸易问题相结合，分析公司内贸易与全球价值链问题；甚至还可以将其触角延伸至劳动力市场、区域经济发展。

最近一些年来，我主要致力于中国经济与服务经济发展研究，关注结构调整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切换背景下的重要意义，把产业经济学的外延不断拓宽，并运用于现实的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和政策论述。我着力于长三角区域的产业结构升级和发展现代服务业及高端制造业，推进总部经济发展模式，合理定位长三角的城市定位；致力于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和特有问题的论述、辨析和理论体系建设，关注经济增长动力切换，我国产业结构的变迁和时代特征；探索解决我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关系定位，研究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实体经济不实，虚拟经济太虚”的形成原因，并进行体系化的理论对策和政策分析；探索财税体制改革所需要解决的中央和省市的财政中事权、财权匹配的问题，历史成因、区域的差异和不同区域对政策激励机制的响应，以及在此基础上区域发展的差异和路径依赖，以及如何通过税收改革解决目前地方政府的事权、财权的匹配问题，以及在此基础上更好发挥中央财政的宏观调节作用机制，如何通过制度设计，强化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设计，充分发挥财政对经济发展和政府管理职能的正向促进作用；探索经济“三期叠加”时期，通过大规模技术改造来进行主动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向中高端产业链升级变迁，进而提升我国整体产业的竞争力，由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迈进，促进与现代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协同发展；研究探索通过生产性服务业的培育、发展来推动我国区域人力资本、研发水平的提升，进而形成囊括生产性服务业、高端制造、消费服务业等产业体系的分层次、差异化，充分运用比较优势和自身特质的区域产业结构体系。

就我的治学历程而言，我认为，扎实勤奋的理论钻研需要与对现实经济问题的全面分析框架和思路的紧密严谨融合，并在政策咨询的实证和研究中，不断探索、反馈、比较论证，从理论走向实践，通过实践完善理论，在螺旋促进的研究实践中，形成理论与政策实践的正向良性反馈机制，进而才能更好地对我国现实经济国情进行务实、严谨的剖析和论述。三　学术贡献1.政府行为、用户垄断与产业结构

秉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研究思路，我认为，在现代产业组织理论中，买方行为的研究比较薄弱，大多数成果都侧重于研究卖方市场行为。而事实上，中国的市场运行中，更多出现的是用户垄断行为。这样一类用户以行政权力为基础，排斥投入品市场的供给竞争，虽然并不仅有唯一买主，而且用户的策略性行为也不是拼命压低供应商的价格，但是大厂商或政府部门凭借大额订单，达到了支配和垄断区域市场或行业市场的目的，造成了资源配置的低效率。

我和王国生在《经济研究》2000年第10期的《论用户垄断》一文中指出，用户垄断是目前我国市场中普遍存在的一种产业组织格局，打的是消费者主权旗号，与卖方垄断相比，显得理直气壮，以至于未引起理论界和政府调控部门的足够重视。而事实上，垄断用户排斥竞争的结果不仅造成了单个市场经济福利的净损失，而且强化了厂商对前后向产业的操纵力量，使企业内部非效率状况更为严重，并在相当程度上加剧了目前产品及要素的过剩供给，特别是投入品市场上一批企业在不公平竞争环境中停产倒闭，给整个经济运行带来巨大的资本沉淀和浪费。因而要从根本上解决用户垄断，必须打破下游产业的垄断格局，构造可竞争性的市场结构，消除行政或自然垄断部门对上游产业的操纵力量。针对目前地区和部门利益干预市场的现状，应寻找到国有经济在公用事业、交通通信业占支配地位的有效途径，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以及自然垄断性业务和非自然垄断性业务的分离，将政府从这些行业的垄断经营者变为可竞争产业的裁判，为潜在竞争者进入和在位厂商间的竞争创造宽松公平的市场环境，破除行政性垄断带来的高额“租金”。

在中国，垄断主要是来自行政力量的干预，因此，与西方国家反垄断的重点不同，我国的反垄断政策最重要的是反行政垄断。在计划经济时代，行政垄断控制了所有行业的市场准入、资源配置、价格决定和物品产销。到改革开放近30年的今天，电力、电信、民航、铁路等行业还往往以维护市场秩序的名义大行垄断之实。2005年中国企业”500强”中前三名分别是中石化、国家电网和中石油，都是垄断性企业。实际上，垄断造成极高的制度成本，给社会带来较为严重的福利损失。2003年，通过对金融保险业、邮电业、交通运输、电力及设备制造、生物制药及石油化工等行业进行估算，发现在1997至2000年间，这些行业的行政垄断就造成最低91816亿元的净社会福利损失，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1.5%。这些行业还向政府施加影响并使其制定有利于自己的管制政策，从而获得高达2930亿元的垄断租金，这部分占国民经济总量约3.68%的租金则大部分在垄断部门内被消耗浪费掉。由此可见，无论从效率角度还是公平出发，打破产业的行政垄断都是非常必要的。2.竞争、产业与政策着力点

我在《中国经济问题》2005年第1期上发表了《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理论与政策取向》一文，提出这样一种观点：产业政策应该是指这样一种政策，在不同产业之间有所差别，以体现政府的战略意图；在同一产业内部对所有企业（无论所属地区、规模和所有制）一视同仁。也就是说，要在选择战略产业的基础上，实现对产业内各类企业的公平竞争，而不是仅对同一产业内某些企业重点倾斜，同时对另一些企业进行歧视。这样，我们就把战略产业的选择与实现产业内企业竞争环境的公平这一表面上看似矛盾、而实质上是一致的两难问题，在逻辑和操作两个层面都统一起来了。

产业政策有双重含义：它既包括产业结构政策，也包括产业组织政策。产业结构政策主要体现产业发展的重点选择，体现产业之间的关系；产业组织政策主要体现为创造企业公平竞争的环境，体现产业内企业之间的关系。前者可以体现政府的战略意图，其效应是加快产业之间的资源转移和产业结构变动；后者可以体现市场经济按产业公平的本质，加快资源在产业内企业之间的转移和市场结构的变动。由于不同产业之间的企业并不处于一个产出市场，其相互之间并不会就产出品销售问题发生竞争，而这种竞争主要是发生在同一产业的企业之间，所以产业政策的要义是要在不同产业之间体现政策的重点，而在同一产业内部提倡公平竞争。从本质上来看，产业政策的核心是竞争政策，它不应该仅成为挑选输家和赢家的冒险游戏，更应当为产业内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创造优良环境。

就产业结构调整而言，其重点应当是调整产业内部资源的配置关系，而不是调整产业间关系。我国很多制造行业的企业之所以经济效益差，一个主要原因是这些行业竞争过度，没有形成类似于发达国家寡头垄断或者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格局。通过调整产业内部资源的配置关系，形成“资源向大企业集中，市场份额向规模企业集中，效益向品牌企业集中”的垄断与竞争格局，不仅有助于中国行业巨人企业的成长，而且能够形成行业竞争的有序结构。内涵式的发展模式要求通过调整产业内部资源的配置关系，形成主业突出、市场占有率高、具有竞争力的企业集群。以调整产业内部资源的配置关系为重点，以收购兼并为主要的扩展手段，整合产业内部企业之间的关系，结果必然出现主业突出、竞争力强的行业巨人。而“一窝蜂”地进出产业，不仅将会付出极大的调整成本，迷失发展方向，丧失企业成长的机遇，还必然会不适度地形成多元化的经营格局，加大企业的发展风险。3.宏观经济的产业支撑与融合

产业经济除了是一门学科外，更重要的是一种研究现实经济问题的方法论。把产业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分析结合起来，前景广阔。

例如，就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而言，要避免受到“利益集团”的影响。实际上，这可以转化为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问题的研究。市场势力会影响甚至决定宏观经济运行和政策的成效，因此宏观研究不考虑市场结构和市场势力问题，如果把这样一个在现实中很严重、很具体的问题从宏观研究的视角中除去，这宏观的政策主张难以产生有效的价值。宏观经济学中如果缺少“结构”分析，对于它的发展是有害的，特别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对政策的有效性是打了问号的。

再如，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控制机制，一直沿用的是所有制性质标准和企业规模标准。这种模式的重心选择和倾斜，是导致不公平市场环境形成的基本原因，因此造成了市场取向改革过程中对国有企业的政策不公和市场不公，阻碍了其活力的充分发挥。我在1995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以产业原则规范市场和完善宏观管理》一文，指出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若能采用以产业活动原则规范市场，扬弃所有制原则和企业规模原则，那么就可以建立起企业间和地区间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在价格刚性的现实条件下实现产业结构的自动调整，避免宏观需求管理的低效率现象。即在同一产业内，不同所有制、不同规模的企业实行市场进入和退出的平等，实行彻底统一和平等的经济管理政策，包括价格政策、贷款投资政策、折旧政策和工资政策等，从根本上实现宏观经济政策以“产业市场”为重心。4.劳动力市场进入与产业竞争

在产业组织理论中，无论是哈佛学派还是芝加哥学派，虽然它们在进入壁垒问题上分歧很大，但在降低进入壁垒以及增加进入会改善市场绩效这一点上，意见基本是一致的。因此，西方经济学把增加产业的潜在进入者或者降低产业的进入壁垒，看成竞争政策的主要工具和目标。然而，产业组织理论在描述进入竞争问题时，都有一个隐含的基本假定，即新进入者都是某一产业中现有企业之外的潜在的和现实的竞争者。而在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现有企业中具有企业家创新精神和能力的职员（即创新型雇员），跳槽出来创办新的企业，成为原企业强有力的竞争者，或者跃跃欲试地成为威胁现有企业的强大的潜在竞争者。这时，当某一产品市场中的新进入者或新进入的威胁是来自本企业时，产业组织理论关于降低进入壁垒、增加新进入者会产生正的社会福利效应的结论就不一定能够成立。

我和陈柳在《经济研究》2006年第1期撰写了《论创业型雇员的进入行为与竞争政策》一文，指出在职员是现有企业进入的主要威胁的情况下，降低进入壁垒会提高企业运作的工资福利成本，企业的劳动成本与进入壁垒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较低的进入壁垒可能会诱使现有企业缩小有效率的就业规模，从而导致企业成本提高和产出量降低。对于劳动力流动性约束的降低，如政府各类鼓励现有企业高级职员自我创业的政策以及针对在职人员创业的金融支持等，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进入壁垒，可能会导致较差的市场绩效。

因而，市场进入对于竞争政策的正确含义，应该在区分本企业的雇员进入和现有企业之外的竞争者进入这两种情况下得出。为此，反不正当竞争的政策和法律应扩展到对劳动力市场的分析，而不受限制的工资制度可能会降低产出和提高产品价格。5.生产者服务业与产业结构调整

当今世界最先进工业化国家最显著的发展特征就是现代服务部门的增长，其中有两个最引人注目的70%：一是GDP总值中，服务业的增加值占70%左右；二是在服务业的增值中，生产者服务比重占70%左右。发达国家生产者服务业的持续增长，大多被物化在数量不断增加的、用于最终消费和贸易的商品和劳务中，成为经济快速增长的有力支撑。

当代制造业的竞争力并不在制造过程本身，而在于现代生产者服务业。现代制造业的竞争力主要基于其所内含的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它们来源于现代生产者服务业对其的中间投入。从发展现代生产者服务业的高度来推进制造业的结构调整和优化，是知识经济和全球化条件下产业结构政策转型的一个新角度。这是因为，脱胎于制造业母体的现代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在降低服务业投入成本和提高投入品质的同时，也有利于制造业的专业化和精细化；现代生产者服务业是制造业知识密集化的构成要素，是其心脏、脑袋和起飞的翅膀；制造业与现代生产者服务业在空间上具有协同定位的效应，有利于我国产业集聚格局的形成和集群的升级；吸收国外先进制造业或独立发展本土高技术产业，其前提是要对外资开放高端的现代生产者服务业，或者积极发展本土性高级生产者服务业。此外，增加对现有制造业的生产者服务投入，还能改变企业加入全球价值链的方式，使长期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制造业企业由“低道路”转向走“高道路”，改变路径依赖，实现产业链攀升。

同时，在论述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联关系时，我认为生产者服务和制造业具有协同定位效应，即在空间上相互接近。制造业从短距离的生产者服务那里获得益处，基于时间的“可达性”是解释二者协同定位的重要变量。这在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中，也可以得到验证。如我们发现，在地理位置上越是接近上海这个现代服务业中心，这些年来这些地区的制造业发展势头就越猛，如苏南地区和浙江北部，尤其是苏州的昆山地区；上海作为服务业高度发达的中心城市，其生产者服务业越发展，周边地区制造业也越能受益，其集聚和集中的程度就越高。而对于新加坡和香港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而言，其是建立在国际分工和区域分工的基础上的。由于现代服务业对成本比较不敏感而对技术知识高度敏感，因此企业往往把它们配置在高度发达的城市，这样既可以有效利用这些世界性城市的生产要素，也可以发挥这些城市对周边地区制造业的辐射功能，降低制造业的交易成本。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些城市的周边地区往往集中配置和转移了大量的制造业，这些制造业集群起着降低制造成本和对现代服务业产生强大需求的作用。这种协同性定位的态势，在珠三角地区表现为香港和其周边地区的关系，在长三角地区，则表现为上海与江苏、浙江的关系，这恰好说明了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存在着较强的相互依赖关系，尽管它们在空间上可能有一定的分离倾向。

同时，制造业外包和服务业外包在所依托的基础设施、所依赖的生产要素以及所付出的成本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制造业外包的一般是发达国家相对成熟的技术，对加工制造的成本相对比较敏感。如果东道国的基础设施不完善，就会增加制造业外包的成本；而服务业外包具有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密集的特征，依赖于优越的交易制度和尽可能小的交易成本。制造业外包需要的是廉价的一线操作工人，外包企业获取的只是加工费。而中国具有庞大的廉价劳动力队伍，并且中国国内政治比较稳定，成为承接制造业外包的最佳平台；服务业外包需要大量受过专门训练的高素质劳动力，而中国近些年的人力资本水平大幅度提升。制造业外包需要投入大量的物质资本等固定资产购置，因此会产生一定的外生性沉淀成本；而服务业外包需要大量人力资本和研发投入，这些都是内生性的沉淀成本。因此，从制造业外包到服务业外包，需要全面调整中国长期以来的制造业外包战略，实现服务业外包与制造业外包的协同推进。6.产业视角与国际贸易的动力机制

我和吴福象的研究成果《全球化经济中的生产非一体化——基于江苏投入产出表的实证分析》和《贸易一体化与生产非一体化——基于经济全球化两个重要假说的实证研究》分别在2005年《中国工业经济》第7期和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上发表。文中指出，国际贸易问题不能单纯从国家层面的宏观水平上来进行研究，近年来国际上有影响的重量级学者越来越开始趋向基于产业层面上的分析，这也是产业经济学国际化研究的重要主题。

按照要素禀赋的国际竞争和分工理论，不同国家在生产要素禀赋上的差异，是国家贸易的直接原因。在这个分析框架内，生产要素无法跨国流动。然而，随着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的迅猛发展，跨国公司的全球一体化生产和公司内贸易，逐渐成为推动国际贸易发展的主导力量，垂直一体化成为国际制造业的主要运作方式。

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企业不断嵌入全球价值链，生产过程的非一体化日益成为国际制造业发展的主流方向，其突出表现是大型跨国制造业与服务业活动更多地代用外包方式来实现，而不是由跨国公司直接通过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来内部生产。也就是说，全球价值链主导下贸易的方式，已经代替了公司内贸易模式，成为推动当代国际贸易的主要方式。与此同时，各国商品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也在逐年上升，国际贸易更趋于全球一体化，并且突出表现为中间投入品的贸易量在进出口贸易额中占了越来越大的比例。并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中国垂直专业化的决定因素，以及经济全球化贸易一体化与生产非一体化之间的双向传导机制。

生产过程的全球分离，使同一条价值链的不同价值环节通过跨越国界的生产网络被组织起来，通过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或者原始设备制造（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OEM）、原始设计制造（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ing,ODM）等方式实现生产过程的跨国界分离。中国贸易额的扩大与这两种全球价值链的组织方式有很大关联。目前中国总共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大约6000亿美元，有50多万家外资企业在中国制造产品，此外，中国的本土企业，特别是沿海地区，主要是吸纳跨国公司发出的国际代工的订单，从事加工组装活动并直接出口，直接导致对外贸易量的激增。

然而，中国本土企业并没有真正嵌入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目前，在中国的代工主体主要是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我把它称之为“外资代工”，而中国本土企业的代工活动，主要是集中在技术水平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行业，而且无论是传统玩具行业还是高新技术的电子信息产业，本土企业都缺少独立自主品牌，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中国代工企业之间出现了高度竞争。随着东欧、中南美洲与亚洲特别是印度等国家也开始加入国际代工的行列，争夺国际外包订单的市场竞争将越来越激烈，中国本土企业迫切需要走出一条自主创新的升级之路，从而避免类似于拉美国家的“贫困的增长”。

从升级的机制来看，主要有四种途径：即产品升级、工艺升级、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中国本土企业目前已经经历了快速的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这是全球购买者在其主导的价值链中，通过帮助提升代工企业产品质量和交货时间等参数，从而在客观上促进了本土企业升级。这也是全球购买者出于自身利益的要求，提升自身产品竞争力的需要。

然而本土企业无法跨越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的障碍。全球购买者主导了非生产活动，主要是品牌、营销、产品开发、设计和对从属企业关系的协调等，将其视作核心能力，不仅不与其供应商分享，在某些情况下还会阻止这些供应商获得这种新的能力。此外，资金积累能力和运作能力的限制，也从根本上限制了本土企业的功能升级。中国在贸易量成长的过程中，其外向型经济的升级，最终要试图走向这样一种产业发展环境：它使发展中国家从其生产能力的扩展转向创新能力的扩张。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1992年以来，中国制造业凭借低廉的生产要素和优良的基础设施，通过切入全球价值链，迅速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伴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化和跨国公司的持续发展，经济全球化也引致了国际贸易内容和性质的深刻变化。国际分工形式逐渐由传统的产业间分工转向产业内分工，又从产业内分工演进到产品内分工。中间产品贸易形成了跨越许多国家的垂直性贸易链，每个国家只承担专业化生产产品连续生产过程的某一个或几个特殊环节。因此，国际贸易的内容依托于产业内的产品或要素，开放经济条件下产业内产品或要素的贸易模式表现为国际贸易。在全球价值链主导的贸易模式下，中国产业发展的关联效应被割裂了。在此境况下，更应关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的中国产业升级问题。

关于“贸易一体化与生产非一体化”的研究，我认为，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企业的组织结构发生了纵向分离，跨国公司把企业生产工序、零部件等生产环节外包给其他国家，从而使得产品内分工跨越国家边界，并带来了“膨胀式”的跨国“贸易流”。跨国公司对生产工序的空间垂直分离，在微观上使企业的生产非一体化与东道国宏观贸易量的增长有着密切的内生互动关系，但是其必须通过贸易技术、贸易政策以及人力资本才能更好发挥传导作用。生产非一体化理论一般可以用市场规模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进行解释，但是缺乏实证分析。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进出口贸易迅猛增长，加快推进了贸易一体化的进程，交易费用大幅度降低，从而为用贸易一体化来解释生产非一体化提供了很好的机会。通过对江苏制造业贸易一体化与生产非一体化关系研究发现，贸易一体化与生产非一体化存在显著的共生关系，二者相互促进。长三角对外贸易中，中间品贸易比重非常大，而中间品贸易又是生产非一体化的重要条件，生产非一体化程度的提升又促进了贸易一体化程度提升。从世界范围来看，人均收入水平越接近，贸易一体化程度越高，贸易一体化与生产非一体化确实存在着内在的相互传导机制，并且贸易一体化起决定性作用，中间品贸易是重要的传输通道。7.“出口奇迹”与产业链层次

在改革开放政策引导下，出口已经成为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2009年中国即已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但是中国的出口产品主要是以初级的服装鞋帽、玩具、电子产品等劳动密集型消费品为主。在中国消费品出口高速增长的背后，中国进口的机器设备比重也非常高，并且主要集中在出口比重比较高的长三角和珠三角等沿海地区。

由于中国出口企业与国外发包企业存在密切的产品链供应关系，我国沿海地区出现了消费品出口比重高，进口的机器设备比重也异常高的“双高”现象，但这种“双高”现象的背后，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由于出口的商品主要是最终消费品，而其生产过程中最重要的中间投入就是机器设备。中国出口企业为了顺利实现出口，其生产的产品必须满足国外消费者的“苛刻”要求，并且国外政府又设置了层层贸易壁垒，这些都要求出口厂商所使用的机器设备能生产出满足“国际质量”的产品。但是中国本土装备制造业本身技术水平落后，其所提供的机器设备难以满足国外“挑剔”客户的需求。在此背景下，沿海地区的出口厂商只能被动地依靠大规模进口国外先进机器设备来跨越“技术差距”，进而弥补“质量差距”。因此，我国沿海地区机器设备进口比重高，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解释消费品出口比重高的现象，也就是“进口引致型出口”。与此同时，大量进口国外先进的机器设备却进一步抑制了中西部地区本土装备制造业“技术能力”和“市场能力”的发展。

我和巫强通过对江苏省342家本土制造业企业的问卷调查，深入分析企业出口的决定因素。研究发现，中国本土企业与国外发包企业如果存在密切的产品供应链关系，将会显著提升企业的出口密集度。因此，中国企业出口的增长主要源于低成本的劳动禀赋优势与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国际代工等因素的结合。但是技术创新、人力资本和资本密集度等因素并不是中国企业出口扩张的决定性因素，这说明了中国企业的出口不但不是依赖于自主创新，反而更加制约了出口企业的自主创新。8.制造业的发展模式与创新要素

中国东部地区通过引进外商直接投资进行加工贸易，或者主动承接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外包。而在此过程中，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则起着主导作用，占据了全球价值链中附加值较高的增值环节，同时依托FDI企业来承接外包订单。长三角地区如果把自己定位于专业化生产低级要素投入的产品时，并不能排斥其他像越南、印度等要素成本更低的经济体加入竞争；并且在全球价值链网络中，中国代工企业很容易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其任何实质性的升级“突围”式努力，都将被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阻击。例如，历史上拉美国家也曾出现过外向型经济发展的“辉煌”时期，但当中国加入国际市场竞争之后，这些地区的产业集群出现了巨大的衰退。虽然通过外资代工模式可以很容易地实现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但是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在这种模式下很难跨越。

另一方面中国以低端要素的禀赋优势切入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模式虽然增加了地区税收、外汇、低素质劳动力的就业等，但是出现了代工等于“微利化”的“发展困境”；沿海地区出口企业自主选择产业升级的空间被抑制；沿海地区把自己定位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同时又源源不断吸收了中西部初级要素资源，导致中西部区域差距更加明显。为了满足国外市场的“挑剔”需求，国内出口企业需要动态引进更加先进的机器设备，从而打乱了中国区域之间的产业布局和分工。由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长期陷入制造业代工模式，导致了制造业与本土生产性服务业的“脑体分离”，并抑制了中国高级生产性服务业的市场发育。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外向型经济是非常脆弱的，一旦遇到外部经济环境的冲击，将会造成大量工人的失业和经济下滑。

为了解决这种问题，我认为，东部地区要通过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通过人力资本和技术资本投入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从纯粹的外向型经济向开放性创新型经济转变。为此，东部地区要发展自身的高端需求，借助扩大内需之机将国外市场转到国内市场，通过构建本地化的营销网络摆脱对国际大卖家的过度依赖；在东部地区转型升级中，要根据自己的国情，发挥自己比较优势，适当保护劳动密集型产业跨区域转移与出口发展；在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背景下，中国东部与中西部地区要实现产业的跨区域分工与协作，有效衔接全球价值链与国内价值链。中国本土制造业在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由于缺少生产性服务等高级要素的投入，导致缺乏“翅膀”和“脑袋”，因此需发展高级生产性服务业来优化调整本土制造业结构。

同时，关注创新对于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和层次的影响，通过创新要素推动制造业产业链的升级，融入全球创新价值链。2005年6月——12月间，江苏省发改委对江苏省16个制造行业自主创新与产业升级行为展开了问卷调查。通过对江苏省制造企业大量调查问卷数据的分析，我认为制造业的创新瓶颈和着力点在于：首先，制造业规模的扩大促进了我国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形成，但是这种促进作用发挥到一定程度会出现衰减；因此，我国制造业自主创新存在着规模“门槛效应”，只有制造业规模达到一定“门槛”，具备一定的实力后才有可能主动创新；由于中国制造业集群还处于低级的“扎堆”状态，还未形成创新型网络，集聚效应对制造企业自主创新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出口因素对制造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比较复杂，表现在制造企业创新行为随着出口的增长呈现非线性的“俘获”效应；发达国家设置的质量与技术壁垒、环境规制等措施确实对中国制造企业创新行为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中国制造企业的出口行为“被俘获”于低成本、低价格的模式中，从而会抑制创新强度。其次，处于产业链终端环节的制造企业创新行为并不明显；多数具备高创新、高研发行为的制造企业通常采用分工较弱的一体化战略，而在一些创新型行为低、劳动密集型行业以及技术成熟性的、规模投资较多的行业通常采用分工程度较强的非一体化战略。在提升制造业创新行为方面，产业终端环节与核心技术环节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长三角托起的中国制造》一书中，我阐述并提出，目前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模式主要是接受FDI的外资加工贸易。20世纪90年代后，发达国家和地区跨国公司往往基于比较优势考虑，而纷纷把处于低端的生产/加工/装配环节转移到我国经济发展环境相对较好的长三角地区，从而使长三角地区成为以加工贸易为主的进出口基地。这种以“国际代工”为特征的经济增长模式，使长三角地区本土企业仅具有对产业低技术部分的加工能力，自身缺乏产品设计和研发能力，缺乏技术创新，缺乏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知名品牌。事实上，长三角地区本土企业还没有融入真正意义上的OEM模式，现在长三角地区OEM代工者，主要还是跨国公司通过FDI形成的外资企业。而本土制造业在全球化竞争中，其产业升级的任务还需要从头做起，首先提高“本土企业OEM/FDI“比例，并使OEM向ODM、OBM升级跳跃，真正实现从“长三角制造”到“长三角创造”的跳跃。9.短期增长和长期发展的矛盾与全球价值链升级

我认为，解决这个矛盾的关键在于构建国内价值链，使国内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并行，并实现国内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的无缝对接。由于发达国家拥有较强的“技术势力”与“市场势力”，以致发展中国家在向价值链高端攀升过程中，无法实现“功能升级”与“链条升级”。而国内价值链（NVC）的构建，将为发展中国家摆脱GVC下“被俘获”地位提供了可行路径。通过重构NVC，可以把GVC中的外围被动依赖关系转变为“以我为主”的主动控制性关系，可以把GVC中的低端地位转变为NVC中的高端地位，可以把GVC中的打工者关系转变为NVC中的“老板”关系。但是在重构NVC的过程中，并不是说要恢复计划经济时代的“封闭”模式，也不是要把“出口导向”转变为“进口替代”，而是在融入GVC的基础上，重新整合本土企业固有的产业关联和循环体系，把原有的价值链治理结构重新整合，把中国东中西部的产业关联关系重新调整。

对于国内价值链的构建模式，可以从山寨手机与传统手机的例子中找到一些答案，通过对这两种产品产业链与价值链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到，专业化市场模式是构建我国国内价值链更为可行的模式。同时发现，国内价值链成长于国内多层次的本土市场需求，政府在推进国内价值链构建过程中应该适度保护国内市场。另外，成熟的产业背景以及企业的适应性创新也是构建国家价值链的必要条件。在此基础上，行业领先企业要通过策略性行为促进双边交易平台载体与单边交易平台载体的自发对接；政府在此过程中要创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秩序，促进并规范专业化市场的形成。10.“第二波经济全球化”与“第一波全球化”

我提出了“第二波经济全球化”的概念，并从基于内需的角度进行了系统分析。“第二波经济全球化”就是“利用本国的市场，用足国外的高级生产要素，尤其是利用其创新要素发展本国的创新经济”，也就是发展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例如，美国就是一个典型的基于内需的利用国外生产要素发展全球化经济的国家。首先，美国民众收入水平高并且购买力强，市场规模处于全球首位，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市场驱动型的“价值链治理者”角色。其次，美国强势的美元地位吸引了全球生产要素向美国转移，带来了奉行“出口导向”的国家大量向其出口，从而获得了大量低成本的要素和产出品。再次，美国巨大的国内市场虹吸了全球创新要素，例如美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最多，并且美国全球顶尖人才富集度最高。

1992年以来，中国坚定地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特别是在把握加入WTO的机遇下，中国凭借自身丰裕的要素禀赋优势，积极参与国际产品内分工，大量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发展加工贸易。“第一波全球化”是基于出口导向的全球化，而“第二波全球化”是基于内需经济的全球化。两者不同之处还表现在：第一，“第一波全球化”前提条件是国内收入水平低，国内需求不足；而“第二波全球化”前提条件是提升生产要素的质量和生产率。第二，“第一波全球化”战略目的是大量出口获取外汇；而“第二波全球化”战略目的则是利用国外高级要素发展本国创新经济。第三，“第一波全球化”战略核心为“用市场换技术”；“第二波全球化”的战略核心为利用国外高级要素发展本国创新经济。第四，“第一波全球化”的战略路径是以低端要素加入全球价值链；“第二波全球化”战略路径是中国跨国公司处于价值链高端并进行发包，并利用国内价值链成长为全球创新链。第五，“第一波全球化”实施方法是招商引资等“引进来”方式；“第二波全球化”实施方法主要是“走出去”，海外设厂或海外并购，获取海外高级要素。第六，“第一波全球化”所依赖的产业主要是可供出口的劳动密集型重化工业等；“第二波全球化”所依赖的产业为先进制造业以及高级生产性服务业等。

同时，扩大内需与全球化是相互促进协同关系，扩大内需是培育本国市场对国内外产品的需求能力。扩大内需可以以开放的方式进行，就是利用国外要素在本国加工生产，并在本国或国外其他市场销售；扩大内需也可以以封闭的方式进行，通过国内价值链完成产业增值过程，而不与国际经济发生联系。相反，如果市场规模扩大之后，按照本土市场效应理论，扩大内需可能会更好地促进出口。因此，基于内需的全球化，就是要吸收全球优质的创新要素，利用本国的市场规模来加速发展自己。“第一波全球化”与“第二波全球化”能不能衔接的关键在于塑造出大批处于NVC高端的中国本土跨国公司，这些跨国公司主要从事研发设计、金融物流以及网络营销等高级生产性服务业，并能把处于全球价值链供应体系中的中国代工企业转化为全球创新链（GIC）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要能成功地分享“第二波全球化”红利，基础是培育全球性城市。全球性城市除了指城市的规模以外，更多指高度开放的城市形象以及内涵，具备高度的承载和容纳能力，能够充分彰显个性和特色。此外，全球性城市还需要具有全球性功能的基础设施，城市管理能力、创业环境以及人居环境也要具有全球水准；“第二波全球化”的主体是全球性产业。全球性产业要求按照比较优势原则把产业活动各环节配置在全球各国家，形成新一轮国际产品内分工格局，并可以进行全球价值链协调。中国要专注于产品价值链的某一环节，通过干中学效应，最终实现培育“小巨人”以及世界品牌；“第二波全球化”的主角是全球化企业。全球化企业核心特质就是具有全球化的经营理念和经营特质，它可以把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被俘获”的地位扭转为国内价值链“控制者”地位。中国企业需要在国内大规模兼并重组，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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