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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02 15:0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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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锡喜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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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告诉了我们什么

马克思告诉了我们什么试读:

总序

纵观党的历史,我党始终高度重视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坚持用理论创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引领前进方向,凝聚奋斗力量。七十多年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撰写的通俗著作《大众哲学》,引领一代又一代有志之士选择了正确的人生道路,影响了中国几代读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握时代发展新要求,顺应人民群众新期待,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这些推进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用朴实、生动的语言,以讲故事、举事例、摆事实的方式与人民同频共振、凝聚共识,增强了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认同感和知晓度,凸显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群众性的基本特征,成为新时期理论创新大众化的新典范。

高等学校学科齐全、人才密集、研究实力雄厚,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普及传播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重要阵地。汇聚高校智慧,发挥高校优势,大力开展优秀成果普及推广,切实增强哲学社会科学话语权,是高校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光荣任务、重大使命。

2012年,教育部启动实施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普及读物项目。通过组织动员高校一流学者开展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普及转化,撰写一批观点正确、品质高端、通俗易懂的科学理论和人文社科知识普及读物,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阐释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推广普及哲学社会科学最新理论创新成果,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更好地为广大群众掌握和实践,转化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与一般意义的学术研究和科普类读物相比,教育部设立的普及读物更侧重对党最新理论的宣传阐释,更强调学术创新成果的转化普及,更凸显“大师写小书”的理念,努力产出一批弘扬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的精品力作。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将伴随着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兴盛。我们将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坚持学术追求与社会责任相统一,坚持正确方向,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要求,不断加快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建设,为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更大贡献!教育部社会科学司2014年4月10日一引言问题与思考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

这是一个半多世纪前,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1848年)开篇的第一句话。可是不久,这一“幽灵”就传遍欧洲、北美乃至整个世界。卡尔·马克思(1818年5月5日—1883年3月14日),犹太裔德国人,政治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革命理论家、记者、历史学者、革命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他一生著述颇丰,主要著作有《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克思是第一国际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被评为20世纪影响世界最深的人之一。恩格斯(1820年11月28日—1895年8月5日),德国思想家、哲学家、革命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是卡尔·马克思的挚友,被誉为“第二提琴手”。他为马克思创立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大量经济上的支持,在马克思逝世后,帮助马克思完成了其未完成的《资本论》等著作,并且领导国际工人运动。除同马克思合撰著作外,他还著有《自然辩证法》、《家庭、私有制、国家的起源》。1895年8月5日,恩格斯因患晚期食道癌在位于泰晤士河边的寓所内逝世。

时过境迁,到一个半世纪之后的20世纪90年代,当年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甚至已建立长达70多年、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也最终解体。此时,西方一些思想家急于给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捧上“福音书”,日裔美籍理论家弗朗西斯·福山在他的《历史的终结》一书中断言:“自由民主(指西方资本主义——引者注)已克服世袭君主制、法西斯与共产主义这类相对的意识形态……自由民主可能形成‘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也构成‘历史的终结’。换言之,以前的统治形态有最后不得不崩溃的重大缺陷和非理性,自由民主也许没有这种基本的内在矛盾。”

可是,进入21世纪,非但历史没有“终结”在资本主义,相反,资本主义世界却爆发了金融危机,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在高高飘扬。面对这一态势,福山在某种程度上也不得不纠正自己过于“乐观”的观点,认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崛起”预期不足,对资本主义可能爆发的危机也估计不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公布后,福山遇见在美国参加国际问题学术研讨会的中国学者时也表示,中国经济的起飞,总有其理论和制度的优势在发挥作用。

2012年7月4日,英国《卫报》刊载了专栏作家斯图尔特·杰弗里斯的文章《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再次兴起?》。他在文章中说道:“马克思主义‘时来运转’。人们重新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感兴趣。马克思最杰出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资本论》的销量自2008年以来一直激增,《共产党宣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也是如此……卡尔·马克思这位留着漂亮胡须的革命理论家的也许是最惹人喜爱的时来运转是,他最近被开姆尼茨的德国储蓄银行的顾客从一份10位竞争者的名单中选中,出现在新发行的万事达信用卡上面。”

全球金融危机促使许多德国人走进书店,重新捧读同胞卡尔·马克思撰写于19世纪的《资本论》。路透社2008年10月16日报道,这场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同时促使西方反思美式自由市场主义在新世纪的弊端。图为2008年10月17日,两名顾客在德国法兰克福的“卡尔·马克思书店”选购书籍。

杰弗里斯特别提到,在伦敦,数千人将参加社会主义工人党组织的为期五天的“马克思主义2012”狂欢节。尽管这项活动每年都举办,但让组织者感到吃惊的是,近年来,参与者当中年轻人大量增加。杰弗里斯分析道:“对年轻人来说,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的复兴之所以到来,是因为它提供了分析资本主义,尤其是像我们目前陷入的这种资本主义危机的工具。”

上述现象告诉了我们什么呢?它至少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问世160多年后,苏联东欧剧变20多年后,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不仅没有销声匿迹,而且依然具有世界影响。那么,人民不禁要问:在苏东剧变后,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还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不能不归结为它所具有的时代价值。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西方一些思想家鼓吹20世纪将成为共产主义兴起和崩溃的世纪,并且把所谓“共产主义崩溃”的“原罪”拉扯到马克思身上的时候,法国左派理论家德里达撰写了《马克思的幽灵》一书,并对马克思主义对于人类的前途命运意味着什么的问题断言道:当代世界“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

邓小平在苏联刚解体后的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坚定指出:“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要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价值,就需要追溯马克思主义同人类文明的发展存在怎样的关系?特别是同资本主义文明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在160多年的传播历史中,它与社会主义实践的兴衰成败存在怎样的关系?今天我们应该怎样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又应该以怎样的态度来传承马克思主义?同时,还需要厘清,我们过去在教科书里面所讲的“马克思主义”,哪些其实并不是马克思主义。

上述这些,就是这本以“思想的薪火”为名的小册子所要和各位青年朋友共同探讨的问题。

本书以历史为纬度来谈论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认识。它不是人物的传记,因此没有严格追溯人物的生平、伟绩或轶闻;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发展史,由此也不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传播以及在实践中发展经历的重大事件;只是想让读者朋友在历史进程中,抓住上述主要问题,做起思维“体操”,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及其当代价值,能有比较清晰和准确的认知与感悟。如果能借此再掀起思想的“风暴”,从而奠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基础,那就更美妙不过了。二马克思人类文明薪火的传承者

希腊神话中有一位受人尊敬的神,叫普罗米修斯。他为了帮助人类达到减少对神的献祭的愿望,欺骗了宙斯。宙斯被激怒后,从人类那里夺走了天火。普罗米修斯又机智地为人类盗来了火种,并教会人类使用火的方法。宙斯下令把他钉在高加索的山崖上,让恶鹰每天去啄他的肝脏,使他在痛苦中度过了3000年。后来,普罗米修斯成了西方传说中能工巧匠的代表。

马克思在他的博士论文的序言中,以推崇普罗米修斯的口吻,表达了自己对真理追求的志向:为人类盗取照亮智慧的火种。他说:“对于那些以为哲学在社会中的地位似乎已经恶化因而感动欢欣鼓舞的懦夫们,哲学再度以普罗米修斯对众神的侍者海尔梅斯所说的话来回答他们:‘你好好听着,我绝不会用自己的痛苦去换取奴隶的服役;我宁肯被缚在崖石上,也不愿做宙斯的忠顺奴仆。’普罗米修斯是哲学日历中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

马克思要“盗取”的照亮人类智慧的火种,就是科学和文明的火种。恩格斯说过:“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看待。”

要切实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就必须以科学的态度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如果以教条主义的态度来看待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就可能扭曲马克思主义。

要科学地看待马克思主义,就要厘清其历史定位,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人类文明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这里有两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文明的继承者和资本主义文明的超越者,还是人类文明的背离者或“异端”?马克思主义是“唯一科学的真理”,还是批判当年欧洲资本主义现实的“具体”的真理?

让我们先循着马克思的心路历程,来追寻马克思主义理论创立的条件,从而认识马克思主义同人类文明的关系。(一)品格、知识和精神:马克思为什么能传承人类文明之火?

马克思具有艰韧的探索精神和忘我的牺牲精神,他所产生的思想,具有为人类解放而奋斗的品格,是对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汲取,对资产阶级理性主义精神的继承和超越。1.马克思具有怎样的思想品格?

1818年5月5日,德意志邦联普鲁士王国莱茵省(现属于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特里尔城的一个犹太裔律师家庭,诞生了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德语:Karl Heinrich Marx)。特里尔布吕肯巷664号(现为布吕肯大街10号),1818年5月5日,卡尔·马克思在这里诞生。

马克思少年时期受到过良好的家庭教育。他的父亲具有自由主义思想,在父辈熏陶下,马克思从小萌生了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情怀,这为他日后成为共产主义者奠定了情感的基础。

1830年10月,马克思进入特里尔中学,逐步形成了为人类幸福而斗争的精神境界。在中学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他写道:“如果我们生活的条件容许我们选择任何一种职业,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一种使我们最有尊严的职业;选择一种建立在我们深信其正确的思想上的职业;选择一种能给我们提供广阔场所来为人类进行活动、接近共同目标(对于这个目标来说,一切职业只不过是手段)即完美境地的职业……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

马克思这时所要追求的,不单单是自己的完美,而把自己的完美放在为人类幸福而奋斗的过程当中。这一情怀,高出了同时代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这一情怀,影响了马克思的一生。

中学毕业后,马克思进入波恩大学学习法律。为了搞清法律的本质即法理问题,马克思转学到有着深刻哲学底蕴,特别是有着黑格尔哲学巨大影响的柏林大学。他把大部分时间用在学习哲学和历史上,还参加了“博士俱乐部”的活动,这一俱乐部是青年黑格尔派的学生组织,崇尚黑格尔的辩证法,具有鲜明的民主主义思想倾向。

1835年马克思考入波恩大学攻读法学,他求知欲很强,选修了多门课程。

1840年,普鲁士新国王威廉四世即位,他以守护专制主义为己任,害怕民主主义思想在德国蔓延,要求所有出版物都必须通过严格审查,大学为此也失去了真正的学术自由。此时,马克思撰写了题为《论伊壁鸠鲁原子论与德谟克利特原子论的区别》的博士论文。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都是古希腊的原子论者,两者在自然哲学方面的区别常被人所忽视。马克思通过这篇论文的研究,不仅表达了哲学高过神学的立场,而且形成了自然界本身既具有机械运动又具有自由运动的思想。论文中的这些立场和思想,当然不可能被由国王所任命的柏林大学的教授们认可,于是马克思将论文改寄给耶拿大学审查。1841年马克思的学位申请得到委员会一致认可,而且未经答辩就顺利获得耶拿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马克思的博士证书。1841年4月15日耶拿大学哲学系授予马克思“哲学博士”学位,当时马克思只有22岁。

大学毕业后,马克思到《莱茵报》工作,不久就担任了该报主编。这一时期,马克思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立场上,对普鲁士政府的专制主义作了严厉的抨击。马克思一生写的第一篇政论文章,就是《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文中直指普鲁士政府:“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精神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唯一合法的表现形式;精神只准披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自然界却没有一枝黑色的花朵。”《莱茵报》是《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的简称。该报是由对普鲁士专制政府抱有敌对情绪的莱茵省资产阶级自由派创办的。1842年元旦至1843年3月31日在普鲁士王国莱茵省科伦市共出版了456号。青年黑格尔派曾参与该报的编辑和出版。马克思从1842年4月、恩格斯从同年3月起为该报撰稿。为该报撰稿的青年黑格尔分子还有B.鲍威尔、E.鲍威尔、M.赫斯、K.F.科本(1808—1863)等人。《莱茵报》发表了马克思的许多重要文章,如针对第六届莱茵省议会关于出版自由和林木盗窃法的著名评论文章,与莱茵省总督沙培尔论战的文章《摩塞尔记者的辩护》等。该报还发表了恩格斯寄自柏林以及寄自英国的通讯,如《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1842年10月,马克思担任该报主编以后,《莱茵报》日益具有明显的革命民主主义倾向,并获得越来越大的影响,引起了普鲁士政府的恐惧和反动报纸的攻击。1843年1月19日普鲁士政府通过决定:从1843年4月1日起查封该报,在查封以前对该报实行特别严格的双重检查制。由于报纸股东企图缓和该报的口气以求得政府的宽容,马克思遂于1843年3月17日声明退出该报编辑部。1843年3月31日,该报出版了最后一号。

19世纪40年代,德国正处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争取自由和民主的运动非常高涨,而《莱茵报》所奉行的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使它成为普鲁士政府的眼中钉,最后被迫停刊。

但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并不等同于共产主义。马克思之所以成为共产主义者,是他在受邀主编新创刊的《德法年鉴》以后,积极投身于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过程中,更深刻地了解了社会现实,发现了人道主义的虚伪性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局限性。在为《德法年鉴》所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等文章中,马克思提出了两个重要思想,开始突破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局限。

第一个思想,是“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思想。马克思强调,要对现存的一切作“无情的批判”,这一批判既要有理论批判,更要有对现实的政治批判。当时有人认为,德国之所以没有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因为还没有从基督教的宗教束缚中解放出来,只要通过批判宗教而实现宗教解放,就是实现了人的解放。而马克思认为主要的还在于对现实政治的批判。他说:“真理的彼岸世界消失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

第二个思想,是追求人类解放的思想。马克思强调,即使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实现了祛除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解放,还不等于实现了人类解放,因为资本主义还存在着私有制和人的异化,而只有通过消灭私有制来消除人的异化,才能真正实现人类的解放。一般人道主义者仅仅把无产阶级看成是值得同情,但没有力量的阶级。马克思与之不同,他把无产阶级看成是实现人类解放的主体力量,因为无产阶级的解放,实质上是“把社会已经提升为无产阶级的原则的东西……提升为社会的原则”。一般人道主义者想通过思想批判来实现人类解放。马克思与之不同,他认为,实现人类解放的途径,是诉诸于“武器的批判”,因为“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

一般人道主义者想通过对资本主义的改良来实现所谓人的解放。马克思与之不同,他强调人的解放首先要通过无产阶级的解放,但是无产阶级必须把解放全人类作为己任,因为如果它不能解放全人类,就不能最后解放自己。

这些思想的形成,表明马克思的世界观和政治倾向,开始从唯心主义转到了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到了共产主义,超越了以往的唯心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当然,这“两个转变”,还不足以说明马克思已创立了新的世界观。因为这一时期马克思所信奉的“唯物主义”,总体上还只是一般的唯物主义,他的“共产主义”,还没有形成足以取代空想社会主义的系统理论。

总之,对于人类解放的终极关怀,贯穿于马克思一生的理论活动和革命实践活动,成为马克思思想的精神品格。2.马克思怎样汲取人类优秀文化遗产?“文化大革命”的狂热中曾经流行一句“豪言壮语”:“要把历史上一切反动学术权威统统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它永世不得翻身”。这句话听上去很“牛”,其实既是反人类文明的,更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完全否定前人思想的理论,是高明不到哪儿去的。牛顿曾经说过: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只有站在前人肩膀上,才能站得更高、看得更远。马克思就是这样对待前人成果的,这使他创造的理论,具有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马克思对于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特别是欧洲近代以来的思想文化,积累了非常渊博的知识。他说过:科学是奥妙无穷的,任何时候,我也不会满足,越是多读书,就越是深刻地感到不满足,越感到自己知识贫乏。

马克思涉猎的知识领域非常广阔,包括哲学、经济学、法学、宗教学、逻辑学、美学、政治学、文学、史学、语言学、人类学等,甚至还深入到数学和自然科学中。他能用德、法、英三种文字写作,据说还能阅读欧洲国家的十几种文字。勤奋使马克思获取了渊博的知识,而渊博的知识,则是马克思解决资本主义时代课题的智慧基础。

前面说过,马克思大学所学的专业,原本是法律,为了搞清法理精神,而由法哲学进入哲学领域。他对包括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以及“怀疑论”在内的古希腊罗马哲学作过深入研究,他的博士论文就是分析古希腊两位著名哲学家的思想的区别和联系的。为了通过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寻找到理解人类历史的钥匙,他又钻研了政治经济学。他研究过法国革命史和法国复辟时期历史学家的著作,资产阶级启蒙学者的政治学说特别是孟德斯鸠和卢梭的国家理论,以及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19世纪三大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晚年,为了认识东方社会,马克思又研究了人类学,写了大量的人类学笔记。

正因为如此,恩格斯称马克思为“科学巨匠”。他说:“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

我们来看看马克思的数学造诣。马克思一生酷爱数学,数十年如一日利用闲暇时间学习和钻研数学,留下了近千页数学手稿,其中有读书摘要、心得笔记和述评,还有研究论文的草稿。马克思对于数学的兴趣,从他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可见一斑。当时,马克思的夫人燕妮身患重病——肝癌,“写文章现在对我来说几乎是不可能了。我能用来使心灵保持必要平静的唯一的事情,就是数学。”

他的关于微分学的研究草稿,正是在1881年燕妮病危的痛苦日子里写就的。燕妮(1814—1881),德国人,全名燕妮·冯·威斯特华伦,后随夫姓,全名燕妮·马克思,是马克思的妻子、助手和亲密战友。她出身于德国威斯特华伦的一个贵族家庭,1843年与马克思结婚。为了马克思的革命事业,她几乎献出了自己的一切。

马克思研究数学,更是为了能够科学地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1873年,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对经济危机的研究时说道:“为了分析危机,我不止一次地想计算出这些作为不规则曲线的升和降,并曾想用数学方式从中得出危机的主要规律(而且现在我还认为,如有足够的经过整理的材料,这是可能的)。”

在他的经济学笔记本中,有大量的代数运算、数学公式和几何图形。他曾为自己能把高等数学运用于经济学研究并获得成果而深感高兴,还经常为此写信给恩格斯分享这一喜悦。

马克思研究数学,没有把它仅仅当作计算工具,他还从数学思想进展中,探索人类思维是如何由逻辑思维发展到辩证思维的。根据拉法格回忆,马克思说过:一门科学只有当它达到了能够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真正发展了。

他研究了当时数学的前沿问题——微分学,撰写了论导函数概念、论微分以及关于泰勒定理等问题的研究草稿,评价了莱布尼茨的微积分和牛顿的微积分的联系与区别,并且在比较常量数学和变量数学关系的基础上,升华出辩证思维的思想。他指出:“理解微分运算时的全部困难”,“正像理解否定之否定本身”一样,要把“否定”理解为发展的环节,并且要从量和质的统一看待量的变化。在考察微分学的历史发展过程后,马克思得出这样的论断:“新事物和旧事物之间的真实的从而是最简单的联系,总是在新事物自身已取得完善的形式后才被发现。”

正如恩格斯所说:“要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而“马克思是精通数学的”。

同样,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总结了一直到70年代的欧洲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包括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达尔文的进化论、细胞学说等。他还写过军事著作,因而在工人中享有“将军”的称谓。

除了横跨知识各领域,马克思还纵贯思想史全过程。为了揭示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秘密及其痼疾,马克思研究了各个阶段资产阶级思想家的重要思想,如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提出的“人是环境的产物”以及“人和环境相互作用”的“二律背反”,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的财产关系和产业的发展决定了政治法律制度变迁的思想,法国复辟时期历史学家对于阶级斗争历史作用的论述,黑格尔关于“绝对精神”决定了历史必然性的辩证法,以及费尔巴哈用“感性”的人来解释人类历史的观点。这些思想、观点和方法,都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而形成的,反映出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矛盾。通过对这些思想的研究,马克思把握了资本主义发展变化的规律。

总之,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能够产生,是充分汲取了人类文明成果和优秀文化遗产的成果。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3.马克思怎样继承和超越资产阶级的理性精神?

马克思、恩格斯具有彻底的批判精神、艰苦的探索精神和忘我的牺牲精神。其中批判精神是对资产阶级理性主义精神的继承和超越,而艰苦的探索精神和忘我的牺牲精神则体现了为了无产阶级解放的革命意志。这些精神,奠定了马克思创立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精神基础。

批判精神是资产阶级理性精神的集中表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和发展,动摇了中世纪的社会基础,它要求确立个人的价值,肯定了现实生活的意义,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与宗教神权文化相对立的思想体系——人文主义。人文主义要求把人们的思想、感情、智慧,从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要求文学艺术表现人的思想和感情,科学为人生谋福利,教育发展人的个性。它提倡人权以反对神权,提倡理性主义以反对蒙昧主义,提倡个性自由以反对人身依附。

为了进一步打破封建主义专制制度的束缚,给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鸣锣开道,从文艺复兴开始的人文主义思潮,逐渐被资产阶级思想家发展成为伦理观上的人道主义和历史观上的人本主义。从人文主义到人道主义和人本主义,这些系统的思想理论背后,都蕴涵了深刻的理性批判精神。

例如,17世纪的英国哲学家培根提出束缚人们思想的“四假象说”(种族假象、洞穴假象、市场假象、剧场假象),强烈批判了中世纪以《圣经》为第一原理进行演绎论证的繁琐哲学,认为这种三段论演绎的结论已包含在前提中,因此是空洞的推理,并不能产生新东西,它如同献身于上帝的修女,既然不会生育,就没有价值。培根强调了面向自然的重要性,认为真正有价值的知识必须从自然而来,因为获得知识的目的是支配自然。所以,“知识就是力量”。

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是第一代圣阿尔本子爵(Francis Bacon,1st Viscount St Alban),英国散文作家、法学家、哲学家、政治家,是古典经验论的始祖。他不但在文学、哲学上多有建树,在自然科学领域里也取得了重大成就。培根是一位经历了诸多磨难的贵族子弟,复杂多变的生活经历丰富了他的阅历,他思想成熟,言论深邃,富含哲理。他是一位理性主义者而不是迷信的崇拜者,是一位经验论者而不是诡辩学者。

又如,17世纪的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强调,科学的目的在于造福人类,使人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和统治者,因此必须反对经院哲学和神学。他提出了“怀疑一切”的“系统怀疑方法”,认为必须把中世纪流传下来的所有观念,都放在理性面前加以拷问,凡符合理性的,就保留,凡违背理性的,就毫不犹豫地加以抛弃。他还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原则,认为对一切常识中的存在都可以加以怀疑,唯有“自己在怀疑”本身无法怀疑,从而强调了理性作为精神实体存在的价值。笛卡尔(René Descartes,1596—1650),出生于法国安德尔卢瓦尔省的图赖讷(现笛卡尔,因笛卡尔得名),1650年2月11日逝世于瑞典斯德哥尔摩,是世界著名的法国思想家、自然科学家、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他对现代数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因将几何坐标体系公式化而被认为是“解析几何之父”。他还是西方现代哲学思想的奠基人,是近代唯物论的开拓者,且提出了“普遍怀疑”的主张。他的哲学思想深深影响了之后的几代欧洲人,开拓了所谓“欧陆理性主义”哲学。

马克思继承了资产阶级的这些批判的理性精神。他在同女儿的一段很有意思的对话中,表达了他的几个精神特质:您的特点:目标始终如一;您对幸福的理解:斗争;您对不幸的理解:屈服;您喜爱的格言: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您喜爱的座右铭:怀疑一切。

马克思把“怀疑一切”作为自己的座右铭,说明他把握了当时资产阶级所体现的时代精神。

我们从马克思在世界观形成期间所写论著的书名中,就能体会到这一批判精神,它们几乎都被冠以“批判”之名。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苏联出版时,命名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他和恩格斯第一次合作撰写的《神圣家族》,原名是《对批判的批判所作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他和恩格斯合作的另一部巨著《德意志意识形态》,其副标题是《对费尔巴哈、布鲁诺·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等等。

当然,马克思没有停留在资产阶级“怀疑精神”的水平上,他强调了“彻底的批判”。在他心目中,资产阶级的“批判”是不彻底的。马克思所要求的“彻底”的批判精神,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把理论批判和实践批判结合起来,重在实践批判,而不是单纯的理论批判。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其二,当发现新的材料与自己原有的观点发生冲突时,毫不犹豫地修正原有观点。其三,当真理和权力发生冲突时,服从真理而不害怕权力。正如马克思所说:“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就是说,这种批判既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也不怕同现有各种势力发生冲突。”

这样的批判精神,超越了资产阶级思想家。

列宁在评价马克思的批判精神时说过:“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有批判地重新加以探讨,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放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重新加以探讨,加以批判,从而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

马克思之所以能创立马克思主义理论,列宁的这段话道出了重要原因。列宁(1870—1924),原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列宁是他的笔名。世界著名的俄国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理论家、实践家。他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政权的缔造者,布尔什维克党的创始人,俄国十月革命的领导人,曾任苏联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他传承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列宁主义,被全世界的共产主义接班人普遍认同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导师和精神领袖”。1924年1月21日,列宁因脑溢血去世,遗体经防腐处理后被安放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红墙下的列宁墓中。4.马克思具有怎样的探索精神和牺牲精神?

马克思深知,要创造一个新的理论,需要作艰苦的探索,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要成为无产阶级的代言人,更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他要批判的旧世界,不仅是封建专制主义,更是现实的资本主义,这是何等的艰难,它需要艰苦的探索精神和忘我的牺牲精神。

马克思信奉这样的格言: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艰险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他认为,如果斗争是在极顺利的有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么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他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无畏气概激励自己: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他还说过:青春的光辉,理想的钥匙,生命的意义,乃至人类的生存、发展,全包含在这两个字之中:奋斗!只有奋斗,才能治愈过去的创伤;只有奋斗,才是我们民族的希望和光明所在。

马克思在科学思想上的艰苦探索,使他真正成为“著作等身”的人。他同恩格斯的著作被编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的,就有60多卷。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国际版,最多有160多卷。可以说,就知识的渊博性和思想的深刻性的统一来说,古今中外,尚未有人可比肩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是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和领袖、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的全部著述的汇集,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遗产,也是全人类思想精华的一座宝库。早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就有过出版他们著作全集的尝试。1848—1849年革命后不久,马克思曾试图把他的文章编为一部两卷集出版,但因故未能成功。恩格斯晚年曾着手准备出版马克思和他本人的全集,但这一工作因他的逝世而停止。1921年根据列宁的倡议,俄国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成立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开始系统收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手稿和书信。1924年,根据俄共(布)第13次代表大会的决定,着手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2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开始出版,1941年基本结束。它共有28卷(33册)。这是第一个比较完整的全集,它收集了1250篇著作和3300封书信,其中首次发表的有460篇著作和约800封书信。1953年1月29日,经毛泽东主席批准同意成立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有计划地系统翻译和整理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是按照俄文第2版翻译出版的。从1956年到1974年陆续出版,共39卷(41册)。1979至1985年,又翻译出版了俄文版补卷11卷(12册),即第40至50卷。实际到1983年,中文版《全集》50卷(53册)全部出版,约3200万字,被称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1986年7月,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已着手准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的翻译出版工作,预定90年代初开始出书,用20多年时间全部出齐。第2版拟编60卷左右,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论著(《资本论》除外),第二部分为《资本论》及其手稿,第三部分为书信,第四部分为笔记。图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2版。

马克思的艰苦探索,取得了辉煌成果。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中的一句话,准确地表达了马克思思想成果的历史地位:“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即使只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

马克思是因为有着为无产阶级解放而奋斗的忘我牺牲精神,才支撑住他的艰苦探索的。

马克思或投身革命,或不断被反动政府驱逐,一生颠沛流离。我们来看一下马克思的人生“旅途”。1843年,德国:《莱茵报》被封。——1843年10月,巴黎:与卢格筹办《德法年鉴》杂志,1845年1月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1845年2月,比利时布鲁塞尔:与恩格斯合写《德意志意识形态》,建立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参加正义者同盟(后更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担任布鲁塞尔区部领导人,起草同盟纲领(就是1848年2月正式发表的《共产党宣言》)。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席卷欧洲大陆,被比利时当局驱逐出境。——1848年3月,巴黎:建立共产主义者同盟新的中央委员会,当选为主席。德国三月革命爆发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同盟中央委员会拟定行动纲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1848年4月,德国:直接参加革命。6月马克思任总编辑的《新莱茵报》问世。随着革命运动在各地相继失败,反动势力日益猖獗,《新莱茵报》在1849年5月19日被迫停刊,被驱逐出境。——1849年6月,巴黎。8月24日又被驱逐出巴黎。——1849年8月:流亡到伦敦,在那里长期定居,并客死他乡。

马克思一生四次被反动政府驱逐,最后在英国伦敦定居。他在伦敦的最初十年间,度过了一生中生活最艰难的时期。然而马克思没有被苦难所压倒,几乎每天大英博物馆刚开门,马克思就准时到达那里,如饥似渴地进行研究,直至晚上博物馆闭馆。

由于全身心投入革命活动和理论创造,马克思生活非常艰辛,有时甚至没有生活来源,常陷入困境。1850年3月底,随马克思一起流亡伦敦的燕妮写信给好朋友约瑟夫·魏德迈时,通过描绘他们孩子的状况,反映了他们当时的窘境:“这个可怜的孩子从我身上吸去了那么多的痛苦和内心的忧伤,所以他总是体弱多病,日日夜夜忍受着剧烈的痛苦。他从出生以来,没有一个晚上是睡到两三个小时以上的。最近又加上了剧烈的抽风,所以孩子终日在生死线上挣扎。由于这些病痛,他拚命地吸奶,以致我的乳房被吸伤裂口了;鲜血常常流进他那抖动的小嘴里。有一天我正抱着他这样坐着,突然我们的女房东来了……要我们付给她五英镑的欠款,由于我们手头没有钱(瑙特的信来得太晚了),于是来了两个法警,将我不多的全部家当——床铺衣物等——甚至连我那可怜的孩子的摇篮以及眼泪汪汪地站在旁边的女孩们的比较好的玩具都查封了。他们威胁说两个钟头以后要把全部家当拿走。那时忍受着乳房疼痛的我就只有同冻得发抖的孩子们睡光地板了。”

1852年2月27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向恩格斯作了倾诉:“一个星期以来,我已达到非常痛苦的地步:因为外衣进了当铺,我不能再出门,因为不让赊账,我不能再吃肉。”

不久又写信向恩格斯无奈地说道:“我的妻子病了,小燕妮病了,琳蘅患有一种神经热,医生我过去不能请,现在也不能请,因为没有买药的钱。八至十天以来,家里吃的是面包和土豆,今天是否能够弄到这些,还成问题。”

尽管恩格斯当时在公司里任一个普通办事员,收入十分低微,但他仍全力以赴资助马克思的事业。他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曾经写道:“2月初我将给你寄5英镑,往后你每月都可以收到这个数。即使我因此到新的决算年时负一身债,也没有关系。……当然,你不要因为我答应每月寄5英镑就在困难的时候也不再另外向我写信要钱,因为只要有可能,我一定照办。”

后来恩格斯做了公司的襄理,月薪有了提高,从1860年以后,对马克思的支援增加到了每月10英镑,还常常“另外”给些资助。从1851年至1869年,马克思总共收到了恩格斯的汇款3121英镑。对当时的恩格斯来说,这已是倾囊相助了。正是由于恩格斯的帮助,才使马克思勉强维持生存,得以一心从事科学著述。正如列宁所说:“如果不是恩格斯牺牲自己而不断给予资助,马克思不但无法写成《资本论》,而且势必会死于贫困。”

马克思非常感激恩格斯的无私奉献,他在1867年致恩格斯的信中,谈到《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时,表达了自己的肺腑之言:“没有你,我永远不能完成这部著作。坦白地向你说,我的良心经常像被梦魔压着一样感到沉重,因为你的卓越才能主要是为了我才浪费在经商上,才让它们荒废,而且还要分担我的一切琐碎的忧患。”

贫困和苦难,使马克思经历了三个孩子过早夭折的丧子之痛。长子海涅出生不久便夭折了。两年后,次子弗朗西斯卡夭折。长女珍妮身体非常虚弱,一生几乎受尽了病痛的折磨,使马克思非常内疚,他曾经表示,珍妮感受到了全家生活的重担以及贫困的境遇,这是她生病的主要原因。1881年12月马克思的夫人去世。1883年1月,珍妮又死于肺结核,年仅39岁。夫人和长女的相继去世,给了马克思沉重的打击。两个月后,马克思,这位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也与世长辞了。

总之,马克思所具备的为人类解放而奋斗的品格、对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汲取、对资产阶级理性主义的继承和超越,以及艰苦的探索精神和忘我的牺牲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得以创立的四个重要条件。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马克思主义,并非标榜自己作为人类文明的异端而存在。马克思并不是以反人道主义、反理性精神的面目呈现的,而恰恰是以超越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理性精神的面目登场的。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唯一科学的真理”,则把马克思主义放到了人类已经创造的其他文明的对立面。

马克思、恩格斯这样评价过自己的理论:我们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既然马克思主义是对人类文明薪火的传承和超越,就一定会受到时间、地点和条件的制约。其实,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只是文学的语言,它不能代替科学的认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引用这句话时,也是打上引号的,表明它只是修辞手法的运用。(二)心路历程:马克思如何实现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超越?

马克思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任何“天启”的产物,也不是拍脑袋拍出来的,而是经历了艰苦的心路历程才逐步形成的。

马克思的心路历程,是不断批判地继承资产阶级的合理思想又超越资产阶级思想的过程,也是不断进行自我批评而达到的自我超越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既是理论批判的过程,又是实践批判的过程。马克思的理论批判,是同他投身于实践活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1.《莱茵报》工作期间马克思看到了什么?

马克思在大学学习法律的过程中深深感到,学好法律,不是靠背熟法律条文,而是要掌握法理精神。于是,马克思来到柏林大学,学习黑格尔的法哲学思想。由此,马克思的思想起点,是客观唯心主义。这一客观唯心主义告诉马克思:宇宙的演化和发展,存在着一定的规律,在它背后起作用的,是符合人类理性的绝对精神。

大学毕业后,马克思原准备去波恩大学讲哲学,后来威廉四世继位,加强了专制统治,马克思遂放弃执教念头,转向报刊工作。1842年4月,他到《莱茵报》做撰稿人,10月被聘任为主编。在《莱茵报》工作期间,马克思经常去旁听莱茵省议会的辩论,了解政治制度和社情民意。这一期间,马克思接触到三件事,对他刺激很大,使他开始怀疑黑格尔的“教导”。1842年10月16日出版的《莱茵报》,载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一文。

第一件是关于书报检查制度。普鲁士政府为了钳制人们的思想,让议会通过了所谓的“书报检查令”。第二件是关于林木盗窃案。在德国西部大片森林和草地生活的农民,原来可以砍柴、放牧,可后来一些贵族把山林霸占了,不许农民在冬天来临前上山捡枯枝败叶以备冬天烧火取暖,而议会对审议的结果,支持了贵族的“禁令”,判定农民行为为盗窃,理由是:山林是主人的,因而山上的一切都是主人的。第三件是关于摩塞尔地区贫困问题。在德国著名葡萄酒产区摩塞尔地区,由于地主残酷剥削,农民和酿酒工人生活越来越艰难,议会辩论时,赞同贵族的说法,认为贫困是天气灾害和农民懒惰造成的。

马克思在采访议会辩论的过程中,连续写了《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和《摩塞尔记者的辩护》等文章,除了公开捍卫贫苦群众的利益外,更把矛头指向普鲁士的国家和法律制度。他认为,封建专制社会的立法,就是把贵族的特权变成法。这表明,马克思已经觉察到物质利益的差别使社会划分为不同的等级,而对利益的考虑则支配着立法机关代表的决策行为。正是维护私有财产的逻辑,使国家制度沦为林木所有者的奴仆和工具,“利益占了法的上风”。

这一来自实际的思想,使马克思产生了对黑格尔哲学的怀疑。因为按黑格尔哲学,国家和法应该是绝对精神或理性的产物,但现实却告诉马克思,取消出版自由也好,判定农民捡枯枝为盗窃也好,长期造成农民生活贫困也罢,这些“痼疾隐藏在我们的一切制度中”,而这一制度并不取决于所谓的“绝对精神”或理性,而是利益关系。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德国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他是德国哲学中由康德启始的德国古典哲学运动的巅峰,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虽然他对康德时常有所批评,但假使原来没有康德的学说体系,决不会产生他的体系。黑格尔的影响固然现在渐渐衰退了,但以往一向是很大的,而且不仅限于德国。其思想体系是马克思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主要源流。19世纪末年,在美国和英国,一流的学院哲学家大多是黑格尔派。

由于马克思发的评论文章,使《莱茵报》的革命民主主义倾向越来越强烈,这引起了普鲁士政府的敌视。1843年1月,政府下令4月1日起查封该报。马克思不得不于3月退出《莱茵报》,带着在现实中碰到的“苦恼问题”,也就是黑格尔国家观和法哲学同现实的冲突,“从社会的舞台退回书房”,开始对黑格尔思想作系统的反思和批判。

经过整个暑天的思考,马克思写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他把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颠倒了过来。

马克思在他后来所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序言》一文中,追溯了这段心路历程。他说:“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

也就是说,马克思这时已经形成这样的看法:国家并不是如黑格尔所说的是绝对精神的体现,是理性的最高目的,它决定家庭和市民社会,相反,国家和法是由人们的利益关系所决定的,因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私有财产决定国家”。这样,马克思开始触摸到了隐藏在各种政治关系后面的经济本质。2.《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发现了什么?

既然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那么什么东西能够决定市民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变化呢?为了研究“市民社会”和“私有财产”的本质,真正寻找到“理解全部社会的钥匙”,1844年4月起,马克思计划写两卷本的《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后因故未完成,留下第一卷部分草稿,由苏联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名出版,以下简称为《手稿》)。

在“寻找到理解全部社会的钥匙”之初,马克思受到了黑格尔辩证法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启发。黑格尔认为,历史发展的秘密在于“绝对精神”,历史运动是由“绝对精神”的演化,到“绝对精神”被“物化”,再到克服这一“物化”,回到“精神”阶段,从而实现“绝对精神”的过程,这是绝对精神被“异化”再到扬弃“异化”的辩证运动过程。费尔巴哈用人来取代“绝对精神”,认为历史的发展是人的本质被异化,也就是人被自己创造的上帝的宗教所奴役,再发展到人创造真正属于自己的“爱”的宗教,从而到消除人的本质的异化,恢复人的理性和爱的过程。路德维希·安德列斯·费尔巴哈(Ludwig Andreas Feuerbach,1804—1872),德国哲学家。出生于拜恩州(巴伐利亚)下拜恩区的首府兰茨胡特,逝于同一州的纽伦堡,是德国法学家保罗·约翰·安塞姆里特·冯·费尔巴哈的第四个儿子。费尔巴哈先在黑森州的海德堡学习神学,受到当时教授的影响,师从黑格尔,两年后,成为“青年黑格尔派”的成员。费尔巴哈对基督教的批判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的某些观点在德国教会和政府的斗争中被一些极端主义者接受。他对卡尔·马克思的影响也很大,虽然马克思并不赞同他观点中的机械论,马克思曾写过《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批判他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

马克思接受了黑格尔关于历史发展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的辨证运动的方法论思想,但是他不满意于历史的出发点是所谓“绝对精神”的说法,而接受了费尔巴哈把人当作历史出发点的思路,但是他也不满意于费尔巴哈只是从人的“自然性”来看待人的本质的抽象观点。

马克思在寻找历史真正的出发点的过程中,又受到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劳动理论的启发。当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已经有“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的思想。但是马克思发现了资产阶级劳动理论的内在矛盾:从“理论要求”看,劳动创造财富;但从“实践结果”看,劳动却不掌握财富。

于是,马克思借鉴黑格尔的辩证法,找到克服这一矛盾的方法:把劳动区分为“一般劳动”和“现实劳动”;“一般劳动”创造财富,“现实劳动”不掌握财富;而“现实劳动”之所以不掌握财富,是因为它是“一般劳动”异化的结果。

这样,马克思把“一般劳动”确定为人类的本质,它也就是历史的出发点。马克思在他的《手稿》中说:“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正是由于“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它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

这样,历史的出发点就既不是黑格尔的抽象的“绝对精神”,也不是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

马克思进一步认为,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劳动逐步被异化,从而形成了剥削制度。马克思用“异化劳动”的概念,来表达劳动被异化的思想,它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劳动对象被异化,也就是劳动产品同劳动者相对立。劳动产品是劳动者创造的,本来应该归劳动者所有,但是,在现实中,“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而且越受自己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工人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对象;但现在这个生命已不再属于他而属于对象了。因此,这种活动越多,工人就越丧失对象。”

第二,劳动行为被异化,即劳动行为和劳动者相对立。劳动作为人的本质,本来应该归劳动者自己所掌握,但是,在现实中,“劳动对工人说来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因而,它不是满足劳动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需要以外的需要的一种手段。结果是,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却觉得自己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

第三,人的类本质被异化,也就是人的类本质和人相对立。马克思认为,这是劳动对象和劳动行为被异化的必然结果:“异化劳动,由于(1)使自然界,(2)使人本身,他自己的活动机能,他的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也就使类同人相异化;对人来说,它把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都变成了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了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同人相异化,同样也使在人之外的自然界同人相异化,使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

第四,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相异化,也就是整个社会产生对立。当劳动者不掌握劳动产品和自己的劳动行为,那么,总有对劳动产品和劳动行为的占有者,这些占有者不从事劳动,也丧失了作为人的本质,而同样被“物”即资本支配:“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总之,人同他的类本质相异化这一命题,说的是一个人同他人相异化,以及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同人的本质相异化。”

马克思运用他所创立的“异化劳动”这个概念,来解释市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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