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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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原理试读：
第一章
问题的提出——相互对立的两派严重对立，使这一问题几乎不能指望得到解决——否认人类和社会的可完善性这一基本论点，从未得到过圆满答复——人口会带来什么样的困难——概述本书的基本论点。
近年来，自然哲学方面伟大而意外的发现层出不穷，印刷术的普及加速了一般知识的传播，执著而不受约束的探索精神在整个知识界乃至非知识界空前盛行，新颖而奇特的政治见解把人搞得头晕目眩、目瞪口呆，尤其是政治领域发生的法国大革命，惊大动地，犹如一颗炽烈燃烧的彗星，看来注定要给地球上畏缩不前的居民注入新的生命与活力，或注定要把他们烧尽灭绝。所有这一切，使许多有识之士认为，我们正跨入一个充满了重大变革的时期，这些变革将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人类的未来命运。
据说，当前争论的重大问题是，人类究竟是从此会以加速度不断前进，前景远大得不可想象呢，抑或注定要永远在幸福与灾难之间徘徊，作出种种努力后，仍然距离想要达到的目标无限遥远。
然而，尽管一切人类之友都渴望结束这种悬而未决的状态，尽管勤于探索的人热望得到每一道光亮帮助洞悉未来，可令人深感遗憾的是，就这一重大问题展开争论的双方，却彼此冷眼相视，看法大相径庭。他们从未心平气和地思考对方的论点，总是不着边际地争论不休，看来根本不可能在理论上取得一致意见。
现存秩序的辩护者往往把思辨哲学家一派看作是一群要阴谋诡计的无赖，认为他们鼓吹乐善好施，描绘更为美好的社会图景，只不过是为了便于他们摧毁现存制度，便于实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或者把他们看作是头脑有毛病的狂热分子，他们的愚妄想法和怪诞理论不值得任何有理性的人注意。
人类及社会可完善性的辩护者则不仅仅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而是以更为轻蔑的言词予以反击，指斥现存制度的辩护者为最可怜、最狭隘的偏见的奴隶，说他们由于受益于现存制度便为社会弊端辩护，说他们或是为了一己私利而自欺欺人，或是因智力低下，理解不了任何伟大而高尚的事物，他们目光短浅，根本容不得开明人士的见解。
在这种夹杂着谩骂的争论中，真理只会受到损害。争论各方真正的好论点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各方都固执己见，不愿从对手那里取长补短。
现秩序的盟友不分青红皂白地谴责一切政治思辨，甚至不肯屈尊思考一下社会可完善理论的基础，更不愿费力公平而不抱偏见地揭露其荒谬之处。
思辨哲学家同样在做损害真理的事情。他们的双眼只是盯着更美好的社会，用最迷人的色彩描绘这种社会将给人类带来的幸福，肆无忌惮地用最恶毒的语言谩骂一切现存制度，而不运用自己的才智想一想有没有铲除弊端的最好、最稳妥的方法，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即便在理论上也仍存在着一些巨大障碍，妨碍人类向自我完善的境地迈进。
哲学上一条公认的真理是，正确的理论要由实验来加以证明。可实际上却会出现许许多多阻力，许许多多意想不到的细小事情，就连知识最广博、最富有洞察力的人也几乎无法预见到它们，因而在极少数问题上，未经过经验检验的理论也可以宣称是正确的。但是，人们在尚未充分考察所有反对论点，尚未清晰而彻底地驳斥反对论点以前，却不能宣称一种未经检验的理论是有根据的，更不能宣称它是正确的。
我已看到了一些有关人类和社会可完善的理论。这些理论所描绘的诱人图景，使我颇感兴奋和愉快。我热望能实现这种给人带来幸福的改良。但据我看，改良的途中有一些巨大而不可克服的困难。本文就是要说明这些困难，但同时我得声明，虽然这些困难是击败革新派的因素之一，但我对此却丝毫不感到高兴，相反，我最大的快乐莫过于看到这些困难被完全消除。
我所要提出的最重要的论点，无疑并不是什么新论点。它所依据的原理在某种程度上已由休谟作了说明，并已由亚当·斯密博士作了更详尽的说明。华莱士先生也曾提出过这一论点，并把它应用于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一问题，尽管应用得也许并不是恰到好处，或并没有从最强有力的观点应用它。也许还有许多我不知道的著述家提出过这个论点。因此，假如已有人相当令人满意地回答了这一论点，那我肯定不会再提出它，即使我打算从另一种观点提出它，这种观点多少不同于我迄今所见到的观点。
人类可完善性的辩护者为何会忽略这一论点，不大容易说清楚。我不好怀疑诸如葛德文和孔多塞这样的人的才智，也不愿怀疑他们的真诚。在我以及也许大多数其他人看来，这种困难似乎是不可克服的。可是这些公认的才智超群、眼光锐利的人却不屑于注意它，坚持按自己的思路思考，热情丝毫不衰，信心丝毫不减。毫无疑问，我无权说他们故意紧闭双眼，不看这种论点。相反，如果这些人忽视它的话，则无论它的真实性给我留下多么深的印象，我都应怀疑其正确性。不过，必须承认，我们大家都非常容易犯错误。如果我看到有个人频频向另一个人敬酒，而后者却视而不见，那我很可能会认为他是个瞎子或太不懂礼貌了。然而更为公正合理的哲学却也许会告诫我，宁肯认为是我的眼睛欺骗了我，其实根本不像我想象的有敬酒那回事。
在讨论这一论点以前，我必须声明，我已排除了所有纯粹的假设，所谓纯粹的假设就是无法根据正确的哲学基础推论出的假设。某个著述家也许会对我说，他认为人类最终将变成驼鸟。我无法适当地反驳他。不过，凡有理性的人都不会同意他的看法，除非他能证明人类的脖子在逐渐变长，嘴唇在逐渐变硬，愈来愈往前突，腿和脚的形状每天在变化，头发开始变成毛管。在能证明人类有可能发生如此奇异的变化以前，说他们变成鸵鸟会如何幸福，说他们能跑得飞得如何快，说他们将蔑视一切小里小气的奢侈品，而只采集生活必需品，因而每个人的劳动将减轻，每个人将享有充裕的闲暇，那肯定是白费时间，白费唇舌。
我认为，我可以正当地提出两条公理。
第一，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
第二，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会保持现状。
这两条法则，自从我们对人类有所了解以来，似乎一直是有关人类本性的固定法则。既然迄今为止它们未发生任何变化，我们也就无权断言，于今日为然者，干将来当不为然，除非当初安排了宇宙秩序的神进行某种直接的干预，但眼下神为了创造物的利益，仍按照固定法则操纵着世间的一切。
据我所知，还没有哪个著述家设想过在这个地球上人类最终将能够不依靠食物而生存。但葛德文先生却推测说，两性间的情欲总有一天会被消除。不过，既然他声明，他著作的这一部分进入了推测的境地，所以我在这里对此不想多加评论，而只想说，支持人类可完善性的最好论据，是人类已摆脱了野蛮状态而取得了长足进步，且很难说这种进步会止于何处。但在消除两性间的情欲方面，迄今却尚未取得任何进展。两性间的情欲今天仍同两千年或四千年前一样强烈。现今同以往一样，也有个别的例外。但是，由于这种例外的数目似乎没有增加，因而，若仅仅从存在着例外就推论说例外最终将成为规则，规则最终将成为例外，则很显然，这种推论是很不讲究辩论的哲学方式的。
一旦接受了上述两项公理，我便可以说，人口的增殖力无限大于土地为人类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
人口若不受到抑制，便会以几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却仅仅以算术比率增加。懂得一点算术的人都知道，同后者相比，前者的力量多么巨大。
根据食物为人类生活所必需这一有关人类本性的法则，必须使这两种不相等的能力保持相等。这意味着，获取生活资料的困难会经常对人口施加强有力的抑制。这种困难必然会在某地发生，必然会被很大一部分人口强烈地感受到。
在整个动物界和植物界，大自然极其慷慨大方地到处播撒生命的种子。但大自然在给予养育生命种子所必需的空间和营养方面，却一直较为吝啬。我们这个地球上的生命种子，若得到充足的食物和空间，经过几千年的繁殖，会挤满几百万个地球。但贫困这一专横而无处不在的自然法则却可以把它们限制在规定的范围内。植物与动物都受制于这一伟大的限制性法则。人类虽有理性，也不能逃避这一法则的制约。在植物和动物当中，自然法则表现为种子不发芽，害病和夭折；在人类当中，自然法则表现为苦难与罪恶。苦难是贫困的绝对必然的结果。罪恶也是贫困很可能会带来的后果，因而我们看到到处都有罪恶，但也许不应把罪恶称为贫困的绝对后果。可以通过磨殇道德，抵御一切罪恶的诱惑。
人口增殖力和土地生产力天然地不相等，而伟大的自然法则却必须不断使它们的作用保持相等，我认为，这便是阻碍社会自我完善的不可克服的巨大困难。与此相比，所有其他困难都是次要的，微不足道的。这一法则制约着整个生物界，我看不出人类如何能逃避这一法则的重压。任何空想出来的平等，任何大规模的土地调整，都不会消除这一法则的压力，甚至仅仅消除100年也不可能。所以，要使全体社会成员都过上快活悠闲的幸福生活，不为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担忧，那是无论如何不可能的。
因此，如果我们的前提是正确的，则所得到的结论必然是否定全体人类的可完善性。
以上便是我所提及的论点的梗概，下面我还要仔细地加以考察。我想，经验，即一切知识的真正源泉和基础，将肯定会证实该论点的真实性。
第二章
人口和食物增加的比率是不同的——这两种不同的增加比率所带来的必然结果——由此而使社会下层阶级的生活境况经常发生摆动——这种摆动为何不象预期的那么明显——本书基本论点所依据的三个命题——根据这三个命题来考察人类迄今所经历的各种不同状态。
我在第一章说过，人口若不受到抑制，会按几何比率增加，而人类所需的生活资料则是按算术比率增加的。
让我们来考察一下这一观点是否正确。
我想，大家都会承认，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国家（至少就有记载的国家来说）的风俗如此淳朴，生活资料如此充裕，以致早婚可以不受任何抑制——下层阶级不必为此担心家用不足，上层阶级也不必为此担心生活水平下降。因此，在我们所知道的无论哪一个国家，人口增殖力从未完全自由地发挥过作用。
无论有没有婚姻法，在天性与道德的驱使下，男人似乎总是倾向于及早爱上一个女子。即使择偶不成功而有重新选择的自由，这种自由只要不是毫无限制而极其不道德的，就不会对人口产生影响。况且在我们现在假设的社会中，人们几乎不知道罪恶为何物。
所以，如果在一个国家里，人人享有平等权利，道德风气良好，风俗淳朴，生活资料非常充足，无人为家人的生活担忧，人口增殖力可以不受抑制地发挥作用，那么，该国人口的增长速度就会大大超过迄今已知的人口增长速度。
同欧洲任何近代国家相比，美国的生活资料一直比较充裕，风俗较为淳朴，从而对早婚的抑制也较少。我们发现，该国的人口每25年翻一番。
这种增长率虽说还未达到最高的人口增殖力，却是实际观察到的结果，因而我将把它看作一条规则，即人口若不受到抑制，将会每25年增加一倍，或者说将以几何比率增加。
现在让我们观察一下地球的任何一部分，比如这个岛国，看看它所提供的生活资料能以什么比率增加。我们且先观察该岛国在现耕作状态下的情形。
如果我假定，通过实施尽可能好的政策，通过开垦更多的土地，通过大规模鼓励农业，这个岛国的产量可以在第一个25年里增加一倍，那么我想，这便是所能作的最乐观的假设了。
在第二个25年，决不能假设产量会增加到原来的四倍，我们对土地性质的全部了解，不允许我们作这样的假设。我们所能想象的最大增加幅度，是第二个25年的增加额或许会与原产量相等。这无疑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但我们且把这看作是一条规则，也就是假定，通过作出巨大努力，本岛国每25年可以按最初的产量增加其总产量。即便是最富于激情的思辨家，也不能想象有比这更大的增加额了。以这样的幅度增长，要不了几百年，就会把这岛国的每一亩土地耕种得象菜园一样。
可是这种增加比率显然是算术比率。
所以，完全可以说，生活资料是按算术比率增加的。现在让我们把这种增加比率所带来的结果放在一起来看一看。
据计算，我国的人口约为700万。我们假设现有产量刚好能养活这么多人口。在第一个25年，人口将增加到1400万，食物也将增加一倍，生活资料与人口的增加相等。在第二个25年，人口增加到2800万，而生活资料仅能养活2100万人口。在第三个25年，人口将增加到5600万，而生活资料只能养活一半人口。在第一个100年结束时，人口将增加到11 200万，而生活资料只能养活3500万人口，剩下的7700万人口将得不到任何生活资料。
若有大量人口从一国移居国外，则可以肯定，该国发生了某种不幸的事情。因为，除非原居住国使人实在不能安居乐业，或移住国有可能给人带来巨大好处，否则，很少有人会离弃他们的家族、亲戚、朋友和故土，去异国他乡定居。
为了使我们的论点更具普遍性，较少受移居现象的影响，让我们来考察整个世界而不是一个地区的情况。假设人口增长所受到的抑制已被完全消除。假设地球为人类提供的生活资料每25年增加一定数量，增加额等于目前整个世界的产量。这一假设无异于承认土地的生产力是绝对无限的，而且这种增长率要远远大于我们所能想象的人类努力使生活资料能够达到的增长率。
设世界人口为任一数目，比如说十亿，则人口将按1、2、4、8、16、32、64、128、256、512这样的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将按1、2、3、4、5、6、7、8、9、10这样的比率增加。225年后，人口与生活资料之比将为512比10，300年后，人口与生洁资料之比将为4096比13，两千年后，两者的差距将大得几乎无法加以计算，尽管到那时产量已增至极高的水平。
若不对土地的产量施加任何限制，则土地产量会不断增加，超过人们所能指出的任何数量；然而人口增殖力仍然占据着优势，要使人口的增长与生活资料的增长保持平衡，只能依靠强有力的自然法则不断发挥作用，抑制较强大的人口增殖力。
下面我们就来考察这种抑制所起的作用。
就植物和动物来说，情况很简单。它们受强大的本能驱使而繁衍自己的物种，这种本能不受理性的妨碍，或者说不会因为担心其后代的生活而受到妨碍。因此，由于不受妨碍，繁殖力便得以充分发挥，随后其所造成的过分结果又因空间与营养的缺乏而受到抑制，这在动物和植物中是共同的；而在动物中述要受到相互残食的抑制。
这种抑制对人类所起的作用则较为复杂。人受同样强大的本能驱使而繁衍自己的种族，但理性却出面加以干预，向他提出这样的问题，即若无力供养子女，是否可以不生育。在平等状态下，问题也许就是这么简单。但在目前的社会状态下，人们还会考虑另外一些问题。若生育孩子，生活地位是否会降低？生活是否会遇到比现在更多的困难？是否要更卖力地干活？若家庭人口很多，尽最大努力能否养活他们？是否会眼看着子女受冻挨饿而自己又无能为力？是否会陷于不能自食其力的贫困境地而不得不依靠他人施舍过活？
据认为，在所有文明国家，正是这些考虑会阻止而且也确实阻止了许许多多人遵从及早爱上一个女子的自然命令。这种限制即使不是绝对会、也几乎必然会产生罪恶。不过，在所有社会，甚至在最放纵邪恶的社会，合乎道德地爱慕一个女子的倾向总是十分强烈，以致人口会不断增加。人口的不断增加使社会下层阶级陷于贫困，使他们的境况永远也得不到明显的改善。
假设某个国家的生产资料，刚好足以使该国居民过安乐生活。在即使是最放纵邪恶的社会中也可见到的增加人口的不断努力，会使人口的增加超过生活资料的增加。因此，以前养活700万人口的食物，现在必须在750万或800万人口之间分配。结果，穷人的生活必然大大恶化，许多穷人必然陷于极为悲惨的境地。由于劳动者的人数也多于市场所能提供的工作机会，劳动的价格必然趋于下降，与此同时食物的价格则趋于上升。所以，劳动者要挣得和以前同样多的工资，就得更卖力地工作。在这种艰苦时期，结婚会受到严重阻碍，养家糊口也难上加难，以致人口处于停滞状态。在此期间，劳动价格低廉，劳动者人数充裕，劳动者不得不更勤勉地工作，这些会鼓励耕作者向土地投入更多的劳动，鼓励他们开垦新土地，对已耕种的土地施用更多的肥料，进行更全面的改良，直到生活资料和人口恢复最初的比例。此时劳动者的境况会有所好转，人口所受到的抑制会有所放松。劳动者生活境况的恶化与好转，就是这样周而复始地重演的。
这种摆动不会被肤浅的观察者注意到，而且即便是眼光最为锐利的观察家也很难估计出这种摆动的周期。然而，凡是善于思考而又深入研究过这一问题的人都不怀疑，在所有古老的国家，确实存在这样的摆动，尽管由于相反因素的作用，摆动的幅度要比我的描述小得多，不规则得多。
这种摆动之所以不象预期的那么明显，之所以不那么容易被经验所证实，原因很多。
一个主要原因是，我们所掌握为人类历史，仅仅是关于上层阶级的历史，而上面所说的那种摆动却主要发生在另一部分人身上。关于这些人的风俗习惯，几乎没有可靠的记载。最令人满意地记录下一个民族在一段时期内的这方面的历史，需要善于观察的人花费一生很长一段时间，作不间断的细致观察与研究。研究内容包括：成年人数与结婚人数具有什么样的比例；限制结婚会使邪恶的风气盛行到什么程度；社会上最贫穷的阶级与生活较优裕的阶级相比较，具有怎样的儿童死亡率；劳动的实际价格是如何变动的；在某一时期的不同时间，社会下层阶级的安乐与幸福会发生怎样可以观察到的变化。
这样一部历史非常有助于说明经常性的抑制是如何影响人口的，并有可能证明上述那种摆动的存在，尽管由于有许多因素起干扰作用，摆动的节奏也许是不规则的。这些因素包括：某些制造业兴起或衰落，农业企业精神增强或减弱，年成好或坏，爆发战争，流行时疫，实施济贫法，发明出减少劳动的方法而劳动市场却并未相应扩大，特别是劳动的名义价格与实际价格发生差异，这种差异也许比任何其他因素更容易掩盖劳动者生活境况的变动。
劳动的名义价格很少普遍下降，可是我们经常看到，当食物的名义价格逐渐上升时，劳动的名义价格却往往保持不变。这实际上就使劳动的价格降低了，在此期间，社会下层阶级的生活境况必然趋于恶化。但劳动价格的实际降低，却使农场主和资本家愈来愈富。资本的增加使他们可以雇用更多的人手。所以工作机会增多，劳动价格因而会上升。但是，在所有社会中，劳动市场上都或多或少地缺少自由（这要么是教区法造成的，要么是富人容易联合而穷人不容易联合这一更普遍的因素造成的），这会阻止劳动价格上升，使其下降趋势保持较长时间；也许一直要等到荒年，要求提高劳动价格的呼声太高时，才不得不提高劳动价格。
劳动价格上升的真正原因就这样被掩盖了。富人们以为，他们提高劳动价格乃是在荒年对穷人表示的同情和给予的恩惠。一旦年成转好，他们便竞相抱怨劳动价格来回落，尽管他们只需稍微想一想，就会明白，若不是他们联合起来压低劳动价格，劳动价格本来早就会上升的。
但是，虽说富人通过不正当的联合常常可以延长穷人受苦的时间，可是却没有哪一种社会形态能在不平等的国度避免大部分人经常陷于贫困，或能在平等的国度避免所有的人经常陷于贫困。
这一观点的真实性所依据的理论，在我看来是不言自明的，所以我觉得无法否认该理论的任何组成部分。
人口没有生活资料便无法增加这一命题是极其明了的，无需再加以任何说明。
只要有生活资料，人口便会增加，所有民族的历史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占优势的人口增殖力若不产生贫困与罪恶便不会受到抑制，人们在人生经验中已饱尝了贫困和罪恶这两颗苦果，而且产生这两颗苦果的物质原因似乎仍在起作用，这些都为上述命题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
但是，为了更充分地证实这三个命题的正确性，让我们考察一下人类迄今所经历的各种不同状态。我想，只需粗略地加以考察，便足以使我们相信，这些命题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第三章
简要回顾一下野蛮或狞猎状态——游牧状态或蹂躏罗马帝国的野蛮民族——人口增殖力大于生活资料的增长力——北迁大潮的原因。
在人类最为原始的状态下，狩猎是主要的职业，是获取食物的唯一方法。生活资料散布于广大地区，人口相对而言必然是稀少的。据说，北美印第安人两性间的情欲比任何其他种族都弱。然而，尽管情欲较弱，北美印第安人的增殖力似乎依然总是大于生活资料的增长力。任何印第安人的部落只要定居在土壤肥沃的地方，有了比狩猎更为丰富的营养来源，人口就会较为迅速地增加，人们常常可以看到，当某个印第安人家庭居住在欧洲人的居留地附近，采取较为舒适和文明的生活方式时，一个女人会生育五、六个或更多孩子，尽管在野蛮状态下，每个家庭往往只有一两个孩子能长大成人。好望角附近的霍屯督族人也是这样。以上事实证明，狩猎民族的人口增殖力要大于生活资料的增长力，这种增殖力一旦能自由地发挥作用，便会顽强地表现出来。
尚待研究的是，能否在不产生罪恶或贫困的条件下，抑制人口增殖力，使人口与生活资料保持平衡。
北美的印第安人，作为一个民族而言，决不能说是自由平等的。关于他们以及关于大多数未开化民族的记载都表明，妇女对于男人要比文明国家内穷人对于富人，更完全地处于奴隶状态。一半国民就像是另一半国民的奴隶，对人口产生抑制作用的贫困照例主要是落在社会最下层阶级的身上。即使是在最原始的状态下，婴儿也是需要细心照看的，但印第安妇女却不能给予这种照看，她们命中注定要经常迁徒，遭受种种不便与困苦，命中注定要手脚不停地干各种苦活，为暴虐的丈夫预备好一切。她们有时在怀孕期间有时背负着孩子从事这些繁重的劳动，必然经常造成流产，而且，除了最强壮的孩子，其他孩子都难以被抚养成人。妇女除了遭受上述苦难外，还得加上野蛮人之间连绵不断的战争，以及她们为了干活而不得不遗弃年老无助的父母，从而违背最基本的自然感情，在整个这幅图画中都少不了贫困这一阴影。估计未开化民族生活的幸福程度时，我们的眼睛不应只是盯着年富力强的士兵，因为一百个人当中才有一个士兵，他是绅士，是财主，是幸运儿，不知经过多少努力，才产生了这么一个幸运儿，守护神使他免遭无数危险，平安地长大成人。对两个国家进行比较时，须比较两个国家中最为近似的阶层，这才是真正的比较。因此，年富力强的士兵应与绅士相比较，妇女儿童老人应与文明国家的下层阶级相比较。
根据以上简短的考察，更确切他说，根据狩猎民族的历史，我们完全可以推论说，由于缺乏食物，狩猎民族的人口是稀少的，如果食物增加，人口会立即增加，暂且撇开野蛮人中间的罪恶不谈，正是贫困抑制了较强的人口增殖力，使人口与生活资料保持相等。实际的观察与经验告诉我们，除少数地区和少数暂时情况外，这种抑制目前对所有未开化民族都是起作用的，同时我们的理论表明，这种抑制所具有的力量一千年以前同现在一样大，而一千年以后也不会比现在大多少。
关于人类进化的第二阶段即游牧民族的风俗习惯，我们所知道的情况比对未开化民族的了解还要少。但欧洲各国以及世界上所有最富有国家的历史都充分证明，游牧民族也不能逃脱生活资料匮乏造成的贫困这一普遍命运。生活资料匮乏象一根鞭子驱使西徐亚牧民离开原来的居住地，象成群结队的饿狼一样四处寻找食物。受这一强大因素的驱使，野蛮人宛如乌云从北半球各地集拢在一起，滾滾南移，搅得天昏地暗，最后遮蔽了意大利的太阳，使整个世界陷于黑暗。这些可怕的后果长期而严重地影响了世界上所有最富饶美丽的地方。追根溯源，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简单，即人口增殖力大于生活资料的增长力。
众所周知，游牧国所能养活的人口不如农业国所能养活的人口多，但游牧民族却非常可怕，因为他们具有集体迁徒的能力，而且常常不得不运用这种能力为畜群寻找新牧场。拥有大群牲畜的部落，眼前的食物总是很充足。在绝对必要时，甚至可以吃掉母畜。因而游牧民族的妇女要比狩猎民族的妇女生活得好。男子因团结协作而强悍勇猛，自信有力量通过迁徒为畜群找到牧场，也许很少为养家糊口担心发愁。这些因素合在一起，很快就产生了自然而不可避免的结果，即人口日益膨胀。于是便不得不更为经常和迅速地迁徒。愈来愈广阔的地区被相继占领，他们周围的荒地也日益扩大。匮乏折磨着该社会中不幸的成员，直到最后无法养活全体社会成员这一事实变得如此明显，谁也无法加以否认。于是年轻人被逼着离开原来的部落，去开辟新的疆土，靠手中的利剑为自己获得更好的地盘。“整个世界任凭他们驰骋”。这些胆大妄为的冒险家由于眼前的困苦而躁动不安，心中充满了对美好未来的憧憬，跃跃欲试，气势汹汹地要征服所有与其为敌的人。所到之处，若是和平安宁的国家，他们便长驱直入。若遇到与其相类似的部落，便进行一场你死我活的厮杀，他们拼死作战的勇气来源于这样一种见解：死是对战败的惩罚，生是对胜利的奖励。
这种残酷的斗争，肯定使许多部落灭绝。还有一些部落很可能由于困苦和饥馑而自行灭亡了。另一些部落则在其头领较为正确的领导下，日益强大，继而又派遣新的冒险者寻求更为富饶的地盘。这种为争夺地盘和食物而进行的不间断斗争，消耗了大量生命，但强大的人口增殖力却对此作了超量的补充，经常不断的迁徒使人口增殖力在某种程度上得以毫无阻碍地发挥作用。迁居南方的部落虽说是通过连续不断的战争才占领了这些较为富庶的地区，但由于生活资料增多，人口和实力却迅速增加。到后来，从中国边境到波罗的海沿岸的广大地区，便被许多勇猛强悍、富于冒险精神而又耐劳好战的野蛮人部落所占据。一些部落保持了自己的独立地位。另一些部落则归属于某个蛮族酋长的麾下，这个酋长带领它们从胜利走向胜利，尤为重要的是把它们带到了盛产小麦、美酒和油料作物的地区，这些正是它们梦寐以求的东西，是对其辛劳的最好奖赏。阿拉里克、阿提拉、成吉思汗及其周围的大臣们，也许是为了荣誉，为了赢得大征服者的名声而征战不息，但导致北方未开化民族大迁徒，推动他们在不同时期挥师南下，侵扰中国、波斯、意大利乃至埃及的真正原因，却是食物的匮乏，人口的增长超过了生活资料的增加。
某一时期的绝对人口相对于领土面积而言，绝不会很大，因为总有某些被占领的地区是不毛之地；但人口的代谢却似乎极为迅速，一些人被战争或饥馑所消灭，更多的人会立即填补其位置。这些胆大妄为、无所顾忌的野蛮人，同现代人相比，也许很少担心未来的生活，因而其人口也就不受这方面的抑制。野蛮人从性格上说，天生就是无忧无虑的，除此之外，他们普遍盼望着迁徙能改善其处境，总是期待着掠夺，贫困时，甚至有权卖儿卖女给人作奴隶，所有这些均促进了人口的增加，然后再由饥馑或战争来加以抑制。
哪里的经济状况不平等（游牧民族中很快就出现了这种不平等），哪里的食物匮乏所带来的苦难就必然最沉重地落在最为不幸的社会成员身上。妇女也必然常常会感受到这种苦难，丈夫不在家时，她们常会被人掳掠走，盼望丈夫归家的希望总是落空。
我们不太了解游牧民族的详尽的历史，不能确切指出食物匮乏所带来的苦难主要落在哪一部分人身上，也不能确切说出全体社会成员在多大程度上感受到了这种苦难，但我认为，根据现有的关于游牧民族的记载，完全可以说，每当迁徙或其他原因使生活资料增加时，游牧民族的人口就会增加，随后贫困和罪恶又会抑制人口的进一步增加，使人口的实际增长与生活资料的增加保持一致。
在游牧民族中，盛行着有关妇女的种种恶习，这必然会抑制人口的增加，撇开这点不谈，我认为必须承认，发动战争是一种罪恶，是贫困造成的结果，而且谁也不会怀疑，这种贫困是由食物匮乏造成的。
第四章
文明国家的状态——现在欧洲的人口也许比凯撒时代多得多——估算人口的最好尸度——休谟所提出的一个估算人口的尺度很可能是错误的——大多数欧洲国家当前的人口增长都很缓慢——对人口增长的两种主要抑制——结合英国的情况考察第一种抑制、即预防性抑制。
接下来人类进入了畜牧和耕种混合的状态，现今大多数文明国家仍处于这一状态，虽然两者相互混合的比例各国有所不同。因而考察这种状态时，我们可以得助于日常所见、实际经验和每个人所能观察到的事实。
凡是有思想的人都毫不怀疑，法国、英国、德国、俄国、波兰、瑞典以及丹麦等主要欧洲国家的人口现在要比过去多得多。某些古代历史学家的夸张是不足信的。他们予以夸张的原因显然是，即便是人口稀少的国家，当其人口聚集起来一块迁移寻找新地盘时，也会显得很庞大可怕。除了这种庞大可怕的外表外，类似的迁移还每隔一段时间就发生一次，所以无怪乎南方弱小的国家认为北方有非常稠密的人口。通过现今较为直接和正确地考察这一问题，我们知道，这种推论是荒唐可笑的，就如同我国的某个人在路上经常看到有人从威尔士和北方把牲畜赶到南方来，便立即断言这些地方是我国最富庶的地区那样荒唐可笑。
现今欧洲大多数国家的人口之所以比过去多，其原因是这些国家的人民辛勤劳作，生产出了更多的生活资料。因为我认为，一个不容争辩的命题是，若一国的领土足够大，无需输出和输入产品，则即便奢侈与节俭的习惯并非一成不变，该国的人口也会与土地生产出的食物保持不变的比例。在争论古代和现代国家的人口孰多孰少时，假如能明确断言，有关国家的平均产量总起来说现在要多于凯撒时代，那么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如果我们能肯定，中国的土地是世界上最肥沃的，几乎全部土地都已被耕种，大部分土地每年收获两次，人民生活得很节俭，则我们就可以十分有把握地推断说，中国的人口肯定非常多，而用不着再费心去考察中国下层阶级的风俗习惯和早婚所受到的鼓励。不过，这种考察是极其重要的，详尽了解中国下层阶级的风俗习惯，非常有助于我们弄清抑制性因素是如何阻止人口进一步增长的，究竟是哪些罪恶、哪些苦难阻止了人口的增长超过土地的供养能力。
休谟曾撰文讨论古代国家和现代国家人口的多寡。虽然在研究这一问题的人中，他最不可能被表面现象所欺骗，但我却要怀着深深的疑虑发表与他不同的观点。正如休谟所说，他在文章中把有关原因的研究与有关事实的研究结合在了一起，可他却似乎没有表现出他通常所具有的那种洞察力，未认识到他所列举的原因中有些并不能使他对古代国家的实际人口作出任何判断，即使能从中作出任何推论，恐怕也会得出与休谟正好相反的结论。如果我们发现古代历史上的某一时期，鼓励成家的风气很盛，因而早婚风行，独身的人很少，则可以十分有把握地推论说，当时人口正在迅速增加，但决不能推论说，当时人口实际上已经很庞大；相反，而应推论说，人口很稀少，尚有多余的地盘和食物可用来供养更多的人口。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发现该时期养家糊口很困难，因而很少有人早婚，很多男女独身，则可以十分有把握地推论说，当时人口处于停滞状态，也许实际人口相对于土地肥力来说已很庞大，几乎没有多余的地盘和食物来供养更多的人口。现代国家有许多男仆、女仆和其他人不结婚，休谟认为这证明这些国家的人口很稀少。我却由此而得出了相反的推论，认为这证明这些国家的人口已很稠密。不过，我的推论也不用靠，因为有些人口稀少的国家，人口却处于停滞状态。所以，正确的说法也许是，同一国家或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独身人口与总人口之比，可以告诉我们人口在这些时期是在增加，还是在减少，还是处于停滞状态，但我们却不能据此来断定实际有多少人口。
不过，大多数有关中国的书籍所记载的一件事情，却似乎很难与上述推理协调一致。据说，中国各个阶层的人都普遍盛行早婚。可是，亚当·斯密博士却认为中国的人口处于停滞状态。这两件事情似乎是不可调和的。中国的人口确实不可能在迅速增加。中国的每亩土地都已被耕种了很长很长时间，很难想象土地的平均产量每年还能有很大增长。盛行早婚的事也许并不那么确切。如果早婚确实很盛行，则就我们现在对这一问题的了解而言，似乎只能这样来解释上述矛盾，即：盛行早婚必然造成的人口过剩，肯定受到了不时发生的饥荒和弃婴习惯的抑制，弃婴现象在荒年也许是很普遍的，是欧洲人所无法想象的。关于这种野蛮的习惯，我们不能不说，要证明食物匮乏给人类带来的苦难，最有力的证明莫过于，连这种最违反人类自然感情的习惯竟然也能在人间见到。这种习惯在古代似乎很盛行，似乎确实颇有助于减少人口。
看一下现代欧洲各主要国家的情况，就会发现，虽然这些国家自成为畜牧国家以来人口已有很大增长，但当前人口的增长却较为缓慢，要使人口增长一倍，25年的时间已经不够，现在要三、四百年以上的时间人口才能增长一倍。实际上，有些国家的人口处于绝对停滞状态，而另一些国家的人口甚至在减少。人口增长缓慢的原因，不能归结为两性间情欲的衰退。我们有充足理由认为，这种自然倾向同以前一样强烈。那么它为什么没有使人口迅速增加呢？仔细看一下欧洲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状况（随便哪一国都可以代表所有国家），就可以回答这一问题了。答案是，预防性的抑制和积极的抑制，阻止了人口的自然增长。所谓预防性的抑制，是指人们对养家糊口的忧虑，所谓积极的抑制，是指一些下层阶级实际所处的困难境地，使他们不能给予子女以应有的食物和照料。
英国是欧洲最繁荣兴旺的国家之一，可以拿它作为例子。对它的评论，只需稍加修改，便适用于任何一个人口增长缓慢的国家。
预防性抑制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影响着英国的所有社会阶层。甚至一些社会地位很高的人，想到成家后须节俭度日，须放弃自己喜爱的快乐生活，也会因此而不娶妻。当然，在上层阶级中，这种考虑是微不足道的，但我们所考察的社会阶层愈低下，这种对未来生活的忧虑也就愈大。一个受过普通教育而收入仅足以使其列入绅士阶层的男子，肯定会感到，如果结婚成家，则他出入社交界时，将不得不与中等农场主和下等商人为伍。受过教育的男子自然会选择与自己有相同的旨趣和感情、有共同熟悉的社交圈子的女子为妻，可婚后由于社会地位下降，妻子却不得不出入和以前完全不同的社交圈子。一个男人忍心让自己心爱的人过与她的旨趣性情迥然不同的生活吗？他正好处在社会阶梯的转弯处，再往下退两三步，便从知识阶层降到了愚昧无知的人当中，在大多数人看来，这并非虚构出来的苦难，而是实实在在的灭顶之灾。要想使社会交往令人满意，人与人的交往就必须是自由的、平等的、互利的，即相互间有来有往，而不是象食客与主人或富人与穷人那样的关系。
毫无疑问，这种种考虑使该阶层的许多人不能遵从早恋的自然倾向。另一些人则由于情欲较强或判断力较弱，而冲破了这些限制。这也许是确实无疑的，如果从象纯洁的爱情这样甜蜜的情欲中获得的乐趣大于随之而来的痛苦的恬。不过有时并非如此。但我认为必须承认，这种婚姻带来的较为一般的结果，不是抑制了谨慎者的远见，而是证明了谨慎者的远见是有道理的。商人子弟和农家子弟常被劝告不要急干结婚，当他们在商业或农业上未谋到能养家糊口的固定职业前，他们也往往觉得有必要遵从这一劝告。要做到自立，非得达到一定岁数不可。在英国，人们普遍抱怨缺少农场，各行各业的竞争也极为激烈，因而并非所有的人都有可能获得成功。
每天挣18便士的劳动者，独自一人生活也许还很舒服，若要把这点仅够一人用的钱分给四，五个人用，他就不免会有所踌躇了。为了和自己所爱的人共同生活，他得过苦日子，得更卖力地干活，而且只要他稍稍动一下脑子，他肯定还会意识到，假如他生育很多儿女或随便遭到什么不幸，则他无论怎样节俭，无论怎样卖力干活，也将难免不心疼地看到孩子们挨饿，或不得不丧失自立地位，靠教区的救济为生。每个男子无疑都喜欢自立，害怕丧失自立能力，这是一种很自然的感情。但我们却不得不承认，英国的教区法比其他任何国家的教区法都更有损于这种感情，共目的是逐渐削弱这种感情，以致最后完全磨灭这种感情。
生活在绅士家里的仆役，会遇到更坚固、更难以冲破的对贸然结婚的限制。他们几乎享有和主人同样充裕的生活必需品和舒适安逸的生活。与劳动阶级相比，他们的工作轻松，食物精美。他们觉得不称心时，可以调换人家，因而依附感并不那么强烈。生活过得这么舒服，结婚以后的情景又会怎样呢？他们没有经营商业或农业的知识和资本，也不习惯于从事经营活动，因而无法靠日常劳动为生，唯一的避难所似乎就是破烂肮脏的小酒馆，这对未来的生活来说，肯定不是十分诱人的前景。所以，这种黯淡的生活前景会使很多仆人畏缩不前，满足于继续过独身生活。
如果以上有关英国社会状况的简要描述基本上是真实的（我认为我并未作什么夸张），那就得承认，在这个国家中，对人口的这种预防性抑制，以不同的程度影响着所有社会阶级。一切古老国家的情况都是如此。实际上，这种对婚姻的限制的不良后果十分明显，它使得几乎世界各地都出现了卖淫现象，卖淫不断地使两性都陷入到无法解脱的不幸中去。
第五章
结合英国的情况考察第二种抑制、即积极的抑制——英国为穷人课征的巨颔税款究竟为何没有改善穷人的生活境况——济贫法自身就趋于使其目的落空——减轻穷人痛苦的方法——根据我们本性的固定法则，要使社会下层阶级完全摆脱匮乏的压力是绝对不可能的——人口受到的所有抑制可以归并为贫困或罪恶。
所谓积极的抑制，是指已经开始增长的人口所受到的抑制，主要是（尽管也许不完全是）最下层社会所受到的抑制。对于一般人来说，这种抑制不象前面提到的另一种抑制那么明显。要说明这种抑制的强度和范围，我们现在拥有的资料尚嫌不足。但我认为，凡注意到死亡表的人一般都会承认，每年死亡的儿童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父母不能给予充足的食物和适当的照料造成的，这些儿童有时甚至还会遭受非常严重的苦难，也许不得不居住在不卫生的环境中并干很重的活儿。在所有城市中，都总是可以看到穷人家的孩子大量死亡。农村的情况当然没有这么严重，但既然迄今人们尚未充分研究过这一问题，所以谁也不能说，农村穷人家儿童的死亡率，不比城市中、上等阶级的家庭儿童的死亡率高。我们确实很难想象，一个有六个孩子的农村劳动者的妻子养活六个孩子，常常极度缺乏食物，竟还总是能够给予孩子维持他们生命所必需的食物和照料。在现实生活中，农家儿女并不象小说所描写的那样，是红颜小天使。居住在农村的人会告诉我们，农家子弟的发育往往受到阻碍，成熟得很晚。看起来十四五岁的孩子，一问往往已十八九岁了。扶犁耕地当然应该说是有益于健康的，但你却很少看到扶犁的小伙子有腿肚子，这只能归因于缺少适当的或充足的营养。
为了减轻普通人所经常陷入的这种困苦，英国颁布了济贫法。然而，济贫法虽说也许减轻了一点个人的不幸，但恐怕却使比以前多得多的人遭到了不幸。英国每年为穷人征收巨额税款，但穷人的痛苦却依然如旧，这个问题常常引起争论，人们提及此事，总是感到大惑不解。有人认为征收的税款肯定被侵吞了，另一些人认为很大一部分税款肯定被教会执事和负责救济贫民的人大吃大喝掉了。大家都认为税款管理得太糟了。总之，每年为穷人征收将近300万英镑税款，可穷人依然穷苦不堪，这一事实使人不能不感到惊讶。但如果看问题稍微深入一点，人们惊讶的就不是这个事实了。相反，假如每镑课征18先令而不是4先令便能使情况大为改观，这反倒会使人更为惊讶。我且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的意思。
假设靠富人捐助，每天挣得18便士的人，现在可得到5先令；人们也许认为，这样穷人的日子便会过得称心如意，每顿饭都有肉吃。但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结论。每天转移给每个劳动者3先令6便士，并不会增加我国内类的数量。目前我国并没有那么多的肉，能让每个人都享有足够的肉食。那么结果会怎样呢？肉类市场上买者之间的竞争，会迅速把肉价从每磅六七便士提高到每磅两三先令，因而分享这种商品的人数并不会比现在多。当一种物品处于稀缺状态而不能为一切人所享有时，谁拥有最有效的独享权，也就是说谁出价最高，谁就会拥有该物品。即使买肉者之间的竞争能持续足够长的时间，以致每年饲养的牛增多，也只能是在牺牲谷物的情况下增加牛的数量，而这是一种很不合算的交换，因为很显然，此时国家便不能养活同以前一样多的人口，当食物相对于人口而言处于稀缺状态时，社会最底层的人们究竟是每日得到18便士还是5先令，也就无关紧要了，反正他们得过最苦最紧的日子。
人们或许会说，购买每种物品的人数增多，会刺激生产活动，从而我国的总产量会增加。在某种程度上，情况也许是这样。但财富的增加又会刺激人口增长，人口的增长幅度也许会超过财富的增长幅度，因而增加的产量将分配给增加得更多的人口。况且我们的假设一直是，人们完成的工作量和以前一样多。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每天得到5先令而不是18便士，会使每个人产生幻觉，以为自己已较为富有，可以有许多时间不去干活儿。这会立即对生产活动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要不了多久，不仅整个国家会比以前穷，而且下层阶级的处境也会比每天仅仅得到18便士时更为悲惨。
即使按每镑18先令的比率向富人课征济贫税，并以最明智的方式分配征得的税款，其结果也不会与上面假设的情况有什么两样。富人无论作出多大的捐献，作出多大的牺牲，也不会阻止社会下层阶级陷于苦难。特别是如果以货币的形式作出捐献或牺牲，情形就更是这样。不错，也许会由此带来巨大的变化。富人会变穷，一些穷人会变富，但终归还是有一部分社会成员的生活必定会遇到困难，这种困难自然将落在最不幸的社会成员身上。
我不能用货币提高一个穷人的地位，不能用货币使他的生活境况大为好转，而不相应地降低其他穷人的生活，这乍看起来似乎令人不可思议，但我认为实际情况正是如此。如果我缩减家里人消费的食物数量，把节省下来的食物给予这个穷人，则我便会使他受益，受苦的只是我自己和家里人，不牵涉其他人，我和家里人也许是能够忍受的。如果我开垦一块荒地，把所产的食物给予这个穷人，那我就会既使他受益，又使全体社会成员受益，因为他以前消费的食物便转归社会了，或许连同一些新产的食物也转归社会。但如果我给他的仅仅是货币，假设我国的产量保持不变，那我给他的便是一种权利，使他从这种产量中可以得到比以前大的份额，而他要得到这一较大的份额，就必得减少别人的份额。很显然，在个别场合，由此而产生的影响是很小的，令人完全察觉不出来；但这种影响却肯定存在，就如同布满空气的微生物，虽然我们看不见，却依然存在那样。
假定某个国家的食物量许多年保持不变，那么很显然，这些食物就必须根据每个人所拥有的特许权①的价值进行分配，或者说，就必须根据每个人能为这种普遍需要的商品拿出的货币额进行分配。所以，显而易见，一些人的特许权的价值有所增加，另一些人的特许权的价值就必定有所降低。如果富人不减少自己饭桌上的食物，而捐给50万穷人每人每天5先令，那么毫无疑问，由于这些穷人自然会比以前生活得舒适，比以前消费更多的食物，因而剩下来分给其他人的食物将减少，从而每个人的特许权的价值将会降低。也就是说，相同数量的银市所能购买到的生活资料数量将减少。
人口增加，而食物不按比例增加，显然会产生与上面相同的结果，即每个人的特许权的价值将降低。分配给每个人的食物数量必将减少，一天劳动所能购买到的食物数量也随之减少。食物价格的上涨，要么起因于人口的增长快于生活资料的增长，要么起因于社会上货币分配的变化。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其食物即使仍在增加，也增加得缓慢而有规律，无法满足突然出现的需求，但社会上货币的分配却经常发生变化，这无疑是食物价格经常变化的原因之一。
英国的济贫法往往在两个方面致使穷人的一般境况趋于恶化。首先，济贫法往往使人口趋于增长，而养活人口的食物却不见增加。穷人明知无力养家糊口，也要结婚。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济贫法在产生它所养活的穷人。由于人口的增长必然使分配给每个人的食物减少，因而很显然，那些在生活上不依靠教区帮助的劳动者所能购买的食物量将比以前减少，从而必将有更多的劳动者要求教区抉助。
其次，济贫院收容的人一般不能说是最有价值的社会成员，但他们消费的食物却会减少更为勤劳、更有价值的社会成员本应享有的食物份额，因而同样也会迫使更多的人依赖救济为生。如果让济贫院中的穷人比现在生活得好，则货币分配的这种变化将使食物价格上涨，将更为明显地使济贫院外的穷人的生活境况恶化。
对于英国来说，幸运的是农民们仍具有自立精神。济贫法力图根除这种精神，并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成功，但尚未获得完全的成功。如果已获得完全的成功，其有害的倾向就不会掩盖得这么久了。
应该形成一种风气，把没有自立能力而陷于贫困看作是一种耻辱，尽管这对个人来说似乎很残酷。对于促进全人类的幸福来说，这种刺激似乎是绝对必需的，任何削弱这种刺激的企图，不论其用意多么好，总是会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如果某些人根本没有可能自立，根本不可能养家糊口，只因可以指望得到教区的施舍，便结婚成家，那这些人就是受了不正当的诱惑，不仅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不幸，生活不能自立，而且还会不知不觉地损害同阶级的所有其他成员。一个不能养家糊口而结婚的劳动者，在某些方面可说是他所有劳动伙伴的敌人。
我深信，英国的教区法促进了粮价的上涨和劳动实际价格的跌落，从而使只拥有劳动的那个阶级陷入了更为贫困的境地。而且我认为，教区法大大助长了穷人的那种漫不经心和大手大脚的习气，这恰与小商人和小农场主的谨慎小心、克勤克俭的脾性形成了鲜明对照。说得粗俗一点，穷苦的劳动者常常现挣现吃，吃了这顿不管下顿。他们把全部心思都用在如何满足现时的欲望上，而很少考虑未来。即便有机会储蓄，也难得存下钱来，满足眼前需要后的余款，一般都用来喝酒了。因而可以说，英国的济贫法削弱了普通人储蓄的能力与意愿，从而削弱了人们节俭勤勉度日、追求幸福的一个最强烈的动机。
大制造商们普遍抱怨，高工资使所有工人堕落了。然而，假如发生意外事故时工人无法指望教区给予帮助，则可以肯定，他们会把一部分高工资存起来，供将来养家用，而不是现在用来酗酒和挥霍。穷工人之所以花掉全部工资及时行乐，是因为他们可以指望得到教区的帮助，以下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大工厂倒阀时，立即有许多家庭向教区求助，尽管工厂生意兴隆时他们挣得的工资高于一般农村劳动的价格，也许足以使他们省下一部分，在工厂倒闭时用，直到找到另一份工作。
如果一个男人想到自己病了，死了，妻子儿女可以靠教区救济为生，那他便禁不住要到酒馆里去喝酒。但如果他知道发生这种意外后，妻子儿女将饿死或沿街乞讨，那他在这样乱花钱时就会有所犹豫了。在中国，劳动的实际价格和名义价格都很低，而且作儿子的尚须依照法律规定赡养年老无助的父母。我国是否也应颁布这样的法律，我不敢妄加断言。但在我看来，如果因实施法规，使那么多人丧失自立能力而陷于贫困，而且使人对此不再感到有多么羞耻，则无论如何也是很不合适的。从最人道、最慈爱的观点来看，人们是应该对丧失自立能力、陷于贫困状态有羞耻感的。
这对于懒惰和挥霍，是一种最强有力的抑制。若去除这种抑制，诱使不能养家糊口的男子结婚成家，则只能从总体上减少普通人的幸福。毫无疑问，应该把阻碍结婚的每一个障碍都看作是一种不幸。但是，既然按照自然法则，人口的增长总要受到某种抑制，所以，与其鼓励人口增长，然后让匮乏和疾病对其加以抑制，还不如从一开始就让预见与担忧来抑制人口：预见到自己养家糊口有困难，担心丧失自立能力而陷于贫困。
应时刻记住，食物与制造品具有本质上的区别。制造后者所需的原料非常充裕，对制造品的需求有多大，就可以创造出多少制造品。但却没有同样的创造力来满足对食物的需求。在全部肥沃土地都已被耕种的国家，需要出高价才能刺激农民改良贫瘠的土地，这种土地要过许多年才能带来利润。在有利可图的前景足以刺激农民进行这种农业投资之前，在粮价上涨时期，粮食的匮乏可能已给人带来了很大困苦。除少数国家外，各国对食物的需求总是在增加，而在所有历史悠久的国家，满足这种需求的能力却提高得很缓慢。
无疑，英国济贫法的颁布是出于最仁慈的目的，但我们却有充分理由认为，济贫法朱达到其预期目的。济贪法固然使一些极为贫困的人生活好过了一点，然而从总的方面来看，靠救济为生的贫民却远未摆脱贫困。不过，反对济贫法的一个主要理由却是，为了使一些穷人得到这种救济（这种救济本身未必是好事），英国全体普通人民不得不忍受一整套令人讨厌的、给人带来不便而又暴虐的法律的折磨，这种法律与英国宪法的精神实质是背道而驰的。整个来看，这种救济穷人的方法，即使是就目前经过修改的方法而论，也是与自由思想格格不入的。这种法律还经常在劳动市场上制造障碍，给那些不靠救济、尽力自谋生计的人平添了许多烦恼。
伴随着济贫法而来的这些弊病，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要救济某些人，就得使另一些人有权辨别谁应得到救济，有权执行种种必要的规定，但干预他人的事却是一种暴政，行使这种权力会给被迫要求救济的人带来种种烦恼。穷人普遍抱怨法官、教会执事以及救济款管理人员暴虐无道，但罪过并不在这些人身上，他们在有权处理救济事宜之前，也许并不比旁人坏，罪过是由济贫制度的性质造成的。
济贫法的弊害也许太大了，无法予以消除，但我确信，如果根本就没有颁布济贫法，虽然非常贫穷的人也许要多一些，但从总体上看，普通人却要比现在幸福得多。
皮特先生的济贫法案表面上看来是以慈爱为目的的，而人们吵吵闹闹地提出的反对意见在许多方面并未切中要害，显得荒唐可笑。但必须承认，该法案同所有这类法案一样，有一巨大而根本性的缺陷，即它有助于增加人口，却不增加养活人口的生活资料，从而使不靠救济为生的那部分人的生活境况恶化，造成更多的穷人。消除社会下层阶级的贫困，确实是一项很艰难的工作。老实说，这部分社会成员所遭受的困苦与压迫，乃是一种顽疾，非人类的智慧所能治愈。假如要我提出一种缓和痛苦的方法（按病的性质来说也只能提出缓和痛苦的方法），则首先是要完全废除所有现行的教区法。这将使英国农民享有行动自由，而他们现在几乎不能说享有行动自由。这样，他们便可以不受妨碍地选择居住地，哪里工作机会多，劳动价格高，就居住在哪里。劳动市场将因此而处于自由状态，象现在这样，长时期阻碍劳动价格不能随需求而增加的种种障碍也就消除了。
第二，鼓励人们开垦新土地，尽最大可能鼓励农业而不是制造业，鼓励耕种而不是畜牧。应尽力削弱和废除所有那些与同业公会、学徒制有关的制度，这些制度致使农业劳动得到的报酬低于工商业劳动得到的报酬。因为，如果一个国家偏向手工业工人，这个国家就决不会生产出它所需要的食物量。鼓励农业，既有助于向市场提供愈来愈多的有利于健康的职业，又可增加国家的农业产量，从而提高劳动的相对价格，改善劳动者的生活境况。生活境况有所好转，再加上不能指望教区给予救济，劳动者会更加愿意也更加有能力为防备自己或家人患病而结成互助团体。
最后，各郡可以为极端贫困的人设立济贫院，由全国统一征收的济贫税提供经费，收容各郡乃至各国的贫民。济贫院中的生活应该是艰苦的，凡能够工作的人，都应强迫他们工作。不应把济贫院看作困难时期过舒适生活的避难所，而只应看作可以稍微缓和一下严重困苦的地方。可以把这种济贫院的一部分分离出来，或者从最有利的目的出发——这点已有许多人注意到了——另建一些济贫院，在这些济贫院中，任何人，不论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可以全天工作，并按市场价取酬。毫无疑问，如果有人想行善，机会还是很多的。
这种计划似乎最能增加英国普通人的幸福总量，而实施这种计划的第一步就是废除所有现行的教区法。天啊！根除贫穷是人力所不及的。我们徒劳无益地力图做根本不可能办到的事，不仅牺牲了有可能获得的利益，而且牺牲了有把握获得的利益。我们对普通人说，如果他们服从一种暴虐的法规，他们就将永远免除匮乏之苦。他们服从了这种法规，履行了他们应尽的义务，但我们却没有，也不能履行我们的义务，因而穷人奉献了宝贵的天赋自由，却未得到等价的回报。
所以，尽管英国实施了济贫法，但我认为必须承认，从城镇和乡村下层阶级的整个状况来看，他们因食物不足、劳动艰苦和住处不卫生而遭受的困苦，肯定仍经常抑制着人口的增长。
在所有历史悠久的国家，除了上述抑制人口的那两大因素，即我所说的预防性抑制和积极的抑制外，尚有对妇女的不道德习俗、大城市、有碍健康的制造业、流行病和战争等抑制因素。
所有这些抑制因素不外乎贫困与罪恶两大类。每当这些因素被极大削弱时，人口便较为迅速地增长。这充分表明，它们正是现代所有欧洲国家人口增长缓慢的真正原因。
第六章
新殖民地——那里的人口迅速增加的原因——北美殖民地——美洲腹部殖民地人口异常增加的实例——古老的国家也可以从战争、时疫、饥馑和自然灾害的破坏中迅速恢复过来。
人们普遍注意到，位于幅员广阔、食物充足、有利于身体健康发展的地区的一切新殖民地，其人口持续不断地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增长。古希腊的一些殖民地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在人数和实力上超过了母国。不必详细他讲很久以前的事例，拿欧洲人在新世界的殖民地来说，就可以提供充足的证据来证明一种说法——据我所知，它从未受到人们的怀疑——的真实性。只须支付极少的代价或不付任何代价就可以取得大量肥沃的土地，是人们能够克服其他一切障碍而增加人口的一个强有力的因素。两班牙在墨西哥、秘鲁和基多的殖民地，管理得比任何其他国家的殖民地都糟。母国的暴政、迷信和恶习在殖民地盛行。王国政府勒索过高的赋税。对它们的贸易实行各种极其专横的限制。统治者们也为其主子和他们自己大肆敲诈和掠夺。可是，在这一切障碍之下，殖民地的人口依然迅速增加。征服后建立的利马市，据乌洛亚说，在近50年前已有5万居民。基多原来不过是印第安人的一个小村庄。据乌洛亚说，其人口在他生活的年代也同样稠密。墨西哥据说有10万居民，虽然西班牙的一些著述家言过其实，估计也比蒙提祖马时代的人口增加了四倍。
葡萄牙人在巴西的殖民也，其统治差不多同样暴虐，但据推测，30年来那里已有60万欧洲血统的居民。
荷兰和法国的殖民地，虽然处于贸易商的一些独占公司的统治下（亚当·斯密博士说得很对，那种统治是一切可能存在的统治中最坏的一种），但在这种不利条件下，它们仍很繁荣兴旺。
但是，发展最为迅速的，还得说是英国的北美殖民地，即现在强大的美国。它们除了同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一样拥有很多肥沃的土地以外，还在较大的程度上享有自由和平等。虽然它们的对外贸易也受到某些限制，但它们在处理自己的内部事务方面却享有完全的自由。盛行的政治制度有利于财产的转让和分割。地主的土地如果不在限定的时期内耕种，〔官方〕就宣告它可以归其他任何人所有。在宾夕法尼亚，不存在长子继承权，在新英格兰地区的一些州，长子也只能得到双份财产。任何州都不收什一税，而且几乎不课征任何赋税。由于肥沃的土地价格极其低廉，将资本用于农业最为有利，农业在提供最大数量有益于健康的工作的同时，还可以向社会提供大量最有价值的生产物。
这些有利情况相结合的结果，使人口以也许是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增长。人们看到，在所有的北美殖民地，人口在25年内增加了一倍。1643年，原先在新英格兰四州定居的人数为21000。①
其后，据说离开那里的人数多于到那里去的人数。1760年，那里的人口增加到了50万。因此，那里的人口一直是每25年增加一倍。在新泽西，人口每22年就增加一倍；而在罗得岛，连22年也不要。在腹部殖民地，由于居民一心从事农业，不知奢华，其人口每15年就增加一倍，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人口增长事例。①只是在人们自然最先居住的沿海地区，人口增加一倍的时间约为35年；某些沿海城市的人口则完全处于停滞状态。
这些事实似乎表明，人口恰好是按阻碍其增长的两大障碍即贫穷和罪恶被清除的比例增长的，并表明衡量人民幸福和纯真的最正确的标准是人口增加的速度。城市（某些人由于他们的职业的性质必然会被赶到那里）的不卫生，应当看作是一种贫穷，结婚由于人们预料将来难以供养家庭而受到的各种微小阻碍，也完全可以归入这一类。总之，很难想象有哪种对人口增长的阻碍不能归于贫穷或罪恶的范畴。
美国13个州战前的人口估计约为300万。大不列颠的少数移民使那里的人口得以如此蕃衍，但谁也没有感到大不列颠的人口现在有所减少。相反，大家知道，一定程度的移民对母国的人口增长还起促进作用。人们特别注意到，西班牙有两个省移居美洲的人最多，结果这两省的人口大为增加。不管导致北美殖民地人口如此迅速增长的不列颠原先的移民人数是多少，我们都要问，为什么在大不列颠同样的人数在同一时期没有使人口得到同样的增长？可以说，其重要而明显的原因是土地和食物不足，或者换句话说，是贫穷。同罪恶相比，贫穷还是更加有力得多的原因，这充分表现在：甚至一些古老的国家也很快地从战争的创伤、瘟疫或自然灾害中恢复过来。这时，这些古老的国家暂时几乎处于新兴国家的状态，而结果也就往往不出人们所预料了。如果居民的勤劳不为恐惧或暴政所破坏，生活资料很快就会超过减少了的人口的需要，而其必然的结果当为，过去几乎固定不变的人口，也许马上就开始增加。
佛兰德的一些土地肥沃的地方，常常发生最具破坏性的战争，但其后经过两三年的休养生息，又总是象以往那样物产丰富，人口众多。甚至巴拉丁领地在该诅咒的路易十四的掠夺之后也会再次抬起头来。1666年伦敦流行的可怕的黑死病的后果，15年或20年以后就感觉不到了。按照人们的记述，中国和印度发生的一些最具破坏性的饥馑，其痕迹很快就消失了。甚至土耳其和埃及的人口一般说来是否由于周期地发生的使二国土地荒废的黑死病而大为减少，也还是一个疑问。如果它们拥有的人口现在比过去少，那么，也许与其把它归因于黑死病所造成的损失，不如把它归因于政府的专横和压迫（人们在这种专制政治下呻吟），以及农业由此受到的妨害。最可怕的自然灾变，如火山爆发和地震，如果不是频仍发生，致使居民不得不迁离，或者损害他们的勤勉精神，对任何国家的平均人口就只发生微小的影响。那不勒斯以及维苏威火山山麓地方虽然经常遇到火山爆发，但那里的人口仍极为稠密。里斯本和利马现在的人口也许和上一次地震以前大致相同。
第七章
导致流行病蔓延的一个可能的原因——苏斯米尔希先生编制的一些统计表的摘要——可以预料在某些情况下会周期性地流行疫病——任何国家短期内出生数与埋葬数的比例都不是衡量人口实际平均增长幅度的恰当尺度——衡量人口不断增长的最好尺度——生活非常节俭是中国和印度发生饥馑的原因之一——皮特先生的济贫法案中有一条款具有有害倾向——促使人口增加的唯一适当的方法——国民幸福的原国——饥馑是自然抑制过剩人口的最不适当、最可怕的方式——可以认为二个命题已经确立。
由于十分注意清洁，伦敦似乎终于完全消灭了黑死病。但是，人口密集和食物不卫生、不充足，也许应当列在出现疫病流行季节和各种流行病的次要原因之中。我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看过苏斯米尔希先生编制的一些统计表，这些统计表普赖斯博士在关于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论战的跋文的一个注释中曾加以摘录。人们认为它们极其正确，如果这种统计表具有普遍意义，它们就很能说明抑制人口、防止人口增加超过一国生活资料的种种方式。我将从这些表中摘录一部分，并援引普赖斯博士的注文。普鲁士王国和立陶宛公国“注意，在1709年和1710年，这个国家的居民有247733人患时疫死亡，在1736年和1737年，传染病的流行又阻碍了人口增加。”
值得注意的是，出生数与埋葬数之比在大时疫发生后的5年内最大。波美拉尼亚的荷兰人“在这一事例中，居民似乎在65年内几乎增加了一倍，极其严重的流行病未妨碍人口增加，但在紧接最后一个时期之后的3年（到1759年）疾病大为流行，因而出生数减至10229人，而埋葬数则增加到15068人。”
在这种情况下，居民的人数不是也许比食物和保持健康所必需的各种设备增加得更快吗？按照这一假设，大部分人不得不过更加艰苦的生活，更多的人将挤住在一间屋子里，这种情况当然不能不是那3年疾病流行的自然原因之一。虽则该国的人口绝对地说不是非常拥挤、非常稠密，这些原因也会产生这种结果。即使在一个人口稀少的国家，如果人口在食物增加和房屋增建以前就增长，则居民必然会在某一程度上因缺少房屋和生活资料而陷入痛苦境地。假如英格兰的结婚者在以后的8年或10年间生育的子女比平时多，或者结婚的人数比平时多，而住房的数量一仍其旧，则一间小屋就不是住五六个人，而是要住七八个人了，这种情况，加上人们的生活必然会更加艰苦，或许会对普通人民的健康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勃兰登堡的诺伊马克“1736—1741年6年间传染病的流行阻止了人口增加。”马格德堡公国“1738、1740、1750和1751年，疾病格外流行。”
如果读者想获得有关这个问题的更多的资料，请参阅苏斯米尔希先生编制的那些表。我所作的摘录已足以说明疾病流行是周期性地（虽然是不规则地）复发的，而房屋和食物缺乏似乎很可能是其主要原因之一。
从上列各表看来，对古老的国家来说，这些国家虽然不时流行疾病，但其人口仍增加得相当快。耕作必定在改进，因而结婚得到鼓励。人口看来与其说是受到预防性的控制，毋宁说是受到积极的控制。当由于人们期望生活资料在国内愈益丰富，抑制人口增加的压力在某一程度上得到消除时，这种动机将持续发生作用，其力量很可能超过当初促使人口增加的原因所起的作用。或者，说得详细一点，当一国的生产物不断增加，对劳动的需求也不断增加，劳动者的生活状况改善到使结婚得到很大鼓励的程度时，也许早婚的习惯在该国人口的增加超过生产物的增加以前一直会延续下去，而发生季节性流行病似乎是其自然和必然的结果。所以，我认为，其生活资料不断增加、有时足以促使人口增加但不能满足人口一切需要的那些国家，会比其人口能够充分适应于其平均产量的那些国家更多地遭受周期性流行病的侵袭。
从反面来进行这种观察，或许也是正确的。在其他一切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受各种周期性疾病侵袭的那些国家，在这些周期的间隔期间，其人口的增加或出生数超过埋葬数的数额，常常大于受这种骚扰较少的那些国家。虽然土耳其和埃及上一世纪的平均人口几乎固定不变，但在周期性的黑死病暂停发作期间，其出生数超过埋葬数的比例就必定会大于象法国和英格兰那样的国家。因此，任何一国在5年或10年间出生数与埋葬数的平均比例，作为判断其人口实际增长的尺度，似乎是很不适当的。这种比例确实表明了这5年或10年间的人口增加率；但我们不能由此推断20年以前增加多少，或者20年以后将如何增加。普赖斯博士说，瑞典、挪威、俄国和那不勒斯王国的人口增加得很快；但是，他未从户籍登记簿摘录足够长的时期的资料来证实这一点。虽然瑞典、挪威和俄国的人口事实上很可能是在增加，但其增加率不是普赖斯博士选录的短时期出生数与埋葬数之比所似乎可以表明的。①在到1777年为止的5年间，那不勒斯王国出生数与埋葬数之比为144比100，但是，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个比例所表示的人口增加率，比该王国100年间的实际人口增加率大得多。
肖特博士将英国许多村庄和集镇两个时期的户籍登记簿作了比较；第一个时期是从伊丽莎白女王到上一世纪中叶，第二个时期是从上一世纪末期的若干年到本世纪中叶。从这种摘录的比较中可以看到，出生数在前一时期以124比100的比例超过埋葬数，而在后一时期则仅以111比100的比例超过埋葬数。普赖斯博士认为，前一时期的户籍登记簿是不可靠的，但我们认为它所提示的比例或许不是不正确的。至少，我们有许多理由可以认为，前一时期出生数超过埋葬数的幅度会大于后一时期。在任何一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的过程中，在其他一切条件相同的情况下②，投入耕作的肥沃土地前一时期总是多于后一时期。生产物每年增加的比例如大，人口增加的比例往往会随之加大。但是，除了使伊丽莎白女王末年出生数超过埋葬数的数额大于本世纪中叶的这一重大原因以外，我不能不认为，前一时期不时发生的黑死病的祸害，也很可能多少具有增大这一比例的趋向。如果从发生这种可怕的灾难的间歇时期的统计中选取10年的平均数，或者如果将发生黑死病看作偶发事件而将流行这种疫病年份的情况不算在内，户籍登记簿所提示的出生数与埋葬数之比就必然会过高，不能反映人口的实际平均增加情况。在1666年发生严重的黑死病以后的一些年，出生数超过埋葬数的数额或许大于平时，特别是如果普赖斯博士的看法是有根据的话，则英格兰革命（它在其后22年就发生了）时期的人口就要比现在多。
1693年，金先生说，英国全国（伦敦除外）出生数与埋葬数之比为115比100。肖特博士提出，本世纪中叶，包括伦敦，这一比例为110比100。到1774年为止的5年间，法国的这一比例为117比100。如果这些说法接近事实，如果在一些特定的时期这一比例没有很大的变动，则法国和英国的人口就似乎大致适应于本国的平均产量了。结婚所受到的阻碍及由此产生的各种恶习、战争、奢侈、大城市未受到人们注意而确凿无疑的人口减少，住房狭窄和许多贫民食物不足，阻止了人口的增加超过生活资料的增加，因而（如果我可以采用一种人们刚听到时必定会感到奇怪的说法）毋须由严重而富有破坏性的流行病来抑制过剩人口。如果破坏性很大的黑死病在英格兰杀死200万人，在法国杀死600万人，则毫无疑问，在这两个国家的居民从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打击中恢复过来以后，出生数与埋葬数之比会大大超过现在出生数与埋葬数之比。
在新泽西，到1743年为止的7年间，出生数与死亡数之比平均为300比100。在法国和英国，其最高比例则仅为117比100。对于这种巨大而令人惊讶的差别，我们不必那样惊奇，以至要把它归因于上天的不可思议的干涉。其原因并不遥远、隐晦和神秘；它就在我们的近旁，就在我们周围，任何有研究精神的人都可以窥见。设想没有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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