蠡园惊梦(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曹可凡　等著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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蠡园惊梦试读：

忠厚传家远，吟低意不尽——读《蠡园惊梦

麦家

与可凡兄结缘，是做他《可凡倾听》的节目。这些年，我文章做得少，节目倒是做得不少，说来是羞愧的事。作家当以作品立世，做节目，博虚名，是误入歧途。

但歧路上也风光，比如那次做可凡兄的节目，留下一份独特的记忆。可凡兄是一位真正的智者。人说与智者交有二忌：忌不知人，忌人知我。那次相交，我二忌皆输：访谈前，可凡兄备足功课，他之知我远胜于我之知他。同时，他炉火纯青的主持功夫，四两拨千斤地拎着我满场跑，我像只落汤小鸡，惊恐万状，洋相百出。这样的经历是危险的，事后不免有荒凉的后怕感。但记忆是独到的，也是值得珍藏的。风光都在险境中。

收到《蠡园惊梦》的书稿，距离访谈播出已近三月，可凡兄突然的来信陌生而亲切，他在信中说：“此书主要讲述我家族120年五代人生活变迁，为此花费近一年时间往返于图书馆、博物馆及档案馆，寻觅到大量第一手的资料，弥足珍贵。”虽然我早知可凡兄乃是世家子弟，身世不凡，但对其先辈族人的事迹并不熟悉，只是大致听闻过，他们中有人曾经叱咤上海滩，纵横捭阖，风云际会，任凭时代更替，风吹雨淋，依然在时间簿上洇蚀下醒目的图标和重彩的笔墨，并随着悠悠光阴更易，沉淀为一段渐趋神秘的传奇。

说起“神秘”，言犹在耳。可凡兄曾称我“神秘”，自寻细想，我之神秘，多半因笔下人物奇特的职业和命运故事，本人凡夫一个，文人一介，平凡如一株青菜，随土而生，见风而长，既不神，也无秘。尤其是在《蠡园惊梦》的映衬下，更是轻如鸿毛，不足挂齿。《蠡园惊梦》为揭秘而来，可凡兄如是介绍：“记叙了无锡王家百年来闯荡上海滩的精彩故事，生动地展示了二十世纪上半期，民族资产阶级‘乱世出英雄’的种种传奇。”将书稿缓缓读来，线索从遥远的天外来，然而岁月潮汐的大时代背景下，长三角乃至国人的历史命运在行文考究的字里行间呼之欲出。

当时的上海滩与它身后千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格格不入，它的世界性独树一帜，犹如一朵嫁接在西方文明之上的畸形之花。无数的资料显示，这座格局复杂的大都市，龙盘虎踞、群魔乱舞的“东方巴黎”，文明五花八门，职业千奇百怪，哲学朝三暮四，行一步可山水览尽，牵一发动全国之身，正看十里洋场霓虹炫目，反面大音希声玄机重重……林林总总千头万绪，描摹之难已无出其右，何况在此山中，化身山人？

白手入沪的无锡青年王尧臣（即可凡兄的曾外祖父）、王禹卿兄弟一步一脚印，不过短短十数载光阴，便在风云际会的魔都崭露头角，立地顶天。从他们身上，我看到训练有素的机敏、耐心、坚韧、勇气以及非凡的大智慧，在那个最坏的时代，仿佛枯萎的树干上突然长出的翠绿新枝，给人希冀的光芒。我必须正视一个问题：同样面对积贫积弱的灰暗现实，面对内忧外患的悲惨环境，他们不像那大多数热血青年一样，高喊着救亡豪言、爱国壮语，什么愿以只手将天补，什么挽救家国于狂澜。他们只是在做事中一点一滴默默地改变着自己，由儒学而经济，由经济而实业，由实业而政治，终与荣氏兄弟一道，游走黑白两道间，纵横商、政、文等领域，藉此渐渐改变了家族，改变了行业，并终以某种意味改变了这个国家。

扬名立足上海滩后，王家兄弟回到无锡老家，修建了以蠡湖为名的蠡园，园子本身也许只是当事人的一个落叶归根的寄托，一种舆情山水之趣意。但潜移默化的是，这个家族血胤中接受了祝福，并一直趋于从善向美的功德和感情。在他们身后，王启周、王云程、曹启东、王健民、曹可凡……这一长串为蠡园增光添彩的赫赫名单，足以向我们说明或传递什么。对此，可凡兄用全书中最朴素的语言说：“到了我们这一辈，虽不像祖辈那样驰骋于商场，做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但血脉中终究有着‘忠厚传家远’的基因，即便是一份平平常常的工作，也都兢兢业业，不敢有丝毫懈怠。”

忠厚二字，道义简单得几乎人人都能明白，但真正能领悟者有几人？不论世情变幻、沧桑流转，忠厚永是立足的法宝，是成就大事业的根基。这道理其实并不复杂，抱朴守拙的道家，在两千年前早已讲透个中况味，只是我们不愿用心去感受那浅酌低吟余意不尽的妙处。《蠡园》一书，或许可以让你暂时停下大踏步前行的脚步，静心思考一些亘古不变的人生常理、常数。这也是一本书应有的价值。我看了这本书，自觉到这些年做的一些羞愧事，决意回头。所以，我很珍重这本书。我的祖母王秀芬

楔子

星移斗转，岁月更替。

屈指算来，祖母王秀芬女士离世已近四十年。每年清明前后，总会在梦中与她老人家相见。她那圆圆的脸上绽放着微笑，雪白的头发梳得纹丝不乱，只见她嘴唇嗫嚅着，像要说什么，但我们之间仿佛隔着一块隔音板，声音渺远。不一会儿，梦便醒了，只觉得眼眶潮潮的，有点怅然若失……

雪琴姑姑往生后，留下数百张黑白照片。在那一大堆影像中，竟觅得一张祖母与我的合影。相片上的祖母和梦中所见一模一样，只是笑容更加灿烂，躺在她怀中刚刚满月的我，则若有所思地凝视前方。那是我与祖母唯一一张合影。

祖母出生时，曾外祖父王尧臣与胞弟王禹卿正处于事业开创期，备尝艰辛。女儿的降临人世自然给家族增添无尽的快乐。祖母也秉承曾外祖父的个性，忠厚老实，乐观开朗。王世桢与王映柳两位表姑回忆，她们习惯称祖母为“胖伯伯”（无锡人“伯伯”即为“姑姑”之意），祖母星期天去庙弄看望曾外祖父，时常大包小包地提着许多好吃的东西，孩子们便一哄而上，抢个精光，就好像过节一般快乐。在那个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里，曾外祖父依然视乖巧懂事的女儿为掌上明珠。待家族事业发达，王尧臣、王禹卿昆仲决定在如今的无锡“梁溪饭店”建造私宅时，曾外祖父特意在“新洋楼”对面专门为祖母造了一栋二层小楼，作为以后的嫁妆，并且千方百计为女儿寻觅乘龙快婿。

没多久，祖父曹启东的身影便进入曾外祖父的视野。祖父出身于书香门第，虽学历不高，家境微寒，但丰神潇洒，做事干练，聪颖过人，很快被曾外祖父青睐，招为“东床”。婚后两人琴瑟和鸣，举案齐眉，祖母相夫教子，尽心尽力，为祖父解除一切后顾之忧。譬如祖父性喜螃蟹，又畏蟹之腥味，于是祖母便和保姆花一整天拆蟹粉，而自己只吃那些边边角角，并且要在祖父回家前收拾得干干净净。同时，祖父因才华出众，在福新面粉厂地位日渐攀升，事业扶摇直上，所以人们常说祖母有“帮夫运”。我的祖父与祖母

虽然祖父受妻舅王启周影响，思想进步，但思维方式毕竟受制于那个旧时代。他另置家室的消息其实早在朋友圈中不胫而走，就连父亲兄弟姐妹也有所耳闻，唯有祖母一人完全被蒙在鼓里，直到“文革”爆发，纸包不住火，这才真相大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是祖母常挂在嘴边的话，即使到这样的时刻，老人家仍以一贯隐忍的态度坦然接受一切，没有半分怨怼。

在那风雨如霾的时光里，祖母蜷缩在二楼朝北的一间小屋中，终年见不到阳光。那时，她唯一的爱好就是抽几口烟，抽的自然是“勇士”、“劳动”和“生产”等一些劣质香烟，偶尔得到一包“飞马”或“大前门”，就像孩童般高兴。她每天的生活重心，便是督促我做功课，有时我在弄堂里与小朋友玩得久了些，她便会站在一个小凳上，趴在窗口，高声叫喊我的乳名“毛毛，快点回来做功课啦！”有段时间，母亲去近郊参加巡回医疗，父亲又在厂里加夜班，我一人睡在四楼，每每西风呼呼作响，便吓得裹着棉被，偷偷溜到二楼祖母屋里，祖孙二人挤在一张床上，聆听那或长或短、或悲或喜的故事……

祖母晚年一直为慢性肝硬化所困扰。1976年3月4日下午，突然出现食道静脉曲张出血，呕血、便血不止，病情危急，医生来家看过后也感觉回天乏术。傍晚时分，老人渐渐处于半昏迷状态，往往昏睡一段时间，又慢慢睁开眼睛，四处张望，像是在寻找什么人。或许她彼时彼刻最期待远在大洋彼岸的两个儿子能出现在她身旁，毕竟母子分别已整整二十八个春秋。最后，她又一次吃力地看了看围着床边的亲人，长长叹了口气，便永远合上了眼睛。此时，时钟指向21：00。祖母抱着刚满月的我

那是我第一次接触死亡，但眼睛里却一滴泪也没有，因为，那时还不懂得悲伤，只有莫名的恐惧袭上心头。祖父闻讯也急急下楼，在祖母床边端坐良久，面露哀戚之容，一言不发。不知那时他心里究竟想些什么……次日清晨到学校，正赶上纪念雷锋活动。喧嚣的口号声与歌声震耳欲聋，但我却仿佛被置放在真空之中，什么也听不见，耳边飘过的尽是老祖母口中那些古老传说。直到晚上，回到祖母那空空荡荡的小屋，一种无助感弥漫周身，这才伤心地哭将起来！我小时候的“功架”

1938年，47岁的胡适先生在给陈光甫的照片背面写下这么几句小诗：“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有拼命向前。”不知不觉，自己竟也到了知天命之年，在拼命向前奔跑的同时，也常常会禁不住往回看，时不时地问自己：我是谁？我从哪里来？会到哪里去？于是，便想起小时候祖母跟我讲过的那些“天宝遗事”。我觉得有责任让家族的故事绵延不断地传递下去，应该让子孙后代知道家族的血脉，究竟如何传承？！

故事很长很长，那就不妨先从太湖之滨的蠡园说起吧……

一、千年一梦 蠡园源自青祁村

一个比西施更动人的太湖故事

人到江南，太湖是不能不去的。

太湖岸边，两个地方是不能不去的，一是鼋头渚，二是蠡园。

静静的蠡园，没有热气腾腾的香火，没有招财祈福的钟声，也没有千年古刹的魔影。但见一池连着一池的荷花和莲花，数亩方塘，几羽翠鸟，夏日里年年红白粉嫩，岁岁娉婷迎客，历来是无锡赏荷消夏的一大景观。那横竖成排、婀娜多姿的岸柳，在湖风里掀起一波一波的绿浪，抚过荷田，抚过人面，抚过小径，抚过若隐若现的亭台楼阁……那醉人的程度，把蒋介石、宋美龄夫妇也曾吸引来此，不仅游园赏景留影，还兴致勃勃地在园中留宿两晚……园中当年的建筑都是袖珍的、低调的、内敛的，较之苏州和杭州的贵族园林，少了一些珠光宝气和脂粉气，多了一些质朴、清朗和书卷气——自然，这与当年蠡园主人的情趣大有关系。

蠡园以蠡湖得名，蠡湖又以范蠡得名。说起蠡园，人们总要提起范蠡与西施的动人故事。导游小姐像唱歌似的朗朗上口，游客们早已耳熟能详——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越国大夫范蠡帮助越王勾践图强雪耻，经过十年卧薪尝胆的艰苦努力，终于打败了吴国。之后范蠡看出了越王勾践是个“可与共患难，难于同安乐”的小人，于是携了自己的心上人西施，急流勇退，泛舟五湖，辞官归隐。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里，功臣是范蠡，但幕后英雄却是西施，她在关键时刻施展美人计，里应外合，大吹枕边风，帮助范蠡成就了大业，事成后又回到了范蠡身边。离开了越王勾践，范蠡与西施来此经商，养鱼、种竹、制陶，成了大富翁，从此过着恩爱富足的幸福生活……蠡园全景图

为了满足游客的雅兴，有关部门大肆渲染范蠡与西施的故事来丰富蠡园的人文景观，前些年在蠡园春秋阁里布置了范蠡与西施爱情故事的画廊，近几年索性大手笔投资上亿，精心打造，最后建成了一座占地三万多平方米的西施庄，其中有船舫、绣楼、茶楼、浪琴舫、陶朱公馆、展示厅、游船码头，这就把范蠡与西施的故事超级成功地落到了实处。这一创意融两千多年前的历史故事与眼前的蠡园景物于一炉，令前来观赏的游客们自然而然地觅古赏今，大有吃完太湖三白，而后步入西施后院的感触。

可惜，一个真实的、比西施更悲壮的千年史实却被人们忽视了。这段史实就是蠡园的创办人王尧臣、王禹卿昆仲祖先的故事。

往事越千年。翻开无锡市志和王氏家族的族谱，可知蠡园所在的地方叫青祁村。“青祁”二字原本是一支北宋末年南下官军青旗军的谐音。那时天下大乱，草木皆兵，朝廷皇族人马一路南撤，青旗军肩负着护驾重任一路厮杀，过黄河，渡长江，一直打到临安（杭州），好歹在杭州总算站稳了脚跟，守住了半壁江山，于是北宋结束，南宋开始。这期间，青旗军不幸被打散，一部分老兵扶老携幼，来到太湖南岸安家落户。为了纪念过去的铁马生涯，按照青旗的谐音，他们把村庄的名字定为青祁村。

这是范蠡和西施身后又过了千余年的事情。很难想象，这片水软风细的温柔之乡，竟成了一片金戈铁马、血肉横飞之地！北宋末年那场腥风血雨，弥漫了整个南宋的版图。那些马上封侯的耀眼光圈背后，该是无以计数的累累白骨……

现在距离青旗军当年的征战，又是近千年过去了，青祁村还叫青祁村。1927年，在青祁村的土地上诞生了一座蠡园。蠡园的地址是青祁村70号。现在无锡市内还有一条大马路叫青祁路，另有青祁桥、青祁隧道、青祁路匝道，可知历史不会被轻易忘记。而创建蠡园的王禹卿，正是当年青旗军首领的后代。王家的那位祖先名叫王皋（字子高，1081—1156）。或许是“伴君如伴虎”的忌讳吧，王皋最终没有留在南宋朝廷里，成了王氏家族南迁的始祖。《王氏三沙全谱》首页

岳飞是王家祖先的挚友

据王家的族谱记载，王家原是北方人，远祖是周文王的一个儿子，被封为晋王，世居太原一带。到了北宋末年，宋王朝南渡时，王子高等王家后人因护驾朝廷，一路南迁到了江南。王家迁居江南的始祖王皋是南宋朝廷的命官，建炎初年（1127）任殿帅府太尉（皇家禁卫军首领），具体负责护佑皇太后南渡，被封为柱国太傅，与抗金名将岳飞为同僚和挚友。

王家宗谱《王氏三沙全谱》的卷首，有岳飞题写的四个大字——“王氏世宝”。此谱的最后还有岳飞题写的《王氏宗谱跋后》。岳飞在此跋中历数王家代有人出的盛况及王家祖先的功绩：“皇宋受命，贤臣辈出。而相业赫，得君最厚者，无若魏国王文正公，而其子懿敏公素及孙太常公巩，皆以文章气节显名于时。若余所交殿帅王君子高，固文正公曾孙也。”是说王家在宋朝南渡之前的北宋真宗朝，出了一个宰相，即被封为魏国公的王文正公，名叫王旦。他生在宋真宗景德、祥符年间，辅政朝廷十八年，是最受朝廷器重、功业最显赫的一位宰相。“而其子懿敏公素及孙太常公巩，皆以文章气节显名于时。若余所交殿帅王君子高，固文正公曾孙也。”是说王文正公王旦的儿子懿敏公叫王素，他的孙子叫王巩，都是以文章和气节名重当时的人物。而王旦的曾孙王子高，正是岳飞的挚友。岳飞为王家族谱题字

岳飞讲到好朋友王子高：“君以名家子释铅颖，从戎马。当靖康末造，斥金虏，拒叛臣，崎岖万状，辇从南行，虽疆场宿将，无不闻名叹服。每因公事燕集，相与论及事变，君辄嘘唏泣下数行，盖其忠愤激烈，实有大过人者。”说他以名臣之后的身份弃文从戎，在靖康之难中，怒斥金人，拒绝叛臣，宁可冒死，颠沛奔波，护驾南行，即使是疆场老将，也无不由衷佩服。每当聚会论及事变，他动辄不胜唏嘘，泪下不止，他的忠愤激烈的情怀，实在是大大超过一般官吏的。

岳飞又写道：“君之仲子省郎吾曾，护捧君手书谒余于临安私邸，且出宗谱，索予为跋。余既喜故人之有子，更深喜故人之子之贤且才也，乃受而读之。其溯源自子晋，得派自太原，由晋及唐，迄于昭代，文章甲第，炳炳奕奕，世不乏人。氏族之盛洵乎，蔑以加矣！顾余武人也，无渊云严乐之文，而欲附王氏谱牒之后，以垂不朽，不其难哉！然窃尝横览当代高门右族，炫熠宗支，汗漫卷帙，几于连帷压架，乃数传而虫蠹穿之矣。又数传，而灰烬荡之矣。求其如王氏之裒然完帙，阅历异代而光远有耀者，几何耶？”“谨谢省郎为我寄语尊人曰，是可为‘王氏世宝’矣。爰题四字于卷首而归之。”是说王子高的第二个儿子王吾曾，手捧着其父的手书来到岳飞在临安的私宅，请其为王氏宗谱写跋文。岳飞非常高兴看到老朋友有儿子，更高兴看到老朋友的后代贤能又有才华。阅读了王家的宗谱后，方知王家门第之盛，早已无以复加，从晋朝至唐代、五代十国，文臣武将，前后彪炳，名垂千秋。而纵观一些高门大族，为光宗耀祖，宗谱卷帙浩繁，但是几代人传下来，不是虫蠹了就是付之荡然了。而像王氏宗谱这样能完好无缺地保留至今，使后人能看到王家历代先人的成就，像这样的人家能有多少呢？岳飞除了为王氏宗谱撰写了跋文，还在卷首题写了“王氏世宝”四个大字，足见他与王子高之间的深厚情谊。岳飞为王氏族谱作跋

岳飞对王家的评说绝非过分，王家在《宋史》中有传者就达十一人。

苏东坡为王家撰写《三槐堂铭》

王家的堂号叫“三槐堂”，很有故事。前述王文正公王旦的儿子王素，子承父志，又是一代朝廷的忠臣，素以直谏闻名，他侍奉宋仁宗“出入侍从，将帅三十余年”。王旦的孙子叫王巩，是苏东坡的好朋友，世称太常公，也是一代名臣。可见王家祖孙三代王旦、王素、王巩，都是名载史册的著名人物。

苏东坡对于王家可谓知根知底，他在为王家写的《三槐堂铭》一文中说道：“国之将兴，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报，然后其子孙能与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晋国王公，显于汉、周之际，历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于时，盖闻尝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国文正公，相真宗皇帝于景德、祥符之间，朝廷清明，天下无事之时，享其福禄荣名者十有八年。”是说王文正公王旦的上一辈人叫王佑，是个性格刚烈的武将，任兵部侍郎（兵部副长官），文武忠孝，天下人均以宰相视之。但是最终因为性格直率而不为官场所容，他在自家庭院里种下了三棵槐树，并且预言：“我的子孙中肯定有位及三公者。”三公是指朝廷中职位最高的官员。果然，他的后人中才人辈出，儿子王旦当了宰相，辅佐真宗皇帝十八年，当时朝廷清明，天下无事。他去世后，宋真宗为他的画像题赞曰：“朕之有王文正如天之有日，王文正之遇朕如龙之得水。天无日不明，龙无水不神。”王旦的儿子王素和孙子王巩也是一代名臣，王氏家族的堂号于是被命名为“三槐堂”。王家无锡西沙始祖王吾曾王家南宋南渡始祖王子高王家第一世始祖周灵王太子晋

苏东坡继续写他所见到的王旦之子王素及王旦之孙王巩：“吾不及见魏公，而见其子懿敏公，以直谏事仁宗皇帝，出入侍从将帅三十余年，位不满其德。天将复兴王氏也欤！何其子孙多贤也？世有以晋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气，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孙德裕，功名富贵，略与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观之，王氏之福盖未艾也。懿敏公之子巩与吾游，好德而文，以世其家。”是说他没有见过王旦，但是见过王旦之子王素。王素是个辅佐宋仁宗皇帝三十多年的贤臣老将，以直谏闻于当世，他的职位并不能与他的德行相称。上苍要使王家再次复兴吗？为什么王家的后代中有这么多贤人呢？有人曾拿王佑与唐代的贤相李栖筠相比，他们两人的雄才大略、正直气节，确实不相上下，而李栖筠的儿子李吉甫及孙子李德裕的功名富贵也和王氏差不多。但是忠恕仁厚，则不如王旦父子。由此可见，王家的福分正旺盛不衰啊！苏轼与王素的儿子王巩是好朋友，说他崇尚道德而又善诗文，以此继承了王家的家风。韩愈、欧阳修等为王家祖先撰写墓志铭苏轼为王家撰《三槐堂铭》

苏轼在文章最后感慨：“呜呼休哉！魏公之业，与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归视其家，槐阴满庭。吾侪小人，朝不及夕，相时射利，皇恤厥德。庶几侥幸，不种而获。不有君子，其何能国？王城之东，晋公所庐，郁郁三槐，惟德之符。呜呼休哉！”既赞美了王家的功业，也赞美了王家的三槐堂。还道出了三槐堂的方位就在开封城的东边，表达了无限向往之意。

苏东坡与王巩（字定国，自号“清虚居士”，王旦之孙，北宋诗人、画家）不是一般的朋友、诗友，而是患难之交。苏东坡遭遇的著名的“乌台诗案”中，牵扯了二十位倒霉的朋友，王巩就是其中一位，被贬谪三年，从京城发配到遥远的广西，在当地做一个税务小督查官。这三年王巩非常不幸，一个儿子死在贬所，另一个儿子死在家中，王巩自己也差一点死去。把苏东坡吓得不轻，以为王巩一定恨死他了，也不敢跟王巩联系了。谁知王巩胸襟非常豁达，三年“劳改”中依旧写诗不断，回到江西后主动跟他联系，还把自己的几百首诗寄给苏东坡请他写序，这就是《题赠王定国诗集序》的由来。苏东坡在这篇序中大发感慨：“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定国且不我怨，而肯怨天乎？余然后废卷而叹，自恨其人之浅也。又念昔者定国过余于彭城留十日，往返作诗几百余篇。余苦其多，畏其敏，而服其工也。一日，定国与颜复常道游泗水，登桓山，吹笛饮酒，乘月而归，余亦置酒黄楼上，以待之曰：李太白死，世无此乐三百年矣！今余老，不复作诗，又以病止酒，闭门不出。门外数步即大江，经月不至，江上焉，真一老农夫也。而定国诗益工，饮酒不衰，所至穷山水之胜，不以厄穷衰老改其度。今而后，余之所畏服于定国者，不独其诗也。”

苏轼还曾为王巩写过《王氏清虚堂记》，可见他们这对“割头朋友”间的深厚情谊。

岳飞为王家宗谱撰写的跋文及苏东坡为王家写的《三槐堂铭》、《题赠王定国诗集序》等，都是非常珍贵的王氏家族史资料，也是中国散文史上的名篇，其中《三槐堂铭》还被编入《古文观止》。王家宗谱中还收录了许多历代著名文士与王家先人交往的记录，除了苏东坡，还有范成大写的《一世祖太傅公传》，以及欧阳修撰写的《文正公神道碑铭》。至于王家在唐朝的祖先，则有韩愈写的《弘中公碑铭》和《弘中公墓志铭》。这些文献都收录在清光绪二年（1876年）修的王氏家族的宗谱——《王氏三沙统谱》中，还可以参见王尧臣、王禹卿兄弟1936年续修的《王氏三沙续修大统谱》等家族文献，足可见这个家族源远流长的血脉，以及不同凡响的远祖基因。

星转月移，沧海桑田。千年一梦，梦在蠡园。

当王家祖先这些昔日耀眼的光环，已经成为遥远的历史回声的时候，被封存在线装书里的王侯精神，还有什么波澜吗？那些千百年前的基因，在19世纪、20世纪的泥土里，还能再滋生、发展、昂扬吗？

历史常常像魔术一样变幻着陵谷兴替。王家到了蠡园的创建人王尧臣、王禹卿兄弟的父亲王梅生一代，朝廷、皇族、科举、豪门，包括当地的上流社会，已经和王家没有任何瓜葛了，他们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王梅生没有走通科举之路，也没有资本去经商，只能在乡间的一座古庙里设帐收徒，当一名私塾先生。尽管贫寒，他却是村里屈指可数、有前瞻眼光的一名知识分子。

寂寥的岁月又延续了许多年。转眼到了19世纪末，整天守着佛影青灯的老人家没曾料到，王家又有了时来运转、波澜壮阔的一天——或许正是佛爷的保佑——两个整天在膝前绕来绕去的儿子，竟成了人中之凤。

有一天他们飞出了青祁村，飞向了大上海。

二、少小离家 一肩行李闯乾坤

从青祁村走向大上海

我的曾外祖父王尧臣（1876—1965，名尔忠）和小他3岁的弟弟王禹卿（1879—1965，名尔正，又名王明德）年幼时期，青祁村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附近一片芦苇荡，老百姓一代又一代重复着远古的生活方式，守着几亩薄田，背朝青天脸朝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尽管浩渺无垠的太湖水，年复一年地滋润着这片泥土，可是地少人多，耕地缺乏，村民们家家户户总是吃了上顿愁下顿，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连糊口都成了问题。尤其洪杨之役（太平天国战争）之后，田亩荒芜，民不聊生，十家九户揭不开锅，走出去、外出闯荡就成了青壮男士的首选之路。近者走苏州、常州，远者到上海、南京，更远的到了广州。与其在家里受苦受穷，还不如外出闯一闯，或许还有一条生路。

在王尧臣、王禹卿兄弟之前，无锡一带已出了不少闯荡天下的好汉，倒是印证了“人挪活，树挪死”的古训。他们有的是走“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的路子，靠官场的“磁场”发家致富。这样的人家有：薛福成家族、杨宗濂家族，这些家族凭借了官府的有利条件，又顺应了洋务运动的潮流，走向上海，走向京城，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在参政的同时不失时机地安排下一代渗透到工商界，光宗耀祖，根深叶茂，百年不衰。

没有科举和官府背景的，靠单枪匹马、赤手空拳打天下的能人也有很多。在无锡，较早“混出个人样”的是怡和洋行总买办祝大椿（即祝兰舫，无锡南门外伯渎港人，1865—1926）。他幼年丧父，孤苦无依，十几岁在当地一家铁行里当学徒，16岁到上海打工，积累了一些资金后于1885年开始独立创业，连续创办了十几家企业，并当上了洋行之首怡和洋行的总买办。他1902年集资30万两创办的华兴面粉厂，是当时唯一可以与孙家的阜丰面粉厂比肩的大厂，后来数年与王家和荣家都有密切联系。最著名的自然是荣家兄弟，荣宗敬三闯上海滩，几经周折总算立稳了脚跟，天时顺遂，励精图治，逐年发达，最终成为中国实业界的一代领袖。另外还有唐滋镇、唐殿镇兄弟，也是白手起家、艰苦创业的“锡商”典范。这些家族，先在无锡起步，一点点逐步做大，后来都来到上海这个超级大窗口、大舞台、大市场，上演了由无锡人导演的精彩大戏，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注入了极大的活力——这个过程，被视为无锡男人除了科举之外的唯一一条“正途”。我的高祖王梅生先生

王尧臣、王禹卿兄弟到了十几岁的时候，也到了履行“正途”的关头。

在这之前，他们都是父亲王梅生老夫子帐前的小学生。尽管时运不济，但王家文脉依然强韧。王尧臣与王禹卿从小在父亲指导下读书识字，遍览四书五经，而且都写得一手好字，于中国文史也有独到领会。据王家同乡、上海纺织界老人朱龙湛先生（曾任荣德生先生的秘书）撰文说，王禹卿与他的哥哥王尧臣小时候就表现出了不同的秉性：“王尧臣天资愚钝，但能用功勤读，生性憨直，喜欢骑在牛背上读书，到他父亲命他背书时，已经滚瓜烂熟了。王禹卿则性黠好嬉，对经书不感情趣，但是当他读到司马迁的《货殖列传》时，却也津津有味，对于其中‘贵入如珠玉，贱出如粪土’的说法深有感悟。其父在一旁揣摩道：‘此子于读书无缘，将来或可成富商吗？’”

老夫子或许有先见之明，后来的事实说明，知其子莫如其父，不仅是王禹卿，连同王尧臣都成了海上富商，他们传奇般的人生轨迹，把王家带入一片精彩纷呈的生活。

正是顺应了那个时代的潮流和传统，两兄弟都在十几岁的时候就拎起了铺盖卷，背井离乡，外出闯荡。好在那时民风淳朴，时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但凡有点沾亲带故的关系，就会不失良机地加入“农村包围城市”的打工潮。

我的曾外祖父王尧臣16岁时离家到了无锡城里，先在一家染坊里当学徒，23岁时（1899年）经人介绍到了上海，在石路（今福建路）瑞丰估衣庄（当衣服的当铺）当伙计。最初是当下手，每晚在店门前设摊向行人吆喝兜售。由于他善于观察过路人的社会身份和需要，兜售时总能有针对性地说到点子上，顾客往往就乐于前来购买，不久升为“喝摊”的上手，三年后又升为估衣铺的会计。

1904年，一个朋友介绍他进顺全隆洋行管账务，在洋行的业务联系中，他认识了同乡人、已是怡和洋行总买办的祝大椿。一年后，祝大椿看王尧臣为人忠厚老实，是个靠得住的人，就把他拉进自己的华兴面粉厂当会计。此时正值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爆发，俄国人的面粉厂在战争中差不多都打光了，不仅交战双方急需就近补充给养，整个北方面粉奇缺，精明的上海人抓住商机，趁机打进北方市场，纷纷向北方派出精兵强将推销面粉。祝大椿很快发现王尧臣善于兜揽生意，立马调他去天津，在华兴厂的天津分销处主持业务。老板都是“鞭打快牛”的行家，这期间，由于曾外祖父忠实肯干，销售有方，华兴厂在华北的生意渐渐打开局面，祝大椿又调他去东北和山东，先后赴营口、安东、大连、烟台、青岛等分庄主持面粉销售，就这样为华兴面粉厂辛苦奔波了七年。

王禹卿14岁的时候学哥哥王尧臣的样子，也拎起了铺盖卷。上路的时候，母亲沈氏为他打点行装，东拼西挪，想尽办法，也只有一卷打了补丁的被子和一件旧棉袄。他走出老屋，挥别父母，弃岸登船，乘一叶小船从太湖进入苏州河，向南，向东，经过一天的行程，来到光怪陆离的大上海。他去投靠一个在上海开店铺的远亲胡氏，就在这家店铺里当学徒。

去上海——似乎是他们命中注定、无可选择的人生之路。

圣贤书上说得明白：“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若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但对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孤身独旅，离乡背井，前途未卜，相伴的总是一番茫然与凄凉。

吃得苦中苦 难为人上人

王禹卿先是投靠他家的亲戚——高车渡胡太亲家用三先生，胡家在沪经营胡亦来煤铁油麻店。学徒生涯非常辛苦，货物的打包、搬运、装车、盘点，店内外的杂活儿，事无巨细，当学徒的样样都要干。煤铁油麻店，经营的货物很杂，主要是供应沿海民间造船用的各种材料。

其中最苦的活儿有两项：一是搬运和堆码桐油桶，不仅费力而且危险。桐油是造船的必需之物，每桶有一百来斤，14岁的孩子无法搬动，只好两个人共同来搬，但是要把这么重的油桶层层堆码起来绝非易事，常常要双手举过头顶，层层堆上去，一旦臂力不支，油桶滑落，人就会被砸成残废。二是盘数铁钉，一天盘数下来，脸面黝黑，就像打铁的师傅一样。到了冬天，双手都被冻裂了，终日疼痛难熬。那时候当学徒简直就是当奴隶，最苦的活儿都是学徒们干的。王禹卿抱定“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信念，咬紧牙关，拼命干活，深得老板和师傅的喜爱。

尽管拼死拼活、没白没黑地干，收入却非常有限，第一年每月仅得300文（制钱），他除了剃头和洗澡之外，什么钱也不花，身边花花绿绿的大上海，他权当没有看见，就这样克勤克俭，到了年底口袋里也仅剩下900文。要过年了，他向同门师兄借了1000文，买了一些笋干、粉丝、红糖、白糖，托同乡带回老家，这些东西在乡下就是上好的年货了。第三年开始，每月可得工钱1400文了，他念及父母的养育之恩，全数寄回老家，聊补家用之不足。当父母的看到儿子的长进非常高兴，朦胧地觉得，这日子有奔头了。

这期间，他与父亲常有通信，汇报在沪的种种情况，其父王梅生也不失时机地帮他“掌掌眼”。从眼下所能见到的其父唯一一封手书家信，可知王禹卿的小名叫根荣，当时他已经转到恒来油麻宝号，信是托一个叫“阿纪”的朋友带去的。王梅生信中说：根荣吾儿如悉：前日接见第二号来函，云及西周兄保荐尔于源来为业，父知之下，甚慰甚慰，今既得业，要克勤克俭，有始有终，偶再易号，人必笑尔无恒心，不足有为。将来得蒙有大机会，无人保荐。谚云：将军虽好，俺香里不用，纵使英雄，亦显短气矣。为人以谦逊为先，恭敬为贵，万不可有骄傲之。世有骄傲之人，凡事以为己能，皆不及我，与人晋接、周旋，不肯佩服。此等人，必顿致寸步难行。所以，谦敬两字，何地不可往，何处不可藏。复望儿去骄为谦，转傲为敬，无论上中下，终要以礼相待，无生嫌隙。至要！至要！刻下家中均安，惟阿伯于十一日夜寒热，为兄大约过市到申，可以聚谈一切。现载赓有得生意否？秋蝉在申调着银洋与货否？仰新来函，将两人所为之事，一一写明付我知之，方之于花影到家，于我说及孙周两人，去聘伊至新闸开店，彼为当手，其事已成，予亦欣慰之至。彼于初九日抵家，于月半即欲动身，为店事急急不能淹留在家也。兹父喜食雪梨，申地如有，即买数只托原船带归为要。余不多嘱。此申告顺问近好父梅生字杏月十三日　手草

可知他父亲还是大小事情，样样都要过问的。对儿子百般叮嘱，不可骄傲，不可看不起人家，一定要“谦逊为先，恭敬为贵”，对周围的人，无论上中下，都要“以礼相待，无生嫌隙”。为父的深知儿子的脾气，还以“至要！至要”相警告。拳拳舔犊之心，可以想见。信中还关照了许多亲友间的杂事，但是当父亲的对儿子的要求却很简单，只要买几只雪梨托人带回就行了。

这期间，他的母亲不幸病逝了，其父为了保住他那来之不易的饭碗，严令不许回乡奔丧，直到他20岁时方得请假回家，扫墓省亲。这时，距离他离开家乡已经六七年了。

不知是什么“造化”，在沪的第一个十年中，王禹卿竟遭遇过三场火灾，而且灾情一次比一次严重。

第一次是在他刚到上海的那年冬天，半夜时分，隔壁一家棉花店失火，殃及胡亦来煤铁油麻店。王禹卿从睡梦中惊醒，火苗已经窜到身边，他急忙抓了一件衣服逃了出来。店铺已整个地被烧掉了，总算人幸免于难。

第二次是王家在青祁的老家失火，原因是隔壁一家姓陈的人家不慎起火，殃及王家。那时乡间都是茅草房，一点就着，致使家中连屋带物全部付之一炬。等到哥俩闻警赶回去，只见瓦砾遍地，片椽无存，居无容身之所，食无隔宿之粮，这时他们的母亲已经不在世了，父子三人，抱头痛哭……

第三次是在1902年，王禹卿到沪的第十个年头，也是他与茂新面粉厂发生联系的一年。恒来油麻行经理见王禹卿头脑活络，很能干，又肯吃苦，就派他去烟台、天津、营口、乐亭等地开拓新的市场。王禹卿动足脑筋，尽心效力，不到半年，所推广的业务已超出别人两倍以上，月薪增加到14块银元，全家皆大欢喜。谁知这年五月间，恒来油麻行邻居失火，周围店面和民居顿成一片焦土，恒来油麻行也没能逃脱厄运，顷刻间化为乌有。适逢王禹卿外出收账，躲过一劫，但是他留在店里的所有衣物均荡然无存。后来，店主获得了保险公司的赔偿，但老板拒不补偿王禹卿的损失，使他心一下子凉了。

转眼冬天要到了，过冬的衣服还没有着落……这不能不使他重新考虑，下一步，路在何方？

王尧臣、荣德生与祝大椿的缘分

曾外祖父王尧臣自被祝大椿延入华兴面粉厂后，从此一脚踏进面粉行，常年在北方奔波，非常辛苦。北方的气候和饮食习惯均与南方大异，营口、大连一带十月份就已经雪花飘飘，没有皮袄皮靴根本不能出门。曾外祖父努力适应北方生活，连创佳绩，颇得老板祝大椿的欢心。

他的运气很不错，东北的面粉热销还没有停歇，又爆发了全民抵制美货的爱国运动，这回不仅是东北，全中国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抵制美国货的浪潮。美国面粉遭到抵制，国产面粉就畅销了，又给民族面粉业带来大发展的良机。华兴面粉厂自创始的头五年，每年利润达十万两银，这里面有王尧臣很大功劳，但他月薪止于20两银。他宅心方厚，心里很平，不觉得吃亏，相反还觉得老板待自己不错，月薪20两虽说不上富裕，但也可以过过小日子，比在家乡强多了。假如不是后来弟弟王禹卿拉他加入福新面粉厂的话，他可能就一直在华兴厂干下去了。

华兴面粉厂创办于1902年，几乎与荣家最早的企业无锡保兴面粉厂同时创办，是一家实力雄厚、规模比中国第一家面粉厂（孙家鼐家族的阜丰面粉厂）还要大的工厂。孙家1897年投资30万两银建厂，初创时每日夜生产面粉2500包。而祝大椿本人就是洋行买办，进口机器不需他人代办，就省了很多钱。他的华兴面粉厂也是投资30万两银，置有800桶面粉机一副，钢磨16部，每日夜可生产“天宫”牌面粉3500包，生产能力高出阜丰面粉厂40％。华兴面粉厂的股东也都非同小可，大股东是南浔“四象”之一的顾福昌之子（家财达1000万两银）、旗昌洋行买办顾敬斋（顾乾麟的祖父），其他还有京官吴志和、富商章蕴山、财主翁寅丞等。那年，荣家的保兴面粉厂也建成开机了，只是规模要小得多，他们集资39000元，每日夜出粉300包，像样的设备仅有四部法国炼石磨，“按其规模和机器设备仅用法国炼石磨四部来看，严格说来，仍然不过是一个较大型机器磨坊而已。”第二年（1903年）保兴面粉厂因老股东撤资而改组为茂新面粉厂，增加新股，老股新股总共5万元，荣家兄弟占了一半。直到1905年下决心添置了新式钢磨，改造了旧厂，生产能力提高了，才扩建为一家近代机器面粉厂。

当时的华兴厂产销两旺，一副老大架势。老板祝大椿虽然在改组后的茂新面粉厂附股四千两，成了茂新的新股东，但并不把荣家人放在眼里。荣宗敬与荣德生面对这位乡贤大佬，当时只有唯唯诺诺的份。华兴厂初建成时，荣德生认识该厂的“匠头”（工头），外号叫黑炭，向其打听厂子的设备和生产情况，黑炭只能简单地对他应付，说是：“老板不许对外说，也不许放人进厂子看，以后候有机会的话，再领你去看看吧。”荣德生放心不下这件事，想方设法疏通黑炭这唯一的关节，叫他带领进厂参观。总算这个黑炭说话还算数，背着老板带他进厂看了。这一看不要紧，茂新厂要打翻身仗了。“上下各处机器均看明，并将要点摘下，决心改添钢磨。无奈添本不易，自己无此十余万之巨款，外招更难；即招到，亦无同心可奋斗者。”

到了1905年4月，荣家总算筹到了款子，荣德生到怡和洋行机器房订购进口磨面设备，定了18英国机器六部，每日可出粉500包，讲定三个月交货，签字画押，签好合同，付银4000两。当他刚拿到合同时，总买办祝大椿走进来了，问道：“你这几天总是来这里，有什么事吗？”荣德生说：“定磨子。”祝大椿又问：“订几部啊？”说是：“六部。”祝大椿又问：“那么其他机器怎么办？”荣德生答曰：“自造。”祝大椿一听不高兴了：“自造靠不住，要上当的！如果能自造，外国人都要回外国去了！还好我只丢落4000两！”（指他在茂新参股4000两银）一副气急败坏的样子，荣德生不敢得罪这个大股东，只得唯唯而退。

孰料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事在人为，而且是发展变化着的。荣德生回无锡后，“买柚木二根，准备翻砂造机，购车钻床回厂，各造车间，分部定规，建筑匠亦定。粉机、麦机皆仿造，如限完工”。等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进口的外国机器也到了，随即装车，生产出粉，加上老设备，每日800包，运到上海，“行销甚好”，并没有让祝大椿的4000两银子“丢落”。更有甚者，后来随着茂新面粉厂的不断发展，年年兴旺，到荣家要在上海创办福新面粉厂的时候，连祝大椿重用的王尧臣也被挖到福新厂去了。

华兴厂在王尧臣离开之后，利润大幅度下滑，一直处于不景气状态，虽然日产量从3500包增至4400包，但是由于购进的小麦只图便宜而不顾质量，以致产品质量下降，销路不振。这回轮到荣德生看笑话了。祝大椿无奈，只好在1917年把厂子租给荣家来办，荣家将其改名为福新六厂。又过了几年，祝大椿因“橡皮股票”亏累的影响，日子更惨了，落到了卖厂卖房的境地，只好将华兴厂作价25万元，卖给了荣家了事。

北上销粉 大显身手

王禹卿在1902年从油麻行转入了面粉行。有一次在北方谈生意，偶然遇到同乡曹如秀。大家都是从无锡乡下出来的打工仔，他乡相遇，非常惊喜，攀谈下来，都有一番天涯沦落之慨。曹如秀正在为荣家的茂新面粉厂推销面粉。那时中国的机制面粉刚刚起步，市场上对荣家这国产的面粉还不熟悉，不放心，加上曹如秀初涉此行，在北方人生地不熟，要打开局面很难，说到生意，连连摇头叹气。

这倒给了王禹卿一个启发——面粉是北方家家户户日食之口粮，起码应当比煤铁和桐油的市场要大。现在自己为推销煤铁油麻，在北方已经联络了不少哥儿们，初步建立了商务关系网，为什么不可以利用这个关系网，在推销煤铁油麻的同时顺便推销面粉呢？捞草打兔子，反正是捎带的，这不是又一条生财之路吗？他向曹如秀详细了解了荣家兄弟的为人，决定先揽一点活儿，尝试一下。在曹如秀的引荐下，他去无锡拜见了荣宗敬经理和张麟魁总董，倾谈之下，只有一个要求，即“先货后银”，就是要允许先行到货，然后收账，以期广招客户。

无锡人有句俗话：做生意“不识字不要紧，不识人不来事”。荣宗敬是个明白人，绝对是个识人头的朋友，他与王禹卿一见如故，很喜欢这个性格爽直、说话到位的青年人。从此王禹卿一脚踏进了面粉堆，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面粉生涯。

王禹卿很懂得人们的心理，注重做人的工作。大家出来闯世面嘛，无论老板、掮客和伙计，无非都想多赚几个钱，这几个环节都要设法安慰到，缺一不可，要使他们都有积极性来买你的面粉才行。除了面粉本身的质量，“小便宜”是不能省的——对客户老板，他放宽收账的期限；对中间人，他分出一部分自己的佣金，增加他们的佣金；对大饼油条店和面馆的伙计他也有一招，他关照手下的人，在每袋面粉的线绳上，栓上一枚制钱。面馆的伙计在拆面粉口袋的时候，线绳一拉，这枚“小费”即可到手了，下次进货的时候他就会对老板说：“还是无锡茂新厂的面粉好，色白、筋道、出货……”福新面粉公司总经理荣宗敬先生

王禹卿三管齐下，果然效果非常令人鼓舞，烟台、营口、牛庄等各地帮客纷纷前来订货、购粉，大有应接不暇之势。三个月下来，居然销掉数万包面粉，他本人的佣金达到一千多两银子，这在当时是个非常了不起的成绩，是他离开家乡后挣下的第一桶金，这大大增强了他的信心。1903年，王禹卿索性脱离了他苦干了十年的煤铁油麻行，正式加盟荣家的茂新面粉厂，专职从事面粉业了。

1904年10月间，他奉命前往山东烟台推销面粉，因为那里已经积压了三万余包荣家的面粉。原先派去的荣杏生主任由于措置失当，当地人不买账，货销不出去，荣宗敬调兵换将，叫王禹卿去改变方案，重开新局面。

王禹卿知道，各地商帮都有自己的团伙和当地的潜规则，找不到关键的人就休想打开局面，堡垒一定要从内部攻破才行。他冥思苦想，突然想起一个人，此人叫马惠堂，是烟台丰泰昌商行驻上海办货的负责人，王禹卿与他间接地认识，印象还不错。王禹卿辗转找到他，请他写一封信作介绍，告诉对方他到烟台打算就住在他们商行里，将该商行列为荣家在当地的第一家商业伙伴，允以厚利，并通过该行在当地代为销售面粉。

也该着王禹卿有福气，碰上一个大好人。烟台丰泰昌商行的杨振声经理是个非常爽直的北方汉子，讲义气，重承诺，办事麻利，当王禹卿备了厚礼去见他，他们竟一见如故，事情一下子就说定了。接下来就由杨振声经理出面，联络当地有影响的商户，共同来帮助“吃掉”荣家的三万包面粉。山东地方民风淳朴，哥儿们讲义气，一人有难，八方声援，结果烟台仓库中积压的三万多包面粉，仅一个多月就销售一空，款项也全部汇到了上海。等这一宗生意全部完成，已经快要过年了。

腊月二十六日，年关在即，北方早已经飘起了大雪。王禹卿归心似箭，怀着成功的喜悦前往海边，准备从那里登船南返。可是想不到这回家之路却非常艰难。烟台在晚清时期是个军事要塞，只有军港，没有商船码头，商用货轮只能停泊在海上，乘客要乘小船摆渡到大船边，在海上登船。那天正赶上北风呼啸大雪纷飞，岸上积雪盈尺，路非常难走，实有“行不得也”之叹，可是临近年关，只能硬着头皮上船。王禹卿花一块钱雇人把他背到海边，再乘小舢板转上大船。上船后海上风雪仍未消停，船不能立即起锚，大家只得干等。那时的轮船客舱里没有取暖设备，王禹卿虽然身穿棉袍，还是冻得浑身直哆嗦。船上人满为患，只能挤在统舱里将就了。两天两夜的行程，大人孩子挤挤攘攘，无时无刻不在嘈杂喧扰之中。王禹卿又冷又饿，度日如年，好不容易熬到船进黄浦江，上岸时已经是小年夜了。荣宗敬先生见他回来，非常高兴，大加犒赏，当即拿出200元作为酬劳，从此依为臂膀。这年春节王禹卿回到老家，将所得酬金全数交给父亲，以偿还家中累年积欠。

在烟台期间，他曾接到哥哥王尧臣的信，言及家中难事。曾外祖父王尧臣在信中对弟弟说：我的曾外公王尧臣写给胞弟王禹卿的信禹卿胞弟如面：于初二日，兄托宗敬兄附上一信，谅早收阅。父亲自申返锡后，来信说及全家安好，胞弟在烟尽可放心，善为公事可也。宗敬兄家喜事，嘱办彩绸各物，兄终一一办好，宗兄甚慰欣感，惟伊发来请帖两次，请兄喜筵，而喜分胞弟臻已送过，兄一再思维，故又送多一次，此钱实不能省。得现下胞弟在烟，饮食起居加意谨慎。酒烟花街万不可失足，眉下正在创业，立功、立名之际，须要争取权衡，面目增光，勿负父兄之望为要。所有年终款项，父亲在申细细斟酌。兄今统盘合算，尚少洋五十元有零，不知胞弟有何成竹，速即来信告我。兄曾与宗敬兄畅谈，彼云烟地粉市随后可望起色，倘能起色，欲叫胞弟坐为常庄，如坐常庄，恐在年内无暇回沪，而正月之事，必要兄一人办理。故在年内胞弟须要函商宗兄设法借洋五十元，至明年归还。只要过此胞妹喜事，款项亦无大用也。燮师在牛庄，今年亦不能回沪，因账目纠葛之故，一切仰弟示复。……恒来会项照解矣胞兄尧臣　手勒

从信中内容看，他们父子正在为筹措妹妹的嫁妆奁资而发愁，其父亲到上海亲自操办，然而到头来，算来算去还缺五十大洋，只好请王禹卿向荣宗敬老板借钱，来年偿还。而对于荣家的婚庆喜事，王家则不敢怠慢，明明没有钱，还硬是前后送了两份礼金，还说“这个钱不能省”，可见心中之酸苦。当阿哥的关心弟弟，还关照他“烟花巷”绝对不可招惹，眼下正在创业时期，立功、立名为要，只有脸上有光，事业才能做成……

1905年6月间，王禹卿在烟台接到公司的电报，要他继续北上，到辽宁的营口去开拓面粉市场。营口当时是北方著名的商业繁华区，是东三省农产品向外输出的总枢纽，市场人气很旺。又碰上日俄战争爆发，日本人与俄国人为了争夺在东北的利益，在中国的国土上你拼我抢。历来的经验是，越是打仗面粉越是畅销，因为各方都需大力筹备粮饷，兵荒马乱中老百姓也要储备粮食，这么一来，南方的面粉厂活儿就忙不完了。有王禹卿在北方卖力地推销，茂新厂每天可赚到五百余两银子，年底统计，茂新的总资产已达到八万多两银，基础渐渐稳固。

营口与烟台一水之隔，相距约七八百里，轮船一日可达。营口有个大德亨商号，当地人名其大屋子，有油坊，还兼营洋货布匹及杂粮，同时代客经理各种买卖。王禹卿到后，按照商场通例，即邀请该号掌柜的为之引导，遍访南来商帮的驻客（办货人），就像名角要到名票家里“拜客”一样。

广交朋友之后王禹卿逐渐明白了，这里的驻客以三江帮为最大。所谓三江帮，是指江苏、浙江和安徽一带的商帮，而这些商帮中又以宁波人居多，大多是来采买吉林人参及关东黄丝的，那都是当时出口的热门货，是购销业务的大宗。而商帮中握有实权者，是山东蓬莱和黄县的商人。王禹卿不敢怠慢，一一“拜码头”拜过来，与他们讲信修睦，广联声气，以期借助他们的力量，为茂新厂面粉的北上，挣得一块基地。这一回，荣老板还交给他一个新的任务，即兼营汇兑。

销售面粉，王禹卿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不久，在营口的局面也逐渐打开了，但是汇兑事情非常复杂，让王禹卿颇费周折。因为营口当时还是旧商埠，相对上海来说非常闭塞，金融系统居然仍沿袭清初的一些传统做法，与上海有很大不同。上海市面早已是鹰洋、铜元和银元的时代了，而营口市面上流通的基本都还是单角，缺乏大洋；单角之外，还用铜板，每160文为一吊。银两的成色也有很大出入，营平银二千七百两才抵申规银一千两。计算起来非常麻烦，须用归除，数次折算。王禹卿不禁顿生感慨：“……沿袭清初旧制，历久未变。北方风俗之古，民智之塞，于此可见。”

王禹卿这次在营口呆了三个多月，在面粉销售方面又打了一个大胜仗。初冬时节南返上海，共计销售面粉达20余万包，公司获利二万余金，他本人也分到了红利一千余两。他再次把挣来的钱全部如数寄回老家，帮家里还债。其父收到钱后喜出望外，明白这个儿子可以做大事了。

海轮失事 天津顿起商务官司

1906年，王禹卿在天津任裕大祥号经理（荣宗敬投资的一家商号），同时兼任茂新面粉厂驻天津营业部主任，主要任务仍是推销面粉。虽说是身兼经理和主任，实际上他手下的“兵”只有两名，一是会计严少兰，一为秘书徐初九，第一线的生意仍是他亲自打理。很可惜，那年的生意不仅没有想象中那样安稳，反而翻了船，交不了货，还惹出一场长达四个多月的商务官司！

这是一桩期货生意，美国面粉十余万包，在上一年就已经抛售出去，卖给了天津的各家商号，约定在第二年开冻以后交货。谁知天有不测之风云，装载这批货的海轮，驶至日本北海道洋面时遭遇狂风，不幸触礁沉没，所有货物沉入海底！王禹卿宣告，这是天灾，无法抗拒，大家只好自认倒霉吧。而各方商家哪肯罢休，你收了钱而不交货，天下哪有这个道理？遂致诉讼。

天津的商会自然偏袒天津的商号，强令王禹卿按市价以每包六角洋钱之价予以赔偿，他们认为货船未必真的遇险，怀疑裕大祥商号从中捣鬼。王禹卿不从，法院的传票就来了。法庭调查过程中，天津地方法院承审官受贿，判按天津商会的意见照赔，而且勒令当堂具结。王禹卿不服，上诉于高等法院。

这时，经办美国面粉的拔维洋行及丰泰洋行大班相继来到天津出庭作证，证明该海轮的确是触礁沉没了，应按照国际惯例来处理。丰泰洋行的大班易孟士是美国人，过去曾任美国驻天津副领事，庚子事变时就在天津，在京津一带颇有些声望，而且与天津高等法院院长戚朝卿、天津知府凌福鹏等地方头面人物均相熟悉，由其从中斡旋，高等法院判下来，减免二角，令赔偿每包四角洋钱。但王禹卿仍不服从，要求调查事实。

俗话说，有福的人总归是有福气的，王禹卿遇到麻烦时常会有贵人出来相助，这回又是如此。天津法院的一个推事韩树梅是江苏镇江人，念及乡谊的份儿上，又可怜王禹卿年纪轻轻，一个南方青年只身经营于千里之外，陷于北方人重重包围之中，一任恶人欺负，于是下令检查科调查天津市内有无这种“三狐头”及“绿铁锚”商标之美国面粉，限日禀复。调查下来，天津的确没有这种美国面粉上市，证明装载这种牌子面粉的商船的确是失事了，遂改判每包面粉赔偿洋钱二角。

这回王禹卿没声音了，但各家津商不服，结队到直隶总督府告状。当时直隶总督是袁世凯，他不耐烦这种商业官司，往下一批，仍旧叫原高级审判厅复查。最终，这个案子终得以每包面粉赔洋二角结案。

官司打了四个多月，王禹卿成功地维护了公司的利益，而差旅费只花了五十多元，公司上下无不对其心悦诚服。王禹卿倒也打出了名气，商家均认为他一定是官府里有人，故能无往不胜，却不知他官府里根本没有人，只是在打官司的过程中，精神感动了上帝而已。

“橡皮股票风潮”中力挽狂澜

1909年，外国金融骗子在上海掀起了一场天翻地覆的金融狂潮——橡皮股票风潮。在这场风暴中，无数中国商人大受其害，不仅刮倒了一大批中小型企业和金融机构，就连有政府高官背景的企业和钱庄也纷纷落马，市面发生极大的恐慌。先是正元、谦余、兆康三家钱庄宣布倒闭，接着又有一批钱庄宣布倒闭，就连著名的官商家族严筱舫家族（宁波人，李鸿章的幕僚，中国通商银行第一任总董）的源丰润票号也被刮倒了。受其牵连遭灭顶之灾的还有李鸿章家族的义善源钱庄，这家钱庄在全国各地有二十几家分支机构，也不幸于一夜之间垮台……最后外国骗子溜之大吉，卷走了中国人的银子达数千万两，把中国的金融秩序捣了个乱七八糟，清政府不得不拿出钱来料理善后……

在这个过程中，凡是喜欢投机的人都倒了大霉。裕大祥号的股东张麟魁、荣瑞鑫、荣宗敬等均卷了进去，亏银六七十万，裕大祥总号倒闭，津号也同时关门。清算下来，王禹卿分管的津号还结余二万两，为各分号之冠。这年冬天，王禹卿打道回府，结束了他北上闯荡的生涯，回到上海。

但是荣家的问题并没有完，因这时荣家自己的广生钱庄早已搁浅，此次“橡皮股票风潮”又大蚀其本，茂新面粉厂失去金融的依托，资金周转也发生问题。荣宗敬亏损甚巨，对外信用动摇，债主们坐不住了，纷纷上门讨债，天天门庭若市，客厅常满。在此危急时刻，荣宗敬见王禹卿在外威信颇高，处理棘手问题挺有办法，就把他搬出来当菩萨，请他出来处理茂新面粉厂的欠账事情。王禹卿细查了账本，发现共欠各钱庄的钱不足二十万两，于是与各庄家开诚布公地商谈，先把各家的尾数找零等结清，所欠整数等来年按月偿还，并以他本人的名义，立据担保负责，绝不赖账。众人熟知近年来王禹卿的商界地位和办事作风，于是签字画押，以静观来年。荣家由此才松了一口气，度过难关，维持住残局。王禹卿无疑为老东家又立下了一个大功。

王禹卿在回忆这段经历时不无感慨地说：“……可知天下无不了之事，只需开诚布公以信义相孚耳。余于茂新，（当时）既非股东，又非经理，只是受人之托，遂不惜劳心疲力，以忠人事耳。而日后个人信用之昭著，即基乎此也。”可知方才31岁的王禹卿，已是那场金融风暴中的荣家柱石了。

三洋泾桥 王乔松一语重千钧

俗话说“花无三日好，天无百日晴”，乱世中的百年中国，形势的变化起落常常是无法预料的。日俄战争和抵制美货期间，国产面粉大行其道，日本商人还趁机做转手贸易。一旦局势安定下来，行情骤然又起变化。外国商人瞅准了中国这个大市场，1909年后，外国面粉重又大量进口，国产面粉的销路受到很大冲击，致使国内面粉厂遭受巨大打击，茂新面粉厂也连续三年出现亏损，不得不靠贷款维持，这令荣家兄弟非常头疼。

荣家兄弟由于这段时间欠账太多，商业信用下降，资金周转发生困难，致使上海的钱庄与之往来者，只剩下南市的聚生和北市的庶康两家。荣老板深知这是最后的依靠，拼死也要保住，与两家钱庄的经理保持了最好的联系，尤其是聚生钱庄经理李裕成，他们堪称割头朋友，在最困难的时候帮忙最多。

自然，在内部鼎力支撑的也大有人在，就是销粉主任王禹卿。当时，茂新面粉的股票已经一跌再跌，跌至原先的百分之二十了，还是没有人问津，连一些股东也不相信这个厂子会有转机了，遂将股票卖出。每股票面价是一百两，此时仅仅十余两就卖掉了，可见人们已经失望至极，就像个“垃圾股”，赶紧抛掉完事。这时候，王禹卿非常仗义，他不能干墙倒众人推的事情，坚定地与荣老板站在一起。人家抛了他们就买下来，共费银二百两买下十四股，两人各半。王禹卿在茂新面粉厂最最不堪的时候，却成了茂新厂的股东。

为了增加面粉产量、提高质量、增强茂新面粉在市场上的竞争力，荣德生先生非常注重更新设备，他喜欢收集国外的机器广告，对于各国的面粉机械非常熟悉，尤其对美国最新式的面粉机械羡慕已久，就是无力购买。他知道，此议拿到股东会上绝对通不过，眼下行情不好，现有面粉都卖不出去，还要提高产量干什么？一般人只看眼前，而荣德生先生着眼的是未来。他认为茂新面粉要上一个档次，必须更新设备，“只有欠入，赚下还钱，方有发达之日。穷思极想，建筑无力，因需现金难借也。一面问明定机方法，一面计划厂屋地位，拆改一切办法。石磨拆除，打米机出售，改作麦间，粉间照样本计地方尺，一一算好……深秋至申，将此共同研究，心中悬悬，不敢即做”。但大多数股东都认为，眼下的难关还不知道怎么过呢，谈何将来？茂新厂有没有将来？天知道！王尧臣、王禹卿修《王氏三沙统谱》封面王尧臣、王禹卿修《王氏三沙统谱》首页

于是他私下与王禹卿商量，此事到底该怎么办？王禹卿快人快语，回答很干脆：“我们请王乔松起一课吧。”王乔松是当时沪上一个有名的星相家，会算命打卦，预测未来，住在三洋泾桥附近的一条弄堂里，很有名望（《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也曾请他为自己的孙子卜卦）。他们即刻前去问课，结果占得“拔茅连茹”。王乔松问：“自己做还是帮人家做？”王禹卿说：“帮人家做。”王乔松说：“甚好，三年中必发财回来。”他们两人心中大喜，发展的大计遂确定下来，急忙回来部署一切，筹借款项、订购机器、改建厂房、调兵遣将，诸事共议，分头进行。整个新的改建工程费银约十万，这在茂新几乎都快站不住脚的情况下，无疑是个破釜沉舟的大胆计划。

第二年（1910年）二月，茂新新厂新机落成，面粉质量又上了一个台阶，名声大振。正如王乔松所估计的那样，市场低迷几年之后，面粉生意又渐渐红火起来，以至于茂新厂又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了。自然，这与整个局势也大有关系，此时已经是辛亥革命的前夜了，大清王朝朝不保夕，各种矛盾一触即发，形势越紧张粮食就越紧张。“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嘛。第二年辛亥革命爆发，整个面粉业再次腾飞。

荣家兄弟后来的事业发达，很大程度上基于茂新这第一桶金！

三、创业“福新” 几度寒暑几度春

“三姓六兄弟”的杰作

辛亥革命前后，中国政局动荡，导致面粉市场大大红火，尤其上海出产的机制面粉，由于采用欧美进口设备和管理，又部分采用欧美进口小麦，质量稳定，价格比进口面粉要低，所以在北方一直旺销，引起投资者争相仿效，每年都有新的面粉工厂诞生。至辛亥革命的第二年，上海已有十家面粉厂，除了孙多鑫、孙多森兄弟（光绪帝师孙家鼐的侄孙）的阜丰面粉厂、祝大椿的华兴面粉厂，又有了裕丰面粉厂（江西候补道朱鸿度之子朱幼鸿创办）、裕顺面粉厂（车袋角朱家的朱锦章创办），还有和平洋行买办朱葆三及中西大药房主人顾松泉等合办的中兴面粉厂、日商洋行买办顾馨一等创办的立大面粉厂、申大面粉厂，还有刘子风等合资开的大有面粉厂等。这些厂子创办以来基本都年年赢利，给王禹卿很大刺激，他觉得自己经验和本事都不比人家差，差的只是资金及合伙人。

王禹卿33岁的时候，还在茂新面粉厂当销粉主任。虽然事业一帆风顺，业务蒸蒸日上，收入渐丰，但是每月的薪水长到二十元，好像就到了头，没有继续与他的销售业绩挂钩，自觉付出的辛劳大大超过了收入值，时间长了心里很不平衡。他认为大丈夫贵在能够自立，如果总是依附于别人，寄人篱下，就永远是个打工仔，长此下去总不是办法。这时候，他已有了近二十年商界拼搏的经验，口袋里也有了一些余钱，行业内外也联络了很多朋友，眼看上海这么大的面粉市场，面粉生意又本轻利重，若再不闯自己的路，机会就是别人的了。于是私下开始谋划独立办厂的事情。

当时还有一个情况，是东北三省政治形势的变化。东北三省原本是我国重要的产麦区，面粉工业发轫也较早。北方人向以面粉为主要食粮，市场对面粉的需求量原本相当大。但是日俄战争之后，俄国战败，日本人在我国东北夺得了很多原属俄国人的权益。为了报复，俄罗斯改变了在我国东北的工业政策，废除了极东贸易政策，凡是东三省北部所产的小麦，一律课以重税，同时提高铁路运费，这就使得东北的面粉厂老板们大为恐慌，面粉业的重心大有南移之势。这样就给了南方的精明人以发展的机会，南方的面粉在东北销路大增。王禹卿眼看这么好的商机，他不能犯傻，一想起来就跃跃欲试。茂新面粉厂旧影

茂新面粉厂的办麦主任浦文汀也是无锡人，与王禹卿私交很好，王禹卿就与之商量合伙独立办厂、另树基业之事，两人一拍即合。商量下来，决定在上海先办一个有200筒机磨的小型面粉厂，尝试着渐渐发展。但是统筹下来，租地建厂房和购买机器设备，需要十万元钱，他们两个财力都不够。那么只好退而求其次，选择租借厂房，这样可以省掉一大笔建厂费。正好这时，一个叫郑培之的朋友在新闸桥以北置办了一块地，准备建造货物堆栈。王禹卿得知后就请他的族叔王倬云出面，代向郑某租用，并请其改建成厂房，改建之费用愿意按月息一分合作租金付给（每年付租金3000两，租期十年）。还好，租借厂房的事情很快就搞定了，接下来就是向茂生洋行订购磨面机器、招兵买马的事了。

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正当他们摩拳擦掌积极筹备的时候，事情被荣宗敬老板知道了。荣氏兄弟实不愿失去王禹卿这员大将，他们知道，一旦让他另立门户，上海的面粉市场肯定要被他划去一大块，想挽留又不合情理，于是提出大家共同合作，在上海合办一家新的面粉厂。王禹卿与浦文汀，一个是茂新面粉厂在上海的销粉主任，一个是在无锡的办麦主任，都是荣家多年的老关系，情不可却，只得同意了。额定股本4万元，由“三姓六兄弟”共同承担。原议股资大家平均分摊，但当时王尧臣、王禹卿兄弟的钱袋还是浅了点，只拿得出8000元；浦文汀、浦文渭兄弟稍好，出资12000元；荣氏兄弟是大老板，他们的茂新面粉厂上年刚赢利12万元，各出1万元，合之4万元就够数了。福新面粉厂经理、我的曾外祖父王尧臣先生

新的厂子办起来了，定名福新面粉厂。由谁来打理呢？自家的厂子一定要自己来管。王禹卿请出他的哥哥，也就是我的曾外祖父王尧臣先生前来担任经理，因王尧臣在祝大椿的华兴面粉厂已经干了七年，也是面粉业的行家了。王禹卿则仍干他的老本行，为公司向各地推销面粉。但在新厂的经营方针和具体谋划上，两兄弟总是一起商量的。领导层的安排是：荣宗敬任总经理，王尧臣是经理，浦文渭（浦文汀的弟弟）任协理。这样就形成了“三姓六兄弟”，共创福新面粉公司的新局面。

曾外祖父人老实憨厚，做事本本分分，起初他并未看好福新面粉厂的前景，觉得自己在华兴面粉厂干得挺好的，有些犹豫。还是他们的父亲王梅生眼光老辣，“责之以大义，晓之以厉害”，方来就职。“固不料从此得心应手，蒸蒸日上，一粒谷可以化生无穷也。”

这家新生的面粉厂就是福新面粉一厂，筹建于1912年，于1914年春天正式开工出粉。这期间（1913年），北方政局又有新动向——中俄边境50里内自由贸易区被撤销，东北三省的面粉业更加一落千丈。这正是“三姓六兄弟”大显身手的时候——一个4万元起家的面粉厂，只有35名工人，用200筒的美国设备日夜加班，每天生产面粉1200包，这是当年荣家保兴面粉厂（后来改为茂新面粉厂）起步阶段的4倍。这年入夏新麦登场后，货源充足，他们更是开足马力，大力生产。由于荣家兄弟占有一半股资，所以福新面粉厂一开始就可以使用口碑不错的“兵船”牌面粉商标（茂新面粉厂的产品商标），这样顺水推舟，无惊无险，稳获其利，甚至有时面粉还没出厂，就已经被各地商帮订购一空。到年终结账发现，营业未及半年，获利已经翻倍，当年就获利2.37万两，折合银元3.21万元，即投资额的80％，充分说明了这个创意的黄金品质。福新面粉厂初创时期王禹卿的投资记录福新面粉厂初创时期王尧臣的投资记录福新面粉厂初创时期荣宗敬的投资记录福新面粉厂初创时期荣德生的投资记录福新面粉厂初创时期浦文汀的投资记录

利用欧战环境 “雪球”越滚越大

初战告捷，大家非常兴奋，看看形势大好，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使得这个福新面粉一厂像个老母鸡，“蛋”越下越多，不断“孵”出新的面粉厂——他们以此厂做抵押，向银行贷款，再建新厂；建了新厂再抵押，再建新厂……如此循环，资本越滚越大，最终形成了庞大的福新面粉系统，所生产面粉加上荣家无锡的茂新面粉厂的产量，约占全国生产总额的三分之一。一家企业能达到这样的成就，这在中国不仅前无古人，甚至可以说是后无来者。“三姓六兄弟”的运气很不错，福新面粉厂出粉的当年又遇上更大的国际市场旺销。

1914年，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国际市场上面粉的需求量激增。这场战争对于中国来说，没有太多直接的战场硝烟，只有数百名中国劳工前往欧洲帮助挖战壕，而对国内最明显的影响是，欧洲列强忙于自家门前的战争，无暇顾及中国的事情了，客观上给了中国民族工业极大的喘息机会，赢得了宝贵的发展时间。历史学家称这段时间，是中国民族工业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

欧洲列强在打仗，不仅无法对中国市场进行货物倾销和市场占有，反而要向中国进口战略物资，这正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就面粉行业来说，由于列强各国的战争消耗，物资匮乏，不仅没有洋面粉出口了，相反还需从中国大量进口面粉。处于交战国以外的国家，由于交战各国在战时退出了国际市场，也处于物资短缺的状态，这都给了中国企业家以自我发展的千载良机。日本的三井、三菱洋行，英商祥茂洋行等大洋行纷纷大做进出口贸易，向中国厂商大批订购面粉，运销欧洲，一时还发生过供不应求的现象。福新第一面粉厂

在国内市场方面，由于战争中洋面粉无法进口了，北京、天津、东北各地对国产面粉的需求也大增。碰巧那几年中国的气候也很争气，风调雨顺，收成不错，小麦原料充足，面粉厂就趁机开足马力，日夜开工，忙得不亦乐乎，利润自然是源源不断了。这使得荣家兄弟和王家、浦家兄弟非常兴奋，他们为自己的成功而万分庆幸。

鉴于这种飞速发展的形势，王禹卿受到极大的鼓舞，思路也在不断地调整和攀升。他明白，战争不可能永远打下去，总有一天要结束的，目前的国际环境真是个黄金时代，必须抓住这个天赐良机，拼命发展壮大自己。他与荣氏兄弟商量，建议抓紧时间扩大经营，要迅速扩展在整个面粉业中的“份额”。荣宗敬与王禹卿都属于开拓型的人物，脑子极活络，他们不谋而合，制定了“造厂力求其快，设备力求其新，开工力求其足，扩展力求其多”，以及“人弃我取，将旧变新，以一文钱做三文钱的事”的战略，用“滚雪球”的办法不断扩展，所以在短短八年时间里，福新面粉厂大做“分身术”，变一厂为八厂，不能不令同行们目瞪口呆——

1913年他们创办了福新面粉一厂，用美式粉机200筒，日产面粉1200包。

1914年创办了福新面粉二厂，十七亩地，六层厂房，使用美国胡而复厂的面粉机器800筒，日产面粉数千包。同时租办了中兴面粉厂，还着手筹建福新面粉三厂。

1916年，福新面粉三厂诞生，三厂靠近福新一厂，使用美国爱立司机器厂的600筒面粉机及全套设备，日出面粉4500包，以“宝星”、“福寿”为商标。这个厂说是投入资金15万元，实际上股东们一分钱也不用出，所有购置基地、建造厂房、购买机器等费用，全用福新一厂的利润就够了，他们等于两年时间就赚回了一家面粉厂。

这一年荣宗敬和王禹卿还合议在汉口设厂，他们看到武汉居长江上游，是我国华中地区唯一的大商埠，外国人将之比作美国的芝加哥，一旦占据了武汉，不仅可以影响华中，还可以辐射西北和西南，于是另筹资金30万，在汉口建成了福新面粉五厂。该厂装置进口粉磨22部，日夜可出粉6000包，以“牡丹牌”为商标。这个厂由荣家的荣月泉先生任经理，荣德生的长女婿李国伟为协理，先期出国考察并采买机器，赴武汉具体筹建也是荣氏兄弟出力为多，王氏兄弟参加入股。福新第三面粉厂福新第四面粉厂

1917年3月，怡和洋行总买办祝大椿的华兴面粉厂因生意清淡，有意出盘或出租，他们毅然先租下这个厂，改称福兴六厂。租办时账面上仅有资金四万元，到了王禹卿手里两年后，已经赢利超过五六倍。资金充足后，正赶上祝大椿生意失败，有意卖出该厂，那么正好，他们索性以25万元收购下来（签约之日先付1万两，其余24万两在三年内分六期交付，至1921年全部付清）。这家厂就成为福新面粉六厂，日出面粉4000包。这家厂的租金和买价也都是从其他几家福新面粉厂的赢利中提付的，股东们并未再掏腰包，包括后来增添的设备和整修等费用，都是从福新系统的利润中提取。可见，王禹卿和王尧臣不仅会推销面粉，他们对于企业管理、市场运作、协调生产，还真有自己一套。

1919年，“三姓六兄弟”又以12万元购进了原先租营的中兴面粉厂（恒记），改为福新面粉四厂。买价仅合中兴厂原先投资额20万两的四成左右，资金是从福新二厂的盈余中提付的，所以主要负责人也由二厂的负责人来兼任。两家工厂相距不远，也便于照应。

不久又租办了中兴面粉厂，第二年11月就开出了福新面粉四厂……1918年新添机器600筒，并自行购地建造了新厂房。1920年又增加股本至30万元。福新第七面粉厂

1919年他们还实施了一个大手笔——花大力气筹建了福新系统规模最大的工厂：福新面粉七厂。他们先以30万元购入了位于苏州河边的德尚波尔文打包厂厂基十八亩，再花117万两在上面建造了八层钢筋水泥大厂房（建造时工部局还怕出危险，提出“实底脚、深打桩”的要求），又花了一大笔钱购买先进的机器设备，使这个厂的日生产能力达到日产18000包，每日用麦达7700余担，每天出粉14000包是稳拿的。这个工厂是王禹卿最为用心、也是投资最大的一家工厂，在整个福新系统中占有绝对重要的地位，因此王禹卿本人亲自出任经理。

王禹卿在介绍这个厂子的时候不惜笔墨，列举了很多具体数字：“福新面粉七厂开幕于民国九年九月间，在上海英租界大通路底，坐南面北，南接新闸路，北濒西苏州河，地当水陆孔道，交通便利。全厂面积共约三十余亩，厂房为八层楼，长二百十六英尺，宽五十三英尺，高一百十二英尺。全部墙壁及梁柱，纯用水门汀和钢骨筑成。凡保险门、安全自来水龙头等，各层设备俱全（屋顶更有蓄水柜，可容水量一万加仑）。公事房在其北。其左右两旁，为一二三四五号粉麦堆栈，均平其顶，以备夏秋间晒麦之用。由二号栈斜达河岸，悬架空中，形如天桥者，麦粉输送机也。厂中机器，均购自美国，全部原动力，为六千伏，而次高压一千二百匹马力之大马达亦系美制构造，均极精良。每日夜共计用麦七千担，出粉一万四千包。商标为绿兵船、绿宝星、红绿天竹、红绿牡丹、红蓝福寿、绿渔翁等。所用小麦，均选购大江南北各产区最良之品，而于制造方法，尤力事研究，精益求精，故所成面粉色白而质韧，经线长而酵素足。六七年来，推销日广，凡国内各省南北洋诸大埠及东瀛、西欧，莫不争购兵船、宝星、天竹、牡丹、福寿、渔翁等牌面粉也。……每月制成面粉达四十余万包。若合福新八厂及茂新四厂而并计之，每月共有二百四十余万包，实占全国粉厂面粉额之过半数焉……”，完全是面粉业大佬的气势了。

1921年又诞生了福新面粉八厂。这个厂子也拥有八层厂房大楼，安装了直接向美国订购的新式面粉机3000筒，一日夜可以出粉11000包（第一批订购的是美国爱立司厂的粉机2000筒，后因福新二厂失火，损失颇重，此2000筒到货后先归二厂复厂使用了）。第二批订购的3000筒机器分两期安装完毕。福新八厂也在苏州河边的莫干山路上，与福新二厂、四厂连成一片，厂区东西距离长达1300米，很有气魄。

至此，一条不长的莫干山路，简直成了中国的一个大面粉基地，占据了苏州河一个美丽的“三角洲”，因为除了福新公司系统的三个面粉厂，还有安徽寿州孙家的阜丰面粉厂和信大面粉厂，这些面粉厂都排在这个“三角洲”上，每天进进出出的全是满载面粉包的卡车。苏州河里来来往往的船只，除了隔壁阜丰面粉厂的，几乎全是福新面粉公司的，机声、车声、船声，呼应一片，颇为壮观，实为大上海十里洋场原动力的一个缩影。

王禹卿的社会联系非常广泛，办企业的闯劲似乎永无止境。1920年6月，他还租办了元丰面粉厂，并与香港裕和洋行订立了代理经销合同，开始开拓香港市场。

由此可知，最初仅有4万资本的福新面粉厂，仅仅经过八年的艰苦奋斗，就摇身变成了八座工厂，形成了福新面粉公司系统，在全国各产麦区还设置了二三十处小麦采购庄和面粉销售、批发部，已经拥有了250万元资本，是当初起步时的62.5倍，日产面粉能力达到70500包，俨然中国面粉企业的龙头老大了。福新第八面粉厂

到1928年，茂新、福新、申新公司纪念三十周年的时候，福新面粉公司已经拥有610万元资金，职工1500余人，粉磨280座，平均每日用麦36200担，生产能力占全国民族面粉工业的31.4％，加上茂新系统的几家面粉厂，生产的面粉已占全国总量的半壁江山，由此，“面粉大王”的桂冠，荣家兄弟就戴定了。

王尧臣、王禹卿兄弟为福新面粉公司奋斗了一辈子。抗战之前，曾外祖父王尧臣一直担任福新第一、三、七厂的经理，他克己奉公、严于管理、不徇私情，在整个系统中是出了名的。其胞弟王禹卿则是福新面粉公司的经理兼福新面粉七厂的副经理（最初是当经理），他锐意经营、长袖善舞，长于宏观掌控、资金调度和对外联络等，是整个福新系统的灵魂，凡是发展大计几乎都出自他的创意。王家兄弟相互尊重、相辅相成，一个主内，一个主外，他们颇以经营面粉的成功而自豪，业内人士无人不明白他们在荣家企业中不可替代的地位。

荣宗敬先生担任了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的总经理，兼任所属各厂的总经理，但因为后来申新棉纺织系统的规模逐年扩大，麻烦也逐年增多，他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纺织厂的管理和资金调度上面，荣德生则专管无锡的申新三厂和茂新系统各厂，因此长期以来，福新面粉公司实际上主要是由王禹卿、王尧臣来掌控和运作的。

每一分成功都有百倍汗水

事业的成功当然不是偶然的，除了天时地利人和，更重要的是人的心血和汗水。

王禹卿非常注意掌握市场动态，包括与市场有关系的各种信息。他每天早上都要从收音机里听取国际经济行情的节目，详阅各个分庄寄来的“号信”（销售情况报告）、各厂各种面粉的产量，研究当天取来的“粉样”。中午则要听取各厂负责人的报告，分析交易所的行情，以及时局的动态等等。一旦遇有市价大涨或大落，就随时用长途电话与各麦庄或分销处联系，部署应对。他的消息十分灵通、可靠，分析也相当到位，所以常能做到举措得当，应对及时，在别的厂家措手不及的时候，福新公司却能泰然处之。

那时候自然没有电脑，也没有信息发布会。关于他的消息灵通、可靠，仍旧用得着那句俗话：“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王禹卿的朋友遍天下，很多人在要紧的关头愿意出来帮他的忙，原因之一是他善识人头，不亏待朋友。他非常重视朋友们提供的有价值的信息，善于窥测市场动态，即便是一般商户和掮客、跑街，也不惜多方设法笼络，因而信息来源非常广。

他深知办面粉厂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要巩固麦源，小麦的供应要稳定、有效，他在这方面动了不少脑筋。比如，每年新麦将要登场的时候，他就与金融界的朋友及时联系，调集资金，抢先订货、购货，在资金上不让对方吃亏，以保证新麦一登场，就有源源不断的新麦输入福新的麦仓。到了入冬以后，小麦市场已经青黄不接了，当年的洋麦要到年底才能运抵上海，有的工厂因原料用罄只好停产，而福新各厂仍能继续生产。

在面粉的销售方面，他不惜以高佣金来招用掮客、跑街等居间商人。按当时的行情，同业中的常例是，每销售一千包面粉付给佣金2.92元。王禹卿为了吸引各帮商客打开新的销售区域，在重要的地区，把佣金提高到每千包8.19元，等销路逐渐打开后，再逐步把佣金降低。

自然，把好面粉的质量关始终是第一位的。王禹卿经常到工厂生产第一线视察，听取各方反映，了解真实情况，发现问题就及时处理。他常与制粉工程师一起研究面粉的质量问题，和办麦主任汪子东探讨各地的采购计划，力求在各个环节上都把好关，不致误事。福新面粉公司在1926年费城博览会获得的奖状

关于面粉的质量问题，内行们都知道，一方面是与加工过程有关，但是小麦原料本身的质量也是关键之一，有了好的设备和面粉厂，还应当有上好的原料才行。我国国产的小麦一向“筋线”不足（也就是“筋道”不足），粉色的洁白度也差，出粉率也不如洋麦。有的面粉厂如阜丰面粉厂，为了保证面粉质量，每年不得不进口相当数量的洋麦，与国产小麦合在一起加工，这样质量提高了，而成本也必然提高了。

另如福新三厂的进口设备，原定面粉机600筒，按照国外技师的说法，开足马力每天也只能生产2400包面粉。王禹卿觉得这与设备原来的设计能力相差太远，就和面粉工程师暗中摸索，终于发现了问题，主要障碍是清麦环节跟不上。外国设备是按照外国的小麦品质来设计、定制的，而中国的小麦由于产麦区分散，各地自然条件相差很大，小麦品质不同、杂质较多，所以清麦设备跟不上清理，只能将麦机关小，产量自然就少了。查出了问题的症结，王禹卿对症下药，添置了立式打麦机、风箱等设备，加强了对小麦杂质的清理，这么一来，产量大为上升，每天可出粉3500包了。后来经过进一步改进，采用了本厂工人根据进口设备仿制的圆筛、荞子机等辅助设备，可以有效地去掉小麦中的荞麦和雀麦，结果效果很好，使得小麦干净清爽、粉色洁白，每天的产量提高到了4500包，较原先的产量提高了一倍。如果用这样的设备做洋麦，产量可以达到5000多包。

王禹卿在办厂的同时，在同行业的协会组织中也发挥了不少积极作用，改革了过去遗留下来的一些陈规旧矩，促进了行业的整体发展。比如，我国机制面粉，过去每袋净重都是50磅，而进口的洋面粉每袋则净重49磅，为了与洋粉在价格上竞争，他提议国产面粉也应当采取每包净重49磅，同业人士一致赞成，所以自1924年5月起，国产面粉一律改为每袋49磅。又如，关于小麦麸皮的处理，过去的办法都是通过中间人承包转卖，供饲养家畜之用。后来化学工业、食品工业发达起来了，可以从麸皮中提取特殊的营养素，可以作为营养类药品的原料，因此需求量日增，甚至可以出口国外。王禹卿得到这方面的信息后，就把给麸皮中间商的权利收回，把麸皮直接售给专门客户，增加了企业的收入，并把这个做法介绍给同行业，使面粉行业全都受益。

所以王禹卿在同行中也享有盛誉。他曾对面粉公会的会长顾馨一说：“同行之间，竞争则两败俱伤，团结才能共同盈利。”所以他从来不做拆人家台抬高自己的事情，对行业的共同利益多有建议和维护，因此得到了行业内人士的尊重，大家几次要推选他担任行业工会的负责人，可是他不愿出头露面，一再推让别人，遇事宁可躲在幕后策划。

与荣老板不同的管理方式

荣家申新系统的一位老人、当过荣德生先生秘书的朱龙湛先生，生前写过不少关于荣家企业的文史资料，其中有一段话十分耐人寻味。他说：“数十年来，荣（宗敬）所主管的申新厂内，职员贪污舞弊、营私投机、亏空企业巨款者，迭有多起，而福新厂内是绝无仅有的。”“在‘茂福申新’整个企业的经营过程中，荣氏主管的申新棉纺织企业，由于经营上的投机性和人事管理上的麻痹性，几度遭遇投机失利和所托非人，发生了浮冒舞弊情事，以致企业受到重大损失和牵累。而福新在王禹卿对职工的严格要求、相互监督的制度下，没有发生过什么差错。在福新企业里也没有派系之争，更没有相互勾结、营私舞弊之事。荣、王二氏经营管理方式方法上的不同，有人比诸汉代两位名将——李广和程不识在治军上的不同。一个是行军简易，一个是严正部曲行伍营阵，击刁斗、治军簿，彻夜至天明。”前大总统题奖匾额

这既说明了王禹卿与荣宗敬在管理方法和效果上的差异，更说明了王禹卿的管理方法是以严格和规范取胜的。福新面粉公司有一整套管理制度，十分严密，供销和财权都集中在福新公司，下面各个厂只负责生产、劳动和原材料的保管等。各厂每天要把产量、出粉率、原材料用项、成品、库存及财务日表送公司审阅，王禹卿每天都要亲自看这些第一线的材料，他的精明和勤奋同样都是很出名的。

他对手下的职工管理极严，曾不止一次地对荣氏兄弟说：“治厂一定要从严，才能使职工有所警惕。触犯厂规，执法唯严，不论皇亲国戚，也要停职开除，这叫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嘛！”有一次，荣家的一个族亲违反了厂规，王禹卿要按纪律处置他，荣宗敬前来说情：“小事一桩嘛，算了算了吧！”王禹卿不肯买账，说：“你要我办好厂，我就要严格按照厂里的制度办。小事不纠正，大事更难处理，在我面前，决不能马虎。何况‘将帅在外，君命可有所不受’……”荣宗敬无可奈何，只好听任处置。

曾外祖父王尧臣在管理上也是这样，自己以身作则，崇尚实干，严格要求，反对奢侈，一旦发现问题，必要追个水落石出。遇有职工违反规章制度，如属无意偶犯，则给予教育了事；倘若故意敷衍搪塞，就一定予以惩处。有一年，一位原任厂里科长的王氏族人与五金商勾结，收取回佣，弄虚作假，他发现后立即开除，在全厂职工中引起很大震动，此后无论干部还是职工，无不勤勉敬业，不敢随意。

其胞弟王禹卿善于识人，也长于用人，对于有用的人，他是想尽办法加以笼络，使他们能尽力为福新效劳。他出任福新面粉公司经理时，各厂有不少荣家的亲友在掌权，如福新二厂、四厂、八厂的经理丁梓仁是荣宗敬的亲家，副经理陆辅臣和施复侯是荣德生的旧部，对王禹卿的话未必能够全听。王禹卿采取了争取多数、孤立少数的办法，设法拉拢陆和施，使之就范。不久恰遇丁梓仁投机失败、挪用公款的事情败露，王禹卿不顾情面，抓住这件事情要荣宗敬秉公处理，最后丁梓仁不得不辞职。于是他立即举荐陆辅臣、施复侯继任福新二厂、四厂、八厂的正副经理，荣家兄弟对此没有话可说，陆和施日后对王禹卿就唯命是从了。

王禹卿与荣宗敬“大方向”是绝对一致的，都是锐意进取、与时俱进、开放式的人物，但是在管理方法上有很大不同。荣宗敬是粗线条的，抓大钱，放小钱，对职员较宽松，尤其对高级职员和亲戚朋友顾及情面，管理上不甚严格。王禹卿则是细线条的，大钱小钱都要抓，严格企业管理，不讲情面，对于投资也较谨慎。如要进口外国机器，他一定要了解到有人家使用过，证明的确有效，方才签单。荣宗敬常劝王禹卿：“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不痴不聋，不作阿家翁”、“吕端大事不糊涂，才是真宰相啊！”但是王禹卿不肯买账，这种时候总是不以为然，还反唇发问：“那么‘涓涓不塞，流成江河’、‘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又该怎么解释呢？”

后来的事实证明，王禹卿的管理是切实有效的，干部中不仅没有出现过徇私舞弊的事情，而且生产一直良性循环，即便是在市场萧条的情况下，福新系统仍能保持独占鳌头，直到抗战爆发之前，福新系统的产量始终占全市面粉总产量的一半以上。

四、“申新”搁浅 危难关头现真金

1934，“申新”最危险的时刻

20世纪30年代初的几年，家大业大的荣家突然面临一场巨大危机——“申新”系统资金“链”发生严重断档，银行和钱庄不肯继续贷款，原料无法及时补进，企业就无法正常运营。市场方面还出现了一个怪圈，原料价格和产品价格出现“倒挂”，原棉贵而棉纱贱，越生产就越亏本，这当然与外国原棉大量倾入中国市场大有关系。1934年上半年，荣家的生意兜不转了，民国政府就想捡荣家的“皮夹子”，来了个趁火打劫……两位荣老板面临市场、银行和政府的三面挤压，急得日夜团团转，不得不拿出压箱底的全部有价证券作抵押，但还是解决不了问题。这期间，荣家、王家、银行、钱庄、财政部、实业部，全都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宋子文、孔祥熙不惜亲自出马，围绕“申新”死活斗智斗勇……

最后荣宗敬被迫辞职，请王禹卿出来担任总经理。但是各方面困难实在积重难返，尤其是人事上的障碍。王禹卿也维持不了多久，一个多月后，不得不由中国银行、上海银行等银行组成的“银团”，来掌控“申新”命运。也就是说，荣家自己的企业，自己说了不算，由银行来当家了，这对荣家来说，无疑是釜底抽薪的重重一击，在工商界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这是一个几乎致命的严重而痛苦的过程，一个令荣家在半个多世纪后，每每提起都要心惊肉跳的年代。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

事隔二十多年后，到了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当时上海社会科学院非常重视对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现代工业基地的企业发展史的研究，在经济研究所内成立了企业史资料中心，对有影响的大型企业，如荣氏家族企业、刘鸿生家族企业、刘靖基家族企业、孙家的阜丰面粉厂、严家的大隆机器厂、聂家的恒丰纱厂等等，全方位地展开了调查研究和资料收集。自然，荣家企业是重头戏，在荣家企业档案还没有归入上海粮油公司和上海档案馆的时候，他们就深入位于江西路312号的三新大厦（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查阅、摘抄、整理荣家的企业档案，获取了大量第一手原始业务材料，包括大量的账单、统计数据和重要的往来信函。荣宗敬在无锡锦园

那时候的研究人员都是脚踏实地的实干家，他们认为这样做还不够“彻底”，于是召开了很多由荣家老人和企业主管参加的座谈会，并深入他们的家庭进行访谈，理清了许多事关重大又头绪繁多、外人不容易弄清楚的问题，其中就包括非常头疼、非常尴尬的“申新搁浅”问题。好在当时很多荣家老人和部门主管、财会人员都还健在，他们认真地参加了座谈，接受访谈，有的还写了书面的回忆录。他们是：荣毅仁、荣鄂生、娄立斋、吴中一、陈品三、薛明剑、曹启东、华栋臣、朱复康、荣德其、过守一、吴士槐、陈述昆等等。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对荣家企业的调查研究，最后形成了两本厚厚的《茂新、福新、申新系统　荣氏企业史料》，成为后人研究荣氏企业最权威的工具书。

自然，所得的资料不可能全部编入书中，有些“历史的碎片”也相当说明问题，就保留在一包包的牛皮纸口袋里。所以，经济研究所企业史资料中心那间小房间，目前仍是海内外“荣迷”们趋之若鹜的地方。承蒙黄汉民先生指点，那些已经泛黄了的纸片，成了我们很好的向导。

关于“申新搁浅”，荣宗敬自然是最感痛苦的，他曾这样描绘当时的情景：“……无日不在愁城惨雾之中。花（棉花）贵纱贱，不敷成本；织纱成布，布价亦仅及纱价；销路不动，存货山积。昔日市况不振之际，稍肯牺牲，犹可活动，今则纱布愈多，越无销路，乃至无可牺牲……盖自办纱厂以来，未有如今年这痛苦者也。”

王禹卿回忆起此事也句句沉重：“……是时申新纱厂金融起剧变，因全局负债达4500万元。所有动产不动产悉抵押于中国、上海两银行及各钱庄，绝无经济流动余地，岌岌可危。宗（荣宗敬）力不能支，再四强余代之为总理。余深知其内容虚空，无基础，无组织，且己之精力日颓，不胜兼顾繁剧之任，坚辞弗获，乃登报声明以谢绝之。然仍为之肩任向中国、上海两银行担保380万元之债务。而福新二厂被宗（荣宗敬）押卖于英商麦加利银行220万元之债务，亦由余负责为之担保。辗转代偿，使福新二厂遂得开机，以尽股东之天职。迨大局敉定，而个人之心力已交瘁矣。”上海银行的创办人陈光甫先生

荣毅仁在1959年的座谈会上谈起这段往事时说：“当时汪精卫任行政院长，宋子文任全国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升伯（纺织专家，其父是钱庄老板，荣宗敬的好朋友）是受宋指挥的。李出来做申新总经理，系过渡性的，宋内定为霍宝树。霍是中国银行总稽核，与宋有亲戚关系。申新借中国银行500万元，付出280万元，未经宋批准，故其余220万元就不付了。宋想吃申新没有成功，因为中国银行、上海银行与宋有矛盾。宋汉章是我家亲戚，陈光甫与我伯伯私交很好。上海银行创办时，伯伯大力支持，故宋汉章与陈光甫想维持申新的。宋子文与张公权都想吃掉申新，不过有所不同。张公权想以中国银行来吃申新，宋则想把申新变为他私人的企业。当时实业部调查申新，经手人就是实业部长顾毓泉，现任纺管局顾问。本来，我伯伯要请我父亲出来做总经理的，父亲没有同意，才请王禹卿先生。王禹卿先生怕牵累福新，为了保全福新，所以不肯出来。”

当年福新面粉公司营业部主任、王尧臣的女婿，也就是我的祖父曹启东在这次座谈会上说：“申新规模这样大，银钱业为了面子关系，不得不放款给申新。申新对他们来说，真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记得在申新困难时，有一家银行借给申新40万元，却不敢对别人讲。上海银行借给申新的款子非但收不回，反而再借钱给它发工钱。1934年申新搁浅，银钱业没有办法严格执行借款合同，只好再借钱给申新。后来法院来贴封条，我们看看这么多封条，根本就不当一回事。为什么法院也不敢把申新搞垮呢？因为申新厂多人多，申新倒下来了，有这么多工人失业，不是荣家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关系到整个社会经济的问题。”

申新九厂厂长吴士槐回忆那段最艰苦的日子时说：“在搁浅的前几天，听说总公司轧头寸很紧，陈光甫在总公司总要等到深夜一、两点钟。一天深夜四点钟，我睡在申九厂内俱乐部楼上，忽然听到下面礼堂里有人在哭，下去一看，原来是荣宗敬。他说：‘我弄勿落了，欠政府的统税付不出，政府却要来没收我几千万财产，这没有道理！我现在一点办法都没有，你去通知各厂厂长和工程师来。’在六点钟左右，各厂厂长和工程中国银行总经理宋汉章先生师都到齐了，荣宗敬讲：‘我现在已没有办法，希望你们去请李升伯出来做代总经理，你们要向他提出保证，绝对服从他。’于是我们七八个人去看李升伯，到李家大概是八点多一些。李很骄傲，他问什么事？我们说：‘申新不能倒，靠它生活的有十万根烟囱（十万户人家），无论如何要请您出来做代总经理，把申新维持下去，荣宗敬没有办法干了。’李升伯说：‘我没有考虑过，荣先生已同我谈过几次。譬如打仗，要靠正规军，杂牌军队是打不好的。’说罢，他就上楼去了。我们回来把情形告诉荣宗敬，荣说：‘那么还是叫王禹卿出来代理吧。’后来就登报声明，由王禹卿代理。”

申总的法律顾问过守一先生在接受社科院研究人员的采访时也说：“当时面粉厂已由王禹卿经管，因面粉厂生意好，外面有信用，申新要借款非王禹卿出面担保不可。申总内部开会，大家都认为非王禹卿出来负责不能应付困难局面（其实行庄方面亦希望王禹卿出来）。荣宗敬实际上不愿意放手，有一次在申总开会时，与王禹卿发生很大冲突。我还听说荣宗敬在被逼得最厉害时，陈光甫（上海银行总经理）、宋汉章（中国银行总经理）在荣宅陪荣宗敬一个通宵，怕荣宗敬倒下来。因为申新一倒，中国、上海两家银行也要遭受很大影响。”

王禹卿与荣老板大吵起来

荣家企业一向靠抵押贷款来扩大生产规模，在生产正常情况下，不仅还贷没有问题，还可以盈利。但是在特殊经济环境中，在花贵纱贱的情况下，在纱厂越生产就越亏本的情况下，工厂日常维持都很困难，还贷就更成了大麻烦。这时，荣家的申新纱厂系统已经拿出了全部的固定资产，甚至还动用了福新二、四、八厂的道契（即地契）向银行抵押贷款。在经济危机到来的年头，旧款未还，又借新债，生产没有后劲，还贷发生困难，又没有新的抵押品作抵押，银行自然不敢继续贷给。过去的老办法，此时失灵了。

时至1934年3月间，已经没有一家银行愿意向荣家的申新企业继续放款了，连过去最铁的哥儿们中国银行和上海银行也不敢继续贷款了，只靠过去比较熟悉的十六家钱庄继续维持。但是这时的维持也很脆弱，有的仅仅肯贷给3个月，到6月底人家就要收回贷款了。荣家兄弟此时捉襟见肘、焦头烂额，而且社会上已经有“申新搁浅”之传闻，风声传出，申新储蓄部的储户也人心惶恐，存款到期即提，不再续存。而累计到这年6月底，到期应还的款项竟达500万元，各家银行也不肯为之周转延期，因为申新已经无物可抵押了。那十六家与荣家素有往来的钱庄，此时为了避免风险，也申明不可再延期放款。申新系统真是到了十万火急的关头。

在荣家不断扩大纺织厂规模的时候，福新面粉系统这头，王禹卿却没有头脑发热，在福新八厂建成之后，没有再继续扩展。荣宗敬先生已把主要精力放在申新系统的纱厂上，日夜操劳，倍极艰辛。荣德生先生历来主要分管无锡和武汉地区的业务，福新面粉公司这头，实际上已由王禹卿主要掌控了。他做事按部就班，样样做到心中有数，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认为企业发展要与社会需要同步，一旦超越社会需要限度，只会给自己找麻烦。

当荣家申新系统发生资金周转危机的时候，银钱界中许多人提出，荣家的纱厂是没钱了，但面粉厂还在赚钱啊，可以用面粉厂的盈余来补贴纱厂的漏洞嘛！荣宗敬先生也是这个意思，于是提出“以粉济纱”的战略。但是，王禹卿不同意，福新面粉系统其他股东也不同意。自然，他们生怕这样一来会影响自身利益，生怕申新纱厂系统是个无底洞，弄不好“济纱”不成，福新面粉系统也会被拖垮。在这个节骨眼上，王禹卿与老东家荣宗敬先生发生了巨大分歧。上海银行、福新面粉公司抵押合同（封面）福新面粉一厂1935年租崇裕公司房子的契约

王禹卿认为，申新纱厂这时的困境由多方面原因造成，除市场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荣宗敬先生任凭自己儿子做投机生意，结果投机失败，损害了荣家和其他股东利益。同时，申新系统目前这么大的财政空缺，简直像个无底洞，就算把福新的盈余填进去，也无济于事，不仅救不了申新，反而会把福新面粉系统拖垮。所以，他坚持“粉”、“纱”应当分开，各自为政，互不渗透。而荣宗敬则认为，茂新、福新、申新都是自己创办的子孙万代的基业，迟早要交给儿子们的，儿子们做事有亏有赢都是正常的，在此多事之秋，作为荣家企业一部分的福新系统，理应出来帮助申新，而不该袖手旁观、见死不救。于是两人意见相持不下，多次开会多次发生激烈争吵。

过去，遇到事情王禹卿总是惯于低调地躲在后面，不大愿意抛头露面，他非常注重实际工作和幕后调解。在前些年碰到经济难题时，王禹卿总是尽自己一切力量进行挽救，如前章所叙，在解决橡皮股票风潮中的麻烦时，他的确使尽浑身解数，帮老东家解围、度过难关。但是，王禹卿这次的表现截然不同，他在这个关键时刻“见死不救”，并且敢于跟老东家顶撞，丝毫不给面子。这说明，他已经对于申新系统完全失去信心了，尽管他们王家兄弟在申新系统也有投资，但他不愿去趟这道浑水，此时此刻，他必须保住自己和其他股东的利益。因此，他声称要跟申新系统划清“疆界”、各自为政，甚至不惜拉下面孔，要求把福新面粉公司实行独立核算，还要求由自己来担任福新面粉公司的总经理——这显然是公然向荣老板伸手要权了。内部的分歧，对于荣家兄弟来说，无疑又是重重一击。

何况福新的其他股东这时候都站在王禹卿一边。大家都认为眼下的事情，已经危及福新面粉公司的安危，不能草率行事。王家兄弟从第一家福新面粉厂创办起，就是福新的大股东，此后从一家工厂发展成八家面粉厂，其中绝大多数厂都有王家兄弟的投资，虽说投资数目最大的还是荣家，但是王家兄弟的投资也仅次于荣家兄弟。所以他的意见在其他股东中很有代表性，号召力很大。更何况，荣宗敬在申新纱厂业务量不断攀升后，已经没有精力再管面粉厂的事情，福新面粉公司的局面实际上已经是王禹卿说了算了。

原福新面粉一厂的厂长浦松泉先生在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谈到：“那时纱厂业不景气，申新负债很多，摇摇欲坠。福新厂情况还好。福新二、四、八厂的道契已被申新向银行押借二百万两，王禹卿及福新其他股东看看情况不对，深恐申新连累福新，于是从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分出来，另立福新总公司，王禹卿任总经理。根据无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总经理对内对外独权处理，故福新公司归王禹卿独权掌握，各厂经理协助王禹卿主持厂务。福新总公司设业务、麦务、财务三部。业务部管粉、麸出售，曹启东负责；麦务部管买麦子，张春霖、浦志达负责；财务部管财务周转，总经理自己管。荣宗敬一方面因申新事情搞不好，另一方面他对福新也插不进去。”

自然，这是荣家企业开办以来破天荒的严重事件，标志着荣家掌控权有一部分开始转移，从原先的权力绝对集中，走到了权力相对分散。一般这种情况下，双方主角会反目成仇。但是荣家和王家不会，因为他们从根本上说，还是一家人，甚至荣宗敬的女儿荣卓霭嫁给了王禹卿的侄子（即王尧臣的儿子），也就是我的三舅公王云程，大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该吵架的时候吵架，该喝酒的时候喝酒，一切都为公司事业着想，尽管心中各有自己的“自留地”，大家心照不宣，但不会真正闹翻。何况王禹卿的出发点也是从公司利益着想，要为企业的整体利益留一块后方基地，不能把“鸡蛋”全都放到你申新的一个“篮子”里去。

终于，荣宗敬“宰相肚里能撑船”，同意了王禹卿的方案，任命他为福新面粉公司的总经理。他给王禹卿的任命书上写道：“敬启者：弟任茂福申新总公司总经理有年，事务日繁，申新方面对付又感困难。自即日起，请台端担任福新公司总经理，以后关于福新全部营业及银钱往来，统由台端负责。本同舟共济之初衷，期分工合作之实现，幸勿见却。此致王禹卿先生荣宗敬八月二日”荣宗敬先生请王禹卿担任福新面粉公司总经理的亲笔信我的曾外叔公、商界硬汉王禹卿

按照无限公司的章程规定，总经理有权独当一切，可以不受其他股东的牵制。至此，王禹卿至少在福新面粉系统是一把手了，可以不去理会“以粉济纱”的说法了，荣宗敬拿他也没有办法。但是，王家与荣家毕竟是唇齿相依的一家人，在申新那边面临过不去的关头，王禹卿并非无动于衷、见死不救，相反，他凭自己的智慧和社会影响，为申新争取到了部分宝贵的贷款，使申新的资金矛盾得到部分缓冲，在最困难的时候，一度还出任非常非常作孽的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的总经理。

荣家换帅 王禹卿临危受命

那几年，申新纺织公司简直背运背到家了，样样都不顺。申新总会计部门的职员陈述昆先生后来回忆说：“自纺织厂范围扩大后，粉厂的业务除订购外麦外，财务除每月结算月报外，实际俱已移归王禹卿掌管。王氏做事按部就班，对企业不加扩充，颇有羡余。当申新经济濒危时，银钱业中人多主张以粉厂之余，补纱厂之缺，但荣、王之间存在着许多隔阂（王以为荣氏纵子投机，损害股东权益；荣则以为茂、福、申新都是自己创办的子孙万世基业）。但是荣氏在各方压力之下，不得不乞援于王氏。结果，决定荣氏辞职，以王禹卿任茂、福、申新总公司总经理，李升伯任申新纺织公司经理。其条件大约是，以申新三厂和申新七厂的产余及荣家的私人股票一千余万作抵，组织新银团放款500万元。其间，荣、王曾进行多次会谈，时常大声争吵，听说有一次荣氏曾要自杀。”

自然，荣宗敬先生不甘心眼前局面，他一直在竭尽全力疏通各方，先找政府各部门，商量能否借用政府的“庚款”，没有成功；又找洋行中的朋友帮忙，看看能否用赊账的办法进口洋棉，还是没能成功。国内方面，又通过史量才找金城银行等北五行的银行老板商量，求爷爷告奶奶，但是事情终归是要用现银来说话的，而银行和钱庄眼看家贷款过多，还款无期，一家家均拒绝继续通融。史量才也是商场老将，看问题入木三分，他的意见是：申新所需资金仍应以中国、上海两银行为主，以北五行为辅；企业的组织应当彻底改组，废除总经理，改设董事会……企业如果不是公私分明、破除面情，困难就难以彻底解决。史量才还劝说荣宗敬应当叫两个儿子出洋深造，说明对他的儿子也是有看法的。最后请求北五行贷款的事情也没有成功。据史量才说，荣宗敬的家族观念很深，对革除旧一套心有余悸，所以要求北五行支援资金也没有成功。

企业面临搁浅的危险，令老人家的威望面临挑战，业内要求换帅的呼声也就越来越高了。

荣宗敬最初是想要李升伯“出山”，但李升伯态度很强硬，完全不理这个茬儿，坚决不肯就此职，不仅不肯就任总公司代总经理，就连申新纺织公司的经理也不愿当。或许他对申新系统内部情况实在太了解了，故还有“正规军”和“杂牌军”之说。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荣宗敬只好参考大家意见，敦请王禹卿出来担此大任。

荣宗敬1934年6月14日给王禹卿的信中说：“奉大函，知悉一切。本公司总经理一职，非台端莫属，弟退职修养早具决心。福新二、四、八厂长总经理统治之下，银团到期继续问题，应请台端全权处理。除邀丁梓仁先生面洽一切外，先行函复。”

然后又亲书给王禹卿和李升伯的聘任书，一份给王禹卿：“敦请台端为本公司总经理，除得股东荣德生、王尧臣君等同意外，俟开股东会时追认，务希即日就职为荷。”

另有一封给李升伯先生：“敦请台端为本公司经理，除得股东荣德生、王尧臣君等同意外，俟开股东会时追认，务希即日就职为荷。”

事情紧急到连开股东会都来不及了，要他们即日就职，前来处理总公司事务。

王禹卿接受了这个任命，但李升伯还是不肯买账，他拒不接受这个任命。

其实王禹卿也是顾虑重重，但是眼看公司身处危难之中，在排山倒海般的讨债声中，为维护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他只好硬着头皮试试看。实在不行的话，也只能急流勇退。

王禹卿于荣宗敬下聘书的当日，立刻走马上任了。他首先向各银行进行疏通，提出自己的办法，显然，他的办法得到了重视。他在写给上海银行老总陈光甫和中国银行的另一老总贝淞荪的函中说：“午前领教，快慰奚如。敝公司经过情形及现实状况，早在两公洞鉴中。弟所陈述，承蒙采纳，足证两公维护实业之热忱。弟之出任维持，亦以敝公司范围较广，与社会关系太巨，在个人，本无所利于期间。两公深加谅解，力予援助，何幸如之。惟进行宜速，尚祈迅赐南针，俾敝公司早处于稳定地位，毋任盼祷之至。”荣德生先生

同日，王禹卿又给李升伯写信，希望他能够从中帮助：“三日不见，渴念之至。今日与陈、贝二公晤谈，诸承谅解，深为欣慰。所谈一节，半数已有眉目。弟意苟有半数，已够周旋，俟局势大定，再图扩展。先生于纺织业经验宏富，对于本公司素具爱护热忱，以后如何整理发展，惟先生是赖。先此函达，借慰锦注。”

不知王禹卿的宝葫芦里埋的什么药，他一出场，银行方面居然同意有半数贷款了，这实在是天大的喜讯，可知王禹卿上台第一招还是管用的。然而，若要银行方面继续贷款，没有抵押总还是行不通的。拿什么来抵押呢？申新纱厂的固定资产几乎已经抵押一空，但是无锡的申新三厂情况略好，还有些力量，因地处无锡，是归荣德生先生掌管的。

6月28日，已经到了归还贷款的最后时刻。经王禹卿协调，银行方面虽答应继续贷给，但是空口说说绝对不行，要继续贷新款、还旧贷，还是要有抵押。王禹卿要荣宗敬拿抵押品出来。荣宗敬没有办法，只好一再打电话与荣德生商量，要他拿办法出来。其实荣德生对上海的事情也没有办法，要他把无锡各厂拿出来填进去援助上海，他也不情愿，认为力量不够，在电话中就没答应。

荣宗敬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当晚派荣德生的长子荣伟仁赶回无锡，与乃父商量、分析利弊，如果上海方面倒下了，无锡方面也不能幸免，不能不被牵连进去。这么一说，荣德生知道事情已到最后关头，必须拿老本出来了。当时他正在喝茶，手里拿着一把茶壶，想想自己虽然一把茶壶在手，但是一旦这把茶壶破裂了，自己手里只有半只茶壶了，这半个茶壶又有什么用呢？那一夜，荣德生先生与上海各方面通了11个长途电话，表示自己维护大局的决心。他请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经理宋汉章向该行总经理张公权商量，但是宋汉章等到午夜还没有见到总经理。不过宋汉章已经表示，只要有物品抵押，他决定继续贷款。于是，荣德生先生连夜把家中全部有价证券清理出来，赶到上海，挽救大局。他与大儿荣伟仁凌晨四点上车，到上海时已是早晨七点了。

三新总公司的秘书朱龙湛（即朱复康）先生在回忆这段过程的时候谈到：“银钱业债权人看到荣德生赶来，比较放心了，情势稍微和缓下来。因为当时人们认为申新资负倒挂，荣宗敬经手债务过多，无法清偿，信用不足，说话已不能算数，而荣德生虽魄力不及老兄，但脚踏实地，说话可以算数。荣德生就以有价证券向中国、上海两银行押借500万元，预备先把到期的票子应付过去。”

荣家终于把抵押物品拿出来了，事情就好办多了。各方商量下来，此次贷款仍旧由中国银行和上海银行共做，押款500万元。公司方面遂一切票面照兑，即关照总公司照常收解，人心方才大定。6月29日上午九点钟，荣德生父子将带来的有价证券带到中国银行当面点交，立契签字。申新方面，此时的总经理已经是王禹卿了，于是又由王禹卿经手签字付出。而银行方面则说明，此次贷款为维持性质，必须提前先将各项欠款归还。

在此押款的前夜，与荣家企业有贷款业务的十六家钱庄早就惊恐万状，那些老司务或学生员，一夜未离江西路总公司大楼（即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直到29日上午此款谈成办妥，知道事情有结果了，方才散去。可知王禹卿这个新上任的总经理，面临的是何等艰难的局面！

风急浪高 申新搁浅

但是，事情并没算完。复杂情况不仅来自市场和银行，还来自荣家企业里极其复杂的人事关系，太平岁月里还能马马虎虎维持着，到了关键时刻，矛盾暴露，就成了阻碍发展的巨大障碍。

1934年7月4日，申新这条中国棉纱业的头号舰船，终于无奈地搁浅了。

造成这个局面，表面上是银行方面不好——人家荣家已经拿出了有价证券若干作抵押，中国银行和上海银行也已答应联合贷款给荣家企业500万元，供周转资金，以利企业继续运转，这不是新的开始，已经良性循环了吗？

但是事情没有那么简单，银行家们个个都是聪明过人的老法师，看问题是入木三分的，任何事情都可以做，就是不肯做亏本的事情。当他们支付到一半，即250万元的时候，他们不肯继续支付了。后来经王禹卿再三做工作，又支付了30万元，然后又停付了。

什么原因呢？银行方面的说法是，因为李升伯并没有正式出任申新公司的经理。那么李升伯没有出任申新公司的经理与整个企业有什么关系呢？这的确是有关系的。

王禹卿看得很明白，李升伯是纺织专家，申新公司离不开他。所以不仅是荣宗敬，王禹卿也坚持要李升伯出任申新纺织公司的经理。其中还有深层原因是，李升伯的父亲李济生是荣丰钱庄的老板，也是申新的债权人之一。王禹卿与李济生是好朋友，由李升伯出任申新公司的经理，可以在企业与钱庄之间建立更协调的关系。但是人家李家父子也不是傻瓜，如果李升伯担任了申新公司的经理，那岂不是变成自家人欠自家钱了吗？李济生能拉下脸皮跟儿子讨债吗？这不是把人家父子关系也扯进申新的无底洞里去了吗？所以，李升伯坚决不肯出任申新纺织公司的经理。这么一来，银行界就有了看法，认为这个申新公司仍然靠不住。

申新公司的会计陈述昆在回忆中还说：“王氏（王禹卿）接任后，曾命我会同中国银行姚崧龄、上海银行杨渭滨至银账房检查票面及盘点库存，查得票面竟有五百五十三万余元之多，而库存却缺少八万余元。银账房汪君因已解职，银账房事移交新银团，旧印章封存，拨二百五十万维持现状。我于5月24日向荣先生递了辞职信。其后听说，中、上两行要求各厂中各钱庄所做的栈房押款，一律改为银运性质，并由总公司负责保证以后各厂一律不得停工，出具保证信，要荣、王、李三人签字。当时各钱庄同意，荣亦同意，李升伯表示不能遽就申新经理之职，王禹卿则坚持必须李升伯就职后方可签字，遂陷入僵局。”

于是，中国银行与上海银行的贷款付到7月4日约280万元时，就停付了。王禹卿不再签发支票，企业的运转就又停顿了。

关于这件事情，当时上海银行副经理李芸侯（上海银行参加申新银团管理的代表人）的说法是：“我们认为荣宗敬本人虽然还好，但他的儿子不好，所以要王禹卿出来做总经理。……王禹卿担任总经理只有几天，看到很难维持，恐怕连累自己（他已拥有一二百万资产），便不愿再干下去。有一天，我到申新总公司去，王禹卿与荣宗敬吵起来，王禹卿表示不干了，荣宗敬认为他已经答应担任下来，怎么能不干？吵到最后，荣宗敬恼火，手击桌子，把玻璃台板击碎。我连忙劝开。王禹卿、李升伯出来没有几天，仍由荣宗敬负责。由于王禹卿不干了，而银行方面对于申新签发的支票一定要王禹卿签字，因此那500万押款，支付了280万，其余250万就宣告止付。”福新面粉第二、第四、第八厂全景

有些奇怪的是，申新搁浅是在7月4日，这时王禹卿已经表示这个总经理他不愿再干下去了，因为困难太多，事情太棘手，李升伯又不愿担任申新纺织公司的经理，王禹卿与荣宗敬之间的分歧已经到了拍桌子的程度了。然而就在这个时候，荣宗敬却在7月13日登报正式公告退职。荣宗敬的启事说：“鄙人创办茂新、福新、申新纱、粉各厂已三十余年。近因年迈多病，精力不继，于7月1日起商请面粉部经理王禹卿君为总经理，李升伯君主持纺织部事宜，陆辅臣君主持面粉部事宜。以后关于敝公司一切业务，希与王、李、陆三君接洽。深恐外界不明真相，特此启事。”由于这件事事先并未告知王禹卿，无疑使得王禹卿十分尴尬，但是他去意已定，在相关信函中一再申明了。

李升伯对于荣宗敬的这一登报做法颇不以为然，立即登报澄清：“日昨报载荣宗敬先生启事，以申新纺织总公司纺织部事务见委。升伯因原任职务繁剧，不克兼顾，业于昨日致函并面肯荣先生收回成命，当蒙谅解，业已取消。至于代表棉业统制委员会协助办理申新整理工作，仍照常。此启。”

关于王禹卿的辞职，看来与来自国民政府的压力也有直接关系。国民政府看看申新公司不行了，就放出风声，要对荣家企业进行整顿了，引起了股东们的恐慌，无锡申新三厂和茂新系统的股东首先表示了反对。他们看到了报上刊出的消息，说是国民政府要对荣家企业“由部整理”，非常恐慌，群起表示抵制。

1934年7月的一天，荣德生致王禹卿一函，信中转达了无锡申新三厂和茂新一些股东的意见：“顷接无锡申新第三纺织厂股东华干臣、薛道卿、项仰斯、高子敬、华绎之、邹仲丹等二十余人来函，声称：‘敬启者：报载沪讯，申新纱厂有部委派委员整理之说，并闻人选已定，现正着手移交。查无锡申新第三纺织厂系以股份无限公司呈部注册，有发给执照为凭。论股东所负责任，应以无锡为限，自不能与上海各厂混为一谈；且系独立营业，历年状况，有盈无绌，并未闻有亏累，当然不在整理之列。应请贵经理特予注意，并速函上海新总经理王君禹卿，加以郑重声明。倘有损害无锡法益，三厂各股东当惟力是视，并由贵经理完全负责，万难加以承认。用特函达，即希查照办理，并祈见复为盼，等由到厂。除另复函转外，用特专函声明，即希查照，并祈注意为盼。’”

王禹卿接信后，于7月14日立即复函，除了答复所质疑的问题，还谈到了荣宗敬的登报启事和上任总经理一个月间的万千辛苦：“顷接台函，敬悉一切。昨见报载荣宗敬启事一则，弟事前绝无闻知，殊深骇怪，所以未即登报声明者，为顾全大局计耳。弟为申新事，一月来四出奔走，心力交瘁。又以宗公（荣宗敬）暨阁下之再四相强，为大局计，为社会计，不得已勉任艰巨，暂作过渡。讵五百万之票面，仅解半数，而已波折横生，效未稍见，病已随之。弟自前日起，身热腮胀，至今杜门，尚难外出。吃此艰苦，谁实致之，谁实为之，抚衷自问，于公于私，均可无愧于心者也。部中派委，弟既未主张，亦无成见。至于在锡申三各股东提议各节，弟极表赞同。惟当此千钧一发之秋，急宜群起设法，以谋挽救维持。就申三方面言，弟当即日辞去总公司总经理职务，立于申三股东地位，与在锡各股东取一致态度，共策进者也。祈将鄙意转致在锡申三各股东，并希见复为荷。”

荣德生见信，听说王禹卿要撂挑子不干了，自是一番紧张，忙不迭又去一信加以劝慰：“先生此次出任艰巨，系为顾全大局，于公于私，均当感激。诚如尊论，当此一发千钧，急宜群起设法，以谋对外挽救。弟前所转申三股东一函，亦为沪方将来留地步，能得先生赞助，自为各股东所欢迎。惟现在沪局正赖先生统筹全局，将来以申三为退步，目前仍望留沪主持，弟等无不惟命是从……”

7月20日，王禹卿又致信无锡申新三厂各股东，说明自己这次“为顾全申新大局计，不避艰困，出而暂维现状，不料承乏兼旬，事无小补，而身已卧病，殊不容再事因循，爰于前日业经正式具函辞职，仍由前荣总经理主持一切矣。尊函当即转去”。同时还表示，“鄙人亦系申三股东之一分子，将来申三倘有所自卫行动，或亦得追随诸君子后稍参末议”。表示坚决站在申新的股东一边，包括必要时采取的自卫行动。

……

自然，这一切都与国际市场的大环境大有关系。20世纪20年代末，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不断袭击中国，各国为谋求出路，纷纷向外倾销剩余产品，外国商品一船一船地运抵上海，对我国民族工业造成极大的压力，过去十多年中民族工业大发展的黄金时代己经不复存在。而国内北伐成功后，国民党建都南京，外交上采取亲美政策，形势就变得更加严峻。棉纱业在外国投机家的操纵下，形成了花（棉花）贵纱贱，越生产就越亏本的局面，荣家拥有那么多厂子，就不可能不出现危机。加上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市场失去；1932年一二八淞沪之战，申新公司有七家工厂先后停工，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最后竟出现了债户纷纷上门讨债、坐堂不走的危险局面。

1934年7月“申新搁浅”后不久，公司业务由中国银行和上海银行组成“银团”掌管，实际上是勉强维持、惨淡经营，不致倒闭而已，这样艰难地捱到抗战爆发。王禹卿在这场申新的金融风暴中，当了一个多月的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总经理，尝尽了“火炉上烤”的滋味。

宋子文美梦落空

在荣家企业最困难的时候，以陈公博为部长的国民政府实业部对申新公司做了一番调查，提出一份《申新纺织公司调查报告书》。这份报告书故意贬低对申新的估价，定为资负倒挂，这就是说，申新实际上已经破产了，需要由债权人接管，甚至在报上散布“收回国有”的舆论。荣宗敬当然不肯买账：“实业部想拿300万元夺取我9000万元的基业，我拼死也要同他们弄个明白！”

实业部对申新各厂的估价，使实业界非常寒心，纷纷致电国民政府和实业部、财政部，表示怀疑和抗议。后来孔祥熙又派人来调查，结果是资负相抵。这样虽然否定了实业部的陈公博，但财政部的宋子文又开始动荣家的脑筋，提出对申新实行银团管理。尽管荣宗敬一肚子不情愿，也只好暂时咽下这口窝囊气。

谁知宋子文肚子里还另有打算，竟想趁机把申新“吃掉”。他准备了一份文件，然后拉上海银行的老总陈光甫到他家开会，要以债权人的身份把申新“整理”掉。他哪里知道，中国人朋友还是老的好，陈光甫是个极其念旧情的人，因为荣宗敬是上海银行早期的股东之一，他不能乘人之危、夺人之厂，他陈光甫还下不了这个手。但他也不愿与宋子文正面冲突。到开会那天，他叫营业部经理李芸侯去参加会议。李芸侯开始一言不发，直到最后才说，如果按照文件上的办，上海银行损失太大、担当不起，要不然，就把申新借上行的债务转给中国银行吧，中国银行反正是发行钞票的，问题不大，而上海银行则担当不起。宋子文一听傻了眼，中国银行毕竟孤掌难鸣，大家只能不欢而散，于是宋子文的美梦落了空。有了老朋友陈光甫的鼎力相助，申新又度过了一道难关。陈公博

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其实，王禹卿与荣宗敬之间的矛盾和分歧由来已久。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的老人朱龙湛先生（无锡人，长期担任申新系统的秘书，还为荣德生先生管理过私人藏书，解放后是棉纺公司的干部），建国后曾撰写文史资料，以亲见、亲闻、亲历的事实，揭示了其中的“奥妙”。

其大致的说法是，荣宗敬与王禹卿在干部管理上有着很大的区别。荣老板太宽松，而王禹卿非常严格；荣老板手面较大，而王禹卿处处“斤斤计较”；荣老板一副菩萨心肠，在部下和员工的错误面前，讲面子、念及交情、不忍严肃处理，而王禹卿不肯马虎，发现问题绝不饶恕，一定要严肃处理，杀一儆百。福新面粉二、四、八厂的经理丁梓仁，是荣宗敬的亲家，有一次个人生意投机失利，挪用了企业的公款，王禹卿不顾情面，要求荣宗敬秉公处理，最后丁梓仁只好辞职。荣宗敬本不想这样做，但王禹卿一再坚持，他也没有办法。按王禹卿这样的严格管理，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他管理的工厂秩序井然，他的威信不仅没有降低，反而不断提高。

王禹卿曾尖锐地指出：“窃尝观宗（荣宗敬）之待人，无善恶，无赏罚。某也，年为获利数百万而不之赏；某也，间或侵款数十万而亦不之罚。善者不能知而用，恶者不能察而去，此其所以败乎？”

就连荣毅仁也看出了问题，他在后来的座谈会上说：“我伯伯和父亲用人，似乎还另有一套办法。如许叔娱（总公司会计主任）搞投机失败，亏蚀公司七八十万元，他们对许并没有采取什么特别严厉的措施。”

荣老板对待自己的亲戚和部下好发善心，发生问题总要网开一面，致使公司规矩不严，纪律松弛，上行下效，管理上必然缺乏权威性，这样一来，导致企业受损的情况就一再发生，企业要健康发展也难。这一切，王禹卿都是看在眼里的。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王禹卿对荣宗敬听任自己的儿子荣鸿元、荣鸿三投机炒股接连失败，给公司造成重大损失很有意见。那么，荣鸿元与荣鸿三的投机生意究竟造成多大损失呢？

如今，经济研究所企业史资料中心出示的详细报表说明了问题，他们总共亏空了1218万元，近申新系统总体负债的三分之一，难怪王禹卿大发雷霆，这毕竟是好几家工厂的代价。

那报表记录的是“申新在国内外投机市场上的盈亏情况1920—1933年之间”。其中，洋麦负债452万元，洋花（棉花）负债507万元，外汇负债121万元，总计12182722元。报表说明中还指出：另有宗、鸿元、辅、伟等四户的宕账，也都宕在公司的账上。

如此看来，大家对两位公子的看法是有根据的了。王禹卿曾深有感触地对老朋友朱龙湛先生说：“经营企业需要竞争，竞争一定要有拼搏精神，商战好比用兵，必须懂得酌盈济虚、出奇制胜、声东击西、欲擒故纵等手腕，所以经商一定也要懂策略，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还说：“环顾我们出来经商的人，多少人在投机中栽了筋斗，多少人由于用人不当吃了亏，多少人因经营不善、挥霍浪费而失败了，能够站稳脚跟的真是寥若晨星啊！”言下之意，不胜唏嘘。

五、黑道白道 交易市场起风云

俗话说：“创业难，守业更难。”好不容易熬过了艰难的1934年，又面临1935年的新挑战——来自面粉交易市场的狂风恶浪。不知不觉，面粉业老大王禹卿竟与黑帮老大杜月笙成了对手。真的是“不打不成交”，几个回合下来，个中种种曲折，令王禹卿再次眼界大开。

面粉交易所的前世今生

王禹卿是当年企业家中为数不多的、头脑清醒又善于学习新事物的人之一。他虽然整天忙在福新面粉公司的业务中，但对面粉交易所的行情从来不敢掉以轻心。他明白，上海滩这个花花世界，光拼命生产还是不行的，股票交易所和各种名目的物品交易所就像个“魔幻世界”，信息五花八门，行情瞬息万变，真假虚实纷呈，是各路能人争强斗狠的厮杀场所。你要是不当心，说不定什么时候把你辛辛苦苦做出来的利润，一夜就给吸干。但是如果经营得当，可以利用交易市场，一手控制小麦和面粉的价格起落，维护麦价和粉价的比例，能促进市场的正常运行。自然，如果懂得利用时机并有足够资金的话，也可以兴风作浪，一本万利。

与其受控于人，被人家榨干，还不如先下手为强，抢先占领桥头堡！王禹卿绝对是聪明人，投机生意也一学就会，上海面粉交易所的创办就有他一大功劳。

上海滩一向能引领潮流，早在20世纪初，面粉交易所的雏形就已经形成。各家面粉厂除了派推销人员到各地去推销面粉外，还有一种是坐在茶楼里，跟掮客和中间商打交道的竞价交易形式，俗称“茶会”。这种交易一般都是大宗交易，属于旧式交易方式，很看重个人信用。由于价格和数量都需要当场拍定，所以老板本人或是老板的代理人常常亲自出马。机制面粉业最早的“茶会”在五马路棋盘街（现广东路河南中路一带）的怡珍茶楼。每天下午两点到五点，各面粉厂的当家人及各路掮客、买方陆陆续续都来了，大家一边喝茶一边谈生意，或是海阔天空地聊天，表面不动声色地较劲。一旦“茶会”交易成交后，大都三天之内就以现银打栈单向卖出厂方提货，也有五天、七天期的，甚至也有只付定洋买期货的，但都没有法律意义上的章法。

后来随着面粉厂的增加，交易纠纷也增多，1908年面粉业成立了上海机器面粉公司公会，在公会里附设“中国机制面粉贸易所”（简称贸易所），制定了相对规范的制度和章法，即“成票规条”八条，规定面粉和麸皮的期货交易，必须使用贸易所印制的成票，由厂商与买家直接订明交货后付款的期限，而且双方必须在成票上签字盖章方才有效。立单为凭，有法可依，改变了过去简单的“一言为定”的做法。

这个贸易所后来地方不够用了，就在福州路四川中路西边，租了房子作交易场所。1913年租来的地方又不敷使用了，业内人士就在新开河丹凤街（现人民路丹凤路口）购地造楼，建起了上海机器面粉公司公会大楼，建筑费依各面粉厂产品的多寡比例分担，众推申大面粉厂的经理顾馨一负责筹划。那时顾馨一是面粉公会的会长，荣宗敬是副会长。1930年3月这个公会改组为上海面粉厂业同业公会，会长、副会长仍旧是顾馨一和荣宗敬，但实际上是由曾外祖父王尧臣和孙仲立负责，并将会长改为理事长，由王尧臣担任。

1913年之后，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国际市场对于中国的面粉需求量激增，丰厚的利润使福新面粉厂的面粉根本不用进贸易所也来不及做，只要生产出来就可以闭着眼睛卖，所以那时荣家兄弟与王家兄弟正拼命办厂，滚雪球似的“翻制”面粉厂。交易所方面的事情，并不需要花太多的心思。但是1918年一战结束以后，等欧洲市场渐渐复苏之后，形势就大不一样了。

当时上海已经成了一个“样板市场”，上海的小麦、面粉价格左右着全国的市场价格，而国际市场小麦和面粉的价格又影响着上海的价格，所以国际市场的信息也成了决策的凭据之一。要在这样一个复杂、多元的市场上稳操胜券，的确是很锻人筋骨的。问题是，那年头获取信息的渠道很不畅通，个人掌握的信息量非常有限，而市场仍在不断扩大，所以上海面粉贸易所客观上又需要升级了。

1918年3月，日本人率先在沪开设了一家面粉交易所（正式的名称是“上海取引所”），资本1000万日元，经营面粉、麸皮的期货交易，还兼做花纱和股票买卖。这件事，给荣宗敬和王禹卿以很大刺激。当时欧美各国交易投机之风大盛，各种交易所如雨后春笋，这种情况“传染”到上海，竟让日本人抢了先。同时，日本人采取了与欧美人不同的“作战方式”，他们不同于西方人先前办的众业公所（由外国人办的股票交易所，旧址在南京东路四川路拐角的中央商场南部的一栋大楼里），以西方人为主，只吸引少数中国掮客为之做事，而是拉拢上海工商界的名人来作门面，扩大影响，拓展生意，又招揽了一些熟悉业内情况的能人为之具体经营，企图垄断国内的面粉市场。

这下荣宗敬与王禹卿按捺不住了，认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上海面粉业必须联合起来迎头赶上，成立自己规范的面粉交易所，粉碎日本人的阴谋！他们首先在面粉公会内部定下条规，大家都不去参加那日本人的交易所的交易，一旦有哪家面粉企业参与跟日本人合作，其他各家面粉企业就与他断绝来往！决心遏制住日本人的风头，同时加紧创办中国人自己的面粉交易所。

于是大家就以原先的贸易所为基础，于1919年8月筹备“中国机制面粉上海交易所”（简称上海面粉交易所）。发起人为宁钰亭（阜丰面粉厂的老人）、荣宗敬、王尧臣（幕后是王禹卿）、顾馨一（面粉公会会长）、诸广成、朱晋渔、赵茂华、沈春江、祝伊才（大买办祝大椿的儿子）、狄巽公、王宝仑、程际云、徐文彬等人。1920年3月试运行，地址在面粉贸易所旧址，后来业务扩大了，迁到爱多亚路（现延安东路）纱布交易所（现上海自然博物馆）楼上。1921年6月获得北洋政府农商部颁发的执照，于8月4日正式开业。资本实收50万元，分为一万股，每股50元。发起人认购12.5万元，其余由各面粉厂、经纪人和社会有关人士投资。

最初参加这个交易所的面粉厂只有12家（股东）。股东大会选出理事九人，有王一亭、荣宗敬、顾馨一、宁钰亭、祝伊才、徐文彬等。狄巽公、程际云为监察。公推王一亭为理事长，徐文彬为副理事长。1931年增加股本25万元，额定经纪人55人，经纪人身份保证金须缴交易所股份100股，并加入经纪人公会。交易的佣金每一千包面粉为五两银，经纪人得三分之二，交易所得三分之一。参加场内交易的有本埠和外地的共二十来家面粉厂，还有几十家批发商、数百家零售商，声势也颇为壮观。

新生的面粉交易所规定每天上午8点到12点为交易时间。一经开张，买方卖方，十分火热。这个交易所不仅做现货，还做期货买卖，期限初为3个月，后来扩展到6个月。再后来又发展到可以做买空卖空的空盘生意，投机者翻手覆手之间即有可能发财致富，一旦一脚踏空，也可能导致一夜破产，客观上促进了市场和投机活动的活跃。

在整个创办过程中，王禹卿始终在幕后积极运作，不愿做“出头的椽子”。他不当理事，也不要胞兄王尧臣出头露面，采取了“以退为守”的战略。

翻手覆手 稳操胜券

面粉交易所的前期业务，表面上是由徐文彬等人主持，但是后台却是财大气粗的荣宗敬和王禹卿，被称为交易所里的实力派。他们常常在一起谋划，分析行情，利用面粉交易所进行调控和谋利。为了掩人耳目，他们开设了不少假名户，还在交易所内部安插眼线，命其将每天交易所买卖双方的户名和成交数额全部记录下来、汇报上来，他们就根据这些情况了解和分析市场动向，掌握多空双方的来龙去脉、实力大小、存货多少，从而确定自己的筹码。

这期间，经过一系列的联络和幕后活动，王禹卿为荣家挣了一个大便宜——把荣家茂新面粉厂生产的“绿兵船”牌面粉定为面粉交易的标准件。这一招非常关键，因为凡入场交易的其他“杂牌”面粉，都必须在这个标准件的基础上打折计价（只有阜丰面粉厂的“红蓝车”牌面粉可以与之并列）。至于打多少折，由交易所理事会同经纪人公会的代表组成的评议会评定，每隔一段时间评定一次，唯独外地的面粉厂所产的面粉不许参加进来！这就使荣家在面粉交易所坐稳了钓鱼台，可以在价格上调控整个局面了。这是王禹卿在面粉交易所打的第一个大胜仗。

由于荣宗敬、王禹卿掌控着上海的粉价，而上海的粉价又左右着全国的粉价，所以在一段时间里，他们在交易所内进退自如、为所欲为，不断变换着超级大空头或大多头的角色，实际上操控着全国小麦和面粉的价格涨落，颇能呼风唤雨，风光一时。无锡茂新面粉厂兵船牌面粉商标福新面粉公司的宝星牌面粉商标

粉麦市场的价格历来有很大的弹性，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北方人爱吃面食，春夏秋季还好，一到天寒地冻时船就不能开了，因此每到北方港口封冻以前，北方对面粉的需求量就很旺盛，订单会不断飞来，往往一封电报就要订购一二十万包（北方市场一直是荣家面粉生意的大头），有时间性。另一方面，小麦是在夏季登场，也有时间性，这时必须及时收购，而且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这样，粉麦交易就具备了期货性质，就有了投机者的“可操作性”。同时，面粉生意也有一定风险，年年行情不一样，因为小麦产量受气候影响很大，哪一年丰收，哪一年歉收，价格都不一样，而且面粉的运输也受交通和气候的影响（福新面粉公司向北方供货都靠船运，因运费便宜），还有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面粉厂家要想稳赚，就需要有稳定的小麦原料供给和面粉市场需求，这就同小麦、面粉本身的期货性质发生了矛盾。正因为有这样的矛盾，投机商和掮客就应运而生了。他们可以囤积居奇，在秋天哄抬面粉价格，使生产厂家得不到订单；到夏天又哄抬麦价，使厂家收购小麦受阻，他们好从中渔利。

荣宗敬和王禹卿的做法是，常常在每年的五、六月份，在新麦将要登场的时候，率先在面粉交易所里搞突然袭击，以大量的筹码集中“轰炸”，拼命打压炸盘，压低小麦和面粉的价格，这样也就压低了全国小麦的价格，迫使农民低价出售新上场的麦子。在这种时候，荣家在各地管收购小麦的麦庄就趁机大量收购，大大降低了面粉的成本。当他们掌握了大部分麦源之后，他们又迅速翻作大多头，快速吸纳面粉交易所的筹码，造成小麦供不应求的局面，迫使小麦的价格又急遽上涨。在一个很高的价位上他们再来个大甩卖，频频炸盘，让人家措手不及、目瞪口呆。他们就这样翻手覆手，不仅在面粉交易所赚足了钱，而且还保证了荣家麦源的充足。自然，倒霉的首先是农民，其次是中小企业。

福新面粉一厂的厂长浦松泉先生回忆说：“在采购国产小麦方面，茂、福新可以操纵市价。各地小麦办庄要看茂、福新的开价来定行市，小厂是不敢开价的。因为抢先开价购进小麦的话，等到茂、福新开价时，如果开的价比小厂低，行情便跟着茂、福新的开价下跌，这样小厂就要吃亏。如果茂、福新开的价比小厂抢先购进的价小，而麦庄、麦号就不肯出售，行情定不下来，茂、福新等厂可以彼此约定暂时不吸进，压迫麦庄、麦号屈服降价。因为内地麦庄、麦号大都资金不多，不能大批存货和长期兜行情，最多观望几天，就非放手不可。特别是在小麦登场时间，小麦源源而来，每天大量吸进之后，便须很快大量放出，否则资金搁死，无法周转。此外，在每年小麦登场时，茂、福新还故意多抛出面粉来压低粉价、麦价，以便购进廉价原料。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操纵办法，因为在上海市场抛出面粉压低粉价后，各地粉价也要跟着下跌。粉价一下跌，麦价也跟着下跌。因为在一般正常情况下，小麦登场时，粉麦之间是有一定的比价的……”

上海的面粉交易活跃了，外地的面粉厂就想参加进来进行平等交易。上海的面粉商想保住自己的一统天下，拒绝他们参加，日久便生恩怨。反对最力者主要是几家大厂的经理，王禹卿自然也是其中之一。

其实，苏浙皖的面粉厂早在1910年就成立了苏浙皖机制面粉厂公会，有南通的复新、海州的海丰、芜湖的益新、宿迁的永丰等几家厂。无锡荣家的茂新因为原本就是荣家的企业，与上海关系太密切，早就加入了上海机制面粉厂公会，属于上海系统。由于上海是国际大都市、市场大，几家大厂生产的面粉质量也好，行销全国各地，其价格无形中已成了标准，外地面粉厂不想参照也必须参照；不让你进入交易所平等交易，你只能干瞪眼！福新面粉厂生产的牡丹牌面粉商标福新面粉七厂生产的天竹牌面粉商标

这种明争暗斗的状况一直延续到了30年代中期，苏浙皖的面粉厂已经发展到了20家。这时，由南京大同面粉厂的卞筱卿和扬州面粉厂的杨管北主持会务。为了打进上海滩，在上海面粉交易所取得一席地位，他们想出一个高招——请出杜月笙担任他们的公会主席，无形中向王禹卿等施加压力。他们曾几度向上海面粉交易所提出“准许内地面粉厂加入市场标准买卖，并以本厂栈单作为交割，与上海、无锡各面粉厂一视同仁”的要求，但是王禹卿等不予理睬。杜月笙坐在苏浙皖一边，先是按兵不动，一旦时机成熟就后发制人。

那时的王禹卿只顾“埋头拉车”，心想，自己有庞大的福新面粉系统作后盾，手里有了面粉还怕谁？自己在面粉界是有话语权的，还怕你杜月笙吗？事实上，当时一般正经的实业家和生意人的确是不愿轻易跟杜月笙打交道的，起码在表面上如此，认为他是黑道上的人。可是他没有想到，黑道自有黑道的厉害。

面粉老大“玩” 不过杜月笙

1932年出版的《上海面粉交易所十周年纪念刊》上刊载了王禹卿一篇序言，其中说道：“庚辛之际，本埠交易所风发云涌，依次设立者，无虑百数十家。曾几何时，多归淘汰，至今存者，寥寥可数。可见凡事虚则虚，实则实，其成败废兴之故，不难揣而知也。本所自创始以迄于今，忽忽逾十稔，将于壬申夏举行十周纪念，并刊印纪念册，属禹卿为之序。禹卿经理粉厂营业与本所关系密切，乌可无词。按面粉为民食大宗，上海一隅，粉厂林立，品质精良，视舶来品无逊色，以故行销遍国内。欧战之际，且输出海外济饷糈。顾买卖限于现货，无由知粉业之消息盈虚，营业范围犹病其太隘。自有交易所之组织，价格视月期而升降，市情以旺淡为转移，交易愈发达，民食周转愈便利，社会经济愈活泼。若以投机事业目之，则失设立本所之旨趣矣。本所过去十年，以办理得人，有相当成绩……”对面粉交易所的作用作了正面肯定，想不到几年后一场“暴风雨”，打得他措手不及。

1935年四五月份，上海的交易市场出现了异常情况。开始是纱布的价格猛涨，接着就是面粉，一些经常出入杜公馆的投机商人朱如山等人，在交易所大量买进各月期的面粉，进行投机囤积，他们大笔大笔地吃进，动辄上万包，甚至10万包、30万包，这样面粉价格就渐渐走高了，造成面粉价格一路上扬。

王禹卿等面粉行业的老行家起初是看笑话，5月份做什么多头？很快新麦就要登场了，面粉就会大量上市，吃进那么多面粉，到时候看你卖给谁去！于是大都抛售面粉，做了空头。可是这一回，面粉的价格并没有因此被打压下来，相反继续一路走高。

一个月过去了，多头的势力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更加强劲，价格从2.3元被抬到2.77元一包了。这使那些在面粉业混了一辈子的老行家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认为这是面粉交易所成立15年以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怪行情，过去年年六月期货都会跌，少则几分，多则一两角，面粉交易所成立以前的面粉贸易所时也是一样。因为每年到6月小麦登场，各家面粉厂的仓库堆都堆不下……今年怎么见鬼了？仅一个宏昌字号已经做了100万多包多头，面粉价格逐渐升到了3元一包，这绝对是前所未有的险情。

到了6月，势头仍在上升，一直涨到了4.4元才涨停板。这时面粉行家们才慌了手脚，感到大事不妙，因为他们所做的6月份的空头显然已经被套牢。交易所的一帮经纪人也坐不住了，因为这样下去，他们都亏大本了，一个个焦虑万分。王禹卿也在密切关注这一反常的现象，他知道有人在幕后捣鬼，但不知道幕后是谁，也没弄懂这是一着什么棋。他与面粉交易所的理事及阜丰面粉厂的经理孙仲立频频通电话，要求由面粉交易所的理事长王一亭出面解决问题。他们开了几次会，除了骂宏昌字号可恶之外，谁也拿不出好办法。王一亭先生是社会贤达，是被请出来当菩萨供的，此时看看局面非常复杂，便有了让贤之心。大家就推拥王禹卿或孙仲立出面协调，但是他们俩都坚辞不干，其他人的声望和实力又搭不够。王一亭先生王一亭先生为上海面粉交易所题辞

随着形势的一天天紧张，交易所的经纪人都吃不消了，只好放软档，请出经营南汇川沙电气事业，并兼任交易所仓库主任的黄炳权出来解围。黄炳权有什么好办法呢？他只能委曲求全，通过走扬州面粉厂杨管北的门路（杨管北是杜月笙的学生，苏浙皖面粉业公会的头面人物，与杜月笙交情非同一般），求见老冤家杜月笙，请求以杜的名义，在交易所抛售若干包面粉，以制止面粉价格狂涨的势头。因为他们已经探知，这次面粉风潮的源头就是这位黑帮老大掀起的，当然这个圈圈里还有他其他哥儿们，如张啸林、张慰如、朱斗文、朱如山、尹韵笙、沈长赓等。

杜月笙第一次出场，姿态做得很漂亮，说是：“只要你们捏得牢，我愿意帮忙。”

黄炳权回来把情况一说，经纪人们兴奋异常，连夜组织了130万包面粉，第二天一早抛出去，在对方猝不及防的情况下（显然杜月笙还是讲信用的，没有走漏风声），把面粉的价格强压下来了，一直压到牌价跌停板，总算达到了交易所方面预期的效果。这是靠了杜月笙的大面子，交易所的经纪人无不对杜月笙心存感激，王禹卿也不得不买账，从此知道杜某人的厉害了。

但是，跌停板是有一定期限的，规矩是以3天为限。不料在这3天当中，国际行情又起变化，美国小麦价格连涨3天，对国内的价格走势又造成强大压力。在这个关键时刻交易所如果正常开业的话，面粉价格受国际麦价的影响，肯定有增无减，形势又复杂了。无可奈何，黄炳权受众人的委托，只好厚着脸皮再去敲杜月笙的门。杜月笙仍旧姿态很高，第二次出场做得更漂亮——表示愿意帮忙。经他出面，由上海社会局发一布告，告知天下：“查面粉攸关民食，不许任何人投机操纵。今据密报，有业外人在上海面粉交易所内大量买进各月期面粉，从事投机操纵，囤积居奇，应着交易所立即彻查具报！”

谢天谢地！有了社会局这把“立即彻查”的尚方宝剑，交易所就可以不受3天的限制了，最后迫使对方不得不同意照跌停板的牌价酌加一点，予以全部了结。这么一来，很多做空头的经纪人得救了，未受太大的损失，对杜月笙感激得不得了。这在表面上看，是王禹卿与上海面粉帮打了场大胜仗，其实是杜月笙打赢了，他从交易所内部把人心兜走了。至于杜月笙与社会局是什么关系，怎么社会局也听他杜月笙的？这就是另一出戏了。

到了这年8月，上海面粉交易所召开股东大会的时候，就有杜月笙、杨管北说话的资格了。杨管北秘密串通，利用多数经纪人感激杜月笙的心理拉选票，于是，不仅杨管北被选上了常务理事，杜月笙这个与上海面粉业素无渊源的人被选上了交易所的理事长，取代了王一亭，从而使苏浙皖的面粉界势力进入上海面粉交易所。这次选举的影响是深远的，从此杜月笙成了面粉业的领军人物——抗战胜利后的第四区（上海、南京及苏浙皖地区）面粉工业同业公会理事长是杜月笙，常务理事是杜月笙、杨管北、过守一、钱钟汉、孙伯群。荣家这边的荣鸿元、荣尔仁、荣毅仁都只是理事。王家这边只有王尧臣担任了常务监事。1948年成立上海区面粉同业公会时，理事长还是杜月笙，他还是全国面粉工业同业公会的理事长，一直到上海解放为止。

表面上看，这对于王禹卿来说并无大碍，因为他原本就不是交易所的理事，更不是理事长，但是他感觉很痛的——这个回合他们打败了，虽然没输多少钱，但是输了人。杜月笙老奸巨猾，看得明白，王禹卿是上海滩面粉业的主心骨，他不愿与王禹卿弄僵，日后还要派他用场呢！杜月笙在理事长就职仪式上得意洋洋地说：“我原来是强盗扮书生，所以人家都怕我，现在我是曲蟮（即蚯蚓）修成了龙，在社会上有了地位了，你们不要怕我，以后有啥事体我一定帮忙……”

王禹卿经过这次风潮也看明白了，强龙斗不过地头蛇，与其对着干，还不如合伙干。这大概就是与杜月笙合伙经营华丰面粉厂的原因吧。

纱布交易所的多事之秋

当初荣宗敬、王禹卿在面粉交易所尝到了甜头，不久就又牵头筹建上海纱布交易所。他们用老办法，使得申新纱厂的“人钟牌”棉纱成为交易所的标准纱，在交易中首先取得优势地位，然后在棉花收购前后又大做文章。

荣家在全国各产棉区都设有收花庄，基本控制了全国重要产棉区的货源。每年新的棉花尚未登场的时候，他们就在纱布交易所抛出10万担甚至20万担的棉花，此时的市价处于敏感期，遭此空头打压，往往撑不住了就会大跌价。上海的棉花价格一向是全国价格的基准，全国价格一跌，荣家在各地的收花庄就趁机大肆收购。表面上看，他们在交易所蚀去了上百万元，但是却趁机在各地低价收花200万担至300万担。到他们收购得差不多了，然后在交易所再翻手做多头，迫使棉花价格高涨，高价维持一段时间，交割的日期也到了。这么一来，利润自然是源源不断了。

但是几年之后，他们惯用的老办法被人家识破了，不过是故伎重演。同时，总是你们说了算，总是你们占便宜，总是你们在玩弄人家，时间一长，同行间自然不服气，对立面就出来了。1933年，他们就遭遇了一次“轧空头”的暗算。纱布交易所的经纪人陶继渊是有名的聪明人，这年五六月间，棉花每担已经被荣家打压得很低了，但是他们希望继续下跌，继续抛盘压价。陶继渊首先轧出苗头，于是与一帮棉花商人商议，预计市价将要上升，合谋组成临时的“多头公司”，在6月份就悄悄下手，集中力量收购10月期去“轧空头”，主要对付荣家。继而在七、八、九三个月仍旧猛烈吸盘，这时在国际市场的影响下，棉花价格不断上升，但是荣宗敬不以为然，他不知道这回是人家有意在算计他，还说什么“他们小鬼想要跌倒金刚呵”，意思是“休想”！

结果，最后的场面是很难看的，到了交割的时候，荣家拿出的竟然是一张“空头栈单”和一批不合规格的棉花。尽管纱交所的哥儿们袒护荣家，拼命为之弥补，但是到这时候再做手脚就真的是欲盖弥彰了。荣家在这个年头本来就遭遇了很多倒霉事，现在又碰到交易所的对手们联手进攻，趁机报复，日子就更难过了。这期间，王禹卿较早发现苗头不对，估计到来者不善，主张紧急调转船头，不要再陷进去了，但是荣宗敬没有听进去。为此，王禹卿大为不满，与荣宗敬发生激烈争吵。

与杜月笙联手接办华丰面粉厂

杜月笙既然坐上了面粉交易所理事长的宝座，总要在业内做点事情才行。正好，1937年3月，虞少棠、叶山涛从事地产投机失败，要出售他们的华丰兴记面粉厂。这件事首先被杨管北知道了，就去问杜月笙要不要买下来？杜月笙正中下怀，说是“只要虞少棠肯出让，就把它买下来”。具体事宜就由杨管北操办。

那年头学生要孝敬老师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买一家面粉厂，银洋50万，钱哪里来？杨管北头脑非常活络，他知道有两个财主是可以利用利用的，一个是中国通商银行的董事长傅筱庵（抗战中投伪被军统暗杀，那是后话），还有一个是国华银行的经理唐寿民，他们两个都得到过杜月笙的帮助，对他心存感激，拉他们出来投资应当是没有问题的。资金解决之后还有个经营的问题，那就要派上王禹卿的用场了。最后由杜月笙、杨管北、傅筱庵、唐寿民（后来转入交通银行）、卞筱卿与王禹卿合伙买下，改名华丰和记面粉厂，纳入福新面粉系统之内，由王禹卿去经营。因是杜月笙这方面的生意，王禹卿不敢怠慢，亲任总经理，还安排自己的族侄王秋舫当厂长，确保抓好。据王秋舫后来回忆说：“华丰和记于1937年6月开工，当年亏本7万元，第二年就盈余20万元左右。1939年、1940年大量购用洋麦，两年盈余共约150万元。华丰和记织布厂就是利用盈余在这期间开办的。”华丰兴记面粉公司麦根牌面粉商标上海滩黑帮老大杜月笙

建国初，市工商部门对这家工厂做了调查，调查报告中写道：“该厂原名华丰兴记面粉厂，系大流氓虞少棠、叶山涛与官僚傅筱庵等所创办，因从事地产投机失败，遂于1937年3月由叶山涛出面售给大流氓杜月笙，乃由杜拉拢上海面粉巨头王禹卿和国华银行，售资50万元，改为华丰和记面粉厂，属于荣氏福新支系之一。抗日战争初期，挂起美国企业公司招牌，盈利颇厚，因又于1940年增设织布厂专制粉袋。日寇进占租界后为日寇占用，后通过杜月笙关系发还，遂代敌伪加工军粮，一直到抗战胜利为止。胜利后增加资金为伪法币750万元。”有16部美式华尔夫双式（30×9#）钢磨，工人158人，厂址在苏州河边的西康路1501弄。50万元买来的一家小厂，经八年抗战增资为750万元，翻了15倍，还白赚了一家有180部织布机的织布厂，可知经营得相当成功，在杜月笙面前算是给足了面子。

可惜有的人只能跟他共患难，无法跟他同富贵。这家厂子在抗战中由于地处租界之内，还能不断发展，可是抗战一胜利情况却急转直下了。大概看到这家厂子油水实在太多了，股东之间就发生了矛盾，总经理王禹卿受到排挤，由原南京大同面粉厂的经理卞筱卿以常务董事掌握大权，并派他的儿子卞冀周任副经理，从此脱离了福新面粉系统而自己经营，王秋舫也即刻走人。王禹卿乐得不再去管他们，因为自己福新面粉公司这头正忙得紧呐，但是股份还是保留的。

可是，卞筱卿他们自己经营得很不太平，1947年两度增加资金伪法币30亿元（金融膨胀已经使市场变形）。由杜月笙的弟子于松乔任副厂长后，内部再起倾轧，卞筱卿等集体辞职他往，大权落到杜月笙的弟子刘寿祺、于松乔及杜月笙的儿子杜维翰、杜维恒手里。

解放前夕，杜月笙、于乔松等人去了香港和台湾，厂子就由刘寿祺担任副总经理。1951年7月杜月笙在香港去世后，卞筱卿又以常务董事的名义召开股东会，当上了董事长，派胡履平任襄理，趁杜维翰不在上海，就以胡履平行使副经理职权。可是好景不长，1952年“五反”运动中刘寿祺跳楼自杀，遂由襄理胡履平与厂长江翼臣负责。1953年卞筱卿见无利可图了，才辞去董事长职，撒手不管了。

这个厂子有工人158人，职员33人，教师4人。总股权2970万股，每股伪法币250元，其中公股占21.86％，公私合营银行占14.56％，交通银行代管6.26％，在沪私股56.68％，内有杜维翰等29.16％，王亢元5.22％，卞筱卿4.16％，南京大同粉厂胡梅庵1.04％，王禹卿与杨管北占21.46％，直到后来公私合营。

王禹卿与杜月笙的这场合作最后如此收场，大概他们谁也没有想到。

六、“五卅”运动 激扬文字泣鬼神

老爷子说：“光有钱没用，还要有权”

王家老一辈人在商场上闯关夺将、拼命厮杀的时候，王家的后代中竟出了一个年轻的政治家，即曾外祖父王尧臣的长子，也就是我的大舅公王启周。

王启周是王家的第一个大学生，思想活跃，朝气蓬勃，西装革履，一表人才，组织号召能力相当强，一双大眼总是闪着征服性的光芒。当时的世家子弟读大学或出国留学，读商科和理工科的很多，为的是学成之后好继承家业，光宗耀祖，而王启周选择的却是法律，自然与政治就容易“沾边儿”。

其实，最初这还是老爷子的主意。曾外祖父积半生经验认为：“王家光有钱没用，还要有权。”眼睁睁看着荣家人也好，浦家人也好，王家人也好，起早贪黑办实业、老老实实经商，可还是经不起政治局势的动荡，抗不住官场的势力，一有风吹草动商家就掉价，还没有说理的地方。外国人捣鼓一场“橡皮股票”风波，不知多少豪门大户顷刻倾家荡产……于是他鼓励长子学法律，力争将来在政治上有地位，王家也好有个出头露面、在场面上可以说说话的人，因此对其寄予厚望。可是老爷子万万没想到，王启周在学校里不光是读书，竟与一群接近共产党的青年打得火热，一出手就拉起了一个进步知识分子的革命团体——锡社，整天忙于办杂志，搞集会，抨击时弊，指点江山……这使他迅速地成为上海高校和无锡地方的一颗政治明星，在1925年爆发的“五卅”运动中大显身手。

20年代初，大舅公王启周考进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最初叫法科，后来规模扩大了，改称法学院）。那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非常激烈的动荡和变革期，知识分子已经登上政治舞台，第一次国共合作已经形成，此时领导上海的学运和工人运动的共产党的力量显著占了上风。王启周聚集了一批思想进步、激扬文字的知识青年，这些人不仅来自东吴大学，还来自革命思潮更加激烈的南洋大学（即交通大学）和共产党人创办的上海大学。尤其是上海大学，号称是“东方红色大学”，虽然校长是国民党大佬于右任，但是校长之下全是共产党的市面——邓中夏是总务长、瞿秋白是社会系主任、陈望道是文学系主任，李大钊曾多次来校演讲，前来任教的教师几乎囊括了所有早期中共精英，有蔡和森、恽代英、张太雷、萧楚女、沈雁冰（茅盾）、蒋光赤……王家长子、我的大舅公王启周先生

那时，已是“五四”运动之后，民主与科学的呼声，爱国与救国的浪潮在知识分子和上海市民中继续发酵式地汹涌，新思想、新学说、新潮流、新方法层出不穷，与此同时，民主运动也日益高涨，大大小小的罢工，大学中学中的“驱长”（驱逐校长）学潮此伏彼起，各种民间组织、民间报刊、民间集会如雨后春笋。尤其是大学校园，学生们最能及时捕捉时代脉搏的律动，一旦有事，立马上街示威游行，即刻可以“引爆”全市，成为社会风向标。每一所大学都不是孤立的，每一所中学也不是孤立的，“五四”运动兴起的群众性反抗强暴、争取命运自主、拉起横幅上街的热潮，已经深入人心。更何况，早期的中共党员都是知识分子，最善于与高校的学生打成一片。用百岁老人郑逸梅先生的话来说，那个时代的青年是充满弹性的，热血整天在不停地涌动着、奔流着，相互不断地鼓舞着、激励着，整天都在期盼着有什么新思想、新发明、新鲜事突然涌现！

王启周就在这个时候步入了大学校园。东吴大学（由美国基督教监理会1900年创办）本校在苏州，但是法学院1915年成立，设在上海昆山路。这所学校是民国期间最著名的法学院，培养了一批中国元老级法律专家，堪称中国大法官的摇篮。沪江大学校长、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刘湛恩先生，东京对日大审判中国首席法官顾问倪征燠先生，曾担任孙中山先生的法律顾问的何世桢先生，都毕业于这所学校。该校是中国唯一一所系统地教授英美法律的学院，也是一所以研究英美法律为主，兼及中国法的比较法学院，民法、英美法、中国法一并开课，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比较法学。

这所学校对学生的录取条件非常严格，学生入校前必须在被认可的正规高中毕业后，先修完两年正规大学本科课程，同时要有相当的英语水平（能听懂老师用英语授课），还要有中国北方官话（普通话）的表述能力。修完两年大学本科课程后才能进入法学院的规定，是仿照美国法律类大学的做法。但是后来东吴法科更进了一步，从1924年起把两年本科改为三年本科。也就是说，要读这个东吴法科，实际上要读六年大学，这比门槛森严的医科还要严格。推算下来，王启周1926年大学毕业，入学的年份应当是1921年，那正是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的年头。

该校在创办之初，还没有一支专职的教师队伍，就聘请在上海租界或上海临时法院里任职的中外法官和著名律师前来任教。这些法官和律师资历很深，又有办案经验，在社会上很有名望，白天忙于工作抽不出身来上课，学校很灵活，就把上课时间定在下午四点半至晚上八点半，便于老师们下班后前来任教。可是校方哪里料到，这种安排最适合那些进步学生的胃口了，他们可以堂而皇之地用“正课”时间去组织活动和集会了。

校园内，对王启周影响最大的应当是他的老师、著名法学专家何世桢教授，在后来的“五卅”运动中，王启周还请何世桢教授去无锡发表过演讲。何世桢先生虽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一生与共产党保持了非常密切的联系，是个政治热情极高的老“运动员”，“五四”运动时就是全国学联的副会长、上海学联评议会的会长，是学生运动的老法师了。“五四”运动爆发时孙中山先生正在上海，何世桢他们组织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声援北京的爱国学生，面临八方风雨，形势瞬息万变，他几乎每天都去香山路聆听孙中山先生的指导。在后来的五卅运动中，他又被宋庆龄指定为全国后援会的法律部副部长。无论从学识的广博还是学生运动的经验，老资格的何世桢指导王启周等青年学生，实在是绰绰有余！

锡社——点燃无锡的星星之火

这样一来，王启周的眼界大大地敞开了，胸襟也不同凡响了，他所关注的是国家的命运、家乡的命运，朋友们来自更加广阔的天地，除了南洋大学和上海大学，逐渐发展到圣约翰大学、复旦大学、东南大学、暨南大学、唐山大学，还有一些工矿企业……到处都有他的朋友，朋友们从他眼睛里看到的，总是一股火辣辣的战斗的光芒。他与缪斌等创办的锡社，最初只有14名无锡籍在沪读书的莘莘学子，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拯救家乡的目标——“提高邑民常识，促进无锡社会生活”，“追随世界进化潮流，打倒一切恶势力，攻破一切鬼蜮伎俩，创造光明灿烂的新无锡”而聚集到了一起。1924年1月29日，是他一生中值得纪念的一个日子——14位甘为家乡抛头颅、洒热血、冲锋陷阵的青年，意气风发地组成了一个革命团体——锡社，成立的地点在无锡城中心公花园（现在的城中公园）中的“池上草堂”。这些人都是热爱家乡的典范，是一群身在校园、胸怀天下、时刻以家乡盛衰为牵挂、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主要来自南洋大学、东吴大学法学院、圣约翰大学。他们是：缪斌、王启周、许广圻、许庆圻、孙祖基、孙祖宏、赵谷音、杨荫浏、顾谷同、顾谷锡社的诞生地：无锡公花园中的池上草堂宜、杨树仁、高祖武、陆定一、杨文炳。其中多数来自南洋大学，东吴法学院有三人，即王启周、孙祖基、孙祖宏。

他们主张革命行动要先从家乡做起。他们崇尚的精神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他们认为无锡邑民“缺乏国家及世界的观念！缺乏自由的思想！缺乏各种学识的研究！缺乏科学的知识！缺乏民治精神！缺乏公共道德！缺乏组织能力！”他们认为无锡社会的病源是“贫苦的人无受教育的机会！知识阶级见不到适应潮流的书报！普通民众听不见合乎潮流的公共演讲！教育机构不容纳活泼新鲜的思想！当权的人不肯放弃他狡狯的自杀政策！有势的人不肯换去他灰色的近视眼镜！”于是，他们呼吁：“无锡还是人的世界吗？无锡社会过的还是人的生活吗？恶风怒涛排空的打来，纸老虎的模范县已经拆穿了。願我们青年一致努力，共拿出——真的情，热的血，大无畏的精神，来修理弥补此已穿的纸老虎——故乡无锡！”他们一致决定要“永远勇猛的做去。锡社不怕危险，不怕劳苦，不怕威权，不怕任何困难。锡社不被威胁，不为利诱，不尚权利，不讲情面，不染私心，不因称誉而自满，不因攻击而自馁。凡是良心上觉得是的，都应当大刀阔斧的狠狠干去。”他们文章中大量使用惊叹号，唯恐世人听不清楚、看不清楚他们那奔腾着热血的心。

他们最初的分工是，缪斌任主干兼会计（缪是荣宗敬的外甥女婿，当时是南洋大学学生，但是在“五卅”运动之前就已经去广东进入黄埔军官学校，加入了国民党，在北伐中担任第一军的国民党副党代表，北伐胜利后才回到无锡），王启周任书记；孙祖基、杨荫浏、赵古音任编辑。两个月后他们在南洋大学开会，决定出版一份杂志，定名《无锡评论》，月出一份（后来改为半月刊，共出24期），分工也相应作了调整：缪斌还是主干，书记是高祖武，王启周担任编辑长，他手下有两个编辑员，一是陆定一，一个叫许庆圻，还有一位驻无锡经理是许庆圻的兄弟许广圻。这许家二兄弟是秦邦宪的表弟，他们一个在上海大学，一个在南洋大学读书，对秦邦宪影响很大，所以秦邦宪后于他们加入锡社。《无锡评论》于1924年4月1日出版创刊号，向无锡的恶势力狠狠地轰了一炮。

那时，中共无锡支部还没有建立，无锡籍的中共党员只有四人。一年后的1925年1月，中共无锡支部宣告成立，地点也在无锡市中心的公花园内，是距“池上草堂”仅一箭之遥的“多寿楼”。如今公花园被称作城中公园，修旧如旧，仍是无锡市民喝茶纳凉的休闲场所，而“多寿楼”被修饰一新，大门上挂着“第一支部”的牌子，被列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还是新党员入党宣誓的地方。东边的“池上草堂”居然也还在，只是成了一家“多福茶馆”，不待进门即有茶香四溢。老板喜欢评弹，时常邀名角来演唱，所以正堂的匾额写的是“天韵书社”。有意思的是，当时中共无锡支部的书记是薛萼果（后来改名孙冶方，著名经济学家），而他的胞兄薛明剑（原名薛萼培）则参加了王启周他们的锡社。王启周主办的进步刊物《无锡评论》《无锡评论》上刊登的为“五卅”运动募捐人名单

1924年暑假期间，锡社的成员骤增到51人，主要是在上海大学读书的无锡籍同学安剑平、糜文浩、严朴等人组成的“孤星社”（也叫“中国孤星社”）整体并入了锡社，双方协议，以锡社在沪的同学参加孤星社为条件，孤星社无锡籍社员全体加入锡社。到这年暑假，锡社召开第一次暑期大会的时候，王启周当选为主干（即社长，后来叫委员长），会计是杨文炳，驻沪书记孙祖基，驻锡书记沈定瑛，总编辑许广圻，编辑安剑平、华立、顾谷同；总发行孙祖宏，发行王昌祺、蒋寅生。

那时，他们对无锡社会施加影响的主要方式是出版发行《无锡评论》和举办平民学校（先后举办了12期）。《无锡评论》在上海编辑、印刷，从编辑部的地址上海昆山路11号来分析，这个地址正是王启周在东吴大学法学院读书的地址，可以推断，这个编辑部就设在他的宿舍里。从他在锡社中又担任经济委员会主任、负责筹款一职来看，出版刊物的费用别人可以不管，他就不能不管了。显然，他本人还在读书，不会赚钱，明摆着的事情，只好去掏他父亲王尧臣老爷子的腰包了。

如今翻开他们当年的《宣言书》（《无锡评论》1925年第一期），尽管时隔近九十年风风雨雨，那字里行间，仍可感受到他们那火烧火燎的、以天下兴亡为己任、拯救家乡的大无畏气概。那《宣言书》写得洋洋洒洒、真情澎湃，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一）我们站在这灿烂的地球上，受着天然赋给我们的真理的培养；我们感激着这天然，更感激这真理赐给我们的精神上的爽快。我们很觉得应该依着天然赐给我们的真理，一部分相当的工作，供给人间的缺少。这样，便可不负这天然所分配给我们宣传真理的责任。我们怀抱着上述的愿望，便觉得有行使这义务的必要，但是我们既生长在这山明水秀的无锡——我们的故乡——我们行使这种应尽的义务，便当从无锡启程。使这山明水秀的无锡，更加着真理的光明，昭耀在大地。无锡在物质上的进步，比较的算是发达；但是因为缺少智育、德育的培养，空气中混屯着陈旧的腐气，街市上满露着腐败的气象，社会上含藏着奸邪淫恶的黑幕，我们没有一刻不感到一种深刻的刺激。所以组织这锡社，依着真理的精神，先办这小小的月刊，以提高国民的常识，促进无锡社会生活为宗旨。对于市政、教育、工业、商业、科学和社会问题等，都有提议、讨论会批评的责任。我们本了“坚毅、合作”的精神，在社内“共同协谋”，不受任何一方面的支配；在社外与本邑父老兄弟姐妹们同负“增高无锡地位”的责任。（二）炮声听够了，马路上烧残了，丧妻失子，扶老携幼，东窜西逃到痛苦吃够了，纸老虎的模范县拆穿了！醉睡而糊涂的无锡人也该醒醒了！但是糊涂而无耻的无锡人却还在做他的黑甜之梦。哀鸿嗷嗷，遍野待哺，还要图饱私囊，克扣赈款；兵革遍地，盗匪出没，还只在歌功颂德，谄谀献媚，博取顾问咨议；在猪圈牛棚里眼看着姐妹们被人强奸霸占，却还在谈着似是而非的哲学，做着似通非通恋爱诗；明明自己是个地方上的大绅士，还看得见五色旗的招展，却偏要得意洋洋地挂着美国旗在门前。唉！“哀莫大于心死。”稍有一些人心的青年们，见了这种现象，谁能不太息流涕而怒发冲冠呢？！唉！光荣的黄金时代早已去得远了！职工失业，教育停顿，精华全毁，文化倒行，凡我们以前所自诩自负着的，现在都哪里去了呀？所留着的，只有思想淫靡的风俗，十一二世纪遗下的陈死人，狡嚣浮滑的鬼蜮青年，这种现状，在有些人心的青年见了，岂是摇头太息所能了得？所以我们要进一步主张，把我们所有的真情，所有的热血，来打破这种陈腐残破的现象，挽回我们已失的光荣，恢复我们已死的人心。所以我们在这种情形之下，第一步工作是：抱着一腔沸腾的热血，一种严肃的态度，一副公正而尖锐的眼光，以及坦白的胸怀来批评一切社会上的鬼蜮伎俩：顽固的头脑，污浊的舆论，离奇的形态，万恶的行为。我们不知势与利，我们亦不怕势与利，我们不怕摧残，我们亦不怕牺牲，我们只知把沸腾着的热血，一洗那陈腐残破的污迹。……当年的锡社骨干秦邦宪学生时代的陆定一

到第二年（1925年）暑假，锡社召开第二次暑期全体大会的时候，会员已经发展到一百多人。这个时候的社员名单中，出现了很多现代人熟悉的名字。除了陆定一外，还有秦邦宪（博古），著名中国音乐史专家杨荫浏，无锡荣家子弟荣薄仁、荣伟仁，薛萼果的哥哥薛明剑，无锡顾家的顾毓瑞、顾毓泉（顾毓的兄弟），上海著名中医、古钱收藏大家丁福宝的儿子丁惠康等等。还有一些社员，显然与王启周的家庭有密切联系，想必是他介绍入社的。如王启周的大弟弟王乐水，当时在上海福新面粉一厂任职；王启周的姐夫，即我的祖父曹启东，当时在上海福新面粉公司任职；祖父的胞弟曹朗西，当时还是暨南大学的学生；王启周叔叔王禹卿的儿子王亢元。还有王家在无锡青祁村老家办的培本小学的职员华艺芗、施织孙；曾外祖父王尧臣麾下的几员大将，也被他拉到锡社中来，如福新面粉一厂的厂长王秋舫，福新面粉七厂的李凤哕、沈景华、秦寿、江伯华等，可见王启周的性格及其在家族中的号召力——他本人投入革命，还要拉着亲戚朋友跟他一同去拼命！

那时，他何曾会想到，他身边“隐藏”着两个日后中共历史上赫赫有名、位高权重的大人物——一个是秦邦宪（博古），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还有一个在他手下担任杂志编辑的陆定一，则当上中共的宣传部长。

这时，锡社在组织上已经实行行政委员会和委员长负责制。王启周当选为委员长，其他委员有：许广圻、安剑平、孙祖基、秦邦宪、尤福渭、顾毓泉、华立、沈定瑛。秦邦宪任组织部主任和编辑部主任，陆定一和华立等是编辑。王启周本人兼任经济委员会的执行委员，负责筹款，手下的财会人员必须绝对可靠。于是，就请福新面粉七厂的秦寿当征收部主任，沈景华当会计部主任。组织队伍的扩大，为了便于管理和联系，锡社还成立了几个分社，如南洋大学分社、东吴法科分社、暨南大学分社、唐山大学分社……居然在福新面粉七厂里也开了一个分社。当时福新七厂厂长就是曾外祖父王尧臣啊——这就死活把自己父亲也拉上了战车，起码活动经费和办杂志的钞票有了保障。翻开1925年7月的《无锡评论》，在“本社募捐队一览表”的“非本社员而热心为本社募捐者”中，老爷子王尧臣的名字赫然在目。

“五卅”运动中的《血泪潮》

王启周等锡社人拍案而起，立即行动起来，在这场空前的历史大潮中，会同无锡其他一些群众组织，组成了声势浩大的无锡后援会，声援上海的学生和工人。就像当年“五四”运动时各地民众声援北京学生一样，这回是全国人民声援上海。无锡人也度过了一百多个波澜壮阔的日夜——这是王启周一生中最为繁忙和闪光的一段岁月。“五卅”当天，锡社中的安剑平（上海大学学生，笔名天侠、大侠魂，在“五卅”运动后期加入了共产党）也参加了南京路上的游行示威，不幸被英租界捕房抓了进去，他在狱中托人带给王启周一封信，要他速回无锡，发动无锡的民众声援上海。他在信中写道：“启周：弟于五卅下午一时三十分为演讲事，被拘入南京路老闸捕房。现同拘者有十四人，皆学生。帝国主义者压迫愈烈，吾人求生不得，国亡无日！本埠昨晚已有罢市者，今日英界已完全罢市！各地亦均有通电响应矣。人心激昂，国魂未死。无锡民气如何表示，应请兄从速努力主持，不胜祷切！天侠（安剑平笔名）六月一日。”安剑平是锡社的骨干分子，王启周最靠谱的朋友之一。他在狱中怎么会知道外面罢市和各地通电的消息？显然这是中共党组织通过上海大学这个堡垒向他传递的信息，他又把这些信息及时地传递给了王启周，要王启周立即回无锡发动群众、鼓动民气，声援上海。因为，“五卅”当晚，中共中央已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等组成行动委员会，具体领导这场运动，同时决定提前成立上海总工会（6月1日），李立三任委员长，而上海总工会成立后发布的第一号通令，就是宣布在当天实行全市总罢工，抗议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意气风发的兄弟加同志，左起：王启周、曹启东、许广圻、沈全仑在无锡合影

早已热血沸腾的王启周闻风而动，即刻在上海和无锡两地奔走。6月2日，锡社与无锡的其他几个进步团体如无锡协会、救国五七团等聚在一起，商讨如何采取联合行动。经协商，决定成立“英日外人残杀同胞无锡后援会”（简称“无锡后援会”，后来报章又称“外交后援会”）。该会最后由无锡的十五个进步社团的代表组成，形成了一个反帝统一阵线的领导团体，也就是无锡声援上海“五卅”的领导机关。锡社的代表是王启周和许广圻，但因王启周在上海的活动还很多，东吴法学院那头离不开他，不能在无锡久留，于是主要由许广圻代表出面。该会推举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院的巫恒通当会长，但是不知什么原因，巫恒通一直在力推这个差事，多次表示辞职不干，于是，只好由锡社的代表许广圻暂时顶上去。

6月11日，王启周再次回到无锡，许广圻就把这个职位还给王启周。这期间的王启周，除了任锡社的委员长（主要负责人），还是无锡“五卅”后援会的委员长（主要负责人），同时兼任无锡后援会下属的“调查仇货（英国和日本进口的货物）委员会”的负责人。就像上海的总工会在“五卅”期间简直就成了上海临时政府一样，无锡的民气和舆论，也把无锡的“五卅”后援会推上了发号施令的司令台。原先王启周最讨厌的那些无锡的县太爷、无锡议事会和无锡商会的老爷们，现在都要看他领导的后援会的政令行事，叫你来开会就得前来，叫你表态就得立马表态，问题说不清马上回去调查，择时再来汇报。当时共产党的领导人陈独秀

当时上海的舆论界被租界当局所“挟持”，胆小怕事，不敢揭露事件真相，各大报纸均不敢加以评论，只是做了些消息报道。这无疑火上浇油，更加激起了爱国志士的怒火——郑振铎、叶圣陶、胡愈之等6月3日率先亮出了《公理日报》，愤而揭露“五卅”惨案真相，唤起全市民众起来抗争——光天化日之下屠杀无辜学生和市民，国将不国，有良心的中国人岂能坐以待毙？！第二天，6月4日，瞿秋白主办的《热血日报》面世，揭露帝国主义的血腥屠杀，响亮地喊出“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号召全市人民不畏强暴，与帝国主义斗争到底。这是中共创办的第一张日报，成为领导“五卅”运动深入发展的号角。上海学联主编的《血潮日刊》同日创刊。

陈独秀亲撰《热血日报》发刊词，指出“现在全上海市民的热血，已被外国人的枪弹烧得沸腾到顶点了！”6月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书》，明确指出：“全上海和全中国的反抗运动之目标，决不止于惩凶、赔偿、道歉等”，“应认定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主要目的。”从此之后，“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响彻全国上下的大街小巷。

几天后的6月9日，离上海不远的无锡迅速作出反应，街头出现一张《血泪潮》日报，封面上大字醒目地写着：“精忠报国　还我河山”，“打倒英日帝国主义！打倒社会冷血领袖！愿有良心有热血的人们联合起来！”这是无锡在“五卅”运动中诞生的唯一一份报纸，由锡社创办，安剑平和华立先后任主编，专门就“五卅”运动发布消息，揭露真相，刊发评论、社论、宣言和言论，抨击时弊，呼吁罢市罢课，号召捐款，声援上海，还列表刊出英国货和日本货在无锡市场上的种类和商标，号召市民们群起抵制，呼吁有关部门予以查封，引领无锡市民进行合法斗争。

秦邦宪和王启周等在《血泪潮》上连续发表文章，唤起民众觉醒、奋起。秦邦宪用“则民”、“邦宪”、“宪”、“民”等笔名，发表多篇政论、随笔和讽刺小品类文章。其中在《上海惨杀之最后决胜点》中指出：“英国其实也是一只纸老虎罢了！它若一有什么举动，它的殖民地便会纷起扰乱。”“只要我们自己努力，自己不懈，最后的胜利可操左券。”在《哙，五分钟了》一文中，他冷静地提醒那些只有五分钟热度的人们，切不可五分钟一过就半途而废，要坚持到底，不获全胜，绝不罢休。他还写了一篇《论军事教育》的文章，提倡加强军事训练和军事教育，呼吁要用武力对抗帝国主义。

王启周人还未到无锡，就已经在遥控指挥了。他给后援会写信——“一、要大规模地鼓励民气，组织宣讲队，要详细中说吾人地位，及今后华人应抱之态度。要将此事编入教科书，对于国民学生，灌输一种民族自决之精神……二、外人最忌者即经济上的失败，罢工又为外人实业机关之最有害之办法，苟能持久，则外人之丝纱厂必大受打击，而吾国实业可乘势勃兴。故对于罢工一事，吾人当竭力使之持久，设如能罢工一月……非特外人之经济政策受莫大打击，而于我国外交上亦得势力不少。”

为了使帝国主义“识相”，他还设计了更加激烈的斗争方法：

1．号召市民不使用英日钱币及汇票；

2．商会对于销售外货之商店不予登记，且无享受国货商店所享受之优惠权利；

3．将外国银行（英日）之存款悉数提出，以后不得再存入外国银行（英日）；如此非但利权不致外溢，且可增加本国银行之存项；

4．报章不准刊登外人货物的广告。“以上数项，尚可采纳者，请速实行。”他认为政治斗争也要佐以经济手段和法律武器，才能“打倒帝国主义！”

王启周6月11日到达无锡后，深感无锡的运动“温度”相比上海和其他城市有很大差距，大型集会仅有一千多人参加，说明群众还没有真正发动起来，参与集会抗议和募捐活动的仅有少数社会进步团体，还没有形成狂飙式的大气候，有关教育界德高望重的前辈还在散布他的教育“三不主义”（不做戏，不问世事，不违背师长言语）的陈词滥调，于是他在《血泪潮》上大声疾呼：“无锡人在那里？”又发表“评邹同一先生‘三不主义’的第二个主义‘不问世事’”，抨击那种在大是大非面前麻木的木乃伊人生。《血泪潮》从6月9日至7月29日，高举反帝大旗，呼风唤雨，共出版24期，每天一张（后改为三日刊），成为当时无锡革命舆论的风向标。瞿秋白主编的《热血日报》从6月4日到27日为止，也是出版24期。叶圣陶等创办的《公理日报》从6月3日到6月24日被迫停刊，出版22期。

叱咤风云的后援会委员长

王启周在6月11日以后担任“五卅”运动无锡后援会的委员长，因原先大家推出的委员长总不能到位。尽管当时锡社中还没有共产党员，但是有共青团员。王启周既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共青团员，更不是国民党员，但是他那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爱国热情，已被历史推到了运动的风口浪尖。

王启周毕竟不同凡响，他一出场，局面即刻扭转了。无锡后援会接连组织了两次大规模的群众性集会和游行，呼吁市民罢工罢课，抗议英、日帝国主义对爱国学生的残害，全力声援上海。第一次是6月25日，锡社、救国五七团、省立第三师范、辅仁中学、市立第四小学、辅西平民学校等十七个团体为主，共有万余市民参加，有学生、教师、工人和商人，地点仍是市中心最热闹的公花园一带，群众臂缠黑纱，手执三角小旗，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坚持到底！一定胜利”的口号，举行反帝大游行，沿途还派人演讲，散发传单，揭露“五卅”真相，唤起市民的爱国热情，争取更多的民众投入这场反帝斗争。对于这次集会活动，团中央曾给予高度评价：“援助沪案运动很好，现沪案尚未结束，应继续宣传并募款援助，以博得最后胜利。”我的祖父曹启东年轻时是积极投入革命的进步青年

在这次群众大会上，王启周、秦邦宪等共有15个人上台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讲，大大鼓舞了群众的斗争士气。秦邦宪在演讲中提议撤换办理沪案交涉的蔡廷干和曾宗鉴，博得全场举手通过。会后，还有“请愿团”手执“请愿休业”的牌子，分别向几个城门和闹市区出发，去劝说那里的商户停业，与市民大会采取一致的行动。

第二次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是在6月30日，是无锡后援会组织举行的“五卅”烈士追悼大会，参加者都是无锡各爱国群众社团的代表，也有地方政府的代表，如市总董代表、县商会会长、县教育会会长、县救火联合会等。王启周作为后援会委员长主持了这次大会，并担任主祭。会场正中悬挂着“碧血丹心”四个大字，两边悬挂着很多各个社团送来的挽联，如：“以暴逞强　无强不弱；为国而死　虽死犹生”；“赤手斗强权　痛君等已成先烈；苍生同义愤　愿大家来为后援”……四壁皆是黑纸白字的警句和标语，触目惊心。会上，王启周担任主祭人，主持全体公祭，还向大会报告了“五卅”惨案中，爱国学生被残害和迫害的大致经过，继而由施锡祺报告了上海大学学生何秉彝的生平和被残害的经过，又有南洋大学学生、锡社成员华立报告了南洋大学学生郑禹卿的生平及被残害的情况。接着由各个进步团体如锡社、救国五七团、无锡协会、辅仁中学学生会、县商会、县救火会联合会等上台代表本社致文公祭。最后是个人演讲，演讲者个个满怀激情、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台下群众义愤填膺、口号迭起，爱国热情空前高涨。

除了组织各种群众集会、游行和办刊物、街头演讲、发动群众外，王启周与他的同事们还真打实干地做了很多实事，如向各界募捐款项，汇往上海总工会，支援罢工中的工人家庭；继续办好平民学校，实践平民教育理想，先后共办了12所平民学校，教师都由锡社成员义务担任；成立“调查仇货委员会”，抵制、查封仇货（从英国和日本进口的货物），与私售仇货的奸商展开斗争。其中，查封仇货是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因为涉及商家的经济利益，还牵涉到洋广货商会和无锡商会的态度，并非简单地封掉、砸掉即可了结。

调查仇货委员会是无锡后援会的下属组织，他们致函县商会，要求商人们停止销售和进口来自英国和日本的物品。王启周还亲自带人去与商会会长王克循接洽，宣布必须停止销售并查封那些来自英国和日本的货物。深夜，他们来到南门外的运河边守候过往的商船，登船查货，防止奸商乘黑夜偷运仇货，直到清晨才返回。结果，真的被他们查出了问题，查出了数十箱正广和汽水和数百条大英牌香烟，他们贴上封条，不许售货，勒令货商以八折价付爱国捐，以示惩罚……自然，有些商人们是不情愿的，毕竟涉及他们的经济损失，无锡商会态度摇摆，实际上站在商人一边，而革命派们不依不饶。这时商会会长要跟王启周讲“法律”了，而这时王启周不屑于跟他谈法，顿时引起轩然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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