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场现形记续编(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郑也夫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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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场现形记续编试读：

不久前接到北大社会学教授郑也夫的来信，说他今年就准备退休了。面对这一人生转折，他不免感慨地说：“我一生中的最大失误，是在社科院滞留的时间太长，没能早日进入学校。在学校可以与年轻人相互影响。读文章和面对面，在影响力上毕竟是不同的。”同时，他寄来最近出版的姊妹篇《吾国教育病理》和《科场现形记》。前者是他个人的著述，算是课堂上的夫子自道了；后者则是他的学生们的社会调查报告的结集。

俗话说：“文章总是自己的好。”《吾国教育病理》最近频频在当当、亚马逊等网站登上教育类畅销书排行榜的头名，至少算是小出风头。作者自然有些嘚瑟的资本。但是，郑也夫对自己的著作并没有多言，而是反复督促我看另外一本，即学生们的社会调查。他心里更看重哪个，一看便知。这也让我理解他为什么为没能早去大学教书而遗憾。

我认识郑也夫大概是30年前。我当时是《北京晚报》一个刚刚出道的小编。他大我10岁左右，是北京社科院社会学的助研，也是刚刚出道。我们俩都有一股文章救国的豪情，一拍即合，成为30年的挚友。

虽然是挚友，但也有道不相同的时候。记得有位朋友告诉我，郑也夫亲口对他说：“别看薛涌跟我挺哥们儿，他骨子里从来看不起我的学问。”对此，我当时没有否认。不过，他对我也够狠。记得有一天我告诉他自己太瘦弱，准备练块儿，把体形弄得像样点儿，毕竟我还处于光棍儿阶段。他听了扑哧一笑：“你咋练也赶不上那些不练的呀。”这话让我对他“记恨终身”，乃至52岁那天负重20公斤，拉了8个引体向上，拍成视频上传到微博上，催促老友好好看看：我30年后到底能否赶得上那些不练的？！

言归正传，先交代一下我为什么“看不起”他的学问。

我们相识时，郑也夫当然是兄长般的人物，学问大得多，英语也很好。我没有受过任何社科训练，英语可谓目不识丁。也许是缺什么就崇拜什么，我对学问敬若神明，趣味非常学院派。郑也夫虽然满腹经纶，但谈起话来如同北京街头的“板儿爷”，不管是什么问题，都直来直去，简单得出奇。他曾对我说，读《艾森豪威尔自传》时特别震惊，觉得这么个当了总统的重量级历史人物，想法简单得如同大孩子。他由此抨击中国人一个个机关算尽，把聪明才智都用在蝇营狗苟的事情上。不用说，简单地做人，是他的自许。

然而，在学术上也如此单刀直入，让我这个对学问充满神秘感的小老弟有点扫兴。记得当初他给我的《北京晚报》写了篇800字的小文《路途损耗》，指出北京市民通勤浪费的时间太多，应该协调大家换房，就近上班。记住：那还是单位分房的计划经济时代。文章刊发后，我走访了北京交通、住房、城建等部门的专家。大家提起这篇文章，都拍着大腿摇头：“太简单！太简单！”我看了人家摆出的各种复杂的理由，马上信服。不过，30年后，我发现自己也在写同样的问题。当然，我引述了不少西方城市学的研究，复杂了不少。可惜不管怎么复杂，郑也夫当年单刀直入的“路途损耗”是回避不了的问题。

由此，大致可以摸到郑也夫的治学为人之风。他并非不懂理论，但更看重经验事实。他选择社会学，是看重社会学调查的价值。后来到大学教书，也是不愿意躲进书斋当学者，而要接触活生生的下一代，直接对人产生影响。如今学术风气恶化，抄袭丑闻层出不穷，甚至当到大学副校长的也被曝出抄袭。我曾感叹：抄袭风险很大，一旦被抓住损失惨重。而且，抄袭也要花精力。以目前中国的学术质量，随手写篇东西能多费多少事？可惜，现实是：应试教育把许多“高级知识分子”也塑造成了“脑残”，抓耳挠腮地连一篇低质量的论文也写不出来，只有抄了。郑也夫则独树一帜。他在教学生涯中，已经为学生编过文集共16本。我怀疑中国高校里没有任何一个教授能打破这个纪录。这些书，当然大部分是社会调查。调查出学问，哪怕是还在读本科的学生，按照严格的社会学调查方法，也能大量出产原创性的研究。

这本《科场现形记》就是个例证。全书近50万字，以密密麻麻的小字印刷，如果灌水冲成“心灵鸡汤”的话，那就是三本书的分量了。因为是集合了数十位学生的努力和成果，任何一个作者的名字也无法概括全书的“知识产权”，我就姑且将之放在郑也夫为学生编辑出版的16本书中，一起称为“郑也夫工程”。这代表着中国高等教育界实证调查派的成果和学术创造力！而这本《科场现形记》更是特别为研究中国教育的现状提供了非常可贵的第一手材料。郑也夫在序言中引用了生物学家的一句格言：“事实比想象更离奇。”要知道，郑也夫教授已过68岁，经历丰富，阅世甚深，20世纪80年代在丹佛大学社会学系读了两年硕士，不舍得错过参与观察中国的机会，放弃了博士课程匆匆回国。可以说，对于近30年中国的变化，他几乎没有放弃过任何近观的机会，教育也是他的重点领域之一。如果他面对学生的调查也感叹“事实比想象更离奇”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对这些年轻学子的成果掉以轻心了。

还必须指出的是，中国媒体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最新研究的报道严重不足。在西方发达国家，一些重要的研究在学刊问世后，马上有媒体进行长篇报道，将成果普及，并引起公共讨论。另外，有一系列畅销书，也是以消化严肃的研究成果为基础。格拉德威尔轰动一时的《异类》，大概是美国前几年最畅销的非小说类读物了。此书属于成功学类，也许可称为“心灵鸡汤”了。不过，格拉德威尔的成功，在于他饱读普通人难以消化的那些心理学论文，然后以他的魔笔化繁为简，写出起伏跌宕的故事，类似于科普，读来酣畅淋漓，但内容的依据颇为严谨。这类工作，在中国的媒体和出版界都是很大的空缺。郑也夫的学生们洋洋洒洒近50万言的细致研究，大概也让许多读者感到难以消化。我不度德量力，希望对其中若干要点进行简单归纳，并结合自己在美国的观察和经验，对照一下中美教育的现实，希望引发对中国教育问题进一步的公共讨论。考试机器是怎么炼成的“开学第一天，交通早高峰提前半小时到来，交通压力明显上升，达到‘轻度拥堵’程度。学校周边交通压力尤其突出。”这是最近一篇“小升初”报道中的开篇文字。地点是北京。何以如此？报道举出一个例子：“家住北京市石景山区的顾婷一家的境遇似乎能给出答案——早上6点钟起床，带着孩子毛毛穿越半个北京城去另外一个学区上学。”在北京，你不知道有多少毛毛这样的孩子。这意味着家长陪着孩子每天两三个小时耽误在被雾霾笼罩的路上，还有8万的“择校费”。而这仅仅是“幼升小”。“有家长早就安排孩子上了幼升小的面试培训班，准备并背下了中、英双语的自我介绍；有的家长记录下每个学校重视的特长，英语、体育、民乐……”

下一步当然更为惨烈，即所谓“小升初”。为了达到目的，出现了“占坑班”“共建生”“推优”“派位”等名目。因为最后效果不同，“占坑班”又被家长们分成“金坑”“银坑”“土坑”“粪坑”等。

为“小升初”而“占坑”，最近日益引起媒体的注意。但《科场现形记》中北大2009级社会学系本科生刘雨甲同学《小升初中的“占坑班”调查》，大概是最早对这一病态的择校战的社会学“深描”。为了保护被调查者的隐私，所涉及的学校、机构、学生、家长的名字都采取化名。但调查本身，则遵循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方法，建立在大量访谈基础上，为我们勾勒出了相当复杂的教育体系。

调查所描写的“小升初”之战，围绕着国有民办的A中学展开。要进这个学校，小学生们首先进入一所叫“果实培训学校”的课外辅导班去“占坑”。因为A中学每年提前从这所培训学校秘密录取许多学生。然而，这所果实培训学校也有入学考试，录取率仅40%左右，于是又催生了另一所培训学校“紫优”。“紫优”所培训的内容，是应付A中学的入学考试，同时辅助那些在“果实”读书的孩子在班上能够出人头地。也就是说，一个好中学，有个专门为之输送生源的“正室”，还有个“二奶”。当然，“正室”和“二奶”之间难以和谐，“正室”频频声称自己是唯一可向A中学推荐学生的机构，其他几个机构宣称的推荐都不属实。但是，这挡不住“二奶”“小三”们的势头。大部分孩子，都会上两个以上的课外培训班。“正室”的课程，是一个整上午。“二奶”的课程，则是一周2次，每次3个小时。这样算来，一周大概就快10个小时了吧。不用说，还有孩子上第三个培训班，也有跟着家教上课的。当然，还要算上交通的时间。许多孩子，因为忙于在学校和各种培训班之间穿梭，连吃晚饭的时间都没有。家长在网上吐槽：“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你怎能分辨这变幻莫测的坑班世界/掏走钱财，花钱没谢/你怎能把握这焦灼不安的季节/烦恼最是无情夜/测评考试难说那就是真点/成绩也未必就代表一切/你知哪句是真哪一句是假/哪一句算择校终结……”

结果如何？孩子过度培训，重复学习，有些上培训班多的孩子，开始在正常的学校课堂上捣乱。占坑班中竞争激烈，同学关系紧张。中学的入学考试和小学教学脱节，靠小学学的东西无法应付小升初的竞争，必须额外上培训班，义务教育名存实亡。

当然，最为糟糕的是，孩子们如此废寝忘食地努力，全为了考试，而且全为了A中学这一特定的入学考试。孩子们的成长，不是放眼不断在生活中展开的大世界，而是钻进越来越小的牢笼。这样培养出来的孩子，一生恐怕都会有心理障碍。比如，我指导过一个准备留学的学生，英语程度很好，人也勤奋好学，进步很大。但后来突然中断，称要准备雅思。可惜雅思又考得不理想，意气消沉，有些厌学。我和家长讲：以他的程度，在美国读个像样的大学没有问题。家长赶紧说“不可”，因为孩子准备的是雅思，去美国则要考托福、SAT。我大惑不解：不都是英语吗？怎么考雅思的就不能考托福？家长说孩子早早都定向选择了自己的“目标学校”，乃至中学里的学生和家长中按留学去向形成了所谓“美国党”“英国党”“加拿大党”“澳大利亚党”…… 你入了哪个“党”，就准备哪个“党”的考试。“英国党”只熟悉雅思的题型，搞不明白托福是怎么回事。大家似乎已经在告诉我：学的是特定的英语考试，不是英语！

如此炼就的考试机器，还能够应付真实的生活吗？美国的小升初《科场现形记》读来最让人唏嘘之处，是中国的孩子还在懵懵懂懂的年纪就要上科场：幼升小，小升初。

科场对儿童的心理发育有巨大伤害。欧洲几个国家一度也受应试化的影响，幼儿园里开始读书识字，也有考试。结果，后来的追踪调查发现：这些孩子虽然一时间学业领先，但上了小学几年优势顿消，小学毕业时则比幼儿园时不学习的孩子落后。如今德、法等国，已经明令禁止在幼儿园阶段讲授文化课，更不用说考试了。

那么，在西方发达社会，孩子没有择校的问题吗？大体而言，在西欧，至少这样的问题不严重。那里教育资源分配比较平均，一般学校都能保证质量。美国情况比较复杂，我也和孩子亲身经历过。不妨略述一二，作为和中国孩子的对照。

比起西欧来，美国义务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资源分配不均：以学区制为主导，学区的教育经费主要靠本地房地产税。于是，富裕的高房价区学校资金充足，贫困学区则只能将就。这样，贫富分化导致下一代的教育分化，教育分化进一步加深贫富分化。现在不仅仅是贫富分化，而且是贫富隔离。穷人富人根本不住在一个地方。大家老死不相往来。孩子们也自然在两个世界中生活。

但即使如此，择校的压力全在父母身上，而不在孩子身上。家长为了孩子的教育，要选择一个好的学区，这意味着得买得起比较贵的房子。实在买不起，就租一套。只要住在那里，拿个写着自己名字和地址的信封，到学校的接待前台5分钟就入学了，不需要任何手续。另外，美国绝大部分地区，房价不像中国大都市这么疯狂。以我女儿就读的这个学区为例，高中曾几次进过全美百强，最低也在第150名左右，算是顶尖了。为了孩子上学买“学区房”，三口人挤一点，买个100平方米的连体式新房，也就16万美元，还是镇中心最方便的地段，走几步就到学校了。三口之家只要有一个人工作，有六七万的平民收入，支付起来还是绰绰有余。一般而言，即使是中低收入，也会买个很不错的房子。

我们搬到这里，是因为要保证女儿上好的中学和高中。搬家是在女儿小学五年级时，希望她有一年的时间结交朋友，然后一起升中学。所以，她刚转到这里的小学后，马上就赶上了小升初。小升初没有任何考试。但孩子们来年要从现在就读的小学转到马路对面临着湖区并和高中连在一起的中学，也是个不小的人生转折了。这个镇的小学，为了小升初有个传统的仪式，就是所有小学毕业班的学生到外州的一个野营地参与为期一周的“自然课堂”学习。问问那些本镇土生土长的大人，小学什么最难忘？几乎所有人都会告诉你是“自然课堂”。对许多孩子来说，这是第一次离开父母参与集体生活，夜晚住在森林里的小木屋，进行各种野外生存训练。女儿回来时还教给我们怎么吃蚯蚓：把蚯蚓剁成几段，因为蚯蚓有几颗心，不会死，只要留一段放生就行。从小娇生惯养的她，居然真试着自己烤蚯蚓吃。夜晚孩子们围在篝火边海阔天空，最后的一个节目则是所谓“唱倒”，即大家一起唱歌，唱着唱着，就又累又困地睡倒。毕竟在森林里跋涉了一天，上了各种生物课，辛苦得很。总之，“自然课堂”的主题就是让孩子超越现有的文明，回到大自然原始状态，让自己的想象张开翅膀，带着种种儿童的梦幻升入中学。

我曾一再强调，说美国的学校是儿童乐园、不用读书、整天玩儿等等是以讹传讹。美国的好学校中的好学生，并不比中国的孩子轻松。女儿现在14岁，刚上高一，上学时一天就睡6个小时，累得要死要活。这些且留待后面再说。不过，这使青春期的孩子，开始有了成人的责任和压力。小学生则还属于儿童，仍要保证他们有足够的空间沉浸在孩子的世界中。童年和青春期是非常不同的成长阶段，心理构造十分不同。把孩子那么早赶到科场，无疑是对儿童的摧残，闹不好日后会引发各种成长障碍。重点班的得失

中国的孩子“小升初”之后，马上还有“初升高”，然后就是高考。科场一个接一个。和“初升高”及高考紧密相连的，就是高中的“重点班”。在《科场现形记》中，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11级研究生蒋越同学的《重点班：进入与逃离》，通过对江苏A市B高中（即全市第二号高中）的调查而聚焦于这个问题：教育资源的分配，不仅在地区之间不公平，在同一地区的学校之间不公平，甚至在同一学校中也不公平。“重点班”是中国的学生和家长最熟悉不过的现象。这所高中设“重点班”，也是基于在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情况下争取更多资源的战略考虑。该高中在全市排名老二，与老大竞争力不从心。于是，就集中资源，用最优秀的师资办“重点班”，至少保证“重点班”的教育质量和全市的老大平起平坐。这样，一来保证能从初中吸引一批优秀学生，二来也能保证这些学生考进好大学。当然，升学的业绩提高学校的声誉，最终可以带来更多的资源。

这个战略，在20世纪70年代末刚刚恢复高考时就普遍使用，而且非常有效。当时，笔者就读的北京145中学，是一所“文革”期间由小学升格的中学，质量不佳。但是，所在地区有些不错的生源，乃至高年级中还有获得北京数学竞赛第一的学生。高考刚刚恢复，虽然还没有所谓“重点学校”的制度，但事实上的“重点”已经形成。附近的171中学，马上以突出的升学率把周边地区的好学生吸引过去。面对这种情况，145中的老师对我们几个“好学生”开诚布公：“我们确实不如171，但是，我们把最好的师资都集中在你们几个人身上。你们在这里比去171更有优势。”就我所在的文科班而言，班主任特别强调：“你们三个顶尖学生，肯定上大学。其他人，怎么努力也没用。全校最好的四个文科老师就围着你们三个转，外加一位优秀的数学老师。五对三呀。到了171，你们能享受这样的待遇吗？”我听了后毫不犹豫地留下。等1979年高考时，我果然考到文科类北京前15名，成绩据说比171最好的学生还高20分左右。

有了这样的亲身经历，读蒋越同学的调查报告就备感亲切。江苏A市这所B高中，设置了两个“重点班”。当时江苏高考沿用3+2制，语文、数学、英语必考，另外在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等六门中任选两科。该高中根据本校师资情况和高校录取的口味，鼓励学生在选择性科目中选择物理、化学组合，并以此作为进“重点班”的先决条件。虽然形式复杂不少，但基本做法和我们那个时代一脉相承：最好的师资用来教育最好的学生，“重点班”的学生为天之骄子，是全校的楷模。老师对非重点班的学生指指点点：瞧瞧人家，又聪明，又肯吃苦奋斗。再瞧瞧你们，比人家笨，还不知道努力！

不过，这篇调查虽然非常细致，其核心结论则似乎有些武断：“那么功利、武断地对学生进行分等，将校内的教育资源向所谓的‘高能’学生大幅倾斜的做法”，有失教育公平。

在我看来，问题似乎还远非这么简单。

首先，在西方发达国家，一直都有“重点班”，只是形式不同而已。这些国家的公立学校对学生来者不拒，无权甄选，学生素质自然参差不齐；要想因材施教，只有设置“重点班”。其实，郑也夫的《吾国教育病理》中，专门有一章讨论德国学校对10岁孩子“分流”，尖子生走入大学轨，就是大学预科（gymnasium），普通生进入技工轨。这其实是相当严格的“重点班”制度。另外我们必须注意，大学预科的制度，并非仅仅限于德国，许多欧洲国家都实行。比如荷兰，大学预科是其大学学前教育（VWO）的一种。另外，在德国，大学预科也许没有“重点班”，因为大学预科的选拔本身就很严格了。但是，在荷兰，学校里往往把不同能力的学生分到许多不同的“轨”上，其实这就是相当系统的“重点班”了。

这里涉及非常复杂的问题。考察中国的教育，往往看到这也是问题，那也是问题，似乎都该矫正。其实这不太可能。我们还是应该有个优先的选择，并把每个孤立的问题放在宏观的制度框架中来考虑。“占坑班”和“重点班”就是很好的例证。表面上看，“占坑班”和“重点班”都有许多问题，似乎都应该清除。其实，要想清除“占坑班”，往往需要大力发展“重点班”。只能抑此扬彼，不能两者都一味反对。

在我看来，要达到教育公平的目标，首先要解决地区与地区、学校与学校之间的资源分配不公。重点学校要取消，所有学生按照居住地区就近读书，临时住户有地址也能入学。目前教育部的改革思路，仍限于初中就近入学，高中按分录取。在我看来，这样远远不够，应该高中也就近入学。这样，就彻底省去了择校的竞争。但是，一旦没有择校问题，每个丧失了甄选学生权力的学校，就必须来者不拒，学生质量参差不齐的问题恐怕一下子会变得比现在要突出得多。面对这样的情况，恐怕不仅要有“重点班”，还要有“次重点班”等更精微的分层。政府作为政策的制定者，如果又要禁止择校，又要禁止“重点班”，其实就等于同时颁布两个互相矛盾的政策，让学校无所措手足，家长和学生也不会满意，最后逼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老游戏。在这方面，还需要更为宏观的政策讨论。技工教育与中国的竞争力

从“小升初”前的“占坑班”到高中时的“重点班”，无不体现了中国教育的恶性竞争。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郑也夫的《吾国教育病理》有不少讨论，可以和他指导学生们进行的社会调查进行互证。

在郑也夫看来，中国教育的恶性竞争之所以成为几十年的痼疾，最大的原因就是教育目标的单一。几乎所有中小学的学生都奔着大学这一目标。那些中职生，72%是因为没有考上普通高中不得已而求其次。技工教育的沦落，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国的竞争力。为此，他专门考察了德国的教育体制，发现德国孩子在10岁就开始“分流”：少量顶尖的学生进入文科中学，通过Abitur考试（高中毕业考试）毕业直升大学；普通学生进入主体中学，进行职业培训；另有一类实科中学，处于文科中学和主体中学之间，让一时决定不了的学生脚踩两只船，但要想升入大学还要进入另外的学校并在毕业时通过Abitur考试。这一传统模式，如今已经有所变化，比如有所谓综合中学，容纳抱有各种目标的学生，并不像上述的中学那样必须通过严格的考试来筛选。另外也有主体与实科一体化的中学。这样，在10岁，即大致相当于中国“小升初”这个阶段，德国孩子已经分流到三到五类学校中了。

当然，后面的事情也许更复杂：到16岁左右，这三到五类学校的孩子会升入六类不同的学校，大致相当于中国的“初升高”了。毕业后的高等教育阶段，则有七类学校可读。这么复杂的体系，使外人眼花缭乱，一时摸不着头脑。但其基本的原则很简单：因材施教。功课好的孩子走大学轨，没有那么优秀的，则走技工轨。两者之间有些灰色地带，比如工程师和高级技工之间，也许界限划不清楚。不过，大体而言，轨道确定后，就有着相当的稳定性，中间转轨的可能并非没有，但实际上非常少。

这样的体系，似乎等级森严，和现代民主社会的平等精神大相抵触。也有些研究指出，在这种分轨制度中，劳动阶层的子弟大多早早选了技工轨，中高产子弟则多进入大学轨，教育把社会阶层固化了。但是，至少在理论上，这种分轨制的基础是学生的能力。德国是一个以复杂的证书体系组织起来的社会。从教授、医生到普通的工匠，都必须有专业证书，并以此获得相当优裕、稳定的收入。否则就沦为低技术劳工，生活和职业都缺乏保证。德国这套技工轨，把那些平庸的学生也都培养得有一技之长。这一方面使年轻人的失业率大大降低，另一方面也使德国有了高素质的劳动力。德国制造业在“中国崛起”面前巍然不动，也和其庞大的技工实力密切相关。

其实，这种技工轨，在欧洲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制度。看看2013—2014年国家竞争力排名，排在美国前面的四个国家是瑞士、新加坡、芬兰、德国。其中欧洲这三个国家，都有强大的技工教育体系。《华尔街日报》最近刊登一篇文章指出，瑞士15~19岁的年轻人中，有70%在数百个行业中当学徒，德国的比例是65%，奥地利是55%。这三个国家年轻人的失业率，还不及美国16%水平的一半。2013年，希腊、意大利、立陶宛、葡萄牙、斯洛伐克、西班牙都纷纷向德国求助，希望引进类似的制度。英国则早在1997年就开始模仿德国模式建立“现代学徒制”。如今在英国当学徒的年轻人有将近86万。美国的人口大致是英国的5倍左右，但学徒仅有33万人。美国企业界近年来一直在大声疾呼：许多制造业的外包，其实是因为在美国找不到足够的技术工人。

在中国，最近几年媒体不停地报道：大学毕业生从就业率到薪酬都赶不上技工。大学毕业生当洗脚工、屠夫、抬尸工、掏粪工等等的“耸人听闻”的标题也司空见惯。我并不是说这些职业低贱，大学毕业生不该干。事实是：这些职业，并不需要大学教育。上四年大学，烧了四年的学费不说，也丧失了四年的工作收入，最后毕业薪酬赶不上没上大学的，干的工作也是不需要大学教育的，那么上大学就无理性可言。中国是个制造业大国，还没有完成向高技术的白领社会的转型。大学盲目扩招，忽视的恰恰是制造业最为急需的技工教育。

目前中国教育体系头重脚轻，对大学投资过度、对基础教育投资不足、技工教育短缺等等问题，可谓一目了然。然而，怎么治理这些病症？这比起诊断来恐怕要复杂得多。德国式的“分流”是否适合中国

德国学童10岁“分流”，各自走入“大学轨”和“技工轨”，人尽其才。这一制度的优越性是毋庸置疑的。不过，任何教育制度，都镶嵌在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往往很难随意移植。

这一点，我在《市场到哪里投胎》中，综述了西方近年来的多种研究，提供了一个宏观分析。比如赫尔曼·西蒙（Hermann Simon）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提出来“隐藏的冠军”的概念。他估计，世界中小企业中的冠军（即领袖企业），大概有80%以上来自德国（或广泛地说是德语国家，包括瑞士）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这些企业规模虽然不大（营业额在40亿美元以下），但产品往往在本领域占据全球市场份额的50%以上，有些甚至达到70%~90%，形成垄断优势。这些企业大多低调，不为媒体注意，但主宰着这些国家的经济。他通过谷歌搜索发现：全球市场领袖企业，如果以每百万人口计算，瑞士高达3 455家，奥地利2 598家，荷兰1 780家，德国765家，美国仅为183家，日本243家，中国和印度各为28家和21家。注意，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没有入选，主要是因为人口基数太小（挪威、芬兰、丹麦皆为人口500多万的小国，瑞典人口也才900多万），故而每个国家的全球市场领袖企业总数达不到2万家的入选标准，但按百万人均水平衡量仍然是世界的领跑者。《经济学人》在2013年的封面故事中甚至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是世界的下一代“超级模式”。

我们再看这些全球市场领袖企业最为密集的国家，除了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外，大多集中在欧洲的德语区（德国、瑞士、奥地利）以及西北欧如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地理上连成了一片，彼此之间有着深刻的历史和文化关联（比如中世纪的汉萨同盟的活动，在北欧和德语地区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贸易纽带）。其中一个突出的共同特征，就是这些地区都有着强大的职业培训体系。比如瑞士、德国、奥地利等德语地区，都属于全球市场领袖企业密度最高、年轻人参加学徒式职业培训比例最高的国家。这其中的关联也很容易理解：顶尖的产品，需要制造过程中的强大执行力，而并不仅仅是几个突破性的发明创造。Kindle（一款电子书阅读器）的例子就很说明问题。美国发明了这个产品，但在本土找不到足够的技工来制造，最终不得不外包到人口仅2 300多万的台湾。即使从吸尘器、加湿器这些一般消费品上看，美国的牌子大多为大路货，价格便宜，但高端的牌子往往是德国制造。许多高精尖的工艺，在美国找不到那么多人手。

在德国，训练有素的工人被企业视为自己的“技术资产”。对于这种“资产”的竞争，在10岁“小升初”分流时就开始。转入技工轨的学生，面临着几百种手艺可选择。不管选择哪门手艺，大都要经过严格的考试。另外，这种技工轨的培训相当昂贵，由学校和企业分担，形成德国式的双重系统。比如学徒式的训练往往在企业中进行。这不仅仅是手把手地传授技艺，企业还给这些学徒工提供相当优厚的生活费。一旦结业通过考试，学生就进入企业成为工人，享受着高薪的中产阶层待遇。举个简单的例子。德国的人均GDP大致为4.2万美元，美国为5.2万美元。但是，同为汽车工人，德国工人的平均小时工薪（包括福利费用）为58.82美元，美国为45.34美元，日本为41.65美元，中国为2.19美元，印度为2.10美元。德国的汽车业背着这么高昂的劳动力成本，照样保持着强劲的国际竞争力。德国的人均GDP虽然比美国低20%左右，但汽车工人的薪金比美国的同行则高出将近30%，几乎和美国律师的平均水平差不多。

德国工人所享受的不仅仅是高薪，还有稳定的工作、对企业那种当家做主的发言权。这特别体现在德国企业无所不在的“工作委员会”上。这个“工作委员会”不是工会，而是工人选举来参与管理的机构。企业所有涉及工人利益的大政，如雇用和裁员、工作时间等等，都必须经过这个委员会的批准才有效。试想，由工人选举出来的委员，怎么可能投票裁减支持自己的“选民”呢？就连加班等小事，也要征求工人的意见，由委员会投票。所以，技工阶层，是德国中产阶层的中坚，社会地位很高，中学生们也将其视为一生的“正途”，一旦获得某门手艺的培训资格，学习动力奇高，乃至平庸的学生也能把自己转化为一种“技术资产”。

美国的企业，则把工人当作“人手”。人手不够就到市场上找。人手过剩就赶紧甩掉。很少有企业会投资培训工人。因为你辛辛苦苦培训完了，人家跳槽了，岂不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这样，企业把培训推给社会，同时不停地抱怨公立学校培养不出自己需要的人才来。美国的孩子，对于技工培训都有所顾忌：好不容易学会一门手艺，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干了两天被裁员了怎么办？美国的年轻人，在30岁以前平均换过7次工作，谁敢在一棵树上吊死？所以，尽管美国近年来也要学习德国，但很难大规模引进德国模式。结果，大部分学生还是走读大学这一条路。

德国的“分流”模式当然值得学习。但是，我们必须考虑中国式的市场经济框架，是否具备了这种移植的条件。没有配套的社会经济制度框架，即使建立了很完备的技工培训体系，家长和学生也可能拒绝进入。美国版的“重点班”

中、美虽然从文化到政治体制都相当不同，但在教育上有着惊人的共同点，那就是中小学生都挤在升大学这一条狭窄的路上。这恐怕和双方在劳动市场上的相似性不无关系。中、美都有着相当灵活的劳动市场，基本由雇主主宰。雇主把雇员当“人手”，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受雇者缺乏职业上的基本安全感，故而不敢早早钻在一门技艺中。在没有建立起配套的制度构架前，中国的教育改革学习德国很难，学习美国似乎还容易点。

美国义务教育的核心，就是学区制：学生们按片就近入学，学校来者不拒。这种学区制的弱点，是在财政上过度依赖当地的房地产税，富区和穷区的房价能差上七八倍，乃至富学区富得流油，穷学区穷得揭不开锅，无形中把贫富分化世代化。中国在这方面制度不同，这种现象有望避免。要向美国学的，是按片就近入学的规矩，同时政府通过财政手段保证平均分配教育资源。比如，一所学校所获得的财政拨款，以在学人数为主要依据，大致保证人均教育资源上的平等。同时，学校不得拒绝居住在本学区内的学生，哪怕是外来人口。因为收的学生越多，学校获得的财政拨款就越多，也就不存在外来人口挤占本地教育资源的问题。在这方面，中国也许比起美国的学区制来还有点优势。

这种来者不拒的政策，自然使学生水平参差不齐。在校内建立“重点班”，恐怕是保证因材施教的重要方式。在这方面，美国目前所采取的方式则似乎更为灵活一点，值得中国参照。

美国的教育，比起欧洲来貌似平等得多，基本没有分轨（其实和高中平行的技术学校也有不少，但大部分学生不感兴趣，影响非常小，可以忽略不计）。但还是有“重点班”，即所谓的“荣誉课程”（Honor Class）。不过，这是一种以课程而非学生为中心的“重点班”，或者叫“重点课”：不管是谁，每门课只要成绩达标，就获得准入资格。有的学生能进去一个，有的则四个都进。许多学校，往往是大部分学生至少进了一个“重点班”。除此之外，还有AP课程，即相当于大学程度的高级课程，考试通过后上大学可免掉相应的学分。我女儿刚上高一，修了三个“重点班”和一个AP课程，导致一天仅睡6个小时的超负荷。这大概是因为学校里其他几个孩子毫不含糊，能上重点就上重点，她也只好应战。

美国的这种“重点班”的压力，并不比中国小多少。不久前《波士顿环球报》报道，在麻省竞争性最强的学区列克星敦，有个华裔女学霸计划考10个AP，而且照目前的趋势大概全能拿最高分。这意味着她在高中时就保质保量地修完了一年的大学课程。可想而知，她的其他高中课程恐怕也都是“重点班”。就是这样，她还搞不清自己是否在学校里进入了前10%。在美国高中学霸中AP课程的日益流行，等于是在“重点班”上再加上大学课程。

为什么这样的制度比较好？人的能力有不同，故而必须因材施教。同时，一个人在各方面的能力也都不太一样，哪方面应该上重点，要根据这方面的具体水平而定。怎么能根据几科的成绩就把一个学生一股脑儿地归入重点或者非重点？当然，人各方面的智力有相关性，学习习惯对各科都有重要影响。这就造成了许多优秀学生在各科上的全面发展。即便如此，在美国的制度下，这样的学生在各科都进了“重点班”，实际上跟中国现有的“重点班”学生享受的待遇差不多。这种以课程为中心的“重点班”，为一些处于中间位置的学生以及有特殊专长的学生提供了巨大的灵活性。他们可以有选择地在几科进入“重点班”，甚至选修相当于大学程度的AP课程。同时，这样的设置，使教师按学科分布，多少也防止了学校把优秀老师过度地集中在一小部分“重点”学生身上。

总之，教育改革的总设计，首先要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界定清楚。义务教育靠纳税人支持，国家出于对纳税人的责任，必须保证这些资源能够公平地分配。学生按片就近入学，国家根据学校的在学人数调拨经费，是保证社会公平之必需。在这个框架下，具体的教学，要给学校一定的灵活性，让教育者办教育，而非官僚办教育。如何向技工教育“分流”

中国和德国，是世界上两个主要的制造业大国。德国围绕着制造业建构的技工教育体系，无疑是世界的典范。这方面中国因为没有配套的制度框架，学起来非常困难。但是，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技工教育不坚实就不可能有长久的竞争力。确立中国的技工教育体系，必须成为教育的基本国策。

在这方面，我们正在看到希望。首先，城乡的界限在不断被打破，外来人口转为合法的城里人的进程正在加速。传统的户籍制度，恐怕来日无多了。其次，按片就近入学，已经被确立为教育改革的核心。这些变化，都对技工教育有利。

郑也夫在《吾国教育病理》中指出，大家盲目地往大学扎堆，一大原因是大学文凭意味着城市户口。如果户籍制度不复存在，大学文凭在这方面的诱惑力就没有了。同时，市场一直不停地发出强烈信息：大学教育的投资回报持续走低，技工教育更划算。另外，当大量农村子弟到城市的学校就读后，这些刚进城的家庭社会期求不高，更多的是希望孩子能有门实打实的手艺谋生。一旦没有户籍问题，他们恐怕会比一般的城市人口更倾向于选择技工教育。在这种局面下，有一定的政策鼓励，技工教育有可能红火起来。

那么，需要什么样的政策鼓励呢？这方面，德国固然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但北欧的制度也许更值得借鉴。我在《市场到哪里投胎》中介绍：北欧特别是丹麦的“灵活安全”性的劳动市场，被欧洲视为新的范本。在德国，工人通过“工作委员会”等制度、机制，保证了自己的工作稳定，颇有中世纪行会之余韵。这就使大量中学生愿意在具体的手艺上十年磨一剑。但是，这造成一个结果是劳动市场不灵活。企业不能随意裁员，雇人时就格外谨慎。丹麦式的“灵活安全”则大异其趣。这样的劳动市场，几乎和美国一样灵活，企业可以根据需要随时解雇工人。但是，工人一旦被解雇，马上被公共福利接过来：领取相当于原工资80%上下的补贴（这个比例往往是越低薪的人越高），同时免费进行培训，然后重新进入劳动市场。北欧在这方面的福利是如此之好，乃至失业者面临新的就业机会时，如果新的职位比起过去的职位在技能等级和薪金水平方面都明显要低的话，就有权利拒绝接受，继续享受失业福利，以避免技能降级和生活水平的下降（一个失业经理相当于原工资80%的补贴可能比全职秘书的薪金要高）。这就给职工在灵活的劳动市场中提供了相当的稳定性。换句话说，职工未必是企业的“技术资产”，却是社会的“技术资产”，不能因为偶然的经济周期失业而丧失技能。

在这样的框架下，北欧的技工教育高度社会化、终身化，成为“从摇篮到墓地”的福利之一部分。北欧的教育有个特点：高中一级的义务教育（包括与高中平行的技工教育）没有年龄上限，多大年纪也能回来入学。同时，北欧人工作一段再入学“回炉”的比例也许是世界上最高的。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终身教育的学习社会，保证了人口素质，并在此基础上缔造了非凡的竞争力。我们必须澄清一个普遍的误解：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学家盲目崇拜美国，对于欧洲相当无知，乃至把美国经济视为最开放的。事实是，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非常严重，特别是在工人中。每次选举，都使贸易保护的行情看涨，使“中国制造”成为众矢之的。相比之下，北欧则开放得多，特别是工会带头出来拥护全球竞争。其中的道理之一，恐怕还是人口素质过硬，不怕国际比赛。

中国要摆脱某些经济学家那种“福利养懒人”的忽悠，把教育福利作为对“技术资产”的投资，将其摆在和创研投资一样重要的地位。大学要为农民工服务

未来几十年，中国将有几亿农民进入城市，国外一些学者称之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移民潮。怎么把这些农民转化为适应都市生活的高质量产业工人，是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其结果将直接塑造着中国的竞争力。几年前，我提出高等教育要承担这样的责任，许多大学要走技工化的道路：培养进城的农民工。

此论曾经受到不少讥笑：大学乃高端的教育，怎么能把为农民工服务作为使命？然而，看看中国高等教育的现状，再看看国际上的潮流，这样的道路恐怕是回避不了的。

中国的大学经过长年扩招，信誉下降，供过于求。按照现在的人口趋势，高中毕业生人数逐年下降，城市中高产阶层的独生子女们纷纷以留学作为自己的高等教育目标。这样，传统的大学恐怕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曾预言中国大学的“空校危机”，现在已显得并不那么危言耸听。

大学技工化，即所谓vocationalization of tertiary education，是一股不可逆转的国际潮流。这一潮流，被两大趋势推动。第一，技术进步正在重新塑造制造业。工厂里的工人，已经不是那种拎着大锤铁钳、满身油污的粗汉，而往往是拿着笔记本电脑、穿着白大褂的技术人员。一个高级技师和一个普通工程师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这就要求技工教育提升层次。最近的研究显示，即使德国那么过硬的技工教育，也受到制造业转型的冲击。普通的技工训练课程完结后找工作已经不像过去那么板上钉钉。在法国、北欧等不同体制的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相比之下，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前景更为稳定（这和中国的情况几乎相反，因为这些欧洲国家的技工教育比较发达，培养的人比较多）。于是，在这些国家，一个有效的对应方式就是把技工教育提升到大学程度，而不仅仅是和高中平行。甚至有本科硕士连读的系列，目标也是实际技能的培训。或可以说，制造业不断高科技化，对工人的要求越来越复杂，所需的长年学习和训练，在知识内容上已足以抵得上大学课程。

第二，高等教育的普及，使大量普通学生涌入大学。他们的知识趣味和素养不如过去那种经过严格筛选的大学生，不可能沉浸于柏拉图中乐以忘忧。就业市场也没有那么多阳春白雪的职位。他们对大学的要求非常实际，那就是学门手艺好挣钱。这就使传统的大学教育开始分化。法国1966年开始设置大学科技学院（Institut Universitaire de Technologie，简称IUT），其实就相当于中国的大专和高职，但纳入了高等教育体系，毕业生可获得职业学士证书（Licence Professionnelle）。自1999年以来，有1 800个职业学士证书课程。在美国，将近一半的大学生就读于两年制的社区学院。四年制大学也开设了大量相当实用的专业，注册的学生也越来越多，乃至许多人哀叹传统文理教育的衰落。其实，在文理学科就读的学生总量未必减少。只是大学生总人数大大增加，专心于传统文理学科的人数相对下降而已。这一切都使高等教育越来越多元化。

中国的教育体制过分行政化的结果，是教育机构以提升行政级别为自己的最大利益，宁愿为此忽视对社会的服务。于是，中专变大专，大专变大学，大家忙着升级，没人肯低就。这就造成了大学的盲目扩张，以及技工教育的短缺。如今，大学债务庞大、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空校等等危机都开始浮现。许多大学都会面临基本的生存问题。此时不如放下身价，向技工教育转型，服务于刚刚进城的农民工，或在终身教育的领域拓展，对下岗工人进行再培训。政府也应该拨出相当的教育经费给这些农民工，让他们接受基本的职业培训，作为对长期忽视农村教育的一点补偿；同时完善福利制度，通过失业补贴、免费培训等措施，使失业的工人有机会提升自己的技艺。中国的许多问题，比如制造业能否升级、鬼城的空楼能否被消化等，都要看未来几亿农民工能否进入中产阶层的行列。编者的话你想象不到的事实郑也夫

我是生物学的忠实粉丝。自1997年始，一发不止，先后读过150余本生物学著作，领教过生物学思想家的大小观点、各色表述，不计其数。竟是其中一句格言最令我折服：“事实比想象更离奇。”长思这句话后是惊叹和气馁，惊叹大千世界的奇特，气馁我们想象力的孱弱。如果不是看见，我们能够想到海底会有海星这样奢华的生命造型吗？倭黑猩猩的群体在遇到食物即将发生哄抢时，会忽然开始相互抚摸生殖器，即刻便心情愉悦遂有了四岁孔融般的礼让。自青霉素问世以后的70余年间，抗菌素花样翻新，多如牛毛，但细菌和病毒安然无恙。何故？它们平均一天繁殖30代。靠着这样的速率和与之成正比的变异，细菌保有着极大的多样性。此理同样可以解释海星和倭黑猩猩。大自然中一把把严酷的选择剪刀与基因特有的变异之间的伟大互动，将多样性推向极致，超乎我们的想象当不在话下。

能被这句格言感动，是因为我本有这样的内因。1987年我和一位著名的历史小说作家摆谈。我的一番吹牛令他对这位籍籍无名的学者刮目相看。我说：你们比寻常小说家幸运，因为历史人物间的博弈，远比小说家的凭空构思精致、离奇，钩心斗角，匪夷所思。原因无他：小说家的想象力好一点、坏一点，无非是千百册图书的销售落差，而李世民兄弟的玄武门博弈，赌注是身家性命。双方的阴谋设计差得了吗？

德国人教育中的10岁分流和其职业教育中的双轨制，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与之相比，其学者著作中的一句话，特别是这句话中的一个寻常词语竟同样打动我：“学校教育研究长期以来在德国是以‘教育实情研究’的名义进行的。”（福尔，1996，《1945年以来的德国教育》，第82页）其实我的教学轨迹差不多就是这样一路走来。不管讲授什么题目的课程，城市社会学、消费社会学，我的课程都贯穿着两个旋律。我讲的是理论，却要求和指导同学们做深入的社会调查，翔实地讲述其中的某一博弈、勾当、现象。德国学者的话让我知道，此一做法可以上纲上线，它不是一个狭隘的偏好，它是不可替代的，甚至堪称是首要的工作。实情不知晓，谈什么道理，搞什么方案，构造什么理论。而且选学我的这门课“批判的教育社会学”的同学们，在被驱赶调查和写出某种“实情”时，要比他们学习城市社会学、消费社会学时具有更大的优势，甚至可以说，没有比他们更胜任写出“教育实情”的人。

社会生活中充斥着悖论。以下是与本书相关的两种悖论。

其一，但凡粗通教育的人都知道，时下的教育不是帮助，而是在摧毁孩子。我执教过的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中的多数农村籍的女孩都颇瘦小，身高多在1.50米上下。何故如此？她们中学时大多住校，伙食不好，每天却至少要苦读14个小时。就是说，她们要在最不利于发育的状态下成长。心身所处情境一样，不过是身体较精神更为外在罢了。这两所学校中的半数以上的同学（无论城乡），不知兴趣为何物。当年他们一定都是考试高手，如今学过的唐诗大多已记忆残缺。大家皆知时下的教育如此，却悉数上阵，从幼儿园到高三年级，十四年如一日。阁下会说，这悖论不新鲜，不就是一种囚徒困境吗？不错，其陷入的正是此种逻辑。与寻常之囚徒困境不同的是这困境之深广。请问今日中国，哪个年龄段的人最苦？答曰：6~18岁者。哪个职业的人最苦？答曰：学生。他们每日作业的时间大大超过父母。这是史上最大的、旷世难觅的囚徒困境，或曰悖论。

其二，我们生活在社会中，却常常对我们身外的社会其他部分懵懂无知。原因异常简单。一方面，不在其中者，难解其中义。另一方面，身在其中者，多做沉默人。何况即便身在其中，所知不过一个局部。于是要么大家茫然不知，要么局中流溢出的信息碎片被加工、夸大、曲解，被标签化。

以上两种悖论均非无解，即便艰难。解第二悖论应该是解第一悖论的前提。本书作者们没有其他高明之处，他们完成这些文章的最大优势是，初进高校，中学生活的记忆依旧鲜活；而那段生活之吊诡，真的比想象更离奇。教师中一个眼光毒辣的异端，凭借身上的少许感召力，调动出一个个后生们的热忱。午夜梦回那段百味杂陈的经历，费神打捞那些曾经巴不得忘却的记忆，遂有了下面的篇章。后生来路各异，故事五花八门，其中颇多你想象不到的东西。

原想扼要介绍一下本书的篇章，略一思忖，便放弃了。原因之一是，文章太多，全书共43篇，不知从何说起。原因之二，也是更重要的，不想诱导读者。若择要介绍，无论是选择更有意义的，还是更有趣味的，都过多地掺杂了编者的偏好。学生交上的作业，常常在文中某处用黑体字或下划线。我一概勒令去掉，理由是：你构思时已经筛选了事实，行文时更注入了语气上的轻重缓急，再搞成特殊的字体，主观导向就嫌太过了。不同的事实在不同的读者那里有高下不等的意义，那不是你能预料和左右的。给出“路标”后，就是读者自由选择的阅读空间了。

前面说过，我的授课一向是两个旋律并行：我的授课，学生的作业。在历时3年的教学相长中，拙作也已完成，冠名《吾国教育病理》。它与这本书构成姊妹篇。爱唱和会听的人，大多更喜欢和声。以上是2013年为2014年初出版的《科场现形记》写的“编者的话”。年齿又增，越来越难于讲出比较到位的话，

故挪用到这里，反正是个人财物。《科场现形记》能出版不

容易，是我绑架出版社的结果。他们看中了拙作《吾国教育

病理》，我的条件是《科场现形记》是其姊妹篇，必须一同

出版。虽然是学生们的作品，也要付稿费。绑架成功了。但《科场现形记》体量太大，48篇稿子，50多万字。与编辑争

执妥协的结果是：拿掉了5篇，选择了版心极大的排版方式，

且选择了较薄的纸张，48万字的文稿得以印制在不太厚重

的一卷中。这是我对图书的审美追求。今番出版的是《科场现形记续编》。中信出版社接到这

书稿是什么心情，我猜想不到。我估计，他们也想明白了，

遇到这样的绑匪，索性答应下来，还节省些时间成本。玩笑

说完了，要正襟危坐地感谢中信社的王强先生。他帮助我实

现了自己的追求：向有心的读者们呈现中国教育现状，它的

不为统计局与资深研究者关注的若干细部。写于2017年7月31日一编高考与中考

也夫按：

北大、清华招生争夺战，高考状元们拿到通知书后的待遇，都是人们热望了解却较难获悉的事情。很高兴能呈现给大家。需要辩护的是，关于争夺战的文章非揭短性文章。竞争成这个样子，是可以理解、可以想象的，也是有其积极功能的。如同前些年我们听闻的家电销售商的惨烈竞争，其中也多有非常举动，但总体上是消费者的福音。这类竞争中唯一要杜绝的是违法行为，要保护的是考生的权利和自由。接受这一竞争，和接受讲述这一竞争的文章，同样体现出社会的开放性，甚至后者更能体现。说的人没觉得发生的事情有多大的不是，若听的人觉得有，恐怕是听的人适应了说话前要过滤的社会环境，有了一种特殊的洁癖。本书中的所有文章，旨趣都不在于揭短，而在于讲述正在发生的事情，所谓“教育实况”。北大、清华招生争夺战的参与观察吴少媓（北京大学2015级社工硕士生）

近年来，每次高考成绩出来后，北大、清华激烈的招生争夺战都会被媒体热议。2015年，笔者第一次加入北大招生组，亲身经历了北、清招生争夺现场。这一年，北、清招生战况十分激烈。6月28日上午，北大、清华两校四川招生组在微博上互指对方采用不正当方式抢生源，北大指责清华欺骗考生，多次毁约，同时互爆对方拿钱诱惑考生。在山西省，为了争夺状元，双方甚至出现肢体冲突。

彼时，媒体也出现了大量报道招生现场的新闻，如《北大清华的招生现形记》《你以为这是小情侣在壁咚？不！这是清华北大在抢广东状元》等，但这些报道多少都是为了吸引眼球，新闻标题都带着引导公众情绪的倾向，而且部分文章对于招生争夺中出现的情况并不是亲身参与，而是引用了在微信朋友圈中流传的一篇名为《我目睹的清北招生怪相》的文章。这篇文章的作者自称是北大招生工作人员，文章列举了招生中的五大怪相：家长和孩子在招生组面前吵架，清华、北大只看分数不看学生，清华、北大争抢高分，家长坐地起价两边要钱，两校互黑。这篇文章出来后，随即有清华招生组工作人员撰写《清北招生为嘛这样累？——答〈我目睹的清北招生怪相〉》一文进行反击。两文都不可避免地带着作者个人的情绪，特别是后文，有为了反驳而反驳及情绪发泄之嫌。那么，究竟北、清招生现场是否真如网上文章所说？笔者结合自身经历，并访谈了5位2015年在不同省份和城市参与招生工作的同学，从他们进入招生组开始，到年度招生工作结束，力图较为客观地呈现出清、北招生工作的图景。一、如何进入招生组

对于不了解招生工作或者从未与招生组接触过的人而言，招生组似乎带有某种神秘性，组内成员在考生和家长看来都是有着权威性的老师。实际上，北大全国各大招生组是由北京大学招生办公室（以下简称招办）统一领导和管理，每年招生时在每一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各设一个总部，下面各市、县再根据多年来该地中学和高考成绩情况的好坏适当派驻招生组。发达的、名牌中学多的、生源好的地区招生组的规模就大，2015年笔者所在的市级招生组一共有15人，而据笔者本人了解，山西晋城招生组就只有5人，其中4人被分别派到下面的县城去。

不同地区招生组的成员构成也不同，招办负责总体调控，但招生要到全国各省，光靠招办人手不足，所以每年会从北大各单位抽一部分行政人员和各院系的院长或教师，同时带很多北大学生下去。对于参与招生工作的学生也有一定的选择偏好，一是高年级本科生，二是本科就在北大的研究生，三是生源地学生，特别是名牌中学考上北大的，即使是低年级本科生也可加入。

不同的学生进入招生组的渠道不同。笔者当时是从北大老乡群里获得消息，经发布消息的师兄介绍后与当年X省A市招生组的带队老师见面，因为笔者是当地人，招生期间也有时间，便很快加入了。D同学则从大一开始便加入家乡所在地的招生组，原因是2011年在报志愿的时候，北大的老师认为她靠谱，便让她过来帮忙。Z同学是2011年被该市招生组老师招进来后，从大一暑假开始便跟着老师们回家乡招生。L同学也是在2011年因报考北大认识了该市的招生组负责人——一位清华本科、北大硕博的师姐，2015年L同学因希望参与招生工作主动联系该师姐从而加入招生组。F同学则是有在社团认识的同学在招生组，通过社团同学的邀请和介绍加入招生组。

笔者和以上4位同学所加入的招生组有一个共同点，即无论我们是通过哪种渠道加入，最后都是回到我们家乡所在地或者是熟悉的省市招生。而R同学的情况又有所不同，他所在的招生组不是生源地省市，而是另一省份。一位与R同学关系不错的行政人员负责带队回老家招生，但因人手不够便邀请R参与。二、为何参与招生

招生工作并不轻松，多数同学在加入招生组之前对于北、清两校的争夺战都有所耳闻。在旁人看来，招生组似乎经费充裕，因为成员们的交通、住宿、餐饮费用能全部报销。实际上，北大近几年来对招生经费有严格控制，包括住宿标准、每日交通、话费和餐饮补贴都有明确规定的标准，而且严厉禁止接受当地中学和学生家长的请客、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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