翦伯赞全集第五卷(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翦伯赞

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翦伯赞全集第五卷试读：

说明

本卷定名为《历史问题论丛续编》，所收文章共44篇，发表时间以新中国时期为主，少量发表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实为“全集”第三、四卷《中国史论集》一、二辑及第四卷《历史问题论丛增补本》的编余。文章粗分为四类，第一类以理论性文章为主；第二类以史事为主；第三类以文艺、戏剧评论为主，第四类以有关历史研究的讲话为主。其中有若干篇访问日本和参加欧洲青年汉学家会议的学术报告、纪要及回国后发表的回忆、介绍性文字，有的还是日文原件，这些文章亦以类相从，编入书中。

本卷由张传玺、张怡青、张海青编辑、校订。张传玺2006年10月6日

与历史系青年教师谈如何研究历史

经过上学期整整一个学期的摸索之后，同志们都已经初步明确了进修的意义，进修计划也订得比较实事求是了，一般说来，大家都在按照计划进行工作，而且大致上也都还能保证完成。

但是问题仍然存在着，谁都不满意于自己在进修上所取得的那点成绩，大家都有自己的苦闷，读书笔记怎么写呢？卡片怎么做呢？学了理论怎么样去与业务结合呢？上学期学过的东西这学期又忘了怎么办呢？特别是如何深入钻研呢？……

问题是多半偏重于学习方法。显然，光靠支委或靠同志们本身是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的。

于是，一天晚上，在历史系系主任翦伯赞先生的客厅里挤满了人，一次团支部会就在翦先生家里召开了。会上还邀请了历史系的年轻助教，党员同志们也来参加了。翦老为我们介绍他几十年来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经验。

翦老先谈到目前党和政府如何关心历史科学的成长，谈到学习马列主义的重要性，接着就开始叙述自己学习历史的过程：“我学历史最初是从学理论基础和历史知识开始的：我在幼年启蒙的时候，读了《三字经》和《纲鉴易知录》，这是陈伯达同志所推荐的历史教科书，当时我也受益不少，长大了就喜欢历史，爱看小说，爱看旧戏，后来就读《通鉴》。在学习马列主义著作的时候，我先按照历史发展的五个阶段，把书里有关各个阶段的话都用铅笔分别画出来，然后就动手分别把它们抄在几个本子上，这样经过自己整理以后，我就试着写了一本社会发展史（没有出版），使自己有了比较系统的社会发展规律的知识。然后我又把一些可以论证上述规律的中国历史上的材料分别抄在上面所说的那些本子后面。再经过一番整理，我便又写了一本历史哲学教程，这样我便对历史唯物论有了比较系统地了解。这也就在纵的方面和横的方面巩固了理论知识。当然，这是有教条主义错误的，但不能怕错误就不在理论上下死功夫，教条主义是不对的，而不能不学理论。这以后，我才开始进行中国历史的研究。……”“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实际生活时常给我不少启发，我当时也就把研究历史当作和黑暗现实斗争的武器，在斗争中锻炼了自己。”翦老继续说：“抗战时我住在后方看见许多由江浙西迁的产业资本因为广大地区沦陷了，市场缩小了，失去了活动的场所，而变为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的情形，我便想起汉朝当西域等地广大的市场失去以后，可能也会有类似的情形，仔细一查史料，果然和我所想的一样。那时中日之间走私的情况非常厉害，我便想，在南北朝对立时可能也会有这种情形。”

翦老接着又列举了许多非常宝贵的例子告诉我们他是如何运用学到的理论和深入生活的经验去研究历史的。翦老以为，在分析一个历史事件时，不妨先根据推理，大胆提出自己的假设，然后根据假设，有目的地去找材料。翦老说：“在学习《矛盾论》以后，我很有些体会：那时我正在研究‘侯景之乱’，我根据毛主席关于矛盾转化的理论，觉得当时居南朝的汉族与北朝的胡族之间的矛盾已经退居次要的地位，而北方来的居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与南方本地的人民群众以及地主阶级间的矛盾则已转化为主要矛盾；因此，我便推想当侯景事变时，南方的少数民族的人民和地主阶级一定会起来反对北方地主的统治，于是我便动手找这两种反抗的史料，结果都找着了，而且很多。”“当然，材料不一定每次都找得到。”翦老补充说：“找不到也没有关系，那你就承认你的推断没有证据就行了。”翦老说，只有这样，我们才不至于像过去的历史家那样被材料所埋葬，而是材料为我所用。材料像一个宝库，要进得去，出得来，所谓七进七出。“历史的对比虽然不一定完全恰当，但是也不是完全不可以用。”翦老继续说：“例如恩格斯在《暴力在历史上的作用》一书中分析当时一方面俾斯麦在政治上限制德国的资产阶级，但是另一面资产阶级却又把他作为自己的代表这种矛盾现象时，指出当时虽然俾斯麦在政治上打击了资产阶级，但是他的政府却保证了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发展。这种分析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历史就很有用处，它使我想起汉朝历史上一件令人无法解释的事情——一方面汉朝是地主、商人的统治，但是它又在许多方面限制商人的活动，禁止商人做官。……同时，还要从历史环境的本身去发现问题，例如经济和政治文化的关系，如何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以及一个问题要摆在一定大的范围中来看出它的地位，在全局中看局部，这要视野愈广愈好，坐飞机看。至于研究问题本身时却要十分精密、细致，用显微镜看。这都是我自己在思索问题中的一些体会，供给大家作参考。主要的乃是同志们自己刻苦钻研，稳步前进，我今天在研究问题也还有急躁、粗枝大叶的情形，这是需要克服的。

夜深了，会只得结束了。翦老最后勉励我们说：老一辈的经验是有限的，同时学习的条件也不及你们今天好，你们都是青年团员，应该立志使历史科学发扬光大起来，为人民解决更多的历史问题，把历史科学水平进一步提高。”

同志们一致认为翦老这次报告对自己很有帮助；许大龄同志说：“翦老谈的七进七出真好，过去我们有了材料老是不知道怎么用，今天才算是知道了一些怎样利用材料的方法。”张广达同志说：“翦老用矛盾转化的道理来说明南朝社会，使我想起最近我们正在学习的希腊化时代的历史，当时统治的希腊人和被统治的本地人在经济和文化生活上的关系，简直就和翦老所说的例子差不多。”常竟超同志则说出了我们大家的感觉：“平时学理论都比较一般化，不容易十分直接的用来指导自己的学习，翦先生所说的这些经验则非常具体的展示给我们一条如何进行历史研究的道路。”我们青年团员就是要不断虚心学习老教师的丰富的教学和研究经验，更好地把自己培养起来。（《北京大学校刊》第14期，1954年4月15日，原题《翦先生指导我们如何研究历史》）

批判胡适主观唯心论的历史观与方法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师座谈会发言摘要

刚才各位同志从各方面对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展开了批评，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不过从各位的发言中，我得到这样一个印象，即都认为胡适的历史知识很浅薄，有些蔑视他的意思。关于这一点，我想略加补充，我以为不管胡适的历史知识如何浅薄，他还是有他的一套，否则他就不能哗众取宠、欺世盗名，横行中国学术界达三十几年之久，把许多人变成他的俘虏，甚至到解放以后，他的影响还没有消灭。因此我以为我们固然不要把他估计太高也不要把他估计太低，估计太低就是轻敌，就会贬低我们反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这一思想斗争的严重意义。

我对于胡适刚才开始研究，对于他的一套，还不甚明白，现在只能发表一点不成熟的意见，请同志们批评。

首先，我想说到胡适的立场，这是他的历史观的出发点。过去有人以为胡适是“超阶级”的书生，他没有什么立场，就是想做大官、出大名。实际上，胡适的立场是很鲜明的，他是公开地代表买办资产阶级发言。正因为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是带有买办的性质，所以他就不仅是共产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凶恶的敌人，也是和帝国主义一个鼻孔出气的出卖祖国的最无耻的卖国贼。

胡适把诽谤祖国当作献媚于帝国主义的工作之一。他在祖国的光辉的历史和文化之前闭着眼睛，硬说中国“百事不如人”。如果有人说“中国也有文化”，他就说“这是夸大狂妄的人捏造出来的谣言。”他抱着极大的热情去寻找证据，证明中国的一切都是落后的坏的，包括印刷术的发明在内。他认为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太早，妨碍了校勘学的发展。他公开地诽谤中国的人民，特别是他所谓“最下层”的人民，他说：“坏的起于最下层，而不出于优秀分子。”根据这个原则他就否定了中国的小说戏剧的价值，因为这些都是“起于街头弹唱的小民。”在胡适看来，一切东西之所以是坏的，就是因为他是中国的，尤其是因为他是“最下层”人民创造的。在相反的方面，他毫无廉耻地歌颂帝国主义的一切，包括娼妓制度、自杀、贿赂，乃至强盗式的侵略行为在内，甚至歌颂中古欧洲的“初夜权”、“贞操锁”，他认为这些都是最高无上的文明。自然胡适的一切努力，不管是他的文学、史学或哲学的活动，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反对共产党，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说，他的千言万语，只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不要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要学他一样被杜威牵着鼻子走，去做蒋介石匪帮的过河卒子，去做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奴隶。

其次，说到胡适的历史观。胡适的历史观是腐朽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再加上陈旧的进化论，这是人所共知的。然而他就想用这样落后的生了锈的武器来进攻历史唯物论与辩证唯物论，而且真的这样做了，这总算是帝国主义最勇敢的奴才。

为了反对历史唯物论，胡适首先否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他认为历史是可以任意雕刻的大理石，是可以任意摆布的大钱，是可以任意涂抹脂粉的“百依百顺的女孩子”，是可以让唯心论者任意修改的“一幅未完的草稿”。用一句话说，胡适以为历史的发展，是不受任何客观条件的限制，更没有任何规律性可言，人想创造什么历史就可以创造出什么历史。因此，他强调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他说日本明治维新是伊藤博文等几十个人的努力造成的，中国的军阀混战是由于无聊政客的挑拨，五四运动是因为他的一个女朋友掉到水里引起来的，甚至说一个人吐一口痰都可以引起几十年的战争。这些说法，不但谈不上甚么科学，而且简直没有常识。然而他就企图用这样的谬论来攻击存在决定意识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但是在这一点上，他不过重复他的前辈已经破了产的说教而已。

由于从唯心的历史观出发，胡适否定客观条件对人类意识可以起任何决定作用。他认为宋词元曲的产生和他们的时代背景没有任何关系，只是因为“好妓好歌喉的引诱”刺激出来的。《水浒》上描写的故事，都是“照例的刻板文章。”《红楼梦》是“空中楼阁”，是“作者由其兴会之所至，随手拈来，初无成意。”然而照我们所知道的，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作者所处的时代的现实生活的反映，当然他所反映的并不是直接的现实生活而是典型化了的现实生活，即具有现实的本质的、主要的、富有特征的生活。

胡适又企图用陈旧的进化论的观点来反对历史上有突变的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他说历史是点点滴滴积累起来的，只有量的增加，没有质的改变，在胡适看来：“太阳之下，没有新的东西。”但是具体的历史并不因为胡适的反对而遂停止他的突变，人民的中国在太阳之下出现了。

最后说到胡适的历史方法。胡适自鸣得意的方法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他自以为这样的方法是科学的方法，也有人觉得他的这种方法，是有点合乎科学。是的，科学并不反对假设，更不反对求证，但科学的假设与求证，和胡适的假设与求证毫无共同之点。科学的假设是指待证的真理，而胡适的假设是主观的成见，科学的求证是真凭实据，而胡适的求证是歪曲、涂改乃至捏造证据。例如他为了反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口号，于是大胆假设中国没有封建社会，也没有帝国主义，然后捏造证据说中国的封建社会早在两千年前就消灭了，又捏造证据，证明中国的贫弱，不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是由于五鬼。特别是疟疾，于是伪造历史，说希腊罗马的灭亡都是由于疟疾。总之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就是歪曲涂改，乃至伪造历史事实，通过文学、哲学、史学等各种各样的活动来发挥他反祖国、反人民、反革命的政治成见。从方法论上说，他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也是从观念回到观念，因而并不是甚么科学的方法，只是一种概念的游戏。然而胡适就用这种方法做他的考据学，因而他的考据学也决不能“去伪存真”，反之而是“去真存伪”。自然我们不应该因此就否定考据学，考据学对于历史资料的鉴定，还是有它的用处。

胡适还有一种方法，即“明因求变”的方法，亦即他所谓“祖孙的方法”，他以为他的这个方法也是科学方法。是的，科学并不反对“明因求变”，但仅仅“明因求变”并不能解决科学上的任何问题。因为任何一个历史问题都不能把他的因果孤立起来，任何历史问题的因果关系和历史问题的本身一样，都与其他历史问题的因果关系错综交义，因此为了究明一个问题就必须如毛主席所指示的要“由此及彼”地加以研究，历史问题决不像胡适的头脑那样简单，同一原因，可以产生不同的结果，不同的结果，又可以成为另一问题的原因，这是简单的因果律论者所不能了解的。然而胡适就用这种简单的方法来大谈其中国哲学史，而且他的哲学史连这种简单的方法也没有很好地应用。

胡适已经是一条死狗，我们现在是打死狗，也许有人说打死狗何必用这样大的力气来干，理由很简单，因为这条死狗和其他死狗不同，他的阴魂未散，还在新中国作怪，他还企图在新中国借尸还魂。现在胡适的阴魂也许已经附在我的身上，也许已经附在在座的某些同志身上。因此，我们都要好好地检查一下，在我们身上有没有胡适的阴魂，如果有就要把他赶走，因此，打这条死狗比打活狗更要困难，所以必须投些力量。今天我们北大历史系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始，我希望把这个思想斗争继续下去，步步深入，我预祝我们在这一个严肃的思想斗争中取得光辉的胜利。（《北京大学校刊》30期4版，1954年12月24日；《光明日报》1955年1月6日“史学”47期）

历史学的新方向新道路——介绍《清河制呢厂五十年》

科学大跃进以来，北大历史系的同学们在党的领导下，从古老的狭窄的校园分别走向工厂、矿山、农村、商场、部队这些生产部门和战斗单位。他们看见了广阔的新世界，参加了各种各样的劳动，在劳动锻炼中，打破了迷信，解放了思想，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写出了不少新的历史著作。他们写出了《安源路矿工运史》、《田村在前进》、《天桥商场史》、《猛虎连队史》、《北大学生运动史》和许多批判资产阶级历史学的论文，所有这些著作，都是北大历史系同学们准备放射的“卫星”。我热烈地希望这些卫星都能够跟着《清河制呢厂五十年》很快地放射出去。

北大历史系同学所写的这些书都是替生产服务、替劳动人民服务、替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它们都标志着历史学的新方向、新道路，并且在这一方面起了首创的作用。它们替历史学开辟了无限广阔的新天地，粉碎了资产阶级史学家散布的“历史学无用论”。

也许有人说，《清河制呢厂五十年》这本书，方向和道路都对了，质量怎么样呢？我在这本书出版之前，看过这本书的稿子，我以为它的质量也很好。首先是这本书掌握了厚今薄古的方针。

它以不到一半的篇幅，扼要地写出了这个工厂在反动统治时期的41年，而以大量的篇幅，详细地描写解放以后这个工厂在革命改造中在大跃进中的九年。

其次，这本书还显出这样一个特点，即它不是通过这个工厂的统治机构，也不是通过死的物质设备来写出这个工厂的50年，而是通过工人，在斗争中的工人，通过这些工人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阶级敌人进行的不同斗争来写出这个工厂的50年。在这本书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厂长接着一个厂长，而是一个斗争接着一个斗争。它写出了这个工厂的50年，也写了了这个工厂的工人革命斗争的50年。

第三，它不是用空话、用教条、用酸溜溜的文字来描写这些连续不断的斗争，而是用工人亲身经历的难忘的具体事实，用有名有姓的人物，用朴素鲜明而又生动的工人阶级自己的言语写出这些斗争。写出工人们在这些斗争中的战斗和遭遇，以及他们在这些斗争中的内心活动。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听到工人们的悲惨呼号，也可以听到他们胜利的呐喊。这是历史纪录，也是制呢工人写下的诗篇。

第四，在这本书中所举出的事实虽然都是个别的事实，但这些事实都是工人们难忘的事实，因而也就是比较重要的，带有典型性的，足以反映一般情况和主要问题的事实。而这些事实又不是孤立的排列，而是被贯串在一条由连续不断的阶级斗争所组成的线索之中，这条线索，贯通这个工厂的50年。

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从来不用客观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工人阶级的敌人，而是站在这些阶级敌人的对面，以刻骨的深仇和激昂的情感来追述那些曾经统治这个工厂的官僚、地主、资本家、特务、工贼、日寇、汉奸，以及各种各样的吸血鬼、杀人犯的灭绝人性的罪行。在相反的方面，对党对社会主义事业则表现出无限的忠诚。它热情地歌颂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每一个胜利和每一步前进，歌颂思想改造与技术革命中的每一个新人和每一件新事。特别是在光辉灿烂的明天这最后一节中，它欢呼人民公社的成立，热烈地期望共产主义社会这个美好世界的到来，洋溢着对新人、新事、新生活、新时代和对人类的明天的无限喜悦和渴望。

以上几点，是我看了这本书的稿子以后的印象。当然这本书还只是历史学走向新方向新道路的开始，还只是一个新的萌芽，但就是这个萌芽，它就无情地粉碎了资产阶级史学家所说的“质量降低论”。

应该指出，像这样一个新型的历史著作的产生，是和工人阶级的合作分不开的。如果没有清河制呢厂的工人同志们参加写作，天大的学者也是写不出这样一本书来的。这不仅是因为这本书里面所用的资料不是任何书本中所能找到的，更重要地是浸透在这本书中的丰富而又真挚的阶级情感，不是任何非工人阶级的学者的生理细胞中所能发现的。

其次，这本书的产生和大搞群众运动也是分不开的。根据同学们的报告，为了写这本书，清河制呢厂的党组织曾经发动了一个写厂史的群众运动，在这个群众运动中，工人同志们“人人回忆革命史，个个歌颂大跃进”。他们大家想、大家说、大家画、大家写。他们相互提醒、相互补充、相互核对，不到十天，工人同志们就写出了七十多篇比较完整、确实的回忆录。这些回忆录就是编写这本书的基本资料。

第三，这本书的写作和劳动锻炼也是分不开的。如果北大历史系三年级的同学不到清河制呢厂去参加劳动，即使工人同志们替他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也是写不出这本书来的。根据同学们的报告，当他们还没有参加劳动之前，他们对于工人同志们所提供的资料是不能体会的，后来他们参加了劳动锻炼，和工人同志们一起上班、下班，加班，加入劳动人民的队伍，把自己变成劳动人民，然后才能体会工人同志们提出的资料，才能把这些资料变成历史。

最后，还要说到的，是这本书的写作和党的领导是分不开的。事实证明，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自始至终，没有一个史学专家参加指导，指导这本书的写作的是清河制呢厂和北大历史系的党组织的同志。这些同志不都是史学专家，他们之中，有些是学过历史的，有些可能没有学过历史，用资产阶级史学家的话说，领导这本书的写作的，都是“外行”或者是“冒充的内行”。然而这本书就是在这些“外行”和“冒充的内行”的领导之下写出来的，而且如果没有他们的领导即使有资产阶级的“内行”参加也是写不出来的。

总而言之，这本书的写作过程，对于清河制呢厂的工人同志们说，是总结他们的斗争经验和劳动创造经验的过程。对于北大历史系的同学说，是一个思想改造的过程；对于工人和学生两方面来说，都是打破迷信，解放思想的过程。在另一方面，这本书的写作过程，又证实历史学的研究是可以在群众运动中、在劳动锻炼中进行的，是可以而且必须在党的领导之下进行。因此这本书的出版，对于资产阶级史学家的各种各样的谬论，如像“研究与运动矛盾论”、“劳动浪费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论”等等都是有力的批判。《清河制呢厂五十年》这本书的写作是成功的。但无论如何，它还是一个新的开始，还是一个新的萌芽。我们要重视这种新的萌芽，但不能以此自满，因为从新时代的任务来说，从共产主义的思想高度来说，我们的努力还是远远落后于客观的要求。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时代，我们还要鼓足干劲，快马加鞭，为了历史学的发展继续努力，争取把红旗插在历史学的最高峰。（《人民日报》1958年12月4日）

谈中国农民战争问题

人民出版社最近请翦伯赞同志就历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作了一次报告，其中主要谈到的是中国农民战争问题。

关于农民战争，他探讨了三个问题：一、农民是否把皇权作为一个主义反对？二、农民是否把地主作为一个阶级反对？三、农民是否把封建作为一个制度反对？关于第一个问题，他不同意中国古代的农民没有皇权主义，或者要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即当外族入侵时才有皇权主义的说法。他认为皇权主义思想不是因为历史的外感而发生的伤风咳嗽，而是先天带来的不治之症。即不是外来民族的入侵刺激出来的，而是在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物质基础上反映出来的一种政治思想。只要封建土地所有制还存在，就有这种思想存在。这种思想是阶级支配的原则在政治思想上的表现，认为外族入侵时才有皇权主义的说法，实际上是从这种思想中抽掉了阶级内容，看起来是左，而实际上是右。他指出，皇权主义与反对皇帝和皇朝是两件事，反对皇帝不等于反对皇权主义。皇权主义是一种肯定皇帝制度的思想，是皇帝制度的升华。农民推翻了皇帝，却并没有也不打算推翻皇帝制度，因此不能因为农民要推翻旧的皇朝和皇帝，便认为他们没有皇权主义。关于第二个问题，他说，农民和地主是两个对立的阶级。但是，事实的存在是一件事，认识这种存在的事实又是一件事。分散的个体经济把农民分别束缚于各个地区和个别的地主使他们彼此隔绝，无法理解自己的阶级一致性，也无法理解剥削他们的地主不是个人而是一个阶级，也就不可能把地主当作一个阶级来反对。他引用了毛主席的话，说明直至中国土地改革时期，农民还只反对直接压迫他们自己的地主，而认识不到要把地主当作一个阶级来反对。关于第三个问题，他说，甚至在资本主义的初期，劳动者也不能认识压迫他们的是一种制度。当时工人捣毁的还是机器而不是制度，难道农民就能看出压迫他们的是一种制度？如果农民能够看出压迫他们的是封建制度，那么他们就会反对作为这种制度基础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然而他们并没有这样做。这就是说，农民并不反对私有制，包括封建土地所有制在内。是的，中国的农民也曾经提出均贫富的主张，但这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他们只是要求消除那些最不堪忍受的财富差别。

其次，翦伯赞还谈到农民战争的作用问题。他说，农民战争确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但目前有一种偏向，即一说农民战争的作用，就说紧接农民战争的是地主阶级的让步，然后是社会经济的繁荣，统治阶级的腐化，王朝的衰败等等，最后又引起另一次的农民战争。如此循环不已，几乎成为公式。他说，在处理农民战争问题时，应该分别农民战争规模的大小，时间的长短，对封建王朝打击的广度和深度，进行具体研究，并不是只要有农民起义，不管这个起义对封建王朝的广度和深度如何，统治阶级就马上让步。如果打击没有达到使封建地主非让步不可的程度，他们是不会那样胆小的。他们有时让步，有时不让步。让步是一种恢复封建秩序的手段，在封建秩序恢复以后，封建地主阶级还要用加倍的剥削来收回因让步而受到的损害。而且即使让步，也有程度的差别，让步的多少决定于农民反抗力量的大小。反抗力大，让步就多；反抗力小，让步就少。其次，统治阶级的让步，可以出现、也可以不出现社会经济的繁荣。这种繁荣决定于让步的多少，不是只要让步就会出现社会经济的繁荣。总而言之，不能把农民战争的作用写成千篇一律。

此外，翦伯赞还谈了打破王朝体系，历史为政治服务、历史人物评价、观点与史料的统一、反对欧洲中心论等问题。（江林）（《光明日报》1961年11月18日）

存在于中国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和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在南京的学术讲演摘要

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教授，于本月4日、5日下午，对南京史学界及部分哲学、文学艺术等工作者作了两次学术报告。第一次讲的是关于中国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第二次讲的是怎样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在第一次报告中，翦伯赞教授详细地讲了下列四个问题。一　史与论的问题

他指出，这对文科各系来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有一个时期，曾经流行过“以论带史”的口号，这在当时是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的，通过这个口号批判了“唯史料论”、“史料即史学”等谬论，从原则上扭转了轻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历史学的倾向。但是，这个口号带有很大的片面性。这种提法意味着研究历史问题，要从理论或概念出发，不从具体事实出发。这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上的提法是不符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研究历史的指导思想。不是研究的出发点，出发点是特定的具体事实而不是一般原则。

然而有些个别同志却沉醉于空谈原则，这些同志甚至在“打破王朝体系”的口号之下，要从历史上消灭典章制度、王朝兴亡、具体的历史事实。翦伯赞教授认为，“打破王朝体系”是打破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思想体系，不是从历史上消灭王朝的称号。王朝的称号是历史的存在，是不应该消灭的，也是消灭不了的。如果不从历史家思想深处消灭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思想体系，就是去掉了王朝称号，写出来的历史，还是王朝体系；反之，即使保留王朝称号，也不是王朝体系。历史科学的任务，不是从历史上消灭具体事实，而是分析这些具体事实。他说，以论带史的口号应该废除，正确的提法是观点与材料的统一，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要做到这一点，应该是把史料溶解在理论之中，或者把理论体现在史料之中。

在对待史料问题的态度上，翦伯赞教授认为不能把它与资产阶级思想等同起来一起反。任何阶级研究历史都要占有史料，在史料的问题上，我们和资产阶级的分别，不是谁要史料谁不要史料的问题，而是对待史料的态度问题，即站在什么立场上，用什么观点、方法来分析史料的问题。资产阶级史学家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用唯心主义的观点和形而上学的方法对待史料，我们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则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对待史料，这就是我们和资产阶级史学家的区别。研究历史没有史料是不行的。

关于对待书本知识的问题，他说，对于研究历史的人来说，书本知识是重要的，有些近代史上的历史事件，可以通过调查访问；但愈往古代，就愈要书本的记载或者考古资料。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这句话，有相对的正确性，但是如果尽不信书，那么我们从那里接受文化遗产呢？书本知识并不是前人凭空造谣而是前人的经验总结，应该重视它。二　理论和政策的问题

他认为理论和政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历史学的研究中，对于观点与史料要统一，对于理论与政策则要有区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从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具体历史事实中概括出来的一般原理原则，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而各国共产党的政策则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则普遍真理，再结合本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制定的行动纲领。因此政策虽然要受到理论的指导，但政策不等于理论。主要的区别是政策只管一个特定的国家，一个特定的时期，而理论却没有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其次，政策是直接指导行动的，它回答的问题是具体的，例如，今天应该做什么，只能做什么。而理论则是从原则上来指导行动的，它回答的问题是带有原则性的，不是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而是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不那样做。政策是以具体的纲领指导行动，而理论则是要以规律性的知识指导行动，使人们能够较深入地领会党的各种政策。

研究历史当然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同时也要贯彻党的政策精神，但贯彻党的政策精神并不是把党的每一个政策和口号都塞进古代史中去，好像古人已经推行了我们现在的政策，然而现在有些个别同志就用这样的方法来让历史学为政治服务。翦伯赞教授说，不能强迫封建皇帝接受共产党的政策，这是违反历史主义的。列宁很欣赏黑格尔的两句话：我们很容易拿我们的思想方法去改铸古人，很容易把我们熟悉的东西加到古人身上改造古人。这两句话指出了把历史现代化的思想根源。翦伯赞教授说，历史科学应该为政治服务，但不要狭隘地理解，所谓为政治服务，是为一定时期的长远利益和当前的需要服务，具体地说就是总结历史上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经验，包括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经验，用这种历史经验为政治服务，如果可能把这些经验提到规律性的高度，用历史的规律性来为政治服务，而不是把每一个政策、号召、口号硬塞到古代史中去。如果这样做，不是把古史现代化就是把现代史古典化。三　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的问题

翦伯赞教授说，分析任何问题，都必须有阶级观点，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来说，必须公开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来处理历史问题。但是除了阶级观点以外，还要有历史主义观点。翦伯赞教授指出，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应该反对封建，反对地主，反对一切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但是见封建就反，见地主就骂，是非历史主义的。因为从历史主义的观点来看，在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时候，它曾经是一种进步的制度，当地主阶级反对奴隶主阶级的时候，他曾经是一个革命的阶级。虽然封建制代替奴隶制是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封建地主代替奴隶主是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但从奴隶制度到封建制度，总是历史的进一步发展，从奴隶主的统治到封建地主的统治总是人身隶属关系的减轻，如果当他们还是新的、革命的时代就反对他，岂不是反对历史的发展？我们要揭露和反对封建制和地主阶级的本质，但对于这个制度的上升时期和崩溃时期，要有区别，对于这个阶级初出现在历史的时期和他应该退出历史舞台的时期也要有区别。而且就是在他们走向崩溃的时期，也不应一口气骂到底，因为在任何黑暗时期总有一线光明，否则历史就停止了发展。然而现在有些讲稿简单地把自己的历史写成了罪恶的堆积，写成了一堆垃圾，这样写不但违背历史主义，也不符合历史事实。翦伯赞教授说，不能对自己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我们有几千年的光荣历史，怎么能把它说成漆黑一团呢？毛主席教导我们：新的中国是从旧的中国发展出来的，如果旧的中国是一堆垃圾，怎么能发展出新的中国来呢？另一方面，有些同志对待农民战争，又只讲优点，不讲缺点，这也是记得阶级观点，忘记了历史主义的一种表现。农民战争是有缺点的，我们对待农民战争，要总结他们成功的经验，也要总结他们失败的经验，除了用热烈的感情歌颂它，还要用冷静的头脑分析它。翦伯赞教授说，研究任何历史问题，都必须把阶级观点和历史唯物主义两者结合起来，才不致于无分析地否定一切或者用历史唯物主义来原谅一切。四　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的问题

历史学的主要任务就是探求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马克思的伟大就是第一次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历史总是人创造的，没有人就没有人类的历史。有些同志却把经济规律绝对化，好像没有人历史也可以自动发展，他们把历史人物的主观能动作用降低到不应该的程度。好像历史人物是经济规律的暗室里摔出来的一些傀儡。在一个时期的历史学的讲稿中，提到个别历史人物是很少的。有人挖苦我们说一部中国通史只有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四个人，后来加了一个曹操，一个武则天，当然这是过甚其词。我们在通史上提到的历史人物，特别是帝王将相，实在太少。不仅帝王将相提得很少，就是农民战争的领袖人物和发明家也提得很少，因为怕提多了就是强调个人。翦伯赞教授说，人的活动是要服从历史的必然性，但历史毕竟是人创造的，历史的必然性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讲历史必须讲人，不但要讲革命的英雄，而且也要讲统治阶级的人物，包括帝王将相在内。当然，没有人会喜欢皇帝，我也不喜欢皇帝，但研究历史，不能全凭史学家的爱憎，喜欢的就写，不喜欢的就不写。我们写什么，不写什么，写这个人，不写那个人，不是根据史学家的爱憎，而是根据这个人在历史上起了作用没有，不仅起了好作用的人要写，起了坏作用的人也要写。我（翦伯赞教授自己，下同）曾经接到一位同志的来信，他说假如中国历史上没有皇帝，中国的封建社会就不会停滞这样久。像这样的假设我以为是不能成立的，历史上那里有一个没有皇帝的封建社会呢？翦伯赞教授说，研究历史必须站稳立场，也不要忘记历史主义。仅仅站稳无产阶级的立场而忘记历史主义，不算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反之，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客观主义。

5月5日下午，翦伯赞教授作第二次讲演，关于民族问题，他也提出了四个问题，他在有些问题上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引起了到会者的极大兴趣。一　民族平等和汉民族在历史上起主导作用的问题

他首先指出，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对各民族历史的研究很重要。接着他说，各民族一律平等，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待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用民族平等原则处理历史上民族关系并不是将不平等的民族关系从历史上删掉，将不平等的写成平等的，是美化阶级社会历史时期的民族关系。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批判的态度，指出不平等的民族关系产生的历史根源和历史实质，而不是粉饰、回避。应该承认在整个阶级社会中，民族关系是不平等的。他又说，不能把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在边陲地区所建立的王国或汗国，一律称为“地方政权”或“地方性王国”，而把中原地区的王朝称为“皇朝”。应该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是独立的王国、汗国，就称他们为独立的王国、汗国，是地方性政权就称他们为地方性政权。少数民族所建立的王朝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是各式各样的，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是复杂的，不能采取简单的方法来处理。

关于汉族在历史上的主导作用问题，他说，承认汉族是在历史上起主导作用的民族并不违背民族平等原则，对少数民族权利没有丝毫影响。权利应当平等的，作用不可能平等。决定汉族起主导作用的，不是它的特权，而是它的先进的生产方式，是它的愈来愈发展的封建经济。他还认为汉族在被国内其他民族征服时，在征服民族统治汉族后，如果没有改变汉族原来的生产方式，那么汉族在历史上还是起主导作用。二　

民族同化与民族融合的问题

翦伯赞教授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在阶级社会中，只有民族同化，不存在民族融合。同化是大的生产力高的民族使小的生产力低的民族同化于自己。一个民族丧失自己的民族特点，加入了汉族，这只能说是民族同化，不能说成民族融合。所谓民族融合，按照严格的科学的说法是很多民族例如甲、乙、丙、丁四个民族，在平等的经济基础和思想的基础上，以平等的关系相互影响融合起来，形成一个既非甲民族又非乙民族，也非丙民族、丁民族。而是一个历史上从来没有的新民族，像这样的民族融合，在阶级社会历史时期是不可能出现的，必须在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以后很长的时期内才有实现的可能。有人把魏晋南北朝说成是民族大融合，我不同意，因为匈奴、羯、氐、羌、鲜卑并没有形成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民族，而是同化于汉族。至于民族同化则是一个大的生产力高的民族，在其他民族丧失他们的民族特点的情况下扩大自己，而且基本上带有强制性，自然同化是例外。民族融合是历史发展的趋势，是进步的现象，但不能因此而把它提前实现。如果把封建社会的民族关系也说成是融合，那就掩盖阶级社会民族关系的本质，混淆了阶级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两个历史时期的民族关系的本质上的差异，同时也不符合历史事实。

翦伯赞教授说，只要把民族放在历史范畴之内，就可以看出民族形成到民族同化到民族融合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同化两字并不带有侮辱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经常使用同化这一名词。列宁说过，“谁没有陷入民族主义泥沼，谁就不能不看到资本主义同化民族的这一过程的历史进步作用。”列宁的话是对的。同化虽然大半基本上是带有不同程度的强制性，但仍然是历史进步的现象，同化是落后民族向先进民族看齐，这有什么不好呢？很明白，封建时代的民族同化为资产阶级的民族形成创造条件，资本主义时代的民族同化为社会主义的民族融合创造条件。三　关于民族之间的战争与和平往来的问题

翦伯赞教授说，民族之间主导关系是和平共处，友好往来，强调民族之间的战争一面是不对的。但也不能在中国历史上抽去民族之间的战争。民族之间的战争是民族矛盾最集中的表现形式，抽出民族之间的战争就等于抽出民族矛盾，然而民族矛盾是封建社会的主要历史内容之一。

对于战争性质的判断，他认为判断一个民族之间的战争不是根据民族的大小，要看这个战争是在什么历史条件下发动的，是那个阶级发动的，是为了什么而进行的，大体上，汉族强盛时，发动的战争大半带有侵略性，在衰落时，他们进行的战争则主要为了保卫自己的民族。在少数民族方面发动的战争主要的是为了反对汉族的奴役，但不是只要是少数民族发动的战争，都是革命战争，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满洲人征服汉族的战争应该说是侵略战争。他说，有人提出对历史上民族间的战争，应该照家务事处理。既然是一家人，就不能说谁侵略谁。因此，主张清兵入关不是满族侵略汉族，只是换朝换代而已。他说：“我不同意这样的说法。民族矛盾本质上是阶级矛盾，必须用阶级观点分析民族矛盾。但用阶级观点分析民族矛盾，不等于把民族矛盾说成是阶级矛盾。同时把民族矛盾作为国内问题处理，也不等于是非不分。”翦伯赞教授又说，只要有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存在，就有民族矛盾存在，民族矛盾，有时退到次要地位，但不等于从历史上消逝。

关于各民族之间和平友好往来的问题。他说，强调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把各族劳动人民与各族统治者分开是完全应该的。但当我们说到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时，应当把这个问题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由于我国疆域辽阔，历史发展是不均衡的。甚至在同一历史时期，各族劳动人民所处的地位也是不同的，有的民族的劳动人民是农民，有的是农奴，有的是奴隶。他们之间的往来是要受到封建主和奴隶主加于他们的人身隶属关系的限制的，除此以外，各民族的语言、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等都各不相同，当时的劳动人民是怎样克服这些困难，打破这些隔离和限制，在说到各族人民友好往来时，必须分析这些问题，不能用友好往来这一句空话写在各个王朝的历史上。四　民族英雄的问题

翦伯赞教授说，有人主张在封建时代的民族英雄，既要保卫本民族的利益，又要不损害其他民族的利益。他认为像这样的民族英雄在封建社会是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因为封建社会的民族英雄是在保卫自己的民族国家的战争出现的，他不可能既要保卫自己的民族，又不损害侵略民族的利益。而且，至于各族人民共同承认的民族英雄，要在社会主义社会时期才能出现。

翦伯赞教授的讲演，对到会者是一个很大的启发，对学术争鸣无疑将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和推动。（南京《新华日报》1962年5月16日）民族同化与民族融合的问题

在民族同化和民族融合的问题上，也有些不同的意见。最一般的情况是在论述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时，人们总是尽量避免使用同化这个名词，而以融合代替同化。

例如有人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同化说成是民族大融合，把辽金元时期的民族同化也说成是民族大融合。好像自古以来中国各族之间就只有相互融合，不曾有过落后部族或民族同化于先进民族的史实；然而他们所说的“民族大融合”，其结局又往往是某些比较落后的部族或民族消失本部族或民族的特点，融合于汉族的汪洋大海中。像这样的情况，如果照列宁的说法，就不能说是融合，只能说是同化。列宁曾经这样说过：关于“同化的问题，即丧失民族特性，变成另一[1]个民族的问题”。很明白，凡丧失本民族的特性变成另一民族，列宁就称之为同化。上面所说的“古代的民族融合”，正是列宁所说的同化。“任一种科学，每当有新解释提出时，总不免要在这个科学的术[2]语上发生革命”。当马克思列宁对民族关系提出新解释时，同化和融合这两个科学术语，也就具有不同的含义。照马克思、列宁的说法，在阶级社会的历史时期，只有民族同化，没有、也不可能有民族融合。同化是大的、生产力高的民族使小的、生产力低的民族同化于自己。像滚雪球一样，大民族越滚越大，小民族就滚得没有了。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史上许多小的部族或民族陆续消失了，而汉族却越来越大的原因。至于严格意义的民族融合，那就不是以一个大的、生产力高的民族为主体而使其他的民族同化于它，而是在国际共产主义的基础之上的各民族的平等的融合和高度的统一。这种融合的结果，不是一个大民族在其他民族消失它们的民族特点的情况之下扩大自己，而是形成一个既非甲民族又非乙民族而是一个从来没有的新民族，但这要在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以后很长的时期内才有实现的可能。

民族融合能不能在阶级社会出现呢？照列宁的说法是不可能的。列宁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一文中说：“正如人类只有经过被压迫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才能达到阶级的消灭一样，人类只有经过一切被压迫民族完全解放的过渡时期，即他们有分离自由的过渡时[3]期，才能达到各民族的必然融合。”

按照斯大林的说法，民族融合不但不能在阶级社会实现，就是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时期，也不能实现。他在《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一文中说：“列宁不是把民族差别消亡和民族融合的过程归入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时期，而是仅仅归入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的时期，就是说，归入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内[4]胜利的时期即世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奠定的时期。”“民族融合为什么不能在阶级社会实现呢？因为实现民族融合的最主要的前提条件是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压迫剥削，而这在阶级社会是不可能的。

民族融合为什么在社会主义社会在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的时期还不能完全实现呢？因为要实现民族融合不仅要消灭民族压迫和民族国家的壁垒，而且要消灭各民族在经济方面和生活方面的差别，形成各民族利害一致的经济中心，还要求消灭民族语言、文化等精神生活方面的差别，形成民族间的共同语言，照《共产党宣言》上说，还要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一个世界的文学。而这在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时期只能提供一种可能性，并替这种可能性准备现实的条件，不可能完全实现”。关于这个问题，斯大林曾经作过说明。他说：“在我们国家中，民族压迫早已消灭了，但是由此决不应该得出结论说：民族差别已经消失了，我国各民族已经消灭了。在我们这里，在我们国家中，民族国家壁垒如边防、关税早已取消了，但是由此决不应该得出结论说：各个民族已经融合起来了，各种民族语言已经消失了，这些民族语言已经被我们一切民族的某种共同语言代替了。”[5]“民族融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进步的现象，我们应该欢迎它。但是，不能因为欢迎这种进步的现象就把它提前塞进历史，就把阶级社会的民族关系，一律说成是民族融合。”如果把阶级社会历史时期的民族关系，都说成是融合，那么就会掩盖阶级社会的民族关系的本质，也会模糊阶级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历史时期的民族关系的本质的差异，同时也不符合历史事实。中国史上常常有“归化”、“向化”和“化外”之民的纪录。这里所“归”的和所“向”的文化，当然是指汉族文化，而所谓“化外”之民，则是指的没有同化于汉族的人民。不仅在封建社会只能有民族同化的事，在资本主义社会也只能有民族同化。列宁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在全世界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没有充分发展的民族运动的例子，提供了一些由若干小民族或损害某些小民族组成大民族的例子，提供了一些民族同化的例[6]子。”列宁的这段话指出了民族同化的根源，不仅仅是政治接触和文化往来的结果，而是一定的社会经济在民族关系方面的表现形式。只要把民族同化这个问题提到历史范畴以内，就可以看出从民族形成经过民族同化到民族融合是民族关系发展的历史过程，而民族融合实际上就是民族消亡。

同化是不是不可以用呢？我看是可以用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也常常使用民族同化这个名词。例如马克思在论印度时说：“相继征服过印度的那些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鞑靼人和莫卧儿人，总是不[7]久就被印度人同化了。”恩格斯在论暴力的作用时也说，文明较低[8]的征服者“为被征服的本地人民所同化”，列宁在说到资本主义时[9]代的民族关系时也是说“民族同化。”由此看来，同化这个名词是用不着回避的。

同化基本上是带有强制性的，自愿的是例外。在阶级社会历史时期存在着这样的现象是不足为奇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说，阶级社会的国家是各民族人民的大牢狱，只有社会主义的国家才成为各民族人民的大家庭。在民族牢狱中，大民族强制小民族同化于自己，难道还有什么奇怪。

由于封建社会的闭塞性，居住在中原地区和边陲地区的民族之间的自然联系不够密切，再加上落后民族的保守性，就使得民族之间的自然同化不很容易。具体的历史事实指出，当中国的封建主义在中原地区取得了支配地位以后，那些交通阻塞的边陲地区就成了落后的氏族制、奴隶制、农奴制的避乱所，居住在那里的落后部族和民族，他们依靠崇山峻岭，依靠沙漠作为屏障，坚持与文明世界的隔绝，而以保存祖传下来的原始生活方式感到自豪。这些落后部族或民族的头脑，正像恩格斯所说的瑞士山民的头脑一样，简直是“花岗石堡垒，要想[10]开化他们，那是千难万难的事。”因此强制就成了必要。当然，这里所谓强制，并不是说一个民族用暴力去消灭另一个民族的特点，只是说用各种强制的手段，来创造有利于同化的条件。

封建主义的文明，通过商业的交换和文化的影响向边陲地区的伸展，无疑地会加速少数民族被同化的过程，因为它创造了一种条件使落后地区的部族或民族更容易接触较高的经济和文化。落后的部族或民族通过征服或和平的迁徙而移居中原地区，也无异把自己转移到更容易被同化的环境之中，但这种条件的创造，大半是通过带有强制性手段，有时是通过战争。

在中国史上，强制移民的史实是不胜枚举的。或者把中原地区的汉人移到落后的边陲，例如秦始皇徙五十万人于当时的南越，汉武帝徙七十余万人于当时的河南地；或者把边陲地区的落后的部族或民族移到文化较高的中原，例如汉武帝先后徙东瓯、闽粤于江淮之间，汉武帝、和帝先后徙廪君于江夏。不论是那一种移民，其结果都是加速同化的过程，但移民也是带有强制性的。

还有直接用命令推行同化政策的。例如王莽强制匈奴单于改用汉式单名，金世宗强制汉人学女真文，清世祖强制汉人剃发易服等等，都是属于这一类的。宋代著名的诗人陆游有一首诗提到在女真人统治下的汉人同化于女真人的情况。诗云：“上源驿中捶画鼓，汉使作客[11]胡作主，舞女不记宣和妆，庐儿尽能女真语。”

在几个民族杂居地区或者接壤的地区，也有自然同化，但自然同化也是受到生活条件的强制，例如《颜氏家训》上说到一位北齐的士大夫要他十七岁的儿子学鲜卑语及弹琵琶，看起来是自愿的，实际上是生活条件的强制，因为生活在鲜卑人统治区域的汉人，学会了鲜卑语及弹琵琶就可以“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当然，不学鲜卑语及弹琵琶也有自由，颜之推就向他的儿子说过：“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北魏孝文帝命令鲜卑人学汉人语言，看起来也是鲜卑统治者自愿的，实际上也是由于生活方式的改变迫使他们不得不学习汉人的语言，因为当时的鲜卑人已经由游牧生活转向定住的农耕，而鲜卑语可能没有足够的农业方面的语汇。由于自己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而需要学会其他民族的言语，虽然不是强制的，但条件就是一根棍子。

即使有了同化的条件，但要使一个部族或民族同化于另一个民族还是不容易的。例如相继征服过汉族的那些游牧民族，当他踏入黄河南北开阔的原野时，虽然很快就受到繁华的城市生活的诱惑，受到封建文化的薰陶，受到那些没有骆驼却有鸡犬之声相闻的村落的习俗的传染，但由于落后的民族主义的偏见，闭关主义的思想根深蒂固，他们还是想挣脱文明的诱惑并力图保存那些对于他们的生活已经没有什么实际价值的民族特点。例如女真统治者屡次下令禁止女真人用汉姓，禁止女真人学汉人的装束。清朝的统治者，也屡次下令禁止满洲人学汉人装束，禁止满洲人和汉人通婚，禁止各省的八旗驻军和汉人杂居，禁止满洲人经营商业和农业，甚至封锁东三省不准汉人去开垦，这种种的措施，简直是对文明的抗拒。用恩格斯的话说，这是“对历史发[12]展潮流的反抗”，“是愚昧对教养、野恋对文明的反抗”。当然，要在文明的世界中保存落后的东西是不可能的，只要这些落后的民族走进黄河流域这个汉族文化的摇篮，用列宁的话说，走进这“一个碾碎[13]民族差别的大磨坊”，任何具有“花岗石堡垒”的头脑的部族或民族，结局还是被碾成粉碎。

同化虽然大半带有程度不同的强制性，但仍然是一种进步的历史现象。因为所谓同化，实际上就是落后民族加入了先进民族的经济和文化体系，就是落后民族文明化。列宁对同化的积极作用估价是很高的。他说：同化“还有没有什么实际的东西呢？当然是有的，还有资本主义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的打破民族壁垒，消除民族差别，使各民族同化的趋势，这种趋势每过十年就显得更加强大有力，并且是使[14]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最大的动力之一。”因此列宁认为“谁没有陷入民族主义偏见的泥坑，谁就不能不看到资本主义同化民族的[15]这一过程包含着极大的历史进步作用。”又说：“那些大骂其他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赞成‘同化’的冒牌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只是表明他们自己是民族主义市侩而已。”很明白，封建主义时代的民族同化替资本主义时代的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形成创造了条件，资本主义时代的民族同化，又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时代的民族融合创造了条件，而民族融合则是民族运动的最高形式。所以列宁说我们“欢迎民[16]族的任何同化，只要它不是借助于暴力或特权进行的。”但是欢迎同化，不等于欢迎同化政策。“同化政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库中绝对不容许有的，因为它是反人民、反革命的政策，是有害的政策。”[17]因为这种政策是用强迫的办法，用命令来消灭另一民族的特征。（摘自翦伯赞著：《关于处理中国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载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1962年第8号）[1]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9页。关于同化与融合两个名词的外文含义，我曾经请教邵循正、张芝联两位同志。“同化”这一名词，英文、法文、德文均为assimilation俄文为асситилятороство，词根皆相同，都是从拉丁文similis演变而来。拉丁文是“像”或“相似”的意思，冠词as乃使之相似的意思。“融合”这个名词，英、法、德文一般皆作amalgamation，系从拉丁文amalgama变来，原意是一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