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书治要考译(共4册)(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褚遂良

出版社：团结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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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书治要考译(共4册)试读：

再版前言

由于印刷术不够发达，《群书治要》至宋初在中国已失传，《宋史》亦不见记载。幸有日本遣唐使把《群书治要》带到日本，使之成为日本此后历代天皇及皇子、大臣从政的准则，更成为日本学习中华文化的一部重要典籍。

公元13世纪，《群书治要》在日本被发现，日本“金泽文库”藏有镰仓时代（1192-1330年）日本僧人手写《群书治要》的全帙。此书后来归德川家康所有，1616年（日本元和二年）正月，德川家康命令用活字排印。但此时的《群书治要》已经缺失第四、第十三和第二十卷，残存四十七卷。半年后，《群书治要》印成五十一部，每部凡四十七册。不幸的是，此时德川家康突然去世，印本只是分赠给了德川家康的后裔尾张、纪伊两家藩主，没有公开发行，所以流传不多。

1781年，也就是日本天明元年，尾张藩主家的大纳言宗睦，有感于群书治要》未能流布，便从枫山官库中借得原“金泽文库”所藏僧人抄本《群书治要》，重新校刊。1786年（日本天明六年）重印本告成，分赠诸藩主和各位亲臣。这就是今天流传于世的天明本《群书治要》。

我国原驻日本大使符浩先生通过日本皇室成员获得一套天明版《群书治要》，并交给陕西省黄河文化经济发展研究会。该会邀请十几位专家学者，对《群书治要》选用的六十五部典籍进行考证、点评，分篇今译，并进行了标点断句和勘误，集结成书，名为《群书治要考译》。《群书治要考译》一书于1996年就开始策划，编译工作于1998年正式启动，前后历时十余年，是诸多志士仁人心血和智慧的结晶，所以更显珍贵。

从《群书治要》编成问世，迄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虽然朝代不断更迭、科技日新月异，然而，中华古圣先贤之文化道统，却与日月同辉，历久弥新。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灵魂，也是中华民族团结一心、百折不挠、不断进取、走向繁荣的精神动力和智慧源泉。《群书治要》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粹集成、世代治国安邦的经验汇编，是中华先哲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相信一定能够为当代构建和谐社会乃至和谐世界提供可贵的借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研读《群书治要》，可以达致“君”学可以治国、“臣”学可以辅政、“民”学可以齐家的效果。

值此《群书治要考译》再版之际，诚愿它能够为有识之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提供重要参考。《群书治要考译》编委会

2011年9月序一《群书治要》与“贞观之治”吕效祖《群书治要》（以下简称《治要》）是唐初著名谏官魏征及虞世南、褚遂良、萧德言等受命于唐太宗李世民（626年-649年在位），以辑录前人著述作谏书，为唐太宗“偃武修文”、“治国安邦”、开创“贞观之治”提供借鉴与警示的匡政巨著。《治要》取材于经、史、诸子百家，“上始五帝，下迄晋年”，以“务乎政术，存乎劝戒”为宗旨，从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采摭群书，剪截淫放”而成。魏征等呕心沥血数年，于贞观五年（631年）编竣，计六十五部，五十余万言。

作为唐以后中国历代帝王施政楷模的“贞观之治”，其成因是多方面的。而其中贞观君臣特别是唐太宗，以《治要》为鉴，以“圣贤”为训，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用于为君、择人、施政、教化，其脉络是显而易见的。故《治要》理所当然地成为唐太宗之后唐朝历代君王乃至辅臣和各级官吏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教科书。

唐太宗读《治要》后，在《答魏征上〈群书治要〉手诏》中感慨道：朕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若涉海。观所撰书，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其为劳也，不亦大哉!”唐太宗还特令缮写十余部，分赐太子及诸侯王以作从政龟鉴。贞观九年，唐太宗再次总结阅读《治要》的感受说：“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见《贞观政要》)由此，可知唐太宗及其群臣之所以将《治要》作为创建贞观“盛世”依据的道理了。“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是《治要》给唐太宗思想上最重要的警示之一，亦是贞观君臣在治理国家实践中奉行的一条基本原则。唐太宗以“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刈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见《资治通鉴》)警诫群臣，并以《治要》中“君舟民水”即“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古训自省自警。他还对群臣说：“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见《贞观政要》)为收揽民心以巩固既得政权，唐太宗登基后即表示要“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见《资治通鉴》)，竭力创造一个长治久安的社会环境，以防止人民的报怨与反抗。其主观上为维护李氏皇权而对人民施行的有限让步政策，在客观上确实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生产的发展，百姓也因此而得到了休养生息的机会。这应是贞观君臣得以平天下的重要原因之一。

唐太宗从《治要》取得的另一个思想收获，是“纳谏则国治，杜谏则政乱”。唐太宗认为个人的才智是有限的，即使帝王也不例外。他说：“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主若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哉?”他又说：“人君须得匡谏之臣举其愆过。一日万机，一人听断，虽复忧劳，安能尽善哉?”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以巩固统治，唐太宗提倡集思广益，将“好自矜夸，护短拒谏”视为亡国之道，因而多次向群臣警示道：“观古之帝王，有兴有衰，犹朝之有暮。皆为蔽其耳目，不知时政之得失。忠正不言，邪谄者日进。既不见过，所以至于灭亡。”(见《贞观政要》)唐太宗作为权力的中心，之所以能虚心纳谏，正是由于他透过《治要》所提供的历史教训这面镜子，清醒地意识到在争夺、维护皇权的斗争中，自己处在各种各样人的包围之中，一如他所说的“人主唯有一心，而攻之者甚众，或以勇力，或以辩口，或以谄谀，或以奸诈，或以嗜欲，辐辏攻之，各求其售，以取宠禄。人主稍懈而受其一，则危亡随之”(见《资治通鉴》)。因而，唐太宗对群臣强调：“君有过失，臣须极言。朕闻卿等规谏，纵不能当时即从，再三审思，必择善而用之。”通过复杂的治国实践，他深知“国之安危，资于辅弼”(见《魏郑公谏录》)。贞观十一年，唐太宗在手谕里进一步强调说：“夫为人臣，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所以共治也。”(见《贞观政要》)唐太宗常对群臣说，“人欲自见其形，必资明镜；君欲自知其过，必待忠臣”，“如虞世基等谄事炀帝以保富贵，炀帝既弑，世基等亦诛。公辈宜用此为戒，事有得失，毋惜进言”(见《资治通鉴》)。能够善于纳谏，而又能择其善者用之，并明白“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真谛，从而少犯错误，这对一个一千多年前的封建帝王而言，实属难能可贵。唐太宗积极求谏、善于纳谏，使群臣敢讲真话，于是，朝中形成了君臣“共相切磋”以求集思广益的氛围和共相匡辅”的大治局面。这当是“贞观之治”留给其后历代为政者的宝贵启迪。“为政之要，惟在得人。”(见《资治通鉴》这是唐太宗在施政治国的实践中，从《治要》抽取出来的择人善用以平天下的一条要则。唐太宗认为，“王者，须为官择人，不可造次即用”，“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见《贞观政要》)。他的这一体会，可谓得“为政用人”之真谛。唐太宗登基后，即要求朝廷重臣举荐贤才能人，而时任尚书右仆射的封德彝却有“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的消极论调。对此，太宗驳斥道：“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识，安能诬一世之人哉?”他相信每朝每代均有干才，问题是能否知人善用。在中国历代的帝王当中，应该说唐太宗确是一位能知人善任的皇帝。他不拘一格选用贤才的事例，也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例如，魏征、 珪王 、薛万彻以及冯翌兄弟等，都曾是太子建成集团中阴谋诛灭唐太宗而“罪不容诛”的策划者或主要参与者。尤其是魏征。魏征曾参加过李密起义，归唐后官至“太子洗马”，并向太子建成建议，只有及早除掉唐太宗才能获取帝位。唐太宗在杀建成之后即问魏征“离间”其兄弟之罪，而魏征不但供认不讳，且感叹太子不听自己的建议，说如果按自己的建议行事，“必无今日之祸”。然而，唐太宗不仅不杀完全有理由杀掉的这个事前属于主谋、事后又不认错的魏征，反而认为魏征是一个“尽心所事”的“忠臣”而“厚加礼遇”，并拜他为谏议大夫，还“数引之卧内，访以政术”。魏征则深感其“逢知己之主”而为唐太宗“竭其用力”。对于魏征的政绩，唐太宗也给予了高度评价：“贞观之初，上书者皆云‘宜振耀威武，征讨四夷’，唯征劝朕偃武修文。中国安，四夷来服……征之力也。”又褒奖魏征“不许我为非”，“前后所谏二百余事，皆称朕意”。这位辅佐唐太宗开创“贞观之治”的杰出人物魏征，后官至秘书监、侍中、太子太师，封郑国公。再如，对原先追随唐高祖李渊、“玄武门之变”后又躲匿于终南山的薛万彻，唐太宗也不杀他，并夸赞他是一个“忠于其主”的“义士”，屡次遣使谕其出山。薛万彻出山后，被唐太宗委以重任，官至行军大总管，在多次征战中为李唐王朝立下卓著战功。此外，尚有诸如出身庶族的马周和刘洎、原本为萧铣属下的岑文本、来自王世充集团的戴胄、曾经事于窦建德的张玄素以及追随过杜伏威的李百药等人，唐太宗或以深谙吏治、才干过人，或以学识渊博、文翰清丽，均对他们分别委以公卿、大臣之任。以上人等，对唐太宗则深怀“知遇之恩”而更加尽忠敬业，竭尽所长，效命于唐太宗及其“盛世”的创建。 勣还有和魏征一样出身于农民起义军的李 ，以及隋朝官员萧铣和裴寂、 苾少数民族将领阿史那社尔和契 何力等等，均受到唐太宗的重用。如此不分贵贱、不计旧怨，对有利于自己的“功业”并能为自己所用的干才，便以诚相见，大胆启用、重用，这与唐太宗阅读《治要》手不释卷，从中吸取治国成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是分不开的。唐太宗自己也认为其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发现干才、知人用人和爱护人才。他说：“朕所以能及此者，止有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胜己者，朕见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人主往往进贤则欲置诸怀，退不肖则欲推诸壑，朕见贤则敬，不肖者则怜之，贤不肖各得其所；人多恶正直，阴诛显戮，无代无之，朕践祚以来，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未黜责一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以朕为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见《资治通鉴》)唐太宗的这段话，用今天的术语来讲，就是有正确的干部政策和民族政策。其中虽不免有自诩之意，但在中国古代帝王之中，他的知人、用人策略，毕竟胜出一筹，是非常出色的。“君贪必丧其国，臣贪必亡其身。”这是唐太宗从《治要》所提供的历史教训中总结的君臣皆须谨记的立身准则。他形象而生动地用“珍珠射鸟”的寓言比喻人的生命、前程与身外之物的关系。他说，有人用珍珠弹射鸟雀，这不是很可惜吗?生命和前程比珍珠更贵重，可还是有人见到金钱便不惧法网而收受贿赂，这种不珍惜生命和前程而贪取身外之物的违法行为，岂不是比用珍珠弹射鸟雀更加可惜吗?接着，他告诫群臣，只要忠诚廉洁，全力报效国家，官职爵位就能得到，反之，贪赃枉法必将受到惩罚乃至身败名裂。唐太宗还以隋炀帝杨广骄奢淫逸而自以为能、最终丧命于匹夫的教训为例，说明帝王也一样，任性放纵、恣意挥霍、信任奸佞、疏远忠良，只要沾染上其中一件，就会亡国。唐太宗进而列举了历史上或君王或臣子由于贪财迷金、奢靡无度而亡国丧命的事例，正告群臣记取教训，不要重蹈覆辙，并总结说，国君贪婪必定丧失国家，臣子贪婪必定丧失前程甚至生命(见《贞观政要》)。就其常情而言，封建统治阶级下至官吏上至帝王，无不贪得无厌，而在“贞观”这一从乱到治的少有的历史时期，唐太宗及其群臣为巩固地主阶级的最高利益而重视历史经验和教训，更惧怕“载舟之水”之覆舟，因而“贞观”君臣相对还是比较清廉的。“远佞人”，是唐太宗阅读《治要》的又一收获。“佞人”做了官就是谀臣”。西汉刘向有感于宦官专权祸国而撰《说苑》，对“六邪”之一的谀臣”作了深刻剖析，说这种人“主所言皆曰善，主所为皆曰可；隐而求主之所好而进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与主为乐，不计其后害”。由此可见“佞人”或者说“谀臣”的危害之大。应该说，唐太宗对佞人谀臣危害朝政的严重性的认识和警觉，还是比较深刻和清醒的。他说，谗佞之徒，皆国之蟊贼也”，如果“人主所行不当，而臣下又无匡谏，苟在阿顺，事皆称美”，则“君为暗主，臣为谀臣；君暗臣谀，危亡立至”(见《贞观政要》)。因而他反对臣子“阿旨顺情，唯唯苟过”的谄谀作风。例如，隋大业十二年(616年)，赵元楷以隋炀帝游江都(今扬州)“献异味”而被擢升为江都郡丞，初尝“媚主”甜头。赵归顺唐朝后任蒲州刺史。贞观七年，唐太宗巡视至蒲州时，赵故伎重演，满以为如此会得唐太宗封赏，不料反被唐太宗“召而责之”以“亡隋弊俗”而令其“改旧态”(见《贞观政要》)。又，宇文士及原本事隋，归唐后任殿中监。某日，唐太宗小憩于大树下，赞美大树长得好，士及便趁机大事奉迎。唐太宗听了十分反感，对士及说，魏征常劝我远佞人，“意疑是汝，今果不谬”。士及连忙叩头谢罪(见《资治通鉴》)。唐太宗的“赏直斥谀”，虽是为了维护其统治，但终究在一定程度上端正了“贞观”朝廷风气，不仅鼓励了正直的臣子敢讲真话，而且迫使部分惯于奉承阿谀之徒不得不有所收敛。《治要》为唐太宗总结了一条用人之道：赏罚分明。唐太宗说：“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戒惧。”(见《贞观政要》)君主与臣子之间，是否赏罚分明在于是否善于用人，而是否善于用人又在于是否赏罚分明。二者既有因果关系，也有互动效应。功过同赏，忠奸不分，赏不当其功，则受赏者无示范之效，苟且者势必日益比比；对过失者倘若罚不当其罪，轻罚则纵恶，重罚则伤善，都不能调动人的积极性。唐太宗之对臣子的赏功罚过，相对来说，在我国封建帝王中还是比较分明的。他说自己“赏不避仇雠，罚不阿亲戚”，虽然未免溢美，但他也确实重赏了几个为他建立了功勋的“仇人”，如前文提及的魏征、薛万彻等，也惩办了一些犯法的亲戚。例如，汉王元昌是唐太宗的弟弟，洋州刺史赵节是太宗姐姐长广公主的儿子，附马都尉杜苛是太宗的女婿，贞观十七年，太子承乾被废，元昌、赵节、杜苛均牵连在案。唐太宗尊重群臣意见，“赐元昌自尽于家”，斩赵节、杜苛(见《资治通鉴》)。由于唐太宗对功过的赏罚比较分明，因而，贞观年间，群臣大都能够兢兢业业，忠于职守，这对“贞观之治”的创立，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到，《治要》在贞观君臣治国创业中所起的作用，尤其可以看到作为一个最高封建统治者的唐太宗，确有值得其后历代帝王学习和借鉴的长处。唐太宗十分明白，是农民起义推翻了隋王朝。对此，他既有深刻体会，又从中吸取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在他统治的二十三年间，政治比较清明，社会相对稳定，经济逐渐繁荣，国力亦随之强盛，为过渡到其后的“开元盛世”作了准备。从腐败的隋王朝脱胎的唐王朝，其初期创立的堪称我国封建社会治国楷模的“贞观之治”，是那个特殊历史时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民心等诸多因素形成的合力创造的，决非某一个人之功，亦非某个单一原因之效。然而，虽然唐太宗以《治要》为鉴开创的“贞观之治”为的是加强、巩固唐王朝的统治，但客观上的“太平”是符合民心、顺乎时势的。唐太宗也因此而被称为中华民族伟大的历史人物之一，是我国封建社会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当然，他与所有封建帝王一样，自有其不可克服的历史的阶级局限性，也决不是一个完人。以上所列举的唐太宗的“功”，仅仅是说明《治要》所提供的历史经验教训给予唐太宗治国方面的警示作用，且这种警示作用也不是万能的。事实上，唐太宗也未能“慎终如始”。由于社会出现了一个相对的长治久安局面，晚年的唐太宗因此而居功自傲，时有独断专行，天子”的本质，其政绩也大不如贞观初中期。其实，以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而言，“贞观之治”的“盛世”，只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

然而，《治要》终究是我国古典文献精粹的集大成的巨著，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瑰宝。通过“贞观”及其后历代施政治国的实践，证明了《治要》确是为政者“致治稽古，临事不惑”、“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的一面“千秋金镜”。鉴于此，除帝王手不释卷之外，臣子则将《治要》作为修身律己的准绳，作为常人，也从中吸取了不少为人处世的营养。这大概就是《治要》的文化生命力之所在吧。

在此，还需要说明的是，《治要》辑录所依据的原著，均为唐贞观之前的古籍经典。这些古籍经典在唐之后的千余年间，几乎都经过官方、学者的多次点校、勘误、整理，因而它与当今出版的以上著述势必存有差异，而且有少数原著在五代之后便已失传。兴许，这又是《治要》值得重视的另一文化价值，即它不仅为中华文明保存了大量古籍经典的“原貌”，而且从中可以看到我国文化发展的轨迹。（吕效祖，陕西礼泉赵镇人。1923年4月生，1949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中共中央第二中级党校毕业。历任陕西省教育厅主任科员，《陕西教育工作简报》主编，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文教处视导员，《陕西省志·人物志》副主编兼总纂、《陕西省志·教育志》主编，陕西魏征研究会会长。离休后出版著作有《魏征谏言选注》《魏征谏言译注》《唐太宗贞观言论译注》《魏征研究》《新编魏征集》《养心斋随笔》等。）序二任人唯贤 国运昌盛赵保玉

用人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是国家民族赖以繁荣昌盛的保证。魏征从唐代以前的经、史和诸子百家等古籍中搜集剪辑而成的《群书治要》中，引用了大量有关用人与王朝盛衰兴亡的历史事实和论述，反复说明为政之道，在于得人”。唐太宗李世民高度评价《群书治要》，说该书“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受《群书治要》影响，他把得人用人作为“致安之本”，说：“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人，必难致治。”他认为，王者，须为官择人，不可造次即用”，“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贞观政要》）。用人是否得当，不仅是一个国家的执政者必须高度重视和认真对待的大事，也是一切事业的领导者必须高度重视和认真对待的大事。用人得当，则政兴人和，事业发展，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用人不当，就可能祸乱丛生，事业衰败，以至激起民怨，危及政权。那么，如何才能做到用人得当呢?

其一，必须坚持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坚持德才兼备，就要任人唯贤。远在二千五百多年前的孔子就提出“为政”要“举贤才”(《论语·子路篇》），就是主张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来从政。当时与孔子政治思想有所对立的墨子也总结了“贤者为政则国治，愚者为政则国乱”的历史经验，进一步提出“尚贤”，即崇尚贤才的主张，发扬了孔子的“举贤才”思想。孔子是政治上的保守派，他偏重在亲亲的前提下，从失势的贵族中选拔人才治政。而墨子主张“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摒弃了孔子“尊贤有等”的主张。墨子说：“尚贤者，政之本也。”又说，“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墨子·尚贤》)，意谓执政的大人物之要务，就在于使贤良人才增多。

墨子所说的“贤者”、“贤良”，就是指德行高尚、才能杰出的人才，也就是德才兼备的人才。墨子在其《尚贤》中说：由他们治国，就会“国治而刑法正”；由他们执掌政务，就会“官府实而财不散”；由他们“治邑”，就会“菽粟多而民足乎食”。同时，由于他们的贤明执政、高尚品德和立身处世的楷模作用，还将大有利于“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的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所以墨子说，贤者是“国家之珍”、“社稷之佐”，并反复强调，“欲使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法之治”，必须崇尚贤者，任用贤者。

孔子“举贤才”和墨子“尚贤”的用人思想，对战国诸子和历代政治家、思想家都有非常深刻的影响，被历代贤哲反复提倡和发挥。荀子说：“尚贤推德治天下。”(《荀子·成相》)东汉哲学家王符在其《潜夫论》中更明白地说：“何以知国之将乱也？以其不嗜贤也。”北宋改革家王安石在其《兴贤》的著述中也说：“国以任贤使能而兴、弃贤专己而衰。”在上述政治家、思想家看来，一个王朝的治乱兴衰与国祚长短，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取决于是否重视“贤才”和“贤才”的多少。所以历代英明的执政者都十分重视尊贤重才，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才来辅佐自己治理国家。尧让左右推荐贤才，选出舜来继承自己，国家得治，并传为亘古佳话；周文王姬昌访贤，从渭河边的钓翁中选任姜子牙辅佐，建立了周王朝；汉高祖刘邦选任张良、萧何、韩信(时称“三杰”)辅佐，战胜项羽，建立了西汉王朝；刘备三顾茅庐，选任诸葛亮辅佐，建立了蜀汉政权，并形成三国鼎立之势；唐太宗选用魏征等一批贤才，创建了贞观太平盛世，佳话千古流传。

德才兼备的“德”是有标准的。《尚书》中有以“九德”选贤之论。姜子牙在《六韬》中提出的德的标准是仁、义、忠、信、勇。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以儒家思想治国，其择官用人，“德”的标准基本上是一致的，即“忠、孝、仁、义、礼、智、信”。其“德”，既包括政治道德，又包括社会道德。不同社会阶段，有着不同的政治道德要求。我们党执政以来，把“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联系，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作为选拨干部的道德标准；改革开放以来，则把实践“三个代表”、具有求实创新精神，列入选拔干部的道德标准之中。

古往今来的择官用人，“德”的基本标准概括起来，无非是忠、公、廉、正而已。忠，在封建社会是要忠于君主，现代则要求忠于国家和人民的事业；公，就是要心存大公，为公、为国、为民不为私；廉，是要廉洁奉公，不贪不占，不谋私利；正，是要公允正直，处事循法循理，不媚上压下，行为光明正大，不拉帮派，不搞歪门邪道。清代康熙皇帝说，公”是“德”的核心，认为“事君者如果能以公胜私，于治天下何难?若挟其私心，则天下必不能治”。

在择官用人上，人们常讲“德才兼备”，就是说德与才应该是统一的、不可偏废的。然而德与才的关系，却不可简单地等量齐观。北宋司马光说：“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康熙皇帝说：“论才则必以德为本。”这就是说，德与才相比，德是帅、是本、是前提，是第一位的。一个没有德行的人如果有才，其才足以济其奸，而任用这种人是很危险的。古人的经验告诉我们，选用干部必须注重德行，特别是和平时期。

其二，选贤任能要知人善任。知人就是了解人，只有了解才能正确使用。要真正了解一个人的品德和才能是很不容易的，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都十分重视对人才的考察了解工作。墨子提出对人才要“听其言，观其行，而慎予官”。姜子牙提出用“八证”的方法了解人才。庄子在姜子牙“八证”的基础上提出了行“九证”以考察人才的方法：“远使之而观其忠，近使之而观其敬，烦使之(派给繁杂的工作)而观其能，卒然问之而观其智，急与之期(规定完成任务的紧迫期限)而观其信，委之以财而观其仁(是否廉洁)，告之以危而观其节，醉之以酒而观其则(仪态)，杂之以处(让与女人杂处)而观其色(是否好色)。九证至，不肖人得矣。”(《庄子·列御寇》）诸葛亮总结了识别人才的经验，提出七种考察了解人才的方法：“一曰间之以是非而观其忠，二曰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三曰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四曰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六曰临之以利而观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观其信。”古人的考察任用，是不但听其言、察其性、观其行、考其智，而且“试之以事”，通过各种艰苦的环境、危难的形势、艰巨的工作、复杂紧迫的任务等实践活动来观察人的综合表现，绝不是凭领导人的印象或一般化的查档案和访问了解，也不是只听少数人的意见，或者凭一时一事的表现。在这方面，王安石有独到的见解。他说，“不能听私于一人之口”，也不能“以一二大臣以为贤而已”，必须“博询众庶”，取“国人皆曰贤”者。他认为，“非一事而后可以知其人之实也，必至于期年，所访一二十事，则其人之贤不肖审矣”；尤其是公卿一级高官，要特别慎重，高级官吏考察不慎、选拔不当，他们就会“推其类”于各级官吏，不肖之徒就会上下充塞，即使有贤能之才，也往往因困于无助而被埋没（《王安石·论馆职札子二道》)。今天，若能参照古贤们所提供的思路和方法考察了解干部，一定不会有那么多的腐败分子混迹官场。当然，任何有效考察了解干部的方法都是由执政者和执掌考察、使用干部的部门来实践的。所以，要真正做到“知人善任”，执政者、领导者和管理干部的人必须首先具备高尚的道德品质和相应的素质。

其三，鉴古论今，我们应认识到，用人上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在选拔使用人才问题上，中华民族历来存在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一条是任人唯贤，一条是任人唯亲。任人唯贤就是坚持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任人唯亲则是用人不重视德才或者只把德才“作参考”，主要看是否亲信、是否顺从自己、是否对自己有利，搞“裙带关系”、拉帮结派、互相利用等等。坚持任人唯贤，就会贤良众多，国运昌盛，事业发展，社会和谐安定；搞任人唯亲，不肖之徒就会投执政者、领导者之所好，拍马钻营表忠心、拉关系以结党营私，相互推举提携，形成佞人、坏人、恶人当道。这就是用人腐败，或者叫做吏治腐败。用人腐败必然导致官场腐败。

历史上，由于吏治腐败，佞人、坏人、恶人当道，每每导致政令不行、欺君罔上、忌贤妒能、排挤陷害忠良、阳奉阴违、弄虚作假、贪赃枉法、买官卖官等歪风泛滥。官场腐败必会导致社会风气的败坏，从而匪盗迭起、乱象丛生、人心动荡、政权不稳，以至江山易帜、国家败亡。司马迁说：“国之将兴，君子用而小人退；国之将亡，贤人隐而乱臣贵。”(《史记·楚元王世家》)朱元璋与群臣论元朝兴亡时说，元朝“建国之初，辅弼之臣率皆贤达，所进用者又皆君子，是以政治翕然可观。及其后也，贵戚擅权，奸邪竞进，举用亲旧，结为朋党，中外百司贪婪无耻，由是法度日弛，纪纲不振，以至于土崩瓦解，卒不可救”(《明太祖实录》卷十四）。

用人的腐败，是官场腐败的根子，是最大的腐败。建国以来，我们党一直把选任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作为组织人事工作的重中之重，其原因正在于此。所以，在实行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更应提高对“任人唯贤”和“德才关系”的认识，从根本上增强执政能力，消除社会腐败，保障社会主义事业持久地兴旺发达。（赵保玉，陕西礼泉昭陵人。1932年2月生，194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于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曾任西北人事部科员，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干部处副处长，中共汉中地委组织部部长，陕西省委组织部党政干部处处长，陕西省人事局副局长，陕西省劳动人事厅厅长、人事厅厅长、党组书记。离休后曾任陕西省老龄委副主任，省社会发展研究会会长，省老年行政工作者协会会长，省黄河文化经济发展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陕西魏征研究会顾问等。）《群书治要》原序

魏 征

窃惟载籍之兴，其来尚矣。左史右史记事记言，皆所以昭德塞违，劝善惩恶。故作而可纪，熏风扬乎百代；动而不法，炯戒垂乎千祀。是以历观前圣，抚运膺期，莫不懔乎御朽，自强不息，朝乾夕惕，意在兹乎?【译文】

为臣以为圣贤典籍的兴盛，已经由来已久了。左右史官记录历史事件和言论，都是为了彰明美德，杜绝错误，劝人为善，惩罚罪恶。因此，凡是有嘉言懿德的都会被载入典籍，其影响如同和煦的春风传扬千秋万代。相反，如果有言行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的，也会被记录下来，用以警戒后代子孙。所以纵观历代古圣先王，凡是顺乎天意，承受期运，成为帝王的，登上帝位后无一不是小心谨慎，畏惧得如同用腐朽的缰绳驾驭马一般。（他们）每天都努力向上，永不停息，终日勤奋谨慎，不敢懈怠。大概原因就在于此吧！

近古皇王，时有撰述，并皆包括天地，牢笼群有，竞采浮艳之词，争驰迂诞之说，骋末学之博闻，饰雕虫之小伎，流宕忘反，殊途同致。虽辩周万物，愈失司契之源；术总百端，弥乖得一之旨。【译文】

近古的帝王，时常会有自己的撰述。其内容涵盖天地，包罗万物，竞相采用华而不实的辞藻，争着传播荒诞怪异的学说，传播肤浅无本之学来炫耀自己见多识广，以此来遮掩自己微不足道的见解和学识，对此竟然极其的热衷，以至于流连忘返。虽然表现形式不尽相同，文章实质却是一样。论述越是面面俱到，越是失去了文以载道的根本。方法越是多种多样，越发违背了万法归一的宗旨。

皇上以天纵之多才，运生知之睿思，性与道合，动妙几神。玄德潜通，化前王之所未化；损己利物，行列圣之所不能行。翰海龙庭之野，并为郡国；扶桑若木之域，咸袭缨冕。天地成平，外内褆福，犹且为而不恃，虽休勿休；俯协尧舜，式遵稽古，不察貌乎止水，将取鉴乎哲人。以为六籍纷纶，百家踳驳，穷理尽性，则劳而少功，周览泛观，则博而寡要。故爰命臣等，采摭群书，翦截淫放，光昭训典。【译文】

圣上您生来富有才智，有着生而知之的圣明智慧，本性和天道相通，行为和神明接近。用自己含而不露的美德潜移默化地改善了社会风俗，教化出了前代国君没有教化出的良好社会风气；克制自己，利益他人，完成了历代帝王所不能完成的伟业。北方异族的地域都归入了大唐的版图，远至海外的日本也都学习穿戴我朝的服饰。天下和平安宁，人民生活美满。然而我皇并不因此而有恃无恐，并不因此而沾沾自喜，态度谦恭温和，处处以尧舜为榜样，言行有依有据，完全考察古事而行，不只在平静的水面上照看自己的容颜，更要从古圣先贤的教诲中得到治国的大道。皇上认为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内容繁多，百家的学术非常的驳杂，想深入研究和完全掌握这些典籍，以此穷究天地万物之理，就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而且收效甚微；即使全部阅读，泛泛地浏览，虽然很广博，但却不得要领。因此，就下诏让臣等采集摘录各种书籍，删除削减淫滥迂腐的内容，使古圣先王的传世典籍得以彰明显扬，发扬光大。

圣思所存，务乎政术，缀叙大略，咸发神衷；雅致钩深，规摹宏远，网罗治体，事非一目。若乃钦明之后屈己以救时，无道之君乐身以亡国，或临难而知惧、在危而获安，或得志而骄居、业成以致败者，莫不备其得失，以著为君之难。【【译文】

皇上的目的是为了得到治国理政的方略。我们从群书中选取重要的文段，这都是出自皇上的主张。我们力求摘取书中的精华内容和深刻思想，学习圣贤宏大深远的志向，力求全面搜集古人治国的纲领，而不是局限于某一个方面。至于敬肃圣明的君主委屈自己来拯救当时的人民，违背道德的昏君只知道贪图自身的享乐从而导致国破家亡；有的国君面临危难知道畏惧反省，从而转危为安，有的国君得志之后反而骄傲自满，使得帝业成功后而招致失败。所有这些，都完备地记录其得失情况，从而体会出为君之难。

其委质策名，立功树惠，贞心直道，忘躯殉国，身殒百年之中，声驰千载之外，或大奸臣猾，转日回天，社鼠城狐，反白仰黑，忠良由其放逐，邦国因以危亡者，咸亦述其终始，以显为臣不易。【【译文】

那些愿意为国献身的忠臣，建功施惠，忠贞正直，捐躯殉国，身虽死在当代，美名却流传于千年后世；相反，那些用心险恶的臣子，权倾朝野，翻云覆雨，依仗权势为所欲为，颠倒邪正是非，将忠臣流放，导致国家危亡。所有这些，也都一一记述其来龙去脉，用以显示为臣不易。

其立德立言，作训垂范，为纲为纪，经天纬地，金声玉振，腾实飞英，雅论徽猷，嘉言美事，可以弘奖名教，崇太平之基者，固亦片善不遗，将以丕显皇极。至于母仪嫔则，懿后良妃，参徽猷于十乱，著深诫于辞辇，或倾城哲妇，亡国艳妻，候晨鸡以先鸣，待举烽而后笑者，时有所存，以备劝戒。爰自六经，讫乎诸子；上始五帝，下尽晋年。凡为五帙，合五十卷，本求治要，故以《治要》为名。【译文】

那些圣贤的君臣，树立德业，著书立说，创制训典，垂范后世；制定纲常，经营天下，治理国政。他们的声名昭著远扬，其功业流传后世。那些雅正的议论，智慧的谋略，精辟的言辞，垂范于后世的史实，都可以用来发扬光大圣贤教育，以增强天下太平的基业。因此，即使是很细小的良言善事，我们也不会遗漏，为的是发扬皇上治理天下的准则。那些有着贤淑女德的皇后嫔妃，以美好的修养被列入辅佐治国的十大贤能之人（十乱，指十个辅佐周武王治国平乱的大臣，即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毕公、荣公、太颠、闳夭、散宜生、南宫适、文母。文母一说指文王之后太姒，一说指武王之妻邑姜。后因以“十乱”泛指辅佐皇帝的十个有才能的人），以后妃之德辅助君王，或是诡计多端、祸国殃民的妇人，毁灭朝廷的美妻，她们有的如清晨母鸡先于公鸡啼鸣一样，有的像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各种人物时常都有出现，也都会加以记录，以劝诫后人。于是从六经开始至诸子百家的著作，时间跨度上自五帝，下至晋朝，全书编为五册，共计五十卷。目的在于寻求治国理政的要领，因此用《治要》作为书名。

但皇览遍略，随方类聚，名目互显，首尾淆乱，文义断绝，寻究为难。今之所撰，异乎先作，总立新名，各全旧体，欲令见本知末，原始要终，并弃彼春华，采兹秋实。一书之内，牙角无遗；一事之中，羽毛咸尽。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引而申之，触类而长，盖亦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戒，庶弘兹九德，简而易从。观彼百王，不疾而速，崇巍巍之盛业，开荡荡之王道。可久可大之功，并天地之贞观；日用日新之德，将金镜以长悬。【【译文】

三国魏时编辑的《皇览》一书，各方面的内容均有，名目重复，首尾混乱，文气梗塞，即使想寻根究底，也很困难。现在所编的《群书治要》，不同于《皇览》诸书。它汇集了群书精华的片段，并命以新名。一律保持原书的体例，以便见本知末，明白事理的起源和结果。并且像丢弃花朵采摘果实一样，删除无关紧要的内容，辑录下经世治国的道理。一书之中，录选的内容，结构完整；一件事情，录选的内容，全面完整。用在当今，可以用它作为学习古人经验处理现今事情的一面镜子；流传将来，可以提供给子孙后代作为吸取经验教训的宝典。把其中的内容加以引申，可以解决各个方面的问题。本着“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戒”的原则，希望发扬光大自古以来的优良传统美德，简便而且容易照做。

借鉴古圣先王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可以避免过失而且快速取得治国的成效，从而奠定王朝的基业，开创以道德仁义治国的大道，建立可以持久和广大的功业，使得天地之间的正道和日用日新的美德，如同一面金镜，高高悬挂，光照后世。

唐·秘书监钜鹿男臣魏征等奉敕撰校正《群书治要》序（日本）林信敬

古昔圣主贤臣，所以孜孜讲求，莫非平治天下之道，皆以救弊于一时，成法于万世，外此岂有可观者哉？但世迁事变，时换势殊，不得不因物立则，视宜创制。是以论说之言日浩，撰著之文月繁；简朴常寡，浮诞渐胜。其纲之不能知，而况举其目乎？此书之作，盖其以此也。先明道之所以立，而后知政之所行；先寻教之所以设，而后得学之所归。自典、诰深奥，讫史、子辩博，诸系乎政术、存乎劝戒者，举而不遗。罢朝而不厌其淆乱，闭室而不烦其寻究，诚亦次经之书也。我朝承和、贞观之间，致重雍袭熙之盛者，未必不因讲究此书之力。则凡君民、臣君者非所可忽也。

尾公有见于斯，使世子命臣僚校正而上之木，又使余信敬序之。惟信敬弱而不敏，如宜固辞者而不敢者，抑亦有故也。《群书治要》五十卷，五十卷内缺三卷。神祖迁骏府得此书，惜其不全，命我远祖罗山补之，三卷内一卷今不传。今尾公此举，上之欲君民者执以致日新之美，下之欲臣君者奉以赞金镜之明，为天下国家冀升平之愈久，远心旷度，有不可胜言者也。信敬预事，亦知远祖所望，信敬是所以奉命不敢辞也。

天明七年（公元1787年）丁未四月

朝散大夫国子祭酒林信敬谨序【译文】

古时候贤明的国君和臣子们，勤勤恳恳努力追求的，无不是为了获得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用此大道来挽救时弊，为后世树立可供借鉴的法度，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可供他人作为鉴镜的呢？但是时代在变迁，而且每个时代当时的形势也很悬殊，因此不得不按照当时人事物发展的实际状况，建立相应的规矩和制度。论说的言语越来越多，撰写的文章越来越繁杂，而简明朴实之辞越来越少，虚狂不实之言越来越多，连文章的大纲主旨都不容易掌握到，更何况细目呢？汇集《群书治要》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首先让我们明了治国的大道，而后才能够明白政治上的举措；先让我们明白设立教育的目的和初衷，然后才能明白学习的方向和归宿。从深奥的训诰、典谟到雄辩博大的史书、诸子百家著作中，把关于治理国家、劝诫君臣百姓的内容都一一选出，而没有遗漏。退朝回到家中读起此书不感到杂乱，关起门来独自一人探究不厌其烦，我的确觉得这本书仅次于经典的地位。承和、贞观年间（约公元834-876年），社会呈现出安定繁荣的盛世局面，未必不是借助这本书的力量所成就的。因此大凡领导人民、侍奉国君的人是不能够忽略这本书的。

尾公有鉴于此，就让他的儿子命令臣子们校对之后，把这本书刻在了木板上，又命我为该书作篇序言。只是我德能不足而且又不聪明，但本应坚决推辞却不敢推辞，也是有原因的。《群书治要》总共五十卷，里边缺少三卷。神祖（指德川家康）搬到骏府后得到这本书，可惜这本书残缺不全，遂命我的远祖罗山先生把它补起来，三卷中有一卷至今也没有传下来。现在尾公的这一举动，对上可以让领导者愈加贤明，对下可以让臣子们作为一面镜子使自己愈加明智，希望国家因此安定太平的时间能够长久，其远大的心量、广阔的胸怀，是言语所说不尽的。我信敬能够参与这件事情，我想也是我的祖宗所希望的吧，所以我接受使命而不敢推辞。

天明七年（公元1787年）丁未四月

朝散大夫国子祭酒林信敬谨序刊《群书治要》考例

谨考国史，承和、贞观之际，经筵屡讲此书，距今殆千年，而宋明诸儒，无一言及者，则其亡失已久。宽永中，我敬公儒臣堀正意捡此书，题其首曰：“正和年中，北条实时好居书籍，得请诸中秘写以藏其金泽文库。及神祖统一之日，见之，喜其免兵燹，乃命范金至台庙献之皇朝，其余颁宗戚亲臣，是今之活字铜版也。旧目五十卷，今存四十七卷，其三卷不知亡何时，罗山先生补其二卷，其一卷不传，故不取也。”但知金泽之旧藏，亦缺三本，近世活本亦难得，如其善本，随写随误，势世以音讹，所处以训谬，间有不可读者。我孝昭二世子好学，及读此书，有志校刊，幸魏氏所引原书，今存者十七八，乃博募异本于四方，日与侍臣照对是正。业未成，不幸皆早逝。今世子深悼之，请继其志，勖诸臣相与卒其业。于是我公上自内库之藏，旁至公卿大夫之家，请以比之，借以对之，乃命臣人见桼。臣深田正纯、 塚臣大 长干、臣宇野久恒、臣角田明、臣野村昌武、臣冈田挺之、臣关嘉、臣中西卫、臣小河鼎、臣南宫龄、臣德民等，考异同，定疑似。臣等议曰：是非不疑者就正之，两可者共存。又与所引错综大异者，疑魏氏所见，其亦有异本欤？又有彼全备而此甚省者，盖魏氏之志，唯主治要，不事修辞。亦足以观魏氏经国之器，规模宏大，取舍之意，大非后世诸儒所及也。今逐次补之，则失魏氏之意，故不为也。不得原书者，则敢附臆考，以待后贤。以是为例，雠校以上。天明五年乙巳春二月乙未尾张国校督学巨细井德民谨识出版说明

我们整理出版的这一部《群书治要考译》，以日本1786年刊印本（即天明本）为底本整理翻译而成，在重新整理、白话翻译的过程中，我们遵循以下原则：

原文整理：原经文按照日本天明本（1786年刊印本）校对，并保留了原书的校注。将原来的繁体字改为简体字。在汉字简化过程中，我们依照国家文字工作委员会发布的《文字使用规范条例》、《简化字总表》为基准，以《辞海》、《汉语大辞典》为依据，为尽之处，依照古籍整理通例处理。原本中的混刻字，如已己巳、曰日等，一律改为规范字，对于天明本明显的错别字，也予以改正并说明。根据现行标点符号用法，统一进行标点。

白话翻译：在翻译过程中，以直译为主，尽量保持经典原意，现存经典，参考各版本翻译而成。《群书治要》中唯一留存的经典，则根据原文翻译而成，不妥之处，请诸位读者一一指正。

由于整理翻译者水平有限，本书一定还有许多不足之处。恳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如在阅读过程中发现错别字、错译之处，恳请发送邮件至zhwhdjt@sina.com,以便重印时改正。卷一周易治要【考评】

魏征编纂《群书治要》，在节录《周易》时，着眼于为君之道与为臣之道,只选录了《周易》六十四卦中关于为君为臣之道的四十四卦的部分内容和《系辞传》的部分内容。如选录《革》卦《彖辞》中“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是用以肯定统治者政权的更替是合理的。他通过《系辞》《文言》假托孔子答问,向统治者说明，居高危之位，应“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的道理，认为“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所以得出结论说，英明的统治者因为能够做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他又进一步向统治者说明，要国家安全，必须谨慎制定治国安民的政策，认为“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语，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唐太宗读《易经》后，颇有收获。贞观八年，他引用《周易》的话向侍臣说：“言语者，君子之枢机。一言不善，则人记之，成其耻累。”从隋炀帝命令群众捉萤火虫给宫中照夜的故事，他领悟到“万乘之主，出言不可有所乖失”的有益教训。魏征即答对说：“人君居四海之尊，若有亏失，古人以为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实如陛下所戒慎。”事实上《周易》这些理论，此后就成为魏征辅佐唐太宗创建“贞观”盛世政治主张的总纲领。《周易》，《汉书·艺文志》著录“《易经》十二篇”。颜师古注云：“上下经及《十翼》，故十二篇。”《周易》十二篇，主要分为《经》与《传》两部分。《经》的部分包括卦、爻两种符号和卦辞、爻辞两种说明文字，共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每卦都有个卦的形象，卦的名称，卦名之后有说明本卦性质的卦辞。卦有六爻，爻分阳爻、阴爻，有爻辞说明这一爻在本卦的性质。以《易经》的首卦《乾卦》为例，“《乾》：元、亨、利、贞。”是《乾卦》的卦象，《乾》是这一卦的卦名，“元、亨、利、贞”是这一卦的卦辞，“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上九，亢龙有悔”等为爻辞。所谓爻，指每卦的六画。“—”为阳爻，“---”为阴爻，阳爻称为“九”，阴爻称为“六”。它的次第，由下而上，所以《乾卦》的初爻称“初九”，二爻称“九二”，三爻称“九三”，四爻称“九四”，五爻称“九五”，六爻称“上九”。《经》的上下篇就是这样构成的。《经》分上经和下经，上经三十卦，下经三十四卦。《传》的部分包括《彖辞》上、《彖辞》下、《象辞》上、《象辞》下、《系辞》上、《系辞》下、《文言》《说卦》《序卦》和《杂卦》，就是所谓的《十翼》。《彖辞》是解释卦辞的。《象辞》分为“大象”、“小象”。“大象”是解释全卦所从的象，“小象”是解释每爻所从的象，也即解释爻辞。《易经》六十四卦分为上下篇，所以《彖辞》和《象辞》也分上下。《系辞》偏于说理，大致追述《易》义的起源，推论《易》学的作用，或解释卦义以补充《彖辞》《象辞》。《文言》所谓“文饰之言”，专解乾坤两卦。因为乾坤为《易》的门户，其他卦爻都由乾坤而出，所以特作《文言》。今本《易经》的《文言》附于乾坤二卦之后。《说卦》偏于说象，大致陈说八卦的德业、变化与法象。《序卦》和《杂卦》，今《易经》都另立卷帙，很易明了。《十翼》中的其他篇与《系辞》性质基本相同，所以都可以称为《易传》。“传”是对于经所作的各种解释，“翼”有辅助的意思。“十翼”就是解释《易经》的十篇著作的总称。

魏征撰《隋书·经籍志》认为，《易传》是孔子所作，传给弟子子夏基本可信。《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读《易》，“韦编三绝”。《论语·述而》篇又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这都可证明孔子作《易传》。不过《易传》肯定不是出于孔子一人之手，而是有他弟子的记述，如《系辞》每次出现“子曰”即是证明。《乾》：元、亨、利、贞〔《文言》备也〕。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处下体之极，居上体之下。纯修下道，则居上之德废；纯修上道，则处下之礼旷。故终日乾乾，至于夕。惕犹若厉也〕。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不行不跃而在乎天，故曰飞龙也。龙德在天，则大人之路亨也。夫位以德兴，德以位叙，以至德而处盛位，万物之睹，不亦宜乎〕。

上九：亢龙有悔。

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大明乎终始之道，故六位不失其时而成也。升降无常，随时而用。处则乘潜龙，出则乘飞龙，故曰“时乘六龙”也〕。保合大和，乃利贞〔不和而刚暴也〕。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万物所以宁，各以有君也〕。《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谓也?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居下体之上，在上体之下，明夫终敝，故不骄也。知夫至至，故不忧也〕。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惕，怵惕之谓也〕。”“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亢龙有悔”，何谓也?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下无阴也〕，贤人在下位而无辅〔贤人虽在下，而当位，不为之助〕，是以动而有悔也。”

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以君德而处下体，资纳于物者也〕，宽以居之，仁以行之。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译文】

乾卦象征着天：具有元始、通达、和谐有利、贞正坚固的德性（《文言》中有详细的说明）。《象传》说：（乾卦象）天道运行不息，君子应该效法天道，努力自强，不停止地追求进步，永不止息地去努力。

乾卦的第三爻九三，象征着一个才德出众的君子，应当自强自立，勇猛精进，终日不懈，连到了夜晚，也要和白天一样警醒自己。假如能够朝夕戒惧，如临危境，不敢有丝毫的松懈，哪怕遇到危难，最终也会没有灾祸和过失（这是说九三处在下卦的最高处，又在上卦之下，君子悟此卦象，如果纯粹只修习居下位之道，则居上位的德行就会废除，如果纯粹只修习居上位之道，则居下位的礼节就会荒废。因此终日不懈，连到了夜晚，也要和白天一样警醒自己。朝夕戒惧，如临危境，不敢有丝毫的松懈）。

乾卦的第五爻，象征着飞在天空中的龙，天下人利于见到有君德又居君位的圣人（不需要行走，也不需要跳跃，已经在天上飞了，所以称作飞龙。圣人有龙德，飞腾而居于天位，则大人的道路就能得以亨通。圣位因至德而兴起，至德因圣位而彰显，以至德而处于圣位，为天下万物所瞻睹，不是很合宜吗）。

乾卦的第六爻上九，象征着处在极高点的龙，知进而忘退，就会有悔闷的后果。《彖传》说：伟大的乾卦啊！万物资之于它而生发，它把天地万物的规律全包括了。云彩运行后，雨水普施大地，万事万物都不断变化出各种形状。彻底明了万事万物的终始之道，就会明白六位无一不是应时而成，不论开始和结束，都要依靠六爻的时势，这就是天的运行之道。明白这一道理后，就要驾驭乾之道，推行于人事。乾道逐渐变化，从渐变到质变，万物都开始走向成熟，各自有各自的性命、各自有各自的价值、各自有各自的位置，各得其正（意思是说圣人彻底明了宇宙万物周而复始的变化真相，无非是一理以贯之，然后按照万物的不同，因缘时节而成就万事万物。升降无常变化，只是随着万事万物的因缘变化而妙用。潜伏的时候就乘潜龙，出来的时候则乘飞龙，所以称“时乘六龙”）。万事万物如果能够保持它的太和之气不断地运行，永远融洽无偏，就能实现最终的和谐贞正（如果没有和顺，纯阳刚暴，那么万物就会失去其利，不得其正）。圣人从普通的百姓中首先显现出来，而不自为天下人之首，让天下万国各得其所，各安其事，这样（依乾道而行）万国自然和谐相安，无侵无争，都得到了安宁（万物都能得到安宁，在于各自有贤德的人来担任领导之位。圣人效法乾德，生养万物，作为万物之尊，分别任命贤德之君引领万国，所以万国皆得安宁也）！《文言传》说：元始，是众善的初发；通达，是美好的会聚；有利，是事物的和谐；正固，是办事的根本。君子以仁心为本体，就足以领导众人，寻求美好的事物就会处处合乎礼，施利于他物就会处处合乎众义，坚守正道就可以办好事情。君子就是能够施行此四种德行的人，所以说：“乾卦，象征元始、通达、和谐有利、贞正坚固。”

君子应当自强自立，勇猛精进，终日不懈，连到了夜晚，也要和白天一样警醒自己。假如能够朝夕戒惧，如临危境，不敢稍懈，哪怕遇到危难，最终也不会有灾祸和过失。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孔子说：这是君子修德立业的根本道理啊。推忠于人，以信待物，德行就能够得到提升。修理文教，内心诚实，就是立业的根基。处在上位的时候不敢心怀骄慢，处在下位的时候心也不会忧闷（三爻处在下卦之最上，在上卦之下，比喻君子处于人臣之极，已经明显地显示出君主的美德，因此而更加努力地增进自己的道德和修养，他明白万事万物都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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