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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04 10: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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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倪桓

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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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短信传播心理探析

手机短信传播心理探析试读:

总序

“传播心理研究丛书”终于出版了。在我国内地每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各种书中,至少到目前为止,以传播心理研究命名的丛书大概这是第一套。

这套丛书的产生不是偶然的。

从宏观看,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没有国家的科学政策、社会体制、意识形态等文化因素的影响,我国的心理科学就不可能从伪科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在中断了十年的教学、科研之后又获得新生。同样,如果没有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社会背景,传播学也不可能从西方被引进到中国并迅速发展成为一门显学。据此可以断言,作为心理学和传播学的交叉学科——传播心理学也不可能在我国的学科领域里有其立锥之地。

从中观看,如果没有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校领导班子强烈的创新意识和与时俱进的精神,使学校在1995年就开始招收新闻心理学(1997年改为传播心理学)的硕士研究生,继而又于2003年招收传播心理学的博士研究生,2001年学校领导又批准成立传播心理研究所,就不可能完成传播心理学教学、科研的体制化(即在学科建设、人员配备、资金保障等方面得到落实),也就不可能为在中国传媒大学培养传播心理方向的专门人才提供必要的条件。

从微观看,如果没有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前身是新闻传播学院)历届领导的高度重视和悉心扶植,没有传播心理研究所的师生十几年来殚精竭虑、艰苦奋斗,就不可能构筑出传播心理学的教学与科研的基地、平台。

总之,这套丛书的问世,体现出学校一贯的创新精神,体现出传播心理方向的研究者们多年来对这门新兴交叉学科不懈地探索与追求。

本丛书共有7本,包括:

刘京林(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老师)等编著:《传播中的心理效应解析》。

丁迈(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老师)著:《典型报道受众心理的实证研究》;

倪桓(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老师)著:《手机短信传播心理探析》;

曹茹(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老师)著:《新闻从业者职业倦怠研究》;

闫欢(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老师)著:《电视与未成年人心理》;

何其聪(北京城市学院老师)著:《食品安全报道的受众心理研究》

姚玉芹(中国传媒大学老师)著:《鄂温克人与电视》“传播心理研究丛书”虽然其选题的视野还不够宽,理论水平也不够高,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也不一定都那么规范,但其所提供的理论研究的思路和方法或许会对从事传播心理学教学与科研的同仁有一些启发;同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新闻工作者、传媒研究者及对传播心理感兴趣的读者的阅读需求。

最后衷心感谢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的蔡翔社长的大力支持!感谢蔡开松编辑的具体指导和帮助!刘京林2009.7

第一章 导论

回顾人类传播史,我们可以发现,人类传播活动的前进是与信息技术的创新息息相关的。每一次技术的革新都带来了传播方式的变革,引起了信息传播的大革命,给人类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推动着人类文明向更高的层次发展。

随着手机通讯的迅猛发展,手机短信已经成为中国近年发展起来的重要的传播现象,并且正在进入传播过程的各个领域。可以说,短信在中国的快速发展,从一个层面映射出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这是时代的产物,是发展的必然。同时,手机短信传播日益成为人们生活中一种新的传播方式,它以快捷便利的态势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来,渗透到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多领域,并对社会产生全面的影响,不仅影响政治、经济方面,还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在各种场合都充斥着埋头收发短信的人群,这支被称为“拇指一族”的群体日见庞大。短信是随着网络的高速发展进入人们生活的,同时悄悄改变着传统的人际关系。手机让我们在不同的空间下实现了同一时间上的同步信息互动,这无疑是一场人际关系革命。短信已经成为现代人获取信息重要、便捷的手段,与其他人际传播方式相比,它不仅打破了地域、时间的限制,而且摆脱了电脑终端设备的限制,可以随时随地传递文字、图片、声音等各类信息,真正实现了用户与信息的同步。特别是在人际交往、人际沟通领域,手机短信以其天然的人际传播功能,成为人们生活中日益显著的交流手段。

一、研究背景

手机短信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近几年来,随着我国手机用户的大幅增长,手机短信作为一种全新的相对独立的社会互动模式,已经成为人们社会交往、获取信息的又一重要途径。

1992年12月,世界上第一条手机短信通过英国沃达丰公司GSM网络从一台电脑传递到一部手机,宣布了手机短信的诞生。到2000年,随着中国移动和联通手机短信业务的相继推出,短信在国内全面兴起,并受到广泛青睐从而呈现爆炸性增长。2008年我国各类短信发送量达到7230.8亿条,同比增长16%。其中移动业务量达到6996.7亿条,增长18.2%。图1-1 2004-2008年短信业务发展情况

零点集团2004年的调查显示,近七成的(68.1%)手机用户已使用过数据增值业务,但其使用还主要集中在短信业务上。2002年,《新周刊》委托北京某家市场研究公司对京沪穗三地居民作了一项有关手机短信消费行为的调查,调查显示,63.1%的被访者使用手机向他人发送过短信息。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城市被访者使用手机发送短信息的比例分别为76.5%、66.0%和47.9%。手机短信已经深入到了我们生活中,牵动着每一个手机使用者。

短信发送量的增长首先源于手机用户数的持续增加。截至2008年底,全国手机用户数量达到6.41亿,比2007年新增9392.4万人。而在2006年,这个数字仅仅是4亿,短短两年就新增了2亿多用户。其次,与短信相比,手机语音通话费用仍然居高不下;最后,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使用短信作为人际交流的工具。中国移动的统计表明,在其提供服务的4亿多用户中,75%的用户使用短信,且每人平均月使用短信超过100条。

从运营商不在意的“小不点”,到年产值接近700亿元人民币的庞大产业,短信的发展速度已然昭示一个新的传播时代的到来。

二、研究动机

(一)现实动机——短信引发一系列社会心理问题

手机短信全民性的普及和几何级的增长态势,势必影响人的日常人际交往。作为新兴的人际交流手段,短信在受到人们青睐的同时,引发的一系列社会心理问题也越发凸现。例如,短信互动打破时空限制的同时,也打破了现实社会的交往准则,改变了传统的交往方式。远距离上个体的沟通因为短信而改善,但与身边人的沟通反而减少,个体愈加依赖于短信以寻求谈话者,由此把自己封闭起来,当个体长期沉迷于短信交流时,必然忽视现实生活中人与人的交往,从而降低现实生活中的社会交往能力,甚至引发社交障碍。另据相关研究表明,短信息使用过多有可能使人的心理发生紊乱。如果手机交流取代了直接交流,那么有可能使人们越来越不能接受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从而不懂得尊重别人。而Macquarie大学的两位研究者史密斯和威廉姆斯在控制人们对短信息交流的使用情况下,对人们是否受手机短信影响及怎样受其影响进行了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值得注意的是,手机短信对人们交往行为的负面影响,集中体现在15-30岁的青年人群身上。由于这个人群追求时尚和潮流,愿意主动尝试和享受手机新功能,所以其短信的收发比例极高,是使用短信的主流人群。对该群体而言,短信已不仅仅是一种人际交流的时尚手段,更是一种新生的生活方式,在他们的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进行着全方位的渗透。处在这个年龄段的人群,心智发展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个性及各种观念还不稳定,受环境的影响较大。作为近年来持续流行的传播方式,短信对他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将构成潜在和深远的影响。有关调查显示,拥有手机的大学生无一例外地使用手机短信,且77%的人每月发送手机短信的数量在200-600条之间,个别人甚至高达1000条以上,短信这种沟通交流方式无疑会影响他们正常的学习生活及人际交往。另据一份对上海大学生使用手机短信的调查显示:当手机短信失灵时,61%的人感觉“好像缺了什么”,4%的人感到“非常焦虑”,3%的人甚至感到寸步难行。由此我们看到,随着短信的广泛应用,青年人越来越多地借助于短信来缓解来自人际、学习、就业等方面的压力,一些人因此对手机短信就产生了强烈的依赖感,从而“短信成瘾”,过多地沉溺于短信所局限的情感交流,忽视了现实情感的表达,由此带来的现实情感的淡漠和泛化问题,也越来越引起有关人士的重视。

此外,在短信交往中,由于个体可以相对自由地选择交往对象,交往情境比较简单,导致人们往往只与自己兴趣、价值观相同的人交往,这样使正在社会化进程中的青年人较少产生挫折感,久而久之会导致人际交往的简单化和片面化,当他们面对真实社会需要与各种各样的人交往时,可能表现得茫然而无所适从。可见,短信的迅猛发展已经对青年人群的社会化产生了冲击,并在某种程度上对他们的社会化产生不利影响,这些都是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需要研究者来认真思考和探讨,这也是笔者做此项研究的出发点所在。(二)学术动机——对短信的理论研究严重滞后

理论研究应以现实为基础并为现实服务。面对手机短信在我国如此迅猛发展的现实,以及由此引发的大量社会新现象、新问题,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比较少,处于理论研究滞后的局面。短信虽已在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领域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与此对比鲜明的是,针对手机短信传播尚没有系统的研究理论和方法,短信研究目前还处在一种从理论到实践都亟待摸索和尝试的阶段。

手机短信传播给传统传播学理论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也为传播学的研究创造了新的契机。现有关于手机短信的探讨,多集中在短信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层面(短信的产业模式、经济效益等),但对于其在社会心理方面的影响还缺少专项研究,笔者认为,有必要将手机短信人际传播作为人际传播的一个分支进行独立研究。

在有关新媒介林林总总的研究中,很大一部分研究是拘泥于媒介本体,媒介被看做某种感知的延伸。与这种视野不同,笔者试图从社会存在与心理的互动角度出发,将手机短信视为一种拓展人类社会关系、进而影响群体和个人心理深层结构的过程。在这里,手机短信不仅仅是简单的沟通工具,而是参与建构社会关系、进行人际交往和人际互动的关系系统。对于这个关系系统,从传播心理的微观层面,探讨手机短信这一新兴人际传播方式的发展及引发的一系列令人关注的社会心理现象,必定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三、研究对象

本研究关注的手机短信是指在移动电信网内部流通的人际短信,即由手机用户之间进行的主要用于人际交往的点对点传播形式。具体说来,研究对象主要为短信传播的人际方式;使用短信进行人际交流的核心人群(以20—25岁的青年群体为主);在短信交往中使用的纯文本形式。(一)手机短信的人际传播方式——点对点传播

目前发送短信的方式主要包括手机向手机直接发送和通过互联网向手机发送两大类别。也就是说,短信传播可以由移动通信终端(手机)发起,也可由移动网络运营商的短信平台服务器发起,还可由与移动运营商短信平台互联的网络业务提供商(简称SP,即Service Provider,包括ICP、ISP等)发起。由这种服务的技术基础所决定,手机短信传播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点对点的传播,由移动通信终端(手机)发起,这种属于人际传播方式;另一种是点对面的传播,主要包括移动网络运营商的平台服务器和网络业务提供商提供的服务(前者如1860发送的短信,后者如各SP网站发送给手机用户的信息),它们可以像其他的媒体一样广泛发布信息,向受众提供信息服务,这种就是大众传播的方式。

本研究仅限于手机短信传播中的人际传播方式,原因有二:

第一,点对点的传播方式占据手机传播绝大部分比例,是人们最经常使用的短信功能,对人的社会生活、人际交往产生深远影响。一项针对大学生手机短信使用动机的调查显示,人际交流是人们使用手机短信的最主要动机。

人际传播是大众传播活动的基础。传播学者认为突发性的重大事件往往首先是通过人际传播进行的,即口耳相传,而不是报纸、电视这些大众传播媒体,而且大众传播的最后效果往往要靠人际传播来实现。2003年2月12日《羊城晚报》报道了某调查公司的调查结果,该调查发现广州市民有关“非典”的消息有八成是从手机短信、网络这些渠道获得的。在现代信息化社会里,手机短信和互联网已经成为重要的人际传播载体,以网络传播和短信传播为代表的新媒介时代的到来,使人际传播的力量得到强化,开辟了人际传播的新纪元。

第二,短信点对面的大众传播方式尚不成熟,发展处于初级阶段。虽然手机媒体的发展在我国已蓬勃兴起,但新闻传播尚未成为短信业务的核心部分,从用户接受的短信服务内容来看,短信聊天、游戏以57.1%的使用者比例位居首位,其次是笑话、幽默等娱乐信息(44.6%),再次是新闻、财经等信息(25.3%)和手机图片铃声下载(19.8%),还有15.5%的人使用过答题游戏、情景游戏等其他短信服务产品。而大凡一种媒介要奠定在信息传播系统中不可或缺的地位,新闻必然占据其核心业务。此外,手机短信的网络技术、运营商的经营能力还亟待拓展。因此,目前人们对手机短信人际传播功能的需求,远远多于对手机短信大众传播功能的需求。根据专业调查机构艾瑞市场咨询有限公司统计,在手机短信的使用行为中,利用短信进行点对点的人际沟通的行为所占比例最大,远远超过其他进行点对面增值服务的行为,占短信行为总体的69.3%(如图1-2)。图1-2 用户使用SMS服务的途径分布情况

由此,本研究探讨的主要内容有:在手机短信人际传播过程中,个体如何进行自我表露开展人际交流;在此过程中,中国人固有的文化心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受个体心理与集体心理的双重影响,短信人际传播过程中建构的新型人际关系又呈现何种面貌;这种新型人际关系对传统人际交往将产生哪些负面影响。(二)核心使用者——20-25岁的青年群体

根据来自《新周刊》的调查显示,在短信的使用上,年龄越大的被访者使用过短信息的比例越低。15-19岁、20-25岁两个年龄群体是使用短信息的主要群体,使用过短信息的比例分别达到83.3%、89.0%(如图1-3)。而且,年龄越小的被访者在短信息方面的费用越高。15-19岁的被访者上个月的短信息费用为47.3元,而年龄在45-55岁的被访者只有7.5元。图1-3 不同年龄被访者使用手机发送短信息的状况

调查还显示,文化程度越高的被访者使用过短信息的比例越高。初中、高中、大专、大学本科四个文化程度的群体使用过短信息的比例分别为31.1%、63.8%、69.9%和79.8%(如图1-4)。图1-4 不同文化程度被访者使用手机发送短信息的状况

在使用短信的群体中,以年龄和学历均占到最高比例的人群的交集作为本研究的研究对象,最终锁定为20-25岁、具有大学本科学历的群体。就年龄和教育程度而言,该群体是短信使用中比例最高的群体,在总体中分别占到89%和79.8%。(三)短信的纯文本形式

短信服务(Short Message Service)简称SMS,其早期的主要表现形式为文本形式,后来逐渐发展到图像、声音甚至多媒体形式,诞生了多媒体短信(Multimedia Messaging Service,简称MMS),例如彩信、语音短信以及短信游戏。虽然就全世界范围而言,多媒体短信是短信息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就目前多媒体短信在中国的发展来看,由于受到终端设备的功能和价格、运营商服务水平以及MMS自身开发水准的局限,其普及率、对短信使用者的渗透率,无论从数量还是从质量上,都远远不及文本信息SMS强。与短信大国日本、韩国不同的是,在我国,绝大多数短信使用者依然为SMS用户,用短信进行交流时,SMS一枝独秀,是人们最习惯使用的手段。因此,本研究中涉及到的“短信”,一律指纯文本形式的短信息SMS,不包括多媒体短信MMS。

四、研究方法

采用定性的文献分析和深度访谈的方法

本研究是对手机短信与人际传播、人际交往专项研究,沿用社会心理学中有关人际关系学说的基本理论框架,主要通过综合运用文献分析(Textual Analysis)和深度访谈(In-depth Interview)这两种研究方法进行。(一)文献分析

其一,由于手机短信人际传播是一种新的人际交往方式,因此主要资料基本来源于专业数据库。通过对相关信息的抽取,收集本研究所需的与手机短信各类信息、文献,甚至包括笔者经常收发短信所获得的经验。在了解了相关的研究动态、储备了一定的理论资源、积累了丰富的感性经验的前提下,借用社会心理学、社会学中人际传播、人际交往的相关理论、概念,加以适当改造和移植,用以描述、概括和研究手机短信这种人际传播的新现象,综合而成书中关于手机短信人际传播形态的内容。同时,也对传播学、社会心理学中关于人际传播、人际交往的有关理论进行验证、补充和修改。

其二,监控相关网站和媒体上关于手机短信的报道以及短信对人际交往、人际关系影响的报道,从大量实例中梳理两者之间的联系。

其三,监控调查公司网站获取相关免费调查报告,或者直接联系调查公司,表明研究意图,协商获取某些调查数据。(二)深度访谈

文献资料虽然可以透露相关信息,但往往针对性不强,而且不够全面,尤其是人们使用短信进行人际交往过程中的心理活动无法从公开发表的文字资料中获得。为此,笔者从2004年2月后开始陆续对50位研究对象进行深度访谈,以期了解短信使用者在使用短信与人交往过程中的心理状态和深层想法。这些受访者大多为20-25岁的以大学生为代表的青年人,属于短信使用的主流人群,符合本研究界定的研究对象标准。在受访者的选择和确定上,除了考虑到兼顾不同年龄、性别、学历、身份、职业,还重点考虑了受访对象均为短信的熟练使用者和爱好者,或者该群体的周边人群。通过对他们多次、持续地访谈,收集整理出大量个案,从中提取具有代表性的信息进行分析,在论述中使用实际而有效的例证来对提出的假设和概念进行验证,这些针对个案的解读剖析和理论阐释,将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认识手机短信人际传播的独特面向,以及给传统人际交往带来的影响。

五、文献与理论综述

(一)文献分析

由于短信的发展仅是近几年的事,因此虽然同为新媒体,但与手机短信相关的学术研究却不像互联网研究那样丰富多变。学术专著寥寥,研究论文也基本从2003年以后才出现,数量较少。笔者主要应用计算机检索yahoo、google学术搜索、百度搜索引擎,检索词为“Short Message Service+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hort Message Service+Social Psychology”“Text Messages+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手机短信+社会心理”“手机短信+人际关系”“短信+心理+人际关系”“手机短信+传播”“手机短信+人际传播”等,同时计算机检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1998-01/2009-6、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1999-01/2009-6、万方数据库1994-01/2009-6期间的相关文章,检索词“手机短信”、“短信+社会心理”、“人际关系”、“短信+传播”、“人际传播”。对检索出的资料进行初审,选取相关资料,并查找全文,以手机短信的传播学研究、社会心理研究作为纳入标准,排除重复研究类文章。由此共收集到684篇关于手机短信的中英文文章和论文。

国外对手机短信的学术研究,尤其是从传播学和社会心理学角度进行的研究,数量非常之少。在笔者接触到的资料中,比较有价值的研究有:

1.“A Longitudinal Study of Social Network Development via Mobile Phone Text Messages:Focusing on Gender Differences”(Tasuku Igarashi,Jiro Takai and Toshikazu Yoshida,2005),从社会性别研究的角度,考察面对面传统社会网络与手机短信缔结的社会网络在性别机制的作用下,呈现出何种不同的面向。

2.“Why Everyone Loves to Text Message:Social Management with SMS”(Louise Barkhuus,2004),一项关于年轻群体在社会生活中如何使用短信息的研究。结论表明,短信在克服羞怯、推进社会适宜行为以及使用的便捷性方面,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

3.“Media on the move:personalized medi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ness”(Kirsten Drotner,2005),从媒介分析的角度,论述了手机作为一种移动性极强的媒介,其短信功能使得传播更加人性化。

4.“Insights into the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Effects of SMS Text Messaging”(Donna Reid & Fraser Reid,2005),将手机的使用人群分为“通话者”和“短信者”进行比较研究,从而探讨手机这两大功能对人的不同影响。

5.“SMS:The Human Factor”(Joachim Bamrud,2002),探讨了短信传播的若干特征。

以上5篇研究论文多从社会学和传播学领域研究手机短信对社会的影响,采用宏观视角,即使其中“Insights into the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Effects of SMS Text Messaging”(Donna Reid & Fraser Reid,2005)一文,也仅仅将短信使用者作为一个群体进行研究,缺乏对短信影响社会的微观层面——个体与个体间的人际互动投入关注。

就国内情况而言,对手机短信进行比较系统的描述与考察的论文不仅数量不多,研究层面也比较单一,一般集中在技术层面、经济层面、传播学层面、社会学层面和心理学层面。总体看来,这些文章都是对短信传播的某一现象、某一特征从单一角度进行的描述和研究。这种情况当属正常,毕竟短信是一种时新的社会现象且发展迅速,因此,尚未来得及对其做整体的、系统的描述和研究就情有可原。

鉴于本研究的传播心理学、社会心理学视角,有关短信技术和经济层面的论述在此不作详细梳理(从技术角度出发的,基本都是论述短信的发展历史和通信技术原理;从经济角度出发的,则是对短信经济的分析和概括),仅从传播学层面、社会学层面和心理学层面对相关文献做一初步分析。1.有关手机短信作为一种新媒介的研究——传播学研究视角

对手机短信进行传播学尤其是大众传播学视角的研究,在所有搜集到的文献中所占比例最大,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手机作为新媒体——第五媒体的提出;短信的传播方式和特点——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结合的方式;短信传播的负面社会影响及监管;短信传播的社会政治经济功能;有关短信传播的定量研究等。在笔者所涉及的资料范围内,以传播学视角对手机短信进行分析的文章,一般而言,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1)从媒介分析入手,探讨手机短信作为新媒体——“第五媒体”的相关研究。

这类研究大致分为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手机短信可以作为“第五媒体”而存在;第二种观点正好相反,认为短信无法与传统四大媒体并列存在;第三种观点则从概念辨析入手,认为短信不能被称为媒体,“第五媒体”的称谓是一种不当表达。

首先,在传播学研究中占据显著位置的论文,大多赞同将手机短信与印刷媒体、广播媒体、电视媒体和网络媒体四大传统媒体并列,探讨其媒体特性,同时赋予“第五媒体”的称谓,使之独立为一种新媒体形式而存在。比较有代表性的有:

顾荣:《短信息:不容忽视的“第五媒体”》

朱家麟:《广州“非典”事件中的手机短信:关于“第五媒体”传播特质的思考》;

田中初:《第五媒体:从通讯终端到信息终端的演变》;

张培君:《从传播学的角度解读手机短信的媒体角色》;

徐海玲:《手机短信的传播学解读》;

胡忠青:《手机短信的传播学思考》;

成文胜:《第五媒体:短信还是手机》;

熊国荣、衫木:《手机:最有资格成为第五媒体》等。

与此相对的,付玉辉在《“第五媒体”与手机短信》一文中,探讨手机短信具有的媒体优势,从短信的超时空、移动、接受方式等几个层面进行分析,提出短信虽然是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完美结合,但尚不具备第五类媒体的特征,与传统四大媒体无法相提并论。

另外还有少数学者认为,“手机”与“手机短信”两个概念不能相互等同混用,作为一种物理性的技术实体,手机才能被称为“媒体”,而手机短信只是手机附带的一种功能,称手机短信为“第五媒体”是一种不恰当的表达。手机短信只是手机媒体在现阶段的一种存在形式,不是全部,也不代表其未来的发展方向。(2)分析短信的传播方式和特点,视短信为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结合体。

此类研究的共同之处在于提出了人际传播是手机短信的主要传播功能,同时,它又具备大众传播的若干特点,从而构建了一种全新的混合传播模式。这种传播模式兼具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综合功能,即“人际传播中的大众传播,大众传播中的人际传播。”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

罗翔宇在《手机短信的传播学分析》一文中认为,作为目前人际传播的流行方式,手机短信在运行中也逐渐担负起大众传播媒介的角色。相对其他媒介而言,手机短信较好地实现了“随时随地传信息”的现代传播理想,并对传统传播学理论产生了冲击与突破。类似的研究还有莫湛、吴伟的文章《手机短信——新的传播方式》、袁艳、丁秋月的文章《手机短信的传播学研究》等。

范红、曲元在《手机短信的大众传播功能和效果》一文中,从传播学的基本概念以及手机短信传播的特点入手,分析了手机短信在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中的作用,着重讨论了其大众传播功能与传播效果,揭示了手机短信传播对大众文化的影响。

刘瑛在《手机短信的崛起与小众化传播》一文中认为,手机短信作为一种人际传播媒介,基于自身的特征以及它与互联网相生相容的关系,其发展将会加速目前业已存在的传统大众媒体小众化的趋势。

刘伟的《手机短信的六种媒体优势》一文,将手机短信作为一种新兴的介入新闻传播领域的势力,在与传统媒体做细致的对比之后,分析其媒体优势:短信集合了纸媒体的书写、可存储以及互联网交互的优点,还拥有无线传播的独特优势——移动、即时。短信将各种媒体的优势高度融合,并通过网络进行了延伸,是一种融合了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优势的新媒体。(3)短信传播的负面社会影响及监管

这一类研究多从短信传播技术带来的不良社会影响(如黄色短信、垃圾短信、短信诈骗等)出发,关注目前监管措施的缺失,从而提出自己的建议。代表性较强的有:

张潇潇的《不良短信传播现象分析》一文,从不良短信的类别、传播特点和监管等方面展开论述。

易容、周晓丽在《新媒介时代的信息噪音和控制——对手机短信文化空间的现状分析》一文中指出,由手机短信构筑的“拇指文化”空间已经给人类带来手机信息噪音的困扰,进而从手机的传播特性来分析噪音(指手机短信中的虚假信息、不良信息、危害公共安全信息、恶意病毒信息和不为受众所需的信息)产生的根源并探讨控制对策。

李洋的《第五媒体何处去——手机短信的负面信息传播现象解读》一文对短信负面信息的分类及成因做了探讨。(4)短信传播的社会政治经济功能

此类从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的宏观探讨共有5篇文章,比较具代表性的是张文静的《新媒介形态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国手机短信息传播分析》,该文以传播政治经济学为理论依据,探讨短信息如何在中国社会中被建构、哪些因素促成这一传播渠道的形成、短信的传播范围和发展趋向,以及它对中国社会和使用者产生怎样的影响。与之相类似的文章还有王凯波的《手机短信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一文。(5)有关短信传播的定量研究

以上文章都是对短信传播所作的定性研究,而定量分析是传播学研究的经典方法,在短信研究中自然占据一席之地。有一些论文通过社会调查统计,对短信的传播现象进行了剖析,比较有代表性的有:

周裕琼在《手机短信的采纳与使用——深港两地大学生之比较研究》一文中,以传播学创新扩散论和使用与满足理论为依托,选取深圳和香港两地大学生做样本,考察社会、心理、人口这三类因素影响新技术——短信的采纳与使用的内在机制,在控制住人口变量的基础上,比较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的作用。

赖昀、王颖曜、王莎莎在《上海大学生使用手机短信情况调查》一文中,以上海四所高校的大学生为研究对象,从大学生使用短信的一般情况、对手机短信的态度以及短信分别在人际传播和新闻传播领域的渗透等方面做了较详尽的调查。

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周静的《手机短信使用动机研究——以清华大学学生手机短信使用情况为例》一文,该文将手机短信作为一种传播现象,以传播学的使用与满足理论为基础,以清华大学校园学生手机使用情况为例,研究手机短信使用者的动机及使用者的行为和心理特性。

此外还有潘晓慧的《用户特质与满意度——香港手机功能使用的决定因素》一文,基于传播学中的使用与满足理论以及管理学上的创新与传播理论,通过问卷调查分析,研究香港用户对手机功能采用的心理层面的影响,继而探讨用户的特质与使用手机功能而获得的满足之间的关系。2.有关手机短信作为一种社会功能的研究——社会学研究视角

短信传播作为一种风起云涌的社会现象,势必引起社会学家的关注。这方面所作的研究虽然数量不多,但其研究方法及所依据的理论,呈现出层次多样、视角丰富的特点,涉及社会文化影响、社会语言应用、现代性、个体私域建构等不同层面,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包括:

殷俊、汤莉萍、殷瑜在《第五媒体:社会学视角的分析》一文中,从社会学视角分析了植根于中国特色文化下短信的特殊社会功能,即社会交际、情感融会、娱乐休闲三大功能。

王雅玮的《凝视手机——一个社会学的试分析》,以吉登斯现代性三大动力为基点,对手机、手机参与“实践着”的社会事实所“体现”的现代,以及现代之“后”做了初步的分析。

王玉英的《手机短信传播的社会影响初探》一文,探讨了短信传播的两大社会影响:一是给传统的信息传播格局带来冲击;二是使人们的生活和思维发生改变,形成独有的文化现象。

夏雪在《手机短信与中学生“私域”的生成——某市中学生手机短信的文本分析》一文中,从日常生活背景和“场域”理论入手,以调查收集的短信记录为基础,探讨手机短信在中学生建构和扩大“私域”中的作用。通过短信记录里内容、用语等方面的文本分析,提出手机短信以自身独有的功能为中学生“私域”建构或扩大提供了可能。

刘景秀的《手机短信语言研究》一文,从语言运用的角度对手机短信的类型、短信语言的特色、短信的文化关照以及手机短信对社会规范的冲击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3.有关手机短信与人际交往的研究——心理学研究视角

从心理学的视角研究短信传播,多集中于社会交往和人际关系领域,也有部分针对短信的社会动机、发展心理、文化心理的探讨。

郜键在《青年人际交往的新景观:谈手机短信在人际沟通中的矛盾性》一文中,分析了短信在人际沟通中的时间因素、交往目的效果、追求个性和事实雷同、工具性与玩具性等各个方面的矛盾性,并指出手机短信的矛盾性实际上是社会的问题。

闫隽的《试论手机人际传播的特征》一文,通过分析手机的技术特征与人际传播的特点,论述传统技术网络化后手机对人际传播过程的影响,进而提出手机人际传播不同于传统传播行为的新特点,并对手机人际传播的发展趋势提出了预见。

牛军伟、王浩垒、赵俊忠在《手机短信的传播与社会心理探究》一文中认为,手机短信的发展有其特定的社会基础。作为交际的话语文本,体现了编码和解码的基本原则,进而探究短信的传播方式以及编码和解码所反映的社会心理,如原型模仿心理、求新求异心理、趋吉心理等。

项国雄、黄小琴在《从人际传播的角度对手机短信进行文本解读》一文中强调了手机短信的人际传播特征,特别探讨了其中满足性人际传播和手段性人际传播的区分。

魏殿林的《手机短信的心理研究》一文,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分析手机短信流行的原因,在于人们通过使用短信满足了人际交往的需求、监测环境的需求、娱乐的需求以及经济利益和消费心理需求,同时,短信的使用还适应了国民的民族心理特征。

高华、彭新波在《青少年短信行为的心理循因》一文中,从信息认知、人际关系、性心理、情绪宣泄等几个方面分析了当代青少年短信行为的心理原因,指出短信行为对青少年成长的负面影响,从学校、社会、家庭及学生自身诸方面提出了教育对策;与之类似的研究还有陈少华、刘文兴、宋立娜的《大学生人格特质与手机短信的相关研究》一文。

发表于《中国传媒报告》(2005年第2期)的《为什么中国人使用更多的短信》一文,则站在全球的视野,力图找出中国短信现象背后真正的内驱力。为此,该文利用社会交换理论,结合手机短信的现状与中国的族群文化特征得出结论:中国人之所以用更多的短信,是因为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短信使用者相对于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人群来说,使用短信更具有总体报酬性——也即相对于西方文化背景下的族群,中国人使用短信的收益与成本之差要大于西方族群文化下的人群,而并非是通常人们所认为的简单经济决定论。(二)理论综述1.人际传播理论

人际传播是传播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角度。如果说传播研究立足于“讯息的传递与交换”对整个世界及人类生活各方面产生的影响,那么人际传播研究的范围可以相对缩小。换言之,人际传播具体研究讯息的交换对人际关系的建造、发展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与其他样式的人类传播研究相比较,如大众传播研究、跨文化传播研究、政治传播研究、组织传播研究等,人际传播研究更加关注个体交往者在人类传播这条长河中的人身处境。

根据这一目的,人际传播研究主要有三大关注点。一、把传播或交流视为人生在世,建立人际关系的方式,特别是亲密关系的根基。探讨个体交往者如何通过交换与分享讯息,建构关系的意义,以及个体间可能建立、保持、发展或终结关系的整个传播过程。应该说,人际传播研究者借提出一种“我-你”式个体交往关系的理论,以便更深刻地关注人的个性在亲密关系传播中的特殊价值。二、人际传播研究关注交流者作为个体存在的独特性,主要研究个体交往者所表现出来的个性差异。三、探讨交流者如何通过言语传播与他人进行互动,包括表达自我,界定亲密、熟悉、信任、控制等不同关系的类型。在交往过程中,语言具体显现为个体交往者之间运用词语和非词语讯息进行言说、倾听与观看的独特经验的互动。2.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的“人性化趋势”和“补偿性媒介”理论

美国媒介理论家保罗·莱文森在解释媒介的发展规律时提出这两个理论。“人性化趋势”理论的核心原则表述了这样一个概念:人类技术开发的历史说明,技术发展的趋势是越来越人性化。技术在模仿甚至是复制人体的某些功能、感知模式和认知模式。“我们选择的工具是:媒介如何延伸我们交流的范围和能力,却又不扰乱我们从生物学角度的企盼。”莱文森从达尔文的自然进化论中得到灵感,认为人好比是“自然环境”,媒介技术好比是物种,存活下来的媒介是适合“人类某种自然的生态环境”的媒介。“补偿性媒介”理论则认为,人们选择的任何一种后继的媒介,都是对过去的某一种媒介或媒介的某一种先天不足的功能的补救和补偿。

该理论在手机短信的传播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对于手机媒介,从生物学的角度说,人类在最自然的接受信息的状态下,头与身体是能够自由运动的。因此,互联网和电视最违背人性的方面莫过于对人的自由活动的束缚。虽然现在无线局域网技术已经投入使用,而且车载视听系统、微型电视等也在一定范围内投入使用,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手机媒介才彻底把人解放了出来。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是对互联网和电视最好的补偿。手机媒介这种人性化优势和对之前媒介的补偿性,超过了迄今为止人们知道的任何其他媒介。3.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媒介即讯息”理论

该理论自诞生之日起便引人注目且备受争议,被许多学者批评为过于极端。“媒介即讯息”的中心思想为:媒介不仅是传播的工具,而且直接就等于传播的讯息。这是由加拿大媒介预言家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人的延伸》(1964)一书中提出来的。与以往把媒介仅仅视为传播的工具或渠道不同,麦克卢汉认为一种新媒介的出现总是意味着人的能力获得一次新的延伸,从而总会带来传播内容(讯息)的变化。他主张媒介是人的延伸,即是人的器官的延长。文字和印刷媒介是人的视觉的延伸,广播是人听觉能力的延伸,电视则是视觉、听觉和触觉能力的综合延伸。电子媒介尤其是广播电视网络的普及已经进一步改变了人们必须群居或者集中在某个区域才可以获取信息的状况,它们以接近于实时的传播速度和强烈的现场感、目击感把遥远的世界拉得很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大大缩小,人类在更大的范围内重新部落化,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地球村”。

按照麦克卢汉的观点,手机媒介的诞生真正实现了人和媒体在时空中的无缝链接,让人感觉拥有和控制媒体的能力:媒介既不是与人分离也不是主宰人,而是“人的延伸”。作为信息终端,它可以随时随地以任何方式被使用。而今,大多数人基本上已是“机不离身”,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已成为和五官一样重要的人体“第六感官”。

此外,麦克卢汉还认为,传播中的变革改变了人类的感觉,也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创造出新的社会行为类型。因此,媒介又是区分不同社会形态的标志。“媒介即讯息只不过是说: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产生的影响,都是由新尺度(new scale)引起的,这种新尺度是被我们的每一次延伸或每一种新技术引导进我们的事务中的。”新媒介的产生并不仅仅意味着一种新工具或新技术,而是一种社会“新尺度”的创造;而这种社会“新尺度”势必会意味着新的社会内容,或者成为新内容的一部分。例如,在印刷媒介出现之前,人际传播往往是直接地和面对面地进行的,而印刷媒介则突破了这种时间和空间都十分有限的传播方式的限制,促使人们去解读和思索更为精密和复杂的印刷符号。而电子媒介的普及,则更是导致了全球生活的革命性变化。

从这个角度出发看手机短信传播方式的出现,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短信这种新的传播方式必将推动社会交往行为的变革和重新构建。4.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拟剧理论”

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是符号互动论的第三代代表人物。他创立的“拟剧理论”关注的是人们在日常人际交往中,如何运用符号预先设计或展示在他人面前的形象,即如何利用符号进行表演,并使这种表演取得良好的效果。

戈夫曼是这样认识人的社会生活的:人生是个大舞台,每个人只是舞台上的一个演员,每个人既是表演者又是观众,每个人都十分关心自己如何在他人面前塑造出一个能被接受的形象。这样的塑造过程,戈夫曼称之为“印象管理”。在他看来,这种印象管理既是表演者与他人发生互动的过程表现,又是与他人结成人际关系的一种策略,同时也是一种在互动中达到的效果。“印象管理”是戈夫曼拟剧理论的核心思想。

戈夫曼拟剧理论体系的展开是通过对一系列舞台表演概念的解释实现的。首先值得关注的是他对“前台”与“后台”的描述。所谓前台,是一个人在社会活动中固定的、为观众特定的情景部分。这一部分是可以被观众看到、并且使观众从中能获得一定意义的部分。在前台上,人的活动离不开两个基本要素:其一为布景。这是表演进行中所必需的、经过精心设计的环境;其二是“个人门面”,包括人的特征(既包括年龄、身份、职业、地位等内在特征,也包括人的衣着、装饰等外在特征)及其举止。这一部分是表演者依据表演的性质与要达成的效果精心准备和周密安排的。“后台”则是指不让观众看到的、限制观众与局外人进入舞台的部分。在后台,表演者可以不必像在前台那样关注自身形象以及布景的限制,表演者所做的一切都是自然与放松的。在戈夫曼看来,前台与后台之间是相对的,它们之间可以相互转化,而转化的前提则是表演者对自己所面对的互动对象的情景界定。

其次,戈夫曼着重论述了“表演”在该理论框架中的重要性。作为一种“印象管理”理论,戈夫曼提出为了在某种社会背景中给他人某种印象而做出的活动即为“表演”,表演的目的即表达某种意义。在戈夫曼看来,表演分为两类:其一是通过各种语言符号或者替代物所给予的明显的表达;其二是通过广泛的行动流露的隐含意义。作为一个现实生活的人,都希望表演是真实而不做作的,表演的内容与客观的现实是相符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人对某类事物的主观认定与客观的实际效果之间有着差距,人的内部期望目标与其所扮角色往往会发生背离。因此,在表演的过程中,通过各种手段进行伪饰便在所难免。

手机短信行为从某种意义上既是前台行为,又是后台行为,短信交往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一种表演。我们每个人就像演员一样,在短信空间营造的“前台”中,按照一定的角色要求表演给观众看。通过编写短信,我们总是尽量塑造自己的形象以接近我们想要呈现给接受者的那个角色,对方看到的是那个呈现出来的角色而不是短信发送者本身。对于一些不善于在日常生活场景下进行人际沟通的人来说,短信又恰恰是他们的“后台”,他们本来的自我在短信行为中反而能够较真实地表达出来。5.当代中国人民族性格、文化心理与人际传播学的相关研究

跨文化心理研究表明:不同的社会文化塑造不同的社会性的群体人格,即民族性格。中国人特有的朴素辩证思维特性和整体观对人们的文化心理与行为起关键作用,对中国人思维特性的探讨能够使我们在更深的层次上理解中国人的民族文化心理对人际传播的影响;中国人以伦理为人际关系的通则,以伦常作为确定是非的标准;“人情”是维系中国人际关系的主要纽带,“面子”调节着中国人际关系的方向和程度,成为中国人际关系的一个最基本的“调节器”;中国人将和谐作为现实人际关系追求的重要价值目标之一;中国文化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中国文化对国民性格的影响以及由此形成的国民性格缺陷——封闭性、顺从性、趋避式冲突以及社会取向自我的特征也在发生相应改变,在社会文化的变迁和现代化的进程中,新一代人的个性、多样性、外向性、社交性增强,同时新旧文化和东西方文化的交替使其心理发展历程倍感剧烈冲突;手机短信之所以为现阶段中国人所广泛而频繁地使用,正是因为短信传播迎合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

第二章 手机短信人际传播概述

人生命之始本能的传播是人际传播。人际传播是人类社会最古老的传播方式,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信息交流活动,包括面对面的直接传播和借助于媒介的间接传播。直接传播主要是通过口头语言、类语言、体态语的传递进行的信息交流。间接传播指在现代社会里的各种传播媒介出现后,人际传播不再受到距离的限制,可以通过传播媒介如电话、书信、互联网、手机等进行的远距离交流。

在现代信息化社会里,手机短信已经成为重要的人际传播载体,新的人际传播方式突破了“口耳相传”的局限,而且不受任何人为的限制,可以说,手机短信人际传播的力量越来越不容忽视。

第一节 手机短信人际传播概念的提出

一、手机短信传播是一种人际传播

(一)手机短信传播符合人际传播内涵

人类现有的传播活动基本上分为两大类型,即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关于人际传播的定义和内涵,向来是学者们莫衷一是的研究主题。

1.西方学者有代表性的观点

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人际传播学者麦克罗斯基、里奇蒙(Richmond,V.P.)和斯图尔特(Stewart,R.A.)三人合作,出版了人际传播学新著《一对一,人际传播的基础》(One On One:The Foundations o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对人际传播这一概念的要素进行了梳理,将人际传播置于双人的、一对一的传播情境中,确立了人际传播是人与人的意义交流的观点。他们是这样为人际传播下定义的:“我们将人际传播定义为,一个人运用语言或非语言讯息在另一个人心中引发意义的过程。”麦克罗斯基等人对人际传播的定义突出传播中意义的存在,意义贯穿于人际传播的始终,即人与人之间的意义的创造和意义的交往。他们认为,人际传播的概念应以意义的直接交流定义,而不是以讯息的交流定义,这是人际传播与其他人类传播样式的本质区别。

如果说麦克罗斯基等人的定义突出的是传播的意义,那么,特伦霍姆、米勒和威尔莫特的研究是从传播情境入手,回答什么是人际传播这一问题的。特伦霍姆认为,从传播情境的角度界定人际传播,可以超越人数的界限,转向对传播渠道的关注。人际传播之所以与其他类型传播如小组传播、公共传播、组织传播及大众传播不同,就在于人际传播的交往者可以最大限度地使用感官渠道。他以渠道的使用确立人际传播的直接性(immediacy),这是一个重要的判断标准。此外他们认为,人际传播的直接性还表现在以下方面:面对面的交往可以感性直观地把握交流,可以相互打断,可以提问,同样也可以引导谈话进入新的方向。言者与听者的角色作用可以是不固定的、虚设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无意义的。在这种交互式传播行为中,没有必要区别角色差异。人际传播不同于其他类型的传播,还在于人际传播通常是非结构性的,是没有目的、没有目标、随意的、偶然的、碰巧的、漫不经心的。交往者没有必要事先包装讯息,制定传播内容。传播是即时、即兴,同时发生的。可见,特伦霍姆等人都强调人际传播的直接性。

2.我国学者的观点

郭庆光认为:人际传播(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信息传播活动,也是由两个个体系统相互连接组成的信息传播系统。它大致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是面对面的传播,另一种是借助某种有形的物质媒介的传播。人际传播具有几个重要特点:第一,传递和接受信息的渠道多,方法灵活;第二,信息的意义更丰富和复杂;第三,双向性强,反馈及时,互动性频度高;第四,是一种非制度化的传播。

与此相类,吴文虎认为:人际传播是指个人与个人之间面对面的信息交流,包括利用电话、书信、网络等媒介协助进行的传播。在人们的社会交往中,人际传播是普遍的、大量的、常见的,它是其他传播活动包括大众传播的基础。

李彬则认为:所谓人际传播,一般是指人们相互之间面对面的亲身传播,所以又称面对面传播,人对人传播。……人际传播是人类传播活动中最古老也最基本的形式,一切其他形式的传播都无不以人际传播为基础,都是人际传播的某种延伸或变形。

罗春明在《西南师大学报》1998年第5期撰文指出,人际传播媒介就是人际传播活动中使用的中介物,指那些“介于从事传播活动的个体之间的物理中介形式”。人际传播媒介的本质表现在它能够将信息传送给身份明确的、特定的社会个体。他还认为,在当前的“媒介革命”中,媒介演变的总趋势是传播主体个人化。传统的大众传媒正丧失其某些重要性质,甚至丧失根本性质,人际传媒进入高速发展时期。信息高速公路将逐步贯通全球,最终演变为以人际传媒为主体的全球一体化点网状媒介系统,他提出人际传播媒介概念,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从以上中西方学者对人际传播所做的解释中可以看出,人际传播是人类传播活动的初始形态和典型形式。它的突出特点在于:传播过程中的传者和受者均是个体,没有面向大众,也不涉及到任何组织和团体。如果对所有人际传播活动进行一个归类的话,可以把它们界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面对面的直接交流,还有一种则是依赖简单媒介而非大众媒介的非面对面交流。

很明显,手机短信固有的人际传播特征非常突出。作为一种借助移动通讯手段来完成的现代信息交流方式,短信传播属于人际传播的后一种类型。

手机短信传播自身具有信息的流动与控制无中介且是双向的特点,发送者和接收者在交换信息时通常是平等参与,时间安排上并无计划,通常由参与者共同决定;其形式虽不依赖于口头语言,但短信的文本和图本也可视为人际传播口头形式的延伸,其传播形式基本是无组织的,内容以线性或非线性的方式呈现;从传播的接收与限制看,手机短信的传播形式是互动的,反馈是即时的,虽然一定程度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比如对方手机关机或不在服务区),但机动性较强。由此可见,手机短信使一种人际空间建构得以成为可能,究其实质属于人际传播的范畴,是建立在手机通讯环境中以点对点为主要方式、以文字交流为主的传播手段。(二)人际传播是使用手机短信的主要功能

手机短信自产生初始,其目的与基本任务就是进行人际交流,它依附于传播双方原有的人际关系,其传播实际上是人借助短信这种中介延伸了人体功能,因此是具有人际传播特质的传播媒介。移动通讯运营商在启动短信业务时,首先推出的就是手机用户之间点对点的短信直接发送与接收功能,目前人们对手机短信的认识也多半处于这一层面。

我们知道,人类早期的人际传播主要是面对面的交谈,这种交谈是一种直接的人际传播形式。在具体的传播情境中,传受双方能够有效利用多种感官、多种手段去传递、接收信息。这种传播形式可以说是视觉、听觉等多种符号系统并用,调动多种感官参与的全方位信息交流活动。然而,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越来越多的物质技术手段介入到人际传播领域,例如书信、电报、电话、传真等,现在又出现了手机短信。与面对面的直接交流不一样,通过物质媒介进行的人际信息沟通则是一种间接的传播。由于所借助的媒介自身的局限,这种人际传播大多还只能采用较为单一的手段进行信息传递:或者是文字,或者是语言,在传播符号的使用上相对单调。就目前的通讯技术水平和主流应用形态而言,视觉和听觉符号还不能并用,比如电话目前只能传递听觉符号,而手机短信则主要靠抽象的视觉符号——文字传递信息。

北京研究机构零点调查2004年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人们使用短信的最主要用途分别为:聊天(74.9%)、与亲友沟通(68.9%)、与爱人传情达意(51.8%)。可见,人际传播、人际交往功能是人们使用手机短信的主要功能。

2004年底,首个针对中国手机用户短信使用趋势的全国性调查结果揭晓。该调查由特捷通讯公司与赛迪数据公司联合进行。调查发现,与朋友和家人的个人联系是发送短信的主要原因。在中国,89%的被访者给朋友发短信,58%给家人发短信。此外,30%则说主要给男朋友或女朋友发短信。可见,人际传播功能仍是人们使用短信的主要动机。

人际传播理论认为,人们寻求人际传播的动机可以表现为四个方面:

其一,是为了获得与生产、生活和社会生活有关的信息,从而进行环境适应决策。也就是说,人们要能在社会中生存与发展,就需要了解环境的变化,并以此为依据来调整自己的行为。而要获得关于环境的信息,人们常常要借助人际传播。按照菲斯汀格社会实在论的观点解释,人际交往有助于消除认知和行动的偏差。手机短信可以说是一种“电子便签”,适用于人们在快节奏的生活中随时随地地联系互动,能够最大程度地满足人们获取信息的工具性交往目的。

其二,是为了建立社会协作关系,通过了解他人,和让他人了解自己,来达到协作目的。手机短信作为一种高度互动的传播方式,其文字符号的传播特点保证了交往的私密性,使人们能较为自在、无顾虑地向交流对象表露自己,从而在较深较广的层面达到相互了解。

其三,是为了自我认知和相互认知。自我认知常常是通过与他人的互动形成,即通过他人对自己的评价、态度等这面“镜子”来认识和把握自己;相互认知更是离不开人际传播,而这两方面是建立社会协作关系的必要条件。根据戈夫曼的自我呈现理论,人们都有表现自我、展示自我的需求,尤其在强调个性表现的现代社会。由于短信收发双方大都是熟悉的同事、同学或亲友,倾诉的对象相互比较了解、交流的圈子小而固定,因而反馈的效果要远远好于在大众化的互联网上,发信者的交流热情和期望很高。

其四,是为了满足人的精神和心理需求,建立起和谐的人际关系,拥有自己的社交圈子和伙伴,让人产生愉快的心理反应。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社交的需要是人的五种基本需求之一,尤其是在紧张繁忙的现代生活中,交流更是一种寻求安全,排遣焦虑的方式。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交流手段越方便,频率就越高,效果就越好。手机短信可以称之为“移动QQ”,作为一种间接的交流方式,可以使人克服说话时的羞涩,更自然地表达心声。据一篇名为《手机短信息使英国人越来越疯狂》的报道说,英国近半数手机短信息都有浪漫或情色的内容,说明人们通过短信交流时要比面对面或电话交谈更大胆直接。可见,短信能够满足人们交流情感、增进关系的满足性交往目的。

二、手机短信人际传播概念的确立

(一)手机短信人际传播概念的提出

人际传播是人类生活最普遍最主要的交流方式,手机短信的飞速发展催生了一种新的传播方式:手机短信人际传播。

何谓手机短信人际传播?一般认为,手机短信人际传播是个体间借助手机媒体和手机短信息服务,运用文字、图片、声音、图像等符号进行非面对面的传递信息、交流情感的传播活动。

从社会心理学人际交往、人际关系的角度看,笔者认为,“手机短信人际传播”是指短信主体之间借助手机媒介的短信功能进行的一种非面对面的人际传播、信息交流活动,以及短信主体之间的心理交感和行为交往过程。在手机短信传播活动中占据重要的位置,人们对手机短信人际传播的需求,目前大大超过对手机短信大众传播的需求。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手机短信人际传播,是指借助手机和短信服务进行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直接传递或交换信息、知识、意见、感情、愿望等的社会行为,不包括某些组织或工作群体中的个人通过短信进行的工作交流活动。

目前手机短信人际传播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文字短信息(SMS)来交流,一种是通过多媒体短信息(MMS)来传播。本研究中涉及的“手机短信”,均专指文字短信息。

按照麦克卢汉的观点,“媒介即讯息”。媒介是社会发展变革的决定力量,也是传播方式发生改变的决定因素。手机短信颠覆了传统的面对面的人际传播,重新建构了一种间入手机媒体的间接人际传播方式。相较于传统面对面人际传播,手机短信人际传播的突出之处在于:首先,交流双方实体的不在场,即“身体不在场”或“身体缺场”;其次,手机短信人际传播兼书信的文字表达、电话的即时传输、互联网的高度互动于一身;此外,由于手机短信交流双方往往依附于原有的人际关系,因此交往中的可信度比较高。

短信人际传播对人类社会最根本的冲击是它拓展了传统的人际互动关系,成为日常人际传播在手机环境中的一种延伸。可以说,手机短信极度凸现了大众传播时代中并不起眼的人际传播活动,它满足了身处其中的人们对人际交往的需求,并在使用者之间创造了一种全新形态的人际关系。(二)手机短信人际传播与手机短信人际交往

人际传播学者罗洛夫认为,“‘人际传播’的第一个特征是,人际传播发生于有关系存在的环境里。事实上,通常给关系和人际传播所下的定义是一致的。……我们知道某人所以与他人发生关系,是因为他们极有可能彼此交流,而他们进行交流的方式是由关系的约束所决定的。”要理解人际传播与人际交往的关系,必须先理解何为人际关系。人际关系是建立在社会交往过程中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与之相对应,在手机短信人际传播这种借助手机媒介和短信功能进行的非面对面信息交流活动中,建立、维持和发展的相互关系就叫手机短信人际关系。对人际关系的理解可以从三个层面入手:首先,它是指个体的人与人的“相互作用”,这是人际关系作为物理和个体心理过程的微观层面;其次,它也是一种“交往”(communication)及其需要,这是作为社会交往与社会关系的层面;最后,它也是一种“沟通”或“人际传播”,即运用语言符号以实现交流,这是作为信息传播的层面。而所谓人际交往,是指在社会活动中,人们运用语言符号系统或非语言符号系统相互之间交流信息,沟通感情的过程。人际交往的各个方面,如相互认知、相互吸引和相互作用等,都必须通过人际传播进行,因此,传播学中的人际传播和社会心理学中的人际交往是同一事物在不同学科内的审视。鉴于此,在以下各章的论述中,“短信人际传播”和“短信人际交往”的概念将被等同使用。

第二节 手机短信人际传播诞生的媒介形态变迁背景

斯蒂文·小约翰认为,任何传播研究的核心都是媒介。媒介(media),原意为中间、适中、平均、调节人、传导体等,也可解释为手段、工具等。传播学意义上的媒介是指承载并传递信息的物理形式与机构,是传者与受传者之间进行传通活动的桥梁。对传播学而言,媒介分析是一个重要领域,人类传播活动的历史同时是人类传播媒介变迁演进的历史。麦克卢汉认为,任何媒介的使用或人的延伸都改变着人际依存模式,正如它改变我们的各种感觉的比率一样。即使是对人际关系领域来说,研究人际传播媒介的演变也是很有帮助的。

美国传播学家A.哈特把有史以来的传播媒介形态分为三类:一、示现的媒介系统。即人们面对面传递信息的媒介,主要指人类的口头语言,也包括表情、姿势、眼神等非语言符号,它们是由人体的感官来执行功能的媒介系统。二、再现的媒介系统。包括绘画、文字、印刷和摄影等等。在这一类系统中,对信息的生产和传播者来说需要使用物质工具或机器,但对信息接收者来说则不需要。三、机器媒介系统。包括电报、电话、唱片、广播、电影、电视、计算机、手机通信等等。这些媒介,不但传播一方需要使用机器,接收一方也必须使用机器。

与之对应的,美国学者桑德拉·鲍尔-洛基奇和凯思林·里尔登则共同提出“传播形态三分法”,将人类历史上的传播分为三类:独白式的传播、对话式的传播、电子对话式的传播。1988年,这两位学者在《独白、对话和电子对话》一文中,提出了电子对话(telelog)的概念。她们认为传播技术本身并不能构成传播形态,诸如视传电信会议、电子布告栏、双通道(双向)有线电视等信息传播新技术同人际传播及大众传播分享部分共同点,分别超出了其互动性(交互性)和电子性的表面特征。它们同人际传播及大众传播形态或多或少地分享着一连串特征,正是这些共享的特征使之成为传播形态。她们认为,大众传播是独白式的传播形态,人际传播是对话式的传播形态,而以信息传播新技术为手段的传播,则是电子对话式的传播形态。

哈特的媒介三分法将人际传播领域纳入传播学媒介分析的视野。我们发现,“电子对话”形态借助的媒介属于哈特划分的机器媒介系统。人际传播经历了面对面传播、延时传播和电子传播三种形态,相对应的传播媒介分别以语言、文字和电信号为代表。而哈特将人际传播媒介系统发展相应分为三个时期:示现媒介系统时期,再现媒介系统时期和机器媒介系统时期。下面我们就沿着哈特的思路,根据这种分类对人类历史上人际传播媒介形态的变迁作一初步分析。

一、面对面传播:示现媒介系统时期

人类一切传播活动始于面对面的人际交流。在面对面人际传播中,人类的相互沟通完全依靠口语传播,可以说,示现媒介系统时期主要的传播媒介是口头语言。口头语言是语言的一种最初形态。据推测,距今4万年到9万年前,人类逐渐获得了说话的能力。作为家族或部落内部的人际沟通的手段,口语也出现在这个进化过程的相当早期阶段。大约到新石器时代(约1.4万年至1.6万年前),口语进展到能表达抽象事物和具有了简单的语法结构。口语媒介具有如下特点:一是简便快捷,二是与身体语言和原始礼仪相伴随,三是真切生动,四是不易保存,五是传播空间范围有限。

面对面传播是高效和即时的。在面对面人际传播中,传播双方必须即刻对对方的行为作出反应,并且,由于信息回馈的迅速及时,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信息误传和遗漏。但我们也要看到,这种人际间的直接传播方式对时间和空间的要求极强,传播活动要求传播的参与者在空间、时间上高度接近,由于没有间接的物质技术条件可以利用,信息既不能复制,也不能远距离传输,受传者必须在传播活动发生的同时,集中在传者的周围才能接受信息的传播。这使得原始的面对面传播活动受到很大局限:时间上不能留存,不能重现,空间上不能远离传者。这种高度集中性极大地制约着人类传播的发展,限制了人在传播活动中的自由。

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人际传播必定要摆脱面对面传播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随着人类传播经验的积累和文字的出现,人际传播媒介进入了体外媒介系统时代。

二、延时传播:再现媒介系统时期

再现媒介系统是人的体内传播系统的技术延伸,特别是视觉系统的延伸,从此人类的传播活动摆脱了本能,进入了技术传播时代。文字是延时传播的主要媒介,公元前4000-3000年,埃及人、中国人、玛雅人相继创造了自己的象形文字系统,人类历史从此进入了文字媒介阶段。正如麦克卢汉所说:“文明以文字为基础,因为文字是使文化一致的加工过程,这一加工过程靠视觉的时空延续。”文字成为信息传播中的重要载体,传者可以以手写的信函、书籍等形式记录和传递信息,这是人类传播史上的一个巨大飞跃,人类文明的成果开始以文字的形态凝结传承下来。

以文字为代表的体外化传播媒介使人际传播的过程出现了新的特点。从积极方面来看,与口语媒介相比,文字媒介给人际传播带来了新的便利。

第一,人际交流的方式可由原来的口耳相传转为书面笔传,使人摆脱了面对面传播的空间距离上的限制。

第二,由于信函、书籍所负载的信息可以长期保留,也可以传送到较远的地方,在进行传播时,人们不必再围坐在传者的周围,而可以在异时异地接收信息,从而使超越时空严格限制的传播成为可能。也就是说,信息的发送者和接收者可以不必同时在场,这使文字传播得以突破口语媒介时代的人员和时空限制而获得新的表达自由。

第三,书面文本可以同传者及其最初语境分离开来而独立存在,这为受传者对文本进行较为自由的阐释创造了媒介条件。

第四,文字媒介还可以消除汉语各方言区之间的口语传播障碍,为信息在不同地域和群体中的传播提供了便利。从此,相隔万里的人们可以借助书信互通音信,相隔千年的人们可以借助文字体验共同的情感和永恒的人性,由此延伸了人际传播的领域。

文字媒介给人际传播带来了时间上的延时性和空间上的拓展性,同时也把人际传播引向了隔膜和疏离。文字是一种沉默的和匿名的人际传播媒介,传达性和反馈性差。文字的人际传播效果受到选择性定律的约束。选择性定律是就受众对信息的接受、理解和存储而言的,它包括选择性接触、选择性理解和选择性记忆三层含义。也就是说,受众在接受信息的过程中,都要根据个人的需要和意愿而有所选择、有所侧重、甚至有所曲解,以便使所接受的信息同自己固有的价值体系和既定的思维方式尽量地协调一致。在人际传播中,以书信为代表的文字传播媒介往往会形成传而不通的现象。这一方面是文字传播的延时性造成的,另一方面就是受传者的选择性机制在起作用——并不是寄出去的每封书信都能达到传通的目的,即使受传人阅读了书信,信息也不一定会反馈给传播者。

1837年,美国人塞缪尔·莫尔斯发明了第一台实用电报机。电子通信工具的出现使得远隔万里、重洋阻绝不再成为人类沟通信息的严重障碍。信息的发送和接收借助机器可实现瞬间传输,人际传播媒介增添了机器媒介系统。

三、电子对话:机器媒介系统时期

美国学者桑德拉·鲍尔-洛基奇和凯思林·里尔登提出的“电子对话”概念对人际传播媒介的分类提供了典型参照。机器媒介系统使人类借助机器实现了空间距离和速度上的突破,它形成了人类体外化的声音信息系统和体外化影像信息系统,而电子对话则是人际传播机器信息系统的典型的和鲜活的代表。通过电报、电话、手机和互联网等机器系统,人们可以实现异地即时的人际传播。

手写信函是文字出现之后产生的古老人际传播媒介。随着电报、电话等即时人际传播媒介的出现,具有延时性的信函,其本身的感情色彩越来越浓厚(公函和商业信函除外)。手写信函的邮寄速度已经难以适应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和人口流动性的增加,这是科技发展带来的必然结果。人际传播从耳提面命到言而有信,再到“言而短信”,手机短信使人们又一次回到了人际传播的网络,这是人际传播媒介的一次螺旋式上升过程,是借助了先进科技手段更人性化的回归,是一种传播本质的回归。在手机短信营造的私密空间里,人们享受选择和沟通的乐趣,还适应了现代社会快速、便捷、娱乐的需要。

对于传播媒体的“人性回归”,被学界称为“媒介哲学家”的保罗·莱文森曾提出过一份三段提纲,即人们一、最初享受一个虽未扩展但却平衡的传播环境(视觉、听觉和记忆是其极限);二、发展媒介打破这些限制,但作为突破的代价牺牲了平衡和人类的其余要素(从字母文字到真实世界总体而言缺乏类同之处就是首要的例证);三、日益探寻那些保持和继续过去的延伸性突破,同时又可获取曾经丢失的人类传播世界中的自然性要素的媒介。在电报、电话、计算机、手机通信这些机器媒介系统中,人际传播的最新方式便是手机短信和互联网人际传播了。

在通过现代媒体工具进行的人际传播中,人的言语和身体被最大限度地间离了。正是人的言语与身体的分离,体现了机器时代人际传播的特点。如前所述,在人际传播机器媒介时代,机器媒介系统使人类借助机器实现了空间距离和速度上的突破,它形成了人类体外化的声音信息系统和体外化影像信息系统。对于不得不进行异地传播的人们来说,它延伸了人的听觉(语音)和视觉(手机短信和彩信)两种感官,机器媒介系统为人际传播提供了很好的沟通方式。

计算机和手机媒体为人际传播提供了新方式,出现了计算机中介人际传播(Computer Mediated Communication,简称CMC)方式和短信人际传播方式。CMC人际传播即指借助计算机和互联网进行的非面对面信息交流活动,而因此建立、维持和发展的相互关系就叫CMC人际关系。由于CMC运用计算机和互联网这两种前所未有的传播工具进行传播,其在动机、性质、手段、外在影响上就必然与传统人际传播存在差异。但CMC拥有的最大优点是:它极大地拓展了人类的交往空间和交际范围,促进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和融合,加快了人类全球化的进程。

遗憾的是,计算机人际传播依然无法完美地实现人际传播的功能。互联网依赖的终端是计算机,其便携性,接受的随意性都比较差,另外操作也比较繁琐,还受网络接入固定地点的限制,因此人们无法真正实现随时随地进行交流的梦想。而手机短信人际传播的出现则打破了这种局限:手机小巧轻便,便于随身携带,使人们随时可以接收短信服务发布的消息;而以无线电波作为传播渠道又使得用户无论身处何地,都可以接受信息的传播,从而最大限度地摆脱了物质媒介工具本身可能对传播活动带来的限制。可以说,作为一种人际传播方式,手机短信能使人际传播参与者更大限度地摆脱传播媒介在时空上的束缚与制约,在传播的过程中获得最大的自由,这是目前其他人际传播媒介无法企及的高度,短信传播已成为继谈话、书信、电话、E-mail、网络聊天之后一种新兴的人际传播方式。正如美国摩托罗拉公司的广告所说:“摩托罗拉寻呼机,随时随地传信息。”——“随时随地传信息”这个朴素的表达,实际上概括了人类历史上所有传播活动一直努力的方向,也是现代媒介包括大众传媒一致追求的目标,手机短信传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站到了人类传播领域的最前沿。

从原始的面对面的口语传播到以文字为载体的印刷传播和以网络、手机为载体的电子传播,人类感官经历了一个由集中到割裂再到集中的过程。手机短信的发展将进一步整合人的各种感官,实现随时随地的人体的全面延伸。

人际传播媒介随着人类生活的发展在不断地变迁和实现技术创新,以上只是极简要地描述了人际传播媒介的演化状况。在这里,需要特别关注如下两方面情形。一方面,每个时段都可能出现一种或两种主导型的人际传播媒介。例如,原始时代的口语媒介、之后出现的文字媒介、20世纪以来的电子媒介(包括电报和电话)、近年来日益兴盛的网络媒介和手机媒介。另一方面,已经出现过的所有旧媒介不会突然消隐或终结,而总是与新的主导媒介叠加在一起混合起作用。例如,上述媒介无论兴衰都在今天的人际传播中发挥各自不同的作用。这表明,现行的人际传播媒介类型无疑应至少包括五种类型:口语媒介、文字媒介、电子媒介、网络媒介及手机媒介。

正如美国媒介研究学者罗杰·菲德勒所认为的,媒介演变和发展的趋势表现为一种融合共进的历程,而一种新媒体形式得以扩展的重要因素不在于它的技术“原创”,而在于它的兼容性和便捷性。手机短信传播方式的诞生和兴盛,再次验证了这一点。

第三节 手机短信人际传播的新特质

人际传播是手机短信最常见的传播形态之一。对短信人际传播的需求,使手机短信日益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人际传播具有几个重要特点:传递和接受信息的渠道多,方法灵活;信息的意义更丰富和复杂;双向性强,反馈及时,互动性频率高;是一种非制度化的传播。

从上一节人际传播媒介的发展变迁来看,短信媒介融合了多种媒介的优势,是一种新的更为优异的媒介形式。人际传播媒介是伴随着交流的欲望而发展的,从文本到声音,从声音到图像,从图像到视觉。短信媒介具有无线媒介的基本特点,同时又融合了纸质媒介的书写与互联网络的交互,具有比语言和文字更为丰富的多媒体功能。纯文本短信迈出了无线媒体融合的第一步,多媒体短信MMS则完全整合了视频、图片、声音和文字等多种信息形式,形成了一个全新的、性能优越的传播媒介。

而手机短信因其鲜明的媒介技术特质,由此呈现出不同于以往任何一种人际传播方式的属于自身独有的特点,也是区别于其他人际传播媒介的特点,即短信人际传播的新特质,表现为以下四点。

一、移动性

在访谈中,当问到和其他人际沟通方式相比,使用短信给他们留下的最深印象时,大多数受访者这样回应:“方便,快捷”;“就像随身带了纸笔,写信不限距离”;“在无法接听手机时,不错过任何有用的信息”;“必要时,可解无法联络之难”;“打不通电话时可以发短信”;“实时联络”,等等。

手机的便携性和移动网络的全覆盖特点使人们可以便利、舒服地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任何方式享受交流。这种移动性是短信传播的最大优势。以手机短信传播为起点,人们不必再固守一点来互动沟通,而是可以随时随地享受信息沟通的自由。

1.移动性带来了对传播时空的超越

手机短信预示了一个以个体为核心的、流动的无线通信系统,这既是对个体的解放和尊重,也隐喻了“流动”的社会意义。“流动”这个社会学概念首先由学者曼纽尔·卡斯特提出。他认为人类社会是围绕流动而建构起来的:资本流动,信息流动,技术流动,组织性互动的流动,影像、声音和象征的流动。流动是支配了人类经济、政治、象征生活的过程的表现,流动空间是信息社会的支配性空间,互联网更多是在象征意义上制造了“流动空间”,而手机短信却给人们真实的流动体验——一个随时随地跟随自己自由流动的信息平台。

手机短信比较面对面、文字、网络等人际传播方式而言,最重要的优势在于其移动接收。传统的人际传播形式对交流双方的要求非常苛刻,交流双方须在同一空间。目前,人们即使是使用互联网进行无时间、距离障碍的沟通,仍然要将自己固定在一点;况且,网络沟通尚需借助一个终端——个人电脑,虽然现在的笔记本电脑已经非常轻巧,但移动起来毕竟没有手机方便,一天到晚带着手机的人比带着笔记本电脑的人多了何止千万。而手机短信传播具有其他沟通方式都不具备的技术优势,即可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与任何人进行交流。手机的诞生真正实现了人和媒体在时空中的无缝链接,让人感觉拥有和控制媒体的能力:媒介既不是和人分离也不是主宰人,而是“人的延伸”。作为讯息的传接终端,它可以别在腰间,挂在颈上,或放在口袋里,实现了人们随时随地随心所欲传接信息的愿望,而再也不用受制于天时地利,是人类传播的一大进步。

2.移动性使短信交流非常便捷

在非静止的状态下,手机短信接收的便携性具有明显优势。现在的手机最多只有100克重,而即使最轻的笔记本电脑至少还在“公斤”级。因此当人们处于比较简陋或比较恶劣的环境(例如乡村、山顶、海上)中时,手机短信的传播优势不言而喻。

手机是随身携带的,收发短信随时都可以进行。我们知道,现代人的重要特点就是流动。在现代社会,人们的流动性大大加强,面对面的亲身交流往往不可企及。而短信恰好就为这些希望能够经常交流的人们提供了加强联系,增进交流的机会。与昂贵的电子媒介(主要指计算机)相比,小型化设计的手机携带十分方便,这就使得随时随地无限制的交流成为可能。有些原本已互相熟识的人,借由手机随身携带的便利,能够克服空间的障碍,继续维持彼此间的密切关系。这意味着在传统社会中,因迁徙别处而被迫中断或因空间距离过于遥远而自然中止的熟识关系,在当代的信息社会中,可凭借手机短信人际传播的特性得以轻易地继续维持。

3.自由便捷的移动性还体现为信息到达的无限制

手机短信比手机语音通话功能的优势在于其信息到达的无限制性,这是由文本短信的储存转发功能带来的。由于短信息服务中心在转发数据包时能自动存储信息,这样,如果接收终端不在服务区或者处于关机状态,信息在一定时间内将保留在短信息中心,而服务中心在这段时间里将按照一定频率(一般为5分钟/次)向接收用户发送,直到对方收到为止。可见,在传统人际沟通中打对方手机,对方可能关机,可能不接电话,也可能手机没电。这样,沟通都无法进行。但短信沟通是没有限制的,除非出现网络故障,对方总会收到发送的短信。

与网络聊天相比,用短信进行交流的双方可以不同时在线,甚至可以有一方不开机,这些都不妨碍交流的进行。只要在手机功能菜单上进行相应的设置,即使有信息到来时接收方未开机,但只要他一开机,该信息就会出现在他的手机上,并且信息内容不失真。因此,从信息传递的有效性来看,短信沟通的效率要高于手机语音通话和网络联系,短信传播增强了信息传递的有效性,这也是有人更爱使用短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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