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倪雪君
出版社：厦门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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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记清词写流韵试读：
出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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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记流韵
梅窗散纪
…
英子
为了生性懒放，对于花卉就从来不曾有过多大的爱好；沉在无绪的宽闲里，虽然有时不免是因此而觉着周遭空气的荒寂，但就此少费一点心思和手续，于自己毕竟是可以少耗一部分的精神的。
近几天，接连下了几日雨，一些时来走动的足迹都为风雨滞迟了。这才使我感到些许的不安起来：“门无过客窗无纸，炉有寒灰席有霜……”
诵着真歇大师底偈语的时节，才知道安闲真不是一件容易事，尤其是像我这样一个平庸的人，有了情志，空惘的寂寞感总是难以克服的。于是，为了想排除这种种扰乱自己心神的无聊感，便借端把抛置半年的蠹蚀书画搬出来整齐一番，如果有惬意的，也想把来和几张停尘多时的调换一下悬在壁间了。
结果是选择了一幅钟石砜的隶联：“香气扑尊花索酒，清光照观月寻诗。”
记得买它的时候，是为了欢喜这联句所表现的意境的幽清，现在重复读到它，想着是应该供点花来点缀点缀这清寂的岁月了。
如此想着，便踅向花家去选购了两树盆梅。
花是绿萼的，我喜欢这种韵致清寂的花：从一种哀切切的情思中兼有贞静的意味。究竟为了什么，事到如今就此难以记忆了，大概总是这种微哀的感情于我有过不易磨灭的迹象罢，所以在色调上我偏嗜了素淡的一面，因为那是能够润饰人底深远幽邈的情绪以忧郁的冥思的。
整天的时间都在淅沥的雨声中过去了，盆梅是在楼窗外的露台上开着。晚上，才听着奔窜的檐溜逐渐低沉下去，慢慢地，窗帷上映出澄净的光辉，并且横着短短的萧疏的瘦影。
莫非是雨霁月出了么？
推开窗，寒空轻快地飞着白色的浮云，天宇是泼靛似地蔚蓝了，一钩淡月隐在朦胧的云影里烘托出沉逸的幽光，风吹过，便流漾出梅花的淡淡的香味……
这使我记起杭州二月的孤山和云峰，繁蕊、寒树和逐花的蜜蜂；七年的湖上居住，不曾留意到它的好处，现在想起来，该是不胜其依依之情的。穿过了柳覆的长堤，穿过了蒙茸的细径，更像蝴蝶似的穿过了繁衍的花枝，在那里，虽埋藏了我无数年轻隐逸的梦，而现在却是了无留痕了呵。
目对着这暗香浮动的月下盆梅，正不知可以勾动若干如许温情的旧梦—猛回头，望屋里仅映出昏濛的灯影，妹妹们咿唔的书声不知何时停歇，夜已深沉了。“欢喜得了不得呢。”
珍重地移进盆梅，做我室中底小点缀，我把今日的情怀写下，寄给我亲爱的友人马和唐，请凭此一轮悬空的新月，愿你们寄给我以湖上的梅讯。
二·二一，夜雨声中
载《文饭小品》第2期（1935年3月出版）
山人辩
…
玄晏
因为公安竟陵派诗文的时髦，连带的使许多明末的文人也时髦起来。陈眉公、王百穀这些在当时自称为或被称为“山人”的作品，也颇有人扒梳着去研究了。但是不幸“山人”这个名称，在目今主张积极和战斗的青年人看起来，总似乎是消极和逃避者的头衔，觉得总不能满意。所以明末的“山人”，在当时既被同时代的文坛正宗所视为异端，在清代还被一般在朝的达官贵人狠狠的讥讽了一顿，而直到此刻现在，还同样的有人在对于这些被冤屈的在野文人肆意奚落，这真不能不算是“山人”的不幸。
我们考查陈眉公、王百穀的历史，他们都曾经有过许多机会可以做官得势，然而他们始终没有去做官，可见他们并没有仕进之心。虽然不想做官，但喜欢谈文学，结交文友，通声气，足见对于文章之事，还是名心不死，并不是消极的人了。
这些在文艺上非但并不消极，而且是非常积极的青年，一方面不求仕进，一方面又野心勃勃地想从正统的庙堂文学势力中挣扎出一种独立自由的新文学来，而他们所处的地位和环境却是很艰难的。他们不能不自己标榜一个口号，不能不把自己的旗帜打出来，于是“山人”这两个字遂成为这些反抗正统文学的青年的称谓了。“山人”者，原来只是“在野者”的意思，并不一定提倡到山里去隐居，不闻世事。在那时候，第一个称“山人”者，恐怕是徐文长。他曾自署为“青藤山人”。他为什么自称“山人”呢？原来当时执掌文坛的霸主王元美、李于鳞等组织“七子社”，互相标榜，而诗写得最好的谢榛却以布衣被摈，不得入社。徐文长看了这种情形，又想想自己也不过是个诸生，对于这种“以轩冕压韦布”的气焰生了很大的反感，立誓终生不入王李之党，因而在文坛上自成了一派。虽然他的名字终其生不出于越，但后来公安竟陵这派人的诗文却受了他很多的影响。
由此，我们可见明末的所谓“山人”，实在只是一群在野的文人。他们要把纯文学从一般仕宦手里夺回来，要创造发抒性灵的新文学。虽然在当时未必有多大势力，但在后世却并不是没有影响的。从徐文长到王百穀，这一流人都可以说是当时的纯文学的孤忠的祭司。至于另外有一些以“山人”之名，而为图仕宦之捷径者，当然也未始没有，这只能说是“山人”的流弊，而不能连真的“山人”都抹杀的。
至于像铅山蒋士铨那样的讥讽陈眉公，说是“翩然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衙”，我以为适足自见其鄙俗。盖眉公心目中未尝有宰相衙，而太史心目中却有宰相衙也。绝不做官，则宰相衙，亦犹之夫寒士白屋也。再如有人问“山人何不到山里去”，亦只是一时口头快语，与今之人问“革命文学家何不去革命”者类似。
载《文饭小品》第1期（1935年2月出版）
为一个外国刊物写的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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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风
一九○四年冬天，我生在湖北省东部一个穷苦的滨湖的乡村。听说原来是一个富有的“世家”，但到了早死的祖父的前一代就已经衰落了。孤儿的父亲和母亲—一个穷苦的农民底女儿结婚的时候，当天就得向邻舍借米。那以后是夫妻二人长年间的做豆腐手艺的劳动。但到了我能够有记忆的时候，两个哥哥都成年了的家境，已经稍稍宽裕了。大哥是一个能干的做面的手艺人，二哥是一个勤劳的佃农。父亲性情刚直，治家非常严厉，母亲是一个心肠慈善而多感的女人，对于穷苦的邻居和亲戚，总是偷偷地给与帮助；由于长年的艰苦的劳动和营养不良，害了贫血病，常常忽然间陷入了意识迷糊的状态。
因为劳动的人手不够，在童年时代我做着牧牛、看守稻子一类的事情，到十一岁或十二岁的时候才被送进了一个村学。因为看到我底性情迟笨，父亲底计划是让我读过两三年以后就送到城里的店子里去当学徒，因为在他看来，这是不必忍受剧烈的劳动痛苦而又能够谋生的最便当的道路。但当我在村学里读了一两年的时候，却意外地得到了教师和同族的几个长者底称赞，一向受着绅士们底威胁的父亲和哥哥也就决意让我做一个“读书人”了。
在村学里读了几年艰深的古书以后，由于和一个同伴的偶然计议，就考进了城里新式的公立小学。住了一年，得不到满足，又到武昌去考进了一个名誉不好的中学。这时候是一九二一年，新文艺作品大量地出现了，我狂热地像发现了奇迹似地接受了它们。但因为“五四”运动退潮期的低徊忧郁的情调这时候在文艺里面强烈地出现了，也因为母亲底死亡留给我的深沉的悲哀，我陷进了近于悲观的忧郁心情。我把这写在诗的形式里面。
住满两年，终于忍受不了，就单身地奔向了南京，因为那里的一个大学底附属中学，当时是以它底新精神在全国驰名的。进去以后，大学里的和中学里的几个友人，在人格上和思想上给了我很大的影响，我参加了学生运动；在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里面，我也是当地的奔走在街头和工厂里面的青年学生中间的一人。
就在这一年的暑期，我考进了“五四”以来被全国青年看成了文化圣地的北京大学。得不到满足，第二年转入了以新鲜健康的精神驰名的清华大学；更得不到满足，南方的革命斗争又正在怒潮似地发展，于是就离开那里南下了。
然而，在革命的环境中间，我还一面在写着忧郁的诗。接着就走上了流亡的道路。
两年后我到了日本。
那时候，日本底革命文化运动，正在蓬勃地向上发展，我也走进了它底阵营。从那里我得到了完全不同的对于文艺的新的理解和新的感受。这时候我才解除了社会观和文艺观的矛盾，从忧郁的文艺情调里面跳了出来。
这中间，我开始用论文参加了国内的文艺斗争。
到一九三三年春间，我受到了日本警察底逮捕和拷打，被监禁了三个月以后就被押解出境了。
回到上海，我参加了鲁迅所领导的艰苦的文艺运动，而且开始了职业作家的生活。一直到这次的战争底爆发，我没有离开那里。
战争爆发后，创刊了文艺杂志《七月》，一直到现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后，我担负了总会研究部底工作责任，也一直到现在。
著作有三本论文集，两本诗集，一些翻译，和尚未收集成书的战争以来的批评论文。
一九四一年二月廿四日，棘源村之落荒土屋
载2卷第5、6期合刊（1941年8月出版）
关于《客途秋恨》（附歌曲全文）
…
方霞光《客途秋恨》在广州俗文学上之地位《客途秋恨》这一首南音歌曲，几乎是凡广州人都知道了的，正如北方人之能哼几句“我好比南来雁”一样，凡广州人也都晓得“凉风有信”之下，一定是“秋月无边”。
近年来广东时髦的歌者是薛觉先与月儿之流，民间文学如木鱼书南音之类是极少新编撰著的了；《越讴》虽然仍在有些报纸上占一角小小几行的地位，但却不能普遍地被歌唱，仅为文人抒写牢愁之一种文体而已。
广东东江一带地域的客人善唱山歌，即非客人亦善唱山歌，南路如钦廉、西江，及北江各地乡间，大约也有许多歌谣俗曲，抒写着朴质的情绪的；而在广州，便只是招子庸的《越讴》及缪莲仙的《客途秋恨》算为民间文学的代表作。《越讴》为招子庸所作，写的多是珠江艇上的疍户女儿底那种爱情的玩意儿，颇能动心荡魄，已为吾人所知，即国内之研究俗文学者亦大抵都知道这招子庸底《越讴》。独是这被当为南音中的白眉—《客途秋恨》—系何人所作，则大抵连我们广州人自己也多习焉不察，外省的学者们便更无处查考了。《客途秋恨》作者考
其实《客途秋恨》底作者在曲文上已经明白地告诉了我们，他就是“小生缪艮莲仙字”的那位先生。近来坊刻那种南音《客途秋恨》，有些把这句改为“小生缪姓莲仙字”，实在是有点不通的，大约是因为艮字难懂的缘故罢。
且待我来替他写一篇新传
缪艮字兼山，因慕李青莲，故又号莲仙。生于乾隆三十一年（一七六六）正月十三日，杭州仁和县人。有二兄，一妹早殇。八岁就塾，十三岁出学堂，十四岁学贾。未久，与兄赴京投奔姑丈沈古堂太守，再学文章，这时是他底一生学问之始。在京六年，回杭州乡试，第二次才得入学，那时已经二十三岁了。
廿五岁结婚，有了许多儿女（四男二女），生计渐渐困难，考试又考不上了，于是便以处馆度日。二十八岁那年，父母都死了。他底足迹到过北京，到过福建，到过扬州等等地方。他在广东住了至少有十二年之久，曾到南雄、惠州、澳门、广宁等地。
他自四十五岁来广州后，四十七至四十九岁均在南雄，五十一岁在永安县，其后似曾回杭一次。五十三岁五十四岁在广宁，一八一九年秋返广州，当在此时遇麦大安。次年又再至广宁。一八二一年尚在广宁。此时已五十六岁了。
他底作品可真不少，可不知道都印行了没有。作品有《涂说》（已印）、《赠言心佩》、《集千家诗》、《南楼梦话》（已印）、《集闺秀词》、《破涕新谈》、《藕花盒诗集》、《一螺吟草》、《文章游戏》一至五集（已印）、《莲仙尺牍偶存》（已印）等等，大约他在当时也是一个颇为自负而有能文之名的才子。我所见到的他底作品只有《涂说》、《文章游戏》及《莲仙尺牍》三种。
他这个人，据我匆匆地看了他底作品以后所觉到的：他是一个中国式的落拓文人，他以游幕处馆维持生活，平时替东主写些公牍信札一类的东西，教导那些蒙童们念几句书本；所交游的无非是和他一样的名士；闲来也以文章为游戏，写些牢骚的词章；无聊之际便到秦楼楚馆里去消遣。是这样的一个人物。《客途秋恨》事实及麦秋娟考《客途秋恨》系一书生缪艮字莲仙者自述在客途、孤舟、秋晚忆念妓女麦秋娟而作。他说是曾在中秋之夜访遇麦氏，共同拜月，恩爱备至，此后共处将有两月之久，缪要归去，遂尔分别。别后贼乱，于是不免挂忆。而麦氏者，特别多情，缪既无金钱，而偏蒙青眼，所以不得不感激。麦氏又知书明理，因缪告以胭脂井事，遂得论陈后主之为人，情真一片，独不应不顾兴亡，委弃江山。全文就写这一类怀才不遇的牢骚及爱情幻灭的悲哀。文字颇为绮丽凄切，所以非常动人。
我以为麦秋娟即麦大安。据《文章游戏》上说：“麦大安喜风雅士”。而作者正是风雅之士也。有《赠麦大安师师令词》云：
翠眉双锁，又泪珠交堕。此时心事有谁知？低首向妆台斜坐。甚闲愁，难贴妥，到这般慵惰？可怜弱体娇无那，又似风吹花朵。了无情绪病恹恹，怎得个相思医可？燕子楼头人独卧，坐闷怀如我。
一八二一年春，有张某自广宁返珠江，缪托其带一封信回去给麦大安，信意颇为缠绵。与《客途秋恨》可谓同工异曲。所以我假定她即是秋娟。作者自广宁返广州之后，一八一九年重阳，曾访麦大安。次年又至广宁。《客途秋恨》当在此时作。然一八二一年作者尚有书致其“安卿”，可知《客途秋恨》中之嗟叹设想，终究都没有成为事实。《客途秋恨》之评价《客途秋恨》在纯文学上，情感未深刻描画，但他是出自名士之手，词句较佳，所以雅俗共赏，流行最广罢了。我很相信，《客途秋恨》必非南音之始祖，最初的南音恐怕只是由无名作者顺口唱成，并不写成文字的，即如现在的客人山歌，便是如此。《客途秋恨》不能帮助土俗学或文化学的研究，因为它不过是文士落拓思念美人的自作多情的文章罢了。在这个观点上看，《青兰附荐》似乎比之《客途秋恨》底价值就大得多了。
久欲为《客途秋恨》作一详细之考证文章，但人事匆匆，因循未果。今春偶与某君谈及，谓缪艮实有其人，而彼等皆似疑余言之不确者，因写此示之。自度今后更无余力作此等绣花针的小巧的考据矣。兴味虽浓，其奈世变日亟，难免为同志们所讥诮也。
霞光附志
附：
客途秋恨
孤舟岑寂晚凉天，斜倚蓬窗思悄然。
耳畔听得、秋声桐叶落，又只见、平桥衰柳锁寒烟。
亏我呢种情绪悲秋同宋玉，况且客途抱恨呀、你话对得乜谁言。
正系旧约难如潮有信，新愁阔似海无边。
第一系触景更添情懊恼，亏我怀人空对月华圆。
小生缪艮莲仙字，幼年曾习古人篇。
因为功名蹇滞图生计，作幕依人暂顾目前。
点想在勾栏得遇一位多情女，佰风流体态貌如仙。
面比春桃添艳色，才如锦绣可人怜。
本是世家名宦女，所以风尘堕落尚矢松柏坚。
共你相逢、一见如胶漆，个阵好似、渔人荡入武陵源。
娇呀记得青楼邂逅中秋夜，共你并肩携手拜婵娟。
我亦记不尽许多情与义，总系缠绵相爱复相怜。
共你肝胆情投将有两月，点想同群催趱整归鞭。
几回眷恋难分舍，都只为缘悭两字要拆离鸾。
个阵泪洒西风红豆树，情牵古道白榆天。
娇呀你杯酒临期同我饯别，在个处望江楼上设离筵。
你重牵衣致嘱个段衷情话，叫我要全终始两心坚。
今日言犹在耳诚虚负，屈指如今又隔年。
只估话、好事多磨从古语，半由人力半由天。
是以风尘阅历崎岖苦，鸡群混迹暂且从权。
恨我请缨未遂终军志，就系试马难扬祖逖鞭。
只学得龟年歌调唐宫谱，游戏文章贱卖钱。
只望裴航玉杵谐心愿，蓝桥践约去访神仙。
个阵广寒宫殿无关锁，何愁好月不团圆？
点想沧溟鼎沸鲸鲵变，个的妖氛漫海动烽烟。
是以关山咫尺成千里，纵有雁札鱼书总渺然。
又听得个日羽书驰牒报，都话干戈撩乱扰江村。
个的昆山玉石也遭焚毁，好似避秦男女入桃源。
娇呀你红颜薄命哙招天妒，重怕贼星来犯月中仙。
娇花若被狂风损，玉容无主倩谁怜？
又恐你幽兰不受污泥染，一定拼丧香魂玉化烟。
若然艳质遭凶暴，我愿同埋荒冢伴姐妆前。
或者死后得成连理树，好过生前常在奈何天。
重望慈悲法力行方便，把杨枝甘露救出火坑莲。
等但劫难逢凶俱化吉，个的灾星魔瘴两不相牵。
亏我心似辘轳千百转、空眷恋。
娇呀但得你平安愿，我亦任得你天边明月向别人圆。
闻击柝，夜三更，个的江枫渔火照住愁人。
几度徘徊思往事，我都怨娇呀何苦咁痴心。
风流不少怜香客，罗绮还多惜玉人。
古道烟花谁不贪豪富，做乜偏把痴情向小生？
况且穷途作客囊如洗，就系掷锦缠头愧未能。
记得填词偶写胭脂井，你重含情相伴对住银灯。
细问我曲中何故事，我把陈后主个段风情讲过你闻。
讲到兵困景阳家国破，歌残玉树后庭春。
携住二妃藏井底，死生难舍意中人。
娇呀你听得此言深叹惜，重话风流天子更情真。
总系唔该享尽奢华福，故把锦绣山河委路尘。
你系女流尚晓兴亡事，不枉梅花为骨雪为心。
重话我珠玑满腹原无价，知你怜才情重更不嫌贫。
惭非玉树蒹葭倚，正系茑萝丝附木瓜身。
洗尽铅华甘谢客，只望平康早日脱风尘。
恨我樊笼无计开金锁，好似鹦鹉羁留困姐身。
况且孤掌难鸣为远客，有心无力几咁闲文。
欲效药师红拂事，改妆夤夜共私奔。
又怕相逢不是虬髯汉，陌路欺人起祸根。
龙潭虎穴非轻易，个阵恩爱翻成误姐玉人。
思量衔石填东海，精卫虚劳一片心。
亏我胸中枉有千条策，做乜并无一计脱钗裙。
前情尽付东流水，好似春残花蝶两相分。
正系神女有心空解珮，襄王无梦再行云。
重怕一别永成千古恨，蚕丝未尽枉偷生。
男儿短尽英雄志，纵使得成富贵亦是闲文。
今日飘零书剑为孤客，扁舟长夜叹寒更。
只话放开怀抱思前事，越思越想越觉伤神。
风送夜潮寒彻骨，又听得隔林山寺报钟音。
声声似解相思劫，独惜心猿飘荡哪方寻。
既话苦海济人登彼岸，做也世间留我种情根。
风流五百年前债，结成宿恨在红尘。
又见秋水远连天上月，团圆偏照别离身。
水月镜花成幻想，茫茫空色两无凭。
恩爱自怜同一梦，情缘谁为证三生？
今日意中人远天涯近，空抱恨。
琵琶休再问，惹起我呢青衫红泪越更销魂。
载第36期（1937年8月20日出版）
郭嵩焘与中国外交
…
余长河
光绪二年（一八七六）因马格里(Margary)案件，遵照《烟台条约》，派郭嵩焘赴英通好，惋惜滇案，并为驻英公使，其时国书无充当公使之文，至光绪三年（一八七七）始补发。中国之遣使驻外，以郭氏为第一人也。
初关于遣派使臣，各国公使迭以为请，咸丰八年（一八五八），美使列卫廉(William.B．Reed)曾建议于直督谭廷襄，以中国富庶无求于侨民拒之。同治四年（一八六五）总税务司赫德所呈递总署之《局外旁观论》，亦以派遣驻外公使为请。同治五年英使阿礼国递交威妥玛(Thomas Francis)所著《新议论略》，亦言及之。清廷下其议于各疆吏，至同治六年，总署为预筹修约事宜计，列遣使为应筹议之一项，其重视可知。当时奏覆者，左宗棠、曾国藩、李鸿章、丁实桢、沈葆桢、崇厚等虽皆认为可行，而或虑人才之缺乏，或虑用费之繁多，或虑无事可办，或虑语言不通，盖都因外人强逼之成分多，本意情愿之成分少也。清廷得奏后，亦未遣使，然当时因事实之需要，有变相行之者。如斌椿之游历，蒲安臣之Anson Burlingame出使，皆派使驻外之先声也。
一八六六（同治五年）赫德告假回英，劝说奕诉派同文馆学生随之游历欧洲各国，以长见闻，许之。派斌椿广英学生凤仪等随之游历，经安南、暹罗、印度、法、英、荷兰、丹麦、瑞士、俄等处。至六年九月归国，此为中国官吏正式游历西方各国之始。同治六年美使蒲安臣回国，奕诉因赫德之劝说，请聘为办理各国交涉事务大臣，以聘于各国，其奏折曰：“……原奏内遣使一节，本系必应举行之，止因一时乏人堪膺此选。且中外交际，不无为难之处，以明知必应举行，而不敢竟请举行，尚待各处公商，以期事臻妥协。惟近来中国之虚实，外国无不洞悉，外国之情伪，中国一概茫然，其中隔阂之由，总因彼有使来，我无使往，以致遇有该使倔强任性不合情理之事，仅能正言折服，而不能向其本国一加诘责，默为转移。此臣等所耿耿于心，而无时或释者也。……”是可知遣使，在当时确为时势之需要，遣使驻外，仅为时间上之问题。
郭嵩焘（一八一八—一八九一）湖南湘阴人，一虚心求知、实事求是、目光犀利、胆识深远之人也。咸丰十年（一八六○）于僧格林沁幕中，曾从事于英法联军交涉，是为其从事外交之始。后李鸿章以见在通达夷务治体，荐于奕，至光绪元年，任为礼部侍郎，并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至光绪二年奉命为驻英公使。
当时因士大夫之无识及无知者随声附和，对于办理外交者，无不诽谤攻击，故阎敬铭谓：“焉有正士，而屑为此者。”董恂时有洋务谤薮之叹。而刘仲良遗书李鸿章，谓其喜闻谈洋务之言，以致冒险负谤。以德高望重之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天津人士犹戏作讣闻，加以讽刺。而湖南人毁之尤甚。当其寿诞时，并作诗以讽之曰：“笙歌嘹亮寿筵开，丞相登场亦快哉。知否黑龙江上路，满天风雪逐臣来？”故郭嵩焘发表为驻英公使后，谤侮尤甚，京师作联以讥之曰：“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见容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王壬秋于日记中记之曰：“筠仙晚出，负此谤名，湖南人至耻与为伍。余云：众好众恶，圣人不能违。”又曰：“春阶闻其子为筠仙写夷务书，戒其不谨。余曰，此小事，何用虑之！春阶云，此立身大节，何谓小事！”而激烈者，竟谓其不修高洁之行，蒙耻受辱，周旋洋人，至欲毁其家室。其受谤情形，可见一斑。其所以至此者，一部分以为堂堂皇帝子孙，竟周旋洋人，以为深耻；一部分则如李慈铭所谓“……我之使彼，形同寄生，情类质子，使其驱使，随其嚬笑，徒重辱国而已”。而最大原因，则因请将岑毓英交部议处，及请六部堂官与洋人周旋，已为一时诟毁所集，出使一事，增其指摘之资料而已。
光绪元年（一八七五）马嘉理抵滇迎英副将柏郎(Browns)，云南巡抚岑毓英遣将李珍国，杀马嘉理及其从者，威妥玛向总理衙门交涉，清廷因岑毓英为清议所归，不欲议处，后交涉日趋严重，几濒破裂。至光绪二年订立《烟台条约》，始告结束。时郭氏在京，力请将岑毓英交部议处，以明其未事豫防之咎，其用意诚如所谓“……体察滇案情形，但一议处岑毓英，则诸事皆可据理折之，不至过为要挟。臣所以敢犯一时诟摘而不辞者，自度捐弃一身无谓之声名，以求解朝廷之隐忧，于事实确有把握也”。不意国人不察，横加訾毁，反蒙晚节不佳之毁。至于谓六部堂官与外人周旋，亦属当时考察外情，推求事要之善举，而士大夫辈，反诟骂之，当时人之知识鄙陋，胶执偏见，诚令人失笑也。
郭氏头脑冷静，目光深刻，常以明悉洋务底蕴，及应付方法自负，其议论见解，确有过人处，在时人中固特出也。其论当时外交失败之原因曰：“……历考三十余事，亦由不能尽知洋务底蕴，往往以平易可了之事，积而为艰难生衅之端，致使挟其狡强之气乘隙思逞，嫉愤愈深，即其构衅亦愈烈。”又曰：“西洋之人中国，诚为天地一大变，其气机甚远，得其道而顺用之，亦足为中国之利，而五十年来办理洋务，日趋歧左，正坐一二贤者，高视阔论，专习南宋以后嚣张之习……是以其局愈蹙，其势亦愈穷……。”又曰：“西洋之患亟矣！中外诸公懵然莫测其所由，先无以然处，主战愈力，自处愈穷，一将之能，而偃然恃以为安；一战之胜，而戛然据以为喜。以当小敌不足，况若西洋之气方盛，而势方强者乎！彼固无求倾中国之心，何为激之使狂也！……”其论不知国家实力，侈言主战者曰：“唐宋之言官虽嚣，尚无敢及兵政。南渡以后，张复仇之议，推陈兵事，自诸大儒倡之，有明至今承其风，持兵事之短长尤急。末流之世无知道，君子正其议而息其辩，覆辙相寻，终以不悟。西夷之专求实用，由中国虚文无实相推相激以赞成之，岂非天哉！”又曰：“古人有言曰：目短于自见，故以镜鉴形；智短于自知，故以道正己，身失道则无以知迷惑。今时士大夫无知道者，循声附影，希望朝廷意旨，以求诡合，顽然自托于敢言，日趋其迷惑而不知悟，度其用心，岂果有见今日兵力之强，足资一战而必不可不一示威外人乎？希时道腴而已！尝记宋儒刘元甫之言：仕有三耻，相时而为道，希俗而为功，饰义而为名。古之君子以为耻，今之君子矜张自肆，泰然任之，学术之不明，人才风俗之媮，天下之敝所由基也。”其论教案发生之原因，及大臣处置之错误曰：“……国家办理夷务二十余年，大抵始以欺谩，而终受其陵践，其原坐不知事理，天下籍籍，皆为气愤，皆出南宋后议论，历汉唐千余年以及南宋事实，无能一加考求，此其弊也！传曰：惟礼可以已乱。奈何自处于无礼，以长乱而助之披猖也！至于寇乱之生，由一二奸顽煽诱，愚民无知，相聚以逞，遂至不可禁制，所欲拆毁教堂者，无识之儒生耳；其附和以逞，则愚民乘势抄掠为利，民数聚则气嚣，气嚣则法废，造意不同，而其足以致乱一也。君子不屑徇愚民之情以誉，故法常伸而民气以肃。”
郭氏出使时，年近六十矣，初虽有使臣驻外可暂缓之请，然其意固认为目前重要之举，故欣然就道，不稍延迟。李鸿章与沈葆桢函曰：“筠老三万里之行，似尚慷慨”，盖纪实也。光绪二年十二月抵英后，不数月又因写日记寄呈总署，更遭人士诟骂，参奏者四起。何金寿竟谓为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查月呈日记于总署，以明外国之情况，及应付之方略，实属觇国之要义，不意其中有一二言及中国不能不和之理，及主战者之非，竟遭反对，使中国日趋虚浮无实，致将来中国外交上之失败，皆无识士大夫狂妄言论所造成，其罪过岂胜言哉！
不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郭刘两使交恶事件又起矣。刘锡鸿之为人，李鸿章谓其横戾巧诈，性情诡变，盖一不学无术小人也。其初郭嵩焘以不明其性情，荐为随员，而总署以副使界之，以公使无副使例，又改为驻德公使。不意出洋后，屡屡加以攻击。李鸿章函沈葆桢曰“筠仙心肠，尚是忠爱一路。惟素性褊急，自出洋以来，为刘云生所窘苦，势难并立”，其情形可见。而郭氏性格又系“赋性褊迫，少所容纳，一言忤意，抵脰求胜，一事乖方，椎心自激；又嫉恶太深，立言太快”者，故愤恨不已，卒以此去位。观其与黎庶昌书曰：“……于开端奉使西洋，颇谓朝廷用人为不虚，区区才力，尚能堪之，而于其时力举一刘锡鸿充当随员，枢府遽以副使任之，一意傅会京师议论，以嵩焘为的，自负能攘斥夷狄，深文周内，以相龁，不独区区一生愿力无所施用，又使仰天欷歔，发愤呕血，志气为之销磨，才智聪明为之过塞”，其愤懑不平可见，然此事总署固有不能辞其咎者。以当时刘锡鸿行动之乖谬，李凤苞、刘学翊皆言之啧啧，李鸿章亦曾函总署曰：“……云生在德，若如李监督所云于大局既无裨益，且与筠仙积怨成衅，咫尺相望，而声息不通，徒为外人所窃笑，似属非宜，望高明必有以处之。”而总署不一加谴责，故其与曾国荃书：“……使刘锡鸿之凶悖，译署稍能裁之以正，不过借假，嵩焘老病余生，捐弃海外，亦不至乞归。”虽愤激语，亦伤心语也。
郭氏自光绪二年出使，四年兼任驻法公使，四年九月辞职归国，计任职三年，其间虽经种种挫折，而条陈甚多，故李鸿章谓“闻枢译友人均嫌尊处条陈过多”，那拉氏亦曰：“其出使之后，所办之事不少，但挨骂也挨够了。”
当时怵于欧美之船坚炮利，明达之士，力求模仿西法，故同治四年（一八六五）曾国藩请设立江南机器制造局于上海，五年左宗棠请设轮船制造局于马尾。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派选学生赴美留学，并设轮船局等等，然彼辈皆以为有开花大炮及轮船即可战胜外人，故李鸿章曰：“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曾国藩见华衡芳、徐寿演试所制轮船，有“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之叹。而郭氏独具只眼，以为中国不知日本模仿西法之方针正确。于光绪三年致书李鸿章曰：“……日本在英国习技艺者二百余人，各海口有之，……至奉使讲求经制出入，谋尽仿行之，而学兵法者绝少。盖兵者末也，各种创制，皆立国之本也。”后又劝扩大模仿西法范围，李氏不许，李氏识见，固远不及之也。又观其与姚彦嘉书曰：“阁下相从海外，日见吾所辩争，而幸为当者，何尝稍有假借，以不得申其志。而从未敢怀轻视之心，以吾心实见其不可轻，而考览其学校，益然内自怀愧。”呜呼，郭氏固当时之卓卓者也！
最后试录其数语，以明其苦心深虑，及为国牺牲之精神，以为今日办外交者告：
曩在京都，吴江相国相戒不谈洋务，而鄙人之谈如故；至于谤刺讥，遍于士大夫，汹汹然不可向迩，鄙人之谈如故。诚见洋祸已成，与中国交接往来，遂为一定之局，冀幸多得一人通晓洋务，即少一衅端。
蹇蹇老臣，常有取于张江陵之言，愿身化为藁荐，任人溲溺其上，终教人凭以安寝而已。
载第31期（1937年6月5日出版）
关于瞿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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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鲁珍《逸经》周年纪念特大号内，有雪华先生录出的瞿秋白遗著《多余的话》，我真个欢喜极了！因为我在民国廿四年瞿氏毕命的时候，就知道他有此遗著，但快睹无缘，只有“心向往之”。今《逸经》以此贡献给吾人，除披瑶编而默识此一代风云人物之最后自述外，爰将不才所闻知关于瞿氏数事，录出以谂读者。
按秋白，原名霜，旋改为爽，秋白乃其笔名，后此二字传播渐远，外间得知原名者甚鲜。《多余的话》第一节“历史的误会”，开首言“我在母亲自杀家庭离散之后”，盖秋白先世，自明末历清朝二百余年，代代为官。其祖父在光绪年间为湖北藩台，曾一度署理巡抚；伯父历任浙江的萧山常山等县知事。但其生父则近于纨绔，吸鸦片，不事生产。鼎革后，祖及伯相继死，家计遂异常窘迫。父亲出外飘流，仅能糊其个人之口。乃母携秋白及弟妹四人，以典当度日，为贫穷所逼极，无法自缢死。是秋白之有生，未履人世之艰难，先遭家庭之悲剧，其际遇足令人唏嘘也。秋白妻杨之华女士，为国民党第一届中委沈玄庐（定一）之媳，与其夫不合，离婚至上海读书。适秋白丧其前妻王氏，遂与杨恋爱，不久结婚。秋白在汀州狱中集唐人诗句成《狱中忆内》一绝：
夜思千重恋旧游，他生未卜此生休；
行人莫问当年事，海燕飞时独倚楼。
即为杨而发者。秋白自视为文人，所谓“结习未除”，虽届生命之结束，犹未改“拥鼻”故态。雪华先生所录出的刑前一首集句，据仆所知，原诗尚有短序如次：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七日，晚梦行小径中，夕阳明灭，寒流呜咽，如置身仙境。翌日读唐人诗，忽见“夕阳明灭乱山中”句，因集句得《偶成》一首。（该诗首句用韦应物，次句用郎士元，三四句用杜子美、郎士元。）
除了上述两诗外，秋白狱中作品，我知道的，尚有《浣溪沙》词一阕，词云：
廿载浮沉万事空，年华似水水流东，枉抛心力作英雄。湖海栖迟芳草梦，江城辜负落花风，黄昏已近夕阳红。
梦回口占一绝句：
山城细雨乍春寒，料峭孤衾旧梦残！
何事万缘俱寂后，偏留绮思绕云山？
音节凄楚，读之哀感动人。秋白在水口与项英妻张亮、梁柏台妻周月林同时被捕，曾化名为“林棋祥”。解至长汀，为一原在红军中当伙夫者指出，遂另辟闭室，优与待遇。尝接见新闻记者谈话，于胡适、鲁迅、郭沫若、成仿吾诸人，均曾臧否过，尤其对丁玲，他说：
我有一爱人与她甚要好，所以丁玲常在我家居住。丁玲是时尚未脱小孩脾气。她尝说：“我是喜欢自由的，要怎样就怎样。党的决议的束缚，我是不愿意受的。”所以我们也未强她入党，此时仍为一浪漫的自由主义者，其作品甚为可读。
她与胡也频同居后，胡旋被杀，前年忽自动要求入党，作品虽愈普罗化，然似不如早期所写的好了。
足见秋白于此左翼女作家之关系，饶有一种意味。他既任过伪教育人民委员，据对往访记者谈，在赤区确做到若干成绩。如列宁小学之普遍设立，编订苏区教科书，识字班和流动识字班的推广，列宁师范、职业中学之计划。另有所谓郝西史小学，以极粗浅之学科，教授广多之工人。他亦嗜书籍版本，谓在瑞金时，觅获《瑞金县志》一部，系木版孤本，共六册，郑重保存于沙洲坝图书馆中，惜为人借去第五册一本，屡次索取未见还，致缺残一本。退出瑞金时，因不便携带，仍庋其五本于图书馆中，希望国军中有人取去，俾此残本不致绝版。黄昏已近，犹为所爱之孤版秘籍致殷勤也。
天津《大公报》当时载一汀州通讯《瞿秋白毕命纪》，叙述甚详，节录于后，以见秋白授命时之景象：
方提笔录诗，而毕命之令已下。……书毕，乃至中山公园，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止呻吟。秋白信步行至亭前，已见菲菜四碟，美酒一瓶，彼独坐亭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酒半乃言曰：“人之公余小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继而高唱《国际歌》，以打破沉默之空气。酒毕，徐步赴刑场，前后卫士护送，空气极为严肃。经过街衢之口，见一瞎眼乞丐，彼犹回首瞻视，似有所感也。既至刑场，自请仰卧受刑……
载第28期（1937年4月20日出版）
代语堂先生拟赴美宣传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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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
话说林语堂先生，头戴纱帽盔，上面二个大红丝线结子；遮目的是一对崂山水晶墨镜，完全接近自然，一点不合科学的制法。身上穿着一件宝蓝团龙老纱大衫，铜钮扣，没有领子—因为反对洋服的硬领，所以更进一步的爽性光着脖子。脚上一双青大缎千层底圆口皂鞋，脚脖儿上豆青的绸带扎住裤口。右手里一把斑竹八根架纸扇，一面画的是淡墨山水，一面自己写的一小段舒白香游山日记—写得非常的好，因为每个字旁都由林先生自己画了双圈。左手提着云南制的水烟袋，托子是珐琅的，非常的古艳。
林先生的身上自然还有别的东西，一一的说来未免有点繁絮；总而言之，他身上没有一件足以惹人怀疑是否国产的物品。这倒不全为提倡国货，每一件东西都是顶古雅精美的，顺手儿也宣传着东方文化。
林先生本打算雇一条带帆的渔船，或西湖上的游艇，在太平洋里一面钓着鱼，一面缓缓前进。这个办法既足以实证他的艺术生活，又足以使两个老渔夫或一对船娘能自食其力的挣口饭吃—后者恐怕是这个计划的主要目的。不过，即使大家都不怕慢，走上三五个月满不在乎，可是小船—虽然是那么有画意—恐怕干不过海洋里的风浪。真要是把老渔夫或船娘都喂了海鱼，未免有悖于人道主义。算了吧，只好坐海船吧。
为减少轮船上的俗气与洋味，林先生带着个十岁的小书僮：头上梳着两个抓髻，系着鲜红的头绳。林先生坐在甲板上的藤椅上，书僮捧着瑶琴一旁侍立。琴上无弦，省得去弹；只是个“意思”而已。
一“海”无话，林先生吃得胖胖的，就到了美国。船一到码头，新闻记者如蜜蜂一般拥上前来，全是找林先生的。林先生命书僮点起檀香，提着景泰蓝香炉在前引路，徐徐的前进。新闻记者围上前来，林先生深感不快，乃曼声曰：“吾乃—《吾国吾民》之著者是也！没别的可说！”众畏其威，乃退。不过，林先生的像，在他没甚留神的时候，已被他们照了去；在当日的晚报就登印出来。
歇兵三日，林先生拟出宣传大纲：
一，男人应否怕老婆—阳刚不振为西方文化之大毛病，予之来所以使懦夫立也—林先生的文字是文言与白话两搀着的，特别是在草拟大纲的时候。公鸡打鸣，母鸡生蛋，天然有别，不可强易。男女平等，本是男的种田，女的纺线，各尽其职之谓。反之，像英美各国，男儿拚命挣钱，老婆不管洗衣作饭；哪道婚姻，什么平等！妇道不修，于是在恋爱之前已打听好怎样离婚，以便争取生活费，哀哉！中国古圣先贤都说夫为妻纲，已预知此害；西方无此种圣人，故大吃其亏。宜速迎东方活圣人一位，封为国师！
二，男人怎样可以不怕老婆—在今日的中国，怕老婆者穿洋服。与夫人同行，代她拿伞，抱孩子。洋服者，西洋之服，自古已然，怕老婆非一日矣！为今之计，西洋男子应马上改穿中服，以免万劫茫茫。中服威严，虽贾波林穿上亦无局促瘦窘之象。望而生畏，女人不敢大发雌威矣。中服舒服，男人知道求舒服，女人即知责任之所在；反之，自上锁镣，硬领皮鞋，以示甘受苦刑，则女人见景生情，必使跪着顶灯！猛醒吧，西洋男子！中服使人安详自在。气度安详，则威而不猛，增高身分。譬若老婆发了命令，穿大衫之丈夫可漫应之：“Yes，dear。”而许久不动，直至对方把命令改成央求，乃徐徐起立。穿西服之丈夫鲜能为此：洋服表示干净利落之精神，一闻令下，必须疾驱而前．显出敏捷脆快。“yes，dear!”未及说完，早已一道闪光而去，脸上笑容充满宇宙。久之，夫人并发令之劳且厌之，而眉指颐使，丈夫遂成了专看眼神的动物！这还了得，西洋男子必须革命！
三，中西文化及其苍蝇—东方人的闲适，使苍蝇也得到自由；西方人的固执，苍蝇大受压迫。世界大同，虽是个理想，但总有实现之一日。以苍蝇言，在大同主义之下，必有其东方的自由，而受过西方科学的洗礼；“明日”之苍蝇必为消毒的苍蝇，活泼泼的而不负传染恶疾的责任。此事虽小，足以喻大；明乎此，可与言东西文化之交映成辉矣。（此项下还有许多节目，如中西文化及其蜈蚣，中西文化及其青蛙等，即不备录。）
四，东西的艺术及其将来—西方的艺术大体上说来，总免不了表现肉感，裸体画与雕刻是最明显的例子。东方的艺术，反之，却表现着清涤肉感，而给现实生活一些云烟林水之气。由这一点上来看，西方的精神是斑斓猛虎，有它的猛勇、活跃、及直爽；东方的精神是淡远的秋林，有它的安闲、静恬、及含蓄。这样说来，仿佛各有所长，船多并不碍江。可是细那么一想，则东方的精神实在是西方文化的矫正，特别是在都市文化发达到出了毛病的时候—像今日。西方今日之需要静恬，就是没别的更好的办法，至少也须常常看到一种秋江夕照的图画（如林先生扇子上所画的那个）。常常听到一种平沙落雁的音乐，而把客厅里悬着的大光眼儿、二光眼儿，一律暂时收起。光屁股艺术有她的直爽与健康，但乐园的亚当与夏娃并非只以一丝不挂为荣，还有林花虫蝶之乐。况且假若他俩多注意些花鸟之趣，而一心无邪，恐怕到如今还住在那里—闲着画几幅山水儿什么的，给天使们鉴赏，岂不甚好？！
五，吾国与吾民—有书为证，顶好大家手执一册，焚香静读，你们多得些知识，我多收点版税，两有益的事儿。
六，幽默的意义与技巧—专为美国大学生讲；女生暂不招待，以使听完不懂得发笑，大杀风景。
七，中国今日的文艺—专为研究比较文学的讲演，听讲时须各携烟斗或香烟与洋火。讲题：（1）《论语》的创始与发展；（2）《人间世》的生灭；（3）《宇宙风》怎样刮风。
载第11期(1936年8月5日出版)
沈鸿英的孽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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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兴西
尝忆余少时，每哭，母必甘言慰抚，弗止，则必曰：“沈马英来矣，胡尚哭耶？”闻言大骇，即趋附母怀，紧抱母，哭亦随止。又常见邻妪，亦以余母治余之法以治其子女，及今思之，当年幼稚之可笑。然处当时一闻“沈马英”三字即觉惊骇不胜。然沈马英者究为何物，竟有如是之可畏者？然一闻即觉其可畏，一若母氏之所谓虎，实则虎之为物，亦未曾睹，乃由家中所豢猫，类而推之（盖吾乡目虎为“大猫公”），并及于所谓“沈马英”，遂觉其可畏。及今思之，彼时愚痴之可笑，而当年“沈马英”之可畏，诚有其可畏处也。
所谓“沈马英”者，即余兹所述之沈鸿英。马英，沈氏为草寇时之名，受抚之后，易“马”为“鸿”耳。沈广西之雒容县人，少失怙恃，性顽劣，童时已有恶少之称。及长，辄与市井无赖游，尝流落于邻邑融县之长安镇。长安对河有地名东墟，墟有某氏豢牛甚多，马英思欲盗之，夜入其居，盗一牛出，以茶木力刺入牛下部，牛创痛甚力奔，比晓抵于柳城县之大埔墟，为程盖百有余里矣。即系牛郊外，而乞佣于一团总家（团总即该地之土豪），黄总某怜其贫，纳之。马英阴以其牛售于屠户。事发牛主控于有司，侦悉捕之，马英曰：牛主失牛为某夜，余佣于某氏家固为翌日之晓，牛固行甚缓者，安能以一夜间走百数十里耶？此固知余牛之非其牛也。有司直而释之，其计遂售。马英盗心之起自此始，其为盗亦自兹始。
清光绪末，政治紊然，群盗蜂起，时马英纠集同党窟居于融柳边境之李四洞，无以为食，乃四出劫掠，后乃创“绑票”新法，将融之一富农黄某架而去之，索价数千。黄老而胖，架时以轿至巢，黄忧伤勿食，马英日遣徒与之为叶子戏解其闷，食必饮以肥甘。价定，马英使徒带至融市，乃以金不足，愤而再絷之去。时融柳间盗虽蜂盛，惟只于劫掠财物，未闻有此“拉参”之举，故骤闻之，阎巷间人辄为之色变。且马英拥有匪徒数十，步枪十余，官警庸懦，莫如之何。乡间妇女，被其污者，不可数计，其妻何氏（前沈部师长何才杰姊），亦由“拉参”而来。而何氏之前，融之黄陵村有某氏女，色甚美，字于某家，将举婚而为马英掳去，宠之，后女以事归家，父母为之遣嫁，马英无如之何。及受抚，马英过融，招女谓之曰：“余爱汝甚，何舍余而别去者？”愿以金贷其夫，携之营中，女不可，马英无如之何，然思慕甚，常遣人以其劫掠所得贻之，女辄辞退。马英好色，妻妾多人，然所过处辄遣人搜罗城乡妇女，或以利诱，或以威逼，被其污者，遂不可胜计。
陆荣廷奉命招抚，马英从之，出为管带（约如今之营长），驻柳州。时革命先烈刘古香失败，匿居柳州，沈鸿英乃慰之曰：“有我在可无惧也。”居之于营，丰其饮食，刘以为幸，乃沈阴电陆氏，刘遂被害，沈遂以功升统领，陆更厚遇之。此后沈之屡得晋擢，以此始。沈得志，大兴土木，于其故里雒容，建居宅家祠，巍峨为一邑冠。题其家祠匾额者，乃为陆荣廷，今之过其居者犹见之也。民十孙总理令陈炯明率师入桂，时沈为桂林镇守使，见陆氏势失，率部入湘转赣，投于吴佩孚。时吴方欲用兵西南，夷革命势力，助以饷械，擢为援桂军总司令，加镇威上将军衔，使入桂。时桂人怵于战祸，求治之心甚切，而在桂之陈炯明部与刘震寰部有隙，桂局未奠，土匪骚然，闻沈归，以其兵众力厚，能重奠桂局，故桂林民众大喜，咸于户榜“万家生佛”四字以欢迎之。时陈炯明叛变，总理檄师援粤，沈应命与桂之刘震寰军，滇之杨希闵军，会师东下。及至粤，沈为陈所贿，反戈，为刘杨军所败，退入桂之平乐贺县。而桂局因刘杨等东下，空虚，陆部旧人如韩彩凤辈，电请陆氏返桂。陆自沪假道安南至邕，并赴桂林劳韩部。沈以图粤未逞，改而图桂，乃率兵攻桂林，与陆韩相持数月，城中粮尽，人民哀请陆韩离桂以息兵争，沈得入城。当沈之攻桂林时，以城坚未易攻下，乃喻部属曰：“愿诸君勉力，苟能克之者，准予‘发洋财’三日。”故沈部入城，大肆劫掠，妇女之受污者万余，至今桂人言其事者，犹为之色变也。
沈攻桂林之日，李宗仁、黄绍竑奉南方政府命组定桂军，乘虚入邕。而沈军因围攻数月，死亡甚众，而弹械亦渐竭，力遂弱，尝败于李黄部。及民国十四年，唐继尧遣其弟继虞率黔军入桂，集重兵于融县三江，沈与之合。乃黔军以气候不适多病，益以居民逃散一空，粮尽，退走宜山百色入滇。沈失利，率众横窜至平乐贺县，屡为黄绍竑军败，与其子荣光匿伏山岩中。得该地一土豪某导之，乘船自漓江下梧州。时缉捕甚力，沈化装为一堪舆家，手携罗盘，至梧，泊于梧州下之某处。将夜，沈假寐船中，闻舟子互语：“人之穷通实难说，今居舟之数客，焉知非来日之贵人。”沈闻言骇，阳谓闻此间有一佳城，颇欲相之，遂挈子及某登岸，逃而出桂境，绕道至广州，寓一旅舍中，伏居不出。一日，因结账以钱交掌柜，掌柜见而呼之为“督办”（盖沈曾任某某督办）。沈故作愕曰：“余商人也，汝何故呼吾为督办者？”掌柜曰：“余久居贺县之八步，固甚识督办也。”沈闻言惊，即挈子及某逃香港。
沈至香港，以其搜刮所得数十万，于港之新界建一“上将军第”，以为菟裘，并购田若干亩，收集其祖父下之族人同居，自此专务实业，野心遂息，日遣其妻妾率引族人耕耘田亩。居恒亦力从俭省，粗食布衣，客至始偶宰一鸡，且必留其半，为翌晨待客。尝谓客曰：“余获尝鸡肉，托君之福也。”人奇之，曰：“吾家人众，食必宰鸡十余头，否则余一人丰馔，亦殊不乐也。”其一反前时行为，有如此者。沈晚年佞佛，常至港之岑湾某寺顶礼。然好色，得血管爆裂病，虽治，亦旋愈旋病，前年乃入寺静养，终以病发死。死后，沈家报告遗产，计廿万，遗嘱以五万予伯叔后人，五万予兄弟，十万予其子，但多系不动产，且嘱不许变卖，留为后人教育抚养之需。又沈生前于宅旁购一大园，遍植果木，中为生圹，嘱死后葬其中，果值所入用为岁岁祭扫其墓。沈草莽出身，横行数省，殃民祸国，而晚年竟能一反其所为，有如此者，其所以较张宗昌辈得获善终，亦以此欤！
载第33期（1937年7月15日出版）
无穷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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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
有时我以为自己是一个到异地探险的孩子，而我探险的路程，断是无穷期的。我四十生辰之日，曾作了一首自寿诗，长约四百字，结尾语有云：“一点童心犹未灭，半丝白鬓尚且无。”（《论语》四九期）我仍是一个孩子，睁圆眼睛，注视这极奇异的世界。我的教育只完成了一半，因关于本国和外国仍有好多东西是要苦心求学的，而样样东西都是奇妙得很。我只得有一知半解的（直译：半煮熟的）中国教育和一知半解的西洋教育。例如：中国很寻常的花卉树木之名目我好些不晓得的，我看见它们还是初次相见，即如一个孩子。又如金鱼的习惯，植兰之技术，鹌鹑与鹏鸪之分别，及吃生虾之感觉，我都不会或不知。因此之故，中国对于我有特殊的摄力即如一个未经开发的大陆，而我随意之所之，自由无碍，有如一个小孩走入大丛林一般，时或停步仰望星月，俯看虫花。我不管别人说什么，而在这探险程序中也没有预定的目的地。没有预定的游程，不受规定的向导之限制。如此游历，自有价值，因为如果我要游荡，我便独自游荡。我可以每日行卅里，或随意停止，因为我素来喜欢顺从自己的本能—所谓任意而行，尤喜欢自行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美，什么不是。我喜欢自己所发现的好东西，而不愿意人家指出来的。我已得到极大的开心乐事，即是发现好些个被人遗忘的著者而恢复其声誉。现在我心里想着精选三百首最好的诗，皆是中国戏剧和小说里人所遗忘和不垂意之作，而非由唐诗中选出。每天早晨，我一觉醒来，便感觉着有无限无疆的探险富地在我前头。大概是牛顿在身死之前曾说过，他自觉很像一个童子在海边嬉戏，而知识世界在他前头的有如大海之渺茫无垠。在八岁时，塾师尝批我的文章云：“大蛇过田陌。”他的意思以为我辞不达意。而我即对云：“小蚓度沙漠。”我就是那小蚓，到现在我仍然蠕蠕然在沙漠上爬动不已，但已进步到现在的程度也不禁沾沾自喜了。
我不知道这探险的路程将来直引我到哪里去。谁能逆料我将来结果不至成为一个共产主义的哲学家呢？然而我决不至流为一个共产主义的行动者。思想生活和行动生活是大相径庭的。有些人确能兼而为之，但两者精神上是相反的。世界上只有两种动物，一是管自己的事的，一是管人家的事的。前者属于吃植物的，如牛羊及思想的人是；后者属于肉食者，如鹰虎及行动的人是。其一是处置观念的；其他是处置别人的：我常常钦羡我的同事们—行政和执行的奇才，他们会管别人的事而以管别人的为自己一生的大志。我总不感到那有什么趣。是故，我永不能成为一个行动的人，因为行动之意义是要在团体内工作，而我则对于同人之尊敬心过甚至不能号令他们必要怎样做、怎样做也。我甚至不能用严厉的辞令和摆尊严的架子以威喝申斥我的仆人。我又怎能组织暴动，或指挥罢工，或运动正式的政治革命呢？我常赞扬一般革命者和官吏，以他们能造成几件关于别人行动的报告，及通过几许议案叫人民要做什么，或阻止人民做什么。他们又能够令从事搜讨研究工作的科学家依时到实验室，每晨到时必要签名于簿子上，由此可令百分之七十五分三的效率增加到九十五分五。这种办法，我总觉得有点怪。为什么科学家每晨到办公室去必要签到呢？这样增高的“效率”将可以帮助他们呈出多些重要的发明吗？我以为在一个科学研究馆中实施科学的管理法实是一个笑话，是名辞上的矛盾。同样，我也鄙屑一般大学教授之答复来函过于快捷。个人的生命究竟对于我自己是最要不过的。也许在本性上，如果不是在确信上，我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或道家。
现在我只有一种兴趣，即是要知道人生多些—已往的和现在此处的，兼要写人生—多半在脾气发作之时，或发奇痒、或觉有趣、或起愤怒、或有厌恶。我不为现在，甚至不为将来而忧虑，且确然没有什么大志愿，甚至不立志为著名的作者。其实，我怨恨成名，如果这名誉足以搅乱我现在生命之程序。我现在已是很快乐的了，不愿再为快乐些。我所要的只是些少现金致令我能够到处飘泊，多得自由、多买书籍、多到地方、多游名山—偕着几个好朋友去。
我自知自己的短处，而且短处甚多，一般批评我的人大可以不必多说了。在中国有许多很为厉害的、义务监察的批评家，这是虚夸的宋儒之遗裔而穿上现代衣服的。他们之批评人不是以不幸的有极的人为标准，而却以一个完善的圣人为标准。至少至少，我不是懒惰而向以忠诚处身立世的。
载第19期（1936年12月5日出版）
我和言论界的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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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亚子
丹林兄替《逸经》拉稿子，要我写文章，而且出了一个题目，是《从事新闻界之经过》。我觉得这题目不甚高明，就给他改了一下，写成此篇。
公元一九○三年（清光绪廿九年），我第一次到上海，进了爱国学社。这时候，和章太炎、邹威丹两位先生很接近。在阴历五月中旬，《新闻报》登了一篇《革命驳议》，太炎先生便写《驳革命驳议》，来反驳它，开了一个头，他不高兴写了，叫我续下去。我续了一段，同邑蔡冶民先生也续了一段，末尾是威丹先生加上去的。我的一段，是关于菲律宾独立的问题。大概是如此：《新闻报》主笔说，二十世纪，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时候菲律宾大总统阿圭拉度将军刚刚失败，他就拿来做一个例子。而我的驳论，是失败者成功之母，菲律宾虽然失败，将来一定会成功的。这篇文章在《苏报》上发表，这便是我和言论界第一次的因缘。
爱国学社解散以后，我还乡间住了半年，闲得不耐烦，就去同里自治学社念书。又搅了一年多，好像一九○五年（清光绪三十一年）吧，我们就发起了一个自治学社学生自治会，办成了一个《自治报》，是用钢笔蜡纸搅的，我们自己写，自己印，自己分送，每一星期出版一次。后来，把《自治报》改成了《复报》。到一九○六年（清光绪三十二年），我脱离了自治学社，到上海健行公学教书，把学生自治会改做青年自治会，俨然是中国同盟会的预备军。一方面，把《复报》从钢笔版改成铅印，从周刊改成月刊，从单张改成单行本，在日本东京出版，居然成为了《民报》的小卫星呢！
一九○七年（清光绪三十三年）起，《复报》出到了十一期而停版了。我又在家中闲住，一住便是五年。直到一九一一年（清宣统三年）秋天，再来上海。经过了武昌革命和上海光复，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一月，去南京大总统府当了三天的秘书，抱病而还。这时候，我是无聊极了，就有南社老友邹亚云、陈布雷介绍我进《天铎报》，笔名青兕，论文是犀利无前。反对南北议和，反对袁世凯，和《民立报》、《大共和报》都曾大开笔战过。后来，从《天铎》转到《民声》，又从《民声》转到《太平洋》。在《民声》时做随笔式的文章，叫“上天下地”栏，还不免使酒骂座的习气。在《太平洋》专编文艺，替冯春航捧扬，一面和曼殊、楚伦大吃其花酒。曼殊常叫的倌人是花雪南，楚伧是杨兰春，我却是张娟娟。记得有一首绝句道：“花底妆成张丽华，相逢沦落各天涯。妇人醇酒寻常事，谁把钧天醉赵家？”颇有英雄末路的感慨。到这一年的暑天，浩然有归志，从此可说是实际上脱离了言论界了。
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八月，齐卢战争，我又来上海避难。邵力子主编《民国日报》，时常请我代做批评，好像是票友客串，却未下海。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春夏之交，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要在上海办党报，定名《国民日报》，委任张静江先生做总经理，张廷灏副之；我做总编辑，沈雁冰副之。结果，静江先生在广州不来，我又灰心国事，躲在乡下，而《国民日报》在法租界的照会，公董局始终不肯发出，成了僵局。直到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国民革命军占领上海，上海一部分同志盘下了《神州日报》馆的机器，《国民日报》始正式成立，好像总编辑还是用我的名义，而我却始终未曾出山。结果，《国民日报》出版不到几天，清党事起，全局推翻，我的总编辑头衔也从此取消了。
自此以后，我除了零星投稿以外，再也没有和言论界发生整个的关系过，所供是实。
完了。
一九三六·一·三○夜，上海
载第1期（1936年3月5日出版）
游目骋怀
湖畔夜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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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
前天晚上，四位来西湖游春的朋友，在我的湖畔小屋里饮酒。酒阑人散，皓月当空。湖水如镜，花影满堤。我送客出门，舍不得这湖上的春月，也向湖畔散步去了。柳荫下一条石凳，空着等我去坐。我就座了，想起小时在学校里唱的《春月歌》：“春夜有明月，都作欢喜相。每当灯火中，团团清辉上。人月交相庆，花月并生光。有酒不得饮，举杯献高堂。”觉得这歌词温柔敦厚，可爱得很！又念现在的小学生，唱的歌粗浅俚鄙，没有福分唱这样的好歌，可惜得很！回味那歌的最后两句，觉得我高堂俱亡，虽有美酒，无处可献，又感伤得很！三个“得很”逼得我立起身来，缓步回家。不然，恐怕把老泪掉在湖堤上，要被月魄花灵所笑了。
回进家门，家中人说，我送客出门之后，有一上海客人来访，其人名叫CT，住在葛岭饭店。家中人告诉他，我在湖畔看月，他就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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