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新论(第二版)(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庄起善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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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新论(第二版)试读：

第二版序

本教材自2001年第一版出版以来，世界经济又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经济增长，到本世纪初出现了停滞和负增长的局面，“一高二低”为特征的新经济最终画上了句号；石油价格猛涨，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仍在不断加强，但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反全球化的趋势；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痛苦转型后，中东欧大多数国家已基本完成经济转型，加入了欧盟，独联体国家也经历了由华盛顿共识向后华盛顿共识的转变，正在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所需的各项制度，并进行经济结构的改革。运用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深入分析和研究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现象，对于世界经济学科的教学和研究人员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基础性教材，理应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并把研究成果及时地体现在教材之中，这也是作为研究对象直接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世界经济学科及其教材的一大特色。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学术界和教育界同仁的不懈努力下，作为一门新型学科的世界经济，得到不断发展并逐步形成一个比较完善的理论体系。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在世界经济学科建设方面也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格局。在对世界经济研究对象分析的基础上，围绕着世界经济学科的不同理论体系出版了一系列的教材和参考书目。有的从经济一体化的角度，研究世界经济；有的从宏观和微观分析体系，解释世界经济的运行及其规律；有的以世界经济成长的基础与历程、世界经济的运行与协调、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变迁为框架，对战后世界经济的主要问题进行全面论述；有的以人类为主体、以全球资源和环境为背景、以经济增长与发展为主线，对世界经济问题进行分析；有的以世界经济运行、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和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为内容，对世界经济宏观问题进行探讨。

适应本科生教学的世界经济教材应主要分析战后世界经济的现状、运行机制、规律和发展趋势。通过课堂教学，使学生掌握世界经济的基本知识和基本原理，了解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态势和重要信息，运用世界经济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分析当前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各种现象，为学习各门专业课打好基础。我在本教材

第一版前言

本教材第二版主要修订之处包括：（1）增加了对世界经济重要问题的分析。如第十章“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世界经济问题”，增加了对世界经济发展中的石油问题的分析；第十八章“外资引进与中国经济发展”改为“参与国际投资与中国经济发展”，内容主要从中国的外资引进和中国的对外投资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增加了中国对外投资的内容。（2）对某些章节的内容作了重要的补充和修改。如第三章“社会生产力和世界经济运行中的周期性波动”，增加了对21世纪初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周期性波动的分析；第六章“国际贸易关系”中，增加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运行及其在世界多边贸易体系中的作用的分析；第十一章“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对美国的宏观需求管理模式、日本的政府主导型模式，以及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等内容进行补充和修改；第十四章“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中增加了关于经济转型的华盛顿共识和后华盛顿共识的内容，对转型国家金融和贸易体制的改革，以及经济体制转轨的现状和前景等内容进行重要的修改等。（3）对某些章节的数据和资料进行更新。同时，这一版也对前一版所忽略的主要参考文献等进行了梳理并在书末予以注明。

本教材出版以来，在本校“国际经济与贸易”和其他经济类专业本科生中已使用多年，得到了同学们的赞许。同样，该教材出版后，也得到全国不少学校师生的欢迎，很快成为这些学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本科生的专业指定教材，不少学校还把该教材列为报考世界经济、国际贸易、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参考书。2004年9月本教材获“2003年上海市普通高校优秀教材奖二等奖”，2006年本教材被列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同行出版的专著、教材和论文，由于来源广泛，除列出主要参考著作（中文）和论文外，其他恕不一一注明，敬希见谅。书中不当之处，恭请读者批评指正。庄起善2008年3月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系第一版前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生产力迅猛发展，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加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政治经济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美国经济持续升温，出现了新经济现象；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各国经济的发展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影响，越来越难以脱离世界经济的整体。但是，在这一时期中各种经济、金融危机也频频发生。

面对这波澜壮阔、错综复杂的世界经济形势，对于世界经济学科的教学和科研人员来说，了解和探讨这一领域的各种理论、现象和热点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有助于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即便是实际工作者，了解世界经济形势，运用世界经济相关的理论和知识指导实际工作，也可增益其所不能。为此，我们根据多年的教学积累和研究，作为一种尝试，编著了这一本《世界经济新论》。

世界经济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在人类社会发展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并不存在世界经济。原始社会后期出现的个别地区部落内部的商品交换，只是带有最初的、偶然的性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仍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社会分工不发达，对外贸易比重极小，一国内各个地区、各个部门之间尚未形成有机的联系，更谈不到形成统一的世界经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使各国经济在世界范围内有机地联系起来，特别是国际分工、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更直接推动了国际经济关系的深刻变革，世界经济最终形成。可见，世界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确切地说，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世界经济始终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世界经济不是一个永恒范畴，而是一个历史范畴。

世界经济不是世界范围内各国国民经济的简单相加，而是各国国民经济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连接起来的有机整体。一般认为，世界经济的研究对象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各国国民经济的研究，即把它作为世界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加以研究，揭示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二是对国际经济关系的研究，就是说要研究诸如WTO、国际货币体系、国际资本流动等把各国国民经济有机联结起来的各种传导机制，具体说来就是从宏观角度研究国际贸易关系、国际金融关系和国际投资关系。三是把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就是通过对世界经济现状、矛盾、问题等的分析，揭示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经济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内在规律。

根据世界经济的研究对象，本书将以概论的形式论述世界经济的现状、运行机制和规律以及发展趋势。本书内容安排除前言外共分5篇18章。主要探讨社会生产力与世界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世界经济运行中的国际经济关系、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趋势和全球性问题、世界经济中不同类型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本书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的前沿问题进行了较详细的论述。

与同类教材相比，本书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把社会生产力作为研究世界经济的出发点，努力构筑世界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根据世界经济的研究对象，将世界经济的主要问题分成五大篇，试图从生产力入手，以市场经济为主线，以分析世界经济的传导机制和运行规律为主要内容来概括世界经济。

第二，以市场经济为主线，探讨不同类型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同模式。战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各国经济朝着市场化的方向发展。自主选择不同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是各国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也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本书详细考察了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迅速崛起的市场经济国家（地区）、成长中的市场经济国家，以及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不同发展模式的选择，并对这些模式进行比较分析，揭示不同类型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三，关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前沿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世界经济领域里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深入地分析和研究世界经济中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和新特点，是摆在世界经济理论工作者面前的重大任务，本书作者以其研究成果为完成这一任务作出自己的努力。

第四，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察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相互关系是本书不可或缺的内容。这一部分阐述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较详细地综述了中国对外贸易、涉外金融和外资引进等方面的长足发展。考察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各个层面的相互关系，对于从宏观上把握中国在当前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存在问题及未来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书适合于高等院校财经类专业师生的教学和研究，对于从事涉外经贸领域的实际工作者和开展这一领域的培训、自学和科研等广大读者，均不失为一本有益的教材和读物。

进入新千年后，世界经济风起云涌，亚太地区的重要性日渐增长，中国经济也日益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中国的对外开放不但事关国运，而且也影响世界经济的走向。只有充分认识世界经济，认识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相互关系，才能更好地发展中国经济，在当今世界经济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庄起善2001年春

第一篇　社会生产力和世界经济

社会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基本的经济范畴，也是研究世界经济理论的出发点。科学技术革命作为社会生产力发展中质变的标志，推动了世界经济萌芽的出现，并使其逐步形成和进一步发展。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始终存在，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社会生产力的增长具有起伏型的特点，同时，它又受到世界人口、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制约。

第一章　社会生产力和世界经济的形成

科学技术革命作为社会生产力发展中质变的标志，综合地体现了科学、技术、生产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展现了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融合过程，推动了世界经济萌芽的出现及其逐步形成的过程。

第一节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世界经济萌芽的准备阶段

一、15—16世纪地理大发现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中世纪的欧洲在宗教神学和封建主义的双重阴影下，生产力的发展极其缓慢。然而经过几个世纪的积累，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已为生产力从量变到质变作好了准备。首先，文艺复兴运动破除了宗教神学对人类思想的禁锢，把人类从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人们开始把目光从神转向人本身，对自然和世界进行了种种探索，使科学从文艺复兴中吸取思想的营养，不断发展、壮大。其次，行会手工业发达，城市手工业的行业越来越多；商业逐渐从手工业中分离出来，作为经济中心的各个城市国家不断进行贸易往来，“谋利精神”渗透到生活的各个领域。这时意大利北部城市独霸西欧和近东的贸易通道，攫取高额利润的行为逐渐变得让人不能容忍。于是，当科学的发展为远洋航行提供足够的可能性之后，在逐利动机的推动下，出现了开拓新航路的高潮，最终导致地理大发现。

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地理大发现深刻地影响了欧洲的社会经济状况。意大利北部的贸易垄断地位被打破，经济中心由此转移到大西洋沿岸。随着市场的扩大，贸易量日益增多，商人的地位随之提高，商业完全脱离手工业，成为独立的行业。地理大发现使大量的廉价金银流入欧洲，商品价格普遍上涨。在商业利润的推动下，社会生产力有了极大的提高。例如，当时英国一个比较大的煤区达勒姆和诺森伯兰每年运出的煤在1500年约为6000吨，到1551—1560年达到36000吨，而到1631—1640年已高达522000吨。

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经济的影响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工场手工业的分工不断发展，正如马克思所描写的那样，“商品从一个要完成许多种操作的独立手工业者的个人产品，变成了不断地只完成同一种局部操作的各个手工业者联合体的[1]社会产品。”专门化的生产也使劳动工具不断得到完善。分工使手工业者可以进行简单的协作，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商品数量大大增加，这一切都刺激了商业的繁荣，地区之间贸易交往的增加促使国内市场逐渐形成。然而这时仅是国内市场已不能满足商业膨胀的需要，于是各国的商人开始跨越国界进行大规模对外贸易。

地理大发现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它使各大洲都卷入了商品交易。欧洲贸易中心从地中海区域扩展到大西洋沿岸。葡萄牙的里斯本、西班牙的塞维尔、比利时的安特卫普、英国的伦敦等先后成为繁荣的国际贸易港口，它们的贸易范围远及亚洲、非洲和美洲。对外贸易的发展不但使欧洲的商品有了更好的出路，而且由于输入其他各大洲的商品而使欧洲大陆可供交易的商品种类不断增加。随着国际交换的扩大，逐渐形成了区域性的国际商品市场。在贸易发展的带动下，分工也开始跨越国界。当时欧洲一些国家执行殖民政策，运用暴力和超经济的强制手段，在亚、非、拉的一些国家建立种植园，开发矿山，并将这些国家作为其廉价原料和劳动力的来源地以及国内产品市场的延伸，形成早期资本主义国际专业化分工的萌芽。这时，社会生产力已摆脱了那种缓慢发展的状态，正在为进一步的发展积蓄力量，但是国际交换关系尚未形成确定的体系，世界经济正待萌芽。[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375页。

第二节　第一次科技革命和世界经济的萌芽

一、科技革命的涵义

近年来，国内外专家学者对科技革命的性质、作用和意义众说纷纭。科学革命、技术革命、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工业革命、组织革命、信息爆炸等种种新名词、新提法层出不穷，但中心思想不外乎是指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社会生产面貌的日新月异。当然，提法不同，出发点、内涵和侧重点也有所区别。一般地讲，科学革命是指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质的飞跃，它表现为新的科学理论体系的诞生；技术革命是指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新飞跃，它表现为生产工具和工艺过程方面的重大变革；而科技革命是指科学知识或理论加速转化为技术变革，进而引起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就它们的相互关系来看，科学革命是技术革命的基础和出发点，科学革命引起技术进步；而技术革命是科学革命的结果，先进的技术及其应用成果反过来又为科学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工具。科技革命则既包括科学革命，也含有技术革命，它是上述两者的高度概括。至于产业革命，则是指由科学技术的飞跃引起的整个经济领域的重大变革，它不仅包括物质生产技术的根本变革，而且也包括生产关系的重大变化。所以，可以说科技革命是产业革命的前提和准备，产业革命是科技革命的结果。

一般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已经发生了三次伟大的科技革命。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首先在英国发生了以蒸汽机为主要标志的第一次科技革命。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发生了以发电机和电动机的发明和使用为主要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第三次科技革命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开始，60年代达到了高潮，其主要标志是原子能、高分子合成材料和空间技术的广泛应用。

二、第一次科技革命及其特点

第一次科技革命首先从传统的手工业部门——纺织部门开始。欧洲大多数国家这时已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初步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对利润的追逐要求产量不断得到提高，但却遇到了人的体力这一自然障碍，于是时代呼唤尽快出现能够战胜体力障碍的工作机。在需求的推动下，工艺技术产生了巨大的变革。变革首先出现在纺织部门中的棉纺织业：凯伊“飞梭”的发明大大提高了织布的效率，纺纱的生产跟不上需求而出现纱荒；哈格里夫斯“珍妮纺纱机”的发明解决了纱荒的问题，但是织布又开始出现供不应求的状况，纺织业的机械化水平就在纺和织的不断追赶中飞速发展。工作机的普遍应用又遇到了动力上的障碍，虽然当时已能采用风力、水力等代替人力，但仍然不能满足生产的需要，这时出现了一个跨时代的发明——蒸汽机。它不但解决了动力问题，而且为资本主义生产从工场手工业过渡到机器大工业创造了条件。紧接着，通过与纺织业有关的生产部门，这种机器的发明、改良和使用扩散到了重工业部门，使得采煤、冶铁、机器制造等部门的生产力大大提高。工业部门的发展对运输提出了新的要求。道路的改良和运河的兴建促进了运输业的发展，然而使运输业发生实质性变化的仍是蒸汽机的使用。蒸汽机应用于轮船，产生了汽船，推动了水上交通的发展。而蒸汽火车头的使用，可谓运输业的一场革命，导致了修建铁路的高潮，这对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化过程更是功不可没。所以人们把蒸汽机作为第一次科技革命的标志。

第一次科技革命产生的时间正是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独特的历史条件赋予它鲜明的特点：首先，这次科技革命从轻工业部门开始。在封建制度下手工业和行会制度发达，致使当时的毛纺织业、棉纺织业等轻工业部门的生产力水平较高，而重工业却几乎是一片空白。一个部门技术的革新必须以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为前提，所以，第一次科技革命从轻工业部门开始也就不足为奇了。只有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下，轻工业和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为重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之后，科技革命的成果才会慢慢推广到重工业部门，促使社会生产力突飞猛进。其次，技术发明领先于理论研究的突破。在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中，一般来说科学理论对技术变革起着先导作用，新技术的发明又为新的理论研究提供科学手段。然而观察这次科技革命过程中的种种发明，不难发现技术发明领先于科学理论的突破，而且它们大多是由直接参加生产的技术工人做出的。这些技术工人在生产的过程中发现了生产工具的种种不足之处，于是着手发明和改进，因此这一时期发明创造的实用性很高。然而技术工人并非专业学者，他们无法在基础科学领域实现突破，这就限制了他们的创新能力，尤其是在这次科技革命的后期，更多的是机器的改良而非创新。

三、第一次科技革命创造了巨大的社会生产力

科学技术水平的革命性变化改变了社会生产力的结构，解决了人自身体能不足这一自然障碍，从此，大量机器、科学方法进入了日常的生产活动，创造了巨大的社会生产力。

首先，机器代替了简单协作。在地理大发现的推动下，手工业的分工不断细化，出现了简单协作。到第一次科技革命时，原本由人力完成的简单协作被不知疲倦的机器所取代，突破了自然体力的限制，大大提高了生产的效率和生产的精确程度。其次，根据科学的原理实现了生产过程技术上的统一连续性。机器的应用，并没有消除分工和协作，而是由原先工人之间的分工变成不同用途的机器之间的分工。局部的每一台机器依次把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供应给下一台机器，所有机器一起开动，产品就不断地处于自身形成过程的各个阶段上，其间保证生产高效率的关键就是生产的连续性，这就要依靠科学的原理，应用物理、化学等方法解决生产过程中每一阶段的完成和各个阶段之间结合的问题，从而保证了生产过程技术上的统一、连续性。最后，科学技术把自然力变成社会劳动的力量。在以前漫长的历史年代中，人们大多利用人力和畜力作为动力，后来虽然也开始使用水力和风力，但是水力的运用因离不开河流而受到地域的限制，风力又太不稳定难以控制，所以这一类强大的自然动力的使用无法得到推广。动力的薄弱也限制了生产的发展。第一次科技革命发明了大量的工作机，一方面为人类大规模使用自然力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使用自然力的客观要求。在这样的条件下出现了蒸汽机，用机器推动机器，把远比人力强大的自然力运用于社会劳动，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

第一次科技革命使世界生产力有了很大的提高。英国更是依靠第一次科技革命成为“世界工厂”。法国在1835年生产的生铁为290378吨，美国在1837年生产的生铁为250000吨，而英国在1839年生产的生铁为1347000吨，在世界上遥遥领先。1850年，英国在世界工业总产值中占39%，占世界贸易总额的21%，成为世界各国工业品的主要供应者和技术的主要输出国。

四、世界经济的萌芽

第一次科技革命使人类开始用机械力代替人力，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经济最终从工场手工业过渡到机器大工业。机器大工业的建立反过来又使生产力水平获得大幅度提高，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社会分工取得大进展，这一切都推动了国际分工的迅速发展。在国际分工发展的基础上，世界市场逐步形成。在两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国家之间建立了日常的商业联系，世界经济开始萌芽。

机器大工业为国际分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由于广泛采用机器技术，工业从农业中完全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部门，工业内部的分工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种分工使大工业逐渐脱离本国的基础，进而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于是社会分工迅速跨越国界，向国际领域扩展，把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或多或少都纳入国际分工之中。

在国际分工的发展过程中，世界市场也逐步形成了。早在15—16世纪，世界市场就处在形成过程中，那时候欧洲商业强国纷纷向海外争夺殖民地与市场，欧洲的贸易中心已从地中海区域转移到大西洋沿岸，贸易领域大大扩展。但真正对世界市场的形成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建立和国际分工的发展。国际分工是国际商品交换的基础。国际分工体系的逐渐形成促进了各国生产力的提高，同时又使生产趋于专门化，并在不同程度上加强了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赖。第一次科技革命在西方国家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世界市场进入了迅速发展的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追求利润为唯一目标，因此机器大工业也就具有不断扩大再生产的趋势。一方面，规模不断扩大的生产所产生的大量商品非本国市场所能容纳，资本必须在巩固已有市场的同时不断突破市场的界限，到国外开辟新市场，因为一旦工业制成品找不到出路，工业生产的维持与扩大就不可能；而且工业品附加值高，利润厚，对输出国有大利可图。另一方面，伴随着生产的扩大，不但有成品销路的问题，同时存在原料和廉价劳动力的获取问题。一个国家的工业越发达，对原料的需求也越大。一般地说，一国的原料很少是能自给自足的，大多要靠从国外运入。这就迫使资本家到国外市场去寻求来源。他们在逐利动机的推动下，奔走于世界各国，冲破了民族国家闭关自守的一道道障碍，把越来越多的国家卷入了世界市场。而这一时期，科技革命使交通运输工具这一市场交易的媒介得到了革新。1819年，第一艘汽船横渡大西洋，1825年世界上第一条铁路在英国试运行。交通运输事业的突破加之通讯事业的发展，都大大提高了市场交易的效率，降低了交易成本，促使商品往来频繁进行。世界市场的发展又反过来推动了国际分工体系的形成。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产品生产的高效率，使工业制成品的价格不断降低，各种廉价工业品源源不断地流向国外市场，并且使这些国外市场按照工业国的生产和消费的需要改变自身的产业结构，逐步演变成这些工业国的原料来源地和产品销售市场。于是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就在相互推进中向前发展。到第一次科技革命结束时，各国都或多或少地被卷入了世界商品交换的狂流之中，这时，世界经济才开始成为一个有实际意义的术语或概念。

第三节　第二次科技革命和世界经济的形成

一、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概述

在第一次科技革命中，人类发明了蒸汽机。使用蒸汽机把热能转化为机械能，弥补了使用风力、水力的不足，使人类获得了一种可普遍大规模使用的动力，于是机器得到广泛的应用，最终建立了机器大工业。然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蒸汽机的缺点逐渐暴露。它的体积过于庞大；只能进行热能和机械能的转换，不能把其他形式的能量转换成机械能；而且，在转换的过程中，由于效率的低下，有90%以上的热能被白白消耗，造成了极大的浪费。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要求一种新的动力，于是出现了以发电机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

电力与蒸汽力相比，有更多优势：比如它可以集中生产，分散使用；转化能力很强，可以转化成热能、光能、机械能、化学能等多种形式。这些优势使它取代了蒸汽动力，成为新的能源。早在19世纪上半期，基础理论科学——电学就有了很大的突破。此后，一批专业学者制造出了发电机、电动机，甚至还制造出了电动机车的雏形，但是，电能的广泛应用却是在19世纪末。因为，只有到那时，电能才成为一种可以廉价大量供应的能源，科学技术的发展才能够保证电动机持续工作。而且，从直流电的使用到交流电的使用解决了远距离高压送电的问题，于是电动机得以大规模广泛运用于生产。电的应用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状况。首先，它改变了人们的通讯能力，有线电报、电话的发明一直到无线电通讯的出现，使人能看千里之远、听万里之遥。其次，依靠电，化学工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利用电解的作用，人们发现了许多新的元素。最后，电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电灯、留声机、电影、无线电广播的发明使人们的生活更加光明和多姿多彩。

除了电动机应用于生产外，蒸汽机也不断地得到改进，发明了内燃机。内燃机体积小、轻便，功效大，它的发明对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使用蒸汽机的年代，农业使用机器多还用畜力驱动，直到内燃机的发明，才使农业开始使用蒸汽动力，出现了拖拉机，为以后农业大规模机械化创造了条件。随后，出现了汽车这一使用汽油并通过内燃机驱动的自动车。汽车的发明、使用和推广使人们看到了公路交通方式的前景，同时又创造了一个新的工业部门——汽车工业部门。而且，内燃机的发明使蒸汽动力的应用得到推广，扩大了对石油的需求，促进了石油部门的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同时还是钢铁的时代和化学工业迅速发展的时代。在这一时期，世界钢的产量增加极快，在1870年时还只有52万吨，到1900年增加到2830万吨，从1870—1913年的43年间世界钢产量增加了146倍。钢材很快排挤了其他材料，成为工业大生产不可替代的原料，世界工业生产也从“棉织时代”进入“钢铁时代”，重工业在工业中开始占主导地位。随着新元素的不断发现，人们开始使用人工方法合成材料，发明了合金钢和人造丝、塑料等多种人工合成材料。

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创造了惊人的成就。世界工业生产量在1850—1870年的20年中增长了一倍，而在1870—1900年的30年中增长了2.2倍，到20世纪初的13年中又增长了66%。

二、第二次科技革命的特点

在第二次科技革命时期，世界生产力已有了很大的发展，因此，比之第一次科技革命显现出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特点。

首先，这次科技革命从重工业开始，为落后国家提供了一次新的机遇。第一次科技革命虽然促进了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但是到19世纪中期第二次科技革命前，除英国以外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仍然是农业占优势，而且在这些国家的工业中，轻工业占据了主导地位，重工业相对而言显得薄弱。这时英国号称世界工厂，其经济实力是别的国家所无法比拟的。拥有如此雄厚的实力，又恰逢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似乎英国理所当然应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头羊。但是由于它坐守前人的创造成果，思想上趋于保守、定型而丧失了先发优势，反使后起的国家德国、美国成为这次科技革命的主导。

其次，基础理论的先导作用日益明显。在第一次科技革命中技术上的突破先于科学理论，进行发明创造的也大多数是直接从事生产的技术工人，这就使当时发明的机器具有高度的实用性，但也正是这一点局限了他们的创新能力。当时间进入19世纪时，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虽然这时仍存在技术突破领先于理论突破的例子，比如当爱迪生在纽约建成第一个发电站时，虽说电磁振荡论已经存在了，但这位天才的发明家并不知道欧姆定律等电路理论知识。但是基础理论起先导作用，新技术的发明为新理论研究提供科学手段，这种科学和技术相互促进的关系已日益明显。在19世纪初，就有许多的专业学者致力于电学的研究。从富兰克林、伏特、安培、法拉第、麦克斯韦到赫兹，在一代代科学家的不懈努力下，人类终于揭开了电的秘密。此后贝尔、爱迪生等人又把电引进了通讯领域和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基础科学领域的突破转化为生产力，产生了无穷的创新能力，在这次科技革命中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内都不断地产生各种发明创造。

三、世界经济的最终形成

在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社会生产力飞速发展，国际分工不断深化，商品交换的范围日益扩大，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出现了。此时，不但交换国际化，经济生活的其他领域如资本、货币也走上了国际化的道路。在这种国际化的趋势中，我们看到了世界经济的最终形成。

首先，科技革命促进了交通运输的变革。钢铁工业的发展使铁制轮船最终代替了木制帆船，世界船舶总吨位，在1870—1910年增加了一倍多，其中汽船吨位所占的比重从16%增至76%。铁路建筑的进展则更为迅速，1870—1913年，世界铁路线长度增长了4倍。1870年时，94%以上铁路线分布在欧美两洲，而到20世纪初，随着资本输出的增加以及资本主义列强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掠夺的加强，在这些地区也修筑了相当规模的铁路网。随着内燃机的发明，出现了汽车这一新的交通工具，更重要的是在第二次科技革命中出现了空运的发端。虽然这时还未出现以后这样大型、完善的飞机，但是这代表一种新的、更为快捷安全的运输方式，为以后运输业的革命奏响了序曲。

其次，生产水平的日益提高和运输的日益便捷使得国际分工体系和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最终形成，同时新兴工业部门的出现带来了经济结构的变化。第一次科技革命使英国成为“世界工厂”，而那时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中农业还占主导地位，即使在工业中占优势的也还是轻工业部门，更不用说落后的亚、非、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第二次科技革命使人类开始应用电力，电力的发明和应用不仅推动了电化学、电热学的进展和一系列新产品、新部门的出现，而且也带动了重工业部门如钢铁、采煤等的技术革命。工业的迅速扩张使工业产量很快就超过了农业，成为国民经济增长中贡献最大的产业部门。于是一批资本主义国家紧随英国之后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从原先的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即使是处于受剥削地位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这时国内的民族工业也有了一定程度的萌芽和发展。在农业经济时代由于生产规模无法扩大使国际交换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只有进入工业经济社会，经过科技革命，在技术的发明和进步的推动下，使生产力空前提高，这时物质生产的发达才会使国际间的交换更加频繁。工业发达国家急于输出其大量的廉价工业品，而其他国家也需以一定的物资与其交换，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分工进一步发展，各国都试图依靠自己的有利条件从事专长的生产，以便在与别国的交换中获取更大的利益。比如从19世纪中叶起英国就全面发展制造业，以其大量生产的工业品与国外的农产品进行交换。这种类型的国家在19世纪下半期逐渐多了起来。另一方面，经济不发达的国家除输出粮食与原料外，也开始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发展一些本国拥有有利条件的工业。所以，生产的发展势必导致国际分工的日益深化，各国都不可避免地被纳入国际分工体系之中。但是这一时期的国际分工又有其特色。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导致商品数量大增，竞争越来越激烈，只有规模不断扩大的资本才能在竞争中取胜，于是生产和资本高度集中，带来了工业组织的重大变化：垄断开始出现并逐渐代替自由竞争；并且工业资本进一步与银行资本融合，形成金融资本，出现了金融寡头，其势力足以左右一国的内外政策。资本输出开始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经济特征之一，这样，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日益国际化，结果，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发达工业国和初级产品生产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加深，终于形成了资本主义垂直分工的国际分工体系，其特点是：由于美洲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技术领先，世界经济重心开始发生转移，从而分工的中心也从英国变为一系列国家，在它们之间形成了以不同经济部门为主的国际分工体系；工业国家进一步加强对亚、非、拉殖民地的掠夺，使其形成附属于工业发达国家的畸形的单一经济模式，并加深了它们对工业发达国家的依赖性；而且生产国际化的进一步发展导致国际分工体系形成，加强了世界各国间的相互依赖程度。这一切都急剧地扩大了世界市场的范围和规模，终于将世界各国的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融合起来而形成统一的世界市场。在这一时期，美、德、日由于科技革命的完成而迅速崛起，逐步代替英国，从而导致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这无疑又为各国国内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可见，世界市场的形成也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

第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扩张方式发生了变化：从以商品输出为主转变为资本输出为主。在国际分工体系的建立和统一的世界市场形成的过程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找到了它们所需要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但是随着生产和资本的集中使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垄断阶段，各工业国对投资场所的需求不断上升，它们向外扩张的方式也由商品输出变为资本输出，对外投资的数量大增。其实早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就已经有资本输出，但只有到第二次科技革命后，在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下，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融合形成金融资本，产生大量的过剩资本后，资本输出才迅速增长。所谓的“过剩”资本并不意味着国内投资已达饱和，资本绝对过剩，而是由于资本大量的积累和集中使在国内借贷的利率和投资的利润率变得很低，资本在逐利动机的推动下向外流动，流向更为有利的投资场所。当时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因资本缺乏，需求迫切，所以利润率极高；同时新兴的民族工业和铁道事业等亟待发展，投资的利润非常优厚，所以资本由发达的工业国流向欠发达和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是必然的。而且，这时工业国大量的商品输出受到了阻碍。商品输出在发达工业国家有相当长久的历史，到19世纪末期虽然资本输出量大增，但商品输出并未停滞，也在加紧进行。商品输入国大多是工业不发达的国家，只能以原料、粮食或其他初级产品来交换工业制成品，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并且国内的新兴工业也会遭到输入的廉价工业品的打击。所以为了维护本国的利益，保护新兴的工业和国内市场，19世纪70年代起各国盛行保护关税政策，使商品输出举步维艰。相比之下，资本的输出却不会受到此类限制。于是，各工业国的资本纷纷跨出国门在世界范围内寻觅最佳的投资场所，从单个国家的资本变为世界资本。当时国际资本的主要流向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家把欠发达国家尤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既作为自己主要的销售市场，又是主要的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的来源地，而且很多情况下这双重角色由同一个国家扮演。于是它们变间接投资为直接投资，在这些国家设厂生产，就近销售，以获取更丰厚的利润。资本在向外投资逐渐国际化的过程中也在不断改变自己的投资形式。

最后，随着商品交换的日益发展和资本输出的日益增多，促进了世界货币体系的形成。在世界市场上，商品交换必须以一种特殊的一般等价物为媒介，并且要求这一媒介本身具有一定的价值，能摆脱货币的各种地方形式。这种在世界范围内的一般等价物就是世界货币，在初期其自然形态是黄金和白银。第一次科技革命后就出现了世界货币。第二次科技革命使各国经济实力大幅提高，才形成以世界货币为基础的世界货币体系。世界货币体系一般由一个或几个强国支配，这些国家以黄金或白银为基础，发行流通的货币，此类货币可以在世界范围内流通，不同程度地发挥着与金银相同的储备功能。1816年英国依靠其在第一次科技革命中获得的经济优势首先从金、银复本位制过渡到金本位制，以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先后完成了这一过渡，形成了以英国为中心的金本位制。此时，科技革命引起的生产力变化，推动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的深化，在此基础上形成世界货币体系和国际资本，世界经济才真正得以形成。

综观世界经济的形成过程，归根结底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地理大发现推动了社会分工的发展，促使生产力提高。商品数量的增加使交换更为频繁，贸易开始跨越国界。随国际交换的扩大，形成了区域性的国际商品市场。在贸易的推动下，产生了资本主义早期国际分工体系的萌芽。这时，生产的发展已为世界经济的萌芽做好了准备。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发生了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第一次科技革命，人类社会从封建主义进入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形成了国际分工体系、世界市场和世界货币，并使交换国际化，世界经济开始形成。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了以电气工业为代表的第二次科技革命，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促进了国际分工体系的深化，形成了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经济生活的各方面都展现出国际化的趋势，在世界货币的基础上形成国际货币体系，世界经济最终形成。在世界经济的准备、萌芽和最终形成阶段中，都是依靠科技革命的力量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才完成了转折，所以世界经济的形成离不开科技发展的作用。

基本概念

世界经济　科学革命　技术革命　科技革命　产业革命　第一次科技革命　第二次科技革命

思考题

1.简述第一次科技革命及其特点。

2.试述第一次科技革命对世界经济萌芽出现的作用。

3.简述第二次科技革命及其特点。

4.试述第二次科技革命对世界经济最终形成的作用。

第二章　社会生产力和世界经济进一步发展

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迅速地改变着社会生产面貌，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它对世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第一节　第三次科技革命及其成因

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发生

历史上，战争往往对科学技术起着重大的促进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原子弹的爆炸不仅提前结束了战争，而且使核物理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揭开了科学技术新时代的序幕。

这一次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仍是从解决能源问题开始。第二次科技革命中出现了内燃机，大大提高了蒸汽力使用的效率，从而使石油的使用量急剧上升。然而石油作为一种不可再生的能源，其储藏量有限，而且使用石油化工产品产生的环境污染也越来越得到世人的重视，生产的发展要求开辟一种新型的清洁能源。核物理研究的重大突破使核能可以作为一种新能源为人类造福。经过多年的开发和改进，许多国家建立了大规模的核电站，核能发电的比重不断增加。现在，人们又在研究如何大规模地使用太阳能、地热能等清洁能源来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问题。科学技术的推动作用还主要表现在材料科学和信息科学这两门新兴的科学领域中。材料科学主要研究如何在固有的自然材料之外发现或发明新材料，以供人类使用。原有的原材料大多是自然材料，不但产量有限，而且性能等方面受到自然的诸多限制。而新材料以合成材料为主，由高分子化合物制成，各方面性能都可以人工控制，而且可以无限量生产，满足生产的各种特殊需要。起初，它只是弥补自然材料的不足，后来其地位越来越重要，反而取代了自然材料。信息科学则是以微电子学、激光、光电子学、超导电子学等为基础，集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自动控制技术、激光技术、光电子技术、光导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之大成的一门学科。它的快速发展使生产自动化、金融自动化、办公自动化、服务自动化和军事指挥自动化等得以实现，使得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至思想观念都在经历一场空前深刻的变化。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一系列高新技术的发展预示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

第三次科技革命无论在规模、深度和影响上都大大超过了前两次科技革命，有其独特之处。首先它不是个别的科学理论和生产技术上的突破，而是几乎在各门科学和技术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影响到社会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此基础上，涌现了很多新兴工业部门，如高分子合成工业、电子计算机工业、激光工业等。其次在科学领先的情况下，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汇合成为一个统一的科技革命过程。在第一次科技革命中，科学进步和技术变革不是同时发生，科技和生产的联系也不够密切。战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则使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和应用科学日益广泛地联结为一个整体。最后，科技革命带来了劳动自身性质以及人和机器相互关系的变化。过去科技革命的最高成就是“用机器制造机器”，机器解放并代替了人手；现在则能做到“用机器操纵机器”，即用电子计算机自动控制生产过程，机器不但能代替人的体力劳动，而且还能部分代替人的脑力劳动。

二、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原因

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发生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既包含着历史的必然，也有偶然的触发，除了科技状况本身以外，经济、社会等条件也有重大影响。

首先，科学技术进步是生产力各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生产力本来就是个活跃的因素，而当表现生产力发展的生产技术从经验型的基点移到科学型的基础上来以后，生产力就在科技力的推进下无比迅速地发展。科技革命的历史表明，科技进步具有三个趋向：一是科学—技术—生产周期日趋缩短的趋向。通过理论性和实证性的研究，可以揭示各种自然运动的规律；通过技术开发，直接把上述研究转化为实际的物质成果，并相应产生一系列新的生产工艺和测试手段；通过生产，使新产品源源不断地供应市场，同时使新生产手段在更广的范围内得到传播。据统计，从研制到投产的时间蒸汽机为100年，电话为56年，无线电收音机为35年，飞机为14年，电视为12年，晶体管为5年，太阳能电池为2年。科学日益迅速地转化为直接生产力，既推动了生产的迅速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科学技术本身的进步。二是边缘科学、交叉科学不断涌现的趋向。现代科学技术各门学科相互渗透、相互结合的趋势加强，不仅表现在自然科学之间，如生物化学、物理化学、海洋物理等边缘学科层出不穷；而且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部上也是分支丛生，如经济控制论、数量经济、数理历史等。据统计，学科门类目前已超过2000个。三是综合创造型新技术不断增多的趋向。这种新技术的特色在于充分利用已知的科学原理，对老技术重新进行系统组合，从而创造出一种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技术。例如日本的钢铁技术体系就是把奥地利的纯氧顶吹、法国的高炉吹油、瑞士的连续铸钢和美国的带钢轧制等先进技术融为一体，形成世界第一流的日本炼钢技术。

其次，资本追逐利润的竞争也是推动科学技术进步的重要原因。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阶段，并未排除竞争，相反，竞争更加尖锐。竞争的加剧，加速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因为不断采用新技术是获取垄断高额利润的重要手段。与战前相比，战后竞争具有新的特点。一是竞争的程度更加激烈。各垄断资本集团都认识到科学技术是其保持控制地位的最重要手段。因此，大垄断资本集团竞相扩大自己的科研力量，收罗高级研究人才，使争夺技术制高点成为竞争的中心。二是竞争的内容更加多样化。产品质量、新产品种类、销售和售后服务等方面的竞争已比价格竞争显得更有决定意义。比如日本汽车能大量涌进美国的主要原因是日本汽车具有质量高、耗油省、性能好和维修方便等优点。三是竞争的手法不断翻新。24小时不间断的商业广告、电视节目和电台广播，甚至连奥运会运动员的服装、鞋帽和器材、生活用品都成了做广告的好地方，竞争手法无奇不有。四是竞争的范围不断扩大。对外，各大垄断集团和跨国公司在国际争投资、争市场、争原料的斗争有增无减；对内，即使是同一垄断财团内部各部门间、各企业间、各生产者之间都展开激烈的竞争。此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工业国和地区的崛起，在上述领域里形成了一支不可忽视的竞争力量。

再次，国家对科学研究的干预、调节和控制，为科技革命提供了重要的条件。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国家加速科技进步的基本形式主要有：①科研机构和某些尖端技术部门成为国有，国家大量拨款给予支持。随着科学技术革命的展开，对研究和发展工作提出了社会化的客观要求；而研究和发展工作需要大规模的投资，并具有长期性，只能依赖于政府承担和支持；同样，代表技术进步方向的新兴巨型工业部门如宇航工业、激光工业等，耗资巨大，私人垄断资本不愿意也不可能承担，也只能由国家出面解决。②国家提供资金，支持私人企业科研活动。目前美国科研预算拨款中的30%分配给政府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其余70%直接拨给私人公司，以支持其科研活动。③国家对重点发展部门还采用科研合同制和购买产品的方法来加快技术进步。例如，20世纪60年代美国拨款1亿美元签订半导体研制合同，并为它建立销售市场，支持半导体工业的发展。④利用税收杠杆，主要是加速折旧和减免税收。加速折旧是通过提取超过实际的折旧提成以降低企业的利润额，从而减少企业的纳税数，即把应该纳入政府预算收入的那一部分利润转给了垄断组织，这实际上是一种对垄断企业的减税优惠，是一种隐蔽的补助办法。据统计，美国政府对私营企业的减税退税数额，在1974—1978年期间已高达600亿—700亿美元。⑤鼓励风险资本，支持创办风险资本公司。由于投向尖端技术项目的投资失败性极大，风险性高达70%—80%，但风险投资又是保证技术领先和获取高额利润必不可少的基础，因此美国政府在利润、税收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如降低风险资本所得税率、制订“安全交易委员会守则”来提供条件，给予优惠贷款，分担一部分风险费用等。目前美国风险公司已逾千家，越来越多的小企业也参与风险投资。

第四，军备竞赛也是科学技术发展的推动力。战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美国出于与苏联军备竞赛和争霸的需要，一直把尖端技术纳入军事化的轨道。国家不惜拨出巨额资金，组织庞大的科技队伍，使用最现代化的科研手段来研制最先进的武器。美国军费开支从1955年的589亿美元上升到1976年的1027亿美元。20年增加了近75%。每一次新式武器的出现，都是一代科学技术的结晶。军备竞赛对民用科学自然也会发生重大影响，一般说来，它能促进民用科学的发展。虽然军用生产和科研的费用由政府负担，但研制过程和科研成果仍为少数大公司所垄断，追逐利润的竞争往往又促使大垄断资本家将军用迅速转变为民用。这样，民用生产技术在军事科学技术发展的带动下迅速发展起来。

此外，国家通过普及高等教育和培训各类专门人才为技术进步提供了足够的科技人才和熟练工人；国际科研协作、引进先进技术等因素对科技革命的发生也起了积极作用。

第二节　科技革命的趋向和规律

一、科技革命的新趋向

历史上发生的三次科技革命，使资本主义整个物质生产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后，科学技术进步的步伐并未停止。进入20世纪90年代，由于世界经济形势的巨大变化，美国、日本和欧洲各主要国家又开始酝酿一次以高科技和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新的技术革命，他们正在创造条件，促使新技术革命早日到来。具体表现在：①电子技术突飞猛进，集成电路和微处理器的更新速度已缩短为几乎相隔三年换一代。②已形成开展新技术革命所需的一定的物质条件和良好环境，光通信已初步付诸实际使用，多媒体和世界通用电脑的优越性已为公众所认识。大学和企业密切结合的趋势，使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直接物质产品已成为现实。③通讯业的最新发展，卫星通讯服务的运用和普及，使全球性经济信息网络最终形成，新技术的扩散和推广变得十分迅速。④信息高速公路的规划和建设，拉开了国际新一轮科技、经济竞争的序幕，标志着全球信息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将给未来生活带来巨大变化。

正是这些有利条件，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进步呈现出一系列新趋向：①从新技术革命的产生看，科学理论加速转化为物质成果。②从开辟新能源和节能看，动力源已开辟了一系列新途径。从仅依靠不可再生的资源性矿物能源——石油、天然气——转向取之不尽的新能源。核能发电、太阳能、地热、风力等提供着人类所需的动力资源。③从劳动对象的开拓看，劳动对象已从高分子合成材料进一步转向多功能、新性质的高能人工合成材料，使人类对原始材料的依赖性更为减少。④从劳动场所的变更看，劳动场所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电子终端机不仅把整个社会的信息连成一个巨大的网络，而且为在家庭中不出门即可从事社会劳动创造了物质前提。⑤信息知识日益成为重要的资源。由于第三产业中信息部门的急剧扩大，已出现把它单独划为一类——第四产业——的新划分标准的说法。

二、科技革命的规律

从几次科技革命的发生、发展来看，一些规律性的现象已引起人们的关注。

一是科学技术进步指数增长加速规律。科学技术的加速表现在许多重要指标呈几何级数增长。第一次科技革命和第二次科技革命的间隔为130年左右，第二次科技革命和第三次科技革命的间隔为50年左右，间隔时间越来越短。科技人员的数量、科研投资量也呈加速发展趋向。1800年全世界科学家人数是1000人，1850年增至1万人，1900年为10万人，1950年为100万人，1970年为320万人。以美国的科研投资为例，1955年为62亿美元，1960年为135亿美元，1965年为200亿美元，1970年为259亿美元，1975年为353亿美元，1980年为604亿美元。

二是先导产业更替周期加速规律。每次技术革命总是以几项核心产业为支柱取得重大进展，从而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先导产业起着开路先锋的作用，成为该次科技高潮的标志，而随着技术进步，它的作用达到某种限度后就会逐渐下降，并把带头作用让位给新的先导产业。科技革命的历史表明，每种先导产业起带头作用的时间不断缩短，即先导产业加速更替。从科学理论看，牛顿为代表的经典力学占据理论中心达200年之久；尔后化学、物理等一组新学科取代了它，为时约100年；再后来，相对论、微观物理等又成为主流大约50年；接着控制论、宇航学等上台达25年。不少科学家预测下一个带头学科是生物学。

三是科学结构变动规律。每次技术革命都把科学生产力的社会化程度推到一个新的高度，从而产生出相应的科学结构来。科学结构包括科研队伍结构（数量结构、水平结构和年龄结构等）、专业配置结构（基础、应用和开发、文理科、硬件和软件的比例等）、实验仪器技术装备分布结构、情报资料结构、科学教育水平结构等等。总之，在科学社会化的发展进程中，科学结构始终处于动态之中。

第三节　第三次科技革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第三次科技革命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广泛而深刻的。

一、第三次科技革命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首先，科技革命通过在生产过程中与生产力诸要素的结合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劳动资料在生产力物的因素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人们在劳动过程中用以改变或影响劳动对象的一切物质资料和物质条件。它不仅是衡量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指标，也是表明社会经济发展的标志。劳动资料中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生产工具。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生产工具的构造日益复杂，其范围也逐渐扩大。在生产工具的使用上，人类已经经历了石器、青铜器、铁器和以机器体系为标志的各个时期。在战后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出现了电子计算机、原子能发电设备、人造卫星、机器人等新型生产工具，不但改变了传统生产部门的技术装备，而且还创立了很多运用新型技术设备的新兴产业部门，从而使生产力跃进到一个新的时代——原子时代和电子时代。战后科技革命也引起了劳动对象的革命性变革，例如原子能、太阳能、地热、温差等能源的利用，海底资源、稀有元素、同位素的利用，人工合成材料的利用等。许多新的原材料具有特殊的性能（例如耐高温、耐高压、抗腐蚀、高强度等），它们正在取代迄今工业中使用的原材料，而成为制造更先进的生产工具、机器体系和技术设备的前提。劳动对象范围的扩大和品质的改进，提高着整个生产力水平。人的因素即劳动者在生产力中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它是生产过程的主体，是首要的生产力。战后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对劳动者的技术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适应这种要求，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不断地发展公共教育，普及中等教育，扩大高等教育，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了一支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有一定文化修养的劳动大军，他们正在现代化大生产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战后科学技术革命的成果在生产过程中与生产力诸要素的结合迸发出巨大的生产力，引起许多国家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从而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战后整个世界经济特别是发达国家经济之所以迅速发展，科技进步是决定性的因素。国内外一些经济学家把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归纳为三项，即科技的作用、劳动力和资金的投入量。在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中，科技的作用与其他两项因素相比，显得更加重要。例如，美国战后初期科技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度为31.7%，而到20世纪80年代，这个比例已超过60%；60年代初，西欧各国的科技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度已经超过50%，此后仍有不断上升的趋势；日本1955—1960年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中，科技因素只占19.5%，而80年代以后，这个比例也超过了60%。战后许多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要想高速发展经济，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必须依靠科学技术。

其次，战后科技革命还通过提高生产社会化和国际化程度来发展生产。在科技革命的作用下，生产社会化不仅表现为一国的生产部门内部的专业化，而且要求实现国际间的分工和协作。现在，许多企业的生产都是依靠其他国家的企业为它供应原料、半成品和零配件来进行的。例如，美国是世界上喷气式客机的主要供应者，但是，它生产喷气式客机所用的发动机，却有相当一部分是由英国制造和供应的。英国装配生产的一种大型载重汽车，更依赖着许多国家为它提供零配件：发动机由瑞典供应，底盘和弹簧从美国进口，车身由意大利生产。这种生产上的国际分工和协作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最后，科技革命加快了世界各国物质生产部门结构的调整，从而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新技术革命浪潮的推动下，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正在经历一个物质生产部门结构转变过程。以尖端技术为支柱发展起来的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电子产品、合成材料、科学仪器、激光等新兴工业部门迅速扩大；而纺织、钢铁、建筑、机械等传统工业部门开始衰弱，所谓朝阳工业和夕阳工业就是对这一转变过程的形象描绘。发达国家物质生产部门结构调整具体表现在：①工业内部结构的调整。发达国家对传统的所谓“大烟囱工业”采取的办法，一是限制和用新技术加以改造；二是把耗能多、运输量大、污染严重、附加值低的部门如橡胶、纺织、某些塑料制品、钢铁等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这样把腾出来的财力、物力、人力投入重点部门即尖端技术行业，使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始终处于领先的地位。②整个物质生产部门结构的调整。科学技术在各个领域取得重大成就后，工业部门的比重急剧增加，农业部门的比重显著下降；在工业部门内部轻工业的比重也趋于下降。③规模结构的调整。为适应新技术推广的需要，发达国家在20世纪60—70年代建立了一大批小企业，后来，有的成为世界著名的大公司。许多研究报告认为，小企业在采用新技术、进行高度专业化生产方面都占有很大的优势。研究报告还认为，资本密集型的革新主要由大企业承担，而新技术革命中的许多知识密集型革新，往往生产周期短、变化多，小企业正好在此发挥“船小掉头快”的优势，而且如果一旦取得某项关键性突破的话，小企业有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膨胀成大公司。

可见，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世界各国物质生产部门结构的变动正在朝着技术尖端化、生产集约化、经济高效化的方向发展，它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二、科技革命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业结构软化

1.产业结构软化的概念。产业结构软化是指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伴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生产要素投入中属于劳动和资源类的要素投入比重逐步降低，人力资本、知识和技术类的要素投入比重迅速增加，从而导致社会经济和产业结构的重组和调整，劳动及资源密集型产业在经济发展中不再占据主导地位，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成为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重点领域。

产业结构软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产业部门内部的结构软化和产业部门之间的结构软化。因此，产业结构软化又可以划分为内涵式软化和外延式软化。所谓内涵式软化，即某一具体产业内部直接从事生产、加工和制造领域的要素投入比重减少，而R＆D、设计、信息和物流等领域的要素投入比重增加，这种结构软化既表现为传统制造业中知识和技术要素投入的增加，也表现为服务业中人力资本、管理技能等投入的增加。外延式软化，即不同产业间的结构升级，主要表现为以知识要素投入为代表的IT、通信、生物工程、空间开发等技术密集型产业和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代表的金融、保险、咨询等高端服务业在GDP中的地位日益突出。20世纪90年代，以美国新经济为代表的新一轮资本主义发展周期正是在科技革命推动下内涵式和外延式软化的综合表现。

产业结构内涵式软化反映了近三十年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几乎所有产业部门的普遍发展趋势。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首先在科技革命的带动下出现了深刻的产业内调整。信息高速公路、计算机、互联网、生物制药、先进材料等技术的兴起与发展，使工业制造业的产业结构从传统的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迅速向以知识和技术为核心要素的现代化产业转变。与此同时，随着知识要素投入的不断增加，所有工业部门的生产自动化程度迅速提高，生产活动的技术含量不断增加。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不但利用技术专利、技术诀窍和最新科研成果等无形的投入来提高产品性能，增强其国际竞争力，而且逐步使生产过程无人化，广泛采用数控机床、柔性加工系统和机器人进行生产。据统计，1989年日本的设备投资中单纯用于增加生产能力的“外延式投资”仅占1/3，而另外2/3全部用于技术革新、信息化和产品开发等“内涵式投资”。日本政策投资银行2007年8月发表的《设备投资计划调查》报告表明，2006财政年度日本制造业企业设备投资总额中，用于“扩大生产能力”的投资额占37.4%，其余包括“新产品研制与产品升级”（16.2%）、“合理化与节省劳动力”（10.9%）、“与研发有关的设备投资”（6.2%）、“维护与修理”（17.8%）以及“其他各项”（11.5%）。2007年度上述各项的计划投资比例与2006年度基本相同。工业部门结构软化的结果一方面直接导致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高，另一方面生产和经营活动进一步细分，专业化分工程度不断提高，在原有的产业间和产业内分工基础上逐步发展出产品内分工。农、林、牧、渔等第一产业部门在生物工程技术、遗传工程技术、海洋工程技术等科技革新的推动下也加快产业内结构调整和软化的步伐。现代农业对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等传统要素的依赖日益减少，工厂化、集约化、离土化等现代生产方式在发达国家的农业部门日益普及，先进科技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农业生产力的核心因素。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有关机构预测，到下世纪初，全世界农产品年增长量中近5/6将来自于生物工程技术和其他技术措施的应用，而仅有1/6来自耕地面积的增加。在通信、金融、运输等第三产业中，传统的劳动投入正在迅速向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投入的生产模式转变。计算机、互联网、卫星技术的发展为现代服务业的兴起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背景下，服务业的跨国流动和服务贸易的爆炸式发展成为第三产业结构软化的主要特征。据日本《经济新闻》1987年报道，该年度日本信息产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为7%。日本总务省2007年发布的《信息通信白皮书》提供的数据表明，近年来日本信息通信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有所提高，1995年为15.85%，2000年为19.66%，2005年为18.68%。美国、西欧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也存在这种发展趋势。综上所述，包括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产业部门都已经进入了以知识和技术要素投入为主的现代产业软化阶段，技术、知识、人力资本在经济活动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从产业结构外延式软化来看，在发达国家三大产业组成中，第三产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已经超过了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吸纳的劳动力总数也远远超过了第二产业。日本1965年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4%，第三产业比重为46%，1990年这一差距扩大到42%和56%，而到2000年则为28.5%和69.8%，2005年为26.4%和72.2%。法国1965年为46%（第二产业）和37%（第三产业），1990年分别为43%和53%，而到2000年则为22.9%和74.3%，2005年为20.7%和77.0%。就业结构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1975年日本第二产业就业人数为就业总人数的35.2%，第三产业为52%，到1990年变为33.6%和59.2%，之后这一差距还在扩大，2000年为30.7%和63.7%，2005年为27.0%和67.4%，2006年为27.0%和67.7%。法国第二、三产业的差距比日本还要大一些，2000年为21.9%和74.1%，2005年为20.5%和75.9%，2006年为20.4%和76.2%。

从产业结构内涵式软化和产业结构外延式软化之间的关系看，内涵式软化和外延式软化是发达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和升级的有机组成部分，两者相互作用、密不可分。内涵式软化是外延式软化的基础和条件，而外延式软化又进一步推动内涵式软化，两种形式软化的结果使得发达国家各产业部门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整体上出现了一种产业融合的趋势。

2.产业结构软化的经济影响。产业结构软化对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世界经济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产业结构软化为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高科技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迅猛发展，使西方发达国家产业结构日趋合理化，生产手段和方法更加先进，生产效率进一步提高，这些都极大地提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生产力。其次，产业结构软化保证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稳定和繁荣。自工业革命以来，制造业逐步成长为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导产业。然而，正是在工业部门中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表现得最为充分和突出，资本主义世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成为资本主义统治的致命隐患。但随着产业结构软化，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出现了新的变化，经济波动趋于平衡，其主要原因如下：一是大批高科技产业的兴起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传统工业部门衰退带来的负面影响，吸收并弱化了周期性经济危机对工业生产部门的巨大冲击。二是产业结构软化使发达国家产业部门间的联系更加密切，产业内部科技创新的速度不断加快，从而保证了经济增长的连续性和一贯性。三是服务业的迅速发展为工业生产部门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许多工业生产经营和管理活动的过程和运作能力大大增强，从而能够积极、有效地针对经济周期性波动采取预防和应变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危机的冲击和影响。再次，产业结构的软化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是资源不断整合的过程，是各产业不断提高效率的过程，因而必然加剧某些产业部门的失业。但同时这一软化过程也会不断产生新兴产业，形成新的就业渠道。据估计，一个现代化焊接机器人可以替代3—4名工人，而一台有高级智能的监控机器人可以代替10—15名工人；但与此同时，生产一个机器人的整个过程却能提供6—10个乃至更多的就业机会。总之，产业结构软化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及世界经济的未来走势都将产生全面的、深刻的影响。

三、科技革命促进各国经济更加国际化

战后，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各国经济更加国际化，主要有下述表现。

1.科技革命引起各国贸易结构发生质的变化。对战后各国对外贸易结构的分析表明，由自然条件决定的贸易比较利益只具有相对的重要性，而由社会经济条件、生产力，特别是科学技术状况决定的生产和贸易比较利益的重要性日益增长。如上所述，战后在科技革命作用下，生产工艺的改善和技术进步大大开拓了利用和改造自然物质的可能性。大量新材料、新资源不断被发明和发现，并投入使用，许多合成材料和代用品排挤了天然原料和材料，这一切，使得各国贸易结构经历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普通农矿品贸易逐渐缩减，低附加值的产品贸易比重下降，技术密集型产品成为国际交换的重要内容。据GATT/WTO的统计，作为信息技术产品代表的“办公和电讯设备”类商品，在各类商品中增速最快。1980—1985年平均增长9%，1986—1990年平均增长18%，1991—1994年平均增长12%，1995年高达26%。目前全球每年信息技术产品的贸易额为6000亿美元，占全球商品贸易总额的12%。

各国贸易结构的变化引起各国贸易地理方向的改变。战前典型的国际贸易模式是落后的农业国和先进的工业国之间的垂直分工和交换。这种分工和交换关系维持了一个世纪之久。战后科技革命使这种传统贸易模式发生变化。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增长速度超过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贸易的增长速度。这是因为各国对外贸易中技术密集型产品比重不断提高，而这些产品通常流向科学技术水平比较发达的国家。

2.技术贸易作为技术知识在国际的转让已成为世界无形贸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战后在国际贸易中，除商品贸易迅速增长外，技术贸易也发展很快。技术贸易较商品贸易复杂。它一般是指工业生产的技术知识的买卖，但往往还包括工厂的成套设备在内，其中技术知识部分被称为软件，设备器材部分被称为硬件。在技术贸易中，专利技术和“技术诀窍”的买卖是最多的。在专利技术中，有公开部分，也有秘密部分。此外，有些专利技术经过实践积累了很多使用上的窍门和经验，当专利人向买者提供专利技术时，往往也要提供这些不公开的技术秘密与经验，才能解决实际的生产问题。这些不公开的技术秘密与经验统称为“技术诀窍”。当然，除专利技术有相关的技术诀窍外，非专利技术也有各自的技术诀窍，因此，技术诀窍已成为技术贸易中独立的项目。目前，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技术贸易主要是软件的买卖；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软件和硬件买卖兼有。20世纪70年代以来，技术贸易迅速发展。据统计，1975年全球国际技术贸易总额仅为110亿美元，1985年就达到500亿美元，1990年为1200亿美元，1995年为2600亿美元，2000年增至5000亿美元。几乎每5年翻一番。国际技术贸易的增长率远远超过国际贸易总额的增长率，前者为后者的1.5—2倍。另外，技术贸易75%—80%集中在跨国公司内部进行，这又充分说明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组织对先进技术的控制和占有。

许可证贸易作为技术贸易的一种方式在战后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许可证贸易通过协议，让许可人允许受许可人使用其专利、商标或专有技术；受许可人则向许可人支付费用和其他报酬，作为使用其技术的代价。许可证贸易把“科学与技术革命、知识积累与工业应用上的革命”结合起来，加速了产品生命周期和技术生命周期的进程。技术不发达国家可以利用许可证贸易以较小投资获得较大经济效益，缩短技术差距，享受技术进步的好处。对于出口人（售证人）来说，则能收回科研投资和风险成本，使科研成果不至于“价值”磨损。

3.在技术革命影响下，对外投资的部门结构和投资方式发生了明显变化。各国对制造业和第三产业的投资大量增加，尤其是与科技进步相联系的新兴工业部门，已成为发达国家相互投资的主要对象。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对西欧国家制造业部门的投资达57%。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是电子计算机、深海采矿机、机械工业和各种合成材料等。由于对外直接投资通常和新技术输出密切联系，而跨国公司则是资本输出和科技输出结合在一起的重要形式，因此，跨国公司成了最主要的投资者。产生这一情况的原因是，跨国公司作为最先进科技资源的垄断者，不愿意把第一流技术转让出去，所以通过向国外子公司转让的办法来保证技术秘密和垄断新产品市场。据统计，这类跨国公司内部的技术贸易，占美国许可证贸易国外收入的4/5。

4.在科技革命的作用下，科学技术交流增加和科学技术合作加强。一方面，各国之间科学技术交流不断增加和扩大。如上所述，战后科学技术进出口（即技术贸易）的增长率远远超过其他商品贸易的增长速度，近年来它的增长速度仍然在国际贸易中处于领先地位，这使得新的科学技术发明能够迅速地从一个国家传播到另外一个国家，推动世界各国生产力的更快增长。另一方面，许多重要的科学技术领域开展了越来越多的国际合作。例如一些国家共同发射科学研究卫星，共同研究开发新能源，开展地球物理和天文学的研究协作等。现在，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和运用要比过去快得多，也容易得多，而要保守科学技术方面的秘密则要困难得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科技专利权的买卖急剧增加。此外，科技合作还表现在国际科研组织的增加、国际科学会议的增多、各国科研政策协调活动和交流科研情报活动的增加等。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必将要求从生产、交换、流通到分配，从社会发展模式到经营管理方式，从经济到政治乃至社会生产方式的一切方面都发生相应的变化。面对科学技术的新潮流，世界各国政府都在加强中长期预测，估计今后经济发展的态势，结合本国具体情况，制订适应新技术发展的战略和措施，迎接新的科技革命的到来。

基本概念

第三次科技革命　加速折旧　风险资本　科技进步指数增长规律　先导产业更替周期加速规律　科学结构变动规律　产业结构软化　产业结构内涵式软化　产业结构外延式软化　许可证　贸易　技术贸易　技术诀窍

思考题

1.简述第三次科技革命及其产生的原因。

2.与前两次科技革命相比，第三次科技革命有哪些新特点？

3.当代科技进步有哪些新的趋向？

4.与战前相比，战后竞争具有哪些新的特点？

5.简述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加速科技进步的基本形式。

6.试述第三次科技革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7.简述战后科技革命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物质生产部门结构调整的关系。

8.试述产业结构软化及其经济影响。

9.为什么产业结构软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稳定增长？

10.简述战后科技革命促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国际化的主要表现。

第三章　社会生产力和世界经济运行的周期性波动

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存在，使资本主义再生产呈现明显的周期性。本章除阐述马克思主义再生产周期理论外，着重以这个理论为依据，分析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以及新经济和经济周期，并介绍在西方经济学界影响较大的经济周期长波论。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再生产周期理论

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贯穿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始终，因此，资本主义社会每隔若干年就爆发一次经济危机，马克思把这种经济现象称为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周期爆发，使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经常被经济危机所打断，从而使资本主义再生产也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马克思主义再生产周期理论包括以下四个主要内容：

一、经济危机周期爆发根源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资本主义生产的对立的性质包含着生产经常力图要越过一种生产界限，因而就发生危机、生产过剩等。通过危机自身的强制作用，资本主义经济机制有可能重新恢复并取得暂时平衡，使生产重又发展。但是，危机不能消除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危机过去后，经过一定阶段，资本主义矛盾又会激化，于是再爆发一次危机。资本主义生产就是这样从一次危机到另一次危机，周而复始循环不已。恩格斯指出：“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1]就成为周期性的了。资本主义生产产生了新的‘恶性循环’。”

二、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由若干阶段组成

尽管马克思曾对经济周期的阶段性变化作过很多论述，但他并没有明确地说过再生产周期一定要经过几个阶段。把经济周期分成四个阶段，即危机、萧条、复苏和高涨，是后人归纳并提出的。他们认为，危机是周期的决定性阶段，它是上一个周期的终点，又是下一个周期的起点。危机阶段商品销路突然缩小，生产猛烈下降，工商企业竞相抛售商品，竞争空前激烈，在竞争中，企业纷纷倒闭，工人大批失业，在业工人的工资被压到最低点。危机持续一段时期以后，接着就是萧条阶段。萧条阶段生产下降已经停止，失业工人不再增加，商品价格也停止下跌。但是，社会生产处于停滞状态，大批失业工人没有就业，销售困难，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呈现一片萧条景象。经过一段时期的萧条以后，市场情况开始好转，有些资本家开始固定资本更新，以期进一步推动生产恢复和发展的步伐。在复苏阶段，投资继续扩大，就业人数开始增加，物价回升。工商企业的活跃，推动了信用事业的发展，社会生产逐渐恢复到危机以前的水平。当整个社会生产超出危机前的最高点时，经济周期从复苏进入高涨时期。在高涨阶段，生产不断扩大，市场兴旺，信用关系也随之扩展，生产水平向前突飞猛进。但在一个时期迅跑以后，又会重新陷入危机的泥坑。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就是循着危机—萧条—复苏—高涨—危机这些阶段逐步前进的。

三、固定资本更新是危机周期性的物质基础

根据上述情况，在萧条阶段，物价低落，商业萎缩，资本家为了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的地位，就开始更新固定资本，即采用新技术，用较新式的机器设备更换原有的机器设备。固定资本更新，引起了对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的大规模需求，推动了生产生产资料部门的发展。生产生产资料部门的恢复和发展，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从而扩大了对消费资料的需要，反过来又促进了消费资料的生产和就业的增加。可见，固定资本更新，使资本主义经济逐步摆脱危机，为复苏和高涨阶段的到来提供了条件。同时，固定资本更新继续扩大，又为新的经济危机创造了物质条件。因为固定资本大规模更新，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巨大增长，经过一段时间，社会生产的巨大增长又会重新超过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就会导致新的经济危机的爆发。

四、生产下降不一定就是周期性经济危机

实际上这里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马克思论述经济危机的方法论。如果按照生产下降就是经济危机，那么英国在1825—1868年的40余年里就发生了11次生产下降，按照生产下降就是危机的方法论，应该是发生了11次经济危机。这样一来，大约每隔4年就要爆发一次经济危机。工业周期也就相应地成为4年多时间。但是，马克思在研究1825—1868年的经济危机后，却认为只爆发了5次经济危机，认为工业周期大致为10年。马克思说：“现代工业具有10年一次的周期，每次周期又有各个周期性的阶段，而且这些阶段在积累进程中被越来越频繁地相继发生的不规则的波动所打断。”恩格斯在19世纪50年代以前，曾经认为工业周期是5年，后来他改变了这一看法。他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说：“在本书中我把工业大危机的高潮算成了5年，这个关于周期的长短的结论，显然是从1825—1842年的事变进程中得出来的。但是1842—1868年的工业历史表明，这种周期实际上是10年，中间的危机只具有次要的性质。”就是在19世纪50年代以前，尽管恩格斯把周期计算为5年，也没有把所有的生产下降都视为经济危机。二是区分周期性危机和中间性危机（或称局部危机）。上述恩格斯的论述，实际已提出要区分周期性经济危机和中间性危机。这两种危机，从性质上讲，虽然都是生产过剩的危机，都是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激化而引起的，但两者在量上和范围上却有很大不同。衡量是否属于周期性经济危机，应主要考虑：第一，危机的强烈性。周期性经济危机主要表现在生产下降幅度大，持续时间较长，企业大量倒闭，工人失业现象严重等。第二，危机的普遍性。它涉及多数部门，特别是主要部门，并席卷全国各地。第三，危机的周期性。在一定时间内，周期时间是比较固定的，而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则是周期性危机的物质基础。第四，危机的同期性。由于资本主义各国经济关系十分密切，它们的工业生产应形成一个统一过程，它们的经济危机应具有同期性。而中间性危机与周期性危机不同，其特点正好相反。第一，中间性危机深度浅，时间短，它只是整个工业周期复苏或高涨过程中的间歇。第二，中间性危机只是一种“局部危机”，它只涉及部分工业部门或者部分工业地区，不具有普遍性。第三，中间性危机同固定资本更新这一周期的物质基础并无必然联系，而往往由某些偶然因素触发。第四，一国生产下降同其他国家生产下降不具有同期性。

马克思主义再生产周期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过100多年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史的实践证明，它不仅没有过时，而且，恰恰相反，它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1]《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5页。

第二节　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的特点及其原因

本节我们将以马克思主义再生产周期理论，分析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的特点，以及产生这些特点的原因。

一、战后资本主义世界性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它每隔数年必然周期性地爆发一次。二战至今，共发生过6次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

第一次：1948—1952年的经济危机。由战前1937年的经济危机开始的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严重变形。由于资本主义各国遭受战争破坏程度不同，再生产周期的进程也不一致。二战期间，美国本土远离战场，它的生产能力不但没有遭到战争的破坏，反而依靠战争的刺激畸形膨胀起来。战后，军需生产虽有所收缩，但因为在战争时期所积压的消费力在战后很快爆发出来，同时战时固定资本更新较少，战后大规模地进行固定资本更新，再加上西欧各国正处于经济恢复时期，需要大批生产资料，因此，美国1946—1948年生产发展较快。但是，急剧膨胀的生产能力，大大超过了国内外的市场需求，终于在1948年爆发了战后第一次经济危机。

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与日本和美国不同，这些国家的经济受到战争不同程度的破坏。在美国爆发战后第一次经济危机时，它们正处于恢复和发展时期，爆发生产过剩的危机的条件还没有成熟。

1951年，同美国关系最为密切的加拿大、日本和英国先后发生危机，1952年初法国和联邦德国也不可幸免。欧洲其他国家，如比利时和瑞典等工业生产也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由于西欧各国和日本战后的生产是在很低水平上开始的，所以这些国家这次危机比较缓和，并不深刻。另外，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经济危机的时间有较大的差异，表现出较明显的非同期性。

第二次：1957—1958年的经济危机。第一次经济危机过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经济增长时期。自1955年起，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部门，特别是动力、化学和机械制造等部门，广泛采用先进技术，推动了固定资本投资的高潮。此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刺激经济的一些措施，如加速折旧、降低利率也促进了这次高涨。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决定了其好景不会长久，固定资本更新既是经济高涨的物质基础，也为下一次衰退埋下了祸根。随着生产和消费矛盾的日渐尖锐，爆发经济危机的条件也日益成熟，结果，1957年春首先在美国爆发经济危机，接着席卷加拿大、西欧各国和日本。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指数1958年比1957年下降了2.5%，进出口贸易总额下降了6%。

这次危机持续时间不长，到1959年1月，危机基本结束。与上次危机相比，这次危机同期性十分明显，而且在危机期间，有半数发达国家的物价不但没有下跌，反而继续上涨，这是十分引人注目的新现象。

第三次：20世纪60年代中期—7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自第二次危机结束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一个长时间较稳定的迅速发展时期。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发生了一次中间性危机，1961年开始回升，并出现了1961—1969年近100个月的经济长期高涨。美国经济长期高涨，主要是美国政府采取了财政信用扩张措施，如实行降低企业所得税、投资减税优惠政策等。应当指出，当经济危机即将袭击美国的时候，美国卷入了越南战争，军事生产和军费开支不断增长，支撑着美国经济继续保持高涨。同时，美国经济的另一面，就是美元在国外的信用愈益下降，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摇摇欲坠，通货膨胀愈益严重，因此，1969年当尼克松政府采取适度财政信用政策时，终于于同年10月爆发了经济危机，这场危机一直延续到1970年11月。

西欧和日本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发展时期后，于1964—1966年先后进入危机。这次危机对西欧各国打击比较严重，标志着战后十几年高速发展的结束。到1970—1971年，日本和西欧各国又先后出现了短时间的工业生产下降。这实际上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经济危机的余波。

综上所述，从西欧和日本的再生产周期看，20世纪60年代中期经历了一次经济危机，70年代初又经历了一次危机，而美国只是在1969—1970年发生了经济危机。这样，就发生了一个问题，这次经济危机的时间怎样确定。我们认为，西欧各国和日本这次危机应从60年代中期出现的工业生产下降开始算起，而美国由于各种原因，这次危机拖到1969—1970年才发生。60年代中期西欧各国和日本的危机与1969—1970年美国的危机属于资本主义同一周期的经济危机。60年代中期，当西欧和日本爆发危机时，美国没有爆发危机，是因为美国卷入了越南战争，推迟了危机的爆发。这次危机的非同期性十分明显。

第四次：1973—1975年的经济危机。在经历上次危机之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在经历了短暂的高涨时期以后，于1973年底—1974年初几乎同时爆发了新的经济危机，这次危机是战后最重要的一次危机。其主要表现在：①生产下降幅度较大，持续时间较长。1957—1958年的危机，整个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下降5%，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的危机下降2.0%，而这次危机下降8.1%。持续时间英国为22个月，日本为15个月，联邦德国为14个月，最短的美国和法国也有9个月。②失业人数大量增加。危机期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失业人数创造了战后的最高记录。最严重的一个月，达到1448万人。③工商企业大批倒闭，股票行情猛烈下跌。④固定资本投资减少。从时间上看，这次危机具有明显的同期性，这和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日益提高密不可分，并且，在这次经济危机中，通货膨胀加剧，经济危机和通货膨胀相结合又是这次危机的鲜明特点。1975年下半年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走出危机，经济开始回升，但没有迎来新的经济高涨，而出现了长时期经济萧条和通货膨胀并存的现象，即所谓的“滞胀”。

第五次：1979—1982年的经济危机。1975年危机过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回升缓慢乏力，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都没有显著下降，致使20世纪70年代末又爆发了一次新的经济危机。1979年4月美国工业生产开始缓慢下降，1980年2月开始猛烈下降，到7月降至最低点，共下降8.2%，8月份开始回升，至1981年第一季度末，已恢复到下降前的最高水平。但到第二、三季度生产又连续下降。可见美国这次危机呈W型。欧共体主要国家英国、法国、联邦德国和意大利等国的工业生产，从1980年第二季度开始下降，以后持续下降一年半。西欧各国原来估计其危机可在1981年中结束，但因美国实行高利率政策，给西欧经济以严重打击，致使危机拖延下来。

这次危机美国和西欧此起彼落，互相冲击，生产下降幅度虽不大，但时间拖得比较长，走出危机不容易，特别是美国，生产回升半年，重又陷入危机，这种情况在资本主义危机史上是少有的。对此，理论界也有不同看法。我们认为，1981年第二、三季度美国出现的衰退，实际上是被暂时中断的1980年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的继续和深化，而不是新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也不是中间性危机。之所以一次危机中出现前后两次生产下降的现象，是由于受到美国政府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措施的影响和其他非周期因素的干扰。

第六次：1990—1993年的经济危机。第五次危机过后，世界经济经历了长达8年的持续增长，但增长速度较低，积累起来的矛盾寻机待发，1990年经济衰退已悄然出现。海湾战争致使石油紧俏，使原本姗姗来迟的危机加快了步伐。在西方7个经济大国中，1990年第二季度加拿大经济负增长0.4%，率先进入经济衰退。在西欧最先陷入衰退的是英国，1990年第二季度经济出现1%的负增长，之后连续两年负增长，1993年才开始回升。西欧其他国家经济情况也不妙。德国统一后财政赤字剧增，经济步入衰退，1993年联邦德国地区出现2.25%负增长。1993年其他西欧国家经济增长情况分别是：法国为-0.7%，比利时为-1.2%，荷兰为-0.6%，意大利接近于零。美国于1990年下半年开始陷入衰退，同年第四季度起实际国民生产总值连续三个季度出现负增长。日本经济同样步履维艰。1992年，日本受泡沫经济破裂影响，股价、地价猛跌，银行大量债权无法收回，金融秩序混乱，该年经济增长率为0.8%。1993年第二季度国民生产总值出现负增长，全年增长率仅为0.1%。经济持续萧条，直到1994年6月份才走出谷底。这次衰退时间长，失业问题尤为严重。西方国家平均失业率从1992年的7.8%增至1993年的8.3%，欧共体失业率由1992年的10.2%上升到1993年的11.6%，失业人数近2000万。另外，这次衰退与以往不同，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使得这些国家纷纷卷入衰退的漩涡，物价猛升，物资奇缺，处于比较困难的境地。

第六次经济危机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周期出现了一个复杂的局面。美国经济从1991年第二季度走出危机后，进入持续发展阶段。至2000年年底，连续增长超过110个月，这是自1854年以来美国经济史上32个周期中最长的一次。世界上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新经济”时代。而西欧各国经济一直处于低速增长阶段，日本经济更为糟糕，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低速增长后，卷入了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一直在低谷徘徊。

2000年美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随着同年4月纳斯达克股票市场的崩溃，美国经济逐渐陷入了衰退。2001年第二、三季度美国经济增长率各为0.2%，-1.3%，“9·11”事件的发生更是使美国经济雪上加霜。2001年11月26日，美国经济研究局正式宣布，美国经济于2001年3月陷入衰退，从而结束了创记录的约10年的经济增长。美国经济的衰退带动了西欧各国、日本经济的同步衰退。在欧洲，欧元区经济增长明显放缓，2001年全年增长仅1.3%，其中德国仅增长0.6%，2002年西欧各国继续衰退，直到2003年、2004年才陆续走出谷底。日本2001年经济负增长0.9%，经济衰退、通货紧缩、巨额赤字财政相结合，使日本经济一直未能走出1990年代泡沫破灭后的低迷。

对于2001—2002年美国、日本、西欧等国普遍出现的经济衰退，有些观点认为这是一次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也有些观点并不认同。由于这次衰退持续的时间不长，美国在2003年第三季度经济增长率达8.2%，创下1984年以来经济增长率新高，并逐步走出低谷。西欧、日本经济在2003年、2004年也有所回暖。而且，这次衰退经济下降幅度不大，美国仅仅在2001年第三季度出现负增长，西欧总体的经济增长率仍为正，并没有出现严格意义上的负增长，就是下降幅度最厉害的日本也没有超过-1%。鉴于这些特征，理论界对此次衰退能否算作第七次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还存有一定的争议。

二、战后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特点及其成因

综观战后资本主义6次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总结出若干特点。

1.经济危机同期性和非同期性相互交替，同期性有加强的趋势。二战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经济危机带有明显的同期性，危机往往在同一年份发生。二战后这种情况就不同了，同期性与非同期性交叉出现。同期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共发生过4次（1957—1958年，1973—1975年，1979—1982年，1990—1993年），其余2次经济危机是非同期性的。产生这一特点的原因主要有：①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影响不同。在二战中，有些国家不但未受损失，反而依靠战争，经济膨胀起来，有些国家创伤深重。二战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造成的影响很不一致，使战后各国再生产周期出现较大差异，使经济危机不可能在同一时间内爆发。②二战使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战后所处的地位不一样。美国爬上了资本主义世界霸主的宝座，在各个领域占据极大的优势。而西欧各国和日本战后初期主要是经济恢复和发展时期。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经济中所处的不同地位，也会影响它们的再生产过程，从而削弱再生产的同期性。③战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的规模和程度不一样。例如，各国国民经济军事化的程度不同，各国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不一样，各国运用财政、金融政策干预经济发展，在时间先后、规模大小、侧重点的不一致性，这些都会对再生产周期发生一定影响。④其他因素。如战后两次较大的局部战争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也干扰了发达国家再生产过程的同期性。

但是，随着生产与资本国际化的加快，国际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国际传导机制进一步发挥作用，特别是区域性经济集团的进一步发展，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的程度日益增强，一国经济的衰退和繁荣都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在这种国际经济环境中，20世纪70年代以后，已经出现再生产周期的同期性。

2.经济危机波幅减弱。战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从波峰到波谷的幅度较战前大为减弱。战后最严重的两次经济危机1973—1975年和1979—1982年，美国工业生产分别下降了15.4%和11.5%，英国分别下降了11.2%和14.7%，法国分别下降了16.3%和9.4%。而1929年，美国工业生产下降了46.2%，英国下降了32.3%，法国下降了32.9%。战后两次最严重经济危机中工业生产的下降幅度远远低于战前下降的幅度。

造成这一特点的主要原因有：①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反危机的政策措施。战后至1970年代中期，西方发达国家采用凯恩斯主义政策对经济生活进行全面干预，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对社会总需求进行调整控制。1970年代中期后，又纷纷采用货币主义和供应学派的主张，削减税额，控制通胀，这些人为的干预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起到帮倒忙的作用，一方面缓和了经济危机的冲击力，另一方面也使经济周期四个阶段不如战前界线分明。②战后科技革命的影响。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使固定资本更新加速，新兴工业部门兴起，传统工业部门大规模地采用新技术，特别是第三产业的相应发展，这些都扩大了就业和投资，同时，科技革命还加速了机器和设备的精神磨损，缩短了折旧时间，对生产也起到一定的刺激作用。③金融资本实力增强和社会保险制度的改进也对缓和经济危机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各国货币金融政策较战前成熟，对金融机构的控制与操纵加强，金融机构本身也由于业务的扩展与创新而注入了新鲜血液，增强了实力，货币金融体系抗衡危机冲击的能力倍增。另外，保险事业的发展使社会福利有较大改善，社会消费信贷的扩大和普及导致危机期间需求波动较弱，谷底与谷峰落差减小。

3.危机期间物价出现不跌反升现象。战前经济危机期间往往是通货紧缩，物价暴跌，就业率下降。1920—1921年的危机，美国农产品批发价格指数下降了41.2%，主要农产品市场价格降幅达60%—70%。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批发价格平均跌落1/3，美国批发物价下跌32.9%，消费物价下降25%。复苏与高涨时期，物价与就业率同时上升，如此循环往复，交替更新。而战后却出现另一种景象，危机期间物价不跌反升。以美国和加拿大为例，1957—1958年的危机，美国物价平均水平上升了4.2%，1969—1971年上升6.18%，1973—1975年上升了14.5%。加拿大情况类似，1973年3月—1975年5月，消费物价指数上升了12.8%，1990年物价上升了3.1%。

战后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原因有二：①垄断价格的作用。垄断价格是垄断组织规定的高于商品价值或生产价格的一种价格。它对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中物价的变化有一定影响。在经济高涨时，垄断组织提高商品的价格，加剧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在经济危机爆发后，垄断组织为了维持商品的垄断价格，采取减少生产，缩减供应，达到阻碍价格下跌的目的。这种情况在战前已经发生。战后随着垄断统治的加强，这种为维持垄断价格而阻碍物价下跌的情况更加普遍。②危机期间各种膨胀政策的作用。在一些发达国家，经济危机爆发后，为了尽快摆脱和减轻经济危机，运用各种刺激经济的膨胀政策，从而引起比平时更为剧烈的通货膨胀。总之，危机期间，生产过剩，商品供过于求，物价下跌；但垄断价格却在千方百计延缓和阻碍物价的下跌。而刺激经济的膨胀政策却在有力地推动着物价上涨。因此，战后好几次经济危机期间出现物价不跌反升的现象。

4.战后没有爆发严重的资本主义货币信用危机。所谓货币信用危机是由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所引起的。它的主要表现是：危机期间，银根异常吃紧，信用急剧缩减，利息率猛烈提高，银行大批倒闭，股票价格猛跌，国际收支大量逆差，黄金大量外流。应当承认，战后在历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过程中，虽然也引起了货币信用领域内的某些震荡，如银根吃紧，股票下跌等现象，但还没有爆发过严重的周期性货币信用危机。这里要把货币信用危机与危机期间通货膨胀加剧相区别。通货膨胀是金融领域内动荡不定的一种表现，但这是发达国家政府人为刺激经济增长所造成的结果，是垄断价格作用的结果。与生产过剩引起的货币信用危机是不同的。战后之所以未爆发严重的货币信用危机的主要原因有：①与经济危机不严重有关。战后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并不那么严重，还不足以引起一场严重的货币信用危机的爆发。②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的措施有关。战后随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财政上大力支持信贷机构的发展，并通过中央银行对信贷进行调节，实行存款保险制度，这对抑制危机时期货币信用领域内的震荡起了一定作用。③与垄断企业自有资本份额增大有关。战后，较长时间良好的发展经济的外部环境，再加上科技革命的展开，使发达国家垄断企业的经济实力大增，自然，它们的自有资本份额也随之增加，对借贷资本的依赖程度相对缩小，借贷利率的波动对它们的影响减弱，特别是在经济危机到来时，它们仍有足够的能力清偿债务，因此，危机期间不易引发货币信用危机的爆发。

第三节　新经济和经济周期

自1991年3月美国经济复苏以来，至2000年年底，美国经济持续增长超过110个月，这是自19世纪中叶进行统计以来的最长记录，虽然这一持续增长随2001年3月开始出现的经济衰退而告一段落，但这一长达10年之久的持续、稳健、快速的发展现象已引起世界各国经济学家的极大关注。

一、美国经济的“新经济”时代

与传统经济和经济滞胀时期完全不同，这个时期的美国经济是以高经济增长率、低通货膨胀率、低失业率同步并进作为显著标志的。1997—1999年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年年超过4%。1999年的失业率仅为4.2%，这是自1969年以来30年的最低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1999年消费物价指数只有1.9%，这是34年来增幅最小的。1998年美国出现30年来第一次联邦政府财政预算平衡的年份。这些良好的经济指标，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美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新经济”时代。

二、美国新经济“新”在何处？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把“新经济”理论与传统经济、经济滞胀理论加以比较，以便更好地揭示“新经济”的显著特点。

首先，在新经济时代，高经济增长率、低通货膨胀率和低失业率（即一高两低）并存是最佳的经济发展模式。

众所周知，传统经济理论指导下发展经济的一般特征是：高经济增长率、高通胀率和低失业率。在这种理论的分析中，宏观经济三大目标即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不可能同时实现，菲利浦斯曲线所显示的内容作了最典型的论证。菲利浦斯曲线论证的结果告诉我们：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存在着“非此即彼的互为替代的反方向关系”，也就是说，通胀率越高，失业率就越低，经济增长也就越快；反之，通胀率越低，失业率就越高，经济增长也就越缓慢。菲利浦斯曲线之所以认为通货膨胀可以降低失业率是因为通胀可以刺激社会需求，扩大投资和消费，增加追加购买力，从而可以提高就业率。

传统经济理论进一步认为，各国政府可以利用这一曲线，在通胀率和失业率之间搞“替换”，或者用较高的通胀率换取较低的失业率（充分就业）；或者用较高失业率来换取物价水平的下跌（物价稳定）。可见，用传统经济理论是无法对新经济时代“一高两低”现象作出解释的，“一高两低”并存现象完全超出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分析。

其实，传统经济理论很快被西方国家相继发生的经济滞胀局面所打破，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的经济实践对传统经济理论提出了挑战，并证明菲利浦斯曲线失灵。

经济滞胀所带来的是：一方面经济发展停滞，生产增长缓慢，并由此引起大量失业；另一方面物价水平不断提高。这两种经济现象相互融合，交织并发。低经济增长率、高通货膨胀率和高失业率成为经济滞胀的一般特征。

与新经济时代相比（其实与传统经济理论指导下的时期相比也一样），在经济滞胀时期，各国政府在选择经济政策上更处于困难之中。要解决经济停滞，就得采用通胀的办法，包括扩大政府支出，增加货币发行量，降低利率，人为地扩大市场，这样势必加剧通胀；反之，要治理通胀，就得采取紧缩政策，包括压缩政府开支，减少货币发行量，提高利率，抽紧信贷等，这又势必加剧经济停滞。20世纪70年代初至80年代初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正是在“滞”和“胀”的交织并发的困境中运行。

所谓“新经济”，实际上是指在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共同作用下，以数字形式存在，通过信息网络技术进行的知识性生产的经济，并以此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

如上所述，“新经济”的显著特点是高经济增长率、低通胀率和低失业率同时并存。这种经济发展的模式不同于菲利浦斯曲线所设计的经济发展模式，一国要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较低的失业率就必须付出高通胀的代价。它也不同于更为糟糕的经济滞胀模式，一国要解决经济停滞，获得较快的经济增长，只能采用通胀的方法，其结果势必进一步加剧通胀的发展。新经济“一高两低”的局面已完全打破了传统经济的发展模式，对传统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提出了现实的挑战，并与经济滞胀局面形成鲜明对照，可以认为，新经济时期的“一高两低”是实现经济增长的最佳模式。

需要指出的是，战后至今美国经济发展的三个重要时期，正是分别以这三个经济发展模式指导并运行的，并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结果。第一时期为战后初期至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经济基本上按照传统经济发展模式运行，经济发展速度虽不及当时日本和西德等国快，但尚属基本正常。70年代初至1983年美国经济进入了第二个发展时期，这个时期以经济滞胀为显著标志，高通胀率、低经济增长率相互交织在一起，其经济政策左右为难，进退维谷，在极其困难的处境中运行，经济发展速度极其缓慢。1983年美国经济进入有滞无胀阶段，开始时以低通胀率、低经济增长率为特征，90年代初开始进入以高经济增长率、低通胀率和低失业率为特征的新经济时代。三个经济发展时期相比，显然，新经济时代是战后美国经济发展的最好时期。

其次，在新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是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时期，推动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主要是劳动和资本。无论是劳动要素投入，还是资本要素投入，尽管最初会出现边际报酬递增的情况，但投入达到一定量以后，继续增加其投入，边际报酬会递减。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会出现阻止边际报酬递减的因素，如技术进步的因素。技术进步通过导入知识要素来提高其他要素的收益率。但是，在这个时期中，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主要是资本和劳动，而不是知识，即便出现技术进步，也只会使报酬递减现象延后出现，但不会使报酬递减规律失效，因此，在这个时期，要素报酬递减就成为一种难以避免的事情。新经济本质上就是一种知识经济，在新经济时代，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已不是资本和劳动，而是知识，知识经济属于报酬递增的经济。当知识作为一个新要素推动经济增长时，其价值的创造不是以算术级数而是以几何级数增长。虽然，知识性产品（信息产业多半生产知识性产品）在生产初次投入时，研究和开发成本很高，但一旦开发成功，产品生产的边际成本很低。这样，就会带来规模效应递增。另一方面，当知识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时，创新和技术进步也会层出不穷，而创新和技术进步不仅会直接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而且也会相应地引起其他产业生产成本的降低。以上这两种情况最终都会大幅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可见，知识性产业（最主要的是信息产业）对经济的拉动力远远高于其他产业。

三、“新经济”的出现并不意味经济周期理论的失效

关于新经济和经济周期的关系，理论界曾有过较大的争论。一种较为极端的看法提出了“商业周期消失”的问题，他们认为，“新经济”是彻底摆脱商业周期的一种新的经济现象，这种现象将长期存在下去。另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认为，“商业周期消失论”是夸大其词，“新经济”不是反映美国不再受商业周期的影响，商业周期仍然存在，但其展现形式将与传统的商业周期有较大的不同。随着2001年美国出现经济衰退，“新经济”告一段落。后一种观点逐渐被多数人所接受，即“新经济”虽然突破了传统经济理论的分析，但并不意味着经济周期规律失效和经济衰退期不存在。

在“新经济”时代，由技术和制度的重大创新和全球化推动的经济结构调整所导致的生产率提高，以及以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良性互动为条件的经济增长方式，使美国处在一个全新的、超越以往任何时期的经济增长中。经济周期波动的特点已发生较大的变化，经济周期变形，美国较长时间存在的、不同于传统经济的“一高两低”现象就是最好的证明。

同时，也应当看到，在美国经济持续增长中仍存在不少问题，如对IT产业的投资过热；虚拟经济（股市）中的泡沫；1999年经济过热和石油价格上涨引发的通胀压力；巨额贸易逆差；两极分化和消费低迷等。这些问题或者在持续增长的掩盖下未被人们重视，或者由于美国政府采取了较为得当的政策暂时得到缓解，但这些问题的不断积累最终会使美国经济的衰退无法避免，衰退是迟早的事。

2001年第三季度，美国经济出现负增长，随着美国经济研究局正式宣布美国进入经济衰退，从而结束了长达10年的“新经济”时代，经济事实为我们给出了最好的答案，即“新经济”只是一种因为信息时代的变革使经济周期在形式上有较大变化而实质上仍然符合经济周期理论的经济现象。

四、“新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虽然“新经济”在21世纪初告一段落，但“新经济”并没有就此结束，它带给整个世界经济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首先，“新经济”向世界展示了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模式。

正如以机器大工业为标志的工业经济对农业经济来说是新的，服务经济对工业经济来说也是新的一样，“新经济”向人们展示了一种经济增长的全新形态。这种形态中，传统经济认为的“通货膨胀与失业率间的替代”被突破，经济可以较长期地保持“一高两低”的最佳发展模式。然而，“一高两低”仅是“新经济”的一种表现，它的本质还有更丰富的内涵，更值得世人的关注，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意义更为重大。

1.信息技术革命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美国抓住信息化的良好机遇，对传统产业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利用了因特网，有效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企业能在不涨价的条件下又能使利润增长，形成了经济持续增长的微观基础。同时，一些高科技产业、信息技术产业也成为经济增长中的亮点。

2.经济全球化使全球资源得到更有效配置。信息技术的发展为经济全球化打下了物质基础。随着跨国公司的发展，生产经营能够实现全球战略，更有效地利用国际分工、配置全球资源。

3.创新是经济持续增长的灵魂。从美国的“新经济”中能充分地认识创新的重要性，无论是技术创新——因特网的出现和运用，还是制度创新——风险资本的支持使技术创新产业化，给经济增长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让经济增长能够超越原有的周期形态，保持持续繁荣。

4.良好的宏观环境和国际环境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尽管“市场好”还是“政府好”的争论从长期以来一直没有休止，但是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显示，各国都越来越重视政府宏观调控在经济中的作用。美国的“新经济”也得益于政府适当的政策调控，如1994年经济过热，1998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时，美联储都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对于稳定经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上述才是隐藏在新经济“一高两低”背后的内涵，决定了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区别于其他的规定性内容。也就是说，“一高两低”现象即使暂时中断，或者在中断后的经济增长中可能出现有别于“一高两低”的现象，也不能改变新经济的本质所在。新经济作为一种新时期经济运行增长模式的内涵，它会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发挥作用，决定着整个世界经济增长的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经济绝不是美国一国的事情，而是历史发展新阶段世界经济的主流现象。

其次，“新经济”具有“双面性”，从正反两方面影响着世界经济的格局。

一方面，美国抓住了机遇，利用了“新经济”的本质内涵，以大大高于以往的速度创造财富，创造经济增长的奇迹，并成为众多国家效仿的“样板”。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对整个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具有关键作用，尤其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对亚洲经济的复苏意义重大。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各国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普遍联系使得美国经济具有“火车头效应”，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世界经济的景气程度。

另一方面，富者愈富，穷者愈穷。“新经济”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既是挑战，更是机遇。由于物质基础、信息技术上的差异，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无法充分享受到“新经济”的好处，有时还要承担跨国公司全球战略下的某些“外溢成本”（如环境问题），结果就是世界的两极分化日益严重，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这些都对各国在“新经济”下的发展战略提出了挑战：如何做到趋利避害？

我们认为，“新经济”的某些本质代表着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不是要不要搞“新经济”的问题，而是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什么时候、以何种形式发展“新经济”。事实上，某些国家和地区已经不知不觉地出现了“新经济”的某些特征（如信息技术和传统产业的结合）。这正如18世纪末19世纪初源于英国的工业革命，19世纪末20世纪初源于美、德的科学技术革命之后推动整个世界经济发展呈现出新的面貌一样，广大发展中国家盲目抵制只会使自己更加“边缘化”，应以积极的姿态融入其中，根据自身实际，取长补短，以实现本国经济的腾飞。

第四节　经济周期长波论

与马克思主义再生产周期理论不同，经济周期长波理论是专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周期理论。西方经济学界对此问题研究颇多。本节主要介绍的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趋兴盛、在西方经济学界影响较大的长周期（长波）理论。

长周期（Long Cycle）的发现实际上可一直追溯到19世纪末。当时的许多经济学家都独立发现了经济运动中的长波现象。1896年，俄国社会活动家帕尔乌斯从农业萧条的研究中发现了这种长周期，提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大约50—60年一次的长期变动理论，并将这种长期变动归因于世界市场的扩张。1913年，荷兰经济学家海尔德伦提出经济发展中大约为期60年的“大循环”，并用价格、外贸、工业生产、利率、企业创设和资本积累等指标加以证明，还系统地提出了生产扩张说来解释长周期。

而第一次系统地提出长周期理论的则是苏联经济学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因此，长周期又被称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1924年冬和1925年春，康德拉季耶夫写了题为《经济生活中的长期波动》的专论，在这部著作里，他通过对140年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统计资料的研究分析，确认资本主义经济中半世纪左右的长期波动的存在。康德拉季耶夫使用的数据有批发价格水平、利率、工资和对外贸易、煤炭、生铁的产量和消费量、铅的产量等，他对这些数据进行了统计数学的加工，以消除7—11年的商业周期、短周期和可能有的偶然波动，这些数据都显示出了长周期，而且长期波动的转折点几乎是一致的。从1780—1920年的140年间，资本主义经济运动共划分为两个半周期，如表31所示。

如表31所示，康德拉季耶夫对经济长波的预测——从1914—1920年开始，资本主义经济将出现长期下降，后来是被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事实证实了，其后不久的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把这次长波的下降波推到了谷底。

但康德拉季耶夫无意于奠定长期波动的理论基础，他对长波起因的研究相当简略。他强调用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原因而非外来的偶发因素解释长波起因，将经济长波归因于主要固定资本产品的更新换代引起的经济平衡的破坏与恢复。他认为，长周期产生于资本主义经济本质所固有的那些原因。技术的改变、战争和革命、新的国家被纳入世界经济、黄金生产的波动等都不是一种偶然的、外部的，从而引起长期波动的因素，相反这些因素本身就是长期波动的节奏的一部分，是长周期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原因。他的这些对长波起因的简单解释，却为后人提供了不小的启迪——康德拉季耶夫实际上成为当前经济机制内部调节长波论流派的鼻祖。

继康德拉季耶夫之后，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的长周期技术论对长波理论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1939年出版的《经济周期》一书中，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之所以会出现经济周期，与创新有很大关系。所谓“创新”，就是在生产和销售经营中，发现并使用前所未有的和与众不同的方式和方法，具体包括五个方面：①介绍新产品；②引用新的生产方法；③开辟新市场；④开发原料和半成品的新来源；⑤建立企业的新组织。熊彼特认为，“创新”活动是一阵一阵，有时高，有时低，这样就产生“经济周期”。熊彼特以“创新”理论为基础，阐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波动。他认为，“创新”引起经济周期，长达半世纪左右的长波周期，是由历史上主要的创新浪潮引起的，即以产业革命为代表的技术创新浪潮引起的。每一个长周期都包括一次产业革命及其消化吸收过程。根据这种技术创新浪潮的起伏，熊彼特将到他的时代为止的资本主义经济运动划分为三个长周期。第一个长周期，从1787—1842年，是产业革命的发生、发展时期，纺织工业、冶炼技术的创新起了主要作用。第二个长周期，从1842—1897年，其上升期是以钢铁和铁路技术的创新为基础的，熊彼特称为蒸汽和钢铁时代。第三个长周期，从1898—1946年，是电气、化学和汽车工业时代。

熊彼特的长波技术论对后来的长波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直接引发了当代长波学派的一个重要流派——现代长波技术论流派。

经过战后一段长时间的繁荣发展，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西方经济开始进入一个以长期“滞胀”为特征的衰退时期。为了替滞胀把脉医治，许多经济学家纷纷转向经济周期理论，开始研究经济发展中的长周期现象。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方经济学家发展出了多种长波理论，并进而形成了浩大的长波学派。概括起来，按其对长波原因的解释划分，当代西方的长波学派可分为三大流派：现代长波技术论流派、经济机制内部调节长波论流派和非经济原因长波论流派。

如前所述，现代长波技术论流派是以熊彼特的长波技术论为基础发展而来的。它是当代长波学派中影响最大、人数最多的流派。包括克·弗利曼的劳工就业长波论，格·门施的长波变形模式论，以及冯·丹因的创新寿命周期长波论等等。这些理论的共同特点是：把基础技术创新看作制动长期波动的主要杠杆和最根本原因。

美籍德国经济学家格哈德·门施对技术革新长周期进行了统计证明，证实了熊彼特的理论，同时提出了“技术僵局”说，以及长波变形模式。

在1979年出版《技术停滞——革新：克服衰退》一书中，门施把1740—1960年间每10年所发生的基本技术革新的数据资料汇集在一起，发现技术革新集中发生在1770年、1825年、1885年和1935年前后。在这些年份，新的基础创新群的出现产生出全新的工业部门，推动了经济发展的新浪潮。但随着生产的不断扩张，最终会达到需求饱和，形成“技术僵局”。门施所谓的“技术僵局”，也就是长期萧条和大危机。门施认为，只有出现新的基本革新和产生新的产业部门，才能打破这种“技术僵局”，因而，“技术僵局”是基础创新的前提，也是推动创新高潮出现的主要动力，而不稳定的经济结构则构成基础创新的环境。

门施依据长期总量资料的研究，提出了宏观经济运动的突变性和不连续性。认为在工业经济发展中，特别是在资本的边际效率上，连续的上升会表现出突然的崩溃，这种突然崩溃一般出现在大危机期间。表现在经济长波图上，则不是呈连续的波形，而是呈断续的S形，[1]即变形模式，如图31所示。图3-1　变形模式

但门施的统计方法和数据受到很多经济学家的质疑。因为发明同革新、基本技术革新同其他技术革新很难严格区分和确定其日期及进行衡量，所以根据这些数据得出的统计结论是不确切的，会发生很大偏差。门施的基本技术革新将很多重大革新如电子计算机、不锈钢排除在外，而且门施的资料依据是英国学者J·朱克斯的一本关于发明的著作，发明与革新是不完全相同的。至于确定基本技术革新的具体日期就更加困难和不准确了。因而，美国学者曼斯菲尔德批评门施的著作，认为尽管有成批的技术革新出现，但汇集的数据不足以明显地充分说明其每隔40—60年就会重复出现一次。

英国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夫·弗利曼从技术创新与劳工就业的关系角度研究长波，认为在长波上升时期，新技术和新兴产业的出现和发展产生了大规模的新投资和新的就业，随着整个经济的被带动发展，就业量继续迅速增加，因而经济繁荣的顶峰也同时成为劳工就业的高峰。大约25年后，新兴产业部门已牢固建立，它们为社会提供新的就业机会的作用减少以至完全消失。在长波下降阶段，新产业中就业增长动力的丧失，由于劳动替代技术变化的积累而日趋严重。随着经济衰退，大批工厂关闭，失业不断增加，乃至出现严重的就业危机。

荷兰经济学家冯·丹因用创新寿命周期解释长期波动，其代表作是《经济生活中的长波》（1979年出版）。丹因认为，任何一次基础技术创新都要经历介绍、扩散、成熟、衰落四个阶段，基础创新产品的性质不同，寿命周期各阶段的长度亦不同。一般大的基础技术创新的介绍阶段约为20年，扩散阶段要达到20多年，如果对衰落阶段忽略不计，寿命周期约半个世纪或稍长。因此，半世纪一循环的长波周期主要是由创新寿命周期所决定的。

丹因认为基础创新寿命周期存在于中观经济层次，但影响到宏观经济层次，使宏观经济层次的长期波动也有四个阶段：繁荣、衰退、危机和复苏。繁荣和衰退在一起形成长波的上升阶段；危机和复苏在一起形成长波下降阶段。长波的四个阶段与创新寿命周期的四个阶段具有对应关系：繁荣—扩散，衰退—成熟，危机—衰落，复苏—介绍。总之，丹因认为，基础技术创新的寿命周期决定了长波周期，基础技术创新的四阶段也决定了长波的四阶段。

经济机制内部调节长波论流派是西方长波学派的第二大流派，沿革了康德拉季耶夫用资本主义内在原因解释长波的方法，反对单纯的技术创新起因论。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动态系统模型研究、罗斯托的相对价格长波论、筱原三代平的多因素制动长波论、E·芒代尔的平均利润率波动长波论。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均认为由一个或数个经济因素作用于经济系统，在经济机制内部产生调节作用，引起长期波动。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杰伊·福累斯特教授领导的动态系统研究组的研究从一种动态模式体系开始。当把一个耐用消费品部门和一个生产基本设备的部门组合在一起时，这个模式展示出，虽然消费品产量几乎固定不变，但生产资料部门却发生剧烈的波动，其周期为50年，同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相符合。

因而动态系统模型把生产资料生产的波动看成是经济波动的主要动因。具体来说，微观经济层次对需求的增加或减少，通过宏观经济系统内的“振荡—放大效应”，引起生产资料部门生产的过度扩张，或急剧过剩乃至发生崩溃。这一过程会使投资和经济发展出现长期波动。

动态系统模型还强调大危机的作用。认为大危机造成的经济发展中断期间，成为消除宏观层次过剩生产和过剩生产能力的时机。这种危机有助于削减和重新调整过度扩张的生产资料生产，使宏观经济恢复暂时平衡。

在对长波起因的解释上，价格水平的变动一直是许多经济学家分析的对象。早在1913年，德国的K·考茨基就用价格资料划分了1818—1910年经济运动的四个时期，并认为是价格水平的长期变动导致长期繁荣和长期萧条。当代的L·迪普里埃、F·西米昂和L·马若兰建立了货币创造说。他们强调货币创造与通货膨胀同发展、利润前景，因而同投资之间的关系。迪普里埃认为：在长波的上升阶段，货币价值指数下降（例如，发现新的金矿）导致价格上涨，从而刺激货币需求量增加，引起经济的高增长，反之引起的价格下降则成了经济发展的减速器。他特别强调，货币价值指数的背离这一基本的经济事实支配着康德拉季耶夫的长周期。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提出了初级产品相对价格说，用初级产品和工业品相对价格的变动来解释长周期。他认为，初级产品与工业品相对价格的高低，引起初级产品的相对过剩与短缺，是形成长期波动的基本原因。在长波上升阶段，初级产品价格上涨，投资向部门倾斜，收入分配有利于农业和工业资本的利润；而在长波下降阶段，一般商品价格、特别是农产品和原料价格下降，投资则转向加工产业、服务行业等赢利相对高的部门，收入分配有利于城市的实际工资收入。由于从盈利可能性到投资，投资再到充分供给产品之间存在时间滞差，以及资本和劳动在国际市场上自由流动等等，相对价格影响投资格局从而影响资源开发需要很长时间，这就形成了长周期的客观基础。

按照这一理论，罗斯托对经济长周期的划分是这样的（见表32所示）。

由表32可见，罗斯托对前三个长周期的划分与康德拉季耶夫和熊彼特大同小异，但第四、第五个长周期的划分不仅与大多数长波学者的分期相左，而且也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这反映了罗斯托片面用相对价格高低为标准划分长周期的失败，实际上他划出的只是相对价格长周期。

筱原三代平是日本长波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认为经济的长期波动是由多种因素制动的，主要有四个：①技术革新；②通货供应量；③能源资源；④战争。四个因素中，技术革新是推动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动力。在经济发展的顶峰期间，往往会发生战争，比如拿破仑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越南战争等均发生在几次长波的顶峰期间。战争引起通货供应量扩大，货币供应量的猛增导致初级产品价格暴涨，使整个世界经济碰上了能源和资源之壁，从而导致长波上升过程的结束。筱原三代平对经济周期的划分是从顶峰到顶峰：1870（顶峰）—1920年（顶峰），1920—1970年（顶峰），1970—2020年（顶峰）。

比利时经济学家E·芒代尔认为，资本主义积累规律，即利润率的变动，是形成长期波动的根本原因。平均利润率的下降趋势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规律，但这种趋势在某些条件下也会发生转向。当剩余价值率急剧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增长率急剧下降，资本周转的突然加快等因素起作用或同时发生作用时，平均利润率就会由下降的一般趋势转化为突然增长。一旦由于某种原因，经济的或非经济的，如征服性战争、资本主义活动地区的扩张等使平均利润率开始上升，前一时期（长期衰退阶段）积累的大量货币资本储备纷纷投入生产，使生产投资迅速增长，从而创造了进行技术革新的物质条件和财政条件。技术革新又使先进的或新兴的工业部门获得大量超额利润，加上技术扩散时有机构成增长率的下降，剩余价值率和平均利润率继续急剧上升。而且，由于技术革命，特别是运输和通讯革命、组织管理的革命又将极大地提高资本周转的速度，利润率将更为提高，所有这些力量同时发生作用就使扩张的长期波动获得动力，但当经济扩张到一定程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就开始起作用，并在与工业周期相连的基础上，不可抗拒地导致利润率新的下降。结果，在一次扩张的长期波动后，继之而来的必是一次新的具有停滞趋势的长期波动。

以上两大类长波理论构成了当代长波学派的主流。此外，还有一些长波学者用非经济原因解释经济生活中的长期波动，如认为优势政治力量决定政府经济政策从而导致经济长期波动的优势政治—经济周期长波说、用两代人心理变化的周期解释经济繁荣与动乱的两代人心理变化周期长波说以及工程技术人员信心周期长波说等等。

基本概念

中间性经济危机　周期性经济危机　康德拉季耶夫的经济周期长波论　熊彼特的经济周期长波论　菲利浦斯曲线滞胀新经济

思考题

1.简述中间性经济危机和周期性经济危机的联系和区别。

2.简述马克思主义再生产周期理论的主要内容。

3.试述战后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特点。

4.简述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同期性和非同期性相互交替，同期性有加强趋势的原因。

5.简述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波幅减弱的原因。

6.简述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期间物价不跌反升的原因。

7.简述战后未爆发严重的资本主义货币信用危机的原因。

8.试比较美国传统经济时期、滞胀时期和新经济时期经济政策的选择。

9.以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为背景，对菲利浦斯曲线作一评价。

10.你认为是否可以用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经济周期理论解释“新经济”现象？请说明理由。

11.简述美国新经济形成的原因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12.现在世界上很多经济学家认为，20世纪90年代美国进入了“新经济”时代，你认为美国新经济“新”在何处？

13.简述熊彼特“创新”理论的主要内容。

14.试述经济周期长波理论的主要内容。[1]G·门施：《技术僵局》，剑桥，马萨诸塞州，1979年版，第73页。

第四章　制约社会生产力增长的因素和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经济增长总是意味着社会财富的增加、社会福利的增进和人们需求得到更多的满足。但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了环境污染、工业废物积累、自然资源枯竭、居民公害病症增多以及城市人口拥挤、交通阻塞等众多问题，引发了人们对经济增长代价的思考。

第一节　世界经济增长的极限

对世界经济增长极限的探讨，并不是最近才开始的，最早可以上溯到18世纪和19世纪西方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

一、世界经济增长极限论的思想渊源

亚当·斯密曾预言，只要有合适的市场规模和一定量的资本积累，通过劳动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利润率，增加资本积累，经济增长就能自行持续下去。随着运输和通讯技术的改进，又可以开辟新的市场和扩大对外贸易，加强经济增长的势头。但是，经济增长不会无限期地进行下去，最后将会由于自然资源的匮乏而告停止。因为，他认为一个国家一旦将它的土壤、天时和地理位置的潜力充分利用以后，经济就无法进一步发展了，但也不会倒退，处在一个均衡状态，不过这[1]时工资和利润都可能是很低的。

李嘉图认为，资本积累增加到一定程度以后，将会导致工资基金的扩大；工资上涨引起人口增长速度加快，从而增加粮食需求，但是由于耕地的数量有限，土地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粮食价格将会上涨。这种情况将使优等土地的地租增加，从而使得地主占有这些土地生产物的更大份额，缩小了资本家和工人所占的份额。这表现为利润率的降低和工资水平的下降。当地租继续上涨到边际土地的产量只够支付所雇工人的生存工资（刚够维持生活的工资）时，利润等于零，资本家毫无所获，从而整个经济情况变为一种静止状态。在这个状态中，资本积累完全停止，劳动需求也就不会增加，工资处于刚够维持生活[2]的自然水平上，技术不再进展，整个经济处于长期停滞状态。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也认为，土地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使得不加节制的人口增长必然会超过生产资料的增加，从而引起的粮食短缺，成为阻止经济增长的直接因素。

古典经济学家们讨论的经济长期发展的侧重点并不相同，但是他们对其长期发展的结局都抱极度悲观的态度，因为他们都认为世界经济的长期均衡状态只能是维持人们刚够生存的水平，很难有改善的希望。正是由于存在着这种悲观结论，当时的西方经济学曾经被称为“沮丧的科学”（Dismal Science）。[3]

二、经济增长有限论

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缓和频繁发生的经济危机，普遍采纳了凯恩斯学派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由于这些经济政策产生的刺激作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20世纪50—60年代，经历了经济增长的黄金阶段。但随着二十多年工农业的增长，生态、环境等方面的不良后果已经变得非常明显。有些地方环境受到严重污染，野生生物大量死亡，生态失去平衡。此外，由于工农业产品的增加，消耗了大量的、不能再生的矿产和其他有用资源，造成了这些物资的短缺，似乎预示着亚当·斯密等揭示的资源枯竭时代的提前到来。

1.经济增长的自然限制。即使在西方国家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人们也没有减少对诸如人口增长和环境污染等问题的关注和忧虑。如果把地球看作一个封闭的经济体，其中物质存量是不变的，其所能支持的人口数量和所能容纳的污染是有限的。人们只能尽可能地节约存量的使用，以便使得存量的使用寿命为最大，但是总会有用完的一天，因此，许多学者对经济的未来发展持悲观态度。有人认为从世界生态资源来衡量，至少在发达工业化国家，经济已经发展过度了。地球完全不能忍受极度的工业化，当前地球支持人类生存的能力已经受到不可逆转的损害，如果人口继续无节制地增加，就有可能发生瘟疫、热核战争直至导致人类灭亡。

这种经济悲观论随着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一书的出版达到了极点，其代表人物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教授夫雷斯特尔和他的学生丹·麦多斯。他们发展了系统动态学方法，并将其应用于世界经济研究中。所谓系统动态学是用来研究一个系统中各个组成部分相互作用一定时期以后的动态行为或动态结果的一种方法体系。在他们的动态系统世界经济模型中包括人口、农业、资本和工业生产、不可再生资源与污染等五个子系统，分别对世界人口增长、粮食供应、资本投资（工业化）、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等五种经济增长因素作出了一定的假设，主要包括：（1）上述各种增长因素的阶段增长量是按指数方式增加的，即每经过一段时间后，各种增长因素就比前一时期增加一个固定的百分比。假定把单期时间设为一年，并设某一增长因素的基期数量为N，每年的增长率为r，第k年的数量为N，则有由于指数函数的特殊0性，其增长速度是惊人的。例如，假定某一变量的年增长率约为7%，过了十年后其数量就是原来的2倍，再过十年后数量就成了原来的4倍，第三个十年后则猛增为原来的8倍，越到后来增速越快。原先看似不高的增长率，很快就能产生巨大的数量。

在平时经济生活中，某一要素数量并不起眼，但随着指数增长，经过一段时间后人们也许会发现它已经成为压倒一切的因素。而且在一个经济体中，各种要素是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人口的指数增长引起粮食需求的指数增长，而工业生产的指数增长则带来自然资源的指数消耗和环境污染程度的指数加深。这也正是麦多斯等人反对经济增长，认为经济增长必须有所限制的重要原因。（2）麦多斯等人对这个世界经济模型的各个子系统的另一个重要假设是，在每个子系统中要素不仅存在指数形式增加的趋势，同时还存在使其数量减少的趋势。即对每一个子系统来说，存在一个使其数量增加的正反馈循环，如假设（1）所述，同时存在一种负反馈循环。比如人口增长取决于平均出生率的大小和两代人之间的平均生育年龄的间隔。如果出生率一定，一国原有的人口越多，则每年出生的人数也就越多，这就是正反馈循环；而每年也会有一定的死亡人数，使得人口的增长不会纯粹按出生率增加，这就是人口系统的负反馈循环。如果两种趋势相抵，则该子系统将会维持某种平衡。

有了以上对各个子系统的假设，我们就可以构建整体的世界经济[4]模型，部分示意图见图41所示。图4-1　世界经济模型图

如图41中所示，该世界经济模型的系统结构不仅包括各个子系统元素自身的动态变化，而且还包括各元素之间众多的循环、连锁反应以及元素变化的时间先后顺序等各种关系。例如，人口增长形成对粮食需求的指数增长，而粮食生产的增加，需要资本的增长；资本的增长产生对不可再生资源（如金属矿产等）的指数需求。废弃的资源变成污染，最终污染又反过来影响人口和粮食的增长。这意味着任一子系统的数量变化，最终经过各种因素的激荡都会反馈回来影响其自身。这充分说明麦多斯等人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即使每个子系统由于正负反馈循环的作用是可以达到平衡的，但是，如果平衡的各子系统在时间、空间上的分布不平衡，同样会使整个系统崩溃。比如20世纪70年代初，世界工业产量年增长率为7%，人口年增长率约为2%，按照这种增长方式，世界人均物质占有量将不断增加。但是由于世界投资的区域性不平衡，绝大部分工业产品出自有充分产出积累的工业化国家，而那里的人口却增长缓慢；而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由于工业产出积累少，相应的扩大再生产的投资量也少，因而工业产量增加很慢，人口却增长很快，其结果将是“富国愈富，贫国多子”的失衡局面。

麦多斯等人对这个模型进行了定量模拟，他们设计了一个计算机模拟程序，其中1900—1970年间的五种增长因素的数量完全按照实际统计数据输入，而1970年以后的情况则由计算机模拟程序按照假设条件自动模拟。结果表明，在公元2100年之前，由于资源的迅速耗竭，迫使工业增长变慢直至倒退。由于粮食和医药的生产依赖于工业产出，也随之减慢，最终导致人口增长的停止，最后整个世界经济由于资源危机而崩溃。正是由于麦多斯对人类未来做出这样悲观的预测，以至于他们的世界经济模型被人们称为“世界末日”模型。

2.经济增长的社会限制。希尔斯在1976年出版的《增长的社会限制》一书中，从一个完全不同的侧面讨论了经济增长的有限性。

希尔斯认为麦多斯等人关注于“遥远的和不确定的增长的物质限制”，而“忽视了眼前存在的增长的社会限制”，是把注意力“放错了地方”。他认为麦多斯等是从供给方面来讨论增长的有限问题，而社会限制则是从需求方面来研究增长问题。

相对于衣、食、住、行等物质需求，人们还有旅游、假期别墅以及对其他个人服务的需求，希尔斯把前者定义为物质商品需求，后者定义为地位商品需求。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使人们的物质商品需求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同时也使人们对人和自然的依赖异化为对机器的依赖。农业机械化使农村人口大为减少，造成人们失去接触土地和自然的机会；通讯和交通设施越发达，使用月票往返的时间就越长，人们分离的情况就越普遍；电视机越普及，人们面对面交换信息的机会就越少。健康、自然、闲暇、本能的享受、安全感和自尊都是美好生活的组成部分，而西方的经济增长却日益使人们远离这些美好的东西。

地位商品给予消费者的满足或快乐来源于它的社会稀缺性，即只有它们不被普遍使用时才能给予人们享受的效用，而当地位商品使用得越来越广泛时，它的效用就会下降。例如郊区住宅，既有新鲜空气和田园之美，又有一切现代化的设施，但如果迁入家庭过多、居住条件拥挤，生活质量也就下降了。由此可见，郊区生活的可得性，或者说一切地位商品的可得性，都要受到它的环境情况的限制。为了获得好的地位商品，必须对社会环境进行限制，从而也就限制了经济增长[5]。

三、对经济增长有限论的评价

麦多斯等人的增长有限论，就实质来说，其实是在新的假设条件下的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再现。与反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理由一样，人们对增长有限论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对其假设的机械性的质疑上。随着人类对世界认识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经济增长所需的各要素的变化也会随之进一步协调发展，而非增长悲观论者们所认为的世界是一个凝固的、不变的实体，各要素也是机械变化的。

首先，对于人口增长，人们发现它和经济增长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极不发达国家，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很高，人口增长并不快；随着经济的一定程度的发展，医疗条件得到改善，这样使死亡率大幅降低，但出生率未能同步下降，人口增长加快；但经济进一步发展后，随着城市化程度的加强，文化水平的提高和节育技术的普及，出生率的降低使得人口增长趋于零，甚至成为负数。因此，人口增长并不始终具有指数增长性质。

其次，对于不能再生的资源和能源问题，一般看法不像麦多斯等人那样悲观，因为在“世界末日”模型中并没有考虑自然资源的发现率（包括回收率）。有人根据麦多斯的模型，加上一些新的参数，比如假定自1970年起，自然资源发现率（包括回收率）每年增长2%，控制污染的技术能力每年增长2%，粮食产量每年增长2%，计算机模拟的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将不受限制，崩溃永远不会发生。而且随着技术的进步，低品位的矿产可以进一步开发利用，更深埋的矿藏可以发掘等等。另外，西方经济学家索洛等人认为，对于不能再生的自然资源，市场价格机制将起重要作用。当某种资源短缺使其价格上涨到一定程度，工业就会有意识地进行节约该资源的发明，还会促进它的代用品生产的技术革新。当然，以替代品来取代稀缺资源的想法由来已久，但是限于目前人类技术的发展，有些物资像银、铬等金属尚无法替代；而且，使用替代品不过是增加了一种需求，可能会加深资源的短缺程度，这种争论并没有结束。

第三，对于生态环境问题，有的学者指出，经济增长固然是环境污染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另一方面它又是消除污染后果的手段。因为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微电子、生物工程和新材料为主的科技革新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尤其是以克隆技术为代表的遗传工程的发展，为我们重新构造生态结构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以前完全是无法逆转的物种灭绝等问题，由于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完全可能得到补救。所有这一切都将极大地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为增长的乐观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经济增长有限论者的思想，低估了科学技术进步的作用，看不到人类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由此产生对世界经济发展前景完全悲观的态度也是不可取的。但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模式也确实存在一些缺陷，人口、资源和环境正日益成为阻碍经济增长的瓶颈，“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把人们的目光引向这里，并对其作一些未雨绸缪的探索，推动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形成，这也算是经济增长悲观论者们的有益贡献吧。[1]亚当·斯密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2]李嘉图著：《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71—72页。[3]罗志如等著：《当代西方经济学说》，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4]罗志如等著：《当代西方经济学说》，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5]罗志如等著：《当代西方经济学说》，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第二节　制约社会生产力增长的因素

世界人口及人力资源、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统一整体。它们既是世界经济体系的投入要素，同时又是经济发展的目标所在。如果它们之间的关系处理不好，就会严重制约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一、世界人口及人力资源

人口是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主体，是一切经济行为和经济活动的基础，因此人口现象也就成为与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因素有密切关系的社会现象中的一部分。世界人口与世界经济的相互关系，一方面是经济发展对人口变化的决定作用，另一方面是人口变化对经济的反作用。应该说，人口对世界经济以及世界生产力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这里所说的人口包括人口数量、人口质量、人口构成等等。

1.世界人口数量变化及其分布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制约。对于不同的地区来说，人口的变化可以是增加，也可以是减少。尽管欧洲有些国家的政府为人口增长率的下降而感到恐慌，但是从世界范围来看，当今世界主要问题是人口增长。（1）最适度人口。前面在讨论世界经济增长极限的时候，学者们都把人口的过度增长作为经济增长极为重要的制约因素，地球可容纳人口数量的有限性也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即使从经济角度来说，人口的增加固然会使劳动力相应增加，从而增大经济发展的可能性，但是由于抚养一个人长大成人是有经济成本的，在边际收益递减和边际成本递增的经济规律作用下，必然存在一个最佳的人口规模及适度人口。然而，地球到底可以养活多少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学者从生物生理性人口容量来理解，把人均消费水平压缩到人类温饱水平，只满足人们的生理必需水平。当然，按照这样估算的容量是最大的。还有的学者根据现有的消费水平，参照可预见的生活水平、生产力水平、资源储量和消耗量的情况，来估算未来某时的人口最大容纳量。这些估算方法，不具有现实意义，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因而都不理想。

适度人口本身是一个不具体的概念，法国人A·索维认为适度人口应当是以一个最令人满意的方式达到某项特定目标的人口。他列举的可能特定目标多达9项。当然，主要是经济适度人口，进而是福利适度人口。前者定义为处于最大收益点的人口，或是指一个国家不超过其农业资源的粮食所能容纳的人口，是工业潜力所能允许的最大规模生产所能容纳的人口。后者更考虑到人们的福利状况，或是定义为能保证人的最大幸福的人口，或是指提供按人均最大收益的人口。也许这样的适度人口计算方法比较合理。（2）从世界人口变化情况来看，过度增长的人口数量正日益成为制约当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历史上较大的人口增长出现过三次：第一次是人类祖先刚从灵长类进化为人的时代；第二次人口增长在8000年前，发生在人类由渔猎和游牧生活为主的方式转变为定居农业社会时期；第三次增长开始于17世纪中叶，文艺复兴之后。每一次大增长都是由于社会发展的飞跃带来了人类生存能力的提高，出生率增加，死亡率明显下降，人均寿命延长。据估计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时，地球上约有2.5亿人，到1650年增加了一倍，约5亿人。1800年为8.5亿，1900年约为16亿，1930—1975年，人口从20亿发展到40亿，只经过40多年时间。1988年7月7日，全世界人口突破50亿，2005年底已突破65亿大关。

人口总量增加，超过生态容量，并接近或超过社会消费资料增长速度的状态就叫做生态经济压力，这将使得人类生存的生态环境进一步被破坏，自然资源更加短缺。随着世界人口逼近70亿，在每年增长近1亿人口的情况下，为了满足其基本需求，首先被破坏的生态资源是耕地、森林、草地和水域，而恢复这些资源更新能力的投资，是生产时同时投入生态保护费用和生产费用总和的20倍。正是生态经济效益的这种延迟性，又进一步限制了对其投资的数量。（3）世界人口增长的区域性和结构性不均衡也是经济增长的瓶颈之一。从最近几十年的情况看，人口数量的急剧增加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在1950—1983年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人口由16.9亿增长到35.2亿，净增18.3亿，占世界人口增长总数的85%，年均增长率为22.6%。而同期发达地区只增加3.2亿，年均增长率为10.1%。由于发展中国家生产力水平低下，养儿防老和靠人口致富观念的存在，使得出生率居高不下，经济停滞不前。

在为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过快担忧的同时，发达国家却在为人口出生率的持续下降而烦恼。据世界银行统计，欧洲、北美的发达国家人口出生率不到20‰，自然增长率低于1%。更令发达地区头痛的是人口的老龄化趋势。人口老龄化趋势主要是由人口生育率和死亡率下降、平均寿命延长等因素决定的，它们又是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1960年，发达国家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8.5%，发展中国家为3.7%；1980年，发达国家为11.4%，发展中国家为3.9%；2000年，发达国家为13.2%，发展中国家为4.7%。据《联合国2004年全球人口报告》预测，到2050年，这一数字将是发达国家为25%，发展中国家为14.3%。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①从属人口负担增大；②劳动力人口相对减少和劳动生产率下降；③失业危险性增大；④消费和储蓄以及投资关系发生变化；⑤经济、文化和政治进步缓慢。

2.世界人力资源和世界经济的发展。人力资源与人口是有着紧密联系而又不同的两个概念。在与自然的长期斗争中，人类不断总结经验，体力和智能逐步发展，形成能够推动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劳动者的能力，即人力资源。人力资源指人口中那些已经成年并且具有和保持着正常劳动力的人。

人力资源可以按职业分工、受教育程度和能力水平分类，形成各种层次的劳动者群体，这些多层次的劳动者群体又随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以及教育事业的发展不断变化，构成结构日趋合理的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特殊的经济资源。作为一种经济资源，人力资源具有与其他以物的形式存在的经济资源相同的某些特点，如有用性、稀缺性和可选择性。然而，人力资源作为一种以人的形式存在的特殊经济资源，又具有某些自身的特点。首先，劳动者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统一体，作为人，在生产的同时，还要不断地进行生活消费，不仅本人消费，而且要为失去劳动能力的老人和尚未具备劳动能力的孩子提供必需的生活消费。其次，作为人力资源实体的劳动者是具有思想和主观能动性的人。劳动者不仅能够认识世界，而且能够改造世界。劳动者运用劳动手段，作用于劳动对象，引发和控制社会生产过程，使社会经济活动按照人类自己的意愿发展。再次，人力资源具有再生性和可塑性，即人类不仅能够不断地繁衍后代，而且可以通过各种教育手段，培养和创造出符合社会要求的劳动者。可见，人力资源是经济资源中的核心资源，是一切资源中最为宝贵的资源，有了人类的劳动，各种自然资源才成为经济资源，才能进入生产过程而成为生产要素。也是由于有了高智能的人类，各种经济资源才能得到深层次的开发和充分的利用，从而发挥出更大的效益，推动经济的发展。

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漫长过程中，人力资源的结构渐渐发生各种变化，影响其变化的重要原因是产业结构的变化。当社会经济以农业和手工业为主体时，人力资源的主体是农民、渔民、牧民及手工业者，这种劳动密集型产业需求的是一种体力型的简单劳动者。机器大工业出现后，对劳动者的智能和使用劳动工具的要求明显提高，需要大量有一定科学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的技术工人和管理者，并且需要大批资金来添置和改造机器设备。于是，大工业这种资金密集型产业的出现与发展，促使体力型的简单劳动者向体力+智力型的复杂劳动者转变。现代工业（包括原子能、电子计算机、航天技术、生物工程等）的发展，则使人力资源的结构发生了飞跃，原有的体力型的简单劳动者（主要是从事农业劳动的部分）数量相对减少，但素质不断提高，体力+智力型的复杂劳动者比重增加，人数增加。随着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出现和发展，一代以智力型为特征的高技能劳动者成长起来，成为劳动者队伍中最有创造力的部分。

一般来说，日益膨胀的人口为人力资源提供了几乎取之不尽的生理学意义上的基础。但是，庞大的人口数量与符合社会生产要求的人力资源之间并不能简单地画等号。经常出现的问题是，庞大的人口数字使人力资源在数量上显得相当富裕，往往供过于求，而在高素质人才方面却显得比较贫乏，常常供不应求，这一点在经济比较落后而人口出生率又很高的发展中国家尤为突出。因此，就世界范围或一个国家来看，实现人力资源供求平衡的焦点，目前应当是降低人口出生率，较少地追求人力资源总数的增长，而致力于人口素质的提高和人力资源内部结构的调整和优化。由此可见，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尤其是智力开发，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智力开发，当然要依靠教育，包括各级各类正规的学校教育、各级各类业余培训、函授和网络教育，提高人们的科学技术文化水平。进行智力开发，需要投资。当然，对于这个投资，回报也是相当高的。日本常被作为一个典型事例，正是由于其国民教育水平高，使其从“资源小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在资源与资金严重缺乏的情况下，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经济起飞，跃入世界先进的行列。亚洲“四小龙”中的韩国和新加坡也是如此。重视教育与重视人才作为“立国之本”，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所认同。

由于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承担国民教育的能力也不一样，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并不像理论上预计的那样会成为人力资源最丰富的地方。发展中国家高层次人才稀缺，而一般的劳动力却大量过剩；在发达国家恰恰相反，普通的高学历人才，竞争相当激烈，那些在发展中国家看来急需的人才因没有足够的余地施展才华而造成人力资源浪费。这种结构性的不平衡已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

二、世界自然资源及生态环境

在地球上，天生万物以养人。环境给人类提供了生存与发展的空间，人类利用其中的物质资源，在改造环境的同时也成为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

1.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根据人类生存与发展需求的层次性，环境的概念可以分成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的环境，只考虑人类的自然生态环境，包括空气、水、土地、森林等，构成环境的因素是人类生活环境中最重要的自然存在物。第二个层次的环境，包括风景名胜、文物古迹及野生动物、土地利用状态及能源环境。第三个层次的环境增加了美学环境、卫生环境、住宅环境、交通运输环境及文化娱乐活动的环境，这里已包括了满足人类生存、发展、享受需要的人文设施。第四个层次的环境是指人类的自然生态和经济社会生活的一般环境，这里增加经济发展状态、教育状态、公共安全及其他福利状态等因素。

不论从哪一个层次讨论环境问题，资源与环境总是密不可分的。什么是自然资源？严格的定义是：在现有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研究的情况下，为满足人类生产和生活需要而利用的自然物质和能量。自然资源是自然环境的基本组成因素，也是人类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然资源作为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根据其数量、稳定性以及再循环等方面的差异可分为：（1）不可枯竭的自然资源。包括太阳能、水力、全球性水资源、大气、气候等，这类资源数量丰富、稳定，几乎不受人的影响，也不会因人的利用而枯竭，但其中某些资源，会因为人类不适当的利用，而使其量受到影响。如：大气和水因受污染，质量下降；太阳因大气污染使植物光合作用的总数量受到影响。（2）可枯竭的自然资源。这类资源有的经过长期使用会枯竭，例如化石燃料，有的只是在不恰当利用时才会枯竭，例如生物资源，如果能够适当利用，则可不断更新。因此，这些资源又可分为可更新资源和不可更新资源两类。①可更新自然资源。主要是指生物资源和某些动态的非生物资源，例如森林、草原、农作物、野生动植物和土壤、地方水资源以及人力资源（包括体力和智力）。这类资源借助于自然循环或者生物的生长繁殖不断地自我更新，维持一定的储量，如果对这类自然资源进行科学的管理和合理的使用，它将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但是，如果使用不当，则会使这些资源受到损害，甚至完全枯竭，并带来十分不良的经济和社会后果。②不可更新自然资源，这类资源没有更新能力，但其中有的可借助回收再循环，得到重新利用；有的则是一次性消耗，不能循环回收。如金属矿物和一些非金属矿物，更新能力低，但被开采利用后可以回收重新利用；而能源矿产燃料经燃烧后变二氧化碳气体散逸，不可再被回收利用。

应当指出，虽然资源特点各异，但所有的资源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这些资源与人类社会各种技术因素共同组成一个相互依赖、相互联系的资源网，任何一种资源的短缺，都会通过这个网，对其他成分产生影响，并会影响整个资源网的功能。一般来说，人类所进行的资源开发的各种活动，都会对自然环境产生影响，可以说，人类环境建设是以自然环境的改变为代价的。人口、环境、资源是一个互相联系、互相依存、互相影响的整体。人类面临两种选择：人类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或人类环境与自然环境的矛盾冲突。我们所希望的当然是合理地开发利用各种自然资源，使人类获得一个人类环境和自然环境协调发展的环境。

2.人类与自然资源。（1）人类与矿产资源及能源。人类自石器时代开始利用矿物，经过红铜、青铜到铁器，对矿物资源的利用逐步扩大，到近代，被利用的矿物资源已有100多种。

人类不仅由于人口的增加，对矿物需求的数量越来越多，且随着工业的发展，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矿物的需求量也成倍增长，例如工业发达国家只占世界总人口的30%，而他们矿物消耗量占世界总消耗量的70%。战后全世界各种矿产资源的开采和消耗量平均每年以5%的速度增长，近20年来消耗量增长更快。据统计从1960年到1980年20年中，全世界开采铁矿石为150亿吨，开采煤炭为600亿吨，分别是过去100年中总开采量的50%和40%，近20年来，全世界石油消耗量是440亿吨，是有史以来的80%；天然气消耗量是20亿立方米，是有史以来的67%。因此说，矿产资源消耗的增长超过了人口的增长。

在人类生态系统中，除了来自食物的体内能源外，为了生活和生产的需要，人类还要大量利用其他各种能源，即所谓体外能源，也叫辅助能。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拉开了工业革命的帷幕，木材已经不适应机器生产的需要和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从而促进了对地下化石燃料的开发利用，直到20世纪前半期，煤炭始终占据着统治地位。由于煤炭比较笨重，运输不方便，燃烧过程中容易造成环境污染，所以煤炭逐步被更优质的燃料所替代。进入20世纪后期，石油逐渐代替了煤炭，在能源消费中跃居第一位。据1978年统计数据，全世界总的能源消费量中，石油占47%，煤炭占28%，天然气占20%。在一次能源供应结构中，2006年石油占37.3%，煤炭占26.5%，天然气占23.9%，可再生资源占12.3%。

当前人类使用的能源主要是化石能源，全属于可枯竭的资源。进入21世纪以来，全世界的能源消耗直线上升。展望未来，国际上出现了截然不同的看法，有人惊呼“石油危机”、“能源危机”；有人则认为“能源永不枯竭，核能是取之不尽的廉价能源”。问题不在谁是谁非，而是应该如何珍惜大自然赋予人类的宝贵财富，合理地开发化石能源，并积极开发新能源，如太阳能、核能、地热能、海洋能等。（2）人类与土地资源。土地是由气候、地貌、岩石、土壤、动植物等自然要素组成的自然综合体，是人类赖以生存、生活的基本物质基础，是从事一切社会实践的基地和进行物质生产过程不可缺少的生产资料。土地是人类生态系统物质的供应者和能量的调节者。

土地的基本属性是有生产能力，可以生产出人类需要的植物、动物产品。在合理利用并不断地加以改造、培育和保护的情况下，土地生产力将会提高；相反，在掠夺经营的情况下，土地生产力将会下降、衰竭，甚至恶化环境，影响人类的生存和导致野生动植物的灭绝。地球总面积为51000多万平方公里，其中陆地约占地球表面总面积的1/4，人类耕种的土地又只占世界陆地面积的1/10。目前，人类在地球表面的分布是极不均匀的，大约有90%的人口集中分布在20%的土地上，而且这种集中随着城市化的过程将有增无减，城市越来越大，人口越来越多，各种建筑、公路、机场、游乐场所等，往往都占用了最肥沃的土地。最能生产作物的土地在全世界日益短缺，已经成为全球性的问题。

由于人口急剧增长，使土地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滥用，乱砍滥伐森林，破坏草原，造成水土流失，沙漠面积日益扩大，全世界每年沙漠化的土地达5000000—7000000公顷，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已累计损失近1/3的可耕地。森林火灾每年毁灭约200万吨有机物质，大量树木用于造纸，热带森林地被用于农业耕作，几年之后变成了红土荒漠；作物连种，使土壤贫瘠，直至荒废。有的国家，片面追求土地面积的扩大，而取消田间林带和田界，使栖居在那里的许多动物及昆虫失去栖息的地方。

土地资源是宝贵和有限的。在人口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一方面要借助科学技术开发沙漠、戈壁、冻土，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要合理地、集约地利用和保护土地，使有限的土地资源能够持续地满足人类生活不断提高的需要。（3）人类与淡水及森林资源。从表面上看，似乎地球上的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实际上，海洋储水量占了总水量的96.5%。除了海水以外，其余大部分水量都被冻结在两极和高山冰川之中，淡水湖泊、河流、地下淡水、大气中和生物体内的水量还不足全球水量的1%，但正是这一部分小小的淡水资源，构成了人类生态系统赖以生存的那部分淡水资源。淡水资源自然每年都可通过水的全球循环而得到更新，但可供利用的淡水资源的总量可以说是相当固定的，这意味着随着人口的增长，再加上生产的发展，平均淡水需求量的不断增长，供需之间必然会形成一对尖锐的矛盾。

淡水资源面临的另一威胁是水的污染。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6年人类发展年度报告统计，全世界有11亿人口的饮用水是不符合卫生标准的。每年死于与饮用水有关的疾病，儿童就有近200万。联合国环境发展报告（2006年）也指出，发展中国家80%的疾病和超过1/3的死亡人数与饮水水质有关，平均每年有2.5亿人因饮水不洁而发生疾病。水质恶化直接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安全，同样也影响着工农业生产。淡水资源是不可替代的资源，人们没有理由去忽视这个危机。

森林生态系统占整个陆地生态系统的20%，它不仅面积最大，而且也是结构最复杂、生产率和生物量最高的生态系统，它在整个生物圈的能量和物质循环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森林可以保护土壤，防止风蚀和水蚀，而且是天然的水量调节器和空气调节器。森林同时也是防止环境污染的天然屏障。据测定，15亩森林一年可吸尘68吨，其吸附能力比裸露的地面大75倍。森林又是动植物资源的宝库，许多经济价值较高的稀有动物，都在那里休养生息。森林又能提供大量林产品和能源。

森林与人类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而地球上的原始森林却随着人口的急剧增加而减少。在人类历史发展初期，整个世界有2/3的陆地披着绿装，面积达76亿公顷。19世纪时，地球上的森林覆盖面积为55亿公顷，到目前已减少到大约28亿公顷。全世界范围按人口平均的蓄积量，1978年为76立方米生物量，到2000年为40立方米生物量，下降47%，欠发达国家的情况将更加严重，1978年为57立方米生物量，到2000年只有21立方米生物量，下降63%。毁树容易种树难，森林资源的生长期极长，一旦毁坏，在短时间内难以恢复。因此，保护森林资源，发展森林资源，是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

第三节　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什么是可持续发展？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是什么？尽管学者们尚未达成一个公认的理论体系，但以1992年联合国环境发展大会通过《21世纪议程》为标志，人们已跨出理论探讨的范畴，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

一、“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

可持续发展涉及“发展”和“可持续性”两个概念，因此，要弄清“可持续发展”，首先应明白“发展”的概念。

1.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这两个词，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可以相互替代的，然而，发展经济学的分析指出，增长不等于发展。所谓经济增长是指国民收入以及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不论采取何种办法，只要一个国家的商品产量和劳务量提高了，就可以把它看作是经济增长，它标志着经济活动规模的扩大。而经济发展则具有更为广泛的涵义。它除了包括经济增长的内容外，还包括经济结构的基本变化，其中两个最重要的变化是：工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上升（以及农业产值比重的降低）和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的上升。此外，还有人口结构的变化和人们消费结构的转变。一般来说经济发展会经过一个人口高速增长期和一个减速增长期，社会年龄结构随之发生相应的改变；人们也不用再把全部收入用于购买必需品，而是逐步转移到购买耐用消费品和供闲暇时间使用的消费品及劳务上。

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拿英国经济在18世纪和19世纪所发生的变化与几十年前利比亚在勘探大量石油以后所发生的变化进行对比，尽管这两个国家都出现了人均收入的大幅度提高，但利比亚国民收入的提高主要依赖于由外国技术人员组成的外国公司，它们的产品主要提供美国和西欧国家消费；更重要的是，它们赖以致富的源泉是不可再生的一次性资源。因此，尽管利比亚政府和人民借其石油输出赚得了很大一笔钱（严格地说是该国的GNP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通常不被认为是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是绝大多数人民必须亲自参与这个经济发展过程，成为使经济结构发生上述重大变化的主要参与者。参与经济发展过程是指，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获得福利的增进，同时参与形成这些好处的生产活动。如果经济增长仅仅使一小部分人获利，无论这些人是该经济体内部的人还是经济体外部的人，都不能算作经济发展。

概括地说，经济发展的内容应当包括：物质福利的增进（特别是低收入的人）；大多数人贫困（及与之相联系的文盲现象和疾病）的消失；收入与产出结构的变化（一般表现为工业化和城市化）；广大人民参与经济以及其他方面的决策等等。

2.“可持续发展”的提出及其基本内涵。可持续发展的提法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则在进入70年代以后，因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和人口的激增，人类破坏自然的能力，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构成了对人类生存和继续发展的严重威胁。80年代初，联合国三个高级专家委员会针对当时三大热点提出三份研究报告，不约而同地得出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结论，并提出“可持续发展”是21世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的发展战略，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唯一途径。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题为《共同的未来》的报告中，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关键概念被采用。1992年巴西里约热内卢世界环发大会上，可持续发展作为全世界共同的发展战略而得到确认，并有了一个较为公认的定义：“在不损害未来世代满足其发展要求的资源的前提下的发展。”1994年开罗世界人口与发展大会更明确指出：“可持续发展的中心是人”，“要充分认识和妥善处理人口、资源和环境、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使它们协调一致，求得互动平衡”。“各国应当减少和消除无法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并推行适当的政策，以便满足当代的需要又不影响后代满足自身需要的能力。”

我们认为，就实质而言，经济可持续发展是社会发展在经济领域公平性的具体体现，因此其内涵应当包括：①要使当代人和后代人都获得同等的发展机会，做到代际间公平和代内间公平的统一；②要使现有一代所有人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向所有人提供实现美好生活愿望的同等机会，做到自己的发展机会与他人的发展机会平等的统一；③要使人类和自然界都享有同等的生存与发展的机会，做到人类生存发展权利和自然界生存发展权利的统一。因此，可持续发展就必然表现出公平分配资源环境、公平分配物质财富、公平承担保护自然资源与维持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的责任与义务，从而达到世界各国、各地区经济和每个国家内的地区与各种经济的共同发展，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共同繁荣，人类社会财富的共同享受和共同富裕。

二、可持续发展与人口问题“人口问题本质上就是发展问题”，这一论断已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在理论上，人口作为一种特殊形态的资源，与经济乃至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促进与制约相并存的关系。但是，可持续发展不可简单地理解为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在人口问题上，可持续发展在“空间上”和“时间上”有两个基本要求：一是人类不要以局部利益牺牲社会整体利益，不要以区域利益牺牲全球利益；二是人类不要以今天利益牺牲明天利益，即以未来子孙后代的福利为代价换取现在的福利享受。

1.对人口数量的控制。如前所述，对于任何处于某一特定时期的经济体，只要非劳动资源的供应是固定的，为了使人均国民收入最大化，必然存在一个与之相适应的适度人口规模。当人口的增长和物质资料的生产高度发达而使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受到威胁时，我们应该控制人口变化以减少这种威胁。

尽管存在许多反对意见，但大部分学者认为，当今世界的主要问题是人口的过度增长问题，控制人口增长也就成了人口政策的主旋律。从理论上说，影响人口数量的变化不外乎出生率和死亡率两个指标，但是，从人道角度看，阻止死亡率的下降显然是不可能的。于是，控制人口增长率的问题，也就归结为怎样降低出生率了。影响出生率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婚生率，即平均每对已婚夫妇所生孩子的数目。而婚生率的下降是有条件的。首先，生育必须是出于理智的选择。一对夫妇决定要几个孩子，这个数目必须得到社会的认可，而并非完全是一个私人问题；其次，减少生育应当成为普遍认可的观念，应当使少生孩子对社会和经济的益处得到人们的广泛理解和支持；再次，必须发展行之有效的减少生育的技术。夫妇们应当掌握这些技术并愿意使用。

目前，世界上有84个国家明确主张控制人口增长，而有20多个国家不支持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有8个国家限制使用任何现代化避孕工具。总的来看，绝大多数国家是采取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采取鼓励人口增长政策的是少数国家。许多亚、非、拉国家原来对人口发展放任自流，或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20世纪70年代以来已转变为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一些发达国家也转向赞成和实行控制人口。如美国60年代开始支持家庭计划，育龄夫妇采用避孕方法的达80%；日本在战后，实行发展经济和节制生育并举的方针，人口自然增长率有明显下降，50年代后期以来，一直控制在1%左右。

2.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人口再分布。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人口过多的结论，当今世界展现的是一种人口的二元体系。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人口压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许多发达地区，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欧洲的一些国家和北美等，它们担忧的是没有足够的劳动力去开发丰富的资源。在那里，人口的增加可以使人均收入得到有效的提高，这就为世界人口的再分布提供了可能性。历史上也曾出现过人口的大规模迁移，1846—1930年，有5000万以上的人离开欧洲，移居世界其他地方。主要流向美国、加拿大、巴西、阿根廷、智利、南非、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家。据估计，世界人口中，“欧洲裔人口”所占的比例从1846年的22%增加到1930年的35%。同一时期，数百万劳动力和商人从人口过多的印度和中国流入人口较少的东南亚、南非、南太平洋和其他地区。

人口的再分布有助于在有限的环境中容纳更多的人，并且使每个人得到更公平的发展机会。但这要涉及文化、政治和种族等等诸多问题，即使特意有组织地进行迁徙，要使人口分布状况得到有效的改善，也是很困难的。但是出于政治和经济以及其他方面的考虑，小规模的人口流动一直在进行。为了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共同目的，我们应当消除偏见，鼓励合理的人口流动。

三、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资源是形成一切活动的基础，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特定的经济增长方式总是和特定的资源结构联系在一起的，并随着资源结构的变动而变化。具体地说，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相对价格水平的变化，会诱发出旨在以相对丰富的资源替代相对稀缺的资源的技术创新，进而改变增长的资源基础。而环境则是各种资源存在的基础，它不仅指直接或间接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自然要素，即自然资源，还包括人类所创造的各种物质文化要素，如工厂、道路、城市及各项设施甚至废物。世界经济乃至人类社会就是这样通过资源利用与周围的环境进行着持续的互动发展。[1]

1.传统经济体系认识的误区。加里尼（O.Giarini）的捕鱼故事可以充分说明我们过去奉行的经济增长原则的片面性，同时也折射出传统的资源、环境价值观的缺陷，以及对经济系统理解的误区。最初，由于人们在渔具等方面的投资和创新，渔业产量随之增大，但是到了一定的临界点，尽管对捕鱼的投资继续增加，鱼的捕获量日渐减少，因为鱼群的总数和鱼的再生能力是有限的。如果继续增加捕鱼投资，以提高捕鱼能力，捕鱼产量不但不会增长反而会急剧下降。也就是说，这时捕鱼的能力越强，捕鱼工具越有效，就越倾向于摧毁鱼的总数。世界某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悲性就在于，为了保持经济的增长（更具体地说为了保持GNP或GDP的增长），人们会采用新技术和加大投资以期获得更多的产出（因为现行的宏观经济统计中投资是GNP的一部分），结果却相反，越高的投入，越少的产出。

从经济学角度看，这种尴尬的现象说明了什么呢？真正的问题在于，在现行的经济体系中，人们从来没有把资源总量（上例中是考虑了再生能力之后的鱼的总量）当作一种经济价值来计算，资源总量的减少乃至毁灭也从来没有被当作一种经济成本考虑过。这在以前生产力不太发达，相对来说基本资源（上例中是鱼的总数）是无限丰富或不是处于下降状态时，传统经济的生产方式和投资行为也许并没有什么问题。但在人类活动极度扩张的今天，许多资源已经不起如此规模的消耗，经济投资得不偿失的可能性已日渐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障碍。为了避免悲剧的发生，我们应将生态生产和经济生产、经济增值和生态增值统一考虑，将经济增长率建立在资源环境的更新率上。这正是可持续发展观对传统经济发展观的挑战。

另外，传统的经济福利观也存在一定的误区。同样以上面的捕鱼故事为例，当人类的投资超过鱼的再生能力的时候，增加的投资只会使收获的鱼的总量日渐减少，也就是说人们的福利水平在降低。但是有趣的是传统经济中用以衡量福利水平的指标GNP却可以持续增长，因为在现行的宏观经济统计中，投资也是GNP的一部分，投资的增加能拉动GNP增长。这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是不乏其例的。人类的生产活动造成了环境污染，而对治理污染的投资却体现为GNP的增加，于是出现了污染促进经济增长的悖论。究其原因，是因为在当前的经济体系中，资源和环境是被作为外生变量考虑的，也就是说，传统的经济增长观是建立在人类的经济活动不影响资源和环境的假设条件上的。而现在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资源和环境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可持续发展的实质也就是要求我们必须考虑资源和环境等变量对经济活动的影响。

2.可持续发展的资源、环境价值观。从本质上说，可持续发展意味着维持乃至改善人类福利的自然基础，即自然资源的存量至少应当被维持在某种水平上，以使未来世代能保持与当代人同样的产出和生活水平。它不要求停止消耗可耗竭的资源，但要求这类资源储量的更新或替代；它不反对使用可更新资源，而要求资源使用以其再生能力为限；它不主张制止废物的排放，而主张在排放与环境的自净能力之间达到平衡。总之，可持续发展是一种经济上长期运行的战略模式，即基于自然资源基础对于经济发展的长期支持能力而制定的发展战略。它不仅要求具备20世纪50—60年代以前经济“增长战略”的一般内涵即经济规模的扩大（表现为GNP和人均GNP增加），还应当具备后来经济“发展战略”对经济发展的质量的要求（表现为以效率促增长，经济和社会结构改善，管理制度优化，贫富差距缩小乃至消除，教育、医疗和卫生保健事业普及等等），此外，它还应更加注重和强调发展的质量，即指人口的生活质量特别是人类生存的环境质量。

要做到这些，现行的经济体系有许多需要重新认识的地方，尤其需要对资源和环境的经济价值进行再认识和度量。价值范畴以前一直只在商品领域内出现，人们认为，只有商品才具有价值。这种片面的观点让当前的世界经济体系存在许多误区，在生产上，试图以最少的耗费获得最大的产出，结果却是对资源的浪费和缺少基本的环境污染控制措施；在消费上，认为自然资源和能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结果却是能源危机和资源枯竭。

因此，必须对资源和环境价值的质和量的规定性进行深入研究，并把这些变量在经济系统中内生化，使得经济体在追求产出极大化和成本极小化的同时考虑资源和环境价值，使得在计量产出和成本时，考虑资源和环境价值的产出和消耗。

3.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与环境管理。最初，环境问题基本上被看作一个由于工农业发展而带来的污染问题，所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主要是运用工程技术去减少污染，即认为环境保护工作主要就是治理“三废”和控制噪声。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对环境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指出环境问题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经济问题，不能只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去解决污染，而要用一种更完善的方法从发展过程上去解决环境问题。

对待环境问题的基本见解应该是：第一，人类应该利用自己的环境，用科技进步条件下生产日益发展的手段，去满足日益发展的一切基本需要。第二，人类在利用环境资源去满足需要时，不能超过自然界的耐度这一外部局限。协调这两个目标的方法，就是环境管理。环境管理可分为：（1）环境资源管理。包括可更新资源的恢复和扩大再生产，以及不可更新资源的节约利用。针对资源使用的不合理，有必要恰当地利用现有资源，尽力采用对环境产生最小有害影响的技术。尤其重要的是，要进一步研究如何合理制定资源的长期综合利用计划，使经济社会获得最有效的协调发展。（2）环境质量管理。包括环境监测和预测、环境评价以及为保证环境不受污染而进行的各种立法、执法及监督检查工作。当代环境管理开始趋向把防治局部的环境污染与保护大自然的生态平衡结合起来，同时协调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发展四者的相互关系，从整体上采取防治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的政策。

4.可持续发展的代内公平和生态外部行为。可持续发展不仅要求代际公平，即当代人的发展要以不影响后代人的发展为前提；同时要求代内公平，即同一代中一部分人的发展不应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从世界范围看，这一方面做得很不够，主要表现就是发达国家在对待资源环境问题的外部行为。

环境问题虽然是一个跨国界的全球性问题，但有效的防治措施却只能由一国政府在本国范围内实施。发达国家雄厚的经济实力为本国环境问题的防治提供了必需的财力。他们率先在国内采取一系列措施，如治理环境污染、开发环保技术、限制污染环境的化肥和农药的使用等等。这些举措大大改善了他们的国内环境。与此同时，他们还转嫁环境污染危机，以邻为壑，损人利己。主要表现为：第一，由于发达国家环境立法的不断完善，产品的成本相应提高，他们的跨国公司就利用发展中国家缺乏外汇和急于脱贫的心理将高污染产业转移到这些环保意识淡薄、环境立法不完善、环境标准低的发展中国家中去。如1983年美、日、英、德在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投资中，1/4是投在化工部门；或是在投资时使用发达国家国内已不再使用的高污染但成本低的技术；或是在发达国家生产他们国内已禁用的产品（如DDT）再全部销往发展中国家。第二，将资源破坏型企业建于发展中国家，再进口其产品以满足他们国内的需求。如日本国内明令禁止生产他们所开发的“一次性筷子”，却在我国建立合资筷子厂，仅1996年就从我国进口200亿双。日本的森林覆盖率达65%，而我国仅为13%，我国人均森林蓄积量是世界最低的国家之一，人均森林面积仅列第119位。发达国家此类自私行为从长远看是损人又不利己的，因为自然资源的破坏（如森林面积减少）将引起一系列地区性乃至全球性的严重生态恶果。

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上，生态环境的外部负效应都是由全人类共同承担，如“臭氧层空洞”和“温室效应”。地球的完整性和人类的相互依赖性体现了人类根本利益的共同性，地球上每一分土地以及海洋、森林、大气等等都是全人类共有的，而不是哪一个国家单独拥有的。只有相互合作，人类才能共同建设美好的未来。

四、知识经济时代的可持续发展

科技革命的不断深化推动了经济领域的一场空前革命，极大地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增长。那么，科技革命，或者说技术变革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20世纪80年代中期，罗默（Romer）把知识增长内生化引进经济增长模型，才基本上回答了这一问题。罗默在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以后，在他的模型中引进了知识（Knowledge）这个变量。由于知识既源于生产过程，又源于资本本身，即由于市场存在着不完善性，企业之间、生产活动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互补性，这种互补性使知识的不断积累成为可能。又由于知识具有很强的外部性，而且它的规模收益是递增的，因此，规模递增的知识推动了技术的进步，而技术的不断进步又导致了经济的持续增长。在罗默的研究中，开创性地把知识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引入生产函数，为后人认识和研究知识经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不断推进，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高新产业的崛起，人类社会迈入了一个崭新的经济发展阶段——知识经济时代。

1.知识、知识产品和知识经济。知识经济是一种基于知识资源的开发和运用的新型经济，因此知识和知识产品的概念是其主要的基石。那么，什么是知识？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专家把知识归纳为四个K，即Know-what（知道是什么），Know-why（知道为什么），Know-how（知道怎么做），Know-who（知道谁会做）。

有了知识，才会有知识产品。所谓知识产品是人类脑力劳动的成果，也可以说是知识化的结果。在现代社会中，知识产品主要可以分为四大类：一是科学思想、理论、文化艺术，主要表现形式为著作、论文、绘画、书法等等；二是技术工艺，如技术原理、方法、设计方案等等；三是社会服务机构提供的各种服务和劳务；四是知识为其主要投入要素的物质产品，如机器人、无土培育的植物等。

知识经济就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是一种以知识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的经济。从历史形态看，知识经济是和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相对应的一个概念。知识经济时代有以下特征：一是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高新技术产业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不断增加。据统计，知识信息产业在美国已占工业总产值的15%，在高技术工业总产值中则占50%以上，而亚洲信息产业已占全球信息产业的21%。二是经济与科技的结合日益紧密，国际经济结构加速变迁，科技经济日趋全球化。信息产业作为一项全球性产业，其发展突破了地区和国家的界限，使得整个地球更加紧密地连成一体，大大推动了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和全球化的发展。三是科技革命创造了新的知识经济体系，产生了新的生产管理和组织形式，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增长。四是知识人才的重要性日益明显，人力资本（即体现于人身上的劳动和生产知识的存量）日趋成为社会的主要投资，教育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重视。

2.知识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科技革命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也使作为首要生产力的“人”的作用日益突出。到了知识经济时代，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更以人力资本的形式为众人所认识。

人力资本是知识经济的主要投入要素。由于人力资本作为物化的知识，可以无限地反复使用，且规模报酬递增，因此被认为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丹尼森和美国劳工部曾对1948—1989年间美国经济增长的源泉进行过深入的研究，结果表明，教育和知识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2%，超过了物质资本的贡献率（37%），若把投入生产的劳动力的数量贡献也包括进去，则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高达63%。巴罗的一项跨国研究也支持了以上的结论。他运用初、中等入学率作为人力资本的指标，对98个国家和地区1960—1985年间入学率与人均GNP增长率之间的关系作了多项回归分析，发现在起始GNP为既定条件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率与其起始的初、中等入学率高度正相关，相关系数达0.73。由此他得出结论认为，不同国家经济增长率的差异并不是主要由资源禀赋、物力资本等差异引起的，而是因为各自所拥有的人力资本数量和质量不同。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果人均人力资本存量太少或人力资本积累的速度太慢，则它不仅难以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甚至连摆脱经济停滞的厄运也十分困难。

就技术进步而言，一定的技术要求一定的人力资本，科技发展越迅速，对人力资本的要求也越高。一个劳动者拥有的人力资本存量越高，其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速度也就越快。因此，技术的进步最终取决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因而，在以高科技信息为主导的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本成为推动技术进步，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首要驱动力。

基本概念

经济增长的自然限制　经济增长的社会限制　可持续发展　人力资源知识产品　知识经济

思考题

1.简述麦多斯经济增长有限论的主要观点。

2.简述希尔斯经济增长有限论的主要论点。

3.试述经济增长有限论的内容，并作简要评价。

4.请你谈谈世界人口、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与世界经济发展相互关系的看法。

5.简述制约社会生产力增长的因素。

6.试述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内容。[1]朱启贵著：《可持续发展评估》，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第二篇　界经济运行中的国际经济关系

界经济运行中的国际经济关系指国际贸易关系、国际金融关系和国际投资关系。它们的产生和发展以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为基础。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的最终形成，促进了国际经济关系的迅速发展。当然，国际贸易关系、国际金融关系和国际投资关系的发展又是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

世界经济运行中的国际经济关系指国际贸易关系、国际金融关系和国际投资关系。它们的产生和发展以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为基础。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的最终形成，促进了国际经济关系的迅速发展。当然，国际贸易关系、国际金融关系和国际投资关系的发展又是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

第五章　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

国际贸易，简单来讲，就是国与国之间的商品交换活动，即国际商品流通活动。它的产生和发展总是以国际分工为基础，同时又以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为载体。

第一节　国际分工

一、国际分工的一般定义

国际分工是指世界各国之间的劳动分工，是超越国家界限的专业化分工，是社会分工的延伸和发展。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一国国民经济内部分工冲破国家界限，即出现了国际分工。国际分工是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基础，国际的商品交换是国际分工的表现形式。

二、社会分工与国际分工

社会分工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商品经济的基础。社会分工出现于原始社会时期，并存在于其他社会经济形态之中。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共出现过三次社会大分工：第一次是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第二次是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最后商业开始出现。这三次社会大分工反映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进程。但是，由于生产力发展的有限水平，使分工局限于国内经济循环中，商品交换表现为国内贸易。

国际分工与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机器产生了丰富多彩的制成品，但同时也对原材料、劳动力和土地提出需求。机器在将原材料、劳动力和土地合为一个新的产品的同时，又因机器“永无休止”的转动而滋生着对市场扩大的占有欲。市场的扩大本身表现为对原材料、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需求的国际延伸，于是机器大生产在地理意义上得以扩展，国民经济的发展也就超越了国家的界限，通过国际贸易而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相联系。同时，这种生产国际化发展必然带来社会分工发生一些新的变化。国内社会分工随着国际贸易的扩展而趋于外向型的发展格局，并进一步在国际市场上发挥作用，演变为国际分工。

三、国际分工的发展阶段

1.前资本主义时期分工。这个时期的特征是：生产力水平低下，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商品经济落后，国内贸易尚不发达。这个时期主要以不发达的社会分工和地域分工为主，即使存在一些邻国之间的国际分工，那也只是因为地理上的巧合。

2.国际分工的萌芽阶段。15—16世纪地理大发现推动着生产力的发展，手工业与农业进一步分离，商品经济有了较快发展，国际贸易开始迅速扩大，资本进入原始积累时期。当时欧洲一些国家执行殖民政策，最终产生了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最初的国际分工形式，不过这时还处于国际分工的萌芽阶段。

3.国际分工的形成和发展。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的第一次科技革命是国际分工形成和发展的原动力。产业革命在英国等国家的完成，促使这些国家建立完全的机器大工业。机器的运用，迅速扩大了社会协作的规模，生产本身日益由个人行动或孤立的行动变成一系列的社会行动。机器大工业使生产更加专业化，分工日益科学化。生产规模日益扩大，许多新的生产部门不断出现。在机器大工业内部分工发展的基础上，资本主义国际分工又获得了新的发展。一方面，受地域条件或自然环境的限制，大规模生产所需的日益增多的原材料已非本国生产的原材料所能满足，这样就迫使工业发达国家不得不向国外寻找和建立原材料产地。另一方面，先进的工业国家，由于机器生产，使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这种迅速提高的劳动生产率所提供的产品也非本国的市场所能容纳。而且，机器大工业的建立也为这个阶段的国际分工的新发展提供了可能。要发展国际分工，必须首先具备较发达的交通运输和通信联络的条件。机器大工业的建立为改进运输与通信工具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而运输与通讯技术的发展又成为国际交换与国际分工发展的物质条件。这一时期国际分工的特点是以有“世界工厂”之称的英国为中心，形成了英国和广大的亚、非、拉国家之间的宗主国与殖民地典型分工形式。

4.国际分工体系的形成。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第二次科技革命，则最终导致了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体系的形成。这个时期的国际分工出现了新的特点。首先，国际的生产专业化进一步发展。由于第二次科学技术革命的发生，新的炼钢法、发电机、内燃机、电动机等得到了广泛运用，出现许多新的工业部门。原来的工业国中，重工业占据了主导地位，原来的农业国中，燃料和采掘工业有了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门类较齐全的国际分工体系。其次，工业生产集中在欧美、日本，食品、原料生产集中在亚、非、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通过资本输出以及强制手段，对许多经济落后的国家实行殖民统治，强迫殖民地种植供出口的经济作物，阻碍殖民地建立民族工业，不允许殖民地和其他国家发生经济联系。因此，许多亚、非、拉国家逐渐成为畸形的、发展单一作物的国家，它们的经济严重依赖工业发达国家。再次，世界城市与世界农村的分离进一步扩大。社会分工的发展造成了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国际分工的发展造成了世界城市和世界农村的分离。随着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发展，工业国的农业人口占劳动人口数的比重不断下降。工业国对矿产品和农业原料的巨大需求，把亚、非、拉国家卷入到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来。

5.战后，传统的国际分工格局发生了巨变。一系列政治上获得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开始崛起，打破了原先以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经济联系为主的国际分工的旧格局；同时由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并参与国际经济活动，也对国际经济联系的内容和实质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都使战后的国际分工具有新的特征：（1）工业国家之间的分工居于主导地位。战后，科学技术和经济的迅速发展改变了战前的国际分工格局，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分工逐步发展为以现代化工艺技术为基础的分工。工业发达国家的经济相似性更多地促成了相互间分工的发展和贸易的日渐频繁。（2）各国间部门内部分工有逐步增强的趋势。战前，工业国家间的分工主要表现为各国不同工业部门之间的分工。战后，随着科技进步的发展，社会分工日趋细致化，原有生产部门又进一步划分为更多更细的部门，国内市场的有限性已无法容纳无限的生产细分，于是在一国国内部门间分工向部门内分工发展的同时，越来越多的次级部门开始走向世界，形成国际的部门内部分工。（3）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工业部门分工也在发展，而工业国与农业国、矿业国的分工在削弱。战后科技革命和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某些工业产品的生产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出现了高、精、尖工业与一般工业的分工，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分工。战后，国际分工的范围及其形式也日益多样化。随着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国际分工的范围、内容和分工格局都发生了变化。同时，国际分工从有形商品生产和贸易领域向劳务部门发展，从垂直型分工向水平型分工过渡。由于跨国公司的形成和发展，则形成众多的各种形式的跨越国界的分工，使生产和资本进一步国际化，这些都赋予战后国际分工以新的内容和形式。

由此可见，国际分工的产生和发展是科学技术革命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对世界经济活动产生了重大影响。

四、影响国际分工发展的因素

国际分工的产生和发展，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1.社会生产力水平。首先，国际分工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突出表现在科学技术的作用上。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的第一次科技革命，欧洲各国建立了机器大工业，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交通通讯的变革更使各国的生产和消费克服了地域的限制而具有世界性，国际分工开始出现。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第二次科技革命，则更以生产和资本的集中为特征，生产规模急剧扩大；生产力进一步发展，资本输出的大规模进行更使国际分工获得发展，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体系此时得以真正建立。战后，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在世界各国兴起，生产国际化发展日益加深，国际分工的范围和形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跨国公司的出现，使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有了极大进展，并使国际分工从部门间深入到部门内。其次，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又决定着一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在第一次科技革命中，科学技术变革最先开始于英国，并且它最早完成工业化，成就也最大，因此其生产力获得巨大发展而成为世界工厂，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中心地位。第二次科技革命中，欧美其他一些国家率先进行变革，生产力大幅度提高，相继与英国一道成为国际分工的中心。战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工业国（地区）开始崛起，正在逐步改变着它们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再次，生产力的发展还导致国际分工日益多样化和细分化。生产力的发展将不同类型的国家都卷入到国际分工体系中，并促成分工形式从“垂直型”向“水平型”、“混合型”的过渡。最后，生产力的发展还决定了国际分工的产品构成。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国际贸易的产品构成从最初以初级产品为主，发展到战后以工业制成品为主，高精尖产品的比重不断增加，中间产品、技术贸易和劳务贸易更多地出现在国际分工中。

2.自然条件。自然条件主要指多种多样的自然资源，如气候、土地、矿藏等，这是进行经济活动的重要物质基础。某些农作物只能在特殊的气候条件下或者特定的地区才能种植，而矿产品也只能出产在那些拥有大量矿藏的国家，离开了这些条件，国际分工也无从谈起。当然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替代品大量出现，自然条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在趋于下降。但是我们并不能据此就否定自然条件的影响因素。

3.国际生产关系性质。这是指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的各国在世界物质资料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中的各种关系，它决定着国际分工的性质。既然国际分工是社会分工的国际延伸，那么社会生产关系也超出国界形成国际生产关系。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一方面，它打破了民族闭关自守状态，使世界各国经济相互融合，促进了世界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其进步的一面；另一方面，资本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自身价值的最大增值，因此，在垄断资本最大限度地追逐垄断超额利润的情况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也必然具有不平等的性质。从当今的世界经济体系来看，存在着多种生产关系，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仍占主导地位，因此当今国际分工体系的主要方面仍属于资本主义性质。正因如此，发展中国家在积极参加国际分工的同时，必须要与历史上形成的这种不平等进行斗争，坚持以自力更生为主，并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活动，通过自身生产力的提高来改善本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形成新的国际分工格局。

4.上层建筑。这里的上层建筑主要指具有能动作用的政府、军队和各种组织机构，它们对国际分工发生着重要的影响。在早期的国际分工中，欧洲殖民主义国家主要通过殖民统治，强迫被征服者接受不平等的条件，沦为它们的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从而形成有利于殖民主义国家的国际分工。后来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些国际经济组织得以建立，它们运用超国家的政治经济权力，调节经济贸易政策，促进国际分工的发展。例如在世界贸易组织（WTO）主持下的多次关税和非关税减让谈判，以及一些地缘政治经济国家经济贸易集团的建立，都有助于战后国际分工的发展。当然贸易保护政策的存在也反映了上层建筑的能动作用。一国通过歧视性的贸易保护政策来削弱和打击其贸易对象，试图人为地改变国际分工格局。

5.跨国公司。战后出现的跨国公司对国际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跨国公司资本雄厚，其业务涉及各行各业，它们利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有利条件，分工协作，并同众多国家的有关企业保持较为固定的供求关系，形成世界范围内的国际专业化分工。事实上，跨国公司的发展无疑是促使传统国际分工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直接原因之一。

五、国际分工的形式

随着科技革命的深入开展，世界生产力获得极大提高，跨国公司大量涌现，区域经济集团化发展，这些都使国际分工发生了许多变化。当今世界不仅存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国际分工，还存在发达国家之间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分工。还有一个突出的发展趋势，就是部门间的分工逐步向部门内部、工厂之间的专业化分工发展。当然这些国际分工的特点各不相同，但各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形式基本上有以下三种：

1.垂直型国际分工。它表现为农业、矿业和制造业的分工，是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发达国家之间一种重要的分工形式。在这种分工形式中，上游国家主要进口原料和出口工业制成品，下游国家则是出口原料和进口制成品。例如日本，它是一个岛国，地域狭窄，资源贫乏，需要大量进口原料以支持其工业的发展，因此其进口额中原料占80%以上，而工业制成品却占出口的90%。日本是典型的垂直型分工的上游国家。另一方面，中东石油输出国则主要出口原油，并用所得换回所需的大量的制成品，它们则是处于垂直型分工的下游国家。

2.水平型国际分工。这主要是指经济发展水平基本相当的国家之间的专业化和协作生产。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发达国家之间水平型分工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制造业内部的分工发展。它不仅包括不同产业之间的分工，还包括同产业之间产品的分工，甚至产品的加工程序的分工。因此，战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获得迅速发展，而在同一时期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制成品贸易相对缩减。水平型分工的发展不仅推动了发达国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成为支持其对外贸易发展的主要动力，也使发达国家间的经济联系进一步加深，推动了区域性经济集团化的发展。

3.混合型国际分工。它是指一国在参加国际分工中，既有垂直型分工，又有水平型分工。例如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它与发展中国家的分工是垂直型的，从这些国家获取所需的大部分原料和其他初级产品；它对与自己发达程度相当的一些国家则是水平型分工。这一现象在欧盟内部特别典型。

以上三种国际分工形式概括了国际分工的一般发展进程，在当今世界多极化发展过程中，垂直型分工不断被削弱。首先，由于发展中国家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引进发达国家的技术，接收发达国家向外转移的产业部门，因而其经济发展具有后发性优势。其次，科技的发展、替代品的大量出现，对自然资源的依赖也必将进一步削弱。当然，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自然条件、劳动力素质、经济体制和发展战略的差异，其发展速度必然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分化使垂直型分工体系进一步复杂化，不同层次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都有可能形成一定的垂直型分工格局。同一个国家可能处于各种不同类型的国际垂直型分工体系之中。由于以自然条件为基础的国际分工逐步衰弱，国际分工格局日益依赖于各国在生产技术方面的优势。由于生产技术具有不断变化和可以迅速转移的特点，因而各国在国际分工中的相对优势也处于不断变动之中。这一方面加剧各国之间的矛盾和竞争，另一方面也会促使各国加强合作，共同创造一个稳定的国际经济环境。

六、国际分工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国际分工是国际贸易的基础，它对参加分工的各国经济以及整个国际经济关系与世界经济格局都有影响。

1.国际分工与国际生产力。国际分工是社会分工在国际上的延伸和深化，它的产生和发展，推动了生产日益国际化，国与国之间的专业化分工程度也不断加强，这些都带来了社会劳动的大量节约，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而大大增加了产品的数量。同时，国际分工的发展还促使世界各国之间的商品交换活动空前发展。国际贸易规模和范围的扩大导致激烈的国际竞争，国际企业乃至一国要在这个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寻求自身的经济发展，就必须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同样也带来了财富的迅速增长。因此社会劳动的节约带来了国际劳动生产力的极大提高，这是国际分工最基本的经济利益。由此，各国参与国际分工才获得了真正的推动力。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国际生产专业化的加强才把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国家联系到相关的或同一生产过程中。

2.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地理分布。国际分工形式影响着国际贸易的地理分布。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中心地位的国家，也是国际贸易的主要对象，在国际贸易中也居于主导地位。例如英国，从18世纪至19世纪末，工业革命的提前完成和专业化分工的高度发展，使英国成为世界贸易的中心。但随着第二次产业革命的发展，国际分工格局发生新的变化，欧美其他一些国家开始崛起，英国在国际分工中地位逐步下降。于是从19世纪末以来，以英国为中心的国际分工格局演变为以众多发达国家为中心的分工格局，它们在国际贸易中一直居于支配地位。同样，战后新科技革命的开展带来了新兴工业国（地区）的崛起，它们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采取适当的发展战略，积极参与国际分工，逐步摆脱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束缚，成为区域内乃至国际贸易的中心，这同样也改变着国际贸易的地理分布。

3.国际分工与对外贸易地理方向。国际分工的形式同样也对各国的对外贸易地理方向有着重要的制约作用。对外贸易地理方向与各国相互分工程度成正比。在以垂直型国际分工为主的时期，国际贸易关系主要发生在宗主国与殖民地落后国家之间。随着经济的发展，国际分工由垂直型向水平型发展，经济发展程度相当的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贸易关系获得更多的发展，于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占据主要地位，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贸易则退居次要地位。

4.国际分工与对外贸易商品结构。国际分工的发展影响着国际商品结构的变化。首先，战前，国际分工以宗主国和殖民地落后国家间的垂直型分工为主，所以国际贸易总量中也以初级产品的比重为最大。而在战后，由于水平型分工的发展，工业制成品在国际贸易中所占比重逐渐超过了初级产品。其次，战前发展中国家处于垂直型分工的下游，主要以出口农矿产品、原材料等初级产品为主。战后，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它们的出口贸易中工业制成品的比重不断增长，初级产品的比重不断下降。再次，随着跨国公司的发展和部门内分工进一步加强，工业内部、公司内部贸易额大幅度增加，中间性机械产品在整个工业制成品贸易中的比重也不断提高。最后，国际分工在战后的进一步深化，带来了服务贸易、技术贸易的迅速发展，这是战后国际贸易商品结构中的又一重大变化。

5.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利益。如前所述，国际分工带来了社会劳动的节约，提高了国际劳动生产力，增加了社会物质财富，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它使贸易参加国可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取长补短，达成世界资源的合理配置，这是人类社会的进步体现。但同时我们也不可忽视，国际分工源于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诞生，其产生和发展也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进行的。一方面它代表生产力发展的进步过程，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的国际分工体系中，国际分工成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剥削和掠夺别国的工具。宗主国与殖民地、半殖民地落后国家的中心和外围的分工关系决定了它们之间不平等的贸易关系。战后，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使它们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有所改善，贸易利益也随之增加。但是经济发展程度差距的客观存在，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常常有机会对发展中国家进行不平等交换。因此要增加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利益，还必须进一步增强自身经济实力，从根本上改变国际分工的格局。

6.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国际分工可以充分利用各国的自然资源，使各国发挥其资源优势，提高总体的资源产出。由于矿产资源、土地资源等现代化工业赖以发展的基础在全世界各国的分布极不均衡，这种地域差异的永久存在必将影响世界工业的发展。因此，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一方面使资源贫乏的国家的工业获得发展的机会，另一方面也可以使资源较为丰富的国家充分发挥其资源优势，从而达到世界自然资源的合理配置并增加专业化生产的世界产出。

7.对各国人力资源利用的影响。人力资源一方面指劳动力数量；另一方面指劳动力质量，即其受教育程度、知识水平、技术水平等。各国在以上两个方面不可能完全相同，而国际分工却可以促成各国劳动力资源的有效利用。对于劳动力资源较为充裕，而资金、技术与自然资源缺乏的国家可以专业化地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于那些劳动力数量较少，资金、技术和自然资源具有优势的国家就可以专业化地从事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这种劳动力差异决定了它们参与国际分工的条件和形式。发达国家技术水平高，劳动力质量高，因而其劳动生产率也比较高，出口产品中技术附加值随之提高；而发展中国家却因劳动力质量的低下，只能出口一些技术附加值低的产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以劳动力资源整体素质为基础的分工，一方面达成了世界资源的合理配置，另一方面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利益带来了不利影响。但我们也要注意到，劳动力资源的优势可以经过教育水平的提高得以强化，因此一国只要重视教育，注重科研和加强劳动技能的培养，劳动力资源条件是可以改变的。

第二节　世界市场

所谓世界市场是指世界各国商品和劳务交换的领域，是世界商品交换关系的总和。它是商品的货币关系在世界范围内发展的结果，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相适应，直接地反映世界各国商品交换关系，间接地反映世界各国的生产和分配关系。世界市场由各国的国内市场和国际贸易市场组成，是联系各国商品流通领域的纽带。

一、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

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为前提，是和新航线的开辟、交通运输工具的革新紧密相连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前，国际贸易就已经存在。15世纪的国际贸易主要发生在地中海沿岸的意大利北部城市，但由于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都不发达，统一的国内市场并未形成，国际贸易也只能限定在一些有限区域内进行，因而当时并未形成世界市场。

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的地理大发现则使世界市场进入萌芽阶段。新大陆的发现以及环球航行的实现，使国际贸易的范围和内容有了空前的变化。对国内而言，商品经济活动急剧扩大，统一的国内市场逐步形成。对国外其他市场而言，新航线的开辟，为新兴资产阶级创造了新的活动场所，欧洲殖民主义者利用暴力进入了亚、非、拉国家的市场。这在客观上加强了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推动着国际商品流通活动，这样，世界市场在一种畸形发展的国际贸易关系中开始出现。

第一次科技革命后，机器大工业建立，世界市场在扩大的空间范围内迅速发展。在这一时期，英国成为世界各国贸易和市场的中心。英国出口工业产品，进口工业原料和农产品构成了市场的主要交易活动。而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的最终形成则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

二、当代世界市场的发展

战后，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兴起，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世界市场的发展也随之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1.世界市场参与国类型趋于多样化发展。在战前，世界市场参与国类型比较单一，主要是少数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在世界市场上占统治地位。当时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是苏联，其对外贸易额很小，对世界市场的影响不大。广大的亚、非、拉国家则大多还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化，在贸易中处于附属的地位，成了宗主国的产品倾销地和原料供应地。战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亚、非、拉国家纷纷独立，殖民体系瓦解，一大批民族独立国家涌现出来，它们的国内市场也成为世界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于是统一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已不复存在。发达资本主义各国在世界市场上的相对地位有了很大的变化。美国由于战争而跃居为世界头号强国，战后初期曾在世界市场上辉煌一时，但随着其国内经济问题的日益暴露和德国、日本的崛起，它在世界市场上的绝对优势地位逐渐削弱。德国、日本在东西方冷战的间隙中开始崛起。它们的产品以技术先进取胜，并不断蚕食着美国的市场份额，从而迅速地提高了它们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发展中国家作为世界经济正在迅速成长的一股不容忽视的独立力量，在发展民族经济、改变旧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取得了突出的胜利，从而不断壮大着自己在世界市场中的实力，所有这些都导致当今的世界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参与国类型趋向多样化发展。

2.世界市场的范围和规模急剧扩大，国际贸易及国际经济合作方式多样化。战前，宗主国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主要是制成品出口和初级产品出口的垂直型分工。战后，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兴起，发达国家之间相互贸易额在世界贸易额中所占比重迅速提高，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不断加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联系有所发展。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世界市场的范围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度都进一步加深。从规模看，不论是商品贸易，还是劳务贸易，发展速度都相当快。不仅世界贸易量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战前，而且世界贸易量的增长速度也超过了工业生产增长的速度，这充分反映了战后对外贸易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世界各国更多地依赖于世界市场来体现自身经济的发展。在市场范围和规模扩大的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对世界市场的参与更多地来自技术革命的要求。战后科学技术革命使社会生产力获得飞速发展，国际分工也向纵深推进，现代大生产的社会化和国际化更多地要求资金、技术、劳务和知识产权实现国际的联合，共同开发市场，这就促进了国际经济合作形式的多样化和国际贸易方式的多样化。

3.世界市场的商品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战前世界市场上的初级产品交易的比重一直高于工业制成品。战后随着技术进步的不断深入，生产力水平普遍提高，国际分工向纵深发展，国际贸易中的中间产品交易比重大大增加，而且发达国家加强了替代品的研制工作和原料的利用率和回收率，从而使制成品交易日趋活跃。从1954年起，制成品交易在世界市场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开始超过初级产品，初级产品的价格则直线下降。在工业制成品贸易中，机械产品在各大类商品中增长最为迅速，石化产品的重要性也进一步增强。在初级产品贸易中，原料和食品等的比重都呈明显下跌趋势，而燃料所占比重则趋于上升。这主要是由于战后农业结构的变化和石化工业的发展，以及1973年以后石油价格急剧提高的结果。同时，技术与知识密集型产品在整个商品贸易中所占比重也不断上升，第三产业以及信息产业的兴起，使生产要素在国际的流动加强，导致劳务贸易迅速发展。

4.世界市场上的垄断和竞争更趋激烈。战后，世界市场上的垄断现象进一步加强，1958年1月1日欧洲经济共同体正式成立。欧共体对内在成员国之间分阶段削减关税，最终取消关税，达到共同体内部商品自由流通；对外通过逐步拉平各成员国关税率，筑起统一的关税壁垒。并且，实施共同农业政策，达成货币汇率的一致，其最终目的在于形成欧洲统一大市场，与美国、日本抗衡。1994年1月1日生效的美国、加拿大、墨西哥3国签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意味着一个拥有人口3.6亿和年产值6万亿美元的世界最大自由贸易区在北美大陆出现。日本也企图建立以它为首的亚太经济共同体。为了发展民族经济，发展中国家也积极组织经济贸易集团。这些区域性经济组织的建立，促进了区域内各成员国之间贸易的增长，使其在世界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迅速上升，但对区域外，这种封闭式的贸易方式无疑使世界市场被分割，商品流通受阻碍，自由贸易的范围和规模大为缩小。跨国公司在战后的大发展，也在加强垄断的趋势，在经济集团分割市场的情况下，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通过跨国公司在许多国家设立分支机构，绕过他国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从内部控制市场。跨国公司凭借自己雄厚的资金、技术、销售网络等以寡头垄断的方式实行全球战略，直接垄断了许多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近年来，公司内部贸易在世界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逐步上升，控制了世界贸易总额的1/3强，这也使自由市场进一步缩小。战后还有一个趋势就是随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也进一步加强，这里包括对私人垄断组织的干预和直接对外贸的干预等。

在资本主义垄断呈现不断加强的趋势下，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也更趋激烈。垄断不仅不能消除竞争，相反，垄断资本争夺市场的竞争在力度、广度和深度上都进一步加强了。价格竞争的地位逐步下降，而转向非价格竞争，从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改进售前、售后服务等方式来加强市场竞争能力。为了减少市场单一化所带来的政治经济上的风险与损失，许多国家的生产者则致力于广泛开辟新市场，向出口市场多元化发展；同时，各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各种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方式、奖出限入的外贸政策以及对外援助等维持国内市场，并积极参与世界市场的争夺。

基本概念

国际分工　社会分工　垂直型国际分工　水平型国际分工　混合型国际分工　世界市场

思考题

1.简述影响国际分工发展的主要因素。

2.简述当代国际分工的基本形式。

3.简述国际分工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4.谈谈你对当代世界市场发展新特点的看法。

第六章　国际贸易关系

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的最终形成，使国际贸易在全球迅速发展起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到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的活动中来，国际贸易关系也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地更新着。

第一节　国际贸易若干理论

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不断发展，以及地理大发现所带来的世界市场的迅速扩大和不断完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也日益扩展。随着国际商品交易和海外投资的开展，作为统筹外贸全局的指导思想、制定外贸政策的理论基础和分析国际经济运行机制的重要思路和工具——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开始诞生，其目的在于使问题抽象、简化，从理论上发现支配国际贸易的规律。

一、绝对优势说

英国古典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1723—1790）代表产业资本的利益，在其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原因的研究》（1776）中，提出了“绝对优势说”，以指导当时的自由贸易活动，这是国际贸易纯理论的开端。

亚当·斯密的学说以经济自由主义为中心。他认为国家整体福利并不比个人福利更为重要，个人对私利的追逐并没有同社会利益发生冲突，一切市场主体的行为都由一只“看不见的手”支配着，它自发地调节着市场供求，维持着经济均衡，并协调着市场主体之间以及国家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推动着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这只手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价格机制。因此他主张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应减少到最低限度，充分的自由放任政策是最优选择。在这一政策指导下，个体的逐利行为将带来一国整体利益的最大增长。在此基础上，斯密严厉地批判了重商主义理论，他认为：①金银货币并非财富唯一形态，衡量一国财富多寡的标准应是其劳动生产率的高低。②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认为政府的职能范围应停留在产权界定、创建秩序等有限方面。③批判重商主义保护贸易理论，认为贸易利益对双方有利。

在这里，斯密自由贸易理论的基础是“地域分工论”。他指出，分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国民财富。他举例说，如果裁缝擅长生产衣服，鞋匠擅长生产鞋，但他们又各自需要消费对方擅长的产品，如果裁缝（鞋匠）购买鞋（衣服）所付代价小于自己制造的费用，他们就不会自己制作而选择交换。可见，各人都专门生产其具有比他人有利地位的产品，然后相互交换，这样，所有的人都能获得更多利益。将这一社会分工原则推广到国际分工中同样适用（见表61所示）。

如表61所示，未分工以前英国生产一匹布和一桶酒需耗时200时，法国则需190小时，世界总劳动时间为390小时。分工以后，英国专生产具有绝对优势的布，法国生产酒，则英国生产两匹布耗时160小时，国生产两桶酒耗时180小时，总耗时仅为340小时，比分工前少用50小时；从另一角度讲，耗时仍为390小时，英国可生产80+120/80=2/1/2匹布，法可生产90+100/90=2/1/9桶酒，按1:1交换以后，英国可多消费1/2匹布，国可多消费1/9桶酒，分工以后世界总产出增加。

综上所述，斯密认为如果一国在某种产品的生产上所花成本绝对低于他国，就称为具有绝对优势，该国就应该发展并出口这种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以换回他国在生产上占有绝对优势的产品，这就是斯密的绝对优势说。但斯密忽略了一点，即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具有这种绝对优势。按照斯密的理论，那些不具备任何绝对优势的国家将被排除出国际贸易领域，但事实并非如此，因此，斯密理论不能完全解释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

二、相对优势说

1817年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提出了“相对优势说”。它发展了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说，从理论上证明即使在生产上没有任何绝对优势的国家，因为它与其他国家在生产各种产品上相对成本不同，仍可通过专门生产其相对成本较低的产品以换取它自己生产相对成本较高的产品，从而得到利益。如表62所示，英国在毛呢和葡萄酒的生产上均处于劣势，绝对成本都高于葡萄牙，但从比例上来看，英国生产一单位毛呢的劳动成本为葡萄牙的1.1倍（100/90），生产一单位葡萄酒的劳动成本则为葡萄牙的1.5倍（120/80），在分工以前，英、葡各投入220人/年和170人/年的劳动，各可消费一单位毛呢和一单位葡萄酒。分工以后，英国专门生产自己相对成本较低的毛呢100+120/100=2.2单位，葡萄牙则专门生产葡萄酒90+80/80=2.125单位，按1:1交换后各可多消费0.2单位毛呢和0.125单位葡萄酒，可见世界总产出比分工前增加了。换一个角度，如果两国消费总量不变，仍各为一单位毛呢和一单位葡萄酒，英国生产两单位毛呢需投入劳动200人/年，而葡萄牙生产两单位葡萄酒需投入劳动160人/年，世界总劳动量为360人/年，比以前节约30人/年的劳动投入。

由此只要两国生产的相对成本存在差异，两国之间就有分工和贸易的可能性。两国都专门生产自己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并换回所需的其他商品。相对优势理论是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重大突破，它指出了一国应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积极发展对外贸易，从而达到世界总产出的提高。

三、保护贸易理论

与古典经济学派的理论相反，汉密尔顿和李斯特提出了保护贸易的理论和政策主张。汉密尔顿是美国独立后第一任财政部长。他在其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指出，一国对外贸易政策应适应其自身实际经济条件。针对当时情况，他认为为使美国经济自立，必须实行国家干预，保护国内市场，以促使美国幼稚工业发展。他提出要采取关税壁垒方式来对民族工业加以保护。但这仅是一种适应性政策主张，而对保护贸易作出系统而深刻阐述的则是德国历史学派先驱弗·李斯特（1789—1846）。他在《政治经济学国民体系》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这一观点。

李斯特认为，当时德国仍处于封建农业状态，工业基础差，从短期利益看，外国产品较本国产品廉价，进口较为合算，但这将冲击本国市场，限制本国民族工业的建立和发展，使之长期处于落后状态。从长远来看，生产力才是创造财富的能力，它的发展才是一国财富的力量源泉。因此对民族工业实行保护贸易政策，将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虽然关税保护会带来价格上涨并导致消费者当前利益损失，但一旦本国生产力发展后，本国产品的价格就会下跌，甚至低于进口价格，这样长期利益将弥补短期损失并有余。

同时，李斯特认为自由贸易理论和政策忽视了各国历史和经济发展的差异，因而德国无法采纳。为此他以部门经济作为划分标准，将各国经济发展分为五个阶段：原始未开化时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和农工商业时期。他认为，一国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应采取不同的贸易政策。在前三个时期，为了尽快脱离原始愚昧状态，建立经济基础，并达成资本原始积累，应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进入农工业时期以后，为保护本国民族工业的建立和发展，应采取保护贸易政策，以避免国外的冲击。在进入农工商业的最高发展阶段后，本国工业已相当发达，足以与世界先进国家竞争，可以转而实行自由贸易政策。他认为英国经济发展已进入农工商业时期，确应实行自由贸易政策，但是德国尚处于工业初建时期，所以为了保护国内幼稚工业必须采取保护贸易政策。据此，他提出了对外贸易政策主张：①贸易保护应以工业的发展为目的；②主要通过速增关税的方式来建立和保护国内工业；③在工业中保护对象并不是一概而论，而是保护那些对国家经济独立发展有着重要意义的幼稚工业；④保护期限也不宜过长，一般以30年为限，如仍不能自立则不应再保护下去。

四、赫克歇尔—俄林资源禀赋说

李嘉图的相对优势说以两国产品比较成本的差异来论证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但是为什么两国产品比较成本存在着差异呢？这一点李嘉图是作为客观存在事实提出的，而瑞典经济学家伊·菲·赫克歇尔和他的学生贝·戈·俄林则用独特观点来解释这一问题。1933年俄林在《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资源禀赋说，这就是赫克歇尔—俄林学说（H-O学说）。H-O学说认为比较成本说只解释了商品的劳动支出的差异，是片面的。他认为除了劳动以外还必须考虑资本和土地等生产要素。为此他提出了区别于李嘉图学说的假定：①两国技术水平一样，即生产函数是相同的；②生产要素在一国内可自由流动，但在国际则是不可能的；③一国在生产不同产品上所投入的要素比例不同，但各国在生产相同产品上所使用的要素投入比例相同。由此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推理过程。相对优势←价格差异←成本差异←生产要素价格差异←生产要素禀赋差异。H-O学说认为，正是由于各国所拥有的生产资源数量不同，同时也由于不同产品生产中所使用的要素投入比例不同，造成了各国生产相同产品的相对成本不同。劳动力丰富的国家，就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本丰裕的国家就发展资本密集型产品；还有的国家自然资源比较丰富，于是就发展资源密集型产品。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一国拥有量较为丰富的生产要素其相对价格必然较低，因而密集使用这一丰裕要素的产品其相对成本也必然较低，反之则反是。于是在这一理论的推导下，俄林认为各国在密集使用其丰裕要素的产品生产中具有相对优势。根据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说，各国应出口密集使用其丰裕要素的产品，以交换密集使用其稀缺要素的产品。

由此可见，H-O资源禀赋说进一步完善了李嘉图的相对优势说，生产要素禀赋的不同既决定了各国的相对优势和贸易格局，又是进行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因。但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H-O学说仍是一种静态分析，从长期的动态观点来看，各国拥有的资源也是在不断变化的。此外，对产品需求状况的忽视也掩藏了供求关系对价格变动的影响。

五、超保护贸易说

机器大工业在西方的建立，极大地促进了西方各国的经济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垄断的形成。随着自由竞争被垄断逐步代替，市场问题日渐暴露。垄断并不意味着竞争的消失，相反，国与国之间、垄断集团与垄断集团之间对市场的争夺却愈发激烈。1929—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则是市场矛盾的总爆发。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承受了极其巨大的损失，自由市场理论在这一系列的变化中遭到了重大挑战。1933年罗斯福新政开始了国家干预经济的尝试。而理论界的革命则始于1936年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出版。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前提条件在于其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但是垄断的出现却开始破坏这种机制。失业严重、贫富分化加剧、外部化效应的存在、市场信息流动受阻、市场主体决策的分散化和非理性等等，最终导致了自由市场经济的失败。于是凯恩斯主张用国家干预来代替自由竞争，试图用政府的超经济权力来弥补市场的不足。他认为严重失业和经济危机的起因在于有效需求的不足。所谓有效需求指的是商品总需求价格与总供给价格相等时的社会总需求，它又可分为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而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由于自由市场的种种失败，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和流动偏好规律的作用下，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不足，从而有效需求不足，引发了严重的失业现象和经济危机。因此凯恩斯认为救治资本主义的关键在于扩大有效需求，这就需要政府进行宏观控制，扩大消费和投资，以实现国民经济平衡（Y=C+I+G）。于是，政府可以降低利率，大力增加公共投资和公共消费，并代替市场作出一些相关决策等，这就是政府的有效需求管理。它主要利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达到其管理作用。在对外贸易方面（Y=C+I+G+X-M），凯恩斯认为对外贸易将影响一国的有效需求，因此他也推崇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思想。他认为贸易顺差将扩大有效需求，因为顺差所带来的黄金增加将可以扩大支付手段，降低利率，并刺激投资，这同样可以达到扩大就业的目的。逆差却会减少国民收入，加重失业，因此为了减少失业并缓和国内危机，凯恩斯主张加强国家在对外贸易中的干预作用，并保持贸易顺差，反对逆差。同时他还提出对外贸易乘数理论。他认为，当一国外贸出现顺差时，贸易乘数的作用将导致国民收入倍增，由此凯恩斯认为贸易顺差越大，本国国民收入增加越多，从而就业和经济危机问题就能解决得越好，这就为资本主义国家的超保护贸易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凯恩斯的超保护贸易理论为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把国家干预经济的职能进一步扩大到一国对外贸易中，这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但它忽略了国际贸易发展的大趋势以及顺差所可能导致的一系列连锁反应。

六、产品生命周期假说

赫克歇尔—俄林资源禀赋理论隐含着各国生产同一产品所用技术相同的假设，而在现实生活中，技术是可变的，因此我们也有必要把技术看作一种独立的因素来考虑。技术进步对国际贸易也会发生影响。产品生命周期假说由雷蒙德·维农提出，他认为随着技术扩散，产品也要经历一个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一般可将产品生命周期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即产品创新阶段，以美国为例，美国依靠技术优势，研制出了新产品，并开始在国内市场上销售。在这一阶段，美国垄断着这一新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产品也主要以技术密集型为主。第二阶段即产品成长阶段，这一阶段又分前后两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该新产品开始进入与美国经济发展水平相似、消费嗜好也相近的其他发达国家，并占有了这些国家的市场，产品也逐步成熟起来，生产规模扩大，产品成本下降，但技术扩散性使这些国家开始仿制该种新产品，并进入市场。由于运费大大减少和关税的忽略等因素，使美国出口的产品逐渐处于价格竞争劣势，其出口市场逐步缩小。在第二个时期，其他发达国家参与出口竞争，由于自身生产经验的逐步丰富，并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从而使成本下降，并因其工资相对于美国国内而言较低，因此不仅成为该产品的净出口国而且其仿制品开始在国际市场上与美国出口品相竞争，并逐步取代美国。这一阶段产品以资本密集型为主。第三阶段，世界其他国家在进口该种产品后，也发生了产品的仿制，并且由于它们廉价的原材料和劳动力而使产品成本大幅度下降。而美国则因国内生产成本的高昂，逐步放弃该种产品的生产，改由从其他国家进口该种产品。至此，该产品进入了成熟阶段，又称标准化阶段。这一阶段的产品则是劳动密集型的（或称资源密集型的）。最后，该种产品的进口逐渐占据了美国市场。产品生命周期在美国完结。当然该种产品的生命周期还会继续在其他国家重复着。这就是比较利益的一个动态发展研究。维农认为，成熟后的产品最后固定在不发达国家生产，并向发达国家出口，这主要是因为不发达国家工资成本较低，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优势将超过技术优势而使产品成本降低，从而使不发达国家在该产品的生产和出口上占有相对优势。但是作为技术创新国的美国，由于其在产品生命周期最初阶段的技术优势，其所获益将远远超过因劳动力和原材料廉价优势而获益的处在生命周期末端的不发达国家。并且，美国技术优势将促使它不断地研究出新产品，并不断地把这些新产品引入世界市场，从而始终能站在新产品生命周期的最前端，始终处于相对优势地位。因此其国际收支状况并不会因某种产品的衰退而恶化。当然，这同时也为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不发达国家要努力地进行科技开发，重视教育，提高整个国民素质，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力争创新产品，改变自己在产品生命周期中所处的地位，进而改善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

此外，近年来由于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部门内贸易理论开始出现，这也是国际贸易发生原因的一种新解释。

第二节　不同类型国家的贸易关系

在对国际贸易理论有了初步了解的基础上，本节主要论述战后世界各国之间对外贸易关系的发展。

一、发达国家经济关系的演变

1.战后各国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实力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德、日是战败国，英、法两国遭到严重破坏，经济实力大大削弱，只有美国在战争中大发横财。战后初期，美国已确立了资本主义世界中的霸主地位，成为集政治、经济、军事优势于一身的超级大国。这一时期，美国出口贸易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1/3左右。但随着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所拥有的巨大的经济优势已逐渐被削弱。在国内，固定资本投资速度减慢，工资成本螺旋式上升，导致成本加成比率日益提高，劳动生产率优势减弱，出口商品竞争能力日益削弱。同时，日本和西欧的崛起，也使美国面临来自外部的巨大竞争压力。60年代中期，美国制成品出口仍占世界首位，但是1969年，被联邦德国超过，1985年更位于日、德之后。1970年美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下降到13.7%，1985年该比率进一步降至11%，以后虽有反复，但其绝对优势已不复存在。外贸逆差急剧扩大，1987年高达1736亿美元。1988年美国由债权国变为债务国，并且债务比率不断扩大。总之，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经济实力已大幅度下降。

欧洲各国在二战中饱受战火摧残，二战结束后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欧洲经济复兴。1948年4月美国国会采纳国务卿马歇尔的主张，通过了对外援助法案，这便是马歇尔计划。该计划决定向西欧各国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但同时又要求各受援国必须保证美国在各国的各种利益，甚至要干涉各国内部预算。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英、法、德等国经济迅速恢复。由于西欧各国地缘上接近，经济上历史性联系广泛，各国要求加强合作的呼声越来越高，并且为了摆脱美国的控制和抗争苏联，西欧各国也希望通过联合来达到政治上的独立。1951年德、意、荷、比、卢、法6国签订了《欧洲煤钢联营条约》，确定6国之间取消煤钢贸易关税和限额，协调运费率和价格，对生产进行干预。这其实是欧共体的前身。1958年1月1日西欧6国进一步提高联合程度，正式成立欧洲经济共同体。按照共同体条约规定，共同体内部各成员国之间逐步降低直至取消关税和限额，对外实行统一关税率，实施共同农业政策，组成农产品共同市场。1978年又建立了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这个联盟要求协调各成员国经济、财政、信贷政策，并发行统一货币，以大大加快西欧经济一体化进程。1973年英国、丹麦、爱尔兰加入欧共体，1981年以后希腊、葡萄牙、西班牙又相继加入，至1986年欧共体已从最初的6国扩大到12国。1993年，欧共体改名为“欧洲联盟”之后，其一体化进程进一步得到发展。随着2004年5月东欧10国、2007年1月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加入欧盟，欧盟成员国现已扩大到27个。

欧共体成立以后，对外贸易额迅速增长，在世界出口贸易中欧共体所占比重从1960年的33.2%提高到1988年的37.1%，远超过美国。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也增长迅速，1986年内部贸易占共同体出口总额的57.1%。在对外贸易结构中，工业制成品占主要地位，美、日一直是欧共体主要的贸易伙伴。对美贸易从1984年开始由逆差转为顺差，对日贸易则处于逆差。此外，欧共体各国还广泛发展与世界其他各国的贸易往来，这都有利于其经济发展。1988年欧共体特别首脑会议批准欧洲共同体将于1992年建立统一大市场，实现共同体内部商品、劳务、资本和人员的自由流动的计划，这将大大提高欧共体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订，使欧共体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用一个声音讲话。随着“马约”的签订，欧洲联盟加速向欧洲统一大市场迈进。1999年1月，欧洲单一货币——欧元如期启动，标志着欧洲一体化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在二战中，日本作为战败国，其经济也遭到了严重破坏，但是在美国的扶持下，日本经济恢复很快。首先，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使日本获得了大量的美国军事订货，这些外汇收入为日本进口原料和技术设备、重建工农业生产起了重要作用。其次，美国在日本推行市场经济改革，为日本造就了市场竞争的环境；同时，日美之间实行单一货币汇率，即1美元兑换360日元的固定比价，为日本重新进入世界市场提供了契机。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工业生产总值分别于1954年和1956年恢复到战前最高水平，并于1967年国民生产总值超过联邦德国。

日本政府将“贸易立国”作为不变国策，而且一直把重点放在出口方面，这使其对外贸易额增长十分迅速，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也显著提高。同时日本特别重视教育、技术创新和技术引进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使其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改变了工业结构和出口商品结构，加强了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美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日对美贸易存在巨额顺差，同时日本在对欧共体各国的贸易中也存在着巨额顺差。日本还发展与东南亚各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广泛的贸易联系和经济合作，并不断加强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2.发达国家间贸易关系的发展。由于战后国际经济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必然导致各国贸易关系的变化。

战后至今，发达国家间的贸易发展已经历了三个时期，相互间贸易关系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特点。第一时期即战后初期至20世纪70年代初。这一时期是发达国家经济上升时期，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贸易关系的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①各国出口贸易增长十分迅速，年平均增长速度不仅超过战前各国出口贸易的年增长率，而且还超过同期各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②发达国家间相互贸易在各国贸易额中所占比重迅速提高。③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错综复杂，美国绝对的市场竞争能力在西欧、日本经济恢复之后日趋减弱。日、欧则想尽量摆脱美国的控制。欧共体的一致对外政策削弱了美国在欧洲的经济利益；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贸易立国战略也使美国的贸易地位受到了严重威胁。再看日欧贸易，其矛盾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也不断激化，日对欧贸易长期保持顺差，并在一些主要产业部门与共同体市场发生竞争。由此可见，在经济上升时期，各发达国家间的贸易摩擦也日渐扩大。为此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主持下，举行了多次减让关税的贸易谈判。通过谈判，各国间的关税水平大幅降低，对各国的贸易发展都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第二时期即20世纪70年代初至80年代末。这一时期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缓慢增长、停滞与通胀加剧的“滞胀”时期，其贸易关系的特点主要表现为：①滞胀对经济的威胁加剧了各国对世界市场的争夺，贸易保护主义加强。②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外投资增长速度超过对外贸易增长速度，原因在于对外投资可以绕过贸易壁垒而获取高额利润。③国际服务贸易发展迅速，技术竞争成为发达国家贸易竞争的核心。④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日益加强，欧共体不断加强内部合作，1993年实现欧洲统一大市场。1988年美国也与加拿大签订自由贸易协议，协议实施以来，两国贸易额持续增长。日本也在努力希望建立一个以它为中心的亚太经济圈，以加强与亚太地区各国的交流合作。同时，在关贸总协定的主持下进行了第七轮和第八轮多边贸易谈判并取得了重大成果。这两轮回合对降低关税，削除非关税壁垒，协调各国的贸易政策，解决贸易争端起了重要作用。另外，7国首脑会议就世界经济的敏感问题和多边经济关系定期进行磋商，以协调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政策和行为。

第三时期即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进入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变，美国经济时冷时热，欧共体则进一步致力于内部经济的联合，以市场统一来提高其国际经济实力和地位，日本则加快其经济进程和对世界市场的占有。90年代发达国家贸易关系的一个最重要特点就是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加快。①美国和泛美经济联合。如上所述，美国于1988年与加拿大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1992年8月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共同宣布“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最终达成协议，这样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美加墨自由贸易区在北美成立。同时，美国又与许多拉美国家签署了建立贸易和投资委员会的协议，尝试整个美洲地区经济一体化建设。②欧洲一体化进程加速，货币一体化最终形成。1991年12月欧共体12国签订的《政治联盟条约》和《经济与货币联盟条约》已获各成员国通过，它确立了各成员国在经济、货币、政治、外交和安全等方面更加紧密的联系和合作。1993年11月，欧共体正式改名为欧洲联盟。随着1999年1月欧元的启动，2002年1月欧元正式流通，欧洲货币一体化正式形成。③日本的亚太计划。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关系中，日本需要寻求一个扎实的根基以集体的力量来对抗竞争，因此曾多次提出建立亚太经济圈的倡议和计划，但由于历史原因和美国的牵制，这一计划的实现条件还不成熟。

二、经互会的发展及其解体

1.经互会的产生和发展。首先是经互会内部各国间的关系。1949年1月，经互会成立，成员国包括苏联、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6国，后又有民主德国、蒙古、古巴、越南加入。初期主要通过年度贸易协定来协调东欧各国与苏联的对外贸易。之后不断提高合作程度。20世纪50年代开始协调各国国民经济计划。60年代开始建立国际机构和经济及科技合作组织体系，进行劳动分工，加强科技同经济的直接联系。70年代主要实现《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综合纲要》。当然，社会主义国际分工和国际经济合作带来了经互会成员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国民收入和工业生产大幅度增长，并且对外贸易增长速度超过了国民收入和工业生产增长速度，经互会内部贸易增长速度又快于经互会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到80年代初，经互会国家的国民收入占全世界国民收入的25%，工业生产总量占世界工业总量的33%。但是70年代中期以来，经互会成员国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减慢。为改变这种状况，80年代中期苏联在本国改革中强调科技进步是生产集约化核心的同时，于1985年12月推动经互会通过了《经互会成员国到2000年的科学技术进步综合纲要》，该综合纲要对加强经互会各成员国在新兴产业和尖端科学领域的合作，进一步促进经互会的经济一体化向纵深发展起了较大的作用。同时苏联改变了以往传统的长期合作计划、易货贸易和记账方式的做法，强调以市场机制来协调各国间合作。苏联国内外政策的重大变化对经互会各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东欧各国都先后根据其自身情况在国内经济和对外经济关系方面采取了重大的变革，以寻求适合本国经济发展的道路。

其次是经互会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二战以后，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与苏联和东欧各国进入“冷战”时期，东西方关系处于隔离状态，双方的贸易额很小。1956年赫鲁晓夫提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方针之后，东西方关系逐步解冻。1957年美国宣布放弃对苏联和东欧各国的贸易限制，1959年9月美苏首脑的戴维营会谈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20世纪70年代初，这一缓和又推进一步。东西方贸易随着东西方局势缓和而迅速发展。1975年与1960年相比，经互会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贸易额增长了19倍，同时，东西方的经济合作、科技合作和信贷关系也不断加强。

但是在缓和的同时，双方并未停止在世界各地的争夺。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东西方关系再次恶化。西方国家再次宣布对苏联和东欧各国进行贸易限制，双方贸易额迅速下降。1985年苏联宣布对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提出“彻底改革”对外经济体制的战略任务，要求对外经济成为苏联科技和经济发展的强大加速器，并要求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稳定的贸易经济和科技的联系与合作。1987年戈尔巴乔夫访美标志着新一轮缓和的开始。同时苏联加强了与日本、韩国以及欧共体各国的联系。因此，从80年代末开始，双边贸易再次迅速发展。纵观战后东西方经济关系的发展可以看到，双边政治关系和军事关系对双方贸易关系有着直接影响。

还需指出，经互会与发达国家的贸易长期处于逆差状态，为弥补国际收支逆差和进口所需，经互会向国外大量借款，巨额债务抑制了东西方贸易规模的扩大。在进出口商品结构方面，苏联能源出口急剧上升，农产品进口不断增加，在外汇有限的情况下，经互会不得不减少制成品进口以满足各国对农产品的需要，这也使苏联和东欧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

再次是经互会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系。战后，经互会与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发展较为稳定。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主要集中在伊拉克、印度、利比亚、伊朗、阿富汗和埃及等国。经互会向这些国家主要出口机器设备，从这些国家主要进口食品和工业原料。20世纪70年代以来，进口制成品比重有所增加。同时，70年代以后，经互会扩大了经济合作的国家数目，经互会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大多带有援助性质，合作条件比较优惠。

2.经互会的解体。经互会的存在和发展对联合各成员国的力量，共同走上经济发展的道路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经互会成员国在合作和一体化过程中也出现不少问题和矛盾，表现在：①利益不均的矛盾。一体化要求形成统一整体，在这个整体内，各国由于经济上的互利，使它们从共同利益中获得实惠。然而，由于苏联的经济实力超过其他成员国的总和，经互会形成的国际分工格局有利于苏联而不利于东欧国家，使成员国的平等、互利、互助原则流于形式，并引起众多矛盾。②存在严重缺陷的合作机制给大多数成员国造成很大负担，使经互会内部产生离心倾向，经互会的根基并不坚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经互会东欧成员国剧变，它们决定转向市场经济，实行私有制，把自己的对外经济关系转向西方。它们认为，摆脱国内经济停滞的危机，已不能指望成员国间的帮助，只有设法走自己的路。这样，经互会赖以生存的合作基础就从根本上动摇了。而这时苏联已提出向市场经济过渡，逐步把外贸重点转向西欧和亚太地区，削弱了经互会对外经济发展的作用，再加上其国内经济状况恶化，民族矛盾尖锐，促使其急于甩掉经互会这个沉重的包袱。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经互会终于于1991年2月宣布解体。历时42年之久的经互会正式宣告结束。

三、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关系

1.发展中国家的兴起。二战以后，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初，亚、非、拉大多数国家已取得民族独立。为了进一步消除殖民主义的残余影响，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地位，重建国际经济新秩序，1955年亚、非29国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会议。在发展中国家的推动下，1964年第一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召开，共有120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会议，会议通过了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一些规定，并成立了“77国集团”，这对旧的国际经济秩序有着强烈的冲击，标志着发展中国家已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力量。在发展中国家的努力下，1968年召开了第二次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会议就普遍的、非互惠的、非歧视性的关税优惠制通过了决议，于1971年7月1日起执行。这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一种单向的优惠关税待遇。普遍优惠制的实施，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商品流通总量，促进了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的发展。发展中国家作为后起之秀，其增长潜力巨大。进入70年代以后，随着发达国家的增速减慢，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快于发达国家。石油出口国依靠自身石油资源，从事大量外贸活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甚至高出发达国家1/3以上；新兴工业国和地区，如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的增速更是惊人，它们由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并逐步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一些低收入国家发展也较快，如中国大陆，近几年来，每年的增速也在10%以上。

但是从整体看，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比发达国家要慢，贸易状况更多地要依赖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并且由于发展中国家资金短缺、技术落后，初级产品价格长期呈下降趋势以及日益浓厚的贸易保护主义，都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发展形成较大的阻碍，前景并不乐观。

2.南南经济合作。发展中国家在获得民族独立后，充分认识到要改变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加快民族经济的发展，必须加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而战后发展中国家经济关系发展的主要标志则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内部贸易的发展。从1960—1970年10年间，发展中国家的相互贸易额增长了85%，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间的相互贸易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增长的重要动力。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迅速发展，加快了发展中国家间工业制成品贸易的发展，使其对发达国家的依赖有所降低。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通工业制成品出口，在发展中国家的内部市场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还受到许多因素的限制：①发展中国家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使贸易分布不平衡，为数众多的国家仍因经济发展处于较低水平而市场狭窄；②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很不稳定，市场容量容易受到经济波动的牵制；③发展中国家工业生产结构很不完整，使得内部出口的商品结构也带有这个特征。因此发展中国家工业品出口和进口都对发达国家的市场拥有不可替代的依赖性。但是不论怎样，发展中国家内部贸易的迅速发展正在对国际经济关系的格局产生深刻影响。

为了进一步扩展贸易，发展各国经济，发展中国家间建立了地区性的经济组织和行业性的经济组织。地区性的经济组织主要可分为三类：①自由贸易区，如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协会、阿拉伯经济联盟理事会等；②关税同盟，如安第斯集团、中非关税及经济联盟等；③共同市场，如中美洲共同市场、加勒比共同体等。它们一般从建立关税同盟、创立成员国内部优惠贸易市场开始，逐步扩大经济合作的内容和范围。它们的具体情况将在第九章详细阐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区域经济合作又有新的发展，1985年南亚7国成立南亚经济合作联盟，1986年巴西、阿根廷签署一体化协议，取消两国间资本货物税，1987年底阿拉伯海湾国家合作委员会6国通过建立“海湾国家共同市场”计划，取消各国有形贸易关税，实行内部经济优惠，协调财政货币政策等，一体化发展趋势日盛。

行业性经济组织更多以区域为基础而建立，如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非洲国家咖啡组织、东南亚木材生产者协会、加勒比食糖出口国集团。属于世界范围的，如石油输出国组织、国际铝土协会、铜矿出口国政府联合委员会、钨生产协会、可可生产者联盟、天然橡胶生产国协会等等。它们首先协调出口价格，以避免生产国之间发生价格战，以便在国际谈判中采取联合行动。其次也进行生产协调，必要时限产保价。最后还进行信息和技术交流，促进成员国的生产发展。

当然，尽管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联合与合作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取得了较大成功，促进和加强了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联系和相互依赖，但是南南合作并不能取代南北经济关系，发展中国家在资金、技术上还不能完全摆脱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间的政治分歧和历史遗留问题干扰着它们的合作进程。目前债务危机也困扰着发展中国家，因此，如何克服困难，进一步加强南南合作，这是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3.南北经济关系。南北贸易关系具有特殊的意义。对发展中国家而言：①向发达国家出口是发展中国家获得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低，自身消费能力小，因此出口是生产扩大的重要基础。②向发达国家的出口是获取外汇的主要来源，这对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尤为重要。因为获取外汇多少从根本上决定着设备和技术进口的规模。③通过进口引进设备和技术是发展中国家加快工业化步伐，取得较快发展的必由之路。而对发达国家而言：①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原料和燃料是其工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②国际分工使一些传统产品的生产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从发展中国家的进口既是对其整体经济结构的一种补充，又是对不可缺少的消费需求的一种满足，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亦存在着结构上的非替代性，许多产品还必须面向发展中国家，因此南北经济关系具有市场结构上的互补和不可替代性，双方贸易的增长直接牵动着整个经济增长。因此，一些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基于自身利益，开始与发展中国家合作。1954年美国通过“农产品贸易发展和援助法”，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农业贷款。由于历史的渊源，欧共体尤其重视与发展中国家的联系，它与非洲各国签有“雅温得协定”、“阿鲁沙协定”，相互减免关税，并向各联系国提供经济援助。1975年以后又以多个“洛美协定”接替了“雅温得协定”和“阿鲁沙协定”，规定发展中国家成员国对共同体出口的所有制成品以及大部分农产品享受免税优惠，不受数量限制；而共同体对发展中国家成员国的出口享受最惠国待遇。协定还规定了共同体在工业化、财政、技术等方面对发展中国家成员国的经济援助。发达国家还通过联合国所属机构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援助。1948年8月，联合国制定“技术援助扩大计划”，1965年又成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协助发展中国家提高技术水平，并为各国提供培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也于20世纪50年代以后将重点转向发展中国家，通过短期外汇贷款和长期建设资金来协助发展中国家解决国际收支上的困难和经济发展的所需资金。发展中国家还直接参加了关贸总协定谈判，使其通过了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一些条款。总之，发展中国家随着自身实力的增强，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正逐步提高，南北关系的发展也起了较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南北经济关系并不是对称的，表现在：①市场依赖结构的不对称。南方对北方市场依赖的程度远大于北方对南方市场的依赖程度，发达国家的经济变动易对发展中国家造成较大冲击；②贸易产品结构的不对称。发展中国家出口仍以初级产品为主，进口以工业制成品为主，基本格局并未变化，但是初级产品价格的不稳定和长期下降趋势使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在这种不对称的经济格局下发展起来的南北关系并不健全，它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单一出口结构、单一收入和单一贸易方向结构，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长期发展不利。可见，南北关系改善和健康发展还要依赖于各发展中国家的自身经济变革，建立起完善的民族工业体系，提高产业结构层次，加强教育和技术更新、创造，提高劳动生产率，并积极参与国际竞争。

第三节　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到世界贸易组织的国际协调

二战以来，国际间的经济合作与竞争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趋势，作为调节世界经济的三大支柱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其前身为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应运而生，并推动了全球性的经济发展。在国际贸易关系的发展中，协调作用最广泛、影响范围最深远的首推世界贸易组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一、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成立及其作用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是美、英、法等23个国家政府间于1947年缔结的旨在降低关税和减少贸易壁垒的有关关税和贸易政策的多边国际协定。总协定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其内容不断完善，缔约方也不断增加，截止1994年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产生是有一定历史背景的。二战末期，美国已成为世界经济霸主，高关税政策既不利于其国内经济的发展，也不利于其对外扩张，称霸世界。为此，二战刚结束，美国便向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提议召开世界贸易和就业会议并建立国际贸易组织，以实现贸易自由化。1946年2月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接受建议，成立筹备委员会。同年10月召开了第一次筹委会，讨论美国提出的国际贸易组织宪章草案。1947年4月召开第二次筹备委员会，并通过了宪章草案。10月在哈瓦那举行的联合国贸易和就业会议上审议并通过了《哈瓦那国际贸易组织大宪章》，送交各国政府批准。由于美国等一些国家的立法机构认为，这个宪章与其国内立法存在差异，干预了国内立法，未予批准。这样，国际贸易组织宣告夭折。但原来参与联合国贸易和就业会议的国家认为，国际贸易组织宪章虽未批准，但他们仍可以就相互减让关税问题进行谈判，并达成一系列关税减让协定。这样，在关税减让谈判中达成的协议和哈瓦那宪章中有关贸易政策的内容合在一起便形成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经签署“临时适用协定书”，于1948年1月1日开始实施。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全文包括序言和4个部分。原为34条，后增为38条。序言规定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目的，即“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保证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的巨大持续增长，扩大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以及发展商品生产与交换”。又提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所采取的手段，即“切望达成互惠互利的协议，导致大幅度地削减关税和其他贸易障碍，取消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待遇”。序言的文字虽少，但已列出了关贸总协定协调国际贸易关系的一些重要原则，如无歧视待遇原则、互惠原则、大幅度削减关税和其他各种非关税壁垒等。具体如何协调各国对外贸易关系，在关贸总协定的正文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正文的重要内容可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缔约国承担的义务；二是关于这些义务的例外情况的处理。

战后的半个世纪中，作为协调世界经济和贸易关系的关贸总协定，在国际经济生活中影响是巨大的。其作用主要表现在：

1.在互惠互利基础上，大幅度降低了关税；

2.消除了一些非关税壁垒；

3.为各缔约方制定了一套处理国际贸易关系的原则和方法，有利于解决缔约方之间的贸易纠纷；

4.增加了贸易透明度，促进各国经贸关系的发展；

5.为各国在经济贸易上的谈判和对话提供场所；

6.促进国际服务贸易、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投资的发展。

二、关贸总协定适用的基本法律原则、例外和“灰色区域”措施

如上所述，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是一个调节各缔约方对外贸易政策措施和国际经贸关系的多边贸易协定。在其贸易自由化的目标下，各国对外贸易关系主要通过关贸总协定适用的基本法律原则来协调。当然也存在例外和“灰色区域”措施。基本法律原则包括：

1.无歧视待遇原则。这是关贸总协定最基本的原则之一。它规定，一缔约国在实施某种限制或禁止措施时，不得对其他缔约国实施歧视待遇。

2.最惠国待遇原则。即缔约方一方现在和将来给予任何第三方的优惠和豁免，也应给予所有其他缔约方。

3.国民待遇原则。即指缔约国之间相互保证给予另一方的公民、法人和商船在本国境内享有与本国公民、法人和商船的同等待遇。

4.互惠原则。在国际贸易中，互惠是指两国互相给予对方以贸易上的优惠待遇。

5.透明度原则。缔约方应在经贸方面有透明度，即各缔约国及时公布各种有关经济贸易的数据、法规、条例、决定等。

6.关税减让原则。要求各缔约方通过谈判逐渐降低关税，以实现贸易自由化。

7.取消数量限制原则。要达到这一目标，关贸总协定强调要消除一切非关税壁垒，如进出口许可证、配额、外汇管制等等。

关贸总协定在规定基本法律原则的同时，也允许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可以有例外。例如：在无歧视待遇原则下，政府为支持经济发展而对进口采取的紧急措施等，可作为例外；在国民待遇原则下，缔约国为维护公共道德，为保障人民或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对进口产品实施有别于本国产品的待遇，即为例外；在关税减让原则下，对某些敏感性商品及部分农产品可在一定时期内不受关税减让的约束。关贸总协定的例外条款，体现了总协定的灵活性，但同时也要加以适当的控制，防止某些缔约方逃避国际义务。

某些国家为推行贸易保护主义，采取了“灰色区域”措施。所谓“灰色区域”措施是指成员国采取在关贸总协定法律原则的规定边缘之外的某些贸易政策措施，如自动出口限制、有秩序的销售安排等，这些措施处在总协定实施过程中为监督措施所不及的漏洞之中，它既不是合法的，也不是非法的。当然，它是与关贸总协定国际协调的做法相悖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是这些措施的最大受害者，因此必须适时适量地加以限制。

三、世界贸易组织逐步取代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背景及其若干特点关贸总协定经过40多年的发展，其规范领域不断扩大，在发展自由贸易，抑制贸易保护主义，促进经济发展方面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每隔几年就出现一次多边贸易谈判新回合，这又充分说明贸易保护主义仍时有抬头的欲望和趋势，且非关税壁垒又有所增加，已达2500余种。可见，国际贸易内涵的扩大，国际经济格局的重组，既给总协定的多边贸易体系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同时也日益凸现出其职能的局限性，这一矛盾的冲撞导致了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

世界贸易组织是乌拉圭回合的重大成果，它已于1995年1月1日正式生效运转，它逐步取代关贸总协定而成为国际多边贸易体制得以运转的基础和法律载体。与关贸总协定相比，它在强化和完善世界多边贸易体制职能作用和规范国际贸易竞争规则方面取得了许多新的进展。它作为一个正式的国际组织，进一步明确、规范和量化了总协定文本中的一系列模糊不清的贸易与法律概念；扩大和拓宽了多边贸易体制的协调领域与范畴；强化了现有的贸易政策与保障条款；完善了争端解决机制，建立了贸易政策审议机制；较充分地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

四、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运行及其在世界多边贸易体系中的作用

世界贸易组织是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正式批准生效而成立的国际组织，替代了原有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为处理和协调成员国的多边贸易关系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框架机制。

有关世界贸易组织运行最重要的文件是乌拉圭回合达成的《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马拉喀什协议》，该协议由文案的16条和4个附件所组成，其内容包括从农业到纺织品与服装，从服务到政府采购，从原产地规则到知识产权和投资的各项内容。案文本身就WTO的结构、决策过程、成员资格、接受加入和生效等程序性问题作了原则规定。而有关规范和管理多边贸易关系的实质性原则以及规范多边贸易竞争规则的实质性规定，均体现在4个附件中。4个附件包括13个多边货物贸易协议，服务贸易总协定和知识产权保护协议（这三项构成附件一）、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谅解（附件二）、贸易政策审议机制（附件三）以及4个诸边协议（附件四）。《建立世贸组织协议》的第四条规定了WTO的基本结构，目前WTO就是按照该机制运行的，主要包括：

部长会议。部长会议是WTO最高权力机构，由WTO的所有成员代表组成，要求至少每两年举行一次会议，它可以对任何多边贸易协议下的所有事务做出决策。

总理事会。由所有成员方的代表组成，在部长会议休会期间代行部长会议的职能。总理事会既履行争端解决机构的职责，也履行贸易政策审议机构的职责。

理事会。总理事会将部长职权授予三个最重要的理事会，即货物贸易理事会、服务贸易理事会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理事会。每一理事会每年至少举行8次会议。三个理事会将根据各自所管辖的贸易领域和职权范围相应设立分委员会。

委员会。部长会议还建立了另外5个机构，即贸易与发展委员会、贸易与环境委员会、区域集团委员会、国际收支限制委员会、预算财务收支行政委员会，它们执行WTO协议及多边贸易协议赋予的职能，执行由总理事会赋予的额外职能。

诸边协议委员会。WTO的4个诸边协议（即关于民用航空器、政府采购、奶制品和牛肉的诸边协议）都建立了相应的管理机构，需向总理事会报告工作。

秘书处。为WTO的日常办事机构。它由部长会议任命的总干事领导。总干事的权力、职责、服务条件和任期由部长决定。总干事有权指派其所属工作人员。

世贸组织成立以来，通过执行乌拉圭回合协议与协定，有力地促进了世界贸易的发展，在世界多边贸易体系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主要体现在：（1）较大幅度地降低了关税水平，有力地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世界贸易组织的主要任务，就是主持举行全球多边贸易谈判，消除各种贸易壁垒，促进世界贸易的发展。目前，谈判的重点已由原来的关税壁垒向非关税壁垒转移。（2）规定了国际贸易中的各项原则，维护着国际贸易的有序进行。世界贸易组织是多边贸易体系的法律基础和组织基础，它制订了多边贸易规则并为各缔约方普遍接受，从而为整个世界多边贸易体系的顺利进行搭建了框架。（3）为各国在经济贸易方面提供了谈判和合作的场所。作为一个正式的国际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的平台范围之广、影响之大是原有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所无法比拟的。各个成员国可以通过集体辩论和谈判等形式，更好地交流、沟通和协调。（4）为调解国际经济贸易纠纷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乌拉圭回合”所达成的《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建立了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该机制适用于多边贸易体制所管辖的各个领域，并克服了旧机制的缺陷，通过迅速有效地解决成员方之间的贸易争端，使多边贸易协定的遵守和执行得到更大的保障。（5）实施一些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条款，使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得到进一步发展。世界贸易组织无法使所有成员完全平等，但却在努力减少其成员间的不平等。它对发展中国家和贸易小国的利益给予足够的重视，并通过“完全协商一致”、“一成员一票”等决策机制有效地维护发展中国家在多边贸易体系中的利益。

鉴于世界贸易组织在建立和维护一个有序、有效、公平的多边贸易体系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越来越多的国家正日益融入这一贸易体系，国际贸易与经济交流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我国于2001年12月11日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一员。

基本概念

绝对优势说　相对优势说　赫克歇尔俄林资源禀赋说　李斯特的保护贸易理论　经互会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　世界贸易组织（WTO）　最惠国待遇原则　国民待遇原则　透明度原则　“灰色区域”措施　知识产权

思考题

1.试述绝对优势说、相对优势说和赫克歇尔俄林资源禀赋说三种国际贸易理论的联系和区别。

2.简述赫克歇尔俄林资源禀赋说的主要内容。

3.请画出雷蒙德·维农产品生命周期说的模型，并简述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

4.请对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意义和作用作一历史评价。

5.试述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基本法律原则、例外和“灰色区域”措施。6.简述世界贸易组织逐步取代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原因。7.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相比，世界贸易组织有哪些新特点。8.发展南北经贸关系对各自经济的发展有什么特殊意义？9.简述世界贸易组织在世界多边贸易体系中的作用。

第七章　国际金融关系

自从发生了国际经济交往后，就产生了国际金融关系。特别是战后几十年内，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增加，人员、商品、资金的流动也越来越多。战后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世界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而国际金融交易的增长速度又大大超过了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国际金融关系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国际金融关系是国际金融学研究的一部分，主要研究国际的货币关系以及为调节国际货币关系而形成的国际货币体系。

国际金融关系的实质就是国际货币体系。

国际货币体系是指国际交易结算时所采用的货币制度，即关于国与国之间进行支付的一套规定、做法和制度。它一般包括三方面主要内容：①国际储备资产的确定。为了适应国际支付的需要，一国必须保持一定数量的国际储备资产。使用什么货币作为国际间的支付货币，一国应持有何种国际储备资产，这会因实行的国际货币体系种类的不同而有差异。在国际金本位制的情况下，国际储备资产是黄金。一次大战后，黄金与外汇共同作为储备资产。二战后，主要储备资产是美元和黄金，美元比重逐渐增大。1970年以后，特别提款权（SDR S）也成为国际储备资产，不过比重较小。时至今日，欧元、日元也成为日趋重要的国际储备资产，一种多货币储备体系已经形成。②汇率制度的确定。即一国货币与其他货币之间的汇率应如何决定和维持，才能顺利地将一种货币的购买力转化为其他货币的购买力。此外，一国是采取固定还是浮动的汇率制度，各国政府是否共同规定市场汇率波动幅度及干预汇率波动的措施等等。③国际收支的调节方式。当国际收支失去平衡时，各国政府采取什么方法来弥补这一缺口，各国之间的政策措施又如何互相协调。在不同的国际货币体系下，调节方式是不一样的。

理想的国际货币体系应能促进国际贸易、国际信贷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发展，它主要体现在能够提供足够的国际清偿能力并保持国际储备资产的信心，以及保证国际收支的失衡能够得到稳定而有效的调节。

第一节　国际金本位制

一、国际金本位制的形成

世界上首次出现的国际货币制度是国际金本位制，国际货币体系的研究也要从国际金本位制开始。金本位制是以一定量黄金为本位货币的一种制度。本位货币是指作为一国货币制度的基础的货币。在金本位制下，黄金具有货币的全部职能，即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

英国作为当时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于1816年开始实行金本位制。那时英政府颁布铸币条例，发行金币，规定1盎司黄金为3英镑17先令10.5便士，并允许金币的自由铸造和自由输出入，但英国实行金本位制，还不能形成国际金本位制度，只有到19世纪后期，金本位制被资本主义各国普遍采用，国际金本位制才自动形成。由于当时英国是世界经济和金融活动的中心，英镑与黄金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所以当时的国际货币体系实际上是以英镑为中心，以黄金为基础的国际金本位制度。

国际金本位制究竟在何时形成，其说法不一，但一般可以认为它大致形成于19世纪70年代，因为欧美的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一时期先后在国内实行了金本位制。

二、国际金本位制的特点和作用

1.在金本位制下，各国用黄金来对它们的货币定值，币值比较稳定，给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以准确的核算依据，这就促进了商品的流通和信用的扩大，从而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

2.各国货币都规定有含金量，它们之间的兑换率就由它们的含金量比例决定。例如：1美元的含金量规定为23.22格令，1英镑的含金量为113.0015格令，则英镑对美元的汇兑平价为1英镑=4.8665美元，这种兑换率叫法定平价。由于外汇供求关系，外汇市场的实际汇率围绕法定平价上下波动，其波动幅度不会超过平价加减黄金的运输成本。也就是说，汇率波动的最高限度是法定平价加黄金运输成本，即黄金输出点。若汇率超过黄金输出点时，外汇需求者则会购买黄金，输出国外，进行国际支付或套利。同样，汇率下跌的最低限度是法定平价减去黄金运输成本，即黄金输入点。如果低于这个点，黄金就会被输入。

3.国际金本位制自动调节国际收支。国际金本位制要发挥自动调节的作用，就要求各国遵守三项规则：一是各国应以黄金表现其货币价值，并以此决定各国货币的交换比例；二是各国的黄金可以自由输出入，各国金融当局应随时按官方比价无限制地买卖黄金和外汇；三是各国发行纸币应受黄金储备的限制，这就使各国的国内货币供给额因黄金流入而增加，因黄金流出而减少。在上述规则得到遵守的前提下，金本位制将自动调节国际收支。其调节过程如下：当一国发生对外收支逆差时，将引起汇率的变动，当变动幅度超过黄金输出点时，就会引起黄金外流，于是国内的货币供应量减少，导致物价和生产成本的下降，即本国产品的竞争力加强，这样就会扩大出口，减少进口，对外收支转为顺差，黄金就会流入；反观顺差国，由于黄金的输入使银行准备金增加，从而国内货币供应量增加，物价和生产成本均上升，这样会扩大进口，减少出口，对外收支转为逆差，黄金又会流向国外。最后纠正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制止黄金流动。这就是英国经济学家休谟于1752年最先提出的“物价与金币流动机制”。

4.促进国际资本流动。当一国发生国际收支顺差时外汇的供应将大于需求，外汇汇率下降，当汇率下降超过黄金输入点时，就会引起黄金流入，从而增加货币发行的准备金，增加货币发行量，于是银根放松，短期利率下降。当国内利率低于国外利率时，就会产生套利活动，促使短期资金外流。短期利率的下降一般也会促使长期利率的下降，引起长期资金的外流。如一国发生国际收支逆差，则情况刚好相反。这种资金流动，可以暂时改善国际收支，起到“缓冲器”作用，以减轻国内经济面临紧缩的痛苦。

三、国际金本位制度的缺陷

1.国际金本位制的自动调节机制并不像理论上所说的那么完善，其作用的发挥要受到许多因素的限制。首先，它要求各国严格遵守三项规则，而没有一个国际机构监督执行。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职能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就必然对经济实行政策干预，国际收支顺差的国家可以将盈余冻结，使之不影响物价水平，以便获得更多的盈余，于是调节负担全部落在逆差国身上。这样，价格与黄金之间的关系就被破坏了，从而金本位的自动调节机能难以实现。其次，一国发生顺差，不一定要输入黄金，可以利用资本输出，如对外贷款和投资来减少顺差。同样，逆差国也不一定总要输出黄金，它可以利用国外贷款来弥补逆差。这样，贸易失衡就难以通过双方货币供应量和价格的相反变动来得到纠正。

2.在金本位制下，国内的货币供应量要受黄金供应量的限制，而且世界黄金产量的波动直接引起价格的波动，不利于经济稳定发展。另外，由于新开采的黄金数量不足，金本位制不能保证货币供应量因经济发展的需要而相应增加，国内购买力只能在黄金增加的情况下才能增加。这就造成通货供应不足，而限制经济增长，因此金本位制带有紧缩倾向。

3.在金本位制下，为了实现外部的平衡，要以放弃国内经济目标为代价。比如国际收支逆差将使黄金外流，进而导致国内货币供应量减少，造成银根紧缩，从而对国内经济形成紧缩性影响，容易形成产业萧条和严重的失业。

四、国际金本位制的解体

随着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生产的发展越来越不平衡，资本主义矛盾激化，破坏国际货币体系稳定的因素也日益增长起来。到1913年末，英、美、法、德、俄5国占有世界黄金量的2/3，由于绝大部分黄金由少数国家占有，其他国家的货币基础就削弱了。另外，一些国家为了准备战争，政府支出急剧增长，大量发行银行券，于是黄金的兑现越来越困难，这就破坏了自由兑换的原则。在经济危机时期商品输出减少，国际收支逆差，引起黄金大量外流，各国纷纷限制黄金流动，这就使黄金不能在国际间自由转移。由于维持金本位制正常运行的一些必要条件逐渐遭到破坏，国际金本位制的稳定性失去了保证。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各国均实行黄金禁运和停止银行券兑现，而且实行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国际金本位制暂时停止实行。

五、一次大战后的金本位制

一次大战摧毁了金币本位制，但美国在战后不久就恢复了黄金的自由兑换。20世纪20年代中期，尽管金币不再流通，各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相继恢复了金本位，但此时的国际金本位制已不是战前的那种金币本位制，而是金块本位制或金汇兑本位制。英国于1925年实行金块本位制，法国于1928年也实行这种制度。在金块本位制下，货币单位仍规定含金量，但不再铸造金币和实行金币流通，只有银行券参加流通，银行券在一定数额以上才可按含金量兑换金块。例如，在英国，兑换金块的最低数量为相当于400盎司黄金的银行券（约合1700英镑）。这种币制的最大优点在于最大限度地节约了黄金，而以储备货币作为黄金的补充，有利于摆脱黄金产量对世界生产增长的限制。

金汇兑本位制亦称“虚金本位制”。实行金汇兑本位制的国家，国内不流通金币，而只能流通银行券，银行券只能兑换外汇，这些外汇在国外才能兑换黄金。实行这种制度国家的货币，与另一实行金本位制国家的货币保持固定的比价，并在该国存放大量外汇或黄金，以备随时出售外汇。显然这种币制带有依附性，因而一般为殖民地和附属国所采用。

由于一战期间停止了黄金的兑换，并且战后各国的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发展速度有很大差异，所以战后人为恢复的金平价和固定汇率并没有基础，它不是均衡汇率，因而很难维持。另外，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危机的加深，各国往往着重国内经济稳定，不愿遵守金本位制的“比赛规则”，因而国际收支的自动调节机能也失去作用。

1929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和1931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终于瓦解了国际金汇兑本位制。1937年以后，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实行任何一种形式的金本位制。

总之，国际金本位制的崩溃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各国政府干预经济违背了金本位制要求的自由竞争前提；二是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黄金分配不均，削弱了部分国家实行金本位制的基础；三是货币黄金的供应量不能保持与世界生产同步增长。

第二节　布雷顿森林体系

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美英等国就着手制定战后的经济重整计划，希望避免两次大战之间的那种混乱的世界经济秩序。美英两国都制订了目的在于稳定汇率，促进国际贸易与投资发展的国际货币体系方案。1944年7月，44个国家的300多位代表出席了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镇召开的国际金融会议，讨论了这些方案，最后签订了布雷顿森林协定。由此产生的国际货币体系也被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实力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45年，英国的民用消费品生产只有1939年水平的一半，出口额还不到战前水平的1/3，国外资产损失达40亿美元，对外债务达120亿美元，黄金储备降至100万美元。尽管如此，英镑仍然是一种主要的国际储备及国际结算货币。而战争结束时，美国的工业制成品占世界工业制成品的一半，其对外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3以上，国际投资急剧增长，已成为世界最大债权国，其黄金储备约占资本主义世界黄金储备的59%。

英国想保持它的国际地位，而美国想建立美元霸权，于是，两国政府都从本国利益出发，设计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于1943年4月7日分别发表了各自的方案，即美国的“怀特计划”和英国的“凯恩斯计划”。

凯恩斯计划希望保持汇率变动的灵活性，主张用班柯（Bancor）作为国际货币，由国际清算同盟（世界性的中央银行）进行多边清算，国际货币的数量由世界经济和贸易发展的需要来定，国际收支的顺差及逆差双方共同负担调节的责任。怀特计划主张较大的汇率固定性，用尤尼他（Unitas）作为国际货币，回到某种形式的金本位。1943—1944年，英美两国的代表团就国际货币计划展开激烈争论，最后由于美国的政治经济实力，英国被迫接受美国的方案，美国也对英国作了一些让步，双方达成协议。

1944年的国际金融会议通过了以怀特方案为基础的“联合国家货币金融会议的最后决议书”以及“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这三个文件总称为布雷顿森林协定，它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

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要内容

1.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国际金融机构，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它给国际协商和合作提供适当的场所，促进国际货币合作。IMF是战后国际货币制度的核心，它在会员国之间融通资金，从而有利于扩大国际贸易，它的各项规定构成了国际金融领域的纪律，在一定程度上维护着国际金融的稳定。

2.规定以美元作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实行美元—黄金本位制。首先，美元直接同黄金挂钩，规定1美元等于0.888671克黄金；其次，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规定与美元的比价，比价不得随意变动。这种“双挂钩”使美元成了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

3.IMF规定了各国货币汇价的波动幅度，即各国货币对美元的比价一般只能在平价上下各1%的幅度内波动。各国政府有责任把它们的货币汇率维持在这一波幅以内，只有在一国国际收支发生“根本性不平衡”时，才允许进行汇率调整。所以这种汇率制度叫做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

4.IMF向国际收支逆差国提供短期资金融通，以协助其解决国际收支困难。规定会员国份额的25%以黄金或可兑换成黄金的货币缴纳，其余部分（份额的75%）则以本国货币缴纳。会员国在需要国际储备时，可用本国货币向IMF按规定程序购买一定数额的外汇，并在规定期限内以黄金或外汇购回本币的方式偿还所借用的款项。会员国认缴份额越大，投票权也越大，贷款能力也越强。

5.IMF协定第8条规定会员国不得限制经常项目的支付，不得采取歧视性的货币措施，要在兑换性的基础上实行多边支付。但有三种情况可以例外：一是容许对资本移动实施外汇管制；二是在过渡时期可以延迟履行货币可兑换性的义务；三是会员国有权对“稀缺货币”采取暂时性的兑换限制。“稀缺货币”指在IMF的库存下降到其份额的75%以下的货币。

三、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评价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国际货币合作的产物，它消除了战前各个货币集团之间互相对立的局面，保持了相当稳定的国际汇率，这为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实行的前20多年里，世界经济增长迅速，这段时期被称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个“黄金时代”。这虽然是由许多客观条件造成的，但与布雷顿森林体系所营造的稳定的国际金融环境是密不可分的。

但布雷顿森林体系也有其内在的缺陷。首先是体系结构本身存在着国际清偿力短缺与信心的矛盾，即“特里芬难题”。简单地讲，日益增长的国际清偿能力的需要要求美国增加其逆差，但逆差增加又使美元的持有者怀疑美元将对黄金贬值，从而引起信用危机。其次，美国可以利用美元负债来弥补其国际收支逆差，而美元是基准货币，即使美元汇率偏高或偏低，也不便作出调整。另外，顺差国也不愿其货币升值，逆差国不愿贬值。所以国际收支失衡难以依靠市场力量自发调节。再次，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和稳定汇率都与国内经济目标相矛盾。

四、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建立在美元霸权地位之上的，美国为维护其自身利益，进行大量的对外援助和投资，而外援的后果却是美国经济和技术优势的逐渐丧失，从而导致美国国际收支逆差及美元地位的衰落。60年代以后，美元危机频繁爆发。

1960年10月爆发了战后第一次美元危机。美国为维持黄金价格和美元的地位，联合西欧7国建立黄金总库，以减轻对美国黄金库存的压力，但未能加强对美元的信心。20世纪60年代中期越南战争爆发后，美国国际收支进一步恶化。1968年3月，美国黄金储备降至大约120亿美元，只够偿付其对外短期负债的1/3，于是爆发第二次美元危机，半个月内，美国黄金流失就达14亿美元。此时美国政府被迫停止按35美元一盎司的官价向私人出售黄金。60年代末，美国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1971年一向顺差的经常账户首次出现巨额逆差，又引发了几次抛售美元、抢购黄金的浪潮。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政府宣布停止兑换黄金。这样，不管是私人还是各国中央银行都不能向美国兑换黄金，美元—黄金本位就失去其根基，布雷顿森林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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