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明高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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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定义学习：应对未来挑战的战略宣言试读：
序言
一2017年5月25日，世界围棋大师柯洁对战人工智能“阿尔法围棋”（AlphaGo），第三局中，柯洁冲出对局室，在一个没人的角落泣不成声。他无法面对AlphaGo下出的“神之一手”，也无法面对自己注定失败的命运。在前一天的较量中，柯洁也输给了AlphaGo，虽然在前期布局时他处于优势地位。当晚，柯洁彻夜未眠，他思考着第二天在第三局对弈中如何才能反败为胜，哪怕只是依靠运气赢上一局。但是现在，一切都成了泡影，AlphaGo完美的落子，让柯洁感到了彻骨的寒冷，情绪失控的他在对局室外度过了难以承受的20分钟。那啜泣的20分钟应该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时段之一。零比三，战败的消息连同柯洁拭泪的照片很快就传遍了世界。它挑拨着人类的神经，不论是专业棋手还是普通观众，人们都如柯洁一样怀着复杂的心情。一方面，人们为新的科技已经超越了传统技艺而感到自豪；另一方面，被机器征服的忧虑也悬在人们心头，“阴魂”不散。伴随着机器人应用的增加，后一种情绪更是与日俱增。其实这已经不是人类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将被计算机取代了。每一次人工智能技术的飞跃，都伴随着争议。20世纪90年代，IBM的“深蓝”计算机战胜了人类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人们第一次陷入了对人工智能的恐慌。甚至在此后相当漫长的时间里，关于机器人发展出自我意志的科幻片也成了好莱坞最卖座的电影类型之一。如果你看过2017年火遍世界的美剧《西部世界》，那剧中不甘遭受人类奴役而奋起反抗的机器人一定给你留下了深刻印象。故事终究还是故事，到目前为止，人工智能还不具备人类的智慧和情感。学界普遍认为，人类恐慌的那一幕不论是在现阶段还是在可预见的未来，都还不会到来。机器带给人类的不是大规模失业，而是一个人类和机器共存、协作完成各类工作的时代。被机器征服或是背叛，只是停留在文艺作品中的幻梦而已。不过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在技术革命时代，我们又应该如何学习和发展，才能不被时代所抛弃？二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我们可以先回顾一下人类和机器的学习过程。人类是如何学习的呢？不同领域的科学家有着不同的解释。从神经科学角度出发，学习被定义为将经验进行编码转化成记忆的过程。人在学习过程中，大脑对外部环境进行感知，注意机制对感兴趣的信息保持关注，然后新知识通过记忆在既有知识的基础上通过检索被快速建立起来，最后通过神经元进行加工整理，形成难以被遗忘的长时记忆。人类不断地从生活经验中建立并整合知识，从而学会处理复杂的任务。在这一过程中，知识不断被检验利用，也使得人类可以通过少量训练快速学会新的任务。所谓“1万小时学习”定律实际上便是人类不断获取知识和修正知识的过程。如果抽象来看，这一学习过程实际包含这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在长时记忆中建立一个可检索的知识库；二是在交互过程中持续不断地更新知识库。以学习英语单词为例。我们学习apple这一单词时，会反复观看这一单词的写法，听它的发音，通过记忆，学会这一词的意义和用法。当下次再看到或听到apple时，大脑便会自动进行识别，对外输出。在与外界交互的过程中，我们又不断修正关于apple的知识，直到形成长时记忆。机器学习认字的原理也与此类似。计算机先把每一个字的图案反复学习多次（训练数据集），然后区别出某一些图案不同方面的属性和特性，并在计算机的“大脑”里，总结出相应的规律来（建模）。这之后，当计算机再次“看”到类似的图案，只要符合此前总结的规律，便可明白图案所要表达的意思。从训练数据集，到建模，再到学会识别文字的过程，便是“机器学习”。AlphaGo在击败人类冠军棋手之前，便这样学习了人类上千年的围棋经验和棋谱，击败人类也是意料之中。但是，以此判断机器人即将代替人类还是言之过早。计算机判断事物要基于建模经验，这就决定了它的判断无法像人类思维那样灵活，往往“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比如让计算机观察水沸腾的现象，可能会把“水沸腾顶起壶盖”这一结论作为“知识”储存在自己的“记忆”里，它不会由此联想发现蒸汽机的原理，更不会发明蒸汽机。李开复在《人工智能》一书提出“5秒钟准则”，即一项原来由人从事的工作，如果人可以在5秒钟内对工作中需要思考和决策的问题作出相应决定，那么这项工作有非常大的可能被人工智能技术取代。这是一个基于经验主义的判断，虽不精准，但是可以看出，人工智能技术对于需要缜密思考、周全推理和复杂决策的学习和工作还“力不从心”。鉴于此，我们可以把工作和学习的模式分为两种，一种是复杂的机械学习。比如一块瑞士表，其构造非常复杂和精密，但只要钟表工熟悉了它，就能照葫芦画瓢把它重新组织起来。比起人类，机器更擅长这样重复性的工作。而另一种则是创造性的系统学习，其特征是动态的、生生不息的，如泉水一般不断涌现。它虽然有着自己的规律，但是又不像机械运动那样可以被轻易掌握，它在不确定的世界中具备不可控性。人类想要不被机器代替，必须将更多的精力放在第二种学习模式上，在变幻多端的时代中重塑自己的学习能力。三不论是与人竞争，还是与机器竞争，抑或是与时代竞争，复杂的机械学习方式，已经不能满足当今社会的需要。特别是在商业领域，当下的企业家群体，普遍有一种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焦虑——学习焦虑。为什么会这样？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当你在某个行业做得很成功，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打法时，同行业内新的商业模式却在不断涌现，竞争对手往往更加年轻、思维更加开放、模式更为先进、盈利能力更为迅速。又或者，在组织结构上，职业经理人的流行模式在短短的几年间，又转变为股权激励和合伙人制。以往，一套行之有效的制造工艺、管理模式可以沿用几十年，但是如今，三五年甚至更短时间就会出现新的模式。面对这些变化，不论是普通员工、经理人还是企业创始人，无时无刻不处在焦虑之中。这种焦虑，催促着人们构建新的学习能力。管理大师德鲁克指出，现有企业领导者虽然知道如何管理，但是他们有必要学习如何成为一个企业家，如何去创新。每个企业家都面临着巨大挑战，那就是需要学习、再学习。如其所言，商场没有分秒精准的钟表，只有奔腾不息的激流。作为企业家，需要练就的不是按部就班地组装技能，而是游泳者搏击风浪的应变能力。面对学习带来的挑战，企业应该将其视为一种机会并加以利用。TCL集团创办人兼主席李东生也曾有过类似的经典论述。他表示，在变革加速的新时代，产业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一个又一个新科技、新理念正在冲刷大脑。企业家到底要靠什么来披荆斩棘、驾驭风险？李东生认为，只有改变自己才能够适应环境和市场的变化。企业掌舵者要有颠覆过去的勇气、信念和行动，依靠自己的正确判断与行动直指核心，确保自己的思想、战略和决策能够符合市场的趋势和企业发展的要求。唯有如此，人类才能拥有未来。四我们重谈学习模式，重谈认知革命，不是为了赶时髦，而是真切感受到了这种急迫性和必要性。强调认知革命，归根结底还是为了让我们重新认识自己和急剧变化的新时代，当这种认知发生革命性变化时，我们就能在时代变迁中建立起强大的学习力，寻到新商机并取得新胜利。本书颠覆传统知识理念，对知识赋予了新的定义。认为知识是有时间价值的，在进入市场时会发生“蜜糖效应”，新的市场商机需要从知识的时间差中找寻。首先，知识是有时间价值的，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贬值。市场在时间、空间上的不对称性信息需求，使当时的知识总比未来的知识更重要、更具有经济价值，知识创造是越早越好。而将掌握不对称供需知识的人与生产、创造新产品知识的人连接在一起，也更能转化出“知识经济”。其次，知识似蜜，最后是水。知识刚进入市场时，像蜂蜜一样，只有少数人能够尝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流淌到更广的范围，让更多人分享到甜美的味道。在这个过程中，蜂蜜的价格将会被抬高。最终，知识会像水一样均匀地覆盖大众。它的价格自然会降低，趋于平稳。商机就出现在蜂蜜流淌的过程中，往往和需求相伴而生，需求差带来商机，带来机会。所以，越早获得知识价值差的人，越能获得胜利。最后，知识从“获得”到“应用”也有时间差，将知识转化为产品的过程，并非越早越好。产品生产会受到市场环境、企业内部环境、国家政策环境等宏观因素影响，造成市场商机的变动，在这个过程中，知识的应用转化就需要有时间差的判断。快一步是“先烈”，快半步是英雄，这是商业领域的一条“自然规律”。那知识的价值如何体现？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切入阐述：一是知识的保护规则——知识产权。企业家只有了解了知识产权，才能认识到知识创造与应用的平衡点，才能对一时兴起的市场概念背后的规则进行考量判断，利用规则努力让自己站在最先尝到蜜糖的地方，以获取最大的时间价值。二是企业创新的两大路径。主要体现在纵向创新和横向创新两方面：纵向创新强调知识产权的厚积薄发，要求企业要重视专利的研发保护；横向创新强调突破传统思维，重视用技术发掘更多应用场景进行产品转换。企业家只有了解创新路径，才更容易理解如何利用知识创造全新的客户需求，找到发展新道路。本书每一章的内容都是以变革为背景，如果没有变革，本书也就失去了意义。在具体结构上，第一章从知识的演进开始，追溯知识的源头，了解知识的发展脉络及其与商业发展、经济发展之间的密切关联；第二章聚焦商业学习力，探讨什么是主动学习，为什么要系统学习等；第三章探讨在变革的时代里，领导者应该学什么、如何学；第四章从组织学习的角度，讲明组织学习对于未来企业的重要性，以及应该如何打造学习型组织；第五章通过讲述永续学习、学习成本、学习误区、学习习惯等重要话题，展开关于未来学习变与不变的讨论。第一章 认知演进：商业如何受知识影响
大浪淘沙，沉者为金。时代是一辆永不回头、永不停留的列车，穿梭于天地万物之间。人是这辆列车上搭载的乘客，也是这辆列车最大的推动力，但却始终不能改变人类个体稍纵即逝的必然性。然而，即便如此，人类依然前仆后继，从来没被时代的洪流和最终定数所吓倒，为什么？因为我们坚信时代会越来越好，那些不快的阵痛甚至是种种失败，只是我们作为时代推动者应该且必须承受的。生在当今这个时代，我们应该感到庆幸。纵观人类几百万年的发展史，从未有过哪个时期能像今天所处的时代这样先进、这样通达，也从未有过哪个时代比当下的各种革新速度更快。其实，人类进步的过程就是一种先进文明替代另一种落后文明的过程。知识则在其中不断积累、提炼、演化、运用和丰富。知识应用于某一场景、某一领域中，就会变成一种技术，技术反过来又会在应用、发展中产生新的知识，两者相互促进。人类用300万年中绝大多数的时间来“阐述”远古时期和农耕时代的福利与弊端，但只用了不到250年的时间就走过了工业革命。如今，我们更是快速进入信息大爆炸和人工智能时代。毫不夸张地说，时代列车的前进速度如此之快，堪称史无前例。我们在庆幸自己享受着人类高度发达文明的同时，也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自身对知识的革新速度必须随之加快，否则时代列车会毫不犹豫地抛弃我们。有革新，就要有学习，有学习就要有知识，这也是每个时代进行革新的必经之路。今天的我们，更是如此。我们一边要推动时代继续发展，一边也要适应时代的变化。人类始终在摒弃与发扬、肯定与否定、自我革命与迭代中进步，这一定律，亘古不变。知识发现的过程就是一部商业发展史
为什么要认识知识？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知识看起来越来越多的当下，为什么人们的知识焦虑症反而更严重了？这种焦虑本质上折射了人们在知识运用上的困难和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变化越快、方向越不确定的时代，人们要适应它所需知识的灵活度就越高。春江水暖鸭先知，相比那些拿着稳定工资的职员来说，企业家的“脚蹼”深入社会经济的洪流之中，他们能更深刻地感受到这种快速变化所带来的挑战。到底趋势会去向何方？如何才能把握先机？如何才能最有效率地运用知识解决企业遭遇的种种难题？在企业生产力要素的图谱上，答案有时指向生产模式或产品创新，有时又指向组织内部的管理，这似乎让企业家们有些茫然。事实上，所有可能的回答都与知识密切相关。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Peter F.Drucker）曾仔细地分析了“知识”与近现代高速发展的经济之间的关系，认为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知识应用于生产工具、生产流程和产品创新，从而产生了“工业革命”；第二个阶段，知识以及其被赋予的含义开始被应用于工作中，从而引发了“生产力革命”；第三个阶段，知识被用于知识本身，从而产生了“管理革命”。简单来讲，企业经营中遭遇的种种障碍，很多前人都已经经历过。他们总结了无数的经验，将其存放于知识的“矿山”中，等待着作为后来者的我们去开采。而认知能力的高低则决定了我们如何对待这些已经存在的知识矿藏。有的人忽略山中有矿的事实，有的人只知道在需要时去开采，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可以将矿藏开采出来并进行二次加工，灵活组合后重新投入使用。所以如果你的企业遭遇了某种无法逾越的障碍，或许并不是那个障碍无法逾越，而是你缺乏对知识的开采力，以及开采出来进行二次加工的能力。很显然，此时你需要培养并提升自己的学习力了。《第三次浪潮》作者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认为，“21世纪的文盲，不再是那些不能读和写的人，而是那些不能学习、不能归零和不能重新学习的人。”我们都知道“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就是力量”，可仅仅知道这类口号是无用的，如果我们无法透过表象看到知识的本质、了解它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以及它以何种方式推动着时代巨轮滚滚向前，我们自然也就无法理解这两句话的内涵，更不会明白知识真正的威力是什么。“你参悟多久的历史，才能看到多远的未来”，回溯过往，人类的知识发展史与商业发展史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下面，本书将为你展开这幅关于人类认知与商业发展螺旋交织的历史画卷。｜康德的颠覆性知识论｜关于知识的定义历来存在争议。在哲学领域有关知识的著作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之一是柏拉图（Plato）的《泰阿泰德篇》，他在书中发展了知识的定义，认为知识是“被证实的真实信仰、被相信的事物”。苏格拉底认为这还不够，比如某个病人相信他身体会好起来，最后即使他的身体真好起来了——这一事实也不能说明病人拥有某种知识。《泰阿泰德篇》认为，知识的重点在于“证实”。认识论所解决的问题就是怎样恰当地证实真实的相信。在哲学史上，知识都意味着对“被证实有绝对真实性”的相信。任何缺乏绝对真实的都叫作可能的观点。这种提法在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的《哲学的问题》中还被延续着。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对知识本质的认识也在不断地发生演化。16世纪，文艺复兴推动了人们对知识确定性的追求。17世纪开始的启蒙运动则重新建构了被宗教解构的知识世界，形成了以人为本的解放思想运动。在这一时期，以牛顿经典力学体系的建立为标志，近代自然科学走向了成熟，并达到了第一个高峰。18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在认识论历史上，完成了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康德颠覆了古希腊以来的整体思路，提出关于某个事物的知识实际上是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在他的定义中，真正的知识都是经验知识，离开经验谈不上知识，但知识又不一定源于经验。怎么理解呢？比如，婴儿在出生时就已具备某种程度的认识能力，正因为他拥有这种能力，他才能慢慢学会人类的语言，形成认知。如果我们像对待婴儿一样对待另一种动物，它仍是学不会人类语言也无法拥有人类认知的。同样，如果我们从小就把婴儿交由一群狼抚养，那他也无法习得人类的语言和基础认知。这样的案例确实存在，被动物抚养长大的婴儿只能像动物一样行动，他们在失去人类生存经验的同时也失去了对“知识”的认知。由此我们知道，父辈的经验知识本质上存在于每个人的脑海中，但要灵活运用，也需要后天慢慢摸索，这点尤为重要。当我们定义一个东西时，往往不是站在它的内部看它本身，而是要从它的外部来看它所处的位置、所发挥的作用。这样下定义才更恰如其分。追求绝对真实其实意义不大，正如尤瓦尔·赫拉利（Yuval Harari）在《人类简史》中所揭示的那样：智人一直就生活在一种双重现实之中。河流、山川这种客观存在的现实是一种，国家、宗教、企业甚至金钱又是另一种。后者的本质只不过是人类群体的“共同想象”。它们并不绝对真实，但它们实实在在地推动着人类文明。康德带给我们的另一个重要启示是：知识总是呈现为判断的形式。比如，古希腊数学家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提出的“地球是球体”，这是一种知识。但单说“地球”或者单说“球体”，它们只是概念，不能成为一种知识。就好像我们脑海中有无数个独立、散乱的乐高积木，单个积木不是知识，只有将积木进行拼接才能形成知识。事实上，知识还能继续不断地拼接、组合，进而形成更大的知识块。这些知识块通常代表着规律、规则、方法论或关系体系。不同的知识块继续拼接、组合，可以发展成更大的网，从而形成不同领域的知识体系。不过，随着时代的更迭，拼接组合成的知识体系也在不断变化，其中一些组块被拆卸掉，一些新的组块被拼接了上去。譬如，物理学最初依靠牛顿经典力学解释世界，当人们发现无法用它解释微观世界的粒子运动时，量子力学的知识组块被逐步构建出来。当发现无法用此前的理论解释超高速运动的天体时，广义相对论诞生了。但历经几个世纪的研究，物理学家们依然无法解释“是什么引发了宇宙大爆炸”。知识体系——尤其是现代科学知识体系正是靠着这种拥抱“未知”的心态步步向前。｜知识可以繁殖｜关于人类和其他物种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答案并不是意识、思想、语言或者使用技术的能力。科学家们已经证实，这些给人类带来优越感的要素，其他动物也有，就连学习力，也不是人类独有的。事实上，根据分类方法不同，可以将知识分成不同类别，比如可繁殖的知识和不可繁殖的知识，而前者的价值比后者大很多。数十年前，科学家曾经驯养过一只叫亚历克斯的非洲灰鹦鹉，教它说最基础的英语，并且认识颜色、形状等。在亚历克斯去世前，它已经能够识别50多种物体，掌握100多个单词，智商相当于一名4岁儿童。动物能够思考，也能说话，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只是相对于人类来说，能力弱一些。作为人类，我们真正的优势来自于我们拥有高度复杂的文化和知识。这样的文化和知识产生于人类进化过程中，每一次先进技术的创造和普及，都让我们获得了更大的竞争优势。人类的繁衍生息和兴盛发展，都基于文化的进化和知识的更新。文字的出现无疑是推动人类智力发展的重要因素。当知识用文字的形式保留之后，时空的限制就被打破了，人类的智慧得到了更广泛的流传，这极大地突破了口口相传的局限。不管是甲骨文还是罗马字母，又或者早期来自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楔形文字，都是助推人类知识传播的重要工具。文字魅力的完全展现，是在印刷术发明之后。东汉元兴元年（公元105年），蔡伦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用树皮、破渔网、破布、麻头等作为原料，制成了适合书写的植物纤维纸，改进了造纸术，使得纸成为书写材料，逐渐替换了笨重的竹简和木牍，以及昂贵的缣帛。不过，造纸术的发明并没有解放人类的双手，大家还是要一个字一个字地完成书写，需要耗费较长的时间。直到公元八九世纪，在经济实力达到鼎盛的唐朝，出现了雕版印刷术，可以完成整部书籍的印刷工作。此后，随着大量文本资料的印刷出版，文化、知识和技术的传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在此过程中，知识及思想的普及极大地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程。就像最初执迷于工具制造一样，人类对文化的传播也达到了迷恋的状态。从西班牙、葡萄牙建立海上霸权，到英国农业革命、工业革命，每一次世界格局的巨大变化，都体现着人类对文化传播的强烈愿望。人们的学习力，也在一次次文化传播中快速提升。如果我们穿越到中国的春秋时期，问孔子“哪里是新大陆”，博学如他恐怕也只能满脸茫然。同样，如果我们来到大航海时代，问哥伦布“iPhone可以拿来做什么”，他也完全答不上来。不仅如此，他俩甚至连“新大陆”“iPhone”这两个词具体表达什么意思都搞不清楚。孔子和哥伦布想要回答我们的问题，必须先弄明白“新大陆”和“iPhone”到底是什么，这强调了概念的重要性。概念不是知识，但概念是构成知识的基础。我们研究任何问题，必须首先和他人在重要概念上达成一致。统一概念的过程就是人们将大脑中的思想进行复制、粘贴的过程。你的脑海中有一个A知识，它包含了A1、A2、A3三个概念。我的脑海中没有A知识，那么我获知A知识的前提就是先获知你大脑中A1、A2、A3三个概念点。当我将概念点统一复制到自己的大脑中后，我依然没能真正拥有A知识，除非你将A1、A2、A3之间的关系也详细解释给我，我才能初步接收到A知识。“初步接收”的意思是，我还没有真正实践验证这个知识，虽然它已经存在于我的大脑中，但很有可能出现两种情况：要么前面三个概念点我没能透彻理解，要么概念点之间的联系我没能完整消化——概念间的联系非常微弱，如同风中摇曳的烛火，一阵风刮过就熄灭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知识没能内化。假如概念理解得很透彻，建立的联系也很稳固，并且我对这个知识深信不疑，那会发生什么呢？我会将这个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反复验证它，发挥它的效用。而在此过程中，我运用的方式和你之前运用它的方式多半会有所不同。因为知识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呈网状，还会与其他知识有联系。它还有可能与其他知识相结合，形成全新的组块。由于我们脑海中原本存在的知识网络并不相同，将A知识放进去后，构建出的新组块、新网络也必然不同。如果仔细观察以上知识传递的过程，我们就能发现：知识在每个人头脑中会不断地裂变和繁殖。同一个知识被两个人分享就能带来这么多的变化，如果同一个知识被分享给N个人，多个知识被分享给N个人呢？可想而知，其裂变繁殖的数量会呈指数级上升。值得一提的是，新形成的组块和网络其实还不是真正的知识。它们只是暂时一个个散落于不同人头脑中的新想法。直到这些想法进入公众领域，经由不断传播被群体试错和接受，才成为知识，然后继续流传，影响更多的人。可以说，传播实现了知识的延续性创新，它在知识创造和应用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这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知识得以慢慢积累更新，领域慢慢扩大，从而推进新技术和工具的发展。通常情况下，一个人接受的教育越多，内化于自身的知识网络越宽广，接收到新知识后创建的联系就越多，他也就越能产生出更多新想法，进而将其验证转化为新知识。不但人如此，连人工智能也是如此。比如，已创作超过100万首诗歌的机器人小冰所写的诗篇能通过图灵测试，并打败当今杰出诗人，正应验了中国的古话“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当前，机器人小冰还在以超越人类的速度进行深度学习和机器学习。我们知道，知识有两个主要传播方向：时间维度的纵向代际传播和空间维度的横向人际传播。纵向传播确保了知识的纵向积累，让知识不至于随着时间流逝而消失；而横向传播则大大提升了知识存活率。一方面，自出现文字以后，知识便得以突破时间的局限，代代积累和演进。科学巨人牛顿说他“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正是对知识纵向传播的肯定。任何领域的知识体系都凝结了历史上无数代人的智慧结晶。后来人可以不用再反复推导前人已经验证过的知识块，而只需在上面添砖加瓦。由此，知识增长的效率大幅提升。另一方面，知识通过横向传播的形式被数量庞大的群体所接收。当其裂变到很多人头脑里时，即使其中一些人没能将这些知识内化或是遗忘了，也还有其他人会记得和消化。并且，如果获得知识的群体数量足够大，知识创新的可能性就会很高。横向传播还保障了知识的存活与繁衍。只要某个知识对人类的效用还存在，它就总会被人以各种形式和渠道继续传播下去。能够同时获得纵向和横向传播的知识通常具有普适性，它们常指向一些永恒的“大问题”。如果把人类知识看作一张巨大的网络，这类知识就是位于核心枢纽位置的点。它们延伸出纷繁复杂的支线，并为后来者提供有力支撑。倾向于进行纵向传播的知识通常具有群体性，它们在拥有更多文化共通性的群体中传播；而倾向于进行横向传播的知识则更具时效性，热潮起时，它们可以以极快的速度传播到极广的范围，可一旦势头过去，它们的价值就会快速回落。但无论如何，不同类型的知识总会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繁殖和传播渠道。在繁衍过程中，知识之网被无止境地拓展，超越种族与国家的界限。知识的繁殖也有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这正如竹子的生长一般，竹子在最初的四年时间里，只长三厘米，而从第五年开始，它会以每天三十厘米的速度疯狂地生长，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能长到近十五米。其实，在前面的四年，竹子将根在土壤里延伸了数百平方米，每一根破土的竹子就好比一个个纵向传播的知识形成的分子学科，而那数百平方米的竹根好比横向传播的基础知识。此外，人们逐渐发现，不同群体创造、吸收、转化、利用知识的效率是不同的。更重要的是，运用不同的工具作为传播载体，知识将获得不同量级的繁殖效率。这其中，社会文明、制度规则以及工具载体的差异会深刻作用于知识的创生和转化。个中奥妙，还得从科学与科技的关系说起。｜知识就是力量｜知识的力量突出表现于它的实用性，也就是将知识研究转化为技术应用的能力。或许，一个人发明了什么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能否将这种发明投入到相关产业并进行应用，让它帮助人们提升生产效率，改善当时的生产力状况。今天的我们可能很难想象，直到16世纪初，科学研究与科技应用还是两个毫不相干的领域。当时的情况是，不管东方还是西方，研究领域的学者们普遍服务于权力阶层，为满足他们的喜好，维持现有秩序而进行研究。这就导致研究的结果通常都是些闭门造车的东西，没什么实用价值。随着民间商业组织的蓬勃发展，身处不同行业的商品供应者都在摸着石头过河。他们为响应客户日益增多的需求绞尽脑汁。马车夫会琢磨什么款式的马车更轻便灵活，鞋匠则会想办法解决不同人对鞋底厚度的要求。为了商品销量更好，商人们会试着投入一些资金去完善自己的产品，满足客户需求。但基于现实条件限制，当时的商品供应者的受教育水平普遍不高，很多根据民间智慧诞生的发明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虽适应一时一地，但无法经受时间的考验。到了17世纪20年代，英国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科学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发表的著作《新工具》第一次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科学宣言，但事实上培根的宣言还不在当时普罗大众的认知范围内。一直到19世纪前后，知识才真正显露出它的威力。发源于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推动英国快速进入机器化时代，欧洲各国及美国也紧随其后。出于政治、军事及工业化应用的需要，诞生于西欧的科学革命开始以势不可当之势席卷全球。领袖、政客、将士、商人纷纷认识到知识的威力。科学研究走到了时代的聚光灯下，科学研究者们首次获得了庞大的资金支持。同时，不同于闭门造车的旧知识时代研究者，这些科学信徒们既目标明确又懂得自己的缺陷。他们秉承严谨的科研态度，以实证观察为基础，大量运用数据工具来论证自己的观点。知识组块开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上叠加。二十多年前，德鲁克就提出，“在新经济中，知识不仅是与传统生产要素——人力、资本和土地——并列的资源，而且是今日唯一有意义的资源。”新型社会的独特之处在于，知识成为了最重要的资源，而不是一般资源。与德鲁克同时期的管理学者阿尔文·托夫勒和罗伯特·奎恩（Robert Quinn）也持类似的观点。在《权力的转移》一书中，托夫勒就写道：“知识是高质量权力的源泉以及权力推移的关键所在”，他坚信知识最终会取代其他资源。而奎恩则表明，现代企业的经济和生产能力不是集中在硬资产（如土地、厂房和设备）上，而是应当放在知识和服务的软实力方面。如今，德鲁克所预言的“知识社会”已经来临。未来，知识的力量将带来更大的改变。知识的力量本质上不可见，但实践后产生的效果可以被衡量。当知识被实践到某一领域后，就会转化成生产力，呈现为清晰可见的实践结果。人们运用知识，往往能找到更有价值的实践路径，从而提高生产力，推动事物发展。比如，1945年7月16日上午5时29分45秒，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在新墨西哥的阿拉莫戈多被引爆。人类在知识革命中再次获取了巨大的新力量。从这一刻开始，人类拥有了结束世界历史进程的力量。同年8月6日和9日，美军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分别投下一枚原子弹，迫使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人为克服国土面积小、资源匮乏的劣势，积极研究资源转化技术，如废渣提取利用技术等。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股资源创新、精细化管理和再利用的技术热潮，其生产不断走向集约化和精细化。又比如，为提高一块土地的价值，我们可以努力提高它的自然生产力。原本亩产1000斤水稻的土地，现在能不能增产到2000斤或者更多？运用相关知识实现增产目标，这就是知识力量的体现。知识的力量还可以改变自然界内在生长规律。一位企业家跟我分享过一个案例。他的公司主要做食品加工，有一款产品需要用到大量鲜果。鲜果每年总有几个月会出现供应类型不足的情况，过去通常靠冷藏应季鲜果和培育反季鲜果来延长鲜果流通的时间。后来他发现一个怪现象：市场上没经过冷藏处理的应季鲜果也能流通很长时间。那么，是什么延长了鲜果的“寿命”呢？原来，农民为提升产品价值，利用知识技术改变了作物成熟的时间。以前鲜果成熟周期是两个月，周期过后，市场上便没有这种鲜果的流通了。但现在，鲜果成熟期可以延长至三个月或更久，在市面上的流通时间也就更长。在个体发展过程中，经验积累上升为知识，知识推动人类去运用，只有经过实践应用的检验后，知识才能体现出最大的价值。实践出真知，知识一直处于一个不断被验证的过程，从而慢慢找到一条获取力量的道路。时光倒退到80年前，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这位当年的“中国通”一定想象不到今天的中国会呈现出这样一幅画面——高铁、网购、移动支付、共享单车，正在成为外国青年最想带回家乡的中国“特产”。这些新事物不仅让世界见证了中国科技创新的巨大力量，也让中国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中重返世界舞台的中心。知识演进塑造人类文明
我们可以用很多不同视角俯瞰人类历史长河，追问为什么是人类而不是别的物种成为“万物之灵”，追问为什么我们能与地球协同进化成今天这般繁荣模样？在众多可能的解释中，我更倾向从“知识演进”的角度为人类历史提供注解。这是一种更朴素、更本源的解释，它拒绝为人类赋予莫须有的光环。如果非要说人类有什么特别之处，那就是从远古开始，人类在误打误撞中拥有了“两个世界”——想象世界与现实世界，并且一直在其间自由穿梭，仅此而已。今天的我们早已混淆了想象世界与现实世界。我们认为某个国家或企业是真实存在的，而这正是“两个世界”高度融合的表征。我们再也不必自己计算两个大数相乘后的结果，有太多工具可以协助我们完成这件事。这些当然是极好的事情，它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轻松，也让生产效率得到大幅提升。但安逸之下暗涛汹涌，似乎已经没有一张知识之网完完全全地属于人类。信息、工具高度发达后“替换”掉了很多存放于人脑中的知识模块。我们甚至开始遗忘——它们原本是多么让人类引以为傲的瑰宝。作为新时代的企业家，我们有责任和义务让科技工具成为构建新知识模块的基石。下面，我将为你还原这段从分裂到融合的知识演进的历史。毕竟，任何创新，都从历史开始。｜远古文明：知识能力的觉醒｜人类发展史本身就是一部知识文明发展史。从远古时期，我们就开始了知识文明的积累。这种积累，一步步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不可否认，人类所有的发展全是基于前一时期的知识文明而来的。从第一个直立行走的人，到石器工具的出现，再到火的使用，都是远古人类发展史中知识文明的重大发展。所以，谈及知识的起源，我们就必须追溯到远古文明。因为很显然，知识是从现象的观察、归纳和总结中提炼出来并留存下来的，而从已经被发现的远古文明来看，远古人已经具备了这样的能力。约450万年以前，第一个直立行走的猿人诞生了。直立将猿和猿人区分开来，也就有了今天的我们。对于我们来说，这可能是一个极其久远的历史，但对于当时的猿人来说，这是第一次大范围的知识运用。通过长时间观察，他们发现：用两条腿走路可以获得更好的视野，同时还能用双手拿石块，完成攻击和防御的任务。于是，越来越多的猿选择直立行走，这就是最初级知识传播的一种结果。正如罗宾·邓巴（Robin Dunbar）在《人类的演化》一书中所说，我们和其他猿类共享一段漫长的进化历史，我们有着相似程度极高的遗传基因以及相似的体型外貌，我们都有发达的学习和交流能力，我们也共同拥有群居狩猎的生活方式。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能说明我们就是猿猴，我们和猿猴之间存在着一系列巨大的差异。而石器时代的诞生意味着人类开始使用工具，这正是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所在。直立行走和使用工具，这两项革命性能力有什么联系？没错，如果我们把人视为一个整体，直立行走本质上就是将整体的一部分和另一部分拆分开来，赋予它们不同的任务；而使用工具则是在整体之外增加一部分东西。用今天的话说，一个是做减法，一个是做加法。当然，我们并不清楚远古人类决定要这么做的原因以及原因里是否包含了“思考”的成分，但我们似乎能隐约看到选择背后已经诞生的“知识”的雏形——联系事物的能力。如果这种说法太过牵强，那火的使用再次强化了我们的推测。大约55万年以前，人类开始使用火。如果说对石器的运用是工具形式的体现，火则是人类对自然界认知的一种跨越。从发现、观察和使用自然之火，到利用钻木、燧石摩擦起火，这种进步的伟大性不言而喻。我常好奇第一个试图钻木取火的人是怎么知道快速摩擦可以出现火星的？会不会是把某个偶然起火的现象和高速摩擦联系起来了呢？虽然没有答案，但这不失为一种可能的解释。火的使用，把人类从茹毛饮血的生活环境中拉了出来，也让人类打破了自然界的设定，可以在寒冷地区生活繁衍。在此之前，人类对火的感知更多的是一种敬畏和恐惧，认为那是上天在发怒，但是通过对火种知识的了解，人类对这种使人恐惧的现象有了更清晰的认知，人类对大自然本质的认知也就在那个时候开始了。万事开头难。如今我们处在这个高度发达的社会中，火已经是我们生活中最平凡的事物了，但对于我们的祖先来说，这是一种颠覆性的认知。既然是认知的颠覆，也就有了知识的传播，尔后不断积累知识。所以人类经历了几十万年的发展，到了我们这一代，科技才有了质的跨越，而如果没有人类祖先最初对知识的积累和传承，或许现在我们还在为如何生火而发愁，谈何科技革新？｜农耕文明：知识能力的升级｜自从人类开始使用工具，人类代代相传的知识体系便稳固地建立起来。对历史上积累下来的知识的运用，让人类开始在自然界中称王称霸，也让站在食物链顶端的人类数量开始急剧上升。大量人口诞生意味着更多的食物消耗，原始社会时期人类生产力低下，自然界中没有那么多天然生长的食物供人类消耗，于是，食物不足客观上把人类从远古时代推向了农耕时代，农耕文明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约一万年前，地球上开始涌现出农耕和畜牧行为。农耕文明的诞生得益于人类对石质器具知识和自然知识的运用。人类用石器创造出了诸如犁、铲之类的生产工具，又从自然季节的变化中总结出气候规律，使得农业耕种成为可能。之后，世界上先后出现了几个各具特色的农耕中心，比如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中国的黄河流域、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内陆等。随着农业逐步取代采集和狩猎，人类开始了定居生活。农耕知识的运用，让人类彻底脱离了靠打猎为生的生活模式，部落形式的生存模式让人类的生产力大大提高，农业时代也展开了新篇章。人类有了耕种知识和定居生活之后，生活的维度变得立体和丰富起来。紧接着，人们发现了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个人的力量总是有限的。一个人如果掌握了关于气候和石器工具的知识，可能就很难精通烹饪和打猎的知识。而当群居生活成为现实后，在一个村子里完全可以你负责挑水、我负责砍柴、他负责种地，劳动分工也应运而生。在古代，兵强马壮的国家一定是农业高度发达的国家，“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是用兵打仗的策略，也是国家发展策略的缩影。自古“民以食为天”，农业知识的传播就成了人民发展农业的保障，民富则国强。相对于原始文明来说，农业文明是更发达的社会形态。这一时期的人已经可以稳定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但人类的追求并没有止步于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农业时期的人不再满足于这种刀耕火种的劳作方式。于是开始有人研究用机械代替人的劳作，从而满足人类更舒适的生活需求和更高效的社会发展需求。事实上，这是另一种形态的知识加法。工业机器只是将石器时代的工具意识进行了拓展而已，原本的知识节点和知识网络形态几乎没变。于是，在人类的又一次知识迭代后，工业革命爆发了。｜工业文明：知识能力混合拓展｜随着时间的推移，低效率的传统人力劳作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于是越来越多人投身到对工业知识的探索中。通过人们不断积累工业知识，工业文明取代农耕文明的趋势也在社会生产中逐步体现。纵观整个人类工业发展史，三次大的工业革命把人类推向高速发展时期。1765年，纺织工詹姆斯·哈格里夫斯（James Hargreaves）发明“珍妮纺织机”，揭开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序幕。1785年，瓦特创造的改良型蒸汽机投入使用。以蒸汽机广泛使用为标志，人类社会进入了“蒸汽时代”，开始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时代过渡。蒸汽机本质上实现了燃料的化学能转化为蒸汽的热能，然后再转化为机械能的过程。以蒸汽机的知识理论为基础，火车、轮船等一系列机器相继诞生。机器化大生产解放了人类劳动力。从此，单纯依赖肌肉力量创造生产力成为历史。第一次工业革命对社会生产各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比如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实现产品标准化、推动生产规模化、使产业分工清晰化，等等。经济发展还带动了城市的出现，很多现代意义上的城市，都是从那时候起步的。从这一时期开始，原本独立的知识呈现出了混合发展的态势，人们对知识的分解和整合能力快速提升。比如，人们将蒸汽机知识和马车制造知识结合，制造出了火车；将蒸汽机知识和造船知识融合，发明了轮船。人们发现，各学科、行业知识的碰撞融合可以产生强大的威力，生产出此前从未见过的产品。由此，人类不仅可以探索世界，还可以创造世界。19世纪，电磁学理论知识取得重大进展，人类认识到了磁力与电力间可以相互转换。19世纪60年代，德国人维尔纳·冯·西门子（Ernst Werner von Siemens）提出了发电机的工作原理。到70年代，实际可用的发电机问世，第二次工业革命正式开始。电器开始代替机器，成为补充和取代以蒸汽机为动力的新能源，人类能量转换能力再度升级。以电力技术知识为基础，电灯、电车、电影放映机等产品纷纷登上历史舞台，电话的发明更是推动“电力革命”进入高潮。人类首次突破空间限制，远隔千里的人们能够用电话直接交谈。此外，交流电的发明让没有产电能力的地区受益，这是人类对工业知识更高层次的运用。知识的高度发展有力地促进了相应的商业进程。1870～1890年间，美国一举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国，卡耐基、洛克菲勒和摩根这三大富豪都是在这个时代起家的。他们的创业时间都在1860年左右，年龄在25岁到35岁之间，分别代表了美国的钢铁、石油能源和金融行业。第三次科技革命是人类文明史上继蒸汽技术革命和电力技术革命之后科技领域里的一次重大飞跃。它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及生物工程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是涉及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等诸多领域的一场信息控制技术革命。第三次科技革命发生在1950年前后，以计算机的发明为代表。这一时期，大量创新企业登上舞台。比如1939年，惠普在帕罗奥多市的一间车库里诞生，第一个产品是声频振荡器。在30年的发展历程中，惠普研发过信号发生仪、雷达干扰仪、高速频率计数器、电子医疗仪器等创新科技产品，成为令人瞩目的科技公司。这波浪潮还涌现出了很多名震全球的企业家，比如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比尔·盖茨（Bill Gates）。巧合的是，他俩同一年出生，又在同一年创立了伟大的互联网公司。而正因为有众多像他们一样的企业家不断奋斗，互联网变革的浪潮才快速达到顶峰。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不管是交通、通信、贸易、支付体系还是金融，全球正在逐步走向融合，空间和时间的阻隔越来越小。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跨国工厂在人力成本低的国家出现，从生产、资本到贸易和技术，都有全球化的特征。回顾前三次工业革命的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每次人类社会的变革，都是基于前人的智慧积累，并对更先进知识运用的体现。正如列夫·托尔斯泰（Lev Tolstoy）所言：正确的道路是这样的，吸取你的前辈所做的一切，然后再往前走。｜信息文明：知识能力的数据时代｜如果有人问：21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进步是什么？所有人一定会异口同声地回答：是互联网的应用。的确，互联网的普及，将人类对科技知识的应用提升到了另一个高度，我们打破了传统的地域、文化、空间甚至是时间的限制。很多之前难以想象的事情，如今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得到完美解决。在中国，以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快速崛起，引领时代潮流，尤其在2010年以后，互联网在我国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和应用。互联网的出现，意味着人类的知识连接能力达到了一个巅峰。通过“超链接”的作用，我们可以打破空间、时间的束缚，在网络上了解任何一个知识点，并且把看似毫不相关的知识连接起来，加以复合式应用，创造新的可能性。目前，在互联网的推动下，信息鸿沟缩短，信息流动更加迅速，市场的边界也更模糊，更多的产品变得越来越智能化。新一轮工业革命正在进行，我们将其称作“工业4.0”，它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高新技术为标志，是指利用物联信息系统将生产中的供应、制造、销售信息数据化、智慧化，最后达到快速、有效、个人化的产品供应。简单来说，就是在制造过程中，企业家尽可能多地增加产品附加值，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发展出一条硬性销售与软性制造相结合的道路，向智能化、个性化、网络化转型。在国际上，德国率先推进“工业4.0”计划。博世洪堡工厂是目前最具代表性的工业4.0的工厂之一。德国博世主打创新尖端的产品及系统的解决方案，贯彻信息化服务。洪堡工厂作为博世智能工厂代表，为应对生产复杂性，提高生产效率，全方面进行了工业4.0的升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在创新方面，该工厂在2012年就积极与高校、科研院所等合作研究智能工厂架构，并于2013年启动智能自动化和数据挖掘工作，以智能化为人工服务；在管理方面，工厂以机器智能化生产为主，而人始终处在增值流程的核心地位。生产数据实时可视化，人作为指挥者能够及时有效地解决生产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实现人工与智能的完美配合；在生产线方面，该工厂于2015年初建立了工业4.0组装线。工业4.0要求工厂收到客户在互联网订购的产品后，无须改造生产线，便可立即按照客户的个性化要求制造。洪堡工厂使用含有客户信息的原材料，原材料零件都有专属的射频信息码，每经过一个生产环节，数字信息都会被及时反馈到控制中心进行相应的处理，再加上工序出错和质量偏离预警管理，严格保证了生产安全与高效。同时生产线与物流线紧密结合，无须切换工装，工厂可以重新拆解，组合成新形式，以满足更多个性化需求。工业4.0改造升级的成效是显著的，改造后的洪堡工厂生产线能够零切换生产6大产品家族的2000种不同产品，在提升生产效率10%的同时减少30%的库存。由此，产品质量持续改善，生产效率明显提高，市场竞争力提升。同时，因为是个性化的服务，客户认可度和满意度均有提升，市场空间进一步扩展。像博世这类生产制造型企业所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以提高生产基地竞争力为目标，力求更好地应对市场变化，用更低的成本覆盖更高的产品多样性，更快的速度满足更具个性化的需求。洪堡工厂的实践说明，在技术研发、质量控制特别是整体的精益生产达到较高水平后，工业4.0已成为进一步提高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人工智能在互联网的支持下将推动工业大踏步发展。中国也在积极行动。如今，“工业4.0”的概念逐渐深入人心，海尔等制造企业已经率先建造了人工智能工厂。鉴于较长时间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处于低端水平，也让我们认识到，要想将制造的重心向中高端产品和创新驱动转型，必须借助科技的强大力量。2015年5月，国务院正式颁布了《中国制造2025》战略规划纲要，这一份十年规划成为我国由制造大国向智造强国转型的顶层设计，为转型道路指引了方向。以往的工业经济和农业经济虽然也是知识推动的产物，但总体来说，这些经济的增长是以能源、原材料和劳动力等物质为基础的。如果说过去20年是消费互联网的黄金20年，那么下一个黄金时代将属于产业互联网，“互联网+制造”将形成风口，智能制造将颠覆传统的机械化制造。在未来，知识必将是人类发展进步的根本，也是各企业、机构，甚至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从未有过哪个时代，能将知识和经济如此紧密地联系起来。这是人类发展过程必经的一步，也是对我们所阐述的“人类发展史本身就是一部知识文明发展史”的佐证。知识经济学
自古以来，一直传颂的“耕读为本，天地君亲”表明人们对知识的尊重，甚至是敬畏。但遗憾的是，人类并没有建立起清晰明了的交易系统，来清楚地表达出知识的具体价格。知识的价值可以类比成货币及等价物，但是两者之间并不能画上等号。历史上较长一段时间，知识无法定价，这使得许多伟大的科学家都过着贫穷的生活，但他们却给世人留下了无价的瑰宝。如今，随着自由经济和新媒体的发展，知识有了交易方便和可量变的价格。知识的衍生和技能出售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商业链，这就意味着，知识工作者能够得到与知识价值对等的收入，也将有更多人投入到创造、挖掘、传播知识的领域中来。在新知识时代，企业或企业家更需要搞清楚，我们为什么要拥抱知识？知识为何能够创造价值和财富？其背后运转的经济学逻辑是什么？只有懂得了这些，才能形成对知识的判断体系，才能正确地运用它为企业服务。｜知识具有时间价值｜在经济学范畴，货币是具有时间价值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菲利普·费雪（Philip A.Fisher）将利息定义为“现时消费与将来消费之间的选择”，而利率是“现时消费与将来消费进行交换的价格”。他指出，货币的时间价值表现形式有两大类，如下所述。第一，未来的100元钱没有现在的100元钱值钱。即使不考虑通货膨胀的影响，依然如此。人们天性更偏爱享受当下，赚多少钱就花多少的消费主义是我们的本能倾向。费雪洞察到了人们的这种倾向，将它称为“不耐”（impatience），即人们对未来不够耐心、不愿意等待。正因为未来不确定，或多或少存在着风险，并且越不确定的未来，其风险越大。所以我们在看待未来的100元时就会将其打个折扣。现在确定的100元永远比未来不够确定的100元值钱那么一点点。这两者间经济价值的差异，我们就称之为利息。比如在战乱时期，通常人们想要借别人的钱是很难的，即使借到了，利率也会很高。从经济学角度看，利息就是给未来的不确定性提供的补偿。未来越不确定，其利率也就越高。第二，当前的100元钱比未来的100元钱拥有更多的潜在机会。现在拥有100元现金，我可以将其投资到企业运作中，可以投资到股票市场里，还可以放到有可能赚更多钱的其他地方。当然，这些资本投入有可能亏损，很可能亏损到连本金都收不回来，可是未来的事谁知道呢？它同样也可能赢得更多的收益甚至成倍的收益。费雪将这种情况称为“投资机会”。也就是说，投资机会与投资风险是相互独立的两件事。假如有人现在要借走我的100元，那他就剥夺了我用这100元进行投资的潜在机会——机会成本，因此他需要给予我时间上的补偿。这个补偿的具体体现也是利息。因此，剔除社会环境的不确定因素，我们说货币依然具有其时间价值。如果加上通货膨胀的因素，货币的时间价值会体现得更加明显。与货币时间价值同理，知识也是具有时间价值的，其表现形式有三个。第一，未来会发生变化，因此现在的知识总是比未来更重要、更具有经济价值。这种情况往往是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拥有不对称知识的人可以看准时机，运用知识去获取经济收益。怎么理解呢？首先让我们跳出哲学对知识的定义，从经济学家的角度去看看“知识到底是什么”。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在1945年发表了一篇非常著名的论文，题目叫《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哈耶克在论文中指出，我们通常所认为的科学知识、课本里的知识仅仅是知识的一部分。在经济领域，更多、更重要的知识则关于“谁在什么地方需要什么东西，需要什么样的品质，需要什么样的数量，而他愿意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来获得这些东西”。哈耶克将这些具体的信息称为“知识”。在哈耶克眼中，关于供需的信息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知识，因为随着时间流逝，这些知识会不断发生变化。今天在某个地方有人需要很多A产品，他愿意支付100元，但一个月后、一年后，这个地方还会有人需要很多A产品吗？不一定。产品的供需结构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如果我们抓住了当下的机会并运用这些知识，很可能会获得巨大收益，但时过境迁就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