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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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那点事（上）试读：
简介
历史简单的概括就是：发生在以前对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的事，那历史人物也就不难理解了，当然就是在这些事件中起主导作用的人了。漫谈古今中外史，一览上下五千年。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青楼名妓秦淮风月。
第一章 文革秘闻
吴法宪披露：林彪与江青从合伙到分裂全过程
揭穿林彪、江青集团之间从相互勾结到相互争夺的事实，揭穿江青所谓她是与林彪集团做斗争的谎言，经与中央“林彪、江青集团两案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一组联系，我们专门与林彪集团的重要成员、原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谈了话。吴法宪是个既矮又胖的老头，简直看不出人们心目中的将军形象。在隔离审查期间，他吃得不坏，活动又少，大概也是无所用心，就发展成一个滚圆滚圆的圆球体。他的态度倒是不错，承认自己的确是罪大恶极，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灾难，说党和政府怎么办他也不过分。
对于我们提出的问题，他能够本着事情发生发展的逻辑，一个一个地说清楚。他说得很耐心，很仔细，我们也感到，他没有耍花招。他尽量地要跟我们拉近乎。通常，谈话与谈话者之间除隔着一张桌子之外，还有四五步的距离，这是因为管理方面担心发生行凶的事才这样安排的。而每当提审吴法宪时，他都一边回答我们的问话，一边挪动木椅。经过吴法宪几次挪动木椅，逐渐使他坐的椅子紧靠上了我们的桌子，跟我们伸手可及了。吴的情绪总是很好的，说话像讲故事一样，还伴随着微笑。他有时嘲笑他们那一伙和他本人的荒唐，有时讽刺江青集团那些文攻武卫人物的可耻，当涉及到他自己，他又表现出很难堪，很难以启齿的样子。
吴法宪跟江青集团那些人还是有所不同的。他曾经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南征北战，冲锋陷阵，跟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国民党进行过浴血斗争。他对于“文化大革命”中一大批干部、群众遭到陷害，而其中追究起来竟有他本人的过错和罪行，谈起来还是比较痛心的。这是他真情的流露。吴法宪的问题主要是一个“变”字。他从人民的功臣变成了人民的罪人，不完全是出于对衣食住行的求奢，而是出于对权势的欲望。他巴结林彪，巴结叶群，巴结林彪、叶群的儿子林立果，甚至他这位年过花甲的老将军，还去搀扶身强力壮的林立果登长城。这是他头脑中的一种封建依附意识在特殊条件下所起作用和恶性发展的结果。林彪与江青的勾结，大体上始于1966年2月2日至20日所谓林彪委托江青搞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当时，林彪要利用江青的特殊身份，江青也要利用林彪的特殊地位（当时，林彪虽是国防部长，但是他是不能随意调动我们所有的部队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口口声声说要请一尊“神”，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江青与林彪相勾结的暴露。紧接着，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经过密谋策划，又搞了歪曲、篡改党的历史而为其篡党、篡政、篡军夺权服务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吴法宪说，这件事原来是交给他去组织写作班子的，事先曾说明只许写什么，不许写什么，谁谁谁可以写，谁谁谁不可以写，谁谁谁应该写成个什么样子等等。他们要搞的，完全是一部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脱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脱离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实的杜撰的东西。这部臆造的所谓历史稿，后来竟成了林彪、江青集团据以打倒谁、保护谁的蓝本和护身符。
吴法宪说，连这么一个东西，林彪、江青集团也搞了两手。他们除让吴法宪组织了绝密班子写作之外，又在高级党校搞了另外一套写作班子，写了另外一个东西。自从江青、康生伙同聂元梓搞出的第一张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实为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大字报）之后，到1967年1月他们又搞了所谓“上海一月风暴”。夺权之风从上海蔓延至全国，由此江青集团的羽翼逐渐丰满起来了。他们利用这一形势，广泛安插亲信，夺取权力。而在夺权之中江青集团由于与林彪集团分赃不均，又引起了林彪集团内一些主要人物的不满。
林、江从合伙到分裂在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时，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见到江青、张春桥把他们能够掌握的形形色色的造反派头子、打砸抢分子、流氓分子，纷纷塞进了九大代表和中央委员会当中，而没有把林彪集团掌握的造反派头子、打砸抢分子弄进去，就更加愤慨。于是，黄永胜、吴法宪就暗中串联，邀约一些人不投江青集团某些头面人物的票。到点票时，江青、康生一伙发现他们的得票都少了。康生大怒，就把汪东兴同志叫去，追问是怎么回事，要查票，查对没投他们票的人的笔迹，看看究竟是哪些人，闹得乌烟瘴气。
这是林彪、江青两个集团从违法乱纪，合伙篡党篡政篡军夺权，到分裂开来，正式竞相抢权的开始。陈伯达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但是，“中央文革”的成员，如王力、关锋、戚本禹等，都是江青、康生安排的，没有一个听陈伯达的。不仅如此，江青还利用“中央文革”的会议，给陈伯达小鞋穿，让陈伯达当面难堪。处在相当孤立无援状态下的陈伯达，情知林、江两个集团的矛盾终会导致破裂，就投靠林彪去了。林彪说过，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的是这两杆子，巩固政权靠的也是这两杆子。当时林彪认为，在他的麾下，枪杆子是不成多大问题的，缺乏的是笔杆子。实事求是地说，陈伯达还是写过几本书的，并不是像后来有些文章说的文句不通（当然陈伯达写的东西中个别的也可能有过不通的文句）。
所以陈伯达投靠林彪，林、陈一拍即合，彼此都有需要，各人都很高兴。因此陈伯达在林彪支持下，到一些部队去讲演，进行活动，由此结下了林、陈集团。在江西庐山召开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以林彪、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并裹胁部分中央委员为一方，故意不理睬毛主席六次说过的自己不当国家主席的，而硬要设立国家主席，并且把这一条提到了赞成不赞成这个主张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水岭的高度，提到了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界线的高度。当然这些人的情况不同，有的是阴谋家野心家，名为树毛主席，实为树自己，或者为自己找个靠山。有的则是上了林彪、陈伯达的贼船。
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从大多数干部的情况来看，他们还是属于上当受骗的。另一方，是以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为主的。他们知道毛主席多次说过不当国家主席，也情知他们几个人这时难以当上国家主席，于是，他们顺着毛主席的话，也反对设国家主席。由此，两个罪恶集团之间展开了明争暗斗和互相坑害。林彪、陈伯达虽然说毛主席是天才，应当就任国家主席，但是早就有人暗地里宣扬过，林彪是个天才（林彪自己也说过他的儿子林立果是天才），应该当国家主席。叶群就对她的同伙说：“不如此，把林彪往哪里摆”。真是一语道破了“天”。但是，尽管如此，林彪、陈伯达公开打出的旗号，还是歌颂毛主席是天才，拥护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的，这就把江青、康生们置于十分尴尬的被动地位上。
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势均力敌、不相上下的斗争格局，像一个天平，重心在往林彪集团的方面倾斜。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出来说话了，表面上看，毛主席批的是陈伯达，实质上，他也是在批林彪“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早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广大干部对前几年发生的共产风、浮夸风、平调风等问题，就进行了批评。这成了大会的主要精神。刘少奇同志提出了一个天灾人祸的论点。他指出，天灾人祸，人祸是为主的。毛主席虽然接受了，但思想上看来还是不大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发表了与大会批评共产风、浮夸风、平调风等精神相对立的讲话，博得了毛主席的好感。然而，自从他担任国防部长，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他弄巧反拙。他对毛主席的过分赞誉，什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什么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特别是他广泛搜集的“政变”经，当然骗不了具有丰富革命斗争经验的毛主席。他的所作所为，引起了毛主席的警觉。
毛主席早就在给江青的密信中，对林彪设下了一个大疑问。他虽则继续给予林彪以高位，甚至给他更高的荣誉，却时时刻刻都在观察着他，研究着他。毛主席对陈伯达，从延安时期开始，就有所不满。庐山会议上，林彪、陈伯达要把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反掉，使江青也不好过，这是当时毛主席所不愿意的。因此，毛主席予陈伯达以狠狠的一击，实质上打的还是林彪。这一下，使林彪集团溃不成军，一蹶不振。至于对这一斗争，后来说天才论是林、陈集团的理论纲领，设国家主席是政治纲领。他们的目的在当时就是抢毛主席的班，夺毛主席的权，看来这只是一种发生问题以后定下的调子。因为谁如果反对毛主席，就必然激起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极大仇恨。
只说是他们反对江青、康生一伙，是达不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愤慨的效果的。因为在那个时候，整个中国的每一个角落，还没有任何力量，敢于公然与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威望、智慧和力量相抗衡，更不要说反掉毛主席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阴谋集团，都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号以售其奸的。林彪和陈伯达的所作所为，主要还是与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搞个人迷信上作竞争，在争宠争权。在争取更加优越的地位和条件上削弱对方，以便在身体多病、年老体衰的毛主席身后，夺得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力。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各自都意欲要求对中国进行封建法西斯的统治这一罪恶目的上，是完全一致的。
林彪要搞父传子那一套，说马、列、毛、林，他的儿子林立果是第五个里程碑。这是要实行封建加资本的封建法西斯的罪恶统治。江青肆意地鼓吹吕后实施了汉高祖的政策，武则天继承了唐太宗、唐高宗的善政。实际上江青是想要当女皇，也就是要搞封建法西斯的统治。他们在庐山会议上撕破脸皮，打得头破血流，同样是打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号，迎合毛主席当时某些“左”的思想，以取得信任。他们骨子里的东西，还是企图搞父传子，妻袭夫的封建皇权那种继承方式。庐山会议以后，毛主席到南方各省视察，召集地方、军队的领导人开会，就林彪的问题向一些同志打招呼。这是因为林彪、陈伯达的问题，是当时最迫切要解决的问题。他抓住了主要矛盾。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也密切地注视着形势的发展和变化。那个《“五七一”工程纪要》的政变计划，是在林彪探得毛主席的行踪和措施以后，狗急跳墙搞的一个孤注一掷的反革命罪恶行动纲领和计划。前一部分，是他们也看到了搞极“左”的人必然脱离群众，不得人心，是为了在阴谋一旦得逞之后用以笼络人心的。后一部分，才是他们实现阴谋的行动指南。
但是，在粉碎林彪集团之前，《“五七一”工程纪要》仅是一个未见天日的东西。大概除了林彪、叶群、林立果、周宇驰、余新野等人外，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交代时，都说没有见过这个东西。从事实和时间上推算，这种说法，可以认为是合乎情理的，是比较可信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虽然猛烈地攻击了一些过去的“左”的东西，攻击了“文化大革命”。但是，正像一句俗话所说的，撩开了他的屁帘，难道还会看不出那条狼尾巴吗？林彪、叶群、林立果，长期以来的所作所为，林江从合伙到分裂1971年9月13日，林彪反革命集团武装政变的阴谋败露后，林彪乘飞机叛逃，结果坠毁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温都尔汗难道不是以极“左”的手段来祸国殃民吗？显然，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达到欺世盗名的目的。
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很清楚，弄得国弱民穷（当然主要是从1842年鸦片战争以来清朝历代的统治者、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罪恶，但也有我们工作上的错误，不能推脱其责，更有林彪、江青集团的捣乱和破坏），陷害大批干部和群众，在国际上搞孤家寡人政策。这些，林彪集团比之江青集团干得并不逊色。所以，后来在林彪夫妻、父子自我暴露、自我爆炸于蒙古的温都尔汗后，党内外公布《“五七一”工程纪要》之时，尽管其中从文字叙述的意思来说，有挞伐“左”的错误和“文化大革命”的东西。群众一下子就看透了那无非是林彪集团为了笼络人心，实现其篡党篡政篡军的目的，搞的一场欺骗而已，因此群众是对之深恶痛绝的。林彪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干的，都是利用毛主席的“左”的错误，将其推到极端的“左”，以达到搞乱全国、篡党夺权的目的。因此周恩来同志主张批林、陈，要批“左”，以清除“左”的影响，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一批判林彪、陈伯达的“左”，就会联系到江青，就会联系到“文化大革命”，这是毛主席不会同意的。毛主席说林彪篡党夺权是右，是右得不能再右。毛主席这样说，是有道理的。因为从《“五七一”工程纪要》的许多内容来看，它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依我所见，要把思想倾向上的错误与反革命阴谋集团分开。就反革命阴谋集团来说，它是“左”也“左”得，右也右得的，它无非是随着一种错误的思想倾向出现，并利用这种错误思想倾向以达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目的而已。而错误的思想倾向，则多属于人民内部的问题。对错误思想倾向要循循善诱，指明危害，使大多数人从中解脱出来，而且是自觉地解脱出来。
“九大”后毛泽东欲培养张春桥为接班人 林彪不满
2005年5月10日，新华社用“病亡”一词，简略报道了“文革”显贵张春桥于4月21日亡故的死耗。张春桥死了。但此日终结的只不过是一具生物躯体，他的政治生命早在“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已经终结了。1981年1月，经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张春桥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这是以人民和法律的名义，对他一生的盖棺论定。“文化大革命”前，张春桥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人物，资历、人望俱不足道。在“文化大革命”中，张春桥青云直上，一下子跻入了中国政治最高层，成为“中央文革”副组长、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在“文革”十年的政坛上，张春桥高居“中央首长”之位，翻云覆雨，兴风作浪，是“文革”极左派的扛鼎人物。上至建国元勋，下至各方大员，都是任意损贬，可谓神气活现。
在“文革”十年中，张春桥是一个全须全尾活动其中的重要角色。“文革”派人物，在“文革”前期是以“中央文革小组”为代表，在“文革”后期盖以“四人帮”统称。经过造反夺权和“全面内战”的政治淘汰，“中央文革”的“首长”仅剩三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十大”后，王洪文以工人造反派领袖身份一跃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在中央政治局形成“四人帮”。
对其四人，郭沫若曾在一首词中逐一做了点评。政治流氓冠王洪文，文痞冠姚文元，狗头军师冠张春桥，精生白骨冠江青。世人皆称贴切。但细分开来，四人的分量还有所不同。王洪文虽贵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但本质上仍是“文革”造反起家的“勇敢分子”，政治水平低下，担当不起大局面。姚文元是文坛上的政治棍子，所长是在推行左倾路线的舆论宣传方面，并无实际的政治干才。江青是“文革”派的领军人物，然胸无点墨，口无遮拦，惯于闹事撒泼，招摇惑众，所倚仗者无非是主席夫人的特殊身份，当属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之类。张春桥不苟言笑，却比其他三人政治经验丰富。他不仅在耍笔杆子上出手很快，“理论水平”还要胜姚文元一筹，而且心计细密，权谋深远，还颇有些搞“左”的胆气。是“文革”发动的点炮者，“全面夺权”的首创者，又是竭力坚持“文革”路线，反对周恩来、邓小平纠“左”整顿的前台人物。
张春桥在政治上的腾达，是中国政治“左”倾路线恶性发展的一个写照。张春桥在揣摩“上意”上堪称“能臣”，对毛泽东晚期思想的认识颇具心得。在1958年大跃进中，张春桥写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一文，切中了毛泽东急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心思。毛泽东亲自为该文写了编者按，交付《人民日报》发表。
在毛泽东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江青跑到上海，在张春桥的协助下，由姚文元执笔写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张春桥也因此为领袖看中，参与制定了《纪要》、《五一六通知》、《十六条》等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成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迈出了他从上海进入中央高层的关键一步。
1966年11月，张春桥处理上海工人造反派王洪文率众卧轨拦截火车的“安亭事件”。此时，他不过是“中央文革”仅奉末座的副组长，却胆敢置中央指示和市委意见于不顾，擅自按造反派意愿签订了协议。张春桥此举，有着极大的政治风险。但毛泽东事后肯定了张春桥的处理，说可以先斩后奏。这无疑更加重了张春桥的政治分量。1967年1月，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策动了对党政部门的夺权，建立上海人民公社，打响了全国夺权运动的第一炮。上海夺权符合毛泽东“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意图，他高度评价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此后，在全国范围掀起了全面夺权的恶浪，张春桥则居“夺权”的首功。张春桥在这些事件中的作为，契合了毛泽东的意图，对“文革”运动的升级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的政治角色也由此发生了从谋臣到政客的转变。
在对毛泽东晚年思想进行理论化归纳时，张春桥更受到重用。在“九大”政治报告的问题上，毛泽东对老秘书陈伯达的稿子不屑一顾，采用了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强调阶级斗争为纲的稿子。张、姚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正式确认了代表毛泽东晚期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对其内容做了权威性的概括，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十大”等重要文件，也是张春桥、姚文元担纲的。
在“文革”后期，毛泽东为维护“文革”路线，提出“学理论”问题，点名要张春桥写反“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这是认为他能准确地表达毛泽东晚期思想的内容。张春桥据此写出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是“文革”后期“左”倾理论的两大代表作，在社会上遗毒深广。
张春桥不仅有宣传极左路线的文章之长，而且还有贯彻极左路线的政治操作之能。毛泽东对张春桥在“文革”中的作为是欣赏的，曾有“能力强”的称赞。在“九大”后，毛泽东一度想培养张春桥为接班人，并由此引起了林彪一伙对毛泽东要更换接班人的疑惧。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一伙发起了一场对张春桥等人的攻击。毛泽东认为，这是要否定“文革”路线，予以迎头痛击。在林彪事件后的批林纠“左”问题上，周恩来和江青、张春桥发生分歧，毛泽东又支持了江青、张春桥批林彪“极右”实质的意见。即使在毛泽东批评“四人帮”时，也是肯定他们反林彪有功，批林批孔离不开他们。甚至对党内一些老人告状张春桥历史上是“叛徒”，毛泽东也是置之不理。他一直用张春桥等人作为抑制反“文革”力量的政治砝码。但历史毕竟不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现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已经成为了过去，作为“文化大革命”同生共息的张春桥之流已被“彻底否定”，但产生他们的社会土壤是否彻底清理干净了？对张春桥和他所代表的政治符号的文化清理还会继续下去。
文革中叶群跪求林彪：你跟江青斗 没有好果子吃
当年，林彪家有一位不是家人、如同家人的工作人员，她就是王淑媛。如今她已届耄耋之年，然而精神矍铄，有时甚至透着天真。无论是在艰难的岁月中，还是在宽松的日子里，她都是一位快乐的老人。平时，同事们（包括年长的，年轻的）都亲切地称她老王或老太太。近年，一些媒体对老太太有过报道，称她是林家的保姆，老人对此十分反感。她正色地纠正说：我不是保姆，我是服务员。我没问过，这两种称呼有何不同，她为什么如此在意？我想大约她是要说自己是正式的国家干部、工作人员，同林家不是旧式的主仆关系。
初到林家
王淑媛于1923年出生在江苏镇江农村的一个家庭，念过几年私塾。什么《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名贤集》之类的蒙学读本，如今还能背上几句。结婚后，生过一女一男。镇江解放之前，丈夫被国民党军抓壮丁，在逃跑时被杀。解放后，她在镇江军分区政委家做保姆。1952年调到北京，在解放军测绘学院幼儿园当保育员。由于工作积极，待人热情，先后被评为三八红旗手、全国先进生产工作者，曾经参加1959年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群英会。
1963年秋，“林办”秘书从幼儿园把王淑媛接到毛家湾。经过几天试用，叶群征求她的意见，问是否愿意留下。王淑媛说，共产党员要无条件地服从党的需要。她就这样到了林家，直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
王淑媛的具体工作是照顾林彪、叶群、林立果、林豆豆一家的日常生活，诸如开饭、洗衣服、打扫房间等。
崇敬与困惑
王淑媛调到“林办”前就是一位获得过多种荣誉的先进人物，到“林办”后，自然更加勤恳敬业，尽职尽责，把自己平凡的工作同为无产阶级司令部服务紧密地联系起来。她对林彪充满崇敬和信任。这不仅因为他过去能打仗，而且后来还是全党全军的副统帅。时间长了，王淑媛看到林彪奇特的生活习惯和弱不禁风的身体，又使她感到困惑。
林彪的饮食十分简单。主食有麦片粥、玉米粥、馒头等。吃馒头时，先要把皮剥去，然后切成几片，用开水泡着吃。副食常常是用开水烫过的大白菜叶，不加油盐。有时吃蒸肉饼和鱼。平时不喝水，不吃水果。
林彪对衣服、被褥的要求则很严格。当然主要不在于其质料，而是温度。衣服是有度数的。根据天气温度增减衣服，本是常理，然而林彪的衣服温度，却复杂得多。把每件衣服设定一个温度，如薄的一度，厚的二度，在衣服上注明，然后根据气温增减。林彪不穿毛衣、棉衣，而是把单衣一层层地套上去。毛巾被、床单等也有度数。在睡觉之前，让内勤先将被褥预热，然后入睡。
林彪房间的陈设，也很简单。卧室有一张棕床，一个床头柜，一把椅子，一个屏风，如此而已。客厅是散步的地方，身体好时，也在走廊散步，那里有一个茶几、两把椅子。王淑媛看到林彪散步时，常常自言自语，独自发笑。
林彪平时不洗手，不洗脸，不洗澡。吃东西时，把手在沙发上擦擦了事。
林彪喜欢看药书，并且自开药方。他不信西医，说西医骗人。
林彪怕水怕风，对房间、走廊的温度要求极严，在22度左右。然而他并不知道，温度计的度数是假的，被固定在22度上。给林彪用的药，有时是把他所要的药从胶囊中倒出来，换上别的药。有一次，林彪的一个内勤按照叶群的吩咐装假药，被林彪看出来了，十分恼怒，虽然叶群承担了责任，但是那名战士却被打发走了。因为战士是在“九一三”事件前走的，出事之后没有被拘审，也算是因祸得福吧。
王淑媛初到林家之时，不明白为什么林彪周围的人，以叶群为首，包括卫生、内勤、秘书等都在叶群的指使下欺骗林彪，待她明白原因之后，也就见怪不怪了。可她还是有许多困惑和忧虑。林彪这样的人，怕风怕水，长年生病，怎么可以当副统帅和接班人呢？不过，这些困惑和忧虑只能深深地埋在心中，并不影响她平时的工作。
叶群印象
叶群的日常生活，与林彪大不相同，是另外一个样子。
叶群讲究饮食，当然这是就当时的条件而言的。她强调营养搭配，多食蔬菜、水果和海鲜，不吃肉，以免发胖。她讲究舒适，每天睡觉前，要由内勤做周身按摩。早晨起床，由王淑媛烤热衣服。平时喜好游泳，常看香港电影，“文革”期间，香港电影是禁止公开放映的。“九一三”事件后，专案组把叶群调看香港电影作为追求资产阶级糜烂生活方式的证据，让工作人员予以揭发。一位秘书说，叶群看的电影，许多是江青调看过的，江比叶看的还要多。专案组一听不对，这是在攻击“旗手”，连忙要他打住，不许往下谈了。
叶群在“文革”中政治地位不断提升，然而家庭生活却不美满，甚至不如一个普通家庭。有一次，叶群对老王说：你守死寡，我守活寡。为了首长（指林彪）的身体，我早就与他分居了。
叶群与林彪既存在矛盾，又有共同利益，这就决定了他们要互相依赖，还要不时地提醒对方，避免在多变的政治风浪中翻船。有一次，江青到毛家湾，与林在房间里谈话，叶群让王淑媛在走廊里观察动静，有情况向她报告。不知什么原因，林、江谈得很不愉快，吵了起来。江青把门一摔，昂着头走了。叶群听到老王报告后，跪在林彪面前，哀求他以后千万不要顶撞江青了：你跟她斗，是不会有好果子吃的。
1969年4月1日至24日，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筹备“九大”期间，叶群很想挤进政治局，林彪劝她说：你不要当政治局委员，当办公室主任把秘书管好就行了。你要当政治局委员，把江青往哪摆？你还是不当为好。又说：女人不能当政，女人当政，国家就要乱。然而江青、叶群还是都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进了政治局。
叶群平时对林豆豆很不好，常常怀疑林豆豆在林彪那里说她的坏话。有时用脚踢豆豆，用手揪她的头发。两个人的关系十分紧张，以致豆豆怀疑叶群是否是自己的亲生母亲。后来，找到了当年的接生婆，证实林豆豆确实是叶群所生，然而，母女关系仍然没有大的改善。令人不解的是，叶群对林豆豆的婚姻却是异常关心，派人在全国范围内大肆为林豆豆选婿。
尽管叶群为林豆豆选婿的缘起到底是怎么回事，一时还说不清楚，但是叶群想通过选婿来控制林豆豆，而林豆豆则要反控制，是毋庸置疑的。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林豆豆自己找的“对象”，叶群不同意；叶群派人给找的，林豆豆也不同意，于是选婿这件事便没完没了地进行下去。倘若不是出了“九一三”事件，大约还是很难有什么结果的。
老王与林豆豆
王淑媛刚到林家时，林豆豆才19岁，还在北京大学读书。因为学校离家太远，曾在学校附近租一间房子，住了一段时间。老王天天送林豆豆到校门口，放学时到学校去接她。冬天，房间里没有暖气设备，还要靠烧煤球炉取暖。后来，还是回到毛家湾。但是她的房间已经被叶群让给帮助林、叶看书的人住了。
老王的到来，给平时缺少母爱的林豆豆带来了温暖和欢乐，使孤寂寡欢的她有了笑脸，说话也多了。
从1963年到1971年的八年时间，王淑媛与林豆豆相处融洽，情同母女。“九一三”事件后，她们天各一方，失去联系。老王同“林办”工作人员一道进了“学习班”，先后在北京西郊原亚洲学生疗养院及大兴劳改农场接受中央专案组的审查。1975年“学习班”结束，王淑媛重新安排工作，后来退休在家，颐养天年。林豆豆则被分配到河南郑州一个工厂工作。上个世纪80年代，林豆豆被调回北京，王淑媛重新安排工作，同老人取得联系后，把她从镇江接到北京，她们又团聚了。近十多年来，老人有时住在镇江老家，有时住在北京。林豆豆到朋友家或外地去时，常常带着老人。老人虽然年届八旬，仍然喜欢在林豆豆的照看下四处走动。
老王毕竟年事已高，加之年深日久，如今已不大愿意同生人谈论往事；而且每次谈的内容大同小异，殊少新的。
王淑媛，一位平凡的老人，有过光荣的过去，也有过不堪回首的日子，但都走过来了。老人不仅有个温暖的家庭，而且还有个同患难共命运的干女儿林豆豆，她的晚年是幸福的。
林彪成毛泽东接班人后为何“不想干这种角色”？
1966年5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未到会，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会议在5月16日通过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5月18日，林彪发表了长篇讲话。林彪在讲话中，除继续宣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外，还列举了古今中外各种政变的例子，制造中央有人要搞反革命政变的恐怖，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政变经”。
林彪说道：“世界上政变的事，远的不说，1960年以来，据不完全的统计，仅在亚非拉地区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先后发生六十一次政变，搞成了的五十六次。把首脑人物杀掉的八次，留当傀儡的七次，废黜的十一次。这个统计是在加纳、印尼、叙利亚政变之前。六年中间，每年平均十一次。”随后，他又列举了中国历史上十几个朝代政变的例子，有儿子杀老子的，有兄弟相残的。他说：“这些历史上的反动政变，应该引起我们惊心动魄，高度警惕……野心家，大有人在。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想推翻我们无产阶级政权，不能让他们得逞。他们想冒险，他们待机而动。他们想杀我们，我们就要镇压他们！他们是假革命，他们是假马克思主义，他们是假毛泽东思想，他们是背叛分子。毛主席还健在，他们就背叛，他们阳奉阴违，他们是野心家，他们搞鬼，他们现在就想杀人。”
在作这篇讲话时，林彪没有忘记赞颂毛泽东。他搜罗了一些美好的词句，宣扬毛泽东的天才和伟大。
林彪的这篇讲话稿送到毛泽东面前后，毛泽东表示了某种程度的保留，这体现在1966年7月8日他写给江青的一封信中。毛泽东写道：“我的朋友？穴指林彪？雪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
此时的毛泽东，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其头脑仍然保持了相当程度的清醒。相对而言，他对林彪是信任的，但他对林彪的某些提法和做法，确实有一定程度的保留，并且保持了一定程度的警觉。在他看来，林彪是为了打彭？穴真？雪罗？穴瑞卿？雪陆？穴定一？雪杨？穴尚昆？雪之“鬼”，才借助他这个“钟馗”，林彪是在利用他。在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曾对胡志明说：“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他特别叮嘱胡志明说：“我劝你，你们的人是不是都忠诚于你的？忠诚的可能是大多数，但小部分可能是只在口头上叫你‘万岁’，他叫你‘万岁’时，要注意，要分析。越是捧你的越靠不住。这是很自然的规律。一个党不分裂？没有那回事。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
毛泽东同胡志明的谈话和给江青的信，用薄一波的话说是“意味深长”的，“看来他当时对自己选的接班人也并不那么自信”。
林彪成为无可争议的接班人后，却“曾几次流露不想干这种角色”
1966年8月1日至12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由毛泽东主持。会议的气氛很紧张，在对刘少奇、邓小平进行批判之后，会议临时增加了一个议程，改组中央领导机构。
由党的中央全会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改组，可以说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举措。新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林彪的地位升为第二位，刘少奇则由第二位降为第八位。全会没有重新选举主席和副主席，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原来的副主席职务，以后不再提及，而林彪原来的副主席职务却照提不误。
林彪原来是请了病假不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当时他在大连休养。在全会日程延长之后，毛泽东要汪东兴给林彪打电话，让林彪参加下一步的会议。林彪于8月6日到了北京。由于天气热，汪东兴安排他住进有空调的人民大会堂浙江厅。林彪一到人民大会堂，毛泽东就赶来看望，和他谈事。会后，林彪取代了刘少奇。毛泽东选择林彪表明：尽管毛泽东对林彪不那么自信和满意，但他对林彪总的来说还是放心的，或者可以理解为形势使然，或者很可能是一种权宜和过渡。
毫无疑问，八届十一中全会确立了林彪的接班人地位。这对于林彪来说，情况显得有些突然。
此时，党内并非没有不同意见，比如陈毅就对林彪当接班人不满。他认为要选接班人，应当是周恩来。大概针对林彪并不完全服众的情况，1967年9月24日，毛泽东谈到召开九大问题时说，接班人当然是林。在1969年4月1日至24日召开的党的九大上，林彪当选为唯一的副主席，他的接班人地位写进了党章。
林彪被选为接班人后，据他的卫士长李文普说，林彪“曾几次流露不想干这种角色”。李文普是跟随林彪多年、深得林彪信任的警卫，在私下的谈话中，林彪没有必要同他说假话。“不想干这种角色”很可能是林彪的真实想法。
林彪之所以“不想干”，并不是说他没有权力欲，没有个人野心。或许在他看来，这种角色只不过是“附庸”和“陪衬”而已，毫无实际意义。就权力而言，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并没有多少实权：他在党内的职务是副主席，但党权方面有毛泽东把关；他在政府的职务是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但行政权力却受周恩来制约；尽管他受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但军权却被毛泽东牢牢控制。这样看来，“接班人”只是名义上的东西，林彪实际上并没有多少权力的回旋余地。难怪后来围绕设不设国家主席问题，叶群发牢骚说：“林彪多少年了，不就是个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嘛！”
林彪鼓吹毛泽东是天才。毛泽东说：“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1918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
从1965年“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夕到1969年党的九大，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总的说来是融洽的，他们两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认识基本是一致的，至少没有公开发生过“顶牛”现象。然而到九大，事情慢慢起了变化。在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期间，两人的矛盾越来越明显了。
毛泽东决定让林彪在九大上作政治报告，并说：这次报告不要事先写出稿子，口头讲，然后整理一下；如果需要对外发表，就摘用记录稿。林彪提出，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作正式报告，最好请中央文革小组给写个稿子。如果必要，可以像七千人大会那样，他另作一个口头报告。但对外发表，还是以中央正式通过的稿子为准。毛泽东同意了，决定由林彪负责，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人组成起草小组。
然而，在起草政治报告的过程中，陈伯达和张春桥、姚文元发生了分歧。陈伯达不愿意和张、姚合作，自己关起门来单干。张、姚则在康生、江青的支持下，另外起草了一个稿子。在讨论张、姚的稿子时，陈伯达提出了这样的意见：“还是应当搞好生产，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尽搞运动，运动，就像伯恩斯坦所说的‘运动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陈伯达的意见其实是林彪的意见。陈伯达的意见激怒了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他们批评陈伯达按照林彪意见撰写的报告是在鼓吹“唯生产力论”，而毛泽东最终采用了张、姚的稿子，并作了多次修改。不但如此，毛泽东还严厉指责陈伯达“脚踏两只船”，意思是陈伯达在他毛泽东和林彪之间搞政治投机。
林彪当然也不肯轻易让步，他对毛泽东肯定的政治报告根本不看，没好气地批了一句：“不掠他人之美。”他只是在九大上念了一遍，敷衍了事。甚至他在会前说过这样的话：“念错的越多越好。”“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最早出现在1966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上。林彪在1966年12月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照抄了这三个副词，他上来就说：“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为纪念十月革命胜利50周年，1967年由陈伯达、姚文元执笔的《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一文，多处用“天才地”这一副词。此文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示“可用”。
可是，到1968年，情况有了变化。1968年10月，在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九大党章草案时，毛泽东两次提出删去草案中出现的三个副词。当时有人报告毛泽东说这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新党章不写不好吧。
毛泽东说，党的代表大会有权修改以前的任何文件。因此，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公报、九大的政治报告和新党章都没有再用这三个副词。1970年讨论修改宪法时，为写不写这三个副词，吴法宪和张春桥发生了尖锐冲突，吴法宪还拍了桌子。吴法宪将此情况报告了林彪，得到林彪的支持。吴法宪还得到了陈伯达的支持。然而，毛泽东却是支持张春桥的。
1966年7月5日，毛泽东在中宣部的一份文稿上，作出了关于不要用“顶峰”，“最高指示”，“最高、最活”一类语言的批示。毛泽东所不同意的这些语言，恰是林彪自鸣得意的创造。早在1959年9月至10月，林彪就在全军干部会议上大讲“顶峰论”，他说：“现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什么？就是我们毛主席的思想。它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时代思想的顶峰。”以后，林彪在多种场合反复讲，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
1967年，毛泽东对林彪“发明”并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的“四个伟大”题词：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表示不满。他在上海指着报纸上林彪题写的“四个伟大”问身边人：“谁封我四个官呀？”“什么永远健康，难道有不死的人吗？”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跟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毫不掩饰地说，“四个伟大”“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
林彪似乎并不在乎毛泽东的反对。1970年8月23日，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他抢先讲话，其中不但重申了三个副词，还斩钉截铁地说道：“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鼓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本是林彪得到信任，威望提高的重要原因。然而，在对待个人崇拜问题上，毛泽东的思想却是变化的。他一方面说过要搞正确的个人崇拜，但同时，他又有多次不同意对自己过分吹捧。这一点在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中说得十分明白：“在过去几年中，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这种必要了，应当降温了。”
在1970年8月的九届二中全会和后来的南巡谈话中，毛泽东改变了态度，否认自己是天才。他说：“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1918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
珍宝岛事件后，毛泽东与林彪在外交、战争等问题上发生了根本性分歧
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面对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攻势，毛泽东感到腹背受敌对中国不利，便考虑进行外交战略的调整。他首先请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和叶剑英四位老帅研究国际战略格局，向中央提出战略性建议。
四位老帅向中央提交的报告认为：在世界范围内，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苏美矛盾大于中苏矛盾。苏美矛盾比较集中在欧洲和中东，反华大战不致轻易发生。四位老帅建议：应从战略上利用苏美矛盾，举行中美高级会谈，打开中美关系。
老帅们的建议引起了毛泽东的深思，他接受了老帅们的建议，决定调整我国的外交战略，采取了两项决策：一是同意苏联总理柯西金同周恩来9月11日在北京首都机场会晤，促成了10月20日开始的中苏边界谈判，把中苏关系从战争边缘拉了回来；二是利用尼克松刚刚上台的时机，先是在天安门上接见延安时期的老朋友、美国记者斯诺，后又开展乒乓外交，同意安排尼克松访华，希望尽快打开中美交往的大门。对于毛泽东的这两项决策，林彪均持不同意见。他坚持战争不可避免，要与苏联对抗到底。
几十年领导和指挥军队的经历，使毛泽东对军队问题异常重视。九大期间，他特别指出：军队，我不相信就那么太平无事。那么太平吗？太平只能太平一个时候。此后不久，有两件事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
第一件是林彪先斩后奏，向全军发布“紧急指示”，即“第一个号令”。“九一三”事件后，“第一个号令”被说成是林彪“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借口‘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擅自发布”的，“实际上是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演”或“反革命政变的预演”。从“九一三”事件发生多年后陆续披露出来的材料看，“第一个号令”的发布有着极其复杂的原因，上述说法未免失之偏颇。
除开“第一个号令”之外，“缔造”与“指挥”之争也大大刺激了毛泽东，引起了毛泽东对林彪的怀疑。1970年7月，在起草纪念“八一”建军节的社论时，有人对两种提法发生了激烈争论。一种提法是“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缔造和指挥的”，另一种提法是“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指挥的”。7月29日，毛泽东与周恩来、黄永胜谈话，明确指出：两种意见，我都不赞成。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缔造者也不光是我，还有许多人。
然而，“两报一刊”刊出的社论并没有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概括，仍说“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对此极为不满。1971年毛泽东南巡中，多次提到两种意见的争论，他认为关于军队的缔造者与指挥者的争论，关键在于指挥权的归属。他一针见血地说：“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
中共九大上，毛泽东突然说：“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副主席，好不好？”林彪慌忙无比，连连摆手推辞。
1970年3月6日，毛泽东提出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修改宪法的意见。他建议不设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接受了他关于修改宪法的建议。
3月17日至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问题。中央政治局成立了宪法修改小组，组长是康生，成员有陈伯达、张春桥、纪登奎、吴法宪、李作鹏等人。在宪法修改小组的第一次会议上，康生、张春桥提出宪法只搞三十条至五十条；人大常委会只设主任委员，不设委员长；不设国家主席；并且还要把“四大”、罢工写进宪法。
会后，吴法宪立即打电话向北戴河的叶群报告了情况，叶群立即报告了林彪。林彪很生气地说：“不要听康生的！你们要坚持设国家主席，设委员长！宪法条文也不能少。要坚持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要坚持毛主席是全军当然的统帅！”
林彪继续说：“我们是个大党大国，像我们这样的国家，不设国家主席能行吗？设国家主席名正言顺嘛！世界各国宪法都是有元首的，我们国家为什么不能有元首？毛主席是我们当然的国家主席，为什么我国宪法不设国家主席呢？”叶群把林彪的原话，传达给参加宪法修改小组的吴法宪、李作鹏，交代他们：“林彪要坚持设国家主席。这是最重要的一条，你们无论如何要坚持，在这个原则问题上，你们可不能松口啊！”
4月11日，林彪提出了设立国家主席的三条意见。他的秘书是这样记录的：“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职务。”
毛泽东坚持不设国家主席，林彪不会不知道。毛泽东早在1958年就公开发表声明辞去了国家主席职务。国家主席，仅担负繁重的迎来送往的外交礼仪这一项，以毛泽东的年龄、体力、精力就吃不消。林彪的意见，显然没有从毛泽东这边出发。
4月12日，当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林彪的建议时，多数政治局成员同意仍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其中包括周恩来。对于周恩来和政治局多数成员来说，设不设国家主席，只是个形式问题——因为无论毛泽东是否担任国家主席，他的最高权威地位都是无可置疑的。当然，这件事最后还要报毛泽东决定。然而，当政治局讨论情况的报告送到毛泽东那里后，毛泽东当天就断然批示道：“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议不妥。”
但林彪却对设国家主席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固执。在毛泽东两次告诫他不要再提设国家主席之后，5月中旬，他仍然对吴法宪说，他主张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儿，名不正言不顺。他要吴法宪和李作鹏在宪法修改小组会上，提出写上国家主席一章。
关于林彪极力坚持设国家主席的真正动机，叶群后来在同吴法宪谈话时，一语捅破了窗户纸。她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从1970年3月到8月，围绕设不设国家主席问题，代表林彪意见的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等人，在中央的多次会议上，同代表毛泽东意见的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闹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
毛泽东关于解决接班人的问题提出较早。1954年，他就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他退居二线，锻炼相对年轻的同志。九大期间，毛泽东曾经制造了一个戏剧性场面。在推举大会主席时，毛泽东撇开事先的安排，突然说：“我推荐林彪同志当主席。”林彪毫无准备，立即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毛泽东随即提出更新的建议：“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副主席，好不好？”林彪慌乱无比，连连摆手推辞。虽然毛泽东继续担任了大会主席，但他这一极其特殊的举动，在林彪心中产生了复杂而微妙的影响。
林彪对权力的追求是很强烈的。打倒刘少奇，他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利用“文化大革命”的机会，整倒了一度取代他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并逐渐把权力集中到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大金刚”手里。他并不是不想当接班人，他只是不愿意当“傀儡”、“摆设”罢了。最令他忧虑、令他感到威胁的是两个人：一个是邓小平，另一个是张春桥。
邓小平虽然被称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但他同刘少奇不同，始终没有被彻底打倒。林彪也想彻底打倒邓小平，在1966年秋的一次会议上，他曾逼邓小平当场交权。就接班人而言，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里面，除刘少奇外，邓小平是林彪的最大威胁。邓小平是总书记，有战功，年龄仅比林彪大3岁，身体却比林彪好得多。并且自八大以来一直在一线工作，10年间威望、影响自然不可低估。
但相比之下，对林彪最现实、最严重的威胁是张春桥。党的九大期间，毛泽东就接班人问题与林彪谈过话。林立果对人说过这样一个情节：有一次，毛泽东问林彪，总理年龄大了，你考虑过他的接班人没有？林彪说没有。毛泽东说，你看小张？穴即张春桥？雪怎么样？当时林彪一听此话，什么也没说，调头就走。
张春桥比林彪年轻10岁，正红得发紫，是名副其实的“少壮派”。毛泽东既然属意于他，显然对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十分不利。
张春桥深得毛泽东赏识。即使有人反映张春桥有历史问题，是叛徒，毛泽东也未在意，甚至予以保护。林彪也掌握了张春桥是叛徒的材料。九届二中全会召开时，林彪、叶群把林立果悄悄带上庐山，林立果让上海的亲信带上了张春桥是叛徒的材料，准备在会上把张春桥揪出来。后来由于风云突变，林彪见时机不成熟，这才暂时作罢。
林彪还不能不把自己的接班人地位同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作比较，他发现自己根本不如刘少奇。刘少奇还做了国家主席，当过国家元首，并且在一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泽东决意不设国家主席，他自己不干，也打定主意不让林彪干，林彪很可能戴着个“接班人”的高帽子永远接不了班，一“副”到底。这里的关键因素有两个，一个是林彪和毛泽东的分歧日益增多，林彪担心毛泽东更换接班人；另一个是林彪的身体远不如毛泽东，怕“熬”不过毛泽东。叶群曾经说过，九大以后，“在苏州，他转氨酶高，我们俩人都哭了。他哭政治上的，我哭主要是政治上的，加上责任上的”。叶群还说，林彪的身体“和毛主席相比，差得很远，拖不过毛主席”。
林彪由对自己未来政治地位的前途未卜、惶惶不安而对毛泽东产生的怨恨，是可想而知的，由此也一步步走向了不归路。
第二章 历史秘闻
毛泽东何时对林彪彻底失去了信任？
1971年初，北戴河的海边寒风呼啸，这块度假胜地一片肃杀。夏日人头攒动拥挤不堪的海岸线，此时显得格外空寂而辽阔。
中央领导人用来消夏避暑的别墅区里，除了一些工作人员看管空房子外，很少再见首长们的身影。但是林彪却在最为清淡的季节里住进自己远离海边，也远离其它领导人的北戴河东联峰山莲花石旁的别墅。此别墅也叫莲花石别墅，又因在北戴河直管理处别墅楼中排序96号，亦名96号楼。可它与毛泽东的95号别墅相距甚远。因为林是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故而别墅也被亲密地连了号。不过当地老百姓还是喜欢直呼其“林彪楼”。
这座楼是林彪如日中天之时修建的，按照林彪提出住得离热闹的地方远点，离其他首长远点，离海边远点的“三远点”要求，最后选址在原莲花石公园内，一处被大火烧毁的“松涛草堂”旧址上，1969年完工。
这个青灰色工字型二层小楼，外观很普通。但内部设施颇具匠心。室内墙壁极为宽厚，木质门窗非常坚硬，窗户全部用厚重的红色落地窗帘遮掩，密不透风。一楼分别有林彪和叶群的卧室、盥洗室和办公室，林彪卧室可以放映电影。在一楼转角处有一室内游泳池，是专门为叶群设计建造的。林彪因为战争年代负伤，伤到了中枢神经，从此怕风怕水。所以在他的别墅可以看见一处特殊的设施一个带有屋顶天窗的日光浴室。
林彪经常躺在天窗下的大躺椅上闭目养神，既享用了温暖的阳光，又躲开了风雨侵袭。这个天窗下的咫尺寸方世界不仅是林彪修复伤病的地方，也是思考问题的地方。去年离开庐山是非之地之后，他需要一个地方“疗伤”，那么，这个天窗下便是他的心灵理疗站，太阳再次给予了他温暖的安抚。
然而，这个世上并不是阳光下的一切都是光亮的。阳光投在林彪干枯的身体上，他内心却心灰意冷，温度降到冰点。
自从在庐山他与毛泽东之间关系陷于僵局后，冰冷的气氛就一直挥之不去，笼罩在他们的周围。即使1971年新年的钟声也没能让林彪的心情好起来。
新年一过，中央又开始了“文山会海”的日子。
从1月15日到2月5日，周恩来一连主持了三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讨各地传达贯彻批陈整风问题。
2月19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近日工作安排；当日，毛泽东在信上批示：“都同意。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
毛泽东这个批示可谓是语词严厉，谁也不敢再走和风细雨、以维护团结为大局的泛泛批判之路了。第二天，即20日，周恩来就根据毛泽东19日批示精神，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关于扩大传达反党分子陈伯达问题的通知》。
这样一来，中央进行的“批陈整风”运动，大有层层推进，达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态势。
陈伯达为何倒台？毛泽东要整谁的风？林彪应该比谁都心知肚明。
按照战争年代的习惯，林彪总是喜欢计算交战双方的力量对比。这场仗能打还是不能打？都在他计算后得以决定。这次与毛泽东较量，肯定是难胜算的……可是林彪为人个性极强，从不服软，曾在疆场上征战厮杀了大半生的他说什么也不承认自己有错。不管毛泽东如何旁敲侧击，他都一概装聋作哑，绝不公开站出来检讨。
林彪读史时总结出来的“与其坐待而亡，不如起而伐之”的体会，他打算付之于实践，并且依靠自己的儿子林立果作为他手中与毛泽东最后摊牌时的“杀手锏”。
实际上，林彪早就开始开始培养林立果。还在“文革”之初天下大乱的时候，林立果就被送到吴法宪所掌管的空军“锻炼”，随后又迅速入党提干，并且在空军内部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很快就形成了以他为头的名为“调研小组”的小圈子，发号施令，权力极大，俨然成为整个空军的太上皇。庐山会议期间，林彪还特意把林立果带上山，要他在政治斗争中磨练。让年轻的“革命后代”亲眼目睹了一场“大有炸平庐山，地球停转之势”的党内路线斗争。
庐山会议一结束，身处险境的林彪就想到了林立果这颗“棋子”，而林立果几乎不需要问为什么，就迅速进入角色。在毛泽东着手发动批陈整风运动之际，林立果决定把空军司令部的“调研小组”改名为“联合舰队”，开始加紧活动，在北京、上海、广州，北戴河等地设立了秘密据点，搜集情报，训练骨干。
二月下旬，面对毛泽东咄咄逼人的攻势，林彪终于下定决心，准备在迫下得已的情况下，采取非常手段来捍卫他本人的接班人地位——他授意林立果“先搞个计划”。
林彪望着这个酷似他容貌的儿子，一字一顿地告诫说：“南唐李后主有两句诗：几曾识干戈，垂泪对宫娥。他就是因为不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所以才亡了国。这是前车之鉴。我们不能—束—手—待—毙！”
此时林立果28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岂能眼见父亲落到如此境地而坐视不管！他根据林彪的意图，3月23日在上海召开“联合舰队”骨干成员开会，研究制定出了《“571工程”纪要》。《“571工程”纪要》能否帮助自己度过历史少有的政治难关，恐怕花了一辈子时间都在计算胜败的林彪，此时都没有算胜的把握！
怎么办？林彪还需要一段时间“隐其形”。他决定在羽翼丰满之前，继续表面上维持“主席划圈我划圈”的“紧跟”姿态。但是他已经留出了自己的底线，那就是绝不公开认错！他认为江青、张春桥一伙现在正苦于找不到废黜他的借口，如果一旦公开认错，那就正好落入圈套。林彪干脆采用了缄默其口的方法，三十六计走为上，离开北京，避开风头。
同林彪心思相反的是周恩来。
周认为，只要林彪向毛泽东低头认个错，服个软，事情也许就了结了。而这种硬顶的做法只会使情况更糟。但由于林彪是党内的二把手，性子又很倔。周恩来不便直言明示，只好尽可能地从旁缓和僵局。
毛泽东似乎很有耐心地等待着林彪表态，这一等就是半年之久。这半年里，毛泽东对陈伯达和林彪及其同伙们是区别对待的。尽管林彪始终不公开作自我批评，根本不参加“批陈整风”汇报会，但是毛泽东却不能因为林彪“不表态、不参加和不讲话”而把他拉下“副统帅”的交椅。
毛泽东的耐心与威望受到空前的挑战与考验！
失望一天天地加码。
失望与希望交替中，毛泽东还在用各种方法促使林彪回到正确的道路上。从下面一组日程安排可以看出毛泽东期待“浪子回头”的良苦用心。
——3月23日毛泽东通过江青转告：由周恩来、康生、江青先商量一下，给黄永胜等人创造一次机会，让他们在一定范围内作检讨，不要再失去机会了。
——23日下午，周恩来与康生、江青商定再召开一次中央批陈整风会议，进一步批陈，并联系自我教育。汇报给毛泽东后，毛泽东提出，此事应向林彪汇报。
——24日，毛泽东对黄永胜等三人检讨作批示，认为“写得都好”，“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
——24日下午，毛泽东约周恩来、康生、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纪登奎、李德生和汪东兴谈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检讨问题，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次事情（指1970年的庐山会议）就出在没有调查。同时提出，吴法宪、叶群二人也需要重新写检讨。
——25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谈话内容。同日，约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开会，商量按毛泽东意见修改黄永胜等三人的检讨问题。
有了毛泽东的明确态度，周恩来从中周旋，协调关系，修复裂缝就显得比较从容。
——26日，周恩来派专人将黄、李、邱三人检讨送到了北戴河林彪住处。
中央准备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其实就是一个划清界限会，一个表态是否与党中央毛主席保持一致的会。这个会议暗含的几个方面的内容都关乎每一个在任领导的党性大节。一直在毛泽东与林彪之间协调关系的周恩来决定亲自前往北戴河，与林彪好好沟通一下，请他在春暖花开时回北京参会，给他一个正本清源，扶正形象，修复与毛泽东的关系的机缘。
眼看僵局可能打破，有了再次“团结起来”的希望，偏偏这个时候，事情发生了令人意外的变化。
北京方面紧锣密鼓张罗召开中央批陈整风汇报，而躲在北戴河的林彪却依然沉默不语。
林彪始终像一块飘浮不定的云，谁也琢磨不透云朵里包藏的是春雨还是冰雹。对此，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周恩来都要搞个明白。
周恩来将此行告知毛泽东：他准备在3月30日和31日两天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纪登奎前往北戴河林彪处汇报工作。
毛泽东点头同意了。他批示“此事应向林彪汇报”，目的就是想打探林彪的动静。
周恩来这次去海边探访林彪，成为毛泽东非常关注与期待的焦点。可以说，这是他等待林彪“幡然醒悟”的最后一道心理底线。
周恩来和黄永胜等六人在北戴河林彪处谈话，主要汇报了批陈整风几次会议的情况、毛泽东对批陈问题的多次批示和谈话，以及拟召开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的安排等。同时，周也介绍了叶剑英带领专案组在广东调查陈伯达的情况和陈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严重问题。林彪阴沉着脸听罢汇报后表示完全拥护毛泽东自庐山会议以来的一系列指示和工作部署，对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三人的检讨“很高兴”，并要求吴法宪、叶群“重写一次书面检讨”。他还很震惊地表示：绝没想到陈伯达问题那样严重，这次把陈揪出来，是“很大胜利”，“完全同意”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把批陈引向深入。谈话中，林彪对自己的问题避重就轻作了一点自我批评，承认自己也“犯错误”，是个“炮筒子”，“讲话有气，脱口而出，放了炮”，被陈伯达“利用”了。林彪还为其在庐山会议上讲话作了辩解。
谈话到最后，林彪一脸苦相，诉说自己身体诸多不适，不能出席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
周恩来感到很意外，许久没有说出话来。
林彪拒不出席会议。周恩来既焦急又无奈。
毛泽东对林彪的态度由此转向，结束了“等待”。
——4月1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与林彪谈话情况，汇报时他尽量为林彪说些好话，但是林彪不回京参加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的事实却无法回避，尽管周恩来小心翼翼地选词择句说明林彪不来参会的理由。
周恩来汇报一结束，毛泽东一改先前对林彪下属所持比较温和的态度，横眉冷对在场一同听汇报的黄、吴、李、邱：“你们已经到了悬崖的边沿了！是跳下去，还是推下去，还是拉回来的问题。能不能拉回来全看你们自己了！”所有在场人都倒吸一口凉气，惊惧不已。（注5）
——4月11日，毛泽东又把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三人的检讨书与吴法宪、叶群重新写的自我批评材料一同批给政治局，建议政治局“作适当处理”。
毛泽东的容忍达到了极限。
——4月14日，毛泽东决定在1971年1月改组被林彪一伙控制的北京军区之后，再派人参加军委办事组。打破了由林彪亲信把持军委办事组的局面。并且决定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时，把黄永胜、吴法宪、叶群、邱会作、李作鹏的检讨及毛泽东相关的全部批语在会上散发给大家。
毛泽东的举措，陡然升高了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召开前的紧张气氛；那几个被毛泽东点名批评的同伙，更是惶惶不可终日，向林彪频频告急。
林彪依然躺在日光浴中迎着刺目的日光与窗外灿然的春意，苦思冥想……。想到最后，终于横下一条心——硬顶到底，以求绝境逢生！
他一方面给黄永胜、吴法宪等人吃定心丸，要他们稳住；另一方面又不加掩饰地对调子越来越高的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公开表示不满。在毛泽东对周恩来就这次会议安排问题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同意”后，林彪一改以往毕恭毕敬的姿态，只是让秘书写上“完全同意主席批示和会议安排”，并公然注明“遵嘱代写”的字样。
到此为止，毛泽东与林彪“正副统帅”不仅神离，貌也离了。
毛泽东庐山会议拒当国家主席 陈伯达林彪无比难堪
华北组的简报一出，整个会议声调大变，会议气氛开始紧张起来。各组都谈到要“揪出”反对毛主席的坏人。
会议没有按毛泽东预先的希望开成一个团结的会。陈伯达充当先锋，挑起争论，矛头直指江青、张春桥等人。
既然林彪已经将两个集团的斗争公开化了，江青、张春桥等人岂能坐以待毙！“主席，不得了哇！他们要揪人。”江青带着张春桥、姚文元向毛泽东绘声绘色地反映了大会的情况。
会上出现这种明显是有统一布置的“揪人”行动，令毛泽东感到事态严重。如果说1959年庐山会议的“军事俱乐部”是纯系子虚乌有的臆造；那么，林彪集团却是把虎视眈眈，随时可以出鞘的锐剑。
毛泽东不能不提防！
当天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开始部署反击了。
毛、林、周、陈、康五常委又重新聚集在一起。笑容从毛泽东脸上消失，预示着会议的风向马上就要转变。
毛泽东的目光直射陈伯达，十分严厉地说：“你们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你们闹。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
毛泽东的话，让陈伯达失魂落魄，使林彪无比难堪。大概为了给林彪留点面子，毛泽东对他说：“我劝你也别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去当！”
他的话音里除了威严还透出一种凄楚。1959年批判彭德怀的那种高屋建瓴，那种嬉笑怒骂的潇洒已经从他身上消失了。
毛泽东的一席话，使庐山的“吹捧”气温骤降。林彪和陈伯达都意识到，这回他们输了，而且是彻底地输了。
叶群、吴法宪等人见势不妙，匆忙撤回、销毁自己的言论。留守北京没有来庐山参加前期开会的总参谋长黄永胜也照叶群的部署准备了一份类似的发言稿，听说庐山上风云突变，就悄悄地销毁了文稿，才上山参会。
周恩来找吴法宪等人谈话，要他们作检讨。吴法宪报告了林彪。林彪说：“你没有错，不要作检讨。”
随后，叶群、黄永胜召集吴、李、邱统一口径，攻守同盟。强调在小组会上发言不能牵涉林彪。黄、吴、李、邱只讲自己，互不涉及。
8月31日，毛泽东经过几天的调查研究，心里已大体明白了。他在陈伯达整理的那份论述“天才”的语录上，写下一大段批示：“这个材料（指《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引者注）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中国工农红军改编八路军始末
1937年8月下旬，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一个半月，平津沦陷，淞沪危急，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传出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集结在陕北地区的数万红军精兵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迅即出师迎敌，开赴华北抗日战场。不久，又传来一个令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的消息：八路军一一五师林彪部在晋西北平型关地区痛击日军精锐坂垣师团，取得了中国全面抗战以来第一个胜仗，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平型关大捷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士气。
其实，红军改编国民革命军一事，早在1937年春国共谈判时就已正式提出。如果不是蒋介石有意刁难，八路军可能在几个月前就改编成了。
中共方面最初提出红军改编方案为四个军、十二个师、三十六个旅、一百多个团，四个军的军长分别为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而国民党只给两个师、八个团；后中共让步为四个师，师长仍为林、贺、刘、徐。
西安事变后的1937年2月中旬，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为代表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张冲等在西安谈判。周恩来等首先提出了中共关于举国联合抗日的五项要求和四点保证。其中，四点保证的第二点便是“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指导”。
谈判中，双方首次对红军改编问题进行了接触。中共代表提出：红军组成一路军，设总指挥部，配正副总司令，朱德为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下辖军、师、旅、团。具体计划编四个军、十二个师、三十六个旅、一百多个团。四个军的军长分别是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林、贺、刘、徐都是赫赫有名的红军将领，林彪曾任红一军团军团长，贺龙为红二方面军总指挥，刘伯承为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徐向前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
国民党代表、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说，委员长根据抗战需要，再三考虑决定，红军只能编两个师、八个团，师上面不设军，更不设总指挥部，八个团共编一万五千人。两个师直属军委会领导或归西安行营领导。军官配备，除师长由你们派，副师长以下至副排长军官，统统由南京配备。由于双方的编制数额相差太大，根本无法谈拢，双方都表示回去商量商量再说。
第二天，周恩来一开始就说：“昨天，顾主任提出的两个师八个团编制数太少，而且军官的配备也不合情理。我们已向延安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领导作了汇报，为顾全大局，我方同意作出适当让步，由原来的四个军十二个师改为四个师十二个旅二十四个团，共计七万人。四个师的师长仍是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师上面设总指挥部，军官人选由延安选派。”但国民党方面仍然坚持只给两个师的编制，也不同意设总指挥部。双方僵持不下，谈判又陷入僵局。此时，中共代表团再次接到毛泽东指示：谈判不能操之过急，对蒋不能抱有太大的希望，希望越大则失望越多。在谈判中要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只要蒋介石同意改编红军，就是我们的一大胜利。
周恩来等人也认为，客观形势的发展不允许再回到西安事变前的态度。只要他们同意改编，我们就胜利了。具体编制及兵力问题，今后我们会想办法发展。老是纠缠在编制及兵力数量上也不是办法。拖长了时间，错过了发展时机更不好。
经过中共方面的一再让步，1937年3月8日，谈判终于达成一致意见：红军编三个师。史称“三八协议”。并决定由周恩来把近一个月的谈判情况与结果写成总结性条文，报送蒋介石审批。共五条，其中第三条内容为：
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取消红军名义，服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及蒋介石统一指挥。其编制人员的给养及补充，按国军同等待遇。红军中最精壮者改编为三个国防师，计六个旅十二个团及其直属工、炮、通信、辎重等四万五千人。在三个国防师上设总指挥部。各级人员由自己推选，报南京批准，政训工作人员可由中央派人联络。
就在“三八协议”草签之际，蒋介石节外生枝，派心腹、“十三太保”之一的贺衷寒前来“指导谈判”。根据蒋介石的最新指示，“三八协议”根本通不过，因为蒋仍坚持只给红军两个师的编制，而且师上面不设总指挥部，两个师的军官全部由南京方面重新安排。这样，谈判再次陷入僵局。周恩来提出要去南京直接与蒋介石面谈。3月20日，周恩来应蒋介石之邀前往杭州与蒋谈判。这次谈判，蒋介石总算作了点妥协，同意红军改编为三个师共四万五千人，师以上设总部，各级指挥军官由延安委派，但总司令由蒋委派。
1937年6月，周恩来等再次应邀赴庐山谈判，国民党方面出席会议的有蒋介石、张冲、宋子文、宋美龄等。在谈到红军改编一事时，蒋介石终于给了三个师的番号，即一一五师、一二〇师、一二九师。这三个师的番号原是东北军的，1937年春东北军整编时被蒋介石撤销。
“台独教父”李登辉背叛共产党始末
2000年台湾当局领导人选举期间，台湾学者徐渊涛继出版《替李登辉卸妆》一书，通过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入木三分地刻画了李登辉发迹过程和个人过往，将一个真实的李登辉呈现在读者面前，引起了巨大轰动。徐渊涛之父徐庆钟是台湾著名农业教授，曾任“行政院”副院长，也是一手提拔李登辉的恩师。由于家庭与李登辉的特殊关系，作者对李登辉有着深入的了解。
李登辉
下文为此书第六章——李登辉背叛共产党始末原文：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四日，台湾光复五十五周年前夕，天空笼罩在深秋的阴霾氛围下，数百名五十年代的政治受难者及其家属，齐聚在台北市青年公园，为五十年代死于白色恐怖血腥镇压的难友虔诚默哀。当低沉而哀伤的《安息歌》乐声缓缓响起时，许多当年曾经饱受白色恐怖迫害的政治受难者和殉难者家属，眼眶不自觉泛渗出泪水。
五十年代的国民党政府逮捕共产党分子执行枪决时，据说关在牢里未被处决的幸存者都会默默唱起这首《安息歌》，为他们即将决别的同志送行。这让我不禁回想起五十二年前，当李登辉和中国共产党告别，头也不回地宣布退党后，情报机关的侦骑冲进他同志聚会的房舍，于是，原本和他同组的同志们，不是纷纷被送入监牢，过着暗无天日的日子，就是先后被送到台北马场町，执行枪决；幸运些的同志，也必须被迫亡命天涯，和台湾的亲人生离死别。当他昔日的同志们唱着《安息歌》为彼此送行时，李登辉却日渐飞黄腾达。
当马场町的枪声响起，命运之神已经改变了李登辉的一生。他以为这段往事即将随着枪声永远被埋葬在历史的灰烬里，因为倒在血泊中的同志再也不能活转过来谴责阳间一手遮天、掩盖历史真相的人，而即使侥幸存活下来的同志们，只要强者一朝权在手，谅你也不敢讲出历史真相。
蒋介石的10大失误
8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接收了日军上缴的武器装备，又有大量美援，老蒋掌握、控制的正规军、地方军、民团达800万之众！蒙哥马利元帅说“有一百万军队的统帅是不应该打败仗的”，可手握800万雄师的蒋光头为什么三年的功夫，一败涂地？
有说国民党亡于腐败；有说其失了民心而失天下；有说其部队无战斗力；有说其高级将领之间勾心斗角，相互倾轧；有说毛泽东用兵如神，蒋介石一窍不通，等等。
上述说法皆有道理，但皆有片面性，见树木而不见森林，其败之的原因是综合性的，绝非传说毛是土龙，蒋是水龙，土克水的荒唐传说。简略地说，老蒋失误在于：
抗战结束，人心思稳，大家都想过上安静日子。都不愿意打仗。但是这家伙非要打。
国民皆盼望民主，愤恨独裁，渴望民主政治。但是他非要搞三个一（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成为“独夫民贼”。
老蒋不善于团结人，却特会得罪人。
农民恨他，因为他没给农民好处，反而苛捐杂税；农民是埋葬蒋氏王朝的主力军。蒋最大失误就是得罪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
工人恨他，因为他从来没关心这一群体；
资产阶级恨他，因为他只会搜刮他们；
军人恨他，因为他们的家乡，父老乡亲被压迫、剥削和蹂躏。
新兴的工业资本家正处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疯狂地掠夺压榨工人，工人们的日子苦得很，牛马不如，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丝毫不替他们着想，他们保护一小部分既得利益集团，掠夺、欺压大多数居权力边缘以外的劳苦大众，甚至落井下石，视人民如草芥，此类触目惊心的事例比比皆是，连高层内部也恨他，因为他处事不公，只喜欢几个走狗。
军头们恨他。因为他排挤旁系，宠爱嫡系。
连儿子蒋经国也怨他不能执法如山。
他不会走群众路线，自以为是地搞所谓精英政治。
言而无信，出尔反尔，心狠手辣，特务活动，脾气暴躁，蛮不讲理，人人对其畏而远之，已成过街耗子，落水狗。
林彪的部队四平失利，损失惨重。孙立人将军率大军乘胜追击，赶到松花江边。但是蒋不愿意看到死敌白崇禧指挥的战役露脸，不顾李宗仁的坚决反对，下令停止追击。这样的例子很多。
老蒋在日本陆军学校“深造”了几年，但只是个马夫而已。外行，但是却非要瞎指挥。比如凇沪抗战，把70万精锐大军投入进去，正好让武器装备精良的日本海陆空军有了用武之地。南京保卫战，更是既无必要，又无可能，但是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不懂军事，还听不进良言。在共军强盛国军衰弱的前提下，非要搞淮海决战。明知共军围点打援，非要把精锐部队送进去。
汤恩伯、陈诚、顾祝同……，因为他们效忠老蒋，所以军权许之，而且把精兵交给他们指挥。而“小诸葛”白崇禧，刚铁将军孙立人，足智多谋的杜韦明等，一直得不到重用。
虽有军统中统等特务机关，但是却被对手打入各个领导层，分化瓦解。最高消息还没传达到前线部队将领，对手已经知道并做好部署。
辽沈战役，几十万东北军化做乌有，但是却不吸取血的教训，反而又与解放军进行了淮海、平津2大战役，结果国军精锐全失。
毛主席淋漓尽致地抨击过他们：“八曰取缔贪官污吏，抗战以来，有发国难财至一万万元之多者，有讨小老婆至八九个之多者。举凡兵役也，公也，经济之统制也，灾民难民之救济也，无不为贪官污吏借以发财之机会，国家有此一群虎狼，无怪乎国事不可收拾。人民怨情已达极点，而无人敢暴露其凶残。”
面对有亡国亡党之危险的腐败，做为最高领袖的蒋不是彻底解决，而是一方面大肆中饱私囊，一方面当立牌坊的婊子，还搞什么无关痛痒的“新生活运动”。当小蒋在上海发起轰轰烈烈的打虎运动触及其连襟孔祥熙时，他坚决喊刹车。因为惹火了孔，他的老底就会被揭露出来。
搞特务政治，实行恐怖统治，枪杀爱国人士，如李公朴闻一多等。
1938年10月武汉陷落后，蒋介石决定毁灭长沙，实行“焦土抗战”，于11月12日午夜，放炎焚烧长沙，熊熊大火烧了七天七夜，有52万人口，83万居民的长沙城化为灰烬，至少万余人葬身火海，1938年6月6日日军攻陷开封，蒋介石下令炸开黄河大堤，汹涌黄水居高临下，一泻千里，堤脚下四个村庄，瞬间被冲得踪影全无！据当时报纸报道“滔滔大水，由中牟、白沙间向南泛滥，水势所至，庐舍荡然，罹难民众，不知凡几。”另据“行政院善后统计署”统计：计有河南、安徽、江苏三省44个县、市受灾，3911345人外逃，893303人死亡，经济损失达109176万元。另据报道，总计受灾人口超过6000万。
让人民群众付出如此巨大而惨重的代价，结果仅使日军暂时停止西攻郑州，将武汉的沦陷时间至多推迟了一两个月而已。
对付各路诸侯，蒋确是个谋略大师。
他执政时一直没歇着，扫平军阀后，大战各派系，汪精卫、胡汉民、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蔡廷楷，冯玉祥、阎锡山、龙云、刘文辉，张学良、韩复渠等等，均是其手下败将。
军阀们不代表最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所以不难战胜。而毛领导的中共则不同，蒋的缺陷几乎都是当时毛的长项。所以蒋败的很难看。连美国人也看不懂！即使给老蒋原子弹他也赢不了——投弹手会扔到他的头上！
当蒋公坐上美龄号专机，最后看一眼这片熟悉的故土，心中在想什么？
蒋介石败退台湾，总结了几条失败的原因，如失去了信仰，军队将领不听指挥，军队丧失了战斗意志，军队政治工作废驰，导致军队战斗力削弱，战略战术上的失败，对于美援的依赖心理等等。话虽有理，但却没抓住本质，只抓了些皮毛而已。假如蒋中正健在，能看到这篇文章该有多好。让这顽固的家伙真心醒悟当年到底败在什么地方。
第三章 毛泽东秘闻
毛泽东诗词里六个同志的不同命运
毛泽东的诗词里一共出现了六个同志，他们是元帅彭德怀、作家丁玲、毛泽东的同学周世钊、毛泽东的夫人李进（江青）、很难界定身份的额郭沫若、元帅罗荣桓。
他们六个人走进毛泽东诗词的时候，都被毛泽东称为同志。最后却因历史的变换，命运各有不同。就是同志这个称号，也因时间的不同而意义也不近相同。有的时候，同志是真同志，有的时候，同志就是敌人。
走进毛泽东诗词里的第一个同志是彭德怀元帅。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时，宁夏的马鸿逵和马鸿宾的骑兵追了上来，直接影响到中央红军的安全，毛泽东给彭德怀发了一份电报，要彭德怀给予二马的骑兵予以打击。彭德怀出其不意的击溃了五个骑兵团的追击，保证了红军的胜利。毛泽东立即写了一首《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赠送彭德怀——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迟奔。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很多人以为彭德怀是个粗人，其实彭德怀的文化底子是很厚的，他把“唯我彭大将军”改为“惟我英勇红军”，原诗退还给了毛泽东。可见彭德怀在红军中的地位有多么高，可见彭德怀当时在毛泽东的心目中的地位有多么高。但是时间过了24年，到了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却遭到灭顶之灾。此时对于彭德怀还称为同志，却和1935年没毛泽东诗词里的同志有着天壤之别。对于彭德怀的处理，最后的文件标题是《对于彭德怀同志反党集团处理的决议》，这个同志，就不是同志了，而是敌人了。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对于此类集团的处理，在文件名字里称一次同志，在文件里就不叫同志而直呼其名了，这样的同志就十分麻烦了。彭德怀在文化大革命中收到了残酷的迫害，1974年11月29日在北京逝世，距离在毛泽东诗词里被称为同志达39年时间。
在诗词里被毛泽东称为同志的第二个人是作家丁玲。丁玲原名蒋冰之，湖南人，和毛泽东是老乡。1933年被国民党逮捕，三年后出狱来到当时中央的所在地陕北宝安县。毛泽东和张闻天、周恩来出席了中宣部举办的欢迎会。会后毛泽东问丁玲干什么？丁玲回答当红军。丁玲就到了前方总政治部工作。毛泽东是个诗人，对于丁玲这样三十年代很红的女作家，自然是高看一眼。毛泽东写下了《临江仙，给丁玲同志》，用电文的形式传给了在前线的丁玲。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
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难东。
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毛泽东写这首诗的时间，是1936年2月。此时的丁玲同志在毛泽东的诗词里，是多么的令同行惊羡啊。但是时间还没有过去20年，丁玲就成为丁陈反党集团里的主要头目，离开了历史舞台。虽然丁玲的生命力比彭德怀顽强，活到了1986年，但是此丁玲已不是被毛泽东诗词里称为同志的丁玲，政治地位和那个时候不可同日而语。
第三个走进毛泽东诗词里的同志是周世钊。周世钊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同桌同学。青年时代关系相当要好。毛泽东诗词里曾有一句“携来百侣曾游”，周世钊就是百侣之一。建国后，和毛泽东联系很多，并有诗词相互唱和。毛泽东1955年6月回到湖南，视察长沙，曾和周世钊一起游览长沙的岳麓山。在岳麓山上橘子洲头，毛泽东和周世钊都回到了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青年时代。毛泽东回到北京后不久，收到了周世钊的来信和几首诗词。其中有一首诗词，毛泽东颇感兴趣。“颇感兴趣。”滚滚江声走白沙，飘飘旗影卷红霞。直登云麓三千丈，来看长沙百万家。故国几年空兕虎，东风遍地绿桑麻。南巡一见生平乐，何用书生颂物华。
1955年10月4日，毛泽东给周世钊写了回信，并附上和诗一首。就是《七律，和周世钊同志》——春江浩荡暂徘徊，又踏层峰望眼开。风起绿洲吹浪去，雨从青野山上来。尊前谈笑人依旧，域外鸡虫事可哀。莫叹韶华容易逝，卅年扔到赫曦台。
毛泽东不但和诗一首，还在信中说：“读大作各首甚感兴趣，奉和一首，尚祈指正”。毛泽东对待青年时代的同学是十分客气的，也是重情义的。毛泽东和诗之后，周世钊从湖南省教育厅长升任湖南省副省长。因为是毛泽东的同学兼朋友，很少受到冲击。就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周世钊给毛泽东写信，提出很多意见，毛泽东也没有怪罪他。周世钊平生少磨难，可谓平安一生平静一生。和毛泽东诗词里前两位同志彭德怀丁玲相比，虽然地位没有他们显赫，但是生的体面死的面，1976年，周世钊80岁时去世，也是很不错了。
李进，是走进毛泽东诗词里的第四位同志。李进就是江青，毛泽东的夫人。1961年9月9日，毛泽东为李进拍的照片题写了一首七绝。就是很出名的毛泽东诗词《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曾经有一本毛泽东诗词注解，可惜弄丢了。那本注解里，郭沫若同志，周振甫同志，臧克家同志都从国际共产主义的高度，用极度的赞美诗一样的而语言评价了这首诗词。读初中的时候，有一个老师讲解这首诗词的时候，首先在讲台上用表演唱的形式来唱出这首诗词，可见毛泽东的这首七绝在当时的影响有多么大。
李进同志虽然拍了这张照片，虽然走进了毛泽东的诗词，但是她也从此走上了一个自己人生的不归路。鉴于李进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极端表现，她最后的命运也因此发生了很大的转折——吊死在卫生间里。一个很不好看的死，让人想起她曾经很是辉煌的60年代和70年代上半叶。农村算命的人说：“前半生享福不是福，后半生享福才是福。你看江青，按照命运来说，也是个没有福气的人。她的命运简直就和唐朝杨贵妃一模一样。”
第五个走进毛泽东诗词的是郭沫若同志。并且他两次以同志的名义走进毛泽东的诗词，也是很少见的。郭沫若曾任政务院副总理、科学院院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虽然他担任着这么多重要的职务，还有剧作家、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这样闪亮的头衔，但在国人看来，他仅仅是一个写诗的人而已，仅仅是一个把自己写的诗词让毛泽东看看的文人而已。1961年10月，浙江绍剧团到北京演出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郭沫若看后写了一首七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送给了浙江省绍剧团，同时也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不同意郭沫若的七律里对于唐僧的看法，就和了一首《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1963年元旦，郭沫若写了一首《满江红，领袖颂》，呈献给毛泽东。郭沫若的这首词是这样写的——“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人六亿，加强团结，坚持原则。天垮下来擎得起，世披靡矣扶之直。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太阳出，冰山滴；真金在，岂销铄？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桀犬吠尧堪笑止，泥牛入海无消息。迎东风革命展红旗，乾坤赤”。
毛泽东看了郭沫若的《领袖颂》，于1963年1月9日，就欣然命笔，写下了《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小小寰球，有几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苦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从诗词本身来看，毛泽东和的《满江红》的水平，远远超过了郭沫若《满江红》的水平。古典诗词并不是郭沫若文学创作的强项，他也知道自己的诗词水平在毛泽东之下，但是郭沫若还是把自己写的诗词呈给毛泽东，得到了毛泽东和唱，也算是给予郭沫若的奖赏。郭沫若晚年为了自己生活的体面，已经不是青年时代的郭沫若，有的时候宛若两人。就是自己的儿子暴死，也不愿意愤怒。尽管自己相对平安的度过了晚年，但是给国人留下了诟病他的理由。一个人，为了保全自己的地位，为了自己过上体面地生活，过于奴颜婢膝，这样的体面其实很不体面的。郭沫若于1978年去世，去世之前，在科学大会上发表的《科学的春天》讲话，算是他最后的辉煌。
第六个在毛泽东诗词里以同志名义出现的人是罗荣桓元帅。1963年12月16日，罗荣桓元帅在北京逝世，享年61岁。作为元帅，这个年龄就去世，显得有点太早了。毛泽东十分伤心，悲痛异常。写下了《七律，吊罗荣桓同志》。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毛泽东诗词里的六个同志，罗荣桓元帅在1965年就去世了，没有经过文化大革命，也就免除了很多灾难。按照文化大革命发展的规律，罗荣桓元帅活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不知道会不会受到迫害？也不知道会不会加入哪一个派别？这恐怕也不是罗帅本身自己能够决定的。
六个走进毛泽东诗词里的同志，命运各不相同。有历史的因素，也有个人性格的因素，更有不可捉摸的命运的因素。想起这六个人的命运，有些神伤。
毛泽东赞扬长征 林彪却不以为然称是“溃逃”
林彪率领的红一军团先后参加了毛泽东直接指挥的吴起镇、直罗镇战役，并取得辉煌战果。
尽管林彪和他在长征途中一样机智灵活，指挥若定，但他的情绪阴沉、性格阴鸷妨碍了毛泽东对他作更高的评价。相反，对于彭德怀的豁达乐观、立场坚定，在关键时刻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毛泽东十分欣赏，并在举止言谈中不时表现出来。
红军胜利开进陕北吴起镇后，毛泽东给彭德怀发去了一封这样的电报：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骋。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
毛泽东能诗善词，他的诗词常被人们当作无上褒奖，传遍全军，在他麾下的林彪、彭德怀、黄公略三位著名战将中，有二位曾出现在他的诗扁中。彭德怀自不必说，对于黄公略，《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中有“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之誉；《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中更有“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的夸赞。
可对于自诩为“常胜将军”的林彪，毛泽东却未给他写下只字片语。林彪对此十分妒嫉和愠怒。
中央红军历经千辛万苦，辗转十一省到达陕北，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移到了大西北。这无疑使毛泽东十分自豪。由于长征的成功，他作为全党、全军领袖的地位也更加牢固。他满怀激情地歌颂了长征：“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个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
林彪对毛泽东给予长征的评价不以为然，他一直不认为长征是胜利之举，相反还把长征说成是“一场败仗后的溃逃”。部队开进陕北后没几天，林彪受直罗镇大捷鼓舞而高昂起来的情绪又黯淡、低沉下来。
林彪当时的心情并不难理解。作为中国革命大本营的陕北虽然地域如同信天游一样悠远辽阔，军事态势也较以前有利，但陕北的经济、文化如同那“兰花花”一样凄凉、落后、贫乏。映入林彪眼帘的，是寒风暴虐中的几座破窑洞，荒原上是一望无垠的黄色尘土。天是黄的，地也是黄的，林彪的心如同浇了一瓢凉水，寒透了。
1935年12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在召开瓦窑堡会议前夕，曾征求各军团领导干部对战略问题的意见。藉此机会，林彪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带领队到陕南去打游击。
林彪自己常说：“我有时候是虎，有时候是狐狸。”他深深意识到，在毛泽东的身边，他永远只能当一只乖巧的狐狸。这次，他渴望能够独闯天地，成为一只啸傲山林的百兽之王。为此，他在信中称，开辟陕南比在陕北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更重要，更有意义。林彪还开列了一个长长的名单，要求将红一军团主要干部尽数调出，由他率领南下。“林彪又摇晃起来了。”毛泽东目光敏锐，洞察一切。他看出了林彪的心思，严厉地批评了林彪的悲观思想，指出他同中央有分歧，并希望他及早改变主意。当时的战略态势是十分明显的，向南发展，就要同东北军和西北军打仗，而且陈诚在洛阳及其以西地区控制了三个军，放在机动位置上，专门用来对付红军。向南发展，就会把蒋军嫡系部队引进西北，加强对西北的控制，最终会危及陕北的安全。
林彪南进的要求遭到毛泽东批评以后，他没有就此断绝念头。几天后，他又在一封电报里和毛泽东软磨硬争，仍说“我还在期待中央批准我打游击战争”。这次，毛泽东干脆没有理他。
得不到毛泽东首肯，林彪成天在军团部阴沉着脸，耷拉着头，乱发脾气。聂荣臻比林彪大好几岁，在黄埔军校和武汉军委分别担任过林彪的老师和上级，一身兼兄长、师长和政委三重关系。他劝林彪说：“我们只有这么一点部队，只保有这么一点骨干，你能带多少出去呢？你带多了，我们这里能维持下去吗？我们这个根据地能维持下去吗？”
林彪和聂荣臻共事六年来，争论不断。林彪从没赢过他，他总感觉聂荣臻以大自居，居高临下，说话不十分入耳。但他又无可奈何，因此发生争吵时，对聂荣臻的话总是一只耳朵听，一只耳朵出。
聂荣臻见林彪脸色不好看，于是放慢语调，和言悦色地说：“你不要小看目前这几个破窑洞，它终归是个根据地，是我们的落脚点，我们不是经过两万五千里才找到了这几个破窑洞吗？你去陕南，搞不好，连破窑洞也找不到。你别以为四方面军曾经从那里经过，打过游击，条件会好，我看综合各方面条件来看，不见得一定会强过陕北。”
聂荣臻这番推心置腹的话，林彪根本没有听进去，但他也未再作争辩。对这些批评和劝告，他素来不屑一顾。林彪只相信自己，“人的上帝是自己”，这是他多次重复过的一句引以为训的格言。林彪在谈论战争和指挥艺术时，曾经这样讲：
只要有信心，就会胜利。你必须尽可能少依赖别人。不管别人是多有经验，力量有多大。这就是要领。
由此可以看出，林彪的性格中充满了自满、自信，有时甚至是倔犟。一旦形成自己的观点、看法和思想，他就不轻易放弃，不轻易退却，这使他在跟随毛泽东的漫长岁月中经常与毛泽东发生冲突，思想上经常产生歧义。因此，他获得了一个较为恰当的外号：“摇摆不定的毛派分子”。
这次，林彪关于率部单独到陕南打游击的想法未能坚持下去，最终放弃了。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张浩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突然来到陕北的缘故。
张浩，又名林育英，是林彪的堂兄。1933年，张浩化名李复之赴莫斯科，担任了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和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在莫斯科，张浩参加了共产国际1935年召开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并参与制定了在中国建立统一战线的总政策。
为了传达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指示，恢复已经与中共中断了一年多的电讯联系，共产国际决定由中共代表团派人回国，担当此重任。
从苏联回国，有三条路线可供选择，即可从东北、新疆、内蒙古三个地区的中苏、中蒙交界处入境。在当时，东北已被日军控制，新疆路途太远，只有假道蒙古入境较为方便。但从蒙古入境却要穿过浩瀚的沙漠，闯过层层关卡。最为艰难的是，回国的人身上不能带一片纸一封信，必须把所有文件印记在脑海中，抵达陕北后再口述出来。因此，派回国的人一定要立场坚定，勇敢机智，有应付敌人的丰富经验。同时，此人还要在中共党内有一定声望，被国内同志所熟悉和信任。
经过慎重考虑和反复权衡，张浩被选定担当这项任务。
张浩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把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主要文件和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的指示背熟，然后取道外蒙回国。他一路上忍饥挨饿，过关闯隘，于1935年11月赶到定边，随后抵达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
张浩一回国，就立下了殊勋，赢得了党内广大同志的信赖。这不仅仅是由于他全面地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在中国建立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指示，更重要的，还在于他代表共产国际强有力地支持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巩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批判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为两个方面军的再度会师奠定了基础。
张浩回到陕北党中央之前的1935年9月，毛泽东带中央红军北上后，张国焘一意孤行，带领红四方面军和原属红一方面军的第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南下，并于10月5日在（四）川（西）康边界卓木碉另行成立“中央”、“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通令撤销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等人的工作和通缉杨尚昆、叶剑英。12月5日，张国焘发了一封长电给陕北党中央，狂妄地要党中央改称“北方局”。
电文如下：（一）此间用中央、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二）你们应称北方局、陕北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冒用党中央名义；（三）一、四方面军名义应取消；（四）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报来，以便批准。
1936年1月6日，张国焘打电报给张浩，攻击党中央的路线是“机会主义的退却逃跑路线”，要求张浩转告共产国际承队他的第二中央。
张国焘的电报和他另立中央的消息在陕北传开后，党内一阵哗然。张国焘的行为激怒了毛泽东等中共高层领导人。1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电令张国焘立即取消他的“中央”机关和“中央”政府。对于这封电报，张国焘并不吃惊，当初他就知道陕北会作此反应。但是，两天后，他接到了另一封电报。这封电报无疑使他感到心情抑郁和前途未卜。发电人不是别人，而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张浩：（甲）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的。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乙）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
从字面上讲，甲乙两点互不关联。但久居领导地位的张国焘一看就明白，这是分别从思想上、组织上对他提出的严厉警告。张国焘也知道，此时张浩的声音已不是湖北黄冈林家大的土话了，而是代表了共产国际，代表了斯大林的声音。
张国焘在莫斯科工作期间，十分清楚和了解斯大林的脾气和手段，这是一个一提起他的名字就令人胆寒的国际共运领袖。张浩带来的共产国际的压力和红四方面军南下受挫陷入绝境的事实，迫使张国焘最终低下了头。很快，他回电党中央，表示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第二“中央”改称西南局，他自己也将率四方面军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师。
张国焘分裂中央的企图，终于彻底失败了。党中央负责同志向张浩表示祝贺，林彪也心悦诚服地向堂兄表示钦佩之情。林育英、林育蓉（林彪原名）两兄弟双珠联璧，一时在陕北传为佳话。走在陕北的黄土路上，人们常常这样指着他俩说：“左边是林彪的哥哥，右边是张浩的弟弟。”
黄冈家乡的人们得知此事，在林彪父亲五十寿辰的宴席上，特意送了一块上写“双鹤栖庭”的寿匾。
1936年1月，毛泽东决定遣军东进，打到山西去，武装宣传抗日救亡纲领。彭德怀有些担心，一怕红军渡不过黄河，二怕东渡黄河后在国民党军阻截下回不了陕北。因此，他打电报向毛泽东提出，要绝对保证部队同陕北根据地的联系。对此，毛泽东满脸不高兴，他见到彭德怀后气冲冲地说：“你去绝对保证，我是不能绝对保证的。”
话虽是这么说，在背后，毛泽东还是嘱咐林彪到黄河边去勘测水文，调查敌情，制定渡河计划。
黄河以东是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的天下。阎锡山把山西视作自家花园，连外境的一只野兔也不愿放进。为此，他和蒋介石、冯玉祥等人曾经大打出手，尸横遍野。到最后，连蒋介石也奈何不得这位“阎老西”。1935年冬，他一听说红军到了陕北，就沿黄河东岸十多个县构筑了明碉暗堡，普遍实行闾甲、连坐制度，发誓不让红军将半步跨过黄河。
东征前，林彪来到黄河西岸，对东岸敌人的工事设施、兵力配备、火力配置进行了观察，选定了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的渡河点。
1936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才2月份，黄河就已开始解冻，白天黑夜，沿河上下，到处可以听见“咯吱”“咯吱”的冰块崩裂声。鉴于这一情况，林彪建议渡河方式由冰上抢渡改为船渡。
2月19日，毛泽东来到红一军团前线指挥部。正遇上林彪、聂荣臻、左权在争论谁的手表时间准。在红军中，每次总攻之前，部队常常为时间准确与否扯皮拉筋，有时上级批评下级延误了时间，下级不服，说按照我们的表还提前了哩。这是因为当时红军指挥员戴的手表都是在战场上缴获过来的敌人的手表。式样各异，新旧不一，快慢不同。见大家又为这个简单的老问题争个不休，毛泽东说：“给各个部队发报，渡河时间不可参差，一律在20号20时开始，以聂荣臻的表为准。”
红一军团二师五团是渡河左翼先遣队。先遣队先将小船由通向黄河的港汊里悄悄地划出，推到水深处，然后载人直向黄河对岸划去。这夜，没有月亮，没有星星，只听见黄河的咆哮和冰块撞击木船的声音。接近对岸的时候，枪声如炒豆般地响了起来，偷渡变成了强渡。红军战士迅速登岸，投入战斗，很快突破了江防，向纵深推进。26日，阎锡山组织晋军反攻，企图把红军赶回河西。林彪率红一军团主动迎敌，击溃了晋军独立第二旅，打了渡河后的第一个大胜仗。
3月下旬，红军以十五军团为左路军，二十八军和三十军为中路军，红一军团和十五军团八十一师为右路军，兵分三路，向山西腹部进军。
红一军团作战区域是汾河流域。当时，晋军大部被红十五军团牵制于北线，无力抽兵南下，只得眼睁睁地看着红一军团深入汾河富庶地区。
汾河，是山西的天堂。这里的地主除拥有大量土地、羊群外，往往宅第连云，几乎占半个村子，几十匹骡马，连杂色的都没有，把从陕北来的红军战士看傻了眼。山西财主喜欢把金银财宝埋在地下窖起来，红一军团的战士们很快学会了根据敲打地面的声响来判断窖藏所在位置的方法。在这里，红一军团扩红发展迅速，补充了五千名新战士。对这一点，林彪特别高兴。
一天，毛泽东打电报给林彪，告诉他红十五军团在北线作战艰苦，伤亡过大，加上处于山区，筹款、扩红等工作开展得不理想，希望红一军团能够拨点兵力给十五军团。“我还有几个鸟兵？！”林彪气呼呼地把电报摔到桌上，大声说道：“不给，不给。就说没有，不给。”
聂荣臻看完电报后，向师团一级的干部们了解了一些情况。下边的干部们也反映部队编制还不健全，人员也不满额。聂荣臻找林彪商量后，打电报给毛泽东，汇报了自己部队员额未满的实际情况，请求免拨。看到政委和他观点一致，林彪脸色稍缓。
1936年4月，蒋介石派十个师分两路进军山西，阎锡山也派五个师另两个旅南下，以图南北夹击，形成包围之势。毛泽东鉴于红军东渡黄河作战目的已经达到，遂挥师西进，撤回陕北。
1936年5月，毛泽东在延川县大相寺主持召开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对红一军团的本位主义观念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这主要是指红一军团拒绝拨兵补充红十五军团的事。顿时，会场上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林彪和聂荣臻身上。林彪一向以不苟言笑、沉默寡言著称，这次，他索性一声不吭，无动于衷地望着寺外的几株古柏，把问题全推给了他的政委。
作为政委，聂荣臻主动地向大会作了检讨，承担了责任。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在他们的共事中屡见不鲜。林彪的精明，有时正表现在他的沉默上。
这年夏天，中央军委颁布命令，林彪调任红军大学校长，任命左权代理一军团军团长，聂荣臻仍任军团政委。这一调动，对林彪是奖励，还是微惩，人们议论纷纷，但大多倾向于后者。人们知道，1934年以来，林彪与毛泽东的分歧之处太多，有必要煞煞他的锐气。
红一军团为他们的军团长举行了简朴而又热烈和隆重的欢送会。政委聂荣臻在致词时，绕开了他们之间的争论和分歧，热情地赞扬了林彪在红一军团工作期间的建树和功绩。
但是，林彪没有对此表示出应有的大将风度。他仍然对与聂荣臻之间过去发生的不悦耿耿于怀。他对聂荣臻说：“我们在一起搞了几年，现在要分手了。过去我们之所以发生分歧，是因为我们看问题的着眼点不同。你是从组织上考虑的，我是从政治上考虑的。”
聂荣臻笑了笑，然后严肃地说：“你这个说法不对。你把政治上和组织上绝对对立起来，完全不对头。我们之间争论的许多问题，都是政治问题。现在你要走了，又扯这些问题，再扯几天也扯不清楚，还是等以后有机会慢慢谈吧。今天我们主要是欢送你，不谈那些不愉快的事情。”
不欢而散。军团长和政委就这样分手了。第二天，林彪带着警卫员，离开了红一军团，踏上了去红大的路途。
彭德怀为何被毛泽东定为不能平反的人
到京后，彭德怀将五十多天辛苦调查的结果——5份报告送到杨尚昆手里，请他转呈毛泽东和党中央，并希望毛泽东看过报告后能如约和他谈谈，他仍希望通过这种办法为党做一点工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以书面形式先发到与会者手中，进行讨论评议。彭德怀在吴家花园接到了报告全文。
他仔细读下去，对报告很满意。报告在肯定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成绩的前提下，指出了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工农业的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战线过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严重失调；人民公社在一个时期内混淆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线，违反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犯了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对农业增产的速度估计过高，对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
对错误产生的原因，报告说，一方面是在建设工作中经验不够，另一方面是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报告动员全党切实地抓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确定了坚决下马的方针。
然而，彭德怀向中央请了假，不去参加会议，因为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庐山会议突然出现了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进攻，他企图利用当时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来达到他蓄谋已久的篡党目的。这样，会议就被迫地不能不转入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这个斗争的胜利，对于保卫党的总路线，保卫党的团结，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彭德怀看到，即使实践已经证明他的意见没有错，他也难于平反。他按下满腹委屈，说道：“我也不希望平反，只要群众有饭吃。”
1月27日，刘少奇在大会上讲话，在谈到庐山会议时说：这场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开展这场斗争是不是只因为彭德怀同志写了这封信呢？不是的，仅仅从彭德怀同志那封信的表面上来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
不是为这封信，又是为了什么呢？彭德怀疑惑不解，急急看下去：“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彭德怀脸色陡变。在庐山上也没有听到的新罪名突然出现在中央领导人的正式讲话中。接下去：“所有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毛泽东插话：“只要不是里通外国。”
彭德怀拍案而起，心胆俱裂，怒不可遏，失去一切控制，连声喊道：“诬蔑，诬蔑！”伸手抓起电话筒，就找中共中央办公厅：“请转主席和刘少奇同志，我彭德怀向党郑重申明，没有此事！”
从此，“里通外国”就成了彭德怀的第一罪名，他的生命进入了一个真正险恶的历程，呈现出日愈悲凉的色调。
原来这个“里通外国”的罪名，是由于1959年5月，彭德怀率中国军事代表团出访东欧8个国家，在阿尔巴尼亚参加一次宴会前，遇到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两人曾寒暄过几句。在东欧各国，兄弟党对中国的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很关注，不免问及，彭德怀除谈成绩外，也承认存在一些问题和缺点。庐山会议批彭时，有人说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是不是和出国时“取了什么经有关”。这种捕风捉影的说法，彭德怀当时没有看得怎样严重。而今天，竟把出访中这种正常的交往，说成是和赫鲁晓夫通谋，搞颠覆，又以此作为不能给他平反的理由。问题不但没有澄清，反而又升了一级。“七千人大会”结束，彭德怀继写《对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看法》之后，又奋笔写下了对刘少奇报告中有关庐山会议一段讲话的评论。对于报告所说长期以来彭德怀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之说，他问道：“这个小集团的政治纲领是什么呢？有哪些成员呢？既没有政治纲领，又没有具体成员，那不是虚构是什么呢？”
对于里通外国，他愤愤写道：“我同任何外国人都没有个人接触。”“完全是无中生有。”
最后，彭德怀写道：“真理只有一个……这个结论是主观主义的，事实将要证明它是错误的……这对我是诬蔑！”
冬去春回，彭德怀每日黎明即起，到园子里翻土施肥。晚饭后，仍然到园外去散步，有时到群众家中访问。但他读书的时候少了，上午、下午、夜间，总是在想问题，写材料。
他是在给党中央毛泽东写信。这是一个大计划，他要把庐山会议以来对他的过去和现在的指责一一说清楚，把他一生的历程、缺点、错误、是非曲直，通通写给党审查。两年多来，他写了许多笔记，其中有许多往事回忆，他决心在这个基础上写出一份较完整的检查与回顾。
深夜，他的房间里总是亮着灯。透过窗帘，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知道他又在给中央写信，都为彭德怀捏一把汗。
司机赵凤池鼓起勇气劝他：“老总，我们看，还是别写了吧，免得再……”
彭德怀把手一扬：“杀头都不要紧！但事情要弄清楚！”“我这个人很渺小，但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不能因为捏造于我的假历史给党的光荣历史抹黑。我有权利、有义务作这个申诉！”
赵凤池说：“老总啊，我们明白了。”“也许现在没有用，留给后人作历史研究也好哇！”彭德怀补了一句。
浦安修星期六回家，他把写的信给她看，有时给她进一步解释其中的内容。浦安修默默地听着，一边看他写的信，有时给他校改几个错漏字。
1962年6月中旬，彭德怀写完了这封长达82000字的给毛泽东和党中央的信。
6月16日，彭德怀去中南海，把这封信亲手交给杨尚昆。并附送了一封给杨的信：
尚昆同志：
我阅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之后，实事求是地作了检讨，不符合事实的我也作了说明。唯时间长，问题多，加以写得了草，不便于中央同志审阅，请饬铅印多份送给中央领导同志为感。谨祝健康！
彭德怀
1962年6月16日午
杨尚昆根据彭德怀的要求，把信打印多份，分送给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各成员。
彭德怀这封以后被称为《八万言书》、《翻案书》的长信，共分五个部分：“关于庐山会议问题”；“关于高饶联盟问题”；“我同外国人的一些接触过程”；“我的历史过程及其几个问题”；“关于军事路线问题”。
彭德怀在这封长信的开头，对中央为克服国民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而采取的一系列调整措施表示满意，说：“这些措施是完全正确的，也是非常必要的，我完全拥护党中央的这些具体措施”，“今后形势可以肯定会一天一天地更加好起来。”
彭德怀坦率地表白：“我对少奇同志的报告和讲话的绝大部分是拥护的，就连对我错误进行切合实际地批评的那一部分，我也是诚心接受的。可是我对少奇同志对我错误的不符于事实的夸大部分，是有不同的看法的。”“请求中央能派专案小组进行调查和审查，我是诚恳的感激。”
这封长信，第一部分的主要内容和第四部分的大部分内容已于1981年12月整理出版的《彭德怀自述》一书中披露。在第二部分“关于高岗饶漱石联盟问题”中，彭德怀详细叙述了他和高岗的往来后说：“我并不否认我在高岗问题上所犯的错误，首先没有及时向中央汇报情况就是一个严重的错误。高岗在散布攻击少奇同志的言论时，我不应该品评少奇同志‘有时有点偏’。如果说这就是‘高、彭联盟’或者‘恐怕是彭、高联盟’，而作为一个当事者的我，是有点想不通。”
长信的第三部分“我同外国人的一些接触过程”中，彭德怀在详细叙述了他9次与外国人的接触情况后说：“为了便于查对事实，我首先申明，我是一个完全不懂外国语言和不识外国文字的人，这就给查对事实的工作带来极为有利的条件。我同外国人的每次接触或谈话，都有翻译同志跟随着……总之，是有充分条件来查我是否‘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的。”
9月，彭德怀得到中央的一份通知，要他不去出席即将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和10月1日的建国13周年活动。彭德怀淡然处之，认为早该如此。
9月24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七千人大会后，由总书记邓小平主持，为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中受错误批判的党员干部进行甄别平反。短短三四个月，几年来被错批判、错处理的人，绝大多数获得平反。尚未得到平反的人也敢于提出申诉。这引起毛泽东的不快。彭德怀的长信，更被毛泽东视为非常，他不时说：“近来刮平反之风不对啊！”“1959年反右倾不能一风吹啊！”毛泽东把甄别平反工作称之为“翻案风”。
8月5日，毛泽东在武汉同华东、中南两大区负责人谈话时，又点到了彭德怀，说：“我对彭德怀这个人比较清楚，不能给彭德怀平反。”
十中全会上，除批判所谓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新的进攻”，还添了两个冤案。一是批判中央主管农业工作的邓子恢所谓刮单干风，二是“揭发”所谓“高岗余孽”习仲勋“利用小说《刘志丹》进行反党活动”。
在这次全会上，彭德怀、邓子恢、习仲勋3人的冤情被定为当前阶级斗争的三个事件。全会决定成立两个中央专案委员会，对彭德怀、习仲勋二人进行全面审查。
专案审查采取“背靠背”的方法，即不与被审查者本人见面的秘密审查。但审查却是彭德怀期望的，也是他曾经要求的。
在递交《八万言书》之后，十中全会以前，8月22日，彭德怀曾因等候了两个月没有得到中央的回音，再次给毛泽东并中央写信，信中说：“我阅读了今年一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以后，于6月16日写了一封信给主席和中央，想蒙审阅。我写那封信的目的，只是为了想把对我所犯错误的性质弄清楚，除此之外，就没有任何其他企图。”
彭德怀重申：“我在中国长期（革命）斗争中是犯过一些错误的。”“但是，我诚恳地再次向党申明，我在党内没有小集团，没有企图篡党的丑恶野心，也没有同任何外国人在中国搞复辟活动。”
彭德怀在信中“请求主席和中央组织专案组审查，处理我这一莫须有的罪名。如查有确实证据，愿受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制裁，哪怕是处以死刑和开除党籍，都是不会怨恨的。”“只要把这一问题弄清楚，以后，我就不会再来打扰主席和中央其他同志了。我带着苦闷的、沉重的心情，再次请求对我所犯的错误进行全面的审查，做出正确的处理，泣伏呈辞，恳希鉴察。”
实际上，在十中全会召开前二日，即9月22日，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的审查委员会已经成立，并召开了第一次会议。
对彭德怀的审查开列了如下五个问题：一、历史上的问题；二、篡党篡军问题；三、里通外国问题；四、资产阶级军事路线问题；五、大国主义问题。主要是所谓“里通外国”和“小集团”问题。
与彭德怀希望洗雪其莫须有的罪名相反，从专案人员的笔记中可以看到，审查的目的不过是要论证其“罪名”。笔记记载的第一次专案人员会议精神说：彭德怀向中央写了两封信，非常恶毒，把《决议》和自己的三次检讨全部推翻，是新的进攻，很猖狂。这个进攻不打退，党内过去有些反党分子、尤其是他的反党集团成员也露了头。
专案组成立后，彭德怀“旧账”升级，“新账”再添。连1961年的返乡调查也成了反党活动。1964年专案组成员去湘潭又进行了一次详细“调查”，凡在彭家围子与彭德怀有较多谈话的可查的来访者，都被一一查问，对66个被查问者做了“取证”。最后，向中央作了《关于彭德怀同志1961年回湘潭情况的调查报告》。
在这个“调查报告”中，彭德怀的乌石之行被说成“别有用心、满腹牢骚”；他与社员的谈话被说成是“笼络人心、争取同情、散布毒素、混淆视听”的“反党言论”。与调查者的愿望相反，从专案组留下的近千页材料和“取证”中，再现了彭德怀当年和群众在一起的许多生动对话和场面，反映了他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对农民疾苦的关怀，也使读者今天能获知彭德怀乌石之行的真实情景。
十中全会后，彭德怀不再收到中央发来的文件或通知。吴家花园门口的岗哨突然加严，荷枪实弹，高度戒备。哨兵记事本上写着三条任务：保证安全，不让反革命分子杀掉，不让他跑掉；彭德怀出去要跟紧，不让他接见外人；在国内有重大变化时，特别要注意他的动态，了解他经常接触的人员，谈了些什么，及时记录下来。他实际已沦为吴家花园里的政治犯。
彭德怀对这一切视若无睹，毫不在乎。每天仍然是早上拿起他的锹和水桶在院子里翻土、播种、锄草、浇水。但看起来，他显得苍老了，染成青色的旧军装也打上了补丁。
到了年底，他又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对加诸他头上的所谓篡军问题、所谓篡改军史问题、关于领袖人物的评价问题、所谓企图以后勤部作篡军基点问题、不同意军事博物馆塑毛泽东像问题、所谓收买人心等问题，一一做了说明。
他没有得到答复，他的信只是作为新翻案罪证又送到专案组去了。此后3年，他没有再给中央写信。
第四章 史海钩沉
苏共垮台：“历史报应规律”的体现
历史上的坏事恶事不能不受到历史的报应，中国俗语说，物极必反，善恶到头终有报，就体现了历史的报应规律。
承认报应规律，可以使人们对历史存敬畏之心。1962年刘少奇曾就中国的饥荒当面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上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这是一个负责任的严肃的政治家的话，他记住了历史的责任，记住了历史的报应规律。
一个由列宁首创的社会主义苏联，一个口口声声要建立社会主义，甚至据说已经开始共产主义建设的苏联，一个千百万群众曾经为之献身奋斗的国家，为什么最终垮台、解体，而达不到自己的目标？
谁能跳越历史发展的阶段
马克思有一个著名的唯物主义论点：“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
1917年普列汉诺夫反对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主张依据的就是马克思的这一历史唯物主义论点，认为俄国缺乏社会主义的必要的物质条件。当时列宁采取避而不谈的办法，没有直接回应普列汉诺夫等人的指责，恐怕也难以回应，而是采取干起来再说的做法，直接去夺取政权。夺得政权后，布尔什维克党在三年时间里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搞直接过渡走了一个巨大的弯路，对此列宁做了深刻的反省。
1923年初，列宁病中翻阅苏汉诺夫的《革命札记》，承认了俄国的发展水平不够，缺乏社会主义的必要物质前提。然而对列宁来说，既然政权已经在手，自然不能倒退回去，他找到的为苏维埃政权存在辩护的说法是：历史发展的顺序是可以改变的，在俄国可以先夺取政权，然后利用政权的力量发展生产，为社会主义创造必要的物质前提。
这是列宁的创新，不失为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不过有一个前提，这就是执政的共产党及其领袖不忘社会主义需要具备必要的物资前提，把发展生产，创造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放在第一位。列宁是经过军事共产主义的错误实践之后领悟到这一点的。很可惜，布尔什维克党的多数领导人并没有真正理解，他们不懂得或者不愿意利用政权的力量去扎扎实实地发展经济，却千方百计地走捷径，企图用改变生产关系这种简单的办法来“建设”社会主义。
20世纪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的世纪，不幸的是，世界上搞社会主义的基本上都是较为落后的国家，只有少数国家如捷克曾是发达国家。落后国家搞社会主义，又急于求成，就不得不借助于暴力来改变生产关系。苏联借助暴力消灭了“富农”和私商、把农民赶进集体农庄之后，从生产关系上说，国内就不再存在剥削阶级了，于是斯大林在1936年迫不及待地宣布苏联“建成了”社会主义，而这时候苏联离1932—1933年饿死数以百万计饥民的大饥荒仅仅三年，人们仅仅有饭吃而已！
斯大林的大规模镇压，波尔布特的血腥杀戮都是以社会主义的名义实施的疯狂暴行。但是凭借暴力是进不了社会主义的，相反，只会把整个社会拉回到黑暗的中世纪。恩格斯说过，暴力是新社会的助产婆，但孩子并不是助产婆自己能够生产的，暴力本身产生不了社会主义！苏联的经济当然有所发展，但是长期以来重点在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仅仅这两个部门的发展是进不了社会主义，更进不了共产主义的。人们迷信暴力，借助暴力夺取政权成功之后，又企图借助于暴力跳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于是在苏联就有了名目繁多的有关社会主义的说法，如“一国社会主义”、“建成社会主义”、“发达社会主义”、“发达社会主义的起点”、“20年进入共产主义”等等。说到底，都是想以改变生产关系的办法来实现发展阶段的跳跃。
整个20世纪的历史并没有能够证实资本主义的全部生产力的潜能已经发挥完了，资本主义在垂死挣扎，只是某些人的一厢情愿而已。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曾经到处点火，甚至出钱出人在一些国家直接组织工人暴动，试图推翻西方资本主义的统治，但都无功而返。落后国家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由于各种条件的凑合，虽然能够取得政权，但应当承认，这个政权是早产儿，必须细心呵护。采取跳跃，甚至“大跃进”（这是苏联30年代的用语，而不是中国的发明）的办法超越阶段，只能是欲速而不达！在1920年代，布哈林曾经提出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落后型的社会主义”、“亚细亚形式的社会主义”，其目的就是想遏制一下急躁冒进的超越阶段的企图，坚持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道路。
历史报应规律值得注意
马克思写于1857年的《印度起义》一文中有一段话非常值得注意：“人类历史上存在着某种类似报应的东西。历史报应的规律就是，锻造报应的工具的，并不是被压迫者，而是压迫者自己。”
马克思说的是印度的起义。此前，英国殖民者在印度本地人中间招募一支名叫“西帕依”的雇佣军，用来征服印度并维持其统治。然而，正是这支部队在1857年震撼殖民者的印度民族起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所以马克思接着写道：“第一次打击法兰西君主制的是贵族而不是农民。发动印度起义的不是饱受英国人折磨、侮辱和洗劫的莱特，而是由英国人供给吃穿、受英国人豢养和宠爱的西帕依。”
马克思提到的这个“历史报应的规律”或者“类似报应的东西”，值得我们注意。在苏联共产党垮台上，我们同样看到了它的威力。
历史报应规律包含两个方面：报应什么，由谁执行报应。
历史上的坏事恶事不能不受到历史的报应，中国俗语说，物极必反，善恶到头终有报，就体现了历史的报应规律。承认报应规律，可以使人们对历史存敬畏之心。1962年刘少奇曾就中国的饥荒当面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上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这是一个负责任的严肃的政治家的话，他记住了历史的责任，记住了历史的报应规律。
报应有的很快来到，有的需假以时日，待矛盾积累到一定时候爆发。十月革命前列宁在《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中写道：“我们满怀民族自豪感，因为大俄罗斯民族也造就了革命阶级，也证明了它能够给人类提供为自由和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伟大榜样，而不只是大暴行，大批的绞刑架和刑讯室，普遍的饥荒，以及对神父、沙皇、地主和资本家十足的奴颜婢膝。”按照历史报应规律，充满大暴行的沙皇制度是迟早要被推翻的，它果然在俄国二月革命中被推翻了。
令人遗憾的是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人们在苏联继续看见了大暴行、刑讯室、集中营、大饥荒，以及对领袖的顶礼膜拜。苏共在历史上有许多恶的记录，特别是斯大林时期实施的大规模镇压，它涉及全国各个阶层、各种职业、不同民族的人士。那些和列宁一起打天下的功臣（列宁的近卫军）被杀绝；能征善战的将军被杀光；有独立思想的学者、作家、艺术家，持有不同观点或被怀疑有异己思想的人士遭到镇压；反对集体化的农民，轻微违反纪律的工人，遭到逮捕、流放、劳改。据苏联和俄联邦平反委员会主席雅科夫列夫说法，有两千万人遭到无端镇压，这还不包括受到株连的亲朋。一个残杀功臣、屠杀自己的同胞的政权、政党及其领袖必然要遭到历史的报应，这不是迷信，而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否则，人类就会永远处在黑暗的中世纪时代，宗教裁判所时代。这是历史要报应的东西。
即使在阶级社会，国家的职能之一也是维持社会的稳定，防止社会分裂，防止“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的。然而斯大林的国家却人为地掀起“阶级斗争”，制造社会的对抗和分裂，这岂不是自毁长城吗？这样的国家出路有两个：一个是痛改前非，进行改革；一个是一意孤行，政权垮台。欠债总是要还的，世界历史的进程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进程，总是光明战胜黑暗，正义战胜邪恶，民主战胜独裁，自由战胜专制的过程，如果不是这样，人类岂不是永远生活在奴隶社会，或者中世纪的黑暗统治之下！
世界历史是世界法庭！布哈林在“自己的”法庭上说得分明：“世界历史就是进行审判的一个世界法庭。”所有处于无奈绝望之中的人们都曾寄希望于世界法庭。历史学家罗·亚·梅德维杰夫把他论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的专著取名为《让历史来审判》，决非偶然。
苏共为自己的垮台打造了两支力量
报应规律的另一方面是实施报应的工具，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实施报应的往往是作恶者自己打造的工具。苏共为自己的垮台打造了两支力量。
第一支力量是“在册权贵”。列宁曾经提议解除斯大林的总书记的职务，列宁的理由是斯大林“太粗暴”，他认为，这个缺点在一般共产党人之间的相互交往中是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他特别警告说，“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小事”。但是列宁身后的领导班子或者出于一己私利的考虑，或者由于眼光短浅，硬是把斯大林保了下来，并且赋予其更大更多的权力。这样到1920年代末，大权在握的斯大林就急不可待地中断了新经济政策，使社会主义失去走向市场经济的机会，而斯大林性格上“粗暴”的缺点，在1930年代的大镇压中毕露无遗。
斯大林实行了由上级任命的等级官员制度，由党中央设置了一套职务清单，这些职务任职人员的任命、调动和撤职统归中央掌握。整个苏联共产党和政府就是由进入该名单的官员管理的。起初人数在万名左右，后来队伍逐步扩大，除中央外，各共和国和州、区也有自己的列入本级党委管理的在册官员。这些官员享受政治、经济特权，享受特殊的福利待遇。例如1930年代，斯大林把自己的工资提高到1万卢布（实际上他根本用不着卢布，他的生活早已进入“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给党政官员以1万卢布以下不等的高薪，另外还实行外人不知的红包制度。这样，就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培养出一个享有特权的高薪阶层，即“在册权贵”。1950年代赫鲁晓夫进行了还没有触动体制本身的改革，但是他提出的干部任期制和定期更换制已触犯一大批当权派的利益，于是他们发动“宫廷政变”罢黜了赫鲁晓夫，中断了改革。戈尔巴乔夫上台重启改革，这次的改革冲击面更大，深深触及党内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这就不可避免地遭到党内“左”、右派的反对和抵制，既有保守派的“8.19政变”，又有分裂派的别洛韦日密林会议。
叶利钦高举反特权的大旗，赢得大量群众的支持，而结集在他周围的党政官员绝大部分都是苏联的在册权贵。在册权贵的各路大军汇集起来推翻了苏共的领导，解散了苏维埃联盟。据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所精英研究部的调查，在叶利钦时代有75%以上的政治精英和61%的商业精英来自在册权贵。新的政治精英主要由过去的党政工作人员组成，据统计，来自在册权贵的人，在总统周围占75%，政府中占74.3%，政党领袖中占57.1%。从苏联解体中得到好处成为亿万富翁的绝大多数也是在册权贵。多次打断改革、使苏共丧权的不是平民百姓，不是知识分子，而是苏共自己培植起来的“在册权贵”！
导致苏联解体的还有另一支由苏联自己打造的力量。苏联存在74年里，在地缘政治上继承的是沙皇俄国的衣钵，它在1921年动用武力并吞了独立的格鲁吉亚民主共和国，1940年又出兵波罗的海三国，并吞了独立的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这样，苏联就恢复了沙俄帝国的版图。然而，正是这四个被红军占领，强行并入苏联的国家，成为苏联国内最不安定的因素，成了争取民族独立的领头羊，它们在1990年代末率先举起民族独立的大旗，宣布本国主权高于一切，动摇了苏维埃联盟的基础。它们率先脱离苏联，恢复为独立国家，为苏联国内其他谋求独立的共和国做出了榜样。这支民族分离队伍是苏联自己打造出来的，它们曾经“壮大”了苏联，但最后又成为导致苏联解体的急先锋，这是确确实实的历史报应。
苏共自己培植的“在册权贵”和自己打造的争取民族独立的力量，这两者的合流从根本上动摇和瓦解了苏共和苏联帝国的统治，这应该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历史报应规律！
林彪出逃前的五一晚会：毛泽东与周恩来不同表现
1971年是中国政坛的多事之秋。这一年的五一节，毛泽东最后一次上了天安门，却没有想到，林彪竟然不辞而别，让参加五一观礼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外国宾客不胜惊讶。这其中传递出的信息是耐人寻味的。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林彪想当国家主席的野心被毛泽东挫败，从此便与毛泽东水火不相容。而距天安门五一观礼仅四个月后，林彪就阴谋叛逃，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
林彪落座一言不发
1971年的五一节。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6个年头。用当时的话说，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的时候。
这天晚上，毛泽东比较早地来到了天安门的休息室里，他穿上了一身灰色的中山装，由于不是经常穿，衣服显得不是那么贴身。平时不修边幅的毛泽东，帽子也没有戴好……
按照预定的时间，焰火晚会就要开始了，还是不见林彪的身影。
周恩来有点着急，他叫秘书打电话，询问林彪在什么地方。还是没有消息。
工作人员进来，请他们到城楼参加晚会。毛泽东站起身，对旁边的西哈努克作了一个请的手势，自己往外走去。这时林彪的身影还是没有出现。
这天的桌子是这样摆的——毛泽东的身边是西哈努克亲王，再旁边是董必武同志，他是国家代主席，他在这个位置是当时的一般排法。
对于林彪没有到，毛泽东不露声色，通过翻译和西哈努克交谈着。
林彪的身影终于出现了。他披一件军大衣，本来就没有什么肉的脸上，几乎是没有任何表情。他很清楚应该坐在哪个位置上，便直奔那个属于他的座位。
按照正常情况，他应该和毛泽东打招呼，也应该和外宾打招呼，但今天他没有，他落座后一声没吭，这是够反常的。没打招呼就走了。
更叫人惊奇的是，林彪在这里待了一小会儿就走了，而且也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周恩来以为他是上卫生间了。好半天不见他回来，周恩来起身让有关的人去问，才知道“林副主席”已经走了。
这太反常了！在这样重大的政治场合，不辞而别就是一种难以表述的东西……中国的老百姓可能还不知道，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他要当国家主席，被毛泽东看出了他的政治野心，“翻了车”。他已经开始秘密活动，准备和毛泽东分庭抗礼了。
可以说这个晚上，周恩来是没有什么心思看焰火的，他对林彪的行为当然会有自己的看法，但他更担心的是这事情怎么和全国人民说清楚——第二天这是要见报的呀！是要上电影、是要上电视的呀！
所以，他知道林彪确实已经走了之后，就把当时的中央新闻组组长杜修贤叫了过来。“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一起的照片你拍了没有？”“他来了没有几分钟就不见了，来不及……”“我问你拍了没有？”
杜修贤知道，自己拍的那一张无论是构图还是光线都不太理想，所以说话有点不太利索，他说：“照了一张，就一张……”“电影电视呢？”“不知道。”
其实老杜看到他们在等时机。“你去把分管新闻宣传的人叫来，都叫来！”
周恩来一脸严肃的表情，确实有点叫人害怕。
周恩来火了
杜修贤赶快跑去找人，不到十分钟，这些无冕之王都到了总理身边。
周恩来开门见山，问：“电影拍到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一起的镜头了吗？”“没有。”“那么电视呢？”“没来得及。”“没有拍到，对不对？”
大家不敢吭声，听周总理说话。“林副主席身体不好，这，大家都知道的。上午他参加了活动，晚上说好不来参加活动，我亲自去请他，这样的活动是面对全国人民，面对全国观众。你们是新闻宣传的负责人，你们记者手里拿着照相机摄像机，拍呀，你们为什么不拍呢？”
有个同志说：“我们想等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谈话的镜头。”
周恩来火了，他说：“林副主席来了没有？他在这里坐了一会儿没有？你们都看见了，你们等什么？等他们讲话？什么时候规定要等领导人讲话才能开机？你们头脑里不知在想什么。记者难道不懂得抢拍？新闻就是时间，新闻是等来的吗？”
周恩来发这么大的火，还是不多见的。
记者们被他的批评吓坏了，会场上没有一点声音。最后，周恩来放缓了口气说：“今天的情况有点特殊，你们的工作是有难度的，这一点我清楚。但你们都是有经验的新闻记者，要想到随时会出现意外情况，有应付各种情况的应急准备……今天你们不要怪我太严厉，严厉一点有好处！你们回去总结经验教训，下不为例。”
最后，总理选定了一张照片，还指示说：“都要用这张照片。”
事情就这样过去了，但此事在新闻记者中产生的影响，却是不可小视的。
人们看到了林彪的一些表现，看到了林彪在毛泽东面前的一些情况。他并非是时时事事紧跟毛泽东的，也不是时时高举语录本重复毛泽东的话的。
看来他真的要和毛泽东分庭抗礼了。这在几个月后得到了证实。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