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约之新——国际可持续发展新格局、新问题、新对策(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

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里约之新——国际可持续发展新格局、新问题、新对策试读：

前言

举世瞩目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又称“里约＋20”）于2012年6月20—22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围绕大会的召开，各国政府及非政府组织在里约热内卢举行了一系列交流活动，以求利用联合国磋商机制和舆论平台，反映各国、各阶层的诉求。会议在各利益集团和各阶层代表的磋商、较力和讨价还价中结束，并通过了成果文件《我们希望的未来》。

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是具有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咨商地位，并在国内可持续发展领域最具重要影响力的非政府组织，在大会期间联合相关非政府组织，动员了一批专家、学者、企业家积极参与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的各项活动，开展了多场学术研讨和交流活动，代表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发出自己的声音，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好评。

会议结束后，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立即组织与会专家、学者、企业家，对大会之后的国际可持续发展格局的新变化、产生的新问题以及我国应采取的新对策进行了研究分析。为了尽快让大家了解可持续发展大会上各国政要和非政府组织对国际可持续发展目标、远景、承诺等重要问题的认识和姿态，以及对国际可持续发展产生的影响，我们组织各领域专家站在不同的视角，谈了自己的认识和看法，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本书将集中反映这些专家、学者、企业家的最新学术思想和观点，供大家参考。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秘书处2012年7月18日

关于“里约＋20”会议的对策建议

今年即将召开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是年内将举行的一届重要的首脑会议。它的别名是“里约＋20”，意思是继1992年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之后，审议20年间人类社会在可持续发展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和迄今面临的挑战。又有人把会议称为“斯德哥尔摩＋40”，将这次会议与联合国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历史上第一次环境大会联系起来。可持续发展这一观念是在1992年的环境发展大会上确立起来的。20年间，人们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应该说取得了一些进展，成就还是有的。

1．观念方面。第一个成就就是可持续发展这个观念已经被普遍接受。这个概念刚开始提出来的时候是不乏反对的，曾经被发展中国家认为是发达国家用来约束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一个“陷阱”，现在这个概念经过调整、充实后，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一些国家已经把可持续发展纳入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范畴，像中国已经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一项重要的国策。

2．技术层面。应该说环境友好型的技术，这20年有了很大的发展，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有了突破，所以有现成的技术可以让我们进一步推进这个事业。

3．能力建设方面。在国际层面、地区层面、国家层面都有所加强，中国是最明显了。我们参加斯德哥尔摩的时候，连环境保护是什么意思都不懂，我曾经开玩笑地说，我去参加斯德哥尔摩会议的时候，认为环境保护就是大扫除，我们每个礼拜都要有半天大扫除。回来以后，中国这样的国家开始设立了环境保护部门，现在发改委把整个可持续发展统筹起来。以上这些都说明国际社会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和成就。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艰巨的挑战：人口的挑战、粮食危机、金融危机、水资源制约、气候变暖等。有人说当今世界面临四大危机——经济社会危机、气候变化危机、人口环境资源极限的危机、社会道德伦理的危机。特别是就这次会议而言确实“生不逢时”，举办这次会议时正值西方世界普遍陷入经济衰退、主要关心增长的问题这样的情况。所以这次会议能不能取得实质性的成果，应该说是打上一个问号的，需要国际社会做出坚决的努力来推动这次会议取得一定的成绩。同时也要防止在会议不可能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甚至破裂的情况下，谁承担责任这样一种国际上的舆论战。

会议要规划人类就今后在下一个20年间的活动，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绝非易事，更何况不像1972年、1992年的会议南北双方阵线分明。此次北方内部以欧盟为一方，以美、加、日等为一方对会议有不同的企求。南方内部，非洲国家、岛国、新兴经济体等处境不同、诉求各异。各方矛盾错综复杂是会议召开的又一挑战。

中国参加这次会议的地位和作用怎么样？应该说我们参加这次会议，机遇和挑战并存。因为中国所处的地位与过去不同了，我们与会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都“与时俱进”了。

从机遇方面来说的确是这样，相对于前两次我们参加联合国两个环境会议，应该说我们中国参加这次会议所处的地位是相当有利的。我们参加第一次斯德哥尔摩会议时，基本是打政治牌，在大气层的核试验上与多数国家对立。到里约会议的时候，我们是坚决地要在可持续的发展前面加上“限制”，要把“持续的发展”放在突出的位置，可持续的发展放在次要的位置，凡是出现“可持续的”字眼，我们中国代表团就在前面加一个字“持续的”，意思是先有持续发展，才有可持续的发展。

我们参加这次会议，处境就优越多了，从观念上来说，可持续发展已经纳入我们的基本国策，所以我们在理念上与会议的大方向没有冲突。

在实践上，我们这几年环保领域的实践取得很大成就，在会议倡导的绿色经济领域所包括的好多内涵（如消除贫困、环境保护、可再生能源等）、好多领域我们都是领先的。所以我们从理论到实践方面，在发展中国家中是领先的，好多方面与发达国家比，我们落后也不是很多。所以我们处在一个可以在会议上发挥比较大的作用的一个时候，这是讲机遇方面。

挑战方面也应该说是空前的。自2005年起我们连续超过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和日本，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是世界第一，人们普遍预测我们将在今后20年内GDP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所以我们来自两方面的压力应该说是空前的：一方面，我们应该做出贡献；另一方面要承担责任，所以无论是“中国责任论”还是“中国贡献论”，在这次会议上都会比较突出。

如处置不当，我们将“腹背受敌”，更何况“里约＋20”的目标是要设计今后20年国际社会应对可持续发展的挑战。而这20年恰恰是我国从一个发展中国家向中低收入发达国家迈进的转折时期。国际上反对这一转变的“合理预期”将会要求我们承担更多责任，做出更大贡献。二、我们的对策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参加这次会议，不能输理，也不能输利，应该说有相当大的难度。“理”不输人，我们要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但是，我们的实际利益也不能有任何根本的损害。要兼顾“理”和“利”的关系，始终处在道义制高点，这是我们这次会议上最难处理的问题，处理得好，的确是机遇大于挑战。

鉴于此，我认为我们在会议上总的姿态应该是积极而有分寸的推动者。现在我们中国发展到了这个阶段，使得我们有必要也有可能作为一个积极的但是有分寸的推动者，推动会议达成一个积极的符合中国利益和世界公益的协议。

这里我想谈三点。

1．对于会议达成的成果，我们既要考虑自身当前的承受能力，也要考虑我们发展了以后的承受能力，两个结合起来。因为只考虑我们当前的承受能力，那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我们不应承担任何超越发展中国家地位的义务，但是考虑到这个会议的成果要管今后20年，我们也要考虑到今后20年我们的发展所带来的成果。所以把这两个结合起来，使得我们承担的义务或作出的贡献，既是我们当前可以承受的，而且随着我们的发展也是可以相应增加的。

2．我们还应该坚持里约会议筹备过程至今一直坚持的一个原则、两个基本点。原则就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两个基本点就是人均和历史责任。好多发言者谈到国别平等在当前是不是可以考虑，在国别平等下面再加上人与人的平等，或者说人的权利，我们在这个领域可以举一个人权的旗帜，天赋人权，每个人生下来都有权享有同等的生态足迹，这个权利是不可剥夺的，当然作为现代国际公民在这一权利得到公认的前提下，仍可以自我约束，不必追求用足这个权利，也就是中国自愿地不照搬或者复制发达国家的生活模式、消费模式，在全球承认我们有平等人权的前提之下，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看法来，不是作为我们的责任，而是作为我们的一种自我约束：我们不追求西方发达国家这样的生活方式，不要求达到他们这样的生态足迹，从而达到自己确立我们应有的发展权、又承诺兼顾国际公益的目的。

3．最后一个是要防，就是防止会议失败谁来承担责任的问题。我们既要坚持原则、维护利益，但不要轻易说反对，以免为会议的失败承担责任，这是一个总的会议态势问题。三、关于会议的几个具体问题

对于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环境友好型经济、生态文明等这样一些新兴的口号，无论从中国发展的需要、今后发展的方向，还是从道义制高点的角度，我们都要采取原则上支持的态度，至少不要挑战这种新观念。对观念本身可作我们自己的解释，从而减少其对我们的制约。但对观念之下派生出来的东西，我们要保持高度警惕，避免其对我们的制约。

总地来说，因为我们在绿色经济方面实际上做得还是不错的，而且我们最近的五年计划是最绿的五年计划，所以我们在绿色经济问题上可以采取更积极的态度。对绿色经济的内涵，我们可以发挥更多的作用，中国在这方面有好多成功的例子，包括脱贫、粮食自给、再生能源开发等，通过我们的参与来丰富绿色经济的内涵，在这方面可以做一些贡献。

关于美欧之间，路线图与工具箱之争，如能制定实质绿色经济的路线图，制约发达国家，符合全球公益，对我国利大于弊。我们应坚持路线图的制定和实施要体现“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执行路线图，应有不同的模式、不同的指标和不同的时间表。如对新兴经济体制定一套既不同于发达国家又不同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模式、指标和时间表，只要实际可行，不剥夺我国的发展空间，也不是不可考虑的。总的原则是有路线图可以，但反对一刀切、一套模式、强加于人。

关于资金问题，我们要避免的是承担道义的责任。作为道义责任来说，只有发达国家才有道义的责任，要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资金，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并不具有这个道义责任，无论从人均还是历史责任或发展阶段来说，三个方面我们都不应有道义责任。与此同时，承认我们现在已经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我们愿意做出一定的贡献。这个贡献表现在哪个方面最好？我觉得可以建议成立可持续发展的南南合作基金，我们可以向南南合作基金捐款，出一定的数额或比例的基金，并承诺随着我们经济的发展适时增加。这样做的好处是既有利于我们处在道义的制高点，也有利于我们获得发展中国家的好评，而且再次确认了我们是南方一员的地位、发展中国家的地位。

关于新型筹资机制，原则上大可不必一概而论地加以反对。但反对借设立新的筹资机制设置新的壁垒，或向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征收同等比例的“税费”。

关于架构问题。焦点是如何加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理事会和联合国环境署。对此，我们可支持加强联合国有关机构，强调通过改造和加强现有机构，实现经济、社会、环境三者的合一而不是割裂。

对于环境署升格为专门机构，我们拟不反对。

至于设立新的机构，或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与经社理事会关系问题，我本人是“原教旨主义者”，主张回归联合国宪章，通过加强“经社理事会”实现三者合一。环境问题本来就是在经社理事会审议范畴内，只是原先不够突出，可考虑把经社理事会改名为“经济、社会、环境理事会”，同时相应地把秘书处“经社事务部”改名为“可持续发展事务部”。

作者简介

陈健，资深外交家。1942年2月2日出生，就读于复旦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学院，曾在外交部国际司和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担任中国执董特别助理。1992年任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特命全权大使，1994年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外交部发言人，1996年任外交部部长助理，2001-2007年任联合国副秘书长，2007至今任中国联合国协会会长。

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方略看待“里约＋20”峰会

我们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方略来看待“里约＋20”峰会？我们能从中得到什么？从中国大方针来说，始终坚持贯彻三步走战略，按照小平同志原来的战略，实事求是地说，我国预计到2050年能够成为中等发达国家，时间上有可能会提前一些，但不会提前太多。

总体来说我们需要一个发展的外部环境，“里约＋20”的到来无疑促使全世界关注可持续发展问题。虽然气候变化是另一个轨道，但它也是为当今世界所公认的四大危机之一。

四大危机中，第一个要提到的为金融危机及其带来的全球经济、社会危机。这里所说的社会危机不仅仅是美国津津乐道的、社会媒体宣扬的西亚、北非变局，而是国际社会内部本身存在问题。欧洲整个的社会危机是结构性的，今年达沃斯论坛就此提出来的是要重新思考资本主义，被称为Great Transformation（伟大的转变），这种转变指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变局、变化，而是脱胎换骨的变化。所以我们可以认为Capitalism（资本主义）已经走到头了，将来是不是会出现Knowledgism（知识主义）或者Talentism（人才主义），不管用什么语言来说，改革都是必然的。欧洲一些知识界人士认为化解危机，进行改革的方式基本有两种：一是转移矛盾，继续对西亚、北非甚至更多的地方进行渗透或干预；二是内部爆发革命，这种说法可能略显严重，但实际上他们认为欧洲当前所面临的危机不光属于结构性矛盾，也不仅是货币政策同财政政策不一致那么简单。当然我们可以说欧洲面对危机具备一定的自我修复功能，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然而不管怎么说，整个欧洲现在缺乏政治领袖。在亚洲来说，我们的近邻是日本，目前的经济情况也很堪忧。美国的问题就另当别论了。所以说全球关注的，实际上还是经济和社会的危机。

第二大危机就是气候暖化，不管是因人类活动足迹，还是地球大气周期性变化而起，暖化是不争的事实。连喜马拉雅雪线、南极冰川、北极冰川都在消融，这个是不争的事实。那么气候暖化又是个放大器，使例如粮食短缺问题等所有的危机都在放大。

第三个问题现在全球公认的就是人口、环境、资源的极限性，全球人口从60亿增长到70亿用时如此之少就是很好的佐证。

第四个危机，西方则谈论较少，即之前被归结为Deregulation（去管制化）或是High-leverage（高杠杆化）等问题，其核心在于回避了一个社会道德，即较少关注Ethic（伦理层面），而这些危机从根本来讲是贪婪造成的。当然在我们的转型社会也有社会诚信的问题！比如食品安全问题，其实反映出整个社会诚信或信仰在某种程度上的缺失。

所以说全球确实正在经历一场大变革、大重组的时代。我们有理由认为在“里约＋20”到来之际，在可持续发展的领域来谈三大支柱，对中国来说其实机遇大于挑战。

第二个分析，我们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到今天如何与时俱进，是左右还是前后的问题，是逢源还是被夹击的问题来阐述。我认为我们在政府层面长期搞应对，在知识层面长期搞解读，无法把自己的东西向世界全面推广，总不是一个好的方针。所以“里约＋20”会议，全世界可以不承认存在中国模式，但得承认有一个中国道路。中国毕竟在最短的时间解决了五亿人的脱贫问题，而且我国农民城镇化不是以农民大量丢失土地，类似“圈地运动”来实现的，诸如循环经济、良性社会、生态文明等，总之我国没有完全陷入到西方那种完全依靠低碳等发展轨道上去，非洲一些国家吃亏也是吃亏在完全照搬西方模式上。

第三个问题想分析一下四大集团利益。首先是以美国为首的美加，北美希望搞一个简略报告，发展中国家做出最后决议，希望搞一个综合报告。总体来说，我国还是要守住共同有区别的责任，这是实事求是的一个体现，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要考虑“两条腿”走路。（1）我们要学会两手对付两手，官方是一手，非官方和民间也是一手，那么我们过去官方这手比较硬，但是现在大家就盯着中国，非官方这一手好像还不够。怎么样整合非官方的所有的积极性是需要考虑和解决的第一个问题。（2）发出中国的声音，解释中国的理论、责任、行动是非常重要的。现在不只单枪匹马来做，而要同其他国家尽可能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设法联合一些国家，不光是南南合作，要同联合国的一些机构，还有一些国际上能被我们所借用的力量一道合作，我们知道官方立场是很难改变的，所以我觉得在非官方的层面上可以做这个事情。（3）我们要对“里约＋20”寄予很大期望，期待它有所突破。“里约＋20”重点就是两句话：一个是绿色经济；一个是治理。那么绿色经济这件事情，从中国的最大利益来说，我们发展到今天这样的地步，绝不能再次丢弃，因为绿色经济是我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不单是北京，很多城市的上空都有大雾，另外，水资源短缺现象也极为严重。由此可见，绿色经济本身是我国寻求发展的阶段性需求。那么怎么能改变我国在三年前落后挨打时期起形成的褐色经济，在绿色经济问题上有所作为呢？科学家归纳20世纪的三大科学重大发现，在21世纪前50年基本是以新技术层出不穷来展现的，所以技术的更新，特别是颠覆性技术替代所有现有技术，所以说绿色经济的实现一方面要对现有经济进行改造，另一方面针对技术进步的现实，在当前这个资讯社会，我们还要尽快建立相关的信息平台。

第二件事就是治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治理模式建立之时起，基本上是以Anglo-saxon模式为主体，我觉得全世界，包括整个联合国体系以及半联合国性质的世界银行、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基本上都是Anglo-saxon占主体。德国曾试图通过两次世界大战建立自己的系统，但是基本没有成功。

中国还是ECOSOC（经社理事会）成员，所以在体制问题上要相当地慎重。首先我们应该在体制内的问题上，要占有一席之地，不论它怎么动。

第三个建议，我们不仅要考虑“里约＋20”这几天的会议，还要考虑超越“里约＋20”。在联合国体制内，我们只要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在联合国体制外，我们应该融合所有的统一战线力量，建立一个非正式的平台，这样始终可以把握有关绿色经济所有技术的新信息。一直以来西方国家出资建立达沃斯论坛等，用非正式的方式引领相关领域的议程，我认为我们现在也可以着手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了。这主要集中于民间、非官方，也就是说不走政府渠道，而且需要团结一些国家，比如基础四国等，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共同有所作为。现在中国主动出面牵头对G77也有好处。根据零报告所写，第一件事就是要“建立一个知识共享的平台”。“知识共享”包括两件事：其一，政策规划，其实我们利用“中国道路”中的很多东西帮助非洲国家、东盟国家做事情，这些国家还是觉得中国的办法更实用，而且比较经济实惠。西方的办法有两个缺陷：第一是带条件，第二是西方老早就后工业化了，所采取的方式并不贴近上述国家的国情。所以就政策规划来说，我们中国不可能拿多少钱给他们，但是我们中国好多方法是可以和他们分享的。其二，有一套工具箱。所以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道德高地来占领，我们在体制外来完成合作。

我们搭建这样的平台，实现南南合作，南北合作。可持续发展的议题，环境生态的议题，这是可以谈一百年的题目，因为这是一个长期的事情。

作者简介

章新胜，现任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会长，生态文明论坛秘书长、天合公益基金会理事长。曾到美国哈佛大学学习并取得城镇规划设计学专业硕士学位，并获美国、俄罗斯等国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曾任教育部副部长，第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自2003年起，当选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世界大学生体育联合会副主席、亚洲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席、中国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席。

“里约＋20”峰会后全球绿色低碳发展趋势及我国对策

本次峰会有两个主题：其一是在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框架下发展绿色经济；其二是国际可持续发展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这两大主题凸显了当前全球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未来的趋势。

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环境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三者互相依存，相辅相成，需要统筹协调。当前，世界可持续发展既面临南北差距扩大的问题，全球仍有1/5的人口处于极端贫困之中，面临饥饿、贫困、饮水安全、公共卫生和健康等多方面的挑战，发展经济、摆脱贫困，仍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首要和压倒一切的优先任务；另一方面，世界也面临以全球气候变化为代表的全球环境问题的挑战，气候变化贯穿各个领域，是持久存在的危机，威胁所有国家的延续和生存，国际社会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原则和规定，采取雄心勃勃的紧急行动，也是本次峰会文件中的重要共识。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核心是减少人为活动的温室气体排放，其中主要是减少化石能源消费的CO排放。本次峰会成果文件中重申全球2控制温升不超过2℃的目标，并强调各国就到2020年全球每年温室气体排放量所做的减排承诺的总体效应与有可能把全球平均温度维持在高于工业化以前水平2℃或1.5℃之下的总体排放路径之间存在很大差距，呼吁各国加快步伐，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因此，发展绿色经济，实现低碳发展，将成为全球促进经济发展、消除贫困和保护全球环境目标之间统筹协调的战略选择和根本途径。

在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下发展绿色经济，应对全球环境问题的挑战，需要开展广泛深入的国际合作，也需公正有效的国际制度保障。发达国家的人口仅占世界人口20％，以占历史上全球自然资源消费的60％～80％为支撑，实现了其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是当前以气候变化为代表的全球环境问题的主要责任者。在应对全球环境问题以及全球可持续发展责任和义务分担上，本次峰会成果文件中多处重申公平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达国家要率先采取行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同时要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的支持，督促发达国家实现到2015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占其GDP的0.7％的官方发展援助目标，包括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占其GDP的0.15％～0.20％的官方发展援助目标。是否坚持公平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本次峰会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分歧和斗争的一个焦点问题，其核心是要体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历史责任和现实能力方面的差别，发达国家要承担其相应的责任和义务，保障发展中国家公平获得可持续发展的机会和效益。在本次峰会成果文件中，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基本上得到反映，但发达国家如何落实已承诺的和需要进一步承担的资金支持和技术转让等方面的义务，尚需进一步落实和细化。二、我国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我国的国情和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的特征，使我国当前在发展绿色经济、实现低碳发展方面，比发达国家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任务艰巨。1992年世界环发大会倡导可持续发展以来，我国即开始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坚持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并取得了显著成效。近20年来，GDP以年均超过10％的速度增长，经济总量由1990年世界第10位跃升为第2位，占世界GDP比重也由1.6％上升到约10％，人均GDP由1990年的370美元上升到2011年的5400美元，由低收入国家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单位GDP的能源强度和CO强2度已下降50％以上，下降幅度为世界罕见。但由于GDP的快速增长，能源消费和CO排放量也增长3倍左右，能源消费总量和CO排22放总量均已居世界首位。人均CO排放已由1990年世界平均水平的一2半到目前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而且近年来CO排放的增长量也占全球2增长量的50％以上。我国当前的可持续发展面临日趋强化的国内资源和环境的制约，资源依赖型、粗放的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而且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中也面临越来越大的减排压力。发展绿色经济，实现低碳发展，既是我国突破国内资源环境制约、促进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要和根本途径，也是我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减缓CO排放的战略选择，需统筹国内外两个大2局，协调应对。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仍面临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巨大压力，中西部地区农村发展滞后，贫困人口尚有1.22亿。中国也是自然灾害严重的国家，适应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的任务艰巨。因此，中国要全面统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三个层面的关系，以绿色低碳的发展模式，支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里约＋20”峰会后，全球发展绿色经济的趋势将进一步加强，同时将进一步引发世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重大变革，并伴随激烈的经济贸易和技术竞争。发达国家将利用其新能源、环保等领域技术优势，通过制定严格的能效和环保标准，推进碳关税和国际航空、航海等领域和产业部门的国际碳税等措施，提升其自身的竞争优势，扩大自身经济增长点，而打压新型发展中国家不断上升的竞争力。这对我国高能耗低增加值的中低端制造业产品的出口而言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但同时国际绿色低碳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合作的形势也将促进我国的技术创新，这也是我国加快先进技术的自主研发和产业化步伐、进行产业升级、促进产品在国际价值链分工中向中高端发展、打造自身低碳竞争力的重要机遇。我国要顺应世界绿色低碳发展潮流，全面统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环境保护三个层面的目标，实现可持续发展。三、我国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对策思路

我国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就必须改变资源依赖型、粗放扩张的发展方式。2010年我国GDP总量与日本相当，但能源消费量则达日本的4.5倍；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与美国相当，但GDP总量则约为美国的40％。我国能源利用的产出效益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除能源技术效率的差距外，主要体现在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的差别上。我国当前经济增长过多地依赖投资和出口的驱动。2008年我国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为43％，而世界投资率较高的中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只有30％；家庭最终消费的比重占GDP的37％，而中等发达国家高达50％。我国为生产出口产品在国内消耗的能源约占全国总能源消费量的1/4。改变投资驱动型和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方式，扩大最终消费的拉动作用，有利于降低对钢铁、水泥等高耗能投资品的需求增长，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据测算，投资占GDP比重下降一个百分点，相应消费上升一个百分点，GDP的能源强度将相应下降0.45个百分点。我国当前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高达47％，达到或超过发达国家工业化阶段的峰值，钢铁、水泥、家电等产量也达世界产量的半数左右，存在调整产业结构、降低GDP能源强度的空间和潜力。据测算，工业在GDP中比重下降一个百分点，相应GDP能源强度也将下降约一个百分点。因此，要着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限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加快产业技术升级，推广先进的节能技术，提高能源效率，降低产品的能源单耗，提高产品的增加值率，努力建立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产业体系。中近期要大幅度降低GDP的能源强度和CO强度，实现我国2020年GDP的2CO强度比2005年下降40％～45％的自主减排承诺目标。长期要实现2能源消费总量和CO排放总量的控制，以总量控制的目标促进经济发2展方式的转型。

加强技术创新，是我国实现绿色低碳发展转型的重要支撑。我国加强先进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已制定到2020年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在一次能源中的比重由2005年的7％提高到15％的目标，将有效地替代化石能源的增长。到2050年，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以及生物能源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比重将达1/3左右，成为支撑能源系统可持续发展的一种主力能源，为21世纪下半叶向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可持续能源体系过渡打下坚实的基础。

加强国内可持续发展政策法规和市场机制的建设，为促进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在国内促进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建设中，首先要整合现有各种相关制度机制和政策，统筹协调，充分发挥其协同效应。当前以节能减排的政策体系为基础，完善促进低碳发展的财税金融等政策体系，完善能源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资源、环境税费制度，建立地方和行业低碳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积极推进发展绿色低碳经济、应对气候变化的立法，为中国实现低碳发展的长期目标提供法律保障。建立地区和企业碳排放的统计、监测和核算体系，加快碳排放交易市场的试点探索，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的市场机制。

在加强国内可持续发展制度建设的同时，我国也要积极参与和促进国际可持续发展制度改革和完善。在全球可持续发展责任义务分担上，坚持公平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维护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所必需的资源和环境空间，以及公平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机会和权益，落实和扩展本次峰会中相关的共识和成果。同时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南南合作，促进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促进公平、公正、包容的国际可持续发展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总之，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任务艰巨而紧迫，“里约＋20”峰会后，国际社会也将进一步研究和制定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并且着重于行动。我国要在全球绿色低碳发展的大趋势下，抓住机遇，加快实现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由当前资源依赖型、粗放扩张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到技术创新型、内涵提高的发展方式上来；由盲目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和规模转移到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上来；由模仿追赶的传统的高碳发展路径转移到自主创新型新型绿色低碳发展路径上来，从而由经济大国转变为经济强国，走上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作者简介

何建坤，男，1945年生，河北安平人，曾任清华大学常务副校长，现为清华大学低碳经济研究院院长，兼任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

主要学术研究领域为能源系统工程、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战略与政策。研究成果曾获国家和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多项，发表学术论文150多篇。

全球实施《21世纪议程》的主要进展与趋势

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在20世纪，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社会文明获得了飞速发展，但同时人口剧增、资源过度消耗、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区域和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威胁加大。从20世纪60年代起，人类开始积极反思和总结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端。1962年蕾切尔·卡逊出版了《寂静的春天》，它标志着人类开始对环境问题表示担忧。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增长的极限》，该报告则给人类社会传统发展模式第一次敲响了警钟。为了应对日益突出的环境问题，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呼吁各国政府和人民为维护和改善人类环境而共同努力。《人类环境宣言》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共识，开创了环境保护事业的新纪元，并促进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全球性环保机构的建立。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著名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该报告在系统分析人类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之后，明确提出人类必须为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利益而改变发展模式，并进一步提出“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即人类必须使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相协调。

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环境与发展大会（以下简称“环发大会”），通过了《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热内卢宣言》、《21世纪议程》和《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3项重要文件。会议期间，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进行了开放性签字。《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明确了在处理全球环境问题方面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以及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进行技术转让的承诺，制定了实施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行动计划，建立全球伙伴关系，改变不可持续的生产与消费方式和开展国际合作等原则。

20年来，国际社会为推动“里约精神”的落实做出了努力。为了系统总结20年来人类在实现可持续发展征程上取得的进展、存在的差距以及积极应对新挑战，联合国决定在2012年6月召开可持续发展大会（即“里约＋20”大会）。“里约＋20”大会受到各国政府积极响应，国际社会也给予关注，我们期望通过这次会议能对人类可持续发展有实质性推动。一、全球实施《21世纪议程》的主要进展（一）环发大会以来采取的重要行动

1．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为推动《21世纪议程》的实施发挥主导作用。

为推进《21世纪议程》的实施，1993年，联合国在经济与社会理事会下专门设立了可持续发展委员会（UNCSD），并且每年举行会议，审议《21世纪议程》的执行情况。1997年，联合国召开了关于环发问题的第19届特别联大，会议通过了《进一步执行〈21世纪议程〉方案》。2002年，联合国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了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通过了《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执行计划》（JPOI）和《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承诺》两个重要文件，达成了一系列关于可持续发展行动的《伙伴关系项目倡议》。世界首脑会议后，为加快《21世纪议程》、《进一步执行〈21世纪议程〉方案》和JPOI的实施，UNCSD进行了改革，从2004年起针对同一类主题以两年为一个周期进行谈判，至2011年已经进行了4个周期的谈判。这些主题都是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如人居、气候变化、荒漠化、可持续生产与消费等。

2．世界各国纷纷制定国家和地方可持续发展战略。

环发大会使可持续发展理念成为整个人类社会的共识，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对《21世纪议程》给予了积极的响应。据联合国统计，有100多个国家设立了专门的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中国、日本、美国、英国、瑞典等数十个国家还制定了国家层面的《21世纪议程》或与之相似的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提出了本国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解和决定采取的重要行动。环发大会也促进了地方21世纪议程的编制和实施。据国际地方环境行动理事会的调查报告，到1996年年底，有64个国家的1 812个地方政府编制了地方《21世纪议程》。

3．以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为主的活动非常活跃。

环发大会后，许多相关国际组织也采取了行动。如世界银行以可持续发展思想为指导对优先项目的选择进行了调整，全球环境基金把能力建设列为“战略优先事项”并为各国开展能力建设活动调集专用资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不断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和技术援助力度等。20年来，国际组织和一些国家政府、非政府组织在人才培训、促进公众参与、加快技术转移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的工作。另外，国际社会相继制定了一系列与实施《21世纪议程》密切相关的双边或多边国际公约、议定书、行动计划、共识等，这些制度规则为国际可持续发展行动的开展发挥了重要的指引和促进作用。（二）环发大会以来的主要进展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对自身发展不断反思的结果。这种反思导致了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的召开。但是，人类环境会议后，在处理环境问题方面就环境论环境，对从改变发展方式解决环境问题的认识不够。据《我们共同的未来》，在20世纪80年代整个发展中国家人均GDP下降了10％。与此同时，全球环境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还在不断加剧。环发大会以来的20年，人类把发展与环境相协调作为行动准则，各国依据国情制定了促进环境与发展相协调的优先事项。如发达国家制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主要侧重于维持已获得的优越的生活环境和现有的消费模式，发展中国家则把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主要目标确定为发展，优先项目的实施也主要围绕消除贫困、控制人口、发展农业、减少环境污染等。实践证明，这种模式使人类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取得了积极进展。

1．全球经济实现了大幅增长，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不断上升。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全球GDP在1990年为21.8万亿美元，2008年为60.6万亿美元，增长了1.78倍。在增长速度方面，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发达国家（图1），这使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不断上升。2008年与1990年相比，发达国家GDP增长了1.39倍，而发展中国家则增长了3.66倍；在全球经济总量中，发展中国家所占的比重由1990年的17.1％增加到2008年的28.7％。

从人均国民总收入变化看，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全球平均收入由1990年的3850美元增长至2008年的8613美元，增长了1.23倍。其中，发达国家由1990年的17990美元增至2008年的39345美元，增长了1.19倍；同期发展中国家由889美元增至3093美元，增长了2.42倍。发展中国家人均GDP在1990年仅为发达国家的4.9％，2008年增长到7.9％。图1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全球经济格局的这一变化，从区域来看，主要归功于亚洲地区尤其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图1）。环发大会以来，中国进行了持续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顶住了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据统计（为便于比较，此处采用世界银行数据），中国GDP总量由1990年的3569亿美元增至2008年的43262亿美元，增长了11.1倍；人均国民总收入则从310美元增至2940美元，增长了8.48倍。

2．在消除贫困等社会发展方面取得积极进展，全球开始进入城市化时代。

环发大会20年来，人类在消除贫困与饥饿、促进教育、降低儿童死亡率、控制疾病、改善人居环境等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并取得了积极的进展（表1）。自1990年以来，每日靠不到1美元生活的人数已从13亿人下降到目前的近10亿人，全球挨饿人口的比例从20％下降到目前的16％。从1990年至2009年，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人数从1240万下降至810万，这意味着每天少死亡近1.2万名儿童。全球人文发展指数在2000年为0.712，2007年增加到0.753。享有卫生设施和清洁饮用水源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1995年分别为54％和79％，2006年则分别增加到60％和86％。

城市化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过去的20年，全球城市化得到了较快发展。据世界银行数据，全球城市化率在2000年为46.7％，2008年达到49.9％，这标志着全球开始步入城市化时代。

在全球消除贫困、推进城镇化等社会发展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中，新兴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从1990年至2010年，按照中国政府的扶贫标准，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由1亿多人减少至2688万人，减少了全球2/3的贫困人口数量。从1990年到2009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从26.4％迅速提高到46.6％，赶上了西方国家近百年的城市化历程。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数据，自2001年以来，中国人文发展指数已经连续多年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在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方面，据世界银行数据，1995年享有卫生设施和清洁饮用水源的人口比重为53％和74％，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06年分别提高到65％和88％，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表1 不同地区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比较注：根据联合国《2011年千年发展目标报告》相关数据整理。

3．全球能源资源供应呈现多元化，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成效显著。

环发大会以来，世界各国在不断加大对传统化石能源勘查与开发的同时，极力推进能源的多元化。据《BP世界能源统计2011》数据，31990年全球石油、天然气探明储量为10032亿桶、125.7万亿m，32010年进一步增加到13766亿桶、186.6万亿m。全球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包括水电、风能、地热、太阳能、生物质能和垃圾发电）消88费量由2000年的6.506×10t油当量增加到2009年的8.377×10t油当量。2010年，全球一次能源消费中，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比重已经达13.0％。欧洲及欧亚大陆是全球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消费量最多的地区，而亚太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地区（图2）。图2 各地区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消费量

中国在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的开发利用方面取得的成就最为引人瞩目。中国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占能源总产量的比重由1990年的4.8％增加到2009年的8.7％，水电、风电装机和太阳能热水器集热面积目前均居世界第一。

环发大会以来，全球在节能与提高能效、发展循环经济等方面也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在建筑领域，节能建筑正在成为全球趋势；在交通领域，智能交通和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等措施为减少能源消耗做出了贡献；在农业领域，以有机农业为代表的可持续农业模式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此外，许多发达国家和新兴发展中国家都正在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发展循环经济。以中国为例，过去的20年，按照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中国以3.1倍的能源消耗、1.2倍的水资源消耗，支撑了7.9倍的GDP增长，单位GDP能耗下降了60.7％，单位GDP水资源消耗下降了84.5％。

4．“里约精神“并未全面转化为行动，在相关国际承诺与公约的履行方面尚需付出巨大努力。《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明确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处理全球环境问题方面“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同时发达国家做出了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进行技术转让的承诺。其中，发达国家承诺将GDP的0.7％作为新的、额外的资金用于援助发展中国家。在《2001－2010十年期支援最不发达国家行动纲领》中，发达国家承诺最迟于2010年将GDP的0.15％～0.20％用于最不发达国家。但遗憾的是，在资金援助方面，目前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仅占其GDP的0.3％，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援助仅为0.1％，均明显低于承诺的水平。在技术转让方面，发达国家以知识产权保护等为名设置重重障碍，且目前国际间尚无促进技术转让的有效机制。《21世纪议程》框架下三大公约的履约状况也不容乐观。在气候变化应对方面，“巴厘路线图”的签署虽为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指明了方向，但在哥本哈根、坎昆两次气候变化谈判中，成果很不显著，后京都时代的国际气候制度仍不明朗；沙漠化防治方面，履约资金匮乏、资金运作机制不畅等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0次缔约方大会虽然取得突破性进展，但资金问题和建立分配利益的多边机制等重要课题，都被推迟到以后的谈判中解决。（三）中国实施《21世纪议程》的主要进展

1．在经济发展滞后、贫困现象较严重背景下，中国承担了全球实施《21世纪议程》的旗舰角色。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尚不及全球平均的1/10。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政府积极参加环发大会，庄严承诺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并做出了巨大努力。正像时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斯佩思指出的，中国在推动《21世纪议程》实施中承担了旗舰角色，中国为人类可持续发展做出了贡献。

1994年，中国政府发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并把它作为指导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中长期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这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国家级21世纪议程。1995年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我国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1996年八届人大四次会议将可持续发展战略确立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两大战略之一。2002年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后，发布了《中国21世纪初可持续发展行动纲要》，提出了新时期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和重点领域。2007年，全面总结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吸取其他国家发展进程中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在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方面，环发大会以来，我国在宣传培训、科技研发、法律法规制定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1996年，原国家计委、科委等召开各大报刊主编会议，掀起了宣传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热潮，此后，许多部门、地方和社会团体针对不同对象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可持续发展培训活动，这些行动提高了各部门和各地方将可持续发展纳入计划和规划的能力，提高了公众的可持续发展意识和参与能力；在国家科技计划中不断加大对资源勘探开发与节约利用、环境污染治理、人居环境改善、气候变化应对等方面的科技投入，先后发布《可持续发展科技纲要》、《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科技专项行动》等；中国政府还相继制定和修订了一系列有关可持续发展的法律、法规，目前，以《宪法》为依据，以有关资源环境法律为基础，以行政法规为主干，以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为补充的可持续发展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建立。

为了探索不同类型地区的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机制和模式，1986年中国政府开始了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的工作。环发大会后，中国政府进一步加强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建设。截至2011年8月，全国已建立116个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140多个省级可持续发展实验区，遍及全国30个省市区。从2005年以来，中国政府先后组织开展了两批国家循环经济试点，共选择了178家试点单位。通过试点，培育出了一大批循环经济的典型。近年来，中国政府还在“低碳城市”、“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等方面积极开展试点示范。

2．中国推进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获得了巨大成功，增加了世界可持续发展方式选择的多样性。

环发大会20年来，中国所取得的发展成就堪称“奇迹”。GDP总量从全球第11位跃升至第2位，外贸总量由全球第15位升至世界第1位，人均国民总收入由不足全球平均的1/10升至1/3，现已成为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在控制人口增长、消除贫困、发展科技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防灾减灾、促进公众参与等社会发展和能力建设方面取得的成绩远远超过其他发展中国家；在节能减排、发展循环经济、增加碳汇等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

中国取得的这些成就，从根本上说，得益于中国政府和人民准确把握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产业分工趋势，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立足国情，把自上而下的战略部署与自下而上的积极性创造结合起来，通过不断探索和完善形成了可持续发展模式。这种模式的成功，既包括了中国政府对可持续发展的高度重视和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同时也与积极探索、不畏艰险的“摸着石头过河”密不可分。

对于任何国家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世界上都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更没有统一的模式。不同的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面临的发展任务和资源环境禀赋各异，决定了可持续发展的路线与模式选择必然不同。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所采取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也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发展环境的变化不断地对发展模式进行调整。中国推进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为世界上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道路选择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鉴的经验：依据本国的具体国情，选择性地学习与借鉴，摸索创造出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模式和道路。二、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挑战（一）以气候变化为代表的重大全球性环境问题对人类生存构成的直接威胁加大

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锐减、沙漠化、持久性污染物累积等重大环境问题继续损害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系统和人居环境，这些问题超出了单个国家的地域范围，极大地增加了解决的难度，国际社会至今尚未找到切实有效的应对策略，人类自身健康和文明延续的自然基础受到威胁。据2007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的《全球环境展望-4》，当前生物多样性锐减的速度是人类历史上最快的。在已经被全面评估的脊椎动物物种中，30％的两栖动物、23％的哺乳动物和12％的鸟类的生存受到威胁。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年鉴（2011）》，随着人类对塑料和含磷化肥使用量的增加，海洋塑料垃圾和磷肥入海正在成为一个新的全球性环境问题，并对海洋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形成威胁。在所有重大全球性环境问题中，气候变化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影响最为严重。据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过去30年的人为变暖可能已在全球尺度上对许多自然和生物系统产生了影响。未来100年，全球地表温度可能会升高1.6～6.4℃。在此背景下，很可能会发生一些突然事件或不可逆转的影响。一些岛国很可能将从地球上消失。尽管对IPCC报告还有争议，但气候在变暖是人类必须面对的事实。（二）生态超载背景下的发展空间争夺更趋激烈

据相关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就日趋步入生态承载力供不足需的边缘，并于1987年突破临界水平，进入超载状态。据世界自然基金会发布的《地球生命力报告2010》显示，人类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已经超出了地球生态承载力的50％。《2011年千年发展目标报告》显示，在西亚和北非地区，水资源用量已经远远超过了可持续用量的阈限，南亚、高加索和中亚地区正在接近阈限。在生态超载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将面临日趋严峻的资源环境约束，也必将加剧发展中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在自然资源消耗、碳排放等发展空间上的争夺。作为当今世界的主导者，发达国家为了维持其奢侈性的消费模式，在相关国际谈判中刻意淡化“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不仅不履行承诺，反而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与其发展水平和能力不相称的责任；发展中国家为了改善民众基本生活和争取发展权，不得不与发达国家进行发展空间上的争夺。与20年前相比，这种斗争和博弈更加激烈，关系更为复杂。（三）全球性民生问题凸显，可持续发展面临的社会风险加大

20年来，虽然全球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这种成就存在着巨大的区域不平衡性。目前世界上经济发达国家人文发展指数达0.955，低收入国家仅为0.423；发达国家人口100％享有卫生设施和清洁饮用水源，而低收入国家仅为39％和68％；在东亚，贫困率已快速降低，但撒哈拉南部非洲、南亚等地区却远远落后。本轮金融危机使全球性民生问题进一步凸显。在发展中国家，贫困与饥饿人数再次上升，实现所有人的充分就业和体面工作、提供基本卫生设施及服务、防治重大传染性疾病及降低孕产妇和儿童死亡率等千年发展目标进展放缓；在新兴发展中国家，多年经济非均衡、非公平性高速增长导致的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和收入不平等现象更加突出；在经济发达国家，受困于经济低迷，就业问题和民众福利趋于恶化。不断加大的社会风险不仅将对世界各国可持续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甚至可能导致既有的发展成就发生逆转。三、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趋势（一）相关国际制度安排不断形成和完善，可持续发展进一步向全球行动转化《21世纪议程》框架下三大环境公约的签署以及《京都议定书》、《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十年期支援最不发达国家行动纲领》、《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蒙特雷共识》、《兵库行动框架》、《获取与惠益分享名古屋议定书》等国际可持续发展制度安排的出台再加上相关技术标准、贸易规则等的形成，推动全球范围内将可持续发展转为具体的行动。当前，围绕后京都时代的国际气候变化制度谈判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里约＋20”大会也把推动建立新的国际可持续发展体制机制作为两大主题之一。可以预见，全球将迎来一个新的、以“目标量化、规则细化、约束硬化”为特征的可持续发展制度环境，这也必将使全球可持续发展行动更加务实和具体。（二）科技创新步伐加快，推动全球向绿色发展转型

每一次经济危机都会伴随着一场科技革命。每一次当经济走向上升、走出危机的时候，技术的进步都产生了巨大的作用。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开始怀疑和否定环发大会以来所依赖的以金融、消费为主的非物质性、虚拟性的经济发展模式，纷纷加大对新能源、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航天等研发和基础设施投资，推进“再工业化”，试图以此促进经济复苏并在未来全球经济竞争中继续占据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在日趋严峻的资源环境约束特别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压力下，也纷纷加大绿色科技研发投入。当前，科技在资源、能源、环境、防灾减灾、公众健康等领域的突破已见曙光。这些技术的突破和推广应用，必将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从而促进全球产业结构向绿色转型。（三）全球治理体系加快调整，新兴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新兴发展中国家占了全球40％的人口，消耗了全球近30％的能源，没有这些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就没有全球的可持续发展。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深陷金融、财政、债务泥潭，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巴西、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复苏势头强劲，对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加凸显，在国际多边活动中影响力加大，由此带动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全球治理体系的加快调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开始提升。后危机时代，新兴发展中国家将取代发达国家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四）重大资源环境问题的解决需要全球共同努力，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国际关系将呈竞争性合作

在全球化的时代，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能够仅凭本国之力解决环境与发展的协调问题。在气候变化、能源短缺等重大全球性问题面前，国际社会需要共同努力。当前，国际上某些国家或集团为了自身发展空间或占有资源而对其他国家或集团进行的打压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与发展的协调问题。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国际社会需要形成一种包容性、多样化的国际秩序，这是一种必然趋势和选择，但是，这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近中期的趋势看，南南之间、南北之间、乃至北北之间在处理重大环境与发展问题上的竞争将持续，斗争也在持续，在某些领域可能更为激烈。在这个过程中，国家与国家、集团与集团的关系更加复杂，斗争的形式趋于多样化，比如围绕应对气候变化、未来碳市场的争夺、围绕环境与贸易的博弈更加激烈等。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国际关系将逐渐呈现一种竞争性合作的态势。

作者简介

郭日生，男，汉族，1961年2月生，籍贯山西阳高县，博士研究生，研究员。1986年—1994年在北京市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工作，为副研究员；1994年—1998年在国家科委社会发展科技司生态环境处工作，任副处长职务；1998年—2006年任科技部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副主任。现任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主任、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秘书长、中国生态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资源综合利用协会理事、《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杂志编委、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实验室技术委员会委员。

“里约＋20”峰会后的中国立场与对策

发达国家忙于应付经济危机，美国又是选举年，中东紧张局势也难以缓解，环境和气候变化问题的受重视程度明显下降。欧盟受困于经济危机和外资债务危机，在前一段气候变化谈判中也显出动力不足的明显迹象。就发达国家的现有财政来说，现在这个情况下让欧盟拿钱办事，基本上也非常困难，缺乏进一步投入的底气。

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形成对可持续发展的主导意见，还难以主导可持续发展的前进方向，在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和具体目标方面，现在看来这次会上是缺乏新意的，因为20年以前是把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制定出来，这次会议对气候变化问题大伙都觉得不知道怎么谈了，不仅没什么新东西，而且更缺乏实际操作的手段和机制。大家都认为气候变化不宜成为重点，所以各国的主张和表态比较分散。

除了在是否成立新的联合国机构问题上有具体设想以外，其他没有什么具体内容，所以我认为“里约＋20”峰会难以有实质性的结果，成为一次比较空洞的论坛，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各国现在都说要把势头保持住就不错了。

但是各国还是有发展诉求的，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议案来看，强调的观点也不完全一样，但是纷纷力图占领道义的制高点，它实际上成为一次政治性表态的论坛。

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可持续发展机遇与挑战，我认为从传统的环境保护和治理这个问题上来看，明显地发展中国家落后于发达国家。按中国发展阶段与欧洲、北美在大多数传统污染问题的治理方面，我们现在仍然是一个落后状态。这可能对于经济增长速度比较快的国家来讲，是普遍现象。所以如果把重点放到继续探索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开始就比较被动，而且发展中国家在可持续发展方面面临的问题也不一样，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国家，特别是中国、印度这一类人口大国压力巨大，人口多，经济增长速度快，这方面比其他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压力更突出。

第二部分是石油输出国包括一些新的资源性产品出口国，部分已经十分富裕，但是社会稳定性面临挑战。

第三部分是还有更多的，仍然没有走到经济稳定增长的阶段的国家，其中非洲最为突出，消除贫困、解决社会动荡和冲突还是主题。

第四部分指曾经有过较快经济增长历史的国家，特别是拉美和东南亚一些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陷阱出现反复。

发展中国家大约是这么四类：有的是现在正在起步，但是面临的资源环境挑战很多；有的过去是资源输出性国家；还有就是一些穷国，连经济增长都没有，也谈不上环境保护；还有一部分像拉美一些国家，走到一定程度就开始“折腾”。

所以发展中国家在可持续发展领域面临的挑战，仍然集中在发展本身。发展本身受到多方面的制约，既有环境资源的压力和制约，但更多的是受到世界经济秩序和体制方面的制约，包括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制约。所以并不是一个绿色经济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当然绿色经济也是一个好听的口号，也不至于去反对，但是这不是一个能解决这些发展制约问题的灵丹妙药。

发展中国家受到发达国家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干预有越来越多的趋势，首先是中东地区十分明显，20年来战火不断，极大地影响了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最近北非出现的动荡更是对发展的挑战。资源开发有潜力而且有重大进展的国家政治不稳定，受到外部干预，包括在苏丹、尼泊尔，只要是有资源的地方，就会有反对派的折腾，所以外部干预成为这些国家发展的重大障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直试图干预、制造发展中国家的内部矛盾，除了中东和非洲以外，在亚洲、东南亚、中南美都有明显的例子。

发达国家还制造全球性、区域性金融危机，转嫁给已经取得进展的发展中国家，也是过去20年来不断出现的现象，包括南美国家的金融危机，他们的人均GDP实际上在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就是八九千美元，一下调回两三千美元，搞得差不多，就再来一次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也是很明显的一个例子。这次从美国金融危机开始，欧洲经济危机也给不少发展中国家带来巨大影响。所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除了少数小国，例如韩国、新加坡，还有部分人口少、资源极其丰富的石油类国家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可以说人均GDP高了，但是很少有大国真正实现工业化，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实际经济差距进一步加大，而且发展中国家也有相当部分进入发展停滞状态，这是我们真正面临的问题。

中国在可持续发展方面面临的挑战具有代表性，但是也有一定的特殊性。因为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还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大国，印度和中国比较起来还落后，从经济增长各方面来讲还有相当的差距。中国这样的国家，既有重要的代表性，但是又有特殊性。中国确实也面临着一系列是否可持续发展的挑战，一方面人均GDP只有4700美元，资源环境压力巨大，经济发展方式必须进行重大调整，原有增长条件受到更多限制，有可能面临其他发展中国家曾经出现过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能源消费量最大、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增量最快，而且其他传统污染物排放总量多数都居于靠前的状态。土地、水环境、环境生态都负荷过重，和多数发展经济大国相比，人均资源条件过于贫乏，环境空间十分有限。和我们能够比的就是印度，应该说它的国土面积比我们还小，要真正走到中国这一步，它的环境资源、能源消耗就差多了，现在印度能源消费量也就是我们的20％左右，它要是真走到中国这一步还为时尚早。

我认为，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受阻有多种原因：第一是世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问题、发展道路的问题，世界经济制度不合理，刺激了发达国家过高消费，发展中国家过多付出，发展中国家多数基本依靠资源开发或者低成本劳动力支撑的加工业出口来支撑工业发展。第二是所谓以出口为主的加工工业国，包括亚洲四小龙走过的路，中国现在也是这样。第三是石油国或者资源输出国的单一经济。资源输出国多数的贫富差距还是很大的，资源出口难以惠及多数人民，社会矛盾激化，控制资源的地缘政治冲突不断，矿产财富向少数资本集团集中，这是针对资源这一块出现的状态。

全球化使最终消费者和商品加工生产地分离，价值分配不合理，加工制造业和相应的服务业分离，劳动力报酬过低，发展中国家成为经济链条中最低的一端，干得多，挣得少，造成了基础产品制造业和发展中国家不得不靠超量制造产品实现就业和增长，增大了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压力和环境压力。特别是亚洲的增长模式，中国以及其他依靠一般产品出口的国家都不例外。我们也算了一下，在大多数基本产品之中，中国制造的数量占40％～70％，现在出口的产品占我们制造能力的1/3到90％，中国人要养活自己必须给别人打两份工。这种经济体制是造成我们现在资源消费极度膨胀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干的活不是给自己干的，有很多是给别人干的。

国际经济价值分配极度不合理，发达国家进一步依靠发展中国家提供低价基础产品，而且自己不断扩大住房、交通和其他奢侈品。发达国家的生产性能源消费只占30％，交通、建筑能源消费占70％。中国目前的工业能源消费占70％，实际上老百姓自己真正用来作直接消费的部分还是很少的，民用消费只占能源消费的13％，大约是这么一个比例。

现有经济发展模式并不可持续，现有的经济增长依靠不断增加的物质消费，包括大量消费拉动，发达国家人均能源消费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近年的减排变化主要是依靠把一般制造性制成品生产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世界资源和环境不可能支撑全球都按这种消费方式生活，不可能在发展中国家普及这种消费模式和资源的消费数量。

发展中国家是不可能照搬发达国家的消费模式，但又受到这种模式的严重影响，为什么？因为发展中国家在产品设计、市场引导上处于劣势，在消费目标模式上受到西方国家的直接引导，出口转内销，奢侈品引导消费，如商业广告、市场营销、文化侵入和占领等，把它做成一种理想模式，实际上是不可能这么办的。没有开创新型的绿色低碳消费模式，这是我们现在考虑到中国问题的时候最头疼的问题。即使我们转入内需为主，充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提高广大劳动者的消费能力，即使我们能做到这一点，也没有解决消费内容不可持续、不能真正平等享受的问题。

国际上现有技术没有为资源和环境可持续发展提供充分条件。现有技术难以做到足够高效，除了能源以外，其他资源需求也是难以承受的。举个例子，中国生产了将近7亿吨钢，世界上铁矿石的出口基本上中国一家包了。即使其他的资源，中国现在基本上也成为了世界上其他各种矿产资源的主要进口国，这也是不可持续的。所以技术本身没有解决现有的生产和消费模式。与环境资源条件的矛盾。

目前传统工业化、城市化进程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高度城市化支撑的农业劳动力大量转入劳动力后备大军，也带来资源、能源、环境的巨大压力。我们现在把城市化搞得很神圣，认为城市化什么都是好，实际上目前城市化主要还是为了提供足够低价的劳动力和便于资本集中配置的作用。当然也在制造城市条件下的消费需求，但是城市病实际上是十分严重的，并没有解决发展中国家人民所谓真正的舒适生活问题。

所以发展中国家这次大多数都明确提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经济、环境三个支柱问题，实际上已经开始明白，环境不是唯一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而社会、经济这两个支柱是更重要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实际上强调社会经济发展问题，也必然挑战现有经济制度的可持续问题，我觉得我们要充分制定和加强这方面的问题阐述。

中国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做了大量努力，但是现有的模式仍然不能成为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模式，需要创新，中国必须开创新型发展道路。我认为，我们应该以科学发展观为制高点，充分阐述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协调发展的内涵，强调社会公平、惠及人民大众等理论和实践，占领道义制高点。确实我们离田园式的国家还远着呢，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些年在可持续发展，在理论政策、舆论教育等方面，确实有显著的提高、创新和实质进展，应该充分阐述在能效、新能源发展、环保、农林业、生态保护方面做出的努力和成绩，用事实说明20年来，特别是近10年来的变化和进展，要充分说明我国今后在可持续方面的目标和努力，我们可以主动地说我们是努力的。

中国在许多方面是有开创性、表率性的，特别是节能减排、新能源发展、林业发展、生态保护方面等，国外是没有这些东西的，我们有很多的创新，有很多中国特色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要把公平、和平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新重点，要充分阐述可持续发展重点是公平的发展机会问题，是必须改变传统发展模式、工业化道路的问题，是要改变不合理的全球性经济体系、金融体系，使发展中国家得到更多的财富分配和发展机会的问题，要强调和平环境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动乱和战争是可持续发展最大的障碍。

可持续发展不是发展中国家的环保问题，而是全球性发展模式不可持续的问题、发达国家目前的消费模式和国际分工不可持续的问题、发展中国家不能照搬传统发展和消费模式的问题，要提出国际资源合理分配问题，避免地缘政治冲突影响，避免加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负担和影响，满足人民基本需求消费。可以提出加强国际可持续发展技术合作，在节能环保、高效农业、节水、新能源等领域推动这些问题。

我认为，绿色经济是一种比较抽象的提法，但并不是什么解决方案，绿色经济和可持续发展可以概念互换，现在绿色比较时髦，就把绿色按上去了，没有什么特别新意，但是如果顺着别人给我们划的道道走，就容易把自己放到挨批判的地方，所以我们中国还是要有自己的理论，站在自己的高度，说自己的话。

作者简介

周大地，研究员，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能源经济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能源协会理事长，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高级顾问，国家“863计划”能源领域专家委员会委员，联合国全球环境基金第二届科技委员会委员，《中国能源》杂志社编委会主任，北京能源效率中心发起人。

从事能源经济、能源政策和能源系统分析研究，在我国能源进口政策、能源价格改革、能源结构优质化、能源效率等方面均有深入研究，并在可持续能源发展、全球气候变化等方面在国内外能源研究界享有盛誉。

超越“里约＋20”：启动新的绿色转型进程与行动

自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达成可持续发展的共识以来已近20年，全球的环境与发展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世界各国在推进可持续发展，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特别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成为最重要的事件，这意味着2050年以前将有20～30亿人逐渐摆脱贫困，走向现代化，并将彻底改变全球政治经济以及资源环境安全的格局，同时也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日益复杂化，增加了各种冲突的可能性。如何公平合理地重新配置各类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另一方面，在国际金融危机和气候变化等环境危机的双重影响下，全球经济、社会、环境也需要进行全方位转型，包括货币金融体系及监管改革、转变全球发展的领导与组织方式、建立可持续的生产、消费和贸易方式，启动新的绿色工业化、城市化乃至绿色全球化进程。人类正处于一场以智能、绿色、低碳、互联、安全为主要特征的新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前夜。

201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会议（“里约＋20”大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里约热内卢召开，大会把“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背景下的绿色经济”作为大会的两主题之一，力图通过发展绿色经济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制度框架，进一步消除贫困、改变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以及保护和管理经济及社会发展的自然资源基础。由于目前所处的特殊地位，中国也被各国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希望中国能在推动全球绿色化进程方面发挥更大的领导作用。然而，尽管经过多方的努力，大会也达成了题为“我们想要的未来”的成果文件，但距离我们所期望的理想结果差距甚大。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回顾可持续发展的进展和分析现实障碍，反思大会取得的成果及存在的问题，站在全球角度去审视我们的经验和教训，以便重新凝聚共识、建立互信，制定有效的合作战略，采取切实的行动，推进全球的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二、“里约＋20”大会的观察与评价

正如会前普遍预期不高一样，本次“里约＋20”大会没有引起政界、学界、新闻界的热情和广泛关注，甚至连国际会议经常出现的反对声音都没有以往那么强烈，媒体上除了口号式的呼吁、各种相互指责以及表达对会议成果文件失望的报道外乏善可陈，缺少主流的声音和积极的反响。

有鉴于难以达成有法律约束力的实质协议，本次峰会更主要地成为各国表达各自政治意愿和自说自话的“秀场”，对推动实质性变革的作用不大。出现如此结果也并不意外，通过对大会前后的观察、分析，我们做出如下评论。（一）大会“机不逢时”，缺少必要的领导力

本次会议正值许多重要国家的大选年。包括美国、俄罗斯、法国等主要国家都处于总统大选或领导换届，许多国家的领导人或忙于选举，或忙于选后的各项安排，对于预期不能获得政治加分的国际会议自然缺少政治热情。

受金融危机影响，以往在环境领域最为积极的欧洲各国把主要精力都放在欧元区和各国的国内事务，挽救欧元、维护金融和经济秩序、解决严重失业问题是其头等要务，在此时机不可能出来承担更多责任和领导作用也无可厚非。

新兴经济体虽然获得越来越多的话语权，但一方面由于其经济实力及其他方面缺陷尚不足以领导全球，另一方面，出于“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也希望发达国家能够兑现承诺，寻求更公平的责任分担。因此，本次“里约＋20”大会除了中国、意大利等少数国家的政府首脑发言和主办国巴西表现较为积极外，整体缺乏有效的领导力。（二）以国家利益为基础的多边谈判进程受到质疑

经过与会各方的共同努力，大会终于达成了“我们想要的未来”的成果文件。当细读这个文件，我们就能发现这是一个在泛化的可持续发展框架下无所不包、充满矛盾、内容空洞、执行力弱且对解决当前环境与发展相互交织的多重矛盾意义不大的文件。我们还发现，这个文件在经历了20年后重回里约的“原点”，重申了里约的原则，但在一个发生了巨大变化的世界里，20年没有实质的进展无疑意味着“不进”即是“退步”。

尽管可以说，我们取得了最大的“共识”，文件包括了各方想表达的利益，发展中国家取得了最大的“胜利”。可我们也要反问一句，我们到底真正得到了什么？反观过去20年，我们采取的是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可持续发展治理结构，但许多发展中国家未能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发达国家没有完全兑现其承诺。由于一些国家的退出，京都议定书无法实现当初的减排设想，这样的多边协商成果有效性何在。

当然我们也必须说，现有文件是在现有条件下可以达成的最好结果。因为20年前的争论焦点，包括责任问题、目标问题、资金机制与技术转移等至今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我们不能期望仅通过这次的谈判就能化解所有矛盾。只要大家都只考虑各自的国家利益和缺少改变现状的政治意愿，多边进程就难有出路。

再看本次“里约＋20”大会的边会如火如荼，商业机构、学术团体、非政府组织都在采取具体务实的行动，认真分析我们面临的各种困难，分享彼此的经验，寻找解决的途径，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治理不仅需要改革现有的联合国机构，提高其效率，更应该关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相互结合，通过多层面、多渠道的合作来促进可持续发展。（三）绿色经济发展受到影响

本次大会主题之一的“绿色经济”，虽然缘起金融危机，但随着2009年年底在哥本哈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大会无果而终，2011年在德班联合国气候大会上尽管通过了过渡性方案，可2015年之前能否达成新的长期碳减排框架也未可知，加上金融危机复苏前景的不确定性，人们对应对气候变化的关注以及绿色经济的热情有所降低，缺乏强大而有效的领导力，观望战略和现实主义哲学渐占上风，各国都在重新思考各自的战略，采取相对务实和更加全面而长远的应对措施，在没有很好地解决资金、技术以及公平等方面存在的一系列严重分歧的前提下，要想在里约峰会上取得实质性进展几乎是不可能的。

由于在绿色经济的公平与政治承诺，绿色经济的定义和目标，资金支持、绿色技术转移和绿色贸易等方面存在的分歧以及巨大的国别差异，本次会议除了在可持续目标（SDGs）框架和启动新的进程等方面取得进展外，在绿色经济方面难以达成统一的目标、时间表和路线图，全球绿色经济的发展进程有可能进一步放缓。实际上，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欧美重启制造业发展的进程，许多国家开始放弃对清洁能源和技术的补贴，绿色产业受到很大影响。由于技术创新和页岩气开发，常规能源（特别是天然气）的价格大幅下降，也使可再生能源开发面临挑战。对此，中国应该重新审视自己的绿色低碳发展进程，把握节奏，循序渐进。（四）话题政治和软实力竞争越来越重要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里约峰会通过领导人集聚讨论的方式来吸引世界对可持续发展的关注，成功地将绿色经济变为全球的重要话题，虽然话题本身并不必然代表国际制度和规则的实质转变，但从“话题”供给的角度来看，话题政治与各国软实力竞争关系重大，必须在对外交往中高度重视。

201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是当前最大的话题政治大会，如果说20年前发达国家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动员了其他各国参与到全球共同应对环境问题的过程中，并且主导了话语权，2012年的“话题”的主导权已经不再完全由发达国家单方面控制，随着发展中国家实力的增强，发展中国家整体上的迅速崛起既改变了其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从属位置，开始把自身关注的“包容性”、“公平”、“贫富差距”、“千年目标”等话题融入到最后的宣言和成果文件里面。

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不仅取决于自身的硬实力，也与它能否充分发挥自身的软实力息息相关。“里约＋20”正是提供了这样一种软实力运用的最佳平台。不少国家和地区在里约良好地运用了软实力，通过理念设计、表现形式丰富、多利益主体表达等方式形塑良好的对外形象和提升软实力，增加国际社会的好感度。在这方面，美国、巴西、卡塔尔以及中国台湾等的展馆及展示方式都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而我国的国际交流方式则相对落后。在里约可持续发展峰会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现有可持续发展宣传机制存在以下问题：话语体系陈旧，大话套话较多；题材狭窄，信息量少；单向发声，缺乏同与会嘉宾的互动。作为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建设的重要环节，现有的对外交流机制亟待创新，需要很好地学习全球可持续发展的交流方式，明晰其发展动向。（五）会议提出了不少新的议题和方向，开启了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新进程

虽然大会成果磋商面临挑战，但许多边会的讨论还是提出了不少新议题和优先领域，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包括：绿色经济的指标、测量及成本，取消化石燃料的补贴，食物、水、能源安全的互联性，政府、企业、社会的绿色合作伙伴关系，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等。

尽管有大量的负面评论，但仍然可以说，本次会议是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阶段性里程碑。这标志着可持续发展起始阶段的结束，同时是另一个“可持续发展20年”的开始，明确了未来的发展方向，并启动了一个新的协商框架和进程，奠定了国际合作的新起点，这也正应对温总理大会演讲的题目“共同谱写人类可持续发展新篇章”。三、超越“里约＋20”的思考和建议

基于上述观察、分析和判读，我们提出如下建议。（一）重申全球责任和公平原则

在新的历史阶段，正是中国展现负责任大国的重要机遇期。中国应该站出来，提出世界是相互依赖的，为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我们应该建立共同的可持续发展价值观，各国应该超越国家利益，本着“凝聚共识，加强互信，求同存异，积极合作，共创未来”的原则，重塑全球责任的重要性。当然，这不是要将责任都压在中国肩上，而是在新的发展背景下，对“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重新解读，“共同”是优先的，“区别责任”是可以讨论和具体化的，在提出共同愿景和负责任的同时也应附带中国希望获得的权力和条件。这样中国就可以占领道德制高点，从而为未来更好地发挥中国的绿色领导地位奠定基础。

与此同时，有鉴于过去20年世界政治经济版图发生了深刻变化，我们应该以发展的眼光去审视过去所取得的共识。针对可持续发展涉及的广泛领域，我们应该在坚持原则的同时可以考虑淡化目前充满争议的“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提法，取而代之的是强调“公平原则”，包括发展绿色经济的公平问题，并把公平问题具体化。（二）积极倡导发展绿色经济，强调一揽子的解决方案

首先，中国应该继续积极倡导根据各国国情和能力，开发自己的绿色经济模式，因此中国赞同发展包容性、多样性、创新性和公平性的绿色经济，而非规定统一的模式、目标、时间表和路线图，保证发展中国家的绿色增长是今后全球绿色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其次，目前的谈判将绿色经济、体制框架、可持续发展目标等内容分开进行，而发展绿色经济需要把这些相关的内容统一起来，我们不仅需要发展的目标，更应强调它与转型成本、技术转让、发展路径、商业模式、市场培育以及政策整合的统筹。第三，通过一揽子政策驱动绿色新兴产业的发展，逐步淘汰落后产业，鼓励实现非化石能源，包括把提高能效与使用替代能源并重的政策，在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能源需求的基础上，逐步取消化石能源补贴的政策等。第四，提出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绿色工业化。因为发展绿色经济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它还涉及绿色投资、绿色贸易以及绿色工业化和全球化，因此，这需要各国密切合作，共建全球绿色经济新秩序，减少WTO规则与多边环境协议相关条款的冲突，促进绿色产品和服务贸易，同时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消除各种不合理的绿色贸易壁垒。最后，中国愿意在公平的基础上为发展绿色经济做出更多贡献和承诺，并且希望发达国家能够优先做出新的政治承诺，中国愿意与其他国家合作，共同寻求全球的绿色繁荣。（三）加强多方面、多领域国际合作，推动全球绿色转型

由于发展绿色经济的差异，建立绿色经济的全球合作伙伴关系和有效的全球治理框架至关重要。中国应充分利用联合国推动可持续发展的主渠道以及其他不同层面的国际平台（包括20国集团、金砖五国等），力图建立多渠道、多层面、多样性的国际合作模式来推动全球绿色转型。因此，第一，中国可以提出附带条件的一揽子国际合作与援助计划，将现行的国际研发合作、南南合作、对发展中国家的传统援助以及各种新的援助承诺等打包，形成完整的国际合作与援助计划；第二，宣布中国将建立长效的国家合作制度，包括正在研究考虑成立国际开发署，切实加强以南南合作为核心的国际合作机制；第三，中国还将出台一系列法律法规，规范中国企业的海外行为，使其符合国际规范、所在国法律、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要求，并同相关国家一起共同落实；最后，中国呼吁建立绿色经济的全球、区域及双边的合作伙伴关系，推进特别是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绿色转型。通过合作，为塑造一个资源高效、环境友好、绿色低碳、公平包容和更富竞争力的可持续未来而共同努力。（四）创新交流模式与机制，积极主动提高国际话语权

第一，要加强与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媒体的互利合作。这些媒体有经验，有权威，他们对中国可持续发展建设的诠释及语言能够让国际社会接受。应选取有代表性的人和事，选择有影响力的国际媒体，与其合作进行国际化营销，并在国外主流媒体播出。

第二，要具有中国实践、世界思考的特点，中国可持续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如何提升中国实践的理念，形成对全球影响的创新思路，进而形成全球可持续发展中的中国学派，这些都是今后需要重点开展的工作和任务。

第三，要依靠多元化主体讲述中国故事。要改变凡事都得由政府官员出面、亲历亲为的做法，不妨利用多种渠道、多利益相关主体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形象传播到世界各地。（1）要拓宽资金渠道，引入民间资本；（2）发挥外籍雇员作用，利用其熟悉当地人情事理和兴奋点的特长开展国际传播；（3）善于引导在华海外媒体客观、真实地报道中国；（4）通过外交官、访问学者和留学生在国外主流媒体发声，把中国要说的话大声说出去。

第四，以推动低碳技术、促进绿色发展为重点开展交流。中国近年来积极的节能减排、循环经济、发展转型行动为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了从理念创新、制度建设、综合措施、工程实践，到承担全球责任的多方面贡献，并取得了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等实质性改变，积累了大量“干中学”的经验和教训。上述成就都需要通过软实力外交不断进行推广的模式和经验。中国应该全方位展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的国际绩效，尤要突出两点：一是实现节能减排的绩效是国际上的一大难题，但中国做得相当成功，对世界贡献显著；二是中国不仅实际承担了国际分工带来的环境损害，而且还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现阶段我在国际贸易分工的后果是，已成为碳密集、资源消耗和污染的主要场所及主要受害者。换言之，中国利用自己在资源和劳动力等方面的比较优势，为全球碳产品消费做出了主要贡献。

第五，总结和学习主办国巴西及各参加国会议组织的经验，创新国际交流方式和技巧，为今后中国更加务实地主办类似会议或更有效地参与会议提供参考。（五）扩展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研究

针对会议提出的一些新问题，开展相关研究，一方面，应该组织国内跨学科的研究队伍，研究制定更加积极的、可以讨价还价的、多步的谈判策略，创新性深度解读“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提出我国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创新的资金机制、技术转让与绿色知识产权保护等关键性议题的观点和看法，以争取未来谈判的主动权。另一方面，加强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基础性和应用性研究，包括中国的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新形势下的国际合作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治理框架，中国未来的绿色领导力和软实力，国际绿色经济新秩序，绿色经济的指标、测量、成本及综合解决方案，食物、水、能源安全的互联性与综合安全，政府、企业、社会及区域的绿色合作伙伴关系，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等。

作者简介

王毅，现为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同时担任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多个环境、能源、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国内外学术机构的常务理事、理事、顾问等，并出任此次“里约＋20”大会中国筹委会代表团专家组副组长。主要从事可持续发展相关领域的公共政策及发展战略研究。曾主持和参与过数十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中科院战略先导专项及各部委委托的课题研究，参与过许多政府部门和有关机构的重大法律、规划、文件、政策建议的研究与起草工作。先后获部级科技进步一、二等奖，第四届中国青年科技奖。主要代表作有年度《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2006-2012）。

国家能力建设和国际合作

1992年对于中国人来讲是一个值得纪念和畅想的一年，在国际上，中国面临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利益集团的压力，国际经济合作和国际贸易受到了较大的影响；在国内，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于1992年初，南巡武昌、深圳、珠海、上海，发表了极为重要的讲话：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不要纠缠于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讨论。改革开放的判断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计划和市场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发展才是硬道理，要抓住有利时机，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发展经济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根据陈健先生回忆，当时中国政府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和概念没有完全接受。但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坚持了邓小平的南巡讲话精神，于1992年6月9日由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着重阐述九个问题，贯彻落实小平同志重要谈话精神。

根据吕聪敏的回忆，1992年6月12日，李鹏总理参加里约峰会讲话，申明中国政府五项主张：经济发展必须与环境保护相协调；保护环境是全人类的共同任务，经济发达国家负有更大的责任；加强国际合作要以尊重国家主权为基础；保护环境和推动发展离不开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处理环境问题应兼顾各国的实际利益和世界的长远利益。

综上，我们得出这样的观点：中国需要改革开放，需要国际合作，需要环境保护。作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执政党，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从不接受到逐步接受，到形成了自己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具体的可持续发展观念和具体方案。（二）重大战略发展和决策

中国的重大战略发展和决策由中国的政治体制所决定，每五年会制定发展规划，称之为五年计划。而中国的重大战略发展并不是政府直接提出给全国人大决策，每五年计划的建议书来自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因此不同的建议和决策需要由党中央来确定。

1992年，时值中国政府执行“八五”计划的第二年，1990年制定“八五”计划的建议书时中共中央没有提出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思考，因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尚未被体现。1992年7月2日，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决定编制《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它是中国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计划的一个指导性文件，明确了可持续发展与五年计划的关系，并在“九五”计划和2010年规划的制定中，被作为重要的目标和内容。面对国际社会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不同争议和挑战，以及对中国在国际谈判中的巨大压力，中国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如：发布工作通知；若干意见；成立以温家宝总理为组长的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组建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通过刺激经济项目与扩大内需的影响；制定具体应对的国家中长期规划，；通过了《循环经济促进法》，印发《“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等。

总书记胡锦涛主持政治局集体学习全球气候变化和我国如何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倾听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研究员罗勇、清华大学低碳能源实验室教授何建坤的讲解和意见建议。

2009年8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决议》发布，这是我国政府首次就应对气候变化做出决议，要求把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长期任务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提出2020年比2005年碳强度降低40％～45％。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不同时期的发展重点和战略建议来自中共中央，提交到全国人大通过，并以法律的方式确定，中国政府提出行动方案具体实施。这种决策的程序，从中央到地方基本一致，而国家政府各部门、企业和社会组织都是决策过程中的成员，尤其是高层领导能够听取专家和学者的建议和意见。然而，就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决策过程而言，是否形成共同治理机制，发挥各个部门的优势，目前很难有定量的分析体系作出判断。（三）顶层设计能力（包括国家机构设置、政策制定和实施）

顶层设计的基本概念来源于建筑学，但是随着各学科之间的不断交叉和互用，顶层设计的思想已经应用于经济学、管理学、工程学和艺术学等学科，部分学者在2005年提出顶层设计与可持续发展战略之间的关系。可持续发展是指导我国中长期发展的重大战略，可持续发展与信息化已成为我国目前的社会发展主流，信息的共享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和信息化的重要基础，然而，这一点恰恰是我国以往工作的薄弱环节。通过两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已经初步形成了包括顶层设计、规范标准研制、信息资源改造、共享软件开发和综合分析的国家级信息共享成套技术，为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提供了决策支持。

战略规划研究又叫总体规划研究，强调战略体系管理与战略集成，淡化对具体战术的关注；在进行环境分析和制订战略规划时，坚持顶层设计与多方协同，使得战略规划变成有前瞻性的主动反应，而不再是被动的应付。

可持续发展战略管理就是顶层设计的根本。自从1992年里约峰会以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设计和方案。从政府机构变迁的视角看，经历了一个不断改革和不断实践的过程。

1973年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国务院环保领导小组办公室；1982年机构改革，成为城乡建设环保部下面的一个局，由李鹏同志分管；1984年，改称国家环境保护局，是建设部的一个局；1987年，国家环保局独立出来，直属国务院，是个副部级单位；1998年，改称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升为正部级；2008年，更名环保部。回想这36年，从一个办公室到一个正式部委，是政府对环保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从1994年的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从一个事业单位，到气候变化的管理工作由总理和副总理直接负责，不难看出，中国政府的机构的顶层设计有一个从部门管理逐步朝着公共治理的方向不断提升和发展的过程。

客观上讲，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管理部门比较复杂，主要存在以下问题：管理领域分散，不够集中；分散在中央政府的不同部门；政出多门，部门太复杂，难于协调，不适应发展需求；都是部委级单位，部门之间的协调难度大，不能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体制的影响已经成为瓶颈；部门之间没有形成合力，政策实施难度越来越大，体制已经影响着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四）国家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施

中国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比较复杂，包括宪法、环境保护综合法律、单项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环境保护标准、地方性法规与规章，以及参与缔结与签署的环境保护方面的国际公约。在里约峰会之前，中国政府制定了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从1992年里约峰会之后，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环境保护方面的立法工作，其法律内容在不断完善和更新之中。在这20年间，中国政府新制定和修订的法律多达22部，其中新制定的与环境保护直接相关的法律有10部，还有12部法律做出了修订和更新，同时废除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04年版本中第九、十、二十六条明确了关于环境保护的规定，也是制定各种环境保护法律和标准的基础。按照法律的功能细分，我国环境法律、法规体系可划分为五大类：综合性环境保护法2部；环境污染与防治类的法律6部；环境资源保护方面的法律11部；环境管理和资源再利用方面的法律3部；环境条例、标准与环境责任和程序。

国家环境法与地方环境法的权限规定为：国家环境法的权限高于地方性环境法的权限，法律高于行政法规，行政法规高于行政规章，即上一层次的权限高于下一层次的权限。我国参加和批准的国际环境法的效力高于国内环境法的效力，特别法的效力高于普通法的效力，新法的效力高于旧法的效力。其例外是：严于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效力高于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根据环境法体系中这种不同层次法律、法规的效力关系，在具体运用环境法时，应当首先运用层次较高的环境法律、法规，然后是环保规章，最后才是其他环境保护规范性文件。

环境保护的法律体系是中国立法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环境保护是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当前我国环境保护法规在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现阶段我国环境保护法律很健全，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缺乏法律效力；实施过程中，部门之间缺乏统一协调；环境保护事业所需要的资金难以落实，不能落实到具体的操作层面；重要的工程项目缺乏有效的实施监管机制，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利益分配机制没能落实。重点工程和与老百姓环境相关的项目依然缺乏公众参与机制等。（五）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绿色竞争能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经济发展的动力活力充沛。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确立。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积极推进，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不断增强。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目前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0％左右，吸纳的就业人数占全国城镇就业的70％以上。

根据中国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研究显示，2010年我国共有702家企业，发布了703份可持续发展报告，同比增长30％。发布报告的企业中，国有企业占公司总数的78％；上市公司报告因有信息披露的要求，在发布报告的企业中居多，占总数的73％，民营企业占公司总数的19％。

70％的报告已具备完整的框架，能围绕公司在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方面的管理和绩效情况进行信息披露。但实质性信息的缺失仍使多数报告的作用被局限于公关层面，未能有效发挥和利益相关方沟通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与往年的评估结果相比，2010年披露社会战略和管理信息的报告数量提升，且已有部分企业通过连续多年的报告编制，在梳理了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基础上对管理进行了改进，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以报告促管理的目的。

报告对中国100家流通市值最大的上市公司发布的可持续发展报告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接近三成的报告提到了对气候变化的了解和认识，九成的报告披露了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采取的行动和措施，八成的报告对公司在节能降耗方面的投入和措施进行了叙述，六成的报告披露了和温室气体减排有关的定量信息，但是极少数直接披露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1992年里约峰会之后的中国，由于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推动了中国企业所有制的变化，对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绿色竞争能力的分析有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当然，一个指标是无法描述中国20年企业的变迁的，因此，需要选择以下四个方面的指标来看中国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绿色竞争能力。

第一，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正在从价格优势向价值优势转变，通过对能源的整合与再利用，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实现效能的提升，提升资源的利用率就是企业的绿色竞争力。

第二，企业正在积极探索绿色经济与企业战略的结合之道。

第三，做好绿色研发设计和绿色生产，提升企业绿色竞争力的基础步骤，从设计到装备都融入环保理念。

第四，积极引导绿色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增强广大消费者的安全和环保意识，促进我国绿色产品市场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依然存在着巨大挑战，主要问题有：缺乏高层次的复合型战略管理人才；缺乏具有国际化和全球化视野的企业家团队；企业缺乏创新的动力，尤其国有大企业对投入环境技术的科学研究缺乏动力；缺乏信息透明和问责机制的监督和管理；缺乏企业管理的市场运作特点；缺乏对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思考，没有纳入企业顶层设计的议程。（六）民间组织和公众自下而上的推动、政策倡导和决策参与

1992年里约峰会时，我国没有民间环保组织参会，有一些学者、政府官员和记者参加了会议中环保民间组织的活动，里约峰会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影响着中国环保民间组织的发展。

20年来，环保民间组织有了较大的发展，表1显示2007—2010年我国环保民间组织登记的数据。表1 民政系统登记注册的生态环境类社会组织数量作者自制统计和计算而得.

环保民间组织开展环境宣传教育，倡导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提高全民环保意识，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其发展主要经历了萌芽和起步、兴起和成长、发展与成熟三个阶段；自1978年起到20世纪90年代初为萌芽和起步阶段，成立的环境保护组织主要是以政府背景、学术和研究系统为主。从1995年至21世纪初为兴起和成长阶段，他们把环保工作向社区和基层延伸，尤其是联合国第四届妇女大会在北京怀柔召开，标志着中国草根环境保护民间组织的兴起和成长，这期间自下而上的民间团体由于受到政策和制度的影响，存在着登记困难和经费不足等特点，但是影响力步步扩大。从21世纪初到现在是发展与成熟阶段，他们的活动领域逐步发展到组织公众参与环保、为国家环保事业建言献策、开展社会监督、维护公众环境权益、参与国际事务等，尤其是环保民间组织进入了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阶段。

专业化的环保民间组织可以放大民众的诉求声音，通过表达和参与形成在社会公共空间中的话语权，从而积极地影响社会过程。通过民间组织代表单个的民众对政府、企业等机构施压，能更加有效地影响其决策的方向，避免了沟通诉求主体原子化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实现最终的环保诉求目的。

尽管环保民间组织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依然存在几方面的问题，如缺乏稳定的资金来源，缺乏管理人才和专业人才，组织内部管理不健全、效率不高，缺乏专业能力，环保民间组织发展难以满足社会需求等。（七）经济自身可持续修复能力和政府监管

关于经济自身可持续修复能力的实践，在中国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尤其是江西省山江湖区域开发整治和可持续农业示范工程，以上两项工程均纳入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国21世纪议程优先项目计划》之中。宋健同志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贵在科学实践》中提到：“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江西山江湖开发治理工程，是实现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一次重要探索与实践，是一项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艰巨浩繁的跨世纪工程。”江西山江湖开发治理模式均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鲜明特点：一是发展的可持续性，即发展应能持续满足现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达到现代与未来人类利益的统一；二是发展的协调性，即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充分考虑资源和环境的承载力，达到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三是治山、治水与治穷的统一性，即通过治山治水，改善自然环境，合理利用当地资源，实现脱贫致富。先后培育了赣南亚热带水果、九江特种水产等具有地方特色的支柱产业，扶持项目年新增产值4.5亿多元，利税1.1亿元，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6万多人，为当地农民脱贫致富做出了重大贡献。

对于政府的监管，目前还没有形成体系，只有一些探讨。例如：水利部党组确定了可持续发展的治水新思路，提出了充分依靠大自然的自我修复能力治理水土流失的新要求。生态自我修复并不是否定小流域治理，而是以生态自我修复为主动力和原动力，辅以小流域治理、淤地坝、坡面水系整治等措施，实现小开发大保护、小治理大封禁，为大面积生态修复提供必需的基础条件。

任何一个国家要增强本国的综合国力，都无法回避科技、经济、资源、生态环境同社会的协调与整合问题。因而，详细考察这些要素在综合国力系统中的功能行为及相互适应机制，进而为国家制订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决策提供理论支撑，就显得尤为迫切和尤为重要。

当然，关于经济自身可持续修复能力和政府监管在中国还存在不少问题，如：缺乏从国家和区域宏观视角提出的战略规划总体设计；中央与地方的协调成本高，难度大，难以监管和落实；系统工程管理缺乏法律依据和监管法律效力；各个利益相关方如何运作机制尚未建立，由于中央政府、企业、事业单位、当地社区和地方政府以及个人利益冲突，难以达成统一的目标；经济自身可持续修复能力薄弱；缺少大范围的实施或者跨区域和跨流域的成功实践案例。二、国际合作（一）国际先进经验和教训的学习和应用

中国政府特别重视与国际社会在环境领域方面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在里约峰会召开之前，中国政府感到世界各国的经验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尤其重要，经国务院批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合会）于1992年4月在北京成立，并于1992年4月21～24日在钓鱼台召开了成立大会。该委员会是非官方的高级咨询机构，委员来自国内外的知名环境专家学者与富有管理环境经验的企业界人士。会议选举国务委员宋健任委员会主席，国家环保局曲格平局长、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顾明及加拿大国际开发署署长马塞任副主席。通过了委员会工作大纲、议事规则，对能源战略、资源价格、环保投资等进行了充分讨论，并对中国的环境与发展问题提出了建设性意见与建议。

宋健同志评价国合会作为一个国际合作机制，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的环境与发展进程，及时组建了能源战略和技术、污染控制和监测及信息收集、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培训、资源核算、环境经济和价格政策、保护生物多样性等专题，由知识丰富的专家学者领衔，从系统科学的全局来设计政策，超越了单纯补救性环保对策的局限，使中国在比较早的时候就把环境保护纳入到发展进程之中，极大地增强了环境保护在国家发展进程中的话语权，缩短了中国探索环境与发展协调发展道路的时间。

中国政府通过国际交流与合作，不断改善可持续发展战略，主要在三方面作出了调整：第一，通过法律规范地方政府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权利和义务；第二，推行“绿色国内生产总值”考核体系，即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将现行国内生产总值指标扣除因环境污染、自然资源环境存量消耗和生态退化造成的损失；第三，将实施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指标纳入地方的当地经济核算和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

针对公众的环境意识和公众参与决策，保证政府决策反映人民群众的根本意志，使公众在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问题上能与中央政府同舟共济。如何因势利导，调动公众参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一是将环境保护纳入教育体系，不仅是职业教育体系，而且要纳入义务教育体系。重视环境从娃娃抓起，是西方国家的普遍做法。二是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调动公众的参与意识。中央政府积极借鉴一些西方国家的环境问题圆桌会议制度，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类似机制，吸收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参与环境决策过程和监督环境执法。（二）积极参与国际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国际谈判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这是继1972年6月瑞典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之后，环境与发展领域中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一次国际会议。李鹏总理率团出席大会，签署了《里约宣言》、《21世纪议程》等文件，向国际社会表明了我国政府积极推进可持续发展的立场。里约会议以后，我国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将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实现现代化的一项重大战略。

1997年召开了第十九届特别联大，评估里约大会五年来执行《21世纪议程》的进展，宋健同志率团出席，并向大会提交了《中国可持续发展国家报告》，我国在推进可持续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1992年5月22日联合国政府间谈判委员会就气候变化问题达成的公约，于1992年6月4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发大会（地球首脑会议）上通过。它是世界上第一个为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以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经济和社会带来不利影响的国际公约，也是国际社会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进行国际合作的一个基本框架。

1997年12月11日，第3次缔约方大会在日本京都召开。14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通过了《京都议定书》，它规定2008年到2012年期间，主要工业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2％，其中欧盟将6种温室气体的排放削减8％，美国削减7％，日本削减6％。但是，2000年11月美国在海牙召开的第6次缔约方大会期间坚持要大幅度折扣它的减排指标，因而使会议休会，延期到2001年7月在波恩继续举行。

2008年7月8日，八国集团领导人在八国集团首脑会议上就温室气体长期减排目标达成一致。八国寻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其他缔约国共同实现到2050年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至少一半的长期目标，并在公约相关谈判中与这些国家讨论并通过这一目标。

2010年12月在坎昆大会高级别会议开始后，各方部长级官员为谈判提供了积极的政治指导，展开穿梭外交，努力求同存异，扩大共识。其中，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与“基础四国”等发展中国家以及美国、欧盟等的代表举行会谈，就资金支持、技术转让、适应、森林保护以及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等基本问题达成一定共识。

2011年12月11日，经过近两周“马拉松式”的谈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7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7次缔约方会议在南非德班闭幕，大会通过决议，建立德班增强行动平台特设工作组，决定实施《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并启动绿色气候基金。

纵观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过程，已从技术层面的问题上升到政治层面，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焦点，来自各方的谈判压力日益增大。

发达国家认为中国够发达，已经超过中东欧一些国家的发达程度，应该纳入强制减排范围，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欠发达国家和小岛国集团也呼吁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大哥哥做出排放承诺。金砖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与77国＋中国发生冲突给中国造成一定压力，况且77国内部也充满矛盾。承诺按着国内生产总值单位减排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如果中国经济在下个十年按着目前相同的增长率发展，其温室气体排放的绝对量依然会大幅增加，而此时全球趋势是排放的绝对量在下降。在2011年德班气候大会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不在少数。

总之，目前中国在气候变化的谈判地位和立场受到各方关注，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双方的需求和目标是不一致的，但对中国来讲，既要考虑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又要考虑与发达国家的合作，因此，中国处在中间地位所承受的压力将不断增加。（三）提供双向交流、技术援助、资金支持

中国政府在开展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国际合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利用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软贷款和硬贷款支持中国的环境设备的改善和技术改造。1999年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停止了向中国提供软贷款，但是中国政府依然接受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硬贷款。第二，利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工发组织和联合国环境署的技术支持和合作，主要通过技术层面的支持。例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援助的环境保护项目从硬件到软件的转变，从技术支持到政策研究和重大政策的可行性研究。第三，利用双边官方发展援助的技术支持和技术合作。例如：主要是以日本和德国为主的支持和合作；日本国际协力集团（JICA）、日本国际协力银行（JIBC）、现合并为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德国技术合作公司（GTZ），现改名为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当然还有英国国际发展合作机构（DIFD）、加拿大国际发展机构（CIDA）、澳大利亚国际援助机构（AUSaid）、瑞典国际发展机构（CIDA）等的支持。第四，专项环境基金的支持与合作，例如全球环境基金的支持和援助。全球环境基金（GEF，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世界上最大的环保基金，在1989年的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年会上，法国提出建立一种全球性的基金用以鼓励发展中国家开展对全球有益的环境保护活动。1990年11月，25个国家达成共识建立全球环境基金，由世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共同管理。1991年3月31日，21个国家捐款约1.4亿美元作为3年（1991—1994年）试运行期的运行资金。截止到2012年3月底，全球环境基金共有182个成员国。第五，区域援助机构的技术支持和合作，例如欧盟的环境治理项目。第六，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技术支持和合作，例如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RDC）、美国环保协会（EDF）、美国能源基金会、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TNC）、德国全球自然保护基金、绿色和平等。

在开展环境领域国际交流和合作过程中，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往往需要有配套资金确保项目的有效实施，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中国政府考虑建立健全可持续发展的费用与资金机制，其中关键是逐步建立《中国21世纪议程》发展基金，充分吸纳和有效利用国内外的多种资金。一方面，在资金筹措上，采取多种切实有效的措施，一边不断开辟新的资金来源渠道，一边不断扩大多种渠道的资金投入。

首先，国际资助资金是种子钱，而政府投入是实施《中国21世纪议程》费用的主体，对其他多种渠道的资金投入起着导向、基础保证作用，应该在保证较高经济增长速度的前提下，适当追加。每年按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定比例从国家财政中安排环保专项资金，开发银行每年单列一定数量的环保产业专项贷款，其他专业银行凡是向环保产业项目贷款的，国家给予贴息；设立环保产业发展基金，所筹资金通过环保投资公司进行资本运作，有技术优势和市场前景、资产运行良好的企业，通过发行企业债券或股票，进行市场融资。

其次，国家还应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通过制定与推行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财税制度和产业经济政策，促进企业自身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投入，包括低税收优惠、强制性征收环境费、环境税、可持续发展物质荣誉奖励政策等，逐步形成“政府组织、部门牵头、企业出资”的新机制。

再者，通过宣传教育，鼓励我国其他社会社团组织、公民个人积极主动义务捐助。建立中国国内的环保基金会，例如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

最后，利用国际合作，与联合国、世界银行乃至一切国外友好组织、个人用于扶贫、环保、科教文卫等事业的赠款或优惠贷款相结合。在资金利用上，既要厉行节约，又要加强监督和控制，使发展基金切实利用到有助于消除和减轻人口、资源、环境形势中不可持续性的因素上，如帮助清洁工艺技术设备的研究、开发、组织和推广，帮助修建环境基础设施等。集中有限资金，进行重点保护和防治，以求迅速取得突破性进展。

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国际交流和合作依然面临着以下四方面的问题；第一，国际组织向中国的官方发展援助将减少和取消，例如英国和德国将相继取消向中国的发展援助；第二，国际合作的项目越来越难，在项目设计和项目管理方面，经常产生矛盾；第三，国内合作机构缺乏统一的安排，由于国际合作与外交部、商务部、财政部、环境部、发改委，与党中央的中联部等党和政府机构关系密切，难以统一对外和协调；第四，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登记和在华的合法身份依然没有得到解决，部分国际非政府组织以公司的名义在华登记成为公司的代表处等。（四）共同应对农业、经济、金融、能源、气候和环境挑战的能力

回顾2002年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上与会代表们就农业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一致认为，农业是全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世界各国应高度重视农业生产。世界粮食奖第一位获奖者斯瓦米纳坦在农业生产问题全体会议上说：“农业是抵御贫困和饥饿的最安全的保护网。”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农业不仅仅是“粮食生产机器”，而且是国计民生的支柱和生态系统的基础。斯瓦米纳坦呼吁每个国家在保护现有的农业生产能力不受损害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农业生产能力，其手段包括开发半贫瘠土地和山区土地，采用工业化生产和多种经营方式。另外，他认为应当建立和健全农业管理制度。2002年世界粮食奖获得者、国际农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佩德罗·桑切斯说，全世界的农业生产存在这样的怪圈：在发达国家，农业因污染、生产过剩和需要补贴而被关注，但在发展中国家，农业却是经济增加的发动机。

因此，国际社会应当采取切实措施保护发展中国家农民的利益，目前发达国家用于补助农业的资金每天达10亿美元，如果把这一资金中的很小一部分用于资助发展中国家农业的发展，那么就会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世界上的贫困和饥饿问题。农业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21世纪农业发展的必然选择。我国人口多可耕地少，人均资源相对紧缺，地区发展不平衡，经济技术基础相对薄弱。

客观来讲，中国农业总体生产力虽然明显提高，但开发与治理不够协调，致使农业生态环境恶化加重；人口每年仍以1000多万增加，对农业的压力还在增大。这就要求中国农业发展必须走资源节约、生产集约高效、保护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在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基础研究中，应当重点开展以下四个方面的研究工作：一是农业生物重要种子资源发掘与重要性状遗传改良；二是农业病虫害发生规律及可持续控制研究；三是农业环境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安全；四是复合农业生态系统研究，如可持续农业系统模式的评价体系与结构，我国典型地区可持续农业系统模式的构建、模拟、实验与优化等。

2011年3月16日，第65届联大在纽约总部与“全球可持续发展高级别小组”（High-level Panel on Global Sustainability）的成员举行了一场互动对话会。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米吉罗代表潘基文秘书长与会并讲话，呼吁国际社会抓住即将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的机遇，为消除贫困、确保有尊严的生活探寻一条可持续的绿色出路。

米吉罗在会上表示，从长远来看，全球将面临“三个50的挑战”，即到2050年，世界总人口将增加约50％，达到90亿；如要控制气候变化问题，2050年需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50％。面对如此艰巨的任务，如何确保每个人都享有发展机会，不再为生存而挣扎，并避免世界陷入混乱，这是可持续发展领域的一个基本问题。米吉罗指出，我们需要一个切实可行的21世纪发展模式，以将当代一些关键问题，如减少贫困、创造就业、气候变化、环境压力、粮食安全、水与能源，以及两性平等都连接起来。由此，潘基文秘书长要求可持续发展高级别小组去思考并规划一个实现可持续增长和繁荣的新思路，以及达成目标的机制。其提出的相关建议将被纳入里约峰会的筹备工作当中。

米吉罗强调，可持续发展涉及社会、经济和环境三大领域，是地方、国家和国际性问题，其中相互交织着多重复杂挑战，各国政府和相关组织必须采取整体举措全面应对。里约峰会为此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必须要紧紧抓住。“全球可持续发展高级别小组”于2010年8月由潘基文秘书长倡议组建，其成员包括一些世界上最杰出的思想者和政策制定者。该小组由芬兰总统哈洛宁和南非总统祖马担任共同主席，其核心任务是研究如何在尊重和保护气候和自然系统的同时消除贫困的问题。该小组于2011年12月提交最后报告，其研究成果提供给在2012年召开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等作为参考。三、政策建议

在国家能力建设的框架设计上，支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目标的实施和实践，大胆创新，从政治和经济的改革能力、重大战略发展和决策、国家的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施、顶层设计能力，包括国家机构设置、政策制定和实施，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绿色竞争能力，民间组织和公众自下而上的推动、政策倡导和决策参与以及经济自身可持续修复能力和政府监管等方面做出的比较突出的成绩；但同时，中国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的障碍，政府机构的整合效率，法律规范体系的弱点，发展模式的比较能力，企业竞争力的弱势，社会监督和公众参与的不足，环保民间组织的发展困境等，以上因素较大地影响着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和再提高。

在国际合作的框架设计、支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目标的实践上，成果明显，尤其在国际先进经验和教训的学习和应用方面，中国政府更加开放和务实；在积极参与国际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国际谈判方面，中国政府能够结合中国的发展模式和国情，能够与发展中国家团结和磋商，与发达国家据理力争，采用有区别责任机制开展谈判，但同时在国内的应对气候变化更加落地；为提供双向交流、技术援助、资金支持，中国政府在国内设立了可持续发展专项基金，在国际上，中国政府能够与国际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合作，促进能力建设；为共同应对农业、经济、金融、能源、气候和环境挑战的能力，中国政府从扶贫和农业的视角，推动经济、金融、能源与气候变化结合起来综合考量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和目标的实施。

在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中参与国际合作。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迫切需要各国超越经济发展水平、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开展广泛而有效的国际合作。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面对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日益加重的人口和环境压力，单纯依靠自身力量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尚有较大难度，有必要开发多层次、全方位的国际合作。

里约20年来，中国国内改革开放力度进一步加大，为拓展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国际合作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政策环境。我国抓住了这一有利时机，调整鼓励政策，争取与国际社会获得了更多的国际交流和合作机会，主要在以下四个方面做出努力。

第一，积极推进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研发合作。我国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研发投入水平仍然较低。同时，由于我国从事生态农业、节能、清洁生产以及其他环保领域研发的机构分散，大部分机构仅靠有限的政府财政资助维持，致使其技术创新力量薄弱。政府今后不仅要加大投入力度，还应积极寻求外国政府和有关国际组织的支持，以促进先进技术消化吸收，加强重点技术研发的财政支持，拓展政府部门、研发机构和生产企业之间的联系。

第二，消除合作项目的市场化障碍。推动可持续发展技术和项目的商业化应用是这一领域未来国际合作的努力方向。为此，不仅应积极采用国外降低成本、实现规模经济的先进技术，而且消除市场化障碍、完善可持续发展项目的管理制度更为关键。

第三，建立健全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国内激励机制。改善生态环境，促进环保产业发展和环保型技术设备推广应用，相应地制定了补贴政策、价格政策、税收政策（关税和增值税）、低息贷款政策以及信用担保政策等一系列鼓励政策措施。从这些政策的实施效果来看，仍存在支持力度不够、各项政策缺乏衔接等问题。借鉴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逐步建立完善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激励机制，为国内外先进环保技术的应用创造有利条件。

第四，积极参与《京都议定书》确立的清洁发展机制，发达国家可通过对发展中国家进行项目资助完成其减排额度，我国积极争取了发达国家通过全球环境基金（GEF）的资金合作，扩大对我国的贷款规模，加深对中国项目的参与。尝试技术引进、合作开发、合资合营及建设—经营—转让（BOT），移交—经营—移交（TOT）等多种利用外资形式，加强与各国政府、国际组织、金融机构及非政府组织的合作。

为了实现里约峰会的各项目标，从民间的视角向中国政府与相关部门提出的六点发展建议，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加快政治改革的速度，确保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尤其是对发展模式的认识，对绿色经济的认识，只有政治共识解决了，才能够推动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人心。

第二，落实顶层设计的协调一致，解决部门所有制和地方利益导向的难题。由于中国发展面临着贫困、社会稳定、社会公平等方面的挑战，因此面对顶层设计的问题和不可控因素不断增加，需要从战略和长远的视角提出结合中国国情的战略目标。

第三，完善法律和法规体系，与时俱进提倡依法治理的新方案。环境保护法是1989年通过的，但是如果环境保护法不与时俱进，一定影响着其他相关法律的更新和修正，同时提高立法的透明度，如何更加民主、可操作与可衡量，以真正保障法律的严肃和执行效果。

第四，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引导企业增加科学研究的投入，监督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引导企业增加科学研究的投入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而监督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政府需要承担的重要任务之一，包括企业的遵纪守法和按章纳税、生产安全的产品、关注员工的基本社会保障体系、完善企业的生产环境和落实安全预防措施、关注对社区发展的影响、关注弱势群体，尤其是妇女的健康和残障人士的社会保障，以及参与慈善和公益事业。

第五，加快民间组织的整体发展和提升，促进民间组织的专业化。民间组织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因此，促进民间组织的专业化，提高人才的社会地位和待遇，帮助环境保护民间组织的规范化，增加政府向民间组织购买服务的比例和机会，帮助环保民间组织的志愿行为和组织免税、登记和法律救济等办法，以推动环保民间组织的健康和可持续的发展。

第六，利用国际交流和合作机制，推动中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随着环境保护事业和可持续发展步步上升到政治和外交层面，中国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国际交流和合作面临着如何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利益，同时又需要与发达国家的紧密合作；在这个左右逢源和相互挤压的合作机制中，中国政府需要利用民间合作机制，为我所用，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提高中国对外合作的整体软实力。

总之，20年来，中国政府在可持续发展的国家能力建设和国际交流与合作方面，成绩巨大，中国21世纪议程的落实，从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等方面得到了全面的推进。但是，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还没有完全实现里约峰会的各项要求，无论从政策、机制和综合治理方面，还是从中央到地方，都需要一个漫长的实践和提升过程，在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利益相关方的合作机制方面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索和拓展。

作者简介

黄浩明，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下简称中国民促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法定代表人、研究员。曾就读于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原阜新矿业学院），获工学学士学位；1994-1995年留学于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海英兹管理研究生院，获公共管理硕士学位。曾在煤炭工业部教育司、外经贸部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等部门工作。现在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作兼职教授。

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成就、面临的突出挑战以及应对策略

2012年6月20—22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此次会议是继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和2002年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后，可持续发展领域又一次大规模、高级别首脑会议。100多位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190多个国家的政府、国际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和其他团体等大约5万名各界代表出席会议。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不仅是对20年前里约环发大会的隆重纪念，更是一次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的难得的历史机遇。在为期3天的峰会上，与会领导人和代表将围绕“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背景下的绿色经济”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机制框架”两大主题展开讨论，全面评估20年来可持续发展领域的进展和差距，重申政治承诺，积极应对可持续发展的新问题与新挑战。

根据多年来本人参与促进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探索与实践以及个人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理解，就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成就、面临的突出挑战以及应对策略，谈几点看法和建议。一、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成就评估

1992年环发大会关于可持续发展定义的总体框架主要包括三大支柱，即经济、社会、环境。从三大支柱来总体评价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进展，全球20年来可持续发展的成就和亮点不多，但有3个亮点比较突出。

第一点成就是在经济增长方面，新兴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增长、需求主导和主要的驱动力量，就是说过去20年来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不仅带动了世界经济的增长，也解决了世界将近一半人口（30亿）的温饱问题、发展问题，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南非这些人口大国和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缩小南北差距、丰富发展模式，是20年来可持续发展领域里值得去书写的，这是一大成就。

第二点成就是在提高环境意识方面，整个世界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尽管还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甚至局部进一步加剧，但是对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环境保护的认识，不管是政府、企业、公众，在全球的每一个角落，大家都认识到这已经是一个全球问题，在反思传统发展方式，探索发展方式的变革，以及全球能力建设、公众意识的提高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在社会发展方面，有人总结20年来消除了多少贫困人口，艾滋病解决了多少，但是从全球社会发展的整体来看，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数字鸿沟进一步加大，失业问题没有解决，社会保障问题也没有解决，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上述社会问题，有些地区的社会动荡进一步加剧。因此，相比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社会方面的成就和经验稍微少一点。

第三点成就就是中国的发展模式和经验，这么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个人的理解，其实中国不能完全抛开计划经济。我们中国这么多年为什么以最小的代价成就了13亿人口社会的快速发展，我觉得我们是同时依靠市场和计划体制在促进发展，这是我们中国的模式。从生产或发展方式来看，不管是讲循环经济，讲环境保护，那都是技术层面的事，真正的发展模式应该是计划和市场有机结合的模式，这可能是最高效的模式，是最节能、环保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在过去20年，中国的发展以较低的消耗代价带动了约1/5世界人口的发展，这也是世界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成就，我们可以在国际社会进行广泛的宣传。二、全球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三大挑战

自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来，气候变化似乎已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最突出问题，大有替代全球可持续发展合作、舍本逐末之势。但是气候变化问题的实质只是能源问题，而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实质则是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问题。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角度来看，全球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三大挑战如下。

1．人口爆炸。过去20年，全球人口增加了15亿，达到了70亿的总人口，如果从农业文明开始起源，到1820年的一万年时间地球第一次达到10亿人口，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几乎每十二三年就增加10亿人口，现在人口增长速度过快，这个太可怕了。根据有关研究，到2100年，世界人口总量达到100亿，但是人口的增长有极限吗？极限又在哪里？我觉得巨大的人口基数和快速的增长幅度是很可怕的一件事，任何一个很小的数字或者说很小的消耗如果乘上100亿，那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挑战？因此我们1994年制定《中国21世纪议程》，就叫中国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挑战，第一个也是人口。人口爆炸也是世界可持续发展最大的挑战之一。

2．粮食安全。100亿的人口或者70亿人口要吃饭，本身就是一个巨大问题。记得1995年左右，莱斯布朗发表了一篇文章《谁来养活中国人》，在国内和世界都引起很大轰动。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粮食安全是人类生存最根本的问题，粮食问题的核心也是对世界的资源之争。随着新兴经济体大量人口有能力消费更有营养的食品，全球食品供应总量和结构也将发生深刻变化。也许将来还会有文章写出“谁来让中国人吃好？”来引发对全球粮食安全的关注。此外，发达国家凭借金融资本优势，推动农产品自由贸易竞争，将进一步加剧发展中国家的粮食风险。所以，粮食安全也是世界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挑战之一。

3．水资源危机。粮食和水是生命最根本的需求，没有能源不可怕，我们可以靠太阳，人类照样可以延续生存，有吃的，有穿的。应对气候变化人类最多可以没有能源，这并不可怕，而没有水是最可怕的。根据UNEP2011年世界水资源报告，世界可开发的水资源已被开发一半以上，预计到2050年全球将有60个国家近70亿人口面临缺水问题。现在从战略层面来讲，更应该把水资源问题放到全世界来考虑，就像我们去买石油、买天然气一样，将来可能还要布局怎么去买水。其实水可以有很多，我们不一定现在要过度消耗我们的地下水。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这些轮船和铁路不仅仅是要运煤和运石油，也许某一天我们不仅需要大规模南北调水，还需要考虑大规模运水。云南的大旱期间，我记得是用火车运矿泉水和生活用水，国内就已经开使用交通大规模运输水。我觉得在不久的将来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不可能把地下水资源在今天进行超采，地下水资源是我们的战略资源，未来的战争也许不会是因为石油，不会是因为贫困，而可能是因为争夺水资源而发生的战争。所以，这三大挑战是我们应该进行反思、总结和进一步研究的。三、应对策略

1．转变不可持续的消费与生活方式。党的十七大文件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改为发展方式转变，发展方式包不包括生活方式？我个人认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真正的核心途径是在于我们的生活方式的转变，如果不转变生活方式，比如说现在新兴经济体增长的这20亿～30亿人口，如果全部要采用现在发达国家10亿人口的这种生活方式，一个地球就支撑不了，2～3个地球也很难支撑的了。真正要改变的是生活方式，发达国家要改变生活方式，新兴发展中国家也要改变，不要照搬照抄西方的消费模式、生活方式。增长就是为了美好生活，什么样的生活才是一种幸福生活？你开着豪华汽车堵在路上一个小时，呼吸着污染的空气，这就很幸福吗？这不一定。所以，我觉得对于生活方式的转变，全世界应该有一个能够达成共识的应对策略。

2．绿色经济是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途径和手段，必须以共同发展为前提，不应设立统一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当前全球发展绿色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差距过大，而且发达国家还想进一步拉大或至少保持这种南北差距。因此全球绿色经济的发展，必须以缩小这一差距为着眼点，而不是作为发达国家保持差距的工具手段。可持续发展是全球美好的共同目标，绿色经济是方法和途径，各国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发展绿色经济没有统一模式，不应设定统一标准。应防止绿色经济成为新的、进一步扩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差距的壁垒，未来关于发展绿色经济的体制机制设计应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实现减贫等迫切目标。国际社会必须加强合作，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必须通过构建公平的贸易等措施为发展中国家发展绿色经济营造良好的、公平的外部环境。全球化的进程使得产品的生产和制造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但是没有解决发达国家消费模式的问题，发展中国家生产的价值更多地转移到发达国家。而当前部分发达国家却以绿色产品为名义设置贸易壁垒，这对并不掌握先进环境友好技术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非常不公平。

3．中国参与世界可持续发展治理，可以承担我们力所能及的大国责任，同时应以积极姿态参与新的国际规则的制定。具体来讲，参与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我们现在在许多国际场合瞻前顾后，是很难的。一方面，我们既是经济体的体量非常大的国家又是发展中国家，富国和穷国都对我们有所期待。另一方面，面对席卷全球的绿色革命，我们自己也担心，我们已经错过了褐色文明的机遇，我们又担心失去绿色文明和绿色经济的发展机遇，尽可能缩短褐色文明的时间，尽早步入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的轨道，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实现的跨越式发展。从经济总量上看，中国被认定为“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因此我们可以承担我们应有的、与我们能力相匹配的责任，我觉得这个可以说得过去。另外，要告诉世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属性没有根本改变，中国解决13亿人口所面临的发展、挑战任务还十分艰巨，所以不能对我们期待太多。我们可以做南南合作，帮助一些欠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在很长时期内始终是我国的战略依托。但是我们不可能承担超出我们发展阶段和能力更多的责任和义务，我们要把13亿人口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解决好，减少消耗更多的有限的石油，减少消耗其他有限的、不可再生的资源，这就是对世界可持续发展最大的贡献。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通过艰苦的谈判，终于达成积极成果落下帷幕。各国元首、政府首脑和高级代表再次承诺实现可持续发展，确保为了我们的地球及今世后代，促进创造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的未来。消除贫穷仍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的全球挑战，是可持续发展必不可少的要求。大会重申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使全球发展国际合作指导原则免受侵蚀，维护了国际发展合作的基石和框架。此次会议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大会通过的《我们希望的未来》重要成果文件，为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再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世界将沿着正确的道路继续前进。

作者简介

彭斯震，科技部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副主任。主要从事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清洁发展机制以及清洁技术转移等领域的科技管理、政策研究与国际合作。主持了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环境署、欧盟、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际机构援助的清洁生产、气候变化与清洁发展机制等领域的一批能力建设项目。主编出版了“中国清洁发展机制与碳市场”系列丛书、“中国生态工业发展实践”系列丛书。

略论当今国际可持续发展的新格局

规模宏大的里约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里约＋20”峰会）已于2012年6月22日落下帷幕。这是1992年联合国里约环境与发展大会举行20年之后世界可持续发展进程中的又一次盛会，备受世人关注。据联合国“里约＋20”峰会官方网站统计，10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出席了会议，参会者达4万人之多。20年后重回里约，人们自然会问：与20年前的联合国里约环境与发展大会相比，“里约＋20”峰会有何不同？当前国际可持续发展有什么新变化？本文拟从国际可持续发展的大格局——南北关系视角略做分析。一、当今国际可持续发展新格局的特点

与20年前的联合国里约环境与发展大会相比，“里约＋20”峰会的重大区别在于，它所反映和折射的国际可持续发展的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正呈现出一种崭新的格局。（一）在国际可持续发展领域的谈判中南弱北强的局面发生显著变化，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明显增强

在“里约＋20”峰会通过的成果文件《我们希望的未来》中，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被再次确认，发展中国家最主要的关切得以满足，意义重大，充分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在谈判中话语权和影响力的上升。众所周知，自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启动全球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合作以来，发达国家始终主导着谈判与合作进程，在议程设定、合作原则制定、谈判路径和对策方面均掌握着话语权，国际可持续发展呈现南弱北强的基本态势。

1992年联合国里约环发大会是世界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它不仅通过了《里约环发宣言》、《21世纪议程》、《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等重要的国际文件和条约，而且首次明确了在国际环境合作中必须遵守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这一原则是过去20年国际可持续发展合作的基石。该原则的确立一方面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主张和坚持，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冷战刚刚结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沉浸在“不战而胜”的胜利者的喜悦之中，加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实力对比差距明显，发达国家表现出了较强的合作意愿。但此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大国的快速崛起，发达国家开始质疑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千方百计模糊、淡化甚至推翻这一原则。实际上，在2002年联合国世界可持续发展峰会上西方国家就展开了修改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的外交战。在今年“里约＋20”的谈判中，发达国家以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新兴发展中大国已经崛起为由，继续挑战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客观而论，过去20年国际格局的确发生了重大变化，西方国家相对衰落，世界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显，要继续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其难度之大超过历史上任何时候。面对这一复杂的谈判局势，77国集团与中国团结一致，在“里约＋20”峰会的谈判中据理力争，成功捍卫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至少从道义上维护了发展中国家今后一个时期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发展权和发展空间。如果说1992年发达国家接受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主要是出于合作意愿，那么20年后发达国家接受这一原则则更多地是出于无奈。发展中国家尽管遭遇发达国家越来越大的压力，仍能守住底线，表明在国际可持续发展领域的谈判中南弱北强的局面正发生显著变化，发展中国家发出的声音越来越响亮。（二）在全球可持续发展领域，南北合作受阻，但南南合作进一步深化，前景广阔

1992年的联合国里约环发大会是一次成果丰硕的大会，既制定了国际可持续发展合作的基本原则，也勾画了世界迈向可持续发展的路线图。但令人遗憾的是，过去20年，尽管可持续发展观念已深入人心，但国际可持续发展合作的进展不尽如人意。发达国家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转移技术方面的表现令人失望。发达国家在1992年的联合国里约环发大会上承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占其GDP 0.7％的额外资金援助，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20年过去了，这一承诺始终没有兑现，技术转让方面更是进展甚微。

1990年以来，发达国家官方援助占其国民收入的比例从来没有超过0.35％，1997年更是跌到历史最低点0.22％。据《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称，从1990—2003年，美国、日本和德国三大经济体的官方援助占其国民收入的比例均呈下降趋势。其中日本从0.31％降到0.20％，德国从0.42％降到0.28％。据联合国的最新统计，2011年发达国家官方发展援助占其国民收入的比例不到0.35％。

应对气候变化是当前国际可持续发展面临的突出挑战。20年来国际气候谈判一波三折，进展缓慢也突出反映了南北可持续发展合作的艰难与有限性。更令人失望的是，在“里约＋20”峰会上，发达国家态度强硬拒绝向发展中国家做任何明确的关于资金和技术援助的承诺。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南南合作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南南合作与南北合作相比，能够取得传统发展援助所无法取得的成效，因为南方各国地理位置接近，具有文化和历史上的密切联系，或者曾走过相似的发展道路。发展中国家之间互相学习，分享可持续发展的知识和经验已成为南南合作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在南北合作进展缓慢，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更加重视南南合作。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应运而生的基础四国不仅在气候谈判中协调立场，而且在发展低碳经济方面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近年来，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加大了推进南南可持续合作的力度。截至2011年年底，中国累计免除50个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约300亿元人民币债务，对38个最不发达国家实施了超过60％的产品零关税待遇，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1000多亿元人民币优惠贷款，并帮助培训了13万名各类管理和专业技术人员。笔者在“里约＋20”峰会期间参加了一场由非洲15个国家环境与能源部长出席的非洲新能源发展展望的论坛。这些部长们在发言中对在发展风能和水电等清洁能源方面与中国加强合作充满期待，展示了可持续发展领域南南合作的广阔前景。（三）非国家行为体（非政府组织和企业）在全球可持续发展领域的作用持续上升

回顾1992年联合国里约环发大会以来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历程，有成绩，但更多的是挑战。当前全球面临的气候危机、金融危机和能源危机表明联合国未能充分担当起领导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任。仔细阅读“里约＋20”峰会通过的成果文件《我们希望的未来》就不难发现其中虚多实少，单靠这份成果所列出的措施不可能引导世界真正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参加“里约＋20”峰会的世界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元老斯特朗先生表示，在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下，各国政府难以真诚合作达成强有力的可持续发展国际协定，他为此感到失望，但并不绝望，因为实现国际可持续发展的真正希望在市民社会和青年的身上。的确，今年参加“里约＋20”峰会的4万人中大多数是非政府组织和企业的代表。他们利用论坛、展台等各种平台宣传自己的主张，发出独立的声音，展示绿色和低碳技术。置身于那些充满激情和热情的活动中，笔者能清晰地感受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时代脉搏。正是他们在用行动一步一步地扎实推动着国际可持续发展的进程。“里约＋20”峰会传递出的一个重要信息是，虽然围绕可持续发展的政府谈判举步维艰，但世界人民正在迅速觉醒，非国家行为体（非政府组织和企业）在全球可持续发展领域的作用将不断上升。（四）中国在全球可持续发展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面临的挑战和机遇都是前所未有的

在“里约＋20”峰会上，中国领导人、中国代表团以及中国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受到与会各方的普遍关注。在许多论坛上，中国都是绕不开的话题。不少国家的代表和民间人士在发言中都希望中国在国际可持续发展领域发挥领导作用，快出头，出大头。一张温总理和大会秘书长沙祖康同坐大会主席台的照片被广泛转载，引发不少联想，颇具象征意味。尽管巴西与中国相距遥远，但出现在峰会上的中国人不下千人。这些无疑都反映出中国在全球可持续发展格局中的地位和影响日益上升。中国应在全球可持续发展格局中扮演什么角色？发挥什么作用？这是中国人和外国人都感兴趣的问题。

在国际可持续发展领域，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过去30多年中国的经济奇迹浓缩了发达国家近百年的发展历程，同时也浓缩了发达国家历史上渐次出现的环境问题，同时面临几乎所有类型的环境问题，解决难度之大前所未有。另一方面，中国在发展中不仅面临日益严峻的资源和环境瓶颈，而且自身的资源和环境问题越来越具有全球性影响。中国温室气体排放的快速增长就是一个例证。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中国在国际可持续发展领域承担更多责任的期待在快速上升如何平衡国内和国际需求是对中国政府智慧的考验。

在国际可持续发展领域中国同样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概而言之，中国有三大机遇：通过与发展中国家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资金和技术援助，中国可以有效推动南南合作和团结，有力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提高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此其一；通过输出低碳和绿色技术，中国企业可占领国际市场，提升竞争力，使中国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占据制高点，此其二；通过向世界展示中国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努力与成就，向世界展示中国负责任、敢于担当的大国形象，此其三。总之，环顾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我们能够对世界和人类文明作出的最大贡献就是实现可持续发展。二、三大因素催生国际可持续发展新格局

当前国际可持续发展的格局出现重大变化，绝非偶然，主要由三大因素驱动。（一）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

当前，国际关系体系正处于大调整时期。国际力量对比朝着相对均衡和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全球治理机制改革逐步推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保持整体崛起的势头，日益成为牵动国际形势发展的重要力量，对传统上由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秩序形成有力冲击。金砖五国国土面积占世界陆地面积的26％，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42％，经济占全球GDP总量的20％，世界贸易总量的15％，全球外汇储备的75％。金砖国家2010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已超过50％。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机制化合作不断深化，有力地推动了南南合作与南北对话。二十国集团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平台，国际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改革取得一定进展。同时也应看到，发达国家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相反会全力以赴，力图挽回颓势，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仍将是一个长期曲折的进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围绕全球治理的决策权和话语权的博弈将日益激烈。上述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反映到全球可持续发展领域，就体现为发展中国家在维护国际可持续发展合作的基本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问题上比过去更有力，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大国在国际可持续发展格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而南南合作就有了更好的基础。（二）世界经济形势的影响

目前，国际金融危机深化蔓延，世界经济复苏步履维艰。一些国家主权债务危机愈演愈烈，给全球经济复苏和国际金融稳定带来多方面影响。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进一步显现，暴露出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缺陷以及相关国家在体制机制、政策理念、发展方式等方面存在的弊端，更有一些国家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街头示威抗议运动。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速下滑，新兴市场国家面临外部需求萎缩、内部通胀加剧等挑战，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明显增多。国际权威机构认为，世界经济缺乏强有力的新增长点，可能在相当长时期内呈现低速增长态势。世界金融危机久拖不决使各国政府的注意力和政策更加内向，从而削弱了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参与国际可持续发展合作的政治意愿。因此，既然政府难有作为，出现“政府失灵”，非国家行为体就有望发挥更大的作用。（三）国际安全形势的冲击

近年来，地区动荡与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国际安全形势不确定性显著增加。特别是2010年年底、2011年初以来，西亚北非多国政局发生剧烈动荡，至今仍在持续，导致地区力量对比此消彼长，地区国家关系出现新的分化组合，地区形势要实现从破到立、由乱到治将是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巴以问题复杂难解，伊朗、朝鲜核问题再度突出，阿富汗重建进程困难重重。恐怖主义、能源资源安全、网络安全、重大自然灾害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备受各方关注，安全问题的突发性、传导性、联动性增强，凸显了运用综合手段实现全球安全治理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国际和地区安全形势的动荡转移了不少国家本可用于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资源，恶化了部分国家之间的关系，这必然会影响各国政府在可持续发展谈判与合作中的关系，进一步加剧了“政府失灵”现象，从而间接为其他行为体在全球可持续发展领域发挥作用提供了条件。三、群龙无首，未来国际可持续发展任重道远

展望未来，国际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们一般认为，如何将可持续发展的口号转化为具体行动是未来国际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但如果进一步追问，为什么20年来，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已深入人心，但国家却迟迟不采取有效行动呢？“心动”为什么没有变为“行动”呢？我认为，在全球层面，最关键的原因是世界领导的缺失。回溯过去20年，其实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最有资格担当领导，但美国有力无心。美国总统已缺席2002年联合国世界可持续发展峰会和今年的“里约＋20”峰会。欧盟虽然高度重视可持续发展问题，但有心力不足。因此，国际可持续发展可谓群龙无首，这对未来国际可持续发展十分不利。这一问题实际上与“里约＋20”峰会的两大议程之一——制度改革密切相关。在可预见的将来，这一问题难以得到妥善解决，因此，未来国际可持续发展任重道远，不容乐观。另外，值得密切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当前，发达国家正在竭力将其在国际可持续发展领域应负的国际责任推卸到新兴经济体头上，而新兴经济体则坚持不承担与其能力不相适应的责任。这一推一躲使国际可持续发展出现空当，面临更加困难的形势。因此，南北合作在当下更显紧迫，因为“时间不在我们一边”（潘基文语）。

作者简介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